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赵紫阳与他的《河殇》
weke
挪威.奥斯陆
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5 21:16 只看该作者
邓力群：赵紫阳与他的《河殇》
赵紫阳辜负了陈云的嘱托和教诲
1 赵紫阳不听陈云的两点建议
陈云同志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是非常关心的。1987年7月，他两次向赵紫阳建议，一次是通过薄老转告，一次是亲自找赵谈，语重心长啊！陈云建议的要点是两个，一是讲你责任重大啊，死了多少人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耀邦没有把这个责任承担起来，现在由你来承担，你一定要想到牺牲了几千万人，要把他们的事业继承下去啊。陈还按着赵的肩膀说：你身负重任啊！第二点，陈要赵好好学哲学，并把自己从学哲学中所得的收益告诉赵，哲学、世界观的问题不解决，你的责任就承担不好。”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啊！可以说赵完全辜负了陈的嘱托和教诲，也可以说陈的话不幸而言中。
2 赵紫阳听不进陈云的八点意见
陈云同志还在1988年提出过八条意见，这些都是针对赵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讲的，陈云开头就说：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八点意见，赵没有听进去。
赵紫阳欣赏《河殇》”新纪元”的说法
在1988年还有一件事，赵紫阳支持的《河殇》，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即不是这一年，也不是那一年，而是赵紫阳上台的那一年叫“新纪元”。赵紫阳不仅让有关单位复制录相带，而且亲自介绍、推荐该片给新加坡的李光耀，说值得一看。《河殇》播出以后，首先提出批评的是王震。王老在宁夏讲话批评，然后又找林默涵等人谈话，由林默涵等人帮助王老把意见整理成文章。文章写好给我看时，我就提出了这个意见，我说《河殇》的要害就是这一条，赵紫阳非常欣赏其中”新纪元”这个说法。李先念有一次见到我，说你对王老这个讲话、这个文章有什么意见啊？我说我提了一个意见，要害是”新纪元”的提法。先念说：哟，过去还不知道这个看法。
赵紫阳下台时，王老发表了一个讲话，批判“新纪元”是讲话的内容之一。
1989年6月21日，王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书面讲话，他指出：”《河殇》的要害，是所谓’新纪元’。《河殇》里有两个’新纪元’。巴黎公社不是新纪元。十月革命不是新纪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是新纪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是新纪元，马、恩、列、斯、毛以及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事业，都不是新纪元，只有1649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新纪元。1
987年赵紫阳同志当了总书记，又是一个新纪元；赵紫阳同志这个‘新纪元’，到底是什么样的’新纪元’？这是用’蓝色文明’即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薪纪元’。这是削弱以至取消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瓦解以至’改造’党。反对邓小平同志代表的党，大树特树赵紫阳同志’新权威主义’的’新纪元’。这是把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力量打下去，把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歪曲和破坏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力量庇护下来、扶植和集聚起来的’新纪元’。赵紫阳同志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错误，已经产生严重后果。几年来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分配不公，社会治安混乱，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贪污腐化现象，严重地脱离群众，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搞散了，早已在新中国绝迹的贩毒、吸毒、卖淫、走私、绑票、买卖妇女儿童、黑社会等丑恶现象重新泛滥，严重败坏了我们党和政府的形象，总祸根就是赵紫阳同志。到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大大小小的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残余势力和社会渣滓纷纷出笼。他们打砸抢烧杀，破坏国家财产，惨无人性地殴打和杀害解放军指战员，把神圣的天安门广场和首都北京，搞得黑云滚滚。这是他们’新纪元’的一次大暴露。……赵紫阳同志是一个想开辟’新纪元’的野心家，还是一个善于耍弄政治权术的阴谋家。”
王老是产业工人出身，但是喜欢看小说、看理论书，敢于而且善于保护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也相当敏锐。
注释：①这三个条例是：《国营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1981年7月13日发布)、《国营工厂厂长工作暂行条例》(1982年1月2日发布)和《中国共产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暂行条例》(1982年6月3日发布)。
②陈云：《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365页。
选自 《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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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ckman
The times they are a changin’
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5 21:38 只看该作者
“赵紫阳同志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错误，已经产生严重后果。几年来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分配不公，社会治安混乱，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贪污腐化现象，严重地脱离群众，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搞散了，早已在新中国绝迹的贩毒、吸毒、卖淫、走私、绑票、买卖妇女儿童、黑社会等丑恶现象重新泛滥，严重败坏了我们党和政府的形象，总祸根就是赵紫阳同志。到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大大小小的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残余势力和社会渣滓纷纷出笼。他们打砸抢烧杀，破坏国家财产，惨无人性地殴打和杀害解放军指战员，把神圣的天安门广场和首都北京，搞得黑云滚滚。这是他们’新纪元’的一次大暴露。……赵紫阳同志是一个想开辟’新纪元’的野心家，还是一个善于耍弄政治权术的阴谋家。”
把赵紫阳替换成邓小平很有喜感
莫之许
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5 21:56 只看该作者
这帮老人活着真是中共的噩梦,看来,这也属于现代医学惹的祸
zyl1989
一人作古何惧忧，天安门内尽风流。可怜书生项上血，至今黄泉怒未休！
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5 21:58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莫之许 于 2010-1-5 21:56 发表
