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江 Sir:纪念江绪林老师

2018-02-22

作者:樊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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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听说江绪林老师,是在 2009 年秋天,那年我大三,刚刚十九岁,在上海某大学政治学系就读。

经过两年的大学生活洗礼,我终于从一个七点起床念书的少年,变成了晚上打游戏、从此不早朝的典型大学生。除了自己的不成器,还有对所谓大学的失望。

我所在系的老师一般分为两类,一种是八十年代留校任教的知青大学生,甚至还有工农兵这样的孑遗,一种是本土博士毕业不久的青椒。

那时候上课呢,知青大学生喜欢回忆过去,除了农场那些事儿,就是和我们叨叨八十年代。“同学,侬晓得李泽厚伐?那时候我们都读《中国近代思想史论》,阿拉大学生人手一本……”

还有一位相貌堂堂的主任,主攻中共党史,对马恩毛邓江胡颇有研究,每逢党代会后必做长篇报告,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新的心得体会。

最绝的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太太,为我们讲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上海夏天很热,闵行校区的空调时好时坏,她一边时不时挥舞着汗巾,一边大吐列宁的 “灌输论”。台上的老太抑扬顿挫,台下的我们昏昏欲睡。

那年秋天,闵行的梧桐叶还没有掉光,一个消息灵通的同学告诉我,系里来了一位香港浸会大学的博士,那时海外博士并没有现在这么泛滥,但也没有引起我太多的兴致。

恰好我正好接手一个协会,需要编一份会刊,我发愁稿源,就想着能不能从青年老师那儿约点稿子,但那时还没有想到江老师。第一期编讫,我往江老师办公室,送他一本,而且给他的邮箱发了约稿信。第二天,他给我回信说:

感觉你有自己的追求,希望你的路能走远,尤其有机会应该认真准备,去更好的地方学习和见识。约稿我还不太清楚怎么回事,希望以后能多了解,但乐见能办好。

收到回信,我喜不自禁。因为自从做了这期刊物,听到最多的两种声音就是,不务正业,还有思想危险。记得第一期介绍过储安平,他是学校前身之一的光华大学校友,创办闻名一时的《观察》周刊,后又以 “党天下” 言论震惊朝野。我当时读了他的文集,觉得不过如此。他只不过是像《皇帝的新装》里的小孩,说出了大家都默认的常识罢了。

江老师那时刚刚博士毕业,正是意气风发之时,又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论文。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的顶尖期刊,据说发表率是千分之二,某些学校发表一篇就评正高,当年他还是刚入职的青年教师,一颗学术新星似乎冉冉升起。

好奇之下,我 Google 了他的名字,甚至还发现了他雪藏已久的 windows live,连夜读了他所有博客文章,也看了他 2001 年贴在北大三角地的《爱之和解——燃起第十一根蜡烛》。

江老师在这篇短文中,没有将十一年前的惨剧简单归之于 “善与恶的对立”,而是视之为民主理念与法权的伦理冲突,并敏锐地指出,当时 “民主仅仅是一种理念,停留在人们的伦理认同之中,尚缺乏现实的体制实力”,即使获得体制当局的同情,也会遭遇体制自我维护的强大反击。

于是,可怖的悲剧发生了…… 民族的心灵破碎了。这正如亚里士多德的话:伴随悲剧的是无尽的哀矜和恐惧。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呼吁两败俱伤的双方从惧怕和怨恨中走出来,重拾信任,主动伸出善意的手实现和解。并且,他没有袖手旁观,承诺在那日晚上八点到三角地,燃起第十一根蜡烛。“让我们燃起温暖的烛光,驱散怨恨和惧怕,显示爱和信任,表达善意和谅解,为民族,为将来投一票信任!”

