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纪念：隆重推出《天安门对峙》连载
北国游子
真诚、坦荡，狂热、执着，无怨无悔、嫉恶如仇
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31 11:48 只看该作者
六四纪念：隆重推出《天安门对峙》连载
《天安门对峙》是一本自英文原版由作者反译的中文版。如作者的说明：“语言因此可能会有生硬、别扭及其它不太符合中文阅读习惯的地方。”这些文字特点或说语言特点非常明显，但并没有西人原作那种过多过长的定语、分句等，读起来并不艰涩。
多年收集六四有关资料，有个人对特定时间地点和事件的回忆，有比较详细的个人日记，有新闻式的记录，也有夹叙夹议的长篇，还有以评价为主线的论著……唯独此书，以第三人称做全景式的记叙，详尽而不失客观。其中一些为他人忽略的细节，更给人以启示。
作者当时已经在美国数年，没有自身经历。但从内容上可以看出综合了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以本人曾经阅读过的资料看，没有感觉有令人存疑的成分。至于作者的身份，可以参阅刘刚的书评。
算是我今年的“六四功课”，对该书做了格式整理，改动了极个别的标点和明显错别字，并在【】中做了一些补充说明。借1984小组向大家推荐。
http://www.tiananmenduizhi.com/
Eddie Cheng博客：
http://www.blogger.com/profile/03285289956451750621
英文版中文书评：
把那场运动再现一回
刘刚
［刘刚是《天安门对峙》中的主要角色之一，也是作者在北大物理系研究生时的同学。下面是他为这本书英文版写的介绍，最初发表在“独立评论”网站：］
自从坐了几年监狱后，我就懒得读书，更不愿读有关六四，特别是那些提到了我的书，也很少有书能让我从头到尾读完，就连那本关于天安门的“Black
Hand”及《回顾和反思》，我都不曾读过。但Cheng E的新作，《Standoff At
Tiananmen》，我一接到初稿，竟然一口气就读完了，令我自己都感到吃惊。
我能够将这本书读完，不仅仅因为作者曾经是我的师弟加学长，更主要的是这本书文字流畅，故事生动，读着这本书，仿佛又让我身临其境，带我又重新回到二十年前的天安门广场。
说作者是我的师弟，那是因为我们同是北大84级物理系研究生，又是同师同门，而且我年长几岁；我们曾同修同样的课程，长期结伴去导师家挨批受训，遇到导师发火时，他是我的挡箭牌，谁让他是班长，又是嫡系呢。
说Cheng
E是我的学长，那不仅是因为他比我早四年进北大，是我的班长，更因为他比我更早地投入北大的校园民主运动。在1984年年底，当他们那些老北大带领84级研究生去校长办公楼示威，要求将我们的宿舍从校园外的蔚秀园搬进北大校园时，我还在三教的通宵教室里刻苦攻读群论场论。1985年，中国最有影响的民主运动应该是发生在北大的纪念九一八活动。作者Cheng
E是那次运动的三位主要发起者之一。当他同我班的另两位同学在三角地用真名贴出他们的第一张大字报时，我还在睡大觉。当我知道了他们是要纪念九一八时，我还在嘲讽他们是在助长狭隘爱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盲目反日排外。后来，我才认识到他们这是在声东击西，打着红旗反红旗，醉翁之意不在酒，终极目的是在煽动群众示威游行，我才开始给他们敲敲边鼓。那也不过就是去北京电报局给全国各地高校打电话，号称是通电全国，或者是在三角地贴一些小字报，但从来没有象他们那样亮出真名。也是从那次纪念九一八活动，我才学会在中国搞民主示威的第一计第一枪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自那以后，我对此计是屡试屡爽。
我们物理系84级研究生共有39人。到了86年，有一半的人通过考托福考GRE出国留学，这包括Cheng
E及另两位九一八活动的发起者。北大兴起了考托福出国热。我突然感觉到出现了巨大的真空，我们的宿舍一下子从四人减到了两人，三角地的大字报骤然减半，人们渴望示威游行的激情突然降到了绝对零度。Cheng
E那批人走了，我感觉到北大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邻门的清华分校。我面临着是走还是留下的两难选择。我最终选择了留下，我留下是因为我那时总是摆脱不掉一个梦幻：如果我的十亿同胞都这样潇洒地离开了中国，不带走一草一木，那终有一天，这九百六十万江山不就是我的了吗？如果象Cheng
E那样的优秀人才都这样挥挥手告别中国，我在这里不就是鹤立鸡群了吗？有道是山中无老虎，老鼠也能称大王。就是这种摆脱不掉的幻想，使得我渐渐滋长了一览众山小的傲气，舍我其谁的豪迈，誓把皇帝拉下马的决心，天不怕地不怕的狂胆。从此，我感到我在北大越来越有空间，我们物理系的八九个房间，我轮流着住，宿舍、活动室、会客室，应有尽有。我在北大也越来越有人脉，他们在北京各地的饭们也都被我收编了；常来拜访他们的人，多半都投到了我门下。那些人也不得不改换门庭，他们敲开物理系的哪个门，最终都得找到我。
我敢说，如果在1985年中共政权就发布一个二十一人的通缉令，我肯定落榜，而我的师弟Cheng E一定是榜上有名。后来我就常想：如果Cheng
E那帮人不出国，如果在八九年时他们还在北京，在八九年发布的21人通缉令中，我很有可能就会又一次名落孙山，逃过那一劫。毕竟有他们那么些人比我出头，共产党抓个三年两年也轮不到我。
我相信，Cheng
E在这些年里一定常常后悔，后悔他没有象我一样地在北大再多呆几年，错过了八九年那场千载难逢的机会。正是带着这种遗憾，他才下决心用笔把那场运动再现一回，为了让他自己也经历一次那激情岁月，也为了让所有的人都永远铭记那一年，铭记天安门广场上所发生的一切。
2009年3月27日
天安门对峙
中文版连载和版权说明
在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20周年之际，我出版了一本用英文写作的叙事体历史书，standoff at
tiananmen，并建立了相应的博客网站，记述并纪念那一段历史。该书从1980年代的开端、民主墙、北大竞选等等早期的运动开始，逐步揭示学生运动在那个年代的发展过程并如何在1989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在其主要部分，这本书第一次将学生们在1989年的各个时期的活动和组织，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游行、绝食和与政府官员的对话及对峙。这是把那个年代、那场运动、那些人们以叙事体历史的方式系统而生动地描述出来的第一本书。
英文书出版之后，现在正在进行中文翻译过程，以便将来出中文版。为了扩大影响并广泛征求意见，这个博客将在翻译过程中不定期地连载中文初稿，同时发表一些有关的新闻或评论。
在这里连载的中文版将是直接从英文文本中翻译过来的初稿，语言因此可能会有生硬、别扭及其它不太符合中文阅读习惯的地方。在全书翻译工作完毕后，书稿将会在正式出版之前再次做大规模的修改、润色、扩充和改写。因此这里登出的只是征求意见的初稿。
初稿也不包含英文原版中大量的脚注和注释，这些内容将在完成的中文书稿中补齐。
作者保留所有版权。任何媒体或网站如果希望转载本博客，必须在每一篇里都注明原始出处，并且保留全貌，对内容不得作任何修改、删减或添加。
对这本书感兴趣的读者在中文版完成之前可以直接在网上购买英文版。向你身边的同事朋友推荐英文版也是支持本博客的最有效行动。
目录
序幕
第一章：新一辈
在1980年代初期，新一代的学生在不需要经历他们的兄长们不幸的生活磨练的情况下进入大学校园。但还是那些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动乱的老一代给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展现了校园生活的另一面。胡平、王军涛和陈子明深深的投入当时“民主墙”和1980年的校园竞选等草根运动。
第二章：自由化
在整个1980年代，邓小平的改革带来了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在诸如方励之教授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影响下，新一代的大学生们开始找到了他们自己的声音。1986年秋天，一场运动的热潮在上海达到顶点，那里的抗议游行使得城市瘫痪。
第三章：民主沙龙
北京的大学生们在1987年的元旦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几十个学生被警察拘捕但随后在学生们的压力之下释放。总书记胡耀邦因为拒绝镇压学生运动而被罢免。在方励之被开除出党之后，刘刚在北大组织了一场竞选使得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当选为地方人大代表。在1988年春，刘刚组织起“民主沙龙”并与更年轻的学生如王丹和沈彤建立联系。
第四章：追悼会
胡耀邦的意外辞世引起了新的一场学生运动。成千上万的学生大胆地在天安门广场守候一整夜而得以成为胡耀邦追悼会的一部分。当三个学生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演出一场跪谏的仪式时，激动的学生们发现他们和他们自己的政府不在同一边。
第五章：高自联
就在学生们积极组织自己的独立学生会时，刘刚召集了一个隐秘的会议并成立了高自联。王丹没有参加会议。吾尔开希以微弱票差没能成为这个组织的第一个主席。但他们两人很快将成为这个组织的公共形象。
第六章：游行
学生们对于他们的行动会被政府认可为爱国的善意行为的希望被一个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彻底打破。在巨大的压力下，高自联的主席在最后关头取消了计划中的抗议游行。但在一片混乱中，当时最大的示威游行仍然爆发了。4月27日，50万学生冲破警察的层层封锁线而走上北京街头。
第七章：绝食
就在政府官员们和各界群众展开对话的同时，学生们却被抛在一旁。失去耐心的王丹、吾尔开希和柴玲发动了绝食。柴玲通过她充满感情的演讲成为这场运动的一个新领袖。
第八章：对话
资深的政府官员阎明复主动邀请学生领袖商讨解决危机的途径。一场阎明复和学生对话团的正式对话在艰苦的氛围中展开。当绝食学生发现事先允诺的直播计划没有实现时，他们冲进会场打断了对话。
第九章：冲突
作为化解危机的最后努力，李鹏总理出乎意料地接见了部分学生领袖。激动中的吾尔开希抢占了主导地位，把这场见面会变成对李鹏的公开嘲弄。赵紫阳总书记在天安门广场含泪露面，随后便从公开场合永远消失。
第十章：戒严
灾难迫在眉睫。学生们终于在戒严令发布的两小时前结束了绝食。令人震惊的是，执行戒严令的军队在城市郊区被市民堵截。学生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公开号召李鹏政府垮台。
第十一章：对峙
戒严令下的天安门广场成为一个既是公众自由论坛又是情绪化的学生“疯人院”的所在。对峙的局面成为领袖们的一个沉重负担。王军涛试图重新组织起已经松散分化的领导层，但他的努力在一个撤退计划被李禄和柴玲否决之后失败了。
第十二章：屠杀
1989年6月3日晚上，成千上万携带冲锋枪的士兵跟随着坦克和装甲车从三个方向杀进了这个历史悠久的古都。在众多的伤亡和混乱中，知识分子和学生领袖组织了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上千学生和平撤离。
尾声
英文版中文书评：
把那场运动再现一回—刘刚
实在值得一读并珍藏一本—田野
英文版英文书评：
1.Jeremiah Jenne, Jottings from the Granite Studio, January, 2010
2.John Kusumi, China Support Network, May, 2009
3.Merle Goldman, Professor of Boston University and Harvard University, March,
2009
http://www.standoffattiananmen.c … f-at-tiananmen.html
序幕
1989年6月5日，星期天，北京天气晴朗。初夏的太阳在这个古都的街道上铺上了一层温暖的色调。但是这个城市看起来很奇怪地空空荡荡。街上没有周末常见的公共汽车、自行车或行人。在横贯东西的长安街上，这样的空寂尤为显著。这条雄伟的大道有着八条汽车道和两条宽敞的自行车道，却几乎没有什么生命的迹象，像是在无尽的阳光之下的一块巨大的灰色混凝土板块。
远方的天空中有着丝丝缕缕的黑烟。烧毁的公共汽车和其它残骸沿着长安街处处可见。街面似乎是刚刚清洗过的，但在一些地方还是能够看到血迹。不时还能看到坦克和装甲车的出现，显示出这个早晨不是平常的一天。
一列坦克从天安门广场缓缓地开出。在宽广和空旷的长安街上，这列坦克大摇大摆地行驶在街道的正中间。然而，就在天安门广场东边不远的地方，坦克行列突然停止了行进。一个孤单而瘦长的人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站在了第一辆坦克的面前。在附近北京饭店的楼上，外国记者们挤在几个朝街的阳台上，他们无法相信亲眼看到的这个情形。他们的录像机和照相机不停地记录这个场景。
记者们只能看到那个人的背影。他穿着一件白色衬衫和深色裤子，左手提着一件外衣，右手提着一只小塑料袋。他可能二十岁左右，看起来像是一个平常的大学生或办公室职员。可是这会儿他正在长安街的正中，孤单地站在一列行进中的坦克的面前。
就在领头的坦克在那人的身前停下来的时候，那个年轻人的右手用力一挥，仿佛是在告诉坦克走开。在那紧张的几秒钟里，人和坦克互相盯视着。领头的坦克后面再次冒出黑烟，它又启动了。坦克慢慢地向那人的左边移动。那人毫不犹豫地跨了过去挡在路上。坦克又转向那人的右边。在这个领头的坦克后面，一长列的坦克也像一条长蛇一样跟着左右摇摆。那人随着坦克移动，一点也不相让。
当坦克再次停下时，那人做出了更大胆的举动。他爬上了领头坦克，在炮台上上上下下寻找一个可以看到里面士兵的窗口。但他没有找到，于是又不得已爬了下来。就在这时，几个市民冲了上来把他拽向街边的人行道。坦克行列便不再有干扰地继续前进了。
没人知道那个人是谁。他的年龄表明他是那刚刚掀起了一场这个国家中最为壮观的历史性事件而最终导致坦克车出现在首都的街头上的那一代人中的一员。就在不到两天以前，6月3日的晚上，成千上万装备着冲锋枪和机关枪的士兵伴随着重型坦克和装甲车杀过成群的民众占领了这个城市。上千的，如果不是上万的话，学生和市民在他们自己的军队面前丧失了生命。
这个人很可能是在1970年代接受他的小学和初中教育的。在他的学校生涯里，他毫无疑问地会被多次地教导过他的国家所面临的威胁。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手下的国务卿杜勒斯很早就作出过共产主义会在自身的“和平演变”中灭亡的预言。在中国的所有小学生都被反复提醒过杜勒斯的话：共产主义国家的第三代或第四代的孩子将失去其理想光辉而转而反抗其体制。这说的正是这个站在一列坦克面前的人所属的那一代。
到1989年时，关于“和平演变”的教育已经随着历史发展逐渐消失了。然而“和平演变”却几乎真的发生了，虽然它的到来显得突兀而偶然。在那个春天，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们上街示威游行，要求自由和民主以及和自己的政府平等对话。5月13日，这些学生中的几百人在国家的神圣中心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场延续了令人心悸的一星期之久的绝食。5月20日，政府发布了戒严令。然而，执行戒严的军队被市民们堵截在城市郊区。学生们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直到那个血腥的夜晚士兵们终于用坦克和机枪杀进了市区。
没有人知道那个站在一列坦克面前的人是否自己曾经是绝食者之一，或者他是那些在戒严令的晚上用自己的身体阻挡在军队卡车面前的那些人之一，或者他曾经在6月3日晚上和6月4日白天目睹了对没有武装的市民的无谓屠杀。但显而易见，他已经看够了、听够了、感觉够了，以至于他必须自己站出来。
在北京饭店里的外国记者们匆匆忙忙地把他们刚刚获取的珍贵底片藏匿起来。一两天后，它们会被偷带出国境成为全世界媒介中的头条新闻。这个一个人面对一列坦克的场面最终会成为1989年北京学生运动和后来的天安门屠杀中最广为所知的象征。这是一个恰当的象征，它体现出一个不屈不挠的对峙。在它的背后，有一个至今还未完全说出和被理解的故事。
在这个时候，那些记者们不由得会迷惑于在这个伟大首都的过去几个月里究竟都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甚至是在那之前的几年里——因为就在短短的十年以前，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度曾经是一个充满了希望和新生的地方。
【理解作者将王维林作为本书序幕的想法，当然这基于该事件在世界上的影响。但毕竟该事件主人公笼罩着太多的迷雾，而且这些迷雾能够遗存这么多年，本身就更引发了进一步的怀疑和猜想。详见《关于“坦克人”（Tank
Man）的疑惑—六月血》http://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9/07/20090706231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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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游子
真诚、坦荡，狂热、执着，无怨无悔、嫉恶如仇
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31 13:55 只看该作者
大家尽量不要跟帖，我在六四前发完，以便浏览。
第一章·新一辈
1980年是猴年，象征着一个活跃、躁动和充满机会的时机。的确，一种近似迷醉的激动在空气中荡漾，伴随着那在广播和收音机中无时无处不在的流行歌欢快而乐观的曲调：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
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
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
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啊，亲爱的朋友们，
美妙的春光属于谁？
属于我，属于你，
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就在四年以前，这个古老国度的气氛却是大不相同。缔造了共产主义中国并统治了三十年的无可替代的领袖毛泽东终于逝世了。整个国家陷入了一场极度的悲伤和绝望。对于年轻人来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中顶礼膜拜了一辈子的共产主义式的上帝。从幼儿园开始，他们就不停地呼喊那一句无所不在的口号：“毛主席万岁！”也就是说毛主席会活一万年之久。他的辞世因此就像世界末日一样的不可想象。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个国家正陷在毛泽东发动的用以扫除思想自由化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经济上疮痍满目，社会秩序混乱，民众生活在恐惧当中。商店里鲜有商品出售。从食品到衣物到手表到自行车的日常生活所有用品都严格地凭票供应。所有的男人都穿着同样的蓝色或灰色的“毛服”，留着同样的短发。女人看起来也与男人没什么不同，最多是带有辫子或稍长一点的头发。无论是在外表、行为还是思想，与众不同是极其危险的。那些不小心在私人通信或日记里透露出怨气的人很快会被投进监狱或劳改农场。
也许有极少数的人在暗自庆祝毛泽东的死亡而希冀一个根本的变化，但在公开场合，每个人都以超过死去自己亲人的悲哀伤心欲绝地哭泣。有些人是真实的痛苦。大多数人也许是出于多少年的膜拜所带来的情感惯性和从众的习惯。而对于极少数人，这是他们生存的必要手段。每一个人都发出最庄严的誓言：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捍卫毛主席的路线。没有东西可以变化，也没有东西会变化。
变化还是比任何人想象或希望地更快更戏剧化地来到了。在毛泽东逝世的一个月之内，包括他的夫人在内的最贴近的幕僚便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逮捕。这个所谓的“四人帮”立刻遭到谴责而成为文化大革命以来所有罪行和政策失误的罪魁祸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则被新的领袖们保护了下来。
尘埃落定之后，中国的新领袖是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被毛泽东两次废黜却不可思议地存活下来的矮个子。1米52左右的邓小平以他坚强的意志和聪敏的思维而著名。在1904年出生于偏僻的四川省一个农户家庭的他在十几岁时就曾留学巴黎和莫斯科并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活动家。30岁时，他就已经成为被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迫害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圈子内的一员。在战争年代，他作为政委协助领导了共产党军队中最大的一支并成功地赢得一些重要的战役。因此，他在军队官兵中享有坚实的威望。
但与毛泽东不同的是，邓小平在内心里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最喜欢的格言是“猫论”，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种以能力为主的衡量标准并不符合毛泽东的思想。当邓小平被清洗时，他的“猫论”作为他缺乏理想意识的例子被广泛地批判和嘲笑。但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这样的大批判也没有真正的羞辱他，倒反而增加了他与民众贴近的形像。
毛泽东死后，邓小平从政坛的深渊中爬了回来并把国家引上一个新的轨道。他一边继续鼓吹毛泽东的遗志，一边却让全国知道当务之急的任务是经济发展和提高生产力。
“不要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指示着，全然不顾社会主义的公平理念。他鼓吹“致富光荣”，鼓励大家寻求自己提高生活水平和致富的道路。在他的容许下，“猫论”成为一个政治上的保护伞使得思想比较自由的基层干部能够运用各种非社会主义的政策来做提高生产力的试验。
结果是立竿见影而且惊人的。农村中有限的私有化政策“试验”触发了农业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导致了1979年全国范围的一次少见的大丰收。在城市里，年轻的待业人员投入了他们不熟悉的私营企业的运作，根据市场需求贩卖各种小商品。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人们突然可以不需要票证在街头的小摊贩和农贸市场里买到所有需要的东西。“毛服”逐渐被牛仔裤、皮夹克、和裙子所取代。勇敢的赶时髦者开始留出长发并烫出波浪发型，他们面对的是老一代的臭骂和同代人的艳羡。那个时代的成功标志是从香港进口的蛤蟆镜，即大号的墨镜。墨镜的商标保留在镜片上以证明其不是赝品，至于那商标是否阻挡视线是没人关心的。伴随着对一个光辉未来的新的希望，笑脸也跟着1980这个新年代的到来凯旋式地回到了世间。
【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一个重要注脚，是89年引起民愤的“五大公司”：
1、中国康华实业有限公司1984年成立，董事长邓朴方，副董事长王鲁光（王树声之子），总经理俞正声（黄敬之子）。
2、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ITIC Group）1979年成立，邓小平亲自倡导和批准，由荣毅仁于1979年10月4日创办。历任高层为：
1979年10月－1993年3月：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1993年3月－1995年4月：魏鸣一任董事长，王军（王震之子）任总经理
1995年4月－2000年7月：王军任董事长，秦晓任总经理
2000年7月－2006年7月：王军任董事长，孔丹（孔原之子）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2006年7月－：孔丹任董事长，常振明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3、中国光大集团（China Everbright Group）1983年成立，集团监事会由中国国务院委派。历任董事长：
1983年－1990年：王光英
1990年－1997年：邱晴
1997年－1999年：朱小华（朱镕基之子）
1999年－2000年：刘明康
2000年－2007年：王明权
2007年－：唐双宁
4、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1985年成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胡子昂任董事长。胡子昂1991年11月19日逝世。
5、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1988年成立，总经理王岐山。1989年10月21日并入国家农业投资公司，更名为国家农业投资公司农信（集团）公司。
而作为六四之后的一个难说彻底的结果是：1989年8月15日对“五大公司”的查处。
《人民日报》
日期：1989.08.17
版次：1
标题：五大公司查出违法经营问题 审计署公布结果和处理决定
没收非法所得处以罚款和补交税金五千一百多万元
违法违纪人员将移送监察部门或提请司法机关处理
正文：……】
根本性的变化随处可见，最突出的却还是在大学校园里。在这个尊重教育和知识的国度里，这些原本是最负声望的机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却都停滞了。毛泽东对立场向来有问题的知识分子的个人偏见使得他把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都关闭了。教授和知识分子被赶到偏远的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失去上大学机会的高中毕业生也被送到乡下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许多年来，这些年轻人的生命被拴在那里，看不到任何前途和希望。当大学逐渐开始恢复招生时，学生必须通过一种“推荐”制度。他们首先根据政治态度和个人关系选择大学生，即使这样的人接近文盲程度也在所不惜。
在1977年8月，毛泽东逝世还不到一年，新上台的邓小平就做出他具有战略意义的第一个重要决定：立即恢复传统的全国高考制度来选拔大学生。这一改革的信息像冲击波一样席卷全国，几百万的年轻人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放弃的梦想又被唤醒了。更多的父母和亲属们忙乎着寻找多年未用过的旧课本和复习资料，打听任何对自己孩子可能有用的小道消息。那些已经在农村里度过很多年的人们更是明白这是他们可能走向新生活的“末班车”。在1977年底和1978年夏季接连举行的两届高考中，大约一千二百万考生参加了考试。他们中间只有大约百分之五能够获得上大学（包括从最好的大学到两年制的技校）的资格。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一次学业考试了。距离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最后一次高考已经有十年了，整整一代的高中毕业生都近似绝望地争取这一次机会。
这场考试的社会影响是不容低估的。通过这么多的考生和他们的家庭和亲属，它触碰到了每一个家庭。当超乎意料的考生数目造成试卷用纸供应不上时，邓小平指示把计划印制《毛泽东选集》的纸张挪来用，这更是表现出在优先权上的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这场考试奠定了一个使用客观标准的实例。“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成为那些因为政治问题备受压制的家庭的护身符。一种新的平等和社会公正的观念正在被重新唤醒。
当那一代人中幸运的极少数迈进大学校门时，他们发现的是一个奇怪的场所。在校经过“推荐”制度录取的工农兵大学生正在上不到初中水平的功课，他们对这些新来者很是反感。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教授们战战兢兢，惟恐说错了话更不知道该教什么课。这些新的学生也不像是通常的大学新生。他们的年龄距离30比距离20更近一些，很多人已经结了婚，有些都有了孩子。除了考试前那几个疯狂的月份，他们已经多年没碰过书本。尽管他们是那么绝望地要上大学，他们对大学本身和自己被录取的专业其实所知甚少。但是，他们也是一群被多年生活的磨难锤炼过的人，他们决心加倍努力，把他们在农村中蹉跎而损失的年份“夺回来”。
然而，即使在这些“老”学生能够完全适应一个舒适的大学生活之前，校园的面貌就在他们眼前又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个更新的一代正在出现。
在1980那个猴年，伴随着欢快的“八十年代新一辈”的旋律迈进大学校门的基本上全是应届高中毕业生。这些处于16岁到18岁之间的“孩子”从来没有下过乡。他们幸运地在课堂里度过他们所有的青春。的确，他们被称之为“天之骄子”，享有同代人望尘莫及的社会地位和荣耀。他们自然流露的天真和热情使老学生们感到不可思议。然而，从他们的父母和兄长那里这些新一代的孩子们知道他们好运气的来源。当邓小平恢复高考时，他们正在中学念书，那一夜之间，他们的前途定了型。他们会上大学而不是下乡，他们会整天读书而不是舞锄把。
但是，在把校园交给这些新一辈之前，老学生们还有一些自己的东西给他们看看。
在1920年的夏天，作为美国传教士夫妇的后代和私立燕京大学的校长的约翰·司徒雷登博士正在为他的学校在当时叫做北平的北京寻找一个新校址。他选择在城市的西北郊大约十几公里的地方买下了一片过去是朝廷官员的花园所在。这个地方正处于当初显赫一时的圆明园和颐和园之间。到1926年的时候，他已经买下了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地皮并请了建筑师亨利·墨菲设计一个与周遭环境和谐的新校园。这里所有的办公室和教室建筑都采用传统的宫廷风格并配有雕梁画栋。在主建筑群附近环绕着山坡和柳树之间有一个人工湖，它被很艺术地称做“未名湖”。在湖的中间有一个行人可以通过一个小拱桥抵达的岛屿。湖边的山上还有一座伟岸的十三层的塔。塔是仿照古代通州塔所建，并很高贵地命名为“博雅塔”。然而这个塔却是作为向整个校园提供自来水这样一个实用目的而设计的。这个美轮美奂的校园随处可见众多从附近破败了的圆明园“抢救”过来的文物点缀，更显示出一种皇家园林特有的气派。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合并，这个如画的校园最终成为中国最为骄傲的学校——北京大学——的所在地。这个被人习惯性地简称为“北大”的学校因为它的优越的人文和自然科学系科而被私下里称之为“最高学府”。每年，她都吸引着全国最好和最聪明的学生。
1978年在那几百万“老”学生中脱颖而出进入北大的有一个33岁的胡平。胡平虽然出生在北京，他是在邓小平的家乡四川省长大的。高中时他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而不得不中断学业下乡到附近的云南省务农。后来，他辗转于当地的小工厂里做工。他那不受欢迎的家庭背景一直是他自我发展中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直到高考的恢复。事实上，他对自己的聪明和多年自学所得的知识是如此自信，他直接报考了研究生院。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大并被录取为其哲学系的研究生。
与他多数新同学不同的是，胡平来到这所学校时怀有比读书更多的想法。北大在学术之外更以其频繁的政治活动或“学生运动”为著名，这些学生运动往往是年轻学生为争取自由和民主所组织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好几个大规模的大学生上街抗议当时政府的政策的学生运动在中国的现代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共产党上台以后把这些学生运动归功于他们的领导作用并盛赞学生运动是早期对共产党理念支持的表现。在官方的历史中，学生运动是爱国、进步和民主的。它成为了一种神圣的东西。这种教条说，因为青年学生基本没有什么物质追求或私利，学生运动不可能错。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骄傲地宣布“学生运动是天然合理的”，掀起了他自己的又一场学生运动。在历史上，几乎每一个重要的学生运动都是由北大的学生们发起并领导的。
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最重要地位的学生运动是“五四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1919年5月4日，北大的学生得到来自巴黎和会的消息。尽管中国在那场战争中具有战胜国地位，中国的领土利益却还是在合约中被牺牲给了日本。几千名愤怒的学生冲出他们当时在城里的旧校园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示威。那是一场暴力的抗议，激进的学生们游行到政府官员的家里要求答复。在一个地方，他们殴打并重伤了一个大臣并焚烧了一间府邸。
抗议持续了一个月。当一些学生因为暴力行为被拘留时，北大的校长辞职抗议。罢课活动席卷全国。到6月初时，中国当时新起的工业界爆发大罢工支持学生。危机因此升级到前所未有的危险地步。最后，政府不得不在压力下让步。他们释放了被捕的学生，拒绝在巴黎合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有着持久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把其组织在那两年后的成立归功于该运动。在他们取得政权之后，5月4日成为全国青年节。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接受着作为社会改革进步力量的学生运动传统的教育。五四运动的暴力性质或者被忽略或者被誉为革命精神的表现。赶潮流的北大也将5月4日定为校庆日，尽管该校是在运动的几十年前就建立了的。
有着这样的历史，胡平相信北大会是一个能够遇到更多像他自己一样思想独立而且比较自由化的人的地方。在年轻时遭受了各种歧视和迫害之后，胡平一直在寻找改变这个制度的关键所在。现在来到北大，他相信他已经找到了。早在1975年，他就开始写作一部题为《论言论自由》的巨著。借用阿基米德关于杠杆的威力的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移动地球”，胡平自信地写道言论自由就恰恰是那样的一个支点，通过它可以“移动”这个看起来巍然不动的体制。对于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没有多少参考资料的年轻人来说，胡平的巨著是对言论自由的重要性的一个惊人的系统分析，它从哲学、政治、心理以及实践的各个角度论证了言论自由的合理性。自然，他当时没有办法出版这本书。但在当前的改革浪潮中，他觉得他也许能在北京或北大找到一个途径。
他正好赶上了时候。就在当时波澜壮阔的政治变化中，一个积极的“民主墙”运动正在首都展开。在毛泽东逝世之后和邓小平还没有完全控制局面之前有一个暂时但巨大的权力真空。一些聚集在北京的年轻活动家抓住这个机会在距离天安门广场很近的闹市区的一堵墙上贴“大字报”来宣扬他们的理念。在公共场合贴大字报是一个很普通的宣传手段，也是个人在没有官方许可时发表言论的唯一途径。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字报被誉为工人阶级实践“大民主”的重要工具之一。但这一次，民主墙演化为一个谴责文化大革命、鼓吹政策和领导层改革的论坛。事实上，实用主义的邓小平正是这一群活动家心目中的英雄。他们的辩论和文章中很大部分是试图帮助邓小平击败残存的毛泽东分子而重新获取权力。
胡平很喜欢这个民主墙。他立刻投入进去成为当时正在兴起的几个油印民刊之一的《沃土》的编辑。在那个杂志上胡平第一次出版了他的《论言论自由》。出版后却没有多少反应。他的同僚们那时正在忙于言论自由的实践，没有工夫顾及对这个问题的哲学讨论。
就在这些活动家们开始组织起来并有越来越多的文章系统论述民主和人权的重要性时，邓小平本人的耐心开始到头了。在完全获得权力之后，邓小平现在可以给这个未经授权的自由论坛盖上盖子了。邓小平的实用主义也是有严格的界限的，他推出了作为中国政治运作的最高教条的四项基本原则：1.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2.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3.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4.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简单来说，这些原则规定了中国所有的言论和行动必须符合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不容挑战的党的领导。邓小平强调说四项基本原则是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大事。
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这一点。1978年12月5日，魏京生，一个28岁的电工和当年的红卫兵，在民主墙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第五个现代化》的强有力的文章。文章论证了中国在官方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之外最重要的现代化是其政治体制或民主的现代化。魏京生知道民主墙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他很快又发表了一篇更具挑衅性的文章《民主还是新的独裁？》。该文章指名道姓地警告说在没有政治改革的环境中，邓小平正在蜕化为与毛泽东没有两样的新的独裁者。
魏京生当时虽然只是一个低级的电工，他却也不是同辈中典型的没怎么受过教育的青工。他是在高级官员的优越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很小的时候，他家曾经与毛泽东家是邻居。因此从小学到高中他接受了较好的教育，直到文化大革命打断了那一切。与许多其他的高干子弟一样，他加入了狂热的红卫兵。但不久红卫兵组织就靠边站了，他们被送到乡下去通过劳动改造思想。在那里，魏京生第一次亲眼看到农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艰苦的生活条件，他因此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在“民主墙”这里，他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而不再能自我约束。
那张大字报成为最后的一根稻草。魏京生很快就被逮捕了。六个月后，他被以“反革命”罪和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15年徒刑。当其他一些活动家设法协助他的辩护过程并抗议这一案件时，他们也被抓了起来判了多年刑期。“民主墙”本身被拆毁了。除了在指定的地区，大字报也成为非法的宣传工具。
这场运动被镇压了，胡平回到家乡度过那个夏天。正是在四川省，他意识到1980年事实上是一个选举年。
作为一个人民共和国，中国的选举制度是按照苏联的模式设计的。地方上的人民代表每三年由公民选举而成。这些代表再选出省级人大代表，他们再选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现实上，这些选举，如果真的举行的话，只是一个走过场的过程。虽然法律允许任何公民自己宣布成为候选人，所有的选举都是以官方认可的方式进行的，也就是只有事先批准的候选人。候选人们都应该很谦虚安静，竞选则被认为是个人突出的表现和“虚假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象征。
然而，1980年的选举却不一样，这毕竟是一个改革和新思想的时代。
选举是在那年夏天从像四川那样的省份开始的。在一些当地的大学里，几个勇敢的学生自己站出来成为独立候选人并举行了小规模试探性的竞选活动。在邓小平改革浪潮中已经迷失方向的地方官员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一新现象。当湖南省的一所大学里的官员试图压制那里的竞选活动时，成千的学生游行抗议。大部分地方则把竞选当作改革中的又一个“试验”来看待而容忍。作为官方正式报刊的《中国青年报》为上海的竞选活动做了一个正面的报道，也算是一个非正式的官方认可。
当那个秋天胡平从四川回到北京时，他发现原来“民主墙”的一些人已经在计划在预订在12月份举行选举的北京举行一场有组织的竞选活动。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经是大学生，他们决定竞选主要在大学中举行。那里也应该会是最乐于接受他们的选民的所在。“民主墙”运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陈子明成为领袖。北大理所当然地是主要的目标所在。在那个学校里，一个更年轻的王军涛将作为候选人领衔竞选活动，胡平被安排为他的军师。
在这些活动家里，王军涛是一个颇为奇怪的角色。他的父亲是一个将来会升到将军级别的忠诚的军官。他的童年是在一个优越而奢侈的安全环境中度过的。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能够接触到许多不对公众公开的书籍。他对这个特权运用极致，在很小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勤奋的读者。1976年4月5日，一场自发的纪念活动在天安门广场展开以悼念刚刚去世的长期担任总理职务的周恩来并抗议当时的毛式统治。不到17岁的王军涛领着他的高中班参与了运动，他还贴出来自己写的两首诗。在紧随而来的镇压中，他被关押了将近一年，直到邓小平重返政坛为该运动平反。一夜之间，王军涛又成了后来被称为“四五运动”的青年国家英雄。他的照片、诗词和事迹在报纸上到处传播。他被安排成为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走上了可能成为未来领袖的途径。
但就在那个时候，年轻的王军涛放弃了那条可以飞黄腾达的道路而选择投入反抗性的“民主墙”运动。尽管他年龄很小资历很浅，他成为也是“四五运动”中的英雄人物陈子明创办的、当时影响很大的民办杂志《北京之春》的副总编辑。王军涛旺盛的精力和运作能力使得《北京之春》成为当时民刊中印刷质量最高的杂志。该杂志的名字也成为“民主墙”运动本身的代号。然而，与同僚相比，《北京之春》其实是一个温和而谨慎的声音，它基本上支持邓小平的政策。不过，当魏京生被捕而许多人试图与魏京生的激进行为撇清关系时，《北京之春》加入了抗议这一案件的行列。魏京生被判刑以后，《北京之春》出版了它最后一期，其中包括一篇为魏京生辩护的檄文。该期还出版了魏京生本人撰写的一篇因专门关押高级政治犯而神秘的秦城监狱的内幕报道。十年以后，陈子明、王军涛和1989年学生运动的许多领袖都将亲自进入秦城访问。
王军涛也是那时通过全国高考成为北大的本科生的幸运儿之一。他选择了技术物理系，他认为一个系统的科学训练可以帮助他更好地理解社会和政治并有助于他自己的智力发展。和胡平一样，王军涛深知北大的独立思维和学生运动传统的价值所在。物理对他来说倒并不那么重要。
沿袭中国古典花园的设计传统，北大的校园是有几个区域组成的。在北边那著名的未名湖和博雅塔的四周是美轮美奂的教室楼和大图书馆。学生宿舍则是在校园的南端集中在一些五六层高的军营式的简单楼房里。每天早晨，学生们在他们的寝室里醒来就立即往北边走，在教室和图书馆里度过他们的一整天。他们通常只在很晚的夜里才回到自己的宿舍。他们毫无例外地在校园里的几个大食堂里就餐。饭菜的质量差强人意，但也没有多少抱怨。这些经过上山下乡的苦日子的学生关心的只是如何赶上学习的进度。
每天早晨和傍晚，不尽的人流，或者步行或者骑自行车，穿过在教室和宿舍区之间的校园。在那里，有一个邮局、一个很小的商店和一个更小的书店。这一排建筑便是校园的中心所在。外面有几排固定的用来张贴学校告示并偶尔举办艺术展览的橱窗。学生们也经常贴他们自己的大字报，大多是失物启事或抱怨之类。这些未经允许的大字报总是很快就被管理人员清除。
这个小地块因为它的几何形状被所有与北大有关的人热忱地称之为“三角地”。这里不仅是所有人每天行程中的必经之地，也是他们获取校园生活中的最新信息的所在。
1980年11月3日，在正式选举期的第一天，王军涛在三角地贴出大字报宣告自己参与竞选。北大的所有学生属于一个选区，有两个席位。王军涛很快就发现他不是唯一一个自发的候选人。同一天就有另两位学生自告奋勇，更多的人在随后几天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学生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竞选活动就这样突然变得如火如荼。候选人们自己组织集会和问答会议，每次都能召集到好几百人。他们之间的辩论会更是使得大会堂人满为患。
三角地更是沸腾了。候选人和他们的支持和反对者们不断地贴大字报宣传各种理论和观点，大字报盖满了商店、食堂和其他所有能张贴的墙面。到处出现的民意测验和油印的竞选刊物更是推波助澜。学校官员们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他们没有清除大字报，而是任其自我覆盖达到好几层之厚。
确实，胡平对这一竞选活动是如此的乐观，他在几天之内就决定离开王军涛的阵营而自己投入竞选。他觉得他们两个有足够的实力同时获得那两个席位。一共18个自发的候选人投入了这场竞选。其中还有几位在这种由男人主宰的政治场合中不多见的女生。一位女候选人为了打破文化大革命时期以来中国人没有性别差异的形象提出了一个叫做“东方女性美”的有趣概念作为中国女青年的楷模，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这有可能是这个既传统又是共产主义的国度中第一场女性主义的公开讨论。
胡平明白，这场竞选已经成为一个类似于“民主墙”的新思想论坛。它很显然地与那两个地区人大席位没有多大的关系。大家很少讨论身边的事务，当与学生生活有关的问题，诸如教育投资、食堂伙食、宿舍条件等等，被提出来时，都不会有多大的反应。相反的，所有的大字报、演讲和辩论都集中在中国的过去、现状和将来这样的“大问题”上。为了反映出这一历史性运动的重要性，胡平的竞选宣言用了一句富于情感的话作为开篇：“我们这一代的声音已经被忽略得太久了、太久了。”
通过大字报和油印刊物，他又一次发表了他的《论言论自由》作为主要竞选文件。这一次该论文得到了巨大的反响，引起了一场在中国实现民主和自由可能性的辩论。法律系的一些学生推出了一个全国第一份的《出版法》草案，几千学生在上面签名支持。胡平的成熟、智慧和伶俐的口才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仅很快地成为候选人中的佼佼者，而且被看作为整个竞选活动的思想领袖和代表。
王军涛则选择了一个稍微不同的战略。这个当时21岁的三年级大学生对自己是否能选上并不那么关心，他把这场竞选更为看作公开他自己观点的平台。他自己的竞选宣言的开头句子明显地体现出一种叛逆的精神：“中国人民目睹身历了十年政治专制的黑暗、腐败及残酷，又经历了四年曲折复杂的思考、批判和斗争，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选举权！”
这样的文字在当时足以令他坐牢，但对于王军涛那只是一个开头。几乎每一个星期，他选择一个专题做一个讲演并且以大字报形式发表一篇论文。这些涵盖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对人民共和国历史问题的看法、作为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的角色和责任以及教育制度的改革。他也参与那场“东方女性美”的辩论，公布了他自己择偶的倾向。
最后，就在投票的前一周，王军涛放出了他酝酿已久的炸弹：一篇题为《毛泽东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吗？》的长篇激辩论文。他论证毛泽东在意识形态上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只是”一个用自己的理念改变了中国的“革命家”。这样对一个神圣形象的正面攻击在那时是闻所未闻的。虽然大多数学生至少对他的论断部分地赞同，许多人觉得他的行为不够成熟，而是在为争论而争论。大家普遍认为王军涛不顾胡平的反对而抛出的这颗炸弹令他丢失了不少珍贵的选票。
在那一个月期间，竞选的狂热和混乱充斥了整个校园。三角地不再是一个交通枢纽，而成了一个永久会场。每天，学生们顶着寒冷站在露天边看大字报边吃午饭。他们互相激烈地辩论。他们经常地在大字报上批上自己的评论。每天晚上，候选人的讲演和辩论会都能召集到几千人到场。连篇累牍的民意调查、谣言、人身攻击以及对各种阴谋行为的指控更是火上加油。人们也许会疑惑那时是否还有学生在正常上课。
当在一次调查中候选人被问及魏京生的反革命案件时，他们表现了不平常的独立性：几乎所有人都相信魏京生的15年徒刑“判重了”。包括王军涛在内的几个候选人认为那是一桩冤案，会在将来被平反。另一方面，当被问及中国是否应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时，包括胡平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回答了“是”。王军涛在这个问题上稍作躲闪，他声称“领导”这个词含义不清。
第一轮投票是在12月3日相当有秩序而公正地举行的。获得票数的前三名，胡平、王军涛和张炜成为角逐两个地方人大席位的正式候选人。张炜是当时官方学生会的主席，比较倾向于“温和改革派”的态度。在这三人中，王军涛毫无疑问是最负争议性的。由他引发的关于毛泽东的辩论这时已经完全覆盖了整个竞选活动。尽管反弹强烈，5个前候选人还是勇敢地宣布在最后一轮中支持王军涛。
正式选举是在12月11日。百分之九十以上有选举资格的学生投了票。胡平获得了多数选票而顺利当选，王军涛和张炜所得选票均未过半数。在稍后的决定性投票中，王军涛领先张炜很多，但他还是以区区50票之差没有达到要求的半数。所以胡平成为北大学生选区唯一的人民代表。
热情的学生和观望中的官员都把这场选举看作是成功之举。在首都的其他地方，陈子明和他的妹妹陈子华在他们各自的学校轻松地赢得席位，另外几个“民主墙”的老战士也获选了。在北京师范大学，一个名叫刘源的学生格外引人注目。他的父亲刘少奇曾经是中国的国家主席和毛泽东的钦定接班人。但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来打倒刘少奇并残酷地让他在监狱中孤单且不为人所知地死去。刘源先身为王子而后又被万人唾骂的个人经历引发了对中国社会不平等的现实的激烈讨论。虽然刘源在竞选中一路领先，他最终因为未能获得半数选票而没能当选。
当然，这场独立思考精神的果敢表现也没有为胡平和王军涛赢得什么好处。当胡平获得硕士学位毕业时，他在两年内没有被安排工作，只能靠妻子微薄的工资度日。王军涛稍微好些，凭着技术物理的学士学位并可能受惠于他的家庭背景，他被分配到北京郊区的一个军事研究所。胡平对他自己承担了竞选运动的后果这一点极为自豪。他认为那场运动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没有引发大规模的清洗。他后来常常说，群众性的抗议运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其领袖们应该愿意承担起责任，这样跟随的大众才可以避免受到惩罚。
然而，1980年的那场竞选看起来并没有起到其参加者所希冀和预测的长远效应。大学校园以外的人们对其几乎一无所知或漠不关心，校园内低年级的真正的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们虽然对这些新思想深为叹服，他们并不具备同样的社会忧思。当下一个选举周期在1983年到达时，胡平们和王军涛们都已经离开了校园，北大再没有什么波澜。选票上只有官方认可的候选人，他们也平平静静地被选上了，没有任何竞选的必要。1980年的狂热随着历史消失了，它只成为一个高年级学生在新生面前吹牛时会津津乐道的一个远古童话。
对那些老学生们来说，新的一代实在过于幸运，他们因为邓小平改革的局部成就而欢欣鼓舞，不可能再去挑战权威。但历史会很快对此作出反证。
【魏京生，从他多年来的表现看，是一个极端不负责任的人，尤其对“六四屠城内幕”和“坦克人”的说法。其生平简历以下供参考：
当时正值三反五反，民航局被告发有十万银元账目不清。……当时就抓了八名处级军官，拉到刑场上准备枪毙。我父亲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检讨，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那八人因此免于一死，而我父亲却落得个开除党籍、解除公职的处分。
（随后）吴法宪很快就把我父亲招揽到空军，让他担任组织动员部长，……父亲从此也得罪了心胸不那么宽阔的司令员。随后刘亚楼找了些理由，比如不穿军服上班、不系风纪扣等等，把他连降好几级，一直降到科长。……幸亏有吴法宪从中调和事情才有缓解。吴让父亲去苏联民航局当副局长，父亲舍不得老婆孩子；让他去西北空军当司令员，他又舍不得刘亚楼。（最后何去何从没说）
在此以后的岁月里，父亲还为中国走出封闭困境做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他利用和外交部领导层的老关系，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走出国门经营的公司——中建公司。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打了头一炮。我进监狱后，包括江泽民在内的各部委外事局领导，都曾在他的办公室里工作学习半年。回去后陆续组建了各部委的对外公司，这是中国的工商业走出国门的开始，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小小的序曲。随之，受我的牵连，他还没有到退休年龄就离休了。——《魏京生生平回忆》
一九五七年：魏京生的父亲被打为右派开除出人民解放军，全家被迫离开居住所在，魏京生也被迫离开当时就学的小学。一九六九年：加入人民解放军，曾任班长，在西北地区服役。——《魏京生的生平简历—法新社等报道》
魏京生（1950年5月20日－），中国北京人，祖籍安徽金寨，其父魏梓林初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任要职，后成为工人家庭。魏京生小学就读于北京育鹏小学，中学就读于人民大学附中[1]。1966年文革爆发，魏京生参加了人大附中的红卫兵，并到各地串联。后被父母送往老家安徽金寨务农。1969年参军，1973年服役完毕后回到北京，被分派到北京动物园当电工。——《维基百科》
另据报道：
魏京生刚到美国时，严家其、王若望、刘宾雁等劝告他补习知识学习英文，魏京生认为是在“羞辱”他。
魏京生称柴玲、傅申奇、王军涛、谢万军、王丹、鲍戈、王炳章、王希哲等为“疯狗”，可能是中国共产党的特工。魏京生曾数次被民运人士以“诽谤罪”告上法庭。
1999年5月，在布鲁金斯研究所组织的天安门事件十周年研讨会上，魏京生大喊：“华盛顿是天安门镇压中的同谋！”
魏京生说：“对我最大的批评是为什么我不听从别人的意见。当我是对的时，我为什么要听他们的？所有卓有成就的人都有这种特性。”“大多数人不同意我，但最终他们将发现我是对的。我的主张是在监狱中的漫长岁月中思考出来的，永远不会改变。”
曾为魏京生提供条件写作的加州大学大伯克利分校，和免费提供住房和医疗保健的哥伦比亚大学，均在之后不久要求他离开。】
上官流年
@liunians
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31 14:46 只看该作者
游子老师辛苦了。顶上去。
路边社忠实读者
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31 16:07 只看该作者
Eddie Cheng
北国游子
真诚、坦荡，狂热、执着，无怨无悔、嫉恶如仇
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31 16:34 只看该作者
第二章·自由化
打破大型欢庆活动逢十举行的传统，一场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的雄伟阅兵和游行活动计划于1984年10月1日举行。这场庆祝活动同时也是作为向在那年80大寿的邓小平作生日献礼则在中国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在当时的形势下，为什么不呢？
被乔治·奥威尔设定为极权主义高潮的1984年正是邓小平在中国的改革的巅峰时刻。在5年的持续增长之后，广大的农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私有化，尽管还只是不完全的，已经深入人心。农民现在可以自己决定种植什么和如何销售自己的产品。在生产力大幅度增长之后，农村的劳动力超出了他们拥有的土地的需要。这使得农民得以自己组织起小型的集体企业生产城市里需要的小商品。农民也可以自由地进入城市打短工挣钱。就在那一年，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正在中国贫穷的乡间重走那漫长的长征路，他发现他正在见证这个国家的悠久历史中最富足的一段时期。
乡村的富足也想潮汐一样涌进城市。票证在一夜之间完全消失了。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工为正在改变每一个城市风景线的建筑热潮提供了无尽的廉价劳动力。私营的饭店和小店铺在街道的每个角落出现。过去被作为奴隶制而谴责的保姆和家务工也重新出现了，为城市居民带来欢欣。确实，人们没有理由不觉得生活充满欢快和希望。而这所有的一切成就，都理所当然地归功于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穿着人民解放军军服的邓小平站在一辆敞篷的轿车上像毛泽东当年一模一样地沿着长安街检阅了军队行列。欢乐但又井然有序的平民按照他们的职业单位紧随在在阅兵队伍之后。当大学生的方阵来到天安门前时，这新一代的年轻人突然打破了他们的统一阵容成为一群自由自在欢蹦乱跳的孩子。在他们中间，一副粗糙的大标语被展示出来，上面有四个大字：“小平您好！”只一会儿功夫标语就在拥挤的人群中消失了，但那一时刻不仅被在场的照相机和录像镜头抓住，而且吸引了站在高高的天安门城楼检阅台上的邓小平本人的注意。在惊讶之余，老人笑着挥了挥手。
在中国传统中，对同龄人或小一辈称呼为“小某”是一种亲近的表示。但这样的称呼是不能用在老一辈或受尊敬的人物身上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学生的这一自发举动是真实而发自内心的。对于这新一代的学生，80岁的邓小平并不是一位老政治家，而是他们自己的一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邓小平的权力和威望达到顶峰的时候，他并不是中国共产党或中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当他在1979年完全掌握权力之后，他决策国家领导人应该由更年轻的干部担任。老一辈的领导人则在一定的年龄退休，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高层领导人总是死在位上。为树立一个榜样，他挑选了两个“年轻有为”的领导，赵紫阳和胡耀邦，来推动他的改革。其实，赵紫阳和胡耀邦当时都已经超过了60岁。赵紫阳在作为邓小平家乡四川省的第一把手时在那里的农村改革中颇有建树，他现在成为国家总理。胡耀邦则作为总书记掌管党内事务。同时，邓小平并没有完全退休，他继续担任至关重要的中央军委主席职位。作为国家武装部队的最高领袖，他可以随时介入控制时局，不受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限制。
这个奇怪的分权安排在1980年代早期卓有成效。在邓小平幕后支持下，赵紫阳表现出对改革出色的管理能力。在他不露声色的领导之下，经济改革稳步加深和扩展。他更是乐意与把随着改革必然到来的意识形态问题推给党的领袖胡耀邦。
胡耀邦早在1929年仅仅14岁时就加入了共产党。早期，他曾组织儿童团协助战争活动并以领导少年人而闻名。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多年担任共青团的首脑，在年轻一代中建立了他的政治基础。在邓小平历史性的重新上台期间，胡耀邦为争取包括“民主墙”分子的知识分子和年轻一代的支持作出了显著贡献。他竭尽全力地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也在老一代领导人中结交了不少朋友。由于他开放的思想、自由化的观点和不惜偏离马列主义教条的态度，他成为党内官员中少数几个知识分子的朋友之一。作为总书记，胡耀邦强力推动人们接受新生事物，接受非正统但实用的办法改进社会深化改革。他鼓励年轻人参与社交舞蹈，他带头在领导干部中摈弃不伦不类的“毛服”而穿上西服领带，他甚至提议放弃用筷子吃饭的传统，认为那是一个不卫生的习惯。然而，对于保守的老一代领导人来说，胡耀邦最大的错误在于他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并不对所有问题有现成的答案。
不可否认，这样的自发性和诚实也给他带来了无尽的麻烦。比如说，1983年11月，胡耀邦在访问日本期间语惊四座，突然宣布邀请三千日本青年在1984年访华以增进了解，缓解两国传统的敌对情绪。这个慷中国政府之慨的大手大脚举措令刚刚才开始摆脱穷困的中国青年无可理解。的确，当日本政府没有回邀中国青年时，怨恨反而滋生了。
胡耀邦的个人风度也经常被这新一代大学生所嘲弄。比小个子的邓小平还要矮的胡耀邦经常被看成卡通片里的小丑，激动的时候经常在椅子里跳动而两腿够不着地。但无论如何，年轻的一代把他看作一个真心关心他们的福祉和忧虑的可爱而有时讨嫌的喜剧人物。
也在那个时候，好运气不断地来拜访这一代幸运的大学生。到1980年代中期，他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国外。
在内部改革的同时，中国正在逐渐地向世界开放。刚开始，极少数几经挑选的学生和学者被派到美国和西欧学习现代科技。但那时国家外汇奇缺，这种机会不是大多数学生所能梦想的。后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著名美国华裔物理学教授和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打开了另一条途径。他告诉中国人在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科学专业中有着大量的奖学金，中国学生可以自行申请，用以资助他们的学业。李政道教授自行创立并精心管理了一个试点项目，每年在中国选拔一批物理专业学生送往美国。美国的教授们很快为这些学生的智力和能力所折服，这个项目成为一个巨大的成功。
就在李政道的项目逐步扩大，类似的项目开始在其他科学专业展开时，更深层的变化正在发生。学生们发现他们完全可以自己独立向美国研究生院申请，不需要中国政府或正式项目的支持。一时间，一些诸如“托福”、“GRE”等以前从没听说过的新词汇成为日常用语，它们都是获取美国研究生院录取的基本英文考试要求。如果能在这些考试中获得好分数，配上说得过去的本科成绩单和几封很容易得到的推荐信，被一个相当好的美国大学录取就极为可能。他们不再需要讨好任何权威部门或者倍受那些荒唐的由官方指定标准答案的历史和政治考试的煎熬，这一切都是如此容易！更有甚者，美国大学里的奖学金的美元数目听起来像天文数字一样庞大。“他们付钱让我们去读书！”生活不可能再美满，未来不可能再光明。
在1985年那个漫长而炎热的夏季，美国大学的诱惑充斥着一些北大物理系二年级研究生的脑袋。就在一年以前，他们看到很多他们的同学通过李政道项目飞去了美国。通过来自太平洋彼岸描述着一个不同的生活的信件，他们明白托福和GRE比他们自己的课程学习更为重要。他们在交流关于美国大学的信息之外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晦涩的英语词汇和微妙的语法细节上。而有了更多的富余时间时，他们也经常谈论起政治和时事。
在一个酷热的下午，这些学生注意到即将到来的二次世界大战胜利40周年纪念日。中国是那场战争中的同盟国之一，但她的战胜国形象往往在其在日本皇军的长期和野蛮占领下的苦难面前相形见绌。那部分的历史已经随着时间褪色，但这些学生深不以为然。就在几个月以前，中曾根康弘成为第一个正式访问供奉有二战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的日本首相。在中国官方报纸上，他的行为被谴责为对中国人民的侮辱。因此，这些学生认为，与其庆祝中国作为战胜国的胜利，不如纪念中国是如何沦为比自己小很多的日本的受害者的。
随着这一闲谈逐渐转为热烈，一个行动的念头开始成型。再过一个星期就是“九一八事件”的纪念日。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进攻并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为几年后两国全面开战埋下了伏笔。这些大学生们决定他们要为这一个纪念日吸引更多的注意力。9月18日应该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纪念日和被永久铭记。
这样，在9月13日，一张大字报被贴到三角地。题为《我们应该怎样纪念九一八？》，大字报由北大物理系研究生会署名。这篇简短但情绪化的文章提醒读者中国在日本军队手下遭受的苦难和日本仍然试图恢复其帝国野心的可能性。它提议由全国人大确定9月18日为国耻日而每年纪念。这是一篇充满了年轻人善意而激情的文字。
同往常一样，大字报没有能活过当天晚上。气愤的学生们在第二天又贴出来另一份更为情绪化的大字报。除了谴责撕毁第一份大字报的懦弱行为以外，它还提出了一个更为实际的行动。它号召学生们在9月18日前往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敬献一个花圈以纪念在那场战争中死亡的几千万人。
在随后的几天里，三角地地区被各种大字报、标语和即兴的演讲和辩论所覆盖，这是一个自从1980年竞选以来还再没有出现过的场面。那些物理研究生们和学校官员都被这样的热情和情绪的爆发所震惊。校方把它看作这新一代大学生爱国热情的一次高涨而支持，并提出协助组织去天安门广场放花圈的活动。
然而，当学校发现一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碰巧将于那天在天安门广场边上的人民大会堂里举行时，他们立即撤回了许诺的支持。党代会的召开永远是一个欢庆的场合，整个广场会以彩旗、鲜花和气球装扮成节日的气氛。学生们自然不会被允许在那里举行一个可能形成对比的纪念活动。尤其，很多传言说学生们的行动是针对为改善中日两国关系劳作的总书记胡耀邦的。
出了麻烦的消息四处流传，党代会的日程安排正是历史已经被遗忘的绝妙证明。就在愤怒的大字报再次涌向三角地时，物理系的研究生们担心出现灾难性的升级行动。他们与校方展开了一系列的谈判而达成一个妥协：学校答应在那天举行一个校园内的纪念活动而学生领袖们取消了去天安门广场的计划。
9月18日的早晨在平静中开始，大多数学生准备参加下午的校内正式纪念活动。然而，就在中午时分，许多人注意到校园的大门已经关闭，外面站立着许多警察。显然，校方不愿意出现任何纰漏。几百个愤怒的学生带着旗帜和锣鼓聚集在大门前。他们看起来会试图冲击大门。但经过一两个小时的对峙，劝说奏效了。
另外大约三百左右学生在下午晚些时候还是到达了天安门广场。他们发现广场已经被警察关闭。正在他们开始聚集起来沿着警戒线行走时，他们得到临时的许可进入广场。学生们遵从警察的指示和平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敬献了一个花圈。
如果校方曾经希望这场事件会随着纪念日的过去而消逝，他们会很失望。一个因为校园被封锁而愤怒的法律系研究生在随后一天贴出来一张新的大字报。他那挑衅性的文章声明这次校园封锁是违反宪法的对学生民权的一次公然践踏。为更好地表现他的挑战，他在大字报上骄傲地签上大名“中共党员陈小平”。就这样，纪念活动突然转化成一场关于自由和民主的大辩论。自从1980年竞选运动以来，学生们还没有看到过对官方这样公开和直接的挑战行动。激动的热潮是明显又立竿见影的。大字报、标语和辩论又一次在三角地泛滥，话题围绕着宪法权力和它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欠缺展开。
经过了五年的时间，1980年竞选的精神终于在北大重新出现了。更年轻的大学生们第一次尝到了这所学校“学生运动”传统的味道。他们不会需要同样多的时间来宣示他们自己宏伟的到来。
陈小平受到被开除出党的威胁但后来只受到比较轻的惩戒。那些物理系的研究生们则在被各种官方人物拜访之后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意义的惩罚。很快的，他们便改弦更张，忙乎于托福、GRE和其它更重要的事务中去了。在一年之内，他们中的大多数就坐在航行于太平洋上空的飞机里。但是，在那一阵子躁动之中，他们很少注意到他们自己之中一位安静和含蓄的同学。
刘刚即使是在这个研究生班里也还是年龄比较大的一位。他在1961年出生于以人们开放、直率和热心著称的东北的辽宁省。1977年，在全国高考恢复的时候，他还没达到高中毕业班。但他仍然提前参加了考试并被中国科技大学录取。毕业以后，他先工作了两年然后成为北大的研究生。
当刘刚在1984年来到北大时，他知道他正在进入一个有着深厚“学生运动”传统的学校。他只是不知道他会得以这么快、这么近地看到一场学运。在那个9月份，各种事件在他的眼前展开，他知道他正处于最好的位置。然而作为一个刚到北大的外人，他只是沉默但密切地观察着。当他感觉到参与的强烈欲望时，他自己在三角地贴出匿名大字报，即使是他自己的同学也不知道他的作为。
不过很快地刘刚便明白这“学生运动”和所谓的“学生领袖”所扮演的角色其实都很平常。一个像眼前这样的学生运动可以很平常地无缘无故地发起。如果它能在公众情绪上得到回应就会自然地获取发展势头。而学生领袖们除了发动和在事件初期影响其走向之外，他们对运动的控制能力实际上是极其有限的。但无论如何，他对他的同学们与校方达成妥协并掩旗息鼓的做法深为失望。他觉得他们投降了。在一首他匿名贴出悼念学生领袖的精神死亡的诗里，他表达自己在被唤醒后而又被抛弃的沮丧——他现在只能自己寻找继续的途径。但那正是刘刚下决心要做的：继续！
改革在1986年开始遭遇困难。社会不满开始在全国各处冒头。人们不得不面对两个随着更自由的经济而来的在共产制度下还没有经历过的现象：通货膨胀和腐败。中国百年来的传统智慧认为社会稳定只能通过整齐划一而得到：“不患寡而患不均”。社会主义的平等理想与这样的传统理念结合得甚是完美。在毛泽东的中国，政府对其维持一个既没有普遍的腐败又几乎不存在工资差别的“稳定”经济而最为自豪。在中央计划之下，通货膨胀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记忆。的确，普通商品的价钱，连同工资，都已经几十年没有变动过。当生产不能满足需求时（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其普遍），就采用严酷的限额供应制度。但即使货架空空、队排得很长，商品的价格仍然没有变化。通货膨胀和腐败的不存在对人民的心理有着极端重要的影响，他们可以安慰自己生活虽然艰苦，但还是公平的。
当邓小平开始他的改革，鼓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他面对的便是这样的社会规范。在改革从农村转移进由国营企业和官僚机构为主宰的城市里时，因恐慌而引起的阻力增强了。虽然很少人真正反对改革本身，大多数人对“错误的人”先富起来这一点极为愤怒。第一批响应邓小平的号召投入私营企业的冒险家通常是生活在社会的边缘没有多少顾忌的那些人。他们不得不大胆地想方设法搜寻法律漏洞、在严厉的规则之间的灰色地带中存活发展。在那些在自己的指定岗位上兢兢业业、循规蹈矩的大多数人的眼里，这些企业家都是通过贿赂官员而致富的骗子和流氓。可是现在，这些“坏分子”变得惊人的富裕和傲慢，令那些靠工资生活的人极为不满。
大学生们仍然在与社会动荡基本隔绝的象牙塔里安居乐业。虽然他们知道关于通货膨胀的抱怨，这种平凡的经济细节远没有一个50岁的天文物理学家方励之教授强有力的演讲更有吸引力。在他年轻的时候，方励之曾经是北大物理系的一个高材生。即使早在那个年代，他敢言的性格就已经给他招来经常性的麻烦。1957年，21岁的方励之就已经被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而被从共产党内开除。他随后被下放到农村务农十年。邓小平的改革彻底地改变了他的命运。方励之很快地被恢复党籍并成为中国科技大学的教授和副校长。他还得到很多出国学习和研究的机会。然而，他越出国旅行，越感到民主在中国的重要性。
