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鲁自述这一生:从红卫兵、军官、驻外武官到商人

2018-03-01

By 猛的号,微信号 mg221x

粟裕的女儿,陈小鲁妻子粟惠宁向亲朋好友发出信息说:

“我们最挚爱的亲人陈小鲁因急性大面积心肌梗死,在海南三亚301医院抢救无效,于2018年2月28日不幸辞世。妻子粟惠宁携子正国儿媳李斐妍泣告。”

据了解,陈小鲁昨天白天都很好,上午夫妻俩一起从海口开车返回亚龙湾,中午在万宁朋友家吃饭。陈小鲁中间还躺下休息到两点多才动身。五点钟回到球会,没吃晚饭,夫妻俩一起去对面的喜来登酒店走了一趟。

晚上21:20,陈小鲁准备洗澡睡觉,解大便很用力。然后就说了一句:小惠,我不好!就倒下了。粟惠宁叫120急救车把陈小鲁送海棠湾301医院路上,他就没有心跳呼吸了。

陈小鲁,1946年生,陈毅元帅之子。夫人粟惠宁,粟裕大将之女。

文革中,陈小鲁倡议并组建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陈小鲁也成为风云人物之一。

1968年陈小鲁被周总理送到部队监护锻炼。一年半后,因表现优异被准予入伍,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解放军第39军244团政治处主任。

1976年调入总参二部,后任驻英武官助理、副武官。

1985年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会副秘书长。1986年参加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翌年10月任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

1992年以上校军衔转业从商。

陈小鲁近年进入公众视野,因为两件事: 2013年公开为文革中的所作所为道歉,以及卷入AB的风波中。

特殊的背景,加之特殊的年代,他的经历绝非常人所能把握。现摘选部分他的自传文字,重新认识其人。

人死为大。是非成败转头空。至于他的历史,就留待时间去抒写和评价吧。

一 我的父亲陈毅

我1946年出生在山东,最早类似“潜意识”的印象,是坐在船上去大连。

那是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的时候,部队就把我们一批家属海路转移到了当时苏联红军控制下的大连。在华东野战军打下济南后,我们才回到山东。  

我四岁的时候,家搬到了上海,我被送进宋庆龄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幼儿园。那时候,我家住在上海兴国路的一座小楼,现在好像是家宾馆。

我6岁进了上海南洋模范小学,那是所一流的学校,但不是干部子弟学校,当时上海就那么几个共产党干部,所以也没有什么干部子弟学校。

我那个班的同学大多是1945年出生的,我比人家都小一岁,个子儿也小,所以在学校里,我属于那种“跟屁虫”。在外面和同学玩,我只能跟着别人后面乱跑。

我家是1955年搬到北京的,先住在东交民巷新八号。在那里和罗荣桓、贺龙、张鼎丞住邻居。

我起初上的是北京育英学校,大家都住校。有一次,我有一个月都没回家。母亲不高兴了,说:这孩子怎么老不回家呀?这不行。在育英上了一年之后,母亲就把我转到北京第一实验小学走读。

在育英学校时,人家问:“你爸是干什么的?”我只知道我爸叫陈毅,真不知道他干什么的。到了实验一小,同学们有的说,我爸爸是司令,他爸爸是部长。

在家里,父母从不跟我们讲什么职务、级别这些事儿。我就觉得他也是个“干部”吧,在政府工作。后来我是从报纸上看到父亲是外交部长、副总理,是个大干部。

我记得很清楚,在第一实验小学毕业时填表,班主任才知道我是陈毅的儿子。他说:“哎呀,我根本没想到,你是陈老总的儿子呀!”

二 海里的日子

1958年我家搬到了“海里”。

我们家是在怀仁堂西侧的一个夹道内,这里据说原来是宦官还是宫女住的,叫庆云堂。

这个夹道内有四家。第一家是李富春,他家门的朝向和怀仁堂平行,那个院是标准的四合院,差不多有十来间房子,大约八百平方米吧。正房有七间,比较宽,侧房也有个五间吧。他家侧面是个夹道,我们都走这个夹道。这个夹道第二家是侧面开门,是谭震林家。第三家就是小平家,第四家是我们家。我们这四家住得比较近。怀仁堂后边原来是林伯渠住,怀仁堂的东侧是董必武、陈伯达家。  

海里面分三个区,我们住的这片叫乙区,然后走西门。甲区是主席、杨尚昆他们住,办公厅在甲区,刘少奇原来也在甲区住。林伯渠去世后刘少奇搬到他那去了。甲区和乙区之间是有岗哨的,好像是甲区可以到乙区,乙区可以到丙区。乙区到甲区要经过登记手续。

我当时很规矩,就在乙区和丙区活动。海里有两个游泳池,据说是主席用稿费修的。一个室内的和一个室外的。丙区是机关,总理的西花厅在丙区,还有普通干部住在里面,文革中就全给清出去了。 

那时候很热闹。夏天的环境很好,可以划船,可以游泳。一般人中午12点以后可以去游泳,游到一点半就离开,因为两点钟要上班。

主席在北京时,一点半后肯定来游泳。他有一个专用的更衣棚子。换了衣服,就下水游泳。一些小一点的孩子们一点半上来以后,换衣服的时候就故意磨蹭,这样就可以见到主席了。

主席看到这些小孩子们,有时就会招呼:“你们都来游啊!”主席说了,谁还敢管?小孩们喊着,“毛爷爷好”!就纷纷跳下水。

那时我年纪稍大一点了,比较自觉,不会这样做。

三 政治启蒙

我上初中,进的是北京四中。也就是那一年,我有点开窍了,关心政治了。  

那时小孩子们讲的“政治”,一个是国际大事,另一个就是党史。当时整个中国在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大炼钢铁等。

