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立谈入狱前后
本主题由 张书记 于 2010-1-8 12:10 合并 张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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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5 23:09 只看该作者
杨子立谈入狱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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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临被捕前几天，对门住上便衣。房东慌张对我说，再不搬家，大事不好！我自觉问心无罪，又有何可逃？未几被安全局逮捕。至今看公安，包括国保，实感亲切！
（2）海科在地质大学时是优秀党员，一切按照党员标准去做，自然包括关心国家大事。甚至结个社也要学入党的仪式，还想用“组织性纪律性”约束大家，结果不但没人理这纪律，这想法反而犯了党的大忌！
（3）二军被迫做了伪证，说海科徐伟要暴力颠覆，我要和平演变，其二人被判10年，我8年。做伪证后，二军荣获海淀优秀党员，并晋升校党委学工部副部长。及至良心发现，坚持要出庭作证说明真相，则被赶出北航大门，只好自创“乌有之乡”赖以谋生。可见：弄虚作假官运亨通，实事求是党国不容。
（4）检察官问：有危害吗？答：没有。驳：有就晚了！万一将来你们壮大了就有可能颠覆，所以现在就是犯罪！照此防微杜渐之逻辑，我一结婚就犯罪了：有可能向下一代传播危险思想啊。
（5）万一你被捕，警察若是暴跳如雷，甚至体罚，你可以窃喜了：他们没有判你的证据。反之，你爱说不说，那说明判你的证据足够了。
（6）因在囚室继续发表反对Communism言论，虽然安了空调，却盛夏不开，曰集体惩罚。有了这招，你要对警察特立独行，其他犯人都不容你，统治术之精良，不得不佩服。
（7）囚室一室友老霍，待人极其苛刻。同居一板两年半，和我矛盾无数。因其被判死刑，我多方忍让，其一再找茬。终于分开，老霍却在别的囚室对我大加赞扬。原来其找茬是在求得我俩分开！看来恶人的心也不全是黑的。
（8）北京国安局看守所号称“北京唯一一块净土”，因其管理严格，绝无枉法之事。以至于有些手眼通天的嫌疑犯都借押此处。但是管钱的警察吕管教却借不让家属送书之机，专买礼品书，低折买，原价卖。有钱的犯人还可捎带买非礼品书，钱少的就没这待遇了。临走吕还要捞一把，“净土”也不净啊。
（9）法庭上，法警拿过一件证据，我的通讯录。法官：“有意见吗？”“没有”。又拿过徐伟一封信，“有意见吗？”“没有”。结果都成了犯罪证据。若有经验，当然要说有意见：这证据要证明什么呢？什么都证明不了自然要撤销。
（10）许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徐伟什么犯忌的事都没做，却要判10年。其实很简单，其挂了名义上的学会总干事。所以是“首犯”，按律10年以上。这就是专制者的法治：把无罪变有罪只需长官意志，要想轻判你却不行，一定要“依法办事”，道理如同取款机故障判取款人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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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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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5 23:11 只看该作者
附：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案件终审判决书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03）高刑终字第350号
原公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徐伟（笔名徐鲁平，周汉），男，28岁，（1974年8月12日出生），出生地山东省烟台市，汉族，硕士研究生文化，捕前系《消费日报》社记者、编辑、住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32号宿舍（户籍所在地：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乙22号）；因涉嫌犯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01年3月13日被羁押，同年4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
辩护人莫少平，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高峡，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子立（笔名羊子），男，31岁（1971年12月10日出生），出生地河北省邯郸市，回族，硕士研究生文化，无业，住北京海淀区西八里庄北里5号楼604号（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55号）；因涉嫌犯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01年3月13日被羁押，同年4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
辩护人李和平，北京市高博隆华律师事务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靳海科（笔名剑瓦），男，27岁（1976年5月26日出生），出生地河南省鄢陵县，汉族，大学文化，无业，住北京市朝阳立水桥甲2 号院内1号；因涉嫌犯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01年3月13日被羁押，同年4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
辩护人刘东滨，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宏海（笔名江鸣族），男，29岁（1973年11月1日出生），出生地浙江省缙云县，汉族，大学专科文化，无业，住浙江省缙云县五云镇寺后东路2号；因涉嫌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01年3月13日被羁押，同年4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
辩护人张思之，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的律师。
辩护人阎如玉，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的律师。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法院审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于2003年5月28日作出（2001）一中刑初字第2206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派检察员韩晓霞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徐伟及其辩护人莫少平、高峡，上诉人杨子立及其辩护人李和平，上诉人靳海科及其辩护人刘东滨、上诉人张宏海及其辩护人张思之、阎如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刑事判决认定：
被告人徐伟、靳海科、张宏海伙同张彦华、范二军（均另案处理）于2000年5月初，秘密非法成立了“新青年学会”组织，制定了组织章程，宗旨为“积极探索社会改造之道”。同年8月19日，被告人杨子立等人加入该组织，该组织进行了分工，徐伟为总干事，范二军、张宏海为干事。
