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松罗的荒诞现实主义小说:《我的父亲刘绍棠》（请空腹观看）
再世关羽
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2 15:04 只看该作者
刘松罗的荒诞现实主义小说:《我的父亲刘绍棠》（请空腹观看）
《我的父亲刘绍棠》虚构了一位大义凛然，刚正不阿的优秀文化工作者“刘绍棠”。该小说中的主人公“刘绍棠”是一位忧国忧民的正直纲方之士；与现实中那个无恶不作，争权夺利的小丑，左棍刘绍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具有浓厚的讽刺意味，堪称一部荒诞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佳作。
全文如下
今天，是先父刘绍棠先生逝世10周年。为了纪念，贴出回忆录《燕赵慷慨悲歌之士——我的父亲刘绍棠》片断。我无意美化先人，在全书中不回避存在的问题。但是，我认为他在文革中的表现堪称典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令人不解的是，中国大大小的政治运动常常是以讨论一些古怪的文学或哲学命题开始的。例如对影片《武迅传》的讨论，哲学上“一分为二”还是“合二而一”的争论，关于影片《清宫秘史》，关于“天才论”的讨论，批孔，讨论《水浒传》，等等。
这一次，是批判吴晗先生的历史剧《海瑞罢官》。
1．《海瑞罢官》
1965年底，《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于父亲的影响，虽然那时我还不到10岁，对这篇文章尚能读懂一部分。大致是清官也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处境。在提到史书上记载海瑞去世以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时，姚文元认为：解放以前，农民穷得连衣服都穿不上，许多农民几代人穿一件衣裳，因此，穿“白衣冠”路祭的人，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对于这种十分蛮横、矫情的论述，当时我却觉得非常精辟。近来再读这篇文章，才知道文中充满了杀气：我们搞人民公社，你为什么歌颂海瑞退田？我们镇压反革命，你为什么歌颂海瑞平冤狱？到了后来，毛泽东主席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时，我就无法理解了。
姚文元以他的这篇文章与他当时尚有的学者身份告别。在这篇文章里，他还查看了一些史料与吴晗先生就历史的细节问题进行商榷，而以后的文章除了概念、教条和谩骂之外，什么都没有了。
父亲说：姚文元在1957年写过一篇文章，打响了反右第一枪。那时，在我的心目中，他真是一位伟大的战士。反右运动伟大，而父亲又是好人，现在无法理解那时是怎样把这二者统一起来的。
在这之前，报纸上就不时出现批判文章，以后批判的范围更是越来越大。一天，我惊讶地看到了批判田汉先生的文章。从内蒙到北京探亲的表姑说，老革命也跟不上新形势了。不仅如此，以后又听说田汉先生不仅不是老革命，简直就是老反革命。怎么连国歌的作者都自身难保了？由于有一个写文章的父亲，我对这些事情有些敏感，从小就知道写文章是有危险的。
危险越来越近了。报纸上又重提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往事。在我的耳边，仿佛又出现“大右派”之类的叫声。
2.恐怖
一连串的批判演化成文化大革命。最初叫“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以后改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人民日报》的头版刊出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达到了沸点。一队队红卫兵出现在大街小巷，他们不但到处打碎旧文化的痕迹，而且还要打击阶级敌人，把他们从城市赶到农村，甚至消灭他们。
一时间，谁家被抄了，谁被轰回老家，成了街坊四邻谈论的话题。红卫兵抄家之后，总是忘不了在门口贴大字报，于是大家知道了谁有经济问题，谁有男女关系问题，谁参加过国民党。我记得有一家人，男人在汪伪政府做过事，大字报说他参加过“伪国民党”。国民党再加上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过。邻居们还常常谈论红卫兵从谁家抄出什么东西，我记得并没有什么违禁物或者罪证，不过是一些大家没见过或买不起的物件。这样，有“问题”的家庭整日提心吊胆，不知何时祸丛天降。
最恐怖的事件发生在我家南面的院子里。有一对姓林的夫妇与我家一墙之隔，他家的后窗户就面对着我家的院子，大妹妹和他们的儿子还是同学。红卫兵说他们是特务，狠狠地用皮带抽打他们，邻居家的小孩涌进我家的院子，隔着窗户大骂“狗特务”。前面说过，房东张老夫人有时与房客发生冲突。张老夫人身材矮胖，皮肤黑黑的，眼睛很大，有人背后叫她“张大眼儿”。我在这里重复她的外号，实在过意不去，不过这与后面发生的事有关。张老夫人只是一个房产主，说得严重点也就是资本家。不但算不上罪大恶极，而且根本谈不上罪恶。抄家时，有房客在红卫兵面前“痛说革命家史”，控诉张老夫人虐待房客，仿佛她成了像刘文彩那样的恶霸，这真是火上浇油。我们周围当过国民党的人有，地主也有，都没有吃到张老夫人那样的苦头。她先在自家的院子里遭到毒打，以后又被拉到府右街小学批斗，回来又挨打。我那时胆子小，不敢去看。我的小妹妹说，她看见张老夫人四脚朝天地躺在地上。听说她躺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才咽气的。
对一个完全没有反抗能力的人下这样的毒手，实在是太过分了。这样的惨状，相信看到的人是无法忘记的。在很长时间里，人们都避免谈论这件事。夜幕降临了，一些顽皮的小孩敲打着脸盆，带着颤音大叫：“张—大—眼儿—来—喽！”，让人听了毛骨耸然。据说就在那个院子里有人正在上厕所，那时厕所没有灯，听到叫声提起裤子夺路而逃。在那个年代，也许只有佛教“因果报应”的思想才能使人有一些恐惧和内疚，使人在做坏事的时候有所收敛。
我在这里讲张老夫人的事，并不完全是为了提供历史背景。从张老夫人过世的时候起，我就坚信应该把这件事记下来。这不是一个为真理而献身的故事，也不是讲述一束灿烂的花朵被无情地碾碎。不过，我认为这件事更有典型意义：一个无罪、无害、没有反抗能力的人，仅仅因为有人认为她“可恶”，就可以残酷地剥夺她的生命。
记得光明胡同北口停着一辆卡车，车上躺着被打死的人。爷爷告诉我，车上有祖父和孙女两个人。红卫兵在打祖父的时候，孙女站在一边。红卫兵问小女孩为什么不哭，她什么也不说。于是，祖孙二人都被打死了。
因此父亲当时所处环境之险恶，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北京有好几支红卫兵纠察队，其中最凶恶的恐怕就是西城区纠察队，也就是“西纠”了。那时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就在我家西面一墙之隔的大院里，而“西纠”竟敢于在“中央文革”的门外架起扩音器，在太岁的头上动土。他们与文革小组成员关峰的观点不一致，于是叫他出来辩论：“关峰，你出来把问题讲清楚！”
“西纠”不断发布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通令，家人于是就从字里行间揣摩其中的含义。那时的“牛鬼蛇神”一会儿包括地、富、反、坏、右，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一会儿又去掉右派，成了地、富、反、坏。在恐惧和些许的希望之间，我们变得越来越焦虑。
也许在家人当中，我的胆量是最小的。那时在崇文区教育局工作的大姑父潘玉深先生参加了一个群众组织，戴着红卫兵袖章回到家里。我悄悄地对奶奶说：“大姑父是红卫兵，说话得小心点儿！”在很长时间里，这成了家人的笑谈。
记得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去关院门。月光洒在门前小套院的地上，周围是一片寂静。“要是时光总是停留在这一刻该多好啊！”时至今日，我都无法理解在那样小的年纪怎么能生出那样悲观的想法。
我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纳粹统治下，有一位犹太小姑娘安妮躲在阁楼里。在那恐怖的岁月里，她写下了一本日记。我没有读过这本书，以后也不打算去读，因为那实在是太痛苦了。我相信，如果我读了这本书，一定会有比别人更深的感触。
在回顾历史的时候，细节往往比概念更能给人以震撼。一个什么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就可以发布通令，几个红卫兵仅仅凭个人好恶就可以决定人的生死，这不能不让我们反省：我们民族的文化中到底缺少了什么。在我看来，是缺少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尊重。
历史不能被忘却，也不能被戏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句话，不应该仅仅用在对外关系上面。一个民族如果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其结果只能是愚弄自己，为自己的未来留下隐患。
时至今日，我甚至没有听到曾经参与暴行的人说过哪怕是这样的话：“我对在……的情况下给你们造成的……麻烦，感到……遗憾。”我还听到很多有错和没有过错的人认为他们的青春充满了光彩。在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不时可以看到“青春无悔”、“阳光灿烂”之类的词句。不知道他们想过没有，是不是一个人在生命的春天所做的坏事就不是坏事，就不需要反悔吗？
反倒是我们，这些真正的受害者在撰写回忆的时候瞻前顾后，斟字酌句，害怕由于不准确伤害了别人，得罪了什么人，害怕给自己带来麻烦。也许是我们的善良，或者我们的软弱，使有些人认为没有必要反省。这也许是我们需要反省的地方。
3. 回乡
父亲的处境不仅仅是危险，简直就是凶险了。随着红卫兵的兴起，我们就不断听到文艺界、文化界人士遭到迫害的消息，其中很多人是父亲所熟知的。而最令人不安的，是听到了一些人自杀的消息。邓拓先生自杀了，剪伯赞夫妇自杀了，傅雷夫妇自杀了，老舍先生自杀了……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不太激烈的时候，又听说《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孔厥先生也自杀了。传闻并不可靠，不过在传闻中孔厥先生死得像一位诗人：他泛舟昆明湖上，在船上吃了两个大西瓜，然后投入池水之中。
父亲后来说过，对于他来说，很多人遭受的迫害和屈辱是难以忍受的。“如果我遇到那样的情况，没准儿也会自杀。”
谈到自杀，父亲有自己的见解。他不认为自杀是怯懦的表现，“自杀是需要勇气的。”他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一位苏联戏剧家到中国访问。在看完话剧《雷雨》之后，这位戏剧家对曹禺先生说，大少爷周萍是不大可能自杀的，他没有那样的勇气。
有一天，电台广播了上面的指示：冻结有问题的人在银行的存款。我听到了父亲非常忧虑地同母亲讲这件事，这意味着我们未来的生活将会非常困难了。这也许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不安。直到现在我都无法解释，当时我的第一个想法是：“爸爸，您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啊！”
父亲在文革中遭受的第一次打击不是来自红卫兵，而是来自知识分子。那时，母亲在铁道学院附中任教。她的同事们，其中大部分是女教师来到我家问罪。他们质问父亲为什么在1957年反党反社会主义，为什么在党给了父亲机会，摘掉右派帽子之后不去参加工作。我记得他们说过这样的话：“你拿着过去的稿费，呆在家里不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是不是对社会不满啊？”我最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这些老师也要凑这样的热闹。
母亲在学校教语文，父亲经常帮助她批改作文。看到好文章，父亲总是非常高兴。有时父亲还请同学们到家里谈作文，谈文学，不免旁征博引，纵论古今。现在想起来，一个作家失去了发表作品的权利，热心帮助后学青年，我们一般都会感到他的无奈，他的善良。要是文章写得过一点儿，这件事说不定还能成为文坛佳话呢。但是在当时，却有“毒害青少年”之嫌。令父亲有些痛心的是，他所欣赏的学生中有人也参加了揭发、批判的行列。
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铁道学院附中的革命教师们要求父亲自己写一张大字报贴在家门口，交待自己的问题。如果这张大字报贴出去，很可能会把红卫兵招进家里，这简直就是毒药的药引子。
父亲想来想去，在大字报中写下了以下内容：第一，本人1957年犯错误，被划为右派。第二，1963年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的行列。第三，愿意回到自己的故乡—北京通县郎府公社儒林大队，也就是现在的通州区郎府乡儒林村劳动，继续改造自己。在当时，把一个人遣回原籍务农，是一种较为严厉的惩罚。父亲这样做，实际上是自我流放。
虽然这一节的题目是“回乡”，但由于父亲下乡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回去过，所以我无法详细描述父亲在农村的状况。父亲不愿意让我们受到牵连，不太想让我们去看他，但我的大妹妹去过，小妹妹后来也回到家乡插队。父亲最困难的时候，我没有去看望他，甚至也没有想过要去。在我的内心深处，至少是想保持距离，对此我感到惭愧。
父亲回乡的时候刚刚30出头，尽管屡遭挫折，但仍然保持着年轻人的热情和幻想。在父亲居住的小屋里，常有年轻人来串门，有时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了。他们在一起谈天说地，谈古论今。对于同龄人或者比他更年轻的人的困惑，父亲这样对他们说：中国不会总是这个样子，一定会有改变。有人问父亲，你说的都对，可是我们现在怎么办呢？这当然是父亲无法回答的。
在一首词里，父亲是这样地表达他当时的感受：
桃三杏四梨五年，
怎及酸枣当年能卖钱！
父亲面临的问题，既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也是一个永恒的哲学问题：理想和现实，现在和将来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父亲的行动也许是一种回答。在那一段日子里，他仍然在坚持写作。后来发表的不少作品，就是那时在农家小屋炕头上写出来的。父亲的前程比其他人更加渺茫，而他的努力和奋斗却从来没有停止。
母亲工作的铁道学院附中坐落在学院南路。那时北京市区的规模小，那里就算是农村了，而骑车上、下班经过的土城地区非常荒凉。在当时，到那么远的地方上班是非常辛苦的。到了星期六，母亲常常下班以后带着做好的饭菜，骑着自行车去看望父亲，星期日晚上再返回城里。由于过度操劳，我们突然发现母亲突然就变老了。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母亲的很多举动不需要过多的描写，不需要渲染，就已经是动人心弦了。一个单薄的女子，骑着旧自行车穿过长安街，走过通往京东的古道，去看望落难的丈夫，这在长期过于追求功利的中国简直就是传奇了。
父亲在回忆在农村的生活时，常常提到他受到了各种关照，没有受什么苦。他的一本书就叫《被放逐到乐园里》。而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大妹妹从儒林村回来后讲述父亲在烈日之下劳作，全身大汗淋漓……
仅仅30出头就被放逐到农村是不幸的。然而不幸中之幸是，他来到了一个对他没有敌意的地方，他的家乡。在这里，他不需要坦白交代，不需要时时防范周围的人。不仅如此，他还可以高谈阔论，可以继续从事他喜爱的文学创作，这更是十分难得的。
在一个充满斗争的时代，父亲选择了游离于社会的生活方式。如果父亲像很多人希望的那样“回归社会”，他很可能成为以后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的靶子。即使幸免，也要天天看别人的脸色，不免有朝不保夕之感,这样的生活对于父亲来说和死一样可怕。即使没有遇到不测，恐怕也没有灵感和灵气了。
我不十分了解农民，但给我深刻印象的是，乡亲们特别看重给自己家乡带来声望的人，而不管他是否给家乡带来什么实惠。我常常听到不同地方的人自豪地说，某某人是“我们那儿的人。”
我不能说父亲受到了所有人的爱护，在干部和农民中也不乏想整一下父亲的人。但是，由于我们的家乡不是阶级斗争的先进典型，这样的行为不仅得不到响应，而且还要受到来自传统和习惯的强大的精神压力。
父亲常说：“小乱进城，大乱下乡。”这是一句来自农民的谚语。为了躲避大难，他回乡了。父亲不是一个精于盘算的人，但他粗中有细，常常能够把握事物大的方面，做出正确的决定。
父亲回家探亲的时候要路过通县县城。他常常去拜谒李贽先生的墓地。李贽(1527～1602)，字卓吾，福建泉州人，明代的思想家。他30岁进入官场，54岁辞官，专事著述。因为与当时的社会主流相悖，所以屡遭迫害，颠沛流离。后来住在好友马经伦家里，继续其研究与写作。但朝廷闻讯，仍然将他逮捕入狱。在得知要被遣送原籍的时候，李贽道：“七十老翁何所求？”刎颈而死。遵其遗愿，马经伦将其安葬于通州北门外马厂村西。由于相似的际遇，想必父亲那是有很多的感慨吧。
父亲曾为此写了一首诗：
赤子而来赤子去，
先生真乃一大奇！
七十老翁何所求？
百折不挠究真理。
历史无情却公正，
盖棺未必已定评。
三百五十二年后，
古墓新碑不朽名。
父亲一直认为自己不具备诗人的才能，不认为自己的诗词是杰作。他主张文人应该扬长避短，所以不怎么提到自己的诗作。以后应别人的要求，在一个小刊物上刊登过几首诗。我在这里引用父亲的诗，是为了表现他在逆境时的心情和志向。
对于李贽的公案，我不想用“反对封建专制思想”这样的表述。上大学的时候，曾在学术刊物上看到台湾学者的论述，他们认为，李贽悲剧的部分原因是“与社会的整合度不够。”我向父亲转述了这个观点，他很赞成。李贽悲剧最有普遍意义的教训是，社会应该容纳意见不同的人，父亲的遭遇也说明了这一点。
4. 出身问题
同学们突然与我疏远了
红卫兵是以“新生事物”的面貌出现的。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他们看来，过去的一切都是旧的、腐朽的，唯有他们才是新时代的弄潮儿。
然而不幸的是，在这些新新人类的身上有着很多旧得不能再旧的东西，他们的头脑中充满了封建意识，他们的封建意识甚至比前清的遗老遗少们更顽固、更偏执。红卫兵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其实就是“血统论”。他们所以认为自己革命、进步、一贯正确，不过是因为自己的父辈有权有势。在东郊的北京工业大学就有人以对联的形式提出了这样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至于对联的横批，激进分子主张“完全如此”，而温和一点的则主张“基本如此”。按照“对联”所表达的思想，敌人的后代还是敌人，下等人的后代还是下等人。这样，“对联”就成了戴在千千万万中国人身上的枷锁。