学校给学生们开设了政治课,还经常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政治课讲“一大二公”、讲共产主义,还以“解放台湾”为题开展过课堂辩论。

我当时发不了言,只有听的份儿。四中是干部子弟扎堆儿的学校。对这些政治问题感兴趣的、参加辩论的多数是干部子弟,不少干部子弟那时候就比较有政治意识了。

比如林立果,只比我大一岁,可好像什么都知道,林彪似乎有意让他看中央文件。他也愿意对我们说,就是这帮子干部子弟,在政治上启蒙了我。  

初二那年,我得了肝炎,后来又得了肾炎,休了两年学。因为老治不好,父亲挺着急,就把我送到上海的华东医院去治。

华东医院是高干医院,住院的都是军长、市委书记这类人。他们也知道我是陈毅的儿子,聊天时也不避讳我。经常听他们聊天,也算是另一种政治“启蒙”吧。

对父亲,我从来不提问题,也不主动说。他要问我什么,我能搪塞就搪塞过去,这样就给他留下一个迟钝的印象。他说,昊苏文采比较好,老三比较迟钝,但是比较忠厚。这是他对我的评价。

父亲对我们子女有规定,他写的诗词,我们可以看。但文件,我们不能碰。偶尔听到父母之间谈工作,不能插嘴问。

父亲经常说,父母在家里说的话,你们即使听到了,也不能到外面去乱说。我父亲从来不把党内的事情跟我们讲,有时候他跟我妈妈有一些交流,就说你们出去吧。  

父亲对我们的要求,一个是“我是我、你是你”,别有什么优越感。他常对我说,你生活、学习的条件这么好,都不是你自己创造的,你不能有优越感。另一个就是告诫我:“一将功成万骨枯”,意思是讲:他的功劳来自于人民、来自于党,不是他一个人的,是多少人的牺牲换来的。今天做大官,不能忘掉老百姓,不能忘掉牺牲的战友,子女更不能以父母的地位去自居。还有一层意思:他确实不赞成子女长大从政,从不在政治上刻意培养我们。他要我们学科学技术,要有一技之长。我哥哥昊苏当时想考文科他就没同意,所以昊苏考的是理科。 

父亲反复强调不能有优越感,就是因为干部子弟容易有优越感,因为他知道的比别人多,他父亲的官比别人大,他生活条件比别人好,他可能有自然红的思想。我父亲反对这个。这是他的一个重要思想,经过多年熏陶,对我的人生观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记得休学期间,我在家看古文,看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它一下子就进入我的脑瓜了。我觉得这话太有道理了,和父亲平时教导我的这一套相一致。从那时起,我就逐渐把这句话作为做人的信条了。

四 文革是场窝里斗

1963年,我高中上了八中。

八中学生中大约三分之一是干部子弟,三分之一知识分子子弟,三分之一是当时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弟,工农子弟少。

我从四中来的,但考八中时,分数还是稍差了一点,是“照顾”进去的。那时可能只有像我这样的才能得到这种“照顾”吧,父亲太有名了,我的分数就差一点点,学校说,那就让他进来吧。  

到了高中,我开始真正关心政治了。

转眼就到了1966年,我也上了高三。社会上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却越来越浓。先是批判什么“三家村”,很快又批判“四家店”,越来越紧张了。到6月份,聂元梓大字报发表了,学校停课,国家宣布取消高考。一宣布不高考了,全班同学都高兴得不得了,把书都扔了。

聂元梓的大字报之后,全国就乱了。

一次在家吃饭的时候,父亲和我们谈过一次。他说,“文化革命来势汹汹啊!你们学校怎么样了?”我说,学校停课了。他说,这个斗争很复杂,你们要把握住自己。他还说:“外交部的事,你不要管,有人找你,你也不要管,不要问,不要介入进去。你学校的事,我也管不了,也不要跟我说”。

这样,我们就算“划清界线”了。当时我觉得这样挺好。所以,后来我所有的行为,跟父亲都没有关系。我从来没向他报告过,他也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些事情。  

不久,团中央的工作组就来了,控制了局面,并把我还有另外两个同学吸收成为工作组成员,并宣布校领导靠边站,检讨。

我从一开始就是个学生领袖,还专门给老师们训过话。我说,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后来这也成为一句名言。

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那一次我在现场,而且离主席台特别近,印象也特别深。

那天,主席本来没有出席大会。在刘少奇讲话中间,主席突然从后台走出来了。他走过刘少奇身边时,刘转身想跟他打招呼,主席根本没理他,可以说看都没有看刘一眼,就过去了。

我当时就觉得,不大对头啊!我以前见到的这些领导人碰面时,都不会这样呀。过了几天,有人对我说:出事了!主席写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刘少奇可能够呛。 

