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独立中文笔会”（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简称“独立笔会”ICPC）爆发出来的丑闻，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高寒案揭开独立笔会的黑幕   

 

2007年12月3日，美国纽约皇后区民事法庭受理了一宗“中国政治异议团体侵权案”，顿时引起各界关注。 被告方是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资助的“独立中文笔会”，原告方是独立笔会的会员高寒。 此案令人们殊感诧异，因为“侵犯人权、侵犯言论自由”的指控落在以争取民主自由为旗号的民运人士们身上。  

 

原告高寒认为，他因批评独立笔会领导层“黑箱作业”、“财务违规”、“巧立名目”、“中饱私囊”、“党同伐异”以及制度问题而遭到开除，这样的事实令人无法接受，必须诉诸法律。 他声称，此案是中国自由主义者们在民主社会里效法共产党打击异己而制造的现时代的“胡风案”和“王实味案”，而两者唯一不同的是“这个伪自由主义的宗派小集团目前还没有掌握国家机器”。 高寒表示，他“将竭尽所能，使用一切合法手段，包括舆论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来捍卫自己受到侵害的权利，并让加害人（包括法人）付出相应的代价。”   

 

高寒在题为《“开除高寒案”系列讨论开篇词》的文章中披露，在他被独立笔会开除之后，笔会当权派刘晓波、余杰、杜导斌、张裕等人“均沉浸在一派按捺不住的胜利喜悦之中”。 与此同时，他们还在笔会内“制造某种人人自危的猜疑气氛，严禁'泄密'、大抓'线人'，生怕其党同伐异勾当为外界所知”。 据悉，郭罗基、刘刚等会员分别发表文章，对会长刘晓波及理事会提出批评，却遭到杜导斌、刘路等人的围攻，而盛雪、郭庆海等人表示支持郭罗基，秘书长张裕则在笔会的网站上一遍又一遍张贴处理高寒的决定，以示警告。 随着高寒状告笔会民事侵权案的发展，笔会纷争趋白热化。   

 

香港笔会现任会长、著名画家徐悲鸿之子徐伯阳，透过一封致《前哨》主编刘达文的公开信发出呼吁：独立笔会负责人应“详细阅读自由世界的法律规章”，“勿以专制独裁者的狭隘心态来公器私用、假公济私、公报私仇。”在信中，徐伯阳愤慨地说：倘若已故会长刘宾雁泉下有知，见到今日笔会当权者（刘晓波、郑义等）恣意打击异己人士，“把一个主旨为争民主争写作自由的作家联谊团体变成腥风血雨的杀戮战场”，“降格为无理取闹、党同伐异的联动红卫兵式的批斗会场，他一定会痛哭流涕。”   

 

帮派内讧争权夺利  

 

独立笔会内部的利益纠纷盘根错节，冲突频仍，其中“余、王排郭”事件（ 亦称“排郭门”）最具争议性，是此后“余、王罢免案”、“拿下高、郭”风波（亦称“删名门”）、“开除高寒案”、“余杰不信任案”等一系列内斗的导火索。 如今，“余、王排郭”事件的负面影响仍在发酵。   

 

2006年5月20日，自由亚洲电台了发布一则“郭飞雄发表公开信，指王怡和余杰阻止他与布希会面”的新闻。 消息传开，立即在海外民运圈内引起强烈反响。 当时的美国政府原本希望透过以布希总统接见独立笔会成员的方式，来支援中国反对派的“维权运动”，而结果却导致维权人士、自由作家、六四精英们之间旷日持久的激烈争执。 郭飞雄表示，余杰和王怡为了将他排斥在白宫的访客之外，暗中以“有他无我，有我无他”作要挟，迫使联络人傅希秋作出让步。 然而，傅希秋、王怡则说：白宫只邀请基督徒参加会谈，而郭飞雄不是基督徒。 这种解释对于群情激愤的民运人士、维权人士都缺乏说服力，一时间， “阴谋”之说什嚣尘上。   

