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當年引發這場事件的那些主要人物，大部分已被歷史和人們遺忘，只有極少數人還在海外活躍。這些參與當年的事件、目前仍在海外從事民運活動者，有王丹、王軍濤、魏京生、柴玲、胡平、薛偉、楊建利、劉青、吳弘達、倪育賢、王希哲、徐水良、陳破空、伍凡、唐柏橋、傅申奇、劉國凱、李洪寬等，還有因刑事犯罪正在服刑的王炳章、彭明等人。本書將重點介紹他們以前和現在的情況，以及他們人前人後的言行。  

 

本書以客觀角度，引用海內外公開發表的文章和資料為依據，不夾雜個人感情和政治傾向，公正持平地介紹“六四精英”們過去的經歷和他們目前在海外民運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個人生活、命運的現狀。  

  

 

本書試圖透過具體的歷史記錄和真實故事，讓人們透過媒體上的表面介紹，及其背後的獨家內幕，認識這些人物不為人知的一面；亦引用一些民運人士的公開文章和當事人自己的相互攻訐，以反映當下海外民運的現狀以及民運內鬥的實際情形。  

 

透過這本書，讀者也許可以深刻反思20年來海外民主運動的客觀歷史，認清海外民運組織的實質，以及這些民主精英們的本來面目。  

當全世界媒體的鏡頭緊張地追蹤著那場歷史性的示威抗議時，這個身穿T恤牛仔褲、瘦小的青年女性，搖身一變成為持不同政見人士的代表和學生總指揮，鼓勵學生們以極端和激烈方式，對抗政府和解放軍。她是憑什麼魔力獲得那麼大的影響力，並一舉成名的呢？而今她又在哪裏呢？  

柴玲，1966年生，山東日照市人。1989年時，她正在北京師範大學讀研究生。據熟悉她的人士說，柴玲是個很聰明的學生，但是讀書的成績一般，而且特別愛出風頭，整天夢想著自己要出名、要出人頭地。六四發軔初期，她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女生，每天跟在其他同學後面參與遊行示威。有幾次，她試圖接近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領導圈”，都被忽略並擠出門外，這使她產生被冷落的憤怒。  

 

5月19日夜，機會來了。當時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首次訪華，這是前蘇聯領導人時隔三十年後首次正式訪華，標誌著中國和蘇聯這兩個主要的社會主義國家重新走到一起，由彼此敵對走向和解，這是劃時代的重大歷史時刻。中蘇和解將改變世界政治格局，影響世界秩序，所以備受矚目，當時各國媒體的2000多名記者齊聚北京，採訪報道這一重大歷史事件。  

 

其時，中國用於進行重大外交禮儀活動的天安門廣場被抗議示威的學生和民衆佔據，中國歡迎戈巴契夫訪華的儀式無法在天安門廣場進行。因此，此次重大的外交活動竟連一個像樣的歡迎儀式都沒有舉行。  

 

此時，學生們覺得繼續在天安門廣場靜坐會影響國家形象和中蘇兩國回暖的外交。那天夜裏，集聚在廣場上的學生領袖們開始表決“要不要停止靜坐示威”。兩輪表決後，多數學生領袖認為，應以大局為重，“民主運動應循序漸進，才能形成良性循環”；“民主運動不應破壞國家利益”，所以大多數學生領袖同意撤離天安門廣場。  

 

這時，瘦小的柴玲憤怒地從人群中站起來，象當年文革的造反派那樣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講，號召學生們繼續“勇敢戰鬥”。她最後指責，凡是主張撤退的，就是軟弱投降。柴玲的話引發了學生們的熱烈掌聲，在年輕衝動的學生們心中重新激起波瀾。結果，在第三輪表決時，情況急轉直下，柴玲獲得了“一面倒”式的支持，並由此獲得了對學生運動的實際掌控。從此以後，柴玲提倡的這種非理性的“街頭運動”模式，開始在廣場上擴散開來。  

 

就這樣，這場群眾運動逐漸失去理性，並形成民粹式的街頭運動式的“極端主義的比賽”――誰更偏激誰就更正確。“極端、激進和非理性”，從此成為柴玲成功的秘密武器，而且屢試不爽，直到把她變成與王丹、吾爾開希等人齊名的最著名的學生領袖之一。而正是柴玲的這種偏激和魯莽，使當年本來可以促進中國民主和平進階的天安門運動，不可避免地轉化成一場極端和暴力的流血衝突。  

 

歷史鏡頭曝光 領袖成為禍首  

 

1995年，美國著名專欄作家柏利（Bailey）在《波士頓環球報》撰文稱，多年來，柴玲的英雄形象已經變得模糊不清，柴玲當年的盟友責備她和其他學生領袖，為了自己出名和奪取權力而故意以“犧牲他人”，導致六四變成流血衝突。  

 

而此前公映的一部以《天安門》為題的記錄片，則用歷史鏡頭真實地揭示了柴玲當時的言行。該記錄片顯示，柴玲在北京一間旅館客房裏接受美國記者康寧漢（Phil Cuningham）採訪，她當時對著鏡頭說：“學生們不斷地問我，下一步應該做什麼？我們可以達到什麼目標？我感到很哀傷，因為我怎麼能告訴他們：我們實際上希望血戰，希望政府宰殺人民。因為只有天安門血流成河，中國人才會睜開眼睛。”  

 

記錄片中的這段情節一曝光，立即在海外引起強烈反響，柴玲因此被指責成導致“流血衝突”的罪魁禍首。柴玲稍後以“讀者”名義向媒體投書，為自己辯解，聲稱，儘管她對“六四”悲劇負有實際責任，但她沒有故意傷害自己同學的動機；她之所以被歷史推到這樣特殊的地位，很重要的原因是她在當時的大環境所致；她的政治知識和理性思維明顯不足，是造成血衝突和歷史錯誤的根本原因。  

 

六四事件過去數年之後，海外主流媒體和社會各界開始對六四事件進行理性分析和深刻反思。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之下，柴玲昔日的表現才被媒體披露出來，並引發輿論的極大物議，而柴玲本人的辯白，則顯得不誠懇、缺乏懺悔意識，更像是把個人應當擔承的責任推卸給歷史。  

 

“讓別人流血，而自己求生”  

 

該年4月25日，臺灣《聯合報》以《讓別人流血，而自己求生》為題，報導了紀錄片《天安門》的内容。這篇報道的標題，一針見血地撕破了柴玲的“英雄”形象。  

  

從影片中可以看出，當年在美國記者康寧漢（Phil Cuningham）面前，柴玲似乎是自以為遇到了自家人，其時又沒有其他學生領袖在場，於是和盤托出自己的底牌。她對記者說，她作為“總指揮”，根本就不是要領導學生們去爭取什麼“勝利”，“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用鮮血和生命喚起民眾”。記者問：“你自己會繼續在廣場堅持嗎？”柴玲厚顏道：“我想不會的，因為我跟大家不一樣”，“我就這樣想”，“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人說自私什麼的”。   

  

此段訪談的歷史鏡頭一經曝光，柴玲的“流血論”立時在海外引發了巨大的爭議，並引發了對柴玲當年動機的極大質疑。面對質疑的聲浪，當事人辯稱，柴玲的“一部分談話在美國的電視媒體上也被用過”，但是因為翻譯、剪接等技術問題“而失去了柴玲說話的邏輯性”，試圖以此為柴玲的言行開脫。  

 

然而，事實畢竟是事實，開脫是不能推卸責任的。有論者云：將別人往死裏推，而自己逃之夭夭，這算得什麼志士仁人呢？所謂志士仁人，必須是“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倘若有求生以害仁，無殺身以成仁，那就翻到了志士仁人的反面，就成了懦夫小人。然而，柴玲又豈止有求生、無殺身而已，簡直是殺眾人以成一己私利。   

 

詩人北島詩云：“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回頭去看，這句詩簡直就是一句讖語，為柴玲之流的“英雄”們畵出了絕好的畫像。當學生和民衆在天安門廣場流血的時候，柴玲們卻悄然離去，以“領袖”的身份踏上美利堅的國土，還振振有辭地宣稱流血能夠擦亮中國人的眼睛，不知當年虔誠地追隨柴玲的學生們看到影片中的這段訪談，心裏會是怎樣的滋味？  

 

試想，如果當時及時公佈柴玲的這段談話，或者西方輿論當時就對柴玲提出批評，對那些瘋狂的非理性和極端主義予以客觀公正的評價，或許就可促使人們覺悟，並可能促進中國局勢的安定，避免一場流血衝突的悲劇。現在，六四事件已事過境遷。愈來愈多的中國人、愈來愈多的國際輿論，看到了當時的錯誤和某些人的偽善面目。而柴玲隨即從一個西方媒體製造的“英雄”，翻雲覆雨地變成了西方媒體筆下的罪魁禍首，成了一顆迅速閃亮、划過夜空，又迅即消失的彗星。  

 

夢想一夜暴富 經商一敗塗地  

 

現在，年逾不惑的柴玲，已從中國人的視野中消失了。即使在海外異議人士的各種聚會上，也很少看見柴玲的影子。因為，那裏沒有什麼油水，她不再感興趣。她的性格促使她要玩“更刺激的”。近年來，柴玲唯一的一次公開露面，是在王丹舉行的一次聚餐上。人到中年的柴玲發福了不少，與1989年時的纖細女生判若兩人。民運圈更盛傳柴玲剛做了母親，但柴玲對此笑而不答。  

 

柴玲曾在普林斯頓大學就讀，但沒有畢業。在那裏，她對朋友說：“中國男人特沒勁”，並發誓不再跟中國男人上床。於是，就開始與她在國內時就結婚的丈夫封叢德鬧離婚。此時，同樣是當年學生領袖的封叢德，深知這個名人太太背後已有美國男人撐腰，所以只有招架之功，無有還手之力，所以，他只能“高興”地讓出太太，雙方談好價格後，封叢德拿錢走人完事。此後，封叢德還“很有風度”地多次公開發表文章，為前妻柴玲在天安門運動中的角色“辯護”，儘管柴玲本人對此早已不屑一顧。  

 

後來，柴玲憑自己的名聲和美國男人的支持，轉往哈佛大學攻讀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畢業後，她獲得一間顧問公司的工作。在那裏認識了現在的丈夫、比她大十歲的馬丁（Maginn）。兩人於1998年開設網路公司“珍查巴爾”（Jenzabar），其主要業務是製作學校用的行政管理軟體，供學生登記學科和檢查課外作業之用。  

 

網上服務推出後，珍查巴爾公司曾經同美國南達科他州的一些學院簽訂協定，試圖以此形成付費查詢的商業模式。但實際結果是，的確有學生曾經使用他們的服務查詢相關資訊，但沒人付款。這本來已是十分危險的商業信號，但毫無經商經驗的柴玲夫婦，當時仍雄心勃勃，策劃花費钜資將公司“上市”。後來，適逢美國納斯達克出現泡沫，上市計畫終於告吹。  

   美國媒體報導稱，珍查巴爾公司對外界表示，柴玲雇用的前首席財務長不能勝任他的工作，還試圖用一個“和解方案”來敲詐勒索柴玲，企圖拖垮她的公司。珍查巴爾公司還採取了“特別措施”解決與佩加蘇斯夥伴公司的糾紛。珍查巴爾公司說服法官，在“特殊情況下（柴玲是著名政治領袖）”，禁止原告在法庭的控告，並且成功地撤銷了起訴。  

 

 

據後來美國中文媒體透露，柴玲在法庭提出的“特殊情況”，就是她從美國國會和“政治名人”那裏獲得的一系列文件。透過這些重要人物寫的求情信、推薦書和辯護詞，來證明柴玲是中國“天安門事件”的政治英雄，為了“民主自由”和美國國家利益，法庭應立即撤訴。  

但是，佩加蘇斯夥伴公司並沒因此偃旗息鼓，而是隨即移師到特拉華州，繼續起訴柴玲。佩加蘇斯夥伴公司的起訴書表示：2002年11月，珍查巴爾公司沒能歸還它應當歸還的2500萬美元貸款，以後升高到3700萬美元。這種違約可以讓佩加蘇斯夥伴公司重新選擇公司的董事會，這意味著解雇柴玲。而柴玲在反訴書中，譴責佩加蘇斯夥伴公司進行了失敗的“倒閣行動” ，還指控對方阻礙她找到新的融資。雖然在法庭上雙方均表示同意解決分歧，但是雙方官司仍然繼續。  

 

柴玲分不清現實和夢境  

 

天安門事件後，批評柴玲的人表示，她的“英雄”形象與她的強硬戰術不一致。現在她的批評者對她的公司經歷進行了同樣的批評。同時，柴玲仍在媒體上到處宣揚她從“天安門英雄”轉變成“美國企業家”的經歷。2003年六月，柴玲對一家雜誌表示，“目前我正在做一個美國夢，我將成為腰纏萬貫的企業家”。對此，美國媒體諷刺說，對於柴玲來說，把現實和夢境分開總是最困難的事情。  

 

前幾年，有海外中文媒體報導，曾擔任天安門廣場學生總指揮的柴玲，低調訪問香港，並且四出訪友。據悉，柴玲來香港的目的並非搞民運活動，反而她是希望先行在香港探路取經，為稍後她本人計畫到上海開展環保事業鋪路。另一報導說，近年柴玲在美國開設的網路公司官司纏身，而且財務狀況一團亂糟，所以她異想天開“另謀出路”，計畫到上海開展環保事業。不過，由於中國政府對柴玲的通緝令仍然有效（她是六四事件21個通緝犯之一），因此人們不明白她為何有返回大陸發展事業的想法，難道這又是她現實和夢境“難捨難分”的新趨勢？抑或是另一個“宏偉的”空想計畫？  

 

這是柴玲近年來最後一次出現在媒體上的影蹤。此後，年逾不惑的柴玲在公眾面前徹底銷聲匿跡了，就像一顆消失的無影無蹤的彗星。  

由於公司成立後費用甚巨，且一直沒有收益，所以公司財政陷入拮据。據後來的法院資料顯示，早在2000年6月，公司就陷入了嚴重財務危機，但柴玲他們向出資股東隱瞞這一事實，並出據虛假財務報告，繼續招股引資。  

 

其後，包括首席財務長在內的一些珍查巴爾公司高級主管向法院舉報控訴，指柴玲與其丈夫開設的網路公司，做假帳誤導小投資者，並且欺騙美國聯邦稅務局。  

  

柴玲的丈夫馬丁是百尼公司（Bain& Co. partner）的一個前合夥人和州財務長的競選失敗者。他們經營的珍查巴爾公司在之前的一個記者會上曾宣稱，珍查巴爾公司獲得“歷史性”的財務成果；2002年是珍查巴爾突破性的一年，2003年將是該公司歷史上最成功的一年。但是，2003年美國《波士頓環球報》的報導卻披露了珍查巴爾公司“保密的事情”，——當珍查巴爾公司在大眾面前創造好形象時，它的主要出資者和融資來源，正試圖解雇公司的經營者柴玲和馬丁，原因是珍查巴爾公司沒有履行貸款協議。根據法院檔案顯示，“珍查巴爾”主要股東是康州的一間私人股份公司“佩加蘇斯夥伴公司”（Pegasus Partners），該股份公司當時正在推動出售珍查巴爾公司。其實，當年三月起訴柴玲，只是珍查巴爾遭遇的一系列起訴案件之一。在此之前，包括首席財務長在内的五位公司高級主管已經在起訴珍查巴爾公司，他們控告柴玲和馬丁進行了一些不道德、不合適和非法的行徑。柴玲代表珍查巴爾公司否認這些控告，並且“花錢解決”了一些爭議。  

民運二王之王丹  

 

王丹是當年天安門廣場上赫赫有名的學生領袖之一，與已經淡出人們視線的吾爾開希和柴玲不同，王丹至今依然活躍在民運的第一綫，有關他的消息，至今依然時時出現在各種媒體上。有消息稱，王丹曾經在國内的門戶網站新浪網上建立過一個個人博客，化名發表了一些博客文章；2009年初，這個據稱是王丹名下的博客被新浪網關閉。這個傳聞，是目前國内能聽到的最新的有關王丹的消息。  

 

王丹，1969年2月26日生於北京，祖籍山東，原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當年，王丹作為北京大學的教工子弟，在北京大學附中就讀。中學快畢業時，王丹憑藉父母的關系，被評上北京市的市級“優秀團幹部”，然後，以此為條件被保送進入北京大學。他在北京大學國際經濟系才讀了一年，就學不下去了，因學習成績太差，差點留級，於是又通過父母的關系，轉到了其母任職的歷史。据知情者透露，王丹在北大時並無心讀書，而是熱衷於在學生中聚眾鬧事，愛當“孩子王”。在轉入歷史系之後數月，王丹就成了六四事件中主要的學生領袖。  

 

1989年5月，王丹與吾爾開希、劉剛（此二人已遠離民運，淡出人們視線）等一批不安心讀書的學生，首批來到天安門廣場，拉起標語布條進行靜坐抗議，並由此拉開了震驚中外的六四事件的序幕。  

 

六四之後，作爲當時重要學生領袖之一的王丹，被中國公安部列入通緝名單。被捕後，因為向警方“徹底坦白，積極合作”，還主動檢舉了那些“沒有暴露”的鬧事者，被警方依照“坦白從寬”的原則予以寬大處理。1991年，北京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的罪名判處王丹有期徒刑四年。當時，王丹所獲的短暫刑期，曾經讓很多不明真相的人感到迷惑，覺得“判輕了”，因為以“六四”那樣的大件事，以王丹當時的“領袖”身份，這樣的刑期實在是很短。  

 

1993年，王丹獲釋後，又因拿海外經費、出賣情報等犯罪，於1996年以“陰謀顛覆政府罪”獲刑11年。坐牢三年後，其家屬對外國機構謊稱，王丹在獄中可能罹患腦瘤並導致失明，危及生命，呼籲國際捐款和營救。為此，美國向中國不斷施加壓力，要求立即釋放王丹。1998年4月，王丹獲准赴美“保外就醫”，但是王丹抵美後，赴美國底特律一家醫院“醫治”，當時，該醫院的檢查結果是，王丹有輕微的咽喉炎，絕對沒有腦瘤，其健康狀況良好，無需入院治療。  

  

王丹的兩次入獄，總計服刑八年。應當承認，以王丹在六四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言，這樣的刑期其實是很短暫的。當時的美國政府為營救王丹出獄，做足不少功夫，據説美國高級官員或者國會議員訪華時，曾經拿出過一種小紙條，這小紙條上是包括王丹在内的大陸異見人士的名單，以此與中國領導人討價還價，作爲改善中美關係的籌碼。這種傳聞雖然沒有經過確切的官方消息證實，但至今仍然爲人津津樂道。  

 

來到美國後，王丹因英文不過關，只能以美國式的“走後門”被推薦到哈佛大學，攻讀歷史學博士。目前，他住在美國加州，經常在海外、香港及臺灣的報刊上，發表些短淺輕佻的評論性文章，來證明他的存在和價值。  

 

但是，頂著哈佛博士頭銜的王丹卻對這個可以給他帶來榮耀的學位諱莫如深。2003年六四事件十四周年紀念日，王丹透過媒體與聽眾對話。有聽眾問王丹是如何進入美國哈佛大學的，當時王丹慌忙把問題扯開，並王顧左右而言他，大談自己當年在北京大學的經歷，前言不搭後語。接著，他又稱自己並不稀罕上什麼哈佛大學。   

 

能上哈佛大學這樣的世界名校，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一種榮耀，有什麼不能正大光明承認的呢？何況王丹經常是以“哈佛博士”頭銜招搖過市的。問題其實很簡單，王丹進入哈佛大學沒有經過入學考試，他連託福都考不到三百分，進美國任何一所普通大學都是不可能的。而他進入哈佛大學的個中堂奧，乃是當年台灣情報機關以“台灣校友會”向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捐款”的方式，為王丹承擔了昂貴的學費，而哈佛大學再將其中的一部分“捐款”以獎學金的名義贈予他，使其得以進入哈佛。  

 

據知情者稱，王丹在哈佛大學基本上沒有上過什麼課，也從不參加考試。人們所看到的王丹也並沒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他的學業上，他仍然是一個社會活動人士，擔任著美國“自由亞洲電台”的政治評論員、《北京之春》雜誌社社長、“天安門一代”基金會召集人等。他頻繁地往來於臺北、華盛頓、紐約、舊金山、澳洲等地，參加與民運有關的各種會議。另外，幾乎每個月都要撰寫七八篇抨擊中國大陸、頌贊台灣及美國的短淺的評論文章，在“自由亞洲電台”、“多維新聞網”、《北京之春》、《大紀元時報》等媒體上定期發表，然後再合成集子，在台灣發行《王丹觀點》之類的書。  

 

總之，王丹在哈佛大學的學歷和學位乃是政治產物，同大陸“文革”年代的張鐵生交白卷上大學是一回事。而王丹近年來發表過的部分評論文章及演講水準，則被很多人評論為“跟大字報差不多”。王丹雖是名義上的“哈佛博士生”，可是卻不會閱讀美國的學術書籍，更不會以英文寫作。所以，他在哈佛大學的碩士研究課題，選的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他的博士研究課題，則選的是臺灣美麗島事件和民進黨對台灣社會的影響，而他以中文完成的博士論文，據知情者稱，其實是由台灣“熱心人士”代筆的。   

 

現時王丹擔任著美國“自由亞洲電臺”評論員和隸屬臺灣軍情局的《北京之春》雜誌社長。他經常在美國和臺灣說，“中國五年後將崩潰”，“兩年後將陷於危機”，然而他所預言的這種情況始終沒有出現。王丹亦曾呼籲歐盟不要解除對華武器禁運，並支持陳水扁執政時廢除《國統綱領》的動作，還向臺灣民進黨說“中國不敢犯台”。儘管王丹一再否認接受臺灣資助，但是，陳水扁在臺灣特偵組偵辦其貪腐案件的過程中，宣稱曾給過王丹數十萬美元。  

 

另據臺灣《TVBS週刊》披露，除了上述政治活動之外，在私生活上，王丹還顯露出同性戀傾向，經常以同志身份出入台灣及美國的同志酒吧或俱樂部尋歡作樂。據稱，其在同志性行為中多扮女性身份，還把自己的“扮女照”貼上同志網站，四處尋找同性配偶（sex partner）；也常在自己的博客裏抒發對“他”的纏綿愛情，有時還寫一些多愁善感的詩；無論他到哪裡，身邊都跟著一兩個年輕英俊的同志性夥伴。爲此，王丹曾經指控《TVBS週刊》涉嫌誹謗，但是，《TVBS週刊》聲稱，他們掌握有足夠的證據表明，王丹是同性戀者，而且他在哈佛大學獲得的學歷也是假的。至今這仍然是一個葫蘆提的案子，但同性戀身份的曝光，似乎也並沒有影響到王丹的政治生涯。  

 

民運二王之王軍濤  

 

如果說，年輕的王丹是1989年天安門運動台前的主角之一，那麽，比王丹年長十多嵗的王軍濤，則是站在王丹這些學生領袖身後搖著羽毛扇的軍師。  

 

王軍濤，祖籍河南，1958年生於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1989年因參與六四被北京指為天安門運動的“幕後黑手”，被列入通緝名單。六四之後，王軍濤逃到武漢躲避了半年才被抓捕，當時被判處13年有期徒刑。1995年，王軍濤以“保外就醫”名義赴美，開始其政治流亡生涯。其間，他先被“免試推薦”到哈佛大學讀行政管理碩士學位，後來又轉到哥倫比亞大學讀政治學博士學位。  

 

在此期間，王軍濤與劉曉竹、吳學燦（原《人民日報》編輯）等人成立了一個名叫“中國戰略研究所”的民運組織。美國民主基金會和臺灣情報機構每年為該組織提供數十萬美元“研究經費”。而他們幾個人除了向出資者每月提交一份英文的“Brief（簡報）”外，幾乎什麼都沒幹。後來，三人因為“經費”分配不均而開始內鬥；三個主辦者按民主原則票決，結果兩人站在王軍濤的對立面，王軍濤被迫出局。  

  

於是，王軍濤向臺灣和美國告狀，說沒有他的研究所就是“非法團體”。於是，所有“資源”被一齊卡斷，研究所正式解體。之後，劉吳兩人到處發傳真、上網揭發王軍濤的“材料”。 於是，王軍濤貪污、挪用經費、玩弄女人等一系列醜聞迅速曝光，在民運內外閙得沸沸揚揚。  

 

劉吳兩人揭發的最重要的貪污醜聞是這樣的，——王軍濤報帳說，給予中國國內的陳子明、陳小平等人數萬美元。可是當這些人出國抵美後，被證實他們並沒受到這些錢，或只收到一部分。對此，王軍濤被質詢時，辯稱他私自決定把大部分錢給了在中國大陸的另外的“某某”了，但卻沒有任何證據等能讓他自圓其說。  

 

關於王軍濤玩弄過的女人，劉曉竹和吳學燦列出了一個長長的清單。從這份清單可以看出，海外民運圈內有名有姓的年輕女性，幾乎都被王軍濤拉上了床，其中包括很多“朋友之妻”。在美國站穩腳跟後，王軍濤與已經成為“黃臉婆”的髮妻侯曉天離婚，離婚的理由是王軍濤聲稱侯曉天與某美國男人通姦。這個理由似乎很充分，因爲就在與王軍濤分手後，侯曉天真的與那個美國人結了婚。在與侯曉天辦理離婚的同時，王軍濤正與哈佛大學的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子同居。可惜好景不長，一年後，王軍濤又被這個女孩甩了，據說那個女孩跟了一個老外。  

  

1999年，王軍濤成為孤家寡人，對女性如饑似渴，一不小心讓一個從貴州來美的已婚女人“未婚先孕”。女方姐妹倆與他大鬧不止，聲言要讓王軍濤“沒臉見人”。王軍濤被迫妥協，表示願意“奉子成婚”，以此來平息事態。  

 

這個貴州女人與仍在中國的丈夫辦理了離婚手續後，王軍濤被迫與之結婚，並接受了她與前夫所生的一個十幾歲的男孩。在王軍濤此次結婚八個月後，貴州女人又為王軍濤生出一個女孩。這樣，王軍濤一下有了四口之家。目前，他全家定居於新澤西州一個偏僻的小城市，離紐約兩個多小時車程。  

 

與貴州女人結婚後，王軍濤仍然與很多的女性保持定期約會和婚外情關係，風流豔事經常被身邊的朋友爆料出來。他的現任妻子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家裏還是經常打打鬧鬧。其妻因此也常向大陸的親友哭訴，訴說自己處於“崩潰狀態”。  

這些年來，像王丹一樣，王軍濤真正讀書的時間其實很少，更不可能象其他學者那樣潛心鑽研學問。他與王丹等人一起，整天“行走”於臺灣和美國之間，名義上是從事“民運串聯”活動，實際上是向美國和臺灣等地的金主爭取“活動經費”。  

 

爲了獲得經費，王丹、王軍濤參與成立了各種名目的民運組織，如王丹與白夢等人組織的“天安門一代”；王丹與胡平、薛偉和于大海等組織《北京之春》雜誌；王丹、王軍濤、胡平、吳任華等組織的“憲政協進會”；王軍濤、郭岩華、陳破空等組織的“哥大中國論壇”等等。  

 

至此，王丹和王軍濤這對“老少配”拍檔成了名副其實的“民運二王”，以他們過往的資歷和現時的名望，似乎大有成爲海外民運龍頭老大的趨向。如果說已經在人們視線中消失的柴玲和吾爾開希這些昔日的學生領袖，是匆匆划過夜空的民運彗星，那麽，至今仍然活躍在民運第一綫的王丹、王軍濤，就是民運的恆星，雖然他們的光芒並不是那麽燦爛奪目，甚至有些骯髒，但這似乎不妨礙他們繼續發光。  

 

臺灣軍情局控制主流民運組織  

 

雖然上述由“民運二王”發起建立的這些民運組織對外堂而皇之地宣稱他們從事的是“民主運動”，但背後事實卻並非完全如此。2005年，一份臺灣情治單位的密件在海外媒體上被公開曝光，揭發出臺灣情治單位多年來資助海外民運、從事大陸情報工作的內幕。該密件披露，早在1982年，海外民運就和臺灣情治單位扯上了關係。這要從一個叫做王炳章的人說起。  

 

王炳章，1948年生於瀋陽，1971年畢業於北京醫學院，1979年公派到加拿大學習醫學。後來，他在紐約創辦《中國之春》雜誌，引起了臺灣情報局（1980年代後期改編為“軍情局”）的注意。當時，臺灣情報局立即派人與王炳章取得直接聯繫，王炳章則派其私人代表甯嘉晨到臺灣商談合作事宜。  

 

據被海外媒體曝光的臺灣國安局密件顯示，臺灣情報局在上報國安局核准後，決定與《中國之春》展開秘密合作，進行反大陸活動。為此，臺灣特別成立了“移山專案”，每月資助《中國之春》3萬美元。1985年年底，王炳章連任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簡稱“中國民聯”）的主席，從此，臺灣情報局除了每年向該組織提供60萬美元的活動經費外，每月還發給王炳章1000美元的工資。但臺灣方面對王炳章並不完全信任，派出特工林樵清監視他的一舉一動，以防止王炳章“脫軌”。  

 

隨著民運人士紛紛跑到國外，其內部對於海外民運領導權的鬥爭異常激烈。從一開始，臺灣的國民黨當局就清楚地認識到，這些人根本成不了什麼大事。因此，1994年6月胡家麒接任臺灣軍情局局長後，乾脆只簡單地把民運組織變成了搜集大陸情報的工具。據臺灣國安局密件披露，當時受臺灣軍情局控制的民運組織達17個，遍佈美國、日本、英國、德國、法國等國和香港。  

 

臺灣的經費主要提供給民運組織的幾個主要人士，如王炳章、王丹、王軍濤、胡平等人。除王炳章的“移山專案”外，以胡平為首的一批人被臺灣方面列入“文正專案”，經費由專案補助；以王軍濤為首組織的“中國戰略研究所”，則被列入“致廣專案”；已被大陸國安局抓獲、判處間諜罪並驅逐出境的李少民，當時被臺灣列入“志翔專案”，經費由個案申請。  

 

臺灣當局把收買的民運人士作為情報員，並將他們分成不同的類型，其中“聘幹”是正式聘任的特工，負責進行全方位的情報搜集和民運推動工作；“聯幹”是專門負責交通聯絡的特工；“民幹”是專門從事民運活動的人員；“工作物件”則是準備發展吸收的人員。例如，在臺灣軍情局的檔案中，李少民是“民幹”，化名“周軍”，月薪1500美元；胡平也是“民幹”，化名“古月”，月薪1000美元。  

  

海外民運中的派系鬥爭一直非常激烈，臺灣軍情局為了拉攏他們，不得不四處撒錢。據透露，有一段時間，臺灣軍情局光是資助民運人士籌辦基金會、研究中心和研討會等，就花掉了三四十萬美元；據估計，臺灣軍情局十多年間的花費至少有500萬美元。  

 

臺灣設立“專案”資助二王和楊建利  

 

2000年民進黨執政臺灣之後，放棄了國民黨時期“反攻大陸”的政策方向，對海外民運人士的興趣變得越來越小，臺灣情治單位也停止了對某些“非重要人士”的資助。在此之前，一些民運人士，如薛偉等人，還專門跑到臺灣，透過當時的臺灣總統府資政姚嘉文說項，但無濟於事。後來，這些“斷奶民運”一齊訪問臺灣，並上書民進黨當局，民進黨當局才經過“進一步評估”，認為有些民運還有利用價值，於是開始積極拉攏王丹、王軍濤和楊建利等人。  

 

楊建利，1962年生於山東，2001年獲得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曾當選中國民主聯合陣線副主席、二十一世紀基金會主持人。2002年，因冒用別人名義和護照回國，資助遼寧的工人運動被捕，獲刑五年。刑滿釋放回到美國後，因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內部資金分配不均，與原來的合夥人張偉囯等人翻臉為仇；還鬧上媒體，公開發表聲明，相互指責，導致該組織隨即解體。楊建利於是成立一個叫“公民力量”的組織，開始獨吞所有來自臺灣和美國的經費。  

 

陳水扁治下的臺灣國安局為王丹、王軍濤專門設立了“二王專案”，由當時的臺灣海基會副秘書長顏萬進和國安會諮詢委員林佳龍負責相關工作。據知情人士透露，陳水扁當局與王丹、王軍濤等人的正式接觸始於2001年，地點在美國波士頓。當時，臺灣陳水扁當局派出的是顏萬進和臺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徐斯儉，民運方面出面的有王丹、陳小平和吳稼祥，以及來自大陸的劉軍寧等人。   

 

這次會議商定了未來雙方合作的框架。王丹提出“大民運”的概念，即不一定打著“反共”的旗號，但要拉攏一批包括海外留學生在內的年輕知識份子，以此來構築中國“反對黨”的雛形。王丹同時建議，在大陸設立民間政策研究所，經費可以從臺灣先轉到北美，再轉到大陸。由於王丹的這些主意被臺灣方面認為“有建設意義”，順利地得到了陳水扁當局的認可。  

 

2001年8月11日，王丹和王軍濤到訪臺灣，在新竹與顏萬進、林佳龍秘密碰頭。在這次會晤中，他們決定成立“憲政協進會”，作為政治決策和指揮中心；同時成立“七人政治局”，王丹、王軍濤等人均在其中。雙方還決定由王丹出任“憲政協進會”的主席並負責組建辦公室，王軍濤則出任理事長。此後，陳水扁當局以“資助學術研究”的名義，透過海基會的管道向王丹等人提供經費。從2001年11月到2002年10月，以“推動研究中共十六大”為名，陳水扁當局共向王丹等人提供了80多萬元新臺幣的經費，其中王丹和王軍濤的人事費各為12萬元新臺幣，交通費共10萬元，還有2.4萬元的座談會車馬費。  

 

2002年3月，雙方再度在紐約碰頭。他們此次討論的事項包括：在大陸設立一個討論政策的網站；接手被臺灣斷奶的《北京之春》雜誌，作為在北美公開活動的平臺，王丹加入該雜誌董事會；介紹台商資助仍在大陸活動的民運人士等。2002年4月，楊建利冒用護照回大陸被拘，王丹、王軍濤就成了臺灣情治單位重點合作的對象。2002年11月，雙方又聚集到韓國漢城（今首爾）交換情報資訊。  

 

2003年2月，王丹和王軍濤向陳水扁當局提交的“憲政協進會工作總結”稱：“我們決心建立替代力量，在時機到來時，能大規模地迅速展開力量，推進形勢，打開體制，並通過現代政治運作，將中共擠出政治舞臺……我們希望能繼續得到支援並儘快落實承諾，以保證我們下一步工作的需要。”  

 

2003年7月8日，陳水扁當局得到了一份《二王專案報告》，其中列舉了王丹、王軍濤的“良好成績”：每月舉行大型討論會；擬定了政治反對派綱領以及正在大陸動員籌建網站等。這份報告同時指出，2003年臺灣已資助“二王”150萬元新臺幣，要求再追加350萬元；同時要求資助劉軍寧設在大陸的“民間研究機構”1萬美元，並希望未來每年資助《北京之春》雜誌6萬美元。  

 

台美撒錢 防止民運失去控制  

 

因為近些年來民運內鬥不斷，美國的民主基金會等機構在提供給他們的經費的時候，變得越來越謹慎，越來越嚴格。儘管臺灣情治單位繼續給某些民運組織提供經費，但對他們也並不放心。為防範民運拿臺灣的錢卻失去控制，臺灣國安局還列出了應注意的“八項原則”。  

 

在被曝光的臺灣國安局密件中，有一份是前國安局長蔡朝明於2004年2月26日交給國安會秘書長康寧祥和總統陳水扁的公文。這份公文非常清楚地指出，今後臺灣資助海外民運有三大目標，即在“民主化”和人權等議題上對大陸形成國際壓力；籌組並扶植大陸的“海外反對黨”；利用民運人士在大陸的親友，拓展臺灣在大陸的情報網絡。同時，為防範民運人士趁機擴大勢力，臺灣國安局還列出了應注意的“八項原則”，如“為臺灣所用，由臺灣主導”；“勿同意在臺灣設立分支機搆，以免養虎為患，入台後反而從事對台工作”；“要有隨時被反咬之準備與防禦”，等等。  

 

此外，臺灣國安局還就每名民運人士的性格特點以及價值大小不同，對他們進行評估區分。臺灣情治單位認為，王丹“雖然具有國際知名度”，但有待進一步成熟，他現在的主要價值在於宣傳；王軍濤“做事低調，具有能量，深層耕耘，具有組織地下黨的潛力”，可以通過分期、分階段的方式進行資助。由此可見，雖然臺灣情治單位給“民運二王”以慷慨的資助，但實際上也是防備之心仍在，對二王也是區別使用和對待的。  

 

從上述臺灣國安局所提的“八點原則”可以看出，這個舉動與民進黨一貫的風格頗為吻合，——如果它願意，就會給海外民運“一塊牛肉”；而這塊牛肉的代價就是等待海外民運人士對台獨的回報。這正是“為臺灣所用，由臺灣主導”的真正內涵。海外民運如果不認同台獨的價值觀，不為“臺灣獨立”奔走呼號，那就會成為民進黨當局的“養虎之患”，就要立即斷奶，絕不留情。  

 

以“二王”為代表的這些民運人士雖然口口聲聲說要民主，其實他們要的只是經費，因爲只有經費纔是他們賴以生存的基礎。而臺灣情治單位則是利用海外民運組織需要經費的迫切，策劃把海外民運變成台獨招牌，並企圖將海外民運推回大陸，變成臺灣在大陸的“第五縱隊”，以民主的幌子推動台獨和顛覆大陸活動。彼此之間，其實不過是互為利用的關係，而這關係，實質上只僅僅建立在金錢的基礎上。  

圍繞著“獨立中文筆會”（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簡稱“獨立筆會”ICPC）爆發出來的醜聞，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高寒案揭開獨立筆會的黑幕   

 

2007年12月3日，美國紐約皇后區民事法庭受理了一宗“中國政治異議團體侵權案”，頓時引起各界關注。被告方是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資助的“獨立中文筆會”，原告方是獨立筆會的會員高寒。此案令人們殊感詫異，因為“侵犯人權、侵犯言論自由”的指控落在以爭取民主自由為旗號的民運人士們身上。  

 

原告高寒認為，他因批評獨立筆會領導層“黑箱作業”、“財務違規”、“巧立名目”、“中飽私囊”、“黨同伐異”以及制度問題而遭到開除，這樣的事實令人無法接受，必須訴諸法律。他聲稱，此案是中國自由主義者們在民主社會裏效法共產黨打擊異己而製造的現時代的“胡風案”和“王實味案”，而兩者唯一不同的是“這個偽自由主義的宗派小集團目前還沒有掌握國家機器”。高寒表示，他“將竭盡所能，使用一切合法手段，包括輿論的、行政的和法律的，來捍衛自己受到侵害的權利，並讓加害人（包括法人）付出相應的代價。”   

 

高寒在題爲《“開除高寒案”系列討論開篇詞》的文章中披露，在他被獨立筆會開除之後，筆會當權派劉曉波、余傑、杜導斌、張裕等人“均沉浸在一派按捺不住的勝利喜悅之中”。與此同時，他們還在筆會內“製造某種人人自危的猜疑氣氛，嚴禁‘洩密’、大抓‘線人’，生怕其黨同伐異勾當為外界所知”。據悉，郭羅基、劉剛等會員分別發表文章，對會長劉曉波及理事會提出批評，卻遭到杜導斌、劉路等人的圍攻，而盛雪、郭慶海等人表示支持郭羅基，秘書長張裕則在筆會的網站上一遍又一遍張貼處理高寒的決定，以示警告。隨著高寒狀告筆會民事侵權案的發展，筆會紛爭趨白熱化。   

 

香港筆會現任會長、著名畫家徐悲鴻之子徐伯陽，透過一封致《前哨》主編劉達文的公開信發出呼籲：獨立筆會負責人應“詳細閱讀自由世界的法律規章”，“勿以專制獨裁者的狹隘心態來公器私用、假公濟私、公報私仇。”在信中，徐伯陽憤慨地說：倘若已故會長劉賓雁泉下有知，見到今日筆會當權者（劉曉波、鄭義等）恣意打擊異己人士，“把一個主旨為爭民主爭寫作自由的作家聯誼團體變成腥風血雨的殺戮戰場”，“降格為無理取鬧、黨同伐異的聯動紅衛兵式的批鬥會場，他一定會痛哭流涕。”   

 

幫派內訌 爭權奪利  

 

獨立筆會內部的利益糾紛盤根錯節，衝突頻仍，其中“余、王排郭”事件（ 亦稱“排郭門”）最具爭議性，是此後“余、王罷免案”、“拿下高、郭”風波（亦稱“刪名門”）、“開除高寒案”、“余傑不信任案”等一系列內鬥的導火索。 如今，“余、王排郭”事件的負面影響仍在發酵。   

 

2006年5月20日，自由亞洲電臺了發佈一則“郭飛雄發表公開信，指王怡和余傑阻止他與布希會面”的新聞。消息傳開，立即在海外民運圈內引起強烈反響。當時的美國政府原本希望透過以布希總統接見獨立筆會成員的方式，來支援中國反對派的“維權運動”，而結果卻導致維權人士、自由作家、六四精英們之間曠日持久的激烈爭執。郭飛雄表示，余傑和王怡為了將他排斥在白宮的訪客之外，暗中以“有他無我，有我無他”作要挾，迫使聯絡人傅希秋作出讓步。然而，傅希秋、王怡則說：白宮只邀請基督徒參加會談，而郭飛雄不是基督徒。這種解釋對於群情激憤的民運人士、維權人士都缺乏說服力，一時間， “陰謀”之說甚囂塵上。   

 

互聯網上關於“余、王排郭”事件的評論文章成百上千，其中，多維社專欄作家冼岩的一篇《余傑、王怡不讓郭飛雄見布希的真正原因》較有代表性。文章說：“王怡的公開講法是：不願以會面形式與郭飛雄捆綁在一起——其實哪裡有什麼‘捆綁’，一同見面，各自表述即可。真實原因是擔心郭飛雄因此而坐大，不同意見從此將更‘不可制’。”   

 

冼岩的文章指出：“眼見就要與布希見面，經此儀式後，半路殺出的郭飛雄將具有某種‘正統’地位；相對而言，余、王將不再具有任何正統優勢。……於是余、王‘無毒不丈夫’，在關鍵時刻將郭飛雄踢出局，將這種危險趨勢‘扼殺在萌芽狀態’。……這種公然排斥異己的專制主義心態、陰謀主義‘權謀’當然不能宣之於口，只能操之於手。於是，余、王只能以宗教信仰作遮羞布。但這塊布的破綻實在太多，無法自圓其說，引來輿論不論左右的一片聲討。”   

 

輿論對中國“自由鬥士”們此番作爲的批評聲浪，給獨立筆會造成了衝擊。2006年7月15日，劉水、郭羅基、劉逸明、盛雪、伍凡、朱學淵和高寒等人提出“余、王罷免案”，要求撤銷余傑、王怡各自擔任的副會長、副秘書長職務。不過，這項提案遭到會長劉曉波及杜導斌等人的抵制和反擊。筆會內外風急雨驟，混戰各方只看派性不問是非，任何分歧都被上綱上線，進而轉變為一場更你死我活的“互揪特工”運動。   

 

刪名有過節 爭名沒商量  

 

2006年10月，兩個不同版本的《請像關注當年南非人權那樣關注今日中國人權――致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先生的公開信》相繼發表，又開啟了另一場爭執。兩封公開信內容大致相同，而署名者卻是同屬於獨立筆會的兩批人，於是爆發出“抄襲“醜聞。  

 

誰抄襲了誰呢？高寒指出，他撰寫此文的目的，是請國際奧委會向中國施壓，要求釋放維權人士高智晟、郭飛雄等，故以“高智晟、郭飛雄法律後援團”的名義發出。然而，胡平、劉曉波卻擅自在公開信中刪除了高智晟、郭飛雄等人的名字，並搶先發表。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高寒將原稿發表於互聯網上，讓公眾評判是非。   

 

“劉曉波抄襲高寒寫的文章，並署上自己的名拿去發表”，這一說法越傳越廣，網上罵聲不絕，筆會當權派們終於坐不住了。暗中操盤的胡平認為，這一切都是高寒、茉莉等人無事生非、小題大作引起的。他刻薄地反唇相譏道：“茉莉總不至於狂妄到如此地步，以為這個寫家如雲的‘他們’裏頭沒人寫得出高寒底稿那種水準，所以不厚著臉皮抄襲不行吧。”接著他又說：“問題在於，高寒、茉莉有這種感覺。他們以為高寒的名字是如此重要，以至於我們死皮賴臉地要盜用；高寒的底稿如此經典，以至於我們不知羞恥地要抄襲。他們當然可以這樣想，不過他們至少應該知道我們並不這樣看。”   

 

高寒也不甘示弱，接連發表了數萬字的“駁胡平”、“駁胡平、吳仁華”系列文章，進行還擊。他指出：“劉曉波的問題，主要是黨同伐異，且是不講人道倫理的黨同伐異。因為與被救援人物有意見分歧，就連人道救援的底線也不要了：要麼‘拿下高、郭’，要麼拒絕簽名。”高寒說：“為了那點狹隘的幫派利益，踐踏起碼的工作倫理、程序倫理，幾成家常便飯，互相為一個、甚至一連串謊話作證竟成天經地義。試問，這樣的群體，哪有一點民主？這樣群體，怎能不輕易被搞定？……這種在專案出臺的最後關頭，突然改變既定運作方案，強力另搞一套，終成定局的事件，在民運史上竟屢屢出現。而每一次事件背後都涉及同一股勢力：民運既得利益貴族集團。”   

 

最後，自稱“民運元老”的王軍濤硬著頭皮出面，以他的“道德虛無”立場來調停。更令眾人瞠目結舌的是，王軍濤對高寒諷刺挖苦，說：“看著那些放著一目了然的真相不顧，卻頑強地試圖在真相之下尋找和力圖證實想像的真相的人們，看著他們那滿頭大汗和漲紅的臉龐，我開始懷疑，歷史上的酷吏是不是真的都是壞人出於壞水才折磨人的？”他反問各方：“正義感和自尊心真的那麼重要嗎？說到底，正義感也不過是一種情緒；其遵守的心理客觀規律與愛情和貪婪等心理現象差不多。”   

 

揮棒收拾你 還要你道歉  

 

自稱信奉“民主法治”的人，竟然毫無民主法治觀念，為所欲為，最後只能撕破臉皮，徹底攤牌。2006年7月，獨立筆會內部論壇拋出署名“蘆笛”的文章《敦請“獨立中文筆會”理事會立即開除害群之馬、文盲“作家”高寒》。該文稱，高寒“企圖以此發動群眾，製造輿論，掀起網上暴民運動，製造‘政治地震’，用非法手段搞掉在國內外具有巨大影響的筆會負責人，由他這個文盲白丁取而代之，從此將筆會化為他的個人政治資本與爭權奪利的政治工具。”針對此文，高寒分析認為，這是杜導斌等人“打響了以‘開除高寒案’來反制‘余、王罷免案’的第一槍”。   

 

2007年7月，杜導斌、李建強、武宜三、廖亦武等12人正式向會長劉曉波遞交《關於請求筆會理事會審議處理高寒先生嚴重違反章程行為的提議》。理事會當即作出決定：高寒的會員資格將於9月3日終止；而在此之前，高寒必須向秘書長陳邁平，向提案人杜導斌、李建強、武宜三、廖亦武等人以及全體會員道歉，“並保證不再重犯‘侮辱、誹謗、捏造或故意傳播謊言’和‘嚴重損害筆會聲譽’違反本會章程的行為”。   

 

獨立筆會指控高寒的“罪狀”包括：  

  

在筆會領導換屆選舉期間，污蔑秘書長陳邁平“巧立名目”、“中飽私囊”；  

  

在“余王排郭”風波中，污蔑會長劉曉波和理事會“參與了余王二人在美國行為的決策”，並斷定筆會“對余王訪美進行有組織、有目的的宣傳活動”；  

  

擅自公佈所謂“民主中國臨時過渡政府各省市政權和平交接委員會接收成員”名單，使名單中的獨立筆會國內會員處於危險境地，並導致許萬平、楊天水被判刑。   

 

針對上述指控，高寒發表“開除高寒案”系列討論文章，指出自己之所以遭“清洗”，僅僅是因為批評了筆會領導層。他說：“儘管劉曉波、余傑幫派集團目前離掌權還有十萬八千里，卻也亦步亦趨地象中共那樣掄起可任意解釋的‘洩密’大棒迫害異己：連本人公佈自己對辯護權遭剝奪的抗議信，居然也成了‘洩密罪’。”高寒質問道：“為什麼我們這個號稱獨立於專制體制的中國文化人自主管理的團體，其內部卻容不得批評和爭論？為什麼有人動輒就將會員對筆會個別領導人的批評等同於‘攻擊筆會’和‘損害筆會’？這不是專制是什麼？”  

