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的“屠杀”,与“幸存者”的回归

2018-04-10

出自微信订阅号「羚羊实验室」:沈阳的“屠杀”,与“幸存者”的回归

作者:季星 房宫一柳


羚羊试验室:关心必须关心的

美好永远是脆弱的,而黑暗始终坚强、屹立不倒。——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20年前,北大中文系95级大三女生,长年成绩排在第一名的高岩,在家中打开了燃气阀门,自杀。

这是高岩第四次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前三次都被及时赶到的父母阻止。这次她终于成功了。

这位21岁少女的自杀与时任北大现代汉语课的副教授、后来成为北大中文系副系主任、”长江学者“、南大文学院教授的沈阳直接相关。高岩去世那一年,沈阳43岁。

集中营是不是人类历史上的大屠杀?是的。还有一种屠杀叫做“沈阳式屠杀”。

然而,相比埋于地下的死者的谜底,这更是一个关于生者的故事。

为什么高岩事件,在20年前能够无声无息匆匆而过?为什么作恶的人不会受到应有的惩罚?读书人的最高殿堂为什么成为了施暴者的屠宰场?

高岩的父母度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20年。高岩生前的三位同龄人,则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逃离。

作为直接相关人的沈阳,却在《六十年人生风景一瞥》的回忆录里追溯自己“去过几十个国家”、“如梦似幻”的人生。

而恰恰是这一篇洋洋得意的自述,让二十年前屠杀者举的刀,最终砸向了自己。

屠杀过后,“幸存者”们回来了。

01

破碎

1998年3月11日,少女高岩自杀后,高岩的母亲打电话给高岩的高中大学同窗好友李悠悠,哭着说:“高岩没了。”

高岩的死是一瞬间的事。

但是在发生不幸、生者与死者隔开的那一刹那,活下来的人往往会产生极大的自责与内疚。

他们会去想:我活下来是可以的吗?我到底要怎样弥补我犯下的过错?

高岩父母再也无法脱离黑暗,高岩有一个亲哥哥,一夜白头。

高岩身边的三个同龄人,成为了灾难过后的“幸存者”。他们不比亲人承受的悲伤少,因为他们最了解彼时的高岩,也必将带着高岩彼时的痛苦继续生活下去。

其中之一就是李悠悠。

李悠悠和高岩都是北京姑娘,一个高中又一起考入北大,一个进了社会学系,一个进了中文系,宿舍离得很近。

“得知噩耗的那一刻,我的大脑瞬间停摆了。”李悠悠回忆。

“高岩是我的挚友,我们俩的关系非常亲近。她可以说是我目前40多年的人生里,最好的两个朋友之一。”李悠悠的自述中写道。

另两个“幸存者”是高岩的同班同学,王敖与徐芃。王敖在北大曾是一名诗人,一袭长发,拥有众多粉丝。

当噩耗来临时,他们三个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逃离。

王敖与徐芃先后来到美国念书,都在美国大学任职教授。高岩自杀的那一年,徐芃在北大念文献学,英文差得稀巴烂,但一定要去美国。说起来原因很简单,高岩自杀以后,有一位老师对徐芃说:

“如果事情发生在美国的大学,教授涉嫌学生自杀案,早就被开除了”。

“救赎”式的人生选择,并没有他们停止愧疚。

这二十年来,王敖一旦想起高岩,“眼前就一阵发黑,似乎听到一阵杂乱的脚步,有鞋底在摩擦地板,里面还夹杂着一个生命挣扎的声音。”

而李悠悠则在二十年间一直处于反复拷问自己的心理过程中:为什么当时没有及时挽救、开导高岩?我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为她做什么事情?

这是李悠悠心里一块挪不开的阴影,她本人形容为“黑色磁石”。

在徐芃的回忆中,高岩是一个 “下了文献专业孙钦善教授的课会一边擦黑板一边问问题的女孩子,是一个学文学的却跟我辩论音韵学作业的女孩子。

“如果她不死,是笃定要走学术道路的那种女孩子。”“高岩是中文专业的明星学生,成绩顶尖。”

这些好学生、善良美好的特质,让活着的人惋惜,也让活着的人不停追问事件发生的原因。

Gaoyan 高岩旧照。(羚羊试验室独家资料,不得转载 )