 

互联网上关于“余、王排郭”事件的评论文章成百上千，其中，多维社专栏作家冼岩的一篇《余杰、王怡不让郭飞雄见布希的真正原因》较有代表性。 文章说：“王怡的公开讲法是：不愿以会面形式与郭飞雄捆绑在一起——其实哪里有什么'捆绑'，一同见面，各自表述即可。真实原因是担心郭飞雄因此而坐大，不同意见从此将更'不可制'。”   

 

冼岩的文章指出：“眼见就要与布希见面，经此仪式后，半路杀出的郭飞雄将具有某种'正统'地位；相对而言，余、王将不再具有任何正统优势。… …于是余、王'无毒不丈夫'，在关键时刻将郭飞雄踢出局，将这种危险趋势'扼杀在萌芽状态'。……这种公然排斥异己的专制主义心态、阴谋主义'权谋'当然不能宣之于口，只能操之于手。于是，余、王只能以宗教信仰作遮羞布。但这块布的破绽实在太多，无法自圆其说，引来舆论不论左右的一片声讨。”   

 

舆论对中国“自由斗士”们此番作为的批评声浪，给独立笔会造成了冲击。 2006年7月15日，刘水、郭罗基、刘逸明、盛雪、伍凡、朱学渊和高寒等人提出“余、王罢免案”，要求撤销余杰、王怡各自担任的副会长、副秘书长职务。 不过，这项提案遭到会长刘晓波及杜导斌等人的抵制和反击。 笔会内外风急雨骤，混战各方只看派性不问是非，任何分歧都被上纲上线，进而转变为一场更你死我活的“互揪特工”运动。   

 

删名有过节争名没商量  

 

2006年10月，两个不同版本的《请像关注当年南非人权那样关注今日中国人权――致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的公开信》相继发表，又开启了另一场争执。 两封公开信内容大致相同，而署名者却是同属于独立笔会的两批人，于是爆发出“抄袭“丑闻。  

 

谁抄袭了谁呢？ 高寒指出，他撰写此文的目的，是请国际奥委会向中国施压，要求释放维权人士高智晟、郭飞雄等，故以“高智晟、郭飞雄法律后援团”的名义发出。 然而，胡平、刘晓波却擅自在公开信中删除了高智晟、郭飞雄等人的名字，并抢先发表。 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高寒将原稿发表于互联网上，让公众评判是非。   

 

“刘晓波抄袭高寒写的文章，并署上自己的名拿去发表”，这一说法越传越广，网上骂声不绝，笔会当权派们终于坐不住了。 暗中操盘的胡平认为，这一切都是高寒、茉莉等人无事生非、小题大作引起的。 他刻薄地反唇相讥道：“茉莉总不至于狂妄到如此地步，以为这个写家如云的'他们'里头没人写得出高寒底稿那种水准，所以不厚着脸皮抄袭不行吧。”接着他又说：“问题在于，高寒、茉莉有这种感觉。他们以为高寒的名字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死皮赖脸地要盗用；高寒的底稿如此经典，以至于我们不知羞耻地要抄袭。他们当然可以这样想，不过他们至少应该知道我们并不这样看。”   

 

高寒也不甘示弱，接连发表了数万字的“驳胡平”、“驳胡平、吴仁华”系列文章，进行还击。 他指出：“刘晓波的问题，主要是党同伐异，且是不讲人道伦理的党同伐异。因为与被救援人物有意见分歧，就连人道救援的底线也不要了：要么'拿下高、郭'，要么拒绝签名。”高寒说：“为了那点狭隘的帮派利益，践踏起码的工作伦理、程序伦理，几成家常便饭，互相为一个、甚至一连串谎话作证竟成天经地义。试问，这样的群体，哪有一点民主？这样群体，怎能不轻易被搞定？……这种在专案出台的最后关头，突然改变既定运作方案，强力另搞一套，终成定局的事件，在民运史上竟屡屡出现。而每一次事件背后都涉及同一股势力：民运既得利益贵族集团。”   