随着运动的展开，红卫兵过时了。他们不仅造成了太多的民怨，而且越来越难以驾御，只好让他们靠边站了。“对联”于是也被斥为“反动的血统论”。不过“血统论”虽然被批判了，“老子反动”的人还是不能入党、不能参军、不能升学，等等。其实，整个文革期间的政策都体现了“血统论”的思想，甚至在文革以前也是这样，只不过那时“对联”的作者太年轻，表达得太直露就是了。
当时我正在上小学。有一次与老师发生了一点争执，不想那位老师，而且还是女老师厉声喝道：“刘梦，你不要走你爸爸的道路！”一群同学围着我，高声大叫：“大右派、大右派！”
一个又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忽然疏远了。一个同学不好意思地说，他妈不让他和我一起玩儿了。最让我感到尴尬的，是去另一个同学家去串门。本来是他带我去的，可是他的小弟弟，看上去不过五、六岁，指着我对他说：“你为什么还让他来，姥姥说他们家是……坏东西！”
不能说这是种族歧视，因为这些事情主要发生在汉人之间。也不能说这是宗教迫害，因为汉族并不是一个虔信信宗教的民族，而在汉人中影响较大的佛教一直主张平等，主张宽容。如果说这是等级制度，那么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好像也没有明确地把某一类人列入“贱民”的行列。正像有人说过的那样，现代的中国人，自以为最革命、最先进的中国人，竟然无师自通，建立了一套可以与旧印度种姓制度相媲美的制度。
对我来说，如果有什么事情是不可原谅的，那就是在同一民族内部制造等级，制造矛盾，煽动仇恨和斗争。
父亲的出身问题
我们由于父亲的原因承受了出身问题的困扰，而父亲也有他自己的出身问题。
父亲的爷爷，也就是我的太爷在村里是一位富裕的农民。说他富，实在是因为我们的村子太穷了。听乡亲们说，我们家家境好的时候雇过长工，院子里有大牲口。虽然有点地主的气派，但由于人口多，平均到每个人的头上也没有多少地，生活算不上宽裕。所以，土地改革的时候我们家的成分是上中农。
到了“四清运动”的时候，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要斗争就需要斗争的对象，所以每一个村子都要有地主。我们家是穷村的“首富”，再加上家里出过右派，地主自然是非这一家莫属了。父亲后来常说，我的太爷喜欢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的，不愿意分家。要是分了家，大家就都是下中农了。
村里的军代表同父亲谈话的时候，总是强调父亲的错误是有阶级原因的，因为父亲的出身是地主。对此，父亲据理力争：我的爷爷是地主，可我的父亲已经进城，开始是当店员，后来也不过是小业主、小商贩。尽管如此，军代表和一些村干部仍然认为：地主的孙子也是地主。
其实父亲已经是右派了，出身是不是地主无关紧要。父亲同别人争论出身问题，我想是因为那时他还年轻，还有书生气。父亲认为，如果父亲是地主儿子是地主出身，还可以用上一代对下一代的影响来解释。但如果地主的孙子还是地主出身，那就是不折不扣的封建思想和血统论了。
我们家成为地主的时候，太爷爷已经过世了，太奶奶为此吃了不少苦，死得也很凄凉。留在村里的本家更是背了二十年“地主”的包袱。我的太奶奶是一位很利落的老太太。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人却刚强。每次到城里看我们，总是带来一点好吃、好玩得东西。记得有一次向太奶奶要一件东西，她爽快地说：“老太太要是没死的话，下回给你拿来。”在通州的方言里，就把太奶奶称为“老太太”。这样地看淡生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农村的本家曾经试图改变地主成份，结果是不了了之。好在现在不讲出身和成份了，改不改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不仅如此，出身地主有时候还可以成为一种荣耀。常常可以听到有人这样说：“我们家过去还是地主呢。”
一次父亲从乡下回来，有些沉重地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在离我们村不远的地方，有一对青年男女。男方的家庭是地主，女方的出身是贫农。那时正好赶上“血统论”盛行，女方的家庭坚决反对这桩婚事。结果男女二人双双从村头的水闸跳了下去。葬身于家乡古老的运河之中。据说因为小伙子会游泳，所以他俩把自己捆在了一起。事后好象还听到有人认为女孩给自己家里“丢脸”。这是一个哀婉的徇情故事，是现代梁山伯与祝英台，现代罗米欧与朱丽叶，是时代的悲剧。我问过父亲，这件事能不能写进小说，父亲的回答是：“我不写这样的暴露文学。”这句话也许记得不完全准确，因为“暴露文学”是后来的词汇，不过总得意思是准确的。从那时起，我就知道父亲有这样的创作思想和审美倾向：不描写过于血腥和悲惨的事情。这是父亲创作的特点，它既反映出乐观向上的一面，也反映出回避矛盾和现实。
“出身问题”与《祝福》
我问过父亲，有些地主和资本家已经年老多病，没有什么捣乱的能力，他们的子女也很老实，为什么还要敌视他们呢？父亲说，在大家都得不到什么的时候，需要让人有一种满足感。让大家感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国内还有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的敌人，这样工人农民就会感到自己是主人，是人上人。
父亲说得对，在一个普遍贫穷的社会里，某些“精神需要”就变得至关重要。这些需要包括能不能参加国庆庆祝活动，能不能参加夹道欢迎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能不能参加传达中央文件的大会，等等。长期被排斥在这些活动之外，实际上就等于被逐出社会生活的主流。
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有一些出身不好的人为了回到人民的行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与父母做斗争，与父母划清界限，在诸如群众大会这样的场合诋毁父母，贬低自己。我想，虽然这样做的人仅仅是少数，但是大概一半以上有家庭问题的人都想过这样做，我也有过这样的念头。
在处理“出身问题”的时候，父亲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坚定，或者说是强硬。他不许我们表现出任何因为受到牵连而产生的不满或者遗憾，有时甚至显得多疑，因为误会而大发雷霆。我记得他曾经怒吼：“谁觉得这个家不好自己出去过！背叛了我，离开了我，到了外面别人还会把你当成我的孩子，你还是什么也得不到！”听到这样的话，我一方面觉得父亲真像一个顽固的反动份子，另一方面又觉得父亲的话尽管与社会的主流思想相悖，但确实说出了真理，尽管是不得不接受的、残酷的真理。
我还想提一下发生在本家的一件事情。我爷爷的弟弟，我的七爷刘瑞彭先生在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文化大革命前，他曾经为自治区主席乌兰夫同志起草过自治区成立15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稿。文革开始，乌兰夫同志被打倒了，七爷也就成了“黑线人物”。七爷的子女中有人和宿舍院里的小孩一起高喊“打倒刘瑞彭！”我的七奶奶办事果断、麻利，是一位女中豪杰。她不由分说，上去就给孩子一个耳光，“谁说刘瑞彭是反革命！定性了吗？”
说出一个道理很容易，实现一个道理却困难得多。前辈们的这些做法不是十全十美的，但确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希望永远不要出现过去的那种情况，但如果以后真的不幸噩梦重现，我想他们的方法仍然是可以选择的、有效的方法之一。
我深深地体会到，我们所倡导的美德，比如家庭中的友爱和忠诚，仅仅靠讲道理是无法实现的，需要某些强制性的力量。客观的规律与我们的愿望不尽相同。我看到了有些善良、温和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亲人无情的背弃。
父亲特别谈到了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书中为鲁四老爷做工的祥林嫂是一位寡妇。她原来的婆家为了给小叔子娶亲凑钱，把她抢走，强行嫁到了山里。不想生了儿子不久，后来的丈夫患伤寒而死，她再一次成了寡妇。更为不幸的是，儿子在两岁的时候被狼叼走了。当她再一次为鲁家当佣人的时候，地位大为降低。鲁四老爷认为这种人败坏风俗，“祭祀的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为了赎掉自己的罪过她听了别人的主意为土地庙捐了一条门槛当作自己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
父亲说，《祝福》最有震撼力的情节是，祥林嫂捐了门槛以后，以为自己恢复了过去尚有的一些权利和尊严。祭祖的时节到了，当她坦然地去去拿筷子和酒时，听到的仍然是“你放着吧，祥林嫂！”祥林嫂的精神终于崩溃了，丢了差使，成了乞丐，贫病而死。
父亲用祥林嫂的故事来阐述他对出身问题的看法。他说，祥林嫂本来没有罪，她承认自己有罪，按照别人指出的方法赎罪，可是仍然不能改变自己的处境。父亲说，夏衍先生在把《祝福》改编成电影的时候，加上了祥林嫂最后有了一些觉悟，用刀去砍她捐出去的门槛。父亲认为，尽管夏衍先生说过，对鲁迅先生的作品，“改一个字都战战兢兢的”，这样的改编多少有些想当然，削弱了原作震撼人心的力量。他还说，在1957年，不少人就是因为反对给《祝福》加上“祥林嫂砍门槛”的情节，成了右派分子。
“最大的悲剧就在于”，父亲慷慨激昂地说，“旧的和新的祥林嫂们至死也没有觉悟。”他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很多遭受迫害的人痛心疾首地悔过，却仍然得不到宽大处理。不少在1957年与丈夫离婚的妇女日后的处境仍然十分困难。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少人为了自己的安全出卖朋友，出卖配偶，背叛父母，可是他们仍然没有摆脱二等公民的地位。父亲告诫我们，坚决不能去捐这样的门槛。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听到有人这样地诠释《祝福》。以后，我在一篇论文中引用了父亲的观点，其中的文字与他的原话几乎一字不差。
文革结束以后，一个来自东北的话剧团，记不清是哪一个省的人民艺术剧院，在北京上演了话剧《报春花》，产生了一些反响。剧中讲述了一个出身不好的女青年，通过远远大于常人的努力，终于获得了社会的认可。剧团的领导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想把这部话剧作为剧团的保留剧目。当时，受到父亲影响的家人一致认为这样的作品不可能成为保留剧目。虽然努力和奋斗值得肯定，但最重要的问题是，剧中的女青年并没有过错，不应该低人一等，让她加倍努力去赎罪是不公平的。
我要永远感谢父亲教给我们的道理：不管多么艰难困苦，不要背叛自己的家庭，不要失去自己的尊严。否则，那才真是一无所有了。我们都是凡人，不是诸如勇敢、坚定这些美德的化身，不可能永远无所畏惧。但是如果我们在人生的历程中有一次或若干次表现出一些勇敢和尊严，那么我们所得到的自信将是可以终身受用的。
我的中学生活，学生中的出身问题
我就读的中学是北京市第161中学，过去是名校“女一中”，文革初期还曾经叫过“天安门中学”。
那时到哪一所中学读书是由居住地划分的，军人宿舍“地安门大楼”也属于161中的范围。“地安门”同学大多显得很有朝气，性情直率，这样的特点在女同学身上更加明显。由于有这样的经历，我在与别人的交往中能够很容易地分辨出哪一位女士当过军人或者来自军人家庭。“地安门”同学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穿军装上学，而军装就是那时的时装了。在这中间也有不少的掌故。当时社会上流行军用胶鞋，也就是“解放鞋”。大街上买的解放鞋，鞋面和胶底都是草绿色的，而正宗的军用胶鞋胶底却是黑色的。另外，军用挎包的？？很长，把扣袢盖在了下面，而仿制品的扣袢是露在外面的。那时，穿上这样一套行头就足以让人刮目相看了。要是谁穿上一套洗得发白的黄军装，肩上还有戴肩章用的布袢，就会更加的与众不同。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地安门”同学处于社会等级的高点——革命军人。他们中间有些人有点自以为是，办事生硬，我与他们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在我的心目中，有些住在地安门地区的平民同学的行为不够体面。他们在与“地安门”同学的交往中过于卑躬曲节，像是他们的警卫员。由于有一个多少有些虚名的父亲，我对这样的做法有些反感。
我在家里谈到了内心的困扰，“他们，以为自己是什么贵族。”父亲怕我惹事，喝到：“不许胡说！”不过以后，父亲也忍不住说出了他的看法。他说，解放前他在北京二中读初中，与张治中先生的儿子是同学。在父亲的印象里，张同学身穿皮茄克，像一个小少爷。一些平民出身的同学觉得他有点个别，有些看不惯。一次，父亲把一瓶墨水泼在张同学身上。老师不但不责备父亲，反倒对张同学说：你看看你，谁像你这样穿皮茄克上学！父亲解释说，他当时有这样的“特权”，就是因为功课好。“你看，那时候张治中多大的官儿啊，我敢往张治中的儿子身上泼墨水，现在谁敢啊！”
那时，我在学校的学习算是比较好的。功课好而家庭又有问题，自然就成了“白专”。我记得有一个工人出身的同学，一个棒小伙子，在一次“讲用会”上，以一种有些腼腆、有些怪异的语气说：“我觉得出身好，就有了‘自来红’的思想，认为自己脑子笨，对学习就不重视了。”这样的发言，与其说是检讨自己学习不好，不如说是炫耀自己出身好。
学习好怎么就成了缺点呢？脑子笨，学习不好为什么可以自豪呢？这个问题我一直想不通。最让人费解的是，以传授知识为己任的老师也有这样的看法。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我多想赞颂自己的老师啊，这样做不但符合社会规范，而且能够显示自己有尊师的美德。但是，事实不允许我这样做。在当时的处境下，我多少有些敏感。在我看来，有些老师在高等级学生面前缺少应有的身份与尊严。还有的老师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不但不保护自己的学生，反而变本加厉，火上浇油，加重了学生的心理负担。
由于认为我在学校只知道学习，不关心政治，一些同学来到我家做工作。那一次正好赶上父亲在家，他坐在南屋台帮的板凳上侃侃而谈，而同学们都在站着。面对同学对我的责难，父亲说，你们知道解放军怎样做思想工作吗？要谈心，要了解对方的思想活动。你们和刘松萝谈过吗，没有谈过怎么就断定他只抓学习，不关心政治呢？面对过去的右派分子，同学们心里肯定不以为然，却又没有办法反驳。我站在父亲的身边，觉得非常尴尬，认为父亲这样做给我添了麻烦。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我才认识到，父亲不怕承担风险，肯定我的优点，反驳那些不实的指责，这样的精神正是我应该学习的。
碰了这样的钉子，老师和同学们自然很不满意。有人说，刘松萝的父亲态度恶劣。还有人说，刘松萝的父亲口气太大，像个首长。记得有人这样问我：“你爸爸那么狂，是什么官啊，你们家有秘书吗？”不过说归说，我也没有因此遇到更大的麻烦。
父亲对出身问题的看法终于被我接受了。我认识到，自己所面临的情况是无法选择的，也并不是我们的过错。需要努力提高自己，但绝不能承认这种不合理的等级制度，不向别人乞求那些自己得不到的东西。
大概是在初二或者刚上初三的时候，有过一次征兵工作。按照当时的政策，出身不好的人是不可能被征召入伍的。于是，我又看到了有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在动员会上大讲自己家庭的问题，大讲与家庭划清界限，以便使自己能够成为例外。看到这些重复了一遍又一遍，而且没有什么用处的戏法，我不但十分反感，而且感到了疲倦，这种疲倦的感觉在哪个年龄是不应该有的。我突然这样想，既然不让我参军为什么还要报名呢，为什么还要用贬低自己和家庭的方法来争取呢？于是，我采取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不去报名。
上高中的时候我看到一本书，《世界历史参考资料》。书中收入了美国《独立宣言》，有一段文字使我的精神为之一振。《宣言》说：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自由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任何思想比这种“天赋人权论”更能给我以力量。如果说后来我在信念上与父亲有所差异，这是主要的原因。
我的老师傅敏先生
在初中学习的时候，我的英语老师傅敏先生也是出身问题的受害者。
傅老师那时是我们班的副班主任。他第一次登上讲台，就让我大吃一惊：首先交代自己和家庭的问题。他的父亲是翻译外国小说的，在文革开始的时候自杀了。“我的哥哥是弹钢琴的，背叛了自己的祖国。”
对于傅老师家庭的情况，我是了解的。父亲喜欢巴尔扎克的小说，他常说：傅雷先生是大翻译家，巴尔扎克的小说翻译得最好。父亲也讲过傅聪先生的事情。
由于受到父兄的牵连，傅老师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就受到批斗。傅老师给我的印象是温文尔雅，又像他的名字，有些敏感。这样一个温和的人，在当时表现得异常刚烈：由于不堪忍受屈辱，他跳河自杀，又被人救了上来。161中学分为两个部分：学校的主体靠着中南海，另有一小部分在马路的东面，我们叫东校。东校紧挨着护城河，可以看到故宫的城墙，傅老师当时就是跳到护城河里去的。最近看到中央电视台的《人物》专栏，傅老师说他当时还多次用很多方法试图自杀。
傅老师在讲台上交待了他过去的问题和罪行，试图用真诚来打动自己的学生，而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这样做是徒劳的。学校对他仍然不信任，学生也有人因此对他不尊重。学生上中学学到的第一课，实际上就是不要对别人表现出真诚。
傅老师有一些现在所说的小资格调，喜欢唱歌、打篮球、拉小提琴。过了很长时间以后，同学们和傅老师聚会的时候还记得他的琴声。由于有类似的经历和境遇，我对傅老师有一种亲近的感觉。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没有更多的缘分。
以后，傅老师终于被打发到了校办工厂。文革结束以后，对161中伤透了心的他调到了7中，成为了特级教师。
农民对父亲的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农民对父亲的态度。虽然我的家族来自农村，虽然我也曾在农村插队，农民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一个迷。很多农民对村里的地主、富农并不宽厚，但对于父亲的问题却表现出很通情达理，很有人情味。我在顺义农村插队的时候，农民们很快就知道了父亲的事情。他们的态度非常一致，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刘绍棠？知道！神童，骄傲，“为三万块钱而奋斗”。一个小孩儿，懂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呀！遇到别的村子的人，他们的看法也大致是一样的，农民的这些朴实的话语让我感到了温暖。在一个动荡的年代，农民保留了很多中国的传统。在中国的传统中缺少人权的观念，但按照中国的传统，人才是应该爱护的。中国当时虽然不重视人才，但对于天才和奇才，民间还是另眼相看的，扼杀天才仍然是不对的。按照农民的是非标准，按照中国民间的道义，对父亲的处理过分了。