这帮老人活着真是中共的噩梦,看来,这也属于现代医学惹的祸
平衡之术吧，如果要都是改革派当道，差距可能更大
再世关羽
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5 22:01 只看该作者
邓力群不是那个在延安把别人老婆整风到床上的仁兄吗？还没死啊
蟹立停
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5 22:44 只看该作者
这老头一两年内应该会被收的
我卖糕的 该用户已被删除
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5 23:38 只看该作者
传说中的左棍嘛
这么老不死就糟蹋粮食啊
用裤衩思考
路边社社员
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6 00:08 只看该作者
是不是新纪元，问问他儿子王军就行了。
中信董事长钱挣了不少吧？
还有那个深圳开枪的王兵，号称自己也不知道啥军衔。
无心
冒安林
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6 00:16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再世关羽 于 2010-1-5 22:01 发表
邓力群不是那个在延安把别人老婆整风到床上的仁兄吗？还没死啊
李锐的老婆，延安四大美女之一。。
weke
挪威.奥斯陆
1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6 00:41 只看该作者
王震的长公子王兵因经济纠纷在深圳高尔夫球场公开持枪绑架陈显旋；邓小平的
子女闹深圳、胁公安，巧取豪夺；更有大批二代、三代的太子布及大陆和海外，各
领一批帮凶，鱼肉良民，横行乡里，无所不用其极。老百姓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
，但在“有了权就有一切，没有权就失去一切”的暴政之下，两手空空，只能忍气
吞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太子党的形成，也不是朝夕之果。笔者当了四十多年教
师，长期执教於高干子女学校，今天横行於海内外的若干太子、公主，正是昔日受
我“教诲”之高徒！我现已退休，移居纽约，得以抚今追昔，对太子党的成长和形
成的过程，做一简略分析。
一、优越感浸入骨髓
中共首脑居延安时，重要干部多去外地“开辟根据地”，为安置其後方子女，便
成立了“延安保育院”，虽有一些特殊待遇，但总的说来，并不富裕，老百姓也无
多少怨言。至於像毛泽东之子毛岸英，刘少奇之女刘允若、刘爱琴等人跳出战争环
境，赴苏联留学，当然不是一般高干可以沾边的。但一因人数不多，二因赶上苏德
战争，宝贝儿们反而吃了不少苦头，有的还被关进希特勒之集中营，所以也没有造
成消极影响。
待中共占据大陆，定都北平，情况产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北平，按两条渠道成立
了干部子弟学校。一条是地方干部子女进的；像景山小学、育英中学（并非原来灯
市口的美国教会办的那所育英中学，该校改称第二十五中），刘少奇同王光美生的
孩子都在那里上学。另一类是部队的。最知名的两所部队高干子女寄宿制学校是北
京十一学校和北京八一学校；前者隶属中央军委，後者隶属华北军区。朱德、萧华
等人的子女都在“十一”（中共建国日）；叶剑英的小女儿（生於一九五零年）开
始在“十一”，只在初中上了一年，但因其父不同意男女同班，便於次年转入男女
分班的“八一”去了。
八一学校位於北京海淀，原是一座清朝的王府，其中女生宿舍的居处假山嶙峋，
流水环绕，亭台楼榭，书栋雕梁，人们认为是“红楼梦”中所写的大观园，并不确
实。但大观园只是纸上美景，而“八一”确实是公子哥儿、姐儿的实实在在的人间
天堂。假如说“八一”还算是对清朝旧址的利用，那么“十一”就不同了。中央军
委在北京西郊军事区（旧称“新北京”）平地起仙境，依最新设计，创建了这所学
校。当时北京人口爆炸式增加，城建部门规定不得盖平房，以节省占地。
“十一”校长乃“十大元帅”之一的罗荣桓之妻，她亲自找到市长彭真说：“你
不叫建平房，可你知道孩子们都小，上下楼梯摔着了，你要负责！”彭真听了，还
能不给元帅夫人面子，慨然破例。教室为“工”形平房，两侧有门。外侧花砖铺地
，绿树成荫，供晴天时孩子们出来玩耍；内侧是封闭式走廊，一端通宿舍，一端通
饭厅，可以避开日晒风吹雨淋。学生起床後，将换洗的衣服一扔，由生活老师（实
则是高级褓姆）送入洗衣房。不知怎么回事，洗衣设备全是当时被视为“头号敌人
”的美国制造的！
这些条件，在今天看来并不足为奇。而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不知有多少人
饿死的情况下，就不能不说他们已经走上脱离群众、背叛人民的道路了。孩子本无
罪，但“墨悲丝染”，大人变成了新贵族，环境也贵族化了，他们的优越感的日益
加深、侵入骨髓，自然也是无可避免的了。
班主任有权批阅学生日记，下面便是几则日记原文：“每次同爸、妈去翠微路商
场买东西，我总愿意在爸爸小轿车边多站一会儿，让行路人多看我几眼。”“老师
算什么？还不如爸爸的警卫员官大！”“老师来家访问，爸爸挺客气。实际上，老
师和我爸爸相比，只不过是蚂蚁和大象的关系。”从小有了这样的思想，长大了他
去给人民当“公仆”岂非天方夜谭！
二、狂暴性随机点燃
单有优越感，还不致杀人放火。但是优越感中本有为虐的火种，一经点燃，便成
了狂暴性，杀人放火便会成为小菜一碟。果然，契机真的到来了，点火人也到了。
这契机便是文化大革命，这点火人便是毛泽东。一九六六年的文革初期，本来有个
“十六条”，其中还没提到红卫兵，并曾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到了八月十
八日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时，毛泽东问献花的女红卫兵的姓名，回答说：“我叫
宋彬彬。”毛又问清是“文质彬彬”的“彬”後，说了一句：“要武吗！”这个红
卫兵便改名为“宋要武”，随之而生的正是全国一片打砸抢之风，草菅人命之风！
红卫兵以“红五类”组成，而“红五类”之首乃为“干部子弟”，干部子弟之首又
是军队高干子弟，这样一来，“十一”的红卫兵便自奉为“红卫兵之首”，而其它
学校的红卫兵在集会中见到带有“北京十一学校”徽章的，便像伊索寓言中说到的
青蛙遇见水牛一样，给予特殊的礼遇。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信条，在他们心中是坚如磐石的。有意
思的是这对联的横批，开始是“基本如此”，後来干脆改成“绝对如此”了。思想
的荒唐导致行动的狂暴，假如说，火烧英国大使馆的事件为周恩来压住未致扩大的
话，那么杀人如麻则是毫不夸张的实情实景了。下面就是当时我同我所教的一个男
生的谈话情况：
“老师！你当过兵，可曾打死过人？”
“没有。我当兵之後没仗可打了，才转业教你们的。”
“那可不如我，我昨天在教堂打死八个。”
他刚十五岁（我教的那个班都是十五、六岁），手里提着一条浑圆的皮鞭，已经
被血渍浸成乌黑色。他说话时是那么悠闲自在，哪里像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接着他
向我描述了这样的场面：王府井旁边有一座天主教堂，红卫兵先将十几个修女递解
出境（当时“人民日报”曾作为红卫兵的壮举加以报导），後来便住在那里。教堂
里储存有罐头食品，吃饭自然不成问题。每天先到警察派出所问：“谁是资产阶级
？”然後根据提名把这些“资产阶级”带入教堂，一带便是一家人。一家进去，立
即被红卫兵分光。三个红卫兵揪一个，先将人推倒，有人喊：“一、二、三！”同
时动手，皮鞭齐下，有专人拿着秒表计时，看各组打死人都用了多长时间，当然用
的时间最少的是“冠军”。令我震惊的是：获“冠军”最多的竟然是宋彬彬等几个
女生。
宋彬彬是我平时喜欢的女孩子，她腼腆、娇小、作业认真、字体清秀，考试成绩
也在班里数一数二。而现在，她居然能用皮鞭连续“作业”，数不清的“冠军”，
连眼前这个男生也流露出“自愧弗如”的神情。人之变化，令人难料；毛泽东之“
神力”，也确非虚传。十几岁的女孩子以杀人为愉悦，我至今不敢多想。更不知我
一丝不苟地给他(她)们上课，换得这样结果，我的心血是不是该花费？
这只是大海之一滴而已。“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说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好得很
！绝非糟得很！”接着又是来自中央的“除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的号召，打、砸、抢、杀的烈火燃遍全国。不能忘记这批干部子女，特别是像“
十一”、“八一”这类学校的红卫兵，即军队高干子女，是功高盖世的！
三、闷棍下学到狡黠
为了将北京以外各地的阶级斗争盖子掀开，红卫兵“肩负”起了一项重责：去全