 

最后，自称“民运元老”的王军涛硬着头皮出面，以他的“道德虚无”立场来调停。 更令众人瞠目结舌的是，王军涛对高寒讽刺挖苦，说：“看着那些放着一目了然的真相不顾，却顽强地试图在真相之下寻找和力图证实想像的真相的人们，看着他们那满头大汗和涨红的脸庞，我开始怀疑，历史上的酷吏是不是真的都是坏人出于坏水才折磨人的？”他反问各方：“正义感和自尊心真的那么重要吗？说到底，正义感也不过是一种情绪；其遵守的心理客观规律与爱情和贪婪等心理现象差不多。”   

 

挥棒收拾你还要你道歉  

 

自称信奉“民主法治”的人，竟然毫无民主法治观念，为所欲为，最后只能撕破脸皮，彻底摊牌。 2006年7月，独立笔会内部论坛抛出署名“芦笛”的文章《敦请“独立中文笔会”理事会立即开除害群之马、文盲“作家”高寒》。 该文称，高寒“企图以此发动群众，制造舆论，掀起网上暴民运动，制造'政治地震'，用非法手段搞掉在国内外具有巨大影响的笔会负责人，由他这个文盲白丁取而代之，从此将笔会化为他的个人政治资本与争权夺利的政治工具。”针对此文，高寒分析认为，这是杜导斌等人“打响了以'开除高寒案'来反制'余、王罢免案'的第一枪”。   

 

2007年7月，杜导斌、李建强、武宜三、廖亦武等12人正式向会长刘晓波递交《关于请求笔会理事会审议处理高寒先生严重违反章程行为的提议》。 理事会当即作出决定：高寒的会员资格将于9月3日终止；而在此之前，高寒必须向秘书长陈迈平，向提案人杜导斌、李建强、武宜三、廖亦武等人以及全体会员道歉，“并保证不再重犯'侮辱、诽谤、捏造或故意传播谎言'和'严重损害笔会声誉'违反本会章程的行为”。   

 

独立笔会指控高寒的“罪状”包括：  

  

在笔会领导换届选举期间，污蔑秘书长陈迈平“巧立名目”、“中饱私囊”；  

  

在“余王排郭”风波中，污蔑会长刘晓波和理事会“参与了余王二人在美国行为的决策”，并断定笔会“对余王访美进行有组织、有目的的宣传活动”；  

  

擅自公布所谓“民主中国临时过渡政府各省市政权和平交接委员会接收成员”名单，使名单中的独立笔会国内会员处于危险境地，并导致许万平、杨天水被判刑。   

 

针对上述指控，高寒发表“开除高寒案”系列讨论文章，指出自己之所以遭“清洗”，仅仅是因为批评了笔会领导层。 他说：“尽管刘晓波、余杰帮派集团目前离掌权还有十万八千里，却也亦步亦趋地象中共那样抡起可任意解释的'泄密'大棒迫害异己：连本人公布自己对辩护权遭剥夺的抗议信，居然也成了'泄密罪'。”高寒质问道：“为什么我们这个号称独立于专制体制的中国文化人自主管理的团体，其内部却容不得批评和争论？为什么有人动辄就将会员对笔会个别领导人的批评等同于'攻击笔会'和'损害笔会'？这不是专制是什么？”  

独立中文笔会创建于2000年至2001年间。 起初没有经费，大家都还相安无事，但自从获得NED钜款资助后，内部的明争暗斗层出不穷。 随着各种经费源源不断而来，笔会领导层开始高度防范内部人士“泄密”。 据高寒披露，曾担任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负责人的茉莉，就因为批评秘书长陈迈平隐瞒捐款来源而受到压力，愤而辞去了理事和会员。  