“犹太人”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社会上不少人传看美国记者和作家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本书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因为可以在书中看到文化大革命与德国希特勒纳粹统治的共同点。遭受迫害的人，还看到了自己的处境与纳粹统治下犹太人的处境多少有些相似。文革结束以后，父亲在写给当时领导人华国锋同志的信中说，如果“四人帮”上台，他们就会像希特勒杀犹太人那样把我除掉。我还记得在上中学的时候，到农村学农，参加麦收劳动，进村以后要认人、认门，就是认清楚谁是地主富农，哪儿是地主富农的家，不要和他们来往。几个人低着头站在学生面前，村干部大声说，他们就是四类分子，要提高警惕！为了防止地主富农搞破坏，晾晒麦子的场院墙上还涂有“地主、富农禁止上场”的标语，这就更让人想起《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所说，德国很多城市的街区到处都有“犹太人禁止入内”的牌子。
谈到犹太人，我还想提到罗瑞卿将军的女儿，罗峪平女士的回忆。她在回忆中说，在文革中感到自己像犹太人。我想，罗峪平女士感到自己像犹太人与她的经历有关。罗瑞卿将军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的时候就被打倒，直到1973年11月才恢复自由。因此，她的苦难延续了7年，相当于大部分文革时期。更为重要的是，苦难使罗女士认识到了很多事情，这也许就是佛家和世俗语言中的“觉悟”吧。她有这样一段回忆：
当他们准备离去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暧昧的事。这件事暧昧到我不能肯定它是不是真的发生过。一个比我大几岁的，我一直称为“××姐姐”的人，和颜悦色地向我招手，我毫无戒备地走向她，她用一种完全不带感情色彩的语调说：“把你身上的军装脱下来给我，你们现在没有资格穿。”坦白地说，我很害怕，而且觉得受到了侮辱，但我同时又没法否认她的判断标准在我心中也是合理的。因为我并不是“红五类”，所以我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于是也没有资格穿只有红卫兵才能穿的绿军装。我觉得自己虚弱极了，屈辱极了，我把心爱的绿军装递给那位××姐姐的时候，我相信她一定看到我的眼泪了，但是她仍然不动声色地拿了我的衣服离去。
由于有不少出身军人家庭的同学，我能够理解她被往日的同伴强行脱去军装意味着什么。
“犹太人”这个词，拉近了我们和她的距离。
我们过去和罗峪平女士是有距离的。记得罗瑞卿将军刚刚被打倒的时候，父亲说：“罗瑞卿现在比我更难受。过去，抓谁，枪毙谁，大笔一挥。”可以看出，父亲的心中是有怨恨的。对于我来说，在文革中深受偏见之苦，而在我的内心中也存有偏见。我曾经认为，过去那些“地安门”同学都是只知道依靠自己家庭的无能之辈。当同学们在以后的校庆活动中重逢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像是兄弟姐妹。我终于认识到，他们是和我一样的人。
曾经同为“犹太人”的遭遇，应该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是同胞，我们都是中国的公民，如果我们中间一旦有人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那么对其他人的权利也是一种威胁。这就是从反胡风运动到反右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因果关系。
再讲一点题外的话。罗峪平女士在上学的时候是从南池子向西经过北海大桥去位于二龙路的师大女附中，而我后来上中学是从府右街向东经过北海大桥去位于北长街的161中。我认为北海大桥一带的风光是人类的杰作，我们应该格外地珍惜她。我曾经想描写这一杰作，不过看了罗峪平女士的描述以后，就只能在这里摘录她的文字了：
到北海附近时，我的情绪忽然有一点低落，因为我看到平日美丽娟秀的团城和城上挺拔的白皮松，在漫天风沙中显得闷闷不乐。北海大桥那时还是一座朴实的石桥，两旁的栏杆是由高仅及腰的汉白玉雕刻而成。现在桥上两人多高的铁栏杆，是在“文革”中为防止有人跳到中南海里，威胁党中央的安全而立的。自从这个铁栏杆竖起，北海大桥就永远失去了那一派清风徐来、波光潋滟的自由风韵。
我在这里用这么长的篇幅讲述“出身问题”，并不仅仅是诉说过去的苦难。我想强调的是，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天，“血统论”仍然在以各种方式在顽强地表演，我们不能放松自己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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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松萝 发表在：百灵社区 http://club.beelink.com 2007-3-12 21:46:00
5. 读书
父亲是一个易喜易怒的人。如果按照心理学的说法，他大概属于胆汁质性格。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父亲的脾气非常暴躁。每次从农村回来，常常是喝酒、发脾气，弄得家人特别的紧张。即使是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仍然是心有余悸。在很长的时间里，我或多或少有些怨恨。直到我的年龄比父亲那时还要大很多的时候，才对父亲有所理解。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正值盛年却无法施展，一个一片忠心的人却被当作敌人，心中的愤懑肯定是难以名状的。
在暴风雨的间歇，风平浪静的时候，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安宁。父亲为我们讲故事、读书，讲过去的故事。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宁静的片刻越来越让我留恋。更为珍贵的是，我目睹了一个身处逆境的人，不否定自己，不放弃自己的理想，不随波逐流。
父亲嗓音浑厚，读起书来朗朗上口。我相信如果不能成为作家，他一定会成为一位说书人。父亲用他那说书人的嗓音把我们带入一个有感情、有幻想、有正义的世界，使我们暂时忘却了窗外的冷酷和纷乱。
我听过不同版本的评书《西游记》，还是认为父亲读得最好。父亲的朗诵富有弹性，充满了活力，让人从他的嗓音中感受到他是一个有童心的人。记得父亲讲到了孙悟空被妖怪移过来的一座山压在了下面，当地的山神、土地前来看望。那大圣虎瘦雄心在，喝到：“你们来看我做什么？”当时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想：“虎瘦雄心在”，这不就是父亲现在的处境和他的心境吗？
很多文人之间的交往主要是文字之交。听一个文人朗读、评论另一个文人的作品，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也算是一种文字之交吧。
在那个只有8个样板戏的年代，父亲为我们朗读了孙犁先生的作品：《风云初记》和《铁木前传》。
在朗读《铁木前传》的结尾时，父亲的情绪也随之激昂起来：
童年啊，你的整个经历，毫无疑问，像航行在春水涨满的河流里的一只小船。回忆起来，人们的心情永远是畅快活泼的。然而，在你那鼓涨的白帆上，就没有经过风雨冲击的痕迹？或是你那昂奋前进的船头，就没有经过风雨冲击的痕迹？有关你的回忆，就像你的负载一样，有时也是沉重的啊！
但是，你的青春的火力是无穷无尽的，你的舵手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了，你正在满有信心地，负载着千斤的重量，奔赴万里的途程！你希望的不应该只是一帆风顺，你希望的是要具备了冲破惊涛骇浪、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也不会迷失方向的那一种力量。
父亲说，孙犁先生的作品一般是在较为平淡的风格里表现人物和事件，但有时也会有激扬的文字。“在这里，老先生就激动了。”
父亲一直认为自己是孙犁先生的弟子。他谈到了孙犁先生的弟子们曾经议论过老师作品题目的特点。有风云“初记”而没有“后记”，有铁木“前传”而没有“后传”。
父亲对郭沫若先生的看法非常复杂。一方面，他对郭老在1957年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非常不以为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推崇郭老的才华与成就。在那一段时间里，父亲为我们朗读和讲解了很多郭老的作品。
作为文学家和历史学家的郭沫若先生写过不少回忆。应该说，这些回忆录是郭老文艺作品中的杰作。在父亲朗读这些作品的时候，我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曾经这样地问父亲：名人的回忆中有不少个人的琐事，记录和描写这些琐事有意义吗？当时我的想法是，这些琐碎小事并不因为是名人的就有什么价值。对于这个问题，父亲正色答道：“有意义，有意义。”他说，这些回忆为我们提供了过去年代的背景材料和生活细节，是很宝贵的。另外，很多文人对日常事物的描写本身就具备很高的文学价值。
父亲在与三叔谈论郭老历史研究的时候这样说：郭老在研究中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武器，有创见，观点清晰、文字明快，但有些地方不够严谨。
父亲在看了《奴隶制时代》以后说，现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一些先进单位让农民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把饭菜带到地里，到吃饭的时候都凉了，甚至晚上睡在地头，这多像郭老对奴隶制的描述啊！
父亲详细地朗读和讲解了《韩非子的批判》和《秦王政的批判》。韩非是对秦始皇影响最大的人。按照郭老的看法，他是一位极权主义者。韩非否定道义和规则，主张一切以君主的利益为转移。父亲这样归纳韩非的观点：要治理国家，光有法是不够的，还要有术，也就是阴谋诡计。此外，君王还要有威势。这就是“法、术、势”。父亲这样地解释什么叫“术”：世上的人和事无所谓好与不好，全看对君主有没有用处。比如你并没有过错，可是君主赏赐你的时候你不喜悦，惩罚你的时候你又不感到恐惧，那你就无法驾御了，只能把你杀了。父亲说，郭老说韩非是法西斯，这个比喻太好了。
最近我重温了郭老的《十批判书》。郭老在“后记”中这样说：“韩非的文章如〈五蠹〉、〈显学〉之类，完全是一种法西斯式的理论，读起来很不愉快。”在《韩非子的批判》中，郭老这样说：“韩非就是这样一位极权主义者，他的议论实在足以使欧洲中世纪的麦迦威理（Machiavelli,
1469-1527）减色，而德国的查拉图斯屈拉们也当沦为弟子。”
现在看起来，郭老说韩非是法西斯，这不仅是天才的比喻，更是准确的描述。按照现在公认的标准，法西斯是指现代国家破坏民主和法制，任意剥夺公民的权利、自由甚至生命，领导人为所欲为的一种制度。古代的中国虽然没有自由民主，但君王也并不是可以胡作非为，诸如礼制、舆论等对君主有一定的制约力量，对君主也有一定的规范和要求。这些力量虽然不够强大，但是法家的实践告诉我们，如果没有这些力量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韩非打碎了这些规范，鼓吹一切以君主为中心，君主做什么都是对的，为了维护君主的统制可以不择手段，这无疑就是古代的法西斯主义了。
父亲说，韩非心术不正，不过还是书呆子。他只知道讲君王之术，而不知道这些“术”也会反过来用在自己身上。身为韩非同学的李斯害怕韩非抢走自己的地位，于是对秦王说：君王的计谋韩非都明白了，他要是拿这一套对付陛下您该怎么办呢？结果韩非就死在监狱里了。父亲的描述与历史有一些出入，也许是记忆中的错误，也许是为了把历史简单化，让我们容易理解。父亲评论韩非是有感而发的。在当时就上演着一出又一出的活剧，各色人等表演得淋漓尽致。有不少不懂君王之术的小将以为自己天然正确，结果打倒了别人，自己接着也变成替死鬼。更有一些心术不正而又没有把“术”学到家的老将，不甘寂寞，以害人开始，以害己告终。他们的表演给韩非的学说以极好的注解。
套用现代的语言，法、术、势其实是辨证的统一。“术”的核心是不讲信义、不论是非曲直，一切以君主为中心。而这一点只有具备“势”的人，主要是君主才能够做到。不具备“势”的人，“术”研究得再精通也没有用处，韩非的遭遇早就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十批判书》证明了郭沫若先生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十批》继承了中国古代儒家仁爱的思想，并且充满了“五四”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如果郭老不是在后来一再地改变自己、否定自己，他无疑会更加伟大。
对于曾经备受赞誉的郭老的历史剧，父亲有不同的看法。父亲一直认为历史剧首先要尊重历史，基本事实不应该与历史有出入。父亲认为，作为历史学家的郭老在历史剧的创作中对历史事实不够尊重。父亲还谈到了话剧的语言。他说，郭老在历史剧的语言不够好。剧中的人物总是说“是这样的”，“是那样的”，这不是人物的语言，是郭老自己的语言。另外，请原谅我在这里记录父亲的原话。他说：“我最怕听郭老和田汉的话剧，太酸了。”根据我的理解，他当然指的是有些作品。我在这里的记录没有冒犯前人的意思，只是认为父亲对戏剧创作的看法是有借鉴意义的。不管创作者有多大的成就，不管有多么好的创作题材，戏剧的语言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略。
如果说父亲对郭老有所非议，主要是在文革当中。父亲在小报上看到了郭老说“我的书应该烧掉”以及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一名“小兵”之类的谈话以后说，郭老用不着那么害怕。以他的成就，以他的名望，他是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不会轻易打倒他的。
父亲让我知道了20世纪中国出现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鲁迅先生。父亲有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和我的年龄一样大。他非常赞赏这套《全集》的注释，认为注释很有学问，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线索，本身就具有很高的价值。父亲对注释也有某些意见，他认为注释中针对鲁迅先生观点的不同看法有些是不正确的，有些则是没有真正理解作品的精神。
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不断地阅读鲁迅先生的文章，谈鲁迅先生的思想。可以认为，这是父亲在逆境中的精神支柱。
现在，不少人对于鲁迅先生有了不同的看法，还有人把时不时地刺一下鲁迅先生当成了一种时尚。
我不赞成神化任何人，包括神化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一生都在为言论自由而奋斗，因此对于鲁迅先生的批评和非议都是正常的，这也是言论自由的一种表现。我只是认为，有些人好像并不具备向鲁迅先生挑战的资格。最近为了准确地引用，我仔细地翻阅了《鲁迅全集》。令我感到惊讶的是，翻遍了《全集》也找不到一句阿谀奉承的话。对于这样伟大的人格，我们只能高山仰止了。
我理解有些作家与鲁迅先生的隔阂。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记得，鲁迅先生的话那时经常被人们引用。江青、姚文元等人夸大和歪曲了鲁迅先生的战斗性和不妥协性，试图把他变成革命造反的先驱。由于有这样的原因，有人对鲁迅先生的存在逆反心理是不奇怪的。不过作为作家和学者，似乎应当从他的著作而不是从文革中看到的只言片语来理解鲁迅先生。我想，如果一个人认真地读过鲁迅先生的大部分作品，首先感到的很可能是得到了教益，而不是想向他挑战了。
父亲向我们介绍的鲁迅先生与文革的宣传不同。鲁迅先生一生都是一位有独立思想的人，一生都在为自由而战斗，他反对专制、反对愚昧、反对极左，这些思想都是与文革不相容的。
父亲读过《言论自由的界限》，文章中坚决地反对国民党对言论自由的压制，指出在那时所谓的言论自由不能超越“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的界限；父亲还读过《智识过剩》，文章讽刺了愚民政策。父亲引用文章中的话来说明文革中为什么仇视知识和教育：“智识多了，不是心活，就是心软。心活就会胡思乱想，心软就不肯下辣手。结果，不是自己不镇静，就是妨害别人的镇静。于是灾祸就来了。所以智识非铲除不可。”文章还说，有人认为“就是中学生也太多了，要用‘严厉’的会考制度，像铁扫帚似的—刷，刷，刷，把大多数智识青年刷向‘民间’去。”针对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父亲说：“现在不就是把知识青年刷到农村去了吗？”
对父亲影响最为深刻的，是鲁迅先生一贯反对把政治概念和政治口号据为己有，作为排斥别人的工具，也就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不仅在文革当中，父亲不相信或者不怎么相信那些“革命”的鬼话，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父亲在评价一件事情的时候也是要看具体情况，不轻易相信大话和空话。父亲多次在文章和谈话中反对经济建设中出现的不切实际的冒进行动，也反对文学创作中高喊开放和现代派口号，以口号来代替艰苦的创作。部分地由于上面的原因，有些人认为父亲保守。其实如果我们读一读《鲁迅全集》，就会知道鲁迅先生就曾经因为不盲从而被很多人看成保守派，事故老人，甚至是封建余孽。
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送给父亲一套新版《鲁迅全集》，他就把旧版的《全集》留给了我。
在旧版《全集》的第6卷，父亲用纸条当作书签，夹在第34页的《隔膜》和第140页的《病后杂谈之余》。另外，书上的丝带夹在第408页《写于深夜中》之二《略论暗暗的死》。
父亲一直不喜欢描写清朝故事的戏剧，特别不喜欢男人头上的辫子。电视上放映的清宫电视剧，父亲坚决不看。在这个问题上面，父亲受到鲁迅先生很大的影响。父亲并没有什么民族偏见。他曾经说过，历史学界现在已经不用“满清王朝”这个词，而采用“清王朝”，他也从来不用“满清”这个词。
鲁迅先生《病后杂谈》和《病后杂谈之余》中以非常沉重的心情谈到了在专制统治之下，特别是离我们最近的明清两代国人遭受的苦难。关于明朝的情况，鲁迅先生特别提到了剥皮之刑以及永乐皇帝虐杀政治对手，并把他们的妻女充作官妓的暴行。他还说：“我常说明朝永乐皇帝的凶残，远在张献忠之上”。受此影响，父亲一直认为明太祖和永乐皇帝父子是暴君。
