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即周去世的那一年，一个署名龙云的作者写了一本《周恩来浮沉录》，一九八八年由台湾龙泉书局出版。叙及周恩来在旅欧期间，曾与一位十八岁的德国姑娘同居。她叫果尼昆蒂．史蒂芬，是个长相不错的美人儿。一九二四年周恩来回国前，从巴黎给她寄了一封信，託言家父病危需归国省亲，不辞而别。两人再也没见过面。  

  

  

  他们还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古诺．古维尔莱德．周，由东德境内一个叫齐陶的人收养，长大后在茨伊道的工厂工作，并娶妻亚妮莲，生了两个儿子：西蒙尼和安凯，即周恩来的曾孙。   

  

  

  周恩来与德国情人的故事，始传於五十年代初期。周恩来访问东德，接受胡包特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忽然有一位自称是他儿子的东德男子要与他相会，被他拒绝。该男子面貌有华人特性，轮廓也像周恩来。据当时西方报纸报导，他是周恩来在法国巴黎留学时，与一位德国女子所生的私生子。这位德国女子"可能是"德共党员，后离开巴黎返回德国。  

  

  

  "周恩来在东德有子孙"的新闻，啟发了当时西德《明星》週刊记者海德曼，他以极大的兴趣和耐心，深入"铁幕"採访，在东德汉德海根见到了周恩来当年的情人及其儿子的遗孀，后来又在芝远见到了周恩来的孙子。据海德曼报导，周的情人叫史蒂芬，曾為哥廷根的奥本曼旅店的女僕，一九二三年周恩来寓居该店期间与之相识，暱称她為格德尔，两人常在附近森林散步。史蒂芬头髮深棕色，体态略胖，不久為周生下一子，取名库诺。生下孩子十二天后，她被旅店老闆解雇，回乡下父母家去了，从此与周断绝音讯。库诺死於第二次世界大战，妻子改嫁，留下一个孙子威佛利（即古诺．韦尔来德．周），一九五四年海德曼去汉德海根採访他才是个十来岁的小男孩。   

  

  

  文化大革命前夕，《明星》週刊记者再访东德，威佛利已长大成人，在一家国营工厂当工人，结了婚，已有两个女儿。他為自己是周恩来的后代深感荣耀，得意地告诉记者："我的祖父举世闻名"。还说工厂的同事都知道这件事。（金鐘编《周恩来批判》第183页）   

  

  

  一般而言，盛传的事如果没有可靠证据，不能作為定论。但中国的事情较為复杂， 由於中共的独裁统治，小道消息往往并非空穴来风，而且比正常渠道公佈的官方报导更令人可信。   

  

  

  这裡可以一说的是孙维世。她是一个"奇女子"，而且也的确是周恩来生活中的一个值得一提的女人。  

  工作人员见年纪太小不允，她竟当眾大哭，张口就要找最高负责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周恩来认出了他们兄妹俩，经邓颖超同意，收她為乾女儿，并送往延安。不久，她在鲁迅艺术学院排演的话剧《被蹂躪的人》中担任女主角，大获成功。而也是刚到延安不久的上海影星蓝萍（江青），只在此剧中演了一个小角色，还很不怎麼的。   

  

  

  那麼孙维世的故事更像莎士比亚的宫廷悲剧。孙维世被周恩来收為义女送到延安以后，颇是出过一阵子风头。她不仅在话剧《被蹂躪的人》中一举击败来自上海的电影明星蓝萍，还轻轻巧巧地夺走了她的未婚夫。失恋的蓝萍只得钻进树林，拉了一夜的二胡，尔后擦乾净身上的树叶与泪痕，义无返顾地走向那伟大窑洞的热炕头。孙维世仗著年轻、漂亮、性格活泼，很快取得可以自由出入毛泽东、朱德等诸位中央领导住处的特权。这特权一直保持到文革前夕。一九三九年八月，周恩来赴苏联疗养臂伤，孙维世在专机起飞前吵著要同去。周恩来说："要去，也得经过组织批准。"孙维世一听，策马飞奔赶到枣园，求毛泽东批准。毛笑著签了个字。孙维世兴高采烈，高举著毛的指示又策马赶到机场，穿一双草鞋登上了飞机。   

  

  

  这位传说与四位巨头（毛、朱、周、林）有过瓜葛的奇女子，其实并未犯下"淫乱宫廷"的大过。周恩来是她的义父。朱德是他父亲孙炳文生前的好友，当年同在德国由周介绍加入共產党；他的哥哥孙泱当过朱德的秘书。林彪在苏联养病期间曾向她求婚，但是被她拒绝了。毛泽东是唯一一位嫌疑最大的人物。   

  

  

  孙维世与江青这次不经意的交锋，使江青永远结束了演员生涯，也与孙结下了不解的"梁子"，埋下三十年后将孙置於死地的伏笔。一九三九年八月，周恩来赴苏联治疗臂伤，孙维世同行，到了莫斯科读书。一九四五年学成回到延安。后来成為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导演。一九四九年毛泽东赴苏联时，她被选為第二译员。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孙维世浑身赤裸死在监狱的一堆乾草上。中共官方的说法是，她死於江青的迫害。但是，江青即使与孙维世有仇，為什麼一定要置她於死地？更重要的是，為什麼能够置她於死地？须知孙维世也不是个一般角色，出身、背景、关係都是相当当、硬邦邦的，和文革打击的重点目标刘少奇、邓小平亦无瓜葛，而周恩来居然也无力保护自己的养女？   

  

  

  电影《周恩来》中描写道，一天深夜，周恩来回到办公室，看一份材料说"叛徒孙维世死在狱中"顿时怒不可遏，愤怒地派人去清查。似乎想表明，孙维世受到诬陷、迫害，周是不知情的；同时暗示，这是江青一伙打击周恩来的行动步骤之一。事实上，从文革一开始直到林彪垮台前，周恩来与江青的关係一直甚佳，配合默契。虽然也有一些认识和行為方面的偏差，乃至有过一些小的摩擦，实际远不及江青与林彪、甚至江青与陈伯达之间的矛盾那样激烈和公开化。   

  

  

  但经过后人的夸大和改换性质：周、江之间彷彿一开始就形同水火，不可调和，这是不合乎史实的。   

  

  

  曾任胡耀邦理论助手的中共学者阮铭，在周恩来逝世一年后查证"四人帮"罪行时，赫然发现那些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包括他自己的养女孙维世。这就证明了，孙维世的死，周恩来要负很大的责任，绝非事前毫不知情。说得严重一点，──但绝不过分，──他也亲手参加了对孙维世的迫害。那麼孙维世与周恩来、江青之间，究竟有没有更深一层的恩恩怨怨？   

  

  

  江青在文革中必欲置孙维世於死地而后快，原因是延安时孙以"周副主席养女"的身份，抢了她的头彩，有不经意地夺了她的未婚夫。虽说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毕竟失马之痛难以心甘。加之孙维世是苏联回国的留学生，在毛、周、朱面前撒娇卖乖、软磨硬缠惯了， 恃宠而骄，向来不把江青放在眼裡，终於引出杀身之祸。孙维世唯一可以依靠的人是周恩来，却万万没有想到，正是周恩来签署文件将她逮捕入狱。这是什麼缘故？   

  

  

  艾蓓女士的《叫父亲太沉重》中 ，透露出其中的秘密。江青在钓鱼台国宾馆十七号楼恭候总理大驾，特意请他过来处理一起"严重事件"──一批从孙维世家抄来的照片："你几次派他出国，凭什麼？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她是个什麼东西？是苏修特务！"   

  周恩来赶紧与"安然"打过招呼，寒暄几句，然后告退。   

  

  

  江青手上的材料，有孙维世整"安然"的揭发信，内容无非是对（朝鲜）战争的害怕，在战场上见到"血与兽性"等等。更有公安部搜集的孙维世在国外的一些言谈举止，包括与苏联各色特嫌人物的交往。 周恩来权衡利害，亲笔批示将孙逮捕。   

  索尔仁尼琴在谈到斯大林1937年大清洗时讲过：要搞这样的清洗需要有斯大林，但也需要有这样的党：大部分掌权的党员，直到自己被捕入狱的前一刻，还在毫无伶悯地把别人关进去，遵照同样的指示消灭自己的同类。  

  

  把任何一个昨日的朋友或战友交出去送惩办。而且今天头顶上带上了受难者光环的所有布尔什维克，都已经充当过杀害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刽子手（在此以前他们都曾是杀害非党人士的刽子手，这就不用说了）。也许正是需要一个一九三七年，才能表明他们神气活现地标榜的世界观原来是多么不值钱。他们依仗这种世界观把俄国搞得底朝天，摧毁它的基石，践踏它的圣物，而在他们所搞乱的俄国，他们自己却从未受到过这种惩办的威胁。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六年间布尔什维克手下的牺牲品，从来没有像那些布尔什维克领导干部自己挨整时表现得那么渺小。如果详细考察一九三六至三八年抓捕的历史，那令人厌恶的不仅是斯大林及其帮手，也是那些既屈辱又丑恶的受审人－－他们在丧失了先前的杀害非党人士凶狠后，所表现出的那种精神卑贱实在令人作呕。  

  

  如高文谦所言，在中共党内斗争史上，“周恩来是唯一能够和毛共始终，一直屹立不倒，并且最后总算善终的人物”。可是，周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啊？对自己同类的不断的出卖──从彭德怀、彭罗陆杨，到刘邓、陶铸、贺龙、杨余傅。毛要打倒谁，周就出卖谁（有的人还不是毛要打倒，只是得罪了江青）。为了保自己，周甚至可以出卖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和亲兄弟周恩寿，可以出卖自己的卫士长成元功。  

  

  

  仅仅出卖别人还不够，周还不断地自污自辱，不断地向毛卑躬屈膝。在《晚年周恩来》一书里，高文谦披露了周在去世前半年写给毛的一封信。当时，周被已经扩散的癌症折磨得死去活来，在医院中瘦得体重只有61斤，自知来日无多，在病榻上用颤抖的手给毛泽东写下这样一封信： 主席：   