当时我还听说,也有些领导人的子女还跑到彭真家去造反,斗彭真,并让张洁清阿姨在地下爬。

我一听,心里特别难受。文化革命,“造反”就是这样吗?他们都是长辈啊!过去我家和彭真这些人家里的关系也是挺好的,见面都要叫他们“叔叔、阿姨”的。

我就觉得心里非常难受,不理解。我真的没法理解,可能是那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感觉在里头。  

五 主席说:陈小鲁不提倡打人 

7月29日之后,各学校大多模仿巴黎公社原则选举“校文革”,来领导学校的运动。

八中选举校文革是工作组撤了后,由我们几个学生领袖组织的。  

我不想进校文革,可选举的结果,我得了1100多张票,差20多票就满票了。那时的青年人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也是众望所归。大家选你了,没办法,只得干。  

进入8月份以后,红卫兵兴起。八中也有些同学成立了红卫兵。  

接着,红卫兵打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我不同意这样的口号,也没参加红卫兵。

很多同学也都不满意,记得有一次学校开大会,高三的一个同学,他父亲是解放军的将军。他上台讲话时,下面有人喊:“报出身”!他故意说:“反革命”!说完,就把麦克风扔掉了,表示对这种极端化的抗议。当时全场人都呆了。  

对于对联,我劝他们用主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来替代那个对联。

因为同意对联的,有不少是朋友,我不愿意和他们正面冲突。反正用主、席的诗总不会有错的,谁也说不出什么,同时我也表明了态度,这是讲策略吧。

后来,8月18日,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我也没去,因为我不是那种“积极分子”,也没人通知我参加。  

在校文、革期间,我曾发起组织了一场“四、六、八中”都参加的批判会。以前工作组在的时候不批教育部门的领导,我就挑头组织一次批判北京教育局的书记张文松和教育局局长李晨,还有学校党支部书记的批判会。

我提出后,四中、六中都同意。会场定在中山公园里的音乐堂。然后我到教育局,找那里的群众组织邀他们一起开大会。  

开会时,我是坐在主席台上的,不过我不是主持人。批判会,就是组织人发言,发言后就该结束了。可突然一群学生冲上主席台,痛打那些书记们,打得他们头破血流啊!我没办法,挡不住的,赶快说,“停下!把他们‘踏倒’在地!”然后就举起红卫兵的旗子,喊口号,这样就不打了嘛。

后来听说,以前在八中当过校长的温寒江,后来在教育局工作,当时是五六十岁的老头了,那天也被八中高一年级的几个学生押着,从八中一路小跑到音乐堂,一路还用皮带打他。

1966年8月18日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讲了句话“要武嘛!”

这句话真是要命啊!在这个“要武”出来之前,我们还可以控制住局势,因为《十六条》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

这个“要武”出来以后,我们就没法管了。我觉得这句话不一定是主席有意提倡,可能随口说说而已。但是对于普通学生来讲可不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认为这是个号召,所以武斗就控制不住了。人家说,毛主席都讲了“要武”嘛!

对我来讲,文革是我的第一次社会实践。我有错误,我斗争校领导肯定是错误的,我主持开会批判北京市主管教育的领导肯定是错误的,而且在这个会上他们都挨了打。因为我控制不住这个局面。我想象的就是批判一下,大不了喊喊口号,但是直接拿皮带打就失控了。

这次会议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感觉很不好,决心以后再不挑头搞这种事了。  

我虽然公开反对打人,但那时我真管不住。我说,如果你们一定要打人,也别在我面前打。我也没有办法,守不住啊!包括八中党支部书记在文革中自杀,也是那样。

有一帮学生打人,打得不像话了。我说,你们不要打他,“让他回去反省”。我们专门把那个楼看起来,不让人进,怕出事。最后还是出事了。

我当校文革主任的任内,八中也死了不少人啊,自杀的,打死的都有。后来没人追究我,是因为当时我的态度非常明确,反对打人。  

1966年10月召开工作会议。会后,我父亲告诉我:你前一段,毛主席给你做了结论了。毛主席在会上说:陈小鲁好,反对打人。前一段有结论了,你以后要注意,不要到处惹是生非。

六 发起成立“西纠” 

八月份,“天下大乱”。

红卫兵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前开大会、游行,把那条街改名为“反修路”。八中也有人参加,他们回来告诉我说,总理讲了:中学红卫兵是一盘散沙,不知道谁是头儿,找不着头儿,也管不起来,有些精神也传不下去。

总理意思是,主持这次“更名”活动的红卫兵联络站不能解散,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常设机构?八中的红卫兵就说,我们做不了主,我们学校有头儿。他们回来就告诉我了。  

我说,咱们可以串联呀。我就去找四中、六中的朋友商量,提出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每个学校红卫兵组织,抽出十几个优秀的人,做纠察队队员,管理好自己的学校,再组成一个联合的指挥部,来统一调度。

为什么是“西城纠察队”呢?因为我的想法是,我们“四、六、八中”都是在西城区,我们最好只管好自己眼皮子底下的事儿,海淀的、东城的,太大了我们管不了。

结果我们一拍即合,马上就召开了一个西城区各校红卫兵组织都参加的会。

1966年8月25日,“西纠”成立,马上就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西单商场来人了,说你们能不能让我们继续卖“米老鼠”奶糖呀?有红卫兵来商场说“米老鼠”是“四旧”,不能卖,要封存起来。天这么热,糖都化了,国家财产受损失啊。我说,那你们换个包装呀。他们说,奶糖都是一块块用糖纸包起来的,怎么能一块块地换呢?最后,我说,这样子吧,我给你们发个“布告”,宣布为了保护国家财产,你们可以把现有的存货卖掉。以后,你们就别再进货了了。