鲁迅先生在去世前不到两年的时候还念念不忘清朝的文字狱。他谈到清朝中叶的时候，文人们已经忘却了文字狱，这不奇怪，因为那时“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只有‘功德’了。”
用鲁迅先生的话来概括今天一部分人对清史的看法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提到文字狱，并不只是为了澄清古人的是非，更是因为在30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中，文字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忘记了历史上的悲剧，其结果就只能是悲剧的重演。在文革当中父亲这样地谈清朝：清朝的统治者虽出自马背，却不怎么豪爽。相反，他们的心思很重，疑心很大，对知识分子尤其不放心，喜欢从文章的字缝里挑毛病，很多灾祸由此而生。另外，他们把关外的农奴制带进关内，结果皇帝和大臣、上司和下属的关系从一般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变成主子和奴才的关系。父亲说，民国以后，虽然统治者换成了汉人，但这两点并没有改变。国人太工于心计，正经事就不好办了。他认为，文革把这两点发扬光大了。对于这个问题，父亲感到非常痛心。
现在，描写清朝历史的电视剧充满了屏幕，无节制地称赞皇帝的圣明和宽宏，对于乾隆皇帝更是赞颂有加，文字狱自然是不见了。不过我记得父亲说，乾隆的心也很重，人很别扭。
不少电视剧表现了乾隆周围忠臣和奸臣的故事。而父亲读过的《买〈小学大全〉记》中讲了这样一件事：尹会一是有名的孝子，乾隆曾写诗褒扬，他的儿子尹嘉铨也是孝子。尹嘉铨既做官又著书，其著作曾得到皇帝的好评。不过他后来忘乎所以，奏本
请许将“我朝”名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等从祀祖庙，“至于臣父尹会一，既蒙御制诗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从祀，非臣所敢请也。”这回可真出了大岔子，三月十八日的朱批是：“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钦此。”
结果——
经大学士三宝等再三审讯之后，定为“相应请旨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幸而结果很宽大：“尹嘉铨著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其家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就完结了。
如果按照现在人们的想法，驳回尹嘉铨的折子，严加申斥就罢了，为什么要如此震怒呢？原来，
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没有特别坏的奸臣，也就没有特别好的名臣，一律是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子。
懂得这样的道理，再看一看电视上的刘墉和纪晓岚，不知道自己只是奴才，在圣上面前以忠臣自居，讲一套套的道理，真是有一点危险。要是真的这样做了，恐怕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了。
现在，有人喜欢编一些“皇帝做媒”的好事，而鲁迅先生在《隔膜》一文中就谈到了这么一件事，父亲曾读过这篇文章。
冯起炎是山西临汾县的生员，闻乾隆将谒泰陵，便身怀著作，在路上徘徊，意图呈进，不料先以‘形迹可疑’被捕了。那著作，是以《易》解《诗》，实则信口开河，在这里犯不上抄录，惟结尾有“自传”似的文章一大段，却是十分特别的——
原来冯起炎在张三姨母家见到了十七岁的表妹，长兴号张守忭的次女名叫小女；又在杜五姨母家见到了十三岁的表妹小凤。二女均“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于是冯就想到了请皇上帮忙。
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克日长驱到临邑，问彼临邑之地方长官“其东关春牛厂长兴号果有张守忭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
对于此事，鲁迅先生是这样评价的：
这何尝有丝毫恶意？不过是着了当时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迷，想一举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不料事实结局却不大好，暑直隶总督袁守桐拟奏罪名是“阅其呈首，胆敢于圣主之前，混讲经书，而呈尾措词，尤属狂妄。核其情罪，较冲突仪仗更重。冯起炎一犯，应从重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一俟部复到日，照例解部刺字发谴。”这位才子，后来大约终于单身出关做西崽去了。
我并不想在这里败了人们戏说历史的兴致。我只是认为在这么大的中国，应该有一部分人，哪怕是一小一部分人了解历史的真相。如今大清的故事越讲越离谱了。不仅雍正皇帝不是暴君，而且编剧的思想也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发展到连贪官也有可取之处了。有人就说和珅就很有才能，很可爱，还是当时的世界首富。近来又有人说慈禧太后不错，她不但是一位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优秀的、出色的政治家。连慈禧太后都值得赞扬，那确实是无话可说了。这就正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一个题目，做来做去，文章是要做完的，如果再要出新花样，那就使人觉得不是人话。”
我们的精神是一步一步滑下去的。就是在几年以前，可能还有人觉得男人头上的辫子很难看，可是现在，不少人看到电视上那些弯腰驼背，背后拖着一条大辫子，猥猥琐琐的人就感到有些顺眼了。正因为如此，现在回顾一下鲁迅先生的话是十分必要的。
父亲还读过不少鲁迅先生和别人打笔仗的文章。他认为，不论是立论还是驳论，写作的时候要首先向自己设问，这样的文章才经得起反问。他说，很多人的文章被鲁迅先生驳倒，就是因为经不起反问。父亲还提到胡风先生在与人辩论的时候说，有人的观点“经不起反问三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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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松萝 发表在：百灵社区 http://club.beelink.com 2007-3-12 21:49:00
6.往事
在那纷乱的年代，父亲不时非常平静、平和地谈起过去的事情。在那样的时刻，他确实是非常的安详。
那时，我们的生活非常艰难，而父亲感到痛苦的还不是生活上的困难。有时，他有时谈到过去的生活。他说，在松萝小的时候，吃的好，喝的好，去医院看病要坐出租汽车。在那时，坐出租车也许就和现在坐飞机差不多吧。这些话在当时听起来有些不着边际，而且对我来说，对那个时候的一点记忆也没有了，更像是上一辈子的事情。可以看出，父亲既没有向往过去的生活，也没有对后来的事情感到懊悔。
父亲更多的回忆，是他过去的学习和创作。
父亲常常回忆他与文革前任共青团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的友谊。“耀邦同志”，父亲总是这样称呼。他说，团中央那时有这样的习惯，不称官衔而只是称呼“胡耀邦同志”或者“耀邦同志”，这当然与领导人的倡导有关。在谈到有些干部爱摆架子，说话喜欢拉长声的时候，父亲总是说：“他是什么大官啊！那时候胡耀邦同志……”父亲说，胡耀邦同志的感情色彩浓厚，不摆官架子，为人热情，说话直率，爱憎分明。他对人很关心，但对不喜欢的人没有什么话说，不过也不加以刁难。他看中父亲的才华，给予他较多的关心，也给予了较多的自由和宽容。据父亲讲，他那时候好像可以较为频繁地见到胡耀邦同志。
关于那一段时间的事情，父亲讲了许多。在记录这些回忆的时候，我看到了郑恩波先生在《刘绍棠传》中的有关记述和祖丁远先生在《团结报》上发表的文章《刘绍棠与胡耀邦的友谊与交往》。由于他们是专业作家，父亲又是专门与他们谈论这些事情，所以他们的记述要比我的更完整。因此，我在下面摘录了祖丁远先生的文字，并感谢两位先生所做的工作。
关于最开始的交往，祖丁远先生说：
1951年上半年，十五岁的初中三年级学生刘绍棠，就酝酿写作小说《红花》，那年暑假完成，在1952年元旦套红的《中国青年报》四版全版刊出，一举成名，被人们称为“神童作家”。由此，刘绍棠引起了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注意。“从此，共青团中央和胡耀邦同志对我进行直接培养。”这年学校放寒假后的一天，耀邦让秘书去乡下把刘绍棠请到团中央办公室。耀邦见到刘绍棠的第一句话就说：“没想到你才十六岁，这么年轻啊！”
刘绍棠也没想到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胡耀邦，居然没有团中央首长的架子。这是第一次见面谈话，一谈就是四个小时。从谈文学开始，胡耀邦开门见山地对绍棠说：“我已经三十七岁了，以前也想过当作家，可是我这个人喜欢动，坐不住，所以注定不会成为作家的。
就在那天的谈话中，胡耀邦对刘绍棠说：“你要不断深入社会生活，与群众打成一片，做人民大众的贴心人，才有生活创作。如果一个人有了点生活经历，写出了一两篇小说，就跑到城市里住下来，关起门来写，绝对不会有出息的。”他还说：“一个伟大的作家都是大学问家，古今中外一切有用的书都要读，要如饥似渴地读书，不拒绝任何知识。要使自己学富五车，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希望你一年最少要读一千二百万字。”胡耀邦还针对刘绍棠的具体情况，语重心长地说：“你高中毕业后，还要上大学，进行系统的学习才好！”
那次，胡耀邦同志谈到刘绍棠的小说《红花》，他说，这篇一万多字的小说，写得不错，真实地反映了当前农村青年的生活，希望继续写好青年题材。同时，耀邦同志还谈到他读过不久前《天津日报·文艺副刊》发表的刘绍棠的新作《摆渡口》，肯定了这篇小说的特色之后，还以批评的口吻说：“为什么非要出现一个党支部书记呢？没有他也可以嘛，不是每篇作品里都一定要写到党员或党员干部，才算体现党的领导。”当时，刘绍棠对耀邦同志这样直率的谈话还不理解，直到后来二三十年后，才真正体会到这段话的深刻含义。耀邦同志是不喜欢公式化概念化的文学作品的。
他们的很多谈话是关于文学的。父亲说，胡耀邦同志同他谈到过对国内几位作家及其作品的看法。可惜的是，父亲讲述的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而在更多的情况下，当父亲问到对国内作品的看法时，胡耀邦同志这样说：“我不怎么看中国的小说！”
胡耀邦同志的这种看法在某一个时期在一部分人中间曾经很流行，鲁迅先生在《青年必读书》中就说过这样的话。胡耀邦同志对父亲说：“你要好好地努力，也写出一本《德伯家的苔丝》来！”父亲从那时起，一直认为这是对自己的鼓励和鞭策。
父亲和胡耀邦同志的交往因为反右斗争而中断了，祖丁远先生这样地记述他们分手时的情景：
这是一次即将分手的谈话，也是一次很动情的谈话。当胡耀邦同志见到走进会客室的这位面庞清瘦的刘绍棠时，第一句话有点没头没脑地说：“刘绍棠，有没有想自杀呀？”
刘绍棠一怔，只摇了摇头，还没有来得及正面回答，胡耀邦又追问：“难道你没有想过自杀呀？”刘绍棠还是摇头，说：“没有。”可是胡耀邦接着问：“斗得你这样，为什么连自杀都没有想过呢？”刘绍棠对耀邦同志说：“五年以后，我在哪儿摔倒的，还要在那儿站起来！”
“好样的！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嘛！”胡耀邦同志当即很赞赏，对刘绍棠这样说。
……胡耀邦同志还是依然如故，他问刘绍棠：“你知道自己为什么犯错误吗？”……刘绍棠仍然依照大家对他的批判时回答胡耀邦的提问：“我是因为个人主义，从自高自大走入反党反社会主义……”
哪知绍棠还没说完，胡耀邦就大声打断了他的话：“你什么都不是，就是骄傲！”
胡耀邦同志替绍棠分析这次犯错误、栽跟头的主要原因，又同他谈今后的打算、生活、理想，甚至鼓励他继续读书学习，将来还可以搞文艺创作……就这样谈今论古，不知不觉时间过去了一个多小时，秘书几次进来提醒耀邦同志开会。最后，胡耀邦同志还是问刘绍棠：“你还有什么委屈、要求？我再给你三分钟时间！”
当时，刘绍棠的心情很沉重，情绪也很乱。半晌提不出要求，虽然现在已经被开除了党籍，他鼓起精神说，是否能继续留在党内，给予留党察看处分？胡耀邦很同情刘绍棠的要求，可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也是无能为力改变这已经既成了的事实。他只是婉转地对绍棠说：“我只能把毛主席给党内右派的几句话转告你：‘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你知道这几句话的出处吗？”
绍棠随即说：“是出自屈原的《离骚》？”
胡耀邦同志又问：“你能说出这几句话的意思吗？”
这时的刘绍棠哪来心思解释这些古文？摇了摇头，没有说话。可是胡耀邦同志还是用今人的语言作了诠释：“这几句话的意思应该是：为什么过去的香花，现在变成了臭蒿子。哪里有别的原因啊，只是不好好进行思想改造的缘故啊！我的车赶快原路返回吧，趁着误入歧途的时间还不远。这就是屈原原话的深意。希望你能够记取。”耀邦同志还补上一句：“刘绍棠同志，我等你原路返回！”
……两人握手告别，胡耀邦同志还是不放心地再一次对绍棠嘱咐：“好好学习，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
需要说明的是，在文革当中和文革以后，父亲多次回忆两人分手时的情景。我记得父亲说，胡耀邦同志最后的话是：“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文革的时候我还小，以为胡耀邦同志的意思仅仅是希望父亲不要放弃努力，二十年后仍然会有所成就。后来从很多故事、小说、电影中才知道，旧时代就要被砍头的囚犯在被押往法场的路上，就时常高喊：“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要是喊得好，还能够赢得路人的喝彩。按照佛教的观念，人死后会投胎轮回，罪孽不大的人还会转世为人。而二十年，正是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所需要的时间。胡耀邦同志经历过血与火的年代，他的很多战友喋血沙场和刑场，我想他应该是经常听到这样的呼喊。在不同的情形，“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所表达的意思有所不同，可能是认为自己冤枉，可能是表示不屈服，也可能是表示如果活着，还要再接再厉。从整个谈话来看，胡耀邦同志不可能走得那样远，不过他认为父亲是冤枉的这一点是肯定的，这可以从他以后的谈话中得到证实。在当时的条件下，同情右派是非常危险的，只有那些能够称得上好汉的人才敢于说出这样的话。
当时有很多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办的小报，父亲经常买来看，小报上刊载了一些关于上层人物的事情。由于与胡耀邦同志的交往，父亲对上层的情况有一些了解，在加上小说家的判断力，父亲有时一边念，一边评论那些可能是真实的，那些是编造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的很多话被证明是准确的，这就使得很多人非常相信父亲的判断力。其实，父亲做出判断的依据主要是基于他所了解的一部分事实，然后是根据他所了解的人物的人格和性格来判断一个人可能或者不可能做出某一件事情。而我更为推崇的是，父亲在分析问题的时候表现的冷静、客观和坚定。父亲只相信基于事实的可能性，而不屈服于轰轰烈烈的表面现象。在林彪最为风光的时候，父亲就不太相信他的绝对忠诚，不相信那种夸张的团结一致，指出矛盾早晚会出现的。
有一次，父亲在一张小报上看到胡耀邦同志的罪行：江青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突然天降大雨，一位年青的警卫战士给她披上了雨衣。这位旗手毅然脱下雨衣，把它披在了身边的红卫兵小将身上，全场顿时欢声雷动。有人对此非常感动，而胡耀邦同志听到以后却说，这个女人当过演员，知道怎样博取廉价的政治资本。父亲说：这话像是耀邦说的，说话的口气像，再说按照耀邦的经历和个性，他是看不上江青的。
当时父亲为胡耀邦同志的安全担心，不过他也有这样的判断：像胡耀邦同志这样一直在军队中打仗的干部，还不至于被彻底打倒，不至于有人身上的危险。
谈到反右斗争的时候，父亲说：没有比反右更不讲道理的事情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对毛主席是反革命，可是在1957年，大学里给党支部书记提意见就是反党，就可以划为右派。父亲说，“右派分子”真是包罗万象，有极右的，有极左的，有说“苏联也有小偷”的，还有人谁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成了垫背的。文革结束以后父亲还说过，“右派分子”这顶帽子本身就是黑色幽默。虽然不少人成为右派的原因不那么严肃，对待右派的态度却是严肃认真的：20年不得翻身。因此，父亲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规律：历史上有些冤案非常荒谬，最后连整人的人心里都明白以后不能这样做了，可是不会有人去平反，被迫害的翻不了身了。应该说，这个规律在文革结束之前是非常准确的。
父亲也谈到他自己。反右斗争开始之前，他还在北京大学与右派分子进行过辩论，以后却和他们一起成为右派了。不过按照右派的标准，父亲不觉得自己特别的冤枉。他在1957年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认为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指导当前文艺运动的策略性理论；一个是指导长远文学艺术事业的纲领性理论。”
“纲领性”理论要坚持，而“策略性”理论是可以改变的。另外，针对《讲话》中文艺作品应当以普及为主的观点，《浅见》认为：“全国解放以后，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欣赏艺术的机会多起来，鉴赏能力也逐渐提高了。于是，根据政策条文创作的作品，由于缺乏高度的艺术魅力，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在今天，我认为，应该是以提高为主了。”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些常识。但是在当时，讨论这样的问题就是犯了最大的忌讳。父亲那时候年轻，没有意识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更不知道那是不能评论、不能修正的。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时思想的僵化和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还没有达到后来的程度，而父亲刚好成为这一进程的牺牲品。如果没有《浅见》，像《西苑草》、《田野落霞》那样的“反党小说”