獨立中文筆會創建於2000年至2001年間。起初沒有經費，大家都還相安無事，但自從獲得NED钜款資助後，內部的明爭暗鬥層出不窮。隨著各種經費源源不斷而來，筆會領導層開始高度防範內部人士“洩密”。據高寒披露，曾擔任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負責人的茉莉，就因為批評秘書長陳邁平隱瞞捐款來源而受到壓力，憤而辭去了理事和會員。  

 

此外，現居深圳的筆會“獄委協調人”趙達功也說：“每年從我這裏就劃走幾十萬人民幣援救獄中作家家屬，NED給筆會的錢根本就沒有這一項，這都是筆會爭取來的。”由此可見，獨立筆會的經費並非如其財務報告中所稱的“基本依賴單一資金來源”，除了NED之外，應該還有其他機構秘密資助，而這正是筆會領導層晦莫如深的原因。   

 

2007年10月，獨立筆會又因“秘書長張裕涉嫌選舉作票”再起衝突，郭羅基為此發表《化解危機，挽救筆會》一文，主張：一、張裕停職；二、設立監察小組；三、請NED派觀察員介入調查。這些建議雖獲46人贊同和附議，卻遭會長鄭義封殺。另外，郭羅基等14人連署的《對續任理事余傑的不信任案》，也未被列入會員大會議程。這時，高寒發表《我們的分歧在哪裡？――與履新的筆會“會長”鄭義老兄談談心》，矛頭指向筆會當權派的“利益瓜葛”問題。   

 

高寒的文章這樣責備鄭義說：“當你還一直站在各種各樣的有資源同仁圈子之外時，我們是‘志同道合’的；而當你有可能參與染指某項資源了，你就不得不與鐵哥們高寒分道揚鑣了”。“據說，你現正與余傑忙不迭地籌畫著在華盛頓DC開一個筆會辦公室，為此還向NED申請到了5萬美金預算。看來此時此刻下決心搞掉內部的‘刺兒頭’，其餘會員的不滿，就都好對付了”。他還透露，鄭義曾經告訴他：“許多人都不滿某理事一人就領薪1萬5千美金”。高寒稱，“仗著掌管著NED給的錢，伴隨著津貼、補助、獲獎、出訪、出書、稿費、開會等等而來的，是會員們對這一切越來越沒有了發言權。”   

 

郭羅基讀罷高寒此文深有感觸，撰文稱讚高寒“是一個願為正義事業獻身的人，他的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幹民運’，而不是考慮如何掙錢、如何吃民運飯。我到他家裏去看過，在美國，我還沒有見到這樣破爛的家。聽說筆會的某些負責人在國內日子過得很‘滋潤’，大概想不到富裕的美國還有如此貧困的高寒。”   

 

義工圖利 坐地分贓  

 

針對上述郭羅基的文章，劉曉波立即以《關於筆會的反對派——反駁郭羅基為高寒的辯護》作回應。他表示，郭羅基影射其在國內日子過得很“滋潤”不盡公道，因為他一直處於大陸警方的監控之中，拿不到出國護照，並隨時可能再次被捕。他說：“可能，我的物質生活不像高寒那樣貧困，但那也是我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當會長四年，我分文未取。我不知道高寒過窮日子的真正原因，但我並不認為他如此貧困是由於一心幹民運造成的。”劉曉波表示：“筆會是個義工團體，領導層與會員之間沒有利益瓜葛，所以，誰也操控不了誰。”   

 

劉曉波的上述說法遭到“自由聖火”網站上署名“山人”的文章駁斥。文章指出，劉曉波雖不直接從獨立筆會拿錢，卻憑擔任會長之故“撈到了一個在筆會之外的閒職美差，以致可以人在國內，坐享每年幾萬美元的固定收入”。文章還披露，劉曉波目前掌握的網刊《民主中國》，獲NED每年撥款十三萬六千美元，除了支付稿費，其餘由劉曉波和蔡楚等人分享了。筆會中劉曉波的鐵杆支持者綦彥臣、余傑、武宜三、廖亦武、王怡等人，都是《民主中國》網刊的“專欄作家”。  

 

署名“山人”的這篇文章繼續嘲諷道：“無論國安警察如何監控，也沒有阻止劉曉波拿著大把國外美元，在中國國內過滋潤日子，也沒有阻止余傑出入國門周遊世界，輕鬆自由如同趕集。”最後，文章說：我們“並不在意劉曉波所享受的特殊經濟待遇。問題在於，劉曉波這兩年利用優厚待遇幹了多少拉幫結派，欺負弱者的壞事？”   

 

香港筆會會長徐伯陽也撰文揭露，國際筆會會章與香港社團通則都嚴禁社團理事會成員受薪，大凡正副會長、理事、司庫、秘書都是義務職，然而今日的獨立筆會已淪為一個“坐地分贓的黑社會集團”――它嚴重違背民主法治原則，制度不健全，監察功能實質癱瘓，而且理事會集體違章。徐伯陽的文章說，NED每年給“獨立筆會”十幾萬美元，“這筆钜款大多數都被掌權的幾個頭頭私分了，真正用於促進創作自由的錢，微乎其微。”  

 

徐伯陽還披露，這幾年已有黃翔、蔣品超、高寒、茉莉、郭慶海、任不寐、蕭雪慧、張嘉諺、周玉樵等多人因揭發“賬目不清”等黑幕，而被開除或排擠出會，而唯一的一位監事員余世存因得不到頭頭們尊重，長期不出席理事會。徐伯陽說：“這個既不民主，又不獨立的團體，早已淪為專制獨裁者的‘東廠’和‘西廠’。”   

 

財務拒公開 假賬名堂多  

 

高寒披露，獨立筆會獲得NED資助的第一年，就巧立名目，變更用款科目，挪用逾5000-9000美元。筆會2004年上報給NED的決算中，其中“歸還”給陳邁平、貝嶺、張裕等的差旅費“私人債務”逾5000美元，而在帳面上卻是以與實際用途完全不相符的該年度之虛假“工資”科目呈現的。他指出，只要那份決算報表沒有明確地寫上“歸還2003年會員債務”這一科目；只要提交給上次會員大會的那份筆會財務報告中所謂“後來分別由秘書長萬之領取 2000 美元以抵銷2003年出席墨西哥國際筆會大會路費，前任執行主任貝嶺領取1350美元以抵銷參加2003年出席墨西哥國際筆會大會路費，張裕領取1159美元以抵銷參加2004年出席西班牙國際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代表大會路費”之款項，在該決算中是以“工資”來支取的，那麼“巧立名目”的批評就成立。   

 

高寒認爲，這種不直接不名正言順地領工資拿錢、卻偏要用以繞彎子且財務違規的方式來拿錢的方式，違反常理。高寒說：“正是從這種不走捷徑反繞彎路的‘反常’支款行為中，正是從筆會會長、副會長、財務秘書、兩任秘書長均眾口一詞為此‘反常’財務行為的月臺背書中，讓本人看到了我們中國人中作為潛規則所暢通無阻著的某些個貓膩，看到了我們筆會財務透明制度建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郭羅基在《獨立中文筆會第三次會員大會上的發言》中透露：“由於高寒本人的上訴權被剝奪，我和劉國凱、餘樟法、樊百華、劉水、貝嶺於九月十三日向筆會第三次會員大會提出議案，討論和審查‘高寒誹謗案’以及理事會的相關決議。九月二十九日，理事會作出決定，拒絕立案。這個決定的文本，看起來很像秘書長張裕的傑作。”他指出：“‘高寒誹謗案’所涉及的，是筆會向美國民主基金會報的賬與筆會內部的財務報告不符。美國的財務制度是很嚴格的，打醬油的錢不能買醋。高寒若是向美國民主基金會舉報，弄不好就會斷了筆會的財源。”   

 

民運有幫規 順服成大佬  

 

郭羅基上述這番話震撼了獨立筆會，於是，剛上任的會長鄭義不得不出面作出回應。他無奈地解釋道：“在如此頭緒紛雜努力工作的情況下，出來這麼一位朋友違反章程並纏訟到底，且激起公憤，理事會如何能視若無睹，而不秉公執法？如果理事會姑息高寒，那麼聯署提案者又該作何感想？如果聯署者們也像高寒那樣寸步不讓，理事會又作何處理？因此，我認為開除高寒，不過是‘避禍’之舉，防止組織受到更大傷害。”鄭義表示：“筆會統共只有200號人沒有一條槍，控制不了任何一個人的生活。被開除者不僅沒有恐懼和經濟、政治損失，甚至還可以不斷聲討，或者進而自己成立一個足球協會，可以手足並用。……筆會開除高寒，並不是自由的喪失，而是自由的保障。共產黨不能退出，筆會可以自由退出。”   

 

作為筆會會長的鄭義，一番解釋竟如此顛倒是非、連諷帶刺，對高寒而言無異於火上澆油。他憤然反問：“‘自由表達’還是不是筆會所認同的核心價值？”高寒指出：“打著‘自由主義’旗號的極右分子們的一元化思維，與打著‘共產主義’旗號的極左分子們的一元化思維，其實並沒什麼兩樣，他們的靈魂深處其實是息息相通的。因此，極右分子搞一言堂較之極左分子搞一言堂，絲毫都不遜色。”他更透露，在此之前筆會已經逼退了眾多批評者，其中有黃翔、茉莉、任不寐、周玉樵、蔣品超、傅正明、蕭學慧等；照這樣清除異己的勢頭，至少還有四、五人也面臨“洩密”、“誹謗”的指控。   

 

高寒撰文指出，黨同伐異之陋習不只存在於獨立筆會，連整個海外民運圈也都是幫派倫理猖獗，“衝鋒陷陣遭圍毆，順服無害成大老”，以至終於釀成“排郭門”和“落井下石”這樣殘酷的背後捅刀子事件。高寒說：“在一個幫規高於一切的小圈子裏，是沒有真相可言的，是沒有是非可言的。”他在辯論中這樣警告劉曉波、胡平等人：“對於一個這次鐵了心要掃蕩積弊甚深之舊民運黑幕而追求新民運倫理的人來說，你們的那套‘公佈證據是洩密，沒有證據是無理’的玩意兒，豈能難得倒我？”高寒進一步指出：“筆會作為在美國註冊的社團，其法人代表是誰，也至今神秘兮兮地處於‘地下’狀態。如此，便是既拿會員大會這個‘最高權力機構’的莊重在開玩笑，又讓整個筆會組織潛藏著隨時可發生的法律危機。”   

 

制度成擺設 權力更傲慢  

 

出了這麼多的事，獨立筆會的制度是不是有問題？――許多人都抱有這樣的疑問。當然，獨立筆會的制度是有的，但對於獨立筆會的當權派實際並無約束力，因而，爭奪權力的重要性就遠遠大於完善制度。  

 

2005年12月，盛雪高票當選副會長才幾天，在沒有違反筆會章程的情況下，就被劉曉波、余傑、蔡楚、孟浪等人以“勸說”方式逼迫辭職，而理由僅僅是“她不夠資格”。於是，這種“事後資格審查”，引起各方批評。然而，當會員們為盛雪鳴不平之際，她本人卻保持沉默，以“風度”保護了黑幕。當時，正在為一項旨在推動財務公開的“章程修正案”奔走呼號的高寒說：“我的抗爭餘音未了，盛雪就第一個成了那黑箱操作的祭品。”   

 

高寒的“章程修正案”雖曾得到許多會員贊同，然而，會長劉曉波以及一些大會工作人員卻違反行政中立，中止大會正常進程，分頭給提案人打電話，動員他們撤案。於是鄭義撤了，王丹、陳破空等也跟著撤了。高寒感歎道：“反正這圈中也時興‘跟人不跟線’。” 高寒向鄭義“掏心窩子”說：“很明顯，這是典型的‘屁股決定腦袋’定律在作祟。因為，玩真格的‘公開性’和‘競爭性’，就都有可能要觸動到有些人那實實在在的既得利益或預期利益----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之難，不就難在這‘屁股-腦袋’定律嗎？中國的一幫‘自由主義精英’實在也不能免俗！”   

那麼，這項訴訟究竟有多大意義呢？高寒對媒體稱：“這是海外民運中第一個針對那常以‘維權’為訴求的團體，依法維護其成員權利的案件。而‘維權者’侵權；向‘維權者’維權，這本身不正是對這類自稱民主團體的一個極大的諷刺？”   

 

高寒撤訴，轉往高等法院控告筆會  

 

2008年2月26日，紐約當地華文媒體《世界日報》報導高寒與獨立筆會之間訴訟開庭的消息。前一天，在法官William A. Visovich的建議下，高寒撤銷了告訴，但他表示將赴高等法院繼續對獨立中筆會提告。  

 

高寒宣稱自己所訴求的是一個道歉，並要求獨立筆會恢復他的會員身份。獨立筆會會員胡平代表筆會出庭，他的委託律師Aaron Lebenge在開庭前表示，這是很簡單的案子，高寒的提告沒有理由也沒有基礎，因此案子一定會撤銷，而在撤銷後筆會也不打算提出反告。   

 

法官William A. Visovich根據民法第78條，當庭建議高寒撤銷告訴。他對高寒說，高寒的告訴並不屬於小額法庭範圍，即使高寒是對的，以他的職權也無法審判。這位法官說：“我看了此案的材料，相信原告會勝訴，但他應該依循正確的程序，向紐約州高等法院或聯邦法院起訴。”   

 

高寒之所以選擇小額法庭來提起這次告訴，主要是因爲小額法庭無須請律師，而高寒是請不起律師的。但是，法官William A. Visovich明確地告知他這樣兩個訊息：其一，到了高等法院，照舊可以自行提起告訴；其二，他可以嘗試請求紐約律師協會為他指派免費律師。  

 

從法官那裏得到的這兩個訊息，促使高寒接受了法官的提議，從小額法庭撤訴，準備轉往紐約州高等法院繼續提告。而至今這場官司還未有明確的結果，仍需拭目以待。  

 

內訌官司逼出胡平  

 

值得注意的是，胡平是如何攪進高寒與獨立筆會的官司裏來的呢？  

 

對於這個問題，高寒發表在網上的文章中有披露，他聲稱，胡平的到庭早就在他的預料之中。因爲在提告之初，高寒就把法院傳票的接受地址選在胡平家。他之所以這麽做，有以下兩個理由：  

 

其一，可以免去他原本必須去筆會“地下法人代表”一平（李建華）居住的上州 ITHACA 立案出庭的辛苦勞頓，而在紐約市以逸待勞地來打這場官司；  

 

其二，胡平的太太王艾曾經做過筆會會計，經她手做的一份非贏利組織年度報稅表，就是以胡平家作為辦公室地址的，而這也就恰好吻合高寒提起告訴的小額法庭對起訴地的要求，亦即“任何公司在本市有分店、辦公室者均可在本市起訴”。  

 

但令高寒沒有想到的是，本來可以拒收傳票從而不必出庭的胡平，居然沒有“法律頭腦”地出現了。據高寒稱，胡平本來是可以避免攪進這場官司的，一來胡平的太太王艾做筆會的會計已經是多年之前的事情，二來胡平可以否認筆會的辦公室設在他家。  

 

與胡平同時出現在法庭的，還有紐約中國城的美國律師李進進。高寒本來以爲李進進只會做筆會方面的幕後參謀，所以對他的出庭略感意外。但是，此時的李進進不單單是律師，還是獨立筆會的新成員，於是，就出現了戲劇性的一幕。高寒寫道：“我伸出手去與李進進握手，說：‘祝賀你加入筆會！’（李進進）先是略為一詫，因為此事筆會內部也才剛剛宣佈，但他轉瞬一笑道，‘你走了，位子騰出來，我們就進去了。’”  

 

高寒與獨立筆會之間的官司，雖然時下還沒有最終的結果，但是，透過這場官司，已經揭開了獨立筆會的黑幕，也讓外界看到了獨立筆會這個團體的真相。獨立筆會的會員，很多都是知名人士，擁有自己的讀者群体和擁躉，其中劉曉波還是著名的異見人士，也是六四事件中的中堅分子。在民衆的心目中，這些知名人士應該是道德高尚的君子，但是，透過一系列事件所爆料出來的“拆爛污”實在是讓人大跌眼鏡，而他們的形象透過這些紛爭事件的爆料，或許也會從此大打折扣。  

胡平其人  

 

胡平，1947年生於成都，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班，獲碩士學位。1987年，他自封為子虛烏有的“北美中國留學生政治學會”會長，還到處自稱是“哲學博士”。據知情者稱，其實胡平並未在美國獲得任何學位；他在美國二十多年，連英文都不會說，遑論獲得什麽博士學位。在海外民運的主要領袖中，胡平並沒有真正參與過六四運動。以他的精明算計，他絕不會冒著被抓的危險，貿然回國參加廣場運動或者上街遊行。胡平的功勞只是呆在家裏寫寫宏篇大論，並以此自譽為“民運理論家”，而這也正是被民運圈子裏的很多人看他不起的地方。  

 

胡平的面相不佳，尖嘴猴腮，一副鼠相。也許正是因為這副長相讓他覺得自慚形穢，所以他很少現身“街頭運動”，但這並不意味著他會缺席民運幕後的重大策劃。很多民運圈內的人士對胡平的印象是，心理陰暗，嫉妒成姓，為人狠毒。還有人拿他的名字開玩笑，說：“名字就不對勁！‘胡評’，怎麼可能正確呢？”然而，這樣實有所指的玩笑，卻並不能阻礙胡平自認為“正確”。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人前滔滔不絕大講民主、人權的胡平，在現實生活中卻是一個十足的暴君。據他身邊的朋友透露，胡平在家裏脾氣極坏，經常大發雷霆，毒打他的妻子，還對兒女施以家庭暴力。有一次，他脾氣發作起來，竟雙手掀起書桌上的一塊大玻璃，劈頭蓋臉地砸在他太太的頭上。後來，他太太不僅身體被他打成殘疾，腦子也出了問題，出現了精神失常的徵候。  

 

自從胡平成為《中國之春》主編、握有發稿權後，很多年輕貌美的女人找上門來，希望他幫助“改稿”。其中有一個沒有工作、並想當作家的女崇拜者，與胡平改來改去改到床上，這個女人就是胡平的現任太太王艾。當時，即使胡平的前妻願意忍氣吞聲，胡平也已不滿足于與王艾的“業餘夫妻”狀態。據胡平的朋友說，胡平在逼迫其前妻離婚的過程中，把她逼成“精神病”；胡平的前妻曾經四處哭訴，請胡平看在孩子的份上，給他們母子留一條生路。  

 

在逼迫其前妻與之離婚的過程中，胡平採取極端手段，不再向她提供生活費，除非她答應離婚並立即走人。後來，當這個可憐的女人流落在曼哈頓街頭，被其家人找到時，她正靠乞討和向黑人及流浪漢賣淫維生。但這並沒有使胡平心慈手軟，他繼續脅迫其家人，直到完成離婚並娶到王艾為止。胡平的一些朋友耳聞目睹此事的經過，無不為之心寒。  

 

內鬥專家 導致民運兩次重大分裂  

 

胡平的多年好友、民運人士曹長青，在其《怎樣面對裸體皇帝》一文中披露，海外民運兩次較大的分裂事件，胡平都參與其中並且扮演了主要角色。  

 

第一次分裂是在1989年初，胡平任職“民聯”主席之時。分裂的焦點是彈劾“民聯”主要創辦人王炳章的民聯常委職務。起因是王炳章擅自托人向即將被上海警方釋放的民運學生楊巍捎帶私人信件和資料，此舉被認為是上海警方推遲釋放楊巍兩小時的原因。王炳章最後同意請假（自請停職）一年，以緩和衝突，避免分裂。  

 

即使王炳章的“錯誤”並不是支援中共這類性質的問題，但心胸狹隘的胡平並沒有見好就收，而是毫不留情，堅持彈劾王炳章，後來又開除了他的“民聯”盟籍。這種趕盡殺絕之舉，導致王炳章從民聯中拉出一些人另立組織。當時的美國各大華文報紙紛紛登載“民運組織大分裂”的報導，稍後北京就開始了八九民運，而“民聯”卻由於內鬥元氣大傷。  

 

第二次大分裂，發生於1993年初華盛頓的“民聯”、“民陣”合併會議。剛從國內出來不久的王若望已報名競選主席，因不滿徐邦泰會前許諾當他的副手、但在會上臨時又變卦競選主席，並有用“假代表”拉票的現象，王若望當場宣佈退出競選，引起會場騷亂。當時民聯和民陣兩個組織已經通過正式程序解體，新的組織還沒有成立，如果不能成立，就意味著這兩個組織的合併失敗，對海外民運命運攸關。在這種“壞”的局面下，與王若望同時報名競選主席的胡平，沒有按照他自己“見壞就上”的理論來顧全大局，使民運免於分裂，而是發表了煽情的講話，也退出競選。此擧導致三分之一以上的代表憤然退場，合併會開成了分裂會。這使海外民運從此分裂瓦解，一蹶不振。  

 

如果說王若望剛到海外，對民運組織分裂的嚴重後果還不是很瞭解，他退出競選還情有可原的話，而胡平作為已在美國多年、擔任過兩屆民聯主席、而且十分瞭解分裂對民運會造成嚴重損失、並專門研究民運策略，提出“見壞就上”理論的重量級人物，他的退選就是不可原諒的了。  

 

這兩次讓海外民運傷了元氣的重大分裂，作為主要當事人的胡平都負有責任。按照他自己的理論，在第一次他就沒有“見好就收”，在第二次他也沒有“見壞就上”。但時至今日，對這兩次民運分裂事件中他應負的責任，深深涉足其中的胡平不僅沒有一個字的反省，反而不遺餘力地指責有百萬民眾參與的天安門運動如何沒有“見好就收，見壞就上”，這個邏輯是極其荒謬可笑的。  

 

心胸狹隘 容不下言論自由和正常批評  

 

與胡平相處多年，曹長青對自己這位當年好友的了解，可謂知之入骨。在曹長青眼中，胡平是一個心胸狹隘、容不下不同意見和正常批評的人，這與他所鼓吹的“言論自由”有著天壤之別。  

 

對於這一點，曹長青曾有過毫不留情地公開披露和嚴厲批評。曹長青在其公開發表的文章《權力夢對人的侵蝕》中指稱，胡平以前曾親口表示讚賞曹的很多文章，但自從曹在《知識份子和共產黨》一文中批評了他的幾個觀點之後，胡平就惱羞成怒，給曹長青打了一個半小時的斥責電話。胡平這種強烈的反應完全出乎曹長青的意料之外，更讓他沒想到的是，針對他的文章，胡平竟寫了幾萬字的文章予以駁斥，由此，曹長青感到自己的這位老友“完全容不下一點言論自由和正常批評。”  

 

曹長青在上述文章中指稱，胡平在兩萬多字的回應文章中，刻意回避了他們之間爭論的主要原則內容，而是以影射的方式大談“文革、紅衛兵、大字報”，以此來指責曹長青之文的形式和語言風格。在曹長青看來，胡平的這種做法，實質上是想回避他在民運理論探討上的偏誤，更不想承認他在海外民運的兩次較大分裂事件中應負的責任，希圖以此來保持他“一貫正確”的形象。而胡平的這種作爲，也讓曹長青看透了他的用心。  

 

曹長青在文章中指稱，胡平為了顯示自己的“一貫正確”，不斷批評“民主牆”時期的代表性人物魏京生激進、不策略；還不斷地撰文指責六四事件中的代表性人物柴玲等人沒有“見好就收，見壞就上”，稱他們要為天安門的流血負責。在曹長青看來，胡平的這些指責和批評，無非是透過擺出中國大陸兩次重要民主運動代表人物存在的缺陷，標榜自己作爲一向研究策略、懂韜略的海外“民運理論家”胡平的正確，從而增加其將來出任民主中國“開國領袖”的資本。應當說，曹長青是了解胡平的，他的批評一針見血地刺中了胡平不擇手段追逐海外民運領導權的要害。  

 

胡曹二人的這場爭拗，看上去是文字之爭、意氣之爭，但實際上卻暴露出山頭林立的海外民運之間爭奪領導權的問題，顯露出海外民運向何處去的問題。曹長青在文章得出以下結論——  

 

“海外民運的某些領導者，被‘權力夢’腐蝕了。還沒有獲得政權，卻被那個要當統治者的權力欲望，腐蝕得失去理想和原則。從胡平近年來的一些偏離自由主義理念的言行和強烈的功利意識，可以看出這種‘權力夢’的嚴重腐蝕作用。如果胡平，以及海外民運的其他領導者，不是更多地以理想主義，而是以功利意識和‘權力夢’作為民運的主要動力，那麽這場民運將很難有前途。”  

 

至此，我們可以看出曹長青的結論，實際上已經擊中了海外民運目前存在的要害問題。而海外民運目前出現的種種狀況，也從不同的角度為曹長青的這個結論提供了佐證。  

 

曹長青的文章爲什麽激怒了胡平？  

 

曹長青這篇題爲《權力夢對人的侵蝕》的文章，是一篇奇文。它之所以激怒了胡平，究其實，在於它榨出了胡平“皮袍下藏著的小”。而以多年好友的身份，曹長青對於胡平的了解，可以説是見骨見血。文革中人們互相攻訐的時候曾經經常引用蘇俄領袖列寧的這樣一句話——“堡壘最容易從内部攻破”，曹長青對胡平的批評恰恰是這句話的實戰應用，這就難怪胡平會對曹長青大動干戈、大加撻伐。  

 

曹長青的這篇文章究竟為何激怒了胡平這位“民運理論家”呢？這篇題爲《權力夢對人的侵蝕》的文章分爲十五個部分，共計13000多字，從胡平的種種言行入手，抽絲剝繭地揭示了胡平夢想攫取海外民運領導權、主導權的事實。雖然這篇文章並非邏輯嚴謹、鞭辟入裏，但也算得上是一篇極具殺傷力的“雄文”，難怪此文一出，會惹得胡平大發雷霆，畢竟被人揭瘡疤、揭老底是很痛也很難堪的一件事情。  

 

以下概述曹長青此文的主要内容，全文詳見本書附錄一。  

 

其一，對魏京生如何評價，是曹胡爭拗的主要分歧之一。  

 

衆所周知，魏京生作爲“民主墻”時期的代表人物，其名聲與影響力在海外民運圈中舉足輕重。但是近年來，胡平幾次在文章和談話中批評魏京生當年在“民主牆”張貼大字報指出鄧小平是獨裁者的行為“激進”、“不策略”。曹長青認爲，從胡平批評魏京生的字裏行間可以看出，胡平對魏京生的批評並不客觀公正，失之偏頗，而且存在著與魏京生一爭高低、互相攀比的感覺，胡平的言外之意就是他當年的深刻並不比魏京生遜色，而且他沒有因此坐牢，因而比魏京生更懂策略。  

  

其二，胡平想當民主中國的“開國總統”。  

 

1995年，當年參與天安門廣場運動的白夢在《北京之春》雜誌上發表了反駁一些人指責天安門學生的《天安門審判》一文，胡平為此給他打了五個多小時的電話爭辯糾纏。最後，胡平與白夢談到了將來誰能當上民主中國“開國總統”的問題。當時，一般的看法是，這個所謂的“開國總統”非魏京生莫屬。但胡平卻認為，魏京生當不上將來中國的總統，因為第一魏在監獄中沒讀多少書，第二魏對中國現實不怎麽瞭解。胡平並舉例說，曼德拉之所以能當上南非的總統，是因為他在監獄中讀了很多書。讓白夢感到吃驚的是，胡平竟坦言，“魏京生在理論上不如我”。  

其三，胡平參與民運以功利爲首要。  

 

1987年底中國民聯於三藩市召開“三大”，剛抵美不久的胡平以32票對31票的一票之差當選民聯主席。據當時與胡平競選主席的姚月謙的搭檔、現居紐約的林樵清回憶，當時代表們之所以不願選胡平，一則因爲他並非民聯成員；二則是因爲他在接受代表質詢“如果選不上主席，會不會參加民聯”時這樣回答——如果當不上，就考慮不參加這個組織。  

 

胡平的這種態度引起代表們相當反感。這也就是為什麽即使王炳章以民聯創辦人的權威身份給胡平拉票，胡平也才僅以一票勝出的主要原因。曹長青指出，胡平這種當不上“官”就不參加民運組織的思路，不僅顯示出強烈的功利意識，而且也為幾年後的民聯、民陣華盛頓合併會議的分裂留下了伏筆。  

 

其四，胡平與王軍濤攀比誰更像“開國領袖”。  

 

六四過後不久，民聯在洛杉磯召開“四大”，胡平競選連任主席。據當時在場的老民聯成員、現居美國達拉維爾州的曹世華回憶，當時王軍濤因受中共當局通緝追捕，加之王軍濤“幕後黑手”的背景，有的代表議論說，王軍濤有才幹，又儀錶堂堂，很可能成為將來民主中國的領導人。胡平對此不以為然，說，有人說王軍濤儀錶堂堂，有領袖相，我的長相不如王軍濤，但長相是爹媽給的，沒辦法，選領袖，不能以長相，要看水準。言外之意是他比王軍濤更有水準，更適合出任民主中國的“開國領袖”。曹世華對此感歎說，他當時聽到胡平這樣與王軍濤攀比，感到胡平“私心太重，權力欲太強了”。在這裡，曹長青借當事人之口，直接點出了胡平的利欲熏心。  

 

其五，與方勵之攀比，胡平心態不正常。  

 

當年方勵之獲准來到美國，被媒體譽為“中國的薩哈羅夫”，名聲大噪，於是有人提議讓方勵之出任海外民運的領袖。胡平對此極爲不屑，說：“我寫言論自由、在北大競選時，方勵之在哪裡？”胡平的這段“攀比”講話現在還保存在民聯會議的錄音記錄中。  

 

曹長青認爲，強烈的權力欲使胡平在潛意識中與那些有較大名氣的民運人士攀比資格和水準，從魏京生、王軍濤到方勵之，都成了胡平假想中的未來“開國領袖”的競爭對手。曹長青直陳，胡平的這種心態不正常。  

 

其六，胡平的攀比之心波及衆人。  

 

曹長青在文章中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披露了胡平的攀比之心波及衆人的事實。曹長青在《知識份子和共產黨》一文中，指出胡平某些觀點的偏頗，並以胡平在其《論言論自由》一文中大量引用馬克思語錄爲例，指出胡平此文的立論沒有脫離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  

 

曹長青的文章發表之後，胡平對此評價大發雷霆，給曹打電話，質問曹“你懂言論自由嗎？”並向曹連喊三遍∶“我寫《論言論自由》時，你在哪裡？你在哪裡？你在哪裡？”曹長青表示，胡平這種把別人當成假想競爭對手來進行攀比的心理，有時已到了讓人無法理解的程度；這樣神經脆弱地在假想中樹立競爭對手，簡直是驚人的荒唐。  

 

其七，胡平從來不做自我反省。  

 

曹長青在文章中批評胡平的權力欲導致其假想攀比，更導致了他從來不做自我反省。對此，曹長青認爲，胡平之所以不願承認自己的失誤，蓋因胡平的邏輯是，承認失誤，就不再“一貫正確”，從而失去將來競爭領袖的資本。  

 

1990年代中期以來，胡平連篇累牘地批評天安門事件中的學生“激進、不懂策略”。1994年，在紐約“八九民運討論會”上，胡平再次批評學生說∶“在八九民運中，在戒嚴令之前，我們沒有做到見好就收，在戒嚴令之後呢，我們沒有做到見壞就上。”這就是胡平所謂的“見好就收，見壞就上”的八字理論。  

 

曹長青認爲，胡平這樣批評當年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失之偏頗，亦與胡平之前對學生激進行動的支持以及其當時提倡的“流血犧牲必要論”背道而馳。而當別人指出胡平的這種前後矛盾時，胡平採取了不予回應的做法；這讓曹長青感到，胡平這位自稱“民運理論家”的老友是不願意扯下自己“一貫正確”的面紗，既文過飾非，又缺乏起碼的誠實。  

 

其八，胡平刻意回避自己的失誤。  

 

作為海外民運的“理論家”和領導者之一，胡平寫過《民主牆∶十年的反思》；對於他並沒在場的八九民運，也寫了《八九民運的反思》等長文和專著。但曹長青發現，胡平至今沒有寫出一篇關於海外民運的“反思”。曹長青在文中以設問的方式這樣質問，——“如果胡平真誠地致力於研究民運理論，為什麽要刻意避開總結海外民運的經驗教訓呢？”然後，曹長青給出了答案，——“因為海外民運有過兩次大的分裂，胡平都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並負有相當的責任”。  

 

曹長青認爲，總結經驗教訓，就不可避免地要談到自己的責任和失誤，因此胡平只有刻意回避，才能保持自己的“一貫正確”。對此，曹長青頗有微詞。  

  

其九，胡平視批評者為“紅衛兵”。  

 

衆所周知，紅衛兵是大陸文革期間誕生的一個怪胎。現在使用“紅衛兵”這個名詞來形容一個人，大抵是指這個人蠻橫不講理、言語粗俗、言行舉止皆有殺伐之氣，是明顯的貶義。  

 

曹長青在文中稱，當他發表了批評胡平的文章之後，胡平不是就批評内容進行回應，而是大談曹長青文章的語言風格，說曹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責曹是“紅衛兵”。曹長青認爲，胡平此擧是利用人們對文革、對紅衛兵的厭惡情緒來抹黑對手  

 

為了維護“一貫正確”，胡平在他的長篇批評文章中刻意回避我批評他的主要內容，例如對兩次海外民運分裂中他應負的責任一字不提，卻大談我文章的語言風格，說我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責我是“紅衛兵”，利用中國大陸人對“文革大批判”形式的厭惡情緒來抹黑辯論對手。對此，曹長青頗不以爲然，字裏行間透露出對胡平的不屑，並認爲胡平這種捨本逐末、王顧左右而言他的做法，與其自封的“一貫正確”一脈相承。  

 

其十，胡平表裏不一，否認私下表述的政治觀點。  

 

此前，曹長青在《知識份子和共產黨》一文中曾經引用了他與胡平私下電話交談中胡平的一個觀點，亦即“當年薩哈羅夫和索爾仁尼琴的做法，就是脫離群眾的”。胡平對此極爲不滿，指責曹長青引用他的私下談話是“違背起碼的文明生活準則”。  

 

對此，曹長青認爲，胡平作爲民運領袖之一，屬於政治人物，當然屬於受媒體監督的範圍；他私下表述的政治觀點當然可以被公開引用。因爲這不是一個個人隱私的問題，而是對政治人物的言行，無論公開和私下的，民眾都有知情權的問題。據此，曹長青認爲，胡平在公開場合否認自己私下表述過的政治觀點，是出爾反爾、言行不一。  

 

其十一，胡平為了出名不擇手段。  

 

胡平指責曹長青在文章中引用他的私下談話是“違背起碼的文明生活準則”。於是，曹長青祭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法寶，披露了胡平前後三次把別人的私下電話談話內容全文發表的事實。  

 

第一次是八九民運中，剛獲釋不久的民聯成員楊巍從上海給胡平打來電話，談及國內民運形勢和看法。據一位知情人說，時任民聯主席的胡平隨即就把這番通話列印準備發表。當時楊巍的妻子車少莉是民聯聯委委員，得知消息後非常震驚，立即打電話給胡平，認為發表這番通話，會給身在國內的丈夫帶來危險，懇求胡平不要發表。胡平竟回答說∶有的人要當烈士，別人不能拒絕。隨後把“通話”發表在次日的紐約《世界日報》上。而楊巍在美國的妹夫見到報上刊登的“通話”後，給胡平打來電話，也認為這樣做“會給楊巍招致危險”。胡平不僅沒有任何歉意，還搪塞說，只有公開發表通話，才能更好地保護楊巍。  

 

第二次是王丹被釋放不久，胡平從紐約給人在北京家中的王丹打電話，然後把電話交談全文刊登在《北京之春》雜誌上，隨後又收入他在臺灣出版的書中（《從自由出發》，第344頁）。胡平發表這份“電話交談”，並沒有王丹授權。曹長青據此認爲，胡平這樣發表身在國內的異議人士的私下談話，只是因為王丹剛釋放，媒體多方報導，把與王丹的“對談”發表，就顯得胡平也足夠重要，而這會給當事者帶來什麽樣的後果，胡平確實不加考慮的。  

  

第三次是魏京生獲釋，舉世關注，胡平又給魏京生打去電話，也是隨後把電話內容全部刊登在《北京之春》雜誌上，隨後又收入他的書中（同上，第323頁）。發表時注明“據錄音整理”，但也沒有魏京生的發表授權。曹長青認爲，胡萍此擧與前述發表王丹的“電話交談”如出一轍，也是爲了把魏京生的大名與胡平並列在一起，藉以提高胡平的名聲、地位。  

 

其十二，胡平爲了自己的“一貫正確”不惜放棄原則。  

 

1994年4月，曹長青在《北京之春》雜誌上發表《有尊嚴地回家》一文，公開批評那些民運名人和知識份子，在民運高潮時爭名逐利，在民運低潮時卻不顧尊嚴，向中共低頭，換取回國的機會。對此，胡平批評曹長青在“尊嚴回國”問題上不該對人不寬容。  

 

胡平的批評讓曹長青感到吃驚，因爲在撰寫這篇文章之前，曹長青曾與胡平探討過這個選題，並且獲得了胡平的認可；文章發表之後，針對一些人對曹長青此文的批評，胡平還在衆人面前為曹長青的觀點進行辯護。曹胡二人反目之後，胡平轉而批評曹長青此文，這讓曹長青既感到吃驚，也感到憤怒。曹長青認爲，胡平這種爲了“鬥爭需要”不斷改變立場、不惜放棄原則的做法，降低了胡平作爲“民運理論家”的水準。  

 

其十三，曹長青批評胡平濫用權力。  

 

在文章的這一部分，曹長青披露，他在《怎樣面對裸體的皇帝》一文中批評了胡平的“見好就收，見壞就上”的八字理論，同時批評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論言論自由》沒有脫離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他把這些内容告訴了胡平，並通知胡平，他將把這篇文章投給胡平擔任主編的《北京之春》雜誌。胡平聞言，立即回復曹長青，說，作爲編輯，他認爲曹的這篇文章“低於發表水準”。  

 

令曹長青“吃驚並憤怒”的是，胡平真的這樣做了。當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雜誌編輯部後，胡平百般阻撓它發表。據此，曹長青認爲胡平是濫用權力，並舉出胡平拒絕發表觀點與之向左的民運人士鄭義和封從德文章的案例，以此佐證胡平的黨同伐異和濫用權力。  

其十四，“權力夢”膨脹，胡平自負、狂妄。  

 

在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長青指出胡平與魏京生、王軍濤和方勵之等民運大老攀比，是一種自負。在這一部分裏，曹長青則指控胡平與米蘭·昆德拉、哈威爾等國際知名人士攀比，認爲這是胡平的狂妄。  

 

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駁曹長青的文章中聲稱，曹長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爾仁尼琴、哈威爾和昆德拉的言論，並斷言“這些觀點是我們所不具有的”，這與事實不符。因爲曹長青所引用的這些蘇聯和東歐人的見解，“沒有一條是我沒有講過的”。衆所周知，此處提到的幾位蘇東人士，都是蘇東各國共產黨統治時期享有國際聲譽的著名異見人士，胡平拿自己與這些人士作比，讓曹長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認定這是胡平“權力夢”膨脹導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結尾処，曹長青聲稱，胡平的“權力夢”終將破碎。  

 

綜上所述曹長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間的爭拗不單單是立場、觀點之爭，也是朋友之間反目成仇的意氣之爭。雖然曹胡雙方都認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裏，但他們爭拗的核心，並非是爲了讓真理愈辯愈明，而是爲了誰能夠掌握海外民運的話語權，從而左右民運圈内的人心向背。當曹長青指責胡平導致海外民運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時候，當曹長青嚴厲批評胡平被“權力夢”腐蝕的時候，誰又能知道他自己心裏究竟是怎麽想的、他的真實意圖又是什麽呢？  

《北京之春》雜誌現下是王丹、胡平的天下，也是胡曹之爭中胡平賴以打擊曹長青的根據地。而對於曹長青來説，攻訐胡平和《北京之春》，揭露圍繞著《北京之春》的一系列黑幕，則是不遺餘力，也不需要心慈手軟的。  

 

  

《北京之春》的由來  

 

二十多年前，海外民運人士王炳章、胡平、薛偉、于大海等人，在紐約創辦了一份政論性雜誌——《中國之春》。後來因爲民運內鬥，《中國之春》雜誌被另一批人佔有，改名為《北京之春》。  

 

這份雜誌雖小，卻成為某些民運人士貪污腐敗和以權謀私的工具，更成為民運內部爭鬥搶奪的肥肉。二十年多來，民運人士圍繞它展開的內訌鬥爭，使這份雜誌不斷爆出各種醜聞。而這些聼上去宛若天方夜譚的醜聞，對標榜“民主自由”與“法治”的海外民運，不啻是一種絕妙的諷刺。  

 

1992年的時候，海外民運組織有兩大山頭，一個是胡平、吳方誠、薛偉、于大海等人在美國成立的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簡稱“民聯”（其時，作爲創始人之一的王炳章已被民聯開除）；另一個是萬潤南、嚴家琪、馬大為、杜治富、盛雪等人在法國成立的民主中國陣線，簡稱“民陣”。當時，這兩個最大的海外民運組織正在運作合併事宜，準備推選剛從大陸出來的王若望擔任新組織的共同主席。之前，雙方商議，兩個組織合併後，作爲民聯刊物的《中國之春》雜誌將成為新組織的機關刊物。  

 

未曾料到的是，這兩個組織在合併大會上爆發火拼，不但沒有合二為一，反而由二變三，——不僅民陣、民聯猶存，雙方的部分人馬還脫離各自的組織，成立了另一個新的組織“民聯陣”。三方力量勢均力敵，不相伯仲，大有三足鼎立、三分海外民運之天下的“魏蜀吳”態勢。海外民運從此由兩大山頭分裂成三大組織，不僅沒有按照初衷合併為一個強大的組織，相反卻使海外民運的力量分散開來。  

 

除上述三大組織之外，當時海外民運還有幾個較小的組織，如陳一諮、程曉農等組織的《當代中國研究》雜誌社；王炳章、林焦清、鄭圓等人組織的“中國自由民主黨”；及從中分裂出來的倪育賢自組的另一個“中國自由民主黨”，——為防止名稱混淆，前者被民運圈内人士戲稱為“王記自民黨”，後者被戲稱為“倪記自民黨”。自此，海外民運四分五裂、內鬥不息，宛若歷史上戰亂不息的戰國時代。  

 

而民聯、民陣部分人馬和王若望、馬大為企圖成立的“海外民運協調會”則更為短命，只開過兩次會議後，就不了了之。隨著時間的推移，沒有組織可以依靠的王若望也成為“三不管”人物，連生計都要靠他太太羊子當保姆來維持。就這樣，王若望被逐漸冷落，直到2000年客死異國他鄉。  

 

1993年，以徐邦泰、伍凡為首的新組織“民聯陣”，為爭奪《中國之春》雜誌的所有權，將胡平、薛偉、于大海等人治下的“民聯”告上法庭。兩造在法庭上唇槍舌劍，在法庭外相互攻訐，頓時使海外民運的“內訌惡鬥”形象暴露于天下，自此聲名狼藉。那次官司最後的結果是“庭外和解”，——《中國之春》雜誌的原班人馬只出讓了雜誌名稱，但沒有交出提供經費的管道（臺灣軍情局資源），《中國之春》原班人馬搖身一變，在紐約原址創辦了新雜誌《北京之春》，直至今天。  

 

而《中國之春》被徐邦泰、伍凡等人搬到三藩市繼續出版，經費則是由臺灣非軍情局管道的 “臺灣民主中國大同盟”提供。1996年，徐邦泰和伍凡兩人因經費問題發生內鬥。伍凡到處發傳真，揭露徐邦泰貪污腐敗、賬目不清以及“勾結中共”等醜聞。結果是伍凡將《中國之春》划到自己名下，但卻沒能從臺灣拿到經費，這份雜誌從此停辦，銷聲匿跡。  

 

曹長青揭露《北京之春》黑幕  

 

2002年9月30日，民運人士曹長青發表題爲《臺灣經費和民運腐敗》的文章，對圍繞《北京之春》雜誌的醜聞和黑幕，做過深入地披露和批評。  

 

應當看到的是，在胡平、曹長青之爭持續多年的背景之下，曹長青對《北京之春》雜誌的揭黑，雖然難免有挾私報復之嫌，但從客觀的角度上看，剔除曹長青文章中的這些成分，他所揭露的黑幕仍然是有認知價值的。  

 

以下就對曹長青文章所揭露出的黑幕做一個概述，文章全文見本書附錄二。  

 

其一，《北京之春》接受臺灣方面的經費。  

 

曹長青寫這篇文章有一個背景，亦即：當時媒體披露，在過去20年中，《中國之春》和《北京之春》都是靠來自臺灣方面的資金維持運作。當時媒體披露的數字是平均每年40萬美金，總計約800萬美金。  

 

與此同時，媒體還披露，臺灣方面已決定停止撥款，《北京之春》很可能因此關門大吉。當時的《北京之春》正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曹長青此時出來揭黑，雖事出有因，但仍避免不了落井下石的内訌嫌疑。  

 

值得注意的是，曹長青在他的文章披露了這樣一個事實，亦即：無論《中國之春》也好，《北京之春》也罷，依靠臺灣方面提供的資金維持運作已經是“公開的秘密”；外界只是對具體金額不知情而已。曹長青引述内部人士的消息稱，臺灣方面只單線和《北京之春》的個別人聯繫；對《中國之春》也只是定期向它的帳戶撥款；款項的來源完全是秘密管道，兩本雜誌的當事人也都諱莫如深。  

 

其二，經費的黑箱作業導致民運貪腐。  

 

曹長青在文章中稱，數年來，他接受過一些民運內部的朋友提供的很多有關民運腐敗的材料；並稱他手上起碼有三個民運團體的部份財務報告，其中顯示了令人吃驚的濫用公款的情形。  

 

那麽，曹長青爲什麽沒有及早披露這些貪腐行爲呢？曹長青給出的答案是，他之所以“無數次猶豫，最後都沒有寫”，是因爲“考慮到民運的艱難和形象”。這個答案看上去很正當，似乎完全是從維護民運形象的立場出發，但細細考量，卻會發現，曹長青的這個理由實際上是站不住腳的。明知民運内部、《北京之春》内部有貪腐，並且掌握了確鑿的資料，但一直諱莫如深，反倒在媒體披露相關資訊后站出來揭黑，這不能不讓人懷疑曹長青的動機大約是墻倒衆人推、痛打落水狗、必慾置對手于死地。  

 

但是，抛開曹長青的真實動機不談，他在文章中披露出來的一系列事實仍然讓人吃驚，並從客觀上對民運内部的貪腐現象產生了足夠的認識。  

 

曹長青在文章中羅列了相關人士的貪腐行爲，包括貪污公款、濫用公款、私設小金庫等。應當承認，曹長青的披露是有證據基礎的，他揭露出來的這些貪腐行爲，或有財務報告為證，或有票據證據支持，或有他親自進行的調查。雖然還有一些是推測，但這些推測也是合乎邏輯的。  

 

被曹長青點名道姓的，是《中國之春》雜誌社的社長薛偉；未點名、但外界一看便知的，一是“前華盛頓民運基金會負責人”，這指的是王軍濤；二是《北京之春》雜誌社的主要負責人，這指的是包括胡平在内的一些人；三是人權基金會的領導人，這指的是“中國人權”組織的劉青。  

 

曹長青把民運内部產生貪腐現象的原因，歸結于兩點：一是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二是民運内部特別是《北京之春》雜誌社内部財務的黑箱作業。而黑箱作業又是他重點撻伐的目標。  

 

其三，《北京之春》以公有製作業方式製造低劣產品。  

 

在揭露了民運内部的貪腐行爲之後，曹長青的矛頭轉向《北京之春》雜誌。針對《北京之春》十餘年來一直存在的編輯、設計、裝幀等方面的粗製濫造，曹長青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並得出結論，稱《北京之春》的“編輯人員敷衍了事，根本沒有敬業心”。  

 

究其原因，曹長青認爲，《北京之春》雜誌之所以品質極差，是因爲它無須面對媒體市場的激烈競爭，“是臺灣財政包乾式的公款來辦，品質沒有任何人檢查，印了多少本，賣出去多少本根本不用在乎，反正每月照樣有錢拿”。因此，曹長青認爲，《北京之春》的運作模式是公有制、大鍋飯，是“在私有制的美國，過公有制的癮，吃臺灣納稅人的大鍋飯”，製造著“慘不忍睹”的低劣產品。  

 

與此同時，曹長青還向臺灣方面提出建議，稱，臺灣支持中國人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應該透明化，不應繼續那種單線秘密聯繫、錢固定跟人走的荒唐政策；而應成立公開的基金會，向所有海外民運組織開放，大家可以自由競爭申請。臺灣的資金應該是資助專案，而不是資助個人或對某個組織財政包乾；應定期審核，加強監督機制”。  

 

此外，曹長青還借批評《北京之春》的“公有制大鍋飯”性質，披露了另外一個事實，亦即：在臺灣的資金停掉之後，《北京之春》開始從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拿錢了。  

 