被告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等人自2000年8月以来，多次秘密聚会，提出改变中国现政权，实现社会的变革，重新建立一种自由化的社会制度，主张在全国设立分会，通过互联网发表文章，筹备创办互联网站和刊物，扩大组织规模和影响，规定了使用暗语等策略，并在此期间在互联网上发表《做新公民，重朔中国》、《怎么办》等文章，提出“中国当前实施的民主是假民主”，“结束老人政治，建立青年中国”，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被告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作案后被查获归案。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范二军证言证明：靳海科、张宏海提出成立新青年学会，后共同讨论了组织宗旨、章程，举行仪式成立组织。靳海科提出由徐伟担任总干事，他和张宏海为干事。该学会成员的一些言论是与宪法相抵触的，张宏全盘否定共产党，在聚会时言论中有推翻共产党的意思。杨子立认为在经济上应该搞私有制，在政治上否定共产党的一党执政。靳海科说现在的政府是集权政府，国民缺少民主意识。徐伟和他赞成用暴力的方式，通过农民起义来改造中国。归纳起来，学会成员有两种观点，都是要用不同的形式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现在中国的道路。靳海科提出学会应建立一个网站，要求大家在网站上发表文章，进行网上交流，并将会员的观点、思想及学会宗旨进行对外宣传，由徐伟负责，杨子立提供技术支持。2000年10月，靳海科向他提出可在杨子立的个人网站“羊子的家园”上发表文章进行讨论。
2．证人黄海霞证言证明：徐伟负责学会网站的设计工作，杨子立负责网站的技术问题，杨子立说在学会的网站成立之前，可以把文章先放在他的网站上。徐伟是总干事，徐的观点是用农民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来武装老百性的思想，用法律、经济等援助老百姓，让学会获得民心，徐伟趋向于用暴力方式，尤其是通过农民起义来改造社会。学会章程中规定要在天津、西安成立分会，要介绍、发展新成员，目的就是要改变现行的社会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变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政权，建立新型的民主体制，动摇共产党领导的地位，动摇共产党的威信。
3．证人李宇宙证言证明：杨子立明确表示实行多党制，推翻中国共产党。张宏海、靳海科提议要建立分会，且比较积极，靳海科这方面的事比较多。学会网站的申请工作由杨子立负责，在学会网站运行前，先以杨子立创办的网站做为学会的宣传性的窗口。学会要求每个会员都要写文章交给靳海科，靳海科负责《学实交流文集》的编辑工作，再将收集到的文章交杨子立上网刊登。在集会时，会员曾提出使用化名等。
4． 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侦查获取的有徐伟、张宏海、靳海科、杨子立等人签名及指纹的“新青年学会誓词”证明：徐伟、靳海科、张宏海、杨子立等人加入了新青年学会。
5． 从杨子立住处查获的碎纸片拼接而成的新青年学会入会誓词复印件证明了誓词的部分内容。
6． 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技术鉴定结论证明：“新青年学会入会誓词”是徐伟所写。
7．创联万网国际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证明材料、查询结果证实：2000年8月22日，杨子立以北京伟恒泰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在创联万网国际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系统申请注册了会员身份，并以其个人身份提交申请并注册成功域名（qingnian.org青年）。
8． 从徐伟住处查获的“对新青年学会章程的修改打印件”证明：该章程的主要内容包括会员、组织、纪律、会议、经费、附则等，并规定该会定名为新青年学会，总部设于北京，分会分设各地，以探索“改造中国及世界之道”为宗旨。
9． 从徐伟住处查获的“网站策划方案”打印件及从张宏海住处查获的“网站策划方案”、“无标题议题记录”等书证证明：网站是新青年学会的宣传阵地及外围组织；讨论议题主要包括斗争策略及成为执政党的近远期规划。
10． 徐伟给张彦华的信件证明了徐伟的目地是要将对现实的不满变为寻找和开拓出路的行动，探索出一条道路，最终拿出一套政治上的理论、纲领和行动方略，通过搞活动扩大队伍。
11． 从张宏海住处查获的软盘中打印出的“新青年学会成立宣言”证明：新青年学会对现政权不满，并煽动广大青年要有所行动。
12． 从张宏海住处查获的软盘中打印出的“新青年学会章程（草案）”证明：“章程”内容包括名称、宗旨（解放自己，改造社会）、纲领、入会条件、组织机构、会员纪律、会费来源等。
13． 从靳海科住处查获的“中国新公民读本”文章手稿复印件及日记中内容复印件，证明了靳海科对现实社会政治、民主的不满。
14． 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技术鉴定结论证实：署名靳海科日记本，黄色本第145页，绿色本第31、49页上的字迹是靳海科所写；《中国新公民读本》序手稿是靳海科所写。
15． 从靳海科住处查获的西安李党帅与其联系的信件证明：靳海科联络李党帅加入新青年学会的情况。
16． 从杨子立住处查获电脑硬盘中破译调取的羊子网站的有关“羊子的文章”、“杨子立通讯录”、“学实交流文集”等书证证明了上述文章具有推翻现政治体制的目地。
17．从徐伟、靳海科住处查获的《学实交流文集》第一、四、五辑的复印件证明：《学实交流文集》登载的靳海科《做新公民，重塑中国》、杨子立《选择自由主义》、于魏（靳海科笔名）《怎么办？》等文章有实现社会变革、主张重建自由化的社会制度、抨击现行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容。
18．从杨子立住处查获的电脑主机、硬盘、芯片及调制解调器的照片、存有杨子立个人网页内容的电脑硬盘照片、杨子立个人主页中登载的文章照片，从“新青年学会” 部分会员住处查获的《学实交流文集》的照片，从靳海科住处查获的靳海科的日记照片等物证、书证证明了上述相关证据的存在。
19． 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工作说明证明：经侦查获悉，各被告人分别抓获的经过。
20． 户籍证明证实：各被告人身份情况。
根据上述事实及证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无视国家法律，非法成立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已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均应依法惩处。故判决被告人徐伟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被告人靳海科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力二年；被告人杨子立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被告人张宏海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清单所列扣押之证物予以没收。
徐伟上诉提出：原判证据不足，虚假，定性错误；其没有颠覆国家政权的主观意图和客观事实。
徐伟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一审判决确认的证据不能证明徐伟在主观方面具有颠覆国家政权的故意和目的；在客观方面也不具备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建议二审法院对徐伟宣告无罪。
杨子立上诉提出：其无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及定性错误，量刑过重。
杨子立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不能推定杨子立有罪；杨子立的行为不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要件，建议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宣告杨子立无罪。
靳海科上诉提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证据不足，基没有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
靳海科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一审判决认定靳海科犯颠覆国家政权罪，没有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持，靳海科没有颠覆国家政权的主观目的和客观行为靳海科犯颠覆国家政权罪不能成立。
张宏海上诉提出：原判与事实不符，量刑不当，所依据的证据不是事实，而且有混淆。