成立“西纠”,我没有后台。这件事父亲根本就不知道,因为我们早就约定划清界限了。

当时,八中一些同学曾跑到外交部去“造反”,说外交部副部长们搞“封、资、修”什么的。我父亲自出面解释,并保证将来把处理结果告诉他们。

父亲最后问:“怎么跟你们联系啊?”“你告诉陈小鲁就行了。”父亲没有反应过来,就问他们,“陈小鲁是谁啊?”“陈小鲁是你的儿子,你不知道?”他们回来,就和我开玩笑:你是不是假的呀?你爸爸说不认识你? 

8月31日,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因为上天安门大家都穿“制式服装”,我没有,只好借来一套军装穿上。我还弄了几个编有号码的“西纠”臂章。1号准备给毛主席,2号给林彪,我这个发起人自己戴了个3号,没给总理准备。 

我刚上了城楼,下面就出事了。那一次,主席先坐车到广场转一圈,然后回到城楼。回到金水桥的时候,一个鞍山的学生,要见主席,就扑倒在车下。一下子就把车队逼停了,群众都向车挤去,很危险。不知道谁说,你们红卫兵还不赶快去维持秩序啊?一帮西纠的人就解下皮带,当着主席的面就打挤上来学生。

据说主席看了很不高兴。当时我在城楼上,看见了他们在打人。我估计那件事的结果,让主席对“西纠”印象很不好。

“西纠”是我发起成立,是要纠察红卫兵的,但那时我根本没参加过红卫兵。不过大家都以为我是当然的红卫兵。发起成立“西纠”靠的是我在学校里的威信。

但是成立以后呢,我在“西纠”的总部里只呆了一天,以后就再没去那里了。四中的同学就成为主要负责人了,在那里主政。我比较随和,也自觉地不管什么事了。

有一次,叶帅、谢富治等来西纠驻地视察,我也没去。那时“西纠”与总理那里保持着密切联系,总理、叶帅都很支持西纠的事。 

我当时在北京站也看到一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被遣送回家,很惨啊。当时我心里也挺难受,也没办法。这些人被扫地出门了,什么也没有了,拉家带口的,回去怎么生活呀。

人皆有恻隐之心,我总是觉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我还想象过,我要遇到这样处境,会怎么样啊?

七 “西纠”二三事  

“西纠”成立之前,八中红卫兵取缔了民主党派,这事儿是我挑头干的。

“破四旧”中,红卫兵到处发“通令”,看到什么不顺眼,就发通令“破”掉。我们也不能无所事事啊,就琢磨,搞点什么呢?于是就想起民主党派来了。我们就写个通令,要这些民主党派解散。通令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大家一块凑的。  

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商量过,觉得这个事可以干,就发了通令,要求民主党派3天,也就是72小时内解散。发完通令,就把这事忘了。还没到72个小时呢,民主党派机关的群众组织就来电话问,期限到了,你们怎么办?我就说,收大印。他们说,那好,我们来车接你们。当时收印的时候,我没去,别人去的,八个大印全部收回来了。  

大概过了一两天,我在中南海见到李富春。我回家时,从他家的门前经过。他正走出来,把我叫住,问:解散民主党派,是不是你们八中干的?我说是。老头说,这么大的事情,你们就擅自作主?我们党、我们中央,对民主党派有统战政策,你们知道不知道?他批了我一顿。我说,那怎么办?我们把大印都收回来了,再还给他们吗?老头半晌才说:“你们以后做事,要多动动脑筋,不要轻举妄动!”

文革后那位派车接我们的民主党派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的一个同学,当年我们发了通令以后,民主党派非常紧张,不知怎么办好。后来总理知道后出个主意,就是“先发制人”,先“缴枪投降”。投降了,红卫兵就不会再找麻烦了,民主党派就保护起来了。事情真相可能就是这样。  

九 困惑和迷惘  

11月份以后,风向就很明显了,中央已经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当时觉得比较迷茫,而且那个时候揪斗我父亲也开始了。

一个朋友告诉我,谢富治嘱咐自己的儿子,他是四中的红卫兵,以后不要到“西纠”那里去了。听了这个以后,我就明白了,上面对“西纠”不满意了。

我们成立的时候,给我们又送车、又送东西,“西纠”的办公地点都是中央给的,领导还去驻地去看望,没几天又不满意了。于是我产生了为“西纠”善后的想法。  

我召集西纠的人说,现在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坚持下去,可能比较困难,因为中央也不太支持了,而且里面的矛盾也很大。“西纠”面临三个选择:一是“散摊儿”;二是“倒旗”,三是对着干。

我用的是“散摊儿”这个词,不是解散。不过,“散摊儿”心有不甘,我没做错事,干吗解散?顶着干,风险太大,上面不支持了嘛。我主张“倒旗”,就是停止办公。纠察队本来就是大家集合起来的,我现在停止办公,但是随时都可以树旗再干,卷土重来。