  为人民为世界人的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恳请主席在接见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响好声音，走路，游泳，写字，看文件等。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资料研究后提出来的。只是麻醉手术，经过研究，不管它是有效无效，我不敢断定对主席是否适宜。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自省，不仅要保持晚节， 还愿写出一个象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为了让毛能领会自己的一番苦心，周还以央求的口吻，给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附了张便条： 玉凤同志：   

  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韬晦，是大丈夫能屈能伸。不对。因为所谓韬晦，所谓能屈能伸，都具有一种时间特性。现在韬晦是为了将来展现，今天屈是为了明天伸，可是周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病重不起，已经没有将来没有明天，所以它根本没有韬晦和能屈能伸的意义。韩信受胯下之辱在先，登台拜帅在后，所以留下千古佳话。要是顺序颠倒过来了，要是一个堂堂大元帅，后来竟然愿意从别人胯下钻过去，那就不成佳话成笑话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饱受酷刑，因为怕被斯大林处死，所以才不顾体统向斯大林摇尾乞伶，虽然可悲可耻，总还情有可原。周恩来却是身患绝症而不起，即将寿终正寝，“死去原知万事空”，何必对毛还如此低首下心，奴颜婢膝？  

  

  

  

  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里写道：“1966年12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开会。江青来了，要找周。从延安时期就给周任卫士和卫士长的成元功迎了上去。成请江先休息一下。江青勃然大怒说：‘你成元功是总理的一条狗，对我是一条狼。马上给我抓起来。’这事给汪东兴处理。汪坚决不肯逮捕成元功。汪说可以调动成的工作。邓颖超代表周告诉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 ’汪仍未同意。后来汪向李志绥说：‘成元功跟他们一辈子了。他们为了保自己，可以将成元功抛出去。’”   

  

  

  《晚年周恩来》里写道：76年元旦过后，周的病情继续恶化，已近弥留阶段，偶尔从昏迷中醒来，还要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念毛泽东诗词，“当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甚至露出笑容，还喃喃自语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啊”。  

  

  

  怎样解释周的临终表现呢？太做作了。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紧锣密鼓中，毛对周的猜忌嫌恶几乎不加掩饰，“据身边的医护人员说，周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日子里，一直让播放越剧《红楼梦》中的‘黛玉葬花’和‘宝玉哭灵’这两支曲子”。如此形势，如此心情，周怎么还能闻毛诗词而露出笑容，怎么还能念念不忘歌颂毛？当然是演戏。这出戏越演到后来越走调，演员也越演越吃力；可是没办法，只有硬着头皮演下去，演到底。这就叫“保持晚节”。周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  

  

  

  对周恩来心醉神迷顶礼膜拜最甚的是一窝中共高干子弟，为了维系这一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他们刻意把周恩来塑造成一尊超凡入圣的偶像，念叨他“在文革浩劫中保护了大批老干部”。然而，从现已解密的档案资料可知，迫害老战友刘少奇、贺龙、彭德怀、陶铸致死，制造彭罗陆杨冤狱等等，周恩来都直接插手，他还指导专案审查、罗织罪名，拟定结论，对各该当事人的含冤而死，实乃难辞其咎。最令人发指的是，他曾在把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的专案审查报告上批示“此人该杀！”四字。他亲自掀起与操控的“抓五．一六份子”运动迫害了数千万无辜民众，其中几十万人被折磨致死，几百万人因酷刑致残。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周恩来是唯一没被打倒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他怎么保住自己的地位呢？就是不断地出卖别人，连自己的干女儿与亲弟弟都不放过。  

  

  

  总而言之，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拥有绝对权威的独裁者，所以能把国家民族的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上、杀害超逾八千万黎民百姓*，周恩来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罪责。  

  

  

  周恩来外表温文儒雅，待人笑容可掬，接物彬彬有礼，说话细声细气，直到二○○一年，曾任毛泽东机要秘书、做过十四个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王力在香港发表两巨册八十万言回忆录**证实周恩来曾于一九三一年亲自指挥杀手勒毙顾顺章全家与亲友卅七人分别掩埋三处民居庭院，善良的人们谁也不会相信连稚龄孩童与曾营救过周的恩人(斯励)都逃不过他的毒手。早在一九三四年冬红军“长征”出发前，为了不暴露西窜行踪，担任中共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悍然下令杀害了上万名伤病号以及“政治不可靠”份子，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万人坑事件”。还有，一九五五年四月，周恩来赴印尼万隆出席亚非会议前，已收到情报知悉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被放置了定时炸弹，却还下令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按原计划登机，他为了迷惑国民党特务机关不再更改计划以确保他自己的安全，硬是把自己的部属与外国记者等十一人葬身于太平洋波涛之中，让别人给自己当掩体。这一切表明了，这个被人为套上夺目光环的“伟人”，实际上是个权欲私心极重、明哲保身第一而又性格懦弱、行为凶残的滥小人。他不是浩劫中扶危济困的善人，而是助纣为虐的帮凶；他不是善于在政坛走钢丝绳的杂技大师，而是内心人格分裂，表里不一的两面派。  

  

  

  周恩来的口是心非、两面三刀还表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三次亲赴印度劝说达赖喇嘛回国，说尽了好话，许尽了善愿。然而五十年代末，他下令残酷镇压抗暴起义的藏民，拆寺院、斗喇嘛、毁菩萨、烧经书；六十年代中期他派遣红卫兵入藏“把喇嘛制度彻底打碎”，甚至强迫班禅喇嘛吃屎。  

  

  

  周恩来把良心卖给魔鬼，还想要人民记住“恩惠”。他一生演戏作伪，给自己争得短暂的名利，留给后人的却是哀鸿遍野、满目疮痍的国土。他以伪善的面目遮掩了阴险、狡诈、冷酷、卑鄙、自私、贪婪的真面目；他瞒天过海，耍尽浑身解数，欺世盗名，无所不用其极。  

  毛泽东医生李志绥对周恩来有有这么一段描述: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毛第七次接见红卫兵，因人数有一百五十多万，已不 可能在天安门广场检阅。周恩来提出，让红卫兵分别排在天安门前东西贯北京的长安大街，和向北郊去的二环路上。毛则乘敞篷吉普车巡行检阅。   

  

  

  为了说明行车路线，周恩来带了一张北京市大地图来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将地图在地毯上摊开，跪在地图前，为毛指点方向。毛站在地图旁，一面吸纸烟，一面听着周的解说。   

  

  

  我站在旁边，心里很不是滋味。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像个奴仆一样呢？毛的态度带着一些嘲讽，似乎在享受着这一切。毛的专制极权在毛与周的君臣关系上表露无遗。毛一方面要求周的忠心，事事按毛的意旨办，因此周也才能保住地位，另一方面又因为周过于忠心，毛完全没有将周放在眼里，毛不认为周有撮取权力的野心，所以周能够被打而不倒。   

  

  

  周恩来对江青也是唯唯喏喏。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开会。江青来了，要找周。从延安时期就给周任卫士和卫士长的成元功迎了上去。成请江青先休息一下。江青勃然大怒说：“你成元功是总理的一只狗，对我是一只狼。马上给我抓起来。”   

  

  

  这事给汪东兴处理。汪坚决不肯逮捕成元功。汪说可以调动成的工作。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告诉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仍未同意。后来汪同李志绥说：“成元功跟他们一辈子。他们为了保自已，可以将成元功抛出去。”后来成元功去中央办公厅所属的五七干校下放劳动。   

  

  

  中共早期党员司马璐也在回忆录中提到周恩来向毛泽东下跪:   

  

  

  我在莫斯科时，一位王明身边的陈女士告诉司马璐，刘少奇曾多次警告王明，说：“你千万不可冒犯毛泽东同志。”王明说：“我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很正常的吗？”刘少奇说：“中国国情不同，批评毛泽东就是犯上。”  

  

  

  王明说：“党章上有这一条吗？”刘少奇说：“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领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形成的，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的领袖权威是不能碰的。”王明说是：“你这么说，毛泽东同志岂不是成了皇帝。”刘少奇说：“是的，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毛泽东就是皇帝，是革命的皇帝，是中国革命的皇帝。”   

  

  

  还有一件怪事是在1943年11月底的一次会上，周恩来向毛泽东沉痛检讨，突然向毛下跪，连声说：“我认罪，我认罪。”毛一惊，厉声骂道：“你这不是骂我是封建皇帝吗？”周说：“主席的确是中国革命的皇帝，我和少奇同志都一致同意的。”   

  

  

  网上另有一篇文章“我亲眼见过周恩来为毛泽东下跪”说，文革时期在看电影时，我们大家亲眼看到，纪录片中的周恩来在毛泽东面前下跪。为什么出现下跪的镜头？那是毛周接见外宾以后，当外宾走后，周恩来双手托起外宾送来的礼物让毛泽东观看，毛泽东坐在那里，而周恩来跪在毛泽东面前的地上，双手托着外宾留下的礼物， 翻译王海蓉就站在旁边。我那时还小，小学还没有毕业，我们都从来没有见过新社会还有下跪的事情，只有在反映旧中国和古代题材的戏剧电影里才见过下跪的场面，所以看到周总理下跪，觉得不太对劲。现在想起，当时做为年轻人的王海蓉，为什么不从周恩来手中接过礼物，代替周恩来为毛泽东下跪？只有一个解释：王海蓉熟知周恩来的习惯，知道她不可能代替周恩来下跪。   

  

  