张宏海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证据不足，张宏海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意见：原判认定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且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建议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列举的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已经在一审法院开庭时当庭宣读、出示并质证。在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徐伟、杨子立的辩护人分别向法庭出示和宣读了黄海霞、李宇宙、范二军的书面材料，经查，该材料与本案证据不符，无其它证据印证，本院依法对上不予确认。本院对一审判决书所列证据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对于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关于其行为没有颠覆国家政权的目的的辩解以及各辩护人关于认定犯罪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经查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不符。本案现有经一、二审庭举证、质证并经法庭确认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上诉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等人策划、实施了非法成立组织，秘密聚会，提出改变中国现政权，通过互联网发表有关实现社会变革、主张重建自由化的社会制度、抨击现行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章等行为，上述事实和证据，充分体现其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主观故意及客观行为，故上诉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上诉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无视国家法律，非法成立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已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均应依法惩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建议驳回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的上诉，维持原判的意见正确，应予采纳。各上诉人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的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金星
代理审判员：林兵兵
代理审判员：张永忠
二○○三年十一月六日
（北京市高级法院公章）
书记员：陈佳君
张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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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5 23:13 只看该作者
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01）一中刑初字第2045
公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被告人徐伟（笔名徐鲁平，周汉），男，28岁，（1974年8月12日出生），出生地山东省烟台市，汉族，硕士研究生文化，捕前系《消费日报》社记者、编辑。住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32号宿舍（户籍所在地：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乙22号）；因涉嫌犯颠覆国家政权罪，于
2001年3月13日被羁押，同年4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
辩护人朱久虎，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杨子立（笔名羊子），男，31岁（1971年12月10日出生），出生地河北省邯郸市，回族，硕士研究生文化，无业，住北京海淀区西八里庄北里5号楼604号（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55号）；因涉嫌犯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01年3月13日被羁押，同年4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
辩护人许万琳，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李和平，北京市高博隆华律师事务律师。
被告人靳海科（笔名剑瓦），男，27岁（1976年5月26日出生），出生地河南省鄢陵县，汉族，大学文化，无业，住北京市朝阳区立水桥甲2号院内1号；因涉嫌犯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01年3月13日被羁押，同年4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
辩护人刘东滨，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张宏海（笔名江鸣族），男，29岁（1973年11月1日出生），出生地浙江省缙云县，汉族，大学专科文化，无业，住浙江省缙云县五云镇寺后东路2号；因涉嫌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01年3月13日被羁押，同年4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
辩护人张思之，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的律师。
辩护人阎如玉，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的律师。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京检一分刑诉字（2001）第22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01年9月1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派检察员李磊森、代理检察员张晓宇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徐伟及其辩护人朱久虎、被告人杨子立及其辩护人许万琳、李和平，被告人靳海科及其辩护人刘东滨、被告人张宏海及其辩护人张思之、阎如玉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
被告人徐伟、靳海科、张宏海伙同他人，于2000年5月初，秘密非法成立了“新青年学会”组织，制定了组织章程，宗旨为“积极探索社会改造之道”。同年8月19日，被告人杨子立等人加入该组织，该组织进行了分工，徐伟为总干事，范二军、张宏海为干事。
被告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等人自2000年8月以来，多次秘密聚会，提出改变中国现政权，实现社会的变革，重新建立一种自由化的社会制度，主张在全国设立分会，通过互联网发表文章，筹备创办互联网站和刊物，扩大组织规模和影响，规定了使用暗语等策略，并在此期间在互联网上发表《做新公民，重塑中国》、《怎么办》等文章，提出“中国当前实施的民主是假民主”，“结束老人政治，建立青年中国”，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本院移送了指控四被告人犯罪物证、书证、证人证言、技术鉴定结论、侦查机关工作说明，被告人供述等有关证据，认为被告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已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提请本院依法惩处。
被告人徐伟在法庭审理中辩称：公诉机关的指控缺乏证据，其行为没有推翻中国现政权，建立自由化社会制度的目的。
徐伟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徐伟犯颠覆国家政权罪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徐伟的行为不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
被告人杨子立在法庭审理中辩称：其自由主义的观点是学术观点，没有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领导，颠覆国家政权的目的。