国各地“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与此同时，
全国各地大、中学生，甚至部分小学生，也带上红卫兵袖章，或进京当“毛主席的
客人”，或朝拜“革命圣地”井冈山、延安、瑞金等地，一场史无前例的“长征大
串联”就这样崛起了。对一般红卫兵说来，大串联只不过是功课丢在一边，到各处
“白相白相”，大游览一番；而这些干部子女因为肩负“重任”，自命不凡，又要
高踞其他红卫兵之上，便真的有了不凡的经历。
“十一”的几个红卫兵突然走进教导处办公室给飞机场打电话：“是机场吗？有
去乌鲁木齐的班机吗？我们搭乘一下….我们是十一学校的红卫兵，新疆的阶级斗
争盖子还没揭开，我们要见王恩茂….好吧，明天早上让飞机等我们。”
他们打完电话出去了，我们几个老师却惊呆了：“搭乘”者，不花一分钱白坐飞
机也！王恩茂者，集新疆党权、政权、军权、建设兵团权於一身之大吏也！还有，
飞机要等他们去了再开！这几点作为，当老师的做梦也不敢想，而在学生身上都成
了活生生的现实，真可谓“青出於蓝”了。
大家都有这样的共识：这样的事，只有像十一学校的红卫兵才想得到，因为他们
的父母是高干，使他们有这个境界，有这个知识，有这个“气魄”；而几十年後的
今天也证实：正是靠这个境界、知识、“气魄”，才能够视江泽民的话为放屁，视
公检法如草介，无法无天，我行我素。
但就在这批红卫兵一步登天、不能自己之时，霹雳一声，受到了命运的捉弄。此
时毛的眼中钉刘少奇等已被打倒，红卫兵已失去利用价值；相反的，红卫兵内部展
开血肉搏斗，经济瘫痪，全国大乱，成为鸡巴毛炒韭菜 —- 乱七八糟，影响了毛
的统治基础和生存基础。毛轻轻说了一句:“现在该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其时，各单位都实行了军管和军训，野战军的小兵们(最大是个连长)夺了各部门
的权。更出乎这批红卫兵意料之外的是：由於他们的父母都是军队首脑机关的头头
，此时也被打成“资产阶级军内代理人”、“刘少奇伸向军内的黑手”，自杀的自
杀，挨斗的挨斗，送干校的去劳改。後院起火，厄运轮到了红卫兵自己，这批高干
子女让曾被他们“誓死保卫”的毛泽东一闷棍打了个懵头转向，像韩愈古诗中形容
的那样：“失势一落千丈强。”
饿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们早从父辈那里得到秘传：这是“运动”，“运动”过去
，你还是你，我还是我。要善於“韬晦”，要能“硬着头皮顶住”。比其父辈早熟
得多，也幸运得多，他们不到二十岁，便把他们父辈一生从中共内斗中获得的经验
教训学到了。待再过二十几年，他们四、五十岁时，当然更“好汉”了：情妇成群
，贿金盈库，口中念着：“我学孔繁森！”心中惦着:“好个王宝森！”
四、分化中愈见风流
事情总是画着圈儿走的，当他们的父母住够了“牛棚”坐够了“喷气式”之後，
毛泽东发现：舍掉这批人，谁来充当爪牙？好在“人嘴两张皮”毛又轻轻说了话：
过去把他们拉下马是对的，现在把他们扶上马也是必要的。於是他们的父母陆续被
“解放”。只是正遇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他们难以抗拒。又是靠了父母的
“经验”，不搞明抗，搞“曲线”救命法 —- 走後门当兵。
军队里熟人多，参军後能入党、提干照样飞黄腾达。没想到命运之神又给他们紧
了一扣：参军没多久，就碰上对越战争。要去中越边境，要迎子弹，要刺刀见红，
哎呀呀，我是为躲避上山下乡的，这下子却要住“猫耳洞”(一种简易防御工事)，
那怎能行？好在这时他们的父母多又上了台，并逐步巩固了新得到的权力，更基於
曾被打倒的经历，深悟出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管他妈的老
百姓怎么说，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当初参军是对的，如今找个籍口，让孩退伍也
是对的。於是，从孩子身上找出了“神经官能症”；於是，打电报说孩子妈“得了
不治之症，瘫痪在床，需要照顾”。好在部队头头都是“老哥儿们”，都把他们的
孩子放回去，然後再动员“群氓”的孩子们去边境卖命！
还别说，犬走千里吃屎，狼走千里吃肉。瘫痪已久的大学，要招“工农兵学员”
，不需考试，而靠“推荐”，白卷不妨，只看出身。哈哈，又赶上了！他们摇身一
变，都成了新型大学生。像打太极拳一样，无论对方从何处来劲，都可以借用得上
，“以四两驭千斤”。此术经过长期运用，形成了一整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的以权谋私兵法，这就是为什么在目前的“反贪倡廉”中愈反愈贪、愈唱愈腐的奥
秘所在。
优越性 —- 狂暴性 —- 狡黠性，是一切贪官污吏发展轨迹，只不过在这些“
太子”身上体现得更为典型而已。“优、狂、狡”三性，说到底，其核心是贪婪性
。这种贪婪性使他们能像妓女一样不顾羞耻，像恶狼一样吞噬百姓血汗，像演戏一
样挂羊头而卖狗肉。
今天的“太子党”，正是这么一批黑了心的衙内，它们虽然人数不多，但能量极
大。俗话说：一勺粪坏一锅粥。特别是因为他们有过硬的背景，又盘根错节，官官
相护，为保护包括邓小平在内的特权阶层的整体，也就不好牵动其一毛一发了！对
每一个致力中国革命、中国统一的人来说，都应当从骨子里认清这帮“太子党”的
本性，才可能有的放矢，达成预期之目标。
二○○○年九月九日收稿
- 注：文中所说十一中学即位于北京圆明园的一○一中，作者原系该校老师
weke
挪威.奥斯陆
1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6 00:44 只看该作者
无聊一下,说一下王石的背景:
王石（1951年1月－），生于广西柳州，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万科地产董事长。
王石父亲是老红军，王震三五九旅的下属，当年跟随王震到新疆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后来曾出任兵团副司令员。王震后来率工程兵团到深圳开发特区，其父亦南下与全家到了广州。
王石父亲后任柳州铁路局局长。
王石的岳父叫王宁,是80-90年代的广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weke
挪威.奥斯陆
1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6 00:46 只看该作者
党匪恶衙内、红色暴发户王军、王兵
- 任琅 *
“八九民运”提出的一个响亮口号就是反“官倒”。所谓“官倒”就是共产赃官
、“太子党”，通过权钱交易化全民公产为个人私产的罪恶勾当。
“六四”前夕，比较出名的官倒公司有，邓小平儿子邓扑方的“康华”、王震儿
子王军的“中信”、李鹏儿子李小勇所在的武警公司，以及陈希同、李锡铭、王宝
森为首的北京市委下属公司。“八九民运”要反“官倒”简直是断了这些共产头目
的财路，因此党匪们为保卫自己的不义之财，不惜挥起屠刀大杀大砍手无寸铁的反
“官倒”百姓。
- 出身于党卫军摇篮的王军
王军生于一九四一年，是王震次子。他从小不愿读书，是北京出名的体育棒子、
学校混混儿。这，为他十年後以“球”到台湾“会友”，留下了伏笔。
一九五四年，王军就读于党匪高干子弟云集的北京四中，三年的初中就靠玩球混
了过去。由于成绩不好，高中时只好进了在北京排不上号的三十五中。不过王衙内
有匪爷作後盾，他根本不在乎，六○年他终以太子身份被保送进了号称党卫军摇篮
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六五年，王军从哈军工毕业，进入了专事特务情报工作的共产军总参二部，开始
了其子承父业的帮匪接班工作。
- 炒房地产王军首开先河
“中信”全称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这是共产借“改革开放”之名最早成立的
一家官倒公司，并且还负有搜集情报、从事特务活动的使命。
邓小平上台伊始，他令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出山，结合自己的嫡系下属共产军总参
情报部（即二部）组成“中信”，荣出任董事长，总参二部副部长、著名特务头子
熊向晖任副董事长，共产老牌外交特务米国钧担任总经理。王军就是在这个时候，
以其太子党和特务专业的背景，被招揽进“中信”的。
最早，王军任“中信”业务部经理，後晋升为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和深圳中信董
事长。一九八六年，共产尚未发明借炒房地产窃国，是王军首先看好了深圳的房地
产叶，他利用特权把原本国有的、不允许买卖的土地变成了他名下的房地产，在深
圳建立起了王氏房地产王国。就是从那以後，深圳楼价直线上升，全国各地随之掀
起了房地产热，一时间原本无价的土地变成了赃官、太子党的滚滚财源。
王军借房地产窃国成功，随即取代荣担任了“中信”董事长兼总经理。在他的努
力下，“中信”很快成了共产国首屈一指的“官倒”公司和“太子党”公司。在那