胡平回應曹長青：從紅衛兵變成政治傀儡  

 

民運界的胡平、曹長青之爭，歷時十幾年，至今還未結束。胡平佔據《北京之春》雜誌，利用手中掌握的話語權和媒體渠道，對曹長青一直罵到今天也沒停止。  

 

2000年民進黨在臺灣上臺後，胡平、薛偉等人及《北京之春》雜誌被臺灣軍情局一度“斷奶”。胡平或私下抱怨，或公開撰文，曾多次指責這是曹長青在臺灣暗中搞鬼。胡平稱，曹長青從極端造反派和紅衛兵，搖身一變成為台獨寵兒，拿著臺灣大把的“研究經費”，在臺灣到處演講、站臺、支援台獨候選人，這本身就是對道貌岸然、自譽為“道德楷模”的曹長青的絕妙諷刺。由此，胡平得出的結論是：錢真的可以改變一切，包括一些人的靈魂、信念和道德。  

 

而曹長青也針鋒相對，從上述概述的曹長青的文章可以看出，他對於胡平的攻訐也是不遺餘力，極盡其文章恣肆汪洋之能事的。  

 

海外民運界的這場胡曹論戰和相關各方的為人處事，於是就在這場口水之戰、利益之戰中，讓世人清楚地認識到民運人士不為外人所知的真實一面。  

1989年，華裔中國科學家傅新元和學者李曉蓉在紐約創立了一個叫做“中國人權理事會”的民間組織。這是第一個由民間產生的中國海外人權組織。它宣稱，該組織創立的目的是“接續三十年代蔡元培、宋慶齡領導的《中國人權保障同盟》的事業”；它的自我定位是“一個在中國大陸推廣人權理念、進行人道救助的非政府組織”。這個組織在海外中國人的流亡組織中可以算作是一枝獨秀，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掌管“中國人權”的機構——理事會，由理事和榮譽理事組成。在理事會的名單中，人們可以看到一些聲譽顯赫的重量級異見人士，包括方勵之、劉賓雁、蘇曉康、郭羅基、王丹等。但這個由著名人士組成的理事會，只是名義上掌管“中國人權”的領導者，有名無實，實際的操控權掌握在一個叫劉青的人手裏。  

 

1992年，劉青加入“中國人權”，與上述理事會中聲名顯赫的民運大佬們相比，劉青當時只能算是一個無名小卒；他加入這個組織的本意，只是為了從創始人傅新元那裏得到一份全職全薪的工作。但不知爲何，傅新元旋即把該組織的主席一職讓給了劉青，由其具體負責“中國人權”的日常運作。  

 

1998年，“中國人權”理事會設立了由中美雙方人士共同擔綱的“共同主席”職位。美方主席是美國商人伯恩斯坦（Robert Bernstein），中方主席則是赫赫有名的方勵之。伯恩斯坦是一位成功的美國商人，他為這個組織找來很多活動經費。錢一多了，這個組織就出現“一切向錢看”的傾向。而作爲天體物理學家的中方主席方勵之，教學和科研工作都很忙，無暇顧及組織的具體工作，他所擔任的主席一職基本上算是虛銜，於是，他就被具體辦事的實際主席劉青和譚競嫦等人架空了。譚競嫦是伯恩斯坦重用的一個來自香港的美國女人，她與劉青之間互相需要、互相利用，逐步將原來一起創業的著名人士排擠出局。  

 

與此同時，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和臺灣情治單位，十分看重傅新元、劉青和蕭強等人搞的這個民運組織，並把它改造成一個變相的情報機構，每年給予重金支持。曾幾何時，海外民運組織隨著貪污腐敗和醜聞的不斷曝光，紛紛倒下。但“中國人權”作為“專業操作”的民運組織，卻由於“資金來源廣泛，內部運作穩定”，一時間似乎成了海外民運的最後堡壘。  

 

2004年初，郭羅基等理事發現劉青有很多問題，包括違背人權理念和民主原則；賬目不清、貪污腐敗；以權謀私、任人唯親；蠻不講理，欺負女性員工；工作瀆職、不負責任；利用職權，排斥異己；違背章程，貪權戀位等。據此，這些理事提出過數次改革議案，要求免去劉青的職務。  

  

但這時，當年的無名小卒劉青已經羽翼豐滿，利用他掌握的“中國人權”的資源以及數額巨大的捐款，與譚競嫦等人結黨營私。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採取非常惡劣的手段管理這個組織，——方勵之在氣憤的時候，曾經稱他們“簡直是黑社會”。同時，他們玩弄一系列程序遊戲，否決了理事會的改革提案，從而使罷免劉青成爲不可能。由於多次改革要求失敗，這些理事們失去了對這個組織的信心，為了表示不同流合污，2005年他們選擇了公開辭職。當時，這個事件成為海外民運中轟動一時的大新聞。  

 

2005年，包括方勵之、劉賓雁、蘇曉康、于浩成、郭羅基、林牧、王丹、張偉國、叢蘇、鄭心元、王渝、黃默、蕭強、童屹、林培瑞等十幾位理事和榮譽理事在內的“中國人權理事會”，忽然集體辭職。這些理事在一份連署辭職聲明中指出，近幾年來，“中國人權”已經從一個理想主義者創建的公益組織，變成一個搞黑箱操作、無視章程法規的利益集團。  

 

這些重量級的理事們宣佈集體辭職之後，隨即公佈了一份由多位知情人士合作的文件——《中國人權理事會問題的總結報告》。這份報告象一柄尖刀，插進“中國人權”的黑盒子，撬開了主要負責人劉青等人的系列醜聞黑幕，並徹底打破了其作爲海外民運最後堡壘的神話。  

 

《中國人權理事會問題的總結報告》一經公開，“劉青現象”立刻使人們震驚不已，因此受到廣泛關注。這份報告裏揭發的“十大弊端”，以及民運内部人士總結的“七大特徵”，對劉青的特權和這個組織見不得人的黑箱作業，作了非常精闢的描述，被稱為對這個組織黑幕“最為完整”的描述。但也有人指出，這份報告可能仍然只是“中國人權”和劉青本人存在問題的冰山一角，更大問題遠沒有揭露出來。  

 

以下是《中國人權理事會問題的總結報告》的內容摘要，由於這份文件曾經公開發佈，因此，作爲本書引述的文獻内容，引於此處與讀者共饗之。  

  

《中國人權理事會問題的總結報告》內容摘要  

（一）巨騙狂盜  

每年以救濟國內受政治迫害人士及其家屬為名而募集的三、四百萬美元經費，實際被劃歸“人道援助基金”項目的卻不到十萬元，而六四死難者家屬僅獲一萬餘元。王丹先生指出，“很多在國內的十分需要幫助的朋友都表示都沒有收到過‘中國人權’的捐款”。林牧先生聲明：自1999年以來，西安、杭州、重慶、大同等地請求“中國人權”援助的人士均未得到分文。獄中致殘的陳龍德先生和罹患癌症的蒲勇先生，他們出獄後連糊口度日的錢也沒有，而掌管“人道援助基金”的劉青，卻置之不理。焦柏固先生透露，被判刑的北京“網絡四君子”每人僅獲二百五十美元的捐款，而杜導斌先生遭受迫害，“中國人權”竟未給一分錢，為此郭羅基先生很生氣。林培瑞先生說：“北京的朋友告訴我，‘中國人權’的基金被稱為‘劉青的錢’，徐文立的朋友拿不到‘中國人權’的錢。”   

 

（二） 蛻變有因  

《中國人權2003年財務簡報》透露，“收入四百十六萬美元，開支七十四萬美元，資產七百六十九萬美元，負債三十四萬美元”。從財務簡報上看，可供查詢的開支僅七十四萬美元，簡直不可思議，其餘至少在三百四十二萬美元以上的那部分開支則被刻意隱瞞，很可能被用於與“中國人權”組織身份不符的用途。2003年美國民主基金會資助“中國人權”的金額為三十五萬美元，衹占全部收入的一小部分，另外的三百八十一萬美元來歷可疑，與台灣情報機關難脫幹係。2001年以後，“中國人權”每年的經費總收入突然比以往多了兩、三倍，但與此同時，內部分歧卻日益加劇。自接受了具有特定政治傾向和要求的經費後，“中國人權”組織的性質發生蛻變，背離了具有普世價值、非政治化的人權理念，“人道援助”項目也形同虛設，被用來培植劉青的個人政治資本。   

 

（三） 利益集團  

每年近三百萬美元的經費預算，用於薪水和辦公室的費用高逾百分之六十，其餘又以“合作專案”、“工作合同”等形式，與其他組織的成員進行“利益分配”，從而形成利益集團。劉青的年薪高達八萬美元，而他卻詭辯說聽從了的別人的建議:“你若不給自己加薪，會影響下屬的薪資收入”。執行主任譚競嫦女士聲稱，他們的工資“在非政府組織中算是最低的”，而且，劉青當主席十三年也不算長，因為在她認識的“非政府組織負責人”中，就有人做了二十多年還在任。這位在“中國人權”屢次內部沖突中總是袒護劉青的譚競嫦女士與劉青有著利益關系，據韓佃礬先生透露，譚的兒子在一家與“中國人權”有合約關系的公司上班。譚競嫦女士玩弄程序上的陰謀，封殺了眾多理事罷免劉青的提案，導致“中國人權”組織分裂，十二位辭職的理事被迫向社會撕開“中國人權”黑幕。   

 

（四） 台灣插手  

“中國人權”組織建立初期，曾經聚集了一批願為人權事業無私奉獻的義工，他們多為知名學者。據蕭強先生回憶，“中國人權”在1991年底時才籌到三萬美元。但自1992年傅新元先生將主席一職讓位於賣身投靠台灣情報機關的劉青之後，台灣在美國的政治諜報網逐步控制了“中國人權”組織。台方以“熱心人士”或“捐款人”的身份，幫助“中國人權”從台灣及西方國家的某些機構籌集到大量資金，給人微言輕的劉青撐腰，為他取得獨斷專行的權力。公辦室花費大量租金和行政費用，是為了幫台灣“對外打交道”及刺探大陸情報，強調“專款專用”。劉青等人對於從大陸出來的知名民運人物，凡被認為“不能合作”的，都予“封殺；聽話順從的，則幫其獲得“安家費”、“津貼”、“獎學金”或“研究項目”，推薦發言和出書，被安排會見外國政要或訪台，在國際間“為台灣發聲”。   

 

（五） 黑箱作業  

“中國人權”的組織章程規定，理事會擁有一切權力，每三年換選主席。然而，劉青未經選舉卻佔據主席職位長達十三年，仍抗拒罷免，還要再設兩年的“過渡期”，並指定誰來繼位。在內部運作上，理事會的決定權和監督權被完全篡奪，主席對執委會隱瞞公務，而執委會又向理事會作隱瞞，還要不時追究“洩密”者的責任，儼然象一個間諜組織和保密機關。掌權者蠻橫霸道，任人唯親，清除異己。為了給貪污瀆職和監守自盜打開方便之門，劉青一人既管錢又管賬，旁人不得過問。方勵之等理事和榮譽理事不滿被架空和利用，相繼辭職而去。他們指出，“中國人權”已經“從一個理想主義者創建的公益組織，變成一個搞黑箱操作、無視章程法規的利益集團”。   

 

（六） 弄虛作假  

童屹女士在查賬過程中發現，“人道援助基金”的中文和英文賬目不符，竟相差八萬美元。劉青後來雖補交了自己編的“收款人名單”來應付，但仍然少了四萬美元。王渝女士指出，劉青擅自利用“中國人權”的免稅賬戶，替某些人轉賬逃稅，使“中國人權”陷入嚴重的稅法問題。2004年“中國人權”的990稅表顯示薪資開銷總額為二十七萬五千五百四十美元，其中劉青為三萬五千美元（實際年薪八萬美元，少了四萬五千美元）未如實申報。2000年以後，“中國人權”租用辦公室的開銷從以前的三萬美元左右漲了兩倍，達到每年九萬多美元，但是，在列支管理費的報表中，租用辦公室的開銷卻仍然維持在每年三萬美元左右。做假賬的人被告知，遭他們侵吞的錢大多來自一些不願公開身份的機構（包括“白手套”），這些機構寧可丟了錢，也不願因牽涉訴訟而暴露其背景。   

 

（七） 人血饅頭  

通過結交美國的一些中國問題專家（如黎安友、林培瑞等）及情報、智庫等機構，來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和兩岸政策，是“中國人權”組織長期的著力點。它的另一項使命，則是配合美國國會抨擊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中國人權”手裏拿著一份中國政治犯的名單，並在適當的時候把“人權個案”擺在美、中兩國的外交紛爭之間，作為雙方討價還價時的籌碼。北京當局對異議人士捉捉放放，換取美國的政策讓步，少不了“中國人權”等機構合奏的一些雜音。為了不斷打出“人權牌”，“中國人權”需要不斷有人坐牢，然後進行輿論炒作。這種奇特的行業通常被稱為吃“人血饅頭（魯迅小說中的藥方）”。然而“中國人權”在選擇“個案”時，往往受到其派系利益的限制（比如，刻意渲染魏京生案、劉念春案，回避徐文立案、王炳章案），即使在反中國陣營內也無法形成共識，甚至經常挑起爭端。   

設在香港的一間狹小房間裏的“中國人權民運資訊中心”，十年來發表了三千三百多篇新聞稿，但該機構衹有一人工作，獨立進行調查、寫稿、發稿，就連中英文打字和撰寫英文報告，也都未請祕書幫忙。負責人盧四清先生每天還要接聽無數電話，回復上百封電子郵件，整理資料分類，編寫網站程式，編輯中英文文章上網，維護網站，去郵局和銀行以及處理雜事。相比之下，設在紐約帝國大廈的“中國人權”顯得格外臃腫而龐大，它雇用了十幾名工作人員，十年來衹發布了八百條新聞。在美國居住了十三年卻連簡單的英語都不會講的劉青，心安理得地領取高薪和津貼，過著奢華糜爛的生活。他把大部分時間都花費在吃喝玩樂、遛狗、逛賭場，以及勾心鬥角搞內鬥，或為某人捧場，或誹謗某人。為此，盧四清先生笑問劉青：“可不可以不要那每年八萬美元的薪水為你們組織做十年義工？”   

 

（九） 買辦民運  

方勵之、郭羅基等十二名辭職的理事指出：“當中國本土的公民維權運動在新世紀興起和高漲之際，‘中國人權’麻木地置身事外。不僅如此，部分理事以個人身份投入維權運動，竟被‘中國人權’負責人指責為‘傷害了組織’”。高寒先生認為，“買辦民運”的要害是對本土抗爭和突發事件麻木不仁，衹對給錢的後臺老闆言聽計從。他們指出“中國人權”和《北京之春》就是“買辦民運”。薛偉先生和錢達先生透露，《北京之春》每年為台灣情報機關提供二百五十件情報，獲取總計兩億元新台幣的祕密經費。《北京之春》為完成定額任務，與“中國人權”互通有無至關重要。岳武先生在《是誰逼得方勵之等人啞口無言十三年》一文中指出了“買辦民運”的後臺：“誰？台灣！為什麼？錢！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秀才看見錢，大眼瞪小眼！台爺叫怎麼辦咱就怎麼辦，台爺不讓監督咱就看不見。”   

 

（十） 相互敵對  

茉莉女士致函“中國人權”，指出劉青“拉幫結夥，自立山頭，相互敵對”的問題，林培瑞先生深有同感，說：“一個領袖把團體變成他個人的派系，敵視其他團體的領袖，結果使得為了共同理想參加團體的其他人全部離開。直到現在我才瞭解到，‘中國人權’內部也產生了同樣的問題。”為了壟斷“資源管道”，“中國人權”不擇手段傷害民運，在向後臺報告誰“可合作”、誰“不可合作”時也往往挾帶私心。許多民運團體在向美國、台灣某些機構申請經費資助的過程中，都曾受到過劉青等人的攻擊，甚至被誣為“中共特工”。劉青向那些機構強調：“那些項目‘中國人權’已經在做了，他們沒有必要做重複的事，而且他們不可能做好。”由於得不到在海外投身民運事業的經費資源，許多有影響的民運人物心寒之餘離開了是非圈，另謀生路。民運出了“王倫”，山寨就剩幾個嘍羅。   

 

二、劉青發家史：人心險惡和道德淪喪  

 

（一） 家族經營  

出於“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考慮，劉青授意胞弟劉念春拉幾個人成立了“勞盟”作為項目，吸納海外經費。劉念春被捕後，“中國人權”竭力為劉念春造勢，向外界謊稱“勞盟”成員有三百之多，還不時拋出一些諸如劉念春獄中病危、劉家被北京國安局派人縱火之類的假消息來炒作。弟媳儲海藍也成為劉青向國內發餉的代理人。為了給劉念春爭一筆“傑出民運人士”獎金，劉青還把黃雨川老先生氣得中風。熟料劉念春出國後並不記恩，很快從劉青克扣他人的援助款而為他買下的公寓裏搬了出來，兄弟反目成仇。此後，劉青老婆韓曉蓉的弟妹成為“中國人權”在國內的代理人。劉青還把“中國人權”的經費轉到“平等教育基金會”，韓曉蓉則從那裏領取工資。由於“中國人權”的金字招牌給紐約的政治庇護行業帶來生意，韓曉蓉的女兒便從潘琦玲女士的移民事務所領取工資，卻不用上班。   

 

（二） 諜網難纏  

“中國人權”搞國內調查、分發捐款是其本職，然而劉青卻以此掩人耳目，從事著與“中國人權”身份不符的活動。劉青給國內某些接受援助的人士規定兩個條件：一、必須經常提供情報﹔二、衹能與“中國人權”獨家聯絡。北京的李海先生和湖南的張善光先生就因向劉青提供情報遭出賣，先後被當地法院以“間諜罪”判處九年和十年徒刑。異議人士因“與境外敵對勢力聯系”和“接受境外敵對組織的資助”而獲罪是很不幸的，而劉青又使他們陷於“為境外組織刺探、收集、出賣情報”的訟案中。“顛覆政府”有時候是理直氣壯的義舉，而“背叛國家”即使在美國也是最遭人譴責的一種罪行。當年魏京生受到“出賣情報”的指控，劉青為其鳴冤，理由是一名電工不可能獲得軍事機密，然而二十年以後，當事人之一白天祥先生（原法國駐北京大使館三等祕書）卻向外界証實了這項指控。   

 

（三） 內鬥悍將  

1998年王炳章先生闖關回國創建反對黨，不幸被捕，劉青、胡平、胡安寧趁王之危發起圍攻，煽動不明真相的阮銘、王軍濤、吳仁華、王鵬令、胡立俊、常征、郭羅基、劉賓雁等人，通過曾慧燕女士在《世界日報》上刊登“譴責王炳章”的聯合聲明，挑起海外民運內鬥。1999年1月，美國國會原擬舉辦“中國民主黨”事件聽証會，經劉青、魏京生力阻，改為一般的中國人權狀況聽証會，並撤銷王希哲、王炳章的發言資格，引發劉魏與二王兩派民運人士在聽証會現場激烈沖突，轟動一時。劉青還指使朱銳女士勸說各省的“中國民主黨”成員退黨。為了誣蔑盧四清先生是“共特”，十年來劉青向國內打了上千通電話。此外，封殺那些對台灣幹預民運有不同意見的人士，也是劉青出擊的動因之一。劉青還雇用了陳破空、唐柏橋、魏泉寶、高平、陳立群等人監視和離間其他民運團體。   

 

（四） 公器私用  

“中國人權”網站的“良心犯”欄目，在海外被稱為“劉氏人權檔案”；“中國人權”的“人道援助基金”，在國內被稱為“劉青的錢”。原因很簡單――劉青在行使“中國人權”主席職權時，參雜了過多的個人因素，親疏交惡一目了然，公器被他任意私用。許多著名的民運人物和政治犯的名字無法在“中國人權”的網站上找到，衹因為劉青與之曾有過結。“劉青的錢”當然也是根據個人喜好來分發的，經常隨便答應給錢，經辦人焦柏固先生不由抱怨：剛剛寄了幾百，卻又來電說劉青答應了幾千，而那個人什麼事也沒有，把“中國人權”當搖錢樹了。幾個酒肉朋友（如艾端午等等）也從賭桌上向劉借錢，或用於還債，或收藏古董字畫，也有去開洗衣店、地板行、房產公司、按摩院、電腦店的。劉青對“公民議政”等組織搞“利益輸送”，也是為了把“中國人權”的錢變成“劉青的錢”。   

 

（五） 自甘墮落  

岳武先生戲稱“劉青家的狗比驢還大”，藉以譏諷劉家的奢侈花費。“劉青的錢”來之容易，慣得他出入講究排場，消費講究檔次，擺家宴養門客，充老大派頭。前些年“劉青的錢”在股市裏翻騰了幾下沒影了，這幾年在新澤西的賭場裏“劉青的錢”經常博得滿座喝彩。如今劉青見到那些滿臉窮酸相卻自命清高的民運同仁就心生厭煩，衹對款爺和“金主”套近乎。久而久之，圈內便有了“劉青管經費----對賭場越慷慨，對民運越刻薄”的說法。劉青一人包辦的“人道援助基金”，沒有收款人憑証，根本沒法查。不過儲海藍女士卻在床第之間向張林先生透露：“他們給你三百、五百，而在那邊的名單上卻填著五千、一萬。你出去後就知道了。反正跟著劉青，不用愁錢。”任畹町先生、楊周先生的錢被劉青吞了大半，結果引發持久的爭議。李洪寬嘆道：真不知該如何給劉青寫悼詞。   

 

（六） 蠻橫霸道  

王希哲先生不同意劉青把盧四清先生誣為“共特”，他贊賞盧為國內各省民運人士購買傳真機的做法，劉青便銜恨報複，禁止王參加會議。劉青甚至不允許王希哲先生擠在朋友的房內過夜，於是吳方城和杜智富衹好連夜開車把王送到劉曉竹先生那裏。王質問劉青：“你是奴隸總管？我非要服從你的鞭子？聽從你的指揮？”劉青為了匯錢給妻妹，要小蔡用她的私人支票支付，被拒絕後，劉就以要辭退她進行要挾，態度十分惡劣。辦公室管主任瑋琳女士遭劉青猥褻和侮辱，劉拒絕道歉，卻以多發兩月薪水作條件要她保密。劉青還對王丹先生的同性戀私生活橫加指責，竟罵出“你知道為什麼不注意點形象，跟男的在一起等臟話。郭羅基先生參與提案罷免劉青，劉便針對郭個人提出報複性反制提案。劉青還大罵儲海藍“不要臉”，將她趕出家門。   

 

（七） 爭名奪利  

名不見經傳的劉青，如果沒有某些情治機構插手，他在海外民運圈內衹是一個小角色。在人權事業上，劉青不是什麼先驅、鬥士或奉獻者，從未參與過人權組織的創建。在中國人權有錢後，劉青經常利用“中國人權”取得某次會議主辦權的機會，按其個人恩怨排列席次和發言順序，分出所謂的“主流”來。王炳章先生、沈彤先生闖關回國之後聲名大起，劉青擔心他們奪了“主流”風頭，便處處作梗，不許他們上講台。劉青對其他許多知名民運人士向來是“寸席必爭，寸金必奪，寸怨必報”。他為魏京生、劉念春打知名度，實際上衹是為了拔高自己而已。  

 

劉青辭職，但問題並沒解決  

 

經過一年多海內外各界的質疑和聲討，2006年1月8日，59歲的“中國人權”主席劉青宣佈退休，以此方式“體面”地離職。然而，該組織存在的一些問題實際上並沒有得到妥善的解決。  

 

華裔瑞典作家茉莉女士，曾經在1989年入獄，獲釋後離開大陸，一直做“人權義工”，她是“中國人權”的支持者，也是了解内幕的知情人；2002年，她曾經向“中國人權”提出罷免劉青的動議。劉青宣佈退休後，茉莉女士在媒體上發表文章，披露了後來的事態進展和更深的內幕（該文詳見本書附錄三）。  

 

茉莉女士在文章中首先回顧了“中國人權”創立、發展的基本情況，指出“人權組織本來不應該有強烈的政治目的，但是劉青把這個人權組織作為他的政治資本”。  

 

在這篇文章中，茉莉女士尖銳地指出“中國人權”出現嚴重問題的幾個原因，列舉如下：  

 

1、“中國人權”不是會員制團體，因此缺乏自下而上的內部監督。而且，這是一個在美國創建的流亡組織，因此也缺少一定的外部監督。理事會本來有監督的責任，但他們也未能盡責。  

 

2、“中國人權”早期的創建者們，憑著理想和熱情行事，忽視了制度建設，搞“人治”而不搞法治，為後來諸多問題的出現埋下了伏筆。  

在分析了上述原因之後，茉莉女士得出這樣結論，即：這個事件對本來就舉步維艱的中國人權事業，是一個很慘重的打擊；人權組織也這樣不可信賴，像原來名聲這麼好的“中國人權”組織也這樣變質，令人感到絕望。據此，茉莉女士希望“人們更深刻、更真切地認識人性的弱點，認識到健全民主監督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縱觀茉莉女士的這篇文章，應當承認，茉莉女士的認識是清醒、理智的。她指出，劉青的下臺看起來好像是輿論批評監督的一個結果，但是，“中國人權”存在的問題並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因爲隨著改革派理事們的辭職，那裏留下的大都是劉青利益集團的成員，要讓這個組織改革非常不容易。  

 

正如茉莉女士所說的那樣，現在“中國人權”存在的問題已經不僅僅是劉青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組織產生了本質上的變化，已經病入膏肓，無可藥救。這對於舉步維艱的海外民運來説，不啻是又一次重創。  

魏京生曾經是大陸文革中著名的極端造反派“聯動”的成員，後來入伍，退伍後進入北京動物圓做了一個平常電工。1978年，中國大陸在十年文革的浩劫之後開始“撥亂反正”，開始進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其時，也適逢大陸的“西單民主墻”運動如火如荼之時。當時的魏京生每天除了偷聽大陸禁止的“敵臺”之外，就是在“西單民主牆”上貼大字報“造反”，聲稱要推翻中共政府“搞革命”；還數次向駐北京的法國外交官提供當時中越戰爭的軍方文件。1979年，他被大陸警方逮捕，以洩露國家機密罪和反革命煽動罪獲刑15年。魏京生由此發跡。  

 

本來像魏京生這樣的無名小卒，被関進監獄之後，很可能從此就默默無聞。但是，魏京生卻獲得由此成名的機遇。1970年代末的中國，剛剛打開封鎖已久的國門，西方對於這個曾經與他們保持巨大距離的共產黨國家百般好奇，當時冷戰尚未結束，東西方的意識形態衝突仍然激烈。在這種大歷史背景下，當時的西方國家及其媒體希望在中國尋找他們心目中的民主苗頭，原也在情理之中。當時，很多西方媒體的記者雲集北京，“西單民主墻”這樣的運動亦是他們關注的焦點，而魏京生這樣的“積極分子”也就難免不進入他們的視野。  

 

魏京生一無顯赫學歷，二無等身著作，就連在“西單民主墻”貼幾張大字報都錯別字連篇、文筆不通。然而，由於他在“西單民主墻”運動中的積極參與，又因爲他的被捕、獲刑由大陸官方媒體主動披露，所以，一夜之間，這個平常的電工就被西方媒體奉為至寶，捧成中國的“民主英雄”。歐美的一些政治傢在輿論的壓力下，動輒就拿魏京生跟北京“說事”，要求北京儘早釋放這位“民主英雄”。古語云，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魏京生便是這樣的“英雄”。  

 

1997年，魏京生獲准保外就醫，之後流亡美國。這在海外民運中曾經掀起一陣興奮的波瀾。那些早已沒落和正在走向沒落的民運團體和過氣人物，紛紛打起小算盤，都想利用這個“剛出鍋”的炙手可熱的大人物，幫助自己起死回生。那年秋天，到紐約甘迺迪機場迎接魏京生的華人和媒體人山人海，魏京生得到了英雄般的歡呼和禮遇。  

 

衆所周知，魏京生之所以能夠獲准保外就醫，並獲准出國，其實不過是北京與西方特別是美國達成的某种政治默契。當時，有極少數清醒的人曾經警告說，這是北京的高招，此舉可能葬送魏京生在海外民運中的前途和聲譽――既然你是頭頂著“民主之父”光環的民運鬥士，那就索性釋放你，讓你出去跟海外民運人士團聚，此擧既堵住了西方特別是美國説三道四的嘴，也替北京加了分。  

  

果不其然，不久以後人們就發現，這個身在美國的魏京生與人們印象中的那位身陷北京囹圄的“民主之父”大相徑庭。圍繞著魏京生的各種醜聞也越來越多，數年之內，魏京生已經被民運內鬥、貪污腐敗、性濫交等各種醜聞搞得灰頭土臉，焦頭爛額。過往人們心中的那個英雄形象，也隨之崩塌。  

 

四面楚歌，疑神疑鬼  

 

2000年11月15日，《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詳見本書附錄四），報道了魏京生當時的狀況。在《華爾街日報》的這篇報道中，魏京生被描繪成一個精神緊張、疑神疑鬼的人。  

 

報道稱，魏京生從紐約去華盛頓，一路以超過100英里的時速高速開車，他對此种做法的解釋是，“我不得不越快越好，否則，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在跟蹤我”。在魏京生看來，有人在跟蹤他、追擊他。那麽，誰會跟蹤、追擊這位大佬呢？在魏京生的眼裏，可能是北京派來美國的特工，可能是被他視爲“瘋狗”和“中共特工”的柴玲、王希哲、王炳章、王軍濤、王若望這樣的流亡民運領袖，可能是剛剛中止與其合作、將其趕出校園的哥倫比亞大學校方，也可能是當時的克林頓政府。魏京生聲稱，曾經在1997年歡迎他出獄來美的白宮，現在已經開始希望他“還是死了好”。  

 

文章寫道，此時的魏京生已經五十嵗了，他已經離開了帶給他牢獄之災的中國，身処被他認爲是“自由之邦”的美國。但他覺得，在他的四周佈滿了形形色色的敵人，與之作對的仿佛是整個世界。他甚至斷定，他當時所出的一系列交通事故，就是他懷疑的那些人所為，是陰謀。  

 

報道稱，中國勞改基金會負責人吳弘達推薦給魏京生做助手的戴維·沃克（David Walker）說：“人們覺得，魏京生已與整個世界對立”。而魏京生認爲，這位助手是FBI派來對付他的特工。  

 

事情果真如此嗎？非也，這只不過是魏京生自己製造出來的“陰謀論”而已。  

 

1997年，魏京生剛剛到達美國時，當時的台灣陸委會及美國國會的某些議員曾希望透過他對北京當局的控訴，加強國際輿論譴責中國人權狀況的聲音。然而，時隔不久，魏京生就與幾乎所有的人鬧翻了，他的狂妄、無知讓與之見面的很多人士難以忍受，因此逐漸與其形同陌路。  

 

魏京生並沒有接受過系統、完整的教育，而且自1979年以來大部分時間，他都是在與世隔絕的監獄中度過的，與外界的接觸極少，因此，其見識淺薄，言談舉止也頗爲粗魯。有鑑于此，留居美國的中國著名異見人士嚴家其、王若望、劉賓雁等人，曾一再勸告他抓緊時間補習文化課程，並多看讀些書，以增長知識、見識，以免在公眾場合發言時貽笑大方。然而，魏京生卻覺得這些逆耳忠言隱含著對他的“羞辱”。  

 

該報道所擧的一個實例，證明了魏京生的淺薄無知。據稱，曾經有人問魏京生，對於中國政治專制體制他有什麽解決辦法，當時他不假思索地說：“美國根本不應該與中國打交道，應當斷絕與中國的所有貿易關系”。對此，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直言：“我們曾告訴魏京生，‘這已不是爭論的問題’。但他對我們所說充耳不聞。魏京生已不太為人們重視，因為他的觀點已與政策問題不相干”。  

 

對於他在海外民運中的孤立，魏京生毫不掩飾地聲稱，除了幾名領取台灣情治機構津貼的民運人士尚能與他合作之外，其他的著名民運人物幾乎都將他拒之門外。  

 

近年來，魏京生與昔日的朋友一個個地閙僵，他的政治結盟也一個個地失敗。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結局，是因爲在魏京生看來，那些不同意他的觀點的人，都是他的敵人。魏京生曾這樣說：“對我最大的批評，是我為什麼不聽從別人的意見。當我是對的時，我為什麼要聽他們的？所有卓有成就的人都有這種特性。”  

 

魏京生甚至把當時的克林頓政府和克林頓總統本人也當成他的敵人。當美國報刊拒絕發表他的文章、美國重要的政治人物不願與他見面時，魏京生相信，他們都是聽命于克林頓的。在他看來，克林頓實施同中國進行自由貿易的政策，很有可能是“共產黨間諜”。他說：“我當克林頓是我的敵人，克林頓也把我當他的敵人。當然，他不便直接說，但他指使別人叫我閉嘴。在中國，他們簡簡單單地將你關進監獄；在美國，他們總有其他辦法控制你”。  

 

美國國務院官員對此評論說，克林頓政府並沒有把魏京生當敵人。至於魏京生指控美國政府希望他“還是死了好”，並且設計了交通事故來加害他，國務院官員說：“他當然有權這麽說，但設計交通事故不是美國政府的行事辦法”。  

 

由此可以看出，此時的魏京生已經是四面楚歌，疑神疑鬼，甚至不惜祭出“陰謀論”的法寶來為自己的窘境開脫。這是魏京生的悲哀，但細加考量，也不難看出這其實也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西哲有云，“性格即命運”，魏京生落到此種地步，其桀驁不馴、剛愎自用的性格亦是原因之一。  

 

魏京生的罩門：無知、固執  

 

1999年1月8日，美國國會召開了一次由魏京生作證的情況簡報會議。在這次聽證會上，爆發了民運人士打架事件，——王希哲、薛明德等人推推搡搡，高聲叫罵，指責魏京生沒有資格代表民運。這個事件引起了媒體的一片譁然。  

 

隨後，魏京生就此指責王希哲是中共間諜，導致王希哲憤然以誹謗罪將他告上美國法院。同年5月，在布魯金斯研究所組織的天安門事件10周年研討會上，魏京生再度讓滿屋子的中國問題學者目瞪口呆。當時，他大聲指責華盛頓是“天安門鎮壓中的同謀”。魏京生說：“雖然沒有不容置疑的辦法証明天安門事件完全是美國政府的責任，但我們可以以此透視美國在人權問題上的態度”。  

 

近年來，魏京生幾乎與所有流亡海外的大陸異見人士鬧翻，甚至成為永久的敵人。前面所述的“中國人權”組織主席劉青，曾是魏京生在北京“西單民主牆運動”中的老友。面對這樣一位老友和民運的大人物，魏京生曾經這樣告訴記者，現在他們之間“已沒有任何關系”；他還指責劉青“把民運與人權分開”，以便把所有本應支持民運的錢劃為己有，卻一分也不給他魏京生用。  

 

1998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曾邀請魏京生前往該校完成他的獄中回憶錄。他住的公寓禁止吸煙，然而嗜煙如命的他卻把房間里弄得煙霧騰騰，經常引致公寓的火警警報器大作，遭到鄰居抱怨。6個月後，邀請者忍無可忍，把他攆了出去。其時，他的回憶錄尚未完成。 哥倫比亞大學原來也曾給他免費提供住房和醫療健保，但后來這些優惠待遇也都被哥大取消。對此，哥大校方以及魏京生的資助者、“人權觀察”組織的創立者伯恩斯坦（Robert Bernstein）都認為，“魏京生在哥倫比亞大學什麼也沒幹，我們不能永遠資助他”。   

 

後來，魏京生接受陳水扁治下的台灣陸委會和軍情局資助，成立了“魏京生基金會”，專門在華盛頓遊說有關中國問題的政治人物；呼籲美國支持台獨和藏獨等。但他的個人見解往往與美國的政治現實間存在巨大反差，而他絲毫不在意這些。   

 

後來，在馬裏蘭州的一家超市，魏京生又一次與他心目中那些“看不見的敵人”交手。他在那裏使用信用卡購買一台寬螢幕彩色電視機，被售貨員拒絕。魏京生因此斷定，這是一個陰謀，是華盛頓或北京的特工在他的信用卡上作了手腳。   

 

孤立的處境似乎並沒有讓魏京生感到煩惱，也似乎並沒有促使他對自己進行反省。他仍然試圖說一些自命不凡的大話來引起周圍人們的注意，同時安慰自己。比如，他曾說，當中共政權崩潰、他當選總統時，歷史將証明他是對的。而他講話的結束語通常是：“大多數人不同意我，但最終他們將發現我是對的。我的主張是在監獄中的漫長歲月中思考出來的，永遠不會改變。”  

前幾年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魏京生從法國返美，在巴黎機場被法國警方禁止登機，這也使魏京生在巴黎密會情婦的艷遇被媒體曝光。當時，魏京生將此事件廣泛告知媒體，並聲言要讓巴黎警署“得到教訓”，要親眼看一看冒犯他的警官被撤職時的狼狽相。實際上，魏京生是想利用炒作這一事件來挽救自己日漸寥落的“知名度”。他抱怨此次歐洲之行處處未獲恰當的禮遇，尤其在波蘭的人權會議上，竟然沒有記者采訪他。  

 

與此同時，美國移民局對魏京生的入境請求，也拖延了兩星期之久才予以認可。因此，魏京生對媒體抱怨，他在美國是“寄人籬下”。對此，華盛頓的官員解釋說，國務院不清楚魏到底持何種証件；而這種說法等於明說魏京生不在國務院的“特別關注”之列，這令魏京生又生氣而難堪。魏京生在向台灣中央社表達了自己的憤怒時說，這件事必定有“特殊背景”，因為華盛頓有人一直不喜歡他反對美國給予中國永久性貿易最惠國待遇，他並發誓說“一定要追究清楚”。  

 

據知情人透露，由於魏京生這次向移民局申請臨時“回美証”的理由是前往波蘭參加人權會議，所以按規定他衹能從波蘭徑直登機返回美國，不得轉去第三國。然而魏京生卻非要轉赴巴黎，與他的老相好、法國女人瑪麗相會。所以，他在巴黎機場那裏碰了壁。  

 

其實，這不是第一次，之前魏京生也曾經常借著赴歐洲開會之名轉去巴黎幽會瑪麗。前些年，魏京生向基金會要求增撥專款，以供他前往法國參加抗議當時大陸領導人江澤民訪歐的示威活動開支。然而，魏京生拿到錢後，提前一個月飛赴巴黎，就住在瑪麗的私宅，一連三周未與當地民運組織聯系。近年來，魏在歐洲逗留的日子似乎多過美國，而每次去歐洲，必赴巴黎。  

 

這個年過五十、會講一口中國話的法國女人瑪麗，是魏京生的老相識。1978年她在北京初次見到魏京生，那時她是法國駐華大使館三等祕書白天祥的夫人，而魏京生則是北京動物園的一名電工。如今的瑪麗已是白天祥的棄婦，替代她的是一個名叫李爽的華人女畫家。往昔她同外交官的浪漫愛情，連同她臉頰上的青春紅暈一起，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但自從重逢故人魏京生，瑪麗仿佛突然間又回到了遙遠的戀愛年代。魏京生的妹妹魏玲也證實，有時瑪麗會以少女般的任性口氣，在電話裏命令魏京生從某次會議中途退出，而理由僅僅是為了要魏京生陪她去買一雙高跟鞋，或者去看一部電影。  

 

“因出賣情報獲刑”被證實  

 

當年魏京生以兩項罪名獲刑，一是“洩露國家機密罪”，一是“反革命煽動罪”。對其前一項罪名，曾有西方輿論為之喊冤，認爲這是大陸警方的無端陷害。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年的當事人、當時法國駐華大使館三祕白天祥向媒體公開了事情的真相，證明魏京生的確是洩露了國家機密。  

 

那時北京的“西單民主牆”，吸引了大批外國記者前去拍照、采訪。在這種場合裏，好出風頭的魏京生向來不甘示弱，他一邊張貼大字報，一邊穿著軍裝讓記者照相。據説，這套軍裝是他從軍隊退伍時留下的，此後一直穿在身上去動物園上班，以示自己與其他青工的“身份有別”。  

 

魏京生的法國情婦瑪麗曾經拍下幾張當時魏京生身穿軍裝、頭戴軍帽的照片，並一直保留至今。在她的相冊裏，還有一張魏京生穿著軍裝站在法庭被告席上受審的照片，這是由魏京生的家人送到她手裏的。“西單民主牆”受整肅後，魏京生被大陸警方拘捕，以洩露國家機密罪和反革命煽動罪獲刑十五年。當時魏家請求瑪麗無論如何設法呼籲西方政府全力援救魏京生，並幫助魏的胞妹出國。瑪麗和白天祥夫婦將魏京生的大字報手稿翻譯成法文和英文，交由法新社率先發表，使魏京生的名字從此出現在西方的報刊上，並因爲他的獲刑而聲名大噪，搖身一變為“民主英雄”。  

 

那麽，魏京生究竟有沒有出賣大陸的國家機密呢？2006年10月，白天祥接受法國《費加羅報》專訪，對已獲自由的魏京生作出了客觀的評價。白天祥宣稱，他不同意魏京生當年遭到北京當局陷害的說法，因為在法庭出示的錄音帶裏，清楚地記錄了魏京生向外國記者出售有關中越戰爭的官方文件時的談話，而那些文件在當時尚被北京當局列為“機密”。魏京生的父親魏梓林當時在大陸解放軍後勤部任要職，手頭握有一批官方的“紅頭文件”，有些還印有“機密”字樣。魏京生每次將這類文件遞交給法國大使館時，當時的大使館三祕白天祥照例會支付他一筆酬金。  

 

《費加羅報》引述這位前法國駐華外交官的話，來澄清以往鮮為人知的事實，其中包括魏京生並不光彩的一面。該報道稱，當年的魏京生與“西單民主牆運動”的民主鬥士們有許多不同之處，例如他一味熱衷于迎合西方口味來謾罵自己的國家，還將自己油印的小冊子《探索》以三美元一本的“天價”向西方人士進行兜售。  

 

為發財設立基金會  

 

在獲准保外就醫並流亡美國之前，沒有多少人真正知道魏京生的背景、為人和本性，西方媒體和人權組織之所以把魏京生捧為中國民主運動的象徵人物，很大成分是由於魏京生的“造反精神”、坐牢時間較長和“二進宮”的經歷，西方國家的政府也被媒體和人權組織的呼籲弄昏了頭，所以全力拿魏京生來作為向中國政府施壓的政治籌碼，致使魏京生名噪一時。隨之而來戴到他頭上的帽子也越來越大，從“西單民主牆運動的代表人物”變成“中國民主運動的象徵人物”，再到“中國民主運動的領袖人物”，最後竟被說成“中國民主之父”。  

 

魏京生利用這些不斷增值的政治名聲獲取巨大的私人利益，美元、馬克、法郎、港幣源源不斷地流入魏家。看到這些從天而降的金錢，魏京生終於領悟出一條致富發財的捷徑，而他的貪婪本性也逐步顯露出來。  

 

魏京生第一次出獄時，曾經向香港的民運組織“支聯會”索取五百萬港幣，名曰幫助別人舉辦“隱含政治傾向”的畫展，而實際上是為了解決其胞弟魏曉濤開設的生濤有限公司資金周轉上的困難。他到美國以後，為了獲取私利，又以“民主基金”、“聯席會議”等各種名義到處吸斂錢財，其中一次就向當時的台灣行政院索要二百萬美元。   

 

為了保住這些來之不易的名利，增加自己的身價，魏京生確實動了不少腦筋，也顯示了一定的政治表演天賦。當年在獄中，為了刺激國外媒體對自己的注意力，魏京生和魏家常常製造有關他健康狀況的種種故事，謊稱其在獄中常常受到虐待，健康惡化，甚至說他身患絕癥、不久人世等等。但其第二次出獄時，人們看到的卻是一個身寬體胖、紅光滿面的魏京生。為了掩蓋“受到虐待和迫害”的謊言，魏京生竟然聳人聽聞地說，他的紅光滿面和身寬體胖是因為大陸的獄警每天在他的飯菜里加放激素。  

 

1997年獲得保外就醫來到美國後，魏京生把大部分時間都消耗在那些有權有勢的政客、富商的豪宅裏，為了獲得他們在政治和經濟上的支持，為了滿足個人的政治需要，他迎合西方某些輿論的需求，不惜違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在國際場合出賣國家，為台獨、藏獨、疆獨站臺打氣。  

 

例如，在1999年紐約召開的民運聯席會議上，有記者問魏京生在新的一年裏有何計畫時，他表示，當前主要的任務有兩條，一是阻止中共對臺灣發動戰爭；二是阻止中共獲得美國永久的“正常貿易關係”之地位。當記者問他究竟有多大把握來阻止這些似乎與他的身份和活動能力極不相稱的事情時，魏京生毫不掩飾地說：“這要看經費情況而定。目前我最需要的是錢，等有錢了，什麼都好辦了”。  

 

打壓異己的“民主之父”  

 

民運人士王希哲、徐文立等人在互聯網上發文披露，魏京生為保住“民主之父”地位，擔心別人搶他的風頭，不惜排斥異己，毫不手軟地打壓其他民運領袖。當徐文立、王有才等中國民主黨領導人在大陸獲刑入獄時，魏京生竟毫無根據地說“他們變節了”，聲稱徐王二人坐牢是假像，實際上是在大陸的專門療養院裏享受“部長級待遇”並接受培訓，再過一段時間便會以“保外就醫”的名義被送往美國。在接受台灣記者的某次采訪時，他又公開說徐文立是中共特工，王有才系因“毆打警員而被捕”；還說“中國民主黨”是中共在民主人士中培養的特工成立的組織，目的是“為了搞錢”。  

 

徐王二人在大陸獲刑入獄後，王希哲為了表達對徐王二人的支持，在美國進行了絕食抗議。此擧驚動了美國輿論，美國衆議院國際關系委員會也為此准備就“中國民主黨事件”舉行一次專門聽証會。這時，魏京生又開始在背後做手腳，先是要求聽証會的主辦者將會議改為“一般性人權聽証會”，以削弱中國民主黨的影響；同時，又再三要求主辦者取消王希哲等中國民主黨海外籌備委員會代表的作證資格，要求衆議院只允許魏京生及其同黨發言，否則他們將拒絕參加聽證會。王希哲等人聞訊大怒，趕到現場大罵魏京生等人“欺世盜名”，雙方還發生了肢體接觸。當時，美國媒體對這一民運內鬥的場面，播出了足足五分鐘之久。這場鬧劇令魏京生無地自容，慌忙從國會山的邊門開溜。當時，他面對記者提問，唯一的回答是：“王希哲是中共特工”。   

 

徐文立還發表文章披露，魏京生不遺餘力地對中國民主黨進行打壓。例如，他到處勸說中國民主黨成員退黨；唆使北京民運人士江棋生、任畹町等人反對中國民主黨的領導人徐文立；唆使安徽民運人士王洪學和河南民運人士王冰等人，擅自宣佈成立“中國民主黨全國籌備委員會”，並封魏京生為黨主席；在海外唆使施軍等人以所謂“中國民主黨北美支部”的名義，加入魏京生那個徒有虛名的所謂“聯席會議”，以挑起中國民主黨內部的火拼；在中國民主黨人士謝萬軍的逃亡過程中，他還向美國人士作證說，謝萬軍是“中共特工”，導致謝萬軍險些來不了美國。   

 

王希哲等人還公開發文披露，魏京生和台灣某機構的“密切合作”關系已經是公開的祕密，他周圍的工作人員不少是台灣間諜。台灣當局之所以非常欣賞魏京生，是因為魏具有“連我們這些反共老手都自愧不如”的反共立場、敢說敢做的反共本領，顯示了魏是有很高利用價值的一塊好材料，所以給予魏京生巨大的經費支持。魏京生當然也會投桃報李，他不會忘記台灣是棵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搖錢樹，所以“人權高於主權”、“台灣人民有自決權”、“大陸不民主，兩岸不統一”也就成了魏京生的口頭禪。  

其實，1999年12月在紐約召開的“中國大陸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是由臺灣情治單位操控的，是專門為叫喊“山東也可以獨立”的魏京生再搭講臺，並企圖通過魏京生來操控整個民運。這個“聯席會議”對外聲稱代表“中國海外民運”，實際上排斥了與魏京生不和的絕大多數民運領袖。此舉激怒了整個民運界，當時即有十九個民運組織聯合召開了“中國民運團體圓桌會議”，並通過決議，同聲斥責魏京生及其“聯席會議”的騙局。  

 

王希哲還公開發表文章，披露當時的台灣陸委會指示相關情治單位對魏京生多做投資，在各種媒體上吹捧魏京生，甚至出資推動魏京生作爲候選人參與諾貝爾和平獎的評選。  

 

嫉賢妒能的“民運王倫”  

 

2000年，身居法國的民運人士岳武寫過一篇題爲《民運與水滸》的文章，文中將魏京生比作是梁山上的王倫，這引起民運界廣泛關注和討論。據說，魏京生看到後，破口大罵岳武是“流氓”。現在，從魏京生的種種言行來看，岳武當年的文章很有道理，可謂一針見血。  