杨子立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新青年学会“积极探索社会改造之道”的宗旨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无必然联系，公诉机关指控杨子立的行为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证据不足。
被告人靳海科在法庭审理中辩称：其行为没有颠覆国家政权的目的。靳海科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靳海科等人成立“新青年学会”不构成犯罪，没有事实和证据证明靳海科实施了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公诉机关的指控不能成立。
被告人张宏海在法庭审理中辩护称：其行为没有颠覆国家政权的目的。
张宏海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张宏海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公诉机关的指控缺乏证据。
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徐伟、靳海科、张宏海伙同张彦华、范二军（均另案处理）于2000年5月初，秘密非法成立了“新青年学会”组织，制定了组织章程，宗旨为“积极探索社会改造之道”。同年8月19日，被告人杨子立等人加入该组织，该组织进行了分工，徐伟为总干事，范二军、张宏海为干事。
被告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等人自2000年8月以来，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地多次秘密聚会，提出改变中国的现政权，实现社会的变革，重新建立一种自由化的社会制度。主张在全国设立分会，通过互联网发表文章，筹备创办互联网站和刊物，扩大组织规模和影响，并规定了使用暗语等策略。在此期间，上述被告人等在互联网上发表了《做新公民，重塑中国》、《怎么办》等文章，提出“中国当前实施的民主是假民主”，
“结束老人政治，建立青年中国”。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被告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作案后被查获归案。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证人范二军证言证明：靳海科、张宏海提出成立新青年学会，后共同讨论了组织宗旨、章程，举行仪式成立组织。靳海科提出由徐伟担任总干事，他和张宏海为干事。该学会成员的一些言论是与宪法相抵触的，张宏海全盘否定共产党，在聚会时言论中有推翻共产党的意思。杨子立认为在经济上应该搞私有制，在政治上否定共产党的一党执政。靳海科说现在的政府是集权政府，国民缺少民主意识。徐伟和他赞成用暴力的方式，通过农民起义来改造中国。归纳起来，学会成员有两种观点，都是要用不同的形式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现在中国的道路。靳海科提出学会应建立一个网站，要求大家在网站上发表文章，进行网上交流，并将会员的观点、思想及学会宗旨进行对外宣传，由徐伟负责，杨子立提供技术支持。2000年10月，靳海科向他提出可在杨子立的个人网站“羊子的思想家园”上发表文章进行讨论。
2．证人黄海霞证言证明：徐伟负责学会网站的设计工作，杨子立负责网站的技术问题，杨子立说在学会的网站成立之前，可以把文章先放在他的网站上。徐伟是总干事，徐的观点是用农民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来武装老百姓的思想，用法律、经济等援助老百姓，让学会获得民心，徐伟趋向于用暴力方式，尤其是通过农民起义来改造社会。学会章程中规定要在天津、西安成立分会，要介绍、发展新成员，目的就是要改变现行的社会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变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政权，建立新型的民主体制，动摇共产党领导的地位，动摇共产党的威信。
3．证人李宇宙证言证明：杨子立明确表示实行多党制，推翻中国共产党。张宏海、靳海科提议要建立分会，且比较积极，靳海科这方面的事比较多。学会网站的申请工作由杨子立负责，在学会网站运行前，先以杨子立创办的网站做为学会的宣传性的窗口。学会要求每个会员都要写文章交给靳海科，靳海科负责《学实交流文集》的编辑工作，再将收集到的文章交杨子立上网刊登。在集会时，会员曾提出使用化名等。
4． 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侦查获取的有徐伟、张宏海、靳海科、杨子立等人签名及指纹的“新青年学会誓词”证明：徐伟、靳海科、张宏海、杨子立等人加入了新青年学会。
5． 从杨子立住处查获的碎纸片拼接而成的新青年学会入会誓词复印件证明了誓词的部分内容。
6． 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技术鉴定结论证明：“新青年学会入会誓词”是徐伟所写。
7．创联万网国际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证明材料、查询结果证实：2000年8月22日，杨子立以北京伟恒泰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在创联万网国际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系统申请注册了会员身份，并以其个人身份提交申请并注册成功域名（qingnian.org青年）。
8．
从徐伟住处查获的“对新青年学会章程的修改打印件”证明：该章程的主要内容包括会员、组织、纪律、会议、经费、附则等，并规定该会定名为新青年学会，总部设于北京，分会分设各地，以探索“改造中国及世界之道”为宗旨。
9．
从徐伟住处查获的“网站策划方案”打印件及从张宏海住处查获的“网站策划方案”、“无标题议题记录”等书证证明：网站是新青年学会的宣传阵地及外围组织；讨论议题主要包括斗争策略及成为执政党的近远期规划。
10．
徐伟给张彦华的信件证明了徐伟的目的是要将对现实的不满变为寻找和开拓出路的行动，探索出一条道路，最终拿出一套政治上的理论、纲领和行动方略，通过搞活动扩大队伍。
11． 从张宏海住处查获的软盘中打印出的“新青年学会成立宣言”证明：新青年学会对现政权不满，并煽动广大青年要有所行动。
12．
从张宏海住处查获的软盘中打印出的“新青年学会章程（草案）”证明：“章程”内容包括名称、宗旨（解放自己，改造社会）、纲领、入会条件、组织机构、会员纪律、会费来源等。
13． 从靳海科住处查获的“中国新公民读本”文章手稿复印件及日记中内容复印件，证明了靳海科对现实社会政治、民主的不满。
14．
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技术鉴定结论证实：署名靳海科日记本，黄色本第145页，绿色本第31、49页上的字迹是靳海科所写；《中国新公民读本》序手稿是靳海科所写。
15． 从靳海科住处查获的西安李党帅与其联系的信件证明：靳海科联络李党帅加入新青年学会的情况。
16． 从杨子立住处查获电脑硬盘中破译调取的羊子网站的有关“羊子的文章”、“杨子立通讯录”、“学实交流文集”等书证证明了上述文章具有推翻现政治体制的目的。
17．从徐伟、靳海科住处查获的《学实交流文集》第一、四、五辑的复印件证明：《学实交流文集》登载的靳海科《做新公民，重塑中国》、杨子立《选择自由主义》、于魏（靳海科笔名）《怎么办？》等文章有实现社会变革、主张重建自由化的社会制度、抨击现行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容。
18．从杨子立住处查获的电脑主机、硬盘、芯片及调制解调器的照片、存有杨子立个人网页内容的电脑硬盘照片、杨子立个人主页中登载的文章照片，从“新青年学会”
部分会员住处查获的《学实交流文集》的照片，从靳海科住处查获的靳海科的日记照片等物证、书证证明了上述相关证据的存在。
19． 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工作说明证明：经侦查获悉，各被告人分别抓获的经过。
20． 户籍证明证实：各被告人身份情况。