1986年，方励之在美国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访问了4个月后回国。那个夏天，他在中国南方的一些大学校园里做了一次个人的巡回演讲，毫无疑问地告诉学生们自由、人权和三权分立这些概念在西方是真实而且有效的，它们不是中国课本里所宣称的那样只是迷惑人的假象。因为意识形态上的限制，中国已经不仅是在物质生产方面，更是在政治结构和社会组织方面落后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途径是超越一党专政，在政治领域实行改革。简而言之，他的演讲是对那时还在狱中服长刑的魏京生“第五个现代化”精神的回应。方励之没有直接提到魏京生。他的年轻一代的听众基本上不知道那个电工。在几乎10年之后，魏京生的案件和“民主墙”都已经被从公众的记忆中，如果不是在官方的记录中的话，被抹杀了。但方励之的地位赋予他的观点很强的信誉和感召力。他演讲的磁带被到处翻录，在大学的宿舍里和校园间广泛流传。
方励之以及其他几位著名知识分子的演讲也引起了邓小平本人的注意。在9月份的一次党中央会议上，邓小平着重警告党员们一个他称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他把该运动的实质归结为“鼓吹西方多党制民主，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鼓吹资本主义经济，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鼓吹腐朽的西方生活方式，损害中国人民的精神健康”。也就是说，他们正在试图削弱他的“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知道他的两个主要助手，总书记胡耀邦和总理赵紫阳，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危险。他誓言如果需要的话，他会在这个问题上亲自出马掌舵。
中国科技大学是一所在1950年代“大跃进”的热潮中建立的新学校，设计为不带文科艺术类的技术型学院。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该学校被从北京迁移到偏僻的安徽省。这所本来不怎么知名的学校在1980年代早期开始了一个新的生涯，方励之等年轻教授利用其山高皇帝远的优势在那里推行改革使得它成为全国最为思想开放的校园。通过其强劲的招生努力，它逐渐获取了与更为传统的学校同级的学术声望。在其高峰期间，它与北大分庭抗礼，在每年的高考中竞争最优秀的人才。
在1986年11月底，又一轮地方人大选举来到科技大学。理所当然地，校方公布了一份认可的候选人名单。但是，这个惯常的做法这一次在聆听过方励之演讲的学生面前通不过了。经过几天的校园抗议，学生们决定要游行到市内的省政府以公开表达他们要求公开和自由选举的意愿。
出于对学生走出校园的灾难性结局的担心，方励之在游行的前一天晚上参加了一个学生大会。他赞扬学生们的热情并以“民主不能从上面给予，必须从下面争取”这样的语言来鼓励他们。但他还是试图劝说学生们不要走出校园。为了消除学生们的恐惧，方励之承诺不会秋后算账，他激昂地宣布“谁要是想惩罚学生，他们先得撤我们的职！”他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
但是游行示威的号召力并不是那么容易阻挡的。那天正是12月9日，是“一二·九运动”，又一个著名的发生在1935年的学生运动的纪念日。因此，在1986年的这一天，几千学生在学校图书馆前集结起来。他们挥舞旗帜、呼喊口号。很多人本来是好奇而来看热闹的，也很快被现场的气氛所鼓动而参与了。疲倦的方励之教授手里拿着一个话筒站在高台阶的顶部。他已经在那里站了一两个小时用他那已经嘶哑的嗓子竭尽全力地劝说学生们不要走出校园。但即使是他也已经无力阻止正在兴起的动力。很快地，一个很大的阵型向外面进发，只剩下无言以对的方励之和少数几个学生留在空旷的广场上。
那些走出了校园的学生们为他们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学生运动而兴奋不已。他们高喊着诸如“我们要自由选举！”、“民主万岁！”甚至“不自由毋宁死”等口号。不过这次游行没有造成多大的风浪。他们到达政府大楼后便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于是他们在那里磨蹭了一阵子，直到许多公共汽车到来。那是方励之派来接他们的车子。学生们安静地上车回到了校园。不过他们的努力也没有完全白费：几个星期以后，方励之和另两名不在校方名单上的候选人在一次公开而和平的选举中当选为地方人民代表。
那是一个不平静的冬天。类似的学生抗议活动也在南方其它一些城市里展开。这些城市都有着方励之教授曾经访问演讲过的大学校园。就像当地的许多河流一样，社会动荡的浪潮在汇集中涌向上海，中国的工业和金融中心。
上海是南方的一个海港城市，浩浩荡荡的长江在这里倾入东海。几百年的港口运作使得它成为一个商业和贸易的城市。这里的人以精明和仔细而闻名。
这个城市里的大学生在那个秋天以来就不是很高兴。一个来自美国的摇滚乐团在这里举行了一场历史性的演出，那是这一类乐团在中国的第一次露面。在热烈的气氛中和乐队成员的鼓励下，几个学生犹犹豫豫地走上台随乐队起舞。他们立即被在场维持秩序的警察殴打并推下台来。学生们对此很是愤怒。
12月初，一张大字报在上海交通大学校园里贴出。大字报描述了正在发生于中国科技大学的事情，鼓励这里的学生们支持他们勇敢的同僚。很快，一个在12月19日联合上海市各大院校在市中心人民广场抗议的倡议到处流传。因为市长江泽民是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个出色的校友，很多人在挑战他来直接对话。令学生们不可思议倒是江泽民还真的吞下了这个诱饵。
作为中国最大城市的市长，江泽民在这个国家的高级领导人中并不怎么为人所知。1947年，就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两年时，21岁的他从上海交通大学获得电机工程学士学位毕业。在他的学生年代，江泽民加入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并曾自己参加过当时的几场学生运动。他在进入管理层之前曾在几个工厂里做了很多年的工程师，期间还被送到苏联去培训。他的政坛生涯在1980年开始上升，直到在1985年成为上海市长。在他的工程背景之外，他还以其开放思想和实在的作风而被人称道。就在一年以前，当上海的大学生们为通货膨胀和腐败怨声载道之际，他曾亲自前往那里的同济大学校园与学生对话化解矛盾。现在，他希望能重复那一过程。
但这一次，他在计划抗议的前夜在母校的访问却不那么顺利。强烈的嘘声几乎在他开始演讲的同时就向他袭来。学生们鼓噪着，他们要求他停止教导而倾听。
带着明显的不愉快，江泽民停止了演讲。他转向一个鼓噪着的学生带着恐吓性的质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你敢上来吗？你敢上来说话吗？”
这回是轮到江泽民惊讶了。那个学生毫不犹豫地吞下诱饵跳上台来。他拿过麦克风平静地公布自己的名字。十几个学生也跟着上了台，他们排成一队等着与市长对话的机会。当其中一个针锋相对地问道“你是怎么成为市长的？谁选了你？”时，江泽民知道这一天不是他的好日子。
为了化解形势和打动这个年轻的群体，江泽民采取了一个奇怪也可能是绝望的举措：他用英语背诵了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来显示他对西方民主的知识。然后，他接着告诫学生中国与美国不同，他们只知道林肯的话却不理解其含义，中国的民主只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等等等等。当学生们再次鼓噪时，他变了脸色，严厉地警告：组织抗议行动、搅乱社会和生产秩序的人必须为他们的行动承担责任。
江泽民在上海交通大学劝说失败的消息很快在那个晚上传遍全市，已经在燃烧的火焰更旺了。许多兴奋而焦虑的学生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们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12月19日，进入城区的交通非常堵塞，只有很少的学生在预定的下午2点钟到达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但整个下午人群持续涌来，到5点钟，大约有3万人聚集起来了。警察封锁了广场，只允许带有学生证的人进入。学生们匆忙地提出一个列有他们要求的单子递进市政府，但直到天黑也没有收到回音。他们开始觉得饥饿和寒冷。就在半夜之前，10个学生代表被请进市政府大楼谈判。政府同意了学生要求中的大多数，只有一条不能接受：在官方媒介上对这场学生运动做公开、如实和正面的报道。江泽民不可能走得那么远。这样的报道不仅是在中国闻所未闻，而且有可能在全国范围造成爆炸性的影响。谈判破裂了，几万学生不顾他们学校领导声泪俱下的请求决定在广场静坐过夜。
江泽民市长的耐心终于在凌晨5点半时耗尽了。警察呼吁所有人立即离开广场。他们通过高音喇叭警告说学生运动的爱国热情已经被“一小撮处心积虑破坏和平、生产和社会秩序的阴谋家”所利用。这种语言表明这场抗议已经被看作为犯罪行为并会被采取一切手段镇压。15分钟后，几卡车警察冲进了广场。他们踢打学生，把他们硬赶进公共汽车里运走。一个小时之内，广场被清除干净。大多数学生被直接送回校园。有些人被带到派出所但也很快被释放。
第二天，江泽民对学生要求的个人回应在各个校园里流传。为了辩解他对公开报道的否定，他拿出官方一贯的语言说中国的媒介是“党的喉舌”，为“人民的利益，为和平和稳定的利益”而存在。因此，只有“对政府的政策有帮助的新闻才会被报道”。最后，他警告学生不要被“一小撮阴谋家”所蛊惑，任何占据公共场所和影响交通的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都不会被容忍。
但这一天，学生们对警察的粗暴行为的愤怒远远超过了市长警告的份量。大约10万学生和民众涌向街头和人民广场，交通被完全阻止，整个城市陷于瘫痪。这次，警察袖手旁观，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完全疲惫但满足了的学生和平地回到了他们的校园。
这天以后，作为一个对学生公开报道要求的一个含蓄的回应，上海的报纸刊登了官方对学生抗议游行的评论。这所城市于是回归于其往日惯常的忙碌。
当时谁也没法知道，那个12月份上海的事件只是1989年春天在北京一场更大规模的抗议行动的前奏。江泽民市长因为他在1986年和后来1989年对学生运动既坚定又灵活的处置而备受赞扬。他将出乎意料地成为邓小平的继承人而领导中国超过10年之久。
第三章·民主沙龙
1986年的12月在北大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时候。校园里正在举行一个艺术节，学生们在忙于托福和GRE之余很愉快地唱歌跳舞或看电影听音乐会。有关学生运动的激动人心的消息不断地从南方传来，但在这里没有引起什么反响。隔壁清华大学的一帮学生游行过来，也没能激发起任何支持上海学运的回应。也许是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一场学生运动在没有北大的领导甚至参与中展开。的确，北大人自嘲着说：“我们既然不是带头，又何苦去跟着起哄呢？”当北大安宁时，全北京都很安静。《北京日报》对这平静的场面如此惊讶，他们专门发表了一些北京的学生们正在集中精力学习的报道。
但实际上，市政府在看到上海的形势后很是紧张。他们很清楚地知道如果一个类似的抗议行动在北京爆发的话，其影响将远为巨大而更可能发展成一场政治灾难。因此，在12月26日，市人大急急忙忙地通过了一项有关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游行组织者必须提前申请许可证。包括人民大会堂等重要地点被划为游行禁区，这似乎使得极具象征性的天安门广场也被排除在外。学生们觉得这样的限制很是莫名其妙，他们争论道：如果我们不能到天安门广场示威，那还能有什么意义？这个后来被称为“北京十条”的规定终于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缘由。
各种各样的挑战立刻就出现了。好事的学生为不同的议题申请游行许可。有人提议为支持共产党而游行，更具幽默感的要举行抗议当时的伊朗—伊拉克“两伊战争”示威。但他们不仅没有在“北京十条”规定那样在三天之内得到答复，反而获得了来自警察和学校官员的访问。
快到年底时，一些没有具名的大字报在三角地出现，上面只有一个简单的讯息：“元旦到天安门广场游行！”除了作为对新规定的直接挑战以外，看不出这个游行有什么明确的目的。也很难知道这些大字报是真的还只是开玩笑。无论如何，没多少人觉得有必要去游行。
但市政府很是紧张，他们在报纸广播上严厉警告会严惩那些试图对抗新规定的人。城市居民也被告知元旦那天不要去天安门。这个虚幻的游行开始有了真实的重要性。
像北大的大多数人一样，刘刚闹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和以前不一样的是，他的同学们并没有在热衷谈论这次游行倡议。他看到一个人在宿舍楼道里奔走，敲开每一间房门喊道：“元旦在天安门见！”但基本上没有回声。刘刚觉得已经没什么人关心这些事了，即使是他自己那些向来非常活跃的同学们。
1987年的元旦在北京是一个浓云而寒冷的日子。刘刚决定独自前往天安门广场，他很快便被他所见到的情形所惊讶。那里有几千个警察，把整个广场围得水泄不通。广场中间有大群的少先队员在整队。来往群众被告知广场因为少先队员举行宣誓活动被封闭。刘刚在外围游荡了一阵子，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并逐渐聚集在警察的警戒线外面。他可以看得出来很多人，也许有上千人，是北大的学生。他也开始在人群中发现自己的同学，一个又一个的，他们都在场！随着时间的流逝，刘刚越来越兴奋。
看到聚集中的学生们，警察变得很紧张，他们四处奔忙驱散大的人群。几次自发的对警戒线的冲击失败了，但更多的尝试看起来不可避免。就在中午的时分，一群人带着一些自制的标语在广场的西北角出现。最前面用粉红色塑料布制作的旗帜写着有意思的口号：“支持小平！支持改革！”。显然，制作标语的人不希望别人把他们看作是反对政府的。那群人在周围游行了一阵子召集起更多的人然后喊着口号唱着爱国歌曲向广场外走去。警察既惊奇又松了一口气。他们似乎不在乎学生到其它地方去游行。
但那只是一个短暂的松懈。就在那个人群获取足够的气势时，他们突然倒转过来冲向广场。紧接着的便是一个混乱和恐怖的局面。没有做好准备的警察急忙赶过去动手抓人。那些被抓的人被塞进警车里，其他人则遭到殴打。当人群最终被驱散时，超过50位学生被带走，其中34个是北大的。他们之中便有刘刚。
剩下的学生带着迷茫和困惑慢慢地回到了校园。这新的一代在他们成长过程中从书本上学到过1919年那场光荣的“五四运动”。他们清楚地知道当时那个腐烂的政府是如何拘捕爱国学生和那场运动是如何因此而扩大的。他们从来没能想像过他们会在同一个广场看到他们自己的同学遭受暴力并被“人民警察”带走。刚刚究竟都发生了什么？他们现在应该做什么？
晚间新闻报道说几百个“捣乱分子”那天在天安门试图搅乱公共秩序而被警察“带离现场”。他们很小心，没有说这些学生是被逮捕或拘留。
在北大，整个晚上学生都在愤怒地呼喊：“他们抓了我们的同学！他们抓了我们的同学！”一帮学生来到校长的住所但发现校长不在家。他们被告知校长已经在办公室处理这件事。于是学生们又游行到办公楼，他们发现校长正在电话上忙于与上级联系。他们要求立即的行动并不断地呼喊口号表示如果不归还他们的同学他们会采取的行动：“罢课！”“静坐！”“示威！”甚至“绝食！”
这时已经接近午夜。雪开始飘落，气温降到了冰点以下。为了取暖，学生们决定在校园内边游行边等候结果。这个游行把更多的人从宿舍里吸引出来。很快地，几乎所有的学生加上一些年轻的教师都加入了这个行列。他们在黑夜里高唱爱国歌曲。当他们来到校园的东南角时，他们意外地发现有一条由警察组成的密集的警戒线堵住了前往市区的道路。他们很惊讶地停在警戒线前面，喊着“不要暴力！”和“还我同学！”但他们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
沉重的紧张和焦虑没有延续多长时间。后面成千上万的学生并不知道前面是怎么回事。他们继续压上来，这个冲劲把所有人推向警戒线。出乎意料的是，警察并没有尽力抵挡。随着这个势头，学生们改变了方向而向市区前去。他们一路上呼喊着“民主万岁！”“自由万岁！”和“警察同志新年好！”
一路上，一位副校长坐着警车几次追上游行队伍报告他们为释放被“带离现场”学生努力的进展。游行还一直在继续着。最后，在大约凌晨3点钟，该副校长再次追了上来，他近乎歇斯底里地在冬夜的冷空气里呼喊着：“我是北大副校长。我说话时负责任的。所有被带走的学生都已经在半小时前回到了校园！”
游行终于在一个难以置信的怀疑、兴奋和轻松中停了下来。在共产党统治下的第一次，政府不得不在人民的压力下释放了被关押的公民。这新的一代在学生运动的漫长历史上又跨越了他们自己的一个里程碑！
但是，这个胜利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只是这个代价没有由学生们来承担。
1987年1月12日，方励之教授正在家里做晚饭时接到一个好朋友的电话，祝贺他终于能搬回北京与家人团聚。这对方励之本人还是个新闻。朋友让他打开电视。果不其然，新闻报道说方励之已经再次被开除出党。他同时被撤销在中国科技大学的所有职位而转为北京天文台的一个研究人员。还算好，他想，至少他这下子可以继续专心学术。
事实上，他的学校里的整个领导层都被整肃，换成从北京派来的官僚人员。一场“整顿”在校内展开。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就在学生们把注意力转向他们的期末考试和即将到来的寒假时，坏消息接踵而至。在方励之被撤职的两天之后，另两位知识分子，作家王若望和记者刘宾雁，也被剥夺了他们的党籍。和方励之一样，他们也都不是第一次得到这样的待遇：他们都曾在1950年代的“反右运动”中被开除过。在一篇被改写成官方《人民日报》社论而发表的邓小平讲话中，这三个人被称为一个必须被压制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在他的讲话中，邓小平提到了已经被人遗忘的魏京生，以警告任何试图挑战官方的人。
更大的震惊在一星期以后到来。1月16日，新闻报道宣布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已经辞职。他的辞职信是一篇显然为被迫而作的自我批评。官方报道说，胡耀邦在信中承认了他在职期间的各种失误。他说他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后来的文章表明他的错误在于没有足够认真地看待邓小平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警告和不愿意镇压学生运动。
在那个冬天，当学生们为了民主和自由走上街头时，他们中的大部分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兴奋。没有人想像到他们的行动会有如此的影响以至于造成最高领导层的变动。他们不得不为胡耀邦的遭遇感到愧疚。尽管胡耀邦在位时并不那么被学生们所爱戴，他在下台之后倒变成一个宽容和真心的慈父形象。
在压顶的黑云中还是能看到一线希望。与过去被整肃的领导不同，胡耀邦被允许保留他在政治局的席位，虽然他的影响会凋零比没有还差。他在邓小平改革中的同僚，总理赵紫阳，接任为总书记。赵紫阳用一个快速而冒风险的政治动作把邓小平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定义成意识形态中的思想斗争。他说虽然那是对中国的未来异乎寻常的重要，但它无论如何不应该干预到正在进行中的经济领域里的改革努力。
接替赵紫阳成为总理的是一个名叫李鹏的技术官僚。作为一个父亲在共产革命早期就牺牲的孤儿，李鹏被已去世的周恩来总理领养而作为革命的子女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他在苏联接受教育，然后虽然政绩平平但在政府职位中稳步上升。他还被认为是领导层中老一代保守派的代理人，这些保守派现在正把他们怀疑的眼光投向赵紫阳。
自从在那个寒冷的元旦被从天安门广场“带离现场”后，刘刚发现自己正在成为一个活动家。回到校园后，他立即带头努力收集和公布所有被抓的学生名单，这个名单既作为公开见证又是他们之间互相支持的基础，保证没有人会被政府单独和秘密地惩罚。
当他的物理系研究生同学们在那个冬天开一个欢庆春节的晚会时，他们邀请了方励之的妻子出席以表示他们的支持。他们共度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刘刚已经在寻找机会做更多的事情，而这样的机会将很快地到来：北大在那年4月份将举行基层选举。
经过南方的动荡之后，北大自然不希望在这里再看到异乎寻常的活动。但刘刚则有不同的想法。他来到选举办公室宣称他要提名邓小平作为候选人。那里的一个官员觉得他的想法很有意思而表示欢迎。然而，就在他得以入门之后，刘刚紧跟着说明他还希望提名方励之教授。他在试图设立一场这两个候选人在公众投票中的公开竞争。
“你开什么玩笑！”官员不可思议地回答，“这当然不可以。”
“为什么呢？”刘刚装傻地问。
那个官员还算耐心，“邓小平和方励之都不是我们这个选区的人。你只能提名北大的学生或教职工。”
“那么，我们可以提名这里的随便那个教授？”
“当然，只要你有足够的签名支持。”
“那好，我们希望提名我们物理系的李淑娴教授，那总可以了吧？”
“没问题。”
这个官员不知道的是李淑娴教授是方励之的妻子。他们两人在1950年代是北大物理系的同学，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各自都吃了苦头。那段痛苦的经历在他们年轻的心灵中留下了持久的创伤，但也使得他们两人更加情投意合。1961年他们在劳动改造期间结婚，那时候他们只有一些用平时节俭下来的票证和钱买的很少的一点糖果来招待亲友。后来当方励之去中国科技大学工作时，李淑娴带着他们的儿子们留在了北京，在北大物理系做一个低调的教授。
其实，刘刚并不清楚李淑娴是否愿意出来竞选。这还是她丈夫被公开整肃的区区两个月之后，可以理解的是她不愿意为她们一家增添麻烦。但刘刚还是惊喜地发现李淑娴欣然应允。她说：“我可以作为一个候选人来支持你们学生”。不过，她也声明她并不自己主动竞选。这对刘刚来说毫无关系，他早已计划好由他自己策划这整个活动。
李淑娴的参选并不需要多少宣传努力。大家很快地互相传话她是方励之的妻子，这就足够使得她一夜之间成为人们自己的选择。然而，在这次的选举过程中推举她的候选资格却不是那么容易。校方已经全面戒备，虽然他们不能直接拒绝李淑娴参选，他们试图以各种可能的手段阻止她当选。在巨大的压力下，物理系的本科毕业班撤回了他们的支持，其他人也开始犹豫不决。
李淑娴本人在被劝退时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刘刚针对官方的每一个举动采取相应的措施。他仔细研究了选举规章的各个细节而为每一轮推选制定了不同的策略。几乎奇迹般的，李淑娴在初期选举中无论官方如何安排选票都总能得到刚刚足够多的票数出线。
最后，李淑娴胜利了。她以百分之九十的高票获得地方人大的一个席位。学生们为他们的成就欢欣鼓舞。在一个苦涩的冬天之后，他们终于有一个值得庆贺的事情。他们对自己能够即使是在很小的规模上为方励之和他的理想做了一次维护而骄傲。李淑娴自己也成为一个非常敢干而又有能力的人民代表。当她在校园内设立一个办公室方便与选民见面和沟通的要求被拒绝后，她干脆就在三角地放了一个桌子，定期在那里露面与学生直接交融。那张桌子在作为一个反抗的象征之外也使得她能够与一些正在冒出的学生活动分子保持紧密的联系，他们其中有一位叫做王丹的本科生。
刘刚知道这一个有限的胜利本身还不成为目的。但他没有时间了。那个夏天，他获得了物理硕士学位毕业并立即被分配到南方沿海城市宁波去工作。北大的很多官员因为他离开这个校园和城市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刘刚会回来，而且回来得比任何人想像得还要快。
1988年是北大的一次大校庆。90年前，清朝皇帝光绪正在忙于他自己的为了开放他的国家、谋求现代化的一场改革努力之中。他降旨成立一所新型的学校，该学校的主旨是要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道”。这所最初叫做京师大学堂的学校在中国是第一个设立科学课程的。多年的革命和战争经常打断学校的发展甚至威胁其生存。但该学校仍然在兼并中扩展，其中之一便是吸收了燕京大学并搬迁到现在这个校址。在这里，它正式成为北京大学，作为可以说是全国最好的高校而闻名。
把它在1898年建校的实际日子置之不顾，北大把5月4日作为自己的校庆日以向1919年那场光荣的学生运动致敬。这样，在1988年5月4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校园里举行着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这将是一个欢乐的节日，众多的校友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团聚，在回忆的温情中徜徉。在这些返校的校友中就有准备在那天举行自己的活动的刘刚。
刘刚早就离开了宁波回到了北京。他只在宁波工作了几个月就辞去了那个没有意思的工作而自己出去闯一条自立谋生的道路，尝试用自己的双手解决生存问题。他独自一人在全国各地旅行，足迹涵盖了西部荒凉的沙漠和北部的大草原。他终究还是回到了首都定居下来，他这段冒险经历在学生活动分子的小圈子里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名声。
在北京，他继续过着一种随遇而安的生活，四处搬迁，在不同的工厂里打工。他经常访问北大和其它大学校园，在那里总能找到愿意接待他的同学和朋友。他同时也在市里一些不公开的沙龙里活跃着，这些沙龙为从事改革的知识分子和年轻的企业家们提供讨论时政的定期场合。这些非正式而且有时很隐秘的聚会在京城正在扩大影响。方励之教授也是一些这种沙龙中的常客和积极参与者。在他被整肃的一年半之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禁忌似乎已经褪色了。甚至很多高级官员都在参加这些聚会。但刘刚的主要兴趣还是集中在大学校园里，他希望能把这种沙龙聚会的形式扩展到那里以连接新一代的学生们。
在官方的语言中，“五四运动”深远的贡献是它为旧中国引进了两个概念：民主和科学，或“德先生”和“赛先生”。在北大校园里有一个由英文字母“D”和“S”构成的石头雕塑纪念这一功绩。当然，在共产党双言巧语（double-
speak）的语言里，民主的概念早已失去了它原有的含义。所以，刘刚觉得这个校庆是一个理想的机会来开创他的新沙龙：一个公开的集会场所让大家能自由地讨论自己学校令人骄傲的传统，特别是有关“德先生”那部分。他们传出话说聚会将在校园西门附近显眼的塞万提斯塑像下举行。那个铜像是西班牙政府作为文化交流送给北大的。刘刚没有顾得上停下来回味他的努力是否同这个伟大作家的著名英雄唐吉诃德的行为同出一格。他兴奋地向方励之和李淑娴教授描述他的计划，邀请他们在那个时候“凑巧在那里走过”来提供一个象征性的支持。
塞万提斯塑像屹立在一片绿草坪的中央。他右手中的宝剑早就不见了，有时候被人放上一根树枝代替。在这个校庆日，几十名学生好奇地来到这里探看究竟。他们轮流通过一个手提收音机的小话筒讲10分钟的话。大部分发言围绕着民主和独立思考的重要性展开。方励之和李淑娴的确来了。他们并没有只是从边上走过。李淑娴自己也发表了一个演讲。她带来一本中国宪法，告诉学生们宪法保证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权力。但是，她也提醒他们密切注意在中国的实际形势下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做不了的。
这个新沙龙按时举行了5个星期。刘刚在他旧日的同学——物理系的研究生们——的帮助下组织着每次聚会。他们每星期邀请一位客人来讲话和引导讨论。这些客人都是当初被打为“资产阶级自由化”领头人的一些敢言的知识分子。沙龙成为一个吸引了很多学生的所在，许多人专门从别的校园赶来参加，一些好奇的外国记者也常常来一探究竟。这些聚会平均有80来人参加，有时候能达到200人左右。在经常参加的人群中有一些年轻的本科生，大部分只是一二年级的新生，他们是真正的“八十年代的新一辈”。这时候他们与年长的研究生们站在一起接受北大独立思考传统的洗礼。他们大部分时间比较安静，还没有准备好站到前台来。
这些年轻人之一是王丹，一个瘦弱的19岁历史系二年级学生。他有一张娃娃脸，带着一副厚厚的大眼镜，显得很是典型的书呆子气。当他偶尔打破沉默发言时，他往往以其平静的口才令人惊奇。他对这一场景其实并不陌生，他父亲就是这个学校的一个教授。
1988年6月1日的沙龙有着一个特别吸引人的节目。刘刚请到了一位不平常的来客：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和他的夫人，华裔美国人、作家包柏漪。他们的出现吸引了沙龙迄今最多的观众。许多人带着好奇心而来，希望能听到一些如何实现去美国愿望的窍门。那天晚上，一场口角在校园附近演变成械斗，一个名叫柴庆丰的研究生被杀了，凶手似乎是几个校外的小流氓。
这个悲剧虽然只是一个孤立的偶然事件，却在学生中引起了激烈的反响和一次未预料到的抗议活动。大批的大字报又在三角地涌现，它们很快地从抱怨校园安全的缺乏演变为对人权状况的抗议。王丹和其他一些年轻朋友们不顾刘刚的反对发起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希图在幕后操纵这一抗议活动。不过他们很快就失望地看到抗议活动掩旗息鼓了，行动委员会没有能够作出什么事情来，倒是为他们自己和沙龙招来了他们不需要的注意力。
自然，校方早已对刘刚和他的沙龙充满了戒心。柴庆丰之死给了他们采取行动最好的借口。他们怪罪于民主沙龙吸引了大量的校外来客造成治安危害。他们宣布：为安全起见，进入北大校园的人现在必须经过登记。
刘刚是一个容易的目标。他现在已经不是北大的学生，没有充足的理由在校园里活动。校方首先试图劝说他。他们请来了他在家乡是一个警官的父亲来劝他回去，并保证给他在家乡一个优惠的工作位置。刘刚拒绝之后，他们便完全禁止他进入校园。刘刚很快发现自己被跟踪。当他混进学校之后，他的朋友们会被校方访问和警告。他已经不再可能继续管理民主沙龙。所以他把接力棒交给了王丹。同时，他又在校园外附近的圆明园找了一个工作，租了一个小房间。
建于18世纪早期的圆明园曾经是一个奢华的皇家公园。它为皇室在这个中国北方的老都市提供两个不寻常的景观：一个是由复杂的水渠和湖泊系统支持的典型的南方花园和水稻田，另一个是模仿欧洲宫廷建造的高大宏伟的西洋楼。在它辉煌的日子里，这个公园占地超过5000亩，并被恰如其分地称为“万园之园”。然而，它宏伟和秀丽的大部分都在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被破坏了。在一场被维克多·雨果斥之为罪恶的行为之中，侵略军洗劫了这个公园并将其付之一炬。传说那场大火燃烧了三天三夜。尽管后来多次试图修复，圆明园从此未能从这场灾难中恢复。后继军队的抢劫以及当地居民的偷窃又持续了几十年之久。终于，这里只剩下了一些石头结构的残骸和大片的荒田。最后，它成为一个遗址公园用于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虚弱和痛苦以及外国帝国主义罪恶的见证。
刘刚在圆明园落脚之后，马上就开始在那里重新建立他的沙龙。他把这个新的版本根据公园的谐音叫做“渊鸣园”，意为来自深渊的鸣叫。在他的远见中，这个沙龙将成为中国的海德公园，让人们自由而非正式地聚集讨论他们对时局的想法或发表演讲。他又一次获得了很大的反响。这个沙龙吸引了北大以外的众多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他们每星期五下午在圆明园南门聚会。很多便衣警察也会光临录像。
在那些经常来参与沙龙的人们之中有一个名叫张伦的北大社会学系的研究生。他住在刘刚同一间宿舍楼里。张伦对刘刚的学识和精神很是佩服，他决定要把刘刚带进老一代活动分子的圈子里。你听说过王军涛吗？刘刚当然听说过那个名字，但并不知道更多。
1980年的那场竞选已经过去好多年了，陈子明和王军涛这时候又一次合作建立了一个他们自己的企业。位于城市西郊的北京社会和经济研究所是他们多年的辛劳和创业智慧的结晶。充分利用邓小平改革带来的机会，他们通过出版畅销书和面向政府官僚做技术培训的邮购服务获得了原始资金。到1980年代后期，他们已经把这个研究所塑造成一个独立的思想库，拥有自己的民意调查机构、杂志和出版社。社经所在陈子明稳健的领导下雇有大量的民主墙时代的活跃人物，委托他们从事对中国政治和社会课题的研究。这样一个私立和独立的思想库可以存在的事实本身体现出中国在这十年中取得的进步。但他们的存在与其说是受欢迎还不如说是被容忍的。陈子明一直是在被跟踪监视的情况下生活。北京知识分子圈子的主流正急于进入政府运作，也与他们保持着一个安全的距离。陈子明和王军涛不断地通过他们私人关系努力维持和扩展他们的运作空间和影响力。他们同时也及时地确任和征聘新的人才，尤其是那些卷入政治麻烦的人。
作为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无业游民，刘刚自然很感兴趣。他频繁来往于社经所并在他们的民意调查机构中打工。他和王军涛很快成为朋友。他们经常一起谈论北大和其它大学校园的种种变故。
王军涛虽然自己才离开大学几年，他现在对新一代的大学生们很是不以为然。带着一个略为成熟的人特有的轻蔑，他觉得那些从高中直接进入大学的“孩子们”没有任何社会经历。作为邓小平改革皇冠上的明珠的全国高考的压力在这时候已经使得大部分高中生窒息。没有几个人敢于阅读与考试项目无关的课外书。更少的人会专注于自己的爱好或参与社会活动。当这些学生终于进大学时，许多人已经精疲力尽不再对他们的课程感兴趣。那些还在学习的主要都是在托福和GRE上花功夫，一门心思地准备出国。更多的学生只是沉溺于打牌和打麻将。他们对政治和理想主义的追求毫无兴趣。1988年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出乎了王军涛的意料，但没有改变他的观点。
刘刚很是同意。在他充沛的精力和坚韧的性格背后，刘刚对大学生政治改革热情怀有深深的悲观。在私下里，他喜欢说学生积极参与抗议的唯一原因是他们可以因此冠冕堂皇地逃课和避免考试。对于这些学生来说，游行只是他们可以宣泄取乐的少数几个活动之一。
但无论如何，新一代的年轻人在刘刚被赶出北大后还是在那里坚持了下来。为了减少曝光度，王丹把民主沙龙迁进室内，在他自己的宿舍楼里举行。他们依然在每个星期三聚会并继续邀请知名的知识分子来演讲。沙龙通过口碑相传仍然吸引着学生参与。
听说过民主沙龙的学生们之一是一个生物系的三年级学生。同王丹一样，沈彤是在北京出生和长大的。他的家在喧闹的西单商业区边上一个传统的四合院里。作为一个小男孩，他在临近的长安街上看到过一系列的游行和示威。在寒冷的冬日，他父亲曾带着他观摩前总理周恩来的葬礼、四五运动以及民主墙。在这一切之中，他父亲会教导这个还没有大到能够理解这些事情的孩子说：“对这些事情要有足够关心多学一些，但也要足够明白不要自己卷进麻烦。”
沈彤在他还是高中学生时几乎卷进了他第一个“麻烦”。1985年他跟着在北大上学的姐姐在那里度过夏天。就在他忙于通过贩卖那时处于地下状态的“朦胧诗”诗集赚钱时，他目睹了那场因为九一八纪念日引起的学生运动。他的姐姐成为那些到达天安门广场献花圈的学生之一。她后来看到自己的两个朋友被逮捕。在自己的家里，沈彤很惊讶地发现他那一直很开通的父亲严厉警告他不得参与这样的学生运动。
当沈彤终于在1986年秋季自己成为北大的学生时，他被分配进俯视三角地的28楼学生宿舍。在那个寒冷的1987年元旦，他不顾父亲的劝告去了天安门广场但成功地避免了麻烦。他的运气在柴庆丰死后的喧嚣中就没那么好了。沈彤被卷入成为行动委员会的成员，他后来因此被撤销在官方学生会中的职位并被迫写了一长篇检讨。
失望的沈彤把他宿舍里的一些好友召集起来成立了自己的一个小俱乐部。他把它叫做奥林匹亚，以纪念曾经领导过同一名字的俱乐部的年轻时的爱因斯坦。与民主沙龙不同的是，奥林匹亚的宗旨是非政治性的。他们对哲学辩证更感兴趣，希望“用理性思想处理所有问题”。通过俱乐部的活动，沈彤结识了王丹。他为与这位著名的学生领袖合作的的前景兴奋不已。
1989年在中国是一个极其显著的年份，许多个重要的纪念日出现在这年的日历上：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人民共和国建立40周年和五四运动70周年。这一年也还是魏京生被判刑10周年，不过几乎没什么人还记得那个电工和他的案件。记忆和历史在这个所有媒介都被严格控制的国度很容易被抹杀。
在记得魏京生的极少数人中之一是方励之教授。1987年初，就在他在北京天文台安定下来两个月后，一颗超新星在银河系附近的大麦哲伦云中被观测到。这是三百多年来离地球最近的超新星爆发，在天文学界引发了一场震动。方励之也对此发生了兴趣，不过他没有专注于天空，而是把眼光投向历史。
在中国历史有文字记录的几千年里有很多关于超新星的记载。它们被古代的中国人称为“客星”，被当作重要的天文事件和地球上灾难、战争以及皇帝驾崩的预兆。为了避免这些不利的可能性，皇帝被劝告以发布特赦令来告慰上苍。这些在他们自己的帝国中威权十足的皇上也无可奈何，不得不按此行事。
因此方励之发现他自己正处在物理时空中的一个有意思的交点。他所在的现代化的北京天文台的位置正是过去那些古代天文家兢兢业业地观察天象，记录客星并劝告皇帝发布特赦令的所在。难道现在轮到他了吗？
这个看起来极其古怪的念头在方励之埋头撰写有关超新星历史的科普文章时频频浮现。但直到1989年的1月他才终于决定利用这个拥有多个纪念日的机会将其付诸行动。
1989年1月6日，方励之教授写下了一封致邓小平的信。信简短而扼要：
中央军委邓小平主席：
今年是建国的第四十年，又是五四运动的第七十年。围绕着这些日子，一定有不少纪念活动。但是，比之过去人们可能更关心未来。
为了更好地体现这些节日的精神，我诚恳地向您建议：在建国四十周年的时候实行大赦，特别是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样的政治犯。无论对魏京生如何评论，赦免他这样一个已经服刑十年的人，总是符合人道的精神的。
今年又是法国大革命的二百周年，由它所标志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已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尊重。我再次诚恳地希望您考虑我的建议，以给未来增添新的尊重。
谨祝近祺！
方励之
一九八九年元月六日
方励之没有什么内部渠道可以传递这封信。他把它装进一只信封，写上邓小平的大名就丢进了邮箱。第二天，两位客人相继来他家做客，他把信的底稿分别给他们看了。一位是方励之在中国科技大学做副校长时的党委书记刘达。刘达很喜欢这封信，他答应通过他自己的关系再把它往上传递，有可能抵达邓小平的手里。另一个客人是来自普林斯顿的美国朋友林培瑞。林培瑞教授把信翻译成英文。通过在北京的外国记者，方励之的个人呼吁突然变成了一封公开信。
就这样，方励之教授打破了他三年前被整肃以后在公开场合一直保持的沉默。这也是作为一个没受过高等教育地位低下的电工魏京生第一次得到来自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的认可。
方励之立刻成为北京外国记者圈子里的明星。他们到处跟踪他，随时试图捕捉到他的下一个动作。他们也没有失望。在一个聚集了众多著名知识分子的讨论会上，他们听到方励之作出更为激进的即兴讲话。他说：“过去，我总是鼓励大家入党，在党内搞改革。但现在我明白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在体制外行动。我们必须使用一切办法推动改革。”方励之坚持要在中国提出人权的问题。但他在这个讨论会上没有得到多少回应，大多数人被他突然间的敢言作为惊讶得不知所措。
他的特赦提议却引发了显著的回音。在二三月份，好几封由著名知识分子联署的公开信支持他的呼吁。这是自从1950年代的“反右运动”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第一次在向政府挑战中形成了集体性的声音，虽然这还只是以向政府提建议的方式进行的。
打破沉默以后，方励之教授似乎不再能自我约束。二月初，他在香港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失望和希望》的挑衅性的文章。方励之在文章中大胆地宣布中国四十年的社会主义试验已经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从另一方面看，他指出“中国的希望正在于越来越多的人摆脱了对当局的盲目希望，开始意识到只有对当局采取公开的批判、监督立场，才是推促社会进步的有效方式。”李淑娴把文章带给了王丹和沈彤，他们立即将其以大字报形式在三角地贴出并复印传送。
方励之新的激进行为也在远方引起了注意。他和李淑娴很惊讶地收到来访的美国总统布什举办的正式宴会邀请。2月26日，他们夫妇俩随同林培瑞夫妇一起乘车前往长城饭店赴宴。然而他们的车子就在饭店的附近被一群警察包围。他们无论是试图乘坐公共汽车或步行都被阻挡去路。气愤的四个人不得不转而前往城市另一边的香格里拉饭店，那里正是白宫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场所。又饿又累的方励之在全世界的媒体记者前面表示了强烈的抗议。
第二天，方励之和李淑娴吧他们的经历用大字报形式张贴在三角地。这一事件使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在政府那里已经是被监视的人物。
这个有着众多纪念日的敏感年份也不乏可能出麻烦的预警。官方宣布的通货膨胀率当时达到了百分之二十七，但这个骇人的数字被每年高于百分之十的增长率所掩盖。《纽约时报》记者尼科拉·克里斯多夫颇为前瞻地报道说：“普通的中国人在作为改革的最强有力的喝彩者帮助把这个国家牵引向市场化道路的十年后，有迹象表明他们可能会改换立场。”
他解释道：“通货膨胀和腐败，加上对于失业的恐惧和对暴发户的嫉恨，看起来正在令中国的农民和工人重新衡量广泛的经济变化带来的利弊。有些中国官员和外国外交官越来越担心中国人民将不再继续帮助市场经济却反而成为它的障碍。”
3月份，一场暴乱在偏远的西藏地区爆发，导致血腥的镇压和那里的戒严。这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颁布戒严令。不过这个事件在中国其它地区几乎没有引起多少注意。
王丹对这个充满纪念日的年份很是兴奋。他与他的历史系的几个同学一起正忙于编辑一份粗糙的学生杂志《新五四》。他在四五运动的纪念日4月5日出版了其后来成为最后一期的第一期。那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期刊。它不仅有一份李淑娴撰写的前言，而且还登出了1980年竞选获胜者胡平早期的一篇关于言论自由的文章。这个时候，胡平已经出国并且成为纽约一个叫做“中国民联”的被中国政府点名谴责的主要由中国留学生组成的叛逆组织的领袖。这个刊物于是在两代学生领袖之间建起了一个象征性的桥梁。更有甚者，这期刊物上还有王丹自己写的有关东欧政治发展的文章。在匈牙利，1956年的布拉格之春运动已经被平反。在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在被多年的镇压之后合法化了，他们即将在公开选举中挑战共产党。王丹写道：“1956年之春的新鲜气息正在再度洋溢”，放弃一党专政是大势所趋。他还指出东欧的成功来自于民间和党内反对派人士长期不断的在言论自由、人权保障等方面的不懈努力的结果。他乐观地认为中国在不远的将来应该“一步步走入东欧现在发展的道路”。
还有其它迹象表明一股潜流正在运行。一位来自南方的活动家拜访了王丹和沈彤，试图掀起一场为人权目的的全国性绝食运动。经过长时间讨论，沈彤决定这样的戏剧性的行动时机远未成熟。他把来访者送走以后就再没听到过他的信息。
随着五四运动70周年的纪念日在1989年的逼近，官方也加紧了他们防患于未然的准备工作。虽然他们没有完全禁止沙龙的活动，他们严厉警告王丹和沈彤要注意他们活动的方式。比如说，像方励之李淑娴这样的人就不适合被邀请为演讲人。王丹没有买这个帐，他决定公开挑战这样的限制。4月3日早晨，他在三角地贴出一份致校方的公开信，上面有王丹带头的56位学生的签名。信中控诉在五四运动70年后，北大的民主传统正在遭受严重的挑战，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面临威胁。
作为对校方的蔑视，王丹把他的民主沙龙从室内再度移到室外塞万提斯铜像下的草地上。这个论坛一下子就从几十人又扩展到几百人左右。私下里，王丹和沈彤开始协调他们两个俱乐部的行动，形成一个秘密的攻守同盟。但他们和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即将发生的事件会戏剧化地改变政治背景和他们年轻的生命。
上海帅哥
SC截图党1984BBS支部书记，御祥瑞免家宅平安
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31 16:50 只看该作者
顶一个，北国游子是1984少数几个做实际文章的主！支持！
北国游子
真诚、坦荡，狂热、执着，无怨无悔、嫉恶如仇
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31 21:39 只看该作者
谢谢帅哥！我做的是“实际工作”，体力劳动而已。文章做得很少
第四章·追悼会
1989年4月15日傍晚，封从德买了一块蛋糕。这天是他妻子柴玲的生日。就在他们坐在一起看电视时，他们看到了胡耀邦去世的新闻。封从德没有想太多。作为在1987年元旦时也是被从天安门广场带离现场的学生之一，他很同情胡耀邦，并为胡耀邦因为学生运动被整肃时没有能够为他做点事情而感到一丝负罪感。但他也没有把他的去世太当回事。
第二天早晨，他照常去他的实验室。作为北大的一个研究生，他正忙于他遥感专业硕士论文的研究工作。可是那天他发现他的计算机坏了，没法做什么事情，他漫无目的地转到校园中心。就像他已经猜测到的那样，三角地已经开始被怀念和评论胡耀邦的大字报覆盖。
陈小平在新闻正式发布以前就已经从一个朋友那里得到了这条消息。他匆匆忙忙地赶回他在政法大学的宿舍。他已经离开了北大在这所政治上保守的学校里做了教师。在他们那军营式的供年轻和单身的教师居住的宿舍里，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不一会儿，很多人聚集在他的屋里，包括同是北大校友的吴仁华。屋子里弥漫着沉闷的寂静，直到吴仁华突然冒出一句话：“无论如何，我要送花圈去天安门广场，而且要送一个大的。”
“你？”陈小平很惊讶。他们已经认识好几年了。作为一个研究中国古典文献的冷门学者，吴仁华是公认的书呆子。他平时总是很安静，似乎从来不关心当前的世界。
可是这会儿，这个被称为“出土文物”的吴仁华突然间要在现实世界中行动了。他坚持说花圈必须要巨大而显眼。他记得在北京市民自发在天安门广场送花和花圈纪念逝世的总理周恩来的四五运动中，正是钢铁工人制作的一个巨大的花圈给人留下了最深的印象。经过一段短暂的讨论，他们决定确实要在第二天做一个大花圈。
第二天一早，陈小平便前往北大看情况。吴仁华和其他人用一整天工夫做花圈。的确做得很大，直径接近两米，上面挂满了纸花和挽联。作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吴仁华找到一小瓶茅台酒挂在花圈上作为对死者的供奉。他们把花圈放置在教学楼大门前吸引注意力。旁边是一个通告说17日下午1点将去天安门广场敬献花圈。通告上没有署名。
胡耀邦死于他一星期前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发作的心脏病。享年73的他自然说不上是死得太早。然而，许多年来他和赵紫阳一样都总是作为推行年老的邓小平的改革政策的“年轻有为”的领袖出现。胡耀邦的热情、精力以及他戏剧性的姿态也掩盖了他的真实年龄。他愣是让人觉得死得太年轻了。著名的作家冰心自己已经快90岁了，她在悲痛中叹息道：“该死的没死，不该死的却死了！”显然，她说的是她自己相对于胡耀邦的高龄。
冰心的话在北大三角地以一个大标语的形式被展出并立刻成为一句名言。她所表达的情绪被赋予新的含义。毫无疑问的，那“该死的”现在指的是邓小平，那个两年多以前亏待了胡耀邦的老人。
4月17日中午时分，陈小平和吴仁华在政法大学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来参与他们献花圈的行动。学校的官员倒是先来了。他们告诉这两人校方可以提供公共汽车和卡车协助他们的行动。自然，校方不希望看到一场实际上的游行事件。陈小平和吴仁华谢绝了。1点钟时，他们准时出发。陈小平在前面蹬着一辆装载着大花圈的三轮车，其他人随后步行。大概有六七百人，远超过了他们预先的估计。这群人举着校旗和挽联，他们后面跟着一辆黑色的小车。他们可以看见车里面有人在录影和照相。
这是胡耀邦逝世后的第一场游行，也是自从1987年元旦以后的第一个公开示威活动。他们唱着国际歌通过繁忙的街道，受到沿途民众的鼓掌和喝彩。
当他们到达天安门广场时，已经是5点钟了，人数也膨胀到四五千人。他们用一个小收录机播放着哀乐，缓缓地集体绕场一周，然后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把花圈置放在其巨大的底座上。他们再一次按照习俗唱了国际歌。
他们并不是第一个来这里吊唁的。纪念碑上已经有一些散布的花束和小花圈。但他们的大花圈因其个头占尽了风头。吴仁华尤其觉得骄傲，这一次，微不足道而极其保守的政法大学抢到了他那久负盛名的母校北大的前头。
当这次游行的消息传到北大时已经是傍晚了，它在还在三角地那里折腾的几百个学生那里造成了相当大的情绪波动。在首都的所有学校里，微不足道而保守的政法大学抢到了先头的事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震撼。就在那时，一个巨大的立式标语从一个宿舍楼上的窗户上放下了，上面写着三个端正的大字：“中国魂”。这个堂堂的标语很是引人注目，人们立即围了上去抢着抓住标语的下端。他们叫嚷着要把这个标语送到天安门广场去。于是，他们不顾楼上标语制作者绝望的抗议把它硬拽了下来抬着在三角地游行。
王丹和他的一些民主沙龙的朋友们就在人群中，他们整合了一个前卫队形，带着标语绕了几个圈子。像往常一样，他们又领着人群在宿舍楼之间走了一圈，吸引更多人出来参与。然后他们总共大约几千人出了校园，向天安门广场挺进。这时已经几乎是半夜了。
在淡黄的路灯下，天安门广场很是安宁而昏暗。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北侧，政法大学的巨大花圈已被众多的小花圈簇拥着。从远处看去，它们很是肃穆和平静。新来的这些人情绪不是很高，他们没有注意到街边上一小群人正在为他们摄像。那是麦克·奇诺伊，正崭露头角的全球电视新闻网络CNN北京局的头头，他已经把他的手指搭在了中国政治发展的脉搏上了。但无论是他还是这帮学生都在这一时刻没有能理解其沉重的含义。在纪念碑上，一个名叫郭海峰的学生爬到了底座上面把那个“中国魂”标语高高地挂了起来。它从高处典雅地顺着底座倾泻下来，非常引人注目。挂好标语后，学生们默哀，然后高唱国际歌。
这时候已经是4月18日的凌晨4点钟了。天很快就要亮了。他们决定干脆在那里呆到早晨，以防当局像在1976年四五运动时那样在天亮前来把花圈运走。他们席地而坐，讨论下一步做什么。逐渐地，他们形成了一个《七条要求》，包括重新评价胡耀邦、重新评价反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运动、取消“北京十条”等等。一位擅长书法的学生把这七条像一张大字报一样写在一张大纸上。他们决定天亮后就前往人民大会堂把要求递交给全国人大。
覆盖将近50万平方米的天安门广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开放型城市广场。它是以其北边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命名。天安门最初是在1420年代的明朝作为很多朝代的皇室居住和临朝的紫禁城的外门修建的。紫禁城的名字则来源于所有平民被禁止在其内涉足的规定，但今天的紫禁城早已被改造成一座收藏皇室文物的博物馆。因此，天安门也只是作为这个中央帝国的中心这一象征意义而存在。
当胜利的共产党军队开进这座古老的首都时，天安门广场还只是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当时还是北大和清华大学中满怀理想主义的另一代学生们自发地贡献他们的劳力清理干净这片场所才使得欢迎这个新的、众望所归的统治者的仪式得以举行。
在1950年代，天安门广场因为新政府开始准备其建国十年庆典时获得了今天的形状。在北边，长安街被大规模拓宽成为贯通东西的交通主动脉。广场的东西两面分别由两座巨大的建筑构成边界：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整个广场的地面以混凝土浇筑，与长安街连成一片，以便于大规模集会和阅兵的举行。
按照传统的风水观念，紫禁城设计为紧凑的长方形。它里面主要的大宫殿皆沿着南北向的一条中轴排列。这条轴线在紫禁城之外通过天安门和前门朝南延伸。在天安门广场修建过程中，更多重要的建筑被安置在这条轴线上。
在广场的北边，紧靠着长安街的南侧是一根高高的国旗旗杆。每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在这里由一队仪仗兵准时在日出时分随着国歌升起。该国旗每天傍晚又会准时在日落时降下。升旗和降旗的仪式已经成为一项旅游景点，它也是年轻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场合。
再向南边，在整个广场的中央便是为缅怀革命先烈所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这是一个记忆的象征和大众凭吊的所在。来访的外国政要会依照外交惯例到这里敬献花圈。
毛泽东本人在这个新的天安门广场上留下了相当多的印迹。他的肖像永久地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俯视整个广场。画像两侧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大幅标语。正是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曾经宣告了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间，红卫兵从全国各地涌向首都来朝见他们无比热爱的毛主席。他们的愿望好几次在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千万个热泪盈眶的拥护者挥手致意时得以实现。
甚至他的追悼会也是在广场举行的，这使他成为得到如此荣耀的唯一领袖。在他死后，一个新的毛主席纪念堂在广场中间的中轴线上修建，它处在广场的南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后面，用以陈列他被保留下来的遗体。当邓小平逐渐地废弃毛泽东的政策时，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像被保存下来。日复一日，一个没有表情的毛泽东从那里注视着他的人民。他也许并不喜欢他所看到的场面。
凌晨时分，王丹和郭海峰发现他们的学生群体已经减少到只有200人左右。许多人跑去看升旗仪式了，其他人在熬夜游行之后发现早餐比向政府请愿更有吸引力。没有气馁的他们领着剩下的人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台阶坐下来静静地等着开门。王丹托人给北大的李淑娴教授打电话。他们需要增援的人马，而他手里只有她的电话号码。
整个早上，王丹和郭海峰忙于在人民大会堂的办公室里进出。直到8点钟他们终于成功地将他们的《七条要求》递交给人大常委会的接待人员。王丹得到了一张收据。他在把收据展示给外面的学生们看了以后就离开了。
这时候参与静坐的人已经增长了许多，外面还围着一大圈看热闹的。人们买来食物和水以示支持。这群人对一纸简单的收据很不满意。他们要求人大代表亲自前来接受他们的请愿。学生们也开始鼓噪不安。
李进进一直安静地坐在人群里。他是北大法律系的研究生，专攻宪法研究。这时候他觉得需要站出来帮忙。李进进在北大曾经是官方研究生会的主席，但因为在任时组织了几场有争议的活动而失去了上面的信任。那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他曾经说服自己要避免卷入任何政治性的麻烦，集中精力完成他的学位工作。
可是这会儿在一场静坐中，他感到一种强烈的行动的召唤。他站起来向大家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自荐做代表。不过在采取任何步骤之前，他坚持所有人同意一旦他们的要求得到合适的答复的话他们必须立即终止抗议。在得到这个承诺之后，李进进独自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他一点也不知道在里面会发生什么。
接待李进进的职员告诉他没有人大代表在场。他们不知道是否能找到任何人来见学生，也不敢确定如果有人见了学生后学生们就会散摊。李进进应诺说只要人大代表做了他们该做的事情，学生们也会做他们自己的那一份。职员告诉他等着，然后就不管他了。李进进在那个宽敞的大厅里等了很久很久，坐了大概两个小时。在还没有任何答复的情况下，他走出人民大会堂去察看外面的情形。所有人都还在那里，静坐在台阶上。李进进说明了一下他交涉的情况，告诉他们说他准备无论多久都一直在这里等下去。他预计这会成为一个持久战，于是他派出几个同学回北大去召集人马并嘱咐说来增援的人要带上棉大衣准备在这里过夜。为了增强他们的声势吸引注意力，他还让人把那幅巨大的“中国魂”标语从纪念碑那里挪过来铺在大会堂的台阶上，然后重抄了一份《七条要求》与标语摆在一起。
从大会堂的台阶上他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进出广场，很多人带着花束、花圈和其它纪念品。他们径自奔向纪念碑去参拜并欣赏那里的陈设。在宽阔的广场里，大会堂那里的几百个人并不那么显眼。不过让李进进欣慰的是，一大群北京经济学院的学生在敬献了他们的花圈之后转过来加入了静坐的队伍。更多的学生随后跟来了。到傍晚时分，静坐的人群扩展到好几千人。但还是没有从北大来增援的学生的影子。
7点钟过后，消息传来说几个人大代表准备来见学生。李进进十分紧张。从早晨到现在，他们已经在这里静坐超过了12小时。现在这个姿态是否来得太晚，太微不足道了？这几千学生会在要求得到满足后散去吗？他觉得他必须十分小心地处理这个形势。他再次对人群讲话，获取大家对谈判的共识和只要要求被满足就结束静坐的承诺。然后他往台阶上层走去。
就在他到达大会堂门口时，他转过身往后面看了一眼。从台阶的顶端，他第一次看到他的“阵营”的全部。那聚集中大会堂门前几千个激动的人头很令他害怕。如果有什么突发事件引起一场混乱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他决定必须尽快地结束这场抗议。
在大会堂里面，他被告知将请愿要求交给等候着的人大代表的手里。李进进明智地拒绝了。他知道他必须在外面当着大家的面递交。在他的坚持下，他们达成一项妥协：人大代表们到大会堂外面但不接近学生，李进进出去后再从学生那边上来，他们在中间碰头然后传递意见书。这就像一场外交场合上的正式操作。
李进进再度回到学生中间通告了他谈判的结果。他还是很不肯定这事的结局，于是再次高声问道：
“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要向人民代表提交请愿书，对不对？”
“对！”人群齐声答道。
“人民代表现在愿意接受我们的请愿书，我们交不交？”
“交！”
“我们提交了请愿书以后，我们的任务就结束了，是不是？”
“是！”
“我们应不应当遵守我们的诺言？”
“应当！”
“人民代表接受我们的‘七条’后，我们的静坐活动是不是就结束，撤回学校了，对不对？”
“对！”
带着这样的许诺和他们的《七条要求》请愿书，李进进再度走上台阶。郭海峰带着另一份来自人民大学的相似的请愿书跟随着他。当他们在中层台阶上停下来时，他们看到三个人大代表站在高层台阶上等着，似乎不敢或不愿意再靠近一些。李进进坚持要他们下来。经过几番犹豫，三个人大代表终于下来了。请愿书在极短暂的交谈之中过了手。
带着一股强烈的解脱感，李进进回到静坐的人群。他告诉学生们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们应该立即解散回到校园去。然后，他急急忙忙地离开了，很担心任何停留都可能引发进一步的行动。一个半小时之后他回到了北大。在黑暗中，他看到一幅令人担忧的景象。一群又一群的学生正带着棉大衣离开校园。他明白这正是他们空等了一整天的增援人马。可是这会儿他既不可能阻止这股人流更不可想象它会导致什么样的局面。
李进进离开人民大会堂时是如此匆忙，他没有注意到人群中并没有多少人听到了他的讲话。他也忽视了清理现场，尤其是那幅引人注目的“中国魂”大标语。在那个混乱的场合，只有他周围的少数人知道在大会堂台阶上发生的一切。当他们离开后，其他人以为他们只是放弃了这个没有希望的诉求。于是，相当多的人滞留在标语周围。没过多久就有人建议他们应该直接去政府机关请愿，而不是面对这个只是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
这群人骄傲地高举起“中国魂”的标语，从天安门广场走出去，然后在长安街上向西开进。那里，走不多远他们就到达新华门。差不多同时，从北大开来增援的一群又一群学生也从相反方向来到这里。他们融汇在一起聚集在有武装士兵看守的新华门前。
位于紫禁城隔壁的中南海过去一直是一个皇家花园。与其名字相符，它有着两个人造湖，中海和南海，和一些环绕湖边建造的楼阁。共产党人进入北京以后，他们选择这个园林作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所在地。因此这里成为这个新的共和国的神经中心，其四周有高耸的红墙，不向公众开放。
新华门本身以前也是中南海内的一个阁楼，但后来被改造成直接开向长安街的出口。作为中南海的大门，新华门永远是开着的。门内一座大型影壁挡住了里面所有的景像。影壁上是毛泽东亲自手书的著名语录：“为人民服务”。通常，四个人民武装警察手持打开刺刀的步枪肃静地在门口站岗。外面来往的行人会被告知不得靠近门口。
当成群的学生涌到新华门时，一队武警士兵立即从中南海内冲出来列队挡在门口。他们没有携带武器，看起来他们的任务只是组建一座人肉障碍以防学生们冲击中南海。
学生们也不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那些带来了“中国魂”标语和几个小花圈的人问士兵是否能把它们送进中南海。这个请求被面无表情的士兵们的沉默所否决。
在没有一个明显的领袖引导下，这超过两千的人群显得很是烦躁。他们齐声呼喊“李鹏，出来！”“李鹏，出来！”，要求总理亲自现身。突然间，人群向前涌去，紧紧地压在士兵身上。士兵们手挽着手站着有四五层厚，他们没有退却。在一阵强劲的推搡中，“中国魂”的标语和花圈被在人头上方投来扔去，不久就消失了。就在形势可能恶化进入危险的境地时，一些头脑清醒的成年人努力帮助学生们安静下来。在4月19日凌晨时分，人群散去了，避免了一场灾难。
此前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和在人民大会堂静坐都是和平的抗议活动，这时在新华门的推搡却很危险地朝暴力方向倾斜。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冲击新华门只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分出现过，那时候疯狂的红卫兵把所有法律和文明社会的规范都抛之脑后。这新一代的大学生并不是红卫兵的再现，但他们在离开新华门时垂头丧气。觉得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而失败了。
4月19日是一个充满紧张的日子。学生们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什么。署有不知来头的“行动委员会”的大字报在许多校园里出现，鼓动学生准备参加官方宣布将在4月22日举行的胡耀邦追悼会。
这天碰巧是星期三，王丹决定把他民主沙龙的例会干脆挪到三角地的室外举行。那里的大字报已经铺天盖地，新来的还在不断地一层层覆盖在旧的上面。一整天成千上万的学生在这里川流不息，他们阅读大字报并互相辩论。这里是举行公开讨论的最自然的场所。
傍晚时分，就在吃完晚饭的大队人马开始涌进这片地盘时，王丹在橱窗下摆上几个凳子和一个连着手提收录机的小话筒。他那天哑了嗓子，所以他准备让别人主持这次沙龙也没有计划自己作讲演。
王丹不是唯一在三角地希望被人听到的。那里的大喇叭那天晚上也在持续广播。那是市政府关于头天晚上在新华门发生事件的通告。很典型的，通告警告说“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坏分子”正在阴谋策划冲击中南海、攻击人民警察以制造社会动乱。虽然这些大喇叭远比王丹的小摆设更为有力，他们却在吸引学生们注意力上无法竞争。
最先站到凳子上去发言的都是一些当初在柴庆丰死亡事件中已经抛头露面过的熟悉面孔。他们着重谈到要有自己的领导组织的重要性。人群中有人提议应该给官方的学生会一个机会，于是就开始了一轮暴民民主：学生们先呼唤官方学生会站出来领导。他们齐声喊了三次。当没有人应声以后，便有人提议用声音投票罢免学生会。这个提议立即在一片大吼声中得以通过。在黑暗中，聚集的人群当时估计有三千左右，大约是全体学生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在把官方学生会抛向一边之后，他们便决定组建一个为成立自己的独立学生会的筹委会。大家同意只要是敢于在大家面前站出来的人就是筹委会成员，由他们负责组建正式组织的工作。
在这个还处于运动的早期日子里，在众人面前站出来公开自己的名字参与一个肯定会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的组织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即使有好几千人在场，也没有发生大家争先恐后的局面。但还是有几个人站出来了。王丹和封从德就在最初组成筹委会的7个人之中。观众赋予他们雷鸣般的掌声。
沈彤一直在人群的后面。他和他那个奥林匹克俱乐部的朋友们对民主沙龙的人员正在做的事情不是很感冒，也没有打算自己参与。但他听到成立筹委会的号召之后突然明白他自己必须成为其一部分。他使劲往前挤但终于没能在结束前挤到话筒跟前。直到人们散开以后他才找到封从德自荐并获得了加入筹委会的资格。
几乎同时，在同一校园的一间宿舍里，几个年纪稍微大一些的人正在催生一个不同的抗议方式。
42岁已经开始秃顶的郑义在胡耀邦逝世前一天刚刚到达北京。这个著名的作家住在偏远的陕西省省会西安市。他是来北京参加为他的新作举行的一个座谈会的。郑义过去曾经是一个红卫兵，后来他以创作暴露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和西部偏远地区人民贫穷而苦难的生活的言辞犀利的小说而成为明星。早在1980年，郑义就出版了《枫》，一本关于红卫兵在暴力恐怖背景下的浪漫悲剧小说。那是把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投射到黑暗面的第一部文学作品。该小说被拍成电影时，还是胡耀邦亲自给开的绿灯。即便如此，电影还是未能获得大规模放映的许可。
【现在叙说文革的文字中，“红卫兵”是非常模糊的概念，经常用来泛指所有的群众组织。但在文革中，“红卫兵”有其特定的指向。1966年5月29日在清华附中成立的首个“红卫兵”，斗争矛头指向本校领导。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并在当晚广播了第二天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后，先是在北京各中学，成立名字大致相似的“红卫兵”组织，斗争矛头同时也指向工作组；而后这类组织开始蔓延到北京各大专院校。这时的“红卫兵”，一个重要特征是：其组成成员均出身于所谓“革干”“革军”“革烈”。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后，10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单位均开始成立群众组织，而之前的“红卫兵”组织为示区别开始称为“老红卫兵”。其实“老红卫兵”并不一定名称都叫“红卫兵”，如北大附中的叫“红旗”；而非“老红卫兵”的群众组织，其名称却常常冠以“红卫兵”，更准确的，一般统称为“造反派”。综合起来，文革中“红卫兵”和“造反派”有着明显的歧义。
郑义属“出身不好”之列，当时在清华附中文革初期属于“保校领导”一派，曾被“红卫兵”残酷殴打，并自将毛泽东像章别在胸口皮肉上以示忠诚。由此看来，郑义显然不能简单说成“过去曾经是一个红卫兵”。】
郑义在北京有很多朋友，他们之中许多人就在北大。北大当时开设了一个专为年轻作家所设的研究生水平的特别课程，即所谓的“作家班”。郑义在“作家班”里的朋友之一是刚刚30岁的张伯笠。张伯笠在作为报纸记者时畅游全国各地以创作报告文学而崭露头角。1988年秋天，他抛下在陕西的妻子和他们才1岁的女儿来到这所他一生梦想的学校学习。这样，在这个4月19日的夜晚，郑义就在张伯笠的房间里激动莫名。他头天晚上在新华门见证了学生和警察的推搡并觉得学生们会，也应该，一鼓作气地继续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接受他们的要求。如果政府不让步，他对着满屋子里的人说：他们应该发起绝食。“绝食从来不会失败！”
这时候已经很晚了。郑义建议他们把这个主意直接传给可能又一次聚集在新华门的学生们。他把张伯笠床上的白被单扯下来，用黑墨水在上面写了两个大字：“绝食”。张伯笠很是佩服郑义的书法功力。郑义很得意地解释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过很多练习机会。”
当他们赶到新华门时已经是半夜时分。正如他们所预料，那里果然有几百个学生聚集着在和卫兵继续那场推推搡搡的危险游戏。他们把被单在门道的一个角落处展开征求签名。但在那混乱的局面里没有人注意到他们。越来越多的警察正在长安街上集结，把大约200名学生围在新华门前。更多的学生被隔绝在外面拼命地喊口号。一辆带有高音喇叭的汽车在长安街上来回游荡，播放着市政府的公告：“任何企图冲击新华门或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为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在警察的包围圈里，学生们开始在地上坐了下来。这时候张伯笠可以在学生和警察之间看到一个站着的年轻人。他在结合部上来回走着，扯着嗓子命令所有学生坐下。他自己还站着，向夜晚的空气挥动着拳头。他用浑厚的嗓音喊着：“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吾尔开希！我的名字是吾尔开希！我们必须在这里坚持直到李鹏出来！他们必须答复我们的七条要求！”
这个叫做吾尔开希的人看起来还像是一个孩子。他穿着一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很时髦的褪色的黄军装。他有着一头厚实而卷曲的头发随着他讲话时上下颠动。他的眼睛很大，既富有穿透力又透着挑战的精神。他的姿态和行为都体现出一个拥有天生领袖才能的人所特有的自信。的确，他的面貌和魅力大部分来自他独特的血统：他是一个维吾尔族人。维吾尔是生活在中国西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与土耳其人和欧洲人有着共同的祖先。虽然他是在北京出生和长大的，他一家在他16岁时曾经搬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年轻的吾尔开希在那里度过了3年时光然后才迁回北京上高中。就在早先一会儿，吾尔开希和他的同学们在前往新华门的路上被警察在长安街上截住。他就在那时跳上了一辆平板三轮车带头硬冲了进来。那是他第一次站出来领导一群人，他在这个角色中看起来相当自然。
刘刚也正在人群的后面站着。他对这个名叫吾尔开希的青年深为佩服。在一堆人中参与运动是一回事，一个人站出来在警察和他们无疑正在拍摄现场情形的录像机面前给出自己的真名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知道这是一位勇敢的年轻人。
吾尔开希的勇气在现场的每一个人那里都有着明显的作用。突然之间，所有的推搡都停止了。学生们互相紧靠着在新华门前的大道上面对卫兵坐了下来。他们变得很安静和自信。前一天晚上那浮躁的气氛失散了，代之以有秩序的静坐。
不过，这个相对的安宁并没能持续多久。在这个晚上，做了更多准备的并不只是学生。保卫新华门的人民武装警察也是坚决地不允许形势恶化。一长列公共汽车在长安街上出现，警察们一下子开始了行动。他们冲进学生堆里，所有能被他们够着的人都被拽着推着扔进汽车里。这突兀而来的暴力震骇住了学生，他们显然没有料到这个回应。他们的阵容在几分钟内就被冲散了，大多数被塞进了汽车里。吾尔开希再次跳上那辆三轮车。他环视着周围，知道这已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局面。于是他扯着嗓子喊大家都撤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那里重新集结。但长安街上此时已经全是警察，他们把学生们推回来逼向等候着的汽车里。在那一片混乱中，一个女生在惊慌失措中高喊了一声“打倒共产党！”
那尖利的号叫一下子就穿透了空气把几乎所有人都吓得不知所措地怔住了。如果有任何“反革命”行为的迹象的话，这可是最糟糕的之一。学生们一直都很小心不为当局提供任何借口把他们的运动说成不是爱国的。这一绝望的呼啸有可能就毁了这一切。一刹那间，警察和学生们都向那声音的发源地冲去，试图让那个可怜的女孩闭嘴。她很快地被几个学生带走了。
在警察的巨大压力下，学生们没有能够向天安门广场撤退。他们只能各自散开，找路回自己的学校了。那些被塞进汽车的只是遭受到他们一生中最大的惊吓。他们被汽车送到大学区附近就被直接释放了。在那场激烈的争斗中，汽车上的几个玻璃窗被砸碎，有些学生被玻璃划伤。更多的学生在被警察踢打时受了轻伤。
张伯笠倒是退到了天安门广场。他发现那里没有什么人，于是只好假装成记者混过警戒线。在路上，他看到一个学生被几个警察毒打。