  万润南先生在“《清华岁月》:周恩来和清华文革”中对有这么两段描述，1966年8月18日那天，毛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清华的队伍就在金水桥旁，离城楼很近。上面的人物、动作，清晰可辩。我没有被周围的狂热所传染，而是冷眼旁观，还真让我看到一些相当有意思的细节。有两个场景我至今还历历在目。一是他们的出场。刚开过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领导重新排位。最大的变化是林彪升到第二位，刘少奇降到第七位，出场要反映这种变化。毛破天荒穿上了军装，挺着肚子走在最前头，瘦骨伶仃的林彪紧随其后。毛的步伐慢而缓，林的步伐急而促。后来我在记录片里更印证了如下的细节：林彪一不小心就要超越毛了，这时候周恩来出手了。周扯住林彪军装的后摆，很用力，因为从后领到下摆都扯直了，林几乎是一个踉跄。待毛走出了一步，周才松手，其后林彪一直自觉地保持着这一步之遥。更让人叹为观止的还在后头，这时候周停住了脚步。周不动，后面没有人敢超越他。等到毛、林走出了七、八步，周才带着大队人马缓缓跟上。我心里不由得感叹一句，周恩来这个人，真正不得了。  

  

  

  第二个场景，是毛除了跟红卫兵挥手之外，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把刘少奇拉到一边侃侃而谈。从两人的肢体语言来看，像朋友间的谈心、像三娘教子、像师生交流。主要是毛在说，刘在听。说的耐心而诚恳；听的虚心而谦卑。我很好奇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后来刘少奇家的人告诉我，毛是在做刘的思想工作。毛说：中央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指派工作组的错误），总得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你现在是为党担过，回去要同光美同志和孩子们讲清楚，不要因此而背包袱。都是一些安慰的话、宽心的话。刘居然也信以为真。刘少奇也算是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历练过来的，智商也不低，尚且被老毛玩弄于股掌之中。真正不得了的，还是毛这个人。”   

  

  

  胡平先生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还有这样一段评述。胡平先生说，有些人认为，周恩来是以传统的君臣之道来处理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周恩来晚年的行事作为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忠君思想的现代翻版；“君可以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简言之，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大忠臣；周的忠诚甚至到了愚蠢的地步，可谓之愚忠。我对这种观点不以为然。我认为这是对传统君臣之道的误解，也是对传统观念里忠臣和忠君思想的误解。   

  

  

  周恩来愚蠢吗？不，当然不。周恩来在文革中谨小慎微，拿捏分寸，见风使舵，机敏精巧，明哲保身。这哪里是愚蠢？  

  

  

  至于说到忠诚，我们必须懂得，忠诚并不等于顺从。周恩来对毛泽东坚持顺守哲学，这决非中国传统的为臣之道。按照孟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非为臣之道。中国古代是讲究身份的。同一个“忠”字，用在不同身份的人身上，含义是不同的。奴仆的忠诚和大臣的忠诚，其内涵是不一样的。林彪有一次当着汪 东兴面批评周“象个老当差的，不管谁当了领导，周都会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唯 命是从”。周的表现\只算得上忠奴或忠仆，但绝算不上忠臣。   

  

  

  何谓忠臣？汉代的荀悦说：“违上顺道，谓之忠臣；违道顺上，谓之谀臣。”忠臣意味着坚持“道”即仁义原则，为坚持“道”敢于违反君主的意志。忠臣就是要敢于对君主的过失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所谓“文死谏”，“谏”是指给君主提意见，规劝君主改正错误。“死谏”的意思是：宁可冒着激怒君主，被君主杀头的危险也要坚持仁义原则，也要坚持批评君主的错误。古代忠臣的典范，如比干，屈原，魏征，海瑞等，都是冒着杀头风险也要直言进谏的。忠臣的意思和现在人们说的“忠诚的反对派”有几分类似。  

  

  

  周恩来不是忠臣。因为忠臣的定义是敢于“违上顺道”。忠臣是个褒义词，单单是卖力地为君主效劳未必称得上忠臣，还要看你的效劳合不合乎道即仁义原则。所以，我们说东林党人是忠臣，我们不会说魏忠贤是忠臣，我们都说魏忠贤是奸臣，是奸阉。江青自称是“主席的一条狗”，狗的特性就是忠于主人，但是我们并不说江青是忠臣。可见，人们其实都明白，忠臣的定义是和 “道”，和政治正确相联系的。周恩来对毛泽东百依百顺，明知毛是错的也一味顺从，正所谓“违道顺上”，所以周不是忠臣。   

  

  

  孟子曰：“长(助长 --引者)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按照朱熹的解释：“君有过不能谏，又顺之者，长君之恶也。君之过未萌，而先意导之者，逢君之恶也。”岳飞决心收复失地，迎还二帝；高宗却担心若北伐功成，二帝回朝，自己就当不成皇帝了，秦桧知道皇帝的心事，设计害死岳飞。这就是逢君之恶。一般人只是责骂秦桧，明朝人文征明一语破的：“笑区区一桧有何能，逢君欲。”   

  

  

  周恩来在中共中的作为，大多属于“长君之恶”。但也不尽然，林彪的副主席是周提名的，江青的中央文革副组长也是周提名的。这两件事都是毛没有说出口，周揣摩出毛的意思主动提出来的。类似的事情还有一些。正如高文谦分析的那样：“毛在党内虽然早已是一言九鼎，但很多具体事情还是需要有人来办，特别是象周氏这样在党内既有影响又善于排难解纷的人。在一些棘手而毛又不便于出面的问题上，由周出面斡旋，贯彻毛的意图，更能收到别人难以起到的效果。”这就不仅仅是长君之恶的问题了。  

  

  

  正像大纪元专栏作家唐子先生所说，如果确定毛泽东就是中共里的一号魔鬼，二号魔鬼非周恩来莫属。中共所以能把中华搅乱八十多年，基业就是这两魔奠定。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共的胜利。没有周恩来，也不可能有毛泽东的成功。所以中共有谋事在毛、成事在周之说。对于中共所谓“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是天魔，周恩来是人鬼。  

周恩来对于江青，用他自己的话叫做："我已经仁至义尽。" 江青当年刚进入毛泽东的窑洞，引起中共高层各方非议，认为毛以党的领袖之尊，将经历长征共同患难的妻子贺子珍赶走，炕头尚温，就公开与上海影星同居，成何体统？只有极少数人支持毛、江的结合，周恩来便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康生，他提供来自特工系统的调查证明，江青在白区"表现清白"。他是山东诸城人，江青的老乡，传说在家乡做少爷时代就和她"有一腿"，查无实证。他的支持除了老乡情谊，主要是投毛所好，有向新主子表现忠诚的意思。另一个是贺龙。他扬言"堂堂主席，搞个把女人算什么！"但真正有力支持者还是周恩来，正是他调和各方意见，力排众议，铺设堂火，毕竟成了他俩的好事。否则，便不会有日后权倾朝野的江青同志了。周恩来的出发点是否比康生要高尚一些？看不出来。  

一九四五年八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首谈笑古今、暗含霸王之风的《沁园春．雪》，争取了天真的第三党和文化界的众多知名人物，以为寄托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因而在其后三年的国共争霸战争中，感情倾向多在共产党一边，形成国民党大势已去、无力回天的局面。毛泽东此行，周恩来功不可没就不须细说了，单说他派专机从延安接江青来重庆"治疗牙病"一节，就可知他的煞费苦心。这是江青首次以中共第一夫人的身份公开亮相，为了是这一身份合法化，周恩来在张治中的寓所为毛、江二人补办了盛大婚礼，江青后来经历了贺子珍回国、癌症、更年期、老年色衰等动摇"夫人"地位的重大危机；而每一次毛都终于放弃"废后"的念头，与周恩来当年安排的这一婚礼既成的影响不无关系。  

  

  

一九四七年，贺子珍带女儿娇娇随王稼祥夫妇从苏联回国，暂居哈尔滨。江青大为紧张。因为他曾接受的"约法三章"的第一章就是，"毛泽东、贺子珍的夫妻关系尚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毛、贺的"夫妻关系"，一直到死都"没有正式解除"过。一九四八年冬，贺子珍的妹妹、毛泽东弟弟（毛泽覃）的遗孀贺怡找到毛泽东，闹着要为姐姐讨一个公道。毛让步，同意贺子珍回身边，说"还是按中国老传统办吧！"江青深感会要做"小老婆"甚至被休掉的威胁，又跑到周恩来那里一顿哭诉。而周也再一次施以援手，以组织名义作出决定，不准贺子珍进京与毛泽东会面。  

  

  

贺怡在哈尔滨接姐姐和侄女娇娇，乘火车走到山海关，被自称"组织部来人"的两个男子以开除党籍相威胁，阻止他们到石家庄。结果，贺子珍被安排到了沈阳，而由贺怡带娇娇去见毛泽东。娇娇后来竟从江青的本姓改名为李敏，更确定江青的继母地位。由于周恩来的悉心部署，贺子珍一直未有机会进京复辟。直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才由毛泽东另一弟弟（毛泽民）的遗孀的后夫、江西省省长方志纯的秘密安排，将贺从上海接到山上与分别二十年的毛见了一面，也是最后一面。此时的贺子珍，已是一位满头华发、容颜憔悴、语言迟钝的老妪，毫无吸引力可言了。连毛泽东也暗自惊诧："她怎么变成这般模样？"     

这里要补述一段的是，性情刚烈泼辣的贺怡，见到姐姐被弃、大伯子兼姐夫的家庭重组已成定局，心有不甘，于是想出最后一招，到江西寻找毛泽东与贺子珍所生的儿子毛岸红。这是毛的第四子，毛岸红小时活泼可爱，模样酷似毛泽东。一九三四年中共中央红军撤离江西长征逃窜，年馑两岁多的岸红托给了留下打游击的红军独立师师长、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一次战斗中，岸红被寄放在一个农民家里，后来失去了联系，而毛泽覃也在瑞金红林山区阵亡。江青无子，毛长大成人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死于朝鲜战争，毛岸青患有精神病，贺怡深知这个可以找到的儿子对于恢复姐姐的名分的重要性，她又是唯一知道毛岸红线索的人，于是一再深入江西农村寻找。谁知突然的一场车祸，贺怡死于非命。这唯一的线索就此中断。这场车祸完全是意外，还是缘于某种周密的安排？有待新的史料证明。  