落款为:

北大学生,哲学系九九硕研:江绪林

2000 年 5 月 27-28 日

当然,蜡烛没点成,二十五岁的他刚到三角地就被控制了。第二年,他又宣布参加学生会竞选,并要去北大三教演讲。据当时同为北大研究生的郭玉闪回忆,那天晚上,他和几个同学守在教学楼旁边,远远看到一个瘦弱的男生走来,还没来得及进教室,斜刺里杀来一辆白色面包车,跳下几个大汉,把江绪林同学架走了。只留下他们面面相觑,看着这一切发生。

实际上,江老师并不是一个热衷政治的人,随后,他在巨大的声誉中淡出政治圈,远赴香港研读哲学。他的公益心,对社会不公的敏感,起而行之的勇气是融在血液中的,并没有因为世道艰难、踽踽独行而减弱半分。

还记得 2010 年夏天,学校研究生公寓的大夏书店因为被有关部门钓鱼执法而被迫关闭,起因是一本港版史景迁的《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他还发起签名抗议,问我要不要加入,我同意了,于是他就在学校公共数据库里发了帖子。当然,这事不了了之。

更让我佩服的是,他关注公共事务,努力做一个好公民,却也显现了他独特的一面。他没有把政治放在最高位置,而是将其置于某种心灵秩序之下,因而他的思考和行动兼具可贵的灵性品质,这在《爱之和解》《生命的厚度》《逾越政治:重回理想国》等文中都有极好的展现。

你可以想象,在一片不学无术的教师中,江老师是何等的特立独行。作为一个十九岁的少年,我简直立马被他迷住了。除了网文,我把他关于罗尔斯的论文和译著《帕斯卡尔》也读了。虽然懵懵懂懂,却在心里感慨:还有这等操作,同学,还是要好好读书啊。

其实,那时我和江老师还交往不深,但已经对他的过去知之不少。有一次在他办公室聊天,偶然间提起在北大点蜡烛的事,我露出钦佩之情,他却眉毛一挑,你怎么知道我那么多事,不会是国保派过来的吧。我哈哈一笑,打趣说,那我可真不称职,这么快就倒戈了。

正因为如此,当有些同学因为他孱弱的外表(当然后来越来越胖)和温柔的声音,而叫他江姐时,我颇有些不平,明明他很有风骨,一般人都不如他呢。我一直都叫他江 Sir,偶尔叫江老师,心里面更视之为长兄。

其实,江 Sir 从来没有教过我课,因为我所在的专业和他的研究方向不甚合拍,况且我行将毕业,也没有太多新修的课程。但是,我愿意跟他学习,还去旁听了他的专业英语,但他见我,一副赶人的姿态,你咋来了,这课没什么好听,你自己看书去。下课后,他却给我发来《剑桥政治思想史》某卷,说我真有兴趣,就读一卷,做一卷的 presentation。

当时这套思想史只有英文版,而我的英文就是个渣渣,读起来特别费劲。但憋了一口劲儿,连蒙带猜翻字典,终于读完了二十世纪那本,也选读了其他几卷的部分篇章。说实话,大学里的大部分课程都忘光了,但这些读书笔记还记得大概。后来,他又推荐我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影印的那套政治学著作选编,遇到问题,比如说卢梭的契约论和霍布斯的契约论对比啥的。他先是推说自己研究得不够透彻,但又尽力给出一个解释,比我读过的二手资料都精当。

这一段断断续续的研读时光,是我大学最美好的回忆之一。江 Sir 从来不觉得自己是老师,总是惭愧自己学问不够,误人子弟,但我从他那里看到一个为学者最基本的态度,那就是诚恳、勤奋。也正因为他有意无意的帮助,我也从一个头脑简单的愤青走出来,发现了一个更广阔的心智世界。

2010 年夏天,我没有回家,基本都在学校里读书。他有一次发邮件,也抄送给我,大概是说读了陈寅恪的一些著作,对他十分佩服,但有一处不解: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传统意义上的保守者,陈寅恪怎么将 “独立的精神,自由之思想” 当做毕生最持守的、最重要的信念?