第二天早上，吾尔开希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里孤独地站在密集的雨中。他在向来来往往的任何人喊话，告诉他们前一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嗓音嘶哑，语不成句，但他不断地说着：“我是警察暴力的见证人！”他指责警察暴力对待学生并且猥亵女同学。他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地诉说着，雨水在他肃穆的脸上不停地流淌。
到下午时分，他周围逐渐聚集了几百个学生。吾尔开希这时手里有了一个喊话筒，指挥起来比较容易一些了。他把人召集一起带着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再次游行抗议警察暴力。就在他们离开校园的时候，一个响雷在附近炸开，雨水突然倾盆而下，他的队列一下子散开了而缩减成只有几十人。吾尔开希毫不含糊，他发誓即使只剩下他一个人也要继续。于是，剩下的他们接着前进，一路上经常停下来向市民演说。在他们终于到达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他身边只剩下了寥寥几个人。
在北大三角地，大雨还没有把所有的大字报都冲刷干净。新的大字报还在不断出现，它们以大幅标题号叫着：“四二零惨案！”、“新华门血案！”等等等等。大多数都在呼吁罢课抗议。在这么多事件发生之中，加上胡耀邦的追悼会预定在周末举行，其实已经很少人还在去上课。
北大的大部分学生因为在那天晚上忙于成立他们自己的筹委会而错过了新华门的行动。这会儿，一个抗议的游行队伍也冒着大雨在三角地形成。这个队伍比吾尔开希在北京师范大学召集的人数要多得多。他们路过政法大学时进去休息了一会儿，那里的学生在食堂里为他们提供了热馒头和汤。几千学生最后抵达了天安门广场，但在瓢泼大雨中他们没能做什么。张伯笠做了一个演讲然后找了几辆公共汽车送学生们回校。
虽然胡耀邦因为他的“严重错误”早就被降职，他的追悼会还是以最高领袖的规格安排的。追悼会定于4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为了葬礼的安排，事先有通知说整个天安门广场将从那天早上8点钟起向公众封闭。
因为前几天的抗议活动而兴奋但又由于政府仍然未答复他们的要求而懊恼的学生们制定了他们自己的计划。北大筹委会依照军事行动的战术号召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封闭时间之前进入广场参加追悼会。通过署名“行动委员会”的大字报，他们提醒每个学校自行组织游行队伍在4月21日傍晚9点以前到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集合。大家应该带足食物、饮水和棉大衣在广场过夜。
这确实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就在短短的几年之前，冲出校园抗议都还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这新一代的大学生在1986年的冬天那场抗议热潮中便已经轻而易举地超越了那个里程碑。现在，在1989年的春天，他们在通过组织起全市的联合行动来再次挑战极限。
这一个傍晚，北京师范大学的小小校园变成了活动的中心所在。从7点钟开始，学生行列便开始涌进这里的操场。吾尔开希骑着一辆自行车，手持一只喊话筒，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元帅一样在操场上来回穿梭。他通过引导各个学校的校旗把一个混乱的局面整治得井井有条。然后，像他后来回忆的那样：
9点整，在6万同学面前，我爬上了一架双杠。在我通过喊话筒说话时那双杠在一直我脚下颤抖：“请安静。”然后我就宣布北京临时学联已经正式成立了。一下子空气中就爆满了雷鸣般的掌声。我很是激动但并不害怕。我几乎从来没有经历过恐惧。我知道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历史，因为这是中国第一个独立自治的政治力量的诞生。这个组织就是后来高自联的前身。
我讲完话后低头看到我父亲正站在双杠的下面。这是政府所作的极其卑鄙的事情之一。我父亲正在北京党校学习，他们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让他来找我谈话。
他的父亲没能成功地劝说吾尔开希退出这个历史时刻。但吾尔开希也不是完全诚实的。在观察了他在新华门表现出的勇气和领导才干之后，刘刚曾找到他谈到成立一个全市范围的学生联合会的必要性。他们俩取得了原则上的一致。但在吾尔开希4月21日晚上演讲的时候，所谓的“北京临时学联”并不存在。
当学生们列队走出北京师范大学时，他们表现出的秩序令人惊讶。在自己学校的旗帜引导下，他们排成五列纵队，两边各有一条由带着红袖章的学生纠察组成的警戒线。纠察们手拉着手沿着整个队伍组成一对人链。这对于保证学生队伍的整齐一致和防止非学生混入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绝对不能给官方惯常所宣称的他们的运动是由“一小撮坏分子”煽动起来的说法留下任何口舌。
当他们转向市区的大街时，天已经黑了。他们在宽敞的自行车道上平静而缓慢地行进。市民向他们欢呼和鼓掌，尤其是在看到有关谴责官员贪污和生活条件困难的标语的时候。通货膨胀、腐败和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磨难远比他们对胡耀邦或民主的关注更为重要。
午夜之后的天安门广场很是昏暗而平静。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底座整个被花束和花圈铺满。在其中央，那个“中国魂”的标语早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制作的一幅巨型胡耀邦肖像。看起来，这次游行还没有惊动官方，这里只有少数几个交通警察在懒散地巡逻。他们眼看着学生们流水般进入广场没有干预。这个先发制人的行动因此获得一个顺利的成功。就像早先在他的校园里一样，吾尔开希再次引导学生们在广场西侧面对人民大会堂按学校排成纵列。学生纠察队在外围形成一条警戒线，他们将在那里整个晚上地站岗，防止任何没有学生证的人员进入这块领地。
警戒线里有好几万学生，排列在参差不齐的行列里。从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往下看，这个集会就像一幅条形图。大院校的行列一直延伸出去，几乎穿过这个广场。他们之间则是一些小院校的队伍，只有几百个学生那么长。他们所有人都对他们终于能够来到这里深感庆幸。他们将成为一个没有邀请他们的追悼会之中的一员。
那是一个异常寒冷的春夜，很多人在半夜里被迫离开广场到附近的地下人行道和地铁站避寒。那些留在广场的人无法入睡。他们不得不经常站起来活动以取暖。但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坐着交谈。不同学校的学生领袖们聚集在一个小圈子里互相介绍认识并计划他们的战略。这是一个很长的夜晚。
在暗夜中，王军涛不为人所知地来到。那个春天他一直在大西北的农村里旅行考察，为他的社经所寻求开发项目。但在听到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后，他立即决定放下手里的一切返回北京。他还没能完全明白首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就来到了广场谨慎地来回走动查看。他找到了许多社经所里的同事，他们都在黑暗中不露声色地观察学生的队伍。王军涛没法不回忆起13年前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的时候。他告诉北大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张伦说1976年的“四五运动”的时候，也是一个像这样的人群在广场呆了一夜守护为已故总理周恩来敬献的花圈。后来，就在黎明时分，警察和民兵冲了进来。几十万人。他们殴打每一个人。他告诉张伦说：避免那个悲剧重演的关键在于不惜任何代价避免挑衅和对抗。
【1976年4月4日清明是星期天，广场上悼念周恩来的花圈成山，人流成海。从出现第一个花圈以来，广场上没有发生过暴力，也没有过公开抓人。传说有便衣跟踪到偏僻的地方抓人的。午夜，开来上百辆汽车，将广场的花圈悉数运往西郊。清理过程中只有少数人围观，也没有发生大规模冲突和抓人。5日白天，广场已经清理完毕，有少数人在讲演，但气质与前几日的讲演者完全不同；数千人围观，但整个氛围完全不同于前几日悼念的人群。群众推搡警察，并掀翻点燃了汽车。期间，发生了强行曝光外国记者胶片，和有人呼喊“打倒周恩来”的可疑事件。入夜，以工人民兵为主，手持木棒，驱散并殴打未来得及的人群。没有死亡报道。】
张伦觉得王军涛和他的社经所同僚们的在场本身就恰恰是这样的一个挑衅，这些人中的多数都有着自“民主墙”以来的各种“记录”。他催促他们尽快离开，把这里留给学生们。他们在拂晓之前尽数离去了。
大批的警察队伍的确在天亮时出现了，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前组起很厚的人墙。从那里他们专注地盯视着学生们，但除此之外他们并没有显露出要把学生赶出广场的意愿。
就在日出之前，一小队护旗兵从天安门里正步走了出来，他们穿过长安街从北边进入广场。这是传统的升旗仪式的时间了。就在他们在巨大的国旗杆下停步时，十几万学生全庄重地站起来。他们转身面对正在升起的五星红旗，扯着嗓子齐声高唱国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前进！前进！进！
最初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一部爱国电影主题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是一首受法国国歌《马赛曲》激励而作的激昂的曲调。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歌里的宏伟、急迫甚至绝望的情绪都足以使人热血沸腾。这时，在举国瞩目的中心，十几万违抗了他们自己的政府的学生们用同一个声音高唱着国歌。这是一个巨大危机、渺茫和希望的时刻。他们中的大多数眼里饱含热泪。眼看着升起的旗帜，他们不知道这一天将如何结束。
国歌在旗子达到旗杆的顶点时结束。然后，国旗开始了缓慢而痛苦的下降。在它逐渐达到为胡耀邦致意的下半旗位置中，学生们唱起了比较低缓的《国际歌》。激昂的战斗精神被强烈的悲哀情绪所取代，更多的眼泪流了下来。
在人群中，柴玲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团结力量。她在心里默记着多少她的朋友在这一场合出现。她还看到了一个没有意料的的形象：一个一直在努力阻止学生抗议的坚定的共产党员学生。他此刻也在这里，完全真心实意地参与这个历史性的事件。
学生们人数上庞大的规模和他们的决心肯定也震惊了官方。一大早几个官员就从大会堂长长的阶梯上下来与学生领袖接触。作为一个善意的姿态，他们允许学生们在追悼会举行期间呆在广场里，追悼仪式也将为他们通过广场里的高音喇叭实况播送。不过他们意料之中地拒绝了学生们派代表进入大会堂参加仪式的要求。最后，官员们要求学生队伍向后退让一些，以便腾出空地供到来的汽车停放。在吾尔开希的喊话筒引导下，硕大的人群很不情愿但仍然有纪律地满足了这个要求。这时候，一厢情愿但毫无根据的谣言在广场流传，说是李鹏总理将在追悼会后亲自接见学生。
人民大会堂是1950年代重修天安门广场时建筑的宏伟杰作之一。它是用来容纳共产党的政治操作中司空见惯的大型群众集会的，其中有一个1万个座位的大会堂，还有许多宫殿式的会议厅可以接待外国首脑权贵以及全国各地的来访者。作为象征意义，这里是每年春天会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驻地。它具有斯大林式的庞大的建筑架构，占地17万平方米。在正中占据显眼地位的是12个25米高的大圆柱，它们撑起一扇巨大的檐口，上面装饰着共和国国徽，显示出这里是最高权力的所在。在它下方，分作三层的长长而威严的阶梯通向其正门。
在时钟指向10点时，追悼会在大会堂内准时开始。有意思的是，所有的的高级官员都穿著“毛服”来向这位摒弃了这一服饰的人告别。赵紫阳宣读了一份充满了熟悉而官腔语言的空洞悼词。当国歌在厅内奏起并在外面的高音喇叭中回响时，学生们又一次高唱起来。他们以他们所能有最大的投入和力量来唱着，希望他们集体的声音能够有足够的威力穿透大会堂那花岗岩建造的厚墙。然后，他们垂下头来默哀致敬。
虽然他们的声音大概没能被听到，他们的在场则是毫无疑问地让里面每一个人感觉到。著名的杂志编辑戈阳记着：
赵紫阳为胡耀邦致完悼词后，我们排队向遗体告别。在我们走过人民大会堂的大玻璃门时，许多人都在那里停留片刻看看外面广场上坐着的成千上万学生。一排排的士兵手挽着手站在那里把我们和学生们隔离开来。我站在那里看着他们的时候感到愤怒。气氛很紧张。有些官员害怕学生会试图冲进大会堂。一个士兵走过来有礼貌地请我往前走。
我的司机走上来拉我的手。我回答说：“我就是要在这里站一会儿。我属于共产党，我在战争年代为党服务受过伤。我见到过很多事情，但我从来没见到过像你们这样的党员如此欺负学生。”
那个士兵听了以后就走开了。戈阳后来在一首小诗里描述那一排排把学生与大会堂里面的贵宾隔开的士兵为“一堵暴力的墙”，把世界划分为两边。“一边躺着胡耀邦的遗体，但在另一边是他的灵魂。”
在大会堂里面，胡耀邦的遗体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供人瞻仰。官员和贵宾们慢慢地从旁边走过做最后的告别。追悼会结束后，载着遗体的灵车按照惯例要从大会堂出来，在天安门广场绕场一圈，然后在长安街上拐弯向西前往位于郊外的火葬场。当哀乐不停地在高音喇叭里播放时，广场上的学生们焦急又耐心地等待着灵柩的出现。那是他们自己向胡耀邦告别的机会。
学生们已经在这里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夜晚和早晨。在大会堂里面的告别仪式拖拉得很长时，许多人觉得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参加追悼会的意愿和目的。他们陆续离开广场去寻找食物和休息的地方。但还是有上万人留了下来。他们挤在人民大会堂跟前希望能看上一眼灵车。
又等了很久以后消息传来说灵车队已经在长安街上，正在向西开去。在那条大街两侧，几百万市民拥挤在人行道上赋予胡耀邦一次凝重的送行。大量的自行车在路边跟随着灵车队，一路不停地敲铃。这个场景令人联想起1976年送别已故总理周恩来的情形。但这一次，灵车队跳过了有着千万个翘首以待的学生们的天安门广场。
愤怒的人群中开始了小规模的呼叫，逐渐发展成集体的怒吼：
“李鹏！出来！”
“李鹏！出来！”
人群往前涌动。手挽着手的士兵们努力地维持在他们的警戒线。在学生的最前列是手里依然拿着喊话筒的吾尔开希，大声呼唤着李鹏总理。
“看看，”吾尔开希呼啸着：“这么多学生饿了一整天就为了有机会来跟你讲话。”他叫道：“人民共和国已经40年了，这是第一次一个人站在国徽下面，在人民大会堂前面，在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前面，要求与你对话。我抗议！你无耻！”
吾尔开希的话从历史意义上说并不准确。在人民大会堂门前呼唤国家领导人这一举动远远不是这新一代人的发明。这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就发生过很多次。甚至更近一些，陈子明和王军涛都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亲身经历过同样的场面。但吾尔开希的情绪无疑是真诚的。这些年轻的学生们从来没有机会接受这方面历史的适当教育，他们毫无疑问地相信他们是在做一件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没过多久，有些头脑发热的人便开始建议他们可以挤过士兵的警戒线冲进大会堂。吾尔开希看看双方的人数也觉得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幸运的是，就在他要往喊话筒里嘶叫时，其他的人及时地制止了他。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他们决定派代表去递交他们那还没有收到任何回音的《七条要求》。“如果他们还继续不理我们，我们就在他们面前跪下！”情绪激动的张伯笠建议说。跪谏，自然是古代大臣面见皇帝时行使的礼节。张伯笠提议以这种戏剧性的方式作为象征性的抗议。
“我不能跪！不愿意给共产党跪！”吾尔开希干脆地回答。
“你不去，我去！”当初曾经同王丹和李进进一起递交过《七条要求》的郭海峰一把抓过请愿书就往人民大会堂走去。另两个人，周勇军和张智勇，随后跟了上去。也许是因为没有防备，士兵们让他们挤了过去。
这时已经是中午12点半了。三个人一直走到了那长长的台阶的中间一层。他们四面看看，周围没什么人。在他们下面，似乎很遥远的地方，上万学生正站在士兵的警戒线后面。大多数学生并不知道他们的计划，但他们在发现在上台阶的三个人影时正把注意力集中到这里。在三个人的前面更高的地方，人民大会堂的大门紧闭着。只有少数一些卫兵在台阶尽头往下看着他们。
慢慢地，郭海峰的身体低了下去，直到膝盖着地。在他的左边，周勇军不情愿地跟了下去，但只用右腿单膝跪下。在他右边，张智勇双腿都跪下了，他的头在胸前垂下。但郭海峰却挑战式的抬起了头。他把握着长卷请愿书的双手高举过头，伸向高高的国徽。
一个无形的冲击波传下台阶漫过在广场上的学生群体。一个短暂的寂静立刻便被恐怖的尖叫和怒吼掩盖。
“不！”“不行！”
“不能跪下！站起来！！！”
也许是他们年轻的人生中第一次，这新的一代生动地体会到他们和他们的政府不在同一个阵营。眼前的戏剧场面是如此紧张，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回应。那三个人在那里跪了足足有半个小时。没有人从大会堂里出来接受或拒绝他们。那一时刻似乎凝固了。
一个中年人突然从大会堂里冲了出来，他一边跌跌撞撞地下楼梯一边在大哭。当他到达三个学生的所在时，他所能做的仅仅是试图同时拥抱他们。他喘着粗气，喃喃地重复着：“没有用的，没有用的。这不是一个你可以说话的政府。”
下面激昂的学生们已经看够了。马少方，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学生领袖，挤到了警戒线前。他看到吾尔开希站在台阶下满脸的泪水。这个21岁的维吾尔人在不停地喧嚣：“我没跪！他们跪了！！我没有跪下！！！”在他附近，浦志强，一个来自政法大学的瘦高的学生，正用一个喊话筒愤怒地砸着自己的头，以至于血流满面。封从德静静地咬破自己的手指，在手绢上用血写着他的想法。边上还有一些人也在同样地写血书。马少方挤过这混乱的一群，跑上台阶把跪着的三个学生代表拽回到人群里来。学生领袖们聚在一起很快地做出一个避免在这个时候直接对抗的决定。他们宣布将无限期罢课。然后，由政法大学带头，失望的学生们与他们到来时一样跟随着他们各自学校的校旗逐一退出广场。吾尔开希后来回忆道：
我们离开大会堂台阶的时候军人开始殴打我们。他们是真打。当我们终于离开天安门广场后，我因为饥饿和虚脱晕倒了。
第二天，大部分官方媒介负责地报道了人民大会堂里面的官方追悼会，却对天安门广场上的戏剧化场面只字不提。但北京的几个较小的报纸，包括《农民日报》、《科技日报》和《中国妇女报》打破了沉默。他们正面描述了成千上万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自发参加葬礼的情形。当然，没有人提到跪谏。
换汤不换药
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1 05:13 只看该作者
我发了帖子，倡议大家在64下午去散步，结果被网管给删除了，真是奇怪，散步就带来人身不安全了吗？
我年年去。如果大家都做永久的中国愚民何时才能实现民主。刘晓波被抓，很多人说是要与刘晓波共存亡，结果呢，刘在监狱里，你在论坛上。
北国游子
真诚、坦荡，狂热、执着，无怨无悔、嫉恶如仇
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1 10:21 只看该作者
第五章·高自联
沈彤是极少数没有去天安门广场参加追悼会的学生之一。他一直对北大新成立的筹委会不甚满意。他和他的奥林匹亚俱乐部的朋友们与王丹和他的民主沙龙的人不是很合得来。筹委会里的其他人也是各有各的想法。如果他希望在这场正在孕育中的运动里发挥更大的影响，他觉得他得找到自己特有的位置。
幸运的是他发现他实际上已经在运动中名副其实地占据了最有利的位置。他住的28号宿舍楼二楼房间有一个俯视三角地的窗口，是观察整个三角地活动的最佳场所。下面人们正在贴新的大字报，也有人在发表即兴演讲，但别人很难听清他们的话。两个电子系的学生正在试图安装一个扩音器。沈彤把他们请到楼上将仪器安装在他的房间里，然后用募捐得来的钱购买了一对大喇叭挂到窗外。在屋里他们逐步安装了扩音器、麦克风和录音机等等。突然之间，这个学生运动有了他们自己的广播站，这是历来学生运动破天荒的第一次。
沈彤并没有因此满足，在隔壁的房间里，他放上油印机用来印传单。他安排他那奥林匹克俱乐部的朋友们分摊负责每个部分的运作。他们每天通过自己的记者们采集新闻在广播站定时播音。重要人物也通过他们的广播站发表演讲，并能够即时录音后翻录成大量的录音带。他们还出版自己的通讯。事实上，他为这个运动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媒体中心。
就在沈彤为这个不简单的工程收尾时，他看到从追悼会返回的同学们。从他们脸上的表情他知道他错过了一个历史的瞬间，那一定是一个改变了许多人的观点、情绪甚至人生的事件。他只能通过兴奋的口头传说来想像那些场面。媒体中心发现这是一个绝佳的筹款机会，他们制作了一些纪念章销售以获取他们急需的运作经费。
4月23日，追悼会的第二天，刘刚正从校园走过寻找学生领袖时注意到了三角地这个新建立的广播站。与往常一样，那里有很多人，还有一些人在演讲。演讲的人不再需要声嘶力竭地喊叫，他们站在临时搭起的台子上用长长的导线连到沈彤房间里的麦克风讲话。就在他要走过的时候，刘刚看到一个中年人困难地爬上那个台子，于是他停下来倾听。
“我的名字是陈明远。你可以去打报告！”
那个人这样做着自我介绍，指向人群中可能存在的告密者。即使手里攥着麦克风，他还是几乎在嘶喊。听众为这位新来者热烈鼓掌，他们不仅仅是在赞赏那人的勇气，很多人更是在欢呼那个名字。刘刚很早就知道这个名字。陈明远在年轻时曾以模仿毛泽东的风格创作诗词而闻名。不幸的是，他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做那样的事，因此他被以伪造伟大领袖作品的罪名抓进了监狱。这些年来，陈明远已经成为一个极富声望的中国文学和文化教授。不过极少学生曾经见过他的面。
陈明远显然知道如何抓住听众的注意力。他紧接着告诉他们他就是前一天从人民大会堂里冲出来拥抱跪谏着的学生的那个人。“那是一个来自中国良心的拥抱”，他激昂地宣布，又赢得一轮掌声。他告诉人们他一直非常气愤，尤其是当胡耀邦的灵车未能得到在天安门广场绕场一周的机会和媒体不公平地报道这个事件的时候。然后，他哀叹道：
“学生们，现在官方的喉舌《人民日报》说你们在煽动。我要说你们的确是在煽动。”
人群中传出一些议论和嘘声。但他继续说道：
“但是什么是煽动呢？那就像是扇火。当火焰要灭的时候，你用扇子去扇一扇，把火重新扇起来。学生们，我要再次谢谢你们。因为你们把我心里快要灭掉的希望火花又给扇起来了！”
雷鸣般的掌声爆发了。但他还没说完。陈明远举出多年前被国民党政府暗杀的一个敢言的诗人做榜样宣布说，
“闻一多当年就是在北大这里演讲后就被特务杀害的。他当时47岁。我已经48岁了。今天我走进这个校园的时候，就准备好了不再走出去！”
就这样，他不停地说着，在频繁的掌声中发表了一篇极具煽动性的演讲。刘刚很是兴奋，他觉得这个演说与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不相上下。虽然陈明远并没有同样的嗓门和口才，但他那原始的情感则是更胜一筹。在那长达一小时的演讲的最后，陈明远带领大家狂呼口号：
“不自由，毋宁死！”
“民主万岁！”
“自由万岁！”
“学生万岁！”
【1946年7月15日，昆明学联以治丧委员会名义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遇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到会发表了即时讲演。下午，闻一多和民盟云南支部书记楚图南在《民主周刊》社召开记者招待会。5点多才出《民主周刊》社大门，被昆明警备司令部下级军官汤时亮和李文山枪杀。】
在楼上简陋的媒体中心里的封从德看见下面很多人脸上流满泪水。他立即安排人把这个演讲的录音翻录成几百份。这些磁带，以及它们的再翻版，走遍了全国各地激发了无数学生投身运动。
在北京的这些年里，刘刚已经观察、参与并领导了超出他应有份额的学生运动。回顾这些经历，他发现一个令人不安的共同点。这些运动总是想夏日的暴雨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却绝少能留下什么可见的成果。学生们喜欢呼喊为民主的光辉口号，但大多数人参加运动不过是为了宣泄青春期的烦躁。游行示威毕竟是逃课和避免考试的最佳借口。也正因为如此，一场运动可以很快地失去能量，就像它当初很快地能够获取动力一样。
所以，刘刚在很长时间一直梦想能够有一场长久可持续的运动，可以达到一些有限但确实的目标。他的原意是通过他的民主沙龙来建造这样的一个平台。这会儿，他很高兴地看到沙龙里的年轻成员正在北大的筹委会里担任至关重要的角色，但眼下的这场运动已经很显然地超出了单个校园的范围。政法大学在胡耀邦死后已经在向天安门广场进军中取得了领先地位。来自名声相对不是很响的北师大的吾尔开希更是明确地在迄今为止抗议行动的组织中出类拔萃。
涉及到几十所大学校园里几十万学生参与的胡耀邦追悼会活动的组织上的成功令刘刚既振奋又担心。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觉得成立一个他与吾尔开希谈论过的全市范围的学生组织的迫切性。这正是他这天早晨出现在北大的原因，他在寻找愿意站出来领导这场运动的人。
就在一两个小时以前，刘刚在北师大找到了正在把他自己宿舍装饰成并不存在的“北京临时学联”总部的吾尔开希。他们俩达成一致意见在当晚召集他们在各个学校里相识的学生领袖开会。刘刚吩咐吾尔开希做好准备主持这个会议，然后就出去寻找其他人选了。
刘刚虽然很高兴吾尔开希愿意出头领导，他还是觉得很不踏实。他怀疑这个21岁的二年级大学生是否有着一个与他那热情的心相应的成熟的脑袋，也对吾尔开希显著的个人魅力很是担心。刘刚实在不希望这个新组织被某个人所主宰。如果按照他的意愿的话，刘刚希望能有一个比较成熟的人，比如说研究生或青年教师，来做领袖。他脑子里想着的是像陈小平、李进进或者吴仁华那样的人。
就在他走过北大校园的时候，刘刚意识到他还面临着另一个困境。他的母校在传统上占据所有主要的学生运动的领导地位，也是在领袖和人才上可能提供最多的资源的学校，这从这里的民主沙龙和三角地新建立的媒体中心就能看得出来。不过他也很担心出现一所学校主宰所有其它学校的负面效应。
当刘刚在宿舍楼里见到王丹时就知道他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那里有十几个学生领袖挤在一间屋子里开他们筹委会的会议。一两个来自香港或台湾的记者也在场，使得这些年轻的脸上泛着兴奋的光彩。他们看起来对刘刚的全市范围的组织没什么特别的兴趣。刘刚失望地离开了。
他这一天继续在各个校园里穿梭，到处通知他知道的学生领袖。不过他运气不好，没能碰到他心目中的那些领导候选人。他唯一找到的是政法大学的吴仁华。吴仁华对刘刚的努力十分支持，但他还是拒绝了邀请。吴仁华认为这是一个，也应该是一个，学生运动。像他这样的教师直接参与恐怕不是很明智。
当刘刚在那天晚上回到圆明园时，很多学生已经在南门附近聚集了。空气里弥漫着强烈的隐秘气氛。人们在黑暗中一小堆一小堆地来回徜徉，搞不清楚邻近的人是他们的同志还是便衣特务。刘刚从容不迫地把大家带到一个小会议室。他安排了两个学生站岗，只有带证件的学生才让进。
7点钟时刘刚关上了门。屋里大概有60来个学生。他们各自写下了名字、学校和联系地址。政法大学又一次显示了他们的实力，来了8个学生，比其它任何学校都多。他们之间有在人民大会堂跪谏的三个学生之一的周勇军和当时情绪失控的浦志强。形成对比的是北大只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刘刚的老同学，另一个是刚被该校的筹委会在内斗中开除的一个早期领袖。他们俩都没法真正地代表他们的学校。然而这也不奇怪，到场的绝大多数人是因为刘刚本人的关系而来。没有哪个学校有过适当的选拔过程。
但无论如何，20多个学校有人在场。尽管有一两个大院校缺席，这个名单对于这么一个仓促召集的会议也已经足够了。就在人们开始互相询问会议的目的时，刘刚平静地开始了：“我叫刘刚。我想大家大多都知道我。为了节省时间，我也就不更多地自我介绍了。”其实，他并不想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自己身上。他的非学生身份和过去的记录有可能把事情复杂化，甚至把一些人吓跑。他向每一个人保证这地方很安全，然后交待了他关于成立一个正式的校际组织来协调和领导当前的学生运动的想法。因为他不是学生，他主动提出自己只是会议的协调人。这样，他就把会议交给吾尔开希，屋子里大家都容易认出的另一个面孔。
吾尔开希早有准备。他一脸严肃地宣布应该开短会。他们需要决定组织的名字、章程，选举一个临时领导，就完事。
作为名字，吾尔开希提出“北京高校学生自治临时联合会”。他强调了保持他们的运动“纯学生化”的极端重要性。这个组织和运动必须只允许学生参加才不至于给政府任何口舌来指责学生运动被阴谋家利用。听到这番话，许多双眼睛转向刘刚，屋子里唯一的非学生。
刘刚深知其中的讽刺意味，虽然他觉得这个想法很幼稚。毕竟无论学生做什么，政府总是可以使用那样的指责。但他也理解这可能是全屋子里的共识。然而，他还是觉得那个名字不够响亮，所以提议叫做“团结青年联合会”。他解释说这个运动的作用要像滚雪球一样将社会各阶层卷进来。他们的长远目标应该是民主自由，而不是学生自治。
吾尔开希开始显露出他的领导作风的苗头，他对这个讨论已经很不耐烦。他宣布道：如果没有别的提议就立即对这两个名字表决。大家举了手以后，吾尔开希的选择很容易地就过半数通过。与会者还没准备好接受刘刚的远见。
很快地，吾尔开希又拿出他早先起草好的一个组织章程。其中大部分是从类似的官方组织章程里抄过来的。作为领导机构，吾尔开希提议成立一个5人常务委员会，其中一人作为主席。
刘刚不喜欢这个计划，他忍不住又插进来说了他自己的想法。他说：最好不要以个人负责这个组织。那样的话这些人可以很容易成为政府控制和惩罚的目标。因为这里的与会者都没经过他们各自的学校选举或指派，他们作为选举产生的官员实际上缺乏合法性。刘刚建议说：还不如把常委会设为由学校组成。每个学校可以通过民主手段推举和更换其代表而不至于使得组织活动中断。另外，常委会主席可以由常委会里的学校每星期一换地轮流担任。刘刚希望这样他既可以保证这个组织不被某一个人主宰，也避免个人曝光过度。在这两方面，他都是因为吾尔开希而担心。
虽然不是一个学生，刘刚平静而理智的态度令众人折服。他的意见被无异议地接受了。接下来就是常委会的选举。自然地，5个最大或在运动中最积极的学校，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和政法大学，被选进了常委会。一些小院校的代表不是很满意，他们要求常委会有更广泛的代表性。于是大家又决定在常委会里增加两个席位，一个归主要由少数民族学生组成的中央民族学院，另一个则是北京电影学院，代表在首都的好几个小型艺术学院。
虽然常委会应该是由学校组成，其第一任主席的选举仍然毫无疑问地是围绕个人举行的。北师大意料之中地推举了吾尔开希。刘刚在没能找到研究生或青年教师参加这个会议的情况下把注意力转向来自政法大学看起来比较成熟的浦志强。但浦志强很实在地认为自己缺乏领导能力而谢绝了。他的学校提了周勇军的名，也获得了刘刚的支持。
两个候选人相继做了简短的讲话。大家随后再次举手表决，周勇军以微弱多数击败了吾尔开希。这个结果很可能与政法大学来的人比别的学校都多有关系。刘刚暗暗地松了一口气，他对吾尔开希的性格的担心一直在增长，很怀疑如果吾尔开希当选的话，那个主席每星期轮换的制度也许实行不了。
刘刚仍然对组织缺乏成熟的领袖而忧虑。他提议成立一个有著名知识分子组成的咨询委员会。这次他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吾尔开希坚决主张维护运动的纯洁性。任何来自非学生的参与都将不受欢迎。这个想法得到满屋子的一致回响。刘刚只得到允许可以找人帮助为他们的新章程做文字润色。
这时候已经很晚了。刘刚布置的岗哨时不时地进来报告有越来越多不明身份的人在附近出现。是撤摊的时候了，他们像电影里的间谍一样很紧张地分批离去。许多人绕了一些随机的圈子才回到他们自己的学校。
刘刚没有休息的意思。当天晚上他就走访了好几个著名的知识分子。陈子明立刻就提出可以提供资金帮助，刘刚谢绝了，他觉得还不是卷入陈子明和他的社经所的时候，尤其是在关于运动的“纯洁性”的激烈辩论之后。相反地，刘刚用自己的积蓄为这个新组织购买了一台油印机和一些喊话筒。
在方励之教授的家里，刘刚禁不住激动不已。他几乎将陈明远的演讲背了出来并鼓励方励之出面表示一个类似的公开立场。方励之却很不感兴趣，他觉得陈明远有可能走得太远了并警告刘刚不要像陈明远那样激进。
4月24日，星期一，是胡耀邦追悼会后的第一个上课的日子。在首都的各大院校中，几乎没有任何学生去教室。这场运动中的第一次大规模罢课活动展开了。在北大，萌芽中的筹委会正在经受着成长的苦痛。王丹的民主沙龙和沈彤的奥林匹亚俱乐部的人合不来。在内部争执和关系紧张之中，筹委会召集了一场全校学生大会来正式解散官方学生会并组建他们自己的团结学生会。大约八千学生集中在恰当地以五四运动命名的大操场上，这个人数远远超过了法定人数的规定。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下午，筹委会的成员们站在台上，沐浴在历史的场景里。王丹、封从德等人作了简短讲话。但这一光彩并没有持续多久。越来越多的人要求讲话的权力，他们为争抢麦克风大打出手。在激烈的情绪下，一个学生领袖抓过麦克风指责另一人是奸细。这个场面令所有观众震惊。李进进冲上台呼吁镇静，但已经太晚了。台下的学生们厌恶地离开了会场，把筹委会成员们孤独而懊丧地留在台上。
当北大这场灾难的消息传到北师大时，那里的学生正完成了他们自己独立学生会的选举。自然地，充满魅力的吾尔开希被选为主席。出于对北大发生的事件的警觉，那里的领导们有意识地决定他们经不起任何内部纷争或分裂。于是他们誓言维护吾尔开希的统一领导，把他作为该学校的实际独裁者看待。
刘刚创立的新组织这时候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名字为人所知，简称为“高自联”或“北高联”。这个组织直到4月25日才召开其第一次大会。这次会议的参加者比圆明园那次神秘会议的多得多了。大多数学校这时候已经正式地选派了他们的代表。王丹作为北大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似乎也提高了会议的合法性。
会议仍然还有一些秘密的味道。周勇军选择在他的政法大学里的一座教学楼的顶层角落的一间大教室作为会场，这里必须通过一道狭窄的楼梯才能进入。每一个与会者都在那里被严格地核查学生证。每个人看上去都非常紧张。会议还没开始就有人立即对会场提出异议。那个狭窄的楼道虽然便于守门，但如果官方人员到来的话，这里就成了一个大陷阱。于是所有的代表们又立刻被带到另一个教室。他们在楼外布上了岗哨，给代表们指定了不同的出口。一旦发现官员的行踪，他们就能很快疏散到其它教室里假装在学习。
安全问题解决之后，会议开始了其议程。小教室里挤满了人，有些人只能坐在课桌上或站在黑板前。议程的主题是一个在4月27日举行一场示威游行以宣示这个新组织成立的动议。代表们对这个主意不是很热忱。他们所代表的学生们大多数还没从参加胡耀邦追悼会的漏夜游行那场情绪上和身体上都耗尽全力的行动中完全恢复过来，不会有多少人对这场没有真正目的的游行有足够的热情。
会议一直开到傍晚。有人传话说当晚有一个重要新闻广播。于是，在6点整，他们都停下来倾听。广播上传来一个肃穆的声音在播送第二天一早将见报的《人民日报》社论：
但是，在追悼大会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污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公然违反宪法，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学校中成立非法组织，向学生会“夺权”，有的甚至抢占学校广播室；在有的高等学校中鼓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甚至强行阻止同学上课；盗用工人组织的名义，散发反动传单；并且四处串联，企图制造更大的事端。
这些事实证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如果对这场动乱姑息纵容，听之任之，将会出现严重的混乱局面，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所希望的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建设发展、控制物价、改善生活、反对腐败现象、建设民主与法制，都将化为泡影；甚至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丧失殆尽，全民族振兴中华的宏伟愿望也难以实现。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将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
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坚决维护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维护宪法，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决不允许成立任何非法组织；对以任何藉口侵犯合法学生组织权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对蓄意造谣进行诬陷者，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禁止非法游行示威，禁止到工厂、农村、学校进行串联；对于搞打、砸、抢、烧的人要依法制裁；要保护学生上课学习的正当权利。广大同学真诚地希望消除腐败，推进民主，这也是党和政府的要求，这些要求只能在党的领导下，加强治理整顿，积极推进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来实现。
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坚决地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这场斗争事关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成败，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要明辨是非，积极行动起来，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
学生代表们你看我，我看你，都处于不可思议的震惊之中。谁也不愿打破满屋子里压抑的沉默。
北国游子
真诚、坦荡，狂热、执着，无怨无悔、嫉恶如仇
1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1 20:35 只看该作者
第六章·游行
4月23日，追悼会的第二天，总书记赵紫阳不可思议地在学生示威的形势下离开了中国，他前往北朝鲜进行早先计划的国事访问，留下总理李鹏负责公务。然而，还是邓小平本人先对这新一代的大学生——他的伟大改革的受益者——失去了耐心。这个84岁的老人沉痛地断言：“这不是平常的学生运动”，“这是动乱”。那个在4月25日晚上播出并在第二天早上，4月26日，在所有主要报纸头版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就这样诞生了。该社论是根据邓小平的长篇谈话写就的。在北朝鲜，赵紫阳在看了定稿后签名同意。
邓小平在他的讲话中强调了正在兴起的学生运动中两个危险的相似性：文化大革命和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确实，《人民日报》社论中的大部分采用的是描述文化大革命动乱期间的同样语言。团结工会在波兰正在增长的影响力已经令邓小平忧虑了很长时间。他相信波兰共产党在他们的斗争中表现得过于软弱，将为他们对团结工会运动的绥靖态度付出巨大的代价。他不能允许一个类似的运动在中国出现。他更不愿意重复一场文化大革命。
高自联会场上的沉默终于被打破了。吾尔开希已经出乎愤怒了。如果同学们觉得累了对新的示威游行不感兴趣，他们现在该醒过来了！他敦促代表们发动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示威活动。其他人却没有那么肯定。《人民日报》社论对他们来说不只是一个信号。如果他们继续对抗的话，这可能成为死刑罪。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还没有人与作为党的喉舌的《人民日报》社论以有组织的方式公开对抗过。对于这个教室里的年轻学生来说，这是一个他们从来没有梦想过他们会陷入的处境。辩论非常激烈，很难达成决定。最后，他们决定每个学校一票进行投票表决，游行的决定以25票对15票的优势得以通过。
刘刚没有投票权。他一直在争辩不要游行，认为这样与政府的直接对抗对于这个刚刚成立的组织是既不明智也是过于危险的。他认为学生应该留在校园里加强他们自己独立学生会的建设，使得它们能够在运动之后继续生存。然而，决定已经做出，刘刚只能提供一些加以小心的忠告。他建议当游行队伍遭遇警察时，学生们应该就地坐下转为静坐抗议。他们必须避免过去那种危险的推搡游戏。这时候已经成为北京电影学院代表的马少方建议他们增加一些标语来表达他们的正面态度，比如比较滑头的“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其中强调的是“正确”两字。这些提议均被会议采纳。
4月26日早上，《人民日报》社论在全国各地传播着，高自联在政法大学召开了它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7个常委会成员站在主教学楼台阶上，周围是一圈学生纠察队。在场的记者很少，大多数是外国人。作为主席的周勇军宣布了组织的成立和它的宗旨，以及第二天的游行计划。他宣告该游行的目的是显示学生的“七条要求”并不是造成动乱的缘由。王丹回答了大部分问题。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但他很是平静和自制，他的回答缓慢、清晰和到位，很令人信服。
回应迅速地来到。几个小时以后，北京市政府发出通告重申其在1986年12月制定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北京十条”规定并宣布学生们计划中的游行是非法的。它号召所有学校教师和官员尽他们一切可能防止游行真正发生。一个各级党政干部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为这一行动做动员。
谣言也在这一天开始飞传。一个自称是高干的孙子的人那天下午在马少方的校园里找到了他。来人有令人不安的消息。他的祖父得知政府已经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场示威，包括使用武力。马少方很是震惊。平生第一次，大规模流血的场面在他的脑子里闪过。他急忙赶到政法大学去寻找周勇军。
马少方在一间办公室里找到了被几位老师围绕着的周勇军。他没想太多就冲进屋子告诉周勇军他们必须马上召集常委会紧急会议好取消游行。周勇军平静地回答说常委会并没有推翻代表大会作出的决定的权力。马少方还在坚持，他的话吸引了屋子里那些教师们的注意。他们非常乐于帮忙，很快地安排了一辆车子让马少方去召集常委成员来开会。马少方直到离开了那间屋子之后才回悟过来周勇军已经陷入了麻烦的境地。
自然地，马少方首先前往北师大去寻找吾尔开希，却无论如何找不到他。就像周勇军一样，吾尔开希也已经在他的学校里被控制起来了。紧跟着，马少方发现了更多的麻烦。在人民大学找到一位代表之后，他们前往中央民族学院却被告知那里的代表已经辞职了。然后他们奔向清华大学，那里更是一团糟。就在前一天，一些政府官员突然来到清华大学号称“应清华同学邀请”与学生对话。清华的学生们因为他们被选中作为分裂学生的对象而甚为尴尬，他们轰走了官员。他们新选上的自治学生会领导也集体辞职以撇清关系。
这时已经快9点了。马少方他们的时间不多了。他们匆匆忙忙来到北大，那里的人告诉他们北大筹委会在11点有个会议。于是他们边等待边商量他们可能的选择。当时他们只有4个人，刚刚超过常委会的半数，也已经没有时间同北大的代表一起开正式会议了。即使他们真的决定取消游行，恐怕也不可能及时告知所有准备参加的院校。最后，马少方明白他们已经不可能做什么了，虽然可怕的场面一直在他的脑海里回转。如果他们取消了游行却来不及通知一些小学校，那里的学生们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危险。所以他说服了其他人不要取消游行，但进一步强调了履行他们已经同意的谨慎策略。他们需要有更多的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标语口号。他们需要有更强有力的学生纠察队维持秩序。他们在遭遇警察是决不能发生冲突。
北大筹委会的成员在11点时终于出现了。王丹出来与马少方几个人会了面，他们交换了信息之后王丹同意马少方的判断和决定。在黑暗中，两个人心情沉重地握了握手。
同样的那个晚上，北京西北郊区无数的宿舍里，成千上万的学生在他们年轻生命中第一次写下了他们的遗嘱。他们没有什么财产需要交割，这些都是写给父母的真心的永别信。
第二天一早，焦虑着的马少方来到人民大学查看游行如何开始。他还没到达那个校园的时候就听见大喇叭在宣布计划的示威活动已经被高自联取消了。几百个学生带着旗子和标语聚集在大门口，他们看上去和他一样迷茫。
人民大学处在北大和清华南边相隔几个街区的地方，是那两个学校进城的必经之路。原来的计划是人大的学生等待北边的队伍沿街而下来到这里时再跟上行动。这时候他们不知道是否还会有人来。许多人耐不住性子的人爬上楼顶向北方眺望，那边街上空空如也。
头天晚上大概午夜时分，就在马少方和王丹作出保持游行的决定之后，周勇军终于在持续一天之久的单独劝说和巨大压力下坚持不住了。到头来，他就是没法回答对付他的人没完没了地问他的一个问题：“你自己能够对成千上万的学生的安全负责任吗？”差不多同时，吾尔开希在相似的情形下也投降了。一张手写的字条从北师大飞速传到政法大学，吾尔开希在上面建议周勇军取消游行。
周勇军还在试图抓住最后的救命稻草。他坚持说他个人没有权力推翻高自联做的决定。控制他的人对这种技术性问题丝毫不感兴趣。“就写一个纸条就得了，”他们要求说。周勇军没有办法，他写下了一句简单的取消游行的话，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盖上那天才匆匆制就的高自联大章。他没想到的是他的这一行动立刻引发了一系列近乎军事行动效率一样的运作。电话立刻打到市政府，市政府转而又通知所有的高校注意帮助一辆载有紧急信息的特殊车辆。就这样，所有院校的学生领袖都在黎明前看到了周勇军的亲笔指令。吾尔开希还被专门送到北大去告诉那里的领袖们只要他们留在校园里就万事大吉。
北大校南门的大铁门又一次关闭了。门卫认真地检查每个人的证件才允许他们从一个边门通过。附近宿舍楼上的高音喇叭持续地播送着关于出校游行的严厉警告。
在三角地，沈彤自己的大喇叭在针对性地重复着播放他们的“七条要求”。慢慢地，几百个学生列成队向大门走去。王丹和沈彤各自提着一只喊话筒走在前列。他们后面是一杆大红旗，上面写着四个黑体字：“北京大学”。两个白色的标语护在校旗的两边，分别写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拥护社会主义”。
他们缓慢地走向南门，希望沿路能聚集起更多的同学。但在他们一个个地通过小边门走出校园时，他们还只是一个一两千人的小队伍。这时候大概是早上8点45分钟。犹犹豫豫的队伍刚一出校门就停了下来。王丹和沈彤发现他们的路径被一道人墙阻挡。不过这并不是他们预计的警察或士兵，而是整队的记者在把带长镜头的照相机对准着他们的脸。人群后面许多人跨上自行车四散而去，他们一路兴奋地叫喊着“北大出来了！”
“北大出来了！”
只有王丹、沈彤和少数几个筹委会的成员知道他们这个游行其实只是一个象征性的。
北大的筹委会一直都采取着一个相对于高自联独立的姿态。从一开始，他们就对那个组织的合法性有着一定的疑虑。早先，在他们自己的会议上，王丹和封从德都投票赞成游行。但另外三个常委会成员，包括沈彤，投了反对票。沈彤这时已经独自地与校领导达成初步协议，如果学生不走出校园的话，他们可以开始与校长直接作正式的对话。沈彤觉得这将是一个做更大的事情的开端，值得他们妥协。常委会根据投票的结果作出了不参加游行的决定。
另一方面，封从德却对这一决定甚为忧虑。他感觉被《人民日报》社论激怒了的学生很可能无论如何还是会去游行的。如果领导者选择站在对立面，他们只会失去自己本来就不多的信誉。于是他策划了一个由各系代表参加的全校大会以多数形式推翻了常委会的决定。正是这样，王丹才在那天晚上可以立即同意马少方坚持游行的决定。
周勇军取消游行的字条和吾尔开希凌晨时的个人来访在北大的影响远远不如在其它院校。相反，这里的领袖们觉得这正好是他们显示出他们独立于高自联的绝佳机会。不过他们现在深知，如果他们真的游行的话，他们很可能是单独行动，这大概不是一个很好的前景。沈彤再次主张比较保守的做法。经过反复辩论后，他们最后达成妥协只举行一场几里地的象征性游行。一旦他们抵达三环路快要进城的时候，他们就折回校园。他们觉得，只要他们出了校园，就已经达到了挑战《人民日报》社论的目的。
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沈彤还是对王丹和封从德放心不下，担心他们会在游行过程中得意忘形而违背初衷。他们要求王丹保证无论发生什么都不改变这个计划，又安排封从德留在校园里做后勤支持，这样把他排除在现场之外。历来顾全大局的封从德没说二话就答应了。
离开他们的校园之后，北大的队伍很快地发现一支来自清华的差不多大小的队伍追了上来。他们并在一起向南边的人民大学行进。就在这时候他们看到了第一条由警察组成的警戒线。只有几百个不带武器的警察手挽着手堵在路上。学生们按照事先的计划停了下来在路上坐下。最前面的学生领袖与警察展开了一场长达十几分钟的激烈但文明的谈判。两边都没有退却。
这一次是观众们先失去了耐性。围着学生队伍的年轻市民人数上比那微薄的警察多得多。他们自作主张挤了上来插进学生和警察之间。“走开！”“走开！”随着雷霆般的呼叫声，他们向前压过去。警戒线在这股势头前无力抵抗，很快就被冲散了。
学生们继续前进，他们的人数在急剧膨胀。越来越多的学生从北大和清华的校园里跑出来追赶队伍。学生纠察队急忙在队伍两边手拉手组成自己的警戒线。他们一方面是维持自己队伍的秩序，一方面是防止激动的市民插进他们的队伍。虽然市民们已经通过他们清除路障的行动实质性地加入了抗议行动，他们还是不能被学生们接受为运动的一部分。运动的“纯洁性”实在太重要了，学生们不能放弃这一点。
人民大学的学生们在北大学生出校门的几分钟内就通过骑自行车报信的人知道了这个消息。激动的讯息在校园里很快传播开来，一个游行队伍瞬时间在学校大门口形成。就在楼顶上的学生看到正在逼近的旗帜时，他们决定不再等待了。相反地，他们出了校园直接向南边行进，走在了北大和清华的队伍前面。失去了在最前列引导位置的沈彤发现他自己大概是唯一一个还在想着要很快折回头的人。他知道他们的妥协决定已经毫无希望地被遗弃了。他与王丹一起向着北京城继续前进。在他们的前面，人民大学的大红旗指引着方向。
当北大学生出来了的消息传到政法大学时，那里的学生正在他们自己的一场对峙之中。他们面对的也不是警察。学校的校长带着老教授们站成一排，苦苦哀求学生们不要游行。校长泪流满面，绝望地重复着：你们今天出去，万一发生流血冲突，你们受到了伤害，我们怎么向你们的父母交代？
他的劝说没有效果。几乎就在他的脸前便是一面由几个学生举起的大旗，上面写着“誓死捍卫宪法的尊严”，那个“死”字上面泼了红墨水，就像鲜血在流淌下来。热血沸腾的学生们轻易地就把他们的校长和教授们真诚的劝说抛在了一边。
当他们游行出校园时，一个由十几个人扛着的巨大标语板在队伍中间优雅地滑行，上面是楷书写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公民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几个最重要的条款。这个标语板是陈小平和吴仁华用陈子明提供的资金自己制作的。陈子明和王军涛已经在这个校园里呆了一天，在幕后帮助他们确定游行的口号。
身高1米9的浦志强在队列前面挥舞着校旗。他注意到附近邮电学院的学生还被关在校园里就带着自己的队伍过去把那里的学生带了出来。很快地，他们找到了北京航空学院的队伍汇合在一起向北师大的方向前进。
在北京中医学院，学生们因为《人民日报》刚把他们作为全市唯一没有参与罢课的典型来夸奖而气愤莫名。在他们的校园大门被紧锁的情况下，学生们爬墙出来参加了游行。
在北京的西北郊区，30多个大大小小的高等学院散布在一块很大的区域。许多小学院的学生尤其困惑。他们所能听到的消息来自那些在附近穿梭的骑自行车的信使们，这些消息往往各不相同而互相矛盾。在没有比较强的组织领导的情况下，这些学生就坐在大街边等待，一旦有游行队伍来到附近便立即加入。这样的场景在许多个街口重复出现，就像无数条小溪流汇入咆哮的江河，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正在急速地爆发。
在城市西北角的西直门立交桥附近，两条学生的主流会师了。人大、北大和清华带领的西路人马与政法大学和北师大率领的东路人马交汇。学生们不断地在人群中发现自己的朋友们，他们紧张的脸上第一次呈现出欢乐的表情。当他们沿着古城边界的二环路继续行进时，秩序已经相当好了。每一个学校有着自己的大旗和标语，庞大的队伍走在街道的正中间，大概有十几个人一排。每个学校的分段由一两个带有哨子和喊话筒的学生带领着，他们不断地领着大家齐声喊口号。队伍的每一边是手拉手的学生纠察队，他们的任务还是阻止非学生混入游行队伍。游行的进程很不规则，一会儿停下，一会儿快跑，这些学生纠察们也得跟着或站立或急速跑动，以保持警戒线不中断。当他们实在跟不上时，立刻就会有学生从游行队伍里出来填补空缺。
队伍中偶尔也会有非学生出现。在清华大学的分段前列，几个老教授迈着带有特别的尊严的步子，他们的银发在灿烂的阳光中跳动。他们骄傲地举着一块条幅：“跪久了，站起来遛遛”。这句话既指的是学生们几天前的跪谏又表达了这些教授们在几十年共产党领导下所遭受的痛苦。
一路上还有很多由警察组成的壁垒。在每一个主要街口，仍然是赤手空拳的警察队伍手挽着手顽固地拦在路上，有时候达到十几人厚。对于旁观者来说，这是一个似曾相识的景象。在无数的关于人民军队参与抗洪救灾的电影和电视中，他们看到过战士们跳进激流，手挽手用他们的躯体组成抵抗急流的屏障，保证被冲垮的水坝能在他们的身后得以修复。但在这一天，他们面临的是一股不一样的洪水。
学生们在行进中有时候能轻易地说服警察为他们让开大路。在其它的地方，他们就坐下休息。一路跟随着他们的市民们这时就会一拥而上，他们从各个方向推搡警察，直到该警戒线崩溃。警察也没有死心塌地地抵抗。当他们的防线被冲垮时，很多人露出了轻松的微笑。有些人对着蜂拥而过的学生队伍行礼，还有人悄悄地举起两个手指作出象征胜利的手势。就这样，游行队伍冲过6道封锁线来到了城市的门口。对所有人来说，这是一个光彩而非暴力的日子。
中文“游行”一词在不同语境中既可以是一场抗议示威又可以是庆祝活动。对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长大的几代人来说，这是一项非常熟悉的活动。在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中，大规模的游行成为经常性的事务，或者为庆祝一条新的毛主席语录的发表或者为抗议国际国内坏分子的罪行而在全国范围内随时举行。因此，一场游行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召集起来，一般都会有旗帜、标语、口号、锣鼓和鞭炮。对于孩子们来说，“游行去！”无疑是一个最为兴奋的号召。
当学生们从城市的西北角进入二环路时，他们的“游行”由抗议行动完全转化为一场胜利的庆祝。在这之前的晚上，军事镇压的谣言甚嚣一时，他们之中无数人在对流血事件的预期中写下了自己的遗嘱。当他们不顾他们的教授们甚至父母们含泪的劝告走出校园时，他们感觉的是庄严、担心和决绝。然而，那所有的的焦虑在他们看到他们面临的景象时都在一霎那间蒸发了。
几百万的市民涌向了街头，他们挤在路边的过道和高架的立交桥上，带着自己的标语、呼喊着自己的口号，笑着欢呼着似乎是在迎接来解放他们的入城部队。当学生队伍在立交桥下通过时，天空中雨点般的下着面包、袋装饮料和冰棍。一个路口上提示注意交通安全的巨大标语牌上的文字被临时改换，希望学生们能够“安全回家”。到这个时候，学生的队伍已经延续超过1万米之长，看上去是没有尽头的滚滚洪流。
市民们也高兴地在学生游行行列中看到大量关于他们更为专注的问题的新标语，包括通货膨胀、受贿、腐败和官僚等等。学生们不再只是为抽象而空洞的自由民主呼喊，他们开始为普通人说话。
前进中的学生是在长安街上第一次看到正规军的出现。那条宽广的街道边上排满了军用卡车，满载着士兵朝着天安门方向开进。可以看到有些士兵持有冲锋枪。在长安街上，没有持枪的军人正在像警察尝试过的那样组成更大更厚的人肉障碍。学生们已经不再害怕了，他们明白，在这一天，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他们。他们也同样知道发生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已经消失了。
游行队伍在一道由军人组成的人墙面前逐渐地停了下来。军人的数目是如此众多学生们有点怀疑这次他们是否能冲过去。不过他们看得到前面士兵的脸，知道这些年轻士兵比他们更加焦虑和害怕。学生们快乐而顽皮地高唱熟悉的军队歌曲并高呼口号“人民爱军队！军队爱人民！”
在他们周围，围观的人们又开始行动了。他们用拳头猛砸交通标志牌、栏杆和其它一切能制造噪音的东西，开始了有节奏的怒吼：“走开！走开！”这喊声震耳欲聋。当人群从四面八方涌向士兵时，障碍立即就融化了。
游行前方远处的天安门广场此时像一个战场。无数的军人在那里集结着，他们看起来正准备保卫这个历史性的标志不被外来的侵略军占领。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花圈和花束早在追悼会后就被清除干净了。广场上没有旅游者，甚至也没有当地居民。在学生们从西面接近时，这里的空气近乎凝固。士兵和警察潮水一般涌向北面，他们将在那里做阻挡游行进入广场的最后努力。
纪律严明的学生纠察队首先出现了。他们在大队人马到来之前沿着士兵组成的人墙设置了一道他们自己的警戒线。在他们的引导之下，学生大队在好奇的军人众目睽睽之下沿着长安街直接向东边挺进。他们走过天安门，完全把广场抛在一边，把士兵们留在一个完全惊异但轻松的状态里。
就在短短的5年之前，1984年国庆节典礼上，大学生们曾经挥舞着“小平你好”的旗帜在天安门下游行。当时是北京一个高中生的沈彤穿着台湾族节日服装在那个游行队伍中载歌载舞。这一次，沈彤和他的同学们行进在他们自己的游行中。他们通过天安门的时候，高高的观礼台鬼魅一般的空空如也。那里不再有做着高大形象的领导人向他们挥手。
他们到达天安门东边的建国门时天已经开始黑了。王丹跑到立交桥上去亲眼看看他们自己的阵容。在黄昏中，这是一个他在脑海中将铭刻终生的画面。从建国门向西，整个长安街延伸到天边。肉眼所及，大街上挤满了人，这是一个旗帜和标语的海洋。这是他那年轻的脑海中从来不可能想像到的欢乐和光辉。
处于北京火车站附近的建国门是长安街东边的尽头。在过去政府组织的无数次游行中，这里是集结的起点。几百万的群众曾聚集在这里，排着整齐的队形，伴随着繁华的彩车，或者欢庆或者声讨般的沿着长安街下去，直至天安门和远方。今天，这新一代的大学生们确确实实地是在向着相反的方向挺进，他们除了自己的真诚和热情别无它物。
这是一个强大的势力。整个学生行列花了1小时45分钟才得以通过天安门。据估计20万人参加了游行，超过1百万的民众出来欢呼和支持他们。
在建国门，他们转向北方。沿着二环路，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才能回到校园。各种新闻和谣言在队伍中传开。在上海，江泽民市长关闭了受欢迎的《世界经济导报》。那份报纸因为发表了一个著名知识分子纪念胡耀邦的座谈会纪要而获罪，其总编辑被免职。当疲累的学生们傍晚时分还在街上艰苦跋涉时，他们出乎意料地听到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广播中的正式讲话：
我们欢迎学生们的对话要求。我们党和政府一贯主张与群众直接对话。但对话需要在合适的气氛和场合下进行。
学生们觉得政府终于答应与他们正式对话了，游行队伍的行列中爆发出一片欢呼。“胜利了！”“我们赢了！”激动的泪水在无数的脸上流淌。
北大的学生们终于回到校园时已经接近午夜了。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在高音喇叭里播放着迎接他们的凯旋。这是封从德的手笔，他独自在校园里呆了一天，整理了他们的媒体中心，通知食堂为迟归的同学准备夜宵。他还联系了学校的车辆出去接后面实在走不动的同学。这些学生已经迈着双腿走了16个小时，他们行程超过40公里。
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自发游行行动的第二天早上混合着激动和疲惫。大部分学生睡了懒觉。当他们终于起床时，他们发现小小的《中国妇女报》打破了官方的沉默正面报道了他们的行动。带着其女性特有的视角，这份报纸突出了游行中的一幅标语：“妈妈，我们没错！”体现出学生情感中可爱的一面。
沈彤在他自己的宿舍里正在感受着媒体的力量。他房间外面高音喇叭的广播吸引着各种各样的人，他们都自然地把这里当作学生运动的中心所在。甚至筹委会也把他们开会的地址设在这里，靠近所有的行动。
就是在那时候王丹看到一个70多岁的老人慢慢地挪了进来，他看起来也像其他人一样在寻找学生领袖。不过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一坐下来就嚎啕大哭，哭了很长时间。王丹和其他筹委会成员面面相嘘，手足无措。这些年轻人不知道怎么才能劝慰一个如此用心哭泣的老人。老人哭够了之后，才告诉大家说：很多年以前，他在这所学校里就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他曾经领导学生们游行抗议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新一代大学生的这次游行把他积压了几十年的情感释放了出来。在他自己的共产党统治的40年里，他的感情被如此压抑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这一生一直是多么的郁闷。他声称：看到昨天的游行之后，是他40年来第一次如此身心舒畅。
楼下，新的一轮大字报又在覆盖着三角地的布告栏。学生们用诗歌和散文在欢庆着，有人画出了这场历史性的游行的详细地图，描述着他们走过的每一个脚印。其他人把政府承诺与学生对话看成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官方对人民最大的低头。他们自豪地宣布：看看北京街头的群众吧，这怎么可能是“一小撮阴谋家”的作为呢？《人民日报》社论已经被证明是错的。没有动乱，让对话开始吧！
一年半以前，乐观而踌躇满志的总书记赵紫阳在中国共产党第11届代表大会上宣布说党在作出重大决定和解决矛盾时要通过“与群众商量和对话”的方式进行。他没想到会是年轻的学生以这样戏剧性的方式将了他一军。
高自联的代表们直到那天傍晚才在政法大学召集起来开会。大游行在其主席临时签字取消的情况下仍然获得巨大成功的事实使得所有人极度兴奋。他们无异议地因为周勇军不恰当的“个人行为”撤销了他的主席职务。大家举手通过由富有魅力的吾尔开希接任主席，看起来大部分代表当时并不知道吾尔开希自己在取消游行决定中的角色。在这个急急忙忙中做出的决定中，大家也都忽视了主席应该由学校而不是个人担任的设计。由刘刚设计的章程中这一技术细节没能经得起现实的考验。
游行之前那天晚上最后关头戏剧性的操作还有另一个受害者。马少方因为精神疲惫和可能对他自己扮演的角色不太满意而辞职了。在高自联常委会又一次增选中，一个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进入了常委会。王超华当时已经37岁，女性，结了婚有一个小儿子，她显然看起来与在场的年轻学生领袖们大为不同。她是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中长大的，父亲是北大一位著名的中国文学教授。
只有一两天年龄的高自联已经演变成与刘刚那天晚上在圆明园的设计大相径庭。与他希望的相反，它已变成一个由个人组成的委员会，其中有些人并不是很投入。王丹似乎大部分时间总是不在场。吾尔开希显露出喜欢自己在记者面前抛头露面的倾向，他对管理组织的各种日常细节却毫无兴趣。他们开着很长的会议，却很少有明确的主题或议程。代表们随意进进出出，根本无法做出什么决定。王超华觉得如果这个新组织要有希望成功的话，他们需要一些愿意埋头做实事的人。于是，她自作主张前往北大邀请封从德参与高自联，顶替王丹因为缺席而产生的空缺。王超华与封从德只打过几次很小的交道，但她已经对封从德的能力和在幕后做事情的足智多谋深为佩服。
那天晚上，王超华和封从德参加了一个有几乎100位代表的又一个大会。吾尔开希宣布大会开始以后就离开了，他声称有一件紧急的私事需要处理，把会议交给王超华主持。王超华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她向大会介绍了封从德，然后确定一个她自己的议程。她说：在他们大游行的巨大成功之后，每个学校应该注重于自己校园内的民主建设。在她的邀请下，封从德介绍了北大正在做的事情。他报告说那个校园里正在各个阶层上准备按照官方学生会现有章程中规定的法律步骤来正式解散这些学生会。他说：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暴民民主，我们应该按照规章办事。
吾尔开希需要处理的私事其实很是公开。离开会议之后不久，他和王丹出乎意料地在城里的香格里拉饭店露面。在那里，他们俩面对着几十个急切的外国记者和无数炫目的闪光灯回答了许多关于他们自己和高自联的问题。然后，他们宣布他们现在面临生命危险，需要躲藏起来。说完，两人离开了会场，在黑夜中消失了。
封从德非常生气。在北大，知识分子陈明远为这些年轻领袖提供的指点之一就是要十分小心与记者谈话。他提醒他们说魏京生主要就是因为这一点被判刑的。学生们也知道这其中的另一个危险，他们明白知名度会使得某些人自我膨胀。因此，北大的筹委会曾经通过一项规定：不是指定为发言人的学生领袖不得私自见记者。高自联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但没过一两天，这个规则就已经被破坏了。封从德知道这不会是最后一次。
与政府对话自然是每个人都在关心着的事情。他们不知道除了等待以外还能做什么。不过他们并没有需要等多久。4月29日，大游行过后仅仅两天，一场对话就令人措手不及地举行了。这个对话是由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主持，好几个政府高层官员陪同参加。学生方面的邀请信是发到每个学校的官方学生会。这些学生会大部分处在正在被自己的成员弹劾过程中，他们被告知除了学生会本来被指定的领导人之外可以再邀请一些“普通学生”参加。有一些学生会便大胆地自作主张邀请了运动中正涌现出的独立学生领袖。北大的郭海峰参加了对话。正在隐藏之中的吾尔开希也在北师大接到了一个邀请。他在对话现场现了身，但坚持自己必须以高自联代表的身份参加对话。在这一要求被拒绝后，他就转身离去了。
对话被实况转播，这在中国是非常罕见的。不过整个过程并不是学生所期待的。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官僚，袁木以一个冗长而充斥了官方论调的发言开局并操纵了整个会议。然后每个学生被容许问一个问题。那些来自官方学生会的代表怯生生地问了一些软弱和带引导性的问题。袁木轻松地拿出可以预测的答案。他脸上经常出现的讥笑透露出他对其对局面的完全控制之满意。这场面与其说是对话还不如说是一次记者招待会。
突然，一个瘦瘦的年轻人站起来打破了沉闷。他指责这场所谓的对话无效，政府应该与学生新的自治组织举行平等对话。袁木的微笑消失了。他不容置疑地回应道那些组织是非法的，将永远不会被政府承认。不过他也解释说今后政府和学生间“对话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层次可高可低”。那个年轻人正要接着提问时却被打断，他已经用完了他问话的份额。几个学生厌恶地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大多数人记住了那个年轻人的名字：项小吉，政法大学的一位研究生。
4月30日，北大的研究生们完成了一件从来没有做到过的事情。他们严格按照官方学生会已有的章程所规定的程序在全体代表大会上投票解散了研究生会。兴高采烈的封从德立即向高自联汇报了这一进展。他希望更多的学校能仿效这个样板。
其实，这时候的高自联和北大筹委会都正处于不同程度的危机之中。王丹和吾尔开希并没有真的躲藏起来，他们继续呆在各自的校园里但晚上不时地换宿舍过夜。不过他们也没有正式参加这些组织的活动。在吾尔开希缺席的情况下，高自联推选封从德作为他们的第三位主席。这个主席职务正在比章程规定的更快的速度轮换着。
袁木关于高自联属于永远不会被政府承认的非法组织的声明造成了令人不安的反应。虽然代表们很不服，他们也觉得他们自己不能够成为实现与政府真正对话的障碍。于是他们通过决议组织一个分开和独立的对话团，专门寻求和从事与政府的对话工作。也许这个对话团能有比高自联更好的运气。
北大筹委会则陷于由于成员性格冲突的无休止的内斗之中。其常委会的人员几乎每天都在变更。沈彤觉得非常低沉。他一直在他那个在持续增长的媒体中心里很是忙碌。他们从早到晚在高音喇叭上做定时的广播，油印机每天印出成千上万的传单送往附近的很多校园。已经有200多名志愿者在做着新闻采集、编辑、录音和印刷等工作，他们很多人挤在他宿舍那层楼的几个小房间里。他们竟然还出版了一份报纸，名为《新闻导报》，由“作家班”的张伯笠主编。即使身处这次风暴的中心，沈彤依然觉得他的努力和成果没有得到成天忙忙碌碌的筹委会的足够重视。他不清楚他能够在那个委员会里承担什么样的角色，他开始认真地考虑辞职。
5月1日是国际劳动节，市里的街道和公园被旗帜和鲜花装扮一新。在天安门广场，大多数人没能注意到其节日装饰上的一个细微变化：作为共产主义守护神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巨幅画像没有像往年一样出现。官方解释说今后将只展示中国自己的英雄人物。但这些伟大形象的消失也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这天，沈彤离开校园去取一台捐给媒体中心的中文打字机。他回来的时候听说筹委会又搞了一次改选，他已不再是常委。他一开始觉得轻松了，但这个美好的感觉没有持续多久。他很快发现他和王丹在选举中曾经并列最后一名，他是在两人中选一个的最后一轮投票中输给王丹。这多半因为他当时不在场。可是他本来就没有收到过这次会议的通知！他觉得很是不公道，便跑去找封从德抱怨。封从德安抚了沈彤之后告诉他不要担心太多。他建议沈彤试一试新的对话团组织，沈彤对此很是好奇。
沈彤那天晚上在同封从德一起参加了一次高自联会议之后立即就拿定了主意。像往常一样，会开得很是混乱，没有确定的议程。人们不停地互相插话，却没法真正地讨论问题，更别提做什么决定了。当沈彤把这个组织称之为一班子外行时，封从德很是不好意思。沈彤在离开时已经比什么时候都更决心要远离像高自联或筹委会这样的领导机构。如果那个新的对话团希望能有任何成功的话，他想那组织就必须要与高自联隔离。
高自联却有着它自己的想法。5月2日，在对话团还没来得及成立时，高自联就自己编辑了一份长长的对话条件。王丹和王超华大张旗鼓地把它递交到政府办公室里。那是一份非常雄心勃勃又要求苛刻的请愿书，从对话的平等布局和代表的安全涵盖到诸如每个人发言的时间限额这样的细节。更有甚者，它要求政府在一天之内，也就是5月3日中午，给出明确答复。否则，学生将在后一天五四运动纪念日发起一场大示威。这是一个最后通牒。4月27日游行的成功已经让这些学生的胆子变得很大了。
他们震惊地发现政府在5月3日早上就答复了。袁木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严正宣布学生的条件不可接受。他说：政府愿意与学生对话，但不应有先决条件，不能受威胁。更严重的是，袁木愤怒地宣布政府绝对不能容忍学生把自己放在与政府平起平坐的地位来谈判。他继续把高自联称作非法组织，坚持说政府永远不会承认他们或与他们谈话。
袁木的家长式语气并不令人惊讶。许多年来，党和政府都在教导说他们是群众的监护人，就像传统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地方官员就是被统治者的父母一样。政府与群众之间偶尔举行对话是可以的，但如果对话的另一边真的把自己作为平等的一部分就大不一样了。
在对话团的第一次会议上，沈彤有些失望地看到许多来自高自联的熟悉面孔。封从德做了一个简短的讲话，鼓励代表们独立于高自联工作。然后一个清秀的人站出来作了自我介绍。那是项小吉。屋子里几乎每个人都因为那场与袁木的演戏般的对话记得这个名字。他们便聚集在他周围。项小吉在大家的注意力中毫不含糊。的确，他是有备而来的。
项小吉立刻就提出了一个会议议程。对话团应该分成三个组，各自负责对话中的一个主题，亦即：1）学生运动的性质；2）今后经济和政治改革的策略；3）人民的宪法权力。每个组需要花时间做深入的研究，在这些问题上成为确实的专家。他说：他们绝不能对自己的任务掉以轻心，他们将会在一个巨大、公开的舞台上代表所有的学生。对话必须以事实、逻辑和理性来进行，不能感情用事。
这是沈彤参加过的开得最好的会议。他环顾全屋子，发现大部分人看起来年龄比较大一些、更成熟一些。的确，他很快知道他们就像项小吉一样都是研究生。作为一个本科二年级学生，年轻的沈彤倒觉得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他站起来发言，请求代表们避免卷入高自联的工作。他认真地建议他们需要保持一个低姿态，拒绝外面高涨的热潮而埋头做自己的工作。
代表们爽快地推选项小吉和沈彤作为共同召集人。虽然没有被正式任命，他们俩被分别认可为对话团的正副团长。
吕贼
1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2 03:20 只看该作者
留爪
不敬神的YODA
五毛你好，五毛再见