对于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关于其行为没有颠覆国家政权的的目的的辩解以及各辩护人关于指控犯罪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与经庭审查明的事实不符。现有经庭审举证、质证并经法庭确认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被告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等人实施了非法成立组织，提出改变中国现政权，通过互联网发表有关实现社会变革，主张重建自由化的社会制度、抨击现行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章等行为，上述事实和证据，充分体现其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主观故意及客观行为，故四被告人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被告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无视国家法律，非法成立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已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均应依法惩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被告人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犯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指控的罪名成立。四被告人的无罪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和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 被告人徐伟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1年3月13日起至2011年3月12日止）。
二、 被告人靳海科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1年3月13日起至2011年3月12日止）。
三、 被告人杨子立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1年3月13日起至2009年3月12日止）。
四、被告人张宏海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1年3月13日起至2009年3月12日止）。
五、在案扣押之证物予以没收（清单附后）。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收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四份。
审判长 柏军
审判员 贾连春
代理审判员 赖 琪
二00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章）
书记员 李庆华 曹铮
没收证物清单
1、 软盘 4张
2、 笔记本 2本
3、 手稿 47页
4、 纸张碎片 4张
5、 芯片 1 张
6、 电脑主机（含硬盘1块） 1台
7、 电脑硬盘 3块
8、 modem 1个
9、 文章 若干
10、电脑 1套
张书记
http://twitter.com/SecretaryZhang
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5 23:15 只看该作者
两点看法：
1.做政治网站有风险，说不定会入狱。
2.乌有之乡的站长范景刚真JB恶心。
我卖糕的 该用户已被删除
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5 23:51 只看该作者
理解张书记的感受。
以后我会注意的。
看本帖有感：罪名可笑，结局可叹。
抑扬
小组男客服（Twitter @yiang_）
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5 23:57 只看该作者
[转贴]杨子立的关于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自我辩护
文章提交者：zb191911o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中国最近刚刚对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等四人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宣判了重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说，四人”秘密非法成立了‘新青年学会’组
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四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已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杨
子立4月17日辩护词全文如下：
诸位法官：
感谢能给予我再一次开庭辩护的机会，在此，我要对自己做无罪辩护 。
我们四人的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罪”，所以我首先想阐明颠覆罪的基本特徵，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是指使用暴力或以暴力为后盾不经法定程序，强行改变国家宪
法规定秩序的行为，通常表现为暴动或是政变，因此，颠覆罪的两项重要特徵，一是暴力；二是非法。所以那种”和平颠覆政权”及”合法颠覆政权”的说法本身就
是自相矛盾的。
其次，我想证明，如果公民发表的观点和宪法的某些条文相抵触，那么这属于宪法保障的公民言论自由的范围，而不是违法犯罪。因为包括宪法在内的一切法律都是人为制定的，并且是允许通过合法的途径进行修改
的，所以，一定要有人提出和法律原有条文不一致的新建议，立法机关才有可能讨论，通过新的议案，从而完成对原有法律的修订或制定新法律。提出议案固然是人大代表才具有的权利，然而议案的内容却来自学术界的
提议或民意的表达，因此，公民有权对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原则以及具体条文提出不同意见，这正体现了宪法明文规定的言论自由的原则，比方说：几个人在玩扑克游戏，每个参与者都有权提议修改游戏规则，但在游戏规
则被更改之前，每人必须按原有规则出牌。提议修改规则和遵守规则是并行不悖的。
再举一个事实上的例子：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时提出中国应该实行市场经济，而当时的宪法却规定”国家实行计划经济”。邓小平当时只是一公民，他的言论并非违法，而是在行使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经过
后来人大的讨论和决议，宪法原来的条文被修改。所以说，即使有人提议的观点如三权分立，和宪法的具体规定有不一致之处，这也是合法的言论自由，如果言论中没有提倡暴力或非法行为，那么这种言论就更谈不上是
颠覆性的。
再次，我想讲清楚犯罪未遂和非罪的区别，犯罪未遂是指已经实施了犯罪行为但未达到犯罪的目的，而非罪则是根本没有任何犯罪行为，就颠覆罪来说，一般都是未遂犯，因此区分其有罪和无罪的关键是看，有无犯
罪行为，而不是看犯罪目的的是否达到，犯罪目的只是构以成犯罪的必要条件，而非充份条件。因此即便能够确立犯罪目的，如果没有任何犯罪行为，也只能确定无罪。
现在看看起诉书所指控的事实：
起诉书指控其他五人”秘密非法成立了’新青年学会’组织，以及后来我和他人加入。对于”新青年学会”的成立以及我的加入，我对此不持异议，但起诉书指控的”非法成立一说，却不能成立。”因为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
结社的自由，我们的自由结社因此谈不上非法，那么，是不是违反了《社团组织法》呢？首先《社团法》用来规范各类正式社团，正式注册的社团可以做为法人开展社会活动。而”新青年学会”仅仅是一些互相熟悉的青
年 朋友组成的小圈子，既没有经费来源，办公地点，专职人员等正规社团的基本存在条件，也不准备以社团名义开展什么社会活动和对外交往，因此，”新青年学会”
如同社会上广泛存在的棋牌、外语爱好者自愿组成的小团体一样，不是什么非法组织，另外，即便我们的结社行为不符合《社团法》的规定，那也不是违反刑法，因
此不属于犯罪。还有，”秘密结社”和”秘密聚会”的说法，除了营造一种玄秘的犯罪气氛外，并无实际意义，难道为了避免”秘密”嫌疑，所有的活动都必须大张
旗鼓的宣传吗？
阐明一个基本法理：只要言论中没有宣传暴力和非法行为，我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就是行使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而不是颠覆行为。
起诉书继续指控我们四人提议”重新建立一种自由化的社会制度”，首先自由化是我个人的观点，而不是四个人的一致观点。其实，如前所述，”自由化”的观点
是学术观点，属于言论自由而不是犯罪。至于”重新建立”四个字则是强加的，按我的观点：”自由化”指自由程度的提高，同样”法治化”是指法治程度的提高，
不能因为”自由”、”民主”、”法治”等词语后边有一个”化”字就理解成推翻现有法律制度并重建一套新的法律体系。
起诉书指控我
们四人”主张在全国设立分会，通过互联网发表文章，筹备创办互联网站和刊物，扩大组织规模和影响”。设立分会确实有人提议，但也不是全国都设立；在互联网