 

近年來，很多當年支持和追捧過魏京生的西方人士也漸漸領悟到，多年來他們塑造的不是什麼民主英雄，而是一個“怪胎”。海内外有關人士時下對魏京生的看法大致可以歸結為以下三點：  

 

其一，魏京生不是一個民主主義者，其言行完全是一個崇尚專制文化的獨斷專行者，他狹隘的心胸使之容不下其他的民運人士。  

 

其二，魏京生不是一個願意為國家和社會的發展而鞠躬盡瘁的民主人士，而是一個極端自私自利、沽名釣譽的庸人。  

 

其三，魏京生是一個一心為自己樹碑立傳的人，甚至不惜犧牲國家、民族、他人的利益。  

 

由此看來，魏京生的確是地地道道的“梁山上的王倫”，一個沒有什麼本事、卻又嫉賢妒能、生怕山大王的寶座旁落，最終被憤怒的林沖一刀砍了的王倫。  

吳弘達其人  

 

一直以來，吳弘達對外自稱，當年他曾因發表不滿中共支持前蘇聯干涉匈牙利事件的言論而被捕，之後他被勞改了19年。但是，在吳弘達“一人多角”分別擔任董事、發行人和編輯的中國資訊中心觀察網站上，卻刊登了署名張偉國的一篇文章《聞“勞改”載入牛津英語詞典有感》。該文有云，1960年，吳弘達23歲時，因“右派”的罪名被判3年勞教，解教後轉到礦山“就業”。那麼，吳弘達到底是“勞改”了19年還是“勞教”了3年呢？  

 

熟悉吳弘達背景的人士證實，他實際上一天也沒有勞改過，僅僅被“勞教”過三年（按大陸法條規定，勞改是刑事處罰，勞教是行政處罰。請讀者注意這其中的差別）。  

 

許多公開資料這樣描述吳弘達的簡歷：吳弘達，原籍江蘇省無錫，1937年出生在上海的一個小銀行業主家庭，曾因盜竊、誘奸女學生等罪行被依法“勞教”三年，亦即1961年5月至1964年5月，他先後在北京清河農場和團河農場接受勞動教養三年。1964年，吳弘達解除勞教被釋放，轉到山西省霍縣的礦場就業，後來調到山西財經學院任教，不久又調到武漢地質大學任教。1985年，他從武漢赴美國探親，並從此滯留美國。經過7年苦心努力，他終於在1992年加入了美國國籍，宣誓效忠美國。  

 

從“勞教”而非“勞改”這個事實看，吳“誘奸”過女學生的可能確實存在。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大陸，誘奸等罪名都屬於“人民內部矛盾”，而反黨反革命的罪名纔是“敵我矛盾”。從量刑上來看，“誘奸”與“勞教三年”倒也有邏輯上的聯系。  

  

即使吳弘達曾經坐過牢，那也是三、四十年以前的事情了，中共與時俱進的“專政”手段，吳已經數十年沒有領教過。要說現在真正的勞改權威，那應該是現在還在坐牢或者剛剛出獄的異議人士、法輪功信徒或地下教會成員，他們掌握的第一手資料新鮮熱辣，遠非吳弘達久遠年月前的冷飯可比。  

 

忘恩負義，嫉妒成性，排斥異己  

 

據與吳弘達接近的民運人士在網上發表文章披露，吳的一大特點就是在民運圈子裏基本沒有朋友，被他排擠乃至直接誣為“共特”的人比比皆是。知情人士稱，吳弘達是個心胸狹小、嫉妒成性的人。魏京生、李洪寬、王丹、鮑戈等民運人士都曾經表示，他們曾受到吳弘達的壓制，或直接被吳弘達指為“共特”，而吳弘達自己雇用真正的“共特”高瞻一事，卻不了了之。   

 

民運人士鮑戈表示，當年他從大陸出獄後，在上海向法新社揭露他所在的監獄強迫犯人生產印有1998年法國世界盃足球賽字樣的阿迪達斯足球，引起轟動。世界盃賽開幕那天，鮑戈跑到澳門開記者會，表示要起訴阿迪達斯公司，再次造成轟動。吳弘達唯恐鮑戈影響太大，在美國搶了他的風頭，於是便散佈流言說鮑戈的指控是造謠。吳弘達腰纏萬貫，在美國擁有豪宅，而當鮑戈到美國時，他非但沒接濟過一分錢，還千方百計地排斥和封殺。  

 

與鮑戈的遭遇相類似的另一個例子是李洪寬。李洪寬稱，他在美國經營“大參考”網站，並每日給大陸發送大量電子郵件。這樣一個耗費精力和金錢的項目，在申請資助的時候，卻受到吳弘達的百般排擠和打壓。王丹的情形據說與李洪寬也像差無幾，也曾遇到過不少吳弘達製造的障礙。  

 

知道吳弘達底細的人稱，吳的另一大特點是言而無信、過河拆橋。例如，有個當年很有名的右派叫馮國鏘，1993年在香港就跟吳弘達合作過。馮的前妻為幫助吳弘達的勞改基金會搜集証據，冒著生命危險赴湖北、浙江、遼寧等地的十三個監獄和勞改農場進行調查、攝影及錄像。在馮的前妻遇到危急、隨時可能被捕之際，吳弘達背叛其諾言，不但不予援手，甚至反過來污蔑馮“騙”了他。馮一怒之下將事實經過發表在香港《前哨》月刊上，題為《我怎麼來到美國申請政治庇護》。吳弘達因為謊言被揭穿而惱羞成怒，向馮的朋友莫逢傑污蔑說馮是“共特”，要莫逢傑不要租房子給馮住。莫逢傑由於不信吳弘達的話而被吳弘達以粗口痛罵，終至二人徹底絕交。  

 

吳弘達被抓：痛哭流涕、悔罪認錯  

 

1995年6月19日，吳弘達試圖以化名從位於中國與哈薩克斯坦交界的霍爾果斯口岸潛入大陸境內時，被中國邊防警員抓獲。彼時吳弘達已經加入美國國籍，因此，在被大陸有關當局羈押調查的短短兩個月內，辦案人員並沒有對他進行刑訊逼供，其待遇也遠比其他在押犯優越。吳弘達一直以“人權鬥士”的面目示人，貌似錚錚鐵骨。但吳弘達卻在同年8月9日向中國司法當局呈交了一份親筆簽名的悔罪書，並很快獲得釋放。  

 

當時在大陸播出的電視採訪中，吳弘達痛哭流涕地悔罪認錯，承認他提供給外國電視廣播公司的所謂“中國勞改產品”，其實都是從新疆烏魯木齊普通農貿市場上買來的手工產品，並非來自中國監獄。吳弘達供認說：“我先是來到新疆第二監獄，拍下了一些有關當地警戒設備的鏡頭，然後，再來到烏魯木齊市區一條繁華的商業街，拍下了一些商品的鏡頭，再將事先准備好的監獄標志貼到某個商品上，用特寫鏡頭拍下這個商品，於是，他們覺得非常理想的畫面也就出來了”。他同時承認，關於死刑犯腎臟移植的鏡頭，也是用同樣的手法，用在成都華西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拍攝的胸外科手術加工出來的。  

 

吳弘達的“悔罪”，不僅給了中共否認“勞改產品”的口實，也傷害了民運人士的形象。從吳弘達的此番作秀中，人們不得不懷疑他在自傳《昨夜雨驟風狂》中給自己加諸的種種光環。或許有人認為吳弘達加入美籍後，居移氣，養移體，已經吃不了監獄的苦，因此不得不做違心之詞。可他從小就在上海一個銀行家的富裕家庭環境中養尊處優，勞教三年期間又恰好趕上全國大饑荒的年代，他如果在那種險惡的環境中還保持著他自傳中所描述的氣節，怎麼到了1995年這種氣節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呢？  

 

為保權勢打壓異類，沽名釣譽  

 

吳弘達來到美國時，適逢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政治體制改革被當時的中共領導人胡耀邦、趙紫陽提上議事日程，許多有抱負的人都躍躍欲試，想在國內施展一番身手。彼時旅居海外的中國大陸人很少，自然也沒人與吳弘達競爭，於是他借著這個機會露出了頭角。等到1989年之後，大陸出來的人漸漸多起來，這時吳弘達已經站穩腳跟，打擊和排擠那些初來乍到、立足未穩之人，自然信手拈來，行有餘力。  

 

多年以來，因運作勞改基金會而名利雙收的吳弘達做了很多紙面文章，但他真正拿到的第一手資料甚少，被他直接從大陸勞改營營救出來的人就更加寥寥無幾。實事做得不多，聲望倒是不小，這衹能說明吳弘達的手腕非同一般。  

 

吳弘達是個花錢很謹慎的人，每年他的勞改基金會可以從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獲得上百萬美元的資助，然而他在雇員薪酬和辦公費用上卻十分“精打細算”。這種金錢上的斤斤計較，加上他的號召力不夠，所以能夠召來麾下的人馬並不多，而此時的法輪功卻在各路人馬中聲勢最盛。於是，在對待法輪功的問題上，吳弘達的嫉妒心故態複萌，多次打壓法輪功，稱其“弄虛作假”，藉以標榜自己的“真實可信”。  

 

吳弘達在私下裏曾經表示，如果他是江澤民，他也要鎮壓法輪功；這實乃嫉妒心作祟之故，也與他在公開場合宣稱支持法輪功的態度背道而馳。這種私下的講話常常代表一個人的真實想法，而吳弘達的真實想法其實並非因爲法輪功是“邪教”，而是因爲法輪功奪了他的風頭，搶了他的飯碗，動了他的乳酪。而他對法輪功明暗截然不同的兩种態度，實際上也是他沽名釣譽的手段而已。  

 

吳弘達真面目：彌天大謊、自相矛盾  

 

吳弘達一向示人以嚴謹的風格，美國國會也因此對他頗多信任。事實上，真正的吳弘達卻不是他展示給外界的那個形象。  

 

比如在中國到底有多少犯人這個問題上，吳弘達就給出過至少三個完全不同的說法（詳見範似棟所著的《拆穿吳弘達的西洋鏡》一書）：一說是二千萬；還有一說是1996年的數字，稱中國大陸有一千一百個勞改營，關著六百萬到八百萬勞改犯人；第三種說法，見之於吳弘達自己1991年出版的一本書，書中稱中國大陸勞改營至少有三千個，犯人有一千二百萬至一千六百萬，其中留場就業人員約八百萬至一千萬。對於自中共建政以來的犯人總數，吳弘達在1995年5月10日說有三千萬至四千萬，而在1998年卻說有五千萬以上。吳弘達作為中國勞改問題的權威，在中國到底有多少犯人這個基本問題上給出幾種不同的說法，讓人不能不對他的治學態度和考証精神有所懷疑。  

 

吳弘達從小在教會學校上學，英文甚好，且深知西方人的心態與思維方式。在他出席的各種聽証會上，他發表意見時常常帶有很大的作秀成分。每當被問及他在勞教所的遭遇時，他常常會停頓一點時間，等到大家都集中注意力傾聽他的下文時，再用非常簡潔和肯定的口氣陳述，這種作秀常常引來大家驚愕的呼聲，獲得良好的演講效果，並強化他人權鬥士的形象。  

 

綜合上面的訊息，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完全不同於吳弘達自己所竭力塑造的形象——因盜竊和誘奸女生被勞教、言而無信、過河拆橋、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欺騙、軟骨頭、沽名釣譽、排擠他人、嫉妒心重、治學態度不嚴謹等等。此或為吳弘達的真實面目。   

 

法輪功動了吳弘達的乳酪？  

  

作為美國勞改基金會主席的吳弘達，一直從事中國“死囚器官移植”問題的研究，並稱其獲取了相當資料和記錄。“死囚器官移植”被吳弘達看作是他的“專屬經濟區”，自認為只有他才具有這方面的專利權。這塊乳酪似乎天生註定是他吳弘達的，絕不容他人染指。  

 

早在1994年4月，吳弘達就炮製了中國移植出售死刑犯內臟器官的新聞。1994年，吳弘達和BBC的一名女記者潛入大陸，以夫妻名義謊稱看病，來到成都的華西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在這閒醫院裏，吳弘達把偷拍的心臟手術場景說成是腎臟移植手術，把拍到的當地老百姓的一些墳地說成是死刑犯的墳地。2001年6月，吳弘達還導演了一出武警天津總隊醫院從事死刑犯器官移植和買賣的虛假鬧劇，以及一場“中國法官販賣人體器官案”的騙局，並在美國提起訴訟，結果該案以証據不足而被撤回起訴。2002年，吳弘達又捏造事實，編寫了“關於中國摘取死囚器官的調查報告”。因爲上述這些所謂的新聞和揭露，吳弘達獲得了許多“殊榮”和外界的廣泛關注。  

同年7月20日，吳弘達又發表了題爲《我對於法輪功媒體報導蘇家屯集中營問題的認識及其經歷》的文章，文中回顧了法輪功推出的“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事件，對法輪功物色的三位証人所提供的的証詞進行了全面分析，最後得出結論，稱：“迄今為止，各方調查結果沒有証實法輪功提出的‘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情況屬實，法輪功的報道是一場政治性的宣傳運動”。這無異是警告法輪功不要輕易動到他吳弘達的乳酪。  

 

揭穿法輪功謠言意在丟卒保帥  

 

看到法輪功的《人民報》突然大罵吳弘達是“屠夫”，當時很多人都感到震驚，因爲此前吳弘達還經常是法輪功傳媒邀請去幫法輪功說話的座上客，怎麼兩方面一下子就突然翻臉了呢？  

 

法輪功暴跳如雷的原因，是因爲上述吳弘達私下給美國國會等有關方面寫了信，否認所謂“蘇家屯集中營販賣人體器官”的基本真實性，暗示法輪功撒了謊，這讓本來在這件事情上就難以自圓其説、已經焦頭爛額的法輪功雪上加霜。問題是，吳弘達以前似乎也是支持法輪功的，為什麼這次卻要在美國人那裏拆法輪功的台呢？  

 

其實，關鍵就在於法輪功的“蘇家屯集中營”謊言不僅太拙劣太丟人，而且它已經直接威脅到吳弘達的信譽和生存。老實說，如果吳弘達可以在這件事上裝糊塗，那麽估計他多半不會和法輪功對著幹，事實上此前他還公開接受法輪功傳媒采訪，說什麼“雖然蘇家屯集中營的消息還需証實，但中共確實可能幹出這類事”云云。  

 

問題在於，吳弘達的錢都是靠他那個勞改基金會從美國人那裏募集的，現在面對法輪功的這個“蘇家屯集中營”謊言，他想躲根本躲不過。出了錢的美國金主們顯然會問他：怎麼“蘇家屯集中營”這麼大的事情，就從沒聽你吳弘達的機構談起過呢？這可是直接關系到勞改基金會信譽和吳弘達生計的大問題。於是吳弘達左右為難，如果他不堅決否認蘇家屯集中營存在的話，那麼他不僅必須承認自己拿了美國人的錢卻可能沒辦好事，而且還不得不在今後去費心費力調查“蘇家屯集中營”的真相，而這樣調查下去不僅會被法輪功牽著鼻子走，而且也遲早非跟法輪功攤牌不可。但是，吳弘達畢竟更了解美國社會和美國金主們的心態，他知道在美國人那裏撒謊是肯定要倒楣的，所以衹好兩害相權取其輕，寧可得罪法輪功，也決不能在美國人那裏壞了他的信譽。是之謂“丟卒保帥”，——丟掉法輪功這個名聲不佳的小卒，保住他吳弘達和勞改基金會這個老帥。  

 

從另一個角度看，吳弘達敢跟美國人說“蘇家屯集中營”的大實話，並為此不惜毀壞法輪功的信譽、聲譽，本身也說明他事先摸透了美國有關方面的基本態度。如果美國人一開始就傾向於相信法輪功的那些謊言，那麼，吳弘達再去否認它們，冒的政治風險太大。但如果美國有關方面根本就不相信“蘇家屯集中營”這回事情，而吳弘達提供相反的証詞正好可以拿來回應美國社會的可能質詢，這個時候吳弘達給國會議員們寫這樣的否定信，其作用可就非同一般了。  

 

不管怎樣，吳弘達和美國國會的關系是長期以來形成的，雙方間的信任、合作都非同一般，所以吳弘達給美國人寫信否認法輪功謊言這件事本身就暗示了很多問題，也確實值得法輪功的謠言製造者們怒駡了。  

 

其實，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件事情吳弘達都做得沒錯，他畢竟還給法輪功留了面子，公開場合也沒和法輪功唱對台戲，不過是私下老實回答美國人的質詢罷了。但法輪功卻因此大罵吳弘達“屠夫”，這就顯得太霸道太無理。法輪功這麼做，最後的結果衹能是眾叛親離。因為民運人士也不傻，從吳弘達的遭遇上，他們可以領悟到，不管自己平時怎麼遷就法輪功，衹要在某個關鍵問題上與法輪功公開或私下唱了反調，那麼，法輪功就會馬上把你當做不共戴天的仇人，對你展開毫不留情的口誅筆伐，——這樣的一群人只是更拙劣的說謊者和更蠻橫的專制團體而已。  

遭受倪育賢性侵的兩名華裔少女之父叫楊國君，原是倪育賢經營的“政治庇護”的客戶。楊國君是來自福建的偷渡客，靠經營小本買賣和長途販運貨物為生。為了辦理美國的合法居留身份，加入了倪育賢的中國自由民主黨。楊國君向當地華文媒體指稱，倪育賢是個“政治流氓加生活流氓”。  

 

據悉，楊國君與倪育賢之間的交往已曆五年，為辦綠卡向倪育賢交了三萬多美元，但卻一無所獲。楊囯君因為忙於生意，無力照顧兩個未成年的女兒，這兩個女孩被倪育賢“熱心”地帶到他位于長島的家裏進行“照顧”。但一年後，楊國君發現已經懂事的大女兒有些異樣，無論如何都不願意繼續呆在倪家。在他的一再追問下，兩個女兒才將被倪育賢性侵的事和盤托出。楊囯君十分憤怒，決定訴諸公堂，將這“無恥色狼”繩之以法。  

 

2002年9月28日，倪育賢原定於長島蘇福克郡刑事法庭出庭。當時，各路媒體的記者擠滿法庭，大家等待多時，然而，倪育賢和受害者家屬均卻未露面。主審法官Joseph Santorelli當庭將下次開庭日期定為10月26日。有知情的記者披露，稱雙方已用錢私下“達成和解”。  

 

9月29日，倪育賢在法拉盛召開記者會“澄清事實”，聲稱，是完全無辜的，相信法庭最終將還他清白。在這次記者會上，倪育賢表示，此次事件有中共和其他民運等政治勢力在背後操縱，並聲稱自己因領導“獨立民運”，不恥於和台獨勢力的“貴族民運”為伍，所以受到多方壓制；並稱自己“為民主事業奮鬥四十多年，多次面臨失去生命自由的威脅，也因積極從事民運，被中共和另一些民運異己，視為眼中釘”。  

 

面對法律的追究和社會公憤，倪育賢公然拋出上述這樣一個“陰謀論”，欲圖將自己所犯的刑事案件作“政治化”處理，以期轉移輿論關注的焦點。同時，他使用兩面手段，表面上對受害人和舉報者進行抹黑，背後卻托人花錢擺平，最後，這個案子被蘇福克法院延審，至2006年，以“證據不足”的理由裁定撤銷指控。  

 

倪育賢其人其事  

 

據知情者披露，1970年代，倪育賢曾經因為在上海張貼反對“四人幫”極左路線以及發洩對社會不滿情緒的大字報，表達對中共的所謂“第二種忠誠”，而被上海當局關押在看守所裏數月，後來宣佈“平反”。除此之外，他在大陸沒有參加過其它任何民主運動，只是因涉嫌偷竊和“生活作風問題”，被單位“處理”過。值得注意的是，在當時的大陸，這種“處理”只是一種行政上的處分，而非追究其刑責。  

 

1986年，倪育賢移民來到美國，獲得政治庇護。1989年，他參加王炳章、林樵清等人組建的中國自由民主黨，不久便在內部進行分裂活動，被開除出黨。隨後，他成立了另外一個同樣名號的中國自由民主黨，自任主席，被人譏笑為“一人黨”。  

 

六四過後，倪育賢利用海外華人對六四事件遇難者的同情，抱著募捐箱四處化緣，聲稱要將募集而來的善款用於資助遇難者及其家屬。實際上他將十多萬美元的捐款竊為己有，在紐約長島購置了豪宅。此事被美國《世界日報》曝光後，一時間輿論譁然，直接導致了海外華人不再向民運人士捐款的後果。  

 

除此之外，倪育賢還熱衷於在民運內部挑動內鬥，詆毀眾多民運領袖。為了討好當時的臺灣李登輝當局，以圖獲得活動經費，他還大肆鼓吹“兩國論”，聲稱要“破除一個中國的神話”。  

 

倪育賢在美國沒有正當職業，也從來不打工，臺灣情治單位撥發的“活動津貼”是他固定的收入來源。此外，他還把一些偷渡者拉入他的倪記中國自由民主黨，為他們出具申請“政治庇護”的證明材料，以此索取人均五千至八千美元的報酬；如果那些偷渡者請他到移民法庭作證，每次則需付給他五百至一千美元的酬勞。倪育賢經常把他的那些“政治庇護”客戶拉到海外民運的各種集會上，安排他們發言並拍照，作為向移民法庭提供的備案材料，每次收取客戶三百至五百美元。  

 

倪育賢的另一大嗜好是嫖妓，經常在風月場所流連忘返。雖然他已有妻室，但卻嫌妻子長相差，不願與之同床，結婚至今亦未有子嗣。他與民運人士薛偉的姘婦張菁一向關係曖昧，並與另一位民運人士魏泉寶的妻子金雪珍通姦。  

 

綜上所述，倪育賢的品行極爲不端。但這位中國自由民主黨的主席，卻扯起民運的大旗做虎皮，掩蓋其卑下的品格，處處以“反共勇士”自居，並經常攻擊那些敢于批評他的人士和媒體。倪育賢最常用的手段是抹黑，誰批評他，誰就是“中共特工”；哪個媒體揭露他的醜聞，就是“中共喉舌”。這讓很多民運人士和媒體都對他不齒。  

 

上海來信拆穿倪育賢的畫皮  

 

當年倪育賢申請美國的“政治庇護”時，把自己扮作遭受中共迫害的“反共勇士”，然而，2007年3月初，互聯網上突然出現了一封上海來信，此信還附有倪育賢之前工作過的上海海事學院（今上海海事大學）的兩份原始檔案。這些文件披露了一些不爲人知的真相，拆穿了倪育賢的畫皮。以下附件，作爲本書引用的文獻資料，全文照錄。  

 

附件：上海海事大學部分教職員工致紐約“中國民主運動世界代表大會”的公開信。  

 

《致紐約“中國民主運動世界代表大會”籌備組暨法拉盛“中國民主黨中央委員會”》  

 

聞悉你們擬於2007年3月19日至21日在美國紐約召開“中國民主運動世界代表大會”，藉此宣告要組建一個統一的“中國民主黨”，並於2020年之前“終結中共一黨專制”。雖然我們知道你們其實代表不了“中國民主黨”，也無從推翻“中共一黨專制”，但你們在國外謀生存、尋發展的聰明智慧卻令人欽佩。   

 

據你們的“主席”倪育賢向我們介紹，你們目前都還沒有取得在美國合法居住的身份，都期待著能夠在這次大會上多拍一些照片，呈交給當地的移民局和法庭，作為獲得政治庇護的證據材料。據知，倪育賢“主席”每次為你們出具“證明材料”，都要收取一定的費用，且價格不菲。   

 

為了確保你們不受騙上當，你們的利益免遭損失，我們建議，你們應當先到紐約法拉盛另外一家“中國民主黨中央委員會”總部（距你們的籌備組辦公室僅一街之隔）去瞭解情況，向他們的“主席”謝萬軍詢問“中國民主黨”的背景情況。此外，紐約另外還有一家“中國民主黨世界同盟”（距你們的籌備組辦公室僅兩街之隔），他們的“主席”王軍可能也會向你們提出一些忠告，會指出這次大會實際上是對“中國民主黨”的破壞。   

 

也許倪育賢並沒有告訴你們真實的情況：在美國，其實還有許多叫做“中國民主黨”的組織，他們正準備向美國移民局和法庭質疑倪育賢為你們所出具的那些“證明材料”，這樣有可能會導致你們的政治庇護案件悉數通不過。所以我們建議，你們應儘快懇求這些組織對你們手下留情，多加包容，萬萬不可同胞相煎。這些組織包括“中國民主黨海外流亡總部”、“中國民主黨協調服務平臺”、“中國民主黨海外籌委會”、“中國民主黨海外後援會”、“中國民主黨臨時中央委員會”、“中國民主黨北美黨部”、“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等等。   

 

你們的“主席”倪育賢曾經是我們上海海運學院（現上海海事大學）的老同事，我們對他的品行和背景十分瞭解。姑且不論近年來他在紐約法拉盛109警察局的嫖娼案，以及在紐約長島蘇福克郡檢察署的性侵幼女案。在此，我們謹向你們出示兩份有關他過去生活作風問題，和偷盜他人財物劣跡的原始檔案材料（附後），供你們參考。如果你們想瞭解更多的情況，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繫。   

 

最後祝你們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上海海事大學部分教職員工  

2007年2月28日  

 

（附檔案資料一）   

 

上 海 海 運 學 院   

滬海院人字（79）第271號   

 

關於倪育賢問題的復查結論  

 

倪育賢，男，34歲，上海川沙縣人，家庭出身：自由職業，本人成份：學生，原上海海運學院遠洋業務專業65級學生，現是川沙縣花木五金廠工人。   

 

文化大革命中倪育賢因政治和生活問題受審查，1970年3月經市革委會文教組批准開除學籍。  

 

經復查：   

 

倪育賢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參加的一些活動，尚構不成政治上的錯誤，但在生活上確有錯誤，屬玩弄女性，一犯再犯，現決定撤銷1970年3月開除學籍的處分，重新在行政上給予記過處分，並根據上級有關文件精神安排工作，按70屆大學畢業生待遇調整（調整的工資從調整之日起算，以前不補）。   

 

上海海運學院  

1979年9月28日  

 

本人簽字：本人在生活作風上曾有過錯誤，但沒有與他人發生不正當關係。倪育賢   

 

（附檔案資料二）   

 

上 海 海 運 學 院  

滬海院人字（83）第265號   

 

關於給倪育賢同志行政記大過處分的決定  

 

倪育賢，男，1942年12月出生，1979年來我院圖書館工作。   

 

經查實，倪育賢於1983年3月17日中午，將基礎部教師徐ＸＸ同志停放在圖書館樓後邊，自行車棚內的一輛自行車（未上鎖）偷騎走。當問題暴露後，在組織追查下，才交出這輛自行車。在交待過程中，態度不老實，不是誠懇地知錯認錯，而是編造假情況，向嶗山派出所報假案，欺騙組織，掩蓋事實真相。組織上針對他的錯誤，分別多次對他進行批評教育，反復講明政策，才交待了偷自行車的事實和經過情況，並先後作了兩次檢查，對錯誤有一定認識，態度有所轉變，但尚需進一步端正。據此，為嚴肅紀律，教育本人，經研究決定，給予倪育賢同志行政記大過處分，工資緩調一年（從1982年10月起至1983年9月）。   

 

上海海運學院   

1983年10月21日   

 

本人簽字：倪育賢 本人同意上述處理，但向嶗山派出所報假案事發生在交待過程前。   

 

劉賓雁：倪育賢是一個“有問題”的人  

 

據Anne F . Thurston所撰的《A Chinese Odyssey》一書披露：著名異見人士劉賓雁曾經說倪育賢是一個“有問題”的人，當年他上過倪育賢的當，並對此深感內疚。  

自倪育賢到美國後，對海外民運進行了種種破壞和分裂活動。FBI還因此傳訊過他，傳訊的原因大約是懷疑他身負中共的“特殊使命”。不僅如此，向海外民運中存在的一些惡行陋習，如貪污捐款、內鬥分裂、坑蒙拐騙等，倪育賢也樁樁有份，其醜聞也多次被當地媒體爆料。而每次醜聞曝光，他都大聲宣揚自己是民運人士，這不僅丟盡民運的臉面，也連累民運飽受公眾譴責。當倪育賢在主席臺上高喊“打倒中共”、“兩國論萬歲”、“支持西藏獨立建國”之類的口號，發誓要“批倒批臭”民運的其他領袖時，人們不知道他暗地裏做了些什麼。  

 

像倪育賢這類民運人士，他們在大陸的經歷其實跟政治根本沾不上邊，即使坐牢也是因為刑事犯罪。比如，《北京之春》雜誌的經理薛偉，以前因為犯強姦罪在四川被判刑十年；勞改基金會主席吳弘達，曾經因為猥褻女生、盜竊、偷渡，兩次被勞動教養。但這些人出國之後，卻都謊稱自己是因為反共被打成“反革命”才坐的牢，搖身一變變成了“民運人士”，並由此獲得“政治庇護”。  

 

其實，目前以類似參加民運、地下教會、法輪功或者違反“一胎化”政策為理由，申請“政治庇護”的成功機率已經非常小。美國移民局官員已經對愛說謊的所謂“反共政治犯”十分厭煩。倘若當初楊國君以其他名義申請合法居留，而不是去找倪育賢申請什麽“政治庇護”，或許早就拿到綠卡了，而且也不會送羊入虎口，讓自己的兩個未成年女兒白白被倪育賢性侵了。  

 

民運是賈府：只有門前的石獅是乾淨的  

 

倪育賢性侵未成年少女的醜聞曝光後，紐約民運和僑界人士均表震驚。許多人認為，民運領袖紛紛落馬，醜聞連連，反映出海外民運已走向窮途末路，整個海外民運好比《紅樓夢》中的賈府，只有門前的石獅纔是乾淨的。  

 

長期關注海外民運的僑領王涵萬對紐約媒體表示，從剛開始的王炳章假護照事件、彭明假鈔票事件、王希哲大鬧國會、魏京生自我沉淪、阮銘搞台獨、侯德健吸毒、王丹同性戀淫亂、吾爾開希夜總會泡三陪、倪育賢招妓、薛偉張菁通姦、胡平虐打前妻致殘，到柴玲信用欺詐、劉青私吞公款等等，民運界的醜聞不勝枚舉。他表示，自己在民運界經營二十多年，從“充滿希望到深深的失望”。他直指現在海外民運界的許多人，是“打著自由民主旗號，滿肚子男盜女娼的傢伙”。  

 

曾與倪育賢一起打拼過的中國自由民主黨副主席鄭源認為，如果倪育賢確實涉案，他為倪的墮落感到不齒，也為海外民運感到悲哀。鄭源表示，民運界某些領袖的人品確實令人失望，有些人近年來更是跟邪教和台獨勢力混在一起，這樣的海外民運“沒有前途”。  

 

與倪育賢熟識的中國民主正義黨負責人石磊表示，台灣當局長期涉足海外民運，拉一派打一派，某些受到資助扶植的個人出事後，整個組織便一蹶不振，這樣的海外民運無法走獨立自主的道路。他認為，近年來許多海外民運組織與異教團體和台獨勢力關系密切，對民運的整體形象傷害很大。  

 

石磊還表示，雖然他無法判定倪育賢是否真有性侵犯問題，但他認為，某些“把持民運組織的不良分子如果不被淘汰，像樣的人出不了頭”。他認為，民運的目的是促進中國的發展、進步，那些受台獨勢力控制、將反華反共作為民運第一目標的人不出局，整個海外民運將迷失方向，更談不上促進中國大陸的民主自由。   

 

無惡不作的倪育賢  

 

2007年5月8日，中國自由民主黨在紐約法拉盛喜來登酒店召開代表大會。據當地媒體報導，原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鄭源，原監委主任王涵萬，《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經理薛偉，八九民運工人領袖呂金花，民主中國陣線美東地區負責人唐元雋，世盟主席王軍等出席大會並做主題演講。鄭源在發表主題為“正本清源”的演講同時，還發表了一份題爲《中國自由民主黨簡史》的文件，披露了倪育賢無惡不作的事實。以下是該份文件的節錄。   

 

博士造反海外舉義旗   

 

1989年11月，王炳章被胡平從民聯開除後，與陳厚琦、劉修才、王策、石和平、王建安、陳興宇、黃慈萍、謝田、楊建利、方能達、林偉、謝果成等在美國，成立了中國自由民主黨（簡稱“自民黨”）。由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和《中國之春》雜志的創始人王炳章，擔任中國自由民主黨的第一任主席。党的領導成員還有林樵清、岳武、鄭源、倪育賢等。   

 

假闖關膽小鼠遭彈劾   

 

1991年，中國自由民主黨派遣岳武副主席、倪育賢副主席祕密回國活動，經費由台灣提供。岳武冒著被捕的危險進入中國之後，長久未能與倪育賢取得聯系，導致這次行動失敗。事後查實，這期間倪育賢一直滯留在越南境內，而且隱瞞事實。1991年12月8日，岳武向黨的監察委員會彈劾倪育賢。12月28日，監察委員許一鳴、葉甯、唐興、石磊、萬寶等經過反復調查，在紐約舉行聽証會，專門聽取了倪育賢本人長達數小時的陳述，最後依據黨章第十章第五十八條的有關規定，全票通過了對倪育賢的彈劾案，並呈報中國自由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審理。1992年1月10日，倪育賢辭去黨內職務。他在致王炳章主席的辭職報告中寫道：“我在此次與岳武回大陸向中共暴政挑戰的活動中，因本人安排失宜，造成同志間的誤會與黨的困擾，特辭去黨內職務，以示負責。”   

 

1992年，中國自由民主黨首次發生分裂。倪育賢在辭職後獨自組建了另一個中國自由民主黨（簡稱“倪記自民党”），自任主席，公開與中國自由民主黨分裂。1993年2月21日，中國自由民主黨中央委員會祕書楊錚致函倪育賢，書面通知關於中央開除其黨籍的決定（附后）。  

 

民聯陣拒交出“中春”   

 

1993年，中國自由民主黨在美國康州三福市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經前主席王炳章和代主席楊農等推薦，會議選舉王策博士擔任党的中央委員會主席，楊農、鄭源擔任副主席，林樵清擔任祕書長，王涵萬擔任監委主任。領導成員中還有邵一夫、岳武、徐英朗等。   

 

1995年5月28日，王策主席率領中國自由民主黨代表團前往美國舊金山市，列席參加中國民主聯合陣線（簡稱“民聯陣”）第二次代表大會。會議結束時，雙方發表了“中國民聯陣-自民黨聲明”，決定組建一個新的組織。  

 

1997年11月30日，“中國民主聯合陣線-中國自由民主黨”在紐約大會。但是，此後由於有關《中國之春》的經營權等問題在組織內部引起重大爭議，“中國自由民主黨-中國民主聯合陣線”在1998年5月澳門會議之後發生分裂，民聯陣單方面宣佈脫離“中國民聯陣-自民黨”。汪岷擔任分裂後的民聯陣主席，王策則仍擔任原“中國民聯陣-自民黨”（實際為中國自由民主黨）主席。《中國之春》後來爆發貪汙醜聞，社長徐邦泰被迫辭職。至2002年7月，台灣中斷資助，雜志從此停刊。   

 

二王落獄造勢代價大   

 

1998年10月，王策主席以及李力、岳武等人經越南祕密進入中國活動。同年11月2日，王策在杭州與中國民主黨創始人王有才會面時被捕，不久被當地法院以“偷越國境罪”和“資助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活動”等罪名判刑四年。王策於2002年1月22日獲釋，後返回西班牙與家人團聚。   

 

2002年6月，中國自由民主黨的創始人王炳章和岳武、張祺等人准備再度祕密回國活動和發展組織，卻不幸在中越邊境被捕。3月10日，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以“間諜罪”和“組織恐怖活動罪”判處王炳章無期徒刑（至今還在中國監獄）。  

 

唱高調找靠山自封王   

 

在中國自由民主黨發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同時，倪育賢自民黨也經歷了許多變故，並由於自行宣佈與中國民主黨實行合併（或稱“融合”），採用同一綱領和方針，同時同地舉行兩黨代表大會，以及倪育賢自任中國民主黨主席，從而在海內外民運隊伍中引發爭議和沖突。   

 

1992年，倪育賢在紐約自行成立中國自由民主黨，自任中央委員會主席，導致黨的分裂。1995年，倪育賢組織了歡迎台灣李登輝總統訪美的活動。同年7月，倪育賢發表《“兩個中國”芻議》，呼籲破除“一個中國”的神話，建議台灣“國府”要跳出“一個中國”的陷阱。   

 

2005年2月23日，中國民主黨海外流亡總部、中國社會民主黨、中國工党以及倪育賢自民黨在美國羅得島成立中國民主政黨聯盟，袁紅冰擔任祕書長，王希哲、薛偉擔任聯絡人。   

 

鳩占雀巢搶政庇生意   

 

2006年8月，中國民主黨美國總部主席謝萬軍與其下屬“美東黨部”負責人劉東星發生爭執，劉東星宣佈自行成立“中國民主黨美國總部”，並邀請倪育賢主持黨務，合作經營政治庇護業務。8月13日，倪育賢、劉東星等在紐約召開“中國民主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議發表聲明宣稱：“鑑於美東地區民主黨組織混亂、隊伍渙散，接受大部分黨員的建議進行整編剔除混進民運隊伍中的代理人、廢除沒有經過民主程序的所謂黨的決定和決議”。   

 

2006年11月20日，被倪育賢列為“中國民主黨大陸分部主席”的朱虞夫在杭州發表《一個普通中國民主黨員的聲明》，對倪育賢的盜名做法提出批評，並指出，“某些別有用心之徒在民運內部搞陰謀詭計，以達到分化瓦解民運的目的”。   

 

2006年8月16日，中國民主政黨聯盟發布《關於終止與倪育賢關系的公告》。公告指出，“倪育賢在未與中國民主政黨聯盟任何成員（包括徐文立）打招呼的情況下，於紐約法拉盛召開的所謂‘中國民主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宣佈：‘中國民主黨與中國自由民主黨融合為同一政黨，建立統一的組織架構，與徐文立領導的中國民主黨獨立黨部結為兄弟黨’，並自任中國民主黨主席，進而自稱中國民主政黨聯盟主席團主席。倪育賢的上述行為根本背離了《中國民主政黨聯盟簡章》，自即日起中國民主政黨聯盟不再與倪育賢有任何關系”。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兩黨幹部名單中所羅列的大部分人均未到會，也未以其他方式參與選舉過程，而且這些人根本不為大多數與會人士所知。以中國自由民主黨領導班子名單為例，被倪育賢列為“副主席”的高鍵、王國興、王進忠、成偉邦、李清，以及“中央常委”張勝利、鄭郁、俞世新、倪海清、魏泉寶、沈迪民、劉曉笛、肖亞群、方能達等，和“祕書長”陳維健，這些人都未現身，其中有些人表示並不知情，甚至揚言要告上法庭。   

 

清門戶猶盼分久必合   

 

除了倪育賢自行成立的中國自由民主黨之外，在台海兩岸及美國，還有其他一些同名的政黨組織存在。為了避免混淆，有必要加以說明。1987年8月2日，台灣的中國青年党發生分裂，一部分成員成立了中國自由民主黨。1991年，胡石根、康玉春、李海、安寧、王天成、王國齊、劉京生、陳青林、陳衛等在北京祕密成立中國自由民主黨。1994年12月16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胡石根有期徒刑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2002年，劉荻、李義兵等在北京祕密成立自由民主黨。2006年4月20日，刁奎等人在紐約宣告成立中國自民黨。   

 

中國自由民主黨美國黨部認為，支持和援助上述同名政黨組織是義不容辭的責任，但是，以前倪育賢、易曉晴等故意採取混淆或盜名的方式撈取政治資本，騙取台灣資助，這種做法是不道德的，並且對國內第一線的民主鬥士們造成傷害，今後必須杜絕。  

 

附：王記中國自由民主黨在網上公開的關於開除倪育賢黨籍的檔案文件  

 

中國自由民主黨中央委員會  

P.O.Box 166852, Chicago, IL 60616  

Tel: 312-493-6420 Fax: 312-955-2572  

 

倪育賢：   

 

你策劃並推動分裂黨的活動，非法假冒本党中文名另組中央，造成惡劣影響。中央委員會決議予以開除黨籍處分。   

 

中央委員會秘書楊錚   

1993\. 2. 21   

 

本件副本抄寄：各中央委員、監委委員，各分部、支部，全黨黨員（經王炳章主席、岳武副主席，以及葉甯、唐興、石磊、萬寶等各監委審核批准）。  

民運人士徐文立和王有才等人曾發表文章稱，對於這種狀況，海外民運團體內部極為憤慨，不斷向美國移民局、國土安全局以及FBI報案，要求對此進行整肅。他們揭露，曾經有一家自稱“中國民主黨美國總部”的組織，在當地的《世界日報》、《星島日報》和《明報》等華文媒體刊登大幅廣告，專門承接政治庇護生意，聲稱加入這個“民主黨”就可以獲得美國的政治庇護，保證拿到合法身份和綠卡；還大肆宣傳2007年3月19日至21日在法拉盛喜來登酒店召開的“中國民主運動世界代表大會”，並成立“中國民主黨中央委員會”。然而，據知情者透露，應邀參加這次民運世界代表大會的其實都是這間移民公司的“政治庇護”客戶，而且多為閩籍非法移民。這次會議的主辦者劉東星會前強調“未受邀者不得參加會議”，明確禁止真正的海外民運人士進入這個“假民運”的會場。   

 

民主黨創始人痛批“鳩占鵲巢”  

 

目睹此種咄咄怪事，那些真正的民運人士無法容忍。中國民主黨創始人王有才和徐文立分別發表聲明，譴責上述那間移民公司的不道德商業行為無異於鳩占鵲巢，並且侵犯了中國民主黨的名譽權。  

 

2008年末，徐王等人以“中國民主黨海外流亡總部”為名義發表聲明，稱，2004年末，徐文立在美國羅德島州聯絡世界各地的民主黨人和民主黨的支持者，建立了中國民主黨海外流亡總部。但近期以來，有若干個打著中國民主黨旗號的組織，在美國特別是在紐約地區活動，他們經常組織以照相為目的的遊行示威和公開集會，為該組織成員辦理政治難民身份。  

 

這份民主黨創始人的聲明說，中國民主黨創立於1998年6月。當時正值美國總統克林頓訪問中國，浙江省的民運人士王有才、祝正明等公開向當局要求註冊成立“中國民主黨籌委會”；隨後山東省的謝萬軍和劉連軍、北京市的任畹町和徐文立、湖北省的秦永敏和陳忠和、四川省的劉賢斌和歐陽懿、吉林省的王文江和唐元雋等人，以及大陸十多個省市的民運人士紛紛響應，成立了中國民主黨的各地組織。數月後，大陸當局下令取締中國民主黨，將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等領袖人物判處重刑，而謝萬軍和唐元雋等人則逃亡海外。  

 

幾年前，大陸當局以“保外就醫”的名義，提前釋放了徐文立和王有才，並將他們放逐美國。當徐、王兩人踏足美國國土時，驚愕地發現，一些不法移民公司居然炮製出無數個假“中國民主黨”組織，專門兜攬政治庇護生意，並大肆進行敲詐勒索、威脅恐嚇、性侵犯、偽造假證件、人身控制等犯罪活動，敗壞了中國民主黨的名聲。   

 

據調查，設在法拉盛133-39 41 Road二樓的 “中國民主黨美國總部”，通過“老鼠會”的經營方式發展政治庇護業務，迅速成為業內龍頭。該組織負責人劉東星向客戶們吹噓說，只要加入他的“中國民主黨”，可以百分之百地辦成政治庇護。然而，據該公司的雇員透露，劉東星自己竟然沒有合法身份。數年前，劉東星編造離奇經歷向美國移民局申請政治庇護遭拒，遞解令在身，迅即與一閩籍女公民結婚，數度申辦婚姻綠卡均未獲准。不過，夫婦兩人卻開始大做特做起政治庇護生意來，而且主要針對閩籍非法移民。   

 

倪育賢、劉東星狼狽為奸  

 

2006年8月，劉東星為了掩人耳目、魚目混珠，拉倪育賢入夥，封倪為“主席”，專司上移民法庭給客戶們作證，每次收費500美元。如果案子成功，再收費500美元。當時正值倪育賢因性侵兩名華裔未成年少女（受害人的父親楊國君原是倪的政治庇護客戶）而遭到長島蘇富克郡檢察署起訴，倪打官司需要錢，於是兩人一拍即合。   

 

調查發現，劉東星接案後，將案子全部交給一個名叫王凱文的律師助理。王凱文每獲一案，則付給劉東星500美元的介紹費。王將客戶的案件材料編成故事，然後交給設在曼哈頓華埠東百老匯39號605房間的華聯律師樓辦理。   

 

劉東星向客戶規定，凡加入他的“中國民主黨”者，需先交付500美元作為黨員基金，以後每月交黨費10美元，每舉辦一次活動都需另行繳納“活動費”。劉東星還經常向客戶索要以“支援大陸民運”為名目的捐款（無收據），並逼迫客戶認購他自行印製的“民主股票”。如果客戶因打官司需要劉東星出具“黨員證明材料”（包括參加活動時的照片等），則需另外付費。倪育賢則在每位客戶的“黨員證”上簽名，一次收費100美元。劉倪二人的這些做法，可謂狼狽為奸，巧取豪奪。  

 

劉東星經常警告客戶說：“如果你不聽從黨的指揮，不同意把案件交給王凱文律師，我們就不提供證明材料，就不作證，就開除你！而且，我們還要向移民局、國土安全局告發你，叫你永遠也辦不成身份！”劉東星、倪育賢還對“黨員們”進行人身控制，要求他們必須隨叫隨到，並且嚴令禁止他們相互聯絡和互通消息，不允許他們擅自與其它民運團體接觸。  

 

另外，倪育賢還時常對一些女客戶提出性要求，若不滿足他，就拒絕上庭作證，甚至以告發相要挾。劉麗萍就是這樣的受害者之一，她因拒絕去倪育賢家“住宿”，而得罪了這位“主席”兼政治庇護證人，結果差點輸了案子，於是趕緊回到倪家“住宿”，並在床上乖乖就範，倪育賢才幫她“解決問題”。   

 

老鼠會式“民運組織”形同黑幫  

 

中國民主黨創始人王有才在《一個玩笑，其他，和一件往事》一文中披露，劉東星原是紐約搞政治庇護生意的謝萬軍的一個客戶，為了申辦政治庇護，自稱“美東黨部負責人”。劉東星後來與謝反目，自立門戶，另找倪育賢做移民生意搭檔，自稱為“中國民主黨美國總部”。2007年8月，該公司在法拉盛召開所謂的“中國民主黨第一次代表大會”。  

 

這遭到徐文立、王有才、王希哲等中國民主黨領袖的譴責。王有才指出，“倪育賢為了賺錢就亂來，還編造偽造黨史。他們將中國民主黨作為做政治庇護生意的搖錢樹，破壞了中國民主黨的形象，嚴重影響了黨在海外的發展”。   

 

徐文立也發佈《中國民主黨海外流亡總部公告》，指出劉東星、倪育賢這類政治庇護業主，“利用辦移民的職業和一些簡單公開的活動作為掩護，招攬客戶，以吹噓只要加入他們所謂的‘中國民主黨’會百分之百地辦成政治庇護為誘餌，對新移民收取高額的人頭費用，達到斂財的目的”。  

 

徐文立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所謂的‘中國民主黨’組織的負責人，自身毫無民主素質，也不具備民主的理念，在組織內部搞獨裁專制，甚至將組織成員充作奴工，利用組織成員在身份上的弱勢，由特別的管道偽造申請政治避難的假材料，利誘威脅和強行索取錢財，加上嚴密的控制，禁止組織成員之間的互動，使他們無法通過相互認識和聯繫，形成維護自身權利的力量，這樣的組織運作如同黑道社會。”   

 

真假民主黨相互指責  

 

2008年末，中國民主黨創始人徐文立和王有才，點名指責“中國民主黨世界同盟”負責人王軍等人，指控其為了搞臭民運，在紐約冒用中國民主黨名義經營政庇詐騙行業，牟取暴利。  

 

2008年末，王軍等人在法拉盛創辦的《中國民主報》發表文章，反過來指責民主黨創始人徐王二人，“根本沒有資格批評任何人”。王軍說，組織中國民主黨是海內外所有華人的自由，不是徐王二人的獨有專利，更不允許他們“一黨專制”。  

  

王軍披露，在徐文立和王有才以創始人自居，指責別人做“政治庇護”生意的同時，他們自己卻在以“中國民主黨創始人”的招牌，以招收黨員、收取黨費的花招，變相從事“政治庇護”生意，而且收費比其他業者還要貴。  

 

2007年3月初，倪育賢、劉東星等人為了把政治庇護生意做大，在當地《世界日報》、《明報》、《星島日報》等華文媒體上刊登大幅廣告，聲稱召開“中國民主運動世界代表大會”，還發表長篇文章攻擊其它民運組織，以造成他們“最正宗”的假像，來吸引客戶。其中，倪育賢特別攻擊那些不給他面子，或不與他合作的民運人士，如徐文立、王有才、王希哲等，“立場動搖、投降中共”；其他人如被判刑坐牢的王炳章則是“冒險主義”。  