1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2 08:09 只看该作者
马克
北国游子
真诚、坦荡，狂热、执着，无怨无悔、嫉恶如仇
1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2 10:24 只看该作者
第七章·绝食
1989年5月4日，光荣的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日终于来到了。几个月前，这是一个王丹、沈彤以及方励之教授都曾经急切企盼着的日子。然而，时间已经大不相同了。
这新一代的大学生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运动，在4月27日的大示威达到了高潮。在那个奇妙的日子之后，这个周年纪念突然显得微不足道了。他们应该再度游行吗？他们已经不可能再超越4月27日了。再一次走一整天的路听起来很没有吸引力。
不仅仅是学生们缺乏庆祝的情绪。北大取消了其在校园内原计划的所有活动，这在把这个日子当作自己的校庆日的学校还是非同小可的。三天之前终于从北朝鲜回来了的赵紫阳将在人民大会堂里由指定的青年领导人参加的官方纪念大会上做主题讲话。而即使是这个传统的节目也被在同一天举行的另一个会议抢了风头：亚洲开发银行年会的开幕式。这个会议招来了众多的外国银行家、财政部长和其他地区性重量级人物，包括一个来自台湾的代表团。这是第一次从那个被看作为叛逆的省份的岛上以正式身份来访的官方人员。大家都迫切地期待着赵紫阳对这些贵宾的演讲。缺席了这么久，这将是他自学生运动开始以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
高自联却已经把自己陷进了一个死胡同。政府公开拒绝了他们那个不明智的最后通牒。他们现在不能够在他们已经宣告作为报复的5月4日“大行动”上退却。代表们考虑了几个替代的方案，比如在校园附近集会或者在环绕首都的二环路上手拉手组成一个人链。但前者过于低调，后者则会成为后勤支持上的一场恶梦。在激烈辩论之后，高自联最后还是决定在这个大纪念日举行一场传统的、全市范围的学生游行。
困乏的代表们忽视了一个更为重要的议题：下一步怎么办？大多数学生这时候已经很是疲累了，许多人觉得应该是宣布胜利结束运动的时候了。要求复课的呼声也不断传来。实际上，很多小院校已经复课了。在一些大校园里，有时候也需要学生纠察队执勤来阻止他们自己的同学去上课。虽然复课在会议中被屡屡提起，代表们没有能够为此做出一个正式的决定。
从一开始，5月4日的游行就是一场庆祝而不是抗议。确实，它给人一种胜利凯旋的感觉。与4月27日不同，伴随恐惧和焦虑而来的悬念和士兵这时一起消失殆尽了。在西单，警察再次手挽手做着试图阻挡游行的微弱尝试。吾尔开希举着一面大旗，骑在他同学们的肩膀上，带着灿烂的笑容领着队伍冲了过去，就像他们是在夏令营里玩一场战争游戏。障碍很容易地就瓦解了。他们满怀喜悦地行进着。许多学生干脆选择跳过游行过程，直接骑自行车或乘公共汽车到天安门广场来过节。
市民们再次在街头欢呼，他们与学生分享着乐观的情绪。沈彤尤其兴奋，他在领着北大的队伍走过他自己家门口时听到邻居们在高声呼喊着他的小名。他父亲却不是那么高兴。在市政府工作的父亲的一个任务就是监控从沿着长安街上无数装在交通信号上的摄像机不断传来的录像画面。当他看到自己的儿子在领头呼口号时真是百感交集。不过当他的同事问他为什么他的儿子如此胆大时，他在沉思中说道：“这肯定是我们这一代人做了太久的懦夫。”
学生们这次也有了更多的同伴。年轻的工人和市民不顾学生纠察队的努力加入了游行，他们在有些地方甚至在人数上超过了学生。在官方新华社的门口，一群青年记者举行了他们自己的抗议行动。几个星期以来他们一直都在关注着这个运动却只能眼看着自己采写的新闻故事被拒绝发表。《世界经济导报》的关闭更使得他们心寒。这一天，他们骄傲地打出了自己的，由沈彤在北大的媒体中心义务人员帮忙制作的，旗帜和标语来要求新闻自由。这也是学生运动在首都以外开始兴起的一天。大规模游行在全国各地的大城市里爆发，其中2万多人参加了上海的游行。这个节日是他们赶上北京的潮流和表达自己的热情和支持的绝好时机。
尽管有重要的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的学生们发现天安门广场完全开放着。他们潮水般地涌入广场欢庆他们的胜利。周勇军在现场拉起了几个临时的大喇叭，一篇由王超华在“作家班”的帮助下专门为这个场合写作的《新五四宣言》被高声朗诵，但没有引起现场多少注意力。在兴高采烈之下，周勇军骄傲地宣布游行完毕，同时宣告全市范围内的罢课也由此胜利结束了。他告诉学生们他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现在是回到课堂的时候了。这一宣告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然而，在周勇军的周围，高自联的其他领导们错愕得目瞪口呆。
就在学生们在外面欢庆时，亚洲开发银行的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内开幕。赵紫阳身着西装领带，显得平静轻松。面对焦急等待着他对学生运动的评定的听众，他没有令他们失望。在他的主题讲话里，他一开始就自信地断言中国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出现动乱。他赞扬了学生们的热情，解释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是要推翻共产党体制，他们只是要求政府工作能做得更好一些。他讲话的调子显然与四二六《人民日报》社论大相径庭，他也根本没有提到那则社论。他强调说他们必须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要坚持和平、理性、宽容和纪律。他还乐观地预测说这不需要多长时间。
即使满怀自信，赵紫阳也没有推翻那个社论中的结论。从技术上说，他甚至没有与之矛盾。社论指责了“极少数人”阴谋推翻政府，赵紫阳则是说“绝大多数人”没有这样的动机。但无论如何，这也不仅仅是一场无意义的文字游戏。赵紫阳是在把官方的态度从冲突转向和解。他还示意有可能与抗议的学生举行真正的对话。
学生们很欢迎这个富有新意的讲话。伴随着周勇军的复课宣告，他们觉得这个运动确实走到了终点。当然，这又是一个含混的结局，但比过去所有的运动强多了。他们已经在市民中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他们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和独立的媒体运作。自然，没有任何保证这些会被允许继续存在，但他们也有了对话团可以继续在这些问题上与政府进行希望是建设性的努力。简而言之，他们已经把界限推得比过去所有时间更远。他们希望今后能够在赵紫阳的庇护下将这些成就作为现状保持下来。将来他们总还是可以通过另一次运动来要求更多的东西。
也是在这个时候，对话团正在项小吉和沈彤的领导下平稳地运行着。由于沈彤尽量非政治化的意愿，他们已经实际上与高自联和运动基本上脱离了接触。他们希望这样的一个姿态能够帮助他们更容易被政府所接受。在吸取了高自联那个傲慢的最后通牒的教训之后，对话团决定从头开始并采用一个温和得多的基调：他们欢迎与政府任何级别、任何时间、不设先决条件的对话。5月6日，项小吉和沈彤步行前往政府办公室递交了他们的第一份请愿书。他们后面跟着十几个兴趣盎然的记者。这份请愿书是一个简单的对话要求，没有为政府设任何期限。当他们俩两天之后在去询问时，他们受到了客气的接待。虽然还没有正式回复，官员们鼓励他们积极为对话做准备。态度的确是在变化中。
5月6日早晨，北京的人们醒来后发现了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的现象：有关学生运动的照片和报道在所有主要报纸上大幅刊载。《中国青年报》甚至报道了北京之外至少11个城市里的游行活动，把它们描写为爱国行动。《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引用了学生的一幅标语：“只要还有腐败，就国无宁日”。文章中还引用赵紫阳的话说腐败的根源在于“工作中缺乏公开性”，暗示更多的开放即将到来。
【日期：1989.05.05
版次：1
标题：首都青年纪念五四七十周年
二十万人分别举行游园联欢等活动
数万高校学生上街游行集会
游行学生宣布今日全部复课
作者：本报讯
正文：
本报讯
本报北京５月４日讯
今天是五四运动７０周年，北京２０万青年以丰富多彩的内容来欢度自己的节日。万名新团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入团宣誓仪式，数万名青年分别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圆明园、官园等地参加各种游园活动。
北京大学门口花团锦簇，彩旗招展。今天是五四运动纪念日，也是北京大学例行的校友反校日。立于西门前的西南联大纪念碑，今天举行了揭幕仪式。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一位老校友深情地说，每年五四，我都要来校园走走，找学生谈谈心，如何珍惜今天的好时光。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人民大学等首都４０多所高校数万学生上街游行。游行的学生是早上离开各自的校园，分三路陆续抵达天安门广场的。从游行队伍中的横幅看，有来自上海、南京、武汉、天津、大连、吉林等地高校的学生，还有来自香港的学生。沿途有数十万群众围观，不少人主动送冷饮和食品。维持秩序的公安干警，尽职尽责，没有与游行者发生冲突。
游行的学生打着“弘扬五四革命精神”、“拥护共产党，振兴我中华”、“誓死捍卫宪法尊严”、“深化改革”、“腐败不除，国无宁日”、“人民政府人民监督”、“新闻要讲真话”、“平等对话”等横幅，喊着“爱国、民主、科学”等口号，汇集到天安门广场。
下午３点多，游行学生在这里集会，宣读了“五四宣言”：要求在校园内实行民主改革尝试，使校园生活民主化、制度化，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促进新闻立法。
随后，游行的组织者宣布：从５月５日起，北京市所有高校全部复课。
下午４点左右，游行队伍开始离开天安门广场。回校途经人民日报社的部分学生，在报社门口呼喊口号。
今天上街游行的还有几百名首都年轻的新闻工作者。他们举着“新闻要客观公正”、“我们要说真话”等横幅从天安门广场走过。＊】
的确，赵紫阳看起来准备好在作为学生要求中的关键之一的媒体公开化上进行一场大实验。就这一下子，他立刻赢得了急需的信任。5月7日，《人民日报》实事求是地报道了对话团的请愿，没有加以嘲讽或拒绝。它还引用赵紫阳的话说与政府与学生对话是有利的。5月10日，同一份报纸宣布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在6月20日召开会议，其议程包括听取关于学生运动的汇报、审查与示威有关的法律以及调查政府腐败现象等等。这些都是学生们在他们早先的“七条要求”中提出的项目。显然，赵紫阳在行动。
【日期：1989.05.09
版次：1
标题：有关部门答复首都高校学生对话要求时宣布
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人将同各界对话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同样表示
作者：新华社
正文：
新华社北京５月８日电
今天下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负责人答复４名递交关于对话的“请愿书”的学生时说，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将广泛地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教师、党外人士接触并进行对话。
５月６日，这４名学生递交了一份署有北京２４所高校名称的给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请愿书”。今天下午，他们前往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接待室听取答复。
据悉，学生们在５月６日的“请愿书”中要求“就当前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等问题进行真诚的、建设性的公开对话。”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负责人说，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国务院和北京市的有关领导同志已和部分学生对话。有些部的部长也去学校，到学生宿舍或办公室，或邀请同学到部办公地点和同学对话。对话的效果是比较好的。今后将继续多层次、多渠道与高校的同学进行对话。
这位负责人说，为了更好地与同学们对话，将继续请各学校、北京市学联收集同学们要求对话的问题和如何搞好对话的意见。
全国人大常委会信访局负责人今天受领导委托表示，人大常委会领导同志欢迎同学生以及有关人士广泛对话。＊】
【日期：1989.05.12
版次：1
标题：下月召开人大常委会议
将听取整顿公司、学生游行问题汇报等
作者：新华社
正文：
新华社北京５月１１日电
万里委员会长于５月１０日下午主持召集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讨论关于召开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的问题。委员长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听取关于清理整顿公司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的议案；听取关于新闻法起草情况的汇报；审议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
会议决定，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于６月２０日左右在京举行，会期约一周。＊】
学生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希望。到5月8日那个星期一的时候，大多数学校已经恢复了日常的课程，只有北大和北师大是显著的例外。在北大，上万学生继续日日夜夜地聚集在三角地激动地辩论复课的优劣，他们很是担心如果大家都复课的话他们将在与政府对话过程中失去所有的筹码。他们争辩说总得有些人继续施加压力。星期一上午，学生广播站宣布了全校投票的结果，决定不停止罢课。这样，罢课在北大继续着。一张大字报列出了北大复课的5项条件，包括收回《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和承认学生自治组织。北师大在吾尔开希的领导下决定与北大站在一起，也继续他们的罢课。
尽管他们的同学们表现出坚定的立场，北大的筹委会却因为没有什么当务之急的任务进入了一个休眠期。高自联那里也好不到哪里去。出于对周勇军五四那天未经授权所作的复课宣布的愤怒，他们第二天就把他正式地从高自联开除了。吾尔开希这时候已经结束了躲藏，他理所当然地从封从德那里收回了主席的位置。但做实际工作的还是王超华，她发现找到一些小院校的学生代表变得越来越难。很多人已经辞职或干脆脱离了运动。
封从德很不高兴，不过倒不是因为吾尔开希的回来。他对运动陷入徘徊不前的状态很为悲哀。高自联看上去还是一个缺乏真正草根支持和合法性的空洞组织，运动本身也似乎失去了目的。封从德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的事情上。他已经快要毕业了，硕士论文答辩安排在六月份，没有几个星期了。尽管北大还没有复课，他觉得这该是他回到自己论文工作的时候了。于是，他在5月6日从高自联和北大筹委会正式辞了职。在辞职信上，他沮丧地指出：“这场运动，必须由像我这样一批对社会缺乏认识，又没有受过法律、政治等方面系统训练的学生来领导，这个事实本身，实在是历史的悲哀。”
在与政府开展对话方面还是年轻的记者们捷足先登了。5月10日，他们公开地递交了一份自己的带有一千多人签名的请愿书。很快地，他们就得到了来自分管宣传工作的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胡启立的答复。胡启立原来是胡耀邦一手栽培的，现在已经完全归属于新的总书记。在赵紫阳的准许下，胡启立在这个星期已经开始着手拆除新闻检查的工作。接到请愿书的第二天，胡启立便接见了记者的代表，由此成为与群众对话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他的参与更因为他作为一个改革者和赵紫阳同僚的声誉而尤其受欢迎，这与像袁木那样的保守派人物大相径庭。北大的学生们为此进展欢欣鼓舞，他们几千人骑着自行车，带着写有“新闻自由”和“平等对话”等标语的头巾上街游行声援记者们。
“对话”正盛极一时。每一天，高级官员都去工厂和社区与工人和各界市民交谈。他们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诚意，公开地讨论诸如贪污、腐败和通货膨胀等棘手的问题。不过奇怪的是，一直没有人来与学生接触。项小吉和沈彤每天都去政府办公室问询，那里没有任何准备与他们或其他学生对话的迹象。
许多人开始不耐烦。在5月11日北大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们不断地询问罢课能够坚持多久以及“你们学生究竟是要求什么？”这类尖锐问题。情急中的沈彤抢过麦克风勇敢地公布了他自己的眼光：
我们认为这个运动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吸引注意力，让中国人都理解我们的忧虑。第二步是把我们的校园建设成民主的堡垒，加强我们对民主改革的决心，为其它城市的学生们和工人、农民、记者和社会各行各业的人们赢得他们自己政治觉醒的时间。第三，在这些都做到之后，我们可能在秋季发起全国范围的民主运动，教育民众民主改革的真谛。
不知道有多少人赞同沈彤的看法，不过他的话是对当时正在发生的事件一个比较准确的描述。谁也不知道这个秋季会发生什么。1989年是一个因为纪念日聚集而引人注目的年份，他们可以期待10月1日国庆节，当人民共和国庆祝其40岁生日时，成为某件大事发生的契机。
不是每个人都有耐心等待的。
有些人还因为别的原因而担忧。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秋后算账”。这句根基于农业传统的俗语已经被赋予等待适当的时机再惩罚对手的含义。这是政府已经在过去运用过很多次的令人惊惧的手段。现在，运动规模还很大，公众支持强劲，政府害怕直接与学生冲突。但一旦势头消失，他们就能够容易地个别对付学生领袖们。因此，学生们也在辩论是否应该为其领袖的安全这样“自私”的原因维持运动。
就在沈彤在三角地发表他的看法的同一天，一张大字报在那里出现。这张署名“一部分研究生”的大字报号召立即绝食。它没有提供这个建议的缘由但指出苏联领袖米哈伊儿·戈尔巴乔夫在一星期内会来华做正式访问，现在正是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抗议活动能达到最大效果的好时机。
绝食的主意当然并不新鲜。过去的每次学生运动中都会在“抗议”、“游行”、“罢课”等口号中听到“绝食”的喊声。但那最多不过是情绪的发泄，并不认真。可是，这次感觉是似乎会不一样。
就在三个多星期以前，那个著名的作家郑义就曾经在一间宿舍里见到好些刚从胡耀邦追悼会那里回来的年轻、疲倦而又愤怒的学生们。在上次新华门鼓动绝食失败后，郑义发现眼前包括了王丹、郭海峰和其他活跃的学生领袖的听众更能听得进他的想法。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作家，郑义戏剧化地描述着他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亲身经历：“绝食，这是一个屡试不爽的强大的群众斗争武器。”他指导年轻的一代说：“如果当局实行军管，不准贴大字报，不准示威、请愿，不准出校门，便可立即宣布绝食。”他还为绝食的进展描绘了一个生动的场面：“只要有数十人宣布绝食，就会有数百上千人响应，就会有数万人围观，捐款捐物捐药。而绝食者的请愿条件便立即会成为全社会的议论中心。过24小时，体弱者开始昏倒；过48小时，开始大量昏倒；72小时是一个重要的临界点，每一分钟都会有救护车呼啸而去，穿梭不停的救护车将成为这座城市的主要景观。在政治高压下平素沉默不语的社会，立即会燃成愤怒的火山。”
郑义没有说72小时极限之后会发生什么。他所经历过的绝食都在那个时限之前解决了。学生们也没有想到问这个问题。他们是新的一代，最好的最聪明的天之骄子，国家未来的希望。政府不可能坐视他们的绝食持续72小时以上，对他们的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在那以前肯定就会实行对话了。另外，不是说有国际法规定如果一个政府不在72小时之内回应绝食抗议，该政府便失去合法性吗？
学生领袖们对可能的前景很是激动，但在那个时刻他们还没能完全接受当时的形势已经急迫到采取这样尖锐的战术的时候。绝食只能作为最后的杀手锏来尝试。
那个晚上之后三个星期已经过去了。他们的耐心开始不够了。在北师大，吾尔开希也从5月8日起就一直在谈论绝食，他希望能给这个停滞不前的运动一个推动。
刘刚一直能够感觉到他在自己一手创建的高自联里已经不再受欢迎了。作为一个非学生，他知道他的位置一直很尴尬。因此他尽量躲在幕后，努力为他们没完没了的会议帮助做后勤工作。当他需要推动一个想法时，他需要依赖一些比较熟悉的代表帮他说话。不过他发现他的话和他本人都越来越被忽视。在4月27日大游行的前夜，他曾经极力劝导学生不要走出校园。在兴奋的学生领袖眼里，后来的巨大成功已经证明他那保守的态度是错误的。这场运动虽然只存在了几个星期，却已经滑出了他的掌心。
当绝食的想法逐步趋于现实时，刘刚坚决反对，力图阻止。这一次高自联同他站在了一边。不过那里的激烈辩论很快恶化到了互相扯嗓门争吵的地步。早先辞了职但这时已经回来了的马少方拍着桌子声称他有确实的情报说政府内部的“改革派”希望他们继续大闹，绝食应该能够帮助最高层的改革派占据上风。他没能让人信服。王超华提醒大家不要把他们的决定寄托在无根据的传言上。高自联随着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因为政府已经向对话团软化了态度，他们将不在近期组织任何大规模行动。高自联指示各个学校按照“反对四二六社论，拥护赵紫阳五四讲话”的原则行事。
可是，发起大规模绝食这样的想法对一些人来说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就在高自联的会议之后，吾尔开希、王丹、马少方和其他几位代表一起来到北大附近的一间小饭馆吃晚饭。经过一场说服和讨论，他们就在餐桌上决定要发起绝食。他们准备以独立于高自联的个人名义来发动，如果取得一定的势头的话，他们知道高自联将不得不随之行动。
他们也并不孤单。就在同一天晚上，柴玲自己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她很激动地找到她丈夫封从德，不住口地讲述着她刚才在张伯笠和他“作家班”的同学们的一番谈话。他们已经商议好一个绝食的计划。她还俏皮地说她们在绝食开始后准备偷带一些面包和巧克力，反正绝食只是一个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手段，并不需要那么认真。
柴玲已经在一年前毕业离开了北大，现在是北师大的心理学研究生。但因为丈夫的缘故，她呆在北大的时间远远超过她在自己的新学校。他们两人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北大的筹委会。柴玲虽然不是一个主要角色，也一直负责着该组织的秘书处工作。
5月12日一早，王丹在北大遇见了柴玲，他们立即就决定合力推动绝食。北大筹委会没有附和。就像高自联一样，筹委会在几天前刚作出决议现在不是绝食的时机。不过，筹委会也不愿意或不能够直接阻止王丹和柴玲，因为他们是以个人的名义行事。
王超华在发现作为北高联公众形象的王丹和吾尔开希不顾组织刚通过的决议却以个人名义发起绝食时极为愤怒。她却也明白她现在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如果绝食的确爆发而她的高自联公开反对的话，这可能成为高自联作为一个学生领导组织的终结。因此她极为不情愿地同意按照绝食者的要求组织一些学生纠察队帮助维持秩序。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警戒线的话，几十个绝食者可以很容易地被警察赶走。
王超华仍然抱着劝阻的希望。她觉得她可以与这些年轻人谈话让他们头脑清醒一些。不过却是柴玲先找到了她来质问高自联的立场。她们的谈话立刻就崩了。柴玲很是激动，她极清楚地表明无论有没有高自联的支持，绝食都会进行。一股强烈的无助感淹没了王超华。
绝食的组织者决定第二天在天安门广场正式开始他们的行动。那将是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的两天以前，应该能给政府足够时间来做出反应。这个影响会太大了，政府将不能不作出反应。
作为共产主义阵营中的两个巨人的苏联和中国过去曾经在一场举世瞩目的语言攻击、指责和意识形态冲突中背弃了它们兄弟般的友情而分道扬镳。那场论战发展成一段长时间的关系冻结，期间只有几次两国军队在边境线上的小规模武装冲突打破其静默。直到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在各自国家里推行改革和开放政策之后，两个国家才发现它们之间和解的需要和迫切性。这将是这两个邻居在40年间的第一次高峰会议，会带来两个共产党和两个国家之间关系的正常化。已经被誉为邓小平改革政策的卓越成就之一。
不过，绝食在学生中的反响却远远不如预期。即使是在运动的热点北大，当天只有40位学生签名参与。其它校园则更是寒酸，很少达到两位数的。傍晚时分，上千北大学生按惯例又聚集在三角地。他们争论着绝食的得失，反对的声音在占据上风。首要的原因是没有人能为这样一个绝望的行动提供一个像样的理由。
就在天黑下来的时候，柴玲拿到了麦克风。这是她第一次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她的声音低弱，不过很坚定。她的话语常常因为激动和泪水而中断。这个即兴发言任意地从一个想法跳到另一个思路，似乎没有条理。但不知为什么这个声音抓住了人心，迫使每一个人全力倾听。在她讲话的过程中，向来喧嚣的三角地逐渐进入前所未有的寂静。
柴玲是以她自己的个人故事开讲的。像许多同学一样，她已经有了出国留学的计划，这时却感到强烈的负罪感和彷徨。她不知道在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出国是否是一种背叛行为。而另一方面，她又没法决定是否值得留在国内。她似乎被其自己个人的挣扎所左右，便把绝食定位于她最后的努力，要看看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否还有希望：
几年来，我们一次一次运动，一次一次不了了之，究竟是为什么？我们跟政府要民主、要自由，为什么总是要不来？而且，我们不断喊“人民万岁！”可是为什么警察来了，人民都撒鹰子跑？而且为什么我们喊“警察万岁”的时候，警察总是来打我们？为什么要绝食？就是我们想用这种方式，我们唯一的自由，来看看我们国家的面孔，看看人民的面孔。我要看看这个国家还值不值得我们去献身、去贡献。
我们很幸运地有把我们养大成为大学生的父母。但现在是我们绝食的时候了。政府一次又一次地欺骗我们、不理我们。我们只是要求政府与我们谈话，说我们不是叛逆。我们这些孩子们准备去死了。我们这些孩子们准备用我们的生命去追求真理。我们这些孩子们准备牺牲我们自己。
我们要为生而战。我们要以死的气概，为生而战。
在楼上的宿舍里，沈彤已经关了灯，准备在媒体中心忙碌了一天后睡一会儿觉。他躺在黑暗里，柴玲的声音通过就在他窗口的高音喇叭穿透了他的耳朵直达心底。作为对话团的领导，沈彤反对绝食，当天还为此与柴玲争执过。可是这个晚上，柴玲的声音重重地敲击着他。他发现眼泪不自主地在流淌，这是他在运动中第一次哭泣。他没法在床上躺下去了，他飞奔下楼，试图能够接近柴玲但一群同样激动着的学生挡住了他的去路。
的确，人群中大多数人都在哭，包括一些年龄大的老师和研究生。他们中间有一位名叫白梦的“作家班”学员。白梦泪流满面地冲出校园为柴玲买了馄饨回来，他要求柴玲坐下来把她这个即兴讲话尽量凭记忆写下来。然后白梦花了整个晚上的时间润色，一个《绝食宣言》就这样诞生了。同时，北大参与绝食的名单一下子膨胀过百。对许多学生来说，这是一个不眠之夜。
【关于“绝食书”作者，1991年7月17-24日，17名六四流亡学生参加的巴黎“八九民运历史回顾与反思研讨会”上，双方如是说：
柴玲：绝食书是我起草的，白梦拿去修改。在文采上加了很多，可并没有增添新的精神内容。
白梦：五月十二日晚上，在柴玲做过绝食动员之后，我上街买了三斤水饺。那天晚上我让柴玲跟封从德在我屋里住的。第二天早晨起来，……柴玲在我的窗外，那是北大的西围墙，她拿着一支笔在那站着呢，这大概是早上八点多。……她说：“不行，我要替全体同学写一个绝食书。但我现在心里很乱，我不知道该怎样写。”……我说：“你来吃饭，绝食书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你什么时候要？”……我当时接到柴玲的那张纸，纸上是不多的一些写得零散的字。我现在敢肯定，“绝食乃不得已而为之，也不得不为之”，这句话是原纸上的。……原稿还在国内，这个原始资料还有。】
凌晨两点钟，项小吉、沈彤和其他对话团的成员们同时收到政府已经准备好与他们正式对话的口信，这时已经是他们递交请愿书的6天以后。
北国游子
真诚、坦荡，狂热、执着，无怨无悔、嫉恶如仇
1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2 15:10 只看该作者
第八章·对话
李禄是在4月26日听到《人民日报》社论的广播后做出他年轻生命中最重要的决定的。他当时在南京，一个距离北京大约一千公里、建在长江南岸上的都市。南京曾经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朝代是国家的首都所在地，最近的便是被共产党推翻的国民政府时期。就是在1949年春天，当人民解放军准备横渡长江解放南京并把国民党赶出中国大陆之际，毛泽东写下来他那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来嘲笑那位曾经采买了现在容纳着北京大学的校园的美国人。约翰·司徒雷登这时候已经是美国驻华大使。与其它西方国家外交官不同的是，他留在南京无谓地试图与正在前进中的共产党人取得善意的接触。胜利在握的毛泽东却对美帝国主义不再有任何兴趣。
李禄是南京大学四年级的学生。一两年前，当他还在适应着大学生活的时候，他曾经遵循方励之教授关于大学生应该加入共产党在其内部推动改革的号召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并且一头扎进改革学校里官方学生会的工作之中。他的努力却只是让他近距离看到官僚腐败的行为，这令他完全的垂头丧气。
不过李禄也不是他那一代人中一个寻常的学生。他的祖父在反右运动中死在监狱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父母不得不把年幼的李禄扔在托儿所或寄托给别人家自己下乡接受劳动改造。1976年，李禄和他一家在惨烈的唐山大地震中幸免于难，他的养父母一家却无一幸存。在1986年那个炎热的暑假，还是一年级新生的李禄决定独自周游全国。他没有钱，但练就了一身可以不花钱旅行的不寻常的绝技。在火车上，他能在厕所里躲过查票的车警。他在车站或公园里睡觉。他甚至得向朋友讨吃的，有些朋友可能就是他在几分钟前刚刚结识的。当他被警察抓住时，他便假装成一个从家里跑出来啥事也不懂的农村孩子。也正因为如此，他在旅行中从来不携带自己的学生证或任何证件，这在中国是很少见也是很危险的。
他的旅行激发了他要更深入地了解这个国家的强烈愿望。于是在二年级时，他把专业从物理改为经济。胡耀邦逝世后，他参与了组织南京的一些游行活动，直到《人民日报》社论终止了那一切。就是在那个时候、那个场合他决定他必须去北京，那里才是真正行动的所在。
【几乎和《天安门》同期，还有一部《移山》，但至今未看到，也很少看到相关评论。该片以李禄自传为主线（李禄自传只有英文版），从李禄小时候的“异迹”开始：幼儿园时被壁虎在脚面爬过而未如传言那样产生溃烂之类的后果；唐山地震全家只有他一人幸存。影片的结尾是一群艰难地搬动石头的孩子。
1997年，李禄创办“喜马拉雅”资本管理公司并任董事长至今，管理风险创投基金及对冲基金。2009年，李禄为股神巴菲特投资中国汽车厂商比亚迪做牵线人，而他自己的“LL
Investment Partners”公司拥有比亚迪2.5%股份。】
他第二天就出发了。和他以前做过的一样，他没有携带钱、行李或证件，只是在随身口袋里塞了几件换洗的内衣裤。在北京火车站，他在检票口镇定自若地表示自己是一个北大学生。他立刻就被放行了。很奇怪的，他发现检票员还对他露出了罕见的微笑。
事实上，李禄发现首都的气氛完全不像他所想像的那样。在他登上火车时，空气中还充满了《人民日报》社论的恐怖，他当时已经准备好应付最坏的局面。可这会儿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危险和困惑。相反，人民表现出快乐和兴奋。他们把他当英雄看待。这是4月28日，北京学生最光辉的大游行之后的那一天。
李禄在北京各个大学校园来回奔波。他随意地在他认识或刚结识的朋友们的学生宿舍里过夜，试图靠近新起的学生领袖。在北大，他在接近筹委会时因为没有任何证件而被阻挡在外。但凭着他的身手，李禄还是混进了附近的一个正在开一个会议的房间。他不引人注目地坐了下来观察：
我注意到一个看起来与众不同的女孩。她一直都在认真地倾听别人的发言。她对别人的意见回应得很快。她是令人惊讶的不整洁也不吸引人：她的脸很脏，她的衣服皱皱巴巴也不合身。她穿著一件皱巴巴的牛仔裤，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男孩。她说话时嘴几乎都不张开。但是她显然是一个诚实和善良的人。
那个不吸引人的女孩是柴玲，筹委会秘书处的负责人。在会议间歇时，李禄把她堵在走廊里的一角，他惊喜地发现柴玲很愿意听他说话。与别人不同的是，柴玲从来没有问他的证件。他们俩一见如故。终于，李禄像他梦想过的一样成了运动的一部分。
5月13日清晨，北大的南门附近装饰了一些标语和旗帜。在同意为绝食学生提供后勤服务后，筹委会安排了一些活动来欢送他们。由“作家班”制作的一幅大标语尤其引人注目。它沿着人行道展开，上面写着：“壮士一去兮盼复还”。这是一句从古代荆轲刺秦王的悲壮故事中修改过来祝辞，它加剧了现场肃穆的气氛。绝食学生或一个一个或成群结队地在标语前照相留念，他们伸出两指打着胜利的手势。
北大这时已经有超过160名绝食者。他们被另外300来个自愿者簇拥着，这些自愿者将成为纠察、护卫、公关人士或做任何事情为绝食学生服务。在春末的太阳里，大多数绝食学生只穿著汗衫和短裤。每个人都扎着白色的发带，上面写着“绝食”、“民主”、“人权”等等字样。
10点半时，柴玲高声朗读了不久才完成的《绝食宣言》。然后，在两位绝食成员带领下，每一个人都以他们极度的真诚和决心重复了他们的誓言：
我宣誓，为了增强祖国的民主化，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我自愿绝食。我将完全服从绝食团的指挥。我们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这个所谓的“绝食团”当时其实并没有正式存在。不过没有人在乎这个细节，也没有人怀疑谁在领头。大多数绝食人员都是被柴玲的声音激励而参加这场征战的。
青年教师们在附近的一个小饭馆为绝食学生买下来丰盛的一顿“最后的晚餐”。有些人在大吃，其他人却无法下咽。教师和学生满脸热泪地排在饭馆到校门的小道上为绝食队伍壮行。一辆平板三轮车载着扛着一面“北京大学”大红校旗的几个绝食学生在前面引路。其他人骑着自行车沉默地慢慢跟着。他们就这样出发了。
他们还没走多远时柴玲就发现了在路边低着头推着自行车的李禄。柴玲很高兴能见到他。虽然时间不长，柴玲已经对这位既表现出能干、足智多谋又带着一丝圈外人的神秘的英俊男生完全信服了。李禄虽然来自外地，却令柴玲深信他在北京与高级官员有着特殊的联络渠道。所以她把他叫了过来，急切地打听消息。李禄却只是一个劲地摇头，嘟囔着：“算了，算了，算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上面听那个所谓邓小平的五人智囊团说，基本上是这么回事，本来如果没有绝食的事，这事基本上交给赵紫阳来和平解决，大家稀里糊涂就过去了。”
柴玲听了这个消息很感到不可思议：“唉，你怎么不早说？”李禄解释说前天晚上他就在那一堆人群中听柴玲动情的演讲，之后却没法再找到她。不过李禄马上就从他低沉的情绪中恢复过来，他的热情又高涨了。他告诉柴玲说：无论如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超过生与死的界限的这么一场运动。他分析道：“看看怎么个结局吧。反正赵紫阳要是真想和平解决的话，他也是绝对有机会的。”
柴玲同意他的看法。
王超华是在北大那间作为高自联临时办公室的宿舍里写她的辞职信时听到政府准备与对话团对话的消息的。她已经是极其疲惫了。自从参与了这个组织，她一直就没有回过家，没见过她的小儿子。随着运动升级走向绝食，她的家庭开始施加压力要她远离这个危险的方向。她也对许多高自联人员擅自离职参与绝食活动很是伤感。绝食已经成为新的运动中心了。
本能地，她知道政府态度的突然变化肯定是因为绝食的缘故。她立即便改变了主意，决定她至少应该与绝食学生站在一起并提供支持。
这时候，项小吉和沈彤却无法把他们与政府的对话安排好。他们的对话团已经与运动保持了相当的距离，以至于绝大部分学生并不知道对话团是什么人、持什么态度。各个学校的学生纷纷要求派出他们自己的代表取而代之。对话团也很是担忧他们是否会陷入又一个假对话的陷阱，从而失去信誉。于是，在围绕着前提条件的斤斤计较中，政府与一个反叛的学生组织之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在双方还未能碰面就不了了之了。
不过机会并没有完全丧失，接触的契机几乎马上就又出现了。很有意思的是，这次来自于共产党内部的统战部。中国共产党把它的坚定盟友和视作敌人的两个极端之间的广大领域看作是由既可能是朋友也会是捣乱者的人组成的。统战部的任务正是密切注视这些人，随时根据情况给予奖励或惩戒。它的职权范围包括被共产党允许存在的几个民主党派、独立的知识分子、前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和要人、少数民族、港澳台湾同胞等等。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作为党和国家的未来并不属于这个部门管辖。
但统战部的部长是阎明复，一个感受到他自己在历史上的时刻正在到来的58岁的职业官僚。就像总理李鹏一样，阎明复是一个第二代共产党人。他的父亲在战争年代是一个成功的间谍，在国民党政府中从事地下工作。阎明复在他自己的政坛生涯里也已经历过许多大起大落，他曾经是毛泽东的私人俄语翻译，也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苏联特务而被关押。近年来，他在统战部营造了友善和开明的声誉，在知识分子圈子里交结了许多私人朋友，同时也被看作是赵紫阳在党内“改革派”中的一员忠实大将。
5月14日，《纽约时报》报道说：“一次未经宣布的政治局会议已经决定赞同共产党领袖赵紫阳有关处理学生运动的温和路线，这包括更多地与学生讨论和走向更多民主的有限步骤”。报道接着说：在这场“紧张的会议”之后，赵紫阳派的领导位置得到了巩固。该报纸还暗示即使是邓小平也已经站到了赵紫阳一边。作为运动中最顽固障碍的《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是按照邓小平本人的话写就的，这时也可能不再是神圣的了：
邓先生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但他提交了一个看起来是支持温和途径的指示。一位党的官员说：［邓小平］还表示他早先在4月25日要求镇压学生示威者的警告是根据大概是由北京市党委提供的有误导的消息作出的。
阎明复感到非凡的紧迫性。5月13日早晨，他在他的统战部大院里同时主持着两个会议。一个会议上，胡启立正在同记者们进行又一场对话。在另一个会议上，阎明复则在向一群知识分子就当前形势征求意见。他在两边穿梭来往，兴趣集中在如何找到一个与学生领袖直接联系的渠道好制止即将到来的冲突。戈尔巴乔夫到一个由绝食学生占据的天安门广场访问的场景令他不寒而栗，他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浪费了。还没有从一场重感冒中完全恢复的阎明复多次强调着这件事情的重要性。虽然他拒绝承认高层领导中有两个对立的派系，他对他的听众警告说：“不在第一线的同志”对学生运动“有很多的看法”。他特别指出如果学生继续下去的话，北京市政府有可能采取极端的措施。那样的话，“我们都完蛋，都下台”。很明显他所指的“我们”是谁。
就在这时候，有人建议阎明复与陈子明和王军涛这些可能与学生有更近的联系的人接触。阎明复知道这些名字。因为他们从1976年的四五运动、1978年民主墙到1980年竞选的历史，这些特殊的角色连他的统战部所管辖的“党的可能的朋友”的资格都没有。不过现在是非常的时刻，阎明复觉得他别无选择，他需要尽一切可能。
陈子明和王军涛在五月初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争论他们是否应该卷入这场运动。学生初始的成功曾经令他们大为惊讶，不过他们还有其它需要考虑的事情。在过去令人沮丧的几年里，陈子明一直都在不懈地努力促使他的思想库能够被政府接受。他现在终于看到一线曙光。他的社经所起草的一份改革建议书正在获得广泛好评。他们已经得到部级官员的款待，与赵紫阳本人的会面也在筹备之中。对他们来说，这实在不是一个承担不必要风险的时机。
5月13日下午，陈子明正在主持他的所务会议时会议室的门被粗暴地推开，一个人【郑也夫】冲了进来就喊：“快点！阎明复要见你、你和你。”他的手指向王军涛、陈小平和其他几个人，居然都顾不得与屋子里的人打招呼。陈子明对这个戏剧化的场面很不以为然。听说是因为阎明复需要他们帮忙联系学生后，他还是没有点头，他们自己有着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相反地，王军涛却很是愿意。他们没有时间辩论。一辆小巴正停在外面等着，连引擎都没有熄火。陈子明别无选择，只好送走了被来人点名的几个人然后自己继续开会。
绝食学生们陆续在北师大集合。柴玲那天晚上演讲的录音带已经传到了好多大学校园，激励起更多的参与者。浦志强在他的老师吴仁华的陪同下带着他们政法大学的队伍来到这里。吴仁华曾经又买了一瓶烈酒为他的学生送行，最后却决定自己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当他们在下午离开北师大时，吾尔开希在前面领队，他和他的同学们徒步开路。他们头上戴着同样的发带，右手攥着拳头伸向前方。在无数的摄像镜头前，他们表现得好像是踏上征途的古代武士。
他们在夕阳中抵达天安门广场，那里只有少数几个外国记者在等候着。王丹和吾尔开希在博物馆的台阶上举行了一个短暂的记者会议。王超华作为高自联的代表也讲了话支持绝食。柴玲谢绝了邀请，她更愿意与她的绝食团体呆在一起。这样，是王丹向记者们宣读了一份绝食的声明。他发誓在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之前决不放弃。
绝食学生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边的广场中心地带安顿下来。所有学校合在一起，他们现在人数上几乎有800人。大部分来自北大、北师大、人大和政法大学这四个主要的学校。几乎四分之一是通常不怎么参与这一类政治活动的女学生。没有什么营寨可扎，他们就围了几个小圈子在混凝土地面上席地坐下。许多人带着小说或杂志来阅读。有些人在看为托福和GRE考试准备用的英语单词和语法书。其他人小声交谈着。那几百个志愿者在外围互相紧挨着坐下来形成警戒线。他们不允许任何未经许可的人进来与绝食学生接触。
太阳落山了。学生们在诺大的广场上只是很小的一群。长安街上来来往往的下班人流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存在。随着风起，气温在骤然下降，他们这才发现他们自己对过夜是如何的缺乏准备，不得不派人紧急地送信回校园要求送大衣和棉被。在广场上，他们紧密地互相依偎着，在寒风中颤抖。他们是在中午时吃过他们那“最后的晚餐”的，这时候饥饿的感觉正开始侵入他们的意识。没有人抱怨，自然也没有人在想他们将会在这里露营多少个晚上。
就在这时，一个报信的人冲了过来呼喊学生领袖，有人要求他们去与政府对话。带着惊讶和不安，王丹、吾尔开希、马少方和柴玲等都立刻飞奔而去。
接了王军涛和陈小平的那辆车一直在城里来回穿梭，一路上接了许多人。他们一度开过天安门广场但没有停车。王军涛透过窗子看着远处那一小群学生，心里知道他刚揽到自己身上的任务是如何艰巨。
他们来到政法大学，发现对话团正在一间教室里开会。很快地，项小吉和沈彤就进了车子里。经过多次类似的停留，车子几乎已经坐满了人。乘客中的许多人互相不认识，也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因此他们都很安静。小巴最终开进了与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的统战部大院。所有人都被引进一间大会议室，里面已经挤了更多的人。的确，可能是太多了的人。
阎明复正坐在一张长条会议桌的顶端。在人堆里，他显得奇异地孤独，但很自信。在桌子的一边依次坐着王丹、吾尔开希、马少方和柴玲。他们都戴着绝食的发带，为现场增添了戏剧性的刺激。来得晚的项小吉、沈彤和对话团的其他人只好站在他们的后面。王超华也在那里代表着高自联，凑齐了当时学生领导结构的三足鼎立之势。王军涛、陈小平和其他知识分子坐到了桌子的另一边。他们不是很清楚他们的角色但意料着是被请来做调解的。
没有时间可以浪费。阎明复开宗明义地表明对话不是他此时最关心的问题。他必须得让绝食学生先撤离广场。赵紫阳、李鹏和其他领导人一直都在忙于同工人和知识分子对话，他们在一星期左右应该会准备好与学生对话的。不过学生必须退出广场以便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可以在那里举行。但至少阎明复也表示愿意听取学生的意见。
在他们分别的答复中，王丹和沈彤都有意降低了戈尔巴乔夫来访一事的迫切性。他们坚持说即使学生留在广场，他们也会保持良好秩序，不会影响到仪式的举行。他们绝不会在国际舞台上做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但两人都坚持学生离开广场的前提是政府作出回应。他们表示政府至少可以做的是接受他们进行一场正式和平等的对话的要求和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的和民主的运动，不是动乱。本质上，他们正在把他们从四月初列出的长长的请愿单子浓缩成为两个核心的焦点：“不是动乱，平等对话”。这将成为被广泛接受的战斗口号。
看到谈话进入了僵局的年长一些的王超华试图减轻一点沉闷的气氛。她指出双方实际上都已经做出了让步。学生们已经缩减了他们的要求并让比较温和的对话团做主导。政府则也通过邀请他们到这里来表现出了灵活性，这相当于对他们作为学生领袖的合法性做了实质性的认可。可是即使是阎明复也没有准备好让他的议程被这样地劫持过去。他立即打断了王超华以澄清这件事。阎明复宣称他并不认识屋子里的任何学生，他们只是那些正在帮助他劝说学生撤离广场的知识分子请来的客人。很明显，他不愿意，或者经不起，让这个会议被看作对学生领袖任何方式的承认。他说：他在这方面所能提供的只是他可以把学生们的看法转达的他的上级领导。他承诺这一点。
然而，阎明复似乎也失了口，他表示并不排除收回四二六《人民日报》社论的可能性，这样就能够满足学生的两个要求之一。他提醒大家这样的决定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做出，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现在当务之急的是他需要学生空出广场。
刚刚被告知他们在场的真实目的是扮演代理主人角色的知识分子们也没能提供多少调解上的帮助。他们一个个发言鼓吹一些崇高的原则却没能提出什么切实的建议。王军涛觉得阎明复认为他可以通过劝说学生领袖来达到他的目的的想法很幼稚。他就学生领袖的微妙地位发出警告说：“他们在这里也许会答应你。但一旦他们回去，他们就会被其他的学生当作学贼看待。”他进一步赞扬了阎明复的开明态度：“阎部长，坦率地说，你感动了上帝。几位老师是被你感动了。”王军涛说：“但今天学生显得比政府成熟，学生的要求已经降到最低了，降到几乎没有要求了。如果学生再让步，就不能代表学生了。”现在轮到政府做实质性的让步了，否则，他直率地问道：我们能度过5月15日吗？度不过这一关可不是一件好事。
看得出阎明复很是气急而沮丧，他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只能一再强调中苏高峰会议的重要性。也许是在绝望之中，他突然说道：“你们学生认为政府里有两个派别。这不正确。但是如果你们真的这样相信，你们现在所做的就是在损害改革派！”他接着解释说有些事情他没有权力公开说明，但他明显地是在暗示如果学生继续固执下去的话，赵紫阳本人可能都会有危险。“如果你们学生不再5月15日之前离开广场的话，后果将不可设想。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那样的结局。”
一股寒意漫过屋子，学生领袖们显然被震动了。整个晚上都很在静默中的柴玲这时已经离去正在返回天安门广场的路上。她对处于绝食的第一个晚上的学生们很是担心。其他的领袖们没法不感受到历史的压力。王军涛这时扮演起调解人的角色，督促学生停止绝食。经过一番讨论，他们权且同意了在5月15日之前撤离广场。然而，他们也清楚如果没有柴玲的赞同，任何决定都不具效应。
5月14日，冉冉升起的朝阳让天安门广场上的绝食学生们逐渐地暖和过来。他们在一阵无可置疑的饥饿感中醒来。这些年轻人属于中国没有在战争、饥荒或文化大革命时严厉的凭票供应环境下长大的第一代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从来没有被迫饿肚子过。他们的情绪很低落。广场似乎从来没有这样地空空如也。远处清晨的上班人流熙熙攘攘，却没有人往他们这里多看一眼。他们的行动没有能吸引什么注意力，更别说他们想象中的戏剧场面了。就在那时，封从德出现了。
封从德自己从运动中的离去的决定很是短命。还在他能够回到自己的论文工作之前，他的妻子柴玲就已经开始成为学运的一个新领导。但即使是柴玲也未能说服她这位对发起绝食有很强反对意见的丈夫参与这个行动。不过他也无法袖手旁观了。前一天绝食学生开进广场时，封从德走的是另一条路线。他独自前往苏联大使馆递交一份由北大三千学生签名的信件邀请戈尔巴乔夫先生访问他的学校。然而，吾尔开希抢先了一步，他刚递交了一封同样的信件，上面有两倍多的北师大学生的签名。
封从德接着骑着自行车前往天安门广场。他在长安街旁停下，从那里眺望着绝食学生。在多云暗淡的光线下，一千多学生的群体在硕大的广场中间显得微不足道。他看着广场上无数的高旗杆，明白了他们需要什么：一面可以展示他们的存在和目的的旗子。这旗子必须足够大让广场外面的每个人都能够看到。
他立刻就付诸行动了。在回北大的路上，他买了一块巨大的黑布和几罐黄颜料，然后在宿舍里几乎花了一整晚的时间把黑布缝成一面4米宽、3米高的大旗。他用尽了所有的颜料在旗上写了两个巨型大字：“绝食”。这面旗不仅大，其黑色的背景很是特别，尤其引人注目。这天早晨他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它挂上广场的旗杆。从长安街上看过来，这就像一面海盗旗。但那两个明亮的黄色大字却在送出一个不同的警示信号。
随着上午的消逝，绝食学生在附近溜达，尽力把他们的临时营地整顿得象样一下。他们自己也制作了一些简单的标语作为装饰。其中一副很是惹眼，它相当简洁地表示：“妈妈，我饿”。
这是柴玲演讲中情绪的一个回音。绝食的学生们并不怎么把自己看作是民主斗士，他们更多地定位于他们是通过自己受难来争取成年人的同情的“孩子们”。《绝食宣言》就绝望地呼喊着：
但我们还是孩子，我们还是孩子啊！中国母亲，请认真看一眼你的儿女吧，虽然饥饿无情地摧残着他们的青春，当死亡正向他们逼近，您难道能够无动于衷吗？
旗子和标语提升了绝食学生的情绪。现在他们不再像是一群掉队的散兵游勇，他们在广场上有了一个旗帜鲜明的存在。封从德还没有完事。他还带来了一批柴玲朗读《绝食宣言》的录音带来分发。带着一些募捐来的钱，他再次离开广场去购买扩音器和电池，要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广播站。
就在同一个清晨，阎明复得到了已经有决定戈尔巴乔夫的欢迎仪式不再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消息。他很是震惊。这个高峰会议不仅仅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里程碑，它还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新闻界人士。这样的一个决定比让政府直接在脸上挨一个耳光还要难堪。他表现得很愤怒，但依然还是抓住一丝希望。因为前一天晚上会议的鼓励，他觉得可能还有时间，但他必须得更快更大胆地行动。
阎明复发现王丹、吾尔开希和王超华还在他的统战部大院里。他把他们都召进一个小会议室。阎明复很平静却也很权威地告诉他们政府现在可以与他们进行正式的对话。学生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自己的代表，阎明复和另外几个部级官员将代表政府方面。
学生们听到这些都难以置信。这是对他们的要求的一个重大的让步，也是阎明复前一天晚上还没法做的事。实质上，他是要完全地在学生们要求的条件下举行这场对话，这样他不仅承认了他们作为合法学生领袖的地位，他也把他们作为了平等的对手。就在一个星期以前，国务院发言人袁木还信誓旦旦地向全世界宣告这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的。在震惊之余，王丹和吾尔开希还嘟囔着说政府方面代表的级别不够高，他们希望能有赵紫阳总书记或李鹏总理参与。阎明复不吃这一套，他打断他们，激动地为他自己的级别辩护。学生们聪明地没有再坚持。
但他们还是有另一个要求：这场对话必须要现场直播。在中国，因为新闻检查的原因，极少有现场直播的活动。所有事情，从政府的运作到每年极其受欢迎的春节联欢晚会，都是预先录制经过编辑之后才能通过电视向大众广播。不过学生领袖们对此别无选择。各种与阎明复接触有关的传言已经在天安门广场流传开来。绝食学生担心他们可能会被人在背后出卖。这些领袖告诉阎明复：如果没有现场直播的话，他们可能会失去自己人的信任。
这回轮到阎明复作出合情合理的表现，他并不反对这个意见但不是很确定技术上是否可能。大多数转播器材都已经被用来为高峰会议作准备了，他们也许没有足够时间安排好实况转播。他建议采取一个折衷方案：对话过程全程录像。一旦一盘录像带录满了，它就立刻在学生的监督下密封起来传送到中央电视台播放。这样，虽然不是实况，对话过程也可以在一定时间延续下真实地播放。同时，学生们还可以自己用录音带录音，把它们传送到天安门广场自己播放。
就在学生们还在犹豫的当口，阎明复扔下了炸弹：无论他们是否撤出天安门广场，戈尔巴乔夫的欢迎仪式可能都不会在那里举行。这立刻就解决了争端。
政府在这样大的场合下要不买他们的帐的试图令王丹、吾尔开希和王超华很是担忧。他们从来没有准备干预国家的外交活动也从来没想过这真的有可能发生。他们不但要为令国家丢脸承担责任，而且还会失去他们手中最大的一张王牌。如果没有这张牌，这一切将如何收场？
王超华提出她可以去找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来劝说学生撤离。阎明复立刻就提供了帮助，他派了一辆车交给王超华使用。另一辆小巴随后被派往政法大学去接对话团。
因为她的家庭背景，王超华对首都的知识分子圈子很熟悉。她尤其与戴晴，面向知识分子的《光明日报》的一个著名记者，比较亲近。戴晴比阎明复小10岁，也是一个相似的红色后代。在她父亲在革命早期成为烈士以后，戴晴是由作为人民解放军中十大元帅之一并在粉碎“四人帮”的政变中举足轻重的叶剑英抚养成人。不过戴晴很早就有了相当强的独立态度。她利用自己背景所带来的保护优势出版了一系列与异议人士方励之观点相近的文章。她也通过自己单枪匹马唐吉诃德般地以环境保护为由反对三峡建坝的努力出了名。王超华小时候就认识了戴晴，后来大学毕业后在《光明日报》实习期间又与戴晴在同一个楼层工作过。
就在绝食决定被作出的那个晚上，王超华就跑到戴晴的家里，她几乎没说什么话，就是在戴晴的小客厅里哭了一场。她当时就希望名声在外的戴晴能够为年轻的学生们提供一些急需的指导。
不过戴晴一直有着她自己的想法。过去的十来天是新闻界最好的时光。在赵紫阳的庇护下，几十年的新闻管制政策几乎在一夜之间融解了。经过一些个人努力，戴晴已经得到胡启立的首肯，可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整版出自有争议的著名知识分子的观点。这是一个几个星期前还不可想象的机会。她正忙着召集这些知识分子开座谈会。她邀请的嘉宾中包括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如写过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书的政治学家严加其和出版过一系列介绍西方思想的启蒙丛书的包遵信。一个月以前，一个类似但未经授权的为纪念胡耀邦逝世而召开的座谈会也包括了同样的角色。那个会议的纪要发表在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上，结果报纸被关闭。现在，戴晴得到了来自政治局常委委员的准许做完全同样的事情。
王超华来到《光明日报》时戴晴正在招呼她那些杰出的客人们进入一间会议室。戴晴极度兴奋，她可以预见印有这些人的话语的报纸会在其读者中引起多大的反响。然而，她对王超华的到来却是毫无准备。
戴晴只看了一眼王超华那张疲惫和忧愁的脸就知道她是为何而来的了。虽然她很是同情，戴晴还是不能容许她的小小座谈会被学生运动所劫持。尽管如此，她还是邀请王超华参加了会议并把她作为来自广场的学生领袖介绍给大家。但就在王超华能够说出一个字或流下一滴眼泪之前，戴晴抢先强调了这个座谈会的目的和重要性。她极为兴奋地宣布了她与胡启立达成的协议：《光明日报》上一整版！她的热情得到了很大的回应。对于她的听众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宣读他们已经准备好的发言稿。发言过程中几乎没有插话或讨论。王超华为他们缓慢沉闷的节奏和宏大空洞的语言感觉到无法容忍的痛楚。但她只能咬着嘴唇忍受着。她的家教使她对知识分子极为敬重，不可唐突造次。时间在一小时一小时地逝去。
终于，他们全部结束了他们准备好要说的话。作为礼貌，他们请王超华也说几句。王超华情不自禁了。她一句话还没能说出来时眼泪就顺着脸颊流淌不止。她以因颤抖而口齿不清的嗓音告诉大家天安门广场那里并不是这些知识分子在他们讲话里所幻想的那样一个光辉和历史性的事件。相反，形势极其严峻。在她讲话的过程中，她越来越因为自己的词不达意而难受。她对自己无法表达出她自己需要说出的意思而绝望。但通过她的泪眼，她可以感觉到屋子里许多人也在哭泣。在她请求知识分子们一定得去广场劝说学生撤退时，每个人都响应着，“对，我们必须去。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在王超华恢复她的情感状态时，知识分子们已经开始做他们最拿手的事了。就在短短几分钟之内，他们起草了一个声明。以一个父辈的态度，这个声明表达其作者们在听到绝食的消息后“非常理解、非常难过、非常担忧”。因为民主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实现，为了中国改革的长远利益和中苏最高级会晤，它恳请学生“发扬这次学潮中最可贵的理性精神，暂时撤离天安门广场”。
这里面“暂时”二字的确切含义并不是很清楚。不过似乎也并不重要，因为声明在那之后便转换了语调，强调起他们自己对政府的态度来。它要求中央负责人立即发表公开讲话，宣布这次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并保证不对学生实行任何形式的秋后算账。它还要求政府承认学生的自治组织，保证不对绝食和静坐学生采取暴力行动。如果政府不能做到这些条件，声明的作者们“将和同学们一道”，“坚定不移地奋斗下去”。
这最后的几句话也许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放进去安抚学生或满足作者们的自我感觉。不过这似乎显示出这些知识分子们已经准备自己参与运动，因此实质上抵消了声明中希望学生撤退的意图。他们提出的要求其实比学生们还多，学生们在这个时候已经把他们的要求简化为两条：“不是动乱，平等对话”。
王超华知道这个声明不大对劲，但在她的状态下她说不清楚具体是什么不对。她开始意识到她对这些知识分子的期望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他们与现实已经毫无指望地脱节了。她很犹豫地解释说她担心这样的一个声明不足于劝说学生撤退。她的声音很微弱，她也清楚她没法说服任何人。严加其对这个声明已经很恼火。他拍着桌子说他们搞错了对象，“我不明白，现在咱们为什么要劝学生，现在要劝应该劝政府。”他愤怒地指控道。
王超华还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也许她能让这些知识分子与绝食的学生单独会次面，如果他们有可能私下里劝说柴玲，事情可能会更有希望。戴晴立即给统战部打电话安排，那里是这种会面最方便的地点。在电话的另一端，她只能听到有人在忙乱地叫嚷，说现在不可能做这个安排。于是戴晴又打了几个电话之后找到了一个场所。王超华立即又上了她那辆车子奔往统战部。她觉得她会在那里找到与阎明复对话的柴玲。
但她对她将要面临的场面丝毫没有准备。
终于是对话团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这个组织就是为了这么一个专门的目的设立的，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星期。他们在每一个具体的课题上都有指定的发言人和一个支持的团队。他们甚至还做过练习和彩排。现在他们对与政府官员们面对面坐下来冷静和理性地讨论问题满怀信心甚至感觉自在。
不过要让这个成为现实，项小吉和沈彤知道他们必须控制得住他们自己这边的人，尤其是绝食学生们。可他们没有多少实力。是绝食的学生们最终把阎明复拉到对话的桌子边的，现在已经不可能再把本来就不信任对话团的绝食学生拒之门外了。
另一方面，绝食学生也有着他们自己的主意。这个在电视上向全国播放的机会，即使是延迟的，令他们兴奋莫名。这是一个让他们的声音得以广为传播的绝好机会！柴玲从天安门广场迅速收集了一批标语条幅送到统战部，其中之一就是那幅“妈妈，我饿”。她把它们放置在会议室里学生一边作为背景。她还带来了一盘她自己朗读《绝食宣言》的录音带。如果他们有机会在对话中播放这盘录音带，它将被向全国各地发出并且永久地载入史册。
二楼的大会议室这时候已经被布置成一个类似外交谈判的场所。会场的中间是一张长长的椭圆桌子。阎明复这次不再坐在一端的首席，而是在政府一边的中间位置。他旁边是教委主任李铁映和另外十个部级官员。在桌子的另一边，沈彤坐在阎明复的正对面。项小吉则面向李铁映。他们旁边是一些对话团的指定发言人。项小吉特意落实了这样的安排以突显对话双方的平等地位。
王军涛呆在同一个大院里的另一间屋子里，他和其他年轻的知识分子没有被邀请参加这场正式对话。也许在阎明复的眼里，他们已经完成了他所需要的使命。
会议室里的正式、外交般气氛被站在对话团成员后面的一组绝食学生所打破。他们头戴标志性的发带，脸上带着肃穆的表情。项小吉已经与他们达成一个妥协，允许他们的一部分在场，想必只是旁听。会议桌上零零散散地有很多录音机，它们都已经开始在录音。房间的一角是一架录像机，上面有着中央电视台的标志。沈彤确定了录像机上的红灯在闪烁后开始了会议。
起初，对话是在亲切和友好的气氛下进行的。对话团的发言人逐一表述了他们准备好的议案。阎明复和李铁映很认真地听着，也极为诚恳地回答了大多数问题。但很快地，项小吉和沈彤的桌前被他们后面站着的绝食学生递过来的小纸条所淹没。绝食学生们正在失去耐心，他们要提出他们自己的看法。会议不久就偏离了原有的议题。坐在桌子两边的人都尽力保持耐心，但讨论越来越趋于漫无边际。
没多久，绝食学生已经不满足只是递条子了。有人直接提出这个会议应该直接听取他们的意见。吾尔开希说他手里正有一封绝食学生写给妈妈的一封信。来自北师大同是绝食的发起人之一的程真没有征求许可便高声朗读了那封信。
柴玲一直都像平常一样很安静，但她对吾尔开希的擅自行为很不高兴。那封信虽然感人但缺乏实质内容。她觉得吾尔开希浪费了一个极其宝贵的机会。会议继续进行下去的时候，柴玲觉得她没法再等下去了。她找到一个机会尖锐地质问阎明复：“你究竟认为学生运动是怎么样的？”被当场将了军的阎明复在保持诚实而又不越过界限之中挣扎着：“我个人非常愿意说你们是爱国的。但是我不能说。”
会场上又爆发了激烈的辩论。一只手指终于按下了一个录音机上的播放键。突然，柴玲朗读《绝食宣言》的情绪化声音充满了整个房间：
“我们想请求所有正直的中国公民，请求每个工人、农民、士兵、平民、知识分子、社会名流、政府官员、警察和那些给我们炮制罪名的人，把你们的手抚在你们的心上，问一问你们的良心，我们有什么罪？我们是动乱吗？我们罢课，我们游行，我们绝食，我们献身，到底是为了什么？可是，我们的感情却一再被玩弄，我们忍着饥饿追求真理却遭到军警毒打。学生代表跪求民主却被视而不见，平等对话的要求一再拖延，学生领袖身处危难。”
就像另一个开关也被按下了一样，嘈杂的屋子一下子安静了。在接下来令人心悸的十几分钟里，没有人发出任何声音，作出任何举动。屋里的每一个人，包括阎明复本人，都流泪了。项小吉和沈彤在桌子上互相握紧了手。
“我们不想死，我们想好好地活着，因为我们正是人生最美好之年龄；我们不想死，我们想好好学习，祖国还是这样的贫穷，我们似乎留下祖国就这样去死，死亡决不是我们的追求。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够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够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就没有权利去偷生。”
就在录音播放完的时候，绝食学生中间传出一个微弱的声音：“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政府不要指责我们挑起动乱。”
对话已经超过一个小时了。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开始觉得很不安。他们曾经被告知已经达成的妥协，可以在一个小时的延迟后看到电视转播。但这会儿还是没有任何转播的迹象。
封从德已经在广场设立了一个新的广播站，把他们自己的喇叭高高地挂到了那里的旗杆上面。由于其他的绝食领袖都在对话现场，他在这里成了事实上的领导。焦虑的他不断地派出学生通讯员前往统战部查看，他们一个也没回来报信。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这时已经是7点钟，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节目时间。新闻里没有提到对话的消息。这是最后的一根稻草。广场上所有的绝食学生都自发地聚集起来向大约4公里远的统战部行进。他们一路上高呼口号：“停止对话！”“现场直播！”
王超华还没到达统战部就发现她的车子被街上汹涌的绝食学生所堵塞。她下车跑进去，看见项小吉正从会议室里出来。他们之间隔着一大群绝食学生，其中很多是封从德派来的通讯员。越来越多的学生在涌入。项小吉极力劝阻着人群不要冲击会议室，他很明显地难以为力。绝望中，他看到了王超华，知道她是一个比较成熟和理性的学生领袖。于是，他建议由王超华代表外面的学生进入会议室。外面的人群并不认识或信任王超华，他们要求另加两个绝食学生与她一起进去。
项小吉并不知道王超华这时已经很晕乎了。在这个折磨人的一整天之后，她已经弄不清楚究竟都在发生什么事。匆忙之间，他们三个人破门而入，把里面的人都吓了一跳。王超华不待喘息就立刻大喊：“不要对话了。”她解释说外面没有电视转播，“在绝食团同学没有接受的时候，你们这种对话是不能接受的。马上停止。”
屋子里第二次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沈彤失控了，他站起来，猛地拍了一下桌子，然后直接指着阎明复的脸大叫：“为什么你不转播？你完全清楚没有转播的话我们没法继续！”
阎明复的脸变得惨白。他看起来的确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看看身旁的部长们，没能得到任何答案。过了艰难的一小会儿，他低声说：“如果我们不能继续，我们就不能继续了。”
他站起来慢慢地走了出去。
【日期：1989.05.15
【版次：1
【标题：李铁映阎明复等与大学生对话
双方阐述各自观点但尚未取得一致
阎明复希望坦诚对话成为良好开端
【作者：本报讯
【正文：
本报北京５月１４日讯
今天下午４时许，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门领导李铁映、阎明复、尉健行等与首都３０多所高校学生推举出的对话代表对话，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同学也派代表参加。对话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机关礼堂进行。
阎明复主持对话会。他首先介绍了这次对话的准备过程。他说，党的十三大提出，应建立经常性的协商对话渠道，我们同民主党派、非党人士建立了对话制度，与同学们还没有建立起经常性的对话渠道。这次，同学们提出对话要求，党和政府是很重视的，既然对话，就不应是敷衍的、应付的，使同学们一时满意，这样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无助于改革的进程，也是对同学们不负责任的。今天的对话应该坦诚地进行，希望这是个良好的开端。从今后，把多层次的对话渠道广泛地建立起来。当然，对话只能是交换意见、沟通信息、增加透明度的渠道，社会上一些深层的矛盾，不是光靠对话就能解决的，还要靠实际工作，靠大家的共同努力。李铁映讲话强调，要和教育界的老师、同学、职工建立经常的对话制度。
首都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在发言中提出，我们争取到这次对话机会很不容易，希望在三个方面进行对话。一是怎样评价这次学运；二是怎样保证宪法第３５条规定的公民权利；三是如何推进中国的改革。
今天的对话主要围绕第一个问题进行。双方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尚未取得一致意见。当对话进行到晚７时许，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代表来到对话会场，提出要求现场直播这次对话，主持人指出技术设备条件无法解决，学生代表对对话如何继续也有不同意见，于是宣布休会。＊】
北国游子
真诚、坦荡，狂热、执着，无怨无悔、嫉恶如仇
1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2 20:44 只看该作者
第九章·冲突
在她冲进会议室终止对话之前，王超华还是有足够的心机把她原来到统战部来的任务交给一个在场的学生。她指示要把绝食的领袖们带去见由戴晴召集好的知识分子们。但是在其后的混乱之中，他们根本没法找到柴玲。知识分子们后来还是见到了一些绝食的学生。他们都对这些久闻大名的长者很崇拜和客气，会面的大部分时间被用于索取签名留念。
当这些知识分子们前往天安门广场时，天已经黑了。在这个绝食的第二天，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前的空地已经完全变了样。封从德的大旗和广播站招来了好几千人。虽然人群大都被学生纠察队严格地限制在绝食圈子之外，这里的气氛越来越变成庙会一般。著名知识分子即将来访的消息已经传送了几个小时。大学生们把这一片地盘挤得水泄不通，急切地盼望着能看一眼以前只在报刊和书本中读到过的著名人物的身影。学生纠察队极为艰难地打开一条窄缝，知识分子们像上街玩耍的幼儿园孩子们那样手牵着手被领着进入了场地。戴晴却不在他们之中。
夜晚的空气中弥漫着神奇般的气氛。面对着成千上万无比激动的学生，这些知识分子一下子自己就变成了小学生一般。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站出来赞扬学生，宣布学生们通过他们勇敢的行动证明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老师，而他们则是来这里向学生们学习的。他们誓言要与同学们站在一起。他们斥责政府拒绝对话的无能和腐败。一个又一个，他们在说着他们认为学生们喜欢听的话，也不断地得到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他们看起来在享受着这里的每一分钟。
坐在他们后面的王超华几近崩溃。这个场面与她所希望的恰恰相反。在嘈杂的欢呼声中，她对着知识分子的耳朵尖叫，恳求他们改变语气。但人人都已经被现场的气氛所征服。就在这时候，戴晴终于露面了。
戴晴来之前自己去了一趟统战部，逮着了一个与心烦意乱中的阎明复单独相处的片刻。她试着要讨论知识分子们刚刚列出的那些要求，但阎明复显然不愿意再听到任何关于要求的话题。在急于促成什么事发生的情绪下，戴晴放弃了所有的要求，她向阎明复建议是否能让赵紫阳或李鹏亲自出来与学生见面打个招呼，他们只需要做个姿态而已。阎明复说这倒是有可能做到，但她不能期待更多的东西。
还处于她自己得到胡启立的批准在《光明日报》发表一整版知识分子谈话的荣光之中的戴晴觉得她手上已经有了解决危机的方案。这时她正面对着一个不可思议的场面。几千学生围着她安静地听着对她的介绍。他们知道她的名字和她特殊的家庭背景。在情绪已经被其他知识分子鼓动起来之后，他们极其期待着能得到一些内部消息。
戴晴向学生们讲述了《光明日报》的事情，把它称之为学生运动的一个巨大的成就。现场没有回应，她的听众没有明白她说的是什么意思。无所畏惧的她接着试图推销她刚刚与阎明复达成的协议。
“这样吧，如果赵紫阳或者李鹏来这里看望大家，我们就都回学校去。好不好？”
人群中有一些不明白的嗡嗡回响。一个声音高声问道：