 

此外，现居深圳的笔会“狱委协调人”赵达功也说：“每年从我这里就划走几十万人民币援救狱中作家家属，NED给笔会的钱根本就没有这一项，这都是笔会争取来的。”由此可见，独立笔会的经费并非如其财务报告中所称的“基本依赖单一资金来源”，除了NED之外，应该还有其他机构秘密资助，而这正是笔会领导层晦莫如深的原因。   

 

2007年10月，独立笔会又因“秘书长张裕涉嫌选举作票”再起冲突，郭罗基为此发表《化解危机，挽救笔会》一文，主张：一、张裕停职；二、设立监察小组；三、请NED派观察员介入调查。 这些建议虽获46人赞同和附议，却遭会长郑义封杀。 另外，郭罗基等14人连署的《对续任理事余杰的不信任案》，也未被列入会员大会议程。 这时，高寒发表《我们的分歧在哪里？ ――与履新的笔会“会长”郑义老兄谈谈心》，矛头指向笔会当权派的“利益瓜葛”问题。   

 

高寒的文章这样责备郑义说：“当你还一直站在各种各样的有资源同仁圈子之外时，我们是'志同道合'的；而当你有可能参与染指某项资源了，你就不得不与铁哥们高寒分道扬镳了”。 “据说，你现正与余杰忙不迭地筹画着在华盛顿DC开一个笔会办公室，为此还向NED申请到了5万美金预算。看来此时此刻下决心搞掉内部的'刺儿头' ，其余会员的不满，就都好对付了”。 他还透露，郑义曾经告诉他：“许多人都不满某理事一人就领薪1万5千美金”。 高寒称，“仗着掌管着NED给的钱，伴随着津贴、补助、获奖、出访、出书、稿费、开会等等而来的，是会员们对这一切越来越没有了发言权。”   

 

郭罗基读罢高寒此文深有感触，撰文称赞高寒“是一个愿为正义事业献身的人，他的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干民运'，而不是考虑如何挣钱、如何吃民运饭。我到他家里去看过，在美国，我还没有见到这样破烂的家。听说笔会的某些负责人在国内日子过得很'滋润'，大概想不到富裕的美国还有如此贫困的高寒。 ”   

 

义工图利坐地分赃  

 

针对上述郭罗基的文章，刘晓波立即以《关于笔会的反对派——反驳郭罗基为高寒的辩护》作回应。 他表示，郭罗基影射其在国内日子过得很“滋润”不尽公道，因为他一直处于大陆警方的监控之中，拿不到出国护照，并随时可能再次被捕。 他说：“可能，我的物质生活不像高寒那样贫困，但那也是我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当会长四年，我分文未取。我不知道高寒过穷日子的真正原因，但我并不认为他如此贫困是由于一心干民运造成的。”刘晓波表示：“笔会是个义工团体，领导层与会员之间没有利益瓜葛，所以，谁也操控不了谁。”   

 

刘晓波的上述说法遭到“自由圣火”网站上署名“山人”的文章驳斥。 文章指出，刘晓波虽不直接从独立笔会拿钱，却凭担任会长之故“捞到了一个在笔会之外的闲职美差，以致可以人在国内，坐享每年几万美元的固定收入”。 文章还披露，刘晓波目前掌握的网刊《民主中国》，获NED每年拨款十三万六千美元，除了支付稿费，其余由刘晓波和蔡楚等人分享了。 笔会中刘晓波的铁杆支持者綦彦臣、余杰、武宜三、廖亦武、王怡等人，都是《民主中国》网刊的“专栏作家”。  

 

署名“山人”的这篇文章继续嘲讽道：“无论国安警察如何监控，也没有阻止刘晓波拿着大把国外美元，在中国国内过滋润日子，也没有阻止余杰出入国门周游世界，轻松自由如同赶集。”最后，文章说：我们“并不在意刘晓波所享受的特殊经济待遇。问题在于，刘晓波这两年利用优厚待遇干了多少拉帮结派，欺负弱者的坏事？”   