就是写十篇八篇也成不了右派，而有了这篇文章谁也救不了他了。其实父亲不但在1957年罪不容恕，就是在以后也是非常危险的。随着政治运动的升级，“反对毛泽东思想”和“修正主义”都是严厉打击的目标。因此，父亲在文革中谈到《浅见》的时候，仍然是心有余悸。《浅见》后来被人淡忘，没有被人从故纸堆里翻出来继续加害于父亲，实在只能感谢命运了。
除此之外，父亲还有一点不走运。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段短暂的时间里，也就是“真理标准”大讨论期间，以父亲的那篇《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和为之受过的苦难，他完全可以成为“思想解放”或者“理论创新”的先驱者，不过人们好像并没有兴趣去挖掘过去的先驱者，“先驱者”的桂冠轻而易举地戴到了迎头赶上者的头上，不过这是后话了。不过我认为，《浅见》的价值除了在当时敢于重申人们看不到和不敢说的常识之外，还包含了一些具有长远意义的思想，这些思想直到今天仍然被人们所忽视，我在后面要谈到这一点。
至于对他的批判，父亲感到的委屈已经不太强烈了，更多的是感到很滑稽，他绘声绘色地描述发言的人如何郑重其事地高谈为什么年轻的刘绍棠十恶不赦。另外，那么多文坛上的大人物放下手中伟大的使命与他这个21岁的年轻人辩论，虽然是不许他说话的辩论，使他有一种受到重视的感觉。
父亲也有不满的地方。他谈到有一位老作家在会上以有些怪异的语气拉着长声问到：“刘绍棠为什么这么狂妄，他有多大学问啊，初中毕业吗，高中毕业吗……”这时有人在他身边说：“他上过大学。”“啊，他上过大学呀……”父亲说：“真是没有……没有必要这么做。”我在这里不提到他的名字，不是因为避讳。关于这些话的记忆是准确的，而关于是哪一个人，我的记忆不确切了。
朋友的反目使父亲感到沮丧。有一位与他非常要好的朋友，好到了他们半认真半玩笑地要结为儿女亲家。父亲出了事，儿女亲家自然就做不成了。这本身并不奇怪，《三言》、《二拍》里面这样的故事太多了。奇怪的是，那位朋友还在公开场合与父亲绝交，并且把父亲送给他书退还，要求父亲也退还他送给父亲的书。
对于这件事，父亲直到文革的时候还是有些不解，“你批判就批判吧，当着大家的面把书退回来算什么事儿啊！”我问父亲，朋友送的书怎么处理了，他笑了笑，“他的书我都卖废品了！”
我在这里不提这位前辈的名字，因为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很普遍，只提到他是不公平的。我知道当时他这样做，一定是受到了难以承受的压力。
如果只是泛泛地回顾过去，表现宽容是很容易的。但是在整理回忆的时候接触到大量历史的细节，仍然会感到愤怒。有一本《青年作者的鉴戒——刘绍棠批判集》收入了当时的文章，作为与此事有关的人，我就很难平静地读下去。不少文章不仅蛮不讲理，思维混乱，而且文格也有些低下。也许对于过去没有吃过苦头的人来说，这些文章现在读起来有些幽默。鉴于这样的书不可能重印了，我特意摘几段供大家欣赏。
下面这一段话是诗人郭小川先生讲的，不过没有什么诗意：
他的文艺思想，也完全是七拼八凑了一些国际上和国内修正主义和右派分子的陈腔滥调，并没有什么新鲜玩艺儿。这方面有的同志已经批判过了，我也不再多说。我只想问刘绍棠：当你胡言乱语到处点火的时候，你究竟凭着什么？你说苏联文学后20年不如前20年，你到底看过几本前20年和后20年的苏联文学作品？你看过几遍？你研究过没有？你对苏联当时的社会生活了解多少？你这个断语到底有何根据？你说，中国文学后15年不如前15年，你到底看过几本前15年、后15年的中国作品？……
同志们，以上我只想说明刘绍棠的特点：浅薄、无知、狂妄地反对党。
下面这篇老舍先生的文章不是直接批判父亲的，不过也被收入《批判集》，文中指派有些作家和汉奸差不多：
我们全国人民都在建设社会主义，而作家要宣传资本主义，行不行呢？吃着人民供给的米面，而诱惑人民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作家呢，还是汉奸呢？假若人民给作家这种吃里爬外的自由，人民不久就会失去自己的自由。人民不会这么傻。
有人也许说，我不反对社会主义，可是要求思想放宽一些。这还是不象话。思想放宽一些？难道还有比社会主义更高更好的思想？若是没有，为什么不去宣传更高更好的思想，而要求放宽一些呢？难道人民需要我们宣传一贯道？
读了这些文字，让人们感到那一场批判不仅打倒了一位21岁的年轻作家，一些可以称为巨人的文人在精神上也被打倒了。
不少批判发言和文章谈到父亲的问题有着阶级的原因，父亲出身于“地主兼商人”或者“破落小地主兼商人”家庭。这些发言者真是有先见之明，父亲成了右派以后，我太爷的成份就从土地改革时的上中农变为“四清”时的地主了。不过“破落”这个词又对又不对。我的爷爷在解放前只是一个小业主，从来也没有成为商人。他的买卖越做越小，后来只是一个小商贩了。而我在农村的太爷爷可不“破落”，家业越来越大，只是还没有进步到地主的份上。
父亲那时说过，在批判发言和文章中，康濯先生、严文井先生是讲道理的，茅盾先生的发言也比较讲道理。今天看来，在政治高压下不参加批判是做不到的，但就事论事和推波助澜是能够分清楚的，特别主观上是治病救人还是落井下石更是能够看清楚的。
康濯先生在大会上没有发言，他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以“写给刘绍棠”为附标题批判父亲的思想，而在内容上、语气上仍然像一长者与年轻作家在谈心。在文章的结尾，康濯先生这样说：
我相信你该已经开始了检查，相信你对党和人民终有着亲切的情感的。我迫望你胜利地根除错误，以便有可能在今后的生活中和比我要长远得多的未来中获得成就；否则你就将没有前途。
严文井先生的发言政治性最弱，通篇好像是在与父亲辩论文艺理论上的问题。
茅盾先生痛斥了父亲的思想，说父亲“一方面无知的很，一方面狂妄的很。”然后，他又用了一半的篇幅讲青年作家成材的问题，应该说后一半内容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最后，团中央宣传部长杨海波同志的总结发言让人感到有些费解。一方面，他把父亲的罪行提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像刘绍棠这样一个22岁的青年，既没有经过艰苦斗争的锻炼，没有作过什么实际工作，懂不了多少马克思主义，又没看过多少书，也就是不了解劳动人民的利益，不知道革命的艰苦，不懂得人民的喜怒哀乐，不了解社会主义事业的天高地厚，却大言不惭以“新生力量”“革新者”自居，口口声声要革别人的命，革老干部的命，革工农兵革命路线的命，甚至要革共产党的命，这不是狂妄之至反动之极吗？
这些罪名太可怕了。如果说父亲“狂妄”也许还有些根据，但他确实没有说过要革谁的命，更不可能去革共产党的命。
而在另一方面，杨海波同志在最后又说：
刘绍棠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坚持反动立场拒绝改造自己，自绝于人民，一条是真诚悔过，向人民低头，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下决心进行长期的锻炼和自我改造，把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我们希望刘绍棠选择的是后一条路，这是一条宽广的光明的路。
既然认定父亲已经要“革共产党的命”，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反革命，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相差甚远，杨海波同志不但没有要求重办他，反而希望他能真诚悔过，这中间的矛盾应当怎样解释呢？我想起父亲讲过一种批判的方法，先把被批判的人的错误加以夸大，甚至是无限夸大，以示自己对错误毫不留情，然后在结论中留有余地，给予出路。这一篇总结发言是不是属于这种情况，我只能猜测了。
1957年政治风云多变，芸芸众生就在这变幻莫测的风潮中成了牺牲品。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很多当事人非常关心的。父亲从一张小报上看到，1956年“大鸣大放”开始的时候，党号召大家提意见，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苏联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害怕事态扩大难以收拾，劝中国收敛一点。这时的毛泽东主席已经打定主意不听苏联的指挥，决定还要继续鸣放。“得”，父亲说，“这一下我就加入了‘鸣放’的行列”。等到反右斗争开始，赫鲁晓夫害怕整到亲苏的人头上，又劝告要适可而止。毛泽东主席更是反其道而行之，“反右斗争要向纵深发展。”父亲说，“纵深发展，结果把我搁进去了。”
父亲也有激动的时候。那时有一个群众组织叫“红海燕战斗队”，成员大多是1957年被划为右派，劳动改造解除以后留在煤矿工作的人。他们给党中央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到这样的问题：现在搞文化大革命，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既然党内存在“走资派”，就是说党的干部中也有不好的人。那么，为什么我们在1957年给一些干部提意见就成了右派呢？因此，“我们冒着断头伤体的危险”，希望党中央为1957年错划的右派平反。看了这封公开信，父亲久久不能平静，他走来走去，连连发问
“为什么”，“为什么”……。现在看来，“红海燕”关于文革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但他们“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如果文革是正确的，那么反右就有一部分是错误的了。在中国思想史上，这篇文章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这是比较早的要求为右派平反的呼声。在文革的后期，又开展了一个“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文革当中参加过造反派和各种“战斗队”的人又遭到了清算。对于“红海燕”的命运，父亲十分担心。他说，“红海燕”的那些人看来要遭难了。
父亲谈到1957年以前他还年轻，天不怕地不怕，和其他年轻人一起冒犯过权威人士，这可能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父亲“骄傲”的原因吧。作家群中紧挨着的两代人有时会有一些冲突，年轻的一代常常会表现出挑战的姿态。那时父亲对老舍先生有些不服气，老舍先生常讲话和文章里谈创作心得，而父亲总是找一些机会唱反调。父亲还谈到，他们几个人不服老作家赵树理先生，说他的《三里湾》只有二里半，而泰戈尔的《两亩地》有两亩多。周扬先生知道了，对父亲大发雷霆：“你要是有出息，三年之内给我写出一本《三里湾》来！”
周扬先生的脾气很大。文革中毛泽东主席把不听话的XX部称为“阎王殿”，而周扬先生就是殿里的阎王之一。不过周扬先生到底还是文人而已，他只不过是发发脾气训一训人，如果他真的是阎王，不声不响地就可以差人把父亲给办了。在谈到这些小小的口角与摩擦时，父亲的脸上浮现出天真的笑容，好像顽童在欣赏自己的恶作剧。
父亲有几次提到因为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因为文革而走红的姚文元。父亲说，他在文艺界的会议上见过姚文元，不过印象不深了。他对姚文元的评价是，个性不太鲜明，有学问，但人很左，紧跟形势。父亲从小报上看到一段据说是毛泽东主席的话：姚文元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刘绍棠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姚文元注意思想改造而刘绍棠不注意，所以他们各自背叛了自己的家庭。这段话把父亲与姚文元相提并论，不过那时他们的处境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看完这段话以后，父亲还说过：“你看，毛主席明明说我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嘛！”
对于姚文元的发达，父亲既不羡慕也不嫉妒。作为文人，父亲反对姚文元助纣为虐，最后也成为压迫者。不过对于其个人的贬斥，我只听到过一次。姚文元在一篇批判文章里有这样一句话：“真是丑死了！”父亲说：什么丑死了，丑死了！男人女气！不过，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父亲说姚文元是无能之辈。在对待姚文元的问题上，父亲表现出一种人格上的力量。
直到现在，我还能够回想起父亲在那时平静、安详地回首往事，回顾那些其实是沾满血和泪的过去。父亲是一个失败者，他平静地接受了失败，相信未来属于自己，而那未来在别人看来是那么遥远和不可及。除了父亲之外，我还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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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友谊
在一场灾难中，不得志者总会有类似“世态炎凉”的感受，我们也并不例外。不过命运之神对待父亲还不算十分苛刻：她降灾难于父亲，却并没有夺走他的朋友。每当回想起文革中度过的岁月，我总是能够想起父亲的朋友们。
说到朋友，不能不谈到父亲上中学时的同学。这些同父亲一起长大的同学们，不论父亲处在什么样的境况，都没有离开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政治运动和思想上的僵化已经开始了。不过，在那时候政治运动还没有侵蚀掉我们民族认为应当保持的美德：诚实、友谊和忠诚。
张世玺先生是父亲的高中同学。他是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人，如今40岁以上的人只要听到这个地名，就会知道他是刘胡兰烈士的同乡。他与父亲的关系从来没有中断过。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他还特意到我家来看望。
冯锡璋先生（待写）。
在父亲的同学中，能够写出故事的是许尚武先生。从中学时代开始，父亲就经常和许伯伯交流思想。从一些保留下来的信件可以看出父亲那时的思想是很正统的，或者是比较左的。父亲在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后在给许伯伯的信中这样说：“我的心，我的灵魂，还留在党内，我要做一个名亡实存的共产党员。”父亲的这段话后来被很多回忆和传记所引用。许伯伯身材魁梧，又当过军人，很有些英武的气概。而与他的外表不同的是，许伯伯办事粗中有细，讲起道理来娓娓动听，有时还有些神神秘秘。过去他在哈尔滨工作，来北京的机会不多，但每一次到我家都会给我们带来快乐。不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父亲认为许伯伯有些热中于商业，还喜欢特异功能，两人有些“道不同”，来往也就少了。
乔治中先生是三叔的同学。他的父亲是商人，过去家业很大。乔叔叔很有些文士的风度，只是在精神上不太振作。他读书很多，谈吐不俗，父亲很喜欢和他聊天。乔叔叔不但学问好，为人也颇具古风，是书上那些道理的实践者。1977年恢复高考，他为了支撑家庭，忍痛放弃了机会。对于他的学识，父亲非常赞赏，只是认为他“缺少奋斗的精神”。
唐功南先生是五叔在清华大学校办工厂工作时的同事，他家住在光明胡同的南口，和我们也算是邻居。他在文革中比较顺利，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在清华大学学习。他喜欢思考和探讨政治问题，常常与父亲交流。可贵的是，虽然当时他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看问题仍然保持客观的态度，不同意文革的很多做法。而对于很多敏感的问题，父亲也并不回避。在当时，这种相互之间的信任是很难得的。改革以后唐叔叔又去攻读学位，毕业以后从事商业活动，不知道他对政治是否仍然有兴趣了。
还有一位远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文学爱好者尹少林先生。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父亲的作品，认识父亲以后两人就经常通信，父亲还念过他的信。这些信的篇幅很长，大段大段地讨论文学问题。以后由于家庭的变故，尹先生有些心灰意冷，通信也就中断了。
父亲与我的二叔和二姨父的交往不完全属于友谊的范畴，但由于他们在文革当中有很多通信和交谈，所以也就在这里叙述。
我的二叔刘绍棣先生在武汉京剧团工作。二叔没有上很多的学，不过读书不少，有很高的悟性。他爱讲笑话，这本来没有什么希奇的，演艺界的人都喜欢说笑话。二叔与众不同的是他有很强的分寸感，板着脸说笑话，不过火，不硬挤人发笑，他讲过的笑话没有重样的。从他那里我领悟到什么是幽默，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幽默与节制是分不开的。听过二叔的笑话，再听低水平的相声实在是笑不出来了。
那时的社会单调，全国上下不分男女老少一律是蓝、绿、黑色的制服。而二叔从武汉回来探亲，身穿一件像电影里地主老财穿的黑缎子上衣，头戴白色凉帽招摇过市。我对二叔说：“别穿这件衣服，多难看！”“你懂什么！这是上好的……”至于是上好的什么，我记不住了，大概是什么“纺”。
我的二婶是二叔中学的同学，在前门饭店工作，结婚以后也去了武汉。北京户口之宝贵是人所共知的，虽经改革开放而不变，由此引出了无数暂住证、收容遣送之类的故事，而二婶的壮举再一次证明了刘家的媳妇富于牺牲精神。二叔、二婶一起出门，二人奇装异服，头戴墨镜，二婶可能还烫了发，风风火火，引得路人回头观望。那时二叔和父亲讨论过许多文艺方面的问题，很多通信也涉及到艺术。如果二叔有精力把这些对话加以整理，应该是很有意思的。
我的二姨曾彩珍女士和母亲、四舅一起在50年代回国参加建设，二姨和姨父黄涤岩先生都在中国银行工作。文革以前我们就常到二姨家做客，文革中也没有改变，只是在风声最紧的时候父亲不愿意连累他们，把我和妹妹送到门口就回家了。二姨家在东单洋溢胡同中国银行宿舍，是两座2层的筒子楼，他们住在二层。那是日本式的楼房，两楼之间有天桥把二层连在一起。小伙伴们在院里跑跑跳跳，上楼梯到二楼，再从天桥跑到对面的楼房。对面楼房里住着两位老职员，他们家里有一台电视机，我们常去那里看免费的“小电影”。这小小的院落和天桥，是儿童们的乐园。这两座楼房早已经拆掉了，不过建筑师在设计的时候加上了天桥那样的“闲笔”，给人们的生活平添了不少的情趣。现代的建筑讲究使用功能和经济性，进步是不可否定的，只是缺了“情趣”二字。二姨和姨父也许不知道那时他们的举动意味着什么，不过对我来说那时的洋溢胡同是一个世外桃源，在那里没有熟识的人，可以暂时忘却社会的动荡，忘记革命和反革命，忘却家庭出身一类的事情。直到几十年以后的现在，提到那时候的伙伴，仍然感到非常的亲切。
