木田:我们到底要怎样的高考作文教育?

2018-06-09

本文由 简悦 SimpRead 转码, 原文来自微信「木田无花」:我们到底要怎样的高考作文教育?

作者:木田无花


面对2018年的高考作文题,我本来有很多话想说。

比如说,近年来高考作文立意限定越来越窄,不利于独立思考与批判性表达。

本世纪头几年全国卷的话题作文,如「诚信」、「心灵的选择」、「感情亲疏和对事物的认知」,给考生发挥的空间很大,每位考生都有话可说,但套作成功率也很高。2006年,全国I卷与全国II卷开始出现材料作文,材料本身开始出现倾向性。2006年全国I卷作文材料中,乌鸦羡慕老鹰俯冲抓羊,但无论怎样拍打翅膀也飞不起来。牧羊人说:「这是一只忘记自己叫什么的鸟」;牧羊人的孩子摸着乌鸦的羽毛说:「它也很可爱啊」。乌鸦凭借个人努力,已很难超越阶级固化的社会现实,它不得不接受自己「叫什么」,并且内化它,孩子眼中的「可爱」也并不能改变什么;但至少,这个题目还留给考生从「孩子」角度思考的空间。而到2018年,题目材料本身已完全「一边倒」,除了对「改革开放」与「新时代」的歌颂,考生很难再表现出任何其它思考——如果说以往是「揣摩题意,不敢冒险」,那么现在就成了「题干所限,不能冒险」;毕竟作文跑题直接三类起评。

再比如说,高考作文选材愈发城市化、中产化,对偏远地区、工农家庭考生不公平。

2012年的全国大纲卷作文材料中,尚且会出现「回家帮着干农活」,「脱了外衣和鞋袜」「挑担子」的经历,考生可以根据自己对现实的理解,以「担子」、「外衣和鞋袜」做不同的比喻。2015年的全国I卷作文材料,变成了女儿举报「在高速路上开车时接电话」的老爸。这在当年引起了很大的社会争议,因为能在「高速路」上「经常开车」陪女儿的父亲,大概率开的是私家车,且经常自驾游,有着一定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到了2017年的全国I卷材料「中国关键词」,则更引来了强烈批判:没坐过「高铁」、没用过「移动支付」、没见过「大熊猫」的偏远农村考生,即使字面上读过这些「关键词」,又如何感同身受?

上面的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单独拎出来写一篇评论文章。但这一次,我想直面更难的问题:对高考作文题目的批判过后,我们想要的,是何种解决方案呢?我们的种种解决方案,真正追求的又是什么呢?

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对工农家庭考生的公平,哪个我都想要;从2015年开始带作文课以来,我也一直希望能做到二者的结合:一方面,尽可能将追问与反思意识融入每一堂课,同时通过对接公益机构,使课程视频尽可能辐射到更多乡村学生;另一方面,在课堂问题设计中,融入更多对劳动者现实的关注与分析。

并不能说,这样的努力一点效果都没有;也的确有学生由此反思户籍制度与新移民等问题,写出了很有思想深度的作品。然而从乡村中学的反馈来看,作文教育中「思想性」与「公平性」的兼备,并不是仅仅通过教学材料的公益分享就能实现的。尽管我有意在课上讲缝制牛仔裤的童工、早上连米汤都不敢喝的女工媛媛、北五环汽配城被逼迁的家庭,整套课程依然是以大城市中产家庭孩子为中心设计的,以「他者」的视角看待工农的苦难,很少呈现工农的斗争;尽管当时的我没有意识到。再者,受地域差异所限,部分中西部省市的阅卷负责人很可能不像北京阅卷负责人那样,注重所谓「自由表达」与「独立思考」;听话乖巧的学生、华丽辞藻的套作,的确更容易得高分。

于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如果在现行框架内讨论高考作文命题与教育,那么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与对工农家庭考生的公平,两种追求之间就是有很大的矛盾甚至对立之处的;即使力求兼顾,也只能优先择其一。

一部分知识分子优先选择了前者;在对中国高考作文题目做出「不自由」、「不清晰」、「意识形态色彩过重」的批判后,很快就转向了对「法国高考作文」与「美国SAT/ACT写作」的热情赞美。在这一部分评论者看来,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高考作文题目,可以作为中国高考作文弊病的解决方案,因为它们能充分考察学生的「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且具有足够的「开放性」,无关政治倾向。