 

對於倪育賢等人在紐約召開“中國民運世界代表大會”，身在加州的中國民主黨海外流亡總部主席徐文立表示，倪育賢是在盜用中國民主黨名義欺騙美國政府，利用辦理政治庇護騙錢，“做法很惡劣”。   

 

徐文立表示，倪育賢以“扣帽子”的路線鬥爭手法指責他是“投降主義”和“冒險主義”，是在把水攪渾。並稱，民主黨海外流亡總部與倪育賢的組織之間不會發生任何關係。   

 

徐文立聲稱，倪育賢2006年8月13日在紐約召開的所謂“中國民主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稱倪記自民黨與中國民主黨進行合併，完全是“盜用他人名義”。 徐文立還表示，真民運與偽民運的主要區別，在於真民運幫助黨員寫政庇證明材料是不收費的，民主黨總部和下屬支部絕不會做商業買賣。  

 

但倪育賢也不示弱，隨後在媒體上揭發，徐文立在羅德島家裏召開的民主黨大會，所有與會人士（即政庇客戶）都是倪育賢帶去的，100多位與會人士都向徐文立交了“黨費”。  

 

中國民主黨海外流亡總部的秘書長汪岷則表示，中國民主黨是在中國大陸創辦的，與大陸有血脈聯繫，並非一個鬆散的團體，黨員必須履行正式入黨手續，還要向組織交納黨費。他表示，倪育賢從未參加過中國民主黨，更不可將自己召開的會議稱為“中國民運世界代表大會”。  

 

被美國法庭當場揭穿的“雙面諜”  

 

在法拉盛一家專做“政治庇護”生意的移民公司裏，一個身材矮胖、長相兇悍的中年華裔男子，向那些拿著報紙廣告找上門來的非法移民不厭其煩地反復講述：你要申請合法身份就參加我的“中國民主黨”，以“回中國會被抓”的理由，申請“政治庇護”就會拿到綠卡。此人就是正在拉客的倪育賢。他將製作成本不到一美元的“中國民主黨員證”，以五百美元的高價簽名出售，還索要高價為客戶製作虛假的“證明材料”。  

 

2007年6月上旬，這個騙局被美國新澤西移民法庭戳穿了。據知情的民運人士在網上發文披露，中國民主黨主席倪育賢在法庭上突然當眾承認自己“隱瞞曾多次回中國的事實”。這件事被華文媒體報導出來，頓時令設在紐約法拉盛的移民公司——“中國民主黨美國總部”亂作一團。據悉，倪育賢此次出現在新澤西移民法庭上，是根據其雇主劉東星的要求，為一名申請政治庇護的“中國民主黨黨員”作證。  

倪育賢起初還想抵賴，但很快覺察出檢查官似乎有備而來，根據以往他在長島被捕以及在刑事法庭被告的經驗，他似乎忽然明白一旦被拍下向法庭撒謊的鏡頭，將面臨又一場牢獄之災。這時，出現了這樣的情景，——倪育賢當庭承認，他曾於2006年11月和2007年2月兩次回過上海。  

 

於是，Dogin法官讓法庭工作人員當場播放了一段倪育賢早先接受FBI約談時的錄影，在這段錄影中，倪育賢向FBI官員承認自己回過中國，而且沒有受到迫害。錄影播放完後，Dogin法官問倪育賢為何現在要來這裏撒謊。倪育賢的額頭冒出冷汗，不敢應聲。檢察官要他抬起頭來，指著投影機裏播放的倪育賢回國入關時的鏡頭，問他：“這是哪一次？”倪看後大驚失色，沉默了片刻，承認說“這是另外的一次”。 Dogin法官嚴厲地問倪育賢：“你到底有幾本護照？到底有幾個名字？你知不知道當庭撒謊在美國意味什麼？”  

 

為了證實此事的真實性，爆料媒體還公佈了法官Henry S. Dogin的電話和地址：1-973-6453524，970 Broad Street，Room 1135，Newark，NJ 07102。  

 

在民運圈中，大家都知道倪育賢是臺灣情報人員，卻沒人知道他還暗中為中國大陸工作。至此，這個“雙面諜”浮出了水面。  

 

民運又內訌 倪育賢涉“竊盜罪”被捕法辦   

 

2008年10月7日，美國媒體又出現一篇關於倪育賢的報導，——他被指控於2007年末進入“中國自由民主黨”美國總部辦公室，強行搶走資料，10月7日遭法拉盛警方逮捕，並以輕竊盜罪（Petit Larceny）移送法辦。倪育賢當日稍晚獲得保釋，目前尚在等候法院通知出庭，對於這件事情不願做任何回應。   

 

據中國自由民主黨方面透露，倪育賢在2007年12月3日下午到法拉盛該黨辦公室強行取走工作人員掌握的該黨黨員名單，其中包括300多位黨員（實際為申請“政治庇護”的客戶）的聯繫方式及身份資料。在場的工作人員試圖攔阻，並要求倪育賢交回這份名單，但是倪育賢以“前自民黨主席”身分要挾在場人員聽命於他，並說出“大家都不會有好下場”的威嚇話語，隨後推倒攔阻他的兩名女性工作人員，揚長而去。   

 

自民黨方面當時立即通知轄區警方109分局處理，倪育賢同時也以“內部組織矛盾”為由向警方作解釋。在聽完雙方證詞後，警方由於沒有足夠證據，所以未能採取任何行動。  

 

至於為什麼事隔數月才將倪育賢逮捕，據知情人透露，這也許是警方持續監控倪育賢，並掌握到足夠證據的結果。自民党現任主席陳明表示，倪育賢早在2006年8月就離開自民黨，所以他希望能與倪育賢劃清界線，不過他不認同倪育賢這樣的“野蠻”行為，並聲稱倪的行爲已造成自民黨的損失以及對該黨員工的傷害，所以堅持控告他。  

 

由上述這些“民運勇士”的所作所為可以看出，“形同黑幫”這樣的説法其實已經是程度很輕的評價，他們的所作所爲實在是令人歎為觀止，只是不知道他們接下來還會做出怎樣的“民主行動”，讓人們再跌一次眼鏡。這些人的爲非作歹，不僅給民運的形象抹了黑，讓民運蒙羞，也在民衆中間敗壞了民運的名聲。這不能不說是民運的悲哀。  

曾因在北京創立“中國發展聯合會”而名噪一時的彭明，萬沒想到在這麼快的時間內，就再度淪為大陸當局的階下囚。大陸當局起訴他的罪名，除了“顛覆政府”之外，還加上投毒、綁架、詐騙、製造和販賣偽鈔等。奇怪的是，整個海外民運圈子，甚至曾與他合作過的民運人士，卻對此事表現出出奇的冷淡。他曾經的部下，如易改、項小吉等人，甚至還幸災樂禍地表示，彭明出事是“早就料到，不足為奇”的。  

 

  

彭明的履歷遠比很多知名的民運人士要來得“絢麗奪目”，除了在北京某大學任教過，他還擔任過航空航天部所屬“航太航空通用電氣集團”的總經理、“北京城建集團”的董事長、“中國發展經濟戰略研究所”的所長等職，並曾提出過令人矚目的“治國方略”。美國福特基金會曾對彭明的“治國方略”寄予厚望，資助其出版《第四座豐碑----二十一世紀中國發展戰略》一書。  

 

1998年，彭明創立的中國發展聯合會被北京當局列為“非法組織”，予以取締。不久，“第一書記”彭明因嫖妓而被勞動教養一年。獲釋後不到一個月，彭明便攜家眷流亡泰國；一年之後，在民運人士的幫助之下，他以“政治難民”身份入境美國。然而僅僅不到兩年時間，彭明便被曾經幫助過他的民運人士們整得頭破血流，衹好鋌而走險重返泰國，很快就落入法網，被押解回大陸。  

 

本章總結彭明悲劇人生的三條教訓，以及他參與海外民運的利害得失，以資鏡鑒。  

 

其一，政治投機，不得善終  

 

彭明原本對外宣稱，他所秉持的政治立場是“漸進式改革”。他所創立的中國發展聯合會聲稱，該組織以獨立知識分子為主體，是一個“旨在推進中國的綠色發展進程和民主憲政建設的非政府的綠色政治組織”。美國福特基金會之所以對彭明抱持濃厚的興趣，正是因為他的政治切入點較為實際和富有新意。  

 

然而，這些公開的表述並非彭明內心的真實理念和他的真正立場，純屬政治投機。當彭明覺得做一個“持不同政見者”可能更受西方倚重，更能抬高自己的身價之時，他便毫不猶豫地背棄了中國發展聯合會的既定方針，拉攏一些民運人士入會，給“中發聯”鍍上了一層“中國反對派”的色彩和光環。而他本人，也脫下“溫和的改革倡議者”的外衣，披上“民主鬥士”的虎皮，最後導致中國發展聯合會遭大陸當局取締。  

 

在流亡泰國期間，彭明醞釀更為大膽的政治投機，以便得到美國准許其入境的簽証，並進而獲取某些機構的資助，於是他匆匆制定了“中國的民主派如何得天下”的“民主工程計劃”，向外界宣稱，“要在三、五年內徹底結束中共政權，返回祖國執政，建立一個聯邦中國”。彭明此擧，讓海外的民運人士趨之若鶩，視其為“大救星”。然而，從另一角度來看，這恰恰証實了大陸當局取締中國發展聯合會並非“栽贓誣陷”。而尚在國內的“中發聯”成員，都有可能會因彭明的妄動和政治轉向而受株連。   

 

鼓吹溫和的改革，在國外不會引起轟動，於是，彭明到了美國之後，又搖身一變，一夜間突然變成了號召“暴力革命”的勇士，揚言要暴動、綁架、殺人和投毒。經他這麼一鬧，美國當局和有關機構不願再介入其中，彭明也就失去了最有力的靠山。吳弘達、魏京生、王丹、劉青、楊建利、胡平等民運人士本來都對彭明懷有戒心，深怕他來出風頭、搶飯碗，如此一來，彭明把自己攪出了局，大家也因此心安下來。  

 

一個從事政治活動的人，立場如此多變，是不可能擁有大批支持者的。那些原本聽信於他的人，會擔心隨時可能遭其出賣。因為彭明的每一次轉型，事先都從未跟組織內部的人進行商量，總是一意孤行。所以說，他根本就不具備政治家的起碼素質，美國福特基金會當初看上彭明也可以說是“看走了眼”。反觀海外民運人士，如胡平、曹長青、阮銘、王丹、薛偉等，這些人本來為台灣的李登輝當局效犬馬之勞，陳水扁當政後，他們轉瞬之間便跑到民進黨那裏拍馬抬轎，一點政治道德也沒有，誰能保証這些人將來不會為了個人名利上的各種好處，又轉向其它的“溫暖懷抱”呢？  

 

其二，烏合之眾，敗事有餘  

 

古語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民運人士雖說都反對共產專制統治，都受到過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但是，由於他們凡事都要爭名奪利，互相之間心懷芥蒂，甚至視若仇敵，所以始終無法團結起來。心高氣傲的彭明來到美國，由於對民運人士們的這些德行和複雜背景缺乏深刻的認識，所以一再被人利用和出賣，以至腹背受敵，走向窮途末路。  

 

當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決定不支持彭明的中國發展聯合會和中國聯邦發展委員會之後，就衹剩下台灣情治單位對其施以關照了。經過台灣的幾個低階特工（如王德耀、汪岷、薛偉等）牽線撮合，招來陳破空、潘國平、項小吉、高光峻、易改、楊勤恆、華夏子、周曉等一班“民運人士”，整天纏著他，挑撥離間，分化拉攏，使彭明這個委員長不斷陷於瑣碎的人際糾葛之中。最後，這些三流貨色看到彭明弄不到大筆經費來供養他們，於是紛紛翻臉，大罵委員長專權和貪污，還鬧集體辭職。不到三個月，中國聯邦發展委員會就作鳥獸散。  

 

民運人士最初都以為彭明是新的政治明星，是搖錢樹，指望傍著他來為自己撈一些名利，最好還能趁機弄到長期飯票。彭明碰上這夥人，衹好自認倒楣。說到貪污，說到專權，說到沒有操守，吳弘達、魏京生、劉青、王丹、王軍濤、胡平、譚竟嫦、薛偉、倪育賢等等，哪個都比彭明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這些人為何不跟他們去翻臉，而專跟彭委員長過不去？說到底還是有錢和沒錢、有靠山和沒靠山的問題。  

 

王希哲在民運人士中是出了名的“老鼠屎”，閻慶新一向反對彭明把這粒“老鼠屎”投入中國聯邦臨時政府籌備委員會的“一鍋湯”裏。可是，彭明卻礙於情面，執意要給王希哲每月一千五百美元的固定薪酬，跟他一起吃“大鍋飯”。鍋爐工出身的王希哲本來沒多少文化，彭明居然委任他當“常委會”中負責“宣傳法律”的主任；而彭明要求所有的工作人員和常委們定期寫“日誌”、“周誌”、“月終總結”，做這些文案工作，就引起王希哲的不滿。後來，當彭明與閻慶新鬧翻分手時，王希哲看到閻慶新財力雄厚，居然背棄老朋友彭明，而跪倒在閻慶新這個女人的石榴裙下，並寫文章揭露彭明，以此討好新主。  

 

彭明曾經祕密派遣孫剛、藍于鵬、高約翰等人到北京活動，王希哲竟在互聯網上公開透露該計劃的大致內容、主要參與者的真實姓名，以及他們飛赴北京的日期等絕密資訊，結果導致這些人在行動實施之前就被北京當局全部逮捕。面對彭委員長的責備，王希哲惱羞成怒，竟然投書FBI，告發彭明製造“政治騙局”，目的在於“以極低廉的成本”造成欺騙性的“國際轟動效應”，以便進一步向台灣當局和美國機構騙錢。  

 

其三，利令智昏，窮途末路  

 

隨著時空的轉換和形勢的變化，彭明反對大陸當局的言行變得越來越激進，甚至在美國炮製出一個未經任何人選舉而產生的“中國聯邦臨時政府”，夢想實行統治。他自任委員長，任命閻慶新、周曉、劉俊國、王希哲等幾個社會邊緣人物當“常委”，如同兒戲。彭明還策劃要到北京引爆氣球撒傳單，以宣告“中國聯邦臨時政府”正式成立，還計劃實施在北京的密雲水庫投毒、破壞華北電力網等行動，最後，他竟親自攜帶面值一百多萬元的人民幣偽鈔到緬甸販賣，直至鋃鐺入獄。這些舉動，看似英勇，實則是行莽夫之擧、逞匹夫之勇。  

 

民運人士在美國雖然享有“政治庇護”待遇，被看作日後取代中共政權的“民主力量”，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因此就能獲得淩駕於美國法律之上的特殊權利，更不可能改變自己的種族和膚色。不管民運人士如何吹噓，但美國人永遠當他們是外國人，不容他們冒犯美國的利益。“支持”終究代替不了施捨和利用，民運人士必須要敢於正視這樣的現實。一旦喪失了人格，就連美國人也會看不起你，並把你當作垃圾和小丑。然而自作聰明的彭明衹顧政治投機，早已利令智昏。  

 

私吞“中功”創始人張宏堡钜款的閻慶新，經電腦商人周曉獻計點撥，將二百二十五萬美元轉入彭明的中國聯邦發展基金會，以躲避張宏堡追債。彭明以為手中握有幾百萬美元的審批權，就可以像劉青、萬潤南、薛偉、吳弘達那樣用錢收買民運人士，網羅黨羽，擴張自己的權力和影響，為所欲為。殊不知真正掌控這些錢的閻慶新，並不是容易對付的人，她的背後還有出謀劃策、意欲分贓的小丈夫劉峻國律師以及老奸巨滑的周曉。在閻慶新的執意反對下，彭明想用一百五十萬美元購買夏威夷一幢大樓，以及用二十萬美元印製假人民幣的計劃完全落空。為了防止彭明擅自提錢，閻慶新還要求美國法院凍結彭明和中國聯邦發展基金會在萬通銀行、美國銀行、中國信託銀行的資金賬戶。  

 

民運人士最拿手的好戲就是內部爭權奪利和爾虞我詐。除了王希哲向FBI告發彭明之外，陳破空、周曉等人也早就這麼做了。而閻慶新更是不斷請求美國警方和FBI對彭明立案偵查，訴之以“詐騙”、“合謀詐騙”、“誹謗”、“故意製造心理傷害”和“盜竊”等罪名，企圖借美國當局的手解決彭明。美國有關當局鑑於“中國聯邦臨時政府”內部糾紛不斷，以及日益懷疑彭明是一個具有政治冒險傾向的恐怖分子，於是，開始對彭明提出警告，甚至勒令他不得在首都華盛頓地區會晤其他“常委”。於是，彭明在美國就變得四面楚歌，不得不鋌而走險；於是就出現了本章開始所引述的那條消息。  

 

從彭明的個人悲劇，可以清晰地看到，民運人士離他們原先所主張的“民主”、“人權”、“法治”的政治理想越來越遠，這不僅僅是他們個人的悲劇，亦是海外民運的悲劇。  

徐水良是南京人，只接受過小學教育。在大陸的時候，徐水良加入了浙江的中國民主黨，他之所以會受到海外媒體的青睞，是因爲他敢于把自己那頗有“反骨”的文章大量地向海外發表。由於文化程度及水準有限，他的文章錯別字連篇、經常文理不通，雖則以“敢言”著稱，但還是被人促狹地稱爲“小學生作文”。1998年，在劉青等人的資助下，徐水良一家申請了中國護照，遠赴美國，並從此在美國定居。  

 

抵美後，徐水良先是被推舉為“中國民主黨海外後援會協調人”，繼而擔任了中國民聯的主席。這個曾經鼓吹“暴力革命”的人，並沒有留在大陸堅持鬥爭，而是把他的“暴力革命”理念運用于海外民運的内鬥之中，很快他就與幾乎所有的知名民運人士成爲對頭，並且指控每一個與之相左的人是“共特”，一時間，攪得民運江湖風聲鶴唳，人人自危。  

 

曾與徐水良有過良好關係的王希哲，文革中做過廣州造反派的小頭目，文革結束後因爲繼續“造反”，被大陸當局以“顛覆政府”的罪名判刑坐牢。他的文章《李一哲大字報》當年曾經被臺灣編入教科書，也因之被譽爲大陸的三個“民主鬥士”之一。他的經歷與魏京生如出一轍，但他與魏京生卻是一對死敵，屬於“小人同而不和” 的典型。從大陸出獄來到美國後，王希哲繼續以“造反”和“鬥爭”的形式從事民主運動。在很短時間內，王希哲與身邊所有的人都成為你死我活的“政敵”。對於這些所謂的“政敵”，王希哲一概以“陰暗齷齪小人”目之，彼此閒因此打得天昏地暗。  

 

王希哲的一張大字報  

 

近年來，人們訝異地看到，王希哲這個“民主鬥士”，竟在被他指為“壞人圈”的民運圈內，混得焦頭爛額、體無完膚，與他過去親密合作過的“戰友”們幾乎統統鬧翻，尤其是在與徐水良的爭鬥中，他更是不遺餘力，慾置對手于死地而後快。  

 

王希哲在民運中進行“民主革命”的方式，仍然是他慣用的“大字報”。以下是王希哲針對徐水良而發表的一封公開信，在這裡作爲本書的一份資料加以全文引述，奇文共欣賞，一來可以得窺民運人士内鬥的堂奧，二來可以從中看出徐水良抓“共特”的所作所爲。為了大家能讀得更清晰明白，只修改了文中一些明顯的錯別字。  

 

《公開信：徐水良是一個陰暗齷齪小人》  

徐水良先生：你的9月16日聲明是在向中共告密，是在向中共獻計．你是在以維護國內民主黨的面目出現，借中共之手，授中共以柄來扼殺中國民主黨，構陷迫害中國民主正義黨。你走得太遠了！你這是對中國民主運動的大叛賣，我不得不揭露你了。  

 

1、你開口就說正義黨“主張暴力革命”，誣陷正義黨和民主黨“摻和在一起”，甚至誣陷正義黨“企圖以私利來利用和控制該黨”。你這不是在向共產黨告密，授柄又是什麼？  

 

正義黨從來主張和平理性變革，但聲明不排除革命。人民有革命的天賦人權，曾經舉手宣誓參加過民主正義党的徐水良難道不清楚嗎？如果正義黨因為不排除革命，就必須與民主黨“嚴格分開”，否則就大危害了民主黨，那麼徐水良先生，你又是什麼時候搖身一變，變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改良主義者了呢？你剛到美國，下車伊始就暴力革命的調子叫得比誰都高（決不亞于王炳章、張林），好像國內到處都在暴動。  

 

這甚至引起了包括劉國凱先生在內的許多人的懷疑和不滿，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你看看你的腳底下，你以暴力革命的高調炮轟郭羅基的那些口水幹了嗎？你怎麼今天忽然忸捏作態？聲言正義黨“主張暴力革命”就必須與民主黨“嚴格分開”否則就“危害民主黨”了？而你這個也主張暴力革命的大將，則不妨“好官我自為之”，繼續當你的所謂“中國民主黨海外後援會協調人”而又絲毫不會“危害民主黨”了呢？   

 

2、年中你剛到美國，舉目無親，一無所有，無依無靠。是以王希哲、傅申奇為代表的正義党朋友熱情接待了你：有飯分一半給你吃，有衣分一半給你穿；四處奔波，為你安頓住處．然後宣傳你的歷史，到處介紹你，故意拔高你；我已聯絡好了還將請你到費正清中心講演。剛好浙江民主黨事件出來，正義党接受了徐文立的建議，立即著手組織海外後援會。考慮到你剛出來，易於團結各山頭共同援內，我們極力推薦你擔任了這個後援會的協調人。為了你獲得“正統”的地位，我們又極力主張浙江黨人承認你為他們的海外發言人。  

 

你對我說：“希哲，口說無憑，你讓他們寫個書面委託書給我吧？”我打了很多電話，謝謝浙江朋友信任我，雖然還有些猶豫，仍然寫了書面委託。這一來，你立即身價十倍，忘乎所以，上下吹噓；而有些居心不良之人，也就真以為你奇貨可居，炙手可熱，得你便如得鎮山之寶，以壯分裂之資，在你面前抬舉你，吹捧你，你便雲山霧罩昏昏然以為海外民運非我其誰了！  

 

但這時劉青眼紅于你，利用一封浙江網蟲張龍不實之來信，四處傳播“浙江民主黨並未委託徐水良為海外發言人；徐水良欺世盜名”。你著急了，又來求救於我。我那時以為你在我苦勸之下還能清醒，為團結之大局，必須維護你，我又一次說服了浙江的朋友書面為你澄清，證明委託如實。正義黨論壇也為你在網路上宣傳。但浙江的朋友實際已對你不滿，另寫了個限時的委託書發來，即只承認你的發言人身分到今年十二月結束。我斟酌再三，建議隱不公佈。公佈了，就暴露了浙江對你的有限信任。這對你，對全域不利，便壓了下來。此件還在我們手上。  

 

但你卻以為有了“尚方寶劍”，又膽壯了起來，向劉青、魏京生髮起進攻，發公開信說他們造你的謠，要他們向你公開道歉。還是我勸你不必再糾纏這些．你不聽，說就是要向他們“要個說法，討個公道”。你何其氣壯乃耳！  

 

這以後，你就執意退出了正義黨；再以後，你就到處打電話給正義黨黨員鼓動他們退出正義黨（你究竟奉誰的指令？）；又再以後，山東，湖北，東北民主黨籌委會成立，你大夢初醒，立即感到失落，感到身價可能大跌，因為你只能吃浙江的飯，不能吃全國各省的飯。你便抱怨正義黨山東之事為什麼不與你“協調”，意即再次委託你作發言人。這是不合理的，當然遭到拒絕。這樣，正義党便成了你的敵人，你對正義黨積下了滿腹的毒怨，在這滿腹毒怨的推動下，就產生了你的這個借共產黨刀殺人的“9.16”聲明。  

  

3、你在聲明中說別人“企圖把民主黨變成自己的私產”，所以退出民主正義黨。而你難道不正是把民主黨當作你“自己的私產”嗎？別的不說，你以這個“中國民主黨海外後援會協調人”發這個聲明，是誰給你的權力？發聲明前，你與後援會各組織，起碼是主要骨幹組織“協調”過了嗎？這後援會成了你的“徐家會”了？我質問你有什麼權力發這個聲明，你辯解說是以你“個人名義發的”。這是自欺欺人的狡辯！請問江澤民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銜簽署聲明，可以是他個人的聲明嗎？  

 

當前民主黨全國籌備會尚未成立；你僅受過浙江的委託，你沒有權力以整個中國民主黨的名義發言。我在這裏以“後援會”宣導組織民主正義黨的名義聲明，本黨不再承認你的這個“中國民主黨海外後援會協調人”的身分。  

 

4、你在昨天之前還口口聲聲到處說，“希哲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說你是重義氣、重朋友之情的，你有事不會瞞著我。可你這個“聲明”從炮製到出爐為什麼瞞著我？甚至滿世界發出了，都不敢向我說一下，不敢向正義党任何成員發表。你不是針對正義黨批評的麼？為什麼不光明正大首先向正義黨發出？批評正義黨的東西不向正義黨發出，倒滿世界亂發，你真實目的是什麼？你心虛得很呀！你原來是這樣一個陰暗齷齪小人！有人驚訝：“哎呀，我印象的徐水良很老實呀！”——廣東俗話說：“扮豬吃老虎”，此之謂也。  

 

王希哲  

1998年9月17日  

 

徐水良在王若望葬禮上大打出手  

 

2002年1月1日，在著名民運人士王若望葬禮上，在各路媒體的閃光燈下攝影機前，身為中國民聯主席的徐水良及其家人，與“人權呼聲”組織負責人鮑戈及其家人，在葬禮現場發生肢體衝突，大打出手。  

 

當人們還沉浸在失去一位名聲顯赫的老人的悲傷中的時候，舉辦葬禮的殯儀館外，忽聽得耳光響亮，只見兩夥男女老少打在一処，手腳並用，殺聲震天。隔天，當地華文媒體紛紛報導，——民運人士又打架啦！  

 

民運作家曹長青在其《民運人士，丟死人了》（詳見本書附錄五）一文中，對這次“戰鬥”有極其精彩描述和深刻評論，把這次事件評價為“令人厭惡、以至憤怒的事情”。  

 

根據曹長青的描述，大致可以知道事情的起因，是因爲徐水良指控鮑戈是“共特”，葬禮尚未結束，兩人一語不合，便當著參加葬禮的衆人大打出手。非但如此，雙方的家人也隨之加入戰陣，男女老少廝打成一團。曹長青對此評價道：“一場本來已經算是很順利的追悼活動，硬是在尾聲的時候被抹上這麽一個敗筆。”  

 

面對這令人吃驚的意外場面，曹長青上前拉住徐水良夫婦，將其帶離現場，並對他們說：“不管你們誰對誰錯，都絕不可以在這種場合打架，這是一個老人的追悼會，你們簡直昏了頭了！你們有問題可以爭論，也可以打架，但不可以在殯儀館門口，不可以在送靈車的時候，不可以當著眾人的面。你們有能耐的話，應該像西方人那樣找個別的地方去決鬥。現在追悼會結束了，你們最好能回家，這樣這件事情就結束了。”  

 

在曹長青的勸説下，徐水良夫婦離開了現場。但讓曹長青始料未及的是，未過多久，這對夫婦又重新回到了“戰場”，與仍在現場的鮑戈及其家人對罵，雙方摩拳擦掌，又要繼續開打。  

 

這出鬧劇被在場的媒體記錄下來，並迅速報道出去，從而引發了輿論的一片譁然。此時，徐、鮑二人不思己過，反而公開為自己的行爲申辯，“誰也不為他們不分地點、場合、場景，不顧基本禮儀、臉面、底線的行為道歉”。由此，曹長青得出結論，認爲他們不僅沒有政治底綫，甚至缺乏做人的基本底綫。  

在民運圈中，徐水良善於抓“共特”的名聲，遠蓋過他其餘的民運頭銜。徐水良抓“共特”，把民運圈搞得風聲鶴唳，幾乎所有與他不睦的人都成了他指定的“中共特工”；而那些還沒被他抓出來的民運人士，則人人自危，避之唯恐不及。  

 

以下是民運人士貼在網路論壇上的一則“對話”，對話發生的時間不詳，但從上下文看來，應該是在徐水良大閙王若望葬禮之後。對話的兩人是主管海外民運“資源”的臺灣軍情局特工。從這段對話中可以看出，徐水良抓“共特”不僅抓得別人人人自危，連他自己也抓得精神分裂了。  

 

賴怡忠：大陸民運人士的內部矛盾一直十分尖銳，有時幾乎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彼此攻擊的黑函滿天飛，總是千方百計封殺對方的“資源”，並把對方誣衊成“中共特工”。  

遊盈隆：你說得一點不錯。在他們當中，好像已經沒有人不曾被其他人指為“特工”的，即使那些在中國坐牢時間很長的（比如徐文立、任畹町），也未能倖免。“中共特工”就是敵人，就得置於死地，就得進行殘酷鬥爭。這是一種非常有意思的現象，頗耐人尋味。  

 

賴怡忠：王丹告訴我，有個叫徐水良的，把海外民運裏面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說成“中共特工”，還說“特工”在各個組織裏都是頭面人物，正在“領導民運”和“控制民運”。  

 

遊盈隆：我也聽說了。所以，我們不能讓民運人士在臺灣設立分支機搆，否則他們就會來臺灣鬧。這些中國人很難纏，不光是要錢，還要搞事。我們的線人林樵清對徐水良很有看法，他認為徐水良是被劉青、薛偉利用來專門攻擊其他派系的打手。海外民運實在太複雜了。  

 

賴怡忠：徐水良誹謗民運大佬有時候不顧場合，聽說他在抗議李鵬訪美的集會上，以及在王若望的追悼會上，也喋喋不休地說張三李四是“特工”，結果被鮑戈打耳光。  

 

遊盈隆：美國那邊的《世界日報》對徐水良沒有興趣，徐水良就說《世界日報》被共產黨收買了。這個人很想出名，還自稱“民運理論家”；出不了名，就造成心理不平衡。《世界日報》除了報導過徐水良移民去美國的消息，此後就再也沒有專門關於他的新聞了。  

 

賴怡忠：民運人士個個都自以為是大人物，不知天高地厚。徐水良指責《世界日報》排斥他，卻故意捧鮑戈，說它“捧誰，誰就一定有問題；貶誰，誰就是真朋友。”  

 

遊盈隆：《世界日報》是北美大報，被它用第一版來報導過的民運人士其實沒幾個，主要取決於新聞的轟動程度。鮑戈曾好幾次上了第一版，比如他絕食抗議日本天皇訪華，還有他聯絡54人發起修憲運動，1997年他勞教釋放，以及江澤民訪美時他獲准到美國，等等。  

 

賴怡忠：最令徐水良不平的是，《世界週刊》還專門刊登了介紹鮑戈的長篇文章。其實，這談不上捧誰貶誰。凡是主流媒體的熱點新聞，都有可能成為《世界日報》的頭版要聞。  

 

遊盈隆：鮑戈到美國時，紐約民運人士沒有通知記者，劉青和吳弘達都排斥他，但是仍有上百名外國記者湧進甘迺迪機場等候。飛機航班及到達時間是路透社披露的。鮑戈啟程前，法新社和香港無線電視臺記者因為要採訪他，而在上海遭拘留，這樣事情便搞大了。  

 

賴怡忠：在我的印象中，民運人士出名，大多離不開海外的組織為其呼籲和炒作，那才是徐水良所說的“捧”，比如魏京生、劉念春、楊建利、李少民等。不過鮑戈是例外。  

 

遊盈隆：徐文立、王有才、彭明都比徐水良出名，可是他們去美國時，《世界日報》就沒用第一版位置發消息，《世界週刊》也未報導，主要是新聞性不夠強。如果按徐水良的德行，他們也要罵《世界日報》被共產黨收買了。徐水良心理不平衡，原因在他本身。  

 

賴怡忠：說句不客氣的話，這個人到死也上不了第一版。除非他敢回國，不怕再次坐牢，才有機會出名。僅僅熱衷於在海外參加一些會議，爭個“主席”什麼的，成不了大新聞。  

 

遊盈隆：不過，那還得看海外的組織是否肯為他推波助瀾地進行造勢。彭明、張林被抓、被判刑，就沒成頭版新聞。想必徐水良要絕望了。據說現在他不斷誹謗王炳章、鮑戈、魏京生、徐文立、王希哲、任畹町、胡安寧，靠這樣來宣洩心中的不平，打發每天的時光。  

 

賴怡忠：當初王炳章、吳方城、唐柏橋、薛偉、劉青拉攏徐水良，只是利用而已，他卻以為進了“核心層”。結果人家開會不通知他，不讓他坐主席臺，不登他的文章，他就記仇。  

 

遊盈隆：他沒想到王炳章不讓他成“正義黨”核心，薛偉沒讓他進《北京之春》，劉青的“中國人權”拒他於門外，唐柏橋不許他碰“公民議政”，《大紀元時報》、“自由亞洲電臺”都不請他當評論員，王丹的“憲政協進會”不要他，王軍濤不讓他參與《新聞自由導報》。  

 

賴怡忠：還是林樵清說話一針見血，“凡是薪水高的、可出名的都沒他的份”。人家搞活動時通知他來湊個數，或者引誘他去誹謗某些名人，可是到了分錢的時候，卻都背著他。  

 

遊盈隆：徐水良只要稍微有一點自知之明，就不會以“民運理論家”、“主流民運”或者“民運核心層”而自詡了。被他稱作“朋友”的，沒有一個當他是“朋友”；被他誣為“特工”的，也沒一個把他當“對手”，嫌他不夠級別。他得到的是人家啐他唾沫，扇他耳光。  

 

賴怡忠：民運裏邊一定有“共特”，但決非徐水良、陳破空、張菁、唐柏橋所詆毀的人。特工只會一味討好他們，他要刺探情報，要搞離間，就得想方設法往各個組織裏鑽。  

 

遊盈隆：這是起碼的常識。凡是民運搞活動，特工一定不肯輕易錯過；凡是有新團體成立，特工一定會儘量參加。為了不讓大家懷疑他的背景，特工總是要表演反共。他贊同台獨，支持法輪功，或者奉承你，接近你，目的都在於讓你把他當“自己人”看。  

 

賴怡忠：對。相反，那些一貫堅持己見，不肯通融，對看不慣的人絕不交往，不參加立場相背的活動，不自吹反共，從不討好這一派，轉眼又投靠另一派的人，不會是特工。  

 

遊盈隆：鮑戈就是這樣的人。他不認同民進黨的政見，就一口拒絕訪台，沒有通融餘地。記得那一次受邀來台參訪的有謝萬軍、陳破空、石磊等。我們沒有邀請徐水良，倒不是因為他寫文章反對台獨，那時候他是迎合洪哲勝、薛偉的。徐水良批台獨是很久以後的事了。  

 

賴怡忠：謝萬軍當時告訴顏萬進“鮑戈是反台獨的”，但我們還是想請他來臺灣瞭解民意，接觸臺灣政治人物，可是鮑戈很固執。他如果真是特工，豈會放棄這樣的機會？  

 

遊盈隆：我們並不要求民運人士公開表態支持“一邊一國”，沒這個必要，只要他們能夠與我們積極合作就行。過去我們對民運組織的資助實行“定額補助”，很容易產生弊端，現在改為“逐項審核”，這樣就能使他們的活動更符合我們臺灣政府的意圖。  

 

賴怡忠：我們支持他們，他們也得配合我們。總的來說，現在我們比較重視同年輕一輩的民運人士打交道，而對年事已高的那一些，即使知名度較高，也並不寄予多大希望。  

 

遊盈隆：在臺灣，年輕人當中支援民進黨的比例一直高於支持國民黨，他們沒有歷史的包袱。我們轉向支持年輕一代的民運人士，是基於同樣的考慮。說白了，即便徐水良贊同臺灣爭取獨立的主流民意，我們對他也沒有興趣，更何況這些年來徐水良等總是反復無常。  

 

從這段對話中可以看出更多徐水良在民運人士中抓“共特”的所作所爲，不僅佐證了徐水良、鮑戈在王若望葬禮上大打出手的事實，還透露了徐鮑二人相爭的真實起因；不僅證實了徐水良抓“共特”的事實，還披露了他胡作非爲的深層原因，以及他在民運圈中孤立的狀況。  

 

看完這段臺灣特工的對話，人們不禁會問，自六四以來延續至今的海外民運，難道真的要葬送在徐水良這樣的人手裏嗎？海外民運前途何在？希望何在？這種令人傷心與無奈的現實，實在讓人啞口無言。  

明裏做特工，特工便是特工；明裏從事其它職業，暗裏做特工，習慣上稱爲“間諜”。做間諜的人，其目的和動機也不一而足，有人為理想、爲主義、為國家，有人只為間諜這一行當的驚險刺激，而有人則是為一己私利。  

  

在前面的第二章中，提及王丹、王軍濤等民運人士的現狀時，曾引述媒體爆料，概述過某些民運人士和臺灣情治單位的合作。在此後的幾個章節中，或引述媒體消息，或引用民運人士的披露，也曾提及某些民運人士與臺灣情治單位之間的合作關係。  

  

其實，某些民運人士接受臺灣情治單位提供的經費、為其工作，在海外民運圈子裏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亦是民運人士内訌、互相攻訐之時經常使用的一件武器，——你指控我是臺灣特工，我指控你是“共特”，諸如此類；雖然目的大多在抹黑對方，但很多人知道，這其實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其來有自。而媒體的爆料更是言之鑿鑿，公佈出來的資料、秘辛也是證據充分。  

  

在以下三章中，本書將引用各種公開資料，為“民運人士當特工”做一次集中披露，以饗讀者。  

  

逐案審查 臺灣情治單位為民運供血  

  

2002年9月23日，台灣《自由時報》出人意外地揭開了一個讓輿論譁然的内幕，——號稱“海外最大民運雜誌”的《北京之春》雜誌，是由臺灣國安局出資兩億多新台幣設立的，其主要任務是，在“支持民運”的名義下搜集情報。於是，《北京之春》雜志社原社長薛偉，以及目前的社長王丹的“臺灣特工”身份被暴露出來。這則新聞很快被海外各華文媒體轉載，成為2002年最引人關注的民運新聞。  

  

台灣前立法委員錢達披露，自1982年起，臺灣國民黨當局就為民運機關刊物《中國之春》雜誌提供經費，這項經費主要是通過台灣情治單位撥出的，並不在行政院的行政開支預算之內。民進黨執政以後，為了使海外民運的活動更符合陳水扁當局的意願，遂決定將資助方式由以前的“定額補助”改為“逐案審查”。對此，當時的臺灣行政院陸委會副主委陳明通解釋，這樣做的目的，是要把“錢要花在刀口上”。   

  

長期以來，指責民運組織為台灣情治單位工作的批評之聲不斷。以《北京之春》雜誌為例，向來自稱“海外最大民運雜志”的《北京之春》，曾因代表海外民運與設在土耳其的“疆獨”組織簽訂合作協議，以及刊登廣告公開為北約戰機炸毀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之舉進行辯護，在其他民運組織以及華人社區中招致非議，被斥為“台諜機構”和“民族敗類”。但《北京之春》對此均予以否認和駁斥，還譴責這是“共特造謠”。此次台灣《自由時報》的爆料，無異於打了《北京之春》一記耳光。  

  

然而，《北京之春》隸屬於台灣情治單位的內幕被爆料，還衹是問題的冰山一角。“民聯”、“民陣”、“民聯陣”、“自民黨”、“中國人權”、“聯席會議”、“中國之音”、“聯總之聲”、“天安門一代”、“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大紀元》、《議報》、《新世紀》、“漢藏協會”、“學自聯”等組織，在經費來源上，也與臺灣和美國的情報機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據稱，這些秘密經費的使用並沒有有效的監督機制。因而一直以來對於民運組織經費被貪污、私吞、挪用的指控，不絕于耳。例如，《北京之春》的經理薛偉聲稱該社目前的處境是“在工作人員領取失業救濟金的情況下勉強維持”；但實際上他本人則早已從長年經手、不受監督的秘密經費中獲益，在美國擁有幾處房產。早前主管《中國之春》秘密經費的另一名民運人士徐邦泰，以及曾任“民陣”主席的萬潤南，也一度被人指責“私吞大筆公款”。  

  

有錢能使鬼推磨 民運成傀儡  

  

人們時常感到困惑，王丹等民運人士到了海外之後，何以自甘淪為台獨的工具？在由台灣或外國機構資助的幾家網站、報刊、電臺上，幾位自詡為“民運主流”的評論員先後充當著李登輝、陳水扁兩朝台灣雇主的喉舌。他們往往一稿數投，相互因襲，唱著同一個調門，論點大致與台灣陸委會各個時期的對外發言基調相似。  

  

雖然這些民運人士常常說，“衹要能搞民運，不必理會錢從哪裡來”。但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你既然從間諜機構領取工資，就得完成情報任務，正如民運人士盛雪拿了“遠華案”主角賴昌星的錢，就得為其上庭辯護和出書立傳一樣。台獨之所以要民運人士出面活動，無非是要在遏制、肢解中國的戰略中，打出一面“民主人權”的漂亮旗幟。  

  

眾所周知，台獨教父李登輝就是以“大陸不民主，兩岸不統一”作幌子，要實現他的中國“七塊論”。1998年12月，民運人士魏京生到台灣接受李登輝接見，為了獲得二百萬美元的資助，他竟聲稱“山東也可以獨立”，就是一個明顯“有錢能使鬼推磨”的例子。雖然當時台灣當局並沒有按魏京生要的數目給錢，但是讓《北京之春》牽頭為他搞了一個“民運聯席會議”，授予其“主席”虛銜，目的就是滿足其虛榮心，調高他的反共音量。   

  

敲詐勒索 不給錢就曝光“特殊合作”  

  

面對台灣媒體突如其來的曝光，《北京之春》雜誌社社長王丹透過多維新聞社作了一番不能自圓其說的辯解。他聲稱，衹要自己當一天社長，《北京之春》就不會接受情報機構提供的經費，也不會接受任何有特定政治條件的捐款，而要去向那些“正當的基金會”，例如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申請經費。  

  

其實，這些話是說給那些不知道內情的人聽的。而事實是，《北京之春》的編委會成員，都由台灣國安局定案，王丹的活動經費也得經過國安局的管道發出。既然該雜志迄今名義上仍是“中國民聯”的機關刊物，王丹不是民聯成員，社長一職顯然並非通過民聯產生，況且直至被媒體曝光前，民運團體對社長易人一事均不知情。另據報道，王丹當年在哈佛入學的將近二十萬美元的費用悉由台灣提供，而且還以“研究八十年代以後的台灣社會”為名經常呆在臺北。因此，他實際上並不可能過多涉足《北京之春》的管理和編輯事務。  

  

《北京之春》的總編輯胡平也對多維新聞社說，《北京之春》與台灣方面“合作關系單純，沒有任何秘密可言”，不會有“驚人內幕”被公佈。然而錢達等人曾於當年9月21日向《自由時報》駐美特派員曹鬱芬公開表示，“一旦台灣政府不再補助時，相關人士屆時不排除會揭露台灣政府與民運組織之間的‘特殊合作’內幕”。由此可見，民運人士這種口吻無異於要挾和敲詐勒索。  

  

民進黨執政 民運由反共變支持台獨  

  

為台灣收集情報並非海外民運的主業和所長，據錢達透露，台灣國安局因而為此作了通融，決定“由自己內部來幫助消化處理”給《北京之春》等機構限定的情報件數。按常理，台灣要海外民運做的正事主要還是在輿論方面，即：抨擊大陸，為台灣助陣。透過彌漫於海外民運之間的越來越濃烈的“國家虛無主義”論調，令人明顯感受到當時的台灣當局對於“主權定位”問題越來越深重的憂慮。  

  

當年，隨著台灣政黨輪替，民進黨上臺執政，海外民運的輿論主調也由“逢共（中共）必反”變成“逢中（大陸）必反”。歸納起來，就是藉由一波接一波對“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批判，逐漸淡化大陸民眾的“國家意識”、“民族情結”；同時，依托“人權高於主權”的理論，否定大陸對台灣擁有主權。陳水扁當局一說“台灣不是港澳，不接受一國兩制”，海外民運便立刻抨擊香港、澳門“沒有人權”，今非昔比；陳水扁當局否認“一中”和“九二共識”，海外民運便以聯合國成員國兩韓、兩德為例，來比照大陸和台灣的關系，聲稱兩岸即便要實現統一，也得按“聯邦”或“邦聯”的模式，採用“中華兩國”。  

  

近年來，海外民運隨著幕後的指揮棒聞雞起舞，批判“民族主義”的方式日漸呈現激進化的趨勢，甚而出現項小吉、北明、遠志明等人分別為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日軍南京大屠殺進行辯護的聳人聽聞之語。如果說海外民運過去以“迫使中國改進人權”為由而反對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反對北京舉辦奧運會、反對美國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以及反對中共領導人出訪等等還有一些道理的話，那麼，如今斥責大陸網民為“愛國賊”；給“東土爾其斯坦獨立運動”貼上“民運”的標簽；把“遠華案”主犯賴昌星說成是和劉少奇、四人幫一樣的“政治犯”，是所謂“創造了經濟奇跡”的“英雄”；以及劉曉波等人一度撰文稱“一百年殖民地不夠，三百年才好”等等，則完全是荒謬絕倫，這導致海外民運因此失去了很多支持者和聽眾。儘管如此，王希哲卻還公開“告誡”王丹、王軍濤等人，說“不要怕孤立”，讓他們不必理會海外華人的看法，言外之意是民運應繼續保持周舵所形容的那種“自彈自唱”狀態，“衹要台灣聽得順耳就行”。   

  

台獨大老：“要讓大陸忙不過來”  

  

定居紐約的台灣民進党大老洪哲勝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直言不諱地指出，台灣之所以應該支持“大陸民運”，就是要“讓大陸忙不過來”；大陸一亂，台灣就有機會實現獨立了。  

  

其實，洪哲勝也明白，支持民運的結果，衹是讓幾位所謂“主流派”的民運人士獲取金錢資助或其它方面的一些名利而已，然而這些人的獲利卻是以海外民運的整體聲譽受損和內部分裂為代價的。當然，那種“主流”與“非主流”之分，系由台灣有關當局操盤而定，凡是能在他們掌控的會議中應邀主講，或者在他們資助的報刊雜誌上發表文章，便是“主流”。與此同時，因資源有限，獲得支持的“規矩”頗嚴，絕對排斥那些不被他們認可的“非主流”異己。  

  

“主流派”裏的大角色，協助台灣搞外交或推動反中聲浪，小角色則幫腔詆毀、討伐海外民運內部的異己派系，也算表明了自己“立場可靠”。雖然“主流派”一再強調民運應當團結包括台獨、藏獨、疆獨、蒙獨、法輪功、中功以及賴昌星等在內的“一切反共力量”，但是，凡說這些話的人卻往往正是內鬥起來最凶的狠角，非把對方打成“中共特工”才罷休，鬥來殺去，將海外民運折騰得山頭林立。  

  

為了爭奪資源，“主流派”內部也時有發生相互貶低、拆臺的鬧劇。例如，劉青和蕭強容不得盧四清、吳弘達及李洪寬等人，在主流美國媒體上發表越來越多的聲音，頻頻向某些基金會遞送中傷異己的材料；王希哲、薛明德等因為發言資格被奪，跑到美國國會與有資格發言的魏京生、劉青等高聲對罵，推搡沖撞；王丹的“天安門一代”會議的排斥性也頗強，竟然叫來警員，對六四天安門事件時期的原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主席周勇軍、外地高高校自治聯合會主席連勝德等人實行“清場”；此外，薛偉、胡平等也曾為了不讓秘密經費的控制權旁落，而與徐邦泰、伍凡等鬧上法庭，最後導致《北京之春》與《中國之春》分裂；而徐邦泰、伍凡、汪岷等人隨後又因為不願把《中國之春》交給王策、林樵清、王涵萬接管，促使“民聯陣”與“民聯陣-自民黨”二度分裂，等等。  

其時，台灣陸委會的官員們也頗為費解，為何台灣當局的慷慨支持，非但未見海外民運壯大，還反而使海外華人離民運越來越遠？最後他們衹好埋怨“大陸共產黨教育出的人沒有一個好東西”。民運人士中的確有為數不少者是大陸文革、反右運動中的“極左派”和“打砸搶分子”出身（如魏京生、阮銘、王希哲、方圓等），缺乏民主素養，由其所作所為可見，掛在口頭上的“民主”並不可靠。   

  