那时中国银行的职员好像与政治不很接近，有些像现在的白领。他们对做饭和喝茶比较精心，虽然当时还没有装修这一回事，却仍然能够把住所收拾得一尘不染。总之，他们比社会其他阶层生活得松弛一些。姨父告诉父亲，厦门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银行的同学，后来只剩下他们两人了。二姨的听觉不好，说话少，自然不会引来什么灾祸，而姨父确实是非常的谨慎。这样小心谨慎的姨父却不认为与亲戚的交往要加什么小心，而实际上当时与右派亲戚的交往要比在单位办错什么事情危险得多。姨父与父亲的性格类型不同，但他们两人很谈得来。父亲高谈阔论，而姨父则有条有理。姨父不同意文革中的很多做法，而对于父亲的激烈言辞，他也不一定完全赞同，只是静静地听着。改革以后姨父到香港中银集团工作，其中经历了香港的回归，一直到退休。如果说他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克己奉公，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作家从维熙先生是父亲的好友，在1957年他们都成了右派分子。从维熙先生和张沪女士的经历更加坎坷。他们不仅是右派，而且在以后又因为对反右斗争不满，对“三面红旗”有看法，阅读《南斯拉夫共产党“八大”纲领》等罪行被捕，送去劳动改造。劳改解除以后留在农场工作，仍然没有获得自由。如果说父亲受难的21年处于压抑之中的话，那么他们则完全处在压迫之下。
灾难没有能够中断父亲和他们之间的友谊，每次他们回北京探亲，一定会来我家看望。
从伯伯和张阿姨来到我家的时候，完全像一家人的聚会。在我的印象里，从伯伯是一位忠厚的长者，说话低沉、浑厚。虽然从伯伯说自己的口才不太好，虽然他有时略有口吃，但他的声音有一种独特的魅力，适合谈论文学和艺术，让人能够注意听下去。当我提到这一点的时候，他说：“是吗？也许是整体效果好吧。”
从伯伯平静地讲述过去的事情，讲述过去同伴的情况，讲述现在遇到的让人高兴或者沮丧的事情。就是谈到一些悲惨的事，他的语调仍然是那样平静，好像进入了荣辱不惊的境界。从伯伯谈不上是风度翩翩，也不刻意表现自己，但在举止之间显得从容和自然，更显出艺术家的气质。曾经有不少女性对从维熙先生表达过好感，从伯伯的行为中规中矩，不过偶尔也在言谈和文章中加以披露，也算是自我欣赏吧。
张沪女士与从维熙先生的性格很不相同。她思想敏锐，才华横溢，锋芒外露，这些个性给她带来了更多的苦难。虽然也是好朋友，父亲却不大喜欢张阿姨的他认为有些张扬的个性。
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不得志的人聚在一起谈一谈自己的想法，发一发牢骚不是很正常吗？然而政治有自己的逻辑，与我们生活的常识完全不同。在有政治运动的年代，这样的交往是非常危险的，很多“反革命集团”的案件就是由此而产生。从伯伯和张阿姨的第二次受难，就是祸起与同伴交流思想。从伯伯在回忆录中表现宽厚，没有明确指出他们是被朋友出卖的。有了如此惨痛的教训之后，朋友之间还能够一起推心置腹，这样的友谊，这样的信任，确实是非同寻常的。不论是父亲还是从伯伯，在文革中都是小心地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唯有在交往的时候不考虑可能的后果。我想，如果因此而遭遇不测，他们是会坦然地接受命运的。
父亲和从伯伯常在一起喝酒，通常是喝白酒，夏天有时也喝啤酒。那时没有冰箱，他们就把冰棍当作冰块放在啤酒里。他们纵论天下大事，谈论文学，生活，命运。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感到真是幸运，因为我见到过古书中才有的，真正的文人的交往。这里面没有功利的考虑，有的只是真诚。
父亲是一个乐观的人，所以总是想鼓舞别人，和从伯伯一起也是这样，不过在残酷的现实中也确实有让人无奈的事情。父亲说，从伯伯了解外国的情况，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苏联和南斯拉夫，确实有作家遭到迫害，被判刑、被劳动改造。然而在刑满释放之后，他们有的去当教师，有的还继续当作家，继续发表作品。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中国不一样呢？其实，这个问题同样困扰着父亲。反右以后，父亲就一直想继续创作，也想过当老师。写作方面，发表过《县报记者》，不过随着政治气氛日趋严酷，再发表作品是根本不可能了。至于当教师，不但当权者不允许，连学校的老师也不以为然。记得母亲的同事，铁道学院附中的老师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就这样地对父亲说：“你不想着好好改造，还想当老师，还想毒害下一代人吗？”
父亲和从伯伯面临的困难，可以说是空前的。在中外历史上都有过严酷的时期，其特点就是频繁的杀戮。不过躲过劫难，留下性命的人除了官不能当了，该做什么还可以继续做下去。像这样整了人之后还要念念不忘，还想伺机“追杀”的现象，真是罕见的。如果有类似的年代，那也许就是被现今不少文人学士称颂的“盛世”——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了。因此，对于从伯伯提出的问题，父亲说：“我真的无法回答。”
那时的社会的舆论和气氛都不能改变我对父亲和从伯伯的看法。不过奇怪的是，我对张沪女士的看法有所不同。张阿姨从来就是直言不讳，在当时的情况下听起来有些刺耳。她讲话的时候神情紧张，在厚厚的眼镜片后面，眼神闪闪烁烁。她的声音时大时小，特别是谈到政治问题，声音一下就变小了，要用心才能够听得清楚。“你们不知道，延安整风的情况很复杂，那时候康生命令把有问题的人吊起来打！”听到这样的话，我觉得她倒真的像一个反革命分子。
张沪女士的父亲，张宗麟先生是前教育部副部长。父亲说，张老先生是出版第一版《鲁迅全集》时的书店经理，以后去了延安，张阿姨的看法可能是张老先生的见闻。父亲还说，不知道为什么，张宗麟先生“革命者”的身份不那么正宗，总有一点半民主党派的味道。1957年，他也成了右派。在父亲看来，张老先生的不走运可是由于他和某个领导人的关系一直不好。很多年以后，我读了从伯伯的《走向混沌》才知道，张沪女士在16岁就加入共产党，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父女两代革命者，货真价实的革命者，为什么仅仅由于表达独立的见解就成了反革命呢？“顺者为孝”是居家过日子的道理，而且是旧时代的道理，为什么在政治上也要搞“顺者为忠”呢？
张沪女士常有惊人之语。记得有一次她说文革中的一些做法是法西斯，当时我有些不理解。
“不一样吧，现在还讲为人民服务呢。”
“所有的独裁者，”张阿姨不耐烦地摆摆手打断我的话，“都把抽象的正义和真理据为己有，希特勒是这样，斯大林也是这样。”
父亲平时不太关心琐事，不过对于从伯伯和张阿姨是例外。有一次，天很晚了，父亲执意要送张阿姨去火车站。对此，从伯伯是这样回忆的：
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有一次我原妻张沪从山西劳改队回京探亲，返程时的火车，开车的时间是午夜时分——当时已无公共汽车，但是绍棠坚持要到车站送行。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在寒冬之夜，彩美便用自行车驮着绍棠（绍棠不会骑车），硬是到火车站来为张沪送行。待他和彩美与张沪挥手告别，回到家时已经是凌晨两点。这不是一般的朋友之情可以做到的——因而我把绍棠，视为我在文艺界内重情重义的知己。
在回顾这件事的时候，母亲这样说：“你爸爸从来不关心日常的事情，可是在那一天，他在站台上提着两个手提包，在人群里挤来挤去的。”
就是这样，父亲与从伯伯和张阿姨的交往贯穿于文革的始终。他们一起表达过不满和愤怒，一起分担过忧虑和恐惧，一起为些微的希望感到欣慰——虽然在那时所谓希望大多是短暂而虚幻的。总之，他们终于一起盼来了黎明。如果没有这种友谊，他们也能够度过这漫漫长夜，不过回忆起来，那会是没有任何光亮的真正的黑夜。
补记：为了叙事的完整，我在这里谈一谈后来张沪女士的情况。现在的媒体常常向社会隆重推出各种各样的才女，不过在我看来张阿姨可以称得上是才女。她写的文章不算多，但篇篇都是文采飞扬。文革结束以后，我常在报纸上看到精彩的散文，看完之后再一看作者：张沪。张阿姨还写过许多回忆张宗麟先生的文章，看了这些文章以后，我就希望了解张老先生更多的情况。
这以后我仍然领教过张沪女士的语言艺术。她有无畏的一面，也有务实的一面。记得有一次我为一些小事发了一点牢骚，张阿姨听到以后有些没头没脑地说：
幼儿园里有一种游戏叫抢位子。小朋友们离开座位自由地玩耍，忽然阿姨一声哨响，小孩子们就要赶快回来占位子，晚了座位就会被人抢去了。
张沪女士的父亲和母亲都有过从事幼儿教育的经历，所以她讲的幼儿园的例子非常生动。讲到这里，张阿姨继续发挥道：
在社会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抢位子”的活动，一定要占好自己的位子。
在当时，我不太理解她的话，甚至有些不屑。现在，当我的年龄与她当时差不多的时候，终于理解了，真理啊！
我有十几年没有见到张阿姨了。听从伯伯讲，她现在生活得很平静，正在写回忆录。她写得很慢，因为回忆是痛苦的，对此我深有同感。历史需要公正的记载，同时也需要当事人及其亲友的见证。如果没有后者，到了以后人们想研究某些人物和事件的时候，很多史实早就湮没了。
张宗麟先生的事迹现在不大为人们所了解了。但根据我知道的有限的情况，他的一生反映出历史复杂，然而又是有色彩的、真实的一面。盼望张沪女士的回忆尽快出版，那时我会是最热心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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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松萝 发表在：百灵社区 http://club.beelink.com 2007-3-12 21:52:00
8.黎明前
政治运动是没有休止的。一个运动还没有完结，另一个运动就开始了，而且在大的运动中间还套着小运动。父亲说：“中国的政治运动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来不说运动结束了。你听过有人说反右结束了吗？没有。你听过有人说四清运动结束了吗？也没有。”父亲认为，不提运动的结束是害怕由此失去了斗志和警惕性。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登峰造极的运动，其斗争性自然是无与伦比的。这不但与错误思想的指导有关，而且也是和“旗手”江清的偏执性人格分不开的。每当社会气氛有了些许的松弛，就马上有人出来抓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问题。所以文革不仅长达10年，而且对人的折磨远远超过了一般的灾难。
文革很像北京冬天的气候变化。那时的北京比现在冷，大多数人居住的平房又没有什么取暖设备，所以人们对天气变化对就更加重视。往往有这样的情形：严冬之中有几天格外的温暖宜人，好像春天就要来了，可是接着一场寒流就从西北方向吹过来，无清地扫去人们的幻想，天气更冷了。那时有些敏感和悲观的我，在寒冬的暖日里常这样想，这多像两次政治风暴之间的平静啊！
我问过父亲，为什么现在这么敏感，连一些小事都不放过。父亲说：“针鼻儿大的窟窿，斗大的风啊！”这句话出自一部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电影《青松岭》，是阶级斗争的先锋——老贫农万山大叔说的。父亲深刻地了解极端专制的特点，由于政治建立在极不合理的基础之上，因此拒绝任何改善，哪怕是微小的改善；压制任何批评，哪怕是轻微的批评。基于这样的认识，父亲坚信只要江青等人还在，不可能有大的改变。这样的观点尽管悲观，却是正确的。
在这样令人窒息的气氛中，我们有时还可以从缝隙中了解到不同的信息，新华社主办的《参考消息》就是这样的缝隙。《参考消息》主要是摘编外电和外国报刊的消息和评论，是供机关干部阅读的。
那时候大姑父在政府机关工作，常常把《参考消息》带回来。父亲只要能够拿到《参考消息》，一定会从头到尾地读完。可以想象，《参考消息》曾经给成千上万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以信心，让他们感到自己不是孤立的。
当时公开的舆论宣称除了中国和少数国家以外，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包括欧美国家的人民处在饥寒交迫之中。而《参考消息》却刊登文章，告诉读者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排名第100多位。正当中国正忙于革命造反和自我陶醉时候，美国的“阿波罗”飞船把宇航员送上了月球，日本制成了半导体收音机和袖珍录音机，微型计算机也就要投入使用，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就要开始了……
《参考消息》还告诉我们，世界各国的政治并不是都像文革那样对伟大领袖“三忠于”、“四无限”。在美国的大选中，反对派候选人激烈地批评总统；韩国的反对派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坚持为民主而斗争；希腊和葡萄牙艰难地向民主政治迈进；拉丁美洲国家在民主和军事独裁之间摆动，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在军事政变中自杀身亡，等等。事实上，几十年来《参考消息》告诉我们这样的事实：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民主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江青等人当时没有堵住这个比“针鼻儿”大得多的窟窿。
大姑父常常与父亲一起谈论时事的变化。在乱世之中，大姑父有自己独特的处世之道。他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戴过几天红卫兵袖章，以后就不参加群众组织，成为政治上的“逍遥派”。在单位，他说话嘻嘻哈哈，冷嘲热讽，而在大的方面又让人抓不到把柄。不过虽然表面上看似玩世不恭，其实在工作上还是很认真的。他后来调到人民防空办公室工作，由于工作劳累加上生活的艰难，肺结核复发吐血，住进了医院，情况一度非常危险。
大姑父有收集文件的爱好。记得林彪事件以后，他拿来一份《571工程纪要》，边看边说：明天就得拿回去！于是我们一起连夜把《纪要》抄了下来。正是因为如此，父亲知道了很多内部的情况。
身处逆境的人们，有些人尽力转变思想以适应现实；有些人不再去想那些令自己烦恼的事情；有些人则坚持自己的信念。父亲在当时属于最后一类人，尽管这样是很痛苦的。
父亲的思想是不轻易转弯的，除非有充分的理由让他改变。父亲生性乐观，向往进步，因此“进步”二字往往能够使他激动。不过他又不盲从，激动之后他又总会认真地考虑是不是真的进步。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一个非常重大的改革就是废除了高考制度。废除高考的理由之一，就是高考制度把很多工农子女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由于父亲有着强烈的民本和民粹主义思想，他一度理解甚至赞成这一变革。我问父亲：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工农子弟考好了也可以上大学，为什么对他们不利呢？父亲认真地说，知识分子的子女有家庭的优势，功课可能比工农子女要好，因此单单考虑分数是不公平的。
不过在文革的后期，从工农兵里选拔优秀分子上大学的制度却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好。在这样的制度下，工农的子女上大学更难了。名义上是选拔优秀人才上大学，而实际上选中的却是有权势和门路的人。父亲说，这不是改革，是倒退，是举“贤良方正”。父亲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常常借用历史上的事例来评论现实。他说，中国从汉朝开始就实行举孝廉的制度，从民间选拔品行好的人做官。而实行这种制度的最终结果是，贵族、豪强、官员的后代成了孝廉，被举荐做官。经过对比之后，父亲认为从隋朝开始，经过唐朝确立的科举制度要好得多。从此，父亲对一切企图加入推荐因素来改革高考制度的主张都持有保留和怀疑的态度。现在，不时响起改革高考制度的呼声。每当听到这样的言论，我总是回想起父亲说过的话。
有关进步的另一个话题就是文革中关于古代“儒法斗争”的讨论。在讨论的初期，诸如法家促进社会进步、维护国家统一的观点曾经打动过父亲。不过随着讨论的深入，破绽就暴露出来了，像张汤、来俊臣这样的酷吏也进入了法家的行列。父亲说：我明白了，谁残暴谁就是法家。他还引述了一位北大教授讲过的故事：在国民党的监狱里，看守长向犯人训话，宣称秦始皇了不起。此时一位老知识分子在后排喃喃自语。“你叨唠什么？大声点！”老者咳嗽了一声，缓缓答道：“秦二世耳。”
虽然父亲处境艰难，他还是尽一切可能利用现有的条件来争取自己的权益。前面说过，文革初期父亲的存款被冻结了。以后父亲利用“落实政策”的机会，积极争取存款的发还。据说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同志做过指示，表示同意。因此，父亲虽然与吴德同志的观点不同，对他一直有较好的印象。另外，吴德同志有一次对红卫兵这样说：“周总理为了国家一天只睡几个小时，你们反对他，难道还有良心吗？”对于这一句话，父亲一直没有忘记。
父亲拿到了批示就去办存款发还的手续。当时办事的人可能不太理解，有一些不情愿，父亲的态度也有些强硬，发生了小小的争执。事后，一位知道这件事情的上级官员对父亲说：办事的同志对你有意见，说你态度不好，得理不让人。你拿着批示，就好像是杨子荣在威虎山拿着先遣图。
另外，文革一开始，私人拥有的房产就被充公了，我家的也不例外。父亲一直认为，即使是搞社会主义，私人的房产也是要保护的。为此，他好像还引用过恩格斯的话，说明房产是生活资料而不是生产资料。1974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宪法。1974年宪法的篇幅很短，与1954年宪法相比，公民的权利也大大地减少了。尽管如此，新宪法中仍然规定了保护公民私有房产的所有权。新宪法一公布，父亲就认为房产又属于自己了，于是就不再向房管局交纳房租。当时房管局在我们这一管片有一个维修班，班长是吉师傅，他还代管催讨房租一类的事情。为了房租的事情，吉师傅与父亲发生过多次的争论。父亲说，宪法保护公民的私人房产，我是在按照宪法办事。吉师傅说，虽然宪法这样规定了，可是上级没有指示！就这样两人一来二去，各说各话，没有说出什么结果。父亲慨叹，看来上级的指示还是比宪法重要啊！吉师傅是劳动模范，工作上勤勤恳恳。父亲也说吉师傅人是好人，就是有些不明白事情。
林彪的覆灭曾经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周恩来总理利用这一机会公开地反对各种极左的行为。很明显，他不仅仅是反对林彪，而且试图纠正文革中很多错误的做法。在这以后，邓小平同志也东山再起，开始了艰难的整顿工作。
这时候，亲友劝父亲给再次出山的胡耀邦同志写信，他当时是中国科学院党组的负责人。父亲说，耀邦同志的工作非常艰难，不要去打扰他了。他又说，像反右这么大的事情，现在是不可能解决的，耀邦同志也无能为力。对于有人劝父亲争取出来工作，父亲多次作出这样的表示：第一，在目前的政治气氛下，重新被起用绝不可能，“现在不整你就算不错了。”第二，现在的文艺政策对创作的限制太多，这时候发表作品就像是戴着枷锁跳舞，写不好的。
与此同时，江青等人仍然在反对右倾，反对林彪“极右的，右得不能再右的路线。”父亲说：这也并不奇怪，极左的人都是这样做的。王明就提出过反对“李立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在只有8个样板戏的中国，虽然报纸上一口咬定“就是好”，但是上层人物显然早就感到厌倦了。毛泽东主席就提出要读几本书，其中包括了《红楼梦》和《金瓶梅》，据说江青也推荐了《基度山恩仇记》和《飘》。江青对于《飘》的推崇让父亲感到意外，因为书中的女主人公郝思佳是一个独立、有个性，即使按照现代标准也是非常开放的女性，与文革中的观念很不相同。文革以后，有人批判了江青的这一做法。其实《飘》在1930年代的中国就是畅销书，影响很大。江青喜欢《飘》，不过是稍稍恢复了一点常态。她的问题在于，同样的书她可以看而别人不准看，这就是文化专制的典型表现。
