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森垚:就在此刻,一个书店正在死亡

2018-01-30

原文来自做書公众号,作者魏森垚。


17:30 分书店断电,爱书人聚在书店里,打开手电、点燃蜡烛,同书店做最后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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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辉煌的时候,它在上海有 8 家店。明天,上海的最后一家门店也将关闭。

在收到关店通知之后,他们开始筹划、举办更密集的沙龙活动,虽然一次又一次地被外力干涉叫停:

很遗憾地通知您,原定于 4 月 17 日晚 19:00 举行的 “秦晖:21 世纪的全球化困境” 讲座活动因故无奈取消。

很遗憾地通知您,原定于 3 月 19 日下午 14:00 举行的 “童之伟讲座:监察体制改革能多大程度上治腐败的本” 讲座活动因故无奈取消。

很遗憾地通知您,原定于 11 月 18 日晚 19:00 举行的 “傅国涌:企业家与知识分子:近代大变局中的选择与命运” 讲座活动因故无奈取消。

……

坚持更新公众号文章,虽然换来了更多次的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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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所有发声渠道,结果豆瓣小站、账号和小组全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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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采访了经历这一切的书店店员,也是最后一位入职的店员。2017 年 3 月,即将研究生毕业的她坐在书店负责人于淼面前。

于淼问她:“你清楚这份工作可能只有一年时间吗?”

她回答:“清楚。”

她说:

“入职第一天,我收到一份新书书单,参加了传说中的选书会;入职一周,我跟着店员们来到‘被关闭’的八里台店,把那里的书打包回上图店;入职一个月,我参与了 4.23 倒计时筹划……

真正感觉到需要说点什么的时候,是公众号里的文章一次次被删掉、活动一次次被取消…… 如果始终保持温和和沉默,未来大家对于这段历史的认识,很容易变成《1984》里说的:一切都消失在迷雾之中了。过去给抹掉了,而抹掉本身又被遗忘了,谎言便变成了真话。”

时间:2017 年 4 月 23 日

4 月 23 日,以为书店 20 周年庆生的名义,书店现在的负责人、总经理于淼和书店创始人严搏非一起拉下倒计时的玻璃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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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于淼在一个类似关店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上海图书馆其实这几年和我们的关系非常愉快,我们之间相互信任,发乎于情止乎于礼。走到这一步,他们也很无奈做出这个决定,所以我们对他们没有任何埋怨。我们想说的是,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不能生存在上海的真实原因是什么。也不知道是谁最后可以决定一家书店的生死。我们只是希望,以一种从容的心态、优雅的姿态,和上海、和这个世界说告别。

虽然没什么媒体去报道这件事。

关于书店关闭的原因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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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就是房东自家也需要空间,要收回房子自用。

后来,于淼又找到上海一创意产业园谈开新店的事情,最后在与区里的文广及宣传部门沟通时,被告知季书店不能开在嘉定,原因不详。

2013 年,具有商业经历和公益背景的 “商人” 于淼,从具有 “学者气质” 的书店创始人严搏非手中接过书店,原以为只是一次投资书店的试水或公益的一种。他们的老朋友温克坚说 “本来我以为,作为一个公益达人,于淼对书店的投资就是一次公益投入,他并不会真正在意书店的未来……于淼对书店投入了一种弥足珍贵的资源——追寻美好事物的那种人类情感,书店已经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有一次于淼和温克坚喝酒聊天时说:希望能在将来把书店传给儿子!

4 月 23 日这天,很多朋友以纪念的名义来送别书店。那一晚,于淼喝醉了。

时间:2013 年 4 月 23 日

回想起书店往事,当年董建华还是香港特首的时候,每年去北京述职,会在上海住一周,每天下午两点半准时出现在这家书店,看上两个小时的书,然后回去吃晚饭。

这家书店在水准上从未失去格调,几乎不卖畅销书,30% 的学术书,当《第一次亲密接触》、《三重门》、《谁动了我的奶酪》堆满大小书店门脸的时候,这里卖得最好的书是,肖斯塔科维奇的《见证》、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林达的《历史深处的忧虑》、冯衣北编的《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舒衡哲的《张申府访谈录》。不去媚俗和讨好,是这个书店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又何其珍贵。

2010 年 5 月,徐家汇百脑汇二期开了仅 9 个月的新店关闭,按照租约本可以存在至少 6 年。但每天仅 1000 元的营业额,无力维持经营。2011 年三家分店纷纷关闭。

2012 年,严搏非早已预料到书店的危机,租约到期后,陕西南路店肯定要搬,能搬去哪儿?不知道。严搏非先生已经独木难支,他愿意出让自己股份,让新人接盘。作为书店创始人,书店存续下去,对他来说最重要。

严搏非和于淼仅认识一个月,在第三次见面时,严搏非说,“今天就给我一个答复,否则明天我宣布关店了。” 最后一刻,他找到了接班人。严搏非相信这位 70 后年轻人可以接得住这份委托。

面对资本强势圈地,地界租金上涨,网上购书的冲击,地产商人用书店吸引人流,有了人流又把书店踹出去的手段,面对这些,于淼顶住了商业上的压力,保住了书店的招牌,在和政府斡旋中,拿到了租金更便宜的店面。

2013 年 4 月 23 日,在世界阅读日这天,新店在上海图书馆地铁站开业。

时间:2008 年

“地铁里不能只有哈根达斯(商业),而没有哈贝马斯!(学术)”2008 年,人们疾呼这句强有力的口号掀起了一场惊动政府的 “书店保卫战”。

2008 年,书店十年租约到期,租金涨了十几倍。然而这个数字,几乎是书店全部的销售额。严搏非说:

现在的人们大都已经知道,图书是一个低利的行业,然而对于逐利的资本而言,既然惟利是图是资本的唯一原则,上海少一家书店又有何妨呢?