“他们来这里会说什么？”
戴晴对这个问题没有准备。她稍想了一会儿说：
“他们来就说‘同学们，你们好’，咱们就回学校。好不好？”
就在这时，她得到了雷鸣般的回答：
“不好！”
“不好！”
戴晴很是震惊。她也不是唯一的一个。其他的知识分子们迷惑地互相张望。这可不是他们事先同意过的条件。戴晴的行为就像在他们发热的头上倾泻下一盆冰凉的水。看到现场的气氛已经转向对立，他们低着头缓慢地离开了广场。没有人在他们离去时跟他们打招呼。
王超华过了将近一个小时才从这场灾难中恢复过来。她在听说所有的知识分子在回到统战部后都痛哭失声时感到非常歉疚，觉得这都是她的责任。在广播站那里，学生们还在激烈地辩论着撤退的利弊。王超华抢过麦克风试图向大家解释知识分子们的诚意。她说这一切都结束以后，他们会是被当作运动后面的“黑手”被惩罚的人。她语无伦次地重复着我们学生应该要承担起我们自己的责任。她心里想说的只有一句话，“咱们撤吧”，可她也不敢或不能真把这句话大声说出口。相反，她只是反复强调他们需要团结和坚持。封从德终于听够了，切断了她的麦克风。她立刻把所有的情绪都迸发了出来，对着他近乎歇斯底里地喊道：“你得对历史负责！”
戴晴居高临下的姿态在学生中留下了很大的伤痕。她从此被看作为一个政府的代理人，完全失去了信誉。吾尔开希后来很鲜明地记着当时的感受：
这些知识分子的问题是他们扮演的是错误的角色。他们在学生和政府之间做调解。我们让政府答应面对面地谈判。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这是我们学生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取得的成就。当我们邀请知识分子来参与时，他们来到广场就对我们说：“孩子们……”
第二天，戴晴的座谈会纪要在《光明日报》上整版登载，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力。
与阎明复对话的瓦解对每一个人都是很大的打击。王军涛留在统战部与学生领袖们商量对策。他嘱咐他们要继续与阎明复保持接触，寻找一切可能契机恢复对话。这大概还是他们最好的或者最后的期望。沈彤却带着对话团的大多数成员前往天安门广场。这是他们第一次到现场看望绝食的学生。他们心情极度沉重。沈彤感到强烈的负罪感，觉得他们辜负了自己的同学们。他试图通过广播站向广场的学生们道歉，却因为泣不成声而告罢。
吾尔开希也跑回了广场，绝食的饥饿和对话过程的刺激使他近乎歇斯底里。他没法相信戈尔巴乔夫的欢迎仪式将不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在凌晨4点钟万籁寂静的时刻，他独自环顾着四周的和平。大多数绝食学生都在沉睡，几个学生护士在轻手轻脚地来回走动查看。突然吾尔开希打破静默，通过高音喇叭大喊起来。他催促所有人立即醒过来换地方。他说：我们作为学生必须为国家的利益和形象做出自己的牺牲。他指示学生们挪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东边去，在那里他们还是留在广场里，但从举行欢迎仪式的人民大会堂前却看不到他们。他解释说这样可以让政府看到他们的诚意，显示他们的确像他们所声称的那样是爱国的。他没有提到欢迎仪式不在广场举行的决定已经做出了。也许他还在希望他们的行动能促使某些人改变那个决定，比如说那个他已经逐渐信任和尊敬的阎明复。
绝食学生们既对在这个钟点被粗暴地唤醒而不满也不同意他的决定。但他们已经很虚弱，懒得争辩。慢慢地，他们站起来，收拾起他们仅有的一点东西，走向新的营地。封从德对这一幕极为厌恶，他愤而离开了广场。也有一些人在抵抗。来自人民大学的绝食学生坚持留在原地，拒绝搬迁。他们一直在那里呆到早晨才在更多的争吵之后再次加入了大多数的集体。
虽然吾尔开希强调他是以个人的名义做出的建议，大多数人还是把他的作为看作是高自联的又一个荒唐行为。高自联随即因为这件事正式开除了吾尔开希，但损害已经造成。很少人知道他被开除的事情，吾尔开希还是继续被人当作高自联的公众形象代表。
李禄那天晚上出去到一家医院为绝食学生收集生理盐水。到他清晨赶回来的时候，他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的确，他甚至已经找不到学生的营地了。学生们现在所处的地方不仅从人民大会堂那里看不到，从长安街几乎也见不着。早晨上班的人流依旧，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空空如也的广场。因为戈尔巴乔夫的即将到来，他们肯定会相信学生们已经结束了绝食。
这是一个完全的灾难！李禄冲着处于同样困扰中的柴玲叫嚷着。李禄告诉柴玲他们不能再让像吾尔开希这样的人操纵局面了，是他们自己站出来准备长期抗议的时候了。他们必须得为这些数目上千的绝食学生的健康和生命负责。柴玲完全同意这一点。
不过李禄自己也不像他平时那样的冷静和干练，他没完没了地抱怨着。因为政府可能会一直不理学生，直到绝食学生开始死去，他觉得他们必须采取更极端的手段来迫使政府行动。领袖们应该自愿在群众之前赴难，他强调说：作为领袖的唯一资格应该是在紧要关头到来之时愿意自焚抗议。
柴玲一听到自焚两字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她眼前浮现出父母和丈夫的形象。但在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之下，她认同了这一观点。她告诉李禄：这个运动需要一个领袖，而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李禄拒绝了。他很清楚他作为一个外来人没有领导的基础。大家听从的、视为领头人的是柴玲。
8点钟左右，就在朝阳又一次暖和了广场之时，他们俩人走向了广播站。柴玲刚拿起麦克风立刻就被明显处于困顿情绪中的绝食学生包围了。他们这几百人现在极其孤独，周围不再有大量的学生或市民，就连学生纠察队也失踪了。很快地，柴玲的自信恢复了。带着一丝羞涩和轻松的微笑，她温和地做了自我介绍：“我是柴玲，《绝食宣言》是我写的。”掌声欢迎和鼓励着她。突然，柴玲没有任何预示地提高了嗓门和音调，义正辞严地宣告：“我宣布，我们要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如果需要的话，我会接受死亡，但我绝不会屈服。”掌声和欢呼声，尽管还比较微弱，回应着。
在承认他们眼前的困境之后，她继续说到：“医生说三天是极限。我不能只是等待这么多年轻生命的消失。如果我们只有去死的话，我会是第一个走向死亡的人。如果我的生命能够救下这里所有人，我会毫不犹豫地自焚，来解救其他人。”
愁云再一次笼罩着人群，许多人哭了。但毫不气馁的柴玲提议建立一个绝食指挥部来“协调我们的努力，保护我们自己”。她自荐作为第一任总指挥，“我的资格就是我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和用我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你们的誓言。”
四周有更多的掌声和眼泪，他们的情绪在逐渐回升。十几个绝食学生站出来自愿为指挥部服务。在没有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柴玲把李禄作为她处理日常事务的副总指挥介绍给大家。当时没有选举，也没有反对意见。
然后，新上任的总指挥带领绝食学生再一次宣读他们的誓言。柴玲的声音这时已经平静而坚强：“我宣誓，为了增强祖国的民主化，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我自愿绝食。我将完全服从绝食团的指挥。我们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李禄早已有所准备，在接过麦克风的几分钟之内，他把一系列项目付诸行动。他们做了一个人口普查，在这个5月15日的清晨，现场共有1030位绝食学生，比他们刚开始时多出了200多人。他们之中已经有80多人晕倒被送往医院。绝食者来自40多个院校。李禄指示每一个学校自行推选两名代表，他们将组成一个学生议会，为指挥部做各种必要的决定。他解释说这样不仅仅是为了权力制衡，也是一个他们自己学习和实践民主的机会。
广场上的新生活开始了。医学院的学生们在东北角设立了装饰有红十字符号的急救帐篷。附近医院的一些救护车就近停靠着，随时准备投入行动。一天之中，人们又开始汇集到广场。正在进入绝食第三天的学生们日益衰弱的健康状况令许多关心的来访者落泪。
在极其疲惫的前一天之后，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天早上有关阎明复的新闻。8点半，这位不知疲倦的官僚就已经开始了又一场与学生的对话。这次他回到了那些来自官方指定的、现在已经瘫痪了的学生会代表中间。在这个群体中没有什么戏剧性场面出现。但他似乎伸出了更长的橄榄枝，公开地建议重审四二六《人民日报》社论：“对4月27日和5月4日的大规模学生游行应该做正面评价，除了这些示威者没有事先向有关部分申请许可证这一点之外。”
【《人民日报》
日期：1989.05.16
版次：1
标题：李铁映阎明复同首都部分学生对话
学生主要要求是希望中央正确评价这次学潮
中央负责人再次肯定学生爱国热情希望让实践对学潮作出评价
作者：新华社
正文：
新华社北京５月１５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阎明复今天在同首都部分高校学生对话时，再次肯定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推进民主进程的合理要求，但同时提醒学生说，事情的发展往往不以人们的善良愿望为转移，希望大家以高度的理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继５月１４日李铁映、阎明复与首都高校部分学生座谈对话之后，全国学联、北京市学联今天上午邀请首都高校的５０多位学生同李铁映、阎明复等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在政协礼堂座谈对话。在将近３个小时的座谈对话中，一些学生提出的主要要求是希望中央对这次学潮作出正确评价。
李铁映说，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已在多次讲话中肯定了广大同学的爱国热情和善良愿望。但是目前整个事态还在进一步发展，有些事情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李铁映希望广大同学用自己冷静、理智的行动，让实践和时间对这次学潮作出评价。
阎明复说，我除了对学生在４月２７日、５月４日上街游行未向政府申请并得到批准这一点表示遗憾外，对整个学生运动的主流是肯定的，但对这期间出现的一些情况也感到忧虑。现在一些学生正在天安门广场上绝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国家的形象。我希望同学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是有理智的。
李铁映、阎明复在座谈对话中谈到，这次学潮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值得很好地反思。党和政府的工作确实有很多地方值得改进，比如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问题，党政领导干部廉洁问题，干部的选拔任用问题，新闻改革问题等，都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有个过程，需要通过立法，健全民主与法制，加强社会监督，包括舆论监督，增加国家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完善各种规章制度，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中，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座谈对话中，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国家监察部部长尉健行，还先后向学生简要介绍了新闻出版法起草情况和查处“官倒”等腐败现象的有关情况。
李铁映、阎明复等还表示，愿意同广大同学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多层次、多渠道的座谈对话，倾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北京石油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北京经济学院、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在座谈对话中发表了意见。
参加今天座谈对话的还有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有关部门负责人袁木、何东昌、安成信、孙琬钟、陆宇澄等。】
【据陈小平在《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中的回忆：这次对话是有直播的。但对话的学生不是广场上的学生。】
中午时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专机在市郊的首都机场降落。在21响礼炮的轰鸣声中，中国名义上的元首，国家主席杨尚昆在机场跑道上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绝大部分专门赶来中国采访这场历史性的高峰会议的外国记者们没有在场，他们或者在天安门广场等待或者被阻碍在交通堵塞之中。他们琢磨不出这两个国家的首脑如何才能绕开繁杂的天安门广场而完成他们预先安排的行程。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羞辱。当欢迎仪式在机场举行的消息传到广场时，学生们心情沉重地低下了头。他们的好意被忽略了，博弈的价码被提高了，政府的的确确地向他们发出了亮牌的挑战。
那个下午以后绝食学生的处境开始有所好转。在前一天被学生们摒弃之后，知识分子们决定宣示他们自己的立场。在一个写有“中国知识界”的大横幅下，大约四万人沿着长安街游行，在4点钟时来到天安门广场。严加其、包遵信和许多其他熟知的名字都在其中，沿途向旁观的人群挥手致意。为了增加曝光度，他们每人肩膀上挂着一个斜跨过身体的缎带，上面骄傲地展示着他们的名字和主要作品。在队伍的前面，几个人抬着一张白色大床单，上面用漂亮的书法写着他们的宣言和签名。戴晴不在其中，她来参加这个游行时被愤怒的组织者挡在队伍之外，他们指斥她为内奸。
陈子明、王军涛和他们那班处于这个社区边缘的年轻知识分子们也不在其内。陈子明仍然在试图与这个运动保持距离，他要求他的社经所里的人继续集中精力在他们自己的研究工作上。就在游行队伍通过长安街时，陈子明和王军涛正在参加一个由官方的全国总工会组织的一场座谈会。他们在会上表示他们希望工人们不要卷入目前这场运动。
这个很不寻常的游行吸引了成千上万好奇的旁观者。他们跟着队伍行进，饶有兴趣地按照缎带上的名字指认队伍中的面孔。当他们在天安门广场绕行一圈时，这个地方立刻恢复了生气。
这场知识分子的大游行是那位当初为绝食的主意进入学生的脑子里做过贡献的作家郑义的杰作。在绝食的决定宣布之后，他马上就在电话上忙于将他的朋友们召集在一起。许多这些中年知识分子们都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在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的记忆中，至少在最初的几年里，那并不是一场动乱而是人民自发的造反。在新的一代在国家的心脏天安门广场发起绝食时，他们感觉到一种已经几十年没有经历过的激动。郑义和严加其花了一个通宵撰写他们的宣言，他们如此兴奋以至于忘却了疲倦。几十年来第一次，他们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终于将发出自己的声音。
当他们在长安街的西端集结的时候，即使是郑义也被前来参加的人数所震惊。他们最初只期望几十个人，这时候他们看到的却是无边无际的人流。与青年学生不同，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在传统上从来就不是一个集体抗议的力量。他们倾向于为自己的个人名望和生存努力。绝食却正在改变许多人的心态。
在广场上，他们通过学生广播站的大喇叭宣读了他们的宣言。严加其和包遵信将大量热烈的赞美语言倾泻给学生，他们表达了他们无条件的支持和团结，不再提到任何有关撤退的想法。当人群散去后，郑义和他的妻子决定留在广场。学生们需要他们的帮助。他的朋友张伯笠带着北大“作家班”的同学们也赶到了这里。他们一起为新生的绝食指挥部组成了非正式的顾问团和秘书处，以协助更为年轻的学生领袖。在为这些领袖们起草各种讲话和声明之间，他们还把广场上那个临时的广播站建设成一个全面的媒体中心。
在机场举行的那个简化了的欢迎仪式仅仅是戈尔巴乔夫在北京极为困难的第一天的开始。他的车队在进城时不得不在胡同和小巷里绕来绕去以躲避因为知识分子在长安街上大游行带来的交通堵塞。在他的豪华的专车里，戈尔巴乔夫微笑着不断地向外挥手，对在这个古都里这样一个奇特的经历很是欢欣。他们终于通过一道后门钻进了人民大会堂。在那里，杨尚昆将主持一个为他举行的国宴。
就在宾主互相祝酒之时，人民大会堂的正门外面开始发生纠纷。在傍晚的昏暗中，一群吵吵闹闹的人聚集在大台阶上威胁着要冲进去。他们叫嚷着要求国家领导人出来与学生对话。这是一个令人熟悉的场面。13年前，在四五运动中，几千人也曾试图冲击大会堂。虽然他们没有成功，那还是引发了广场上后来的纵火和暴力行为。
在新成立的绝食指挥部，李禄发现组织起他的学生议会比向他的阵营发号施令要困难得多。刚刚产生出来的学生代表们因饥饿和疲惫而脾气暴躁。他们互相争吵不停。李禄表现出他的组织才能，颁布了一系列规则，逐步落实着他的议程。慢慢地，他们有了一个开会的程序。学生议会投票否决了一些激进的策略，包括绝水、在长安街上卧路阻挡交通以及当初由李禄提出作为领袖资格的自焚。
不过，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的形势更为迫在眉睫。这些学生还过于年轻，不能将此与四五运动联系起来。但他们直觉地懂得政府正在寻找任何可以证实他们关于这个运动在挑起动乱的指控的理由。一群由非学生组成的愤怒的民众开始展开暴力行动而毁灭他们的运动正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极其担心的梦魇。他们必须阻止这个疯狂的局面。柴玲号召所有还有足够的力量站起来的绝食学生都去帮助保卫大会堂。
几乎所有人都很虚弱，很多人连话都说不出来，但一个又一个他们都站了起来，排起队，手拉手地走过广场。他们费了好大的劲才穿过激愤的人群挤到台阶的最高层。在那里，他们把自己穿插到人群和保卫门口的士兵之间。他们前面是数以千计的、在高声叫嚷和推推搡搡中的暴民，他们的后面却只是很薄弱的一条士兵队伍，他们似乎对眼前即将发生的冲击漫不经心。
李禄对着这个场面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觉。他抬起头看到建筑顶端的国徽，觉得它看起来像是一匹丑恶的狼。他对柴玲说他们现在真的是的的确确地站到了一个历史的交接点，只是他们看起来是站错了位置：他们是在愤怒的暴民面前保护着巴士底狱。柴玲则没有工夫来体会这个讽刺意味，她晕倒了。李禄呼叫着请求帮忙但那些士兵无动于衷。柴玲恢复理智后，用一个喊话筒声嘶力竭地叫道：“我们是绝食学生。请理解我们，不要冲击大会堂。如果你们真要这样，就必须从我们的身体上踩过去。”
人群还在往上涌，绝食学生们竭力抵挡着。吾尔开希带着更多的人赶到了。他带着他们有节奏的齐声喊道：“下去！下去！”逐渐地，这个呼喊在人们的参与下越来越强壮，潮流终于逆转了。几千人慢慢地退下了台阶散去了。
然而，就在疲惫的绝食学生们刚刚回到自己的营地时，又一个危机爆发了。这一次，它来自他们自己的阵营内部。
李禄发布的一系列维护他们营地秩序的规则中有一条很是简单而直截了当：每一个人必须持有合法的学生证才能进入由学生纠察队护卫着的内圈。没多久就有人发现李禄自己并没有任何证件。事实上，在他四月底神秘地出现之前没有一个人认识他。当他被质问时，李禄没法提供任何证据表明他的确是来自南京大学的学生。很多人开始怀疑他是一个特务。
柴玲不愿意听这样的质问。在新的指挥部里，她已经对李禄完全敬佩、信任乃至依赖了。她因为李禄不得不面对这样不公平的指控很是伤心。在后来逐渐成为柴玲面对举足轻重的问题时的回应模式那样，她让她的眼泪为她争辩。她气愤地哭着说：任何人只要信任她，就必须同时信任李禄。
这样，在这个5月15日的夜晚，绝食指挥部成立后还不到几个小时，柴玲和李禄刚从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回来时就被几个绝食学生迎面堵住了。马少方、程真和其他几个参与了在那个小饭馆里与王丹和吾尔开希一起作出绝食决定的人对这个指挥部的成立过程和柴玲个人出风头和独断专行的做法很不高兴，他们通知柴玲这个未经选举的指挥部是非法的，他们必须举行投票。他们还出示了一份他们自己草拟的候选人名单，李禄不在其中。
李禄几乎也受够了。他告诉柴玲他准备退出，回到南京去。他一个人孤独而灰心丧气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上坐了一整晚。这个星光灿烂、和平开阔的广场清除了他脑海里的杂念。他又决定留下来。
对于这些焦头烂额中的绝食学生来说，黎明不可能来得更快一些。早晨，学生议会迅速地组织了一场选举，柴玲和李禄被确认为他们的领袖。绝食指挥部也得到了一个象征意义的合法性。他们都还太年轻，或者太忙，没法注意到这新的一天，5月16日，是中国繁忙的政治日历上的又一个重要的，但不怎么引人注意的纪念日。在1966年的这一天，来自中共中央的一道简短的通知打开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然而，对这新一代人来说，这一天不过是他们即将进入绝食的第四天的日子。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共产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在1960年代初期在一场举世瞩目的意识形态大论战和两国边境线上断断续续的武装冲突中分道扬镳。当中国在国内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之时，这个国家在国际上也面临着孤立无望的局面，在同时与美帝国主义和苏修霸权主义这两个超级大国分庭抗礼。直到1970年代初，濒临死亡的毛泽东才表现出一次少有的灵活性，将国家引导上一条与美国重修友好的道路上来。他的动机并不是要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接轨，而是出于抗衡来自苏联的更紧迫的威胁的实际目的。
中苏关系在十年后终于显现出和解的征兆。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改革和开放与邓小平在中国的作为遥相呼应。在两个国家都把注意力从意识形态和国际革命领导地位上转移开时，它们需要一条和平的边境线来削减军事开支和促进贸易发展。一场缓慢的解冻汇集成眼前的这个自1959年以来第一次的高峰会议，标志着两国之间疏远的关系正式地正常化。
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对戈尔巴乔夫的来访也是非常兴奋，不过他们有着不同的理由。苏联的改革在这里被看作已经后来居上，超越了中国，尤其是在敏感的政治改革层面。当邓小平顽固地坚持把他的改革约束在他那个四项基本原则的框架内时，戈尔巴乔夫已经引进了新闻自由和对共产党的公开挑战，这些正是这些学生们以他们的抗议和绝食行为所要求的。在这天学生们展示出的许多新标语中，有一幅尖锐地表示：“欢迎戈尔巴乔夫，真正的改革者”。
尽管他们的欢迎态度是真诚的，戈尔巴乔夫的访问日程却继续被这场运动所阻碍。这天早上，他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的计划不得不取消，他的车队还是必须通过旁门进出人民大会堂。不过，他的正式议程还是照常进行着。他的第一个正式会见对象是邓小平本人。半退休的邓小平这时候既不是党也不是政府的最高首脑，但邓小平毫不犹豫地指出他们的会见是真正的高峰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他和戈尔巴乔夫一起愉快地将这一时刻标志为两党和两国关系正式正常化的历史一瞬。
下午，中国共产党名义上的真正领导人赵紫阳总书记与戈尔巴乔夫握手言欢。
在人民大会堂的外面，成千上万的民众在绝食持续拖延的情况下出于对绝食学生的关心再度回到广场。这个壮观的场景吸引了大多数专门来采访历史性的高峰会议的外国记者。西方电视记者们互相争抢，都在试图把他们的新闻主持放到最好的视角前。CNN的麦克·奇诺伊以他的创造能力和坚持到底的毅力第一个实现了从天安门广场内直接对外传送实况图像。正是在他们所在的这个制高点上，CNN的新闻主持人伯纳德·肖后来用他那特有的低沉而洪亮的嗓音向全世界宣告：“我来这里采访一个高峰会议。我走进了一次革命。天安门广场现在的形势是一场对峙。”同时也在场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新闻主持人丹·拉瑟也表达了类似的感触。
就在这一天，对峙正在激化成为戏剧性的高潮。随着郑义曾经推测过的72小时绝食界限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学生们在晕倒。运送倒下的学生去医院的救护车的警笛声变得令人不安的频繁。李禄早已命令学生纠察队为救护车打开一条“生命线”。这些纠察们分两排手拉着手保持着一条从他们的营地到长安街的通道。他们的使命是无论白昼还是黑夜都必须保证“生命线”畅通无阻。无数的志愿者在白天的烈日下和夜晚的寒冷中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没有吃喝，虔诚地守护着这条“生命线”。他们之中许多人自己就在岗位上昏倒了，他们的位置立即就会被人群中新的志愿者所填补。
在“生命线”之外，其它安全措施也逐步得以实行。学生纠察队被安排以指挥部为中心设置了一系列同心圆结构的界限，发行了各种各样的通行证和口令。只有那些有着合适的资格而值得信任的人才能进入运动的神经中心地带。其他人一概被排除在外。天安门广场正逐步演化成一个自己的“人民共和国”，拥有一个自己的政府，其官僚程度并不比学生们所憎恨的那一个政府差。
在人民大会堂里面，赵紫阳没有浪费时间，他直截了当地为他自己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定了位。在这一个场合，赵紫阳穿着带条纹的暗灰色西服，带着一条浅紫色的领带。他对着镜头轻松而热情地微笑着，全然不顾外面的嘈杂。他对戈尔巴乔夫说：你先前与我们的邓小平同志会见就意味着我们两党关系的正常化。在两年前邓小平选择“退休”之时，中国共产党曾经通过一项正式决议，在重大问题上还是由邓小平同志掌舵。因此，无论邓小平的头衔是什么，他在党内的最高领导地位是无可代替的。赵紫阳说：这个决议从来没有公开过，但今天我想让你知道。戈尔巴乔夫礼貌地回应说他很感激他们之间已经取得的互相信任程度。两位领袖随之展开了一场关于改革的哲学讨论。赵紫阳把正在发生的运动看作是出于两代人之间所缺乏的交流和信任而引起的临时性困难。不过，令戈尔巴乔夫惊讶的是，赵紫阳也问起真正的言论自由在一个一党统治的体系里是否有可能实现的问题。作为“真正的改革者”的戈尔巴乔夫没有答案。
戈尔巴乔夫接下来会见了李鹏总理。一直被当作保守派的前锋的李鹏在这一天强调了改革在中国的必要性，给戈尔巴乔夫和外国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应该同样能享受自由、民主和人权。中国已经准备好在其政治改革的这些层面作出改进。”这可能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面地使用“人权”这个词。
就在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握手言欢的同时，阎明复走出了他在统战部的办公室。他发现他的一些客人还留在那院子里。王丹、吾尔开希、项小吉和王军涛等人都在那里逗留着，希望能等到一个重开对话的机会。尤其是吾尔开希，他已经把这里当作了他自己的家。他由于那个把绝食学生搬迁到广场边缘的决定已成为众矢之的，完全败坏了他本人在运动中的地位。在被孤立和抛弃的状况下，他在这个工作范围包括中国的众多少数民族的统战部找到了避难所。作为一个维吾尔人，他很高兴在这里能得到更多的注意力。部里的一些干部也与这个充满魅力的年轻人建立起很好的个人关系。阎明复甚至亲自鼓励他毕业后考虑到这里来工作。
不过在这个时刻，阎明复脑子里有更紧迫的事情。他平静地告诉在场的学生：“如果你们同意停止绝食的话，我愿意充当你们的人质。我会在政府同意与学生正式对话前一直做你们的人质。”
目瞪口呆的王丹和吾尔开希不知道怎么看待这个荒唐的意向，但他们都已经完全地尊敬和信任这个人。在这些短暂却激荡的日子里，稳健和真诚的阎明复已经充当了他们所急需的一个父亲般的角色。他们对阎明复把绝食学生的健康放到他自己的想法和仕途之上的行动深为感动。于是，他们激励阎明复去天安门广场直接对那里的学生们讲话。阎明复在犹豫良久之后勉强同意了。
路不是很长，但广场附近的街道都被人群所塞满了。他们这一行人很快被认了出来。愤怒的群众自发地包围了他们对着阎明复辱骂。他们威胁要揍这个“腐败的政府官僚”。大惊失色的阎明复和他的保镖不得不躲进就近的一辆救护车，吾尔开希和王丹则极力试图稳定局面。终于，一支学生纠察队赶来解了他们的围。他们一起推推搡搡地挤到了位于广场中心的学生广播站。这是具有阎明复这样地位的政府官员第一次在群众中露面。现场立刻趋于混乱，甚至学生的“生命线”也被挤垮了。
在高音喇叭上，王丹为阎明复做了一个旗帜鲜明的介绍：“我以我自己的人格担保，阎明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一个非常好的人。请听他的话。”
面对着眼前这个难以置信的场面，阎明复也许回想起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拉扯到千万个愤怒地谴责他的“罪行”的群众面前接受批判的那些日子。他脸上流淌着泪水，身体微微颤抖着，他对着麦克风声嘶力竭地诉说着他个人的请求。他告诉绝食学生他们没有权力糟蹋他们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因为未来是他们的，改革需要他们。他表现出与政府态度上更明显的分歧，告诉学生们“改革派”需要时间，学生必须给他们解决当前危机的时间。他用含糊的语言向学生承诺说“正义的一天”不久就会来到。
在一片混乱中，很难知道有多少人就近看到了阎明复或听到他的讲话内容。一些学生在他讲话过程中不停地呼唤着他们的口号：“不是动乱，平等对话！”阎明复还是不能直接答复这些要求。他只能以个人名义保证学生不会受到秋后算账的威胁。
然后，他提出以他自己作为人质的提议。
那些确实听到他的讲话的人都震惊了。王丹和吾尔开希分别再度发言，赞许阎明复的人格，呼吁大家停止绝食。就在一场激烈的大辩论展开之际，吾尔开希突然晕倒了。大家一片混乱地重新恢复起“生命线”，把吾尔开希送进一辆救护车。那令人心悸的警笛声又一次响彻广场。救护车在混乱中离开以后，谁也找不着阎明复了。很奇怪的是，就在提出他充当人质的提议之后，阎明复没有选择留在广场，却随着吾尔开希离去了。
辩论持续着。高自联和对话团，两个没有直接介入绝食的组织，决议听从阎明复的建议撤离广场。绝食学生自己做了一个民意测验。在当时在场的2753位绝食者中，只有54人同意撤退。于是他们决定继续绝食。高自联和对话团别无选择，他们立即改变了立场以示团结。
然而，尽管绝食学生们的决心很大，他们的条件在继续恶化，他们的命运随着每一个逝去的小时变得更为险峻。他们这时只能瘫在地上，没有力气站起来或走动。救护车哭泣般的警笛取代歌声和口号声成为广场上的最强音。在这个5月16日的下午，72小时的界限悄然逝去。
不同意见也在他们中间不断地涌现。绝食学生面临着对他们自己的信誉的严厉挑战。一些从一开始就加入绝食的人在被送往医院或学校之后已经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有些则在进食之后又返回了绝食的行列。现有的绝食者中，很多人是后来才加入的，并没有绝食那么多小时。在他们的营地里经常可以发现空的牛奶瓶、巧克力糖纸，和其它含营养物的饮料袋子，说明至少他们中的一些人违反了他们自己订下的绝食规则。
来自政法大学的一群绝食学生因此愤怒地离开了主营地。他们沿着长安街走了一段然后在新华门前驻扎下来，誓言要在那里进行一场更为纯洁的绝食。确实，他们还加大了筹码，声言要同时绝水。同是那个学校的老师并在一开始就加入了绝食行列的吴仁华急忙带了几个年轻教师赶过去。他们劝说学生们改为接力绝水：在一个人被送往医院后，另一个人再接着绝水。而在同时，每个人在坚持他们的绝食之时应该继续喝水，尤其是他们的身体急需的生理盐水。
这些学生也不是唯一的试图添加压力的人。下午时分，四个来自中央艺术学院的学生出现在介于新华门和人民英雄纪念碑之间的天安门广场西北角上。这些带有他们艺术特质的学生把自己用白布单裹成木乃伊式样，一个挨着一个地在地上躺成一排。他们前面是一个大纸牌，上面宣示他们的行动：“绝食绝水！”一大群人围着他们。学生护士们跪下来含泪求着他们喝水。
在天安门广场中间，李禄碰上了一群干脆把自己的嘴巴用胶布封上的外地学生。李禄极力地劝说他们，最终在他自己第一次晕倒前成功地让他们撕下了胶布，接受饮水。
在5月17日凌晨天亮之前，赵紫阳和李鹏出现在一所医院里，看望在接受治疗的绝食学生。他们除了问候和同情之外，没有什么可以提供。躺在病床上，手臂上挂着打点滴的针头的学生们请求领导人直接去天安门广场。
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邓小平在重大问题上仍然持有最后发言权并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情。要说起来，大概会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当包括了赵紫阳提到秘密决议的高峰会消息在新闻中播放后，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个细节。只有赵紫阳的一些亲密的幕僚是例外。
政治学家严加其是第一个作出反应的。他将赵紫阳的披露看作是一个与邓小平分道扬镳的信号，当即就起草了又一份宣言。这天中午，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心，看起来雄心勃勃又信心百倍的严加其庄严宣告：
清王朝已灭亡七十六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没有这个独裁者说话，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就无法否定。在同学们进行了近一百小时的绝食斗争后，已别无选择，中国人民再也不能等待独裁者来承认错误，现在，只能靠同学们自己，靠人民自己。在今天，我们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从现在起，同学们一百小时的伟大绝食斗争已取得伟大的胜利。同学们已用自己的行动来宣布：这次学潮不是动乱，而是一场在中国最后埋葬独裁、埋葬帝制的伟大爱国民主运动。
严加其在结束讲话时，带领着全场高呼口号：“打到个人独裁！”，“独裁者没有好下场！”，“老人政治必须结束！”，令现场气氛达到高潮。
严加其在那天有着一个不同一般的听众团体。从一早上开始，似乎全北京城的居民都上了街，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甚至穿着他们桔黄色袈裟的和尚，都举着旗子扛着标语，成群结队地沿着长安街和绕着广场游行。他们骄傲地展示着自己的工作单位，其中包括无数政府机关和办公室。来自《人民日报》社的队伍更是引人注目。年轻的记者和编辑们打出标语声明那个四二六社论不是他们写的，他们获得了最热烈的欢呼。的确，这同一份报纸在第二天显著地发表了一篇用诗一般语言写就的激情洋溢的报道：“历史，将记住这一天！”。
绝食的学生们一直在期望他们承受极度痛苦的表现会唤醒普通民众的良心。在这一天，他们看上去达到了这个目的，并超越了。
【日期：1989.05.17
【版次：1
【标题：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
赵紫阳发表书面谈话
肯定广大学生爱国热情绝不“秋后算帐”
希望保重身体停止绝食尽快恢复健康
【作者：新华社
【正文：
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５月１７日电 赵紫阳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书面谈话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凌晨）
同学们：
现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向同学们讲几句话。
同学们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爱国热情是非常可贵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同时也希望同学们能够保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顾全大局，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
请同学们放心，党和政府绝不会“秋后算帐”。
我还要告诉同学们，中央对大家提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非常重视。我们将进一步研究同学们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要求，提出和采取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反对腐败，推进廉政建设，增加透明度等实际措施。
同学们，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担子最终要落在青年一代身上。你们为国家和民族做贡献的时间还很长。中央希望同学们保重身体，停止绝食，尽快恢复健康。这样，中央就放心了，你们的父母、教师和广大群众也就放心了。同学们回去以后，中央和国务院的同志还会继续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同各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座谈对话都将深入进行下去。
我再次呼吁同学们，停止绝食。祝愿同学们尽快恢复健康。＊】
这时，绝食学生们却发现又一个新的危机正从天边向他们袭来。
在5月17日傍晚，李禄被告知天气预报说将有一场大暴雨。这对于已经经受了好几天烈日暴晒的他们听起来是个好消息。然而，绝食学生们仍然还没有真正的庇护所。他们现在特别地虚弱，身体因为绝食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抵抗能力。更糟糕的是，作为这个国家最神圣所在的天安门广场此时已经变成了一个污秽的垃圾场。附近的清洁工作早已停止。每天几百万人次的人流在这里留下了无数的垃圾。李禄被警告说：一场大雨浇在这些垃圾上，会引起各种传染病的爆发，这对绝食者来说可能是致命的。
不过，这一次轮到市政府来施以援手。凌晨5点钟，70多辆公共汽车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广场，它们一辆挨着一辆沿着广场北边密集地停靠下来。张伯笠和封从德费了很大的功夫指挥绝食学生搬进汽车，他们之中有些人需要被人抬过去。终于，他们有了屏障。对政府可能有阴谋持有警惕性的学生把外围汽车的轮胎里的气全部放空，这样车子不能在他们熟睡时被偷偷开走。
这场艰难的搬迁花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个忙碌的早上，李禄和封从德被匆匆赶来的程真所打断。她带来了一条紧急消息：马上又会有一场对话。还喘不过气来的她解释说：这次对话的对方的级别会比阎明复高，有可能是赵紫阳或李鹏！正在忙乎中的李禄和封从德没有觉得这消息有多大意义。柴玲也是这么想，她和李禄一样这时都处在又一次晕倒的边缘。
王超华明白她必须找到对话团。她和程真赶到统战部，但找不到项小吉或沈彤。沈彤那天早上发了高烧，已经回家休息去了。对话团的其他人大多撤回到政法大学去休整。还呆在统战部很高兴地看到她们俩的是吾尔开希。他刚从医院里回来，还穿着一件病号服。王超华和程真在那里接受打点滴时看到吾尔开希和王丹与阎明复一起走进一个小会议室。过一会儿他们出来后，吾尔开希宣布说阎明复决定了这次对话由他们两个做学生方面的领头。其他人应该尽可能地保持安静。这样，他们和其他一些学生上了一辆客车，从一个边门驶进了人民大会堂。
戈尔巴乔夫在暴雨到达之前结束了他在北京经常被打断的逗留。他飞向南方的上海并要从那里访问一些海滨城市。在他离开的时候，一个两国之间的联合公报正式地宣布了她们之间关系的正常化。但这没成为大新闻，几乎所有前来跟踪采访戈尔巴乔夫行程的外国记者都留在了北京。天安门的对峙已经演变成为全球性的事件。
这些记者们收获甚丰。每一天，几百万民众沿着长安街和环绕着天安门广场游行。赵紫阳在新闻自由上的大胆尝试正蓬蓬勃勃地展开。然而，在没有官方检查的情况下，中立的客观报道并没有真正出现。倒是各种报纸都争先恐后地发表着有关绝食学生和他们的支持者的极为煽情的故事。运动本身被描述为神圣的事情。突然之间，这就像是这场运动已经得到了官方的首肯一样。各界民众在节日狂欢的气氛中涌向街头，著名的电视形象人物与年轻市民打成一片。身着工作服的工人们打着他们工厂的大旗开着卡车隆隆而过。办公室人员骄傲地展示着他们的工作单位，其中包括了各类党政机关。甚至还能看到成队的军人和警察，打着象征胜利的手势呼着口号加入游行。在人群中，还有些人扛出了已故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为现场添加了一种文化大革命复苏的不安气氛。
但是，这所有的一切都比不上一个年轻人的影响。崔健在广场上年轻学生最狂野的欢呼声中出乎意料地出现了。这个28岁，披着长发，娃娃脸的人是中国无可辩驳的摇滚乐之王。
崔健是在1980年代初期他还是交响乐团中的一个默默无名的小号手时通过偷运进来的录音带接触到摇滚乐的。他自己组织了一个乐队，却很难为这种新式音乐找到听众。于是，他经常在大学校园里肮脏难闻的食堂餐厅里免费演出，那里受到良好教育的新一代首先拥抱了他那喧闹的音乐。尤其是他的一首歌引发了巨大的共鸣，那就是“一无所有”：
我曾经问个不休
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当邓小平的改革打开中国的大门之时，新的一代第一次有机会看到外面。那是一个他们没有想象过的世界。商人和亲属从台湾和香港像洪水一样滚滚而来，到处炫耀着他们无尽的财富。中国的年轻人突然面对的是他们一贫如洗的现实。贫困也不只是物质上的。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正在急剧地褪色，他们在精神上无所适从，失去了人生的目的。正如崔健绝望地唱到：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
还有我的自由
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就是从那样低微的起步，崔健打开了局面，最终成为在全国各地最大的体育场演出的明星。他创作了一系列表达青春的彷徨和取笑这个国家革命传统的流行歌曲。这样，在这一天，崔健自己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也许是要与这些早年曾经与他站在一起的学生们重聚一次。他在停着的公共汽车之间走着，不断地握手、签名。他没说什么话。但那首他已经唱了无数遍的歌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背景下突然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告诉你我等了很久
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
我要抓起你的双手
你这就跟我走
崔健激烈地演奏着他的吉他，以他特有的听不清楚的嘟哝吐出歌词，令观众如痴如狂。他们高声唱和着，享受着这个不期而遇的露天音乐会。他原本属意中的听众却很不以为然。绝食的学生们把头更深地埋进他们公共汽车上的座椅里，绝望地试图把那喧闹的声音堵在外面。那低沉的鼓点和刺耳的吉他不是他们虚弱的心脏所能承受的。他们没法发出抗议的声音，只能无声地咒骂着。
就在音乐在凯旋般的天安门广场上回响时，北京十几所大学的校长联名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要求政府与学生对话。官方的全国总工会作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举动，他们为绝食学生捐献了十万人民币。
当他和他那些学生代表被带进人民大会堂内的一间大型会议厅时，吾尔开希还是穿着一件病号服，随身带着一个氧气袋。这间会议厅就像一个皇家宫殿，有着很高的天花板和宽敞的空间。房子中间是一圈很舒适的沙发，被另一些排成环形的椅子一圈圈地围着。沙发之间是茶几，上面放着精美的花束和茶杯。每个桌上还放置着麦克风，以便大家谈话。吾尔开希很奇怪地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这是新疆厅，以中国西北维吾尔人聚集的地区命名的。那正是他曾经度过三年青春年华的地方。大厅里装饰着一些大型壁画，上面是那个地区的壮丽风景和维吾尔族传统民风。这个会议厅通常是被政府官员用来接见从全国各地选拔而来的代表团的，可今天到来的却是一群瞪着大眼、衣冠不整并处在饥饿中的大学生。他们正在走进一个他们从来没有梦想过的场景。他们一个个局促地在圆圈一边的沙发上坐下等待，不知道他们等的是什么。
5分钟左右过后，李鹏总理出现在门口，他身边是一队政府高级官员，其中包括阎明复和李铁映。李鹏穿着一件灰色的“毛服”，一脸严肃。他走过来与学生们逐一握手，不自然地尝试着做一点问候性的交谈。他对王丹身上穿着的厚夹克很好奇，王丹解释说广场上的夜里很冷。吾尔开希的病号服也令他颇为惊诧。但总理依然显得沉闷不安。他唯一露出些许笑容是当一个学生声称是他的老乡的时候。终于，他在另一边面对王丹和吾尔开希的沙发上落座，示意会议开始。他向大家道歉他的迟到，解释说他们刚才在外面遭遇了交通堵塞。然后他指出这次会议只能有一个议题，那就是要在人道主义的原则基础上立即停止绝食。
这样没过一会儿吾尔开希就失去了耐心。他对李鹏的道歉极为不满，觉得他在暗示学生运动造成了交通秩序的混乱。就在李鹏还在继续他那居高临下地教训口气时，吾尔开希与王丹交换了一下眼色，当即打断了他的话：“李鹏总理，很抱歉我必须打断你。也许你觉得你只是晚了五分钟，但我要说，你晚了一个月！”
吾尔开希指的是4月19日晚上他带着学生们在新华门高叫“李鹏，出来！”的时候。他接着指出是学生们的压力迫使李鹏到这个会议上来的，因此，应该由学生来决定这次会议的议题。他的确说到了点子上，但同时，他的情绪也开始在影响到他的表现。
王丹一直保持着比较平静的姿态，他插入说要劝说学生停止绝食的唯一办法就是回应学生运动提出的那两个条件：“不是动乱，平等对话”。
即使有过粗暴地打断行为，吾尔开希和王丹似乎通过强调他们的优势和条件把会议放在了一个稳固的基点上。总理也在耐心和注意地倾听着。
然而，就在那时，吾尔开希开始情不自禁了。还没给对方一个回应的机会，他就继续畅谈起来：“您这么大年纪，我叫您李老师，我觉得是可以的。李老师，现在的问题并不是在于要说服我们这些人。我们很想让同学们离开广场，广场上现在并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99.9％服从0.1％：如果有一个绝食的同学不离开广场，广场上其他几千个绝食学生也不会离开。”
这是一个相当荒唐的论调。他不仅对总理个人表现出不尊敬的态度，而且完全错误地代表了他自己的一方。广场的学生们一直兢兢业业地在建立他们自己尚不成熟的民主程序。李禄领导的学生议会几乎每晚都会为是否停止绝食投票，每次都有90%左右的票数要坚持绝食。吾尔开希自己大部分时间没有在广场上，可能并不知道这些事实。他把学生描述成处于绝望和失控的状态，也把自己置于死胡同之中。
王丹试图挽回影响。他平静地解释道：“我们昨天对一百多个同学作了一次民意调查，阎明复同志来讲话之后，是不是同意撤离广场。调查结果是99.9％的同学投票表示不撤离广场。”他随即立刻又强调了学生的两项要求，“不是动乱，平等对话”。他说：如果这两个条件能得到满足，他们可以回广场做学生的工作，劝说他们撤离。
在其他学生受邀请表达他们的看法时，吾尔开希催促他们尽快地和简短地说到点子上。但大部分人还只是在重复同样的调子。有一位学生的确为他们的态度增强了分量。来自北大，身为对话团成员的熊炎异乎寻常地表达了一个清晰的观点，他告诉官员们说形势实际上并不完全由政府决定：“不管政府方面还是其他方面是否承认它是爱国的民主运动，历史会承认的。但是，为什么还特别需要政府及其他各方面的承认呢？这代表了人民的一种愿望，想看看我们的政府到底是不是自己的政府。”坐在另一边的北大党委书记这时也忍不住插话，为他的学生说话。
自从一开始被打断之后，李鹏总理一直铁青着脸安静地坐着。看起来他似乎就是在等待学生自我毁灭，而学生们的确也几次差点走到了这个边缘。在他确定了所有学生都有过发言的机会后，李鹏很有针对性地要求在他发言时不要再被打断。
也许是不经意，他立刻就被一位学生打断了。李鹏强咽了一口气，没有直接表示不满。他转而请他的部长们为学生作答复。李铁映、阎明复和其他人相继做了讲话，都没有偏离政府的既定立场。最后，李鹏又讲话了。他强调他关心的只是要把绝食学生送出广场，挽救他们的健康和生命。在解释《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时，他老调重弹，再次说明他们从来没有指责“绝大多数”学生要挑起动乱的意思，这自然还是留下来抓“一小撮”的可能性。
然后，在试图直接回复学生的两项要求的努力时，他提高了嗓门，说出了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话：“同志们提出了两个问题，我们是理解的。我作为政府的总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今天不讲，我会在适当的机会来讲这个问题，而且我也差不多讲了我的观点。”
这样，他看起来就要结束这场讨论了。他最后一次请求学生停止绝食。对面一直紧抱着氧气袋正变得越来越虚弱的吾尔开希再次与总理争辩。王丹义正辞严地强调说：如果真的闹成动乱的话，应由政府来负全责。
结束这场会议是阎明复的职责。他告诉大家他刚收到一张来自天安门广场的纸条，要求王丹和吾尔开希立刻回去。就在他宣布说“对话到此结束”时，一位学生立即站起来抗议：“这不是对话，而是见面。”学生们还在表明他们对话的要求仍然没有被满足。阎明复对这个技术细节不甚关心，他随口同意道：“对，是见面。”
这个不是对话的见面延续了大约一个小时。
李鹏与每一个学生握手告别，但一直避免着目光接触。他显得很不安和没有耐心。吾尔开希已经在椅子里瘫倒了，几个学生护士正在围着他忙乎。他的哮喘发作了。当大家走出房间时，王超华还抱着一线希望。她转头对着房子另一端的阎明复高声大叫：“阎部长，阎部长，你给我一个钟头的时间。我回去，可能的话，我在那边工作能做好的话，我告诉你，你们再发《人民日报》相关的消息。”阎明复没有回应就走开了，一切已经太晚、太不足道了。
学生们自己走出了人民大会堂，告诉其他的领袖们他们的会见因为李鹏的固执己见而破裂了。没人对这个结果表示惊讶。但每个人这时候都很苦闷，看起来不再会有更多和平解决的机会了。
大部分学生和普通民众是在详细地报道了会见的过程的晚间新闻里得知这次见面会的。第二天的《人民日报》还刊载了谈话的记录。它们都相当地全面和真实，只是删去了少许直接冲突的段落。政府的确并不需要做太多的剪辑，学生一方，尤其是吾尔开希，表现得粗鲁、傲慢和不敬。
【印象中这次见面在当天中午就由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如果不是直播也是在《午间新闻》中做了报道。新华社报道发表在5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标题为“李鹏等会见绝食请愿学生代表
李鹏建议尽快把绝食同学安全送到各个医院去 学生代表坚持要求肯定这次学运尽早公开对话”。】
王超华不由得遐想：假如这次会议是由项小吉和赵紫阳分别主导，而不是吾尔开希和李鹏，那该会是怎样的一个结果呢？
【绝食期间《人民日报》的报道，本来只想摘录标题，删节正文时几度犹豫，最后还是重新复制下来。读者如果能抽出时间，还是逐篇，哪怕是一目十行地看看。最后使我不忍删节的，是１４家新闻单位部分工作人员１７日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紧急呼吁中的一句：“对话的另一方应是绝食学生认可的代表，对话应现场直播。”——这其实就是学生一方最后的要求，也是与当局一直无法达成的共识！还有就是二版的几篇对老百姓的采访，和八版的几篇“文学作品”。
大家在回顾六四的时候，多集中在学生或知识界应该如何，和失策在哪里，但新闻界的态度和整个社会的反应，应该也是评价运动的不可忽视的一面。
日期：1989.05.14
版次：1
标题：胡启立等同首都新闻界对话
与会者对新闻改革发表许多建设性批评意见
中央负责人强调在民主法制轨道上改革新闻
作者：新华社
正文：
新华社北京５月１３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书记处书记芮杏文、阎明复，中宣部部长王忍之，于５月１１日至１３日分别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中国青年报社，同编辑、记者和领导干部座谈对话。
胡启立等领导同志还约请首都十多家新闻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进行座谈，并应邀听取了首都新闻理论界部分专家、教授的意见。
在座谈对话中，与会同志就近一时期的学生游行示威等情况和新闻报道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对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和新闻改革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胡启立等同志认真听取了与会同志的意见，感谢大家的批评和建议，同时也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新闻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对待新闻改革，态度一定要坚决，步子一定要稳妥。要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新闻法的制定将严格按照立法程序进行，还要展开广泛的民主讨论。现在确有必要对我国的新闻工作作一番认真的回顾和总结，从思想观念、管理体制、领导方法和传播方式上求得更新和改进。要进一步增加公开化、透明度，真正实现党的十三大报告所提出的“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让人民讨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扎扎实实地把新闻改革推向前进。
几天来的座谈对话，是在坦诚、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的。大家认为，这种座谈对话增进了相互理解，是积极的、有益的。
据悉，座谈对话还将继续进行。＊
日期：1989.05.14
版次：1
标题：赵紫阳同首都工人座谈
党和政府正抓紧研究解决学生工人等提出的合理要求
希望有爱国心的公民不要做妨碍中苏高级会晤的事情
作者：新华社
正文：
新华社北京５月１３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今天说，即将举行的中苏高级会晤是举世瞩目的大事。会晤的成功，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所以世界各国都很关注。我们每一个有爱国心的公民，只要理智地想一想，都一定会努力维护祖国的尊严和我国的国际形象，都不会做任何妨碍和损害这次高级会晤的事情。
赵紫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首都工人代表座谈时，谈到据闻大学生提出要在戈尔巴乔夫主席访华时进行游行示威等行动的问题。他说，我想告诉同志们，近来学生提出的合理要求，工人和其他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党和政府都在认真负责地抓紧研究解决。多渠道、多种形式的对话正在开展。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在为搞好治理整顿、争取经济形势的好转而进行着艰苦的工作。中央为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加强廉政建设，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围绕着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最近正在研究许多实际措施和步骤，扎扎实实地加以解决。当然，我们的各种工作只能在现实的条件和基础上进行，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把一切都办得尽善尽美。但我们将坚定不移地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６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将把群众关心的若干热点问题列为主要议程，就是我们决心依靠民主和法制解决问题的一个重大步骤。尽管人们可能有这样那样的意见，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常的。
赵紫阳强调指出，但是，大学生也好，其他公民也好，如果因为对本单位或国内的工作有意见，就去干扰国际会谈，损害中苏高级会晤，如果出现那样的事，那就没有道理了，就不会得到人们的同情和支持。希望广大同学都能保持理智，顾全大局，自觉地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利益。对于那种有损国家利益，有损中国人的声誉和形象的行为，不要响应和支持，千万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日期：1989.05.18
版次：1
标题：各界人士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紧急呼吁
中央党政主要领导人尽快同学生对话
作者：本报讯;新华社
正文：
本报北京５月１７日讯 ４个民主党派负责人致函赵紫阳总书记。信件全文
如下：
中共中央赵紫阳总书记：
北京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仍在继续中，许多学生的健康和生命处于十分危急的状态。这一严峻的形势我们忧心如焚。为了爱护学生，稳定大局，我们特此向您提出紧急呼吁：
一、我们认为，这次学生的行动是爱国运动，学生提出的合理要求与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张是一致的。对于学生的合理要求，我们希望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予以解决。
二、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尽快会见学生，进行对话。
同时，我们也真诚地希望静坐绝食的同学，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爱护身体，停止绝食，返回学校。
此致敬礼！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 费孝通
中国民主建国会主席 孙起孟
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 雷洁琼
九三学社主席 周培源
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７日１２时
本报讯 北京电子管厂全体职工于５月１７日紧急呼吁全国总工会，代表全国工人阶级向党中央、国务院暨赵紫阳总书记、李鹏总理提出要求：
第一，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应接受同学们进行实质性对话的要求。第二，对同学们的这次民主、爱国运动要予以充分肯定，不要搞事后算帐。
我们对同学们的爱国热情表示支持和崇敬，同学们连续几日的绝食损害了身体，牵动着我们每一个职工的心，我们深感不安。我们希望同学们爱惜自己的身体，为祖国的未来做出贡献；更急切地盼望党和政府尽快采取措施，让事态朝着全国人民所希望的方面发展。
又讯
５月１７日，工人日报记者就北京电子管厂职工紧急呼吁，采访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王厚德。王厚德说，全国总工会书记处认为：北京电子管厂万名职工的紧急呼吁，表现了职工群众对目前形势的极大关注，充分体现了职工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
当前，广大学生呼唤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和官倒、推进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是爱国的、民主的、进步的，得到了职工群众的广泛同情。
学生绝食，职工心疼。连日来天安门广场事态的发展，引起了广大职工普遍的关注和焦虑。我们吁请党和政府尽快安排同学生的高层次对话，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尽早结束学生的绝食请愿。当前经济形势严峻，广大职工十分忧虑。事态如果不能尽早平息，必将影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经济生活。广大职工不希望看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被打乱或停顿，国家的前途蒙上阴影。我们相信，广大职工一定会深刻理解自己的责任，坚守岗位，坚持生产和工作。
本报北京５月１７日讯 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今天发出紧急呼吁书，全文如下：
目前，北京部分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的绝食已经进入了第五天，许多学生的身体相当虚弱，情况日趋严重。对此，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感到深切的忧虑和极大不安。为不使事态进一步恶化和确保学生的身心健康，为了切实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我们紧急呼吁：
一、我们不愿意看到学生的生命和健康受到危害，我们也不愿意看到改革和建设的进程发生逆转。我们希望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尽快到学生中去，充分了解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合理要求，尽快缓解事态的发展。
二、我们认为，在党的领导下，通过真诚对话，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是唯一选择。我们建议，尽快进行不回避矛盾的建设性的对话。我们希望也相信党和政府会认真吸收广大学生和群众的合理要求，痛下决心，克服腐败现象，推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健全民主和法制，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本报讯
北京医科大学等四所高校（院）长对天安门广场绝食同学的健康十分焦急，认为如果事态继续发展下去，将可能诱发传染病蔓延、其他严重疾病甚至危及生命的极其严重的后果，昨天提出紧急呼吁：
１、广大同学的爱国热情是非常可贵的，但要保重身体。不要绝食，更不要绝水。要接受治疗，注意个人卫生，防止并发其它疾病；
２、事态不能继续发展下去了。希望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高度重视学生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尽快与同学们直接见面和对话。
北京医科大学校长 曲绵域教授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 顾方舟教授
北京中医学院院长 高鹤亭副教授
首都医学院院长 徐群渊教授
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７日 （⑴⑵）
本报讯 中国科技大学部分教授于５月１７日凌晨２时发表紧急呼吁书，呼吁书称：“鉴于目前局面将有进一步扩大的情势，我们也非常焦虑和担心”，为此，他们特呼吁：
１、政府应保证不以任何理由对学生采取暴力行动，从历史上看，凡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将成为历史的反面人物，政府应正式肯定学生的这次爱国民主运动，将此壮举载入史册。
２、本着十三大提出的“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要问题经人民讨论”的原则，新闻报道要客观公开化，新闻立法过程公开，让全国人民参与讨论。
３、建议尽快召开中央全会。其主要议题应为讨论政治体制改革和教育发展问题。
４、中苏最高级会晤一旦完毕，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立即着手与学生进行实质性对话，共商改革大业和群众共同关心的问题。
呼吁说：“同学们，中国的民主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也不是一次绝食就能解决的，你们是中国未来的栋梁和希望，你们没有理由摧残自己的身体，我们十分恳切地呼吁你们立即停止绝食，接受治疗，凯旋回校。我们相信党和政府会给予全国人民以满意的答案，我们也相信学生一腔热血不会付之东流。”
在呼吁书上签名的有：项志遴、温元凯、马兴孝、张家铝、俞燕菁、程福臻、张永德、王水、郭光灿、黄子营、周光泉、王其武、龙峻汉、刘清亮、黄婉治、许天铭、钟钊新、周又元。
本报讯 ２０名作家昨天发出紧急呼吁，全文如下：
目前，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的爱国学生已经绝食１００多个小时了！他们希望直接与党和政府最高级领导人公开对话，面陈他们的一片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在党风不正、贪污受贿、腐败现象比比皆是的今天，爱国学生们的希望和要求，最大程度地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希望和要求！代表了人民的心声！
爱国学生们忧国忧党忧民，其情其举，可钦可敬，可歌可泣！正是国魂激荡的充分体现，正是我中华民族精神不死的象征！天地昭昭，丹心可见。
当数千名爱国学生生命垂危，奄奄一息，默默待毙的现在，我们以作家的良知，紧急呼吁党和政府最高级领导人，以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为重，在人民面前，采取最明智的抉择，切不可再延宕时日。
人命关天，刻不容缓！如果在我中华大地上酿出前所未有的悲剧，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是人民作家，我们一贯以与人民具有共同的忧患意识为天职！在我们的心目中，人民是至高无上的，我们的心，愿与人民一起燃烧！我们的泪愿与人民一起挥洒！我们的血脉愿与人民相通相连！
人民万岁！
从维熙、邓友梅、叶楠、刘心武、冯骥才、朱春雨、李［淮下加十］、李国文、何士光、张弦、张抗抗、张贤亮、汪曾祺、宗璞、陆文夫、林斤澜、周克芹、梁晓声、谌容、鲁彦周
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７日
本报北京５月１７日讯 北京革制品厂等十家企业１７日晚向本报递交了一份紧急呼吁。呼吁书说：
“在这关系命运和前途的历史性时刻，我们迫切要求党和政府统一意见，主要负责人赵紫阳、李鹏同志亲自站出来，走到学生中去，发扬共产党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认真反思前一段处理学潮的某些做法，满足学生提出的合乎宪法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僵局，否则于党于国于民都不利。我们同时呼吁全国人大为防止事态的继续恶化行使职权。
“为了避免出现社会动乱，我们呼吁全体工交战线的广大职工、各行各业的群众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声援学生不一定都要上街，可以通过各种有效方式、新闻媒介表达我们的共同心愿。”
这十家企业负责人是：北京革制品厂厂长李久源、党委书记钱铮、北京光华木材厂厂长赵凤群、北京制药厂厂长乔俊峰、北京电视机厂厂长陈杰、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厂长赵小平、北京同仁堂制药厂厂长孙潘、北京冷冻机厂厂长王本公、北京第三棉纺厂副厂长苏正林、北京第二机床厂副厂长杨德禄。
据新华社北京５月１７日电 全国妇联今天发表致全体绝食同学书。
信中说：“我们知道，你们曾和母亲和姐妹们一起共亨天伦之乐。但是，今天你们绝食请愿已经进入第５天了。死亡，威胁着你们的生命，也威胁着每一位作母亲、作姐妹、作父兄的心。
“同学们，你们身上所承负的已经太多，我们相信——你们的母亲，你们的姐妹，你们的父兄，以及用不同方式表达同一愿望的广大同学，愿意并且能够为你们承担你们不可能完全承担的那一部分。请相信我们，为了你们能早日进食，为了合理请愿要求能够实现，我们将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和各界一起去创造良好的环境。我们希望党和政府能更为积极地去爱护同学，爱护他们的善良之心。”
致同学书最后写道：“同学们，热爱生命吧，今后的路还很长。回来吧，孩子们！”
据新华社北京５月１７日电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今天紧急呼吁党政领导人，尽快与学生平等对话，迅速结束绝食行动。
呼吁书说：“我们代表全国文艺界对近日来同学们的爱国行动表示敬意！
“我们真诚地希望并呼吁党和政府主要领导人尽快与同学们直接会面。只要大家都坦诚相见，一定能找到积极解决问题的现实途径。”＊
日期：1989.05.18
版次：1
标题：声援北京学生绝食请愿行动
各地高校师生纷纷集会游行
作者：新华社
正文：
新华社北京５月１７日电 近两天，全国各地高校学生、教师纷纷集会、游行，声援北京部分高校学生的绝食请愿行动。
今天上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纺织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校５０００余名学生上街游行，沿途散发《告上海市民书》，声援北京学生的绝食行动。到下午４时许，各路游行的近３万名学生在外滩市政府门口静坐请愿。
从昨晚开始，天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的１０００多名学生，在天津站主广场聚集、静坐，声援北京部分高校学生的绝食请愿行动。
在广州，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医科大学的数百名学生今天凌晨冒雨到省政府门前游行。
武汉大学、水利电力学院等高校的５０００余名学生于１６日凌晨到湖北省政府门前静坐。
今晨２时，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近千名学生在山东省人民政府门前游行。
南京今天上街游行的学生达二三万人。
中国科技大学、安徽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１０所高等院校近万名学生以及部分青年教师今天上街游行。安徽一些新闻、文化单位的记者、作家也贴出标语和参加游行，支持学生的行动。
长沙、兰州、昆明、西安、深圳、南昌、长春、贵阳、青岛、太原、郑州、呼和浩特、石家庄、海口、杭州、沈阳、哈尔滨、成都等地的高校学生，近两天也陆续上街游行，声援和支持北京高校学生的绝食请愿行动。＊
日期：1989.05.18
版次：1
标题：首都各界百余万人游行
声援绝食请愿的大学生
强烈要求立即对话救人救国
作者：本报讯
正文：
本报北京５月１７日讯 今天，北京各界百余万人走上街头，汇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声援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的学生。
学生绝食请愿已进入第５天。记者在现场看到，救护车进进出出，尖厉的呼叫不绝于耳，声声揪心。广场白天热，夜里冷。学生虽然意志坚定，但处境艰难，生命危急，引起社会各界极大的关注。
从上午开始，声援学生的队伍打着横幅，喊着口号，陆续走进长安街。在不尽的人流中，除了首都高等院校的学生、教职工，北京市中小学教师的队伍之外，工人的队伍惹人注目。北京核仪器厂、北京汽车制造厂、北京起重机器厂、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北京重型机械厂、北京第一机床厂、北京丝绸总厂、北京变压器厂、北京三露厂及首钢等大中型企业的部分工人，举着“救救孩子”、“铲除腐败，打倒官倒”等横幅标语，前来声援。