里，最多的时候，集中了共产司局长级头目子弟八十多人。
- 向美国走私军火
王军同时又是“保利科技”的董事长。“保利科技”实际是一家代表共产总参装
备部的挂牌公司，专做军火生意，共产国的武器出口全都是通过“保利”进行的。
王军在“保利”有一个最佳搭档，那就是邓小平的三“驸马”贺平 —- 大土匪
贺龙的儿子、邓榕的老公。贺在“保利”任总经理，负责主持“保利”的日常工作
。
一九九六年，美国爆出特大新闻，联邦调查局搜出了两千支共产国制造的AK47自
动步枪，并逮捕了一批与走私这批枪枝有关的共产特务。“保利”被指控参与走私
活动的，王军、贺平大名出现在被追捕者名单之首。从此，贺平在共产国销声匿迹
，王军也名声臭臭。
- 收购“新海康”、搅浑香港股坛
九二年，邓小平声称要借搞活经济稳定共产政权，大陆许多官倒公司开始进军香
港掘金，王军、贺平的“保利”自然不甘人後。
九三年，“保利”来香港买入上市公司“新海康”。“新海康”是台湾许志勤家
族属下的一家船运公司，“保利”斥巨资收购“新海康”，立刻引起香港股坛轰动
。王向香港股民吹牛说：他要将“新海康”发展成“中信”在香港的旗舰。香港炒
家因此闻风而动，“新海康”的股价最高被炒到了九元三角。
然而骗子总归是骗子，随着“金融风暴”的到来，“新海康”终于显露原形。九
八年“新海康”股票跌至最低价位六角钱，坑苦了那些跟风买入“新海康”的香港
股民。
- 捐款五十万、统战克林顿
特务总忘不了特务勾当，一九九六年二月六日，王军“捐”款五十万，被邀进入
白宫同小白脸总统克林顿“共饮咖啡”，向美国总统摇起了共产“统战”旗。王军
自己吹嘘，他是由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安排晋见克林顿的，但媒体却揭露王
之能入白宫与献金丑闻主角崔亚琳有关。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导，雷曼兄弟公司驻华盛顿办事处经理葛林是王军打入
白宫的牵线人物，而葛同克林顿、崔亚琳都是老朋友，王军进白宫後的二月七日，
葛的老婆就签了一张五万美金的支票给民主党。
“洛杉矶时报”更指出，王军是规划共产全球进击战略的核心人物，他出大价钱
拜见克林顿，其渗透、统战的目的显而易见。
- 情报头目入台“以球会友”
一九九四年七月二十日，王军以“中国高尔夫球协会”副理事长身份出现在台北
中正国际机场，成为中共“太子党”特务公开入台统战台湾的第一人。
王军抵达机场时表示，他到台湾纯粹是“以球会友”、推动两岸体育和文化交流
，但这位“体育界人士”却不务正业，他在台湾接触的朋友，大部分是共产对台统
战的政经界大老。
王军赴台是通过活跃于大陆的媚共台商牵线实现的。他到台湾後，由当时的立法
院院长刘松藩侄子刘德成担任联系人，并由台湾亿万富豪辜振甫作保。到台当晚，
设宴招待王军的是台湾高尔夫球协会理事长陈重光。陈其实具有双重身份，他既是
党政大老，又是台湾富豪。第二天，七月二十一日，王军又陆续风尘仆仆拜访了台
湾金融界头面人物：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王又曾，以及全国工业总会、和信、富邦
、霖国、新光等大财团的负责人。王渗透台湾的目的至此已昭然若揭，然台湾那些
政客蠢货还蒙在鼓里做梦。
- 王兵绑架、太子党恶斗香港
王兵虽贵为王震的大衙内，但其锋头一直在王军之下。王军任深圳中信董事长时
，王兵只是副董事长。
八三年三月，中信、中国海洋航空公司、中国直升机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中国南海石油联合服务总公司、深圳联发实业公司联合成立中国海洋直升飞机公
司，王兵出任该倒爷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名义上，中海直做的是直升机买卖，但
实际上却是从事秘密军火交易的黑帮企业。
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四日，王兵在光天化日之下于深圳香蜜湖绑架了党匪头目乌
兰夫的孙女婿陈显旋，香港电视迅即将此案作为共产黑色新闻予以曝光。
这场党匪衙内的龙争虎斗，事涉深圳太子党的两个派系：一派是军头太岁王兵为
首，一派则以广东地方势力叶选平太座吴小兰、李灏女儿李珩、乌兰夫孙女婿陈显
旋当舵主。事情起因，无非是几千万赃款的分赃不均，最後酿成刺刀见红、香蜜湖
大肉搏。
事发後，邓三公主毛毛扬言要为王家兄弟两肋插刀，这可把专爱出风头的滑头江
泽民吓坏了，乌龟脑袋缩到阴沟里至今没敢出来，故此案到现在没个说法。
- 土匪窝里岂能出善类
人所共知，大胡子王震是党匪头号丘八老军头，这个满嘴马列主义的反资产阶级
自由化急先锋，在共产国却是数一数二的资产阶级腐化堕落份子。他生前，每逢冬
天就要到珠海避寒，在那里一住就是大半年，珠海每年花在他身上的招待费就是几
十万。
南下珠海，王震住的地方叫石景山庄，其豪华超过共产钓鱼台国宾馆，而且伺侯
他的女服务员清一色都是专人挑来的北国佳丽。
王震在新疆戈壁滩也建有别墅，该别墅面积超过两千平方米，于八六年建成，当
时的造价为三百万，现在肯定需耗费几千万。该别墅内配有全套日本进口的现代化
电器，还有十多名美女供他驾临时享用。
人们只需从王震的马列土匪表现就可以断定，匪窝里蹦出来的两个匪崽：王军、
王兵绝非善类，他们窃国殃民是共产遗传的必然。
根据九九年四月号前哨资料整理编写
weke
挪威.奥斯陆
1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6 00:49 只看该作者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实行双轨制，凡紧俏物资，都有二种价格，一种是国家调拨价格，另一种是市场价，这二种价格差有时会很大，甚至能差一倍，这就给有权势，有背景的人创造了先富有起业的条件。你不管是市长的儿子，还是计委主任的女儿，就算你是商业局局长的乾儿子，或公安局局长的姨外甥，你都可能用国家计划内价格调出紧俏物资，然后转手用市场价卖给别人，你会挣上一皮包钱，够你吃、喝、嫖、赌到再弄到下一单计划价格的紧俏物资，挣到下一皮包钱。这就是邓小平的,
“让部份人先富起来”的经济改革计划。
更有容易捞钱的方法叫“倒卖批文”。要是国家计委，国家物资总局，中国对外贸易总公司，国务院等中央权力机构，能走这样后门的人，就非等闲之辈了。当时倒卖批文最有名气的是赵大军、荣智健、陈丹、李小勇、李小鹏、王兵、王军等人，赵大军等赵氏兄弟是赵紫阳的公子，当时赵紫阳是国务院总理，当然拿批文不成问题。而李小勇、李小鹏是李鹏的儿子，批文卖的最多。王军和王兵是种鸦片的军头王震的儿子，不仅批文卖的多，且价格最高，批文价格一天比一天高就是他们哥俩个炒起来的。这些情况，当时深圳有多家公司曾向北京反映过，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也指令深圳市委进行查处，但当时的市委书记李灏是李鹏的心腹，李鹏叫李灏顶着不办，胡耀邦也没办法。
待胡耀邦被李鹏、王震一伙逼下台后，深圳的批文买卖更加红火，陈云的儿子、女儿、姚依林的子女、陈云林的儿女、宋平的子女都加入到倒卖国家批文的行列。当时公安部、国安部的深圳情报站，也就这事向北京作了专题报告，因事涉高干子女，且连邓小平的子女也牵涉其中，北京无任何人敢出面查处。而邓朴方的康华公司尤为严重。康华公司在全国发展了几百间分公司，几乎全部靠炒卖批文起家。而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一次从上海圈了二十公倾地拿到香港和李嘉诚合作开发房地产，李嘉诚一次过给了邓质方十六亿港币作为地价款，而这地是江泽民白白送给邓质方的。世界上哪有这种生意，一分钱没花，一转手先得十六亿。以后卖房产还能赚多少，还需请会计师慢慢计算。
胡耀邦被废黜后，郁闷而死，引发了学潮，学生们提出了反贪污、反官倒，这官倒者，就是倒卖批文也。当时，赵紫阳也意识到这反官倒是冲着他来的，
weke
挪威.奥斯陆
1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6 00:51 只看该作者
李鹏当着学生的面说他的子女都不是官倒。
我卖糕的 该用户已被删除
1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6 06:37 只看该作者
就是我的家乡。乡里领导的 孩子都是这做派。上学时仗着父母的权势，想打谁就打谁，想玩女生就玩女生。当时的学校谁敢说啥。
再对照楼上的资料，还有前天杨光先生的文章，大概对太子党的野蛮和中国未来走向有了了解。
风餐露宿
1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6 07:44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我卖糕的 于 2010-1-6 06:37 发表
就是我的家乡。乡里领导的 孩子都是这做派。上学时仗着父母的权势，想打谁就打谁，想玩女生就玩女生。当时的学校谁敢说啥。
再对照楼上的资料，还有前天杨光先生的文章，大概对太子党的野蛮和中国未来走向有了了解。 …