但是，“民運主流”從不擔心台灣或美國會真正對他們“斷奶”，他們自以為其利用價值仍然客觀存在。但他們卻需要以“無與倫比的喜悅”之類的肉麻詞句來歡呼當年台灣陳水扁的上臺，或者聯篇累牘地頌唱“台灣民主經驗”。其實，在統獨問題上，大多數民運人士都很矛盾，以往他們大多秉持“維持台海現狀”的觀點，但自從當年陳水扁入主總統府以後，原先不敢苟同“台獨”的，也站出來為“一邊一國論”打氣；原先附和“一中各表”的，也改口“堅拒一中”。這算是投機迎合呢，還是“政治覺悟”提高了呢？  

  

這些年來，“主流派”民運人士在《北京之春》等機構的安排下，每年都跑不少地方，從臺北、泰國到美國、歐洲、澳洲，從“疆獨”的大本營土耳其到“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印度達蘭薩拉，每回都不必掏自己的腰包。同時，一些基金會組織還給他們頒發了獎狀或津貼；沒文化的照樣在美國著名學府獲聘“訪問學者”，拿學位的也不必參加各種考試或到校聽課。當年天安門廣場前流血的示威者們以及現今國內在押的“政治犯”們，都成了這些人在海外以“民運領袖”自居的政治資本。至少到將來台灣問題徹底解決之前，他們仍可以過著一種衣食無虞、不勞而獲、喊喊空洞口號、罵罵中國大陸、吹捧幾句台灣的逢場作戲而又自我封閉的生活方式，與普通海外華人格格不入。就這麼幾十號人，在越來越狹小的活動空間裏，不斷地成立這個或那個組織，不斷編寫經費報告，不斷結派，不斷傾軋，不斷在內部揪“中共特工”，年復一年，日復一日。  

  

《北京之春》雜誌社的內幕  

  

在華盛頓，在紐約，在臺北，在曼谷，在新加坡，在洛杉磯，在多倫多，在巴黎，在倫敦，以及香港的一些公眾場合，偶爾會碰到一些以“民運人士”頭銜出沒的人。這些具有神秘色彩的人，除了叫喊反對中國外，個人的其它資訊一概向人們隱瞞，而且最怕被人問及真實身份。這些人當中，有不少是被台灣情治單位所雇用的職業間諜，而並非什麼民運人士。某些民運組織如《北京之春》雜誌社，實際上也衹不過是台灣情治單位設在海外的情報站而已。  

  

《北京之春》雜誌社，是臺灣情治單位設在美國的一個情報站，負責監視和控制海外民運人士。不為公衆所知的是，《北京之春》雜志社還有一個名稱，叫做“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工作委員會大陸政策海外研究室”，它是一個從李登輝時代開始就由台灣軍情局提供經費，為台獨、藏獨、蒙獨、疆獨等勢力或組織製造輿論，並替台灣情治單位收集兩岸及美國的情報，監視、控制大陸流亡海外的民運組織以及海外華僑社團的諜報機構。  

 

2002年9月，《北京之春》雜志社的經理薛偉在臺北告訴臺灣《自由時報》記者，台灣軍情局撥給他們的活動經費多達兩億元新台幣，而他們每年必須向臺灣軍情局提交定額為250件的情報。薛偉以此爆料，透過《自由時報》要挾當時執政的陳水扁當局，揚言如果臺灣軍情局停發經費，他將抖出更多的內幕來。當時，人們熱切關注事態的發展，希望借此瞭解更多的真相。可是，薛偉後來卻沒有繼續爆料，而是悄悄返回了美國。這到底怎麼回事呢？實際上薛偉的要挾已經奏效。不久之後，王丹被臺灣軍情局委任為《北京之春》雜誌社社長，大筆經費隨即進了他們的秘密賬戶。  

  

2004年5月，台灣《中國時報》和北京《環球時報》相繼報道，大陸的國家安全局從其截獲的台灣絕密文件中獲知，台灣的軍情局、情報局、國安局曾設立“移山專案”、“文正專案”、“致廣專案”、“志翔專案”、“二王專案”，網羅王炳章、胡平、李少民、王軍濤、王丹等海外民運人士充當間諜。  

  

上述報道還指出，早在1994年，台灣當局就已經控制了當時海外十七個民運團體。雖然丁渝洲、顏萬進等台灣前情報頭目矢口否認，然而時任臺灣國安局局長的薛石民卻向臺灣《聯合報》指出，某些被中斷資助的海外民運人士挾怨報複，故意外泄上述報道所提到的那些絕密文件。據他分析，洩密者正是薛偉。薛偉聞訊立刻四處喊冤，向美國華文媒體《世界日報》表示自己不願捲入台灣情治單位的內鬥。  

 

作為台灣間諜網絡的海外情報站，《北京之春》為了掩人耳目，以海外民運團體作招牌，在刺探和收集情報的同時，對民運人士實行監視、控制和利用。  

  

《北京之春》經常在雜志上呼籲讀者捐款，以製造它是靠讀者捐款而生存的假相。事實上，《北京之春》月刊在編輯、排版、印刷、發行等日常運營方面的全部支出，一直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撥款資助，NED的官方網站對此也並不諱言。  

  

而《北京之春》從台灣方面所獲得的巨額經費，則主要被用於與雜誌日常運營毫無關系的間諜活動，其中包括薛偉等人出入歐洲、土耳其、印度、泰國、新加坡、澳大利亞、新西蘭、台灣、香港等地的花費，以及另外所聘用的十餘名情報人員（他們分別與薛偉等人單線聯絡）的工資和津貼。  

  

至於《北京之春》主辦各類研討會和集會示威活動，以及安排民運人士赴台參訪等方面的費用，則另行向台灣陸委會、台灣民主基金會、三民主義大同盟、漢藏協會、中華歐亞基金會、中國青年團結會、僑委會等機構進行專項審核報銷。  

 

《北京之春》雜志社的經理薛偉，其真實姓名叫王元泰，多年前為了獲得美國的政治庇護而加入海外民運團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隨即又投靠臺灣情治單位。  

  

薛偉的真實背景，外界很少有人知其底細。其實，“薛偉”衹是一個化名而已，他所持証件上的姓名（Mark Wong或Wang Yuan Tai）據説也都並非真名。美國有人認出他曾經是四川某監獄中服刑的強奸犯，這一點被台灣情報人員林樵清證實。薛偉的太太、台灣女子鍾淑梅和他只是名義上的夫妻，而鍾淑梅真正的丈夫，是原台灣情報官員、薛偉的老上司陳政三。現實生活中薛偉的實際伴侶，是從貴陽逃到香港的有夫之婦張菁。張菁在香港再度嫁人之前自甘沉淪，曾在旺角一帶賣淫，自從搭識薛偉後，萌生了移民美國的念頭。兩人在香港和台灣的酒店裏同眠同宿，曾招致圈內人士的非議。據知情人透露，張菁與她的香港籍丈夫一向不和，經常打架，但由於鍾淑梅的幹預而未離婚。鍾淑梅有時候也會無端生事，指責張菁與倪育賢（本書第八章所述及的那位自民黨主席、性侵兩名華裔少女案的被告人）有染，引致薛、倪怒目相向。  

  

除了薛偉夫婦的複雜關系，《北京之春》最大的醜聞，莫過于社長王丹在台灣與多名“同志”同性淫亂而被《TVBS週刊》爆料。王丹在盛怒之下，曾經提出抗議，要求對方道歉。然而，《TVBS週刊》在回復王丹的抗議信時特別指出，有關王丹的“同志”性傾向，決非僅僅根據“一位流亡詩人”的敘述和一些網絡文章，而是有多位社會知名人士提供了十分確切的消息來源。有人為此在網上譏笑王丹“口風越緊，肛門越松”。自此之後，王丹每到一處，總引來人們異樣的眼神，好多人交耳相傳“王丹去台灣賣屁股”，還指著他的後背嘀咕不休。據說劉青和王丹吵架時，劉青曾指著王旦罵道：“你知道為什麼你的咽喉炎和痔瘡總是好不了嗎？那都是因為你不正當地使用自己的口腔和肛門，上帝才懲罰你！”此外，人們對於王丹的美國的學歷也都表示懷疑，認為那完全是假的，是台灣花錢買的，實際一文不值。  

  

至於《北京之春》向台灣提交情報的主要內容，據悉都是海外民運和中國大陸方面的相關資訊。《北京之春》對於民運人士之間的糾紛和沖突，以及民運派系的分分合合，一般都根據自己的立場和角度向台灣相關當局提供意見。民運人士的個人資料和訊息，比如對兩岸問題的看法、交往範圍、經濟狀況、家庭背景、存款賬號、生活隱私及嗜好等等，都會被《北京之春》寫入瑣碎的報告之中，或褒或貶，直接影響著台灣情治單位對這些人士的看法。台灣相關當局根據這些情報來決定如何控制海外民運，設法增加某些民運人士的發言份量和活動範圍，而對另外一些民運人士進行封殺。  

  

根據現有的資料看，《北京之春》雜誌公開的政治立場是反大陸、反中共和分裂中國，為“兩國論”、“一邊一國論”、“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叫好，對每一時事的評論都與其時陳水扁當局的台灣陸委會保持一致論調。《北京之春》所刊的文章，與“大紀元時報”、“人民報”、“新生網”、“議報”、“博訊”、“多維社”、“中國事務”、“中國觀察”、“民主論壇”、“自由亞洲電台”、“中華評述”、“獨立評論”、“希望之聲電台”、“新唐人電視台”上的評論文章幾乎雷同，有些衹改動一下標題而已，由此可見，他們是隨著一根指揮棒而進行大合唱的。此外，《北京之春》與設在土耳其的疆獨組織簽訂合作協議，並建議達賴喇嘛向北京提出西藏建國主張，還掌控著“宗教迫害調查委員會”等組織。  

  

作爲《北京之春》雜誌社社長的王丹，幾年前曾到台灣宣佈“海外民運徹底失敗”，這被外界認為是他所說的唯一實話。不過，無論王丹還是胡平，都不敢坦言海外民運走向窮途末路的真正原因不是缺錢，而恰恰是因為被台灣和美國的反大陸、反中共和分裂勢力所利用的事實一再被曝光，從而遭到社會大眾的唾棄。民運人士胡安寧、徐水良、倪育賢等人，在此之前也都紛紛撰文稱“民運已經死亡”，那麼，對於海外民運來說，誰是他們的“死神”呢？答案顯而易見，他們的“死神”恰恰是那些喂給他們“奶水”的人，也是貪婪地吸收這些“奶水”的他們自己。  

2004年，六四事件十五周年之際，一份秘密文件被媒體曝光，這是《北京之春》雜志社社長王丹及主編胡平寫的一封密信，收信人是時任臺灣民進黨副秘書長的李應元，内容是要求民進黨每年向《北京之春》雜誌社提供10.8萬美金的補助，按每月9000美元的額度付給。  

  

這封信一共四頁，全文為簡體字。從第一頁上方印有《北京之春》聯絡電話及網址的格式來看，極像一份傳真文件。向媒體提供這份文件的消息來源表示，這是一份傳真稿。信的台頭為“尊敬的李應元先生”，文末的署名則是“北京之春雜志社王丹社長，胡平主編 23/05/2004 於紐約”。  

  

王丹長期從台灣當局秘密領取巨額經費，自稱給了《北京之春》等組織，但他所提及的民運團體都表示沒有見過這些錢。人們不禁要問：這些錢去了哪裡？  

 

2005年，台灣民主基金會與《北京之春》雜志社簽訂的一份契約書，又被媒體爆料。爆料媒體指消息來源是“知情人士”。在這份名為《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金會補助出版事業契約書》的文件中，甲方是台灣民主基金會，乙方是《北京之春》雜志社，主要内容是甲方在審核同意乙方的出版計劃基礎上，為其提供一年的出版經費共計5 萬美元。  

  

其時，海外民運組織接受台灣當局資助已經不是秘密或者新聞，就連《北京之春》雜志社是由台灣國安局出資設立的内幕，也已經經由媒體爆料而爲人所知。但是，這些消息曝光出來，仍然令人感到訝異。  

  

為錢而支持台獨  

  

1990年代末，台灣李登輝當局取消了對民運的計劃性資金支持，這讓海外民運失去了可靠的財源，如涸轍之鮒。為維持生計，陳水扁當局上臺之後，某些民運人士不擇手段，想方設法向民進黨靠攏，向陳水扁當局伸手要錢。  

  

2004年11月，民運人士秦晉以籌辦“中國民主運動2005年澳洲大會”為由，寫信給當時台灣的總統陳水扁尋求資金支持。為了與陳水扁當局“套近乎”，秦晉開篇就把自己的組織與民進党說成是“完全應該同病相憐，同命相惜”的夥伴，還盛贊民進黨由反對派成為執政黨“業績輝煌”；聲稱民運組織“亟需在新形勢下調整策略，重新集結”；並聲稱“渴望中華民國政府能為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伸以援手”，幫助民運“在困厄中重新崛起，巧借歷史的機遇挺進中原”。  

 

作為交換，秦晉對陳水扁當局一向關切的台獨立場也有所表態。在信中，秦晉暗示，衹有當“民進黨的政治理念可以得到合情合理的商定”，“兩岸的戰時狀態才會真正結束，中華民國的歸宿才有最終完滿的結果”。  

  

吃人嘴軟，拿人手短，這就是為什麼民運分子自甘淪為台獨工具的原因。據知情人士披露，就連《北京之春》雜誌的編委會成員都須由台灣國安局定案，社長王丹在人事方面的安排也須經過臺灣國安局核准後方可施行。  

  

台獨要求民運從空談轉向實際行動  

  

正如定居美國的獨派大老洪哲勝所說，台灣之所以應該支持民運，就是要“讓大陸忙不過來”，大陸一亂，台灣就有機會實現獨立了。  

  

東歐的“顏色革命”相繼發生以後，為了“把錢花在刀刃上”，當時的台灣陳水扁當局表示，對民運的支持要更加務實，不論錢多錢少都要注重實際效果。據此，他們對民運人士提出要求，要他們借鑑美國非政府組織的運作經驗，從空談民主、單純製造輿論轉向實實在在的行動，把戰場從海外移到中國大陸。  

  

具體來說，陳水扁當局針對民運的做法有四個方面：一是支持民運成立海外“反對黨”，透過政治運作，團結一批有影響力的、對中共不滿的知名人士；二是想辦法把民運活動延伸到中國大陸，並製造中共打壓民主和人權的國際形象，不斷給中共製造麻煩，形成對中共的國際壓力；三是利用民運人士進行情報搜集工作，主要是在大陸留美學生中發展情報組織；四是培養民運分子的台獨意識。  

  

按照這些要求，2005年1 月，王丹等人到美國國家民主研究所瞭解有關如何在中國開展項目的問題。他們提出把工作重點放在炒作中國國內弱勢族群問題上，具體計劃是透過國內調查機構進行調查，同時資助部分學者撰寫報告，製造輿論，以引發民眾對北京政府的反感。這些建議得到了陳水扁當局的認同，臺灣國安局亦表示會全力支持。  

  

臺灣當局對民運的“用防結合”  

  

台灣情治單位與大陸海外民運之間的聯繫，開始於1980年代初。據估計，到民進黨上臺前，台灣軍情局在民運身上的花銷共計500 萬美元。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放棄了國民黨時期“反攻大陸”的策略，曾一度對海外民運失去興趣。但經過一番評估之後，陳水扁當局認為，這些民運人士還有可資利用之處，於是把“定額補助”的方式改為“逐案審查”，並開始積極拉攏王丹、王軍濤等人，還爲此專門設立了“二王專案”。  

  

除了為台灣搜集情報外，陳水扁當局利用民運做的事情，主要是在輿論方面抨擊大陸，為其台獨助陣。他們企圖透過民運之口，藉由批判“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來淡化大陸民眾的“國家意識”、“民族情結”，在“人權高於主權”的理論基礎上，否定大陸對台灣擁有主權。  

  

但是，陳水扁當局並沒有真正把民運人士當成自己人，在提供資助的同時，也增加了苛刻的條件。以前面提到的台灣民主基金會對《北京之春》雜誌社的資助為例，這個資助協議的前提條件是：“甲方就乙方所提之出版計劃書（包括目標、方法、內容、進度、經費等項目）進行審核後，認為該項出版計劃符合本會補助宗旨，並同意予以補助”。該協議的有效期僅一年，而且對乙方《北京之春》雜志社的要求非常具體，如“乙方必須按計劃執行進度檢送出版刊物……每逾期一日，扣除總經費千分之一違約金”；在雙方發生爭議時，“調解或仲裁之地點為臺北市，第一訴訟管轄法院為臺北地方法院”；等等。  

  

當時的臺灣陳水扁當局雖然口口聲聲要跟民運分享“民主經驗”，但實際上採取的策略是“用防結合”。在他們眼中，民運人士是異類和禍水，要堅決防止其入島，以免引火燒身。民運人士曾提出在台灣建立聯絡據點，結果被台灣當局拒絕。  

  

王希哲、魏京生爭當臺灣特工  

  

1999年末，當時的李登輝當局安排魏京生訪台時，魏京生曾當面向李登輝索要兩百萬美元的資助。此事見諸報端後，正在紐約聯合國大樓前為大陸逮捕中國民主黨主席徐文立等人進行絕食抗議的王希哲，立即發表聲明，公開指責魏京生四處要錢衹是為了滿足其個人的揮霍。魏京生則通過台灣的媒體對王希哲的指責進行反駁，聲稱王希哲背景可疑，因為只有中共才一直破壞他的籌款努力。這種民運人士之間赤裸裸地爭奪資源的事件，屢見不鮮。  

  

其實，王希哲本人在剛到美國後，就宣佈要參加台灣的中國國民黨，並公開表示，拿台灣情報機關的經費理直氣壯，當台灣特工很光榮。但臺灣有關當局在處理王希哲、魏京生“申請入黨”之事時，採取了不同方式。當時的國民党婉拒王希哲的申請，是因為王希哲事先就將此事向新聞界作了公佈，令國民黨為難；而魏京生則能聽取忠告而“審慎為之”，這樣就使問題迎刃而解了。   

  

但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同樣，海外民運也決不可能白拿臺灣情治單位的支票。  

  

據媒體爆料，李登輝時代，台灣操縱海外民運的正式機構是中華民國行政院陸委會的對外聯絡處，以及海外工作委員會及僑務委員會，還有中國青年團結會、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等非官方民間團體。李登輝當局主管這項工作的最高級別的行政官員，是陸委會的兩名副主委林中斌和鄭安國，其經費直接由李登輝的親信之一劉泰英撥發。  

  

2000年9月中旬，臺灣陳水扁當局的陸委會對外聯絡處召集“大陸海外民運工作管理協調會議”，宣佈由當時的海基會副秘書長許惠佑擔任新一屆“民管會”的主席，金堯如、林保華（淩鋒）、王元泰（薛偉）、伍凡、蘇嘉宏任北美地區專員。經過一番內部鬥爭後，海外民運聯席會議主席魏京生和二十一世紀基金會會長楊建利等幾位重量級民運人士，則反而因“事務繁忙，無暇兼職”等原因，僅列入“民管會”的一般成員名單。   

  

臺灣特工操縱民運黨同伐異  

  

當時，臺灣有關當局評估“民管會”是否實現了“主導民運”的一個重要指標是，海外各個民運團體的領導權是否已經掌握在可靠的親台人士手中；如果尚未“達標”，則務必採取行動使局面改觀。  

  

當年，臺灣曾根據密報，認為當時的民聯主席王炳章一貫對臺灣當局陽奉陰違，還私下將臺北撥出的巨額經費另立帳戶，並隱瞞多名民聯國內成員的資料等，由此決定由胡平在民聯代表大會上發動“倒王”，將王炳章開除出局。又如，嚴家其當選民陣主席之後，由於他處事過於迂腐，還自命清高，不願與臺北全面合作，所以臺灣最後決定推萬潤南出來競選主席，將嚴家其拉下馬來。  

  

不過，有時候也會出現民運團體的新任主席抗拒臺灣幹預的情況，對付這種局面，李登輝當局通常會採取分裂團體的手段，另立領導機構，如此一來，民聯、民陣、自民黨、民聯陣、民聯陣-自民黨等民運組織都陷入“雙胞胎”的怪圈之中，不斷的內訌和分裂讓外界恥笑不已。   

  

臺灣陸委會“大陸海外民運工作管理協調會”有一份文件曾指出，海外民運“必須以向國際揭露大陸地區不良的人權記錄為己任，支持台灣、西藏、新疆、內蒙古爭取獨立的正義鬥爭，推動西方民主國家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形成對中共的有效的壓力，促使其最終走向解體，從而自然解除其日益對台灣所形成的威脅”。  

  

在1999年的年度工作總結報告中，“民管會”高度肯定了當時海外民運的發展狀況，認為當時海外民運的主流團體都能夠“同國府維系緊密的聯系”，並透過加強互訪、簽訂合作協議、共同抗議大陸領導人訪問西方國家等活動，完成了同西藏、新疆、內蒙古要求獨立的海外組織的“合流”。至於談到“民管會”工作的不足之處，報告承認“民管會”當時仍未能將中國民主黨、法輪功納入“主流團體”之列，以及由於投入海外僑社的工作力度過於薄弱，致使許多原先親台的僑社被大陸當局所“統戰”。   

  

領取臺灣經費的標準  

  

據知情的民運人士透露，李登輝時代的臺灣海基會副秘書長許惠佑曾經在向總統府匯報“民管會”的工作情況時特別強調，1999年4月《北京之春》雜志社代表大陸海外民運同“東土耳其斯坦民族中心”簽訂合作協議，此舉標志著民運工作的新起點，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而魏京生、王丹等知名民運人士在歷次活動中，也能“協助國府文宣”，贊同台灣擁有決定是否獨立的自決權，並呼籲美國制裁中共；此外，“海外民運聯席會議”等“主流團體”的領導人們都十分關心2000年3月的台灣大選，表示他們將自覺同宋楚瑜陣營劃清界線，堅定地支持連戰競選總統。有鑑於此，當時臺灣的總統李登輝同意，待大選結束後再增撥二十二萬美元投入海外民運。  

由於台灣島內對於當局資助大陸海外民運一事素來存在爭議，因此當時“民管會”要求上述領取款項的人士務必恪守機密，不准對外作任何宣示。  

 

當時，臺灣情治單位判斷某位民運人士是否“可靠”、是否能夠與之長期合作的依據，主要是來自其安插在海外民運中的情報人員所提供的報告。民運圈內人士對于這類秘密報告的可信度素來存有非議和抱怨，而且這種工作機制有時極易引起那些為爭寵而傾軋的情報人員之間競相向台灣寫“黑函”告狀、互揭陰私的亂象。不過在李登輝當局看來，情報人員的私人操守是一個次要的問題，關鍵是要考量他們能否兢兢業業地工作，為“二千一百萬台灣人的前途”而打拼。至於情報人員貪污若干款項或者玩幾個女人之類的事，李登輝當局則從不計較，只是將這些把柄當做控制他們的緊箍咒。   

  

雖然當時的李登輝當局並不要求所有的民運人士都能夠象魏京生那樣公開宣示“山東也可以獨立”、“澳門的主權一旦回歸中國就會任憑中共宰割”、“美國沒有必要讓中國先於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類的話，但是，對於那些被認為“有狹隘的國家主義立場”或者“有大中華情結”的民運人士，則已經研判為完全沒有“合作”的餘地。對於這類民運人物，“民管會”認為，盡快讓他們從海外民運的舞臺上消失“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民運開會拉人湊數  

  

二十多年來，台灣情治單位在資助和控制海外民運方面的經費投入，高達十幾億元新台幣。臺灣的軍情局、國安局、情報局先後派遣和收編間諜、“民幹”、“聘幹”多達七十餘人。時下在海外民運公開場合拋頭露面和幕後串聯的人，幾乎都以領取台灣情治單位的活動經費或項目津貼為主要的經濟來源。凡與台灣當局沒有合作關系的民運人士，不是被硬排擠出民運界，就是自行脫離，極少數自立門戶者則遭到敵視。   

  

時下在北美、歐洲、澳洲及東南亞等地時常參加海外民運組織的各種活動的人，總數不足百人，其中，原來參加過大陸國内民主運動者還不足三分之一，僅僅成了點綴。為了充實會場，法輪功學員、藏獨人士、台灣特工以及申請政治庇護的偷渡者們，時常充當“臨時演員”。為了避免出現空場的尷尬局面，分散於各大洲、各國的所謂民運人士會不遠萬里趕來赴會，機票和食宿都由台灣情治單位提供報銷，權當作出國旅遊、購物和會友。   

  

王希哲：民運中95%都是“壞人”  

  

民運人士王希哲曾經對香港《星島日報》的記者說，民運中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壞人”。後來，他在詮釋“民運壞人論”時，更進一步指出，民運人士多為社會的邊緣人物，由於他們遭到社會主流的排擠、歧視和壓迫，因而不滿社會，報複社會，有些還是犯罪人物，可以被認為都是“惡人”、“壞人”和“刁民”。王希哲還認為，1989年六四期間北京出現大批主流人物參加民運的情況，是因為那時社會主流人物怕錯過“四五運動”那樣的表演機會，以為民運要成功了才參加進來。但隨著中共的轉型，以及民運前途無望，這批人都相繼離去，使民運隊伍又衹剩下“壞人”，而且“壞人”的比例越來越大。   

  

在王希哲看來，當年大批社會主流人物參與民運帶有某種投機目的，而少數的社會邊緣人物參與民運才合乎常理。但時下海外民運裏面所剩下的那些“壞人”們，又何嘗不是一些投機分子呢？他們不打工、不經商，透過投靠台灣情治單位，也照樣發家致富、購豪宅、包二奶，終日遊手好閒，還可以免費國際旅遊。他們所要做的就是經常性、習慣性地叫嚷幾下“中國很快要崩潰了”、“中國威脅世界和平”、“台灣有權決定獨立”、“幾千萬人已經退黨”等等千篇一律的口號，然後就是編寫幾份經費開支報告發給台灣。   

  

也正是由於這份差事油水太肥，所以才在海外民運中不斷掀起你爭我奪、相互傾軋、彼此詆毀的風波。而能不能拿到經費，完全取決於台灣情治單位對其的信任程度。已經拿到經費的“壞人”，最擔心飯碗被民運人士分走，於是，挑撥離間、拉攏分化、造謠誣蔑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最後，經不住這麼折騰的民運人士就衹好對這夥“壞人”退避三舍了。  

  

陳水扁當局操縱民運的經典模式  

  

2006年5月14日至19日，被稱作“首屆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的海外民運大會在德國柏林召開，台灣民主基金會、民陣、柏林歐洲研究會、人權無疆界等組織共同舉辦了這次會議。當時的台灣駐德代表謝志偉，陳水扁總統府的國策顧問阮銘和金恆煒，台灣世盟總會長饒穎奇，台灣民主基金會代表董立文和Kay Moller，日本國會議員、前法務部次長牧野聖修，香港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歐洲法輪大法協會主席吳曼揚，民陣主席費良勇，人權無疆界組織主席Willy Fautre，以及澳洲參議員Victor Perton、Michael Danby和Bob Brown等人到會，並作了發言。   

  

雖然組織者聲稱，“這次大會將深入探討專制制度不能解決的重大社會問題，和平演變進程、維權運動、海內外民運的分工合作，民運的困境和機遇等”重要問題，然而，在會議議程上他們卻做手腳，淡化這些公開宣稱的議題，而突出呼籲西方國家阻止中國吞併台灣，反對中國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及譴責所謂中國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等內容。大會拿出早就準備好的決議，讓人代讀一遍，而且根本“不允許討論”就通過了。這次會議是當時的陳水扁當局操縱海外民運的一個經典模式。  

  

組織者更在會議結束之後的兩個星期，未與與會各方商量，突然以“民運柏林大會”的名義，發表了一份極具爭議性的宣言，聲稱“在兩岸關系上，我們堅持三個原則：人權至上、和平至上、人民的福祉至上。同時，我們認為歐盟賣武器給中共，會加劇兩岸戰爭危機。中共購買先進武器的最大可能性就是發動台海戰爭。如果中共用武力攻下臺灣，就是專制戰勝民主，野蠻戰勝文明，落後戰勝先進。所以，我們堅決反對歐盟解除對華武器禁運。”   

 

這份宣言在互聯網上出現後，立刻遭到人們的批評。2006年6月15日，民陣澳洲理事黃濟人撰文指出，近年來中國國內的政治環境有了很大變化，“維權運動”有燎原之勢，海外民運還沒有針對這種變化有組織地進行相應的討論，“民運柏林大會”卻把主要議題限定在台海領域，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黃濟人一針見血地指出，“為什麼會如此？根本原因是‘民陣’中的個別人為了迎合台灣民進黨的需求。‘人權高於主權’的潛台詞在這個特定環境裏其實就是台獨的合理性。同樣，在‘宣言’中強調反對歐盟對華武器解禁也順理成章了。這個現象在去年的澳洲大會上也出現過。” 他痛心疾首地說，“如果運用自己所掌握的海外民運組織的資源，利用民運組織決策機制的不健全，將支持台獨的個人立場塞入海外民運的政治理念，最終可能是挖掉了中國海外民運的生存土壤。成就個人名利，卻丟棄海外民運的核心價值，何其忍哉？”   

  

黃濟人在文章中質問會議組織者：“凡是中共反對的我們就應該擁護嗎？這種簡單的思維，相信沒有人會認同。但是事實上一些現象表明，這種思維方式卻依然存在。專制的中共反對台獨，並不意味著民主政治力量就應該支持台獨。中共抓了一個小偷，我們當然不能因此而賦予這個小偷以‘政治小偷’的榮譽。同樣，賴昌星也不能因為是中共政府通緝的走私集團首腦的嫌疑人，而可以成為‘政治走私犯’。同樣的邏輯，我們不能因為中共在台海問題上堅持主權而因此偏激地踐踏國家主權。”   

  

無獨有偶，陳水扁當局操縱海外民運的這個經典模式在2007年海外民運的布魯塞爾大會上再一次出現。  

  

2007年5月14至16日在歐盟總部所在地布魯塞爾舉行的這次大會延續了2006年柏林大會的名稱，稱作“第二屆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由全球支援中國和亞洲民主化論壇、民陣、柏林歐洲研究會、人權無疆界、國際人權組織、臺灣民主基金會共同主辦，並由民聯、記者無疆界、民聯陣、中國民主黨海外流亡總部、中國社會民主黨、中國民主黨協調服務平臺（海外）、民聯陣-自民党、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全德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等組織共同協辦。  

  

布魯塞爾大會發佈的公告稱，“2007年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運動布魯塞爾大會是柏林大會的繼續。繼續搭建一個國際的民主論壇，廣泛邀請歐洲、北美洲、澳洲和亞洲民主國家和地區的政界人士、人權專家、學者等；中國大陸、越南、北朝鮮、緬甸、老撾、新加坡等專制國家的異議人士；中國各海外民運團體、宗教信仰團體、新聞媒體以及僑團組織的代表，聚首一堂，交流資訊，介紹經驗，探索方略，共商國事，有計劃、有步驟地推動中國和亞洲的民主化，結束中國的專制制度，走和平發展，富裕繁榮和諧的康莊大道。大會將再次成為海外民主運動的一團火焰，在歐洲自由的土地上燃燒，它的火光和火種將給中國大陸的民主進程再添一份熱力和生機”。  

  

然而，據知情人士透露，2007年的布魯塞爾大會實際上是由臺灣民主基金會資助，而且這次資助附加了苛刻的條件，即：大會必須邀請美國、歐洲、日本、澳洲的政界人士參加。爲什麽要附加這個條件呢？實際上陳水扁當局關切的不是海外民運，而是企圖利用這次大會的機會，由臺灣的參會代表與出席會議的各國政界人士“拉關係”，進行“民間外交”，希圖以此拓展臺灣日益逼仄的“外交空間”。  

  

布魯塞爾大會對外公開的四個主要議題是：1、新聞自由和信仰自由；2、依法治國和維權運動；3、亞洲民主化與區域安全；4、北京奧運與中國民運。但這些議題如同2006年柏林大會的議題一樣，都是形同虛設，都被偷梁換柱，圍繞著臺灣的外交和臺灣獨立大做文章。因此，布魯塞爾大會不過是陳水扁當局操縱海外民運的經典模式的重演。  

  

近年來，海外民運加強與台獨、藏獨、疆獨合作的主要理由是，“凡是中國反對的我們就支持”。例如，中國要抓遠華案走私犯賴昌星，阮銘、魏京生、盛雪等人就跑到加拿大法庭為其辯護，把賴昌星稱爲與劉少奇、“四人幫”一樣的“政治犯”；中國譴責李登輝的“兩國論”，魏京生、盛雪等人就跑到台灣向李登輝說“山東也可以獨立”；中國反對陳水扁廢除“國統綱領”，王丹、胡平等人就跑到台灣說“廢統衹有李肇星不高興”；中國抓了台灣間諜高瞻、李少民、程翔，劉青、吳弘達等人就在美國吹捧他們是“良心犯”和“英雄”。如此極端的邏輯和荒謬言行，讓人不得不對海外民運失去希望，甚而絕望。  

2004年，六四事件十五周年之際，一份秘密文件被媒體曝光，這是《北京之春》雜志社社長王丹及主編胡平寫的一封密信，收信人是時任臺灣民進黨副秘書長的李應元，内容是要求民進黨每年向《北京之春》雜誌社提供10.8萬美金的補助，按每月9000美元的額度付給。  

  

這封信一共四頁，全文為簡體字。從第一頁上方印有《北京之春》聯絡電話及網址的格式來看，極像一份傳真文件。向媒體提供這份文件的消息來源表示，這是一份傳真稿。信的台頭為“尊敬的李應元先生”，文末的署名則是“北京之春雜志社王丹社長，胡平主編 23/05/2004 於紐約”。  

  

王丹長期從台灣當局秘密領取巨額經費，自稱給了《北京之春》等組織，但他所提及的民運團體都表示沒有見過這些錢。人們不禁要問：這些錢去了哪裡？  

 

2005年，台灣民主基金會與《北京之春》雜志社簽訂的一份契約書，又被媒體爆料。爆料媒體指消息來源是“知情人士”。在這份名為《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金會補助出版事業契約書》的文件中，甲方是台灣民主基金會，乙方是《北京之春》雜志社，主要内容是甲方在審核同意乙方的出版計劃基礎上，為其提供一年的出版經費共計5 萬美元。  

  

其時，海外民運組織接受台灣當局資助已經不是秘密或者新聞，就連《北京之春》雜志社是由台灣國安局出資設立的内幕，也已經經由媒體爆料而爲人所知。但是，這些消息曝光出來，仍然令人感到訝異。  

  

為錢而支持台獨  

  

1990年代末，台灣李登輝當局取消了對民運的計劃性資金支持，這讓海外民運失去了可靠的財源，如涸轍之鮒。為維持生計，陳水扁當局上臺之後，某些民運人士不擇手段，想方設法向民進黨靠攏，向陳水扁當局伸手要錢。  

  

2004年11月，民運人士秦晉以籌辦“中國民主運動2005年澳洲大會”為由，寫信給當時台灣的總統陳水扁尋求資金支持。為了與陳水扁當局“套近乎”，秦晉開篇就把自己的組織與民進党說成是“完全應該同病相憐，同命相惜”的夥伴，還盛贊民進黨由反對派成為執政黨“業績輝煌”；聲稱民運組織“亟需在新形勢下調整策略，重新集結”；並聲稱“渴望中華民國政府能為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伸以援手”，幫助民運“在困厄中重新崛起，巧借歷史的機遇挺進中原”。  

 

作為交換，秦晉對陳水扁當局一向關切的台獨立場也有所表態。在信中，秦晉暗示，衹有當“民進黨的政治理念可以得到合情合理的商定”，“兩岸的戰時狀態才會真正結束，中華民國的歸宿才有最終完滿的結果”。  

  

吃人嘴軟，拿人手短，這就是為什麼民運分子自甘淪為台獨工具的原因。據知情人士披露，就連《北京之春》雜誌的編委會成員都須由台灣國安局定案，社長王丹在人事方面的安排也須經過臺灣國安局核准後方可施行。  

  

台獨要求民運從空談轉向實際行動  

  

正如定居美國的獨派大老洪哲勝所說，台灣之所以應該支持民運，就是要“讓大陸忙不過來”，大陸一亂，台灣就有機會實現獨立了。  

  

東歐的“顏色革命”相繼發生以後，為了“把錢花在刀刃上”，當時的台灣陳水扁當局表示，對民運的支持要更加務實，不論錢多錢少都要注重實際效果。據此，他們對民運人士提出要求，要他們借鑑美國非政府組織的運作經驗，從空談民主、單純製造輿論轉向實實在在的行動，把戰場從海外移到中國大陸。  

  

具體來說，陳水扁當局針對民運的做法有四個方面：一是支持民運成立海外“反對黨”，透過政治運作，團結一批有影響力的、對中共不滿的知名人士；二是想辦法把民運活動延伸到中國大陸，並製造中共打壓民主和人權的國際形象，不斷給中共製造麻煩，形成對中共的國際壓力；三是利用民運人士進行情報搜集工作，主要是在大陸留美學生中發展情報組織；四是培養民運分子的台獨意識。  

  

按照這些要求，2005年1 月，王丹等人到美國國家民主研究所瞭解有關如何在中國開展項目的問題。他們提出把工作重點放在炒作中國國內弱勢族群問題上，具體計劃是透過國內調查機構進行調查，同時資助部分學者撰寫報告，製造輿論，以引發民眾對北京政府的反感。這些建議得到了陳水扁當局的認同，臺灣國安局亦表示會全力支持。  

  

臺灣當局對民運的“用防結合”  

  

台灣情治單位與大陸海外民運之間的聯繫，開始於1980年代初。據估計，到民進黨上臺前，台灣軍情局在民運身上的花銷共計500 萬美元。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放棄了國民黨時期“反攻大陸”的策略，曾一度對海外民運失去興趣。但經過一番評估之後，陳水扁當局認為，這些民運人士還有可資利用之處，於是把“定額補助”的方式改為“逐案審查”，並開始積極拉攏王丹、王軍濤等人，還爲此專門設立了“二王專案”。  

  

除了為台灣搜集情報外，陳水扁當局利用民運做的事情，主要是在輿論方面抨擊大陸，為其台獨助陣。他們企圖透過民運之口，藉由批判“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來淡化大陸民眾的“國家意識”、“民族情結”，在“人權高於主權”的理論基礎上，否定大陸對台灣擁有主權。  

  

但是，陳水扁當局並沒有真正把民運人士當成自己人，在提供資助的同時，也增加了苛刻的條件。以前面提到的台灣民主基金會對《北京之春》雜誌社的資助為例，這個資助協議的前提條件是：“甲方就乙方所提之出版計劃書（包括目標、方法、內容、進度、經費等項目）進行審核後，認為該項出版計劃符合本會補助宗旨，並同意予以補助”。該協議的有效期僅一年，而且對乙方《北京之春》雜志社的要求非常具體，如“乙方必須按計劃執行進度檢送出版刊物……每逾期一日，扣除總經費千分之一違約金”；在雙方發生爭議時，“調解或仲裁之地點為臺北市，第一訴訟管轄法院為臺北地方法院”；等等。  

  

當時的臺灣陳水扁當局雖然口口聲聲要跟民運分享“民主經驗”，但實際上採取的策略是“用防結合”。在他們眼中，民運人士是異類和禍水，要堅決防止其入島，以免引火燒身。民運人士曾提出在台灣建立聯絡據點，結果被台灣當局拒絕。  

  

王希哲、魏京生爭當臺灣特工  

  

1999年末，當時的李登輝當局安排魏京生訪台時，魏京生曾當面向李登輝索要兩百萬美元的資助。此事見諸報端後，正在紐約聯合國大樓前為大陸逮捕中國民主黨主席徐文立等人進行絕食抗議的王希哲，立即發表聲明，公開指責魏京生四處要錢衹是為了滿足其個人的揮霍。魏京生則通過台灣的媒體對王希哲的指責進行反駁，聲稱王希哲背景可疑，因為只有中共才一直破壞他的籌款努力。這種民運人士之間赤裸裸地爭奪資源的事件，屢見不鮮。  

  

其實，王希哲本人在剛到美國後，就宣佈要參加台灣的中國國民黨，並公開表示，拿台灣情報機關的經費理直氣壯，當台灣特工很光榮。但臺灣有關當局在處理王希哲、魏京生“申請入黨”之事時，採取了不同方式。當時的國民党婉拒王希哲的申請，是因為王希哲事先就將此事向新聞界作了公佈，令國民黨為難；而魏京生則能聽取忠告而“審慎為之”，這樣就使問題迎刃而解了。   

  

但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同樣，海外民運也決不可能白拿臺灣情治單位的支票。  

  

據媒體爆料，李登輝時代，台灣操縱海外民運的正式機構是中華民國行政院陸委會的對外聯絡處，以及海外工作委員會及僑務委員會，還有中國青年團結會、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等非官方民間團體。李登輝當局主管這項工作的最高級別的行政官員，是陸委會的兩名副主委林中斌和鄭安國，其經費直接由李登輝的親信之一劉泰英撥發。  

  

2000年9月中旬，臺灣陳水扁當局的陸委會對外聯絡處召集“大陸海外民運工作管理協調會議”，宣佈由當時的海基會副秘書長許惠佑擔任新一屆“民管會”的主席，金堯如、林保華（淩鋒）、王元泰（薛偉）、伍凡、蘇嘉宏任北美地區專員。經過一番內部鬥爭後，海外民運聯席會議主席魏京生和二十一世紀基金會會長楊建利等幾位重量級民運人士，則反而因“事務繁忙，無暇兼職”等原因，僅列入“民管會”的一般成員名單。   

  

臺灣特工操縱民運黨同伐異  

  

當時，臺灣有關當局評估“民管會”是否實現了“主導民運”的一個重要指標是，海外各個民運團體的領導權是否已經掌握在可靠的親台人士手中；如果尚未“達標”，則務必採取行動使局面改觀。  

  

當年，臺灣曾根據密報，認為當時的民聯主席王炳章一貫對臺灣當局陽奉陰違，還私下將臺北撥出的巨額經費另立帳戶，並隱瞞多名民聯國內成員的資料等，由此決定由胡平在民聯代表大會上發動“倒王”，將王炳章開除出局。又如，嚴家其當選民陣主席之後，由於他處事過於迂腐，還自命清高，不願與臺北全面合作，所以臺灣最後決定推萬潤南出來競選主席，將嚴家其拉下馬來。  

  

不過，有時候也會出現民運團體的新任主席抗拒臺灣幹預的情況，對付這種局面，李登輝當局通常會採取分裂團體的手段，另立領導機構，如此一來，民聯、民陣、自民黨、民聯陣、民聯陣-自民黨等民運組織都陷入“雙胞胎”的怪圈之中，不斷的內訌和分裂讓外界恥笑不已。   

  

臺灣陸委會“大陸海外民運工作管理協調會”有一份文件曾指出，海外民運“必須以向國際揭露大陸地區不良的人權記錄為己任，支持台灣、西藏、新疆、內蒙古爭取獨立的正義鬥爭，推動西方民主國家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形成對中共的有效的壓力，促使其最終走向解體，從而自然解除其日益對台灣所形成的威脅”。  

  

在1999年的年度工作總結報告中，“民管會”高度肯定了當時海外民運的發展狀況，認為當時海外民運的主流團體都能夠“同國府維系緊密的聯系”，並透過加強互訪、簽訂合作協議、共同抗議大陸領導人訪問西方國家等活動，完成了同西藏、新疆、內蒙古要求獨立的海外組織的“合流”。至於談到“民管會”工作的不足之處，報告承認“民管會”當時仍未能將中國民主黨、法輪功納入“主流團體”之列，以及由於投入海外僑社的工作力度過於薄弱，致使許多原先親台的僑社被大陸當局所“統戰”。   

  

領取臺灣經費的標準  

  

據知情的民運人士透露，李登輝時代的臺灣海基會副秘書長許惠佑曾經在向總統府匯報“民管會”的工作情況時特別強調，1999年4月《北京之春》雜志社代表大陸海外民運同“東土耳其斯坦民族中心”簽訂合作協議，此舉標志著民運工作的新起點，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而魏京生、王丹等知名民運人士在歷次活動中，也能“協助國府文宣”，贊同台灣擁有決定是否獨立的自決權，並呼籲美國制裁中共；此外，“海外民運聯席會議”等“主流團體”的領導人們都十分關心2000年3月的台灣大選，表示他們將自覺同宋楚瑜陣營劃清界線，堅定地支持連戰競選總統。有鑑於此，當時臺灣的總統李登輝同意，待大選結束後再增撥二十二萬美元投入海外民運。  

由於台灣島內對於當局資助大陸海外民運一事素來存在爭議，因此當時“民管會”要求上述領取款項的人士務必恪守機密，不准對外作任何宣示。  

 

當時，臺灣情治單位判斷某位民運人士是否“可靠”、是否能夠與之長期合作的依據，主要是來自其安插在海外民運中的情報人員所提供的報告。民運圈內人士對于這類秘密報告的可信度素來存有非議和抱怨，而且這種工作機制有時極易引起那些為爭寵而傾軋的情報人員之間競相向台灣寫“黑函”告狀、互揭陰私的亂象。不過在李登輝當局看來，情報人員的私人操守是一個次要的問題，關鍵是要考量他們能否兢兢業業地工作，為“二千一百萬台灣人的前途”而打拼。至於情報人員貪污若干款項或者玩幾個女人之類的事，李登輝當局則從不計較，只是將這些把柄當做控制他們的緊箍咒。   

  

雖然當時的李登輝當局並不要求所有的民運人士都能夠象魏京生那樣公開宣示“山東也可以獨立”、“澳門的主權一旦回歸中國就會任憑中共宰割”、“美國沒有必要讓中國先於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類的話，但是，對於那些被認為“有狹隘的國家主義立場”或者“有大中華情結”的民運人士，則已經研判為完全沒有“合作”的餘地。對於這類民運人物，“民管會”認為，盡快讓他們從海外民運的舞臺上消失“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民運開會拉人湊數  

  

二十多年來，台灣情治單位在資助和控制海外民運方面的經費投入，高達十幾億元新台幣。臺灣的軍情局、國安局、情報局先後派遣和收編間諜、“民幹”、“聘幹”多達七十餘人。時下在海外民運公開場合拋頭露面和幕後串聯的人，幾乎都以領取台灣情治單位的活動經費或項目津貼為主要的經濟來源。凡與台灣當局沒有合作關系的民運人士，不是被硬排擠出民運界，就是自行脫離，極少數自立門戶者則遭到敵視。   

  

時下在北美、歐洲、澳洲及東南亞等地時常參加海外民運組織的各種活動的人，總數不足百人，其中，原來參加過大陸國内民主運動者還不足三分之一，僅僅成了點綴。為了充實會場，法輪功學員、藏獨人士、台灣特工以及申請政治庇護的偷渡者們，時常充當“臨時演員”。為了避免出現空場的尷尬局面，分散於各大洲、各國的所謂民運人士會不遠萬里趕來赴會，機票和食宿都由台灣情治單位提供報銷，權當作出國旅遊、購物和會友。   

  

王希哲：民運中95%都是“壞人”  

  

民運人士王希哲曾經對香港《星島日報》的記者說，民運中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壞人”。後來，他在詮釋“民運壞人論”時，更進一步指出，民運人士多為社會的邊緣人物，由於他們遭到社會主流的排擠、歧視和壓迫，因而不滿社會，報複社會，有些還是犯罪人物，可以被認為都是“惡人”、“壞人”和“刁民”。王希哲還認為，1989年六四期間北京出現大批主流人物參加民運的情況，是因為那時社會主流人物怕錯過“四五運動”那樣的表演機會，以為民運要成功了才參加進來。但隨著中共的轉型，以及民運前途無望，這批人都相繼離去，使民運隊伍又衹剩下“壞人”，而且“壞人”的比例越來越大。   

  

在王希哲看來，當年大批社會主流人物參與民運帶有某種投機目的，而少數的社會邊緣人物參與民運才合乎常理。但時下海外民運裏面所剩下的那些“壞人”們，又何嘗不是一些投機分子呢？他們不打工、不經商，透過投靠台灣情治單位，也照樣發家致富、購豪宅、包二奶，終日遊手好閒，還可以免費國際旅遊。他們所要做的就是經常性、習慣性地叫嚷幾下“中國很快要崩潰了”、“中國威脅世界和平”、“台灣有權決定獨立”、“幾千萬人已經退黨”等等千篇一律的口號，然後就是編寫幾份經費開支報告發給台灣。   

  

也正是由於這份差事油水太肥，所以才在海外民運中不斷掀起你爭我奪、相互傾軋、彼此詆毀的風波。而能不能拿到經費，完全取決於台灣情治單位對其的信任程度。已經拿到經費的“壞人”，最擔心飯碗被民運人士分走，於是，挑撥離間、拉攏分化、造謠誣蔑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最後，經不住這麼折騰的民運人士就衹好對這夥“壞人”退避三舍了。  

  

陳水扁當局操縱民運的經典模式  

  