 

香港笔会会长徐伯阳也撰文揭露，国际笔会会章与香港社团通则都严禁社团理事会成员受薪，大凡正副会长、理事、司库、秘书都是义务职，然而今日的独立笔会已沦为一个“坐地分赃的黑社会集团”――它严重违背民主法治原则，制度不健全，监察功能实质瘫痪，而且理事会集体违章。 徐伯阳的文章说，NED每年给“独立笔会”十几万美元，“这笔钜款大多数都被掌权的几个头头私分了，真正用于促进创作自由的钱，微乎其微。”  

 

徐伯阳还披露，这几年已有黄翔、蒋品超、高寒、茉莉、郭庆海、任不寐、萧雪慧、张嘉谚、周玉樵等多人因揭发“账目不清”等黑幕，而被开除或排挤出会，而唯一的一位监事员余世存因得不到头头们尊重，长期不出席理事会。 徐伯阳说：“这个既不民主，又不独立的团体，早已沦为专制独裁者的'东厂'和'西厂'。”   

 

财务拒公开假账名堂多  

 

高寒披露，独立笔会获得NED资助的第一年，就巧立名目，变更用款科目，挪用逾5000-9000美元。 笔会2004年上报给NED的决算中，其中“归还”给陈迈平、贝岭、张裕等的差旅费“私人债务”逾5000美元，而在帐面上却是以与实际用途完全不相符的该年度之虚假“工资”科目呈现的。 他指出，只要那份决算报表没有明确地写上“归还2003年会员债务”这一科目；只要提交给上次会员大会的那份笔会财务报告中所谓“后来分别由秘书长万之领取2000 美元以抵销2003年出席墨西哥国际笔会大会路费，前任执行主任贝岭领取1350美元以抵销参加2003年出席墨西哥国际笔会大会路费，张裕领取1159美元以抵销参加2004年出席西班牙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代表大会路费”之款项，在该决算中是以“工资”来支取的，那么“巧立名目”的批评就成立。   

 

高寒认为，这种不直接不名正言顺地领工资拿钱、却偏要用以绕弯子且财务违规的方式来拿钱的方式，违反常理。 高寒说：“正是从这种不走捷径反绕弯路的'反常'支款行为中，正是从笔会会长、副会长、财务秘书、两任秘书长均众口一词为此'反常'财务行为的月台背书中，让本人看到了我们中国人中作为潜规则所畅通无阻着的某些个猫腻，看到了我们笔会财务透明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郭罗基在《独立中文笔会第三次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透露：“由于高寒本人的上诉权被剥夺，我和刘国凯、余樟法、樊百华、刘水、贝岭于九月十三日向笔会第三次会员大会提出议案，讨论和审查'高寒诽谤案'以及理事会的相关决议。九月二十九日，理事会作出决定，拒绝立案。这个决定的文本，看起来很像秘书长张裕的杰作。”他指出：“'高寒诽谤案'所涉及的，是笔会向美国民主基金会报的账与笔会内部的财务报告不符。美国的财务制度是很严格的，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高寒若是向美国民主基金会举报，弄不好就会断了笔会的财源。”   

 

民运有帮规顺服成大佬  

 

郭罗基上述这番话震撼了独立笔会，于是，刚上任的会长郑义不得不出面作出回应。 他无奈地解释道：“在如此头绪纷杂努力工作的情况下，出来这么一位朋友违反章程并缠讼到底，且激起公愤，理事会如何能视若无睹，而不秉公执法？如果理事会姑息高寒，那么联署提案者又该作何感想？如果联署者们也像高寒那样寸步不让，理事会又作何处理？因此，我认为开除高寒，不过是'避祸'之举，防止组织受到更大伤害。”郑义表示：“笔会统共只有200号人没有一条枪，控制不了任何一个人的生活。被开除者不仅没有恐惧和经济、政治损失，甚至还可以不断声讨，或者进而自己成立一个足球协会，可以手足并用。……笔会开除高寒，并不是自由的丧失，而是自由的保障。共产党不能退出，笔会可以自由退出。”   