想玩女生就玩女生这句话是啥意思？一个乡领导的孩子还没能量随便玩性暴力吧？如果只是男女朋友关系，现在不是讲究恋爱自由嘛，给人搞了怨什么怨？
[ 本帖最后由 风餐露宿 于 2010-1-6 08:24 编辑 ]
自由中国
宪章签署者。建立公民意识，推进公民社会。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Twitter @jht81
1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6 09:22 只看该作者
有本《河殇》
风餐露宿
1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6 09:27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自由中国 于 2010-1-6 09:22 发表
有本《河殇》
中国的问题，就是《河殇》之类的东西太多了，各个都想开创新纪元，打五四开始就反思过头了。
风餐露宿
1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6 09:31 只看该作者
河殇们想开创新纪元，某些人想维护自己开创的新纪元，其实很多地方都差不多的。同一个思维模式在不同阶段的表现而已。
再世关羽
2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6 09:32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我卖糕的 于 2010-1-6 06:37 发表
就是我的家乡。乡里领导的 孩子都是这做派。上学时仗着父母的权势，想打谁就打谁，想玩女生就玩女生。当时的学校谁敢说啥。
再对照楼上的资料，还有前天杨光先生的文章，大概对太子党的野蛮和中国未来走向有了了解。 …
太子党越野蛮，民众的反扑力量就越大——这是好事啊
风餐露宿
2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6 09:35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再世关羽 于 2010-1-6 09:32 发表
太子党越野蛮，民众的反扑力量就越大——这是好事啊
你也不看清楚再发表评论。
哦，合着普通男生和女生在一起是自由恋爱，乡长儿子就是玩女生了？
临终上帝
2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6 12:31 只看该作者
选自 《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
据说这本书被禁了？
单手扶墙
活了几十年年，没能为党为人民做点什么，每思及此，心神不宁。
2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6 15:18 只看该作者
留爪
写实
自由，就是宽容异端的思想言论
2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6 15:25 只看该作者
陈云建议的要点是两个，一是讲你责任重大啊，死了多少人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耀邦没有把这个责任承担起来，现在由你来承担，你一定要想到牺牲了几千万人，要把他们的事业继承下去啊。
-——————————————————–
我们死了那么多人才换来这个机会，你可别让我们丢掉这么难得的良机啊
乱码1/2
2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6 15:35 只看该作者
10~13真是猛料，长见识了
粗人0818
2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6 15:46 只看该作者
世道不好！
franking
2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6 19:04 只看该作者
老一辈开国元勋打的江山说是给穷苦大众的，不都跑自己后代那儿去了？
写实
自由，就是宽容异端的思想言论
2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6 19:08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franking 于 2010-1-6 19:04 发表
老一辈开国元勋打的江山说是给穷苦大众的，不都跑自己后代那儿去了？
人家的意思是自己家人就是劳苦大众，这不，现在早都脱贫暴富了，这就是实现了造福穷苦人的诺言和理想吗！（当然主要是指自家的穷苦人）
nustbobo
不明真相的群众，目睹俯卧撑、躲猫猫、撞墙死、临时工等一系列怪
2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6 20:21 只看该作者
当年胡耀邦下台后王震等人试图运作让邓力群当总书记，结果小平不同意。
weke
挪威.奥斯陆
3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15 23:26 只看该作者
五问 邓 力群
——据《邓 力群 自 述 ━ 十 二 个 春 秋》
（定稿2006/04/30）
冯兰瑞
世之政治人物，其实与常人一般，总是活动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个人经历的历史事件，自以为机密、自以为不妨操纵的事，必然多少会有人参与，会有人知晓。因此之故，往事想要修改涂抹，不免捉襟露肘。“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寻常一句民间俗话，道中了古今多少人物的心事。有鉴于此，明智者撰写或口述历史就会留意，不敢胡编乱造，不敢脱离、更不敢违背而是一定要严格尊重历史，处处符合事实。否则总会有知情者、相关人员或细心的读者提出质疑，捅破窗户纸，岂不尴尬？尊重历史，无非常识。然而，如今却有权威自居者回忆往事而任意编造，吹嘘抬高自己，贬低攻击别人。以为自己所作所为或参与的事件无人知情，或则知情者慑于权威、碍于情面或其他考虑，不便或不敢说。可笑的是，该权威还特别突出强调自己的回忆真实可靠，以求欺世盗名。
这番议论实有所指。所指非别，即《邓 力群自述：十 二 个 春
秋（1975——1987）》（以下简称“自述”）的作者。这位曾经的党内高官、“理论权威”的这部大作，正是歪曲历史的典型力作。作者大言不惭，宣称“自述”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为“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这段历史，留下一份可信的史料。”（“自述”前言）读之令人哑然。
“自述”长篇大论，内容丰富，与此相应，则问题层出不穷；要清理，有如恩格斯写《反杜林论》啃一个很大的酸果，费时费力。本文仅就其中略举数端，理清部分历史事实，请“自述”作者回答，并就教于读者。人间是非，天下公断。
一问邓 力群：
我是“跟你一起”到国务院政研室工作的吗？
“自述”开篇第一章谈“整顿中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简称政研室），邓
力群写道：“……很快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就成立了，这个摊子就散了。这批人中间跟我一起到政研室的是冯兰瑞。”
这于我算得小小一条“新闻”。
我是中央组织部分配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去的。1975年7月下旬的一天，于光远通知我说：“你的工作分配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明天你就到中南海上班。”并告诉我政研室在武成殿附近，要从中南海北门进去。我没有正式工作已八九年，一旦分配工作且是研究单位，很是兴奋。
那么，我到政研室又是谁提名的呢？我原来想当然地以为是老朋友于光远。上班几天后，我向于光远问起此事：“是谁提出的？”于光远答：“是胡乔木。”他告诉我，我到政研室是胡乔木提名，组织部分配的。此事与邓
力群没有关系。“自述”作者下笔时应该是清楚的。
有一桩往事与此相关。2000年，我写《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日子》一文，发表于《百年潮》第三期。文中谈到《论总纲》的写作，认为此文是集体写的，批评《邓力群文集》将它作为其个人作品，放在该文集第一篇，不加任何说明，这种做法就不大好。听说邓 力群看到后很不高兴，他还责怪当时《百年潮》社长郑惠不替他说话。
本来到什么单位工作，跟谁一起去，都是无所谓的事。我在胡乔木家编书并没有见到邓