而地铁公司确实也不过分,它所报的价格正是当时淮海路商铺的正常价格。说实话,我对地铁公司并无意见,我所熟识的他们中的许多工作人员,更都是良善的个人。但这个系统,却不会因为这些良善的个人而有任何改变,它输出的值是恒定的,这才是这些系统的价值和意义。

接着《文汇报》的一篇报道让这家书店的存亡,变成了社会事件,于是有了这句:“地铁里不能只有哈根达斯,而没有哈贝马斯!”

当时上海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也参与了质询。

上海新闻出版局当时的局长焦扬表示:“(这家书店)确实是我们这个城市的文化地标。如果离开陕西南路地铁站,对上海整个城市文化风格、形态的伤害是不可估量和无法挽回的。” 而且,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也做了批示。

最后,靠着政府对地铁公司施压,经过半年谈判,上海地铁公司妥协:续约 2 年,店面的一半租金维持 10 年前的标准(每平方米 6 元),另一半则涨到不低于每平方米 20 元。

严搏非说,“我们终于意识到,原以为仅仅是一家书店的生与死,竟然可以关系到如此之多的可爱的人们,关系到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而这也似乎意味着,一个好书店就像是一个公共品。”

感谢那些可爱的年轻人们。

时间:1997 年

书店 20 年,有人长大,有人老去。

在书店成立再往前推 20 年,正是严搏非这代人的青年时刻,他们经历着上山下乡,带着知青的笨拙去读大学、研究生,学着去做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在思想营养不良的国家里感受这精神的赤贫和饥饿。对愚昧曾如此接近,才如此恐惧愚昧。他们这代人对真知和智识的渴望,是我们这代被讯息喂得虚胖的年轻人们不懂,也不及的。

于是严搏非开始做书店,后来又做出版品牌——三辉图书。

严搏非说:“今天人类终于进入了一个物质主义的消费世界,** 当所有的神圣事物都不再与我们的世俗生活相关的时候,所有的个人都将成为孤独的失去理想的个人,再无某种终极关怀将他们连接起来,这是自轴心文明以来没有过的,是世界性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时的人类将不再能应对大危机,社会一旦发生崩溃将无法重建。而我们现在正走向这样的时代。我所想的,只是为这个未知的世界留存一些思想,尽管很微不足道。**”

“90 年代以后,知识界分流、邓小平南巡,自由经济在不争论的情况下诡异地崛起,然而,正是这种政治经济状况的合流,才有了我们的书店。这几乎是被生活和精神境遇逼出来的一个结果。”

“书店是一个天然地具备知识和价值禀赋的所在…… 你用你的价值来刻画书店的立场,哪怕在 1997 年,还仅仅只是地铁下一个 40 平米的小店。然而就是在这里,文革中地下阅读的精神、80 年代对中国另一种可能的希冀,都在这里顽强地重新滋生出来,它立刻不同于上海的所有书店,我相信,即使它只存在了一年多一点的历史,但当时的八千多册书中,也已包含了当时条件下尽可能完备的世界精神。”

1997 年,这家书店诞生于上海。

明天:2018 年 1 月 31 日

既然这家书店在最后的一年里,从没跟谁低头认输过,那我们的告别也不必太软弱。

在书店倒计时的 283 天里,读者留言贴在书店进门处,这些明信片上说,他们把书店当成家,既然是家,无论开在哪儿,有天我们都还会回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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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读者说:“我觉得蛮伤心的,有一千个理由要让它搬,也没有一个理由让它关。书店在我们这个社会本来就太缺少了。这么稀罕的东西,还要告别,我眼泪都要掉下来。太伤心了。物以稀为贵。现在变成了物以稀为贱。这么大的国家,十几亿人,那么几家好的书店,还要关。如果真是有意识地关这样的店,我觉得是文明的倒退。”

4 月 23 日那天,家住浦东的高先生特意在下班之后赶来,一次买下 7000 多元的书,到晚上 11 点闭店时才离开。“他们选书很用心,关门太可惜了。书店确实不容易,但如果一个城市没有书店也不像话。一块土地不能只种庄稼,不种水果和鲜花。

华师大的政治学教授说:“上海为什么不能够容下一间书店?我的感受是非常遗憾,是感到非常悲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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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家书店并没有离开我们,它的新店开在济南,我们不必如此悲戚戚的。它从 “独立的文化立场,自由的思想表达” 变成“致敬崇尚人文和科学的人”,中和了锋芒,更成熟,也更包容了。

比起说这家书店已死,我更愿意视作 “上海篇之完结”。就像 1997 年从 40 平米,8000 册书,到全上海 8 家店,到陕西北路店勉强经营,到上海图书馆店重新开业,到济南新店。这家书店从来没有死去过,我们也不必太纠结于难过中。

因为:

书一旦印刷出来,就拥有了超过任何人的生命力,而且它们一直在发声,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当图书进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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