2006年5月14日至19日，被稱作“首屆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的海外民運大會在德國柏林召開，台灣民主基金會、民陣、柏林歐洲研究會、人權無疆界等組織共同舉辦了這次會議。當時的台灣駐德代表謝志偉，陳水扁總統府的國策顧問阮銘和金恆煒，台灣世盟總會長饒穎奇，台灣民主基金會代表董立文和Kay Moller，日本國會議員、前法務部次長牧野聖修，香港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歐洲法輪大法協會主席吳曼揚，民陣主席費良勇，人權無疆界組織主席Willy Fautre，以及澳洲參議員Victor Perton、Michael Danby和Bob Brown等人到會，並作了發言。   

  

雖然組織者聲稱，“這次大會將深入探討專制制度不能解決的重大社會問題，和平演變進程、維權運動、海內外民運的分工合作，民運的困境和機遇等”重要問題，然而，在會議議程上他們卻做手腳，淡化這些公開宣稱的議題，而突出呼籲西方國家阻止中國吞併台灣，反對中國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及譴責所謂中國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等內容。大會拿出早就準備好的決議，讓人代讀一遍，而且根本“不允許討論”就通過了。這次會議是當時的陳水扁當局操縱海外民運的一個經典模式。  

  

組織者更在會議結束之後的兩個星期，未與與會各方商量，突然以“民運柏林大會”的名義，發表了一份極具爭議性的宣言，聲稱“在兩岸關系上，我們堅持三個原則：人權至上、和平至上、人民的福祉至上。同時，我們認為歐盟賣武器給中共，會加劇兩岸戰爭危機。中共購買先進武器的最大可能性就是發動台海戰爭。如果中共用武力攻下臺灣，就是專制戰勝民主，野蠻戰勝文明，落後戰勝先進。所以，我們堅決反對歐盟解除對華武器禁運。”   

 

這份宣言在互聯網上出現後，立刻遭到人們的批評。2006年6月15日，民陣澳洲理事黃濟人撰文指出，近年來中國國內的政治環境有了很大變化，“維權運動”有燎原之勢，海外民運還沒有針對這種變化有組織地進行相應的討論，“民運柏林大會”卻把主要議題限定在台海領域，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黃濟人一針見血地指出，“為什麼會如此？根本原因是‘民陣’中的個別人為了迎合台灣民進黨的需求。‘人權高於主權’的潛台詞在這個特定環境裏其實就是台獨的合理性。同樣，在‘宣言’中強調反對歐盟對華武器解禁也順理成章了。這個現象在去年的澳洲大會上也出現過。” 他痛心疾首地說，“如果運用自己所掌握的海外民運組織的資源，利用民運組織決策機制的不健全，將支持台獨的個人立場塞入海外民運的政治理念，最終可能是挖掉了中國海外民運的生存土壤。成就個人名利，卻丟棄海外民運的核心價值，何其忍哉？”   

  

黃濟人在文章中質問會議組織者：“凡是中共反對的我們就應該擁護嗎？這種簡單的思維，相信沒有人會認同。但是事實上一些現象表明，這種思維方式卻依然存在。專制的中共反對台獨，並不意味著民主政治力量就應該支持台獨。中共抓了一個小偷，我們當然不能因此而賦予這個小偷以‘政治小偷’的榮譽。同樣，賴昌星也不能因為是中共政府通緝的走私集團首腦的嫌疑人，而可以成為‘政治走私犯’。同樣的邏輯，我們不能因為中共在台海問題上堅持主權而因此偏激地踐踏國家主權。”   

  

無獨有偶，陳水扁當局操縱海外民運的這個經典模式在2007年海外民運的布魯塞爾大會上再一次出現。  

  

2007年5月14至16日在歐盟總部所在地布魯塞爾舉行的這次大會延續了2006年柏林大會的名稱，稱作“第二屆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由全球支援中國和亞洲民主化論壇、民陣、柏林歐洲研究會、人權無疆界、國際人權組織、臺灣民主基金會共同主辦，並由民聯、記者無疆界、民聯陣、中國民主黨海外流亡總部、中國社會民主黨、中國民主黨協調服務平臺（海外）、民聯陣-自民党、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全德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等組織共同協辦。  

  

布魯塞爾大會發佈的公告稱，“2007年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運動布魯塞爾大會是柏林大會的繼續。繼續搭建一個國際的民主論壇，廣泛邀請歐洲、北美洲、澳洲和亞洲民主國家和地區的政界人士、人權專家、學者等；中國大陸、越南、北朝鮮、緬甸、老撾、新加坡等專制國家的異議人士；中國各海外民運團體、宗教信仰團體、新聞媒體以及僑團組織的代表，聚首一堂，交流資訊，介紹經驗，探索方略，共商國事，有計劃、有步驟地推動中國和亞洲的民主化，結束中國的專制制度，走和平發展，富裕繁榮和諧的康莊大道。大會將再次成為海外民主運動的一團火焰，在歐洲自由的土地上燃燒，它的火光和火種將給中國大陸的民主進程再添一份熱力和生機”。  

  

然而，據知情人士透露，2007年的布魯塞爾大會實際上是由臺灣民主基金會資助，而且這次資助附加了苛刻的條件，即：大會必須邀請美國、歐洲、日本、澳洲的政界人士參加。爲什麽要附加這個條件呢？實際上陳水扁當局關切的不是海外民運，而是企圖利用這次大會的機會，由臺灣的參會代表與出席會議的各國政界人士“拉關係”，進行“民間外交”，希圖以此拓展臺灣日益逼仄的“外交空間”。  

  

布魯塞爾大會對外公開的四個主要議題是：1、新聞自由和信仰自由；2、依法治國和維權運動；3、亞洲民主化與區域安全；4、北京奧運與中國民運。但這些議題如同2006年柏林大會的議題一樣，都是形同虛設，都被偷梁換柱，圍繞著臺灣的外交和臺灣獨立大做文章。因此，布魯塞爾大會不過是陳水扁當局操縱海外民運的經典模式的重演。  

  

近年來，海外民運加強與台獨、藏獨、疆獨合作的主要理由是，“凡是中國反對的我們就支持”。例如，中國要抓遠華案走私犯賴昌星，阮銘、魏京生、盛雪等人就跑到加拿大法庭為其辯護，把賴昌星稱爲與劉少奇、“四人幫”一樣的“政治犯”；中國譴責李登輝的“兩國論”，魏京生、盛雪等人就跑到台灣向李登輝說“山東也可以獨立”；中國反對陳水扁廢除“國統綱領”，王丹、胡平等人就跑到台灣說“廢統衹有李肇星不高興”；中國抓了台灣間諜高瞻、李少民、程翔，劉青、吳弘達等人就在美國吹捧他們是“良心犯”和“英雄”。如此極端的邏輯和荒謬言行，讓人不得不對海外民運失去希望，甚而絕望。  

1982年11月，大陸派往加拿大的公費留學生王炳章在美國紐約發起“中國之春”運動，並創立政論性雜誌《中國之春》。臺灣軍情局當即派員與王炳章直接聯絡，王也派寧嘉晨去臺灣洽商合作。這成為臺灣與海外民運“合作關係”的開始。  

  

當時，臺灣軍情局經國安局核定後，決定以政府名義與“中國之春”秘密合作。1983年，臺灣軍情局派翁衍慶上校（後晉升至中將，並於副局長任內退休），化名“翁遠書”，赴美擔任聯絡指導。當時，翁衍慶在臺灣軍情局内部的職務是軍情局駐美東工作組長，對外的公開身份則是“君平公司”負責人。  

  

1982年到1985年，是臺灣軍情局與海外民運合作的第一階段，主要接觸對象是王炳章。臺灣軍情局每年提供大約五十萬美元活動經費，匯給王炳章虛設的“貫中公司”，另外付給王炳章每月一千美元的個人津貼。這個階段的專案代號稱為“移山專案”，臺灣軍情局借用“愚公移山”故事，自比“愚公”，希望能藉海外民運人士之力“移山”，撼動中國大陸內部的社會制度。  

  

台灣軍情局歷時二十餘年，與從大陸出走海外的民運人士接觸、聯絡及合作，前後分別歷經“移山專案”、“文正專案”、“崑崙專案”、“致廣專案”和“致遠專案”等四個階段，剛好也代表了海外民運人士的興起、轉移、發展與沒落的四個時期。  

 

1984年到1989年，是臺灣軍情局與海外民運合作的第二階段。1984年10月，發生了“江南案”，臺灣軍情局駐美情報員奉命撤離。經國安會、國安局與國民黨文工會商議，並報請當時臺灣的總統蔣經國核定，自1985年12月起，與海外民運的合作轉為文工會接辦。當時的文工會主任是宋楚瑜；由於實際工作仍由軍情局負責，故翁衍慶借調文工會，但仍具軍職身份。  

  

1986年5月，FBI約談翁衍慶，指明其身份為臺灣軍情局駐美代表，希望翁能與美國方面秘密合作，翁未允諾，於是，被迫在兩周後離美返台。翁衍慶返台後，王炳章趁機坐大，還有意在台灣組黨，由於當時還處臺灣的“戒嚴”時期，人民不能自由組建黨團。爲了阻遏王炳章的這種“野心”，於是，軍情局停止與其合作，切斷經費資助，並運作與“民聯”合作，阻止王炳章勢力的進一步發展。  

  

1988年，為防止民運失控，臺灣軍情局命令胡平“做掉”王炳章。這是海外民運的第一次分裂，胡平由此取代了王炳章。同年8月，胡平派林樵清到臺灣與軍情局洽商，軍情局旋即恢復了已停止一年的對海外民運的經費援助。  

  

1990年至1993年，是臺灣軍情局與海外民運合作的第三階段。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臺灣軍情局主動與胡平建立“策聯”，並在大陸展開積極活動。期間，大陸逮捕了十名台灣軍情局的間諜，這些人均獲刑八到十年。  

  

1999年6月，于大海取代胡平擔任民聯主席，臺灣軍情局順勢停止資助民聯，僅經援《北京之春》雜誌。這是臺灣軍情局第二度中止資助民運的經費。  

  

從1994年到2000年，則是臺灣軍情局與海外民運合作的第四階段。這個階段，大陸當局有計劃地切斷海外民運人士的聯絡管道，並且釋放魏京生、王軍濤、王希哲等人。這些人到達海外後，讓民運派系變得更加複雜，於是臺灣軍情局也不可避免地攪進了海外民運的“戰國時代”。  

  

1996年，大陸試射導彈，台海危機爆發。臺灣軍情局的任務改爲以軍事預警情報為重，並大量派遣情報員登陸。至此，海外民運人士的角色越來越邊緣化，終至沒落。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臺灣軍情局大幅削減民運經費，僅存少數的個案合作。   

  

王丹承認接受臺灣經費  

 

目前，仍在接受臺灣資助的民運人士中，王丹就包括在內。幾年前，曾有記者在美國加州的一個公開場合以此問題質詢王丹，當時王丹堅決否認“拿了臺灣當局的錢”，還信誓旦旦地說，“不信可以查我的銀行帳號了”。如果陳水扁的貪腐弊案沒有爆發，王丹的“誓言”也許永遠不會漏底，某些彌天大謊也許永遠不會被揭穿。  

  

後來，王丹接受媒體訪問時，間接表示收過數筆來自“臺灣友人”的捐款。有媒體更直接指出，王丹所收受的20萬美金，是來自臺灣的陳水扁當局。面對這樣的報導，王丹在臺灣東森電視臺的訪問中，鄭重否認他知道捐款的來源是來自陳水扁的“國務機要費”。  

  

但陳水扁忽然自身不保了，“國務機要費”裏終於露出王丹的名字。在推脫了一陣子之後，王丹終於公開承認他拿了那20萬美元。   

 

2006年3月8日，民進党特意安排王丹、胡平以“外國友好人士”的身份到臺灣立法院演講，為此前不久陳水扁終止“國統綱領”，亦即“廢統”，站臺鼓氣，抗衡外界反對聲浪，激勵島內台獨士氣。  

  

王丹和胡平分別是《北京之春》雜志社的現任社長和主編，據臺灣《自由時報》披露，《北京之春》每年負責為臺灣軍情局收集250件情報，為此臺灣軍情局專門設立“二王專案”和“文正專案”，資助王丹、胡平分管的間諜網路。  

  

眾所周知，王丹每月都要定期進出臺灣。當時記者也爆出他“計畫之中的臺灣之行”不受影響。人們有理由懷疑：他是否因救駕有功，去臺灣領取更多的獎賞去了？  

  

王丹當時曾經辯稱，其實資助海外民運人士的資金來源本來就很多，但是只要沒有特別的政治目的，他們也都不會去詢問捐款的資金來源。   

  

台諜李少民、高瞻在大陸竊密被捕案  

  

2001年2月，在臺灣軍情局與海外民運合作蕩到低點，並大砍援助經費之際，大陸警方開始動手抓人，逮捕涉嫌“從事間諜活動”的外籍學者與民運人士，李少民與高瞻案件就是在這時發生的。面對大陸警方的“台諜”指控，李少民與高瞻均極力否認，僅承認接受臺灣“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經費贊助，單純從事與兩岸有關的研究活動，而臺灣軍情局則對此事件保持緘默。  

  

李少民與高瞻案，引起美國高度關注，包括當時的布希總統與國務卿鮑威爾，都公開對中共喊話。事實則是，李少民曾與臺灣軍情局“接觸”，高瞻則不曾與臺灣的情報人員碰過頭。李少民與臺灣軍情局接觸的時間極早，中間介紹人是當時“中國之春”雜誌社社長王炳章。1989年六四事件後，在王炳章安排下，六月底，李少民飛到泰國曼谷，與臺灣軍情局情報員曹某某見面。  

  

大陸警方是在2000年底盯上此案的。2001年2月11日，赴大陸探親的高瞻從北京返美時遭逮捕；而具有美國公民身份的李少民，則在同月25日由香港進入大陸時遭拘禁。至於交給李、高文件的曲煒，時任大陸“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宣傳部副部長。曲煒在2000年隨團訪台時，曾經脫隊“失蹤”過，傳聞他曾與臺灣情治單位“接觸”，並接受新臺幣十萬元的見面禮。曲煒交給高瞻的機密文件中包括當時大陸國台辦新任副主任周明偉的一份內部講話資料，據稱這份文件在當時被列爲“機密”，於是，曲煒亦于同月被捕，而這份文件由於高、李、曲三人的被捕，亦未能流出。  

  

該案的結局是，曲煒以間諜罪獲刑十三年，高瞻以間諜罪獲刑十年，隨即獲准保外就醫，驅逐離境。李少民、高瞻被大陸警方監禁約五個多月，均於當年七月獲釋返美。由於民運人士均居海外，臺灣軍情局與民運長年合作，鮮少傳出“失事”案例，此案堪稱首回。  

  

王炳章被臺灣出賣，遭大陸“綁架”  

  

最早與臺灣軍情局合作的海外民運人士王炳章，2002年7月就遭大陸警方監視，同年12月被正式逮捕。臺灣情報界不少人認為，王炳章是在越南邊境遭大陸警方綁架抓走的。2003年2月，王炳章在深圳受審，以間諜罪獲無期徒刑。  

  

根據大陸司法當局公佈的刑事判決書，王炳章搜集的情報內容包括“中越邊境自衛還擊作戰戰例選編”等機密文件。王炳章被捕的過程，相當戲劇化。據臺灣情報界知情人士稱，按照大陸警方的說法，王炳章因涉及一件綁架案，在廣西邊境的一座小廟躲藏，被人發現並意外遭捕；但臺灣軍情局內部沒人相信這個說法，傾向於認為是大陸警方掌握了王炳章的行蹤，直接派人到越南邊境將其綁架到廣西，然後由大陸國安單位順理成章地抓人。另有知情人士透露，王炳章的被捕，實際上是被臺灣情治單位有意出賣給大陸的。  

  

1998年1月，王炳章化名“樓開文”，自廣東珠海潛入大陸活動，並安全出境。王炳章被捕前，曾托人帶信到臺灣，要求臺灣軍情局或國安局向其資助情報經費。不過，當時臺灣軍情局對大陸的情報工作重點，已調整為預警情報優先，對所謂“兵運”或“恐怖活動”，興趣不大。據知情人士透露，臺灣軍情局怕王炳章事件引火燒身，成為大陸攻打臺灣的藉口，壞了大事，就向大陸當局做了一個“順水人情”；這樣也一勞永逸地省去一大把麻煩。  

  

楊建利被林保華出賣被捕  

  

楊建利，44歲，山東臨沂人，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美國“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主席，曾因間諜罪被判刑五年。出獄後，獨自成立“公民行動”組織。現居美國波士頓。楊建利長期領取臺灣情治單位的經費和津貼，並經常赴臺北述職，這在海外民運圈內早已不是秘聞。  

  

2002年，楊建利接受臺灣當局的任務，潛入大陸東北地區，暗中收集大慶工潮以及油田防空部署等情報，並資助遼寧工運。因其冒用他人假護照，並且訓練有素，因此一路上未被大陸有關當局察覺，任務完成後順利抵達雲南邊界準備離境，基本接近大功告成。  

  

當時，正值時任中國國際副主席的胡錦濤訪美前夕，陳水扁當局急需製造一、兩宗“大陸踐踏人權”的新聞事件，來幹擾胡錦濤訪美的政治氣氛。於是決定在楊建利離境前夕，由林保華故意暴露楊建利的行蹤，讓大陸當局抓捕楊建利。林保華曾撰文指稱，他在楊建利即將離開大陸前，明明知道海外電話會被大陸國安部門監聽，卻不斷從美國打電話到楊下榻的賓館，故意讓大陸國安部門注意到楊建利的行蹤。  

  

《北京之春》雜誌社與“民運聯席會議”在楊建利被捕後不到兩小時，即向美國媒體發出新聞稿，聲稱“著名異議人士”楊建利因“考察大慶工運”而在大陸被捕。此舉正好給大陸當局彈壓大慶等地工潮以藉口，指認工潮背後有“黑手”，即“境外敵對勢力”，而非所謂油田下崗工人為爭取生存權益而發生衝突的治安事件。這樣一來，海外民運便也終於撈到了一點表功領賞的資本。真可謂各得其所，兩全其美。但是，這份新聞稿在楊建利被捕後不到兩小時就發不出來，卻從一個側面證明了海外民運與臺灣當局之間的密切合作。  

  

順便提一句，當時抗議胡錦濤訪美的示威隊伍僅剩藏獨組織和法輪功兩家，海外民運再度缺席，原因不外乎臺灣“國安秘件曝光”後，臺灣情治單位經費大幅縮水，且面臨人事調動，自顧不暇。多年前，臺灣出錢讓海外民運在紐約抗議李鵬訪美，因半數以上經費被林保華等人在法拉盛“都一處”酒館酒足飯飽後私分了，結果導致實際參加示威的民運人士寥寥無幾，令當時的臺灣陸委會主管人丟了面子。有鑒於此，這次林保華索性叫民運組織不要再去公眾場合出洋相了，只要炒作好楊建利事件，就算可以交差了。  

2006年4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美。陳水扁當局對胡錦濤此次訪美極爲焦慮，時任陸委會主任委員吳釗燮曾向臺灣媒體表示，“儘管我們收集的情報顯示布希不會和胡錦濤一起發佈聯合聲明批評臺灣當局，但當局仍然非常焦慮”。4月18日，臺灣當局還曾力勸華盛頓不要在胡錦濤訪美期間不要批評“有獨立傾向”的陳水扁。時任臺灣駐美代表的李大維也證實，臺灣駐美人員已受命高度戒備，密切注意胡錦濤訪美的動向。  

  

4月20日，當時的美國總統布希在華盛頓會見胡錦濤。台灣當局為了幹擾國際輿論對此次中美兩國首腦峰會的關注，推行“去中國化”政策，於是特意安排他們鐘意的“中國民運人士”抵達台灣，接受陳水扁的召見，並授意台灣媒體進行現場采訪。   

  

據悉，當時被陳水扁欽點召見的“中國民運人士”有阮銘、林保華（化名淩鋒）、楊月清、曹長青、胡平、王策等人。這就暴露出他們在海外支持台獨、藏獨，以及監視和控制海外民運的間諜身份。盡管當時陳水扁向記者介紹說，訪賓都是“異議分子”，也是他所崇敬的“政治良心犯”，但是，其中衹有王策一人真正有過在中國被判刑和囚禁的經歷，勉強稱得上“政治良心犯”（1998年，持西班牙護照的王策受台灣情治單位派遣潛入浙江省，企圖控制大陸異議人士所組建的“中國民主黨”，結果被判刑五年，後提前釋放）。   

  

林保華（淩鋒）因受到陳水扁的親自召見而激動萬分，他熱淚盈眶地向記者表示，對他而言，世界上“任何自由民主的地方”都可以是他的“祖國”，所以他准備“把自己的晚年獻給台灣，希望能為台灣做一些事”。林保華還呼籲陳水扁帶領“執政團隊”明快地解決當時台灣政局的紛擾（即肅清島內反獨呼聲），並指出衹有堅持“台灣的主權地位”，才能堅持“台灣的民主自由”。   

  

時任陳水扁總統府國策顧問的阮銘，則當面向陳水扁提議，台灣應制定一部“政治庇護法”，收留從大陸投奔來台的“中國民運人士”。阮銘還強調，台灣應聯合全世界的“自由力量”，“不讓專制的中國來吞併台灣”。這位阮銘，曾在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黨校任職，後流亡美國，曾指使《北京之春》、中國人權等組織對著名民運人士鮑戈展開圍剿，是臺灣情治單位控制海外民運的幹將，阮銘曾先後在共產黨、國民黨、民進黨混過，被人稱為“戲路廣，適演角色多”的投機分子。  

  

曹長青則向陳水扁提出三點看法：第一，“中國不可信”；第二，“中國不可躲”；第三，“中國不可怕”。他聲稱，中國目前正採取“以經促政”的統戰策略，想把台灣納入其“獨裁政體”，因此，他支持陳水扁嚴控兩岸的經貿往來，以免讓中國“掏空台灣的經濟”。   

  

隸屬台灣軍情局的《北京之春》雜志主編胡平，則向陳水扁匯報了自己的觀察和憂慮。他說，未來中國要麼政治連同經濟一起崩潰，要麼就會發展成為“更為龐大的怪獸”，這樣“對人類文明的發展恐是一大危機”。其言外之意是，為了不讓中國成為“人類文明”的“危機”，就必須得讓“龐大的怪獸”中國徹底崩潰。   

  

王策這時也趕緊表示，他非常贊同陳水扁此前接受法國《費加羅報》訪問時提出的五點主張，包括“中國不再打壓台灣”、“中國公開宣示放棄對台動武的企圖和准備”、“中國撤除對台所部署的全部飛彈”、“中國取消反分裂法”、“衹要中國一日不實現民主，兩岸就沒有談判的空間”等等。   

  

在接見的最後，陳水扁做了總結性的發言，他說，昨日的蘇聯或許就是明日的中國；鑑於蘇聯已經解體，中國難免也將步其後塵。陳水扁大聲強調說，從“公投”到“終統”，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民主，也就是要讓台灣不能衹有“終極統一”的唯一選項。這也再一次暴露了陳水扁以“民主”作幌子，妄圖實現“終極分裂”的夢想。   

  

當時，許多身居海外的大陸民運人士從台灣電視節目中看到這幕醜劇之後，都感到非常氣憤，紛紛指出，林保華、曹長青、胡平、阮銘、王策、楊月清根本不能代表“中國民運”，他們其實是台灣間諜。還有一些民運人士指出，上述幾個人此次去台灣的真正目的，是為了配合陳水扁打所謂的“民主牌”，從而向陳水扁討賞錢。   

  

有民運人士指出，王策當年贈給浙江民運人士王有才的一千美元根本就是作秀，非但幫不了國內民運什麼忙，還給大陸當局全面鎮壓中國民主黨提供了藉口。還有民運人士指出，胡平、阮銘等人詆毀王炳章，挑起海外民運內鬥，他們是民運的罪人。知情的民運人士指稱，“文革”造反派出身的阮銘一貫多變，不是極左就是極右，如今又變成“急獨”；阮銘的個人品行也十分卑劣，曾猥褻六四學生領袖柴玲，強奸未遂；還組織他人對反台獨的民運人士鮑戈進行圍攻，充當民進黨的打手。   

  

另外一些民運人士還指出，林保華的老婆楊月清平日裏驕橫跋扈，對海外民運罵個不休；據知情的民運人士透露，楊月清還誘惑民運人士趙品潞為其提供性服務。民運大老魏京生則指出，曹長青、林保華在民運人士面前向來自稱“不是民運人士”，還動輒“譴責”民運人士，但是他們每次去台灣，卻都大吹自己就是“中國民運人士”，以謀取台灣當局資助的經費。  

  

陳水扁私吞臺灣海外民運經費  

  

然而，這些所謂民運人士在陳水扁面前搖尾乞憐之際，可能萬萬不會想到臺灣以“國務機要費”名義發給他們的賞錢，已被陳水扁背後裏“黑吃黑”。  

  

2008年，陳水扁被收押後，特偵組查出臺灣給“海外民運”編列的經費，竟也被陳水扁等人私吞。臺灣媒體報導，以“國務費”中的“機密費”資助海外民運人士（王丹）案，過程涉及核銷不實，甚至懷疑有部分資金交由扁家大帳房陳鎮慧經手挪於私用。  

  

臺灣特偵組深入調查“國務機密費”核銷過程的偵察中，發現當年高檢署查黑中心調查認定屬於機密外交的“資助海外民運人士案”，其核銷過程疑涉不法弊端，認為有重新調查的必要。據臺灣高檢署查黑中心調查，陳水扁當年提出的六大“機密外交”中，“資助海外民運人士”共有兩次給付，都是付給同一人（王丹），金額約六百六十多萬新台幣，皆由陳水扁的親信馬永成所指示，由“國務機要費”中的“機密費”中支出。  

  

特偵組依據領據核銷及相關證人資料，發現用來資助海外民運人士的六百六十多萬元並非全部匯出，有部分（三百三十萬新臺幣）資金事後交由扁家大帳房陳鎮慧經手處理，流向不明，當年核銷過程疑點重重，懷疑其間有人謀不臧弊端。  

  

現在，扁家貪腐弊案的審理正在進行中，這些“黑吃黑”的貪腐情事正在一步步趨向水落石出，相信案件總會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到那時，當年海外民運與臺灣情治單位的關係亦有可能會水落石出。不知道這樣的真相會否給已經式微的海外民運施以再度的重創？  

以下介紹其中現下知名的幾位民運人物和山頭，以便讀者認識其“英雄本色”。   

  

傅申奇：靠散兵游勇“翻盤”  

  

傅申奇，1953年生，上海人，初中文化，工人出身。他參與過中國大陸1970年代末的民主運動；主編過“中華全國民刊協會”機關刊物《責任》，曾三度被捕入獄，在監獄及勞教所度過十年歲月，因此被海外媒體帶上一個“民主勇士”的頭銜。  

  

1997年，傅申奇流亡美國。在美國民主自由的環境下，他身上那層閃耀的光環很快褪色，並暴露出其志大才疏、江郎才盡的本來面目。在美國，他不僅很快就貧困潦倒，而且還染上賭癮。整天坐著往來與紐約和大西洋城的免費巴士，泡在大西洋城的賭場裏做“發財夢”，結果輸得一貧如洗。他控制不住賭癮，就偷太太的信用卡再去賭，更輸得一家人都債臺高築。後來，得了重病也沒錢治療，直到自己和家人“信用破產”，老婆為此大鬧離婚為止。  

  

傅申奇一不會英文，二沒有技術，在美國連臨時性的工作都找不到，最後只能加入“老鼠會”搞傳銷，還在民運人士中推銷“人壽保險”等，以此圖得安身立命。  

  

在海外民運中，他先後加入好幾個民運組織，最先與陳軍、郭岩華、吳學燦組織“中國論壇”；後來又與王炳章聯手成立“民主正義黨”；再後來又參與“海外民主黨”。在山頭林立的民運派別中，與其他民運對手不是打得頭破血流，就是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但從來沒贏過。  

 

2008年初，傅申奇與王軍濤、李進進、項小吉、唐元雋、潘晴、劉念春、郭岩華、呂京花、高光俊、陳破空、易改、金岩、王書軍、陳立群、宋書元，魏泉寶，傅申平、劉路，以及臺灣軍情局特工曲工等三十余人（成員通訊錄見本書附錄六），在紐約法拉盛等地頻繁聚會，搞起一個“中國民主論壇（紐約）”的組織，企圖重新彙集這些年來被各派系沖散打垮的民運遊兵散勇，在紐約這個大本營重新集結，準備“再出發”。  

  

這一次，傅申奇還像在大西洋賭場裏那樣，夢想在最後的孤注一擲中“翻盤”，或撈回本錢。正如其中成員所說，如果在紐約民運界這夥人中“論資排輩”，傅申奇應排在十幾名以後。但目前民運處於沒錢、沒人、也沒影響的“非常狀態”，所以要做事就得憑“臉皮厚，嘴巴甜，還得熱臉貼人家冷屁股”，所以這差使就非“小傅“莫屬了。  

  

但傅申奇可不這麼想，他以為自己就是這夥人的老大。雖然王軍濤“許諾”傅申奇的任期只有一年，到期改選。但傅申奇有自己的打算，他對朋友私下透露，到時候就由不得王軍濤指手畫腳了，這些人還得乖乖聼他的指揮。  

  

當傅申奇到處炫耀自己是“召集人”時，人們不能不想起前些年在網上曝光的一份由他親筆簽字的“招供書”。從日期上看，這份供詞應產生於他因召集國內的異議分子鬧事在上海第三次被抓的時候，當時，為了向上海警方爭取“寬大處理”，他做了徹底的“交代”。如果這份供詞被他“召集”的人看到，必將嚇得面面相覷，一齊做鳥獸散，因為當年的傅申奇把所有罪責都推給他的同黨，還主動檢舉、揭發了那些仍未被警方發現的“戰友們”。  

  

據知情者透露，傅申奇等人搞“中國民主論壇（紐約）”，其實另有打算。他們暗中與從事“政治庇護”及移民生意的李進進、高光俊、項小吉等人訂有密約——以“民主論壇”名義召集民運人士開會，來吸引申請政治庇護的客戶上門，並提供客戶照相和“會員身份”等政治庇護“證據”，而這些客戶的案子就由李、高、項三人經營的律師事務所辦理。私下裏，李、高、項三人每得到一位客戶，就付給傅申奇等人500美元。  

  

但是，“論壇輪流主持人”高光俊近日忽然失蹤。知情人士稱他出事了，據稱，他經手的兩位“政治庇護”客戶，被美國移民局發現申請資料“弄虛作假”，不僅沒能拿到綠卡，還被下達了驅逐令，隨時面臨被移民局“逮捕和遞解出境”的危險。而高光俊辦理的這兩個客戶正是傅申奇介紹，資料也是由“民主論壇”提供的。這兩個客戶一怒之下，向美國法庭舉報高光俊、傅申奇等人涉嫌詐騙。目前，高光俊正因涉嫌“欺詐和作假證”被美國司法機構傳訊及“協助調查”。其他負責人包括傅申奇、王軍濤、李進進等人也可能面臨刑事究責。  

  

“中國民主論壇（紐約）”的民主集結還沒有“再出發”，就先出了這樣的大醜聞，所謂的“民主論壇”成了一個名不符實的老鼠會。原來被蒙在鼓裏的論壇成員，現在人人自危，不知道這背後還隱藏著什麼陰謀、以後還會再出什麼事。  

 

陳破空：民運和尚嫖妓  

  

陳破空，原名陳勁松，四川人，曾在廣州一間大學讀書。後來因在海外媒體上造謠，並企圖偷渡境外，被大陸當局判處三年徒刑，並因此未能獲得學位。陳破空出獄后曾出家當過和尚，法號“破空”，這也是他現用名字的由來。  

  

1995年，陳破空在海外民運人士的資助下流亡美國。十幾年來，他與大陸一起出來的妻子馬利，馬拉松式地打打鬧鬧、分分合合，終於在2005年離婚，但後來因為要看望孩子，又重新同居。  

  

陳破空熱衷於發表一些極端和誇大其詞的謾駡文章，並自我標榜為“著名民運評論家”。据知情人士透露，陳破空最大的嗜好是嫖娼和編“黃段子”，並到處向人炫耀他那本以“東方千仞”筆名出版的色情小說《趙飛燕》。但讀過此書的人都說，書中除了千篇一律的下流描寫外，沒有什麼東西。  

  

2005年12月上旬，臺灣國安局、陸委會等機構邀請大陸海外民運、法輪功及藏獨人士以“觀選”為名，赴台協商合作事宜，並編列下一年度的專案經費預算報表。陳破空亦在受邀訪問臺灣之列，在此次訪問中，因參訪人士內訌，其嫖妓醜聞意外曝光，名噪一時。   

  

其實，當時這一批參訪者中有些人並未如期到臺灣各個選舉站“觀選”，而是趁機逛街購物和搭車遊玩，甚至去色情架步尋歡，令主辦單位甚為尷尬和惱火。臺灣國安局接獲招待組工作人員密報後，遂派員跟蹤查訪，揚言要對“外國越軌人士”取消其參訪待遇。  

  

此時，陳破空指控一名參訪者外出深夜未歸“行跡可疑”，結果卻引起參訪團內訌。法輪功“退黨服務中心”副主任梁裕峰對陳破空的做法不滿，認為陳破空一貫“賣友求寵”，是“十足小人”，盛怒之下，梁裕峰向臺灣國安局告發了前一夜陳破空嫖妓賴賬遭追討一事。   

  

雖然當時島內各大媒體都忙於採訪藍綠兩大陣營的競選拼殺，臺灣國安局官員也及時出面幹預，試圖息事寧人，但這件醜聞還是被部分媒體曝光出來，參訪團的內訌糾紛和“大陸民運人士在台嫖妓”的醜聞，於是在島內外迅速曝光，陳破空也因此名聲大噪。不過有海外民運團體表示，陳破空不能算是“大陸民運人士”，而是臺灣方面監視和離間民運的一名職業間諜。  

  

李洪寬：曇花一現的“民運超人”  

  

李洪寬，山東菏澤人，貧苦農家子弟；南京大學畢業後，考入紐約“愛因斯坦醫學院”攻讀生物化學碩士。原本美好的前程，卻他的一個愚蠢的“低級錯誤”自我毀滅。自那以後，他從未再與身在大陸農村的父母作任何聯繫，家人以為他早死在海外了。  

  

據稱是他的“同學”的網民在網上貼文說，李洪寬來美後，因“精神偏執”開始荒廢學業，熱衷於在互聯網上衝浪，並“走火入魔”，致使各科考試都不及格，他賴以生存的獎學金也被學校中斷。就在他而走投無路時，他在學校使用過的一台電腦被盜，學校保全部門通過翻查錄影，發現正是李洪寬所為，他就這樣被開除了。   

  

此後，李洪寬一度失蹤。當同學們再次發現他在學校附近出現時，他的腿瘸了（有人說偷東西跳牆摔的，他自己說是在路上“跌倒骨折”），沒有身份、也沒有工作，貧困潦倒。  

  

但是與此同時，互聯網上卻出現一位心理變態、極端仇視一切美好事物的電腦狂人，他在網上可以不分晝夜地連續24小時、以低俗髒話對所有看不順眼的“政敵”攻擊謾駡，造謠誹謗。他就是已成為“民運人士”的李洪寬。他憤世嫉俗，敵視所有著名民運領袖，並抱怨自己“懷才不遇”。  

  

1999年，這位“大才”有幸被魏京生發現，並從美國和臺灣情報機構為其申請每月兩千多美元的生活費，資助其搞電子新聞報《大參考》。此後，李洪寬每天花費十幾小時，在網上搜集各類民運資訊，通過電子信箱發給數百個網友。他還透過互聯網路搜集大陸情報，送給臺灣特工。網上有民運人士說，臺灣軍情局用一座舊別墅，外加一位老妓女，就收買了李洪寬。  

  

不久，李洪寬就在《紐約時報》等主流刊物上出現，他在“幾百個信箱”後面加上一些零，說成“幾十萬、幾百萬個大陸民眾信箱”，把自己吹捧成“民運超人（Superman of Democrcy）”，名氣一時間竟然超過魏京生等所有著名的民運人士。這惹得魏京生妒火中燒，但李洪寬卻混然不覺。於是，“基金”很快被中斷，李洪寬和《大參考》曇花一現後，也很快銷聲匿跡了。據說，時下李洪寬正到處找些閒散零工糊口，恢復了“流浪漢”生涯。   

  

伍凡、唐柏橋：“中國過渡政府”領袖  

  

伍凡，海南文昌人，三十多年前赴美留學。六四事件發生後，他為辦“政治庇護”綠卡自編故事，謊稱自己在中國因政治迫害坐過20年大牢。實際上，伍凡年輕時即參加解放軍，並從軍隊保送到學校讀書，來美國也是因為讀書。他在加州的一家機電公司工作多年，直到中年過後，才娶了一個臺灣寡婦，並繼承了別人的一雙兒女，算是成家立業。  

  

伍凡的知識與文采都很一般，但內鬥功夫了得。他在加州與幾乎所有民運人士都進行過“殊死搏鬥”；曾同時與馬大為（民陣副主席）、莫逢傑（政治受難者協會會長）、劉欣虎等民運組織和個人，展開口誅筆伐，頗具文革遺風。當年，加州民運圈內的莫逢傑等人彙集材料，印發了一本名為《揭開伍凡的畫皮》的書。此書把伍凡描繪成一個無惡不作的“專制暴徒”和偷雞摸狗的“下三爛”。這本小書約五萬餘字，本書無法在此披露細節，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己去找來一觀。  

  

近年來，伍凡把最後一個盟友徐邦泰揭發批鬥成一個帳目不清、貪污腐敗和“勾結中共”的叛徒，並奪得《中國之春》雜誌刊名，將這份當年民運的著名刊物劃歸自己名下，但孰料卻被臺灣斷了資金。伍凡試圖在網上辦刊，但沒有爭取到任何資源助其發行，這樣《中國之春》就爛在他手裏，從此，他沉寂多年。   

2008年，伍凡僵屍復活、再度出現在互聯網上或地方性媒體上，這時的伍凡已經是所謂“中國過渡政府”的總統了。唐柏橋透露說，這個“總統”是伍凡花了1000多美元買來的，——這是租場地開“成立大會”的全部費用，別人不願意出這點錢，自然就沒當上這個“總統”；而唐柏橋花錢少，就成了“副議長”。  

  

所謂“中國過渡政府”，主要由伍凡、唐柏橋兩人組成，拉來湊數的袁紅冰等人只出名字，不做任何事情。該“政府”沒有任何資金、組織和群眾，甚至其不斷發出的“總統令”， 因為沒有報刊願意發表，都得靠伍、唐二人自己動手往網上貼。這成為近年來海外民運中最大的一則笑話。  

  

劉國凱：與家人組建“社民黨”  

  

劉國凱，廣東人，小學文化。文革中曾經加入過廣州造反派，當過紅衛兵。他在紐約的工作是一間華人餐館用品公司的貨車司機。他目前在美國扯起“中國社會民主黨”的大旗，聲稱這是“結合社會主義和民主自由的政黨”。但長期以來，主要成員是其兒子、兒媳等自家人。有時候該黨也發佈新聞，公佈人頭一長串的“社民黨中央委員會名單”等等，但那只是借用別人名字和邀請幾個私人朋友裝點門面而已。  

  

劉國凱這個社民黨的指導理論，就是“造反有理”的文革思想。眾所周知，十年浩劫的文革給中國民眾帶來深重災難，但作為那個時代的造反派，劉國凱、王希哲等人卻大唱反調，還創造出所謂“人民文革”論，認為文革讓底層人民獲得民主，有機會翻身做主等等。這正是典型的“為了反對而反對”的造反派邏輯，這跟其他幾個民運精英的高論如出一轍，如北明、遠志鳴等人所說的“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是正義行動”；項小吉等人主張的“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咎由自取；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無可厚非”等等。   

 

在2006年的“柏林民運大會”上，劉國凱再次兜售其“人民文革”理論，卻遭到康正果、茉莉、馮國鏘、黃翔等人的批駁。對此，劉國凱懷恨在心，居然列了一份黑名單張貼到互聯網上，對他們經行“批鬥式”攻擊。劉國凱聲稱，否定“人民文革”並不是認識問題，“因為屬於認識觀點問題的，從行文上是可以看得出來的，如澳洲張鶴慈、國內的鄧煥武（他們的特點都是文革時期在獄中，沒有參與文革的造反運動）”。接著他指責一名批評者：“其他的如貴州的曾寧，其行文幾近狂亂般的叫嚷。我很奇怪，去信問貴州諸友。他們說，他們早都知道，曾寧早已被國安局收攏。”   

  

曾寧是否真的“已被國安局收攏”？其他民運人士紛紛不平而鳴，此人曾因為反對中國政府而入獄十多年，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老民運。而劉國凱呢？民運人士指責說，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文革造反派”而已，如今作為海外情報機構的小特工，有什麼資格詆毀那些留在國內堅持抗爭的民運人士？劉國凱平時裝出幾分卑謙、老實模樣，可是一旦觸犯到自己那點“利益”，遇到稍微的反對意見，便立刻露出青面獠牙，容不得任何批評，非要置人於死地而後快、徹底清算不可的本性，其身上的“文革”惡習已是病入膏肓。民運人士感歎，這些人真要掌權了，恐怕比任何人都專橫。  

 

民運應反思：為何中國進步，民運退步？  

  

2008年六四前夕，中國自由民主黨主席倪育賢到香港訪問。香港媒體報導說，倪育賢這下可要“發達”了，因為民運人士私下傳言，倪育賢的太太就是馬英九的表妹；馬英九在臺灣執政，中國自由民主黨從台灣拿到資助是沒問題了。  

民主中國（香港）促進會召集人甄燊港問倪育賢究竟有沒有從馬英九那裏獲得幫助。倪育賢說：“沒有。馬英九是公私分明的人。”言外之意是默認了他和馬英九之間有關係。事後，甄燊港說：“倪育賢也不願意像乞丐一樣，透過某種關係去獲得資助。民運朋友連這樣的裙帶關係都想到了，可見多彷徨，多無奈。倪育賢對我說，他至今還看不到有什理由要通過家人關係，讓台灣政府資助中國海外民運。” 而這番話又讓人懷疑所謂“倪育賢的太太是馬英九的表妹”這一傳聞的真實性，因爲以倪育賢過往的所作所爲，是不會輕易放棄利用這樣一種裙帶關係為自己謀利的。  

 

馬英九執政臺灣之後，香港媒體曾報道，民主中國（香港）促進會召集人甄燊港說：“馬英九競選時承諾要與大陸創造共贏局面，齊手拚經濟，還會不會資助中國海外民運？這令大家擔憂。現在各地民運朋友聚在一起，話題離不開如何獲得資助，以後的路該怎麼走。中國海外民運目前進入瓶頸階段，進退兩難，前路茫茫。”   

  

資金匱乏是現下海外民運組織運作的一大困擾。甄燊港還透露，原計劃2008年5月在東京舉行第三屆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因資金沒有到位而臨時取消。中國自由民主黨同年6月在新西蘭舉辦紀念六四研討會，邀請香港等地的民運人士參加，主辦方負責食宿，與會者自己解決機票，不少人接到邀請卻因費用問題而無法成行。同年六月中旬，澳洲民陣要舉辦民運大會，希望各地民運朋友前去，不少人也因資金費用的理由而選擇不去。  

 

甄燊港介紹，現下海外民運人士主要分佈在美國、歐洲、日本、新西蘭、加拿大、澳洲、泰國等地，參加活動的約有二千人，其中骨幹三四百人，這些人大致分兩類，一類是1980年代開始的“中國之春”那一代人；另一類是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流亡海外的一批學生與知識分子。他們主要分佈在中國民主陣線、中國民聯、中國民主黨、中國自由民主黨、中國社會民主黨、中國海外民運聯席會議、公民力量、自由中國運動及中國憲政協進會等組織裏。  

  

2008年六四紀念日前後，網上多個論壇出現了比以往強烈得多的聲音，呼籲海外民運反思：“無論六四是否平反，與民運人士關係已經不大，民運搞了那麼多年，越搞越差是因為中國進步了，民運卻退步了”；“值得思考的是，六四紀念活動規模搞得一年比一年小，好像日子快要過不下去的感覺，真讓我們曾在天安門廣場上奮鬥過的人，有點淒涼感”；“很多民運人士逢中必反，一再站在國際反華勢力一邊，任何民運，如有西方人在背後支持的影子，它肯定不受大多數中國人歡迎”；“民運中很多人出現爭權奪利、經濟貪腐問題，讓人感覺天下烏鴉一般黑，甚至比中共還差”；“民運人士嚴重脫離華人社區，就像魚離開了水，在主流華人社區格格不入，就難有人氣和經濟援助”。  

而同一時期，海外民運卻在貪污腐敗和內鬥不息中，土崩瓦解、江湖日下。時下的民運人士幾乎已經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而二十多年來的海外“民主運動”的歷史，實際上正是“六四事件”的一個延續，是所謂“激進民主化”道路的真實模擬。  

  

  

相信絕大多數人，看到這些六四精英們、民運精英們在海外自由民主的環境下，上演的這一幕幕醜陋無比的鬧劇，以及慘不忍睹的悲劇，在大夢初醒之際，都會嚇出一身冷汗，慶幸當年這些人沒能在中國得逞，慶幸當時中國政府所採取果斷選擇，否則，今日之中國，將是一副亂相，國之命運、民族之命運、民眾之命運都堪虞。   

  

中國總理溫家寶曾經明確指出：“民主化是我們追求的目標”。這些年來，包擴民主化在內的大陸的各方面改革，正在循序漸進並形成良性循環。  

  

近年來，隨著互聯網在中國的普及和發展，言論自由和民主監督在網路上蔚然成風，貪官污吏和司法不公等醜惡現象，被一一揭發出來，並從法律上得到及時糾正，亦在促進相關的制度化建設。“網路民主”正成為新時代的民之喉舌和參政議政的有效管道。  

  

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以強大的財政實力為後盾，在全國實現了免費義務教育，從根本上提高國民素質，為“人的現代化”準備了必不可少的條件，為良性循環、可持續發展，為中國的民主化奠定堅實基礎。  

  

二十年來，中國的迅速崛起和海外民運的日漸式微，是兩條道路的選擇和實踐的結果。而兩種不成比例的實踐結果之間的鮮明對照，不言而喻，讓所有關心中國的人們，對中國正確的發展道路更加清醒堅定。  

近年來，胡平幾次在文章和談話中批評魏京生當年在“民主牆”張貼大字報指出鄧小平是獨裁者的行為是“激進”、“不策略”。這是我與胡平的主要分歧之一。當然，從嚴格的意義上說，並不能因魏京生是著名異議人士，現在身陷牢獄就不許批評。只要有言論自由，誰也沒有不被批評的豁免權。但是胡平的批評存在兩點偏頗∶  

 

我認為他批評得沒有道理。在當年絕大多數中國人，包括知識份子都在頂禮膜拜鄧小平的開放改革時，魏京生發表反對言論，並因出賣國家機密而系獄。胡平就趁機落井下石。  

 

即使胡平對魏京生的批評沒有道理，他也有權利堅持他的看法。但問題在於，胡平對魏京生的批評，給人要與魏京生一爭高低、“攀比”的感覺。從胡平批評魏京生的字裏行間，人們能感覺到潛臺詞是∶我當年的深刻並不比魏京生遜色，但我比魏京生更懂策略。  

 

胡平唯恐讀者不解其含義，竟在他的一篇文章裏把這一點直接說了出來∶“在民主牆時期，我和很多民運人士都大力鼓吹言論自由，試問，┅┅其深刻性和針對專制者個人的批評相比，又何嘗遜色？”（《北京之春》1995年12月號36頁）以這樣的“攀比”心態來批評魏京生，會有客觀公正嗎？  

 

二、與魏京生攀比，認為魏的理論水準不如他  

 

據現居紐約的當年天安門的學生白夢說，他發表了反駁一些人指責天安門學生的“天安門審判”（《北京之春》1995年6月號）的文章後，胡平為此給他打了五個多小時的電話爭辯糾纏。最後胡平談到將來誰能當上民主中國的“開國總統”的問題。胡平認為，魏京生當不上將來中國的總統，因為他在監獄中沒讀多少書，從魏京生獲釋後發表的文章和談話看，他對中國現實不怎麽瞭解。胡平並舉例說，曼德拉能當上南非的總統，因為他在監獄中讀了很多書。讓白夢吃驚的是，最後胡平直言說，“魏京生在理論上不如我。”  

 

胡平和魏京生之間不是不可以比較，但最好讓別人去比較，由自己這樣公開說出，顯得太自負和俗氣。中國民運和全國大選至今還八字沒有一撇，海外的民運領導者就在心裏盤算爭當“總統”了，讓人感到滑稽可笑。當然，胡平有權利與魏京生競選將來民主中國的總統，但那應該是在中國大陸有了真正民主選舉的時候。現在魏京生身陷獄中，海外的民運人士不去營救魏京生，卻一心想著與魏京生爭當“總統”，是不是有點權迷心竅？  

 

三、當不上主席，就不加入“民聯”  

胡平的這種態度引起代表們相當反感。這也就是為什麽即使王炳章以民聯創辦人的權威身份徹夜找代表談話規勸給胡平拉票，胡平也才僅多了一票的原因之一。胡平的這種當不上“官”就不參加民運組織的思路，不僅顯示出強烈的功利意識，而且也為幾年後的民聯、民陣華盛頓合併會議的分裂留下了伏筆。  