但是,这时“西纠”又换了一茬人主政,他们不干,说,你们这帮人当“官”过了瘾了,我们还没干过,我们还得干呢!结果西纠停止办公的想法没有实现。  

“西纠”的作用,从我的想法来讲,就是当时红卫兵有点出格了,打人呀抄家呀,中央怎么认为我不知道,至少我认为已经出格了。

当然这个作用有多大也不一定,只不过是我们这一群小青年在文化革命中的一个实践,这里头也可能有对左倾路线的抑制或者是抗争,但是西纠本身也有人打人啊,后来取缔西纠就是因为六中搞了一个集中营之类的,实际上这个跟我们没关系,我们也不知道。

这时,文革搞得国家已经面目全非啦,斗来斗去,父亲也受冲击了。我更加迷惘了。

我们这边,“西纠”也解散啦,八中有的同学成了“西纠造反派”,就是“哪里摔倒了,哪里爬起来”那种。中央文革认可了,还让他们在大会上发言。然后呢,另一部分人转而对抗,就参与了“联动”。“联动”的事,我是知道的,但跟我没什么关系,没有参与。

此后,我更觉得没意思,就主动下工厂劳动。

当时关于我的谣言特别多。这可能主要跟我父亲有关。因为中央这些领导人里,我父亲性格爽直,爱“放炮”。

大概是在1967年1月,父亲也当我面发过脾气,我记得特别清楚。父亲有次对我说,现在社会这么乱,陶铸是四号人物,说打倒就打倒了,连我都不知道!还有没有组织原则啊?说倒就倒?  

十 这辈子不回了  

1968年,总理送我当兵去了。

送我当兵,一方面是保护起来,另一方面也是监管起来,免得我出事。因为在外面,实在是谣言太多了。我属于风口浪尖上的人物。  

“二月逆流”过后不久,有个朋友,是个干部子弟,他跟我讲,你们老爷子这次够呛。我说,我不知道,因为父亲没给我讲,我也没问过。朋友说,你好自为之吧。

这时,我每星期六都回家,主要看看父母还在不在,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需要给我们交代的事。那时候,我父亲已经不大上班了,平常就在家里呆着。有一天他突然问我:有没有人找你谈话?我说没有。他说,没有就算了。

后来他才告诉我,总理那两天跟他讲,关于小鲁谣言很多,你们俩互相影响。所以总理说要把我送到部队去。其实,我跟我父亲互相之间没什么联系。我父亲可能跟他讲了,说我住在学校,星期六才回家。  

4月14号是个星期日,我刚回到家里,总理就把我找去谈话。他首先就问:你有没有“联动”思想?我说,我有。总理很高兴,说:你很坦率。你应该到部队去,到工农兵当中去,要去和工农“结合”。你父亲现在犯了错误,你们不要互相影响。

总理还强调:“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

我心里说,不是总理个人意见,还有谁呀,就是毛主席的意见呗!

总理还问了一些事,包括什么我携款到香港去啊,什么我杀了人的事儿啦。我说,对我的安排我坚决服从,但是这些事儿我都没干过,都是谣言,我希望中央做一些调查。

总理说,我没有时间调查,所以安排你到部队去,如果表现好,你可以在那里成长起来,如果表现得不好,我们就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谈话中,总理对我父亲也有些批评,这些话我回家后都没跟父亲讲,怕增加父亲的负担。

第二天,总理的卫士长杨德中就把我送到39军去了。不过在这样的误解中离开北京,还是心有不甘,我给八中的同学留了一个条子,写到“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临行前,父亲深情地对我说:我们当年都是这样走出来的。你母亲16岁就参加新四军了,我也是19岁就到法国了。你就做好准备,这辈子不回中南海了!就靠自己奋斗!

十一 从监管到入党   

我去的连队是个步兵连,军训不多,当时主要是种水稻,很艰苦。

驻地开始还点煤油灯,干活儿全部是靠肩挑手抬。连里的北京兵就我一个,也没有什么干部子弟。

我到部队不是入伍,是所谓“锻炼”,有被“监管”的意思,也有保护的成份。

我和外界被完全隔离,跟家里也不准通信,不能戴领章、帽徽。按现在的说法,有点“双规”的味道。

后来见到团政委,我说,不戴领章、不戴帽徽,在部队不是很特殊、太显眼了吗?政委往上请示后对我说:可以戴领章、帽徽,但是不准照相。

在连队,我是编制外的,没有我的口粮和津贴,开始连军装都不发。我当时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就是老老实实地干活,慢慢也不觉得什么了。这次我没改名字,他们也都知道我父亲是谁。

我是1970年3月8号入的党,记得挺清楚。

我入伍以后表现不错,三年里,我年年被评上“五好战士”,因为抗洪抢险“表现优异”,还荣立了三等功。他们也到学校调查了,反映非常好,不但一派反映好,两派、三派的反映都好,老师的反映也很好。

之后,部队专门给中央、给总理打报告,问我能不能入伍?能不能入党?能不能提干?总理批示说,如果他表现好的话,可以。

党支部讨论我入党时,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说,陈小鲁这个人不交心,他有话不说,不暴露思想。指导员说:你让他暴露什么思想?他的经历跟我们不一样,他知道的事不能跟你们讲。再说,他跟你讲能讲清楚吗?团里交代了,你们就看他入伍这两年的表现,过去的事情,组织上管。这些干部的大度让我很感动。 

我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对我说,“那时候,每个礼拜我都向军区打报告,我把你写得跟雷锋一样啊。”