力群。那他何以在“自述”中要这样写？无非是说你冯兰瑞到中南海国务院政研室，还是“跟我”去的。你不感谢我邓力群，反而批评我，岂不“忘恩负义”？事实是，我去政研室与他无关。退一步说，即令是“跟他一起去的”又怎么样？其中难道有何恩惠可言？这自然是小事，但从中也就可以看出“自述”作者的心机。
关于《论总纲》一文的写作问题，留待下文。这里要说说上面引文中提到的“这个摊子”。它是指1975年春胡乔木约请帮他编语录的五六个人，摊子就设在胡乔木家，我曾应邀前去参加编《马恩列论生产关系》语录。之前，我接到邓力群一个电话：“冯兰瑞同志，胡乔木请你去帮他编书”。尽管在延安时我已因听说一桩丑闻而久闻邓 力群大名，与他并未相识。要说此后有点关系，那就是1975年初接到的这个电话，可能是胡乔木委托他传话。总不能因此就认为我到政研室工作是跟他邓力群一起去的吧？
我与胡乔木认识则在很久以前。1940年我到延安中央青委工作，胡那时任青委宣传部部长，不久即调去当毛泽东的秘书。1975年我又帮他编了半年多书，可以说是熟人了。他提名我到政研室是很自然的。
二问邓 力群：
是谁，在“文革”后期向邓小平提出大学从高中招生的主张？
邓
力群说，是他。“自述”第三章第4节“邓小平谈科学、教育”中称：“我向小平同志说，为了应急，应付青黄不接，打算在65-67年高中毕业的学生中采取自愿报名、严格考试、硬性抽调的办法，吸收进大学，培养一批人才。”
是这样么？
请看事实。
十年“文革”，毛泽东说“知识越多越反动”，书读得越多人越蠢。知识遭到贬低，读书号称无用，教育制度受到严重的破坏。各地区各学校以及全国媒体大肆宣扬“白卷英雄”张铁生，连篇累牍赞美黄帅日记。在当时这种氛围下，学校大搞教育革命，高初中毕业生（共约一千七百多万，时称“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必须上山下乡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75年，文革结束前夕，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全面领导各项工作，彻底进行整顿。邓小平指派胡耀邦、李昌、王光伟三人到中国科学院担任领导小组负责人；其中李昌除分管中科院日常工作外，还分管中国科技大学，而科大当时正在准备招生。1975年7-8月间，李昌就向邓小平提出了科技大学恢复招生的生源问题，他说：“我们打算直接从65-67两年的高中毕业生中录取，采取自愿报名、严格考试、半工半读的办法。”邓小平赞成说，“这个办法好。”
李昌自五十年代以来长期从事高等教育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重视人才培养。如今作为中科院领导，分管中国科大，从培养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人才以应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需要出发，不能不考虑入学新生的知识质量，这件事他责无旁贷。他看到高中学生下乡劳动固然可以受到锻炼，接触社会，但几年不上学，势必丢荒在中学打下的学业基础。所以，他提出恢复高考、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的主张也就势有必至。在当时形势下提出这样的主张，是大胆的，也是非常必要的、迫切的。
据邓 力群的“自述”，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却是“我”的“打算”。那么，这个主张究竟是谁向邓小平提出的？是邓力群还是李昌？
事实俱在。这一建议由李昌向邓小平提出，有关情况当年中科院的吴明瑜（国家科委前副主任）、明廷华（国家专利局前副局长）等不少同志都知道。知情人现均健在，认真的读者可以调研查证。
证据之一，《十年“文革”资料选编》之三，收录了《邓小平听取胡耀邦汇报科学院〈汇报提纲〉时的插话》。这个材料有这样一段话：“耀邦同志汇报完后，接着李昌同志汇报了几点：一是请中央调些干部，一是想在怀柔办一个科技学校，招高中生，半工半读，加强自然科学基础和外语的学习；一是办进修班，把各行专业在科研上表现特别突出的调来培养，一是办一个宣传自然辩证法的刊物。”这个《十年“文革”资料选编》是80年代为起草历史决议，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内部印发，印量很小，但是邓力群应该有。实际上，当年参加过这次汇报的好几位亲历者都有记录，而李昌汇报的几点，几个记录稿几乎一字不差。
证据之二，当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中科院运动办公室编了一个《胡耀邦、李昌同志部分言论摘录》（1976年2月）的批判材料，第七部分“关于教育革命问题”，摘的一段言论是：“胡耀邦、李昌同志准备建一所科学技术专科学校，要从各地直接选拔高中毕业生中数、理、化学得好的所谓尖子入学。……李昌同志还要科大也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并要科大办理科中学，培养尖子。”批判材料的编辑者当然是把这些作为“右倾翻案”的反面材料，却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证据之三，是胡乔木1976年2月23日在政研室全体会议上揭批邓小平的长篇发言。1975-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主张和同意大学直接从高中招生曾经列为李昌和邓小平一条共同的罪状。胡乔木在他上述揭批的第四个问题中称：“他（邓小平，下同）说李昌主张科技大学直接从高中招生，实行半工半读，他赞成。他说半工半读是毛主席主张的，不会有问题。”
往事难忘。胡乔木在室全体会上揭批邓小平，连带李昌，言犹在耳。曾几何时，实践一旦证明这个主张的正确和超前性，它就变成为“我”（邓
力群）提出的了！胡乔木的揭发发言，当年在政研室印发，文件俱在，白纸黑字；我已经把它作为附录收进拙作《别有人间行路难》中（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49页）。读者有兴趣，不妨查阅。
邓
力群“自述”本身也经不起推敲：“‘我’打算在65-67年高中毕业的学生中采取自愿报名的办法，吸收进大学，培养一批人才。”请问，这是谁的“打算”？是邓力群吗？1975年他并不是任何高校的负责人而仅仅是政研室的七个负责人之一，政研室当年七月五日才成立，并没有办什么学校，邓小平也没有叫他管学校，他怎么会有这种打算？
历史不容也无法篡改。邓 力群如此“自述”，无非邀功抬高自己，标榜自己正确。这样做诚然徒劳。却不免搅乱历史事件，混淆视听，给后人的研究平添困难。
三问邓 力群：
凭什么说马列所成了“反毛泽东思想的第一所”？
“自述”第五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说到社科院新建了十几个所时，写道：“这时候（1979年—笔者注）还建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胡乔木原来设想要把这个所办成社科院的第一所，后来一段时间内却被苏绍智等几个人搞成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第一所’。”
马列所竟然“被苏绍智等几个人搞成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第一所”。此种说法不仅是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后新增政治冤案，也真算得上头条新闻！虽然，邓
力群无中生有，却使笔者得以弄清一桩重要历史公案：制造1983年马列所危机的罪魁祸首原来就在这里，“自述”
的作者正是其中一人（此事不排除胡乔木参与，他说过：马列所这些人怎么能研究马克思主义）！
马列所危机，指社科院曾打算撤销马列所。（1983年《马列所的危机》笔者曾有专文记载，参见《别有人间行路难》第204-224页）
按照邓 力群等人的逻辑，既然马列所已成了“反毛泽东思想的第一所”，当然应当撤销。但是当时邓
力群、社科院领导都没有说明何以要撤销马列所。如果不是所整党领导小组硬顶住，马列所糊里糊涂地撤销了，还不知道祸从何来。
当初，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定为我国的指导思想，共产党为了掌握意识形态以及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需要，胡乔木等就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副院长后不久，扩大社科院，新成立了十几个研究所，包括马列所在内。
1980年3月，我来到马列所担任副所长兼党委书记。之前，已听说胡乔木要把马列所办成社会科学院的首席（第一）研究所；由副院长于光远兼任马列所所长。胡乔木指示“马列所需要的研究人员，可以从院内调，也可以从全国调，需要谁就调谁。”果然，调了《人民日报》社理论部的苏绍智来当副所长，以后又陆续从全国调进了一些研究人员，可谓“兵强将勇”。