如果「批判性思维」在这里,更多指一种全面处理信息、论证观点的能力,那么这种能力在一定条件下,的确可以为不同社会群体所用。然而,这些评论者所指的「批判性思维」,不仅包含事实维度中的信息处理与论证能力,更包含鲜明的价值维度:「自由民主」社会中的公民美德;在一些知识分子对「批判性思维」的定义(Linda Elder, 2007)中,甚至直接加入了「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与同理心」,要求同时消除「自我中心」与「社会中心」倾向,以追寻纯粹「理性」与「自由意志」

可以说,这样带有价值维度的「批判性思维」,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个人框架内,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价值观,它同样在进行自己的意识形态灌输,绝非其所声称的那样「价值中立」;因此,站在这一立场上,哪怕对高考作文题目进行「意识形态色彩过重」的批判,都是无力的。

另一方面,这种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价值观,也在影响着「高考作文」题目的材料选择。以法国为例,作文题目以哲学为主,围绕「理性」、「权利」、「美」等概念本身进行抽象理论思辨;评卷人在《世界报》上给出的应考建议,也更多是「引用一些哲学家的话」,论证有条理,而非在举例与讨论中关照社会现实。这样的考评体系,与「公立大学-大学校」的双轨制一道,服从于精英主义传统,把家庭出身更为优越的、「有资质」的下一代「筛选」出来;工人家庭的孩子则更有可能被打上「资质有限」的标签,提前分流到职业高中,实现工人阶级的再生产。

前文说到,在现行框架内,「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与「对工农家庭考生的公平」很难同时兼顾;而分析到这里,我们又会发现,这部分知识分子提出的第一种解决方案,不仅使「批判式思维」的能力进一步局限于少数有产阶级家庭后代头脑中,无法真正为全民培养相应能力,走向了自身的反面,更通过相应的筛选机制,使富人愈富,穷人愈穷。所以,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案,当优先选择后者,更多促进工农家庭考生的公平。

然而,对我们工农家庭的考生,包括更广泛的城乡劳动者家庭的考生而言,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才算得上「公平」呢?

这又有两条路线:

第一条路线,如果现在问一个劳动者家庭,希望从教育中获得什么,更大概率的答案或许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走出农村,走出县城,走出大山,考上北大清华,实现「阶级跃升」,成为人中龙凤。这落实到作文教学中,则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真正能提高分数的作文教育,也就是服从当前主流意识形态规训的教育;哪怕这种主流意识形态是背离劳动者根本利益的

这条路线在实践中,就是教育改良者的方案:一方面,从大城市的精英学校中抽调出部分教师,到偏远乡村或打工子女学校进行短期支教,提高当地学生的应试能力;另一方面,在高考作文卷面上,尽可能减少偏题怪题,以及需要更强灵活性与思辨性的题目。这种解决方案,追求的与其说是高考面前的「公平」,不如说是「现行框架」内的「阶级和解」。这种和解是暂时的,局限性也很大,获得所谓「公平」的「鲤鱼跃龙门」者永远是少数,少数人的上升,很可能以多数人受更深重的剥削为代价;另一些人却一出生就在龙门上面。

另一条实践路线,则是教育革命者的方案:彻底改变课程设计,以媒体、公益组织等多种可能形式传播,让劳动者家庭的孩子们看到高考作文命题的本质,看到出题人是如何一年年地缩紧允许表达的范围,看到作文材料是如何背离普通劳动者,与此同时,锻炼孩子们的批判、思辨与表达能力,以各种孩子们身边的材料教育他们,和他们一起结合现实写作,在斗争中写作。 孩子们的教师上街讨薪,就带他们一起上街,描写自己的老师被强行上手铐的情景;

孩子们的亲友是转业军人,就与他们一起给亲友写信,询问老兵有着怎样的待遇,又怎样团结起来维护权益;

孩子们身边的农田被强征破坏,厂区环境污染严重,就和他们一起查资料,了解如何向国土资源厅申请信息公开,分析回复中「无法告知」的背后,是怎样的违法事实……

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方案,无疑会占据孩子们大量原本可以用于刷题提分的时间。然而从另一个方面讲,在理解了「刷题提分」的本质,获得了基于现实的思考写作能力之后,无论希望继续拼「跃龙门」的一线机会,还是希望投入更多精力在写作中斗争,选择权依然在孩子们自己手上。

教育革命者跳出「现行框架」,最终追求的,也是打破「现行框架」,将教育的主权重新夺回到劳动者手中;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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