穿着白大褂的首都医务工作者的队伍走来了，他们中有协和医院、北京医院、朝阳红十字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北京肿瘤医院……手挽手走在最前面的，有全国政协委员、一级教授候建群和赵敏顺。他们的横幅是：“强烈要求政府立即答应学生三点要求”“救人更要救国”。
举着“立即对话，刻不容缓”、“求民主无损国家形象”等醒目横幅的民主党派人士，高呼口号走过广场。当打着“慈悲为怀爱人如己”的首都佛教徒慰问队走过来的时候，四周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游行队伍经过人民大会堂东门时，不断呼喊：“不给官倒贷款！”“冻结官倒帐户！”海关总署的声援队伍喊道：“官倒走私，铁证如山！”受到周围学生、群众热烈鼓掌欢迎。
在今天的游行队伍中，有国家机关、中直机关以及金融、交通、电信、新闻出版等系统的职工，还有人民解放军的文职人员。
本报一千多名职工今天也参加了游行，走在前面的是，在新闻界有相当声望的一些年已花甲的高级编辑记者。
在游行队伍中，记者看到来自天津、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长沙、西安、四川一些院校和单位的横幅。
来自山东省直属机关的一位干部起初对学生们的行动还有些不太理解，今天，他眼含泪水对记者说：“看到学生们的行动，受到首都那么多居民的声援和支持，我心里就踏实了。”当记者问及对赵紫阳的书面谈话有何感想时，他说：“紫阳同志说党和政府绝不会‘秋后算帐’，我有些放心了。但是，党和政府采取什么积极措施，让学生放心，让全国人民放心，希望中央早下决心，越快越好。”
记者看到，在密集的人群中，有许多市民群众为游行队伍送茶送水送冷饮。在广场西南口募捐处，市民们纷纷解囊，一位４０多岁的妇女走上前去对学生说：“你们也要保重自己啊！”
今天游行秩序比较好，学生纠察队在各个路段进行疏导，并规定了游行规则。中国警官大学的７００多名学生１８日凌晨自发来到广场协助学生维持秩序，保证了从广场东南口至前门之间救护车道的畅通无阻。但是，由于今天广场上游行和围观的人过多，一些地方道路被堵塞。＊
日期：1989.05.18
版次：1
标题：最·后·消·息【“最后”消息！报社编辑意指什么？】
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
今晨到医院看望绝食病倒学生
作者：本报讯
正文：
本报５月１８日７时讯 记者从新华社获悉：今晨５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到协和医院和同仁医院，看望绝食病倒、住院治疗的高校学生。＊
日期：1989.05.18
版次：2
标题：“此谓民之父母，以能保我子孙”
作者：冰心
正文：
这是两句我小时在烟台农村里很小的一座土地庙里柱上看到的对联。
现在天安门广场上有几十万受苦受难的我的子孙，这苦难何时才能了结？
我极其赞成北京十位大学校长发表的公开信内说的：“我们希望党和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注重点是我加的——冰心注）尽快与同学们直接见面和对话”。
我认为现在只要有一两位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在天安门上露面，向几十万群众哪怕说一两句同情理解的知心话，就会引导事态向着理智、秩序的方向发展，那么，我们的子孙们就不必付出不必要的惨重的代价。
在这里我请求今天的民之父母们，尽快地来保“我的子孙”们吧！
（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７日急就）＊
日期：1989.05.18
版次：2
标题：绝食学生家长和老师倾吐心愿
学生赤心爱国要求合理
希望中央领导尽快满足
作者：张锦力
正文：
本报北京５月１７日讯
记者张锦力报道：近日来，社会各界对天安门广场上绝食同学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非常担心，绝食学生的家长和老师们更是心急如焚。今天，记者走访了几位绝食学生的家长和老师，倾听了他们的意见。
已经绝食５天的北京经济学院８８届财会专业黄进同学的父亲黄建新，是北京热电厂工程师，他对记者说：“我的孩子体质很差，我和孩子的母亲非常担心，这几天，我们俩几乎夜夜不能合眼。我希望中央主要负责人赶快出来和学生们对话。今天，天安门广场百万群众声援绝食学生，这说明，学生们的行动是爱国的。最近中央几位领导的讲话既然肯定了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为什么就不能答应他们的合理要求呢？”
在我们交谈之际，黄进的母亲在一旁已经泣不成声，她含着热泪说：“孩子是母亲身上的肉，作母亲的怎能不心疼？这两天，我和孩子他爸天天去广场，想看一眼我们的孩子，可是挤不进去。每听到电视台广播又有多少学生晕倒，我就觉得小进就在里面，我都快急疯了！”
北京经济学院财会系８８届绝食的曹毅的父亲曹恒珍是经济学院的干部，当我走进他家时，他父母已去广场探望他去了，只有他的舅舅退修老工人武兆修在家。他对记者说：我昨天刚从外地来，一听说小毅去广场绝食，我头“嗡”地一下。小毅绝食，他爸爸、妈妈这几天也心疼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希望小毅他们能赶快回家，赶快上学，别弄坏自己的身体，也希望中央领导答应孩子们的要求，救救孩子。
“我觉得学生们的行动是正当的，是爱国的，绝食学生们的要求也是合理的，应该说中央是完全能够而且应该给予满足的。”中央工艺美院设计中心的朱仁普老师表明了这一看法。
他说：“开始，我也对学生这次运动不太理解，觉得他们不理智，可是几次到天安门广场上去看后，他们的口号，他们的秩序，实在令人感动。他们不仅是理智的，而且是克制的，他们为国家前途、命运担心和负责的精神值得我们老一辈学习。我真诚地希望中央主要领导人马上出来与同学对话。”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碰到一位从河南赶来的妇女，她的儿子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她告诉记者，她的儿子已经晕倒两次，她就一个孩子。她抓住我的手说：我一定好好做孩子工作，同时希望您能帮我向中央转达一下我们的心愿，我们这些绝食学生的家长，求求中央救救我们的孩子吧！＊
日期：1989.05.18
版次：2
标题：应该出来见见孩子们
——永安西里居委会谈话录
作者：段存章
正文：
（本报记者 段存章）
１７日下午２点，记者乘车被游行队伍堵在半路。当走进朝阳区建外永安西里居委会时，这里的几位女干部正在朝窗外瞅着长安大街上一队队呼喊口号声援学生的人流，焦急地说：“中央领导应该快出来见见孩子们！”
“如果周总理在世，早出来了”，居委会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梁晏怡开口说。她昨天夜里３点半还没睡着觉，听见大街上救护车的呼叫声，心里难过。她说：“今早听广播，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大学生已倒下６００多。他（她）们黑夜冻着，白天烤着，谁养儿女不心痛呀！”
“我看电视，一见抬上救护车的大学生，就掉泪。”居委会调剂主任徐芳玲说：“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他们的爱国行动，讲的话都是老百姓的心里话，代表了群众的意见，赵紫阳总书记、李鹏总理赶紧出来见见广场上绝食请愿的学生吧！”
居委会妇女主任戴保竹看见长安街上出现的工人游行队伍，不安地说：“我们都很着急，千家万户关心国家大事，大哥（工人）来了，我们大嫂能安吗？我想不通为什么不敢出来见见？躲不行，躲过今天，躲不过明天，越躲问题越大呀！”正在给居民理发的治保主任越志梅说：“中央首长不应该怕群众，应该走到广场看看正在挨饿的学生。”居民任藏芬说：“我们希望领导与群众打成一片。”
正谈着，居委会主任董文瑛从街道办事处开紧急会回来，她说：“孩子们的爱国行动我们支持，中央首长要尽快地、立即地接见孩子们，对祖国的财富要负责任，对中国前途更要负责，再不能拖延了。否则，对中国的前途要负责的！”＊
日期：1989.05.18
版次：8
标题：白楼
作者：杨景民
正文：
白楼在城西新立交桥的右下边。
那是一座富有民族特色的旧式木楼。原先住的是一个姓白的旧官僚，解放后归老干部局，现在的主人是我熟悉的一位曾任边防军区政治委员的老将军。
好长时间没见老将军了。我走进白楼，将军正在接电话，旁边坐着三个地方干部模样的人，他们神情都很严峻。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唔……嗯唔，对对！就这么向党委报告吧！”
老将军对着话筒，果断地讲，像当年下作战命令一样。好像等到对方确切听清楚了后，他才放下了电话。
三个地方干部也似了却一桩重要心事一样，对视一下，都长长出了一口气，立即便有了要起身的意思。
老将军挽留他们，并把我介绍给他们。那三个地方干部还是告辞了。
客厅里就剩下了老将军和我，对我各方面的询问、关心是少不了的，我也恭敬地向将军一一作答。但我从老将军热情话语中，还是感到他是带着重重心事和我谈话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出于我的工作本能，也由于他是老首长，我忍不住问了老将军。他示意我先坐到沙发上，然后燃起一支香烟，抽了几口，颇有些失悔地说道：“不关别人什么事，都怪我，走了神！”
他像作战时丢失了一座小高地一样。
老将军的老伴前年故去，膝下一女一男。女儿在国外工作。儿子原先在一家钢铁公司经理部任职，因被查出来套购了几批钢材，成了“官倒”。儿子在作这笔生意时，是用了他的名义的，他原本不知道。可在检察单位初查此事时，他为了保儿子，竟“承认”有此事。后来一想，不对呀！这回，检察单位干部又来时，他如实说了，就发生了刚才那幕场景。
老将军说完，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中。
我也无言。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客厅的老式摆钟在响着脚步声。
约十分钟后，我起身告辞，并劝说那事情已经过去，望他珍重身体。老将军点头作谢，又说：“这是一个败仗呵！”
又是一个胜仗。我对他说，
“但毕竟先打了败仗”，老将军说，“看来，老兵下了火线，要再打胜仗，也得先在自己头脑里打一胜仗，战胜不了自己，名将上战场也会输个一塌糊涂呵！”
我的心灵受到震动。在告别老将军后，我在灯火立交桥边久久徘徊。下望远处那座白楼时，见一个健壮的黑影，在围着他的白楼小院转着，一圈，又一圈……
我知道那黑影是谁。
他会是在寻找新的战斗的突破口？
我相信会的。
可那是对着自己呵！
我忘不了那座小白楼。＊
日期：1989.05.18
版次：8
标题：五月救护队
作者：徐刚
正文：
今夜广场
父亲们母亲们
你们的儿女说
妈妈我饿可是我不吃
三千多人三千多年轻美丽的灵魂
充实而坚强
微笑着请求饥饿的折磨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
白天的太阳
没有给青砖留下温暖
月亮也是冰冷的
十分钟有十五辆救护车驶过
撕裂人心的警钟之声
ＳＯＳ！ＳＯＳ！ＳＯＳ！
中国！中国！中国！
热血唤不醒冷漠
五月救护队
从小街小巷向着广场集合
救护那些年轻的绝食者
他们闭上了眼睛却让心灵洞开
为了自由的绿风
在五月的草坪上穿过
为了青春大地
为了少年中国
他们已经真正一无所有
那些大学食堂的饭票和菜票
连同宴会厅的华灯、美酒
全都失去了光泽
他们只有风、空气和水
还有热爱他们的无数的良心
一起
把中国的自由女神雕塑！
今夜广场
父亲们母亲们
你们的儿女说
妈妈我饿可是我不吃
三千多人三千多年轻美丽的灵魂
充实而坚强
徽笑着请求饥饿的折磨
并非所有的呼唤都没有回声
震撼三千年的这三十天
是中华民族一个辉煌的记录
该发生的总要发生
该结束的总要结束
车与灯，人和旗
生命滴血的历史
就这样一秒钟一分钟地闪过
五月救护队
你们是在救护一个中国！
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６日凌晨
于天安门广场＊
日期：1989.05.19
版次：1
标题：朱学范和１２名人大常委分别紧急呼吁
希望党中央立即召开各党派领导人会议
建议从速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
作者：本报讯
正文：
本报北京５月１８日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朱学范今天发出紧急呼吁：
他说：我于本月１６日已电请中央采取紧急措施，１７日又陈述了我们的建议，现在再紧急呼吁：（一）中共中央立即召开各党派领导人会议，共商解决问题的办法；（二）明确肯定这次学生运动的爱国民主性质；（三）赵紫阳同志、李鹏同志亲自出面，同学生代表直接对话。广大同学同党和政府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我衷心希望，问题能够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迅速得到妥善解决，无论如何，不要激化矛盾，扩大事态。
同学们的爱国热情，使我深受感动。从同学们身上，看到了祖国的未来，看到了希望。为了爱护我们的青年一代，我以一个八四老人的身份，恳切的希望，绝食的同学们，听我一句发自肺腑的话：爱惜身体，为国珍重，不要再继续绝食下去，早日恢复健康。
本报北京５月１８日讯 全国人大常委会叶笃正、冯之浚、江平、许嘉璐、吴大琨、陈舜礼、林兰英、杨纪珂、胡代光、陶大镛、彭清源、楚庄１２名委员今天发出紧急呼吁：
一、我们认为，这次学生游行绝食的请愿活动是爱国的学生运动。他们出于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热情，所提出“拥护宪法”、“推进民主”、“反对腐败”、“严惩官倒”等口号，与党和政府的主张是一致的，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吁请党和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尽快直接与学生见面谈话，并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切实解决学生们的合理要求。
二、我们真诚地吁请绝食请愿的学生们，为了振兴祖国的大业，保重身体，迅即停止绝食，你们的父母亲人和广大人民是时时刻刻牵记着你们的。
三、我们建议从速召开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紧急会议，来研讨当前的严峻局势，谋求问题的解决。＊
日期：1989.05.19
版次：2
标题：各界继续发出紧急呼吁
希望中央主要领导速与学生对话
恳切请求学生爱惜身体停止绝食
作者：本报讯
正文：
全国工商联致函新闻界
本报北京５月１８日讯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席荣毅仁今天致信新闻界，信中说，我国正面临着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深化改革的艰巨任务，腐败现象非铲除不可。否则改革、开放的事业就会葬送，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希望，将会受到严重的挫折。据悉：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同志，已开始与学生代表见面对话，希望能明确地肯定学生的爱国行为，接受同学们的合理要求，表明党和政府对加强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廉政建设、增加透明度的决心。
农工民主党主席卢嘉锡致函赵紫阳
本报讯 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卢嘉锡５月１７日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代表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提出紧急呼吁：
目前的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越来越获得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真是人心所向，世人共钦，与党和政府的主张也是一致的，不宜看成“动乱”。
天安门广场的静坐绝食，已经进入第五天，数以千计的生命危在旦夕，数以亿计的群众痛心疾首。我作为多年从事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心急如焚，认为这种局面，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了！我向您提出紧急呼吁：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立即直接与学生见面，进行诚恳的对话，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拯救垂危的生命，满足人民的意愿。我们已经多次失去解决问题的时机，现在再也不能延误了。
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本着爱党、爱国、爱民之心，我建议迅速分别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常委会的紧急会议，认真解决紧迫问题。我也建议立即召开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的民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以确实体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和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的精神。
致公党主席董寅初发表谈话
本报北京５月１８日讯 中国致公党中央主席董寅初今天发表谈话说，为了爱护学生，稳定大局，我们特此提出呼吁：
１、我们认为这次学生运动是爱国运动，学生提出的合理要求与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张是一致的，对于学生的合理要求我们希望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予以解决。
２、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尽快会见学生，进行对话。
同时，我们也真诚地希望静坐绝食的同学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爱护身体，停止绝食，返回学校。
台盟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发信
本报北京５月１８日讯
台盟中央今天向中共中央及国务院发信，指出：１、局势是严峻的，一刻也不容再拖延下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最高负责人应该迅速同学生进行诚恳的对话，尽速解决问题，挽救学生生命。
２、应该肯定这次学生运动是一次爱国民主运动，不是动乱。应该承认学生自己的组织是合法的。
３、中共中央及国务院应以全国、全民族的大局为重，体察民情，顺应民心，任何个人都要以国家安危为重，放弃个人得失。
４、深刻反省党政机关贪污腐败现象的根源。
团中央等部门联合呼吁
本报讯 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５月１７日发出紧急呼吁。
一、我们不愿意看到学生的生命和健康受到危害，我们也不愿意看到改革和建设的进程发生逆转。我们希望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尽快到学生中去，充分了解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合理要求，尽快缓解事态的发展。
二、我们认为，在党的领导下，通过真诚对话，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是唯一选择。我们建议，尽快进行不回避矛盾的建设性的对话。我们希望也相信党和政府会认真吸收广大学生和群众的合理要求，痛下决心，克服腐败现象，推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健全民主和法制，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三、我们恳切希望社会各界从人道主义出发救护广场绝食的学生，切实维护广场秩序，维护学生的健康与安全。我们也真诚吁请广场上的绝食同学们相信，你们的爱国之心和对国家前途的忧患意识，已经得到了人民和青年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为了中国现代化的长远需要，恳请你们珍惜和爱护自己的身体，停止绝食。让我们共同努力，使事态向理智、秩序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前途是大有希望的，中国的未来是属于青年的。
中国作协发出紧急呼吁
本报北京５月１８日讯
中国作协今天发表的一份呼吁书说，广大青年学生为了推动民主，反对腐败，加快改革进程而进行的这场爱国民主运动，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近几天来，北京上百万人民群众走上街头，就是民心的真实写照。我们恳切地希望党和政府倾听人民的呼声，勇于自我批评，高度重视和理解广大学生推动改革的忧国忧民之心。我们呼吁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以平等的身份，走到学生中去，和他们对话，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国家前途负责，对广大同学生命健康负责的精神，以冷静和理智的态度，合理解决整个事态。同时我们也恳切请求广大同学爱惜身体，结束绝食请愿。为中国的未来珍惜自己的健康。
文艺界人士发出四点呼吁
本报讯 巴金、冰心、夏衍、钱钟书、张光年、艾青等４１位文艺界著名人士５月１７日夜紧急呼吁说：
（一）中央、国务院主要负责同志立即下决心和学生直接对话，澄清事实，实事求是地、公正地、充分地评价这次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坦诚地、平等地、虚心地、冷静地听取群众的意见，并向全国进行现场直播。
（二）即使在目前国事、外事较忙的情况下，中央也应立即授权一名常委负责和学生联系、商洽与安排有关对话及其他事宜。
（三）鉴于目前绝食学生已处在非常危急的状态，中央和国务院应立即就此成立专门小组，负责学生撤离前和学生返校后的安全问题，并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保证和恢复学生的健康。
（四）党和政府应当从这次学生运动中认真切实地吸取教训，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加速政治体制改革，清除党内腐败，推动民主进程，健全法制，建立真正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在这封紧急呼吁书上签名的还有陈荒煤、冯牧、吴雪、周巍峙、丁峤、周海婴、杨宪益、张仃、黄苗子、唐达成等。
新闻界部分工作人员提出三点要求
本报讯 首都１４家新闻单位部分工作人员１７日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紧急呼吁，提出三点要求：
请赵紫阳总书记、李鹏总理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并当面答应学生的合理要求。
请中央正式宣布：这次学潮是一次爱国、民主、和平的请愿，而不是动乱。
请中央举行有党中央和国务院负责同志参加的真诚对话，对话的另一方应是绝食学生认可的代表，对话应现场直播。
这１４家新闻单位是：人民日报、工人日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农民日报、科技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国妇女报、北京日报、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日报。
海内外１９家新闻出版单位致函赵紫阳、李鹏
本报北京５月１８日讯 海内外１９家新闻出版单位的领导今天写信给赵紫阳、李鹏，信中说：
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绝食行动已进入了令人忧虑的第六天！形势到了十分紧迫的时刻，全国关切，举世瞩目。昨天北京市参加声援的市民达到百万之众！这说明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已经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
我们刚刚从广播中获悉，你们今晨前往医院看望了正在接受治疗的绝食学生。我们恳切请求你们以此为契机，尽快与天安门绝食学生直接见面，同他们进行实质性的对话，政府和学生都一再表示，双方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铲除腐败，实现改革，使中国走上民主与法制的道路。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对话一定可以取得成功。
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表明，中国当前的事态也已引起了广大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和外国朋友的深切关注。
这１９家新闻出版单位是中国新闻社、华声报、北京周报社、人民画报社、中国建设杂志社、人民中国杂志社、中国报道杂志社、中国文学出版社、外文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香港文汇报、香港大公报、香港新晚报、澳门日报、纽约美洲华侨日报、纽约苹果电视台、华盛顿华府新闻报、华盛顿美华论坛、洛杉矶论坛报。
法学界呼吁召开人大常委会
本报北京５月１８日讯 张友渔、王仲方等９名著名法学界人士今天发出关于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紧急呼吁书，全文如下：
鉴于当前越来越严峻的政治局势，全国人民忧心如焚。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为了用民主和法制的方式解决当前问题，我们紧急呼吁：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讨论和处理当前国家面临的最紧急的问题。
社会科学界人士致函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
本报讯 社会科学界１９４名知名人士日前发出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紧急呼吁书：
一、首都高校学生以高度的爱国热情，要求民主和法治、反对腐败、推进改革，对此应给予公正的评价。
二、党和政府主要负责人应立即和学生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直接对话，认真听取意见，勇敢承担责任，进行坦诚的自我批评。
三、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同学的高度爱国热情，已昭示于整个社会。但是，他们的身体健康已受到严重损害，希望政府立即采取切实措施，创造条件，促使学生停止绝食。
在这封呼吁书上签名的有丁伟志、胡绳、刘国光、刘大年、任继愈、苏绍智、俞平伯、李慎之、吕叔湘、李泽厚、董辅［礻加乃］、冯至、刘再复、贺麟等。
中国红十字会呼吁抢救学生
本报北京５月１８日讯 中国红十字会今天发出紧急呼吁，呼吁书说：
中国红十字会遵循人道主义的宗旨，不惜一切，竭尽全力，对绝食学生进行监护和抢救。但是，现在绝食学生中晕倒的，严重体衰的正在增加，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学生不但绝食绝水，还拒绝救治，生命已危在旦夕。中国红十字会将进一步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抢救和保护学生的生命安全，并愿意同学生密切合作，为绝食学生提供人道主义方面的一切服务。＊
日期：1989.05.19
版次：2
标题：全总赠１０万元救治绝食学生
作者：本报讯
正文：
本报讯
北京部分高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请愿行动，引起广大职工的极大关注和广泛同情。广大职工对绝食同学的健康状况十分焦虑。为了使绝食同学早日恢复体力，增进健康，中华全国总工会特向北京市红十字会赠款人民币十万元，用以救治因绝食而身体健康受到损伤的同学们。＊
日期：1989.05.19
版次：8
标题：错过了……
作者：碧森
正文：
好容易有了个机会上黄山，可惜在山两天都雨雾迷蒙，峻美的风光被挡在目光所及的数尺之外。下山的第二天就雨过天晴了，那时黄山最美。下了山就后悔，为什么不多停留一天呢？但接着又后悔，不该上这趟山，正是在那两天，胡耀邦同志逝世了，我几天后方从地方报纸上见到消息。追悼会那天就在列车上听实况转播，可惜声音极低，感受不到大会堂内和广场上的悲戚。当同事对我谈起那几日来的壮观和激情，我只有摇摇头，说一声：“错过了……”
这种遗憾毕竟是个人的，微不足道。我忽然想那天在广场上的人可能比我更遗憾，当他们未能见到所盼望的身影时，他们哭了。那未出现的身影应当更遗憾，那还算魁梧的身影，倘若能接受十几万双青春炽热的目光，将会辉煌起来，否则变得暗淡。
如果三天后不匆匆忙忙地给一个合理的愿望扣上遮住真颜的帽子，那身影还有机会辉煌，也就不会有北京街头的几十万人。如果在这之后能有一个真诚的代表对话，那身影将和人民一道而不是作为对立面，纪念为争民主自由的“五·四”运动七十周年。
共产主义是人类的终极目标，我仍坚信着。不过我也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心中需要一个具体的形象来附丽理想，希望那形象走到我们中间来，在广场上一起呼吸空气，一起沐浴阳光。真实的人不应当害怕阳光。五月四日过后的十天，我来到广场，挤在几十万人流中，我听到了这呼啸的愿望，也似乎看到有一个真诚的代表来为人们竖起可信的形象。但当我在凌晨五点惆怅而归时，我理解了几十万青年人的愤懑，那其实是一种深刻的悲哀，像被母亲抛弃了的孩子。
孩子已经大了，但仍盼望母亲走在他们前头，他们会紧紧追随。他们需要和母亲亲切交谈，几千人忍饥受渴以至用生命为代价，几十万人在骄阳下烤晒，就为了这么一个机会。这机会就这么难得吗？仍然只有冷漠从空中飘来，依然只有看似热情的话语变成铅字而显得冷冰冰。机会一次次错过了……
我们的党一直在为树立廉洁光辉的形象而作不懈努力。但平凡变伟大，平谈变辉煌的机会很多是刻意追求而偶然得之的，稍纵即逝。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党已经贻误了多次时机，这一次不能再失去了。或许为了给孩子们一点慰藉，他们真正的生身母亲和父亲也来到广场，来到他们身边。面临被抛弃危险的，已不是孩子，而是他们心目中的偶像。
我不时梦到黄山的险峰、劲松，我多愿意有机会真正置身其中。这机会还有吗？……＊
日期：1989.05.19
版次：8
标题：广场无声处
作者：常立
正文：
在为迎接戈尔巴乔夫而悬挂着彩旗的长安街上空，回响着急驶而过的救护车警笛声，伴着滚滚人潮发出的震耳声浪。
越接近天安门广场，救护车的铃声便更一阵紧似一阵。天安门人潮似海，但从人民英雄纪念碑下至历史博物馆到东长安街，由大学生们的手臂连结起来的救护车通道已持续了几天。这个通道是紧张、有秩序和高效率的。一切人员在这里都被挡驾，记者也不例外，以保证这条通道——学生的生命线的畅通无阻。下午一点多，几位学生在给手臂挽着手臂的同学们分发面饺——每人两个。面饺不多，只有二十几个学生得到了，可能是谁捐献的罢，不得而之。还有两个学生在通道上清扫垃圾。至５月１６日为止，通过这手臂连结的通道，已有６００多名学生被送往各个医院，５月１７日，这个数字便激增到１７００多。
今天上午，我好不容易来到协和医院的救护大篷下，这里有输液设备，有三位同学躺在行军床上，一位医护人员在给学生喂水。放眼看去，是北京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医大第一医院、北京酒仙桥医院等临时救护站。穿白衣的医护人员在穿梭往来，在这里，白衣就是通行证。
由协和一位穿白衣的女研究生导引，我们走进了纪念碑下的学生绝食圈。与广场外的沸腾不同，这里几乎没有声息。
刚走到外围，阳伞下一堆书包和衣物上躺着一个穿红上衣的女同学，我看到她在悄悄流泪。“她怎么了，你们是绝食的学生吗？”我问身旁的一位男同学，“她说不舒服。我们不是绝食的学生，是来声援的。”我穿白衣的同伴替她号脉，并让旁边的几们同学马上把她送到救护站去。
清华的圈子里，一位男同学闭着眼睛躺在铺着军大衣的地下，手里拿着一小块硬纸板扇风，显然是希望这灼热的空气流动一下。１３日学生绝食以来，《人民日报》记载的天气状况：最高温度３０度，最低温度１０度，最大风力５级。今天中午的广场温度显然超出了３０度，这时我看见一位同学在发冰块，几位同学把冰块放在手中或擦脸降温，几位同学在吃冰块。大多数绝食的同学都闭着眼睛躺在那里，因为被医护人员告知：同学身体虚弱，不能激动，我没有与他们交谈，不知他们家是那里？北京？河南？四川？家庭状况如何？工人、农民或者教师、干部的儿女？但有一点是无疑的，能进入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北京高等学府的大都是他们家乡所在地区、县的佼佼者，是天之骄子，如锦前程在等着他们，但他们却选择了烈日下的饥饿，眼看着一片片倒在广场中逐渐走向衰竭的学生那一张张太年青的脸，我的医生同伴痛心疾首：“我们是医生，看见学生这样非常难受，我们希望事情尽快解决，我们要对学生的健康负责啊！”
为了更好地负起医生的责任，由协和医院发起，博爱医院、阜外医院、朝阳门医院、东直门医院、北京第六医院、北医一院、中医一院、北京红十字朝阳医院、北医中医学院焦灼的医生们已联合起来，为了使抢救更有秩序，他们正在印制现场通行证，限制进入绝食圈的医护人员人数，他们还拟发一个倡议书，为了协调各医院各有专长的医生更有效地进行抢救，为了向学生宣传卫生保健要点，宣传目前最危险的是什么。他们还希望建立药品供应站。中国循环杂志编辑室将为学生印发科普资料，绝食圈中心的广播站在一遍遍地宣读北医一院的医嘱：“如有头晕、心慌、脸色发白等症状马上就诊，不要拒绝治疗……”
北京医科大学一位姓张的老教授说：“医生要组织起来系统观察，发现问题，防止更严重的情况，有些学生如果过去身体条件不好，现在很容易诱发新旧疾病，要组织医护人员保证早晚对每一个同学检查一次，不要等病已发生再抢救……”他建议分区负责，他说上午有一个同学肾衰竭很危险，还发现了得肺炎的……发表倡议书的组织者之一协和医院的肖锋医生说，应该对绝食圈内的地面撤销毒药水表面消毒，防止传染病流行，他甚至谈到“将来的任务也很不少，学生绝食之后还要身体检查……”
救护通道上手持嗽叭的学生又在紧张地大喊：“快让开，快让开！”又一个担架在几位同学和医护人员簇拥下被抬上了救护车，救护车急驶而去，响着铃声，救护车是各式各样的，北京急救中心救护车上有醒目的意大利政府赠送字样，还有许多医院的救护车停在历史博物馆门前和急驶在长安街上。我想了解一下在场的有多少辆救护车，有多少医护人员。循着纠察队学生的指点，来到纪念碑第三层基座上，学生们正在准备召开市高联会议，下午全市各界要来广场声援，望着这些同学们，耳旁响起北大纠察队学生的话：“学生自治会的同学身体都不行了，快崩溃了，他们的压力太大了……”我打消了继续找学生领袖谈话的想法，我可以想象得到由于年青和真诚和对同学的责任感，他们在自己身上加上的千钧压力，我不能再去为我们几个区区问题去打扰他们。
在胡耀邦同志逝世后的３０多个日日夜夜里，多少大学生在亢奋、激动下寝食俱废、疲劳不堪，需要我们重视的不只是绝食的学生，还有这些手持话筒的纠察队、组成救护通道的同学和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同学们，他们在不停地喊话，他们的手臂承受着成千上万不停涌来的群众的压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承受着心理上的责任和重负，他们都已疲惫不堪到了极点。
医生们在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但最终解决问题取决于政府的态度。几乎所有与我谈过话的医生都在以他们医生的角度呼吁：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学生们绝对不能再坚持了！可一位同学说：“我们不坚持下去怎么办呢！只有坚持下去！”
偌大的天安门广场，学生们自己维持秩序，自己清除垃圾，他们背负着天安们广场，担负着与他们年龄相比太显沉重的一切。这里，我们曾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庄严宣告之后的欢呼声曾在这里回荡，曾有过壮阔的国庆游行，有过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有过四五运动，饱经沧桑荣辱的天安门广场是共和国的一部历史，有人为她增辉，也有人使她蒙辱，我们有责任为天安门增添光荣。这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更是政府的责任。
难道现在的天安门广场和她周围发生的一切，都将变为责任、重负，都要由学生们去承担吗？
５月１７日下午＊
日期：1989.05.19
版次：8
标题：尽管说真话难……
作者：舒湮
正文：
许多革命前辈和师友已经永远离开人间了，但他们的精神和风采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其存者亦都步入＠①＠②之年，和我们共同生活的日子不会太多了。我怀念他们，因而留下了有关他们的片断记载。当然，我要写的还有很多，很多……
旧社会，人民没有说话的自由，只能以沉默表示抗议，到了人民站起来了，当时的五亿群众欢欣鼓舞，领诉着肺腑衷肠。然而在很长一个时间内，只允许有一个调门，没有高、中、低音的差别，是一唱百诺的“标准音”。想不到说真话这样难，有时必须付出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甚至生命的代价。一位相交五十年的故人，说我已经被迫缄默了二十二年，其实时间还应更推前两年。十二年前，涂上革命色彩的封建专横的“文革”终于结束了，大地迎来了一线曙光。经过十年动乱之后留下这样一个千疮百孔的摊子，那些逝而不去的时代阴影，不是转瞬间得以消失的，有时鬼影憧憧忽隐忽现，犹作天魔狂舞。
１８世纪法兰西大革命宣言，虽历２００年而墨渖如新。７０年前“五四”召唤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声犹在耳，却又何其姗姗来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土，也时逾数十载。可是，我们这个老大的中国，要想迈出一步，又何其艰难呵！我们这一代的作者，难道还须沿着鲁迅走过的道路重复才行？这真是对历史极大的讽嘲，也是令人痛心的。但是，我深信那些本不应该发生的事，在改革的进程中往往是可以避免的。人们对一些问题怀有不同的看法或认识上的差别，是正常的社会现象。所幸严寒的冬日已经过去，明媚的春光已降临人间。我们这个贫窭之家，说实在的，再也经不起大失误了，再也付不起一次“大跃进”和一次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已经付出过的如此昂贵的“学费”了。对人民说真话，让人民说真话吧！说真话是言论自由的起码的前提。
天佑中华！
（此文是《愚昧比贫穷更可怕》一书的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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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2 22:45 只看该作者
感谢楼主!!!
北国游子
真诚、坦荡，狂热、执着，无怨无悔、嫉恶如仇
1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3 09:19 只看该作者
第十章·戒严
那天晚上，李禄在一张医院的病床上醒来，耳边听到的是一片瓢泼大雨。他自己终于垮下了。在打了五瓶点滴又睡了八个小时以后，他感觉好多了，尤其是在他被告知所有的绝食学生都已经在暴雨之前安全地转移上公共汽车之后。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医院里面的情形。这里住满了挂着打点滴水瓶的绝食学生。病床边茶几上放有粥、面包和水果，但几乎没有人看这些食品。李禄极其感动。他以副总指挥的身份要求他们进食，并且自己亲自做表率喝了粥。大多数人颇为勉强地服从了。
第二天李禄回到广场时，看到那地方现在干净整齐非常地又惊又喜。在暴雨来到之前，学生志愿者花了极大的气力清除了绝大部分垃圾。大雨则又把剩下的连同酷热一起清洗干净。在公共汽车行列的中间他看到一辆挂有“绝食指挥部”大横幅的车，顶上装有面向四面八方，随时准备播音的高音喇叭。这场面看起来极其可爱。
傍晚，学生议会经过又一次辩论再度决定继续绝食，尽管他们将要进入绝食第七天的危险境地。大多数绝食者虽然仍然表现出坚持到底的英勇，他们似乎也已经接受了他们的命运。那天晚上他们睡过去时，完全不知道第二天，五月十九日，会带来什么。
就在凌晨五点钟左右，广场西北角的黑暗中突然发生一阵骚动，那里的学生们在喊叫和奔跑。不久，通讯员跑到绝食指挥部的汽车上报告说发现赵紫阳和李鹏出现在那里。惊讶中的李禄匆忙召集了一队学生纠察前往那里带他们到指挥部来，他自己也随后奔去。
但他们都太晚了。来人就在广场的边缘停下了，没有进入广场的意思。赵紫阳的后面是铁青着脸的李鹏，以及包括阎明复在内的一些官员。跟随他们的是一群记者，电视摄影记者很快用灯把这一片照亮了。赵紫阳这时已经完全不是上次在公共场合露面时与戈尔巴乔夫谈笑风生的那个总书记了，他看起来就像一个被击垮了的老人。这次，他穿的是一件灰色的“毛服”，扣子一路紧扣到领口。他的头发仍然紧密地向后梳着，但顶上显露出比平时多得多的白发。当学生们向他涌来时，他显得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学生们把他引上就近的一辆公共汽车，李鹏这时也上了另一辆车子。车子在拼命地往上挤的学生们的推动下摇摇晃晃，赵紫阳在那狭小的空间里艰难地维持着平衡。四周是要求学生们坐下安静的叫喊，但更多的人还在拥挤。赵紫阳面对着一个电视摄像机，拿过学生手中的一个小型喊话筒，开始用他浓重的口音说话。他的嘴唇干裂，嗓音嘶哑。他不是在像一个中国领导人习惯的那样宣读准备好的讲话稿，赵紫阳看起来是直接从自己的心里说话。他向学生道歉说他来得太晚了，承认他应该接受批评。不过他解释说他并不是来请求原谅的，而是来请求学生停止绝食的。他似乎搞不清楚绝食究竟已经进行了多少天。他断断续续地讲了大约6分钟，一会儿以学生的健康做祈求，一会儿保证政府会保持对话的渠道敞开。但他的确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可以提供给学生。他以一个爷爷的口气请求学生珍惜他们的青春：“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但你们还年轻。”车上的学生们没有任何回应，他们把笔记本、帽子和围巾伸到赵紫阳脸前请求签名，赵紫阳耐心地签着。然后，就在指挥部的学生领袖们能够到达之前，所有的来客就被领出去了。他们就像来这里时一样迅速和神秘地消失于黑暗里。终其一生，赵紫阳从此不再在公共场合中露面过。
一个星期以前，就在绝食学生正在进入天安门广场时，刘刚给陈子明打了一个电话。那时侯，刘刚不仅看到他在高自联里的影响力正在消失，他还痛苦地意识到那个组织本身也会被排挤到旁观席上。他们都曾经反对绝食，提倡比较保守的在校园内建设民主秩序的战术手段。但绝食的学生们以他们自己的步调行事，势将把其他人都抛弃在后面。
刘刚预计到运动将有出轨的危险，他催促陈子明站出来。这个运动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领袖。只有陈子明和王军涛，以及他们自己的那个社经所，才有人力、组织和资源来处理这样一个巨大而又精巧的任务。他争辩说：绝食学生进入广场之后，运动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学生运动。教师、知识分子、工人和市民都会上街支持绝食。因此，他催促陈子明按照他的高自联模式组织起一个更大范围的新的领导机构。
陈子明没有被说服。他还是不确定这场运动是否会成为一个真正重要的势力。他和他的社经所有着更重要的工作要做。他已经花了许多年的精力建设起他们现有的架构，他不能随便就冒有可能对其生存本身构成直接威胁的险。
刘刚的预测在几天之内就随着几百万民众上街游行而成为现实。陈子明终于明白他们必须参与了。他让王军涛利用他的个人关系召集起尽可能多的青年知识分子一起来讨论时局。
蓟门饭店是一家坐落在城市三环路西北角的不甚奢华的新旅馆。它离政法大学很近，又很方便地处于天安门广场和大学区之间。王军涛早先已经为社经所在那里租下了整个一层楼做他们的研究工作。五月十七日，一次非正式的会议就在这家饭店召开，参加者包括了无数著名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王军涛主持了第一天的会议，他没有什么确定的议程。严加其和包遵信带来了他们那份把邓小平称作末代皇帝的声明征求签名。王军涛拒绝了，他觉得还不到采用这样激烈的言辞的时候。尽管会议上大部分人赞同王军涛的观点，那个声明还是为他们的会议定下来一个激进的基调。
陈子明选择不参加这个会议。他希望在运动和他那宝贵的社经所之间保持一段缓冲距离。当他得知一个号召停止绝食的倡议根本就没有在会议上得到讨论时很不高兴。王军涛只能苦笑，他告诉他的老朋友在会场当时的气氛中这完全不可能做到。
随后几天，蓟门饭店成了仅次于天安门广场本身的一个活动热点。当他们不在统战部盘恒时，吾尔开希和王丹大部分时间花在这里。更多的人来来往往，在他们广场和大学区两边穿梭的间隙中在这里停留。他们都表现出非常繁忙和重要，似乎他们都是从前线赶回指挥部的将军。然而却很难说他们的行动目的是什么，如果他们的确有任何目的的话。会议陷入了持久战，没完没了的辩论却无法做出任何决定。
还是因为那场即将来临的暴风雨引发的危机使他们暂时找到了一项他们都能同意的事情。很快地，他们决定为清理天安门广场的努力帮忙。一队队的人被派往现场。在广场上，他们还成功地劝说了那群来自中央艺术学院的学生放弃绝水。
绝食指挥部这时已经扩充，增加了封从德和张伯笠为副总指挥。大家已经很清楚地看出总指挥自己极少做任何重要的决定。柴玲总是把这个任务完全交给她最信任的副总指挥李禄。但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需要，她就会做一次富有激情和鼓舞人心的演讲，把人心聚集在一起。这天早晨，赵紫阳在他那个异乎寻常地来访时的讲话录音在指挥部汽车顶上的高音喇叭上反复播放着。一种绝望的感觉慢慢地渗入人心。死亡或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的阴影正从天边逼过来。
到处都在传送各种谣言。那个下午，在新华门的吴仁华被一个叫着他的名字的中年人拽到一边。自从与绝食大本营分离后，吴仁华和他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已经在那里驻扎了好几天，实际上封闭了这个中南海的正门。那个人在保密的条件下向吴仁华透露了他的身份，告诉他说赵紫阳已经被撤职，北京马上就会实施戒严。吴仁华立刻派出一位信得过的学生纠察去广场报告这一消息。
几乎同时，张伯笠在与李禄交谈的时候看到两位知识分子来找他有急事。他们几乎是完全提着他穿过长安街来到天安门东边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在那里，他们告诉他戒严令将在这天午夜宣布，学生们务必停止他们的绝食活动。他们催促着说：如果绝食停止的话，也许还会有让戒严部队失去进入城市的理由的希望。
张伯笠对停止绝食没有意见，但这不是他所能决定的。于是他奔回广场，先与李禄交换了意见后又一起找到了柴玲。绝对出乎张伯笠意料的是他们俩都即刻同意了停止绝食。于是，他们宣布学生议会的全体会议要在一辆空着的公共汽车上召开。学生纠察队受命在汽车周围保持严密警戒，绝不允许任何人来打断这个会议。尤其是吾尔开希，如果他在这里出现的话。
汽车上，这次会议很反常地简短和顺利。有关即将颁布的戒严令的传谣没有被公开。柴玲和李禄完全以人道主义的理由提议立即停止绝食。有他们的支持，又面临着致命的威胁，即使是先前最激进的代表们也没有怎么反对。173人投票停止绝食，28人反对，7票弃权。决定便这样做出了。
就在这时，吾尔开希暴怒地冲进了汽车，后面跟着一群举着还连在他身上的点滴药瓶的医生和护士。他一直在外面与学生纠察拼斗，纠察队在他的名望和决心面前最终不是对手。尽管他既不是指挥部成员又不是他学校的学生代表，吾尔开希对他被排除在会议之外极为不满。但他也有他的办法。作为北师大的最高领袖，他当场撤了他学校的代表的职位让自己顶上。在全然不顾会议此时已经结束、决定已经做出的事实下，作为新代表的吾尔开希坚持说他有极其重要的新情报，必须重开会议讨论。直到这时吾尔开希才终于顾得上询问一句做出的决定是什么。当被告知是停止绝食时，他慢慢地举起了手，忠厚地说：“我同意。”
吾尔开希那天下午有着再去见阎明复一次的冲动。他和他的女朋友刘燕搭乘一辆救护车混进了统战部。经过一番努力，阎明复出来见了他并告诉了他即将戒严的消息。吾尔开希觉到这个进展的分量，他立刻让刘燕去广场找尽可能多的绝食领袖到统战部来。他们需要与阎明复商量。
马少方和程真先到了，他们立刻就因为这个消息不知所措，哭着要绝水或自焚抗议。慈父一般的阎明复终于让他们安静下来。一会儿，王丹、项小吉、沈彤和另外一些人都赶到了，只有绝食指挥部的领导们不在场。他们不管这个，自己开了一个简短的会决定停止绝食。
阎明复很是松了一口气。他让统战部食堂为学生们准备了一大锅面条。每个人都吃了，尽管他们的复食决定既不正式又还没有公开宣布。这是他们年轻生命中最香甜的一顿饭。一个巨大的负担从他们嫩稚的肩膀上卸下了。在那一瞬间，即将到来的戒严似乎没有了不起。他们交谈着、笑着、互相合影和戏剧般地签名留念。吾尔开希手舞足蹈地踢翻了两只热水瓶，其爆炸声令每一个人开怀大笑。然后他们搭乘不同的汽车前往天安门广场，在那里吾尔开希不得不冲过学生纠察队把他们的决定告知学生议会。
这时柴玲、李禄、吾尔开希和学生议会都同意了，剩下的只是向成百上千的绝食者宣布的事了。郑义已经起草了一个声明，柴玲在指挥部车内平静地宣读，它由车顶上的高音喇叭播送出去。
反应是迅速而混乱的。四周一片愤怒的“叛徒！”和“学贼！”的高喊。许多人涌向汽车，他们砸着、摇晃着车子。就在李禄试图通过他的麦克风让大家安静下来时，封从德冲了进来。他刚从医院里回来就听说了学生议会的会议。他争辩说这个会议的召集不符合程序，参加的代表人数也不够，不足于作出这样关键性的决定。于是，他立刻又自己召集了一次会议。在这个虽然匆忙但还是兢兢业业地查点了人数的会议上，80%的代表投票反对停止绝食。柴玲、李禄和张伯笠对封从德的擅自行为极为愤慨，他们拒绝承认这个会议和投票结果。几个正副总指挥在指挥部爆发了一场推推搡搡的争斗，以封从德气愤地辞职抗议而告终。
极其勉强地，绝食的终结终于成为事实。李禄仔细地安排学生纠察将虚弱的绝食学生送往医院或校园。其他人则选择留在广场。他们在慢慢地进食的同时决定在广场继续进行大规模的集体静坐。张伯笠被两个人几乎抬着奔向中国博物馆的门口，那里有一个电话机等着他。他拿起话筒自报姓名身份后，另一端的声音告诉他那是国务院，他们已经准备好录音。张伯笠对着电话朗读了他们的复食声明，然后把印好的声明散发给在场的几个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的记者。
中央电视台这一次效率异乎寻常地高。九点整，就在晚间新闻开始播送的时候，一行字幕在屏幕底部出现：“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已经停止绝食。”
一小时以后，人民大会堂内大会议厅灯火通明。一千左右干部在这个不寻常的时间到这里来开会，人人表情肃穆。主席台上没有平常开会时惯有的花团锦绣装饰，显得空空荡荡。台上只有一条长桌，上面铺着白色台布。几位官员坐在桌子后面，他们之中一些人看起来穿的是休闲的便服。李鹏总理和杨尚昆主席位居中间，边上是另外几位政治局成员。最为显眼的是，赵紫阳不在场。
李鹏穿着一身深色“毛服”，纽扣扣得很紧密。他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着，脸上带着一副大眼镜。他站着宣读了一份准备好的讲话稿。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显然是仓促召集的场合，他的讲话还是典型的冗长。他指控说阴谋分子在拿绝食学生作为人质要挟政府。他声称绝食学生代表自己承认他们已经不能控制局势，这很明显指的是吾尔开希在他们唯一一次会见时冒出来的话。现在北京和全国各地都已经出现了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和命运，已经面临严重的威胁。”他猛地挥动拳头自右向左地一击，以示强调。然后，他宣告了将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戒严令在早晨十点整生效。
国家主席杨尚昆在他简短的发言中解释说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已经到达城市郊区。他们会在夜间进城“恢复秩序”。他强调说部队不是针对学生来的。最后，北京市长陈希同公布了一系列戒严状态下必须遵守的法规。
【宣布戒严的“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是在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召开的。】
李鹏的讲话和即将到来的戒严在午夜时分通过电视新闻和市区内高音喇叭为公众所知。一瞬间，天安门广场变成了一个抗议的海洋，学生广播站反复不断地播放着慷慨激昂的国际歌。成千上万的人齐声高唱着。
在一片混乱的广场中心地带，张伯笠主持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一直泣不成声，语无伦次。当一位记者问道他们在戒严令下会采取什么行动时，他高声叫道广场上现有的大约二十万学生将留在广场，举行集体绝食抗议。所有人都被惊呆了。李禄急忙捅了张伯笠一下，后者立刻意识到他说错话了，“我更正，我刚才说错了。我们是集体静坐，不是集体绝食。”
几十万人确实在那天晚上留在了广场。他们想像着军人会冲进广场把他们一个一个地带走。他们准备好湿毛巾对付催泪弹，决心在暴力来临之际不以暴力回击。许多人又一次写下来他们的遗嘱，他们还把学生证用胶带粘帖在自己的身体上以防万一。他们准备好了流血，唯一希望的是他们能坚持到天亮，曙光将是他们最好的朋友。在一座帐篷里，陈子明和王军涛不为人所知地与学生们共度了这一个夜晚。
然而当曙光来临时，他们没看到任何军人。整个晚上一直有报告说市民在郊区堵截戒严部队的军车，但那听起来太不可思议了。
随着一阵雷鸣般的巨响，一大群摩托车冲上了长安街，每辆车上带着旗帜。那些像不良青年一般打扮的驾驶员头上都带着与绝食学生相似的发带。有些车子后座上还坐着年轻的姑娘，骄傲地让她们的长发在风中飞舞。他们绕着广场兜了几圈，一路高喊：“部队被堵住了！”“咱北京人绝不会让他们进来！”
摩托车在当时是一件极其奢侈的物件。它在那些听从了邓小平“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号召率先致富的年轻个体户圈子里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他们的反叛精神和傲慢态度，加上摩托车那难以忍受的噪音，令他们得不到普通民众的青睐。的确，他们就是大家所抱怨的那些先富起来的“坏人”。但今天，他们整体出动来支持大学生了，那是他们的同代人但却比他们更幸运地得到上大学的机会。
他们把自己叫做“飞虎队”。从现在开始，他们将为学生和市民服务，作为他们的侦察兵和市中心与郊区之间的通讯员。他们保证会日夜在所有的道路上巡逻，及时发现企图从小路混进城里的戒严部队。
主要由坐在军用卡车后厢里的步兵所组成的戒严部队在晚上曾经试图通过五条主要交通干线进入城市。这碰巧是一个满月的夜晚。这些车队很容易地就被沿途的市民认出来了。自发地，卡车司机把他们的重型卡车停到了军车行列的前面，老太太则以自己的身躯在路上躺了下来。部队对遭遇到这样的抵抗完全没有准备，车队被迫停下了。他们随即被不断涌来的市民所包围。市民们把军车轮胎里的气全放空，但对军人还比较友善。他们为士兵们带来食物和饮料，耐心但富有感情地向他们宣讲。与大学生们同龄的士兵呆呆地坐着，他们对如何处理眼前发生的事情完全手足无措。
戒严令应该是在五月二十日早上十点整生效。这时候唯一能看到的军队是飞临天安门广场上空的一列直升飞机，它们在抛洒戒严部队指挥部的命令。同样的命令也在街上高音喇叭里不断地重复着。他们宣布：在戒严令下，任何抗议示威活动都是被严格禁止的。
可是，就在这些直升飞机的眼皮底下，示威正蓬蓬勃勃地展开。市民们或乘坐卡车或步行在大街上游行，学生们聚在一起齐声高喊“李鹏下台！”“李鹏下台！”一夜之间，总理李鹏成为公众的第一号敌人。前两天把目标对准“末代皇帝”邓小平的微弱尝试则彻底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随处可见的穿着纳粹军服或其他奇形怪状的李鹏画像。许多标语上把他的名字颠倒着写出，还在上面打上黑叉叉，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司空见惯的侮辱人的手法。
大多数公民的权力，即使是以前并不真正存在的，这时都被戒严令正式取消了。这些包括集会游行、罢课、罢工、成立非官方组织等等。接受外国媒体采访也变成非法行为。然而，在戒严部队并没有真正试图冲进来的形势下，对戒严令的实施只能从国外才能看到。
北京的早晨是美国东海岸傍晚的黄金时段。CNN正从长城饭店后院的一个小花园里实况播送其每天晚上的《黄金新闻》节目。麦克·奇诺伊已经设法把这一片小地方改造成一个能直接上传卫星的临时播音室。主播伯纳德·肖应该是坐在一张小桌子后面宣读当天的头条新闻。但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刻，那张小桌子已经显得很不合适了。CNN知道他们随时都可能被掐断，他们召集了当时在北京的几员大将，东京办公室主任约翰·路易斯、莫斯科办公室主任斯蒂夫·赫斯特以及北京办公室主任麦克·奇诺伊本人一起到场。这三个明显睡眠不足的记者加上伯纳德·肖一起因为拥挤而别扭地站在桌子前面，对着电视镜头分享着他们这个时刻的感想。然而，实况播放的镜头几乎立刻就转到了另一个所在。
随着戒严令在北京实施，几乎有一百万美国家庭在收看CNN。当镜头从主播的小桌子那里转开时，他们看到两个中国政府官员走进了设在饭店内的CNN转播控制室，命令他们立即停止播放节目。CNN很快地把屏幕一分为二，同时播放控制室里的情形和在美国亚特兰大市总部里副总裁珍妮·麦克斯韦正在电话上处理这个事件的过程。CNN坚持要有一份书面的命令。那两个中国官员之一带着明显的犹豫和不安拿出了一个便纸本，草草地写下了几句话。然后，在全世界观众的注视下，CNN在给它那小主播桌子最后的镜头后就结束了其从北京实况播放的节目。伯纳德·肖和三个办公室主任分别讲了他们简短的告别词，表达他们对正在耳闻目睹的非常事件的震惊。伯纳德·肖所受的刺激如此之大，只差两天就过四十九岁生日的他回到房间后竟痛哭失声。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正在播放其收视率极高的肥皂剧《达拉斯》的本季最后一集的情节高潮时被其新闻主播丹·拉瑟从北京插进来打断。他正撞见几个中国官员走进CBS位于香格里拉饭店里的控制室。丹·拉瑟试图在实况镜头上询问这些来访者，却没法得到任何明确的回答，只好自己对着镜头叹气：“你们搞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的，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他的观众却并不买账。许多人打电话抗议他毁坏了他们最中意的节目。
外国电视新闻台继续跟踪着北京正在发生的事件。他们主要采用电话采访，辅之以通过电话线传输出来的照片和每天由国际航班旅客偷带出来的录像带。
戒严部队的确因为被堵进不了城的事实为天安门广场带来了极大的欢乐。从高自联、绝食指挥部到一个新成立的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都大受鼓舞，忙着宣布他们新的声明。他们号召工人和市民继续阻挡军车，号召士兵哗变。他们不再试图避免冲突，当然这些也还都是和平形式的冲突。对峙正在转化成一场革命。包括包遵信、严加其、王军涛和陈小平之内的十来名知识分子发表了一个《我们知识界的誓言》，宣布他们“绝不背叛爱国学生的生命和热血所开拓的争取民主的事业，绝不以任何藉口为自己的怯懦开脱，绝不再重复以往的屈辱，绝不出卖自己的良知，绝不向专制屈服，绝不向八十年代中国的末代皇帝称臣。”
郑义更是兴奋莫名。在他自己的眼前，绝食已经爆发成了远远超出他原来所想像的戏剧场面。这肯定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关键性转折点。郑义与张伯笠急促地创作出又一封致北京市民的公开信。他们把李鹏和杨尚昆称之为发动了“反革命军事政变”、推翻赵紫阳和实行戒严的“一小撮阴谋家”。在激情之中，他们肯定没有意识到其中的讽刺：他们正在使用他们所憎恨的那篇《人民日报》社论中一模一样的语言。但这不是自省的时刻，这封公开信继续着，回响着更多文化大革命中常见的语言。它号召首都全市的人民站出来保卫城市和天安门广场。
然后，他们开动了作为绝食指挥部的那辆公共汽车车的引擎。慢慢地，这辆车绕上了公路。车上的大横幅仍然写着“绝食指挥部”的字样。车顶上的高音喇叭向四周高声宣布这是指挥部的宣传车，来这里对人民说话了。它立即便吸引了无数追随者。人们骑着自行车涌向汽车，抢着从车窗里散发出来的传单。其他人跟着在后面走着，在高音喇叭持续地播放着公开信时欢呼和呼喊口号。也许是恰如其分地，车子很快因为引擎过热而抛锚了。行人们在一阵有节奏的“李鹏下台”的号子声中把它一路推回了广场。
同时，戒严令也带来了不引人注意的变化。广场附近的自来水被切断了。几乎所有的绝食学生都已经离开了，他们的位置由其他专门来抵抗戒严令的学生所替代。广场上的学生议会烟消云散了。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之后，绝食指挥部也不复存在了。天安门广场再次变成了一片混乱之地。
王超华突然发现她成了众望所归的人物。在多次人员流失之后，高自联与其初期相比只剩下一个空壳。然而，在被抛弃到旁观席上很长时间之后，王超华看到学生们都在找她，或者说他们其实是在现场寻找任何形式的领导。她接收着无数接踵而至的关于戒严部队在哪里被堵住和哪里需要增援的情报。扮演者一个战场上将军的角色，她不停地派遣着学生纠察和志愿者，就像派出他们去战斗一样。
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天，像前一天同样地开始，见不到任何戒严部队的影子。官方报纸上刊登的是城市在戒严令下平静安详的故事。它们继续以正面的角度报道着被戒严令禁止的游行和示威活动，把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称之为请愿者。
大约有十万学生每天晚上守在广场，他们精神上焦虑的成分已经显著地减轻了。大多数学生习惯了一个新的日程，他们每天傍晚到来而在凌晨离去，好在白天补睡欠缺的觉。因为军队是不会在大白天采取激烈的行动的。然而无论他们的反抗是多么地光荣，每一个人都明白这个局势不可能持久，总会有什么事发生，而且会很快。
王丹正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一角的一个帐篷里睡觉时被一个中年女记者叫醒。这是他以前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就认识的高瑜。高瑜告诉王丹她代表人大常委会里一位活跃的委员胡绩伟而来。在总书记赵紫阳从公众面前失踪和总理李鹏成为众矢之的的情形下，现在也许是橡皮图章式的人大行使其至少在纸上拥有的权力的时候了。
胡绩伟在八十年代初期作为《人民日报》主编时是一位著名的改革家。他与胡耀邦一起在这个僵硬的宣传机器内部实行了多项改革，其中包括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发表批评政府的内容。胡耀邦倒台后，他从报纸退休了，被安排到人大常委会这样的荣誉性位置上。
人大常委会已经定于在六月二十日将有一次常务会议讨论目前的学生运动。随着戒严的实施，胡绩伟觉得他们不能等那么久。在高瑜等知识分子的协助下，胡绩伟发出了一份立即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倡议，目的是讨论戒严令和当前的政府领导状况。在非常紧迫的情况下，他们在常委会在北京的委员中征得了三十八个签名。签名后来又激增至五十七位，超过了要求的人数。
【此前，仅据《人民日报》报道，已有：民革委员会中央主席朱学范呼吁“立即召开各党派领导人会议，共商解决问题的办法”；叶笃正等12名人大常委“建议从速召开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紧急会议，来研讨当前的严峻局势，谋求问题的解决”；农工民主党主席卢嘉锡“建议立即召开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的民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法学界张友渔、王仲方等9人“紧急呼吁：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讨论和处理当前国家面临的最紧急的问题”。】
王丹此时正是头痛难忍，他费了好长时间才终于弄明白胡绩伟希望传递给学生的信息：他们应该先从广场撤退，让问题在体制内得以解决。高瑜保证学生撤退时会被允许在官方媒体上发表一篇正式的声明。王丹同意了，他请高瑜为他起草一份声明。
然而，王丹很快就会发现他自己在天安门广场的影响力是很有限的。
在广场的中心地带，原来的绝食领导人正坐在一起怀旧的时候柴玲突然变得很伤感。她想起来这天正是她和封从德结婚一周年的前夜。在他们所经历过的一切之后，他们庆幸他们俩都活到了这一天。李禄也在片刻的心软中脱口而出：“我二十三岁了。在我这么短的生命里已经经历了除了婚姻和性以外所有的事情。我现在随时都可能死去，我不能亏了自己这个快乐。”
李禄的时机是又一次地恰到好处。他的女朋友赵敏刚从南京赶来到这里找到了他。自从几个星期前他突然独自去了北京后她就没能听到有关他的任何讯息。于是，所有人都起哄要这一对人当即结婚。张伯笠用一张牛皮纸制作出一份结婚证，在上面盖上了绝食指挥部的大印。柴玲和封从德分别成为伴娘和伴郎。他们召集起一群好事者带着夸张的热烈气氛向着人民英雄纪念碑游行而去。
这个不寻常的躁动吸引了整个广场的注意力。所有人都回应着。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他们第一次有了一个高兴的事情可以庆贺。在这一对“新人”经历一场典型的婚礼仪式时，人群欢呼着、笑着，他们集体高唱婚礼进行曲。
高耸入云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成为硕大而沉重的背景。这新的一代在长大过程中学习过许多过去的共产党烈士的光辉事迹，其中之一是一对被国民党政权杀害的情侣，他们最后的要求是在刑场上举行他们的婚礼。现在，在纪念碑下，李禄和赵敏接吻、跳舞，似乎他们就是那个传奇的一部分。李禄做了一个激昂的演讲，以“既要战斗，也要结婚”的口号结尾。
他们却不会有蜜月。
就像夏天的暴雨，这场自发的婚礼所带来的欢乐是很短暂的。广场的气氛随着傍晚的来临再度变得阴沉。大家都确信这个晚上会出事，戒严部队不可能一直等待下去。
李禄强迫他的新娘离开广场去躲避，自己又回到他那些焦虑中的战友之间。绝食早就结束了，绝食指挥部也不存在了，他们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但他们都很清楚地意识到：一旦戒严部队出现，他们会是首当其冲的目标。在他们年轻生命中第一次，他们为自己的性命担忧。
没有多少讨论，他们决定在晚上悄悄地离开广场。已经有一些地方安排好作为他们紧急时躲避之处。柴玲为他们的决定提供了一个缘由：要为将来保存这场运动的种子。她说：学生领袖是真正处于危险境地的，普通学生则因为他们不出名和人多而比较安全。
李禄自愿留下来。他在自己的“婚礼”之后不愿意以这种方式离开。他从募捐得来的钱中给每一位领袖分发了一千人民币。他们互相握了手，就一个又一个地混入人群，消失在夜色中。李禄独自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的最高层坐下。他可以看到下面广场上的几千人。他睡不着，不停地想像着早上这里可能的情景。
夜晚的寂静突然被学生广播站的高音喇叭的嘶鸣打破。这又毫无疑问的是吾尔开希的大嗓门。就在几个小时以前，吾尔开希见到一个自称是代表邓小平的大儿子邓朴方的人。那人告诉他所有人无论如何都必须在这天早上五点钟以前离开广场。到时候会有几千士兵突然从地铁车站和四周围的建筑里出现，甚至很可能会动用坦克和机关枪。
如果这个传话的目的是吓唬学生，逼迫他们行动的话，它在吾尔开希身上确实起到了作用。他在极度震惊之下恐慌了，觉得上万人的生命已经悬于一线。于是他赶到广场在高音喇叭上大叫：“我是吾尔开希。我们必须撤出广场。就是现在！”
被从睡梦中惊醒的每一个人都很惊讶和糊涂。有人问他们应该撤到哪里去，吾尔开希叫道：“撤到使馆区，马上走！”他指的是处于北京东北方位的一个外国大使馆和领事馆聚集的小区。他觉得那里因为有国际影响会比较安全。
迷惑中的众人还在争辩着去使馆区是否合适的问题，吾尔开希不断地催促着他们立刻行动。随即，在一个已经成为吾尔开希的典型特征的表现下，他晕倒了。高音喇叭上传来一个招呼救护车的声音，里面包含着明显的嘲讽意味。吾尔开希被运走以后，学生们作出结论：肯定他已经走火入魔了。
王超华关心的是她的组织的信誉问题，她立刻便进入了控制损害的角色。在不了解形势的严重性的情况下，她平静地宣布吾尔开希只代表他自己。高自联并没有做出任何撤退的决定，他们应该留在广场。
五月二十二日的清晨就像戒严令之下的前两天早晨一样的紧张但平静。在这一天之中，柴玲和张伯笠等领袖各自悄悄地并且有可能带着一点不安的感觉回到了广场。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他们曾经离去。
紧张的局面在逐渐松弛。戒严部队已经被围堵了两天三夜。在这些漫长的时间里，士兵们被局限在他们拥挤的军用卡车里。包围并严格地监视着他们的学生和市民为他们提供食物和饮水，但军人无论是因为上厕所或活动腿脚需要下车时都必须先征得周围群众的同意。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为俘虏。就在这一天，他们的指挥员似乎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令人羞辱的形势是既毫无希望又有害的。他们命令军队后撤到城市的远郊去安营扎寨。学生和市民欢呼着，热烈地为离开的军队送行。
在市区，市政府组织的工人队伍上街清理了各种路障。尽管学生仍然存有疑心，他们也因为某种正常局面的回归而感到欣慰。然而在天安门广场本身，局面仍然扑朔迷离。
王超华的努力未能奏效。尽管吾尔开希先前已经被从高自联开除，他在凌晨的这次大叫仍然给这个组织的信誉又一次致命的打击。因为混乱而忧心的王超华忙着为结束这场对峙寻找一个途径。她做了一个民意测验，发现大部分北京的学生同意撤离天安门广场。但这时每个小时内都有大量的外地学生涌入，他们之中大部分是在戒严令颁布之前受到绝食的鼓舞而出发的，这时正兴致勃勃地加入首都的运动。
她在广场上碰到了她在运动以前就通过丈夫认识的张伯笠。作为一个信得过的老朋友，她给他看了她的民意测验结果，请他帮忙组织撤退。但张伯笠却另有想法。他这时已经对王超华个人和高自联这个组织有了强烈的反感和缺乏信任。他不感兴趣地对王超华说这不是他们所能做的决定。
事实上，张伯笠把戒严部队的失败看作是这场运动最伟大的胜利。因此现在不是撤退的时候。这个胜利可以成为他们所需要的跳板，引向更大更好的成果。而且，如果他们现在就自己离开的话，他们又怎么能够向那些用自己的身躯阻挡戒严部队的勇敢的北京市民交代？他现在最迫切的事情是强化领导机构，以免又一个吾尔开希事件发生。
在五月二十二日傍晚仓促召开的一个学生代表会议上，张伯笠请求发言后公布了他的想法。他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但高自联显然还没有准备好。他建议王超华和她的高自联成员先暂时离开广场去整顿。他估计他们大概需要两天时间。在这两天中，广场上需要一个临时指挥部来重建秩序。他对王超华许诺说：四十八小时以后，这个临时指挥部将会把所有权力和责任交还给那时已经整顿好了的高自联。
这个听起来很合理和完善的计划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即使是王超华也没法反对。她已经过于焦头烂额了。在广场上，高自联实质上只是她自己一个人在撑着。他们的确需要一定时间来强化这个组织。
张伯笠这时已经掌控了局面。他接着提议由已经不存在的绝食指挥部的原班人马来组成这个新的临时指挥部。柴玲将再次成为总指挥，李禄、封从德和他自己为副总指挥。这一提名在一片掌声中顺利通过。
当张伯笠紧接着要求王超华交出募捐得来的款项时，王超华急了。她愤怒地指责张伯笠：“这是一场政变”。但她已经无能为力了。张伯笠再次承诺将在四十八小时后把权力交还给高自联，王超华心情沉重而勉强地离开了天安门广场。
北国游子
真诚、坦荡，狂热、执着，无怨无悔、嫉恶如仇
1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3 15:47 只看该作者
第十一章·对峙
张伯笠不是唯一一个对天安门广场在戒严令之后出现的权力真空有所警觉的人。王军涛一直以他忧虑的眼神观察着那里的情形。就在同一天，他终于决定了要亲自投入这场运动。