上发表文章并非某人主张，而是包括我在内的某此人的兴趣爱好。我的个人网页早在1999年就建成使用了，发表网上文章是公民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一个合法
的、有效的途径，进行网上学术交流，是很正常的。筹备创办互联网站确实筹备了，但这是公民文化权利的一部分，到2000年底，包括我个人网站的各类民间网
站不下十万个，这并非是违法行为。后来国家出台了一些互联网管理规定，但是我们筹备的网站由于学会解散，后来并未建设，所以也谈不上违法，创办刊物则是根
本没有筹备，只是有人提议而已，扩大组织规模对任何一个小圈子来讲，都是一种正常行为，由于没有对外宣传”新青年学会”，所以扩大影响是不存在的。
起诉书指控我们四人”规定了使用暗语等策略”。那么，使用暗语怎么回事呢？是不是为了掩盖已有的犯罪事实呢？并非如此，这是因为我刚加入”新青年学会
“。在学会还没有进行任何活动的时侯，秘密警察就找到海科进行调查，并且海科正常的地质工作也受到影响，为了防止其它人也受到不应有的伤害，新青年学会就
宣布解散了。同时有人提议，如果再有新青年学会的麻烦就使用暗语通知，以防非法窃听，实际上暗语根本没用上，可见，使用暗出于政治上的恐惧，而恐惧本身不
是犯罪，必须承认政治恐惧症是广泛存在的，任何一个正常的人被秘密警察找上门都会恐惧，即使他没有做任何违法事情也会如此。所以，在没有其它犯罪事实的情
况下，使用暗语也不过是公民的通讯自由罢了。
起诉书指控我们四人”在互联网上发表《做新公民，重塑中国》”、《怎么办》等文章，
提出”中国当前实施的民主是假民主”、”结束老人政治，建立青年中国”。首先，这两篇文章并非集体决议，而是作者个人的观点，其次，整篇文章的内容不应只
根据其中两句来判断，再次，这两句话固然包含着一定的错误观点，如民主应当是程度问题而不是真假问题，但是学术观点的是非并不等于犯罪，这两句话中既没有
宣传暴力，也没有提倡使用非法手段，所以这也并非颠覆性的行为，还有，如果不把这两句话看成学术观点，而看成是个人抱怨或牢骚，作为国家主人的公民对作为
人民公仆的政府发发牢骚和抱怨也是正常的。
起诉书最后指控我们四人”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首先，这里指控的”推翻”和”颠覆”就不成立。因为前文已经论述过，”推翻”、”颠覆”成立的必要条件包括暴力性和非
法性，由于在所有的证据中都没有涉及使用暴力和非法的手段，因此不能认为我和他人有”妄图推翻”和”妄图颠覆”的企图，其次，既便不用”推翻”
和”颠覆”而用”否定”也是难以成立的，在我的文章中确实有批评马列主义
的 观点，但是不能把否定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同于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把否定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等同于否定现实的中国特色，否定阶级专政理论等同于否定人民
民主专政的政权，其根据是中共16大提出的”与时俱进，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思想路线，16大报告指出，一定要从对马克思主义僵化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
出来，一定要从形而上学的桎□中解放出来，要有创新精神。既然要创新，就必然要提出和老观点，老思路不同的新观点和新思想，假如动辙上纲上线到反党反社会
主义的高度，那就不可能有创新，公民的言论自由也将不复存在。既便”妄图”后边的语句能够成立，前边已经论述过，单纯有目的，而没有行为，不能算是犯罪。
综上所述，”新青年学会”是我们几个有爱国热情的青年共同的业余兴趣和爱好结成的小团体，从其名称和宗旨”积极探讨社会改造之道”来看，也是学术性的，并未危害国家政权的安全。我们几个人的学术观点和认识
层次各有差异，比如：我信奉自由主义，而徐伟信奉马克思主义，但我们共同关注国家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也正因为认识上的不同，才有必要在一起研究讨论，在起诉书所有的指控中，没有一件属于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
我们四名被告人从被拘留到现在，已经两年多的牢，我在此仍然要做无罪辩护，因这这不仅牵涉到我们个人的清白和人身自由，更重要的是，这件案子能否公正判
决，关系到宪法对公民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保障能否真正得到贯彻实行，关系到宪法的尊严能否得到维护，关系到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能否在法治的轨道上顺利前进
的大局。法律之所以要限制公民的行为，其目地恰恰是为了保护公民的自由、平等和人权。因此，法律的正义和人类的良知是一致的。在被拘禁的两年多的时间里，
我常常想，假如随便找到一个人，无论是精通法律的专家，还是不懂法律的平民，让他看过我的文章，并让他了解我的全部行为，然后问他，”这个人是犯罪吗”
？我坚信他一定会说”不是”。如果再问他，”这个人的全部言行对于你的自由和幸福有任何潜在的危害吗”？我相信他一定回答：”没有”。正是基于这样的信
心，我坚持自己和其他三人的清白与无辜。
诸位法官，你们是良知和法律的代言人，我相信你们的判决应当并且能够体现公平和正义。
抑扬
小组男客服（Twitter @yiang_）
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5 23:58 只看该作者
一个学生团体，信仰在牺牲与背叛中接受考验
BY/华盛顿邮报
2000年夏的一个周六上午，8位年轻人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一间简陋房间相聚，组成一个讨论中国政治改革必要性的研讨小组。他们当中，有的是学生，有的刚毕业，都不过30岁。
他们当时都是朋友，聚到一起是因为一个共同愿望，即让自己的国家更美好。午饭后，由7名男士和一名女士组成的这个小组在校园里散步，沿一条绿色湖畔柳荫下认真讨论着国家的问题。
两天后，其中一名学生在其大学的横格信纸上记录了当天的活动。
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李宇宙（译音）潦草写道：「我参加了一次「新青年学会」会议。」他记录了聚会时间─8月19日上午10时─和与会者姓名。他描述了他们对政治变革的观点，并称有的人主张「暴力手段。」他补充写道，他的朋友们希望小组活动保密。
随后，他将报告交给了国家安全部。
三年半后，研讨小组的4名成员被以颠覆罪判8至10年囚禁。两人获释，但因在警察询问中出卖他人而生活在耻辱之中。李则逃往泰国。
一天下午，他翻看着他过去写的报告，痛苦地解释起他为甚么要当网民和出卖朋友。
天安门广场屠杀近15年和苏联解体13年后的今天，中共在开展世界上规模最大或许也是最成功的权威主义试验。「新青年学会」的遭遇使人对中共为维持其对权力的独揽而采用的手段和身陷其中的人们所面临的困难道义抉择略见一斑。
研讨小组的命运还说明中共在运用其生存的最基本原则之一时绝不手软的程度，即视一切独立组织为潜在威胁并予以粉碎。
「新青年学会」的8成员从未就政治纲领达成共识，也没有任何资金来源。他们从未在其它城市建立分支或发展新成员。他们甚至没再召开过全体出席的会议，总是有人太忙。
然而，他们却引起中国两大安全部门的注意。有关他们活动的报告送达中共最高官员，包括负责国内安全的政治局委员罗干。据见过一份概述高级官员就该案所做指示的内部文件的人士说，连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都视该调查为国家最重要的之一。
领导层如此重视一个平民小组反映出其对权力的惶恐不安。尽管有人认为经济改革必然导致政治自由，但中共还是实现了20年的迅速增长。
但它难以应对日益增长的社会紧张和大众不满，并对学生活动格外紧张。1989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民主示威就是学生运动引发的。
因此，中共迅速铲除「新青年学会」。在铲除的过程中，中共迫使8位年轻人思考他们愿为自己的信仰和朋友做出多大的牺牲。
本报导是根据对「新青年学会」研讨小组成功躲避追捕的4名成员、遭监禁人员的亲朋好友和参加过小组会议的人的采访以及该案法庭上出示的文件编写。
一个论坛的诞生
路坤回忆说，
当时她正一边在其单间住房外的走道火炉旁做晚饭，一边在唠叨她丈夫杨子立。她丈夫坐在屋内作为结婚礼物的计算机前起草一份他打算粘贴在网络上的关于民主的文章。
她想起当时她是这样告诫他的：「你没必要这样做。凭你所受教育，你可以有更好的前程。你应该想想你的父母、家庭，还有我们的经济状况。我们连套象样的住房还没有呢!」
但杨对她的抱怨不愿多想。陆说：「他告诉我说，总得有人站出来，为社会进步出力。他决定要站出来。」
她补充说：「我知道他是对的，但我很担心。」
杨 子立身材健硕性格外向，有一副充满年轻人朝气、有棱角的脸庞。他不仅是计算机高手，而且在北大求学期间便形成其政治见解。虽说他是机械硕士，但Vaclav
Havel, Friedrich Hayek and Samuel P.