 

作为笔会会长的郑义，一番解释竟如此颠倒是非、连讽带刺，对高寒而言无异于火上浇油。 他愤然反问：“'自由表达'还是不是笔会所认同的核心价值？”高寒指出：“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的极右分子们的一元化思维，与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极左分子们的一元化思维，其实并没什么两样，他们的灵魂深处其实是息息相通的。因此，极右分子搞一言堂较之极左分子搞一言堂，丝毫都不逊色。”他更透露，在此之前笔会已经逼退了众多批评者，其中有黄翔、茉莉、任不寐、周玉樵、蒋品超、傅正明、萧学慧等；照这样清除异己的势头，至少还有四、五人也面临“泄密”、“诽谤”的指控。   

 

高寒撰文指出，党同伐异之陋习不只存在于独立笔会，连整个海外民运圈也都是帮派伦理猖獗，“冲锋陷阵遭围殴，顺服无害成大老”，以至终于酿成“排郭门”和“落井下石”这样残酷的背后捅刀子事件。 高寒说：“在一个帮规高于一切的小圈子里，是没有真相可言的，是没有是非可言的。”他在辩论中这样警告刘晓波、胡平等人：“对于一个这次铁了心要扫荡积弊甚深之旧民运黑幕而追求新民运伦理的人来说，你们的那套'公布证据是泄密，没有证据是无理'的玩意儿，岂能难得倒我？”高寒进一步指出：“笔会作为在美国注册的社团，其法人代表是谁，也至今神秘兮兮地处于'地下'状态。如此，便是既拿会员大会这个'最高权力机构'的庄重在开玩笑，又让整个笔会组织潜藏着随时可发生的法律危机。”   

 

制度成摆设权力更傲慢  

 

出了这么多的事，独立笔会的制度是不是有问题？ ――许多人都抱有这样的疑问。 当然，独立笔会的制度是有的，但对于独立笔会的当权派实际并无约束力，因而，争夺权力的重要性就远远大于完善制度。  

 

2005年12月，盛雪高票当选副会长才几天，在没有违反笔会章程的情况下，就被刘晓波、余杰、蔡楚、孟浪等人以“劝说”方式逼迫辞职，而理由仅仅是“她不够资格”。 于是，这种“事后资格审查”，引起各方批评。 然而，当会员们为盛雪鸣不平之际，她本人却保持沉默，以“风度”保护了黑幕。 当时，正在为一项旨在推动财务公开的“章程修正案”奔走呼号的高寒说：“我的抗争余音未了，盛雪就第一个成了那黑箱操作的祭品。”   

 

高寒的“章程修正案”虽曾得到许多会员赞同，然而，会长刘晓波以及一些大会工作人员却违反行政中立，中止大会正常进程，分头给提案人打电话，动员他们撤案。 于是郑义撤了，王丹、陈破空等也跟着撤了。 高寒感叹道：“反正这圈中也时兴'跟人不跟线'。” 高寒向郑义“掏心窝子”说：“很明显，这是典型的'屁股决定脑袋'定律在作祟。因为，玩真格的'公开性'和'竞争性'，就都有可能要触动到有些人那实实在在的既得利益或预期利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之难，不就难在这'屁股-脑袋'定律吗？中国的一帮'自由主义精英'实在也不能免俗！”   

那么，这项诉讼究竟有多大意义呢？ 高寒对媒体称：“这是海外民运中第一个针对那常以'维权'为诉求的团体，依法维护其成员权利的案件。而'维权者'侵权；向'维权者'维权，这本身不正是对这类自称民主团体的一个极大的讽刺？”   