恰好我读过一些陈寅恪的书,也对这个问题有过困惑,便把牟宗三、梁启超、韦伯、史华慈乱炖一番,炮制出一个理论:中国自古以来也有自己的学统,只不过呢,被政统给破坏了。所以,陈老的 “默念平生固未尝侮时自矜,曲学阿世”,似看作超越左右的现代学统,斯可表明韦伯意义上以学术为业的职业伦理云云。

现在看来,这套说法非常粗糙,只找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有强词夺理之嫌。但江 Sir 看了却大加赞赏,还推荐给其他老师阅读,并指出我对现代科学起源的看法有点片面,又借陈方正老师的新著给我看。

自此之后,我们关系迅速升温。他时不时会约我吃饭,我也会帮他去图书馆借本书。某个夏天的晚上,我们在吴泾镇吃完饭,一同回学校。那时,闵行校区周边还有很多农田,蛙声遍地,我们一边在田埂上走,一边兴奋地谈着未来的读书计划。他说,他不着急写论文,要系统地阅读西方经典,整理出若干思路,再择其要者加以阐发。

我也信誓旦旦地说,江 Sir,我也要读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外加一个奥古斯丁吧。

他笑着说,超群,消化不良可不好。然后又严肃地说,你不继续读书太可惜了。我心底一恸,默然不语。我们便继续在田间小路上走着,直到夜色四起,星光灿烂。

在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我们要做毕业论文。我想请他做我的论文导师,他问我,你做什么方向。我说,想好好研究一下民族主义,这是很多中国人的心结。他说,这个题目很大,我也不懂,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憋着一口气,花了两三个月读了几十种相关著作,在最后关头,熬了三天两夜,拼凑出一篇《自决及其限度:一种自由民族主义的理论》,洋洋洒洒三万言。可以说,这是当时用力最勤的文章。我发给江 Sir 后,他大喜过望,在豆瓣上发状态说,读到学生一篇厉害的论文,不过他太能写了,目测只读了一半。带着他特别的幽默。

后来,他又发来详细的修改方案,从论证思路、材料选择、行文风格,乃至脚注都提出了不少意见,并说要推荐发表。我一一照改了。现在看来,这篇论文其实十分粗糙,根本称不上佳构。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他难道看不出来么?

我想不是的。江 Sir 对自己的学术文章有着极为严苛的标准,甚至有些不近人情。如果他愿意晋升职称,可能比任何人都有资格。但是,当旁人年纪轻轻早就是教授时,他还是只做他的讲师。

刘擎老师在悼文中回忆,学校当时出台了一个代表作制度,为没有学术专著但有重要论文发表的老师提供晋升通道。他兴冲冲地鼓励江 Sir,把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那篇论文作为材料申报,但江 Sir 拒绝了。刘老师又宽解说,那篇文章里你可能 overclaim 某一部分,但依然可以代表你的水平。江老师有些不解地回答说,那根本代表不了我的水平啊。

江 Sir 就是这样,又谦虚,又傲娇。但是,他从来不吝啬给学生以鼓励。正因为他的严格,也让我们更看重他的看重。

有一次,他很懊恼自己讲课不好,对我说,超群,你来听我课是不是浪费时间。我说,唔,你上课的确只是自顾自地讲,没有好好准备的学生可能跟不上,但认真听的人会很有收获。

其实,我想说,你在我心里肯定是最好的老师啊。循循善诱,又很负责任。但是我嫌肉麻,从来没有说出口。

现在,我再也没有机会亲口对他说了。

2011 年,我离开上海去云南山区教书。新奇的环境,闹腾的学生,还有好玩的同事,完全占据我的精力,读书成了一道下酒菜,我很快就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抛掷脑后了。

江 Sir 继续在偏僻的闵行读书、上课,我也在偏僻的山区读书、上课,刚开始我们还在网上频频互动,我偶尔也会打电话给他,能聊一个小时。渐渐的,我们交流越来越少,他只是闷头读书,笔记发了一篇又一篇。

我起初还能细读,发发评论,后来基本跟不上节奏,他也不再发自己的论文给我看,我想他在集中精力读书吧。2012 年,我提着两罐云南茶叶去看他,他勉为其难地收下,我们又吃了一顿饭。他席间说,看你网上挺活跃啊,但我对你做的事情不太了解呢。一副冷眼旁观的样子。