Huntington等思想家的著作也没少读并深受激励。他贫穷的农民父母不得不将其其它兄弟交人收养，作为家中长子的他特别关心农村贫困，常到农村调查
当地党官滥用职权的现象。
1998年毕业后，杨找到一份编程员的工作，并设立一个颇受欢迎的网址，取名为《羊子的思想家园》；他在该网址上发表谴责中共和主张民主改革的檄文。他写道：「我是自由派人士。我关心的是人权、自由和民主。」
秀发垂肩目光忧郁的路坤是一名杂志编辑，她从不阅读她丈夫的文章和诗篇。她渴望宁静的生活，常敦促丈夫学学自己的同学们，追名逐利，早过小康。杨却不愿苟同。
相反，他找到一伙朋友，同他一样，关心被新兴经济遗弃的人们。他们都是在校大学生或刚毕业不久，如他一般，从其它省份来京读书，平时愿意谈论如何能改变中国和帮助不幸的人们。
当一些朋友提议建立俱乐部作为讨论场所时，杨毫不犹豫地便加入进来。他们以中国著名的五四运动时期发起的一份颇具影响力的杂志名称为该俱乐部命名为「新青年学会」。当时就是学生和知识分子热烈讨论1911年最后一代皇帝下台后中国的未来走向。
张 燕华（译音）是一位语气温和的研究生，在附近城市天津担任公务员。他专程花两个小时前来北京参加小组讨论会。他回忆说：「我们就是不甘平庸。我们要为社会
做点甚么。」
他们在不同的大学校园、宿舍、教室或干脆在露天举行聚会。他们欢迎朋友、同学们加入进来。有时他们会边喝茶或吃饭边聊，但一般他们都是坐那聊，一聊就是数
小时，话题包括政府腐败、下岗工人境遇或农民家庭的税务负担等。
范而军（译音）是一位身材矮小头发粗密的北航毕业生，毕业后留校做助教。他说：「我们对我们这代人的冷漠谈论很多。我们感觉，其它年轻人过于追求物质，不考虑该做的事。」
他们时常意见不一，例如，相互辩论着政治变革到底是应该始于党内还是党外，何时采用选举制为适宜等等。但他们都认为，中国人民在痛苦中，中共对言论的限制阻止了人们讨论紧迫问题，民主改革是必要的。
当时28岁的杨是俱乐部中年纪最大的，也是小组中西方自由主义最坚定的主张者。与其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是他的朋友26岁的徐伟。身材较高带有书生气徐是报社记者，同时他也是坚持马列主义思想的中共党员。他俩是俱乐部中最成熟、最有修养的成员，徐当选为组长。
另外还有4名成员。
张宏海，27岁，北京广播学院毕业，脸上常带友好的微笑，但却是小组中情绪最易激动的一员，最易提高嗓门或口吐脏话。
靳海科，24岁，范的高中同学，一头浓密的黑发，穿着随便，是最外向的成员。他被指派负责发表成员的文章，因为他可以在其工作的网络公司利用计算机上网。
身材矮小的大四学生黄海霞是小组中唯一的女性。22岁的她也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黄很敏感，时常在恶梦中看到儿童沿街乞讨。
最后是李宇宙。
征招特务
李在国家安全部第一次接触他时是大三学生。一天下午他的呼机叫了起来，屏幕上闪出他不认识的号码。他回话时，对方是个男士，自称是国安部官员，并问李能否到城里一家饭店与其见面。
那是1999年5月。北京各大学正因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遭北约轰炸而民怨沸腾。许多中国人都不相信是误炸。李也参加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在美国大使馆外的抗议活动。他确信他没做甚么错事，也就同意了与该特工见面。
时年27岁的李，宽肩膀，方脸庞，寸头；他回忆说：「我认为没甚么大不了的。我当时甚么也不怕。我甚至还有些好奇，因为国家安全部如此神秘难测。 」
两名男士在饭店前厅与他见面，并对他前来表示了谢意。他回忆道，两人都很年轻，30来岁，他们解释说在调查一名无业教师，称该教师在大学校园散发措辞严厉的讲稿，既谴责美国，也攻击中共懦弱无能。
李知道他们是在说谁，就帮助了他们，因为他认为那个人可能很危险。
但是特工不断地给他打电话，开始问他有关校园内的情况和学生如何看待各类问题。李还是同意帮助他们。
他说：「当时我想的很简单。我想这是在做好事，因为我在帮助国家。就像他们在搞民调，想要了解校园的政治倾向。」
李 说，他每隔2、3周便同他们见一次面。特工会问他学生们如何看台湾2000年总统大选和北京申办2008年夏奥运。他们还会问如果江泽民决定不退学生会做
何反应。李后来说，帮助国家安全部的不只他一个，但他从未与其它人见过面。那两名特工告诉他国安部内有一个专责监督大学的司，并称他二人仅负责人民大学。
然而，李似乎成为国安部有关学生活动的最佳消息来源之一。他说，政府开始每月向他支付约值60到75美元的津贴，并要求他呈交书面报告。他说，数月后，国安部向他索要个人简历，决定待他毕业后招其为全职特工。
从 许多角度来讲，国安部招募了一名理想的特工。李交友甚广，因为他经营一家网络咖啡厅并协助发起一个学生组织。他本人似乎对干特工也满感兴趣。他在一个贫困
的乡村长大，从小梦想当警察，时常听到他父亲在抱怨毛泽东搞的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李认为在国家安全部某一份职是纠正此种不公正的机会。
他说，他认为中国政府需要变革，他希望从内部推动改革。他说：「在高中时我就知道共产党不好。我知道这是个政治制度问题，这个制度是独裁制。」
当他遇到杨子立和另外几人时，立刻成了朋友。他敬佩他们的理想和决心，几乎每周都与他们见面。他说：「我们就像兄弟一般。我们志同道合。」
但当国安部特工要他提供有关他的新朋友的消息时, 他答应了。他说, 在他为国安部书写的30几份报告中, 有4到5份主要是关于他的朋友和他们一道成立的小组。
李自认为, 小组当中有人在国安内部盯捎更好些。他想, 如果他不干了, 那不仅会毁了自己的前程, 而且将引起他的朋友们被注意。而由他自己来调查他们,
他还可以保护他们。
李说,无论怎样, 他确信他的报告不会带来甚么不好。他说, 杨和其它几位毕竟没有在干坏事。
麻烦开始
「新青年学会」从未实现其创始人的初衷. 他们曾试图使其正规化: 签署誓言,制定决心致力于「探讨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章程, 甚至想启用会费制度.
但一要开会或搞活动, 大家都是功课忙, 工作忙或个人生活忙. 很少能有超过3或4人挤出时间聚一下.
偶尔小组会组织研讨会.在2000年秋的一次活动中, 两位被禁在国家媒体发表文章的自由派学者参加并批评了中共政府, 他们主张民主改革. 李说,
一位遭禁的中国民主党成员也出席了.
数周后, 中国的主要警察机构公安部开始骚扰研讨小组成员之一靳海科. 他们多次将其拘押审讯, 询问有关「新青年学会」的情况及其与中国民主党的联系.
他们通知其单位他被调查, 还想说服他监视其朋友.
靳非但没有出卖朋友, 反倒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们. 李对警方在调查该小组感到意外, 但他没有惊慌失措, 把情况透露给他在国家安全部的上司. 其它人更感不安.
来自天津的小组成员张燕华回忆说:靳「告诉我们说, 他向警方交代了我们的姓名. 我们并不生气, 我们知道他是想保护我们. 但我们感到紧张.」
一月靳丢了工作, 显然是因为来自警方的压力. 他的朋友们同意结束新青年研讨小组.
两月后靳去找他高中同学范而军. 范回忆说, 他来时情绪不安, 想要召开小组紧急会议, 因为他认为警方正在准备大搜捕.
范讲, 与靳谈完话后令其不寒而栗. 非但没有去参加会议, 他犹豫了片刻便去找他所在大学他当作导师的一位党官出主意. 当晚, 那人把范叫到其办公室.
国家安全部的三名特工正在那等着他.
范说:「我尽力向他们解释, 但我记不住那么多, 他们也不满意.」凌晨3时, 特工放他回家, 但提醒他说他们还会回来找他.
四天后, 也就是2001年3月13日, 国安部特工拘押了五名研讨小组成员: 靳海科, 杨子立, 徐伟, 张宏海和张燕华. 几名特工还劫持了杨的妻子路坤,
他们将其强行押入一辆小车, 用布袋罩住她的头后把她带到国安部拘押所.