 

高寒撤诉，转往高等法院控告笔会  

 

2008年2月26日，纽约当地华文媒体《世界日报》报导高寒与独立笔会之间诉讼开庭的消息。 前一天，在法官William A. Visovich的建议下，高寒撤销了告诉，但他表示将赴高等法院继续对独立中笔会提告。  

 

高寒宣称自己所诉求的是一个道歉，并要求独立笔会恢复他的会员身份。 独立笔会会员胡平代表笔会出庭，他的委托律师Aaron Lebenge在开庭前表示，这是很简单的案子，高寒的提告没有理由也没有基础，因此案子一定会撤销，而在撤销后笔会也不打算提出反告。   

 

法官William A. Visovich根据民法第78条，当庭建议高寒撤销告诉。 他对高寒说，高寒的告诉并不属于小额法庭范围，即使高寒是对的，以他的职权也无法审判。 这位法官说：“我看了此案的材料，相信原告会胜诉，但他应该依循正确的程序，向纽约州高等法院或联邦法院起诉。”   

 

高寒之所以选择小额法庭来提起这次告诉，主要是因为小额法庭无须请律师，而高寒是请不起律师的。 但是，法官William A. Visovich明确地告知他这样两个讯息：其一，到了高等法院，照旧可以自行提起告诉；其二，他可以尝试请求纽约律师协会为他指派免费律师。  

 

从法官那里得到的这两个讯息，促使高寒接受了法官的提议，从小额法庭撤诉，准备转往纽约州高等法院继续提告。 而至今这场官司还未有明确的结果，仍需拭目以待。  

 

内讧官司逼出胡平  

 

值得注意的是，胡平是如何搅进高寒与独立笔会的官司里来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高寒发表在网上的文章中有披露，他声称，胡平的到庭早就在他的预料之中。 因为在提告之初，高寒就把法院传票的接受地址选在胡平家。 他之所以这么做，有以下两个理由：  

 

其一，可以免去他原本必须去笔会“地下法人代表”一平（李建华）居住的上州ITHACA 立案出庭的辛苦劳顿，而在纽约市以逸待劳地来打这场官司；  

 

其二，胡平的太太王艾曾经做过笔会会计，经她手做的一份非赢利组织年度报税表，就是以胡平家作为办公室地址的，而这也就恰好吻合高寒提起告诉的小额法庭对起诉地的要求，亦即“任何公司在本市有分店、办公室者均可在本市起诉”。  

 

但令高寒没有想到的是，本来可以拒收传票从而不必出庭的胡平，居然没有“法律头脑”地出现了。 据高寒称，胡平本来是可以避免搅进这场官司的，一来胡平的太太王艾做笔会的会计已经是多年之前的事情，二来胡平可以否认笔会的办公室设在他家。  

 

与胡平同时出现在法庭的，还有纽约中国城的美国律师李进进。 高寒本来以为李进进只会做笔会方面的幕后参谋，所以对他的出庭略感意外。 但是，此时的李进进不单单是律师，还是独立笔会的新成员，于是，就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高寒写道：“我伸出手去与李进进握手，说：'祝贺你加入笔会！'（李进进）先是略为一诧，因为此事笔会内部也才刚刚宣布，但他转瞬一笑道，'你走了，位子腾出来，我们就进去了。'”  

 

高寒与独立笔会之间的官司，虽然时下还没有最终的结果，但是，透过这场官司，已经揭开了独立笔会的黑幕，也让外界看到了独立笔会这个团体的真相。 独立笔会的会员，很多都是知名人士，拥有自己的读者群体和拥趸，其中刘晓波还是著名的异见人士，也是六四事件中的中坚分子。 在民众的心目中，这些知名人士应该是道德高尚的君子，但是，透过一系列事件所爆料出来的“拆烂污”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而他们的形象透过这些纷争事件的爆料，或许也会从此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