后来,他却寄了不少名著小说给我学生,让我分一分,他没有署名,但我从小学生般的字迹中认出了他。

那几年,他的读书笔记越发越多,情绪也越来越不稳定,微博上时有弃世之言。我初时很担心,但也不知道怎么安慰。

我们都是那种对生活很笨拙的人,更不会套近乎,从来都是直来直去。我一直以师友视之,也没能更走进他的内心。

2013 年,我结束云南的支教,又往嘉兴教了一年书。第二年,我和当时的女友分手,两手空空地回到上海。在这之前,我发邮件咨询继续读书的事情,他不置可否,劝我仔细考虑。

我去上海时,发短信约他,他称不方便,避不见人。后来又打电话给我,约在徐家汇美罗城一聚。

这一次,我们没有谈太多读书的事情。我向他倾诉这两年的遭遇,教了一大群孩子,差点结婚,安定下来,却阴差阳错地回到原地。他静静地听着,偶尔插两句话。最后,他说,去外地见别人父母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吧。神情有些凄然。

他说,他当时也差点结婚,但也是错过,详情并没有多说。后来,我才从 Vivian 老师的长文中得知他这段经历。他也曾奋不顾身地爱一个女孩子,想长长久久,但那次不愉快的探亲之旅,彻底打碎了他进入生活的努力。

我看他有些沉默,也没有多说话,便在美罗城挥手作别。回去后,网上比现实中活跃的他,在微博上发了条消息:

超群来上海,约在美罗城欧风街吃了顿简餐,感觉做了两年多中学教师,他脱去些许稚气(抑或锐气),神色中多了点凝重艰涩。但愿更多的阅读、更美好的盼望和坚守。

读到时,好像被狠狠地戳中,顿时泪如泉涌。反复咀嚼盼望和坚守几个词,在那样的困顿中,我竟好像得了莫大的安慰。

那一年,我蜗居在大学宿舍里,每天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在王老师提供的办公室里读书备考,但心境已不似求学时。

一天下午,我提些饮品约他一谈,江 Sir 似乎没有了往日风采,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我也不便多留,便匆匆走了。

那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竟以如此仓促的方式结束。

我到北京后,偶尔跟他聊几句,他似乎总不在状态,便也不知道怎么继续话题。

2016 年 2 月 19 日晚 10 点左右,昔日同学告我,江绪林老师出事了。我慌忙去微博上看,只见绝命书,给他电话,早已不通。心中惶然,在斗室中如坐针毡。

确知噩耗后,我竟然有些木然,愧悔交加,心里跳出无数个如果,但是没有一个能够宽慰我心。

第二天,我从北京赶到上海。在法商北楼 120,当年他的办公室里,一群基督徒朋友在做追思祷告。这个办公室,我来过很多次,他总是斜坐在窗台下的椅子上,在午后的阳光下,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这群弟兄姊妹唱起了《奇异恩典》,到 “前我失丧,今被寻回” 时,我不能自持,痛哭流涕。青春时代那一角精神世界,已随着他的离去永远崩塌了。

他走后,舆论嚣动一时,各种纪念文章、流言满天飞。我没能写下一言,一是不愿凑热闹,二是他肯定不喜欢这种方式吧。

当时,我们怕他被禁,连夜和其他同学一起,整理了他的一些言论和笔记。现在,大概已经没有消失之虞,因为死亡成了他最后的避难所。

两年了,我以为差不多可以坦然面对他的存在和离去,但其实并不能。每每想到他,仍是惭愧,仍是温暖,仍是悲伤,仍是催我奋进。

有一次,我向他请教读《圣经》的办法,他说,不用太依赖解经书,可以完完全全地浸润在神的话语中。又说,他也很喜欢《启示录》里的一段经文: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愿你安息。我的老师,我的弟兄,我的江 Sir。

樊超群

2018 年 2 月 19 日

关于江绪林老师的言论和文章,微博和豆瓣都有,搜索他的名字就可以读到。关于他的生平和思想,以下几篇文章可以参考:

刘擎:追忆与启迪——江绪林博士告别仪式的悼词

崇明:行过死荫的幽谷:送别绪林

陈纯:自由主义者的“心力”——江绪林的学术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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