这一场上层和内部的读书活动也让父亲有所收获。二姨夫帮助父亲借到了一套《第三帝国的兴亡》，而在那一段时间里父亲简直就是手不释卷。
《兴亡》的作者，美国记者、作家威廉·夏伊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以及战争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柏林从事新闻工作。他在德国的心脏目睹了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崛起，战争的爆发以及战争最初的进程，还听过希特勒的讲演。由于有亲身的经历，《兴亡》不仅内容详实，而且非常生动。
在文革的后期，知识界有不少人在传看这本书，还有人想方设法去借。尽管读书的动机有所不同，但确实有人在现实与历史的对照中有所领悟。单单就书中描述的纳粹冲锋队到处打人、杀人，砸毁犹太人的商店，焚烧禁书，我们就会明白德国的那一段历史与我们并不是毫不相关了。与往常一样，父亲边看边读，还不时谈一谈感想。
父亲深深地感到，专制制度是建立在对舆论控制的基础之上的。他读到书中的这样的段落：夏伊勒虽然可以读到西方的报纸，收听到西方的电台，但是长期居住在只有一种声音的柏林，有时也不免有这样的疑问，也许他们说的是对的？
父亲也注意到了愚民政策是各种专制的共同点。书中提到，纳粹德国在学校不提倡文化教育，而是热衷于让学生到工厂和农村去参加劳动，热衷于军事训练。父亲说：“这不就是学工、学农、学军嘛！”
在文革的后期，民众对于无休止的运动已经感到疲惫和厌倦，政治热情已经大不如前了。恰巧《兴亡》也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情：二战的后期，德国在战场上连遭失利。为了鼓舞士气，希特勒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式。令人惊讶的是，以往的阅兵式上那种万众欢腾的场面不见了，观众寥寥无几。阅兵式进行一半就停止了，并且以后再也没有举行过。父亲说，一心想欺骗人民，驾御人民，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
《兴亡》快要读完了。纳粹德国在东、西两个战场节节败退，苏联红军攻进了柏林，第三帝国的总理府陷入一片火海之中……读到这里，父亲的眼睛里闪现出希望的光芒。在艰难的时刻，《第三帝国的兴亡》确实给父亲带来了希望。
然而在现实中，希望不仅渺茫，而且再一次被粉碎了。1976年4月，主张改革的邓小平同志又一次被打倒，希望之门似乎永远地关闭了。
更让人感到冰冷的，是远在美国的杨振宁博士的态度。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杨振宁说文革是必要的。对于杨博士的表现，我至今都无法原谅。我至今都在想，没有人逼着他这样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凑这样的热闹。
父亲做过这样一个梦，梦见自己站在南屋的台阶上，偏分的头发微微地遮住眼睛，手里拿着蘸水钢笔和墨水瓶，好像还是在上大学的年月。他看见，他的青春岁月像流水一样，在脚下一年一年地逝去了……
对于父亲来说，失望是确实的。不过我清楚地记得，他并没有陷入绝望之中。父亲生性乐观，总是对未来抱有希望。但是在这一次，他所憧憬的希望并不是空洞的、习惯性的，而是基于对事物的判断。与大多数人一样，父亲在处于弱势的时候有时也不免陷入幻想，不过他不会长期地处于幻想之中。而这一次，他坚决地不对江青等人报有任何的幻想。
记得有一天父亲送走了客人，已经是深夜了。他的心情沉重，告诉我们，友人认为从各种迹象来看，江青已经没有敌人，以后掌握最高权力已经是毫无疑问了。不过友人还认为，江青上台也许并不令人绝望，由于她过去的经历，她也会很西方化的。
“不过，……那，那怎么能甘心呢？”在一段沉寂之后，我有些自言自语。
“江青是不可能成功的。”父亲一字一句地说。他还是站在院子里，北面就是邻居的后窗，他也没有刻意地压低自己的声音。“江青不得人心。更重要的是，他在日后不可能得到军队的支持。”
也曾经有人劝父亲给江青写信，以唤起她的“慈母之心”，而父亲则认为不可以。“江青不是什么慈母，她是豺狼。”
父亲经常谈到一个人物，特别是历史人物“性格的完成”。在那些日子里，我目睹了父亲性格的完成。那时，父亲达到了他一生中人格的最高境界。我认为，当我们面对困难和危险的时候，那时候的他堪称榜样。
以后我问过父亲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文革中有那么多人表现软弱，为什么像郭沫若那样的历史学家和像乔冠华那样的外交家也不能正确地判断事情的结局，为什么有些身为部长和将军的人也给江青写效忠信呢？对于我的这些十万个为什么，父亲是这样回答的：“当了元帅的人就没有干这种事的。”父亲解释说，林彪的品质不好，做了很多坏事，但他也不拍江青的马屁，江青在表面上对林彪是很尊重的。而至于是不做这种事情的人能够成为元帅，还是长期身为元帅使他们做不出这样的事情，父亲没有进一步说明。
前面说过，父亲在文革当中为我们朗读过不少与历史有关的文章。父亲在北大读了一年书，学到的历史知识和研究方法也许是他最大的收获。父亲喜欢读历史、讲历史，更喜欢把现实生活中的事情与历史作比较。他坚信事物是有规律、有因果关系的。他常说，历史是会重演的。父亲了解文字狱，了解帝王的权术，了解上层政治的内幕。在当时的环境中他清醒地认识到，向江青献媚不仅可耻，而且非常危险。在中国的历史上，常有权势者无端地向人发起进攻的年代，而文革就是这样的年代。在这时，受迫害的不仅仅是敢说敢做的人，还有谄媚文章写错了的人，莫名其妙地受到猜疑的宠臣以及各种背运的人。在清朝文字狱盛行的年代，向皇上邀宠、撒娇都可能带来杀身之祸。所以在文革当中，为了防止被追杀，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让他们想到自己。父亲说：你给她写信，她本来顾不上你，现在给她提醒了。
以后，父亲还谈到了胡适对周作人抗战期间所作所为的评价。胡适说：周作人投靠日本人，换来了一个教育总署督办的差事，卖得太便宜了。胡适先生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我现在也还没有弄清楚。父亲引用这一段史实是为了说明，软弱和短见是怎样地毁灭了堪称天才的人物。
最近我看到了钱理群教授的《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其中这样地记述了这件事：
1940年12月19日，在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一案。
当然，在官本位观念盛行的今天，不少人会这样认为：得到了周作人的这个官，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日后成为汉奸也值了。
父亲并不是说贵一点就可以卖，而是他看到了太多的人为了蝇头小利做出有损尊严的事情。记得文革初期的红人王力、关锋、戚本禹，在转瞬之间就成了替罪羊。在批判王、关、戚的时候，江青赐给了他们“小爬虫”的称号。还是同类的人互相了解啊，其实江青等人又何尝不是爬虫呢。
“小爬虫”这个词汇实在是太生动了。经过无休止的运动和变乱，不少知识分子的信念被打碎了，人格被扭曲了，做了苟且的事情，却很少有好的结果。遗憾的是，我们不但没有反思知识分子的过去，而且也没有形成一个知识分子基本的行为准则。今天，在权力和财富面前，新的“小爬虫”仍然是层出不穷。不少文人和学者在社会转型时期又一次失去了方向，他们一方面献媚于为富不仁的权贵，另一方面又漠视弱势群体的利益，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人和作为一个文人的原则。
父亲经历了挫折，不再做以卵击石的事情，但他也没有被吓倒。他常说：不惹事，也不要怕事。可以让人给打死，不可以让人给吓死。应该说在那时候，这些来自民间，来自江湖的语言比圣贤的道理更能够给人以力量。
我不想刻意地拔高父亲在文革中的表现。父亲在文革当中是隐士而不是战士，张志新、遇罗克才是战士。我还要指出，父亲在文革中的批判会上曾经发过言。我不能用“也发发过言”这样的说法，因为发言就是发言，而其他的发言者也不可能没有原因和苦衷。
作为过去的战士，父亲在文革中成了隐士。我所以称赞他，是因为他在困难的境况中保持了文人应有的气节，保持了与自己过去的虚名所相称的应有的尊严。面对要迫害知识分子的人，父亲不抱幻想，不自作多情，也就没有自讨其辱和自讨其祸。从功利一些的角度看，他以后为很多人所敬重，与文革中的表现是分不开的。
从维熙先生说：“绍棠是一个时代的先知先觉者。
感谢华国锋同志和叶剑英元帅在1976年10月逮捕了江青等人，漫长噩梦终于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完
[ 本帖最后由 再世关羽 于 2010-4-2 15:0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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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世关羽
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2 15:07 只看该作者
看看刘绍棠都“燕赵慷慨悲歌”了些啥？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名为《论辩胜术》的书上有这么一个例子：
有一次，著名作家刘绍棠在某地演讲，有人发问：“共产党这么英明伟大，为什么就不能容纳一点点的自由化的东西呢？”
听罢此言，刘绍棠“呼”的站起来，大声问道：“你们看我身体怎么样？”大家见他身材魁梧，红光满面，都说“好”。
这时他说：“尽管我刘绍棠如此壮实，但是，要让我吃一只死苍蝇，我绝不！”
就凭这句话，他刘绍棠在这里怎么被骂都不过分。这地方基本上都是“自由化”分子，他刘绍棠这么一句，我们可都成了”苍蝇“了
[ 本帖最后由 再世关羽 于 2010-4-5 19:55 编辑 ]
再世关羽
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2 15:09 只看该作者
刘绍棠的“气节”表演
刘绍棠在南开大学的报告会上讲到文学作品创作是要坚持原则时，说：每个作者都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即使是真实的东西,也是有所写有所不写的。
学生中有个同学从台下递上一张字条，上面写到：既然是真实的，就是存在着的；
存在着的，就应当给予表现，就可以写。刘绍棠问是哪个同学写的。
台下站起来一个女同学说：是我写的。
刘绍棠说：把你的学生证给我看看好吗？
这个女同学迷惑不解。
刘绍棠说：我要看看你的学生证上是不是照着脸上长疮的照片。
女同学说：我为什么要把长疮的照片贴在学生证上呢！
刘绍棠说：长疮时你为什么不拍张照片呢？
女同学：长疮时拍的照片多寒碜呵！
刘绍棠如是紧接着说：你是漂亮的，长疮时它不是你真实的面目。所以，你不想照这样的照片贴在学生证上，这说明，你对自己是看本质的。
正如有的社会问题，是可以通过采取其它措施去加以解决的，可非要把它揭露出来。这岂不是要把长疮时的照片贴在学生证上吗。
花想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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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2 15:49 只看该作者
回复 1楼 再世关羽 的话题
再关，省省了。我不认为有多少1984组员会对这些细枝末节感兴趣。
光明的格里高利
八卦爱好者
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2 17:07 只看该作者
恩，月经
dantong
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2 18:23 只看该作者
1984单贴居然可以发这么长的内容 神奇
Candice
镯控
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2 18:48 只看该作者
我顶再关。
八卦嘛，不八不看。
突然觉得刘松松也蛮可怜的，有这样强的父亲，他一辈子都只会活在父亲的思想阴影里，一生一世摆脱不了。
你能让他怎么样呢？
[ 本帖最后由 思思乐乐 于 2010-4-2 18:50 编辑 ]
阿文强
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2 18:56 只看该作者
关二爷，差不多就算了。
刘松萝
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2 19:30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思思乐乐 于 2010-4-2 18:48 发表
我顶再关。
八卦嘛，不八不看。
突然觉得刘松松也蛮可怜的，有这样强的父亲，他一辈子都只会活在父亲的思想阴影里，一生一世摆脱不了。
你能让他怎么样呢？
生活在你爹妈的影子里，你就是流氓。
再世关羽
1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2 19:32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刘松萝 于 2010-4-2 19:30 发表
生活在你爹妈的影子里，你就是流氓。
刘党孙又来乱放炮了。思乐怎么惹你了？？这地方都是你爹嘴里的苍蝇，你还在这你爹心中的粪堆里呆着干嘛？还不滚蛋，出门左转到乌有之乡，那才是你这个党的龟孙子应该呆的地方
再世关羽
1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2 19:34 只看该作者
为啥刘松萝是党的龟孙子
刘绍棠对待‘反右’，有个著名的比喻：‘娘打儿子’。——‘把我错划为右派，是妈妈错打了孩子。妈妈错打了孩子，也是很心疼的。难道还非要已经认错的妈妈给儿子下跪吗？！’”
刘松萝
1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2 19:34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再世关羽 于 2010-4-2 19:32 发表
刘党孙又来乱放炮了。思乐怎么惹你了？？这地方都是你爹嘴里的苍蝇，你还在这你爹心中的粪堆里呆着干嘛？还不滚蛋，出门左转到乌有之乡，那才是你这个党的龟孙子应该呆的地方
你这种王八蛋，要是没有缺心眼的版主庇护，你只能在垃圾堆里面。
再世关羽
1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2 19:36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刘松萝 于 2010-4-2 19:34 发表
你这种王八蛋，要是没有缺心眼的版主庇护，你只能在垃圾堆里面。
这地方不就是垃圾堆吗！这里可全都是“自由化”分子，都是你们家眼里的苍蝇。“苍蝇”呆的地方，可不就是你心中的垃圾堆吗。我看对你这个左棍来说，只有中南海是干净的。快去吧，别跟“垃圾”搅合在一块啦
——成为左棍心中的垃圾，是自由主义者无上的光荣
阿文强
1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2 19:48 只看该作者
刘松萝是真名上网在明处，关羽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有损武圣人的万儿。
再世关羽
1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2 19:49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阿文强 于 2010-4-2 19:48 发表
刘松萝是真名上网在明处，关羽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有损武圣人的万儿。
连骂名都不敢承担，还能成什么事？
wemade
罗马元老院
1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2 21:34 只看该作者
我觉得楼上有位说得不错，差不多就行了。
越看越觉得没趣。
关羽已经成偏执狂了。
彩虹咖啡馆
1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2 21:37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wemade 于 2010-4-2 21:34 发表
我觉得楼上有位说得不错，差不多就行了。
越看越觉得没趣。
关羽已经成偏执狂了。
没趣就别回复，让沉下去不就得了。希望下面别再回复。最后顶贴权归我。
man-eleven
☭校叛徒、基本上冲锋在后、共产主义的坚定不信任者;运动控(喜欢巨大无比万人欢呼沸腾的场面比如足球赛)、热爱自由、容易怀旧伤感、会办事不会说话，俺们村最有文化的人，没有之一
1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3 12:48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刘松萝 于 2010-4-2 19:34 发表
你这种王八蛋，要是没有缺心眼的版主庇护，你只能在垃圾堆里面。
//指张书记阿？
老干部
即使我死了我也依然有权又有势
1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3 16:49 只看该作者
关二发贴了，好的，怒了！怒了！刘圣人怒了！刘圣人怒了！不要给关二任何的机会！
伟大的中国文坛左棍，他继承了中国文坛悠久的历史！陆万龄、刘绍棠、余秋雨在这一刻灵魂附体！
圣人，圣人面对这个骂贴，他面对的是全中国文坛左棍的目光和期待。
关二曾经在这个版块无数次地挑战过圣人的权威，他肯定深知这一点，他还能够暴怒地面对他面前的这个人吗？10秒钟以后他会是怎样的表情？
爆粗口啦！骂战开始了！圣人获得了胜利，开骂了关二和思思乐乐。他没有再一次倒在关二面前，伟大的左棍！伟大的中国左棍！圣人今天生日快乐！左棍万岁！
这个粗口是一个绝对理论上的决杀。绝对的扑你老母，左棍进入了八强！
胜利属于左棍，属于刘圣人，属于刘绍棠，属于余秋雨，属于所有热爱中国左棍的人！
关二也许会后悔的，他在上半场多骂了两个贴子的情况下骂得太保守、太沉稳了，他失去了自己的勇气，面对中国左棍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他没有再拿出别的贴子那样猛扑猛打的作风，他终于自食其果。他该回家了，他不用回遥远的乌有之乡了，他大多数都在猫扑和铁血混。
再见！
Candice
镯控
2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4 11:59 只看该作者