     侍卫士们赶到，他已经从摔倒的地方自己爬起来，痛得脸色苍白，冷汗直冒，鲜血浸透了衣服，但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倒是毛泽东事后大发雷霆，吼道："你是什么东西？你一百个江青也不抵我一个周恩来！"对江青惹的祸极为恼火，因为他痛惜在国共关系中举足轻重的周恩来的受伤，倒不是怕江青敢红杏出墙。文革后期，江青对周恩来的怨望（真正的"怨望"）日深，力图倒周，指使御用写作班子在报上撰文批判"鲁国的宰相"孔丘，故意在孔的形像上加了"端起胳膊"四个字，以影射周的弯臂。而那弯臂，实是当年因爱而造成！  

  

  

曾大量采访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作家权延赤记述，在延安"江青喜欢接近周恩来，当年的卫士们都知道这个情况。"毛的卫士长李银桥说，江青很倾慕周恩来，常不避嫌地对身边人员说，周性情好，谦恭有礼，风度翩翩。她还希望毛泽东向周学习，改掉粗鲁的农民本性，惹得毛大为光火。   本次节目内容主要来自赵无眠先生的文章“真假周恩来”。  

  瞭解一些「文革」歷史的中国人往往认為，1966年8月发生在北京市的「红色恐怖」只是由中共高干子女组织的第一批 「老红卫兵」的过激行為。这些「老红卫兵」在校园裡以「批斗」為名杀戮教师；在社会上以「抄家」為名抢掠市民的财產，以「阶级斗争」為名残杀所谓的「牛鬼蛇神」；又以「遣返」為名，把近10万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村。仅据官方非常不完整的统计材料，当时至少有33,695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抢掠，有 85,196人被驱赶出城。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都市蔓延，多达40万的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或边远地区。  

  

  

  然而，后来披露的一些歷史档案表明，这类的「遣返」行动其实是中共早在1962年就开始安排的大规模政治迫害运动。 「文革」前担任市长的彭真就公开讲过，要把北京市的居民成分纯净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所谓「成分不好」的居民全部赶出北京。   

  

  

  1966年5月15日，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5.16通知」发佈前夕，毛泽东发出了「保卫首都」的指示。周恩来和叶剑英立刻上书毛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成立以叶剑英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為付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参加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工作，直接对中央政治局负责」。   

  

  

  5月16日宣佈打倒所谓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后，这个工作组採取了一系列「保卫首都安全」的措施，除了自5月18日起调63军的189师和65军的193师进驻北京各要害部门及所有的宣传机关之外，工作组还有一个长期计划，即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遣返驱逐所谓的「成分不好」的居民。 如此便不难理解，為什麼在「红八月」当中「老红卫兵」任意对北京市约佔居民2％的人抄家、杀戮、遣返，不但未被中共当局阻止，相反还得到了公安局的大力支持。上述「首都工作组」的副组长、公安部长谢富治当时曾公开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拦「那些事」（指「红卫兵」的乱打乱杀），要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情报」。   

  

  

  下面通过两个案例，说明中共国家机器和周恩来，谢富治当时是如何指导或参与「文革」中的暴力与屠杀事件的。   

  

  

  案例之一：在北京市1966年「红八月」期间大红罗厂南巷20号发生的一件骇人听闻的血案中，韩模寧一家五口被与其素不相识的「红卫兵」残杀身亡，据国内学者调查，将这些「红卫兵」引到韩家行兇的是当地派出所的民警罗某。[6] 负责当地治安的片警敢於领人行兇杀人，且血案发生后听任兇手扬长而去，这肯定不是民警个人的自行决定，他显然是奉有上级指令的，否则绝不敢如此胆大妄為。那麼罗某背后是谁呢？答案不言自明。   

  

  

  案例之二：1966年8月25日，北京第15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去广渠门大街121号的房主李文波（小业主成分）处抄家，这些杀气腾腾的女「红卫兵」们翻箱倒柜、掀开屋顶，殴打李文波、刘文秀夫妇，逼他们交出根本不存在的「枪枝、黄金」，甚至还不准刘文秀上厕所。李文波在忍无可忍中拿起菜刀抵抗，於是被当场活活打死。据一位大陆学者的调查，又是当地的片警和居委会把那些女「红卫兵」引到李文波家中行兇的。   

  

  

  该血案发生后不久，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中将李文波的抵抗指為「反动资本家对红卫兵行兇」；接著周恩来又下令，由北京市法院於1966年9月12日以「行兇杀人」的罪名将李文波之妻刘文秀判处死刑。其实，就连当时参与行兇的「红卫兵」都没有说刘文秀本人有 「行兇杀人」行為。此后，周恩来还下令由政府出面组织「红卫兵联络站」大肆抄家，并直接派解放军保护「红卫兵」的抄家行动。这样，「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行為就得到了国家机器的直接指导、支持和保护。得到政府鼓励与支持的「老红卫兵」们更加肆无忌惮了，他们竟然把迫害、兇杀案件誉為反抗「阶级敌人的报復」 的「洒碧血」事件。接著，「老红卫兵」们以打击「阶级敌人的报復」為名，掀起了新一轮更疯狂的杀人高潮。李文波夫妇被害血案在1981年已经被平反，但无论是当时参与行兇的「红卫兵」，还是公开动用国家机器為「红色恐怖」助威的周恩来，谢富治都未承担任何责任。   

  

  

 「红八月」期间在北京主持杀戮行动以及驱逐近10万城市居民的臭名昭著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是在周恩来的 「亲自关怀」下成立的；他们的「通令」是由周恩来的亲信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许明（国务院付秘书长）、李梦夫等人修定后公佈的。不难看出，中共上层和周恩来早已决定了所谓的「净化北京」的大规模政治迫害计划，而1966年8月「老红卫兵」不过是打头阵的法西斯式「衝锋队」而已。   

  

  

  由於被强行抄家、殴打和驱逐的近10万居民不断上诉，1967年3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公佈了「关於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中共 中央1967年101号文件将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这一文件转发全国。这一「通告」仍然声称，所谓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佑分子（包括摘了帽子后表现不好的）」、「查有证据漏划的地富反坏份子」、「坚持反动立场的资本家、房產主」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等不得返回北京。由此可见，对北京市居民的抄家驱逐是中共中央的既定决策和预谋，并非「红卫兵」的一时过激行為。  

  

  

  有一种说法不加分析地把文革时期的社会成员说成是「人人有罪」、「人人有错」，这是十分荒唐的。「文革」中至少有一个社会群体，可以说是根本无罪，甚至没有 一点错，却无端地遭到残杀，他们就是政治上的弱势群体──「政治贱民」「黑五类」或「黑七类」。如果按照中共的习惯表达，以总人口的5％来估计其人数，「政治贱民」的总数达3,000至4,000万人。从1949年以后直到80年代初，这些「政治贱民」一向被视為所谓的「阶级敌人」，从来就是中共的国家机器在歷次政治运动中的绞杀对象，在「文革」中则处於更加悲惨的境地。无论是「保守派」群眾团体还是军队及其指挥下的武装民兵，在对「黑五类」大开杀戒时都从不手软。儘管中共的军队、公安、武装民兵及党团骨干（保守派的主要成分）明明知道，「文革」时期的「法律」（如 「公安六条」）严格禁止任何「黑五类」分子参加群眾组织，而这些「政治贱民」也一向小心翼翼地苟且偷生，从不参加「派性斗争」，但军队、公安、武装民兵及党团骨干仍然不遗餘力地杀戮「阶级敌人」。这种屠杀行动不仅是為了表现杀人的政治「优越地位」和「正统性」，也是為了向上级邀功请赏。对「政治贱民」的迫害屠杀是中共长期以来製造「阶级斗争」以维持「红色恐怖」政策的延续，在中共建立的「血统论」政治意识影响下，政治迫害者往往把「黑五类」看作是政治对手（如某些「造反派」组织）的「社会基础」，借屠杀「政治贱民」 来巩固其权力和地位。   

  

  

 「文革」中发生了这麼多惨绝人寰的屠杀案件，中共的最高领导者、「文革」发起人毛泽东是否知情，他对这些暴力和杀戮行动的态度究竟是什麼？由於「文革」档案至今仍被严密封存，现代史研究者至今无法看到毛本人对这些大屠杀事件的具体批示。而不少中共的官方回忆录都说：毛一直反对武斗和暴力。事实上，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自60年代就开始準备把北京市近10万「黑五类」强行驱赶出北京，毛显然不可能不知情；而周恩来1966年建立「首都工作组」的计划是经毛批示同意的。在北京和全国的「红八月」恐怖中，毛虽然也讲过「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同时他也表示：「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17] 毛的这一讲话当年在施虐一时的「红卫兵」中曾广為流传。既然对「阶级敌人」的暴力是他们「活该」，暴力和杀戮如「星星之火」般地在中国「遍地燎原」，自然就毫不奇怪了。   

  

  

  虽然10年「文革」中的许多类似案例仍被官方掩盖著，仅凭上述案例仍可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文革」中的许多著名的暴力屠杀案件完全是国家机器的行為，有些甚至是当局的决策。无论是毛泽东、林彪还是周恩来、叶剑英，在领导这一国家机器吞噬无辜公民时是完全一致的；儘管他们的看法会有差异，对某些高级干部或平民遭到打击会有不同态度，但在纵容和利用暴力迫害和残杀「政治贱民」上，他们并没有分歧。其次，直接指挥和执行这些大屠杀的兇手，多是军队、警察、武装民兵和党团骨干，他们中的许多人至今仍因当年「表现积极」而受益。由此可见，把「文革」中暴力杀戮事件的责任一概推给「四人帮」或符号式的所谓「造反派」， 既非史实，也严重地扭曲了国民的集体记忆。   

  

  

  2001年7月在纽约召开的「纪念『文革』发生三十五週年」讨论会上，一位在美国长大的年约14岁的华裔中学生听了北京1966年秋天的「红八月血案」后提问：「当时的北京有没有政府？是谁允许这些『老红卫兵』杀人的？」问题的答案很明显，让这些『老红卫兵』杀人的，是中共当局、是毛泽东、是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决策并亲自发动的。一开始，周恩来并不知道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矛头对准谁的运动。他只知道毛主席说的就要照办，邓小平时代批判"凡是派"，其实最大的"凡是派"就是周恩来。及至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他还不晓得到底是指谁"何其毒也"，惴惴不安地去探毛的口气，听说不是自己，这才放心大胆地投入文化大革命，协同毛派力量推波助澜。  