但成立不过五年，马列所就遭遇被撤销的危机。1983年10月16日我出访联邦德国归来，听到社科院内外传说马列所这个首席研究所要撤销，所内议论纷纷，人心惶惶。奇怪的是，马列所领导却得不到确实的信息。这时整党已经开始，院里派来三个人的联络组帮助马列所整党。我先是问过联络组，后来又在一个会上当面问过马洪（时任院长）：社科院是要撤销马列所吗？为什么要撤销马列所？组长说不清楚，马洪说院党组议论过，却说不清撤销的原因。
实际是，社科院领导确曾议过撤销马列所的问题，已经研究撤销后人员的去处，打算让他们分别到经济研究所、哲学研究所和中央编译局，而且已经征求过此三单位的意见。马列所所长苏绍智（这时于光远已不兼任所长）、党委书记彭克宏曾接到该三个单位领导的电话，均表示欢迎这些同志去他们那里。
了解这些情况之后，我认为第一，社科院领导的做法是违背整党决定的。按照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的整党决定，整党主要是“清除精神污染”，组织处理放在运动后期。而社科院在运动初期整党刚刚开始、马列所有没有“污染”的问题尚未查清以前，就要对它作出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我很怀疑：撤销社科学院马列所是谁的主意？
我认为不会是马洪或梅益（党组书记）的主意。他们不具备这个权威，也没有这个胆量。那么，是谁有这么大的胆，竟敢撤销胡乔木如此重视的社科院第一研究所的马列所？为什么要撤销马列所？对此我一直不明白。当年有些想法，但未能作出判断。时值前兼所长于光远出国访问，无处可以得到确实信息。
不料二十三年后，邓 力群不打自招。
“自述”使我恍然大悟。正是这位前副院长邓（可能还有前院长胡）认为马列所被苏绍智等几个人搞成了“反毛泽东思想的第一所”，出了这个主意。真正是闻所未闻！
邓 力群和胡乔木轻轻地使出一招“杀手锏”，可把我们害苦了！
想当年，我同马列所的党政负责人（即整党领导小组五人），为了马列所的生存而苦恼焦虑、而奔走呼吁。彭克宏还陪同我去拜见薄一波请求支持，并曾两次上书邓小平、胡耀邦（第二次还有胡乔木）。我们一面领导整党学习；一面分析研究形势，想办法，写报告；还要为稳定同志们的情绪而做大量的思想工作。
我还特别致函胡乔木请求他过问此事，让社科院不要撤销马列所。为了快速和可靠，我亲自将信送到胡的府上。这时我相信胡乔木是起决定作用的人，但还不敢断定撤销马列所就是他的主张。现在看到“自述”中的这段话之后，可以作出判断了：撤销马列所是胡邓二位的主张，此两人正是制造马列所危机的罪魁祸首。
我还要问，既然马列所被苏绍智等人搞成了反毛泽东思想的第一所，那就是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么严重的问题何以邓
力群当时不向社科院或马列所提出批评，堂而皇之地将它撤销？社科院为什么含含糊糊不说出撤销的理由？邓力群攻击苏绍智等“几个人”，那就不仅仅指副所长苏绍智一人而是攻击了一连串的人：兼职所长于光远、副所长、党委书记冯兰瑞、兼职副所长王惠德和廖盖隆等人。他这话当时不说，至少是不敢向我们透露，这又是为什么？除了自己心虚，乱扣大帽子站不住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吗？
四问邓 力群：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到底会见了谁？
需要特别强调指出：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之前，于5月12日约见了中科院的方毅和李昌（“文革”结束后，中央调整了中科院的领导班子，胡耀邦已另有重任。中科院院长兼党组书记仍是郭沫若；方毅任副院长兼党组笫一副书记；李昌任副院长兼党组副书记）。5月24日则会见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于光远和邓力群两人。历史如此，事实如此，改无可改。
1977年5月初，政研室岌岌可危。党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已决定撤销这个单位，几位负责人已是束手无策。我碰巧知道了邓小平约方毅和李昌去谈话的事，就考虑政研室的负责人是否也去见见邓小平，也许能保全政研室。于是我就向政研室负责人之一的于光远建议，并代为打听到邓小平秘书王瑞林的电话，告诉了于光远。
5月24日，邓小平会见于光远和邓
力群。当时有王震在座，而胡乔木没有去，只是托于、邓转达了他对邓小平的愧疚之情，邓小平表示对胡谅解。邓小平同他们亲切谈话，于光远当场作了记录，以后将记录提供给文献编委会，摘编入《邓小平文选》。以上情况，笔者已有专文《邓小平关于政研室的一次谈话》较详叙述（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11期，并收入拙作《别有人间行路难》一书第84-90页）。事实十分清楚，此处不赘。
意外的是，事过二十多年间，却有邓
力群控制下的某些人前后几次胡搅蛮缠，张冠李戴，弄乱了套。其中首先是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1983年出版《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亦即后来的第二卷），书中收进了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会见国务院政研室两位负责人于光远和邓力群时的两段谈话记录。此两文的题目是《“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两篇文章都是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和于光远、邓
力群谈话记录的摘要。两文首页注脚都说：“这是邓小平同志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的一部分。”这两个注脚引起了我和老伴李昌的不解和怀疑。据我们所知，1977年5月24日去邓小平处谈话的两位（政研室的于光远和邓力群）都不能称为“中央同志”。那么，这两位“中央同志”是谁呢？
其次，1998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至一九九七）》，其中1977年5月24日条目将邓小平会见的两位“中央同志”拔高为“中央两位负责人”。小平同志那天会见的同志的地位改得愈来愈高了，愈发令人疑惑：究竟邓小平那天会见的是哪两位“中央负责人”呢？
第三是2004年，同一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于8月份出版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记载，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会见的两位“中央同志”非别，乃是王震和邓力群，尽管1977年时这两位都还不是中央负责同志（这一点笔者已另文指出）。疑团解开了，《年谱》所述却又转而掩盖了另一真相，正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这琵琶盖住了谁呢？原来，他们想要遮盖的就是当年与邓力群同时去见邓小平的于光远！那么，《邓小平年谱》的编辑们怎么会将于光远从邓小平当时会见的三位（于光远、邓
力群、王震）中排除，只留下两位了呢？这又是一个谜。
最有意思的是，邓 力群通过“自述”自己揭示了这个谜底，也说明编者何以敢于如此篡改邓小平同志政治活动的事实——因为有当年的“理论权威”、著名的邓力群担任幕后指挥，充当强硬后台！我曾听说，中央文献研究室曾就此事访问过于光远。于老对他们说明了情况，提出了异议，而文献室人员又去访问邓 力群，结果还是遵从了邓力群的意见。
事隔29年后，邓
力群对此次会见又是如何“自述”的呢？他写道：“邓小平在听了王震（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的反映后，采取了三个动作。”其中第一、二两个动作与本文无关，不谈。“三是让王老和我（邓力群—笔者注）
去看他” （见“自述”第三章“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解散前后”中“邓小平的三个动作”）。原来如此！这里不是政研室的负责人于光远、邓
力群为了政研室存亡问题请见邓小平，反而是邓小平要王震和邓力群去看他，跟他们说：“你们（指政研室）的事情，以后再说，反正有用的人，总还是要用就是了。”这又是一个奇闻。与邓小平的一次会面如此一改再改。真是越改越乱。
“自述”于此再一次改变了以前的说法，明确声称邓小平当时会见的是王震和邓