十二 一死何须万岁泪  

我这人容易安于现状,即使在“监管”期间,觉得能够到部队锻炼,内心感觉也挺好。

我也没有提心吊胆,因为我自信没犯什么事。当时我最关心的还是父亲,当时规定不让我通信,只能在报上看父亲活动的报道。

终于在1971年五一节,他又上城楼了。这是大好消息,我就放心了。批就批吧,能出来,那就说明他没倒。  

突然有一天,连长告我:军区首长通知,让你赶快回家。

等我到了北京,因为一直被隔绝,三年未通音信,我都不知道家是不是还在海里?我就先去小南门,报了名字,问:我们家还在这儿吗?他们说,你父亲还在老地方住,你还走西门。

这样,我到了西门,我父亲的秘书出来接我,说,哎呀,指导员回来了。我说,什么指导员?他说,听说你都当了指导员了嘛。我说,没有啊,你看我,两个兜儿啊。当时士兵的军上衣两个口袋,排长以上干部的军上衣四个口袋。 

后来听父亲讲,才知道是怎么回事。1971年初开批陈整风会的时候,父亲见到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就问了一句:“陈司令啊,我一个儿子还在你那儿当兵呢,怎么样啊?”“哎,表现很好啊,现在已经提干部了,当指导员了。”“他三年没有消息了,没有回过家。”“哎,我立刻让他回家。”于是,他就打了个电话让我回家。

实际上我探亲的时候,父亲已经发现是癌症了,1970年10月动的手术。他想见见我。  

我回来以后,跟父亲讲起当时我们团传达“二月逆流”的问题和九届二中全会的情况,他挺受感动。但是,我大哥他们带给他的消息,跟我讲的完全不一样,负面的多。

后来,父亲跟母亲讲了一句话:“小鲁可能知道很多东西,但是不跟我们讲,他怕我们伤心。”

我当时对父亲,确实是只讲比较好听的。不过实际上,我们部队批“二月逆流”,态度也确实很好,我也是非常受感动。

后来父亲又见到陈锡联,说,我儿子回来了,谢谢你啊。不过他还是战士嘛,没有提干部呀。

陈锡联反应快,连忙说,噢,还没提?报告我已经批了啊,可能还需要一些手续。他回去打电话就问军里,陈小鲁的工作,你们怎么考虑的?就不能好好安排一下?怎么搞的?

这样,不久就给我提了排长,一两个月后就当了副指导员,等于是陈锡联下了命令的。 

不久,林彪就出事了。

父亲去世时,主席去参加了追悼会,当时主席哭了。对此我很感动,但也有点儿想法。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呢?因为林彪事件一出,大家很明确了嘛,林彪才是你信任的人啊。 

我当时写了一首诗:“五年忍听千夫啐,一死何须万岁泪。且喜碧血润中华,磊落生平应无愧”。

这个牢骚诗我没敢发表。“何须万岁泪”,当时太那个什么了,所以改成“何须万人泪”了。

后来,赵朴初去看我母亲,也看了我的诗。

朴老说,这个诗写得不错,但是不太理解,为什么叫“何须”呢?我说,那就改成“难得”吧。他说好,就改成“难得万人泪”。后来这首诗就改成了“一死难得万人泪”。

十三 道不同不相与谋  

我是1975年结的婚。

我跟粟裕的二儿子粟寒生很熟。1971年我父亲去世之前,我第一次探家,寒生也从部队探家。他可能有意,约我出去玩儿时,把他妹妹也带着一起去了。我当时没意识到这点,可能她看完我以后,觉得还挺满意。后来寒生就给我讲了,我们就这样开始了。 

我结婚前后,老邓重新出来工作了,大家感到欢欣鼓舞。但是没多久又开始“批邓”。

当时对毛的情况,我们不太了解。我们在部队比较闭塞,总是听说毛身体很好,没有这些小道消息。我后来听说,毛参加我父亲葬礼以后,感冒了,后来得了心脏病。

但是当时主席在我们心中,确实是“神人”的形象,从来没往这上面想过。总理去世后,老岳父跟我讲,总理去世了,今后斗争更加复杂,你们也要做准备。

老邓当时已经下台靠边站了。这时忧虑的是,“四人帮”今后是不是会比较得势了。结果,华国锋上台,我松了一口气,因为不是王洪文、江青上台。但是我面临着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确实需要考虑,作为团政治处主任,我将来在部队怎么办? 

沈阳军区当时比较左,毛远新是政委。我们那个团是“学习小靳庄”典型。沈阳军区对抓典型挺重视的,搞大批判、搞文艺演出,后来还有“批邓”什么的。

我那时候是团政治处主任,副团级,28岁,是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级干部。这些事情都归我管,但是搞这一套我自己心里头就接受不了,干不下去了。

我就给岳父粟裕写信,说能不能给我调动一下?他说,当兵,还是要从部队提拔。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野战军的团级干部,他还是希望我继续在那儿干。但是,我就给他写了一句话,“道不同不相与谋”,表明了我的意思。

我老岳父一下就理解了,他找了伍修权。伍修权就让总参二部给我下了调令。

下调令以后,军长找我谈话,说你干嘛要离开呢?到总部有什么好处?你这么好的基础,怎么说走就走,太可惜了吧?你去当参谋,就会老死在部里,你在我这个地方,我这个位置将来就是你的,没几年了。