  

  

  文革过来的人都记得，当时人们心里很清楚，这几个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绝不能炮轰和揪斗的，他们是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这种印象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文革的首要目的是倒刘，并清除刘在党政系统的势力。目标一定，"毛司令部的人"倾巢而动，共同完成这场战役。除了副统帅林彪很少露面，几乎只跟随毛泽东出场外，其余如周、陈、康、江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爬虫们"，到处看大字报，视察、演说、计划、接见、会谈、表态、劝慰、阻拦、发布指令拉一派打一派……。为文革依照毛的意图朝纵深发展竭尽全力。有人说周恩来没有参与政治迫害，他所做的都是保护别人，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中共中央"四人帮专案组"在搜集罪证时，也发现文革冤案中几乎所有的逮捕令，都是由周恩来签署的，包括逮捕前面说到的他的养女孙维世。另外，所谓"共和国最大冤案"的受害人刘少奇，以"叛徒、内奸、工贼"的身份被永远开除党籍的文件，也是由周亲手签署的。这一事实让专案人员"震惊"和难以接受：周恩来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做的这一切是真诚还是虚伪？（阮铭《旋转舞台上的周恩来》）   

  

  

  江青由一个宣传部被人瞧不起的副处级干部出山和坐大，固然获得毛泽东的支持与肯定，但毕竟还得通过一定的组织手续来逐步完成，光他一个人说了不能算数。否则，他也就完全没必要耗神费力发动这样一场大的战役，来歼灭他的政敌了，也不会在背后里怨林彪"一句顶一万句，我讲了六句，相当于六万句，半句也不顶"了。   

  

  

  江青得中央文革副组长的显赫位置，并挟其势取代中央书记处，甚至凌驾于政治局之上，周恩来出的力最大。试想，林彪名为副统帅，实际影响只在军内；陈伯达、康生原先的地位也远不及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他们怎么可能把江青抬得比书记处还高呢？能依照、实现和发挥毛的意图，把江青稳稳地捧到这样一个地步，只有周恩来。  

  这里记录一段周恩来当年的公开讲话，以为见证──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十万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誓师大会"，周恩来到会演讲："江青同志是经过战斗的年月，特别是三十年代她最初当了中国共产党员的时候，就遇到叛徒、假党员、坏份子、国民党反动派对她的迫害。她在那个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就有鲁迅那样硬骨头的勇敢，对迫害、压迫、诋毁、诽谤、污蔑的人进攻。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值得我们学习的文章！"   

  

  

  前章曾提到，文革初期周、江之间也有过摩擦和矛盾。就在周发表这段演说前 十几天，江青还在人民大会堂与他争吵："孙维世是你周恩来养的一条狼，成元恭是你周恩来养的一条狗。"江青的骨头可真够硬的，迫使周将成元恭这位延安时代就跟了他的警卫员送去进学习班、五七干校，直至周死后才返回北京。   

  

  

  如果说这就是周恩来与江青进行的"斗争"，那也太可怜了。多少有些迂腐之气、被称为"老夫子"的陈伯达，也和江青有过观点之争，但并不影响他们最初的亲密关系。即连康生，也曾在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国宾馆大骂江青不是东西，逼得"老夫子"要自杀。他后来还在临终前叫毛泽东的女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去告诉毛：江青、张春桥是叛徒。这同样也不能证明，康生与江青关系不好、进行过"斗争"。能证明的只是这样一条政治学的重要原理，即"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周恩来的确保护过一些人，但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他的人马，包括他的部属、与他多年相交的"民主党派"人士、与他亲近的文化界人士、他在军队和地方的心腹亲信，还有一部分是可以争取和收编的别的派系的人马。不过有一条原则绝不能违反，那就是毛泽东、林彪、江青一定要打倒的人不能保。不但不保，有的还要落井下石，甚至直接进行迫害。   

  在一场全民性的、几乎人人过关的大灾难降临之际，凡是身居要职、权倾一时又胸怀大志的人物都有可能出面保护一些人，因为这是收买人心、扩充势力的最佳时机。如林彪，就出面保护了被整得呜呼哀哉的黄、吴、李、邱，还有空四军的政委江腾蛟之类，这些人对林彪自然感激涕零，宣誓效忠，成为其死党。就连毛泽东也是保护他人的好手，"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就是他说的，这句话所起到的保护作用，比周恩来高喊"你们要抓陈毅，请从我身上踏过去吧"要有力的多；后者只是阻止了这一次揪斗，前者才使陈毅终不被彻底打倒。  

  

  

  毛泽东还保护过朱德："谁说朱德是黑司令？他是红司令嘛！"延安时代还保护过许世友，这位身怀少林武功的将军后来死忠于毛，镇守一方，令林彪势力不敢妄动。江青也保护过人，没有她的保护，曾划为右派的剧作家汪增祺怎能进样板剧团改编京剧《沙家邦》？ 没有她出面"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那么多被刘少奇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分子"的造反学生，怎能那么快得以平反？  

  

  

  江青甚至出面保护过陈毅。一九七六年一月十日晚，她与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造反派，亲口称赞陈毅的为人和历史功绩："比如陈毅同志，说错话，写过一些诗，说话说过头也有，我甚至可以当面同他争执，但他不是两面派。他都说，这是好的。从整个历史上讲，他也有错误的。他和你两人可以争得脸红脖子粗。…..我们要做很多工作，外交部你们不能去，他们有很多工作。我对陈毅以前不太喜欢，最近几年看他很坦率。广州会议他说得不好，说过了头。一九六二年夏天他就做过检查。现在也是。他历史上有很大的功绩。比如新四军，项英坚决执行王明路线，一万多人装在人家口袋里，这是我党一件奇耻大辱。陈毅同志执行了毛主席路线，重新发展成二、三十万人。"   

  旅英女作家张戎在她的自传作品《鸿──三代中国女人故事》一书中，详细记述了她母亲进京找周恩来，寻求政治保护的一段往事。张父是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革时期遭到省委新领导逮捕。周恩来在接见完四川红卫兵代表后，仔细听完了张母的申诉。"从周恩来的眼神里可以看得出他留心这件事，"张戎说，"因为我父亲是个高级干部。"面对着进京告状的红卫兵，周只讲些"按毛主席的指示办"、"要大联合"、之类的普通应酬话，一听到"高级干部"受压，却立即差人取来国务院抬头的公文纸，亲笔写了一张保护性质的字条。  

  各位听眾你们好， 这裡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6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中共是怎样精心地编造出了一个文革中「中流砥柱」的周恩来的形象的。本次节目内容主要来自宋永毅先生的文章「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象」。   

  

  

  在中国大陆的「周恩来热」中涌现的由中共的党史研究机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年谱》（三卷本），《周恩来传》（四卷本）以及十二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是一种以剪裁歷史见长的 「歷史著作」。精心地编造出了一个文革中「中流砥柱」的周恩来的形象。   

  

  

  剪裁者，有意去存取捨也。剪裁者是為了掩盖歷史的真实，误导读者得出与史实完全相反的结论。这裡先举一例，借一斑以窥全貌。在上述三种传记中，都提到了周恩来反对毛泽东关於「资產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的事：「国庆节这天……林彪发表讲话时，却公开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宣称『同资產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要求红卫兵小将们敢於斗争，前赴后继地把这场运动深入下去。对『资產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周恩来有不同看法，他曾当面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担心的是，这个提法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衝击」。   

  

  

  这一故事还被几乎所有大陆有关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书籍作為「周总理与毛主席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的例证。这裡，姑且不论关於林彪讲话中提出「同资產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有误，因為林的原话是「同资產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两者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有关周恩来反对提「资產阶级反动路线」一事，编撰者捨去了极為重要的结尾。关於这一史实的来源，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完整回忆却是：   

  

  

 「周恩来看到《红旗》社论后曾对王力说：「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麼用了『资產阶级』，还『反动』呢？我要去问主席。」 问了以后，周告诉王力说：「主席同我用英文讲了『反革命路线』，『反对革命路线』，『反动路线』这三个词的区别。我对主席说『我懂了』」。   

  

  

  从上面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周恩来所注目的主要是一个文字性的提法问题，他从来就没有向毛当面表示过这「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衝击」的不同意见。更耐人寻味的是，他当时以一个小学生的姿态去问了毛后，马上表态说：「我懂了」──这不仅清楚地表明他已為毛所折服，更表示了他对毛个人的效忠以及他的路线的支持。这裡哪有什麼「根本分歧」的踪影？有的只是周恩来对毛「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忠心。而当编撰者取前因捨后果地剪裁了歷史后，一段原本说明周在毛面前无原则地卑膝效忠的史实，竟成了周与毛当面斗争的业绩。而在这种黑色幽默式的颠倒剪裁中，歷史的整体性和真实性自然被破坏殆尽了。   

  

  

  要完整地评述周在文革中的表现，恐怕要从文革的发动谈起。毛无疑是文革的发动者，但毛绝无可能一个人独立地呼唤出漫天狂飆。从１９６５年底的批《海瑞罢官》，进而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揭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和发出「五．一六通知」，到８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公佈「十六条」，是文革呼风唤雨的发动期。一个无法迴避的问题是：周在这一时期中是毛的支持者？反对者？抑或中立者？而正在这一问题上，上述中共关於周恩来三本史著或讳莫如深，或大砍大捨重要的史实。   

  

  

  首先，周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写作批判《海瑞罢官》，但他一旦明白毛的意图，立刻积极支持。在中共内部发行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公佈了一个「五．一六通知」的「原件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在这一「大事记」中，有整整几段讚扬周站在毛的路线一边，与彭真作了坚决的斗争。例如说，  

  

  