王军涛直到此时还一直把他作为政府和学生之间的调解人的角色看得很重，即使是在阎明复自己已经放弃了那个努力之后。他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寻找能把两边的人带到一起来的机会。这一幻想终于被戒严击碎了。形势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他眼里，实施戒严令是不公正的，也许还是非法的，因此必须以最直接的方式来抵抗。但他同时也极为悲观，恐怕只有发生奇迹才能避免流血的发生。
王军涛和陈子明同时不得不放弃他们在蓟门饭店的会议。那里已经被严密监视了。在城市处于戒严的形势下，他们决定采取一个新的策略。拥有广泛的人际关系和经历的王军涛将直接介入运动的前线、争取领导地位，尝试把已经疲惫中的学生抗议行为重振为成熟的民众运动，就像刘刚以前曾经设想过的那样。陈子明则继续留在幕后提供后勤支持，并积极地寻求与政府直接联络的任何可能渠道。
五月二十二日早晨，王军涛和刘刚一起乘车沿着城市的边界绕了一圈查看军队的情形。当他们回到天安门广场时，迎面碰到了正焦头烂额中的王丹。王丹在大部分时间里没有与学生在一起，因此在学生中间没法维持一定的追随者和组织上的支持。欠缺个人魅力的他现在发现已经很难左右局势。他请求王军涛站出来接过这个局面，因为他们急需更成熟的领袖。那一整天王军涛都逗留在广场观察形势。他与柴玲和李禄也碰了面，交换过意见，但那两人当时并不知道他是谁。
当年曾经把刘刚介绍给王军涛的研究生张伦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那里清理出一片场地用来开会。这时已是晚上十点钟了，他们在黑暗中很难找到学生领袖，只有王丹和马少方来了。来参加这个会的人并不知道就在广场的另一处，一个新的临时指挥部也刚刚成立，同样是要解决广场上领导权这个问题。王军涛环视着他周围的三十来个人，发现大部分是曾经参加过蓟门饭店会议的年轻知识分子。他告诉他们必须要组织起来，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机构。但他自己也没什么具体的主意。于是，王军涛以他特有的自负态度许诺说他第二天一早就会带着一个方案来见大家。
那天晚上，王军涛在脑海里反复回味着这场运动的全景。他突然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占据了一个战略制高点。在运动中涌现的众多新组织里，他到处都能看到自己的朋友在领头。北京主要院校的学生领袖们对天安门广场上情势的发展很不满，他们尤其对柴玲和李禄反感而远离了那里的学生议会。通过王丹、吾尔开希和刘刚，他们正向王军涛靠拢。严加其和包遵信在领导着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组织。李进进，那个在运动初期曾经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领导了一场静坐示威的研究生，已经成为了新成立的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的法律顾问。同样的，他能在新的教师联合会、作家联合会、北京市民联合会、记者联合会等等组织中寻找到他的朋友。运动的领袖中他不熟悉的只是广场上的柴玲、李禄和封从德。但快速地结交新朋友也是他的强项。
如果这个新的、扩大的运动需要一个总司令的话，他其实是最适合的人选。
唯一的问题是他自己没有准备好。王军涛无法摆脱他对最后结局的悲观看法，因此他觉得他将是一个错误的人选。他无法承担起带领群众走向一场无可避免的失败和流血结局的责任。
在这个晚上，王军涛从他一直崇拜着的另一位总司令那里获取灵感。他早就读过美国人创作出他们的宪法的制宪会议的历史。主持那个对新的国度有着众多不同看法和激烈争论的会议的华盛顿既没有固执己见也不是一个做决定的人。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耐心维持着会议不至于不欢而散，保证每一个派别和观点都有露面的机会。现在在天安门广场四周涌现出来的五花八门的新组织让王军涛觉得他手上正有着一个类似的形势，虽然规模上小得多。
就像他许诺的那样，当他第二天早上在天安门广场露面的时候，王军涛已经有了一个方案。在一两个小时以内，他动用了他所有的资源和关系开始组织一个包罗一切的会议。带着一丝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是在天安门广场东边几里路距离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研究所里找到一个大型会议室作为开会地点的。几辆小巴陆续地把他召集出来的人往那里送。所有的新组织都被邀请而他们也都兴奋地接受了邀请。
唯一的例外是广场上那个新的，王军涛刚刚才知道其存在的临时指挥部。李禄以前听说过蓟门饭店会议，他知道这些知识分子只知道在理论上高谈阔论，在做具体事情时却完全没有用处。因此他丝毫不感兴趣。他的缺席对其他学生领袖来说倒是一个好消息，他们对他的领导风格早就反感，一直强烈地要求王军涛把他排除在外。他们告诉王军涛李禄只是利用柴玲做幌子，自己在后面实行独裁。如果他们希望能获得任何成果的话，就必须先把李禄从领导层剔除出去。另外，他们提醒说李禄直到现在也没法证明他的学生身份，这是排除他的一个现成的借口。
王军涛察觉到他那宏大的设计中出现了第一个裂缝。但他没有灰心，而是施展出自己的个人魅力。经过一系列说服和劝说工作，他既把李禄拉进了车子里又没有激起其他人反感。
会议室里挤满了人，显得激动而不安。大多数人互相并不认识，但他们都与王军涛有着这样那样的私人关系。王军涛以一种既有魅力又有效率的风格主持着会议。
陈子明为这个会议提议了一个又长又别扭的名字：“首都各界爱国维宪协商联席会议”。他解释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戒严的实施是违反宪法的，而这正是他们需要对付的事情。他们将要像赵紫阳几个月以前倡导过的那样通过对话和协商来做这件事情。这个名字被正式采纳了但没有获得广泛接受，大家都把它简单地叫做“联席会议”。
王军涛将他们的议题归纳成两项任务。第一项比较紧迫：建立一个清晰明确的指挥系统，稳定天安门广场的形势。第二项则是即将展开的运动的灵魂：一个获得全面认可的目标和战略。
在得知临时指挥部已经成立之前，王军涛原来打算由王丹出任新的总指挥。那是一个刘刚和其他很多与学生接近的人都支持的方案。王丹从一开始就通过北大的筹委会、高自联和绝食担任着运动的领导角色。与柴玲和李禄不同的是，王丹表现出愿意听从意见修正策略的倾向，有时候甚至做得有点过头。有王丹掌舵的话，广场上的学生更有可能与这个新的联席会议息息相通。不过王军涛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一场因人事遴选所引发的权力斗争。在联席会议里，那位著名的作家郑义就强烈地推崇柴玲的领导能力。很显然的是，作为最为人知的学生领袖上，柴玲这时已经远远地超越了王丹和吾尔开希。因此，王军涛不顾刘刚的激烈反对提议柴玲为总指挥并把她的临时指挥部正式命名为“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
尽管有他的朋友们极力推动，王军涛自己依然不愿意担当领导地位。他代之以请包遵信担任联席会议的主席。王丹则被委派去建立一个新的学生议会以支持和监督广场的新指挥部的工作。他们还设立了多达八个的部，大部分由陈子明和王军涛的社经所的人负责：刘刚主管参谋部，张伦领导纠察部，等等等等。在学生领袖中，张伯笠和封从德在继续担任指挥部副总指挥的同时还分别负责宣传部和财政部的工作。
随着一个新的团队的诞生，一种新生的气氛开始弥漫开来。王丹在会上宣布了一份新的宣言，其题目大得吓人：《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战》。四十四年前，在内战即将爆发的前夕，毛泽东曾经用过同样的语句来宣示共产主义的光明即将取代当时国民政府的黑暗。那一个“最后的决战”带来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王丹的野心显然没有那么大，但他的确是在宣告中国的历史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旧中国”终于走向结束。宣言说：当前为民主和人权的斗争已经把过去的“五四运动”和“四五运动”远远地留在了历史的尘埃里。王丹表明戒严部队进城的失败不是由于政府的宽容，而是因为人民的力量。在承认人民还可能失败的同时，他警告说他们已经没有了退路，只能背水一战。“如果让李鹏一小撮坚持倒退、坚持反人民的人得逞，他们就会秋后算账。”然而他同时又乐观地宣布说：“只要我们坚持下去，这种无能的政府，也是一定会垮台的，坚持就是胜利。”
这个由那些从来不会在说大话面前退缩的知识分子们集体草拟的激昂的宣言为会议定下了基调。他们没有讨论从天安门广场撤离的问题，相反地，他们制定了长期占据广场的计划。一个刚从香港赶来的学者邱延亮教授很有感触，他好奇地问道：“我们干嘛要那么正式？我们要搞联欢，要办学校、办营地，我们跟他来彻底的和平，对抗彻底的暴力。”他建议在广场组织文艺演出，把广场变成一个露天的青年活动中心。
柴玲这天的心情特别好，她因为王军涛支持她的指挥部的决定而感到轻松。她很清楚许多个人和组织一直都在试图夺她的权，尤其是那个这时候正在广场外整顿中、等待他们的时机的高自联。王军涛和这个联席会议的支持为她提供了她这些天来梦寐以求的合法性依据。她兴奋地接着邱延亮的话头，要求提供具体实施的帮助。她特别地提到广场上急需野营帐篷，那在当时的中国还是很少见的奢侈体育用品。邱延亮肯定地告诉柴玲香港人捐助的帐篷将在几天内运送到北京。
李禄却没有像柴玲一样的热情。他对知识分子有着更深度的不信任。他把她拉到一边提醒说他们的指挥部是，也只能是，天安门广场的产物。他们的职责应该是为那里的学生担当，而不是这个会议上的人。但无论如何，虽然李禄觉得邱延亮的建议与他们这场运动的严肃性并不合拍，他还是对他以教育和娱乐方式来搞活广场气氛的想法很是欢迎。他毕竟也是一个在刚刚在那里举行了自己的“婚礼”的人。
确实，就连王军涛本人对各方面的角色和职责也搞不清楚。首都联席会议在“授权”成立了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之后立即就宣布自己只是一个协调和提供后勤服务的组织。这样，它将不具备对其刚刚授权成立的指挥部有任何指挥能力。这看起来虽然很是矛盾，同时却又十分的合情合理。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可能真的把自己摆在学生的领袖位置。但同时，王军涛还是希望王丹在组建好新的学生议会以后可以在那里向学生施加影响。这将是一个由学生主导的全民运动。
在几乎所有大家知道的领袖都在联席会议上的情况下，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在这个戒严的第四天只能自行其事。几场小规模的士兵与平民之间的冲突在城市的北郊发生，双方都有人受伤。在一次纷争之中，一名军人被意外地卷到军用卡车的轮子下面丧失了性命。大批的市民带着血衣涌到天安门广场要求增援。幸运的是，大家最终都比较克制，形势没有进一步恶化。
这也是一个异常炎热的日子，广场上没有一丝风。混凝土地面的温度上升很快，到中午时分已经成为一个烤炉。广场上那原本用作绝食学生庇护所的一列列的公共汽车正缓慢地驶离，市政府在努力试图恢复公共交通服务。慢慢地，在形同虚设的戒严令实行三天以后，公交车和地铁恢复了运行。
和平的气氛在午后突然被打断，有人看到天安门城楼底下有三个人在向上面的巨幅毛泽东主席画像扔填有颜料的鸡蛋壳。伟大舵手的脸上留下了可以看得见的污迹。警觉的学生们立刻就行动起来抓获了肇事者。那三个人自称是来自毛泽东家乡湖南省的中学教师。他们来这里以自己的方式参加抗议活动。学生们没法肯定他们的说法，他们怀疑这是政府为运动抹黑的阴谋。于是他们迅速地决定把他们移交给警察，这是一个他们不愿意留在自己手中的烫手山芋。
已故的主席一定是很不高兴。就在他的肖像被遮盖起来修理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席卷了整个天安门广场。学生们的简易棚子被吹得七零八落，垃圾漫天飞舞，人们四处乱窜搜寻庇护场所。他们把脸深埋起来躲避飞舞的砂子和碎片。不一会儿，就像天幕被拉开一样，暴雨夹杂着冰雹倾盆而下，无情地抽打着这一片所在。当太阳不久以后再度露面时，天安门广场显得干净了许多，空气格外清新。
王超华没有收到联席会议的邀请。她正在北大很有成效地整顿着高自联。在那个四十八小时期限的催促下，她不分昼夜地召集人员、制定政策和规则。他们刚刚完成了第一天的工作，她已经对前景满怀信心了。自从参加运动以来，她还没有觉得如此自信过。就在这时，一辆小车载着王军涛、刘刚、王丹和吾尔开希抵达。他们带来了首都联席会议和其授权成立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消息。
没有人注意到在那个不遗余力地包含了所有组织的首都联席会议并没有确实的高自联成员。许多人仍然以为王丹和吾尔开希就是那个组织的代表。王军涛一直到所有领导人员都确定之后才听说了那个四十八小时的交易。王超华因为他们带来的消息完全崩溃了，她当场拒绝与首都联席会议合作。
风暴过后的五月二十二日早晨的天安门广场焕然一新。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悬挂着一幅崭新的红色标语，上面写着正在进行中的静坐抗议的新目标：“召开人大！推进民主！罢免李鹏！结束军管！”旗帜下面，底座的中层已经被清理干净。据估计有十万学生正聚集在广场上等候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正式成立。十点整，王丹做了宣布并大声朗读了那个《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战》。接下来的是一个与绝食开始时极为相似的场景。柴玲率领着她的官员和学生们庄严举起手宣誓：
我宣誓：我将用我的年轻生命保卫共和国和天安门广场。头可断、血可流，人民的广场不可丢。我们愿意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这个由王军涛草拟的誓言有着似曾相识的腔调。一代人之前，狂热的红卫兵曾经高喊着同样的誓言投身于文化大革命：“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仪式结束以后，新上任的官员们立刻行动起来，他们把一直在互相争斗中的两个学生广播站合并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媒体中心，建立起正规的播音节目。他们还创立了一份叫做《新闻导报》的新报纸。学生纠察有了一个由张伦负责的统一指挥结构。一个大规模的大扫除正在展开，为即将从香港运来的帐篷做准备。一时之间，天安门广场看起来像是一个集体定居的场所，这里将成为他们长期的家园。
新的广播站还在用大量时间播放音乐和主持卡拉OK，摇滚音乐会和舞会到处都是。与在绝食的日子里相反，学生们现在来广场享受一个美好的时光。
那里也不只是唱歌和跳舞。天安门广场还演化成刘刚曾经梦想过在中国能有的一个巨型的“海德公园”。每天傍晚，人们来到这里面对成百上千的听众发表演讲。他们或者通过广播站的高音喇叭或者自发地围成一圈自由地辩论着。历史也似乎在回放，一位年青人穿扮成七十年前的五四青年的形象在广场上做着充满激情的演讲。自由，在这个人民共和国里从来没有过的自由，弥漫在空气里。一位诗人兴奋地高喊：“走在五月的北京街头，我感到自由。”陈明远，那位在四月份曾经以他的演讲激励了学生的知识分子，更是宣布说：“站在天安门广场，我成了一位自由的人。”
王丹没有在这自由的气氛里沉醉，他一直呆在那个永远开不完会的首都联席会议上。他也从来没有去试图建立王军涛所设想的那个学生议会。在天安门广场，却是李禄重新组建起了在绝食期间曾经存在过的那个学生议会。他把这个新版本命名为广场营地联席会议。其第一次会议就有四百多个学生前来代表当时在广场上的三百多个院校。这个异乎寻常的数字表明代表的绝大多数来自北京市以外的学校。李禄坚定地认为应该是在天安门广场的这些学生，而不是那个超然的首都联席会议，来为他们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提供指导和监督。
广场上有着强烈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就在他们宣誓要用生命保卫天安门广场之后，在这个新学生议会上所辩论的最重要的议题便是是否要撤退，这与他们在绝食的日子里完全一样。
不同的是这次他们手上不再有一个像戈尔巴乔夫即将来访那样的牌可以亮。这所城市正处于戒严状态，这表明他们正在做的一切都完全是非法的，可以任由戒严部队处置惩罚。尽管有胡绩伟等人的努力，他们还是看不到很快能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迹象。所有的目光都转向那个委员会的主席，七十三岁、正在北美几个国家做国事访问的万里。
作为一个务实的官僚的万里早年的一项成就便是在五十年代早期领导了天安门广场的现代化的改造。他也是赵紫阳的一个著名的改革伙伴，这在他那个年龄层的领导人中是一个异数。不过他作为思想开放的改革者形象也不是完全没有疑问的。一九八六年，当方励之教授正在进行他那个宣扬民主的大学巡回演讲时，万里曾经亲自找过他，他们俩在几百位党内干部面前进行了一场辩论。万里坚持说中国的民主只能由共产党逐步下放给与，那是一个方励之极力反对的观点。但无论如何，万里已经不顾北京的禁令准备提前回国的传谣在不胫而走。他现在已经成为击败戒严令的最好的，或者是最后的，希望。学生们专门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带着一封公开信前往首都机场去迎接他。
他们空等了一场。万里没有能回到北京，却因为“身体健康原因”在上海停留下来，或者是被阻在那里。寄托在他身上的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希望也随之变得渺茫。剩下的只是在原定在六月二十日召开的常委会议，那还几乎要等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在戒严令下真的能在天安门广场坚持那么久吗？
刘刚对天安门广场上出现的“海德公园”场面却不是那么兴奋。事实上，他每次来到广场都变得越来越愤怒。他看到人们在这里享受着自由，却没有负起随之而来的责任。垃圾继续在随处堆积。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底下，他看到一位七十岁左右的老人领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孙女来到这里，他们带来了早餐的粥和茶叶蛋。老人为学生盛粥，小女孩灿烂地笑着，为学生剥鸡蛋。可是学生们吃着这免费的食物却连一句感激的话也没说，他们理直气壮地吃完后竟然还大大咧咧地把碗在地上摔碎。老人没有抱怨，他平静地把碎片收拾进垃圾袋。刘刚在他的眼里看到了泪花的闪亮。
天安门广场已经成为几万从外地到来的学生们的宿营地，这些人完全依赖着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提供食物和睡觉的地点。在没有任何人注意到的情况下，这里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几十万人口的小社会。的确，这个“天安门广场人民共和国”是一个自主自立的实体，拥有自己的新闻媒体、学生组成的政府以及自己的警察力量。这最后的一项是由成百上千的学生纠察组成的，他们在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中心构造了一层又一层的警戒线，把所有“未经授权”的人都拒之门外。学生领袖们偶尔从里面出来时由众多的保镖和助手前呼后拥着，与真正的政府官员没有多少区别。
伴随着官僚的盛行，其它丑恶的现象也开始露头。这个“海德公园”似乎泛滥着没有监控的钱财。刘刚到处都能看到捐款箱。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在一个墙角打出一面旗帜，放上一只盒子接受捐款而没有任何审计管理。这个以打着反对腐败旗号开始的运动已经开始被它自己的权利腐败了。
钱财和腐败也是封从德密切注意着的事情。他在观察到同样的糟糕情形后自愿负责财政工作，试图建立一个完善的财政管理制度。他每天定期公布列有捐款收入和各项支出的财务报告。令他无比惊讶的是，他发现他们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富得流油。通过审计他发现天安门广场上每天为学生提供食物和生活必需品就要花费五万人民币。捐款的确源源不断，但每天只有两到三万的收入。他们是在一个巨大的财政赤字下运作，依赖着毫无怨言地接受他们由某些学生领袖签名的白条供应他们面包和饮水的好心的北京人维持。高自联在被迫撤走时带走了相当大的一笔捐款，只留给他们大约九千人民币的散票。这个形势显然无法持久。
五月二十五日的傍晚，李禄尤其艰难地把他的广场营地会议纳入正轨。会上有三百多位学生代表，基本上都是从外地院校来的。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地学生来到，早已疲惫交加的北京学生远离了天安门广场。除了柴玲、封从德和张伯笠，已经没有任何知名的北京学生领袖参与指挥部或学生议会的操作和讨论。像北大、政法大学和北师大这些至今一直领导着运动的主要院校都令人注目地失踪了。
这天的主要议题又是是否撤退。李禄花费了将近五个小时才把讨论归纳到四种方案付诸表决：坚守广场，主动出击；积极对话，坚持广场；保持纯洁，不撤不谈；维持现状，自生自灭。投票结果有一百六十二票支持最激进的“坚守广场，主动出击”，另有八十票赞成“积极对话，坚持广场”。只有区区八票投给比较温和的“维持现状，自生自灭”。这个结果与王超华前两天做的非正式的民意调查结果截然相反。随着绝大多数代表一致性地投票反对撤退，李禄觉得他已经获得了旗帜鲜明的授权。
戒严已经实行一个星期了，可这个形势本身似乎已经被遗忘了。在处于被围困状态几天以后，这座城市开始回到一种奇怪的平常。一些公共汽车线路还没有恢复运行，但大部分已经正常。一直有人在不断地呼吁大罢工，却没有任何响应。人们每天照常上下班，但在路上会特意绕道经过天安门。那里学生们的存在给他们一种他们不完全能理解的安全和踏实的感觉。
街上几乎没有任何警察。在一些繁忙的交通路口，车辆依照一个学生笨拙的手势信号缓慢地流淌着。一般而言，这是一个看起来十来岁的男孩，他的脸上和身上覆盖着一层尘土，看起来很累很疲惫，但他坚定而严肃地站在路中央。他头上带着的红色或白色的发带是他在这里的权威的唯一来源，他还手上还可能会有一两面小红旗。他有可能已经在那里站了好几个小时，没有食物或饮水。但他坚持着把手臂伸出、收回和转向，一丝不苟地指挥着复杂的车流。他的信号其实可能是混乱甚至错误的，但没有关系。公共汽车、轿车、卡车、摩托车、自行车、三轮车甚至行人都自觉地慢行，小心地通过，没有人抱怨。
甚至平时那无处不在的刺耳的车喇叭噪音也消失了。交通畅通，事故数量急剧减少。人们在公共场合不再争吵。他们低声谈话，偶尔还会对陌生人露出微笑。
小偷和罪犯也进入了休眠期。天安门广场的一张大字报骄傲地宣称全市的所有小偷已经开始了他们自己的罢偷运动，他们要帮助学生维持城市的社会秩序。这大字报几乎无疑是一个幽默的恶作剧，但大家都感觉到这个古老的城市在戒严之中、没有官方执法的情况下已经变成了一个更温和、更友善的地方。
但戒严的阴影也是无时无处不在。这座城市同时表现得像是处在一场战争或人民起义的混乱之中。交通随时会被经常发生的游行所阻断。学生们并不需要公共汽车来往。他们可以在任何一条街道旁拦下过往的车辆，免费搭便车前往他们的目的地。司机们都乐意装载他们，一路上还向他们讨要签名留念。
飞虎队摩托车引擎的轰鸣也经常打破静寂，他们继续在全市范围保持着警戒。一旦他们来报告哪怕是细微的军队移动迹象，一个学生和市民的团队会立即被组织起来。他们拦下卡车奔往需要的地点。一到那里，他们设立起路障和车辆检查关口，在那里守护上好几个小时，甚至几天。
在北大，当地的学生却萎靡不振。在成立了一个多月以后，筹委会还在使用着这个临时的名字。他们的人员减少了不少。柴玲和封从德永久性地驻扎在天安门广场，王丹一直在城里混迹于知识分子圈子里，即使是沈彤也极少在他那个设立在三角地边上的媒体中心露面。只有杨涛，王丹在民主沙龙里的一个好朋友，和他的一些朋友们还在校内坚持着。
他们一直在幕后做着异乎寻常的工作。在决议支持绝食学生以后，北大成了一个为前线服务的主要后勤补给站。他们在天安门广场设立了一个供应点，发动了大批学生去募捐、采购并把急需的物质源源不断地运送到那里。这个临时拼凑出来的供应线以出色的效率运转着，是绝食和随后的静坐抗议能够得以坚持的主要原因之一。
同时，他们继续在校园内巩固他们的成果。他们的媒体中心已经成为整个西北郊区众所依赖的新闻来源。每天，无数的人群来这里收听他们的广播，获取他们的刊物。当王超华为高自联那场短命的整顿需要人手时，她是在这里找到了最多的人力资源。他们并且选举杨涛成为高自联的新主席。
越来越多的学生从天安门广场回来报告他们的失望。那里已经被从外地到达的学生所控制。这些刚刚才来到这里参加运动的人坚持要延长对广场的占领。因为人数上的绝对优势，他们主导了学生议会以及所有的决定。
杨涛明白他们需要一个退出的战略。以他在校园内的视角，他发现学生们实际上无事可做。他们不需要上课、学习或做任何学生该做的事情。他们对天安门广场的场景很是厌倦，因此早已不像一个星期以前那样经常去那里。许多学生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或者回家或者出去旅游了。看到这一切，杨涛突然有了一个让所有学生都回家的“空校”主意。如果学生集体离开学校、离开首都，戒严部队将失去目标。这可能是一个与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同样富有戏剧性的举动。
五月二十六日早晨，杨涛自绝食以后第一次踏足天安门广场。他在一辆停着的车子里找到了柴玲和封从德，向他们提出空校计划。这一对夫妇非常感兴趣。封从德建议他们可以计划更多的行动。回到家乡的学生可以在每个星期天上午在附近的城市中心定期集会。这就好像他们把天安门广场撒向了全国各地！
他们一起把这个主意扩展为一个全民不合作、不服从运动的方案。一个单独的天安门广场将演变为几百个甚至几千个“民主广场”，学生们可以在那里启蒙和教育当地的居民，发展草根运动。只要政府继续拒绝学生的要求，这个行动似乎可以无限期地坚持下去。
刘刚也失去了耐心。在缺乏迫在眉睫的威胁的形势下，天安门广场的局面又退化成与过去一样的混乱和不堪。他对外地新来的学生尤其忧心。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正在利用这个形势占便宜。他们来到北京后整天四处旅游，只是到了夜晚时分才来到广场领取免费的食物和住宿。以他过去学物理的背景，刘刚觉得这场运动已经进入了一个布朗运动阶段。这是一个众多随机事件的综合，只会引发无法预测的结局。在足够时间之后，它还可能演变为无法控制的热核反应。因此，他在最近几天里一头扎进首都联席会议里试图说服每一个人他们需要结束对天安门广场的占据。他已经赢得了包括这个组织名义上的领袖包遵信的一些知识分子的支持。但其他的许多人则激烈反对。郑义和陈明远主张天安门广场的确是他们最后的堡垒，而只要他们坚持下去，胜利已经在望。
五月二十七日早晨，刘刚带着一个明确的目的来到天安门广场。他必须把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领袖们拉到联席会议会场来讨论将来的计划。李禄在第一天之后就再也没有参加过这个会议。他觉得那只是一个没用的胡闹。他偶尔会把柴玲支配去参加会议，让柴玲能够得以离开广场在那些没意义的会议中得到休息的机会。有了他自己的学生议会支持指挥部，李禄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参与首都联席会议。而刘刚已经明白，任何计划的成功希望都依赖于柴玲和李禄的首肯。
可是刘刚这天早上还是没法说服李禄去参加会议。柴玲和封从德俩人倒是跟着他去了。这天正好是这些天来与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场合的封从德在人群中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他很惊讶地发现一直不在天安门广场的王丹在这里却承担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但他不认识因为有重要议程而专门来主持会议的王军涛。这天的安排是讨论他四天前为大会开幕时指定的第二项重要任务：为这个运动提供一个清晰而统一的目标。
会议开始时先由柴玲简要介绍了当时的形势。出乎众人的意料，她提供的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破败景象。外地的新来者已经完全失控。他们开始组建自己的组织与她的指挥部争权夺利，垃圾在堆积，广场是一片狼藉。柴玲极其疲惫，完全不像是一个随时准备保卫天安门广场的总司令。杨涛的空校计划也被提出但没有收到什么反响。王丹觉得这个主意完全不可能实行起来。吾尔开希同意王丹的看法，但也表示他自己愿意到外地去宣传鼓动支持北京的力量。
王军涛把会议拉回到原来的议程。联席会议中的两位作家已经写好了又一篇声明，这次的题目很平实：《我们对时局的十点看法》。这是一个他们集体的观点和要求的大杂烩。令封从德和柴玲不安和难受的是这些知识分子们随后开始了历时几个小时的字斟句酌的争论。又一次，他们竟然为运动的起源是“纯粹自发”还是“基本自发”议论了很久。封从德注意到很多人在打瞌睡，他终于体会到李禄对这个会议的那些看法。
【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
伟大的“四月学潮”迄今为止已持续了四十余天，并已经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全民“五月民主运动”。由于政府方面一系列不明智以至非理性的行为，致使目前中国政治局势已出现极其严重而又复杂的状态。为重申这次学运和民运的基本出发点和原则立场，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特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如下：
一、这次学运和民运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一场纯粹自发的群众性的伟大爱国民主运动。它之超出“四·五”运动以来历次学运和民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一场独立不倚，根本不依执政党内部斗争形势为转移的人民民主运动，执政党和政府的任何领导人或政治集团都不可能也没有力量来左右这场运动。恰恰相反，这场民主运动的目标正是迫使任何人或利益集团都必须顺应这场民主运动所体现出来的人民意志。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二、这次学运和民运的出发点是：推进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加快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清除执政党和政府中严重存在的腐败现象，才能真正杜绝万民痛恨的“官倒”现象。显而易见，这些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正因为如此，这次运动才得到全国各地、港澳地区以至全世界人民群众如此广泛而热烈的响应和支持，也才能从最初的首都高校的学生运动发展成为如此浩大的全民爱国民主运动。
三、由此，对这场伟大的学运和民运究竟抱什么态度，已经成为衡量每个中国人，特别是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态度的分水岭。肯定和顺应这场运动，就是肯定和顺应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否定和反对这场民主运动，就是否定和反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一切政治党派和领导人都将在这场运动面前经受严峻的考验，并将由此得到人民群众的公正评判。
四、李鹏总理以及何东昌、李锡铭、陈希同等领导人之所以在这场运动中如此不得人心，根本原因恰恰在于：他们从一开始就无视人民群众的心愿，对这场运动采取了否定、反对甚至镇压的完全错误的态度。从“四·二六社论”到顽固拒绝平等对话，使人民群众已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样的领导人是不可能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不可能领导中国走现代化之路的。而五月二十日李鹏签发的极端非理性的戒严令，更是破坏民主与法制的法西斯恐吓手段。它使全体人民深切感受到只要李鹏等人在台上，所有参加过声援这场民主运动的学生、工人、市民、党员、干部、知识分子的人身安全就有严重的危险。正因为如此，在发布戒严令以后，各界人民群众才一致提出罢免李鹏、何东昌等人的完全正当而合法的要求。
五、作为执政党的总书记，赵紫阳对于执政党的政府的腐败以及官倒等现象，无疑负有重要责任。但在访朝归国后，他发表的“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讲话，表明了一个政治领导人对这场运动应有的正确态度，同时也确实一度创造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和条件。因此，这一讲话精神得到了社会各界普遍的良好反映，也使人民群众对赵紫阳采取了比较肯定的态度，并希望事态能在赵紫阳讲话精神的基础上得到解决。
六、由此可见，人民群众对任何政治领导人的态度，完全取决于他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如果认为这场伟大学运和民运在一开始就以拥护谁、打倒谁为目的，那就大大低估了这次学运的水平及人民群众的民主和法制觉悟，同时也完全不符合事实。根本的问题，谁站在这场民主运动的对立功面，谁就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必将受到人民群众的唾弃；谁站在这场民主运动的顺应面，谁就和人民站在一起，就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七、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的一些政治领导人，恰恰仍然在用传统的思维方式看问题，根本缺乏开创“新思维”的政治素质。他们总是习惯于把人民群众的民主运动看成仅仅是党内斗争的反映和工具，总是想当然地认定这场民运幕后一定有党内高层人士做后台，因此极端错误地认为：只要解决了党内斗争，也就解决了问题；只要找出了所谓“后台”，这场运动也就自然而然地烟消云散了。这种看法未免太落后于时代，也太低估了广大学生和人民的政治素质。我们在此严正指出：试图用解决党内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这次运动的任何企图，都是幼稚可笑的，枉费心机的。党内斗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这场伟大民运的结束。说到底，不是党内斗争决定这场运动，而是民主运动必将最终决定党内斗争的最后结果。正如人们所看到的，这次学运和民运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广大共产党员的坚决支持。因此，不管党内谁上台，只有首先站在这场运动的一边，才能得到广大党员的信任。如果站在这场运动的对立面，那必将在党内失去合法性基础，其最后以不光彩下台只是时间问题了。
八、不管党内斗争如何，这次学运和民运都将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目标，我们重申近期的具体目标如下：第一，解除戒严令，撤回部队；第二，否定“四·二六社论”，否定李鹏五·二○讲话，公开肯定这次运动是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承认学生自治组织以及其它具有真正代表性的民间自治组织的合法性；第三，立即召开人大紧急会议，讨论全体人民一致发出的罢免李鹏的呼吁，从而创造在民主和法制的程序上解决问题的良好环境。毫无疑问，这将是一场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为使政府方面对广大学生和人民坚定的决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特在此向全国和全世界郑重宣告：如果近期内不召开人大紧急会议，那么，天安门广场的大规模和平请愿活动将至少坚持到六月二十日人大会议召开。
九、这次学运和民主运动的伟大之处还在于，它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一场高度理性、冷静、克制、秩序的和平请愿运动。我们正告某些政治领导人，一味采取高压和恐吓的非民主的非法手段来解决问题是不会奏效的；企图以武装力量军事解决问题更只能玩火自焚，谁胆敢下令军队镇压学生运动和全民爱国民主运动，谁就是在把执政党政府和军队推向绝路。因为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那就意味着执政党政府和军队的性质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十、伟大的“四·二七”和平请愿大游行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值此“四·二七”游行一周月之际，我们特发表以上声明，以纪念这一伟大的日子，并向全国人民倡议：将四月二十七日定为“中国自由民主节”！——作者是老木和甘阳】
王军涛为会议买来了肯塔基炸鸡做午餐。这对屋子里的大部分人来说是一顿奢侈的消费。像几乎所有人一样，柴玲对王军涛有一个非常好的印象。她发现他善于理解和支持对方，是在人堆中她可以信任的极少数人之一。王军涛一直在留意地扮演着他心目中的华盛顿角色。他尽最大努力保证每个人都在会上有发言的机会，并避免表现出他自己的任何主观判断。即使是在听取一些他觉得是荒唐或无法同意的观点时，他也不停地微笑着，勤奋地点着头。他这个做法赢得了很多朋友，保证了这个会议不至于分崩离析，但这个四处讨好的风格却也令他那些比较接近的朋友极为恼火。许多人公开指责着他没有原则。刘刚担心王军涛经常变更的立场会使他们失去许多宝贵的机会。
在吃午餐时，他们得到消息人大常委会主席万里已经从上海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支持戒严。这是他们又一个重大的挫折。
会议在下午继续讨论他们的《十点声明》。其第八点指出：如果人大常委会不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的话，占据天安门广场的行动将至少持续到六月二十日，人大常委会开会的日子。就在大家对这一期限没什么异议的时候封从德站起来发言了。他以主管财政的身份向大会提出他们的财政状况不可能再坚持三个星期。事实上，他说他觉得他们已经不可能再维持一两天。他接着解释了他们是如何在巨大的赤字状态下运行。他要求已经离开广场的高自联立即把私自带走的捐款交还给广场。
与会者都惊呆了。在他们想象革命和胜利的宏大远景时，从来没有对钱和买面包这样的细微末节用过任何注意力。在压力下，高自联负责财政的一位学生答应将马上交出一部分捐款。但他同时声明他们手中的款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丰厚。按照封从德所报告的花钱速度，也绝不可能让他们坚持到六月二十日。
王军涛自己并不觉得缺钱的事会是一个大问题，大笔的捐款已经从香港和台湾发出，指日可待。但封从德的数字加上柴玲早先的介绍已经把钟摆推向了尽早撤退的方向。在少数一些死硬派的失望中，会议很快决定把撤退日期改为五月三十日。这个日子是让指挥部有一两天的时间做好准备。这时所有人的眼光都投向柴玲，这个矮小而强硬的总指挥有着最后的决定权。
柴玲在这一时刻却是疲惫大大多于强硬。她温和地轻声发言。从绝食的一开始她的日子就很艰难。虽然他们尽了全力，天安门广场上的形势却依然令人难受。她已经受够了。是的，她举起手对会场说：她同意这个撤退计划。几乎所有人也都跟着举起了手，这个决定被记录为全票通过。
他们最后完成了对声明的讨论时已经是下午很晚的时候了。但会议还没有结束。北师大的文学和哲学教授刘晓波建议说他们的运动需要有一位更引人注目的领袖，一个公众心目中的英雄或者中国版的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莎。他宣告说：只有在有了这样的一位领袖之后，运动才能在从天安门广场撤退之后继续团结群众，坚持公民对抗行为。他心目中早已有了一位候选人，因此他立即就提名吾尔开希担当他命名为“人民发言人”的角色。
三十四岁的刘晓波一直是在挪威和美国旅行，讲授中国哲学和文学。这年的春天，他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访问，突然感受到了他必须回北京参加正在爆发中的运动那无可压抑的欲望。于是他立即登上了一架回国的飞机。正当他在东京机场转机的时候他得知了《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的发表。在那个关口，他犹豫了，不知道是继续前往北京还是飞回纽约。最后还是北京赢了。
回家后，他很高兴地看到他自己学校的学生正处于运动的中心。现在在这个会议上，他极力赞誉吾尔开希作为天生的领导人的风采和才能。吾尔开希也成竹在胸。他接着自己发言声称他是运动中最富有魅力，最有知名度的领袖。他看起来深受听众的认同。
封从德实在是忍不住了。他气愤地反对这一提名，指控吾尔开希不成熟、缺乏经验，以及更严重的是，有着强烈的不顾规则擅自说话的作风。他指的是吾尔开希在天安门广场做的那些导致他被高自联开除的自以为是的行为。吾尔开希对这些指控没有反驳，他自我辩护说将来有了刘晓波这样的老师指导，他能够做得更好。
这一切终于成为最后的一根稻草。封从德和柴玲再也没有耐心了。他们已经在这个会议上花了七个小时，是离开的时候了。作为临走前的姿态，柴玲宣布她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与这个会议不再有任何共识。就在他们怀着厌恶的心情走出会场时，吾尔开希作为“人民发言人”的提议被搁置了。王军涛追了出来试图安抚这一对愤怒的年轻人。
离开会场之后，封从德随即赶往北大去追讨高自联刚刚答应提供的捐款。柴玲独自一人前往天安门广场。她一直没法从脑海里剔除刘晓波和吾尔开希的模样。她已经看到过太多的人试图从她手里抢夺领导权。从高自联到新来的外地学生，他们总是在试图推翻她的指挥部，夺取权力。现在这个刚刚在几天之前还支持她的首都联席会议也转向与她作对了。就在她接近天安门广场时，她开始对三天以后从这里撤退的决定有了严重的怀疑。
天安门广场在这一天也不是她的庇护所。就在她走进去的时候，所有悲哀的现实同时向她迎面扑来。这是一个肮脏、病态的所在，人们既疲惫又气愤。一位小男孩模样的学生纠察带着愤怒和厌恶的情绪对着她冲过来。他告诉她他来自青岛，中国东北部的一个港口城市。他们几百个同学一起来参加运动。因为他们穿着统一的海员学院制服，他们全部被委派作为学生纠察，专门在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内圈的警戒线上站岗。他哭着告诉柴玲说他们全都努力工作了好多天。但他们都看到了什么呢？“没有一件好事！”他说：我们看到你们这些领袖来来往往，没干一件实事。我们看到无数的内斗和腐败。我们一件好事都没看到！他告诉柴玲他的大部分同学都已经带着极度的失望回家了。只有十来个人还留在这里。为什么他还留在这里？他说：我就是不愿意放弃，“我就是想要看看，广场究竟能乱到什么程度，这个国家还有没有希望？”
小男孩的说出的话听起来就是柴玲早先在她自己激情澎湃时写下的《绝食宣言》的直接回响。她曾经用几乎就是同样的语句激励了几百位和后来的几千位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可是这次，这些语句转头冲着她来了。她自己的运动正在排斥她的追随者。她没有什么可以对这位男孩说的。她突然想起了她的丈夫封从德。有一次在谈论学生之间无休止的内斗时，他曾经自嘲道：“现在我明白李鹏为什么要戒严了。”这很悲哀，令人抑郁地悲哀。
柴玲很高兴地看到从人民英雄纪念碑那里迎上来的李禄。不过这个愉快的感觉也没有能持续多久。李禄一听到撤退的计划就觉得莫名其妙，“这个提案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三百多位学生代表投票要坚守广场才刚刚两天。你们怎么能这么快就推翻这个决定？这是违反民主原则的。”柴玲试图为这个决定辩护，但她自己也知道没什么说服力。李禄变得越来越气愤。他叫嚷道：如果他们现在撤退，就再也不可能把学生召集在一起。军队会完全控制局面。六月二十日的人大常委会会议如果不被取消的话也只会是在刺刀之下举行！
当刘刚和其他一些联席会议的人员来到天安门广场时，他发现柴玲已经改变了主意。柴玲告诉他这是李禄的决定。刘刚立即找到李禄向他解释撤退的计划。他强调说这不是一个完全的撤退，而是向校园做战略转移。李禄礼貌地倾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刘刚紧盯着李禄戴着的大墨镜，却看不到他的眼睛。他知道有麻烦了。
封从德在联席会议开会之前就已经安排过一个记者招待会，这在此时成为运动期间少有的一个大场面。几乎所有主要的学生领袖都难得地聚集一堂。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上，吾尔开希、王丹和柴玲站在中间。李禄、张伯笠、刘刚、王军涛和一些来自联席会议的知识分子席地坐在他们后面。领袖们的面前有好几排摄影镜头，准备好要记录历史性的时刻。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市民拥挤在记者后面。这阵势看起来不像是一个记者招待会，倒像是一个群众大会。
吾尔开希首先发言。他已经好多天没有在公众场合露面了，这天他看起来已经没有病痛的迹象，后面也不再有跟随着的氧气袋和护士。刘刚本来是安排他为运动的成就做一个总结作为引子，吾尔开希却把它当作了他自己再度出山的机会。快乐、轻松的他似乎随意地开始为他在五月二十一日凌晨嘶喊撤退的“昏头”决定做真诚的道歉。他说他很可能让运动失去了一个团结一致的黄金机会。他那自然流露的魅力征服了全场。这一次，他没有晕倒。
这是一个很难接续的表现。当王丹接下来站出来时，他看起来正好是满怀激情的吾尔开希的反面。生硬、平淡，带着一副几乎遮住他半张脸的大眼镜的王丹右手拿着麦克风，左手握着几张薄薄的纸。他艰难地阅读着在风中颤动着的稿纸，这就是那个冗长的《十点看法》。已经被吾尔开希激励起来的听众又恢复了平静。
王丹直到读到第八点时才得以稍微抓住大家的注意力。他稍停了一下，然后缓慢、轻轻地念到：“建议学生在五月三十日撤出天安门广场。”王丹继续念着声明，人群中的学生们则互相交换着不解的目光和观点。
刘刚很是担心。他在王丹讲话的时候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个详细的撤退计划，具体规划出学生如何从天安门广场游行出去。他知道大部分学生是从外地而来，他指示他们按照他们学校所在的地区前往指定的某个北京的大学校园。他把计划递给下一个要讲话的柴玲。
柴玲站起来的时候一只手里握着刘刚的纸条，另一只手接过了麦克风。她没有费神去看那纸条一眼，却平静地把纸条塞进她穿着的牛仔裤的裤兜里。然后她说：“五月三十日撤退的决定不是我们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做的。那也不是广场上学生的意愿。”她然后转过身来，手指着刘刚提高嗓门叫道：“是他们！那只是这些所谓精英知识分子的看法！”
记者招待会在一片糊涂的状态下匆匆结束。刘刚和他的“精英”们躲进了一张帐篷。他们压不下心中的愤怒，私下里对柴玲恶言咒骂着。当那个《十点看法》最终被印刷分发时，第八点已经回到了原来的语言：“如果人大常委会不在最近几天召开紧急会议，广场的抗议将至少持续的六月二十日。”
五月二十八日，星期天，被指定为全球示威的日子。全世界的大城市里的中国学生和华侨走上街头声援他们在祖国的同胞。但在北京，这却是一个相对来说没多大意思的日子。这里的学生们举行了一次骑自行车游行。为了接触到更多的市民，他们把游行路线分成几部分，距离市中心都很远。结果它完全没有他们在以前几个星期里已经习惯了的规模和气氛。更令人警觉的是市民的支持和热情有了明显的衰减，他们现在对这些没完没了的游行显得漠不关心。带着食物和钱到天安门广场来捐献的人流也减少了。不过更多的学生还在从外地到来，在人数上足够补上那些正在离开的学生。
柴玲这天觉得异乎寻常地郁闷。在粉碎了撤退的计划之后，她自己现在被运动无法确定的前景所烦恼。环顾四周，她其实看到的是一个已经变得相当赏心悦目的地方。大量崭新的帐篷已经从香港抵达。学生们正忙于支起帐篷，把它们按颜色排成不同的区域。根据规划，这些明亮的红、蓝和黄色的帐篷将构成十个各有不同作用的小区。这个焕然一新的帐篷城给人一种秩序和力量的错觉。柴玲很是佩服，她所信赖的助手李禄一直是在勤奋地工作着。
柴玲一直对李禄的办事和领导能力深为钦佩。她相信他才是这个运动所需要的强有力的领导人。李禄对撤退计划的坚决抵制更强化了她的看法。相比之下，她看到了自己的软弱之处。
戒严已经进入第八天了【从20日起，应该是第九天】。谣言继续在传播着。就在这天早晨，有“确实的情报”说一队神枪手已经潜入了广场，准备好了在一分钟之内暗杀所有的学生领袖。那场撤退不果的闹剧也造成了深刻的心理创伤。好几个人在那天早上前来辞职。曾经帮助修改柴玲的《绝食宣言》的作家白梦懊恼地放弃了他的宣传职位。张伯笠告诉柴玲他要离开一段时间，准备写一本关于这场运动的书。作家郑义和他的妻子也在收拾行李，他们也变得极其失望。这两人以已经没有换洗衣服为由决定了这是他们离开这里，回到在偏远的陕西省的家的时候了。
这样，就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保卫天安门指挥部萎缩了。只剩下了李禄、封从德和柴玲，以及一小组茫然不知所措的志愿者。柴玲打定了主意，这也是她自己走开的时候了。但在离开之前，柴玲觉得她还有一两件事要做。她希望能留下几句话，这样她的想法不会随着她自己的消失而消失。她也还要见她丈夫一次，也许她能说服他一起走。
柴玲独自穿过长安街来到北京饭店。她在那里找到了金培力，一位在北师大学习中国历史的美国研究生。随着北京的事件逐步升级，许多外国留学生都在或者自愿或者被雇佣地为各个新闻媒体做报道工作。金培力也不例外，他在为英国广播公司新闻部工作，并通过这项工作认识了柴玲。
金培力立刻就察觉到这个“失态、恐惧和哭泣着”的来客正面临着某种威胁而准备要逃跑。柴玲请求他在她动身之前协助录制一些“最后的话”。在他们走出饭店时，他们遇到了一位名叫梁淑英的香港女记者，她立刻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他们坐进一辆出租车漫无目的地转了一会儿，然后金培力才决定前往他的一个朋友的住所。在车里，柴玲写了一张纸条授权金培力可以以她的名义发言，这可能是在准备着她的被捕或死亡。这位年轻的美国人因为她的认真态度又震惊又害怕。他在一间小卧室里让柴玲面对着录像镜头坐在床沿，手里再拿上一个盒式录音机。柴玲马上就开始了讲话。
她的开场白很平静和忧伤：“我想这可能是我最后的几句话了，因为现在的形势就是越来越残酷。我叫柴玲，我今年二十三岁。”她回忆起她在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会上加入了这场运动时的情形。当那三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跪下请愿时，她看到了广场上学生们的眼泪。她看见她丈夫封从德咬破手指在手绢上写血书。她记起绝食的发动，与阎明复的对话，还有李禄要自焚的想法。她在重述整个运动的过程中穿插着许多对其他学生领袖的负面看法，尤其是那些当初反对绝食、现在还在继续试图与政府妥协的人。她很难受，她的嗓音嘶哑，停顿，有时候几乎听不清。后来，她终于忍不住失去控制地哭起来。她没法面对她所热爱的运动正在分化和丧失其纯洁性这个事实。她绝望地哭着说：就在政府方面开始团结起来变得强硬时，学生们却走向相反的方向。在没有提供任何具体名字或证据的情况下，她宣称就在学生领导团体的内部就有叛徒、贪污犯和为政府工作的特务。
金培力觉得他不能不插话了。他轻轻地问道，“这次学生运动……最黑暗是哪一天？”柴玲毫不犹豫地回答：“最黑暗的还还没来呢。”她把矛头指向那些主张学生撤退的那些“所有的人”，不留余地地宣布说天安门广场时学生必须坚守的最后和唯一的阵地。他们绝对不能撤退。
柴玲看起来对别人试图夺她的权尤其地深恶痛绝。她解释说她必须死死抓住总指挥这个位置是因为她需要这个权力去对付那些主张撤退的势力。她控告说：其他的领导人，包括高自联、首都联席会议、还有所有那些自己宣布成立的组织都在挖她的墙角。尤其是刘晓波和吾尔开希，两个她极其气愤地点出了名字来的人。尽管吾尔开希已经至少两次对运动造成巨大的伤害，他们关心的还完全只是领袖的地位。而年龄大一些的知识分子们则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形象。
接着，就像一个钟摆重新回到另一个方向那样，柴玲满怀深情地回忆起绝食早期的日子。她说：那是运动的最好的阶段，所有人都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运动是纯洁的。市民因为学生唤醒了他们的同情心而支持他们。她觉得运动是在北京市民用自己的身体把戒严部队阻挡在郊外时达到了光辉的顶峰。但这个愉快的想法只持续了不到两分钟，她的思路又马上被不确定的未来所占据。就这样，她说出了一段将永远跟随着她的一段话：
学生们总在问下一步干什么，我们能达到什么要求？我心里觉得很悲哀。我没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时，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公民。我想当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民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团结起来。但这种话怎么能跟同学们说？
至少从字面上看，这些话语带着作为总指挥的柴玲自己的阴谋意味：她可以有意地把运动引导向流血，以此来达到唤醒民众的目的，却又不能把这个目标告诉听从她指挥的学生。但在这一个时刻，柴玲却只关心着其他人的阴谋，不停地控诉“上层人士、人物名流”为了“达成个人的交易”“帮助政府，不让政府采取这种措施，”而要学生撤离广场。她变得越来越情绪化和语无伦次。她谈起了她的丈夫，他们原有的一起出国的计划，她的父母，和她对家庭欠下的债。
金培力再次打断话题。他让柴玲描述一下她自己下一步的计划。柴玲又说出了一些以后会回过来永远地纠缠着她的话：
下一步作为个人，我愿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学生，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不过我相信一次大的革命很快就要到来的。……下一次运动开始的时候，我想我还会再站出来，如果我还活着的话。我想最终的就是推翻这个没有人性的、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动的政府，而建立一个人民自由的政府，而让中华人民真正地站起来，让一个人民的共和国真正地诞生。
梁淑英小心地询问关于在五月三十日撤退的计划。柴玲毫不留情地指控那个方案已经对运动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她后悔她没有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她再次指责那个计划是一个阴谋：如果他们的确撤退的话，“那么中国就要复辟了”。
“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上坚持吗？”梁淑英低声问道。
柴玲耸了耸肩，“我想我不会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个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这样想。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我自私。但我觉得，我的这些工作应该有人来接着干下去。因为这种民主运动不是一个人能干成的。这些话先不要披露？好吗？”
最后那句话显示出柴玲终于察觉到她所说的话并不适合公开发表。她这个“最后的话”录完了，柴玲需要做的只是在离开之前与她的丈夫告别。
虽然他们俩自从开始绝食以后基本上日日夜夜都生活在天安门广场上，封从德一直没有多少时间是与他妻子柴玲一起度过的。他整天忙于后勤和财务工作，晚上往往就随便找一个帐篷睡一觉，将作为指挥部的公共汽车让给柴玲、李禄和其他学生领袖们。事实上，他不记得在运动中他们俩是否曾经有过任何单独相处的时刻。当有人告诉他柴玲在做“最后的话”的录像时，封从德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学生们自己留下遗嘱已经是一件很时髦也很平常的事情了。他没有察觉到他妻子那近乎绝望的心理煎熬，他只觉得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她肯定是很累，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那天晚上，柴玲在天安门广场的营地会议代表面前宣布了她的辞职。她没有谈论她自己下一步的计划，只是道歉说她太疲惫了，没法继续下去。她请求他们推选一位更坚强更有能力的人来担任这个职务，很明显地是在指李禄。最后，作为告别词，她批评了新来的外地学生缺乏献身精神，指出无休止的内斗和政变必须被制止。像往常一样，她满含眼泪的演讲感动了听众，许多人祈求她留下并自愿要协助她工作。
李禄这一次还是没有自己站出来。一直留在广场试图组织空校计划的杨涛却有点出人意料地站了出来推销他的计划，他的提议立刻就被众人的叫嚷所否决。学生代表们把它看作是要他们撤退的又一个企图。然而，奇怪的是，杨涛马上就放弃了他自己的计划，发誓他永远也不会离开天安门广场。他似乎已经表现出后来被称之为“广场病”的症状，这个极具传染性的“病症”使得一个平静而理性的人在接触到广场上那近乎疯狂的气氛之后会立即转变采取激进的立场。凌晨两点半时，学生议会通过了又一个决议再次肯定他们要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至少要到六月二十日。极其有意思的是，他们还选举了杨涛作为临时的代理总指挥。
杨涛远远不是唯一的一位得“广场病”的人。许多人，包括教师、知识分子和学生都带着理性劝说的初衷来到这里，却被热烈的气氛所征服而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变成所谓的“激进派”的一部分。天安门广场在这些日子里不仅仅是一个海德公园。有人嘲讽说，她已经变成了一个精神病院。
更多的帐篷还在从香港源源不断地运来，天安门广场的帐篷城现在已经初具规模。少数的巨型帐篷里面可以容纳五十来人，为学生领袖们召集无休无止的会议提供理想的场所。中等大小的也可以庇护二十来人。绝大部分的则是原本设计为两三个人用的野营小帐篷。在排列整齐的帐篷中间，一个大型脚手架正在向上延伸。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就是那些当初在四月份制作了放置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胡耀邦巨幅肖像的那些人，正在制作一个新塑像。这一“民主女神”将在这天稍后运到广场，成为这场运动的永久性象征。广场上的音乐和舞会还在继续着，已经有计划要通过电话线与香港和台北的支持学生们一起举行实况音乐联欢会。
封从德对他妻子的判断原来并没有错，柴玲所需要的仅仅是放一个晚上的假。她在附近的一个旅馆里好好地睡了一觉，洗了一个急需的澡之后，心情就戏剧化地改变了。她带着满脸的笑容回到天安门广场，告诉李禄她已经准备好，可以重新担任总指挥的职务。她的时机也很理想。作为代理总指挥的杨涛并没有能坚持几个小时。他那突然之间的兴致勃勃不是广场上混乱的现实的对手。他发现自己完全不胜任这项工作而不得不辞职。
张伯笠这时候也回来了。他对在天安门广场上创立一个“民主大学”的想法非常感兴趣，这也是那个香港人邱延亮的主意。张伯笠自聘为该学校的创始校长，全身心地投入其准备工作。
那个下午很晚的时候，张伯笠把他能找到的学生领袖召集到一辆车上开会，其中包括柴玲、封从德、郭海峰和杨涛等等。他发现几乎所有人都来自北大，于是就让司机在他们沿路讨论时开往那个学校。车子一路把他们带到了未名湖畔。
正是临近日落的时刻，享受这个著名的湖光水色的最好时光。初夏的空气安宁舒畅。环绕着湖，长长的柳枝垂下来不经意地点进水面，激起看不见的涟漪。红彤彤的太阳落在了西边办公楼和树丛的背后，在对面山坡上的博雅塔上映照出一层光辉的金黄色。
湖边有很多人。情人们手挽着手慢慢地行走。老教授们浑然不知身外事地趔趄而行。骑着自行车的学生们安静地绕着湖水缓缓行进，许多人不由得下车改为推着车步行。偶然之间，孩子们在山坡上冲来冲去，以他们无忧无虑地笑声打破四周的平静。
和平。
这是每一个与北大有关的人都极为熟悉的场面。这些学生领袖们自己都曾几乎每天来这里欣赏、漫步或坐下。然而此时她却显得如此陌生和难以置信。他们有些人已经好几个星期没回过这里了。他们的生活已经被天安门广场的兴奋和混乱搅得如此变形他们已经忘却了家里的安宁。
在一个漫长和缓慢的小时里，他们在湖边徜徉着。没有人说话。深深地，他们知道这可能是最后的告别。在他们余下的一生里，他们有可能再也看不到这一片风景。一个又一个地，他们满含热泪，慢慢地登上了汽车。
车子开动时，一首歌声在车厢里回荡：
也许我要告别，永远不再回来，
你是否能够理解，你是否能够明白？
也许我会倒下，再也不能起来，
你是否会永远地等待？
如果是这样，请不要悲哀，
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满怀失落的王超华独自在繁忙的天安门广场无目的地徘徊着。她现在完全是一位外人了。张伯笠曾经拼命地为他无法兑现的诺言道歉，但那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她也不是完全地孤单。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底下，他看见了处于同样忧郁中的沈彤。自从对话团的使命灰飞烟灭之后，沈彤发现自己被运动完全排除在外。项小吉在几天之前已经离开了北京，沈彤觉得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无助。他已经收到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录取信，但一直还拖延着没有去美国领事馆申请签证。他不知道他是否应该在这个运动的关键时刻走出那一步。试图抓住一根最后的稻草的沈彤请求王超华为他在柴玲那里说些好话，看看柴玲是否能在指挥部里有他能帮忙的地方。王超华很为难地同意了。可是，她不久就带回来了一个简短的建议：你最好还是赶紧去办签证。
临近五月底，北京火车站变得异常地繁忙。外地来北京的学生人流稍为缓解了，但更多的人每天都在离开首都。北京的学生们已经基本上背弃了对天安门广场的长期占领。他们在打包回家乡。这也是一个外出旅游的好时机，学生们可以免费乘坐火车，就像文化大革命期间四处串联的红卫兵一样。就在天安门广场，火车站的员工也在为持有学生证的人发放免费的火车票。
这天傍晚，民主女神的部件在学生纠察队的护送下由四辆平板三轮车运到广场。美术学院的学生们用了整整一个晚上顶着大风组装这个塑像。她看起来与纽约市的自由女神极其相像。有意思的是，这位女神有着明显的欧洲人的面容，甚至有一个高鼻梁。但她那简单平直的发型却是十足的中国式的。她以一个有些别扭的姿势用双手将一个火炬高举过头。
这肯定不是一个优雅的雕塑。她基本上是用塑料和乳胶构成，并不适合在室外永久性使用。然而，她在结构上被设计成一个完全的整体，只有在被毁坏以后才能搬动。令她的制作者大松一口气的是，这个轻量级的雕塑在那天早上吹过广场的狂风之中巍然挺立，经受住了考验。这个近十米高的雕像即使是在辽阔的天安门广场中也有着一个显著的存在。雕像被放置在广场和城市的中轴线上。隔着宽广的长安街，这位女神的眼睛直接盯视着天安门城楼上那幅毛泽东主席的巨幅肖像。
天安门广场，作为中国最神圣的地方，有着许多重要的历史象征。沿着它的中轴线，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国旗杆和天安门城楼都是鼓舞全国人民的象征意义的建筑。现在，一幢新的雕塑找到了她小小的立足点。她的存在没有经过任何官方的许可，反而恰恰是在与官方正面对抗之中出现。她是这新一代人的象征。
北国游子
真诚、坦荡，狂热、执着，无怨无悔、嫉恶如仇
1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3 18:01 只看该作者
第十二章·屠杀
没有几个人注意到“飞虎队”那喧闹的引擎轰鸣声已经消失了好几天了。直到五月三十日，政府宣布那个摩托车团伙的十几名领头人已经被以“宣扬暴力、搅乱公共秩序”罪名被拘留。这消息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大部分人还是把那些人看作是不值得同情的不良青年。
工自联在得知他们的几位领袖分别被强拽进汽车里拉走时倒是立刻就采取了行动。他们请求学生帮助。工自联的主席韩东方与李进进一起带着学生和工人游行到公安部大楼。在一整天的静坐示威以后，他们通过谈判成功地赢得了被劫持的工人的释放。还是没有人想到询问“飞虎队”的事情。
就像他之前的刘刚，王军涛现在看到他的影响力正在急速化解。他那个华盛顿式的领导风格的宏大构想在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失败中灰飞烟灭了。首都联席会议搬到了大学区，很快地变得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大多数著名的知识分子已经不见了。他们或者离开了首都去了外地，或者就地躲藏起来了。王军涛也是同样的悲观。他告诉陈子明这应该是他们为不可避免的流血结局做准备的时候了。
王军涛指示他们社经所的人员为运动的领袖们制作假证件。他在城市的郊区安排了一系列的安全居所，并拼凑了一个逐步从市内向外撤离的初步计划。他甚至采取措施把刘刚和张伦——他们社经所卷入运动最深的两位成员——撤了出来送往郊区。陈子明对即将到来的危险却不是同样的深信不疑，他觉得这场运动已经达到了如此的规模使得血腥镇压的可能性已经几乎消失了。
国际儿童节在六月一日来到。占据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尝试着扮演起大哥哥大姐姐的角色。他们打扫了广场，准备了一些小礼物来迎接年幼的访客。孩子们随着父母前来观看市里最新的旅游热点：民主女神。但这个天真的日子并没有一个好的开端。李禄被从睡梦中叫醒时得知封从德和柴玲已经被绑架。他赶了过去发现那两人在一个帐篷里被捂着嘴捆绑着。李禄摸清情况后判断这不是政府的行动，而是他们自己内部一小部分人的反叛。这是已经有过很多次的试图推翻他们领导地位的政变中最激烈的表现。李禄不动声色地召集来学生纠察队解决了争端。但是，他们领导层的内斗显然已经达到了令人心悸的程度。
刘晓波非常伤心。在首都联席会议头几天那短暂的兴奋之后，他看到知识分子又纷纷回到了他们原有的行为方式。他们在看到第一个危险的信号时就大规模地逃避了。很多人躲了起来，其他人则因为确信他们无法左右被激进学生控制的天安门广场的局势而放弃了希望。在他看来，没有人在承担责任。这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深远的传统，这个群体因此被无数代人不无根据地看作是无能和无望的一群。
作为一个在《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发表的当口毅然回到北京的人，刘晓波相信这是一个需要明确地站稳立场的时刻。他知道他必须完全地把自己投入到运动中去才能有希望对运动发生影响的可能。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采取一个他自己的激烈行动：绝食。
王军涛不同意绝食，但在刘晓波的劝说下接受了他的看法。为了避免再次造成一个极端的闹剧，他们决定只是开始一场由知名的知识分子举行的象征性的接力绝食。当一个团队结束他们的绝食后，另一个继续下去。这样，他们可以在天安门广场持续地展示一些著名的名字和形象，保证把这场占据延续到那个宝贵的六月二十日。
麻烦的是已经没有多少著名的知识分子还留在他们中间可供选择了。刘晓波只找到周舵，一个已经在幕后做了许多工作的中年知识分子；和高新，与刘晓波同在北师大的年青的校报主编。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有任何知名度。但他们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个他们所需要的鼎鼎大名：侯德健。
侯德健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台湾的校园里以被称做为“校园歌曲”的短小民歌成名的。一九七八年，在美国放弃台湾改而与中国大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时，年轻的侯德健创作了歌曲《龙的传人》来表达台湾人民的痛苦和决心。尽管有着这样的渊源，这首歌两年后在大陆演唱后一夜之间风靡全国。“龙的传人”突然成了中国人传统认同的同义词。
侯德健却对他自己在台湾的前途不看好。他以一个被他的岛国家乡视为叛国的行动离开了台湾，来到北京定居，在一个更大的观众中培植他的名声。他并不知道他个人的冒险会在此时把他引进天安门广场的对峙。侯德健刚在香港参加了一场支持北京学生的音乐会后回来。他已经有了另一场音乐会的安排，所以他只能绝食四十八小时。他的同伴都誓言要绝食七十二小时。
六月二日下午，他们这四位被称之为“四君子”的人走进了天安门广场。他们宣读了一份他们自己的宣言，其中包括着针对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抨击：
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呼吁！我们忏悔！
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
在李鹏政府非理性的军事暴力高压之下，中国知识界必须结束几千年遗传下来的只动口而不动手的软骨症，以行动抗议军管；以行动呼吁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诞生；以行动忏悔由我们长期的软弱所犯下的过失。
这个冗长的宣言继续着，同时批评政府和激进学生的失误，指责他们的非理性情绪已经将危机持续升级。它最后骄傲地宣布“我们没有敌人！”希望“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没有人注意这份宣言。成千上万的民众向天安门广场涌来。他们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侯德健。北京人民有了一个新的理由前来这里：“先看女神后看猴（侯）”。可是即使是那个民主女神也没法与一位作为流行乐巨星的真人竞争。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上的侯德健是一个瘦弱和害羞的角色，他被要求一遍又一遍地演唱他的歌曲。一次又一次地，他带领全场齐声高唱《龙的传人》。当他需要喘口气时，刘晓波试图做他的演讲。尽管仇恨没有能毒害他的智慧，“广场病”却做到了。面对着上万人疯狂的欢呼，那篇精心炮制的宣言里所包含的理性思维一下子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他以最大的热情赞扬学生，发誓要把他们的斗争坚持到最后一刻。不过他也没机会说太多，没有耐心的听众响亮地齐声高呼着：“侯德健！”“侯德健！”
就这样，四君子的绝食迅速地变成了一场奇特的马戏团表演。
那天夜晚，一辆军用吉普车在长安街上高速行驶时在天安门广场西边约五公里的木樨地失去了控制。它冲向路边几个行人，当场压死了三位。几千学生和市民在听到这是戒严部队的蓄意所为的传闻后立即潮水般地涌向现场。就在人群沿着长安街奔跑时，他们惊讶地发现许多公共汽车和卡车里面满满地装着一袋袋的军用物资。在CNN的摄像镜头面前，学生们爬上一辆公共汽车的顶部展示出他们的战利品：钢盔、步枪和刺刀。旁观的群众为他们一个劲地喝彩。部队在行动！警报在天安门广场内学生的高音喇叭上播放着，校园里的学生被发动起来增援。
到六月三日清晨时，载有军用物资的汽车队在城市的好几个交通要道被包围。同时被发现的还有成群结队的军人，他们没有携带武器，而是徒步行军。士兵们没有穿他们的军服外套，但他们统一的白衬衫和绿军裤还是很容易地暴露了目标。相对于几个星期以前，现在是一个完全的角色反转：这次轮到这些军人高唱着国际歌和军队歌曲，试图徒手推过由学生组成的密集人墙障碍。而旁观的人民仍然不在他们一边。他们又一次是毫无希望的少数，逐步被推搡到街角和人行道上。这些丧失斗志的士兵低着头就地坐了下来。
【白衬衫绿军裤的士兵是6月2日晚成队列从东面开进的，清楚记得在当时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中，最后被阻截在北京饭店前的东长安街上。
前面说到“几场小规模的士兵与平民之间的冲突”在西面方向发生多次，军方使用了催泪弹，并造成多名学生民众受伤。其中死亡一名军人，《人民日报》曾特地给予报道。对照更多民众以和平方式拦截军队的情况，这些冲突，以及2日的“白衬衫绿军裤”军队，如果推断是当局有意挑起冲突而为屠杀制造借口，虽然难以得到证实，结合中共一贯所为（比如76年四五事件），却也不能不说是合理的推测。
《人民日报》
日期：1989.05.24
版次：1
标题：北京市政府发言人
举行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
作者：新华社
正文：
新华社北京５月２３日电
北京市政府发言人丁维峻今晚在京丰宾馆举行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会上，北京市丰台区常务副区长叶上诗介绍了２２日发生在丰台区大井附近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某部战士被打伤的情况。