这些话语重心长,我都知道,可是我不能说出我的真实想法。我就说,老岳父身体不好,我爱人也来不了,家庭问题没法解决。

我回到北京,关系已经到总参了,但是还没报到上班。这时毛主席刚刚去世,我感到后面有戏看了。

记得有次和几个朋友聊天,我说,要“动外科手术”了。那段时间,我并没有接触高层,也没有这方面的信息。不过我当时有这个感觉,觉得当时那个局面不会再僵持下去,要最后见分晓了。

没几天,“四人帮”就被抓起来了。老岳父跟我讲:“你看,着什么急呀?你要不着急,现在不就好了吗?”他意思是说,你应该还在野战军,因为已经有基础了。当然,谁也想不到会那么快翻盘。

十四 外交生涯

不过没多久,我就到南京外语学院去学习了。

当时正好赶上我们国家准备开展军事外交,贯彻毛主席“三个世界理论”的“团结一条线”,主要是“联美抗苏”的观点。

因为文革十年形成一个断档,就从全国调了一批团职以上、比较年轻的部队干部,到南京外语学院学习。然后准备外派武官,开展军事外交。我们等于是调干轮训,除了英文,还有一年的武官业务。

在南京学了三年之后,1981年1月,我抵达英国做驻英的武官助理。 

刚到英国时,他们对中国外交官还是有限制的,不过它是对等的。当时,国内对外国人的限制是开放的城市外围20公里,20公里以外就不能去了。我们是对所有外国人,画一个圈儿。所以英国对我们是对等的,也有限制,不过是35英里,比我们宽得多。出了这个圈,你要写明目的,干什么去?什么时间回来?住在哪儿?走什么路线?都要报。

十五 台阶式上行是最佳方式  

1972年,我在父亲的追悼会上见毛主席,他说了这么一句:“你们不懂世事,要20年”。

对于认识社会,对于人才培养也确实是这样。社会的复杂性,不是初出茅庐就能认识的。

30多岁的人,你要想当国家领导人,不可能的。革命时期可能,因为你造反嘛。但是和平时期,你一定要走台阶。

我们不主张搞“三个梯队”提拔干部,没有意义。人为的,反而会造成坏影响。所以我们讲,干部一定要在基层搞个几年,在县一级搞多少年,然后在市一级搞多少年。而且,在市一级不能光搞一项工作,不同的部门,你都要搞一搞,才能了解社会,才能了解我们这个官僚体制如何运作,然后到省里。说老实话,这样到了省部级,50岁就是比较快的了。中央领导人就是60岁上下,最好干一任,到65岁或者70岁就下来。最高领导到70岁,普通领导一般到60多岁就下来。这是正常的循环。  

所以主席说,我们要20年才能懂事。就是说,你不用20年时间,你怎么去了解国情?怎么了解我们这个体制运作的优、劣?你都不知道。因为你没有阅历。这是看书是看不出来的,特别是看中国的报纸和书更看不出来。

十六 转业  

我当时找二部副部长姬胜德,提出转业。

我说,我想转业。他说,“转业好啊。部队,没劲!我都想转业。”

我说,我转业,你能不能给我调一级?我1976年调到总参二部的时候,我已经是副团职了。到现在还是副师。如果你给我调到一个正师,我转业在地方工作,还能多领俩钱儿吧。

结果他说,“哎呀,很困难呀,这个东西很复杂。”我说,“好吧,实在不行就算了。那就还是副师吧,我只是提出我的想法,不行就算了”。

其实,我1976年到二部任副团职的时候,熊光楷当时还是正连职;姬胜德还是副连职。他们这时已经提到了正军和副军职,蹦了多少级?我还是副师,常理上我是比较亏,不过我这一辈子,对当官没什么更多的想法。  

我当时为什么转业呢?我有点心灰意懒了,没法奉陪了。我下了个决心,就是从此不在体制里干了。  

十七 商场上的洗礼  

大约1993年,海南三亚市要开发亚龙湾。

原来有一个亚龙湾开发公司,资金也不够,没搞起来。后来由几家公司联合成立了一个股份制的公司,我也参加了,是这家“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我们借着发法人股,当时想多敛点钱吧,按两块钱一股,发了3亿人民币的股。敛了一部分钱,然后把开发的土地征下来了。  

但我在那干了一年,就干不下去了。一个就是1993年底,那时正在搞“宏观调控”,钱不让进海南,由银行把口,钱就是不让进。另外,我们那儿有个失误。就是一开始想搞点综合经营,搞了块地,投了一个多亿,结果因为一调控,就没钱了。

而那个项目又是海南旅游的重点项目,“国家旅游度假区”,当时是国家旅游局搞的,但是计委不同意,所以有矛盾。

怎么办呢?后来我们想,当时香港有一个中粮集团下属的鹏利国际,一方面他们有钱,另外当时度假村的理念在国内还不清晰,而他们比较明白。既然我们没有能力,就交给他们做吧。于是我们就扩股,转让了股份,鹏利拿钱进来,当了大股东,当然我们就要退出了。

1994年3月份,我们离开了。他们继续搞下去,就有了非常大的成果。有人后悔,但是我说,要是我们接着搞,没有钱,也难以为继。那么大个项目,我们当时把规划搞完了,但效益是人家的了。我当时也有点儿烦。特别是在亚龙湾那儿,看见的事也挺黑的。