 「（１９６５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周恩来同志 的督促下，彭真同志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 并说，「（１９６６）四月二日周恩来同志报告毛主席，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组匯报提纲』是错误的，準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的指示」；再如，「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邓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同志参加。先由康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最后，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指出，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   

  

  

  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匯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如果考虑到「五．一六通知」作為文革纲领性的文件通篇由毛亲自修改定稿，那麼周毫无疑问是毛心中的忠臣与亲信。而在三百万字之巨的周恩来《年谱》中，上述史实或被完全捨去。例如，１９６６年４月２日周向毛表示支持一事，在《年谱》中竟变成了「４月２日在河北邯郸同省，地领导座谈，听取关於打井抗旱工作的匯报……」  

  

  

  这种以周的工作职责──抓生產的流水帐来掩盖他重大政治错误和过失的方法，也是贯穿上述三部史著的一种一箭双鵰的误导手法。一来它可以遮丑，二来又突出了周恩来不忘民生的亲情。   

  

  

  根据海外出版的陈伯达回忆录《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说，是周恩来帮毛一手组建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陈的组长是周向政治局常委推荐的。第二，还是周恩来，提议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依据最新披露的中共内部档案：「周恩来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讨论时，提议：江青同志担任副组长，第一副组长（摘自一九六六年六月档案）」。第三，又是周恩来，在中共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会推荐林彪為副统帅，毛的接班人。由此可见，毛髮动文革名正言顺的文（中央文革），武（林彪為首的军人集团）组织班子，都是周帮忙搭建的。   

  

  

  周為此也颇引以為自豪，多次在文革中接见群眾讲话时提到。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１日，时值不少群眾炮打林彪和陈伯达之际，周在人大会堂接见部分来京军事院校学生时就说过：「在十一中全会上，我推荐了林彪同志，他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為副统帅。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用毛泽东思想教育解放军最好。另一个是把毛泽东思想领会得最好，从理论上阐述和宣传得最好，这就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陈伯达同志。他们是经过几十年考验的。」   

  

  

  关於周在建立林的副统帅地位中的作用，当年林家未过门的媳妇张寧的回忆录中也有提及：「文革初期，毛泽东数次指令林彪进京，林彪不肯进京，从哈尔滨躲到大连。毛泽东调不动林彪，心中不快，吞食安眠药，声言『活著没意思』。周恩来窥悉毛的心思，以恩师身份出面做林彪工作」。林彪是否真不肯进京当第二把手，还是一种待价而沽的姿态，且另当别论。但这裡关於周的作用，妙在「窥悉毛的心思」六字。毛虽是主席，但要提名自己秘书和老婆陞官窃国，则有脸面上的难处。周不用毛开其金口，便主动提出毛想要提而不便提的事──帮忙和「帮閒」已帮到了主人的下意识层面。   

  

  

  中共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至２４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８月８日到１５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一直被中共官方，从而也被上述三本书籍认為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誌」。上述史著中虽然也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提及周的表现，但总闪烁其词，语焉不详。关於周在５月２１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周恩来年谱》只作两句话的记载：「５月２１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眾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究竟周在其近万字的演说中讲了一些什麼，中心议题又是什麼，中共的史学家们在刻意迴避。   

  

  

  让我们不妨引用几段文革中广為流传，并得到周首肯的这一讲话。在第一个问题中，周开明宗义地指出：「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即林彪５．１８关於政变问题的讲话），讲得很好」。然后他大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桿，有枪桿，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对政变的危险，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中央与地方以中央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為主，上边与下边以上边為主」──这便是周对文革前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它的侧重点完全在子虚乌有的所谓「反革命政变」上。   

  

  

  在他讲话的第二部分，即「领导与群眾问题」中，周积极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甚至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產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寧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地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   

  

  

  在第三部分「保持晚节问题」中，周以自己老资格的党内高级干部的身份，向全党老干部提出：「要跟著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他更以李秀成、瞿秋白為例说明「晚节不忠」的危险。他指责瞿為「叛徒」，提出：「不因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由於周恩来第一个在中共的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对死者墓地的打砸抢，数月以后，他的讲话广為流传，瞿、李两人的墓地立即被红卫兵全部毁掉，文革暴力中对死者尸体、墓地的残害即以此开始。   

  

  

  有关周恩来当年坚决支持毛髮动文革的责任，连前中共领导人都觉得实在难以否认。据说早在１９８０年３月２０日，邓小平在看了中央起草小组《关於建国以来党的若干歷史问题的决议》的提纲后，就与部分政治局委员谈到过周在文革中的「错误，过失」。胡耀邦、陈云也认為周对文革的发动等重大问题「是有一定责任的，不能都归於当时政治环境、气候，.......」。  

  中国歷史上，权利与婚姻的关係是极為密切。皇帝享有三宫六院，文臣武将也可以三妻四妾，乃至妻妾成群。   

  

  

  在中共的第一代领导人中，毛泽东妻妾的人数是遥遥领先的。毛泽东十四岁娶元配罗氏，三年后罗氏去世，毛离开故乡求学。二十七岁，与已故恩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在长沙结為夫妻。三十五岁，与红军女战士贺子珍在江西茅坪八角楼同居，其时杨开慧带著他的三个儿子在湖南乡下从事革命活动，两年后被捕，不愿申明与毛脱离关係，从容就义。贺子珍生三子三女（仅存三女李敏），於一九三七年十月隻身赴苏联治病。第二年，四十五岁的毛泽东又在延安与来自上海的电影明星蓝萍同居。蓝萍后改名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权倾一时。   

  

  

  刘少奇结过六次婚。少时在老家湖南寧乡娶髮妻杨氏，一九三零年病势。第二任妻子何宝珍是中共最早的女党员，一九三四年在南京雨花台遭国民党处决。第三任妻子谢飞，结婚三年后分手。第四任妻子王前，十六岁与刘结婚，离婚后嫁给了文革"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的哥哥聂真。第五任妻子王健患有轻微精神病，在一起生活了半年即分手。第六任妻子王光美。  

  

  

  朱德二十六岁娶髮妻萧菊芳，她是部队裡的一个朋友的妹妹，师范学校学生，四年后患热病去世。第二个妻子陈玉贞，也是部队裡一位朋友的妹妹。一九二二年，他拋妻别子，去上海和德国寻找共產党，据记载，同时被他拋在家的还有五个小老婆（韩素音《周恩来与现代中国》第67页）。一九二八年初，与朱德在一起在汀南生活和参加革命的女作家伍若兰被国军俘虏，砍下头颅，悬街示眾。不久，朱德在江西苏区娶第四任妻子康克清，她不足二十岁，出身农民，不识字，跟随红军长征，官至全国妇联主席。   

  

  

  邓小平算是结婚比较少的一位了，他只有三个妻子。髮妻张锡媛，结婚四年因难產去世。第二任妻子金维映，在邓政治上遭受打击时背他而去，嫁给了相貌堂堂的中央苏区组织部长李维汉。第三任妻子卓琳，是云南宣威火腿大王浦在迁的女儿，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学生，抗战爆发投奔延安。  

  

  

  如果是前妻亡故或离婚后再结婚，就属於正常的婚嫁。中共领导人中另一种婚嫁是，前妻不在身边，后妻乘虚而入。毛泽东和朱德的第三次、第四次婚姻，都是这种情况。前妻不在身边，但都活著，带著他们的亲生子女，日子的艰辛自不待言。但领导人似乎不可一日无妻，於是不免有"新的女性"来填补空白。前妻们要是聪明一点，是绝不肯让丈夫隻身离开的，无论战争环境多麼残酷，没吃的没穿的，行军打仗枪林弹雨，死活也跟著。贺子珍不懂这个道理，好容易长征到了陕北，却自己放弃了领地，一溜烟跑去了苏联。殊不知此一去去得瀟洒，回头却不可能了。江青就不一样。一九四七年中共中央机关撤出延安，她坚决不肯过黄河，要陪毛泽东在陕北。这关键性的一年多时间，使江青的身份得以从侍妾升格為正妻。   

  

  

  周恩来一生只结过一次婚。 这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风云人物中，是少见的。 周恩来的私生活并不像人们以前认為的，"纯洁得如同一张白纸"。小道消息报导，在旅欧期间，从事革命工作之餘，他跟法国房东老太太的女儿生下过一个混血私生子。驻重庆期间，邓颖超曾因吃醋，当著手下的面打过他一记耳光。在总理任上，他关心文艺界的发展事业，跟许多文艺战士交往非同一般，尤其是一些当红的女演员，关係曖昧。   

  

  

有一种说法，在女人方面，周恩来比毛泽东的品味要高得多。毛泽东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周恩来却是有所选择，讲究质量。毛泽东的女人是年轻化，工农化；周恩来却要求成熟化知识化。毛泽东对喜欢的女人不讲资歷大胆提拔，唯我是用；周恩来却把工作和感情分得比较清楚。具体地说，毛泽东喜欢年轻单纯、容易驾驭的女性。喜欢在身边工作人员中发展对象。如护士、舞伴、机要员、秘书、服务员…..等等。他最后宠幸并付以重托、权倾一时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就是从专列服务员一步步越级提拔起来的。文化程度低下，只念过小学，性格和修养也都不怎麼样，动不动就耍"张飞后代"的脾气，一触即跳。   

  

  

  周恩来则喜欢成熟文静、富於内涵的知识女性。一般他是不会打身边工作人员的主意的。这和他温文的言谈举止也比较一致。他不是毛泽东那样索性而為的作风。人们认為，只有电影明星才能与他相配。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那些在银幕上扮演工农形像而浑身"文艺味儿"的女演员们，后来也果真写出许多回忆《敬爱的总理》的文章，感情充沛，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与周恩来相识，是在一九一九年夏天，邓颖超十五岁，时逢二十一岁的周恩来从日本落第回到天津，準备进南开大学。"五四"运动爆发，周恩来积极参加和组织天津的青年运动，成為学生领袖。他曾应邀到直吏第一女师帮助排演话剧《花木兰》和《安重根》，邓颖超在这两个话剧中都演主角。邓又在周主编的杂誌上发表文章，还一道领导学生示威，名副其实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战友。但是，周恩来的第一个恋人不是邓颖超，而是另一位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张若名。   