力群，大概他们也已明白了邓、王二位当时还不能称“中央负责同志”。这样编年谱是露马脚的。但是，为了进一步证明会见时没有于光远、进一步抹掉于光远当时在座的痕迹，“自述”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摘自于光远当场的记录、收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两篇短文说成系邓力群“回来后整理出来的”，并进而自我吹嘘说，此二文“实际上为‘真理标准’的讨论垫了个底。”
顺便还提个疑问，邓
力群在“自述”中说他“相信邓（小平）还会出来，等他出来后，有我们这么个单位能帮他工作”。按这个说法，邓力群是应该坚守在政研室的。还在邓小平谈话的两个多月前，我们已经听到传达，邓
力群调国务院财贸小组，我还保存着听传达的记录；邓小平谈话后没多久，邓
力群就去国务院财贸小组任副组长（组长姚依林），而且据他自己说，是他自己答应姚依林调去的。这就令人不解了，邓小平谈话尚余音绕梁，邓力群自己却调走了，他那“等他（邓小平）出来，有我们这么个单位能帮他（邓小平）工作”的“信心”从何谈起呢？
历史无从修订，事实难以掩盖。这是无法抹掉的常识，也是做人的起码品德。信笔涂抹，自取其辱。从这个角度来说，邓 力群的“自述”，效果无非如此。
五问邓 力群：
《论总纲》（即《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起草者究竟是谁？
邓 力群把此文收入《邓 力群文集》（1998 年12 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列为第一篇，不加任何说明，意思是说，《论总纲》是他邓力群的个人作品。
是这样的么？
《论总钢》是政研室成立后集体撰写的第一篇文章；撰写此文，是胡乔木提出、经邓小平同意布置给政研室的任务。
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后，大力整顿各项工作。为了扭转“四人帮”“阶级斗争为纲”、不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局面，他概括毛泽东近年的讲话，提出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安定团结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三项指示统一起来就是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胡乔木非常赞成这一指导思想，积极组织撰写文章加以论述。他把这篇文章的写作任务布置给邓 力群，由邓
力群负责找了几个人一起来写。据我所知，参加过写作的人员有：胡绩伟、余宗彦、苏沛、滕文生、龚育之、吴冷西等。由此可见，这篇文章是集体写作的成果。不能说是某一个人的作品，当然也不是邓力群的作品，《邓
力群文集》不应收入这篇文章。
何以为证？首先请看“自述”的说法。
第一章，1976年2月邓
力群给华国锋的信中说：“我和四个帮我写文章的同志，商定了一个写文章的架子。五个人分成两个组，进行流水作业。”仅仅隔了一页，“自述”又是另一个说法：“实际是，开头商定文章的框架后，他们四人先分头各写一段”。究竟此文是五个人分两组轮流作业还是四个人分头各写一段，姑置不论。但无论写作过程如何，分工又如何，除邓力群而外还有几个人参加了写作则是清清楚楚的。
其次，“自述”接着说：“现在有人说胡绩伟是《论总纲》的主要执笔人。不符合事实。”“有人”显然指我。我确实说过（在国内报刊上是第一次指出）《论总纲》是胡绩伟主持下写作的（我不是说胡“主要执笔”），而这正是符合事实的提法。
我为什么这样提？这需要一点说明：《论总纲》一文曾经数易其稿。有第一稿，第二稿，被胡乔木否定之后还写了笫三稿。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三稿都没有发表。
第一稿是由胡绩伟主持、余宗彦等几人参加起草的。10月上旬写出后上交胡乔木，胡认为此稿批判“四人帮”的笔锋过于尖锐，篇幅也过长，不能用。胡乔木在约胡绩伟和龚育之谈话时曾评论说：文章不应当用批判和论战的语调来写，要正面论述，从理论原则上讲清道理。还特别对胡绩伟说：“你在报社工作了那么多年，这样长（一万多字）的文章报纸能登吗？写一篇两三千字的社论就行了”（据胡绩伟提供的材料第5页）。
胡乔木对第一稿文章太长的这一批评，是重要的旁证：“你在报社工作了那么多年”。这句话当然只能是针对长期在《人民日报》工作并曾担任副总编辑的胡绩伟，绝不可能用来指邓力群——邓
力群根本没有在报社工作多年的经历。胡乔木的这句话清楚地表明：这份长达一万多字、不能在报纸上刊登，内容又嫌过于尖锐的文稿，不是邓
力群写的。它只能是胡绩伟主持下集体写作的。难道胡乔木的话还不足为据，还需要论证吗？
胡绩伟主持写作的头一稿未能通过，这才有第二稿。第二稿倒是邓
力群主持下写成的，但10月中旬拿出的第二稿胡乔木认为仍然不能用。因为虽然去掉了第一稿中的尖锐言词，却改进不大，反而把题目改成了《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胡乔木一看就很不满意，说题目就不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让人看了，好象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不巩固似的。
这时，胡乔木可能觉得再让邓
力群主持此事难以完成，就把写这篇文章的事交给胡绩伟、龚育之。但是因为当时已经准备让胡绩伟和龚育之去参加西四院（在中南海内）毛选五卷的编辑工作，所以只要他们拟了一个提纲，没有写成稿。于是，胡乔木又让吴冷西另起炉灶。（以上材料来源于当年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之一于光远1990年代写的回忆：《论总纲》）
邓小平二次复出，二次打倒；这段时间“四人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其中大批特批的“三棵大毒草”之一便是《论总纲》，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起初听说，所批判的是第二稿。近两年根据胡绩伟和于光远的回忆，才有资料证明，被批判的不是第二稿而是第一稿，亦即胡绩伟主持写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一稿批判“四人帮”，笔锋特别尖锐，胡乔木看了很不满意。“四人帮”却恰恰因此认为它更具“可批判性”，拿它做文章。
综合以上种种，不妨稍作归纳：第一，即令是像“自述”所述，邓
力群确实主持了第二稿的写作。但据“自述”所言，此稿写作过程中共有其他四人参与讨论框架，分头写出初稿，以后又参加讨论。请问：这四位参与者付出的劳动、提供的思想资源都不算数了吗？那些主持和参加写第一稿者的劳动也不算数了吗？就算第二稿主持修改和定稿的是你；将题目《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改成第一稿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也是你，就能说明这篇文章是你邓力群一个人写的、是你个人的文章吗？
第二，如果说集体写作和独自写作、主持定稿和全文自始至终全部出自个人之手大有区别，则《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与《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就尤其难以混淆。胡乔木交给政治研究室写的文章，前后两稿，两稿都不为胡乔木所取，“四人帮”却偏偏看中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把它列入“三颗大毒草”大肆批判，《论总纲》于是尤其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特别是邓小平再次复出，看到“四人帮”拿来批判的《论总纲》时（此文从未正式发表），特别加以赞扬说“是香花”，邓力群就将集体的智慧和功劳据为己有。一方面把此文列为他本人文集的头一篇，一方面又在“自述”中宣称“有人说胡绩伟是《论总纲》的主要执笔人，不符合事实”，互为补充。这样看来，他不仅要把他组织撰写的文章据为己有，就连别人主持撰写的文章也要据为己有，岂不令人哑然？
我在2000年发表于《百年潮》第三期的《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日子》一文中，对邓
力群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没有上推下卸，承担了写作的责任予以肯定，同时也揭露、批评他将《论总纲》当成自己个人的作品收进《邓力群文集》，放在第一篇，“这种作法就不大好”。现在看来，我当时的批评是过于客气了。
2006/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