叶上诗说，２２日晚１０时左右，在丰台区大井附近，被阻拦的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某部队奉命转移。部队在同大学生达成协议后并在大学生帮助维持秩序的情况下开始转移。这时，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制造谣言，进行煽动，混在学生和围观者中的一些不明身份的人用事先准备好的砖头瓦块袭击解放军战士。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请求那些人不要再打了，但大学生也遭到了袭击。解放军保持了高度的克制，一边撤离，一边保护学生。在这一过程中，６０多名战士受伤，其中１７名住院治疗，４名受重伤，有的头部缝合９针，有的手指骨折。同时也有１１名大学生受轻伤，另外有１２人受轻伤、１人受重伤。在这一过程中有１０人被解放军战士扭送到公安机关，这些人已被拘留审查，其中有５名是外地人，有５名是北京市人，他们都不是大学生。２３日上午１１时，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百发、市政府秘书长铁英到医院看望了被打伤的解放军战士。
在新闻发布会上还播映了事件发生后拍摄的录像。录像中有被砸坏的房舍、被砸碎的玻璃，房舍周围的地上布满了碎石块，还有几名被打伤的解放军战士。
会上，丁维峻、叶上诗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出的问题。】
在新华门西边的六部口，一辆没有标志的小车被发现载有包括机关枪和自动步枪的武器。学生们夺取了车子，把枪支摆放在车顶上展览。这个地点紧挨着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中南海，令人感到不安。就在正午时分，正当人群把这个路口挤得水泄不通时，几百名头戴钢盔的士兵突然从新华门里冲了出来。他们向人群发射了一连串的催泪弹，把车子和武器夺回，送进了中南海。
对于在场的每一个人来说，这是他们平生第一次尝到催泪弹的味道。他们受到极度惊吓，一边咳嗽和哭喊，一边很快就跑散了。许多人在混乱中受了伤。白色和桔黄色的呛鼻烟雾在那里持续弥漫了好几个小时。吴仁华和他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学生过去两个多星期中一直占据着新华门的大门口绝食或静坐，这时也终于被冲垮了。
吴仁华撤回了北大，发现首都联席会议——或者说其硕果仅存的部分——正在那里开会。他注意到那个香港教授邱延亮在认真地记录每个与会者的名字和个人信息，这些数据在镇压之后需要救人时将成为至关重要的依据。
虽然已经得病而且疲惫无名，吴仁华一听到天安门广场需要人员增援保护绝食的四君子时立即就自告奋勇。他马上赶到自己的政法大学，在那里从听到他在高音喇叭上呼唤志愿者后赶来的学生中亲手挑选了四十多个强壮的男生。他给每个人发了一块红布作为标记，拦下了几辆过路的卡车就出发了。
他们在下午接近四点钟时到达了广场，惊讶地发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只有非常小的人群。吴仁华找到几乎是孤单着的李禄和柴玲，那里没有任何学生纠察或警戒线。四君子正坐在一顶帐篷里休息。在前一个晚上的警报之后，大多数学生离开了这里去休息。其他人则被吸引到各处军队被包围的场所去了。吴仁华把他的人分开在纪念碑的四面站岗，然后自己坐下来，期盼一个最好的结局。
有关部队行动的情报潮水般地涌进天安门广场。看起来很清楚军队有组织地混进广场的企图又一次被民众粉碎了。士兵们似乎是试图徒步到达附近地区，他们的武器则由伪装的汽车分开运送。这时候到处都有情绪化的冲突。李禄拒绝在广播站播送这些惊心动魄的故事。他静静地坐着，紧握着麦克风，绝望地要保持平静的心态。
六点钟，一位穿便装的人被一群愤怒的民众送到指挥部。他身上被搜出有军队的证件，被指控为部队侦察。这个可怜的人在抓他的人手里没有得到什么好待遇，可以看得出来已经被整得很难受。吴仁华做主安排了一位医生为他检查，然后用一辆救护车把他悄悄地送了出去。
在六点半的时候，天安门广场四周和沿长安街一线的官方高音喇叭同时发出了声音。它们播放着来自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一篇长长的通告，其中宣布“一小撮人”已经煽动了许多人参与非法行为，包括阻碍部队行进、哄抢武器和伤害军人。它接着说：
我们郑重宣告：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非法阻挡军车，阻挡、围攻解放军，妨碍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军队行动时间、方式、着装均属军务，任何人不得干预。我们坚决执行国务院戒严令和北京市政府一、二、三号令，如果有人不停劝告，一意孤行，以身试法，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一切后果由组织者、肇事者负责。希望北京市广大人民群众严守戒严令的规定，支持军队制止动乱、维护安定团结的行动。
在天安门广场内，愤怒的学生爬上灯杆剪断了连接属于官方播音系统的高音喇叭的电线。他们对装在四周政府建筑物顶上的那些喇叭却无可奈何。那些高能量的喇叭重复播送着这个通告。虽然它们的声音进入广场的能力已经被削弱了一些，学生自己的广播站还是敌不过。他们反抗的声音被局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的一小片区域。在那里，学生领袖们举行了他们自己的一次记者招待会。几位白天在与军队发生的冲突中受伤的人提供了他们的证言，展示了血衣和伤口。柴玲、李禄和封从德相继讲话呼吁镇静。吾尔开希鼓励记者们留在这里与他们一起见证历史。作为给侯德健的献礼，他演唱了一首这位音乐家新作的一首歌曲。在这个关键的晚上，吾尔开希出乎意料地出现在广场上，自愿要求参与。他希望能成为指挥部的一位副总指挥，这个要求被拒绝了。王丹则不在场。
八点钟时，一队学生整齐地开进天安门广场来到纪念碑的底座前。他们大约有几百人，全部穿着一色的圆领白汗衫，胸前是大大的“北京大学”四个红字。他们是在听到需要增援的消息后前来担任学生纠察的。高自联正在动员每一所大学的学生前来增援天安门广场。吴仁华看到这批新来者强壮的身躯和坚毅的表情，一下子感觉好多了。他把自己原来的人马集中起来部署在纪念碑的北面，让新来的纠察负责另外的三个方向。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设立在天安门广场中央的一个庄严肃穆的立柱型建筑。高近四十米，它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重建天安门广场时建造的。在它面向北方的正面是毛泽东的亲笔题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背面是一个更长的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总理手写的描述。它将“人民英雄”从最近的共产主义革命一直追溯到一八四零年以来“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牺牲的烈士。
纪念碑有一个很大的正方形的底座。在底座的上层有八幅雕刻在汉白玉石板上的巨型雕像，每一个都表现出自一八四零年以来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其中之一便是那光辉的五四运动。雕像的周围是一个宽广的平台，提供着足够的空间让人们徜徉和欣赏这些艺术作品。在每一面，一系列台阶引到下面的第二层平台，从那里又一列台阶往下引到广场本身。
这是一个神圣的纪念碑。少先队员和来访的外宾在多种场合会来这里敬献花圈。这自然也是一个在受到群众敬爱的领袖辞世后出现自发的纪念活动的地点，比如四五运动期间的周恩来总理和这个春天引发了当前这场运动的胡耀邦总书记。
夜幕降临时，吴仁华站在纪念碑底座的最高点上。从那里他可以环视整个广场。在昏暗的灯光下，那里是一列列纹丝不动的帐篷，周围是垃圾和来回游荡的学生。尽管有那个官方通告——或者说正因为它——越来越多的人正向这里赶来。他们开始站满了广场的边缘，焦虑地等待着。远处是屹立着的民主女神。神像那边便是长安街，那里人们正在忙于设立路障。从交通栏杆到轮胎被放了气的公共汽车的所有物件都被堆积在这个威严的大街的中央。偶尔，一小队学生抬着一个浑身是血的人跑向纪念碑，向学生指挥部报告军队最新的野蛮行为。
这样的报告越来越频繁，并且来自越来越多的方向。但在天安门广场的人们自己还没有看到任何军队的影子。他们的目光投向远方，想像着那里正发生着什么样的战斗和那肯定是冲着他们而来的暴力。天空还是黑黑的，只有偶尔会有桔黄色的闪亮，可能来自抵抗的市民作为路障点起的火光。
离十点钟还差几分钟时，来自戒严部队指挥部的一个更强硬的警告在全市范围内播放。这一个显著地简短而更具威胁性：
当前北京的事态发展已十分严峻。极少数暴徒大肆制造谣言，煽动群众，公然污蔑、围攻、殴打和绑架解放军战士，抢夺军火武器，围堵中南海，冲击人民大会堂，并企图纠集各种势力，随时可能制造严重的暴乱。为了维护首都的社会秩序，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决不能置之不理。为此，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到街上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当官方的通告在西北郊的大学区里播放时，那里学生自己的广播站也忙成一片，高声喧嚣着他们自己的紧急请求，要学生走上街头去增援天安门广场。几千辆自行车冲进黑暗中，它们的绝大多数直接朝向几乎是正南方的木樨地。在那里，他们或者可以就地阻挡戒严部队或者左转上长安街向东奔天安门广场而去。
广场本身却没有多少惊慌的迹象。人们已经习惯了经常性的警报，所有那些最后都发现是虚假的。在民主女神像下面，张伯笠决定还是按原定计划举行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在他周围，民众仍然在涌进来观看这个女神和“猴”。他们挤在纪念碑周围热情地叫喊着“侯德健，出来！侯德健，出来！”危险暂时还很遥远。
整整十五天以前，军队曾经在一个满月的晴朗夜晚试图进入这个城市，结果遭受了其最为羞辱的失败。这个六月三日的夜晚却不再有月亮，是一个月里最黑暗的一个夜晚。在可见的地平线之外，几十万野战军正在同时从东、南和西三个方向像这个古老首都的中心位置挺进。这一次，他们是伴随着一列又一列的坦克和装甲运兵车而来。士兵们现在穿着的是野战迷彩服。手里紧握着自动冲锋枪和棍棒，他们肃静地在重型车辆旁边行军。这是一个接敌的序列，他们已经准备就绪，要摧毁阻挡他们的一切。
这座古老的首都曾经是由一道环绕整个城市的城墙所保护，城墙上开着一些城门可以控制进出的交通。古城墙的所在已经变成了现在的二环路，城门则被苜宿叶形的立交桥所取代。作为东西向的主街道、经过天安门的长安街在西边止于复兴门。但该街道以复兴门大街的名义继续向前延伸。从复兴门再向西一小段就是前个夜晚因为一起交通事故引起过激烈骚动的木樨地大桥。
木樨地是大多数大学生骑自行车从他们位于北部的校园里下来转弯去天安门广场的地点。在木樨地街口的西北角是中国军事博物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骄傲。沿着复兴门大街混杂着一些高层住宅楼和传统的大院。这些大院大部分是军队部门的住宿地。在这个特别的时刻，被动员起来的大学生正成千上万地赶到这里，他们与从附近住宅楼里出来的几倍多的市民汇合在一起，把公共汽车和卡车推到桥上作为路障，然后密密麻麻地站在后面以示抵抗。
这些平民完全不知道他们所要面对的是三十八军，一个当年在朝鲜战场上赢得其赫赫威名的王牌部队。戒严令颁发时，该军军长徐勤先上将因为拒绝执行命令而被解职。这支现在由一位代理军长指挥着的军队需要证明自己的忠诚。人们更不知道这支部队在到达这里之前已经在从郊区逼近城市的过程中开过了火，枪杀了平民。
部队的先锋刚接近这里就警告性的开火了，子弹呼啸着在人群的头上掠过。虽然有人声嘶力竭地呼吁着要坚持非暴力原则，人们还是把砖块、瓶子和他们手里能抓到的任何东西向对面的士兵砸去。又是一排枪响。安装在坦克上面的机关枪也开火了。这一次不再是警告。许多人在街上倒下。就在人们互相传告着这肯定是橡皮子弹时他们的注意力被目光所及中的鲜血所凝固。在恐慌中，他们四散奔逃。
军人不时地暂停他们的射击。勇敢的市民在这间歇中冲向前去抬走倒下的或死或伤的躯体。他们用平板三轮车和其它一切可用的工具把他们运送到附近的医院里。
十七岁的高中学生蒋捷连那天晚上被他母亲严禁出门。但他设法通过卫生间的窗户逃了出来。这位骄傲的年青人曾告诉过他妈妈：在这样的一个晚上，“重要的不是行动，而是参与”。在木樨地，他和一个朋友在听到枪声后在路边的一个草坪上丢弃了他们的自行车，怀着恐惧在一个花坛后面蹲下。就在嘈杂的枪声中，蒋捷连的朋友听到他轻声说了一句：“我可能中弹了。”他看到蒋捷连慢慢地站了起来，跌跌撞撞地向前走了两步就倒下了。他的衬衫立刻就浸满了血。他是被从背后击中的，在心脏的位置。直到一天以后他的遗体才被确认，他的父母才知道他的噩耗。
留下了几十具尸体和几百位受伤者之后，军队冲过了木樨地。他们沿着长安街继续东进。在这条大街的两侧，学生和市民躲避在矮树丛的后面依然跟随着军队。一路上，他们警告新来的人军队用的不是橡皮子弹。在枪响的间隙中，他们对着士兵大骂“法西斯！”。当他们接近内城时，更多的市民涌向了街道的两侧。士兵们不断地开枪不让他们靠近。有时候，坦克上的机关枪不由分说地或者朝着人群或者朝着高层住宅楼盲目扫射。有几个人在高楼上自己的家里中弹。
沈彤这时在位于木樨地和天安门广场之间的闹市区西单附近的家里。在被柴玲拒绝之后，他已经完全离开了运动。在美国领事馆，他被告知他可以在六月五日前来领取他的学生签证。但他也得知他父亲已经因为白血病住院了。在悲痛和负罪感的煎熬下，沈彤答应他母亲无论如何他这天晚上都会老实地留在家里。
当枪声可以清楚地从他这个紧邻长安街的小院子里面听到时，他知道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他刚一跑出去就在人行道上四处发现死去的和受伤的人体。然后他听到一阵低沉的轰鸣声，感觉到地面在他脚下振颠。一道无边无尽的由耀眼灯光组成的队列从西边接近。沈彤看见有几百人冲上街头设立路障，立刻就被机关枪的扫射打散。他数了一下，有四十六辆坦克和装甲运兵车匆匆而过。携带着自动冲锋枪和棍棒的士兵在坦克边上行军。他们直冲着天安门广场而去。在一阵情绪冲动中，两个人从一个死去的平民身上剥下血衣，高举着走向士兵。沈彤和其他人也立即跟了上去。他们接近以后质问士兵的行为。就在愤怒的沈彤向士兵宣讲时，一位军官走过来举起手枪对准了他。沈彤在枪响时被人一把拉开，他身后站着的一个女孩应声倒下。沈彤记得看见她的脸变成了一个血窟窿。在人们惊慌奔逃时，士兵们冲了上来。回到了人行道的沈彤看见一个年轻人在栏杆下倒下后被几位士兵包围。在那人抬头时，士兵们以行刑队的姿态一齐开了火。那年轻人的鲜血和脑浆溅射到白色的栏杆上。
在三十八军由西路进军的同时，其他部队在另外的方向也遭遇了类似的抵抗。从东路和南路，军人遇到的是由工人和市民为主的群众。在王丹曾经自豪地观摩他的游行的建国门，运送持有自动冲锋枪的士兵的军用卡车纵队被包围。这些士兵没有开枪而只是无望地坐在原地不动。然而在其它地方，部队在经过血腥冲突后得以强行向天安门广场推进。
在差不多相同的时刻，十点钟左右，天安门广场的人们最终确信了这个夜晚沉重的份量。西边夜空中的桔黄色亮光变得很强烈，间或有曳光弹从中穿过。他们这时可以清晰地听到的低沉的轰鸣声越来越近。人们还在涌进广场，许多人带来了开枪和死亡的消息。吴仁华估计这时候大约有十万人在广场。
尽管形势紧迫，好奇的北京市民依然拥挤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要求见到侯德健。他们被在纪念碑四周台阶上坐得水泄不通，现在已有成百上千之众的学生纠察队保持在一定距离之外。其他学生们则聚集在民主女神之下，那里张伯笠为民主大学开了幕。他和柴玲一起象征性地剪了彩。就在张伯笠描述着他这个新学校的计划时，第三个官方的通告在他们的头上播放。这是一个冗长而又重复的通告，被大家自然地忽视了。
柴玲做了一个热情洋溢的演讲。模仿着四十年前共产党最后胜利前夕的毛泽东，她宣布说：“越是黎明即将到来，黑暗就越是浓重，但黑暗之后将是一个全新的共和国的诞生！”严加其做了主题讲话。伴随着现在可以清楚地听到的枪声，严加其以他浓厚的口音滔滔不绝地讲述着民主和自由的概念达四十五分钟之久。他的讲话一结束，他和其他知识分子就立即被送出了广场。
死人的消息已经充斥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但还是第一个学生——他们自己人中间的一个——的死亡消息给了他们最大的打击。突然之间，一切都变得太真实了。学生领袖们都静默着，柴玲开始哭泣。在午夜时分，学生广播站宣布了这位在木樨地殉难的北师大女生的名字。他们事先没有足够的远见准备好一盘哀乐的磁带。一位学生拿过麦克风深情地唱了一曲肖邦的《哀歌》。
吾尔开希那熟悉的声音接着出现了。他谈起那位他觉得是他认识的死去的同学。他的声音断断续续，最后突然就消失了。高音喇叭上传出一些杂乱的噪音，然后有人说吾尔开希……“又”……昏倒了。那个被刻意强调的“又”字是对他经常在关键时刻昏倒的一个辛辣的讽刺。吾尔开希随即被一辆救护车带离了天安门广场。
在最初的震惊之后，学生们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正在开始的屠杀。大多数人安静地坐着，完全麻木了。有些人则变得神经质。在纪念碑的底座上，一伙学生和工人拿着刀和枪围住了柴玲。他们冲她叫喊着绝不要想撤退，“如果你敢在这个时候撤，我先毙了你。这么多人已经为你们学生死了，你要是再敢撤，我先毙了你。”他们一个个嘶叫着。学生纠察花了好一阵子才把这群愤怒的暴民推开。
马少方和北师大的学生领袖梁擎墩却带着撤退的想法冲进了指挥部。他们告诉柴玲外面的学生都在问是不是该走的时候了。满脸泪水的柴玲瘫痪了也似地靠在帐篷里，看起来完全地无助。李禄却保持着镇静。“你们是什么意见呢？”他反问道。马少方和梁擎墩争辩说：因为戒严部队已经开枪杀人，他们面对的不再是可以理喻的人。他们现在应该撤退，太多的生命悬于一线。
李禄和封从德不敢肯定是否有可能在这个时刻把天安门广场上的所有人带出去。他们判断他们大概已经差不多被完全包围了，如果还没有确实被包围的话。更安全的选择可能是让大家聚在一起，以免造成一个混乱的集体逃亡场面。封从德这时成为实际上的总指挥。他行动起来，在广播上指示在广场上的所有人都站起来，手拉着手，一起慢慢地向纪念碑聚集。
黑暗中的旗帜举了起来，人群跟着过来了。他们缓慢但有秩序地来到了纪念碑底座，坐在台阶和相邻的地面上。吴仁华再次查看了四周。他们大约有一万学生，半数以上坐在北边面对着天安门和长安街。看看远处，几万人仍然在广场的外围留着，他们大多数是工人和市民，混杂着一些学生。
在天安门广场中央，帐篷依然井然有序地站立着。它看起来像是一个被遗弃的鬼城。学生纠察在查看是否还有人在里面睡觉。马少方前往设立在广场西北角的工自联的指挥部。在他能够劝说那里的工人撤到纪念碑与学生会合之前，他看见一群群激愤中的工人正冲向新华门，三十八军已经到达那里。工人们冲着他吼道：太多的兄弟姐妹已经死了，他们不能袖手旁观。
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在午夜过后十五分钟时第一次见到军队的出现：两辆高速冲过来的装甲运兵车。它们一下子就冲过长安街上的路障。大群的人慌忙地逃逃避，却还是保持着很近的距离，向它们抛掷石块和金属棍棒。这两辆车子在被包围之前高速地逃走了，消失在东边的黑暗里。
在欢呼声还未能消逝之时，另两辆装甲运兵车又从南边呼啸着冲过来，预示着十五军从那个方向的到来。这两辆车高速绕着广场的边界奔驰，再次在人群中造成一片混乱。在长安街附近，其中的一辆突然停住了，立刻就被愤怒的民众团团围住。土制的汽油瓶炸弹伴随着浸有汽油的棉被雨点般的向这个钢铁巨兽飞去。在一片歇斯底里的欢呼声中，它燃起了冲天的火焰。三名没有携带武器的士兵从里面恐惧地爬了出来，立刻就遭到无数的石块和棍棒的打击。人们冲上前拳脚相加，血从一名士兵的头上流淌下来。
张健那年只有十八岁。作为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他是一个身体素质很好的年轻人，擅长田径和武术。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在张伦离去后被任命为学生纠察队长。张健在午夜时分带领一队学生纠察冲上长安街试图阻挡前进中的部队后就一直没有闲着。他们在遭到多人受伤之后败退下来，正好撞进装甲车在燃烧的场景。当他们看到那三位军人的处境时，他们毫不犹豫地插入人群。进去后，他们紧紧地手挽着手形成一个保护圈。一些学生甚至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着士兵。他们这样一起缓慢地走向一个红十字学会的帐篷。愤怒的暴民还在向他们冲来，一边抛掷物品和挥拳打击，这些大部分都落在了学生的身上。
天安门广场现在看起来像是一个战场了。虽然还没有入侵部队的清晰迹象，但他们已经令人心悸的接近了。一伙又一伙的学生和市民在各种旗帜带领下冲出去阻挡军队，但更多的人是在他们的企图失败后退潮一般地涌回来。有些市民跟着士兵从木樨地和西单一路来到这里，他们要看看在天安门广场会发生什么，也许他们还能在这里为学生做最后的抵抗。
就在一点钟之前，无数的信号弹和曳光弹从广场外围的各个方向射入夜空，暂时性地照亮了整个地区。在外围的几万群众回头看到学生一动不动地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有些人变得无比愤怒，他们冲过来高声叫骂学生。在他们的周围充满死亡的时候，他们不再接受学生们“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他们指责学生天真、傲慢和胆怯。他们叫喊着：人都在那里为你们死了，你们难道就坐在那里等死？学生们安静地坐着不动。
封从德一直都注意着后勤方面的具体细节。他这时已经在纪念碑底座的最高层设立起一个新的广播站。他准备了一个发电机和足够用一晚上的汽油。他选择把这个广播站设置在东南角，远离从长安街方向前来的军队主力。高音喇叭则被高高地放置在纪念碑上。这个广播站自然而然地成为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新址。
柴玲一晚上都在哭。她终于承受不住了。她跳起来抓起麦克风叫喊着要所有有能力的学生都拿起任何武器来保卫广场的边界。李禄立即掐断了广播，柴玲也及时地恢复了理智。当她再度讲话时，她已经是从容冷静了。她讲了一个关于蚂蚁的寓言。当一群蚂蚁遭遇到山火灾难时，她告诉她的同学们说：蚂蚁会搅和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球形滚下山去。那些在外面的蚂蚁会被烧成灰烬，但它们的牺牲保证了它们这个族群的生存。现在这个时候，就在这里，她布道一般地说道：他们就是处在那个蚂蚁球的最外层，面对着肆虐的大火。她嘶哑的嗓音共振着：“同学们，我们是和平请愿。和平的最高原则是牺牲。同学们，只有我们的牺牲，才能换来这个人民共和国的新生。”
就在越来越近的枪声中，纪念碑周围的所有学生站起来在柴玲的带领下再度宣誓：
我宣誓，为了推进祖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了祖国真正的繁荣昌盛，为了伟大的祖国不被一小撮阴谋家所颠覆，为了十一亿人民不在白色恐怖下丧生，我要用年轻的生命誓死保卫天安门广场，保卫人民共和国。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我们愿用年轻的生命，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然后他们集体高唱国际歌。
军队的主力终于在一点半时分出现在天安门广场。这是一支具备绝对优势和决心的力量。一阵激烈的枪声首先把聚集在西北角的人群驱散，那里工自联的一顶大帐篷也随之燃起大火。坦克和装甲车紧跟着进来，它们沿着长安街面向南方一字排开，上面的枪炮指向广场。
几乎就在同时，另一支部队从南面赶到。这是十五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的空降兵队伍。他们通过前门一带的进攻是这个晚上的另一个血腥战场，仅次于沿着西长安街前进的三十八军。三十九军随后在东长安街上出现。从建国门过来的这支军队只遇到了一些象征性的抵抗。或者因为战术安排，或者因为官兵的克制，他们一直没有开火，也不是第一个到达天安门广场的。这时他们迅速占领了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前的目标阵地。最后，人民大会堂的所有大门都突然大开，大批的士兵从里面冲出来，潮水般地涌下长长的台阶。就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天安门广场被包围得水泄不通。里面的平民被允许离开但外面的再不能进入被封死的区域。随着他们战斗计划的第一阶段顺利完成，军人就地休整等待着。有些部队通过齐唱军队歌曲来保持注意力集中。外围的平民则以更强有力的高唱国际歌做回应。现场的气氛匪夷所思。
官方的高音喇叭再度开始播音。这又是一个新的通告：
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疯狂袭击解放军指战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解放军官兵，妄想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解放军多日来保持了高度克制，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首都公民要遵守戒严令规定，并同解放军密切配合，坚决捍卫宪法，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首都的安全。凡不听劝告者，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全由自己负责。
这是“反革命暴乱”这个词的第一次出现，其含义是广场的形势已经从“动乱”升级到了“暴乱”。戒严部队现在是在与国家和人民的敌人战斗。这个最新的通告不停地重复播送了很长时间，大大地提高了威胁的程度。
撤还是不撤？人民英雄纪念碑那里的学生领袖们还在激烈地争论着。柴玲又哭了起来。她那含泪的声音在他们自己的高音喇叭里回响：“同学们，请镇静！同学们，请镇静！愿意撤离的同学现在可以撤离天安门广场，不愿意撤离的同学和我一起留下来，与天安门广场共存亡……这是最后的时刻！这是最后的时刻！”
四君子这时候还只绝食了一天多。在这个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安静地坐在帐篷里。但现在他们十分担心。如果一部分学生的确听从柴玲的话而离开，有可能在他们之间造成混乱，把一个已经失控的局面搅得更糟糕。但幸运的是，只有极少数的人离开了。刘晓波写了一张小条子在广播站播放，赢得了一片掌声。四君子誓言在最后一位学生离开之前他们绝不自己离开。
凌晨两点左右，天安门广场上突然响起一片枪声。子弹从纪念碑上的人的头上呼啸而过。这一轮警告性的扫射是由位于人民大会堂前面的步兵所为。接着，临近长安街方位上又响起了更猛烈的枪声，听起来尤其地恐怖。在北京饭店里一个临街的阳台上，CNN的麦克·奇诺伊可以居高临下地看到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北部边缘。他紧握着一个麦克风正在急速地描述着下面的场景：
军队在直接向抗议者开枪！人们在街上奔跑，他们尽可能快地蹬踏着自行车。人们在从街上冲刺下来。这是绝对的恐慌，这是绝对的恐慌！他们现在转向小胡同，他们处于绝对的恐怖之中。我可以看到有人在背着一个受伤的人。我所在的地方前面就近有一辆救护车。
伤亡的躯体到处都是。
在把那三名士兵从他们燃烧着的装甲车旁救下来之后，张健又回到了广场的东北角。他和几百名学生和市民在那里与长安街上的军人对峙着。正在他们高呼口号时，一辆公共汽车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出来，冲进了士兵和平民之间的无人地带。子弹立即如雨般向它飞去，车子在一片刺耳的噪音中停下了。一具探照灯把被打毁了的汽车照得通明。张健看见士兵们从车上拽下几个人。他认出来其中一位是郭海峰，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秘书长。
郭海峰是当初胡耀邦追悼会时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跪下来的三位学生中的一个。在这个夜晚，他出去寻找汽油用以制作土制汽油弹。他们找到了一辆公共汽车，从里面取出汽油灌了一个瓶子。他们在返回天安门广场时遭遇到排枪射击。他成为第一个被抓获的学生领袖。
士兵们把他们的俘虏捆好，用链子拴在路旁的铁栏杆上。对面的平民发出一致的呼声：“放了他们！”“放了他们！”他们的要求换回了又一轮的扫射作为回答。张健附近有几个人倒在了地上。他再也抑制不住怒火，撕开自己的汗衫，走向一位指挥官叫道：“我们都是学生。我们没有武器……如果你们要杀人，就先向我开枪！”
距离他只有十米远的那位指挥官对着他举起了手枪，他接连开了三枪。其中两枪打中了张健的腿。张健还站立着，但摇摇欲坠。他盯视着指挥官的眼睛叫道：“再来一枪！你没能把我打倒。再来一枪！”然后，他倒下了。当他被抬上一辆小卡车时，他看到上面已经有了三位受伤的人。十几人把这辆已经毁坏了的车子推到一个医院，到那里时那三个人已经死了。
在纪念碑上，四君子知道已经到了他们必须施加一些成人的领导的时机了。刘晓波出来做了一个关于非暴力的重要性的讲话。他刚开始不久就被告知在他们自己这边发现了一挺机关枪。他们一起赶到西南角发现那挺枪正支在石栏杆上，对准了人民大会堂方向。一伙拿着刀和棍棒的工人围成一圈保护着这个武器。他们声言他们已经亲眼看到太多的死亡，他们有权力反击。
侯德健利用他那尽人皆知的名字接近了这些暴躁中的年轻人，让他们稍微平静一些。在大量的说服工作之后，工人们交出了机关枪和另一把他们已经藏起来的自动步枪。刘晓波召集起还在现场的少数几位外国记者。在摄像镜头的记录下，他在石栏杆上砸毁了这些武器。
已经过了三点钟了。北大的一位学生领袖邵江找到周舵，带着哭声请求他想办法让学生撤离。四君子在帐篷里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在他们中间，只有刘晓波反对撤离。但其他三个人成功地说服了他。他们四个人然后一起找到柴玲、李禄和封从德，发现这三个人仍然在誓言绝不撤离。他们争辩说：太多的人已经死了，他们现在不能再逃跑。一位学生宣称赵紫阳和阎明复给他们传过话，要他们坚持到天亮。刘晓波发火了，他大声叫道他们不能把几千条性命押在一条谣言上。
封从德告诉侯德健说他们可以自己去试图与军队谈判，但不能代表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他进一步说：甚至指挥部也没法做出撤离的决定，这必须由全体学生定夺。
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四君子觉得他们必须自己负起责任来。周舵自愿出去寻找谈判的机会。他解释说他是四个人里最冷静的，而且具备鲜明的学者形象，可能会有帮助。但他需要侯德健与他同行。如果那些年轻的士兵有可能听说过他们之中一个名字的话，那就是侯德健。现场的两位医生也志愿陪同他们两人前往。他们的白色医院制服对防止士兵对他们不顾一切的射击也可能会有帮助。
这样，在三点半时，周舵、侯德健和那两位医生走下了纪念碑底座的台阶。他们在黑暗中挥舞着一件白衬衫，慢慢地进入广场上已经没人的地带。几位学生纠察紧跟着他们。他们曾经宣誓过要保护四君子的生命。这一小群人在人民大会堂前面逗留了一阵，然后上了一辆救护车冲长安街而去。
他们下车后接近军队的防线时立刻就听到一阵不安分的拉枪栓和子弹上膛的噪音。他们停下了。两位医生之一高声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说侯德健和他们在一起。侯德健可以听到对面对他的名字做出反应的嗡嗡声。他听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但觉得并不都是敌意。
一位指挥官在几名士兵的陪同下走了出来。他四十来岁，军服上有带着三颗星的肩章显示着他的军阶。指挥官与他们每个人都握了手，说话很平静、客气。他要求他们先终止他们的绝食，侯德健和周舵立即回答说他们已经停止了。指挥官然后告诉他们他必须要请示上级，就走回来部队的行列。
这是一个令人焦虑的时刻。在他们等待着的时候，侯德健回味到这位指挥官的手很厚实、柔软和温暖。可是突然间，天安门广场内部和四周的灯光一齐熄灭了。他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军队要开始其最后清场行动的信号。甚至对面的士兵们也变得焦躁起来，有些人在高声叫喊着，其他人则挥舞着他们的枪支。两位医生保持着镇静，他们告诉每个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在紧张的几分钟之后，那位指挥官又走了出来。他告诉这几个人他们的撤退要求已经被批准。指挥官通告了他自己的名字和军衔，指示他们必须带领学生从西南角撤离。他强调说：无论如何他们都必须在天亮前离开广场。再次握手的时候，他对他们说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地劝说学生和平撤离，将是一举宝贵的成就。侯德健觉得这位指挥官是真诚的。
天安门广场内部和四周的灯光完全熄灭时正是四点整。在这个完全没有月亮的夜晚，突降的黑暗和恐惧笼罩着每一个人。几乎自发地，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学生们又一次竭尽全力地高唱起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在人民共和国长大的几代人所看过的所有光辉的电影里，共产党的英雄在面临就义时都会高唱或演奏国际歌。对这个新的一代来说，现在是轮到他们的时候了，尽管他们面对的却正是共产党政权的坦克和枪炮。这无关紧要，他们高声而自豪地唱着国际歌，这个共产主义的主旋律。歌词颇具讽刺意味地描绘着这个晚上的现实：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
就一定要实现！
激昂的大合唱似乎驱除了随着黑暗而来的恐怖。几万名学生坐在台阶上，手拉着手，他们找到了和平和力量。他们将垃圾堆积起来点起来几个小篝火。这些细小的火焰映照着远处装甲车残骸上燃烧的火光，形成一个鬼魅般的映像。
在黑暗中，周舵和侯德健摸索着回来了。他们赶过去向柴玲、李禄和封从德通告，催促学生接受部队的条件立即撤离。学生领袖们却无法做出任何决定。
广场上的灯光就像它们熄灭一样突然地再度亮起。这时已是四点半。吴仁华再次环顾四周，在熄灯的半小时之中，相当多的人离开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外的广场上已经看不到一个平民的影子，纪念碑上的学生人数也骤减了一半。吴仁华估计大概还有五六千人坐在这里，一如既往地坚定。
从官方的高音喇叭里传来一个简明扼要的通告：
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
其后是一个更长的通告，命令所有人立即离开现场。这是最后的通牒了。
在远处，一队队端着自动冲锋枪的士兵像战场上进攻一样以蛇形队列通过帐篷城向纪念碑袭来。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停下了检查帐篷的内部。在他们后面，坦克和装甲车开动了引擎，一字排开地向广场内推进。没过多久民主女神雕像就在一辆坦克的威力下轰然塌陷。
再没有时间可浪费了。侯德健自己拿过麦克风向学生介绍了他们与部队的谈判。他道歉着说那完全是他自己个人的主意。但因为血腥的镇压还在继续，他祈求学生们为了保存中国民主和未来的种子立即撤离。
几乎所有的学生直到此时都不知道已经有过谈判，他们的反应是迅速的。愤怒的嘘声和叫骂四处响起。一些学生冲了过来威胁着要痛打叛徒，赶他们出去。李禄不得不动员起学生纠察把这些人阻挡在留作指挥部的一小片地盘之外。
刘晓波和周舵相继讲话支持侯德健。他们三个人苦口婆心地轮流劝说着极端情绪化的人群，同时重复着他们自己的誓言：他们只会在所有学生都离开后自己才离开。邵江以高自联的名义宣读了一份要求撤退的呼吁。他刚刚自己在一张纸上匆匆写下来这几句话，高自联作为一个组织这时候已经没有了真实的存在。另外一个自称是工自联代表的人也发言支持撤离。
宝贵的时间正分分秒秒地流逝。就在演讲和辩论继续激烈进行的同时，前进中的军人已经靠得很近了。在距离学生仅几米远的地方，他们在地上设置了一排机关枪，机关枪手匍匐在地。后面是一排半蹲着的士兵，手里的冲锋枪瞄准着学生，其他的士兵站在后排，也都是持枪待发。他们的后面则是坦克和装甲车。一个集体屠杀的阵势已经准备就绪。在如此近的距离上面对着如此多的枪眼，学生们没有表现出惊慌失措。他们面无表情地看着士兵，前排的学生举起手，伸出两只手指打出胜利的手势。
坦克和装甲车加大了油门，发出一片震耳欲聋、惊心动魄的轰鸣声。稍远处的军人采取了一个别扭的方式来表现他们的力量和没有耐心，他们集体有节奏地鼓掌，呼叫着：“快点撤！快点撤！”这番噪音混同起来，几乎淹没了学生仅有的几个高音喇叭。
在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里，总指挥柴玲还是不说话，失去了做任何决定的能力。封从德，这位二十三岁的研究生，觉得这是他的时刻，他的职责。他拿过麦克风宣布他们要做一个口头表决。他一遍又一遍地解释说：当他数到三时，所有人要一起喊叫，或者叫“撤退”或者叫“坚守”。他们将以声音的大小来做决定。
当时大约有六千人散布在纪念碑底部约有三百平方米的范围内。封从德在广播站不可能听得到所有人的声音，更不要说准确地判断声音的大小了。超过半数的学生在北边直接面对着来临的军队，却离广播站很远。但他们别无选择。封从德在高音喇叭上大声地数着：“一、二、三！”所有人都高声呐喊。
在北边，吴仁华几乎听不到任何“撤退”的声音，那里的学生几乎就是面对着全副武装的士兵们骄傲地宣示着他们的决心：“坚守！”。然而，在对面的东南角，却很难听得出两种声音的大小区别。李禄觉得他听到“撤退”的声音略高一些，封从德则觉得两个声音完全一样。然而，封从德毫不犹豫地宣布“撤退”的声音赢了。在那凌晨寒冷的空气中，他的声音清晰而干脆：“同学们，我们一直要学习和实践民主。我们现在必须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我们将有秩序地从天安门广场撤退。”
已经是五点二十了。微弱的晨曦在东边的天空中出现。当东南角的学生站起来缓慢地向外走时，北边的学生激烈地抗议着。他们相信他们才是真正的大多数，应该坚守到天亮。那时候他们可以创造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部队不再等待。几个特种兵小分队分别从不同方向冲进了学生的行列。他们一边向台阶上挺进，一边对天开枪，吆喝着要学生坐着不动。学生没有动。他们静静地坐着，没有表现出一丝抵抗的意思。即使这样，一些人还是在这些士兵打开一条到达顶部的通道时遭到了他们枪托的撞击。士兵们到达最高层后立即就以一排子弹打哑了纪念碑上的高音喇叭，砸毁了下面的播音设备。从此，这里不会再有演讲、辩论或者投票了。
除了打开他们的通道之外，这些士兵没有怎么招惹学生。他们没有做任何试图逮捕领袖或其他人的举动。当学生冲他们叫喊时，他们以朝天开枪警告作为回答。在他们的指挥部被摧毁之后，封从德、李禄和柴玲在东南角开始组织撤退。他们附近的学生在各种旗帜之下聚集。学生纠察在两边再次手拉手组成人链。他们一起缓慢地下了台阶，向东南方向走去。每个人都在哭泣。
第一批学生在一踏上外面的地界时就立即站住了。封从德、李禄和柴玲一起赶到最前方。他们惊恐地发现路径被一排又一排的士兵所阻挡，他们的武器几乎直指学生的脸。然而，就在他们上前准备与士兵评理时，士兵们突然向两边闪开，让出了几米宽的一条通道。就在一个由冲锋枪和刺刀组成的森林之下，三位领袖带着他们的队伍穿过了包围圈。他们决定走在最前面带路把学生们领回大学区。
学生领袖离开后，四君子绕过纪念碑来到其北边。他们发现几千学生在那里仍然坐着纹丝不动，拒绝撤退。士兵们在用枪托砸，用军靴踢打。除了偶尔极度疼痛的嘶喊外，学生们继续以他们的沉默作为抵抗。
吴仁华发现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就在他的身后。这个三十多岁的上尉很从容镇静，自己从来没有参与他的士兵们的暴力行为。相反地，他持续对学生说话，几乎就在恳求他们：“你们快走吧！快走吧！不走的话，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接到了命令，无论如何必须完成清场任务。”吴仁华在眼角里还偷看到另一位士兵在默默流泪。
黎明在缓慢地来到。曙光在一片混合着由路障和垃圾燃烧所造成的黑烟的密云后面挣扎着。这个决定命运的早晨将不会有日出。在纪念碑的东南角，撤退的学生队伍速度非常慢。在北边，几百名学生仍然在越来越多的军人冲上台阶时坚持着自己的位置。殴打的强度增大了。大多数学生被踢打得不得不站了起来。但他们还坚持在原地，拒绝挪动。马少方发现自己正与另两位学生领袖杨朝晖和梁擎墩一起处在最外面的一排。士兵们正对着他们，把刺刀直接放置在他们的胸口上。看到自己身后的学生还没开始撤退，这三个人坚定地站着，并主动把自己的胸膛向刺刀尖头压过去。在他们愤怒的盯视下，士兵们退缩了。
侯德健和周舵到处奔跑，催促学生行动。周舵充分运用了自己的年龄和学者模样的权威在与学生的对喊中占了上风，并开始把他们向东南方向驱赶。突然之间，士兵们同时开了枪，这次还是对天放的。这一轮突如其来的扫射瞬时性地令所有人的听觉失聪。还留在那里的学生终于开始移动了，他们互相拉扯着，甚至抬着极少数死硬分子。这是一个令人心惊胆颤的混乱过程。他们互相践踏着，有时候失足滚下。在他们四周，士兵们继续对天鸣枪，保持着那恐怖的压力。他们还踢打着他们觉得走得太慢的人。在学生中间，张伯笠感觉到极度的羞辱。他们曾经占领了十四天的天安门广场终于丢失了。
东南角的开口对几千学生来说太窄小了。路上的各种残骸和边上的灌木丛使这里成为一个可怕的陷阱。杨朝晖被绊倒了，立刻就被许多双脚踏在地下。在那一片狼藉中没人能够听到他那微弱的呼救声。就在他失去活命的希望时，梁擎墩发现了他，使出最大的努力阻止了人流把他拉了起来。
学生们在绕过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南方的毛主席纪念堂之后发现路径宽敞了起来。到处都是军人，到处也都是市民。市民们把学生同时既当作凯旋的队伍欢呼着又把他们作为战败撤离的队伍安慰着。他们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送给那些在混乱中丢失了鞋子的许多学生。有几位外国记者尽职地录下了这个历史性的瞬间。
在最前面，柴玲、李禄和封从德行进在一起，带着他们的队伍在前门附近拐弯向西，然后由人民大会堂后面转向北。从那里他们从六部口上了长安街。在他们的后面，队伍延续了几乎三里长。六部口正是不到二十小时以前警察运用了催泪瓦斯夺回一车子的武器的地方。李禄已经听到过大量关于军队与士兵在短短几个小时以前沿着西长安街那些惊人的战斗报告。但他这时没能在街上发现多少血腥战场的遗迹。
作为首都的主要交通要道，长安街东西两个方向都各有四条机动车道。道路两旁还各有另一个专供自行车用的很宽的通道。一道绿色的铁栏杆将自行车道与人行道分开。有些栏杆已经被拆毁作为路障使用了，但大多数仍然完好。学生领袖们带着他们的队伍在这里穿过长安街到其北边然后转弯沿着街向西行进。他们选择行走在自行车道里。
吴仁华与几个他的学生纠察走在接近队伍的最后边。就在他们终于在长安街上向西拐弯时，他们听到背后一阵有威胁的轰鸣声。吴仁华往后看去，惊异地发现三辆坦克正并排向他们冲来，一边还在发射着催泪弹。那淡黄色的烟雾又一次在空气中弥漫开来。学生原本有秩序的队伍顿时一片混乱。可是坦克并没有减速，最右边的一辆正行驶在自行车道上，直接推压向人群。几十位学生绝望地翻越着铁栏杆，大多数安全地抵达另一边的人行道，有些人则只能把身体紧紧地贴挂在铁栏杆上。在浓烟散开，坦克高速驶离以后，一个最可怕的场面在人们的眼前呈现。
一小段栏杆已经被推倒在地上，因为坦克的重量而扭曲。几具尸体横七竖八地爬在上面，有两个已经变形得几乎无法看出是人体的残骸。鲜红的血液和白色的脑浆混合着流到了街上。在那一瞬间，五个人丧失了性命，另外九个人身受重伤。
受伤者之一是方政，北京体育学院的一位学生。这位运动员在坦克冲过来时正在帮助一位被这个场面吓晕了的女同学。在最后的一刻他奋力把那个女孩推开了，他自己却只剩下翻滚出去的时间。他没有滚多远双腿就被那辆坦克的一条履带压住。在被坦克拖带了几米远后他才抓住铁栏杆把自己拉了出来并随即失去了意识。他的两条腿都不见了。他被送往医院，在命悬一线中生存下来。
终于是六月四日的清晨了。天安门广场变成了一个灾难性的战场遗迹，到处都是毁坏的帐篷和焚烧中的残骸。坦克和装甲车一个挨一个地停在边界上，把整个地区隔离了。直升飞机在空中俯视着。里面留下的只有穿着迷彩服的军人。传统的升旗仪式又一次开始了。在那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中，所有的士兵——他们有着与刚被他们驱逐的大学生们同样的年龄——都纹丝不动地立正，向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敬礼。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前进！前进！进！
北国游子
真诚、坦荡，狂热、执着，无怨无悔、嫉恶如仇
2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6 20:02 只看该作者
·尾声
自从年初他那封致邓小平的公开信帮助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之后，方励之教授就再也没有怎么为公众所知。在胡耀邦逝世后学生运动兴起的当口，他和他的妻子李淑娴被昼夜监视着。在政府的眼皮底下，方励之采取了一个天天一致的生活规律。他早上在北京天文台上班工作，下午在家接待各类访客，晚上则自己写作科研论文。他知道政府早已把他们夫妇俩指为运动的“黑手”，即在背后操纵运动的阴谋家。因此，他小心地保持自己的距离。李淑娴在一开始与学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但在五月初，她被诊断出心脏病需要静养，便从运动中悄然消失了。
然而，访客还是不断地出现在他们的小住房里。刘刚在高自联的早期日子里曾前来寻求指导，并催促方励之公开讲话。其他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也为同样的目的络绎不绝。方励之尽其所能地提供着意见，但谢绝了一切公开露面的机会。就在那光辉的四月二十七日大游行在进行中时，方励之正在主持着一场有关脉冲星的学术讨论会，这是天文台为他提供不在场证明的一个特意安排。
绝食彻底地改变了运动的情绪。方励之在后来的一次访谈中回顾：“一旦绝食开始后，运动就失去了控制。我就猜想政府会动用武力来结束。这些学生就是不懂。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长大的一代，从来没有看到过［共产］党大规模地杀人。这些学生喜欢《国际歌》里那句关于这是最后的斗争的歌词，可我对来我家里的每个人说着绝对不是那最后的斗争。他们觉得只要他们能把这场斗争坚持到底，他们就能够胜利。我不这么认为。”
在接待这些情绪激昂的学生的同时，方励之也收到无数要他利用自己的影响来结束这场对峙的紧急请求。他清楚地记得在一九八六年底的那些日子里他在安徽的中国科技大学是如何为那场学生抗议寻找出和平的解决方式的。他非常希望能够重复那一个经历。但他每次从远处眺望天安门广场时，他得出这已经超出了他自己的能力的结论。就这样，在那几个热火朝天的月份里，方励之把自己的头埋在了他的研究课题里。在五月底，他还短暂地离开了北京到外地参加一次学术会议，发现自己在那里仍然被紧密跟踪着。李淑娴很害怕，她联系了他们的朋友林培瑞，探讨向美国大使馆寻求保护的可能性。
这不是凭空的恐惧。尽管他们很小心，他们在五月底时还是被公开地标记为运动的“黑手”。那个月的最后一天，北京郊区出现了几个由政府组织的游行活动，“愤怒的农民”焚烧了方励之的纸像。他当时还能对此一笑置之。
但还是六月三日晚上的坦克和枪声最终说服了他，他那处心积虑避免卷入运动的微薄尝试是毫无意义的。在大屠杀之后的几个小时内，他联系了美国大使馆。他们夫妇俩和他们的第二个儿子一起在第二天进入了大使馆。他们坚持说他们不是政治难民，而只是在那里接受安全保护。
一时之间，印有他们夫妇俩照片的通缉令在全市范围内张贴和在电视上广播。中国和美国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外交对峙。直到一年以后他们一家才被允许离开大使馆，流放到美国。
六月四日早晨，撤退的学生陆续回到了位于西北郊的大学区，他们互相告别后分别回到各自的校园。非常奇怪的是，这里没有任何军队的迹象。许多学生在忙于设立灵堂，把校园装饰成传统的悼念气氛。六部口那几具被碾烂了的尸体已经被运到了这里，裹着白布摆放在政法大学的大门口展示。在人大，一辆坦克和一卡车的军人突然来到，向学生投降缴械。一些学生开着被遗弃的坦克取乐了一番。
在北大，还在场的学生领袖们聚集在三角地旁边沈彤的宿舍里。大多数人一挨到床位就瘫倒了。其他人忧郁地轻声谈论着他们下一步的行动。窗外，他们自己的大喇叭在反复播放着台湾歌手罗大佑的一首单调、低沉和悲哀的歌曲：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
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的叹息，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真理？
北大筹委会在进行它最后一项任务。他们决定在第二天终止所有纪念和抗议活动，呼吁所有学生离开校园回家。他们同时还派出几十名学生记者到其它校园和医院去统计伤亡数字。最后，他们从捐款中拿出一部分钱分发给学生领袖，他们将各奔东西、好自为之了。
六月四日一整天，令人不安的枪声还可以在城市里零零落落地到处听到，似乎这座古老的首都正陷入了一场城市游击战。确实，市民们在街上与戒严部队对抗，但他们的手段大多只是叫骂“法西斯！”和不时的抛掷砖块攻击。军人表现得有如惊弓之鸟一般，盲目地向所有靠近他们的人开枪。
接近中午时分，一个令人毛骨耸然的局面在天安门广场西北角的长安街上展开。成百上千的市民集中在那里一路排开完全堵住了那条宽广的大道，面对着广场边缘同样排开的士兵阵容。这些群众缓慢地向前推进，他们遭到自动冲锋枪的排枪射击。许多人倒下了，其余人立即散开。军人停止射击，让群众上前搬走死去或受伤的躯体。然后，人群又聚集起来前进，又是一轮射击。被限制在附近北京饭店自己房间里的外国记者拥挤在朝街的阳台上，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怀着同样的恐惧的心情为下面多次重复的场景辛勤地录像。
在有些地方，市民有时候会占了上风，尤其是在某个士兵发现自己落单了以后。沿着长安街一线，好几具军人的烧焦了的尸体被悬挂在汽车或立交桥上。他们旁边是黑色的大字标记，控告他们屠杀了平民。在前一天晚上战斗最为激烈的木樨地附近，一列由七十多辆装甲车组成的车队在大白天被神秘地遗弃在西长安街上。几千名市民一拥而上，把它们尽数焚烧。
反抗的行动也并不只局限于街头。六月四日下午，官方的北京广播台英语部不露声色地向全世界播放了一则简短的报道：
请记住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最悲惨的事件在中国首都北京市发生了。
成千上万的人，绝大部分是无辜的平民，被全副武装的军人在他们攻进城市的过程中杀害。死去的人中有我们北京广播台的同事。军人乘坐坦克和装甲车，用机关枪对付成千上万的企图阻挡他们的当地市民和学生。当军车突破障碍之后，士兵继续盲目地对街上的人群疯狂射击。目击者说有些坦克和装甲车甚至压死了在抵抗的平民面前犹豫的士兵。北京广播电台英语部深切哀悼在这场悲剧事件中牺牲的人们，呼吁所有的听众加入我们对这一粗暴践踏人权和最残酷地镇压人民的行为的抗议。
因为北京这里的不正常状况，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播放。我们诚恳地祈求你们的理解，感谢你们在这个最悲惨的时刻与我们在一起。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播音记录：
Transcribed by: erikl@blake.acs.washington.edu (Erik Larsen)
Date: 4 Jun 89 06:26:22 GMT
Source: Radio Beijing English Service (0400 GMT 11685 MHz):
Please remember June the Third, 1989. The most tragic event happened in the
Chinese Capital, Beijing.
Thousands of people, most of them innocent civilians, were killed by fully-
armed soldiers when they forced their way into city. Among the killed are our
colleagues at Radio Beijing. The soldiers were riding on armored vehicles and
used machine guns against thousands of local residents and students who tried
to block their way. When the army conveys made the breakthrough, soldiers
continued to spray their bullets indiscriminately at crowds in the street.
Eyewitnesses say some armored vehicles even crushed foot soldiers who
hesitated in front of the resisting civilians. Radio Beijing English
Department deeply mourns those who died in the tragic incident and appeals to
all its listeners to join our protest for the gross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most barbarous suppression of the people.
Because of the abnormal situation here in Beijing there is no other news we
could bring you. We sincerely ask for your understanding and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at this most tragic moment.】
六月五日早晨，继续被局限在北京饭店里的那些外国记者又目睹了另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那就是在本书序幕里描述的那个一个人阻挡一列坦克的场景。直到两天以后枪声才逐渐平息。尽管城市已经完全被他们控制，戒严部队仍然可以被观察到紧张地移动，部署防守阵型。到处传播着有关军队内部分裂，内战一触即发的谣言。这些谣言在郊区传来重型炮火轰击的噪音时增加了可信度。
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和暴乱在全国各地的许多城市里爆发。各地的学生在铁道上卧轨，使交通瘫痪了许多日子。六月六日，一辆客车失去控制冲向在上海火车站附近卧轨的人群，压死了六个人。抗议的人群攻击了列车，把它放火烧毁。十天以后，三位工人因为参加这场暴乱被判处死刑。在北京，十二名“暴徒”也很快因为攻击戒严部队士兵或军车被判死刑。
【据《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全文检索系统－1989》检索：
日期：1989.06.18
标题：严惩反革命暴乱中打砸抢烧罪犯
北京判处八名严重刑事犯死刑
日期：1989.06.23
标题：在反革命暴乱中打砸抢烧
北京七名罪犯被处决
日期：1989.12.09
标题：残杀李国瑞三名凶手
被判死刑和无期徒刑
（孟多、周继国判处死刑，陈勇判处无期徒刑。）】
直到六月十四日政府才公布出一个包括二十一名学生领袖的通缉令。王丹和吾尔开希名列前茅，后面紧跟着刘刚和柴玲。作为这个名单上唯一的非学生，刘刚被轻蔑地指认为“无业游民”。梁擎墩、马少方、杨涛、封从德、王超华、张伯笠、李禄和熊炎等人都名列榜上。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或者在躲藏或者在逃亡途中。这二十一人中，十七名与刘刚创建的高自联有着直接的关系。那个组织的另一位领袖郭海峰则已经在天安门广场被捕，因此不在名单上。在其他的四个人中，熊炎活跃于北大的筹委会和对话团，柴玲、张伯笠和李禄领导了天安门广场上的指挥部。相对而言，比较温和的对话团的领袖没有在这个名单上露面。
形势很快就变得黑暗。名列通缉令的高自联领袖周峰锁在逃回家乡后被他自己的姐姐举报。两天以后，马少方选择了投案自首。熊炎则在一辆开往西部的火车上被捕。
杀戮开始时王军涛正在西郊的一间旅馆里。在那远郊的所在，他在通向长安街的一条大街上看见了一个脑壳被压碎的尸体。他顿时浑身颤抖，感觉到一股刺骨的凉意。他知道又一个新的日子进入了中国历史那份沉重的日历。他同时立即后悔还没有完全部署好他的逃亡计划。无论如何，他还是在城市呆了几天，四处搜寻王丹、刘刚、包遵信等人把他们安排到郊区的安全所在。他们社经所里信得过的的资源全都被动员起来帮助他们用假证件离开这个城市。
刘刚在两天后离开了北京。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四处打工的民工，计划前往青海省那广阔的草原。他没有能走多远就被识破了伪装，在六月十九日被捕。
王军涛、王丹和包遵信一起离开这座城市。他们上了一辆开往北方的列车。在东北大平原上奔驰的路途中，坐在王丹身旁的两个女孩在讲述着一个心惊肉跳的故事：在天安门广场的最后时刻，王丹是如何被脑后的一枪毙命而吾尔开希又是如何被一把刺刀插入胸膛。
他们三个人随后飞到了上海，王军涛对这里抱有很大的希望，因为他在南方有许多朋友。但他的计划破产了。又一个通缉名单发表了，上面有包括陈子明、王军涛、严加其、包遵信和戴晴的众多知识分子。他们三人决定分散行动。王丹独自回到了北京。他在七月初试图与一位台湾记者接触时被抓获。包遵信在中国南部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王军涛自己运气稍微好些。在他的许多朋友帮助下，他在武汉附近的一个湖中岛上隐藏了几个月。十月底的时候，他被一位朋友引诱出来在一个火车站的碰头地点被警察逮捕。稍后，独自在逃亡途中的陈子明也落入了同样的一个陷阱。
香港的一批仁人志士的确展开了一场代号为“黄雀行动”的营救运动领袖的英勇行动。六月底，吾尔开希和严加其首先在香港露面。其他一些人沿着同样的路径抵达。李禄在留在北京一星期试图组织地下抵抗活动失败后也动身逃到了香港。王超华和程真随后到达。虽然并不在通缉令上，项小吉和沈彤没有掉以轻心，各自安全地逃出了中国。
几个月之后，在一九九零年三月份一个没有月亮的寒冷夜晚，吴仁华纵身跳进了大海。他躲过巡逻的船只，在冰冷的海水中九死一生地游到了澳门的海岸，并从那转往香港。
封从德和柴玲用了更长的时间。他们夫妇俩在大陆经历了长达十个月的逃亡历程，其间他们一直在一起，没有专门营救的人帮助。但他们一路上遇到了众多怀有同情心的陌生人帮助他们。当他们在四月初不为人知地出现在香港的街头时，柴玲已经几乎认不出来了：她在逃亡途中做过脸部整容手术。在电视上露面时，柴玲只能轻声低语，封从德则静静地坐着流泪。直到那时他们才能最后确信他们的磨难结束了。
然而，柴玲的声音却早已先她而出。就在大屠杀的一个星期之后，在他们俩还在逃亡途中时，他们设法传送出来她在大屠杀之后四天时录制的一盘为历史作证的录音带：
今天是西元一九八九年六月八日下午四时。我是柴玲，我是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总指挥。我还活着。
她那低柔但稳定的声音一步一步地回顾着那个晚上天安门广场内和周围发生的主要事件，其中混合着一些她听说的但显然无法亲眼目睹的夸张场景。
还有更为漫长崎岖的通往自由的道路。在五月底离开天安门广场之后，作家郑义和他的妻子没能在自己家里休息很久。大屠杀之后，他的妻子在他逃走之后被拘捕。这位四十二岁秃顶的知识分子又捡起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学到的一门实际手艺把自己转变成一位走街串户寻求生意的木匠。三年以后他才得以与妻子再度汇合，他们一起找到了通往香港的路途。
郑义的作家朋友张伯笠则选择了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他从北京逃出后北上，回到他靠近苏联边境线的老家。在那里，他躲过警察和边防军成功地越过了边境。可是那边却并不是避难所。为刚刚与中国恢复的正常关系而担心的苏联人决定把他遣送回中国。但出于人道缘由，他们也没有直接把他交给中国政府。于是，在一九九零年一月的一天，张伯笠被独自悄悄地丢弃在边境线上。他在西伯利亚森林里近乎野人似的生活了一年。直到一九九一年六月，在逃亡七百二十天以后，他找到了通往南方的途径，最终乘坐一艘快艇抵达香港。
在媒体上大肆攻击了方励之和李淑娴教授之后，政府不得不接受他们对住在美国大使馆里的这对夫妇无可奈何的现实。他们需要为这场运动确定另外的“黑手”。北师大的文学教授刘晓波是下一个被选中的靶子。官方媒介对他在运动中的行为展开了一轮全面的攻击，着意渲染他在纽约期间与境外组织的关系。但他们这个尝试很快也破灭了。在被关押二十个月以后，刘晓波最后没有正式判刑就被释放了。这部分是因为他在带领学生从天安门广场和平撤离过程中所做的正面贡献的原因。周舵和高新也得到了相似的待遇。
四君子中的最后一位，歌星侯德健躲进了澳大利亚大使馆避难。在历经两个月的骚扰之后，他在得到一个不会受到惩罚的书面保证后自愿走出了大使馆。在提供了一个他那天晚上在天安门广场内没有看到死人的公开证词后，他被带上一条渔船偷运进台湾海域。这不是他所寻求或预见过的回家情形。在台湾，他面临那里的政府对他早期叛国和这次非法偷渡的双重罪行的严厉惩罚。这些指控后来得以免诉。
戴晴——那个与政府有着高层联系的著名记者——选择了留在北京。她在六月十四日被逮捕，次年一月份释放，也没有正式定刑。
但其他人没有这么幸运。从大屠杀过后一年半的一九九零年十一月，运动领袖的审判在全世界的注意力被海湾战争所吸引时在北京开始举行。在一系列迅速下达的决定中，几位在通缉令名单上的学生领袖被判了刑。他们中，熊炎被判十九个月徒刑，马少方三年。在天安门广场被从带有土制汽油弹的汽车上被抓获的郭海峰一度被指控企图炸毁天安门。这一指控后来被放弃，他被判了四年徒刑。在通缉令上名列第一的王丹也被判四年。
与工人和市民，即所谓的“暴徒”，所得到的死刑和无期徒刑相比，学生领袖一般都得到了宽大的处理。即使是刘刚，一个在被关押期间表现了不屈不饶的反抗态度的非学生，也“只”被判了六年。
陈子明和王军涛被抓住以后，“黑手”的标签就立即也是最终地贴到了他们身上。虽然他们只是在运动的后期非常犹豫地参与的，他们那从事异议活动的丰富历史和他们独立的社经所为政府所谓“一小撮阴谋家”“有组织有预谋”行动的说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他们两人在法庭上没有为自己的言行辩护，而是英勇地选择了为整个运动辩护。这可能也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因为所有的刑期都是早就定好了的。他们各自被判了十三年。
坦克和装甲车在长安街上横行，以机关枪向平民扫射的图景永远地留在了现场附近所有人的脑海里。北京广播电台那位不知名的播音员和柴玲都在屠杀之后立即就将死亡人数定为“成千上万”。吾尔开希和李禄在逃到香港之后也回应了同样的数字。美国广播电台（ABC）在北京的大街上采访时拍到一位中年人在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军队是如何枪杀了两万人的情景。一场全国性的搜人运动随即展开，这位名叫肖斌的人很快被认出和拘留，并被迫在电视上收回他自己的话。仅仅因为这一“造谣”行为，他被判处十年徒刑，这是王丹和刘刚两人加起来的刑期。
北大派往医院和其他院校收集数据的学生记者们把死亡人数界定在两到三千，这也是官方红十字会两名匿名发言人所说的数字。屠杀发生后就自己走访了许多医院的戴晴也认可这个数字。《纽约时报》则相当的保守。在屠杀之后那天的报纸上，他们报道死亡人数“至少三百”，但“可能高得多”。六月二十一日，该报纸把他们的估计修正为“四百到八百平民”。
政府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口径。六月六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提到包括军人和平民的死亡人数为大约三百人，其中二十三人是学生。他强调在天安门广场最后清场过程中没有人死亡。六月底，北京市长陈希同则报告说平民的死亡人数是二百多，其中有三十六名学生。军队则有几十位士兵死亡，他们都被誉为烈士，授予“共和国卫士”的光荣称号。
人大的丁子霖教授是在木樨地被枪杀的高中学生蒋捷连的母亲。在她哀悼丧子之痛时，她对在这场国家悲剧中的死亡数字的模糊性极为愤慨。在其他受难者父母的帮助下，她发起了一个叫做“天安门母亲”的组织，顶着政府巨大的压力和干扰，精心地收集和调查每一位死者的数据和死亡过程。经过许多年的努力，他们汇集了一个共有一百八十九人的平民死难人士名单，其中七十一位是学生。可以预期的是，这个数字随着他们或其他人的继续努力还会增长。
屠杀之后又过了半年以后北京地区的戒严令才被取消。恐怖的气氛继续笼罩着这个国家，异议人士被投进监狱，所有公民都被迫参与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和自我批评。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成为最高法律。出乎意料的是，取代赵紫阳成为总书记是上海的市长江泽民。
另一方面，在僵硬的政策和急剧萎缩的外来投资影响下，中国的经济发展骤然陷入停顿。只过了两年后邓小平就又一次失去了耐心。一九九二年冬天，他离开北京到南方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巡游，重新振兴他那濒临死亡的改革。在通货膨胀的梦魇已经消失了之后，新的一场经济腾飞在海外华人的投资带动下启动了。它为这个古老的国度后来的“和平崛起”铺平了道路。意识形态再次退居二线。到了邓小平在一九九七年辞世时，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已经回到了人民共和国的怀抱，但还是保存了大部分她所拥有的自由。在大陆，“四项基本原则”也基本上成为了历史的古董。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就在中国发生天安门大屠杀的同一天，波兰的团结工会在一场公开选举中大获全胜，取代了波兰共产党的统治。在接下来的那个夏秋两季，革命的浪潮席卷了整个共产阵营，最终导致柏林墙在十一月份的倒塌。两年以后，苏联也在其自身改革的压力下土崩瓦解，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但在中国，一九八九年发生的事件逐渐地在更新的一代学生走过大学校园的过程中退化成远久的好奇。这些不再那么关心意识形态和理想的学生们专心于他们的托福、GRE和经商赚钱。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不再有显著的学生运动。当学生们走上街头去宣泄情感时，他们抗议的是“欺侮”了中国的外国势力。这些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闹腾是在政府完全控制之中进行的。
天安门的屠杀本身成为一个敏感题材，任何有关这一部分历史的线索都被在公共媒介中删除了。在屠杀发生之后，崔健——那位曾在天安门广场为学生演出的摇滚明星——也躲藏了起来。但他不需要躲很久，他的演出为即将在北京举行的亚运会筹款所需要。于是，一九九零年一月，大屠杀半年之后，他回到了舞台上。整个演出场地挤满了热情而焦虑的观众。像往常一样，崔健穿着一件褪色的军服，头上戴着红色的发带，就像当初他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时一模一样。整个体育馆黑了下来。突然，炫目的灯光急剧地频闪着，重金属音乐强烈地撞击着，就像机关枪在扫射。他唱道：
一颗流弹打中我的胸膛，
刹那间往事涌在我的心上，
只有泪水没有悲伤。
如果这是最后一枪，
我愿接受这莫大的荣光，
哦，最后一枪，
哦，最后一枪。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话还没讲，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欢乐没享，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人和我一样，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个最后一枪。
安睡在这温暖的土地上，
朝露夕阳花木自芬芳。
哦，只有一句话，留在世界上。
一颗流弹打中我的胸膛，
刹那间往事涌在我的心上。
哦，最后一枪，
哦，最后一枪。
他的巡回演出只进行了几场后就被取消了。
（全书完）
核子力量
Twitter.com/hzpower
2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6 20:03 只看该作者
终于贴完了
北国游子
真诚、坦荡，狂热、执着，无怨无悔、嫉恶如仇
2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6 20:04 只看该作者
实在值得一读并珍藏一本
田野
［田野是一个在新语丝网站中活跃的作者，下面是他为这本书英文版写的书评，最初发表在新语丝读书论坛和新语丝博客站：］
《Standoff at
Tiananmen》这本书早就读了，eddie上次点名让我写书评。其实写是写了，他不知道是我这个一上新语丝论坛就跟他抡圆了大掐其架的ID而已。也不算什么正式书评，只是些随想。考虑到读书论坛也不能只掐架，偶尔谈谈读书做个调剂还是说的过去的，于是稍微修改后发在这里跟大家交流一下：
书写的确实好，读后很有收获，澄清了许多以前的想当然。佩服作者对史料裁剪取舍的驾驭能力，很复杂的一个历史事件，处理的井井有条，从容不迫，有枝说枝，有叶说叶，但读来一点也不枯燥。切入角度大开大合，游刃有余，主线条依然清晰可索，扣人心弦。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和他们在事件中的作用，往往寥寥数笔就交代的清清楚楚。
事实部分没有什么发言权，相信都是有详实的资料作依据的（书后附有20多部包括主要当事人回忆录的文献资料）。作者基本没用“官方资料”（指原政府官员的回忆录之类），担心其准确性。这不是没有道理，但其实所有一手资料，包括所有当事人的回忆录，又何尝没有类似的问题呢？谁知道他/她心里当时真正是怎么想和做的，又或有没有选择性的遗忘和把想当然作为事实，甚至不诚实的情况？（就象吾尔开希说他在北师大宣布学自联的成立那样）那个真正的历史我们也许永远无法100%达到。史家所能做的，无非是尽量占有资料希望发现互相印证，或互相矛盾的证据，以尽可能接近她而已。
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价值，但有人可能认为是缺憾的地方，是书中通过对事件的描述试图揭示群众运动的狂热、盲目、从众和偶然性的一面。这个跟许多从正面描述群众运动的作品不同。不是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的冲突，而是从一个个历史人物的行为举止和言论及其相互关系铺垫事件发生的宿命。比如，我很容易得到一种印象，如果不是柴玲在三角地声情并茂的演说，绝食可能不会有这样的规模；更如果李禄早一点找到柴玲，也许绝食就不会发生。还有后来在广场上，多少次撤离的提议和决议，被“广场热”的影响融化，既是群众运动的狂热和非理智，也是当事人的一念之差所致。
也很欣赏点缀其中的歌词，从开头的“80年代的新一辈”，到结尾的“最后一枪”，无一不是恰到好处地烘托氛围，为全书增色不少。书中几乎没有写景，但唯一的（？）一处，就是张伯笠和一批学生领袖五月底的一个下午在未名湖边度过的那一个小时。那种悠扬凄美，血色黄昏，生活的宁静和安详，与即将开始的血腥和危险形成强烈的对比，摄人心魄，显示了娴熟的以景托情的掌控水平。表明理科生也可以具有高超的“煽情”功夫:-）
再就是英文。作为母语非英语的作者，难得的文笔流畅，遣词造句地道，丝毫不留常见的中式英语痕迹，可见功力深厚。有人说可作为学英文的材料来读，此言不虚。
因此向还没有买书的网友大力推荐，实在值得一读并珍藏一本。
2009年7月3日
王红梅
2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6 20:11 只看该作者
还有下文吗？
北国游子
真诚、坦荡，狂热、执着，无怨无悔、嫉恶如仇
2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6 22:36 只看该作者
主文已经写明：全书完。
也没有其他书评之类的了。
胡笳落
2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7 11:00 只看该作者
一字不落地看完了
网页无法显示
一个人
2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8 00:00 只看该作者
记号
muto
2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8 17:32 只看该作者
非常非常感谢!
wowo_steve
披着羊皮的喔喔狼 @wowo_steve
2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8 17:41 只看该作者
我被LZ震精了，特此感谢～
kristainkkk
2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8 17:51 只看该作者
多谢
胡笳落
3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7-10 21:29 只看该作者
非常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