02

无解

高岩的父母都是北京教师和教研领头人。其母是老师,其父是高考的总命题人和阅卷人。

高岩就是在这样一个家教下成长起来的孩子,顺从老师、恭敬老师是根基,代表了真善美。在李悠悠、王敖、徐芃心中,她是真善美本人。

而沈阳是另一个极端。走上学术道路之前,文革期间,沈阳曾找关系当了兵,在部队待了16年后,转业结婚、考硕士。

北大内部老师评价沈阳:“有军人之风。“ 沈阳喜欢被人形容“严师出高徒”,喜欢传统的师徒关系。

甚至,或许在沈阳的眼中,学生老师的关系,就如同军队里上下级的关系一样,是绝对的命令与服从。

在李悠悠的回忆中,高岩曾把沈阳形容为“狼”——“高岩吞吞吐吐地跟我说:他(沈阳)像饿狼一样向我身上扑过来。”

高岩是体面的、顺从的,而这些给了沈阳以最大的安全与借口——20岁左右的高岩像一只羊羔,或许到死都不会对外说一个字的。

终于有一天,“饿狼”扑向了”羔羊”。权力撕碎了真善美。

高岩的父母在发现高岩死后立刻报警。可是没有任何人能对高岩的自杀负责。

一位沈阳前同事回忆,被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局传唤审查时,沈阳一开始承认了高岩之死与他有关,但声称他当时处在离婚的状态(后来复婚了),算单身,和高岩是在谈恋爱。

但过了几天他就反悔了,对警方说,高岩有精神病,是高岩单方面追他。

西城区公安局判定高岩为自杀后,按照流程,轮到北大党委、北大中文系对高岩自杀一案进行调查和处理。这场调查唯五的知情者是:

  • 时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的费振刚;
  • 沈阳的博士生导师、一手提拔他的语言学教授陆俭明;
  • 时任中文系党委书记的李小凡;
  • 时任中文系分管学生工作、并具体参与了对沈阳与高岩一事调查的蒋朗朗;
  • 时任北大校党委担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的闵开德;

这些人能够回答多个关乎高岩生命的问题 : 北大是否判定过高岩的自杀是因为沈阳?沈阳最后是如何处分的?怎样讨论和决定的?

而当媒体再去追问时,李小凡已经去世,只剩下四个人。费振刚、陆俭明、闵开德,都已经是83岁的老人。

时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的费振刚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自己当时忙于筹备北大百年校庆事务,没有参与调查。”

但他强调,最后是记大过处分,依据是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分局的调查结果,以及对沈阳的询问。

“高岩的死应该沈阳负责。”费振刚不久前对记者说。

时任北大纪委书记的闵开德,则似乎由于岁数已高,记忆力很差。他几乎不记得当年有过对沈阳的一次调查,也不了解沈阳这个人。他唯一有印象的是当时“有个学生死了”,但并没有记录,“那个时候哪有什么记录。”

闵开德说是中文系处理的。费振刚说是北大纪委处理的。

而沈阳在北大的博士生导师、一手提拔他上来的陆俭明则对《凤凰周刊》说,事发时,他正在日本讲学,不清楚情况。事实上据知情人士,当年他立刻就从日本返回。

可能只有最后一个人记得,现任北京大学校党委宣传部部长的蒋朗朗。

在2014年北大燕京学堂事件的时候,为了应付《南方周末》的采访,蒋朗朗“愁得几天没睡好觉”。而这一次,蒋朗朗的电话彻底联系不上了。

1998年,蒋朗朗在参与调查后,还与李悠悠、王敖、徐芃一起,参加了高岩的追悼会。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采访人对媒体回忆:接受公安局的审查后,北大在处理沈阳的问题上有过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说要将他开除,另一种说是大概有的人要保他。可能因为当时百年校庆的关系,没有给开除,而只是给了个记过的处分。”

家人朋友们,寻求了20年的答案,终于在2018年4月8日揭晓——北大公开了这份处理文件。文件中,对沈阳只做了“警告处分”。

北大公开的处理文件 (北大公布的处理文件)

沈阳的处分,怎么一步步从“开除”、变成了费振刚确定的“记大过”,最后仅仅变成了“警告”的?真相没有人知道。

而唯一留在这份20年前文件上的字迹,成为了一个有趣的注解:“沈阳作为一名教师,在与女学生高岩的交往中态度不够严肃,处理极不慎重”,其中,“极”字改成了“很”。

被命令调查高岩自杀事件的班主任王宇根,则在二十年后写文说:

这件事在当年“有名有姓”、“人尽皆知”,但“送走高岩的遗体之后,我不再卷入系里对此事的调查和后续处理,也不知道系里对这件事后来究竟是如何处置。”