  

  

  邓颖超和张若名同為直吏第一女师的学生领袖，都与周恩来有著频繁和密切的交往，周首先被吸引和看中的是张，而不是邓。   

  

  

  一九二零年一月二十九日，天津学生聚眾五千人前往直吏公署请愿，周恩来為总指挥。 周与另外三位学生代表郭隆真、於兰锗、张若名直闯省公署，全部遭到殴打、扣押。这次运动，五十多个学生重伤，二十四人被捕入狱。这是周恩来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坐牢，前后将近半年。四月五日，邓颖超等二十四名学生捲著铺盖到警察厅，要求入狱，以交换周恩来等二十四人。 看来北洋军阀对待学生还比较客气。   

  

  

  张若名与周恩来一同坐牢，邓颖超领人要求代替他们坐牢，就"斗争情谊"而言，张若名似乎更胜一筹。事实上，张若名年龄比邓颖超稍长，在学生运动中的影响力更大，更引人注目。天津学界当时有两大组织，一是天津学联，一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由於传统习惯，男女学生只能分在不同的团体内各自活动，就像男女学学生不可同台演出新剧一样。正是张若名的提议，将两个团体合併，以便统一行动。此议得到周恩来的赞同，并由两个组织的骨干分子组成了"觉悟社"。   

  

  

  一九二零年七月十七日，经过法庭审理，入狱学生代表全数获释，周恩来等人被当成"英雄"，胸佩"為国牺牲"的纪念章和大红花，受到锣鼓鞭炮的凯旋欢迎，出尽风头。"英雄"中当然也有张若名。 看来北洋军阀还不能控制法院。   

  

  

  十一月七日，周恩来在上海乘法国油轮Bordeaux号赴法国勤工俭学，同行学生一百九十七人，张若名亦是其中之一。邓颖超未能同往，留在天津继续她的学业和学生团体"觉悟社"的工作，只送了一件手织的毛衣给临行的周恩来，内侧绣了一行字"给你温暖，小超"。   

  

  

  然而自那以后，张若名的名字即从有关周恩来的诸多史料中"淡出"了。一些传记作家认為，张若名到法国以后，一改先前激进、好拋头露面的作派，安下心老老实实地读起书来了。毕竟，他们是去勤工俭学的，完成学业才是主要目的。周恩来则"决心献身革命"，道合志不同，终至於分道扬鑣。  

  

  

  实际上刚到欧洲的周恩来给朋友写信，常忍不住向他们夸耀欧洲的美色，"某某女人真漂亮"，或是"巴黎真是美极了"。刚到法国的时候，他还把自己的照片印在明信片上，寄给国内和日本的朋友："朋友多，名胜多，你想来吗？" 这即使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也仍不失為一种时髦的玩法。他喜欢跳舞，常去公共舞厅，从不愁没有舞伴。   

  

  

  周恩来家境贫寒，在日本求学时一度生活无著寄人离下，心情也总是烦闷。但赴欧前他的经济状况大為改观,一方面得到南开校董严修和著名律师刘崇佑的资助，另一方面与天津《益世报》商定作為该报的旅欧通讯员，以稿费贴补生活费用。这样，他就无须像绝大多数同行的中国学生那样，為解决基本的生计到工厂打那种报酬极低的工，较能以"小布尔乔亚"的情调去大量、领略和欣赏生活的美，包括对异性美的欣赏。   

  七十四岁的周恩来有二十五年住在中南海，他终于要离开它了。在移驾至手术室 和特设的病房暨办公室之前，他对邓颖超有很多嘱咐，其中特别的一项是请她将一个牛皮纸信袋交安然保管，等"小蕾"长大后，再交给她。邓说，她自己也有一个信袋要交给她，好不好放在一起？ 邓颖超的的信袋有一叠钱和总理祖父、父亲及周自己小时候的旧照片。邓将丈夫的信袋放进去，却没打开，周告诉邓，里面是一千多元钱。   

  

  

  一九七五年一月，周做了第一次大手术，看来很成功；两个月后，病灶转移， 又做了第二次大手术。在这期间，他不曾稍息，与政敌明争暗斗，不分日夜地找人谈话。在王洪文动身到长沙告御状时，王海容、唐闻生也接踵而至，她俩是受周委托而来向毛汇报的。连极少出面的朱德也亲自给毛写信，寥寥数语，点出了《红都女皇 》事件。这一回合，"左营"的凶焰受到了弹压，毛训斥了王洪文，在朱德的信上批示，骂了江青。   

  

  

  毛表示，人大的筹备和人事安排还是由周负责，毛同意了周的举荐，由 邓小平主持 党政工作。病得只剩半条人 命的周当即南下向毛谢恩。此时，十七岁的"爱蕾 "成了中原某医学院的"工农兵学员"，从县、地区到省 里，各级招生委员会莫名其妙地一路给她开绿灯，却不知此人是个什么来头。而她果然严守亲人的嘱咐，断然舍弃了进京上学的诸多机会。   

  

  

  一九七五年四月，周靠近肝脏的大肠壁又多出一个恶性肿瘤，他请示毛，批准作第三次大手术。挨刀前夕，他招见了老部下及其妻子安然，后者和他谈女儿近况。他说："我知道了，学医好，学医可以解除人的苦难，不过我是看不到她穿上白大褂了"   

  

  

  周上手术床前，还细致审查了毛的白内障治疗方案，亲自试服为毛准备的镇静药，命令每日消毒手术器械，毛随时可能同意这起拖延已久的手术。但几近失明的毛还是坚拒，说："医生的话不能全听，只能听一半。" 最后竟是贴身护士小孟说服了毛 。手术极顺利。病入膏肓周提前两小时来到中南海"游泳池"，一直守候至手术完结。   

  

  

  但周的第四次手术失败，第五次大手术前，政坛再度风云变幻，毛开始"批宋江"，全党都得读《水浒》一百二十回本，读得津津有味而又不知所云。此时周瘦得不足八十斤，身高萎缩了一寸多。推进手术室前，他突然嘶哑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手术再次失败，癌细胞全身扩散。但是他的生命并不属于他自己，以叶剑英为首的那个阵营将他奉为"定海神针"，做了第六次大手术，周的膀胱及下体已烂掉，仅靠八根管子输液、输氧、排尿，吊着一口气。止痛药用到极限，周只能强忍剧痛。贴 身警卫劝他："您哼出声来吧，会好受些。" 邓颖超却握着他的手："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要坚强！"周某次从深度昏迷中醒转，第一句话是问主席身体怎样，继而问刘（伯承）帅病情怎样。众人感动得泪洒当场。   

  

  

  然而，周终于打熬不住了，他呻吟，哭泣，哀求医生：快打止痛针。邓颖超与医 疗组商量，太痛苦了，让他这样下去，不如.......。 但是，叶剑英一言九鼎：要想尽办法，能延长一天，哪怕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一切努力。周生命的意义已超越了这具气若游丝的肉身，成了一种象征。为了政治，为了党的至高利益，他必须活活痛死在这副红色十字架上！   

  

  

  在大小共十三次手术后，已是一九七六年元旦，周距生命的终点还有八天。叶剑英天天来看他，直到周已语不成声，还把耳朵贴到周的嘴边。一次，叶挥退所有警卫和医护人员，下令连送水送药也要按门铃。两人密谈了一个钟头。叶临走对警卫说："你们准备好笔纸，二十四小时守在周身边。周原则性强，很多事闷在心里不讲，最后有什么话，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然而，警卫最后交给叶的只是白纸一张。按指示安放在床边的录音机也只录下一个字。周含混不清地吐出这个字时，邓颖超在他身边，听罢就离去了。   

  

  

  周过世前的最后两日，邓颖超没来过。他死得极其孤苦，咽气时身侧没有一个亲人。 后经反覆测听录音带，周吐出的最后一个字，应该是："信"。 没人能破译这个字的含义。周死了。   

  

  

  噩耗第一时间传到中南海"游泳池"，报讯者把写成字条放在外间客厅的桌上。护士 小孟闻声出来，读毕独自垂泪。毛此时在床上翻看《鲁迅全集》，小孟回忆说，她将字条放进兜里，不敢即刻告 诉主席。字条耽搁了六个钟头，直至下午政治局送来了讣告的清样，毛实际上还不知情。直到他午休起床，精神看来不错，小孟才在读报读文件时把讣告插在中间读给他听。   

  

  

  直到追悼会开始那一刻， 仍苦等着这尊超神宣示一两句什么，或在某个仪式上露一 面。中央警卫局已勘察好行车路线，轮椅和氧气袋也备齐，随时等待着毛参加遗体告别、吊唁或者追悼会。然而 ，毛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护士小孟曾给汪东兴打电话："总理的追悼会，是否问问主席参不参加？"汪答："政治局没发通知请主席参加追悼会，你就不用问了。"   

  

  

  安然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在花丛之中，她看到了自己献上的白马蹄莲，及静卧在党旗下的周。守灵的邓大姐向她伸出了手，而安然的身后并没有女儿的身影。 女儿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时，灵车已远去。   

  

  

  几经翻覆，神州巨变。"爱蕾"毕业成了医生。八十年代，她被调入北京某部队，拿的是笔杆子而非枪 杆子。过问她的人事调动之人，其地位之高，排在屈指可数的那三几人之列。但，她竟然还是背叛了自己本应身属的那个阶级。   

  

  

  最后一段插曲──继父通知，邓颖超要见她。"爱蕾"去了，邓陪她仔细看了一遍周的故居，说了很多话，最重要的那几节是："现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正编写总理的传记。我想让你参加这个写作组。不过你不是党员，进写作组名不正言不顺。你把总理 过去给你们的信件字条收集一下，再写点回忆文章，一起给我，我看看能不能把你推 荐进去。"听者却十分警觉，断然拒绝。  

  

  