 

四、與王軍濤攀比誰更像“開國領袖”  

 

“六四動亂”後不久，民聯在洛杉磯召開“四大”，胡平競選連任主席。據當時在場的老民聯成員，現在美國達拉維爾州的曹世華回憶，當時王軍濤因受中共當局通緝追捕，再加上報上說王軍濤是“八九民運的黑手”，有的會議代表議論說，王軍濤有才幹，又儀錶堂堂，很可能成為將來民主中國的領導人。  

 

胡平對此不以為然，在競選答辯時說，有人說王軍濤儀錶堂堂，有領袖相，我的長相不如王軍濤，但長相是爹媽給的，沒辦法，選領袖，不能以長相，要看水準。言外之意，他比王軍濤更有水準，更適合出任民主中國的“開國領袖”。曹世華對此感歎說，他當時聽到胡平這樣與王軍濤攀比，感到胡平雖擅長於民運理論，但“私心太重，權力欲太強了。”  

 

五、與方勵之攀比，“我寫言論自由時，他在哪裡？”  

 

當方勵之獲准來到美國時，被報刊媒體譽為“中國的薩哈羅夫”，一時名聲大噪。在民聯的一次聯委會議上，有人提出方勵之名氣很大，最好讓他出任海外民運的領袖。胡平對此不屑地說“我寫言論自由、在北大競選時，方勵之在哪裡？”民聯聯委成員吳方城當場批駁胡平說“胡平，你這也太狂了！”民聯聯委會議一向都有錄音記錄，胡平的這段“攀比”現在還保存在會議錄音記錄中。  

 

強烈的權力欲使胡平在潛意識中與那些在民運中，有較大名氣的人暗中“攀比”資格和水準，從魏京生、王軍濤到方勵之都成了胡平假想的將來開國領袖的“競爭對手”。急於置於死地踏上一隻腳，讓其永世不得翻身――這種心態正常嗎？  

 

六、“我寫言論自由時，你在哪裡？”  

 

這種動不動就質問別人“我做什麽時，你在哪裡”的事情，我自己也親身遇到。我在去年12月號《前哨》上發表了“知識份子和共產黨”一文（紐約《世界日報》週刊12月3日發表了此文的刪節本），其中在談到胡平時，談到了胡平某些觀點的偏頗，例如從胡平《論言論自由》中引用的大量馬克思語錄中可以看出，“《論言論自由》雖然表達出當時中國青年知識份子最有深度的思考，但立論仍然沒有脫離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通篇也沒有質疑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這一使人民的言論自由被剝奪的根本原因。”  

 

我完全沒有想到的是，胡平對這樣的評價竟大發雷霆。在我的文章發表後，胡平給我打來電話質問∶“你懂言論自由嗎？”並向我連喊三遍說∶“我寫《論言論自由》時，你在哪裡？你在哪裡？你在哪裡？”我當時說不出話，因為我怎麽也沒有想像到胡平會這樣講話。我在想，無論當時我在哪裡，我的水準比胡平低多少，今天我都有權利對一篇文章提出我的看法和評論。胡平的做法正如一個作家對著一位元元批評他作品的評論家質問∶“我寫小說的時候，你在哪裡？你會寫小說嗎？！”一個有一點水準的作家會這樣做嗎？  

 

這種把別人當成假想競爭對手來進行攀比的心理，有時已到了讓人無法理解的程度。例如胡平在《前哨》上的批評文章中竟寫道∶“我只想告訴曹長青一句話∶你不是中國知識份子中的唯一者，更不是第一人。”我的文章只不過從對共產主義的認識水準上，把中國知識份子與原蘇聯東歐的知識份子作了一些比較。而在胡平看來，這是別人要和他爭“第一人”了。在共產主義是邪惡已成為常識的今天，根本不存在誰是反對共產主義“第一人”的問題，更不存在“唯一”。胡平有做民主中國“開國領袖”的抱負和爭當知識份子“第一人” 的雄心，這些都是他的權利，但這樣神經脆弱地樹“假想競爭對手”，簡直是驚人的荒唐。  

 

七、“權力夢”導致不做自我反省  

 

“權力欲”導致假想攀比，“權力欲”更導致不作自我反省。因為承認失誤，就不再“一貫正確”，而失去將來競爭領袖的資本。  

 

胡平近年來連篇累牘地批評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激進”、不懂策略。在去年紐約“八九民運討論會”上，胡平再次批評學生說∶“在八九民運中，在戒嚴令之前，我們沒有做到見好就收，在戒嚴令之後呢，我們沒有做到見壞就上。”（《北京之春》1995年7月號90頁）  

 

胡平以這種理論批評學生有著明顯的偏頗∶第一，正如我在“怎樣面對裸體的皇帝”（《北京之春》1996年1月號）一文中分析的，以“好”和“壞”這樣抽象的詞做標準，隨意性太大，無法操作。例如胡平曾分析說“戒嚴令”前有六次“好”的機會，學生都沒有見好就收。他並把第六次的“好”定性為“大好”。但一個簡單的邏輯是，如果學生在前幾次“好”時就按照胡平的理論“收”了，不是錯失了後來的“大好”了嗎？而“戒嚴令”後，學生一直堅持在天安門廣場，已是“見壞就上”、堅持到底的。胡平又憑什麽批評學生堅持在廣場不撤離是違背了他的理論呢？沒有“見壞就上”呢？他的批評和他的理論不是自相矛盾嗎？  

 

第二，人們常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即意味著理論在先，實踐在後。但胡平的“見好就收，見壞就上”的八字理論是在六四之後的1990年3月才開始系統寫出的。在1989年5月21日，胡平只是在紐約《世界日報》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用了“見壞就上，見好就收”的標題，並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更沒有把它作為“民聯”的策略建議正式轉達給八九民運的領導者，當時的學生領袖們根本不知道有這種理論。在運動發生之後，發明一套理論並用它來批評運動參加者沒有按照這套理論做，這符合邏輯嗎？這種批評能讓“實踐”服氣嗎？  

 

第三，在上面提到的胡平在《世界日報》上的文章中，他是主張學生不要撤離的∶“所謂戒嚴令，一定會採取極為殘酷的方式實行。”“到了現在，我們已經沒有了退路。在高壓面前的撤退，只能是失敗，是前功盡棄，是血流成河。”  

 

直至1990年5月，胡平還認為流血是必要的∶“在非暴力鬥爭中，如同在暴力鬥爭一樣，當情況緊急，迫不得己，犧牲是難免的，也是必要的。┅┅倘若屠夫（所謂“清場”）一直拖到天亮仍遲遲不能成功，政局確有可能出現巨變。”（《中國之春》84期15頁）  

 

胡平現在不斷撰文批評學生沒有撤離天安門廣場是“激進”，是策略失誤，按照胡平自己的標準，他的上述主張不也是“激進”“失誤”的一部分嗎？當然，為了更好地總結民運的經驗，胡平有權利後來改變了想法，提出新的理論。但當你提出與你以前的主張完全相反的理論，並用這種理論去批評別人時，是不是也要承認自己以前也有過偏頗，並作一點自我反思和檢討呢？如果對自己的失誤不做任何自省，卻一味批評學生，學生們能服氣嗎？在上面提到的“八九民運討論會”上，當胡平滔滔不絕地用他的“八字理論”批評學生時，天安門學生之一封從德插話指出“你5月21號說的話與你現在的不一致。”但胡平根本不予回答。（《北京之春》1995年7月號91頁）  

 

後來封從德撰文提出胡平當年的觀點與今天“不一致”，而胡平在回應文章中對此不置一詞。胡平一向自詡著文嚴謹，為什麽會疏漏這麽大的質疑呢？顯然是有意回避，因為回應這個問題，就要承認自己以前有過失誤，就會損害“一貫正確”的形象。“西人有言∶誠實是最好的政策。如果我們有過這樣或那樣的失言失措，正確的彌補做法是坦誠的承認，並做出合情合理的解釋。這就可以得到人們的諒解以及更進一步的信任；文過飾非是不可取的。”這段話是胡平在批評學生時說的（《北京之春》1995年8月號49頁），胡平對學生如此嚴格要求，為什麽不同樣要求一下自己呢？  

作為中年知識份子，胡平至今沒有寫過一篇反省知識份子在八九民運中角色的文章，卻是不斷撰文批評學生。同時，一個奇怪的現像是，作為海外民運領導者之一，作為“民運理論家”，胡平寫過“民主牆∶十年的反思”；對於他並沒在場的八九民運，也寫了《八九民運的反思》的長文和專著。但至今沒有寫出一篇他深足最深的海外民運的“反思”。如果胡平真誠地致力於研究民運理論，為什麽要刻意避開總結海外民運的經驗教訓呢？原因並不複雜，因為海外民運有過兩次大的分裂，胡平都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並負有相當的責任。  

 

總結經驗教訓，就不可避免地要談到自己的責任和失誤，因此只有回避，才能保持自己的“一貫正確”。但是，“古往今來所有成功的運動，無一不是從自己的失利中汲取教訓。自我檢討多少是一件有點掃興的工作，而且它有時也會變成沒有任何積極成果的相互推諉抱怨。但是，我們終究不能回避這項重要的工作。”這段話也是胡平批評天安門學生時說的（《北京之春》1995年6月號54頁），只是胡平怎麽再一次忘記了用這樣的標準要求一下自己呢？  

 

九、“權力夢”導致視批評者為“紅衛兵”  

 

為了維護“一貫正確”，胡平在他的長篇批評文章中刻意回避我批評他的主要內容，例如對兩次海外民運分裂中他應負的責任一字不提，卻大談我文章的語言風格，說我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責我是“紅衛兵”，利用中國大陸人對“文革大批判”形式的厭惡情緒來抹黑辯論對手。  

 

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文革大批判與今天在海外的相互批評有兩個根本不同∶第一，文革大批判是在沒有言論自由和法律保障的社會環境下發生的。“大批判”以權力為後盾，不許被批判者申辯反駁（如果允許自由答辯，這種批判就無法進行下去）。被誣陷者更沒有法律申訴的機會。文革中，文字已成為權力的象徵，誰有權力誰就是贏家，完全不靠文章本身的道理。第二，文革大批判的主要特徵是“扣帽子”，沒有事實，並以政治權勢壓人整人。今天我們在海外的相互批評與此完全不同，我們都擁有言論自由和相互批評的權利。例如，我寫了九千多字“怎樣面對裸體的皇帝”批評胡平的觀點，胡平寫了兩萬六千字反批評。而我在一萬三千字的“知識份子與共產黨”一文中提及胡平處不到一千字，而胡平在《前哨》上撰文一萬兩千字專門批評我一個人。誰也不能用權力解決理論爭論。如有誹謗，還可以到法庭打官司。  

 

胡平在文章中指責我動不動就引錄某某在哪裡怎麽說的，而這正是我作為記者的職業要求，那就是用事實說話。這些資料就是事實。你可以質疑這些資料的準確性，但你不能指責這種引證方法。這種引證、用事實說話恰恰是西方媒體的重要特色。而胡平在他的兩萬多字批評我的文章中，有一半多的篇幅是談文革的做法和語言來影射我的文章，而不是用具體事實指出我的哪句話是“文革大批判”，我的哪個行為是“紅衛兵”。  

 

至於胡平指責我的語言尖刻不寬容，那屬於寫作者的寫作風格。語言尖刻與“文革大批判”完全是兩回事。如果胡平閱讀美國的英文報刊，會發現美國媒體上，壞消息比好消息多。而言論版中，則更是刻薄批評的聲音占絕對壓倒多數。所以我痛感只有被這種報刊餵養大的讀者們才一聽到批評的聲音就想起文革大批判。如果胡平閱讀《紐約時報》，就會發現它的言論版的七個專欄作家，全部以發出批評的聲音為主。像不久前該報專欄作家沙費爾（William Safire）批評總統夫人喜萊莉是“天生的撒謊者”的文章，語言極為尖刻諷刺。但沒有誰指責沙費爾的語言尖刻就是中國人的文革式大批判。因為問題的關鍵不是語言的尖刻與否，而是喜萊莉到底撒沒撒謊。  

 

胡平把別人指為“紅衛兵”，結果是紅衛兵燒文物，胡平就是文物，價值連城；紅衛兵鬥教授，胡平就是教授，學識高人一等。就算胡平是教授，但有水準的教授是不怕學生挑戰的，從沒有聽說哪個教授面對學生的批評就指責對方“你是紅衛兵！”更不會氣急敗壞地質問學生“我寫書的時候，你在哪裡？！”  

 

十、“權力夢”導致否認私下表述的政治觀點  

 

胡平在他的文章中以我在“知識份子和共產黨”一文中引用了他在電話中說的“當年薩哈羅夫和索爾仁尼琴的做法，就是脫離群眾的”。這麽一句話而大加渲染，指責我引用他私下談話是“違背起碼的文明生活準則”等等。這句話確實是胡平在電話中與我談的，那是去年我就他不斷批評魏京生“激進”一事與他進行了近一小時的電話辯論。我並舉出索爾仁尼琴等人例子說，他們當年就不一味考慮策略而是堅持說真話。胡平則反駁說，“當年薩哈羅夫和索爾仁尼琴的做法，就是脫離群眾的”等。  

 

把別人私下表述的政治觀點公開引用批評可不可以？讓我們看看美國學界是怎樣看待這類問題的。現在《紐約時報》每週發表兩篇文章的專欄作家安東尼?路易士（Anthony lewis）也是美國研究言論自由的著名學者，他曾因出色地報導美國最高法院審理的新聞誹謗案，而兩次獲得美國新聞界最高榮譽的“普利策獎”。路易士現還擔任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也在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講授“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關於言論自由）。我曾一堂不漏地聽了他在哥大的課，讀了他指定的全部閱讀教材和他的關於言論自由的專著《不得立法》（Make No Law），並對他本人進行了長篇專訪（紐約《世界日報》週刊，1995年1月29日）。  

 

由此對美國的個人隱私權和新聞自由的關係有了更清晰的瞭解。簡單地說，美國是實行雙重標準，即對普通人，要保護他們的隱私權。而對政治人物，國家公職人員和公眾人物，他們的言行無論是公共和私下都受到媒體和公眾的監督。因為人只要與權力連在一起，就導致腐敗。因此新聞監督、人民的知情權比政治人物、國家公職人員的個人隱私權更重要。而對公眾人物的監督制約，則迫使他們檢點公開和私下的言行，給社會樹立好的形象。  

 

胡平出任過兩屆“中國民聯”主席，至今仍是海外主要民運刊物的負責人，最近更以民運領袖身份，受到去臺灣觀摩總統大選的官方邀請，當然屬於政治人物。當然屬於受媒體監督的範圍。他私下表述的政治觀點當然可以被公開引用。這不是個人隱私的問題，而是對政治人物的言行，無論公開和私下的，民眾都有知情權。例如，個人的報稅單應是最隱私的東西之一，但最近《紐約時報》把五名競選共和黨總統提名人的個人稅單全部刊登在報紙上（1996年1月21日E三版）。這就是新聞監督，沒有美國人會認為這是侵犯了這些人的個人隱私。  

 

研究“言論自由”的胡平對此應該不陌生。但他卻故意把這種新聞監督與文革揭發批判混淆在一起，利用讀者對文革做法的厭惡來扭曲問題的實質。而更令我吃驚的是胡平竟否認他親口跟我說過的話。在他打給我的一個半小時的電話中對我引用他的一句私下表述的政治觀點大加糾纏，並宣稱“政治家在法庭上，如果發現對自己不利的東西，如果對方沒有證據就可以否認。”接著我們在電話上對魏京生的問題再次辯論，胡平又重複了他的類似那句話的觀點。這次我把它全部做了錄音，否則他下次又否認。  

 

在給我的這個一個半小時的電話裏，胡平曾兩次親口否認他幾分鐘前說過的話。今後如果胡平再否認他講過的話，我就只好用事實說話，把這一個半小時的電話內容逐字整理交給報刊發表（連同錄音帶一起），讓人們瞭解，胡平是怎樣出爾反爾，言行不一的。胡平這次的行為給我上了極好的一課，使我更明白了為什麽美國媒體一再反復強調對政治家和“准政治家們”的監督。  

 

胡平為了抹黑辯論對手，還在他的文章說“曹長青經常把別人電話交談中講過的話作為公開批評的材料”。在我寫的所有批評文章中，除了引用胡平的上述21個字以外，有兩次引用別人電話記錄，一次是批評《叫父親太沉重》的作者艾蓓冒充周恩來的私生女，弄虛作假，欺騙讀者。在文中引用了艾蓓主動打給我的電話中又說的一些謊言。另一次是我在“尊嚴”一文中批評了參與起草“民陣”成立宣言的吳國光以給中共領館打電話表白自己已與民運無關的不尊嚴方式謀求回國，他給我打來電話罵“他媽的x”，我不在家，他的話留在我的答錄機中。我把它發表，是讓讀者看看這位前《人民日報》評論員是何等水準。胡平一向自認為著文嚴謹，既然用了“經常” 兩字，即是很多次。那麽請胡平舉出這很多次在哪裡？如果胡平舉不出來，我只能認為他以空話和編織來貶低辯論對手。  

 

十一、“權力夢”導致為了出名不擇手段  

 

從另一個角度說，如果胡平認為電話中私下表述的政治觀點不能公開發表，那麽他應該也用這個標準要求自己。但據我所知，他有三次把別人的私下電話內容全文發表。  

 

第一次是八九民運中，剛獲釋不久的民聯成員楊巍從上海給胡平打來電話，談及國內民運形勢和看法。據一位知情人說，民聯主席胡平隨即就把這番通話列印準備發表。當時楊巍的妻子車少莉是民聯聯委委員，從打字員那裏得知消息非常震驚，立即打電話給胡平，認為發表“通話”，會給身在國內的丈夫帶來危險，要求不要發表，並懇求胡平說，如果楊巍是你的弟弟，你能不考慮他的安全嗎？胡平竟回答說∶有的人要當烈士，別人不能拒絕。隨後把“通話”發表在次日的紐約《世界日報》上。車少莉後來退出民聯，從此不再參加民運，這是原因之一。而楊巍在美國的妹夫見到報上刊登的“通話”後，給胡平打來電話，也認為這樣做“會給楊巍招致危險”。胡平不僅沒有任何歉意，還搪塞說，只有公開發表通話，才能更好地保護楊巍。  

 

第二次是王丹被釋放不久，胡平從紐約給王丹北京家中打電話，然後把電話交談全文刊登在《北京之春》上，隨後又收入他在臺灣出版的書中（《從自由出發》，第344頁）。發表的“電話交談”上並沒有就可否發表一事徵求王丹意見的文字，更無王丹授權。這樣發表身在國內那樣險惡政治環境中的異議人士的私下談話會給當事者帶來什麽樣的政治後果，胡平顯然沒做考慮。只是因為王丹剛釋放，媒體多方報導，把與王丹的“對談”發表，就顯得胡平也足夠重要。  

 

第三次是魏京生獲釋，舉世關注，胡平又給魏京生打去電話，也是隨後把電話內容全部刊登在《北京之春》上，隨後又收入他的書中（同上，第323頁）。發表的“電話對談”上注明是“據錄音整理”，文中也是沒有徵求魏京生可否發表的文字，更無當事人的發表授權。如果海外希望瞭解魏京生的觀點，可以邀請他撰寫文章。這樣突然打去一通電話，什麽都聊，然後全部發表，會被中共抓住口實，對國內異議人士的處境很不利。我想以胡平的智力不會不清楚這樣的道理，只是出名心太切。因為魏京生剛獲釋，媒體廣泛報導，把魏京生的大名與胡平並列在一起，顯然可以提高胡平的名聲地位。這真是一個很滑稽的現象，一方面胡平迫不及待地批評魏京生“激進”“不策略”；另一方面又要借魏京生出名。這也難怪，胡平的價值長期不被人發現，實在把他逼到一個很令人同情的境地。  

十二、“權力夢”導致放棄原則  

 

胡平還在他的文章中多處指責我“簡單化”，“黑白兩分”，並強調對有些人以不尊嚴的方式回國的行為也要寬容，並例舉三十年代一批共產黨高級幹部就是用寫“悔過書”的方式走出國民黨監獄的，這是策略需要等等。胡平顯然有意混淆了當年共產黨幹部寫悔過書和今天我討論的知識份子要看重尊嚴的本質不同。我在“有尊嚴地回家”（《北京之春》1994年4月號）一文中，並沒有批評普通留學生、華僑和一般民聯成員，而是批評那些民運名人和知識份子。在民運高潮時，這些人拼命爭自己在民運中的名聲地位，有的還靠民運捐款生活；在今天民運低潮時，這些人有的給中共領館打電話表白與民運“劃清界限”，有的給北京政權寫“悔過書”以爭取寬恕，得以回國。對這種無視尊嚴的行為我堅持應該批評，因為中國人的尊嚴意識遠不是太強了，而是根本就沒有被重視過。在這些原則問題上，只能是“黑白兩分”，沒有中庸的餘地。正如《聖經?新約》所說：“沒有僕人能侍奉兩個主人：不是恨這個，就是愛那個；不是重這個，就是輕那個。你不能同時侍奉上帝，又侍奉財神。”為什麽？西方學者史密斯（L. P. Smith）解釋得很傳神∶“同時侍奉上帝和財神的，很快就會發現上帝沒有了。”  

 

至於胡平批評我在尊嚴回國問題上不該對人不寬容，我感到很吃驚。我想胡平是太健忘了∶  

 

第一，我在撰寫“有尊嚴地回家”一文之前，曾打電話與胡平探討這個問題。胡平認為，這個問題是相當值得寫的。並特意指出，當中共發言人提出民運人士如回國，“按徐剛、李三元、吳國光模式辦”時，李、吳兩人都極力否認，這說明他們是“知恥的”，但像張郎郎那樣，通過給中共公安部長陶駟駒寫信，表白與民運劃清界限得以回國之後，還向《九十年代》記者炫耀中共對他的重視，就屬於“不知恥的”，更應該批評。他特別強調，如果用給中共當局寫信和打電話與民運劃清界限的不尊嚴方式回國不受到批評，那像魏京生、劉青等一直為理想和原則蹲監獄的人不是白蹲了嗎？  

 

第二，1994年耶誕節那天，在紐約一位朋友家的聚會中，胡平當著十幾名參加者的面親口為我的“有尊嚴地回家”一文的觀點辯護。當時有人批評我文章的語言太尖刻，胡平為我爭辯說∶“對長青的文章，你不能說他本身尖銳就是錯，而應說他批評的那個東西是不是錯。你看美國政治界的批評也是非常激烈的嘛，非常尖銳的。”“關鍵這個批評有沒有道理，第一符不符合事實；第二有沒有是非。是堅持了‘是’還是堅持了‘非’。”當時也有人批評我的文章對人不寬容，胡平替我反駁說∶“寬容並不等於不堅持原則和沒有理念。正因為一個人對某個理念堅決地主張，用生命去捍衛，對另一個主張才深惡痛絕。非常強烈地反對，不等於不寬容。”胡平並舉例解釋說∶“中國人在宗教上都很寬容，因為中國人根本沒有宗教。你如果非常信宗教，提倡伊斯蘭教，你還能容忍（其他宗教），那才叫寬容呢。中國人根本不是個寬容問題，他是無所謂嘛！”我至今認為胡平的這番解釋準確、精彩。  

 

當時在場的一名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學生要寫海外中國民運的文章，在征得大家同意後，把這場幾小時的談話做了錄音。當我聽這個錄音時，感到深深的悲哀，一個人這樣輕易地為了攻擊爭辯對手而放棄原則，原來那樣讚賞我的觀點並為之辯護，而在我批評了他之後，就一下子反過來為不尊嚴回國的劣行辯護了。而且竟然為歌頌葉劍英、讚美中共監獄的戴晴辯護。  

 

當然，胡平可以在“尊嚴回國”問題上改變觀點。但當你由原來的讚賞改為批評時，總要向讀者有一點說明。為了把批評他的人壓下去，為了一貫正確，連尊嚴這麽重大的原則都不顧了。為了“一貫正確”，胡平不僅回避以前的失誤，現在還要否認他以前的正確。胡平這種為眼前的“鬥爭需要”而放棄原則，用這種“凡是曹長青批評的我都辯護”的方式來拉“同盟軍”，是不是有點太降低“民運理論家”的水準？  

 

十三、”權力夢”導致濫用權力  

 

在胡平打給我的一個半小時的斥責電話中，我告訴他說，我已寫好了一篇“怎樣面對裸體的皇帝”批評他的“見好就收”的理論，文中也評價了他的《論言論自由》，準備投給《北京之春》。胡平立即回答說∶“別人假如說批評我的《論言論自由》還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之內，那我作為（《北京之春》）編輯之一，我認為這個就是低於發表水準。”我當時聽了甚感吃驚。因為我在海外至今發表的200多篇文章過程中，還沒有遇到哪個報刊的編輯給我打來電話，對一篇他還沒有看到的文章事先警告說，假如你批評我，就是低於發表水準，不能刊登。而首次遇到這樣的電話，警告者竟是一再為寫出《論言論自由》而驕傲的胡平，而胡平要阻止我表達的觀點恰恰又是針對《論言論自由》本身，這真是一個絕妙的自我諷刺。  

 

正如本文前面提到的，我對胡平的《論言論自由》是在充分肯定的前提下，指出“它還沒有脫離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對這樣一點點的批評胡平都要大動肝火，甚至以不刊發我的文章為威脅。其實並不是只有我持這種觀點，例如最近洛杉磯《新聞自由導報》（1995年12月22日）刊載了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李進進寫的探討言論自由的文章，在提到胡平的《論言論自由》時，在肯定之後，也是指出胡平“在文中引用了大量馬列和毛澤東語錄來宣導言論自由”， “他不能突破馬克思主義的外衣，限制了他向理論深度自由擴展。”  

 

對於這樣的評價，胡平不同意可以寫文章反駁，但不可以採取不刊載別人的文章，封住別人的嘴的方式來拒絕批評，保持自己“絕對正確”。而且作為《論言論自由》的作者，胡平是深知言論自由的價值與意義的。他曾寫過，言論自由，最根本的是要給不同意見、尤其是批評意見的自由。因為歌頌和附和，沒有人會限制。而胡平在海外發表的“權利先於是非”一文（《中國之春》59期），更是強調∶“你可以不同意別人的觀點，你可以用同樣的方式提出你的觀點以及反對別人的觀點，但是任何人，包括政黨、政府，都沒有權利去壓制別人，不但是你不能去壓制，當你見到有其他人，尤其是執政者，試圖利用強力去壓制別人時，每一個公民都必須站出來反對，都必須維護別人的自由權利。”胡平把道理講得明明白白，但為什麽批評到他的頭上，他就完全忘記了這些原則和理念了呢？  

 

更令我吃驚並憤怒的是，胡平這樣威脅了，也真的這樣做了。當我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編輯部後，胡平百般阻撓它發表。其實，在中國文人的筆戰中，作者投稿批評刊物主筆觀點的也不是沒有，例如四十年代儲安平辦《觀察》雜誌，當有人投稿批評主編儲安平時，他不僅刊發了，還用了比常規字大一號的字體。而刊登自己的答辯時，則用了小一號字。這是儲安平的“高水準”和胸懷。因為信仰自由主義的儲安平相信，只要是正確的觀點，是不怕批評的，不管批評是多麽尖銳，廣大讀者是有鑒賞力的。而“一般水準”則是見到批評自己的稿件，編輯本人會回避，由其他編輯決定處理。像胡平這樣親自阻止發表的，不知屬於何等“水準”了。我不知胡平同時在《前哨》和紐約《世界日報》上，一邊撰文為自己的《論言論自由》水準高低而辯論，一邊以實際行動阻止別人的言論自由的時候心理是怎麽平衡的？  

 

胡平在我批評他之前，曾多次向我約稿。自從我批評了他的“見好就收”的八字理論後，不僅再也不向我約稿，現在又說我的文章“低於發表水準”，並阻止刊登了。怎麽我一批評胡平，我的文章品質就一下子降到不夠發表的水準了呢？  

 

胡平不僅不發表我批評他觀點的文章，也不發表鄭義關於八九民運和胡平觀點不同的文章，更拒絕發表封從德投給《北京之春》的多篇和胡平爭論天安門運動的文章，為此封從德非常氣憤，並撰文抗議胡平這種做法。  

 

胡平現在還沒有掌握國家政治權力，僅僅是一家民運雜誌的負責人，就要禁止不同的聲音，可以想像：有了更大的權力又會怎樣呢？如果他將來當上了中國的宣傳部長，是不是要把批評他的文章都禁止發表？如果胡平獲得鄧小平那樣的權力，批評他的人會不會被抓進監獄呢？不敢繼續想下去，因為這種思考真正令人恐懼。  

 

胡平的這種做法和他所反對的共產黨的做法一樣∶對那些他們認為不好的，則用最痛快的辦法∶封住他們的嘴。而我來美國後最深刻的體驗是∶思想資訊也像自由市場一樣，在能夠自由流通、交流、交鋒的情況下，最後一定是真實和真理被人們選擇。這就如同商品，是不會用禁止別的商品生產和上櫃檯來證明自己品質好，而是讓所有商品都有上櫃檯的機會，讓消費者選擇。  

十四、“權力夢”膨脹自負和狂妄  

 

“權力夢”導致容不得批評，更聽不進批評。在“一貫正確”的自我陶醉下，人就會逐漸膨脹出自負和狂妄。本文前面舉出一些事實，指出胡平與魏京生、王軍濤和方勵之“攀比”的自負；而近來胡平又與昆德拉、哈威爾等人“攀比”了。他在《前哨》上反駁我的文章中寫道∶“曹長青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爾仁尼琴、哈威爾和昆德拉的言論，他斷言這些觀點是我們所不具有的。這與事實不符。我請曹長青讀一讀我的文章，如《社會主義大悲劇》、《人的馴化、躲避和反叛》等，兩三篇即可以。你可以很容易發現，被你引用的那些蘇聯和東歐人的見解，沒有一條是我沒有講過的。”（1996年2月號83頁）  

 

且不說這種“他們的見解沒有一條是我沒有講過的”這種話是多麽不符合事實和邏輯（因為不可能別人的每條見解你都講過），而且它完全混淆了兩個根本區別∶第一，索爾仁尼琴和哈威爾們是在幾十年前表述的對共產主義的批判，而胡平是在許多年之後才復述的，發現真理和後來對真理的重複與詮釋在價值上是完全不同的；第二，吉拉斯和索爾仁尼琴等是在共產極權專制的環境下獨立思考並勇敢地發出那些聲音的，而胡平所列舉的文章都是他在美國這樣既無政治危險、又有自由流通的資訊和充分言論自由保障的社會環境下寫出的，其價值怎麽可以比擬呢？退一步講，如果胡平真的不比昆德拉和哈威爾們遜色，也最好由別人說，自己出來說，實在讓人感到太自負和狂妄。其實，凡是自己宣稱不比大師遜色的，不是偽的，就是根本無法比擬的；因為真正的大師、智者是不會通過攀比來確定自己的價值的，他們是自信的。  

1990年夏我和當時的《中國之春》主編丁楚一起受邀到康州大學演講，他的講題是“中國民運的孫子兵法”，講的是胡平“見好就收，見壞就上”的八字策略。演講會的組織者會後對我說，學生們對這種提法很反感。胡平也是用古代兵法比喻他的八字策略，強調兵法就是抽象的，來為他的八字理論的隨意性狡辯。但“孫子兵法”是經過多少次戰爭檢驗的，而胡平的八字民運兵法，正如我在“怎樣面對裸體的皇帝”一文中指出的，不要說在八九民運中操作不了，即使在海外幾百人的民運組織中也無法運作，連胡平本人都不能實行。而更顯見的事實是，八九民運根本不是戰爭，不是“兵法”能解決的。但胡平那種用兵法來比喻八字理論的自負口氣，儼然他就是“民運孫子”。  

 

1993年初胡平在民聯民陣華盛頓合併會上的退選演說我至今不忘，因為他在演講結尾說了一句很神的話∶“我相信我今天說的話將起20年的作用。”（日本《民主中國》1993年3月號13頁）胡平為什麽不說15年或30年呢？為什麽是20年？它的科學根據在哪裡？這種居高臨下地隨意使用數字，表現的正是人的自負和狂妄。  

 

十五、“權力夢”終將破碎  

 

真正的理想主義者不是以追求權力為目標的。在與共產主義專制抗爭的那些勇士們的行列中，我更讚賞和推崇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這種堅持不謀求權力，永遠做統治者的監督者和批評者的知識份子。在“學而優則仕”的中國文人傳統中，湧向權力的大道上總是擠得頭破血流，而在不屑權貴堅持獨立的小徑上，卻永遠是寬敞得鮮見人跡。所以，在中國文人中，不論怎麽強調警惕“權力夢”的誘惑都不過份。  

 

“權力夢”對人的腐蝕是嚴重的，因為權力是最能使人丟掉理想、放棄原則的東西。胡平可以努力去實現他的政治抱負和雄心，但令人擔憂的是，如果胡平總做“權力夢”的話，不僅他從政管理國家的抱負很難實現，恐怕也很難做成一個好的理論家，因為這二者之間畢竟相抵觸之處太多了。  

第一，黑箱作業，導致民運腐敗。  

  

  

過去這些年中，這本雜誌曾多次發生內鬥。而兩家雜誌都靠臺灣方面的資金運作，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但到底拿了多少錢，外界根本不知情。據內部人透露，臺灣方面只單線和《北京之春》的個別人聯繫；對《中國之春》也只是定期向它的帳戶撥款。款項的來源完全是秘密管道，兩本刊物的當事人都諱莫如深。海外民運需要臺灣方面的資金援助，既不是什麽見不得人的行為，也是任人皆知的事情，即使出於某些原因不向社會公佈，那麽起碼民運團體內部應有監督機構吧？但這一點可能都沒有。誰拿到錢誰就是內鬥的贏家，還會理其他組織嗎？別的組織不滿嗎，你連告都找不到門，所以他們才對錢的來源諱莫如深。  

  

在過去這些年來，一些民運內部的朋友提供了相當一些有關民運腐敗的材料，我起碼拿到了三個民運團體的部份財務報告，其中顯示濫用公款的情形嚴重到令人吃驚。但我無數次猶豫，最後都沒有寫，考慮到民運的艱難和形象。  

  

但1999年《世界日報》刊出了《中國之春》社長涉嫌貪汙十幾萬臺灣捐款的醜聞。我手裏有這位社長薛偉夫婦使用《中春》公司信用卡購買東西的收據等資料，其中顯示，他們在Home Deport，Macy's，Target，Costco等等這些家用商店買東西的單據都報銷了。還有收據顯示，大量用公款到餐館吃喝，僅1997年一月份，就吃掉516美元。據《中春》董事長的查賬報告，僅三年累計的不清賬目就高達20多萬美元。  

  

另一個前華盛頓民運基金會負責人（即“中國戰略研究所”的王軍濤），三年時間，他個人花銷的旅差費、電話費、禮品費、吃喝費等，就達3萬5千美元。  

  

在正式走賬的財務報告中都能有那麽多的問題，而根本不列入財務報告的“小金庫”的賬則更可以像自己錢包裏的錢一樣自由使用了。而“保密”制度就為“小金庫”開了最方便的綠燈。  

  

比如說，上述那位華盛頓民運基金會領導人曾被委託向北京一個研究計畫轉送4萬5千美元的資金，幾年後，那位在北京負責這個項目的人來到美國，說他們僅拿得2萬7千美元。這中間的1萬8千美元被誰“截留”了？當那位基金會領導人被問到此事時，他才說，他自己做主，把其中一部份款項用於其他大陸民運了，但不提供具體給了大陸哪些人的名單，理由是大陸民運要“保密”。  

  

《北京之春》的賬目怎麽樣？從《中國之春》揭露出來的那些嚴重問題來看，只要不公開，不透明，就不可能有清白。連《北京之春》主要負責人拿多少工資都是“最高機密”，在《北春》做一般編輯的都不知情。這有什麽可機密的？在《北春》還是《中春》的時候，在一次內部會上，曾有人往他們的領導人身上潑了雞蛋湯，抗議他不清查雜誌的“小金庫”，濫用公款。  

  

“小金庫”的存在往往是貪汙腐敗的一個標誌。當年劉賓雁寫的報告文學《人妖之間》中的黑龍江大貪汙犯王守信，就是因為小金庫被發現而查出巨額貪汙。北京市長陳希同被查出大量貪汙，也是被查到小金庫。所謂“小金庫”，就是不列入正式賬目的資金。在美國，由於在銀行開帳號很方便，多開一個帳號設立“小金庫”更不是難事。一旦有查賬的事情發生，拿出主賬，不說出有小金庫這個帳號，於是小金庫的資金就成了主要領導者的囊中物，可隨意支配。《中國之春》社長的小金庫裏的8萬8千美元，最後查賬只追回2萬，其餘6萬多不知去向。  

  

幾年前，華盛頓一個民運人權基金會發生賬目爭執，也主要由於它的領導人把一筆5萬美元的捐款另立帳號，私設了小金庫。我曾採訪過該基金會的美國會計，獲得一些賬目單據等。但這筆賬最後沒有下文，因為那位對小金庫提出質疑的美國會計隨後就被“解雇”了。  

  

雖然早已知道《北京之春》是從臺灣獲得經費，但報紙公佈出的數字仍是令人吃驚，因它不是小數目，800萬美元，可以做多少事啊！然而《北京之春》至今連個辦公室都沒有剩下。原來《北春》在皇后區租的那套辦公室，當年如果買下來只需幾萬美元，只是800萬的百分之一。但民運領袖們根本就不做這種長遠打算。光《中春》《北春》幾次內鬥花的電話費，恐怕也超過了這筆買房錢。像哈佛大學等把得到的捐款部份投資，為了學校的長遠發展；流亡的西藏人也用捐款早就在曼哈頓中城買了房子（現在的西藏之家，房價已翻了幾十倍），還有的把部份捐款用於辦公司等，用錢滾錢，作為長遠的資金。但《北京之春》現在除了幾台電腦，幾把桌椅，什麽都沒有剩下。  

  

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同樣的道理，哪裡有黑箱作業，哪裡就一定會有貓膩。不論是共產黨，還是它的反對者，都是如此。因為誰的人品都是靠不住的，必須依靠制度的保障。沒有透明的、有效監督的制度，反抗腐敗者最後也一定成為腐敗的一部份。  

  

第二，公有製作業，製造低劣產品。  

  

已經有許多關注民運的人抱怨，《北京之春》怎麽辦的連個共產黨的刊物都不如？在編輯、設計、裝潢等等方面，都是粗製濫造，給人以強烈印象：編輯人員敷衍了事，根本沒有敬業心。在有了市場競爭之後，連中國大陸的報刊都在努力提高品質，爭取讀者。雖有共產黨對內容的限制，但在編輯方面，則相當追究專業化和市場效果。而《北春》則是千篇一律，“十年一律”，閉著眼都可以把文章塞進原封不動的框框裏，真到了“慘不忍睹”的程度。  

  

不要說和美國或臺灣的雜誌比較，僅把香港的政論刊物《開放》和《北春》放在一起，就一目了然：哪家刊物的編輯下了功夫。人家的封面、內文、標題等，包括編排、字型大小、內文上哪些話需用黑體標出等，都可看出編輯的用心、匠心和敬業心。  

  

《北京之春》為什麽不可以學學其他刊物？它學不了，因為它們的性質不同，人家是私有制，是自己掏錢辦的，當然會在珍惜每一個銅板的同時，付出最大的心血，當作一份事業，一個企業來辦。因為它要面對的是市場，是競爭，是消費者無情的“選擇”。而《北京之春》是臺灣財政包乾式的公款來辦，品質沒有任何人檢查，印了多少本，賣出去多少本根本不用在乎，反正每月照樣有錢拿。  

  

人類迄今為止的歷史證明，私有企業不一定全都成功，但成功的一定是私有制；而公有制一定失敗。僅從海外華人辦的各種報刊來看，無論是傳統報刊，還是網路媒體，只要是內容豐富，吸引讀者，有競爭力的，一定是私營企業。而靠各種基金會和公款資助的，則明顯缺乏競爭力。一位私營媒體的編輯對我說，他除了睡覺，其他時間全都在工作，連吃飯時都在工作。像《北春》那種旱澇保收，10點上班，2點就走人的大鍋飯，在當今的中國大陸都吃不著了。  

  

有人說，不能拿《北春》和其他投放市場的刊物比較，因為這是一本民運機關刊物。且不說自從近10年前兩大民運組織合併失敗之後，這本刊物就不再是哪個民運組織所屬的機關刊物，而是公家錢、個人掌控；即使民運圈子裏的人對它的品質也都搖頭。以最近幾期刊物為例，裏面很多文章都是從網上抄過來的。在互聯網上已廣為流傳過的東西再用平面媒體印刷出來，哪有這樣辦雜誌的，這不是“八路軍胡弄共產黨”嗎？不對，應該是“民運領袖胡弄國民黨”。  

  

臺灣停止這種黑箱作業的資金，可以減少海外某些民運領袖的腐敗機會，不再鼓勵他們在私有制的美國，過公有制的癮，吃臺灣納稅人的大鍋飯。  

  

臺灣方面當然應該支持中國人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但應該透明化，不應繼續那種單線秘密聯繫、錢固定跟人走的荒唐政策；而應成立公開的基金會，向所有海外民運組織開放，大家可以自由競爭申請。臺灣的資金應該是資助專案，而不是資助個人或對某個組織財政包乾；應定期審核，加強監督機制。  

  

臺灣的錢停了，《北京之春》現在開始從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拿錢了，但用美國納稅人的錢，就有長進的希望了嗎？只要公有制大鍋飯的性質不變，它的品質不會變。  

本來，一位老人去世了，如果你對這個人不以為然，你完全可以不參加他的悼念活動。如果出於禮貌、或什麽原因參加的話，也應該在生死的界限面前有點真誠。但實在令我吃驚的是，那些平時和王先生的理念、觀點根本不同，不屑與他為伍，更毫不關心他的人，居然能坦然自如地上臺發言，在給王若望冠上一堆“偉大”的政治桂冠的同時，演出一幕幕“真誠地”向王先生道歉的戲。我差點被他們的道歉感動了。  

  

  

然而，他們道完歉就拉倒，他們的歉意隨後就立刻隨著王先生的遺體一起火化了，幾個小時都沒保持住，他們連瞥一眼王若望遺孀和子女的願望都沒有，更別說過問一句對他們的具體幫助。你如果僅出於禮貌參加，可以閉口不說話嘛。我不得不欽佩那些搞政治和準備從政的人們的表演能力。海外民運雖然連成功的影子還沒見著呢，但周恩來式的未來政治家們倒實在不乏其人。  

  

但追悼會還沒結束，人們還沒完全從對“玩政治”的人物們的厭惡中擺脫出來，又目睹了一幕醜陋。在大家都站在門口目送王先生靈車離去的時候，兩個民運人士居然當眾動手打起來了。這是一個老人的追悼會，一個莊重、肅穆的時刻，無論以往有多少是非恩怨，任何人的行為起碼得看場合、識大局，有點做人的起碼底線。但這兩個民運人士不僅是自己動手打了起來，而且兩邊都是全家出動，當著送葬的眾人的面，居然男男女女動手撕打起來。在場的不僅有新、老華僑，學生、學者，還有不少報社記者。這種行為真是丟死人了！一場本來已經算是很順利的追悼活動，硬是在尾聲的時候被抹上這麽一個敗筆。  

  

面對這種非常令人吃驚的場面，我下意識地上前硬是拉住其中一對夫婦（徐水良一家），連拖帶勸把他們帶離現場。我明確對他們說，不管你們誰對誰錯，都絕不可以在這種場合打架，這是一個老人的追悼會，你們簡直昏了頭了！你們有問題可以爭論，也可以打架，但不可以在殯儀館門口，不可以在送靈車的時候，不可以當著眾人的面。你們有能耐的話，應該像西方人那樣找個別的地方去決鬥。現在追悼會結束了，你們最好能回家，這樣這件事情就結束了。好容易把他們勸走了，道理都講得很清楚了，但一會兒這對夫婦居然又回到了“戰場”。而那邊一家兩代又男又女連呼，帶喊又要開打┅┅  

  

我本來非常希望那件事就此結束了，最好沒有任何人報導，我也就替他們遮醜，不再說話。但現在不僅報紙上、網上都登出來了，而且兩邊當事人又都出來強詞奪理，誰也不為他們不分地點、場合、場景，不顧基本禮儀、臉面、底線的行為道歉。他們這場吵鬧，根本不存在誰對，誰錯，根本沒有什麽“特工問題”，根本不在內容如何，而在這種形式本身是不能容忍的。海外可能的確有特工，但葬禮不是抓特工的時候。怎麽組織王先生追悼會、中共怎麽事先知道、知道多少都只能是一個猜測，並沒有事實根據。我本人沒有參加過任何一次關於王若望追悼會的籌備會議，但有人打著我旗號似乎要給某特工定論了，簡直荒唐。  

  

現在看到他們各自的申辯，我非常後悔當時去勸架，真應該讓他們繼續打下去，最後被員警帶走，讓法律來解決那些連追悼會都不懂得要尊重的人。有人說他們倆這場打架只是個人行為，和民運沒有關係；但他們一方是現任“中國民聯”主席，一方是“人權呼聲”組織負責人，並自稱“中國民主黨和臺灣方面推舉我競選民聯主席”。他們打完了，人們都在說是民運人士打架、鬧場，能說是和民運沒有關係嗎？  

  

這件事再次使我感到，許多聲稱要從事民主運動的人們，別說政治底線，連起碼的做人底線都還沒有學會。除了在葬禮上打，他們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也打。除了這種不分場合、當眾打架的非成人行為之外，民運人士們缺乏基本做人底線的行為比比皆是，對此我本人也不無體會——  

  

我基本上只和文字打交道，以為深居簡出，躲開人群就可以躲開一些令人噁心的事情，但並不是！他們作踐不到你本人頭上，就作踐你的文章。我的許多文章都被民運人士們不是改了文字，就是改了內容，甚至改了（或增加了）觀點之後在自己的網站或刊物上登出，並根本不注明原始出處。  

  

在美國的這些年來，雖然我在寫文章的時候努力嘗試學習我一直非常欣賞的美國專欄作家們的那種尖銳，但卻在盡最大努力擺脫令人厭惡的共產語言。我是一個對文字本身非常重視、非常感興趣的人，每一篇文章在發表之前都儘量在文字上仔細修理，經常為在發表之後才發現的不滿意之處而沮喪。但你精心躲避的東西，卻被別人隨意、刻意、肆意地硬加給你。比方說下面這類例子（主要是指《北京之春》《大參考》和《博訊》及《多維網》等民運刊物和網站）：  

  

我文章中的“中共領導人”被改成“共產大頭目”“中共黨匪頭目們”；“共產黨”被改成“黨匪們”；“支持專制政權”被改成“替共產吹喇叭”；“中國百姓”被改成“共產愚民”；“中國”被改成“黨國”；“共產黨”被改成“江澤民政治流氓集團” ┅┅  

  

諸此之類，數不勝數。更有人把我的文章整段整段刪頭去尾，然後加進他們自己的觀點，諸如對法輪功、對賴昌星案的評論等等。但迄今為止，我根本沒有寫過任何評論這些內容的文章。  

  

而他們選擇修改、轉載的基本上都是我批評共產黨的文章，嚇得我簡直不敢寫這類文章了。你寫一篇，他們給你改一篇。你的文章可以被塗改成比一具無頭屍還難看的東西，但卻把你的名字冠在那無頭屍之上。  

  

這些都是有名有姓的民運人士編輯的民運刊物。我曾向他們提出抗議，他們回答是，“我們這是幫你潤色，如果你不同意，我們可以署別人的名字。”這簡直就是流氓口氣。當我明確指出，你不經我的同意，轉載我的文章，再署上別人的名字，這難道不是公然的剽竊嗎？結果他們照樣還這麽做，有的在文尾加上一句：“本刊編輯部潤筆”，有的根本就不理你，照轉、照刪、照改、照添。  

  

這種做法無論當年我在中國時，還是現在，在共產黨管理下的官方刊物上都沒有見過，起碼是對我的文章。而那些口口聲聲反對獨裁專制，要在中國建立民主法制的人，他們自己的行為簡直就是無法無天，連最基本的做人、做事底線都根本不管，有時比他們所反對的那個制度的做法還糟糕。  

  

近年有了網路這個自由載體，有些人的做法就更惡劣，他們把一些醜陋、骯髒不堪的文字署上你的名字發表。有人說現在對民運人士們簡直比對共產黨還得罪不起了呢，他們可以一晚上貼上幾十個謾駡、栽贓的條子。簡直不可以想像，這些生活在如此文明國度的中國人怎麽可以陰暗、邪門到如此地步。  

  

今天人們痛恨共產主義，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由於那種制度扭曲人性，沒有法制。如果用共產主義的內容，打著民主自由的旗幟，去反對共產主義的概念，那麽這種反對不僅毫無意義，而且比他們反對的對象還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