就说派出所借摩托车吧,他们找我说,我们派出所要帮着你们拆迁,需要交通工具。我说那好吧,送你们个摩托车吧。他们不要,说借用吧。我觉得他们还不错,只借不要。下面的同事说,什么呀,陈总,你不懂,他当然不要,因为摩托是借的,所以坏了你得给他修,汽油你得给他加。你要送给他,我们就不用管这些了。哎哟,人家想得真精。诸如此类的事很多,我感觉真不好。  

后来我回到北京,和一些朋友说,海南太黑了,叫做“天天过年,夜夜兴奋”。我难受,干不了。

后来这话被传到海南的领导耳朵里,他很不高兴,说我,“陈小鲁才黑呢!他发股票,一块钱卖两块”。

我不否认这点。但是,发股票的钱是给海南开发用的,还不是给你海南弄钱?我又没有拿这个钱。我当总经理,当时的工资是两千块钱,仅此而已。  

从海南回来以后,一些朋友就拉我出面,搞一个投资咨询公司。我说,行啊。就向朋友借了十万块钱,成立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

“标准国际”做了一件事,就是为几个项目的海外上市做顾问。

当时,第一期的海外上市公司刚刚准备起步。由于做投资顾问的都是老外,一些领导不大信任,就想找个中国顾问,心里有底。这样子,我们正好就找到了客户,就担任中方的顾问,去搞些撮合啊,咨询啊。

不过这个赚不了多少钱。而且我们这种人,就不是经商的料。

比如,广深铁路H股在海外上市,我们做它的顾问。他们上市收入了5亿美金,当时我们的上市顾问费是30万人民币。可是由于铁道部内部的矛盾,我们被拖了两年。

关键是有两个问题要我们协调。一个问题是火车票定价问题。当时,铁路价格是国家统一制订的,车票由计委物价局统一定价。可是要没有自主定价权,在海外就等于不是一个独立的企业,人家凭什么买你的股票啊?为这个,我就找计委的副主任。

那时候正好闹涨价呢,计委主要怕涨价。我说,按现在的情况,它不会涨价,可能还要往下调。因为它面临着高速公路和飞机的竞争。

最后,由我们公司写了报告给计委,他批示,价格可以在一定范围“浮动”,但是不“放开”,但给它一定的定价权。这样子在国外还有卖点。  

这是一个难度多大的问题啊,等于要改变一个体制的事儿啊!这个最后我们帮他拿到了。这价值多少钱?没法计算。但是计委给它的这点儿权力,公司就募集了5亿美金。  

此外还有一件事。它那条铁路有个特点,是从广州到九龙,所以它有外币收入。公司把这些外币打包,给了一个中资的金融公司,等于给卖了。

国家规定,外汇进、出都是要报告的。这样,一千多万美金的外汇就没了。一年半以后,铁道部内部矛盾解决了,又重新启动上市了。人家一看,财务报告又不对了,每年的一千多万美金收入没了。这就没法上市了。

于是他们决定回购。这一回购,又麻烦了。有钱有贷款,但是没有外汇指标。为了让它能上市,这又成我们顾问的事了。

我就出面找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我说,你批给它一千万美金的额度,拿这个回购外汇。这样,它上市后能拿回来5亿美金的外汇。

外管局领导说:但是它违规。我说,两边都是国家的事,这事铁道部也着急。

外管局领导说:就这样吧,但是我们得罚它。

最后给了它指标,但罚了8万美金,问题解决了,它就上市了。 

我们做的这些事情,企业觉得我们做得不错,加倍给了60万人民币。

有人说我们发财了,我们五六人个人,干了两年,还要解决难度这么大的两件事,就挣了60万人民币,发什么财?不过,这件事儿,我们总算做成功了。

十八 我不太适应这个社会

下海几年,感觉也不好。所以我觉得挺没意思的。

除了文化领域还没有介入过,不论军事、政治、经济,我感到我跟这个社会整个地不适应。就是说,这些现实和我从小学到的东西、和我理想中的社会理念,和我心目中的那个共产党,太不一样了。

我是有点理想主义化,我不能接受我认为是不对的东西,除非你说服我。你说服不了我,那我就接受不了。

但是有一条,我这个人也不愿给人找麻烦。如果老接触这些事情,你会觉得挺难受,大家都会挺难受。我不行,我离开还不行吗?1997年,我身体不好,后来高血压。主要还是觉得特没劲,所以我就退下来了。

这十年,我自己不去找事。有些朋友找我,请我当个独立董事啦,另外有些朋友搞个项目,邀我参加呀。我有一条,我可以出主意,也可以充充门面,但是不参加管理。而且我也不问待遇,愿意给多少给多少。所以大家都觉得处得挺好。 

多年来,我有三个座右铭:一个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的。另一个就是毛主席爱讲的“人贵有自知之明”。第三个也是毛主席说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我自己不愿意干的,不要加诸于别人身上。这样你的处世、待人接物就比较好一点。还要就是要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特别是一定要知道短处。不要以为天下缺你不可。另外我不生事,也不怕事,做个坦荡的人。  

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我感到自己为人处事一直在遵照这三个座右铭,没有做那些违心之事,也无愧于这个社会。

孔子还有言:“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但孔子是圣人。我没有这个能力,只能自己管好自己。回顾人生,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至于别人看是好是坏,也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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