  邓颖超开始发怒，展示了与她的固定形象大相径庭的另一面："我知道你们盼着我早死！你们可以任意篡改历史，给死人脸上抹黑，无视党和国家的尊严，无视他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威望！"她又一字一顿地强调："历史是不容篡改的！"两代人谈得极不愉快。  

  

  

  临别，邓颖超忽又冒出一句："你医生当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写作呢？"不知是否从这一刻起，"爱蕾"萌生了写一部大书的念头。   

  

  

  现在，应该把称呼改一改了。《叫父亲太沉重》的作者艾蓓，于一九八九年初应美国新闻署的邀请短期访美，未几爆发八九民运，接着是"六四"事件她被搁浅在新大陆美国。一九九三年底，她完成了这部书稿：“我用最粗浅的线条将它勾勒出来──你以为这是个编织的故事？是个爱恨交错的 凄婉童话？ ”“不！这是历史。你和我都在其中。”  

  

  艾蓓这四十万字的巨制，给历史故宫中的徜徉者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考查角度。 关于邓颖超，艾蓓的刻划异常生动和犀利。摒去她个人与邓间微妙的心理对立和磨擦，就细节而言，相信与历史真实并无大的出入。此处将绝大多数与邓有关的细节抹去。愿知其详，请读艾蓓的 原着。   

  

  

  关于"安然"，这是另一个活着的人。书中的描写则较为逊色。艾蓓告我，她太爱她妈妈了──所以无法写得好。她母亲自始至终都在阻止她写这本书，但我们可以想 象得到，她母亲在捧读它时之老泪纵横 。   

  

  

  至于知道此事的人，当然还有不少尚在人世，有的仍在出将入相，身居至尊的高位。如果他们掷下话来，谓："这绝对是子虚乌有！"我们将由此对这些大人物的党性与德性，以及他们背后的那个机制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不过，想他们都会三缄其 口，良心与党性各自相安无事。若是少壮官员出来指斥及证伪，倒觉得不足为怪。 诚然，他们背地里自会再三细阅这部书，他们自己不免也 觉出了往昔"党内生活"的阴暗可怖。  

  

  

  这是一部完全可以与斯大林女儿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及《仅仅一 年》媲美的鸿篇巨著。俄国有着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深厚文学传统，斯大林女儿同样重心理刻划，把灵魂的每一颤栗注进笔端，故此知识分子读来甚为震撼，但它至少不曾进入处于同一制度下的中国民间。  

  

  

  中国的文学传统则为"文以载道"或"文以记史"，艾蓓的笔端并不"载道"，但是每个出没其间的人物的命运与感情，都嵌进了苦难深重的历史里。你读他们，就是读历史。你读历史，也就读出了他们。   

  

  

  ——我们敢断言，这是我们几代人都需一读的书──不管你读懂了多少。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大都是南方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不例外。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历史现象。   

  

  

  不过，毛泽东和周恩来虽然同是南方人，但两人的家庭出身，教养，性格气质乃至处世方式却迥然下同，相去甚远。毛氏出生在湖南湘潭的一个偏僻贫瘠的山村，是个地道的农家子弟。而周氏则出生在地处江浙的鱼米之乡、交通文化都很发达的古城准安，是个封建世家的破落户子弟。毛由于其父的专制和严厉粗暴的管束，以及受湘楚文化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自幼养成了反抗传统，蔑视权威，张扬个性的叛逆性格。周则在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嗣母的养育下，深受封建官场文化的熏陶，为人处世带有明显的在政治上走钢丝的人格色彩。与上述各自的气质相联系，毛泽东生性好斗，桀骛不驯，崇尚斗争哲学。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周恩来则为人内敛，善于同各种人打交道，行事处世富于封建官场的圆滑世故，成为中共政坛上的"不倒翁"。  

  

  

  尽管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的家庭出身、教养、性格气质乃至处世方式截然不同，却同是激进青年，五四运动后，聚合在共产革命的旗帜下，对中国人民犯下了巨大的罪行。一部中共党史，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部毛、周两人合作的关系史。   

  

  

  根据现有的史料考证，毛泽东、周恩来二人最初的会面相识大约是在一九二六年初，地点在广州。这时距五四运动已经过了七个年头。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周二人一文一武，在政治舞台上双双崭露头角，是当时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国共合作的重要人物，毛泽东时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周恩来则刚刚由国民党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调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军长是蒋介石，党代表由汪精卫兼任)。   

  

  

  与周恩来相比，毛泽东在中共的出道更早一些。他先是参加了中共一大，成为第三国际中国支部--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后又以领导自己家乡湖南工农运动的出色表现，受到中共党内的第一位大家长、人称"老头子"陈独秀的赏识，被选为中共三大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的五人成员之一，并兼任中央局秘书，协助总书记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很看重毛泽东，视为自己的人，在讲话中经常把他挂在嘴边上。不过好景不长，大概是由于跟马林太紧的缘故，再加上毛本人个性也太强，不愿甘居于人下，一年多后随着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换马，毛也黯然地离开了中共的领导核心圈子，"告病"还乡疗养。   

  

  

  对于自己这段最初的政治沉浮，毛泽东在日后回首往事时，曾经语带调侃地作过这样的评论："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到。第三次代表大会又到了，被选为中央委员。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没有到，丢了中央委员。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   

  

  

  周恩来的政治生涯起步虽然稍晚一些，却一帆风顺，后来居上。他曾东渡日本求学，屡试不中后，一度灰头土脸，无奈之下，只好"返国图他兴"，寻找出路。适逢国内五四大潮的兴起，他因缘际会，投身于政治。五四运动后，他随国内兴起的旅法勤工俭学的热潮，赴欧求学。   

  

  

  经过短暂的踌躇徘徊之后，周恩来放弃了原先一度倾心的英式渐变道路，在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中，选择了最为激进的俄式革命道路，成为职业革命家。他先是加入了中共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后又筹组了旅欧少年共产党，是中共旅欧党组织的主要领袖之一。一九二四年七月，他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奉命回国，就任国民党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由此奠定了周氏一生在国共两党的历史地位。   

  

  

  黄埔军校不仅是蒋介石的嫡系，由他亲自兼任校长，而且也是培养中共军事人才最初的摇篮。国共两党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是黄埔出身，因此与周恩来有着师生之谊。更重要的是，这一经历使得周氏脱颖而出，成为中共领袖中实际掌握军事武装的第一人。   

  

  

  在这一点上，中共党内其他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无法与其相比，正是凭借这样的资本，周恩来先后出掌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共中央的军事部长，成为早期中共领袖中的实力派人物，是中共军队的创建人，与军队众多将帅有着很深的关系。这也是日后毛不得不倚重周的地方，但又总是心存戒备的原因之一。   

  

  

  至于毛泽东、周恩来初次会面的确切日期，则是在一九二六年的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O事件)之后。   

  

  

  中山舰事件是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蜜月的结束和两党分道扬镳的开始。事变的起因，国共双方各有不同的说法，大致经过是：   

  

  

  中共《中国现代史》亦云：国民党“二大”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至十九日在广州举行。到会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其中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代表约占五分之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大会上占了压倒的优势，从而保证了大会的正确方向。……大会驳斥了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的攻击诬蔑，进行了反击右派的斗争。大会作出了“弹劾西山会议派”和“处分违反本党纪律党员的决议”，对西山会议首要分子邹鲁、谢持“永远开除党籍”，居正、石青阳等因列名“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由国民党老党员冯自由、马素等组织的团体）“予以除名”；其它分子被书面警告，限期悔改，对戴季陶也发出了“促其猛醒、不可再误”的警告。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三十六人。……在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各有共产党员七人，会后谭平山、林祖涵（两人均是共产党员）继续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农民部长，毛泽东为宣传部代理部长。各部做实际工作的秘书均为共产党员。同时，各地方党部（国民党党部）大多数由共产党员主持。  

  

  

  中共史学家的上述文字，无疑是苏俄与中共如何对国民党进行“挖心战术”的一份“自白书”。对此，台湾史家的证词云：所选出的三十六名第二届中央执委，绝大多数属于汪系和共派的人马。再由三十六名委员，选出九名常务委员，他们的名次是汪兆铭（精卫），谭延?，谭平山，蒋中正，林祖涵，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上列九名中，汪系三名，即汪、陈、甘；共派三名，即谭、林、杨；其余三名无所属。谭延?与汪较近，胡在莫斯科，蒋被孤立起来。   

  

  

  国民党二大后，蒋介石深感国民党大权旁落，又在党内权斗中受到苏联顾问和汪精卫联合打压，遂在国民党右派的推动下，决意展开反击，护党自卫。三月十八日晚代理海军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令蒋校长座舰中山舰由广州驶回黄埔，准备劫持蒋中正直驶海参威，送往俄国。三月二十日，蒋采取断然措施，拘捕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包围俄国顾问住宅及共党机关，收缴共党分子所操纵的罢工委员会枪械，是为“中山舰事件”。中山舰的调动，系听从俄国顾问的命令。事发之后，俄国顾问季山嘉等被遣送回国，共党同意解除中共分子在军校中担任的职务，并解散“青年军人联合会”，军校教务长邓演达的职务亦被解除。此后，蒋氏完全掌握了国民政府的军事实权。   

  

  

  事变发生后，当时正在广东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都主张对蒋进行反击。周后来在延安整风期间这样回忆道："三月二十号事变是国共关系的一个关键，这以前广东省委主张进攻，上海中央主张退守。事变打击主要对象是俄顾问、黄埔共产党、省港纠察队。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苏联顾问)，他说不能破裂。而当时的军事力量是可以反蒋的"。   

  

  

  由于当时作为中共太上皇的苏联顾问主张退让妥协，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作为第三国际中国支部，也只好听命。这样，中共党员被迫全体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周恩来本人则被免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为了这件事，陈独秀的儿子，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的陈延年气得大骂其父"老糊涂"、"混蛋",这实在是冤枉了陈独秀，让他为俄国人背黑锅。   

  

  

  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这次相遇，虽然来去匆匆，商讨出来的对策也没有被上面所采纳，从而影响时局，但却成为毛、周两人日后在政治上几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合作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