回贴的时候我真是动了恻隐之心，觉得刘松松有点可怜。不过呢，事实证明可怜之人必有。。。。。
大衛王飯店
猶太復國主義者，兼職辦證。84呃党党魁
2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4 12:32 只看该作者
這篇文章有意思！
刘松萝
2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4 13:32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思思乐乐 于 2010-4-4 11:59 发表
回贴的时候我真是动了恻隐之心，觉得刘松松有点可怜。不过呢，事实证明可怜之人必有。。。。。
可怜你自己吧，垃圾学生而已。
不敬神的YODA
五毛你好，五毛再见
2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4 14:00 只看该作者
你们两还没有咬够啊…………………………玩玩就好了～能上1984的多少都是对天朝有不满的～～～～～～咬完就算了～～～～～别没完没了的啦
老干部
即使我死了我也依然有权又有势
2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4 14:45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刘松萝 于 2010-4-4 13:32 发表
可怜你自己吧，垃圾学生而已。
来劲了是吧？
我印象中的圣人可不是这样的哦~~~
从语气到做派无不是情人式的撒娇：“讨厌~你真坏~亚美蝶~”这回这个贴子里的话可不是您老的范儿啊？怎么回事？更年期无限连了？人小姑娘一没骂人，二没隐喻。怎么就让您上火成这样？气迷了心我能理解，内分泌失调，出这个门左拐，曙光医院。别往右啊，那是个粪坑。
都是大人了，怎么还不知道个好歹？您老以为撒个蛋疼无限的娇就能掩盖雀斑成块，护心毛成片的脸？反正也是木鱼的成色，就别拿自己当根葱了。沾酱的料不比挨敲的命好多少。老大不小的人了，就别再生事了，不然我们老是操不尽的心，还有你大爷。太累。
相信您这一生被无数次的叫过“小刘”或是“老刘”，窃以为再加一个字比较符合您现在的作派。您不是说这个流氓，就是给那位定义成狗的。“洪桐县里没好人。”您不会是唱本戏出身吧？要不我先起个垛口，您随着？闭上您那宝贵的两片吧，留着劲还能做个买卖。不比您在这儿骂闲街强？忘了跟您说了，我最近装备了合金的内裤，小心您的牙口。
您要是真有闲辙，上街跟花姑娘唱十八摸去，万恶淫为首也成，就别在这犯能耐梗了。就算是骂闲街，换个人，别失了您的身份。
综合您一贯的表现，给您写首打油诗：对着镜子说流氓，贞节牌坊身上扛。帝都无知小刘儿，难免可笑骂人忙。
您还还嘴么？
我很期待。
未来他老爸
2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4 15:53 只看该作者
楼上也是
跟羊癫疯发作了似的
啥事值得这么急冻？
别是受了什嘛刺激？
流浪的和尚
不受天朝管的花和尚
2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4 16:07 只看该作者
看完了，心里都明白了，关老二如果搞科研一定能成功，有股钻劲，小刘吗。还是年青啊。
snip3r
2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4 23:40 只看该作者
呵呵，又有骂战看了，关羽童鞋死磕这个刘绍棠了，说实话偶不认得他，也木看过他滴书
不过刘松萝童鞋愈是怒气冲天，关羽童鞋就愈有快感
现在看来删帖之路是走不通滴，对骂扣帽子是不解决问题滴，建议松萝童鞋转变战略战术，采取争取和同化措施
最好把关羽也感动鸟，此事不就和谐啦？搞政治，身段还是重要滴
刘松萝
2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4 23:51 只看该作者
我没有怒气冲天，也不是搞政治的。我只在这里贴文章，没有得罪任何人。现在那些小人要挑衅，我一定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回击。
可怜这里的版主，当初也是想做一些事情的。无奈志大才疏，眼高手低，无德无能。听任疯狗咬人来排斥异己，不仅暴露专制本性，还把这里变成第一号SB网站。
我要告诉他们，小人也是纸老虎。
光明的格里高利
八卦爱好者
2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4 23:58 只看该作者
对着镜子说流氓，贞节牌坊身上扛。帝都无知小刘儿，难免可笑骂人忙。
好词，谢谢刘圣人顶贴 ^_^
雷曼兄弟
@trotrotro
3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5 14:17 只看该作者
遗传很重要啊，看来
小刘颇有其父风范啊
虎父无犬子，我顶你！
崂山妖道
我站在米奇尼克和布罗茨基一边，做永远的反对派。
3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5 17:10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雷曼兄弟 于 2010-4-5 14:17 发表
遗传很重要啊，看来
小刘颇有其父风范啊
虎父无犬子，我顶你！
哦，雷曼兄弟这不是在搞血统论吗？
不敬神的YODA
五毛你好，五毛再见
3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5 17:42 只看该作者
哎～～～～～～～～～～～～～～～～～～～～～～～～～～～～～～～～～～～～～～～～～～～你们真是的
我是来劝架的
huangsi2001
3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5 19:32 只看该作者
想劝两句
看来不行了，杠上了就难以理性讨论了。
刘绍棠先生是著名作家，过去也是公众人物，是可以批评的，但是要理性一点，不要有伤个人的尊严才好，文艺批评布什这样的。
说实在的像刘绍棠先生那样的文人，在那个时代里，写了好多有影响的作品，也说过或做过错话、错事，那是很普遍的现象，对待他们还是宽容为好。
另外，我以为松萝老弟也不要那样顶真，骂来骂去不好。理解你的心情，不赞同你的做法。
huangsi2001
3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5 19:38 只看该作者
松萝啊
老夫也因为文章被骂过，咱看了就当没那回事一样，网络上的一些过节，认真不得，也不值得。
再世关羽
3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5 19:53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huangsi2001 于 2010-4-5 19:32 发表
看来不行了，杠上了就难以理性讨论了。
刘绍棠先生是著名作家，过去也是公众人物，是可以批评的，但是要理性一点，不要有伤个人的尊严才好，文艺批评布什这样的。
说实在的像刘绍棠先生那样的文人，在那个时代里， …
我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想搞文艺评论。倒刘绍棠完全是从政治角度入手的。跟文学哪里有半点关系？
光明的格里高利
八卦爱好者
3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5 20:06 只看该作者
咳咳，小朋友，清明到了，让人家安生点吧，和俺一起去玩轮子吧
再世关羽
3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5 20:11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光明的格里高利 于 2010-4-5 20:06 发表
咳咳，小朋友，清明到了，让人家安生点吧，和俺一起去玩轮子吧
对于我这样的实用主义者来说，我是反对与轮子闹得太僵的。毕竟他们的组织和资金，还有宣传渠道对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利用价值，而且他们也愿意与我们合作。
我说，不喜欢归不喜欢，面子上还是的过得去吧。毕竟我们人数少，能拉一个盟友是一个不好吗？
刘松萝
3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5 20:39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huangsi2001 于 2010-4-5 19:32 发表
看来不行了，杠上了就难以理性讨论了。
刘绍棠先生是著名作家，过去也是公众人物，是可以批评的，但是要理性一点，不要有伤个人的尊严才好，文艺批评布什这样的。
说实在的像刘绍棠先生那样的文人，在那个时代里， …
假如你没有看到全貌，就闭嘴。
在这里为邪恶的事情拉偏手，是伪君子。
刘松萝
3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5 20:41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huangsi2001 于 2010-4-5 19:38 发表
老夫也因为文章被骂过，咱看了就当没那回事一样，网络上的一些过节，认真不得，也不值得。
你愿意被骂，不能够代替我。要是顾及我们的交情，不为我说话，也应该不说话。
老了，要有原则。不可以献媚。
蒙面佐罗
4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5 20:54 只看该作者
这帖子谢关二，我看写得很好，情真意切。荒诞在哪里，关二说说？
个人观点：共裆几十年安稳统治，绝大多数中国人无论何阶层都有伦理道义上责任，关二盯着刘父，却忘记看看别人，包括自己“不关心政治”的老爹。你有权利批评别人父亲，除非自己老爹是遇罗克。
大家看过窃听风暴，都知道良心发现的东德特工其实是不存在的（一个都没有）。这两天刚听说一件事，关于刘父亲的：
读大学时，刘被党组织交付一个任务，就是监视某同学。相处很长时间，这个同学的一举一动都要被刘父汇报党组织，但刘父没有这么做，以至这个同学始终平安无事。几十年后相遇，刘父主动告诉这位同学，这位老先生才知道当年有那么回事。刘父若向党表个忠心扮个积极啥的，这老先生大概没有下半生可过。
刘父不是良心发现，而是没有像当年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那样丢掉良心。仅此一项，跟着团干部屁股后面混饭吃的关二就没法比，除非明天关二与团干部割席绝交并声明原因。
再世关羽
4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5 21:08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蒙面佐罗 于 2010-4-5 20:54 发表
这帖子谢关二，我看写得很好，情真意切。荒诞在哪里，关二说说？
个人观点：共裆几十年安稳统治，绝大多数中国人无论何阶层都有伦理道义上责任，关二盯着刘父，却忘记看看别人，包括自己“不关心政治”的老爹。你有 …
问题是他这里面的”事实“都是编造的。你怎么不看看二楼，三楼，公开场合放这等臭屁的，能是好人吗？更何况底下都是受教育的学生。你刘绍棠有良心吗，让学生们收到这种狗屁言论的毒害？
还有，我和团干部相交是个人友谊，没有政治上和经济利益上的纠葛，更没有借机混个官位当当。不像刘绍棠这个高坐在作协副主席的宝座上的东西。作协主席，有哪个是好东西了？好人能当中国作协的主席吗？
刘党孙编个故事你就信，你怎么不去看看林斤澜是怎么评价刘绍棠这个争名夺利的小人的？
蒙面佐罗
4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5 21:30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再世关羽 于 2010-4-5 21:08 发表
问题是他这里面的”事实“都是编造的。你怎么不看看二楼，三楼，公开场合放这等臭屁的，能是好人吗？更何况底下都是受教育的学生。你刘绍棠有良心吗，让学生们收到这种狗屁言论的毒害？
还有，我和团干部相交是个 …
你如何证明这些事实不是事实？那位老先生还在人世，你大可调查。
你他妈的公开场合私下场合都在给党做免费义工，和团干部这种狗屎不如的奴才做朋友，你能是好人？当然，你在这里的狗屁言论毒害不了谁，你这个雄心万丈的业余政治家还没这个能耐，你不过被人摆布驱使当作过河卒子用用，完了当擦屁纸扔掉而不自知的蠢货而已。
再世关羽
4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5 21:35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蒙面佐罗 于 2010-4-5 21:30 发表
你如何证明这些事实不是事实？那位老先生还在人世，你大可调查。
你他妈的公开场合私下场合都在给党做免费义工，和团干部这种狗屎不如的奴才做朋友，你能是好人？当然，你在这里的狗屁言论毒害不了谁，你这个雄心 …
我什么时候私下里给党做免费义工？帮人忙不算做义工。而且我也没干什么缺德事。（报私仇不算）。谢谢讲稿编个公告还成了犯罪行为了？至于大学里得团干部，一看就知道你没念过大学。大学里的团干部，除了极个别脑子残的（团委活重捞不到多少油水），大部分都是书妓直接选的老实孩子。还有，我可没在这里毒害任何人。倒是你，在84的名声臭不可闻，还公然替被盖棺定论的左棍文痞刘绍棠辩护，呵呵。你算是什么呢？
蒙面佐罗
4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5 21:44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再世关羽 于 2010-4-5 21:35 发表
我什么时候私下里给党做免费义工？帮人忙不算做义工。而且我也没干什么缺德事。（报私仇不算）。谢谢讲稿编个公告还成了犯罪行为了？至于大学里得团干部，一看就知道你没念过大学。大学里的团干部，除了极个别脑子
…
你这种“政治家”竟然真的不知道学生中干部大多党委挑选的探子，倒是笑料一件。可惜我觉得你不象不知道，而是试图混进这个圈子。否则哪个正常人傻逼到你这种地步，跑去做这种没屁眼的鸟事，居然声称是给朋友帮忙。何不干脆挑明了，就说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很感谢你再次表演84网民三代表宣布我臭不可闻，说明佐罗的确是你们这帮毫无伦理底线可言的机会主义蠢货的噩梦。
蒙面佐罗
4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5 21:49 只看该作者
凡是给共党组织干活得到好处的，统统都是五毛
虽然你并不见得从办公室领取五毛钱一稿，但其他方面的好处却是肯定的，至少你的团干部朋友请你吃点喝点是大可理解的。你不会说你的朋友是你爹，党组织是他爹吧？
再世关羽
4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5 21:53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蒙面佐罗 于 2010-4-5 21:44 发表
你这种“政治家”竟然真的不知道学生中干部大多党委挑选的探子，倒是笑料一件。可惜我觉得你不象不知道，而是试图混进这个圈子。否则哪个正常人傻逼到你这种地步，跑去做这种没屁眼的鸟事，居然声称是给朋友帮忙。
…
第一句话我就不说什么了。典型的阴毛论腔调。我这个人比较讲义气。要是朋友叫我帮忙，我觉得没问题自然就会帮。当然啦，叫我去四处骂人挑衅，这样的忙我是不会帮滴。跟某些人不同，我还是有基本的道德观的。至于噩梦吗。哈哈，你离这个词还差得远。别自抬身价啦。你从出来到现在，我看你的那些精彩表演，除了想乐就是想乐。你呀，不是噩梦，你是郭德纲。
再世关羽
4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5 21:57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蒙面佐罗 于 2010-4-5 21:49 发表
虽然你并不见得从办公室领取五毛钱一稿，但其他方面的好处却是肯定的，至少你的团干部朋友请你吃点喝点是大可理解的。你不会说你的朋友是你爹，党组织是他爹吧？
是啊，我是五毛。我每天打工干活，挣的钱买东西的时候要给TG交税。我当然符合你口中五毛的定义。不过，您有工作没？消费不？交税不交税？？
还有，我那朋友可是特困生。要不然能到团委办公室去勤工俭学吗？（我们学校办公室成员可是有补助的），他有时候没钱了我还借他钱救救急。他还我的钱上面可是沾满了TG的肮脏和腥臭。唉，我有罪啊，我收了TG的钱，我对不起人民啊！
话说你有医保没，社保有没？有！？那你还有脸说我？
蒙面佐罗
4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5 22:05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再世关羽 于 2010-4-5 21:53 发表
第一句话我就不说什么了。典型的阴毛论腔调。我这个人比较讲义气。要是朋友叫我帮忙，我觉得没问题自然就会帮。当然啦，叫我去四处骂人挑衅，这样的忙我是不会帮滴。跟某些人不同，我还是有基本的道德观的。至于噩
…
你什么鸡巴都没法说，因为我拔了你的阴毛，你还算什么鸟，你的道德观是狗屎一堆，决定了你可以用“给朋友帮忙”为借口热脸贴共党冷屁股，说明你贱人一个
再世关羽
4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5 22:12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蒙面佐罗 于 2010-4-5 22:05 发表
你什么鸡巴都没法说，因为我拔了你的阴毛，你还算什么鸟，你的道德观是狗屎一堆，决定了你可以用“给朋友帮忙”为借口热脸贴共党冷屁股，说明你贱人一个
哎呦喂，我要是想贴TG热脸，咋不去卖身倒贴我校的那个马脸女书妓？至于为朋友帮忙，一个为人老实的仗义朋友，还是个穷孩子，要求提得也不过分。这忙我要是不帮，我可就成了满脑大粪的无情无义不要脸，只会攻击别人是五毛，将别人道德观视为狗屎的家伙了。
蒙面佐罗
5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5 22:12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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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再世关羽 于 2010-4-5 21:57 发表
是啊，我是五毛。我每天打工干活，挣的钱买东西的时候要给TG交税。我当然符合你口中五毛的定义。不过，您有工作没？消费不？交税不交税？？
还有，我那朋友可是特困生。要不然能到团委办公室去勤工俭学吗？（我们 …
老子的钱每一分都是干净的，与你享受的共党狗屎可是天差地别。你天天琢磨如何吃到狗屎，所以脑子出了问题，居然扯上缴税和消费医保。
经验告诉我，你这脑子算废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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