03

隐恨

除了记忆矛盾的校领导、系领导,剩下的是崩溃的高岩父母,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同学。

高岩父母“在校园里面相互搀扶着,一边走一边哭,一边喊,’沈阳是个大流氓,害死了我们的女儿。”

高岩父母甚至还在北大校园内的学一食堂发送海报,可是被保安赶了出去。

王敖在自述中说,当年“我们处在半懵逼状态”,“感觉里面有鬼,总是遮遮掩掩”,“悲伤、压抑,也不知道能做什么。我记得有同学在高岩的追悼会上很激动地控诉过,要求彻查高岩自杀的死因。”

但这些21岁的孩子们是无力的。让几个本科生去找系里要说法,给个解释,在那个年代,非常难。

1998年事发之后,沈阳赴香港城市大学访学。事发之前,沈阳是副教授。隔了一年回到北大中文系,沈阳变成了正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之后升了副系主任。北大中文系用行动表示了对沈阳的支持与认可。

而大灾难过后的“幸存者”们,则在自责与悲痛中,度过了二十年。

2010年,徐芃从美国回北大查资料,在老图书馆对面的那条街上,沈阳骑着一辆大自行车,一手扶着车把,慢慢从对面过来。

“狭路相逢,沈教授早就不认识我了,我立在路当中,用我平生最愤怒的目光行注目礼。”

这一年,中文系百周年庆祝会,95届的同学去参加系庆,沈阳以副系主任的身份接待学生。

沈阳耀武扬威的态度引起同学们的愤怒。“他凭什么能当系里领导?中文系那么多有能力的老师,为什么要选他做系领导?”王敖说。

南京大学文学院则在2011年帮助沈阳申请了”长江学者“。沈阳在北京大学没有成功申请到”长江学者“,但他摇身一变,”南下“成了一个更体面的教授。

沈阳用浮夸的形容词来描述自己的学术生活:“疯狂”并“梦想”般,在北大也“绝无仅有”,想来“竟也如此梦幻”。

沈阳高升了。不仅高升了,还复婚了。

在学校,他是受人爱戴和尊敬的老师;在家庭中,他拥有完美的妻子,拥有一个“引以为傲”的儿子。

“我太太对我南下很想得通”,沈阳在自述《一直在路上——六十年人生风景一瞥》专门写道,“她甚至成了我的‘秘书’。由于时间紧,很多文件都是她在车里用无线电设备发送的,她笑称那时就像个‘间谍’。”

事实上,同时沈阳也并没有停止“交往女朋友”,推倒了一个又一个自己的女学生。

据后来李悠悠在二十年间搜集到的材料,至少有四个。其中一个女生在昨天(2018年4月9日)已经面向《财新》举报,指控沈阳曾对其性骚扰。这位女生自述,曾想报考沈阳的博士生,但在2006年遭遇沈阳性骚扰,被迫放弃考博。

她也选择了逃跑,跑得越远越好。现在她在美国加州湾区生活。

沈阳在高岩死后的20年,似乎始终在追求给自己一个回答:

你看我侵犯了这个姑娘,她活得好好的啊。我也侵犯了那个姑娘,不也活的好好的。侵犯姑娘没有任何后果啊?姑娘们都好好的。我也好好的。

所以高岩拧着脖子要自杀,是高岩自己有病。下次不惹这种姑娘就没事了。

高岩写给李悠悠的卡片 高岩当年亲笔给李悠悠写的卡片,李悠悠看着看着又哽咽了起来。她说高岩喜欢用蓝色钢笔写字儿,她将卡片带去了加国,一直带在身边。(羚羊试验室独家资料,不得转载)

04

公道

在事发之后的第20年,王敖在豆瓣个人页面上写:

“一个机构或组织声称有责任保护其成员,有人从内部做出了严重的伤害成员的行为却被掩盖了,事情眼睁睁给压下去了,那么幸存者会很难治愈心理创伤。” 当反思痛彻心扉时,原本并不相识的李悠悠和王敖、徐芃通过社交网络联系上,因为高岩走到了一起。

2016年出版的这篇《一直在路上》,来自沈阳自述,这是高岩死后,沈阳得意洋洋的20年记录,也是他终于遭受报应的的伏笔。

沈阳在这篇文章中公开高调写到高岩,这是他在事后唯一一次以书面形式写到高岩:

“1998年有一个女孩子在家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事后很多人认为这件事与我有关,甚至传为桃色事件……或许当时我(其实也不仅是或不该是我),真的应该能够做些什么去帮助她,那这个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但愿那个孩子不再受那种可怕病痛的折磨……”

和二十年前那份北大出具的《处分决定》一样,沈阳始终坚持声称:高岩有病。 这篇文章中的言辞让高岩事件的三个”幸存者“无法接受。

“(事情的)转折点就是高岩的闺蜜李悠悠出现。”王敖说,“李悠悠把高岩在大学时跟她倾诉的遭遇跟我们讲了,我们就明白了,有些内情当年我们并不知道。”

二十年前,“幸存者”做不到的事情,二十年后,他们可以做到。

从整个局面来看,2017年下半年到2018年的上半年,注定东风再起的一年。 2017年夏天,台湾爆发出了“林奕含事件”。作家林奕含写完自传式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后,上吊自杀。

书中女主人公房思琪在补习班被语文老师强奸长达三年,后发疯,只记得怎么剥香蕉。而林奕含则在2017年2月,在精神病的折磨下,耗尽心力写下了这本小说后,选择自尽。这本书在中国亚马逊排行榜上保持榜单前三位至今。

几个月过后,2017年10月,“Me too”运动爆发,数以万计的美国女性在网络上坦言了自己曾被性侵的经历。据Facebook统计,45%的美国用户至少有一个朋友发布了带“#metoo”的状态。

2018年1月1日,美国硅谷华裔罗茜茜在网上实名举报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陈小武。指证陈小武在12年前曾对她性骚扰,并另有7名女生曾经被性骚扰或者性侵犯。

2018年4月5日,中国的清明节,高岩忌日的二十周年。

这一天,李悠悠发文《南京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主任、长江学者沈阳教授,女生高岩的死真的与你无关吗?》之后王敖、徐芃一起发文纪念高岩,把矛头对准了沈阳。

“北大”,“长江学者”等敏感标签,与坚定的实名举报者们,将关注瞬间推上白热化。

沈阳本能地将20年前的应对策略重演了一番。

他再次以学校的名誉作为自己的挡箭牌——发文当天,沈阳亲自给南大党委致信:“请求院党委和学校方面通过网信办制止这种谣言传播,以避免对南大造成不必要的影响。”

面对媒体,他再次躲在了后面,“去找单位,找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当年海淀区公安局、北大中文系和学校党委都调查过此事……”“组织上都有结论的事”。

但这一次,他结局没有如他所愿重演。

南大文学院在两天后做出回应,公开了沈阳调入南大文学院的详细经过,并明确表示立场和决定:停止沈阳在南大的工作,建议其辞去教职。

当年将沈阳引入南大文学院院长丁帆则公开表示自己跟沈阳不熟,当年是自己引人失误,本人可接受任何决定。

沈阳做兼职教授的上海师范大学,撤销了沈阳的个人简历,终止了沈阳校外兼职教师的聘任协议。

连什么都不太记得了的费振刚,也出面说了两句话:“从师德讲,这个年轻老师是有问题的。” “(沈阳对高岩之死)肯定是有责任的,这他不承认也是没办法的。”

这不再是几个老人们记不得、说不清,就可以随便过去的时代。

唯一不变的是沈阳。

沈阳照样咄咄逼人,照样“军人做派”,甚至更加有影响力——他已经是一位代表国家学术荣誉的“长江学者”,只不过这一次,他不再强势——话语权在掌握舆论的“幸存者”们手中。

他群发媒体短信,说自己要发出一个”弱弱的呼喊“:“三个大学都拿‘师德’说事。请问,这种定性靠什么?难道仅仅靠舆论左右?仅仅凭某个人采访中的回答?” 沈阳呼唤的正义,就是20年前缺失的透明;沈阳否定的“舆论”,就是20年前让他从轻处罚的“话语权”。20年前后,同样的事件和人物,却迎来了不同的走向。

李悠悠、王敖、徐芃,“幸存者们” 仍旧在呼号着。这是他们20年间最好的机会了。

“想还高岩和其他女生她们应有的安宁,保障她们应有的权益,”李悠悠说,“我们要实现这个愿望。”

(完)


作者:季星,2005级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

相关作品:

南方周末2014年7月17日 《北京大学“燕京门”实录

南方周末2014年7月17日 《“不争议就不叫北大了”:北大校方首次回应“燕京学堂”争议

编辑:房宫一柳,互联网财经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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