路说，特工连审她三天，逼她说出有关她丈夫及其活动的情况。她讲，当她拒绝向他们透露任何姓名时，特工便笑她。她援引一名特工说：「你今天的麻烦就是你那些朋友惹的。
你的朋友出卖了你。他们甚么都告诉我们了。」
张燕华说，他被连续30天每天10小时提审后获释。他是在他生活工作的天津被拘捕的。 因为特工主要问他该小组有否在该市活动「他好歹回答中没有伤害他的朋友。
黄海霞没有被拘押，但她被大学政工干部叫去见几名国安特工。她被提审三次，每次时间都很长，并且都需在自述记录上签字。她说，特工多次谈到长期入狱的可能性，让她要考虑自己的学业前途。
在她第一份记录中，黄写道，「新青年学会」想要「把中国变为更美好的国家。」但在第二份记录中，她说她后悔「与这帮自命不凡的年轻人在一起」和「使用激烈词语攻击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她感谢国安特工「帮助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在经历了长达6小时提问后签字的最后一份记录中，她写道：「「新青年学会」是一个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组织。这是一个非法组织。它企图推翻党的统治和动摇党的领导和威望。」
国安部特工还多次提审范，3月和4月各两次。他说，最后一次是在市拘留所。
他回忆说：「他们向我出示一份我回答的笔录并要我在上面签字。我看到上面我说杨想要将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张宏海赞成革命手段。我确实讲过类似内容，但那都是凭印象讲的，我认为他们不应以此作证据。」
他说，笔录中还有他没有讲过的话，如其中有写：「我们组织的最终目标是推翻中国政府。」
但范说，他很害怕，所以不敢提出异议。他说：「我身在拘留所，周围都是铁丝网和荷枪实弹的狱警。感觉上去他们在威胁我。他们总是说，他们是国家机关，我得与他们合作，否则后果自负。」
所以他在笔录上签了字。
面对后果
李宇宙回忆说，当他听说他的朋友们被捕后难过至极。他逐一给他们打电话，没有一个能打通。次日，他给他在国家安全部的上司挂通了电话。
他的上司证实了被捕消息，并让他暂避几日。
李说：「我想他是要让我知道我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尽力安慰我。他说，如果我们不逮捕他们，别人也会逮捕他们。接着，他说，他们将坐15到20年的牢。到他们被放出时，他们不会再认识我了。但这让我更难受。」
李说，他当时头脑混乱的甚么也说不出来。那天晚上，他把一切都告诉了自己的女友，在自己的宿舍内抱头痛哭。一时怒起，他用香烟烧灼自己的臂膀，留下疤痕要自己记住当时的痛苦和愧疚。
李说，几天后，他开始使用笔名替他的朋友们在网络上发表申诉文章。
但他未透露他在朋友被捕中的角色。他也没有断绝同国家安全部的关系往来。他也许感到愧疚，但还不足以令其加入其狱中朋友的行列。他说，他要找到帮助他们的另一途径。
李说：「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他补充说他很害怕那些特工：「我担心我无法毕业。他们可以以任何理由将我逮捕。」
三周后，李在国家安全部的上司请他去吃午餐。席间，李同特工们共进烟酒，对他们拘押他的朋友一事只字不提。饭后，他们要他在一份笔供上签字，作为案审正式提问时他的答复。
笔供上说：「我认为，「新青年学会」是一个非法组织和政治组织。首先，它未经登记。其次，它具有强烈政治倾向性，我认为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和以多党制和西方资本主义取而带之。」
李签了字。他说他没有仔细看。
宣布判决
六个月后，当检察官在法院陈述案情时，主要依据黄海霞、范而军和李宇宙的签字笔供。
根据列席一二BGB0005f判的家属记录，四位年轻人为自己做了当庭辩护。身着被捕时穿的衣服─多为绒线上衣，他们逐一站起对着三位法官为自己陈述。
张宏海反问道，研讨小组连设立网址的资金都筹措不起如何推翻中共呢。徐伟指出，研讨小组的成员一半是中共党员。当检察官指控靳海科主张「结束老人政治」时，他反驳道，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曾使用过同一说法。
杨子立争辩，检察官指控他们推动的「社会制度自由化」不等于颠覆。他说：「自由化意味着通过改革扩大自由度。例如，过去20年的改革，难道那不是自由化的过程吗？」
李宇宙那时已经毕业。国家安全部在为正式雇用他办手续，并要他开始调查和潜入其它涉嫌异议小组。但他不再有兴趣为他们效力。
而他随后采取的行动显示出他的内心矛盾性。李似乎非常想帮助他的朋友们，但也不愿承担出卖朋友的全部罪责，或为了他们而牺牲自己的自由。
首先，李给法官写了一封信，为其四位朋友辩护，同时宣布他签字的笔供作废。但他没有透露他与国安部的关系。他将这一切事先通知了他的上司，称这样做是为了提高其在异议群体中的可信度。
后来他又与杨的妻子路坤联系，约她在麦当劳店见面。他给她看了香烟烧灼留下的伤疤，但没有勇气向她承认自己在她丈夫被逮捕中的作用。
他还试着到中国最高法院为杨和其它三人寻求帮助。他同样没有告诉法院官员他与国家安全部的关系。但国安部很快发现了他在干甚么。他说，他人还在法院，他的上司便拨通了他的手机，要他「马上回来，不然会逮捕你。」
当日稍晚，国安部的一名司长把李带到一家茶馆，客气地警告他不要走的太远。李回忆说：「他讲：「我们知道你因朋友被捕而感到很难受。回家休息一下。」
但他还说我是个成年人，要为自己的所为负责…他说：「别以为离了你我们就找不到间谍了。」」
李拒绝再为国安部干事，而开始以中国人权党的假组织名称在网上发表有关他的四位朋友的文章。2002年5月他的上司来电话问他是否听说过这个组织。李说没有。两天后特工又来电话并告诉他一个电话号码。是他女友的号码，他就是使用这个号码登记上的网。
李回忆说：「他说，如果那些文章是我写的，他就没办法帮我了。我知道，我有麻烦了。」
第二个月，李搞了本护照，并在一位在旅行社工作的朋友帮助下于7月8日飞往泰国，紧接着在联合国的一个办事处申请了难民身份。
2003年4月20日，也就是杨和另外三人最初被逮捕的两年多之后，法官举行第二次听证，庭审该案件的新证据。检察官首次拿出李宇宙为国家安全部效力时提供的笔供报告。
2003年5月18日四名被告被带进法院聆听判决。他们每人身后站着两名安全官。但法官还没来得及宣布判决书，徐伟便向前冲去后摔倒在地。
现场人证说他大声喊道：「我抗议！北京国家安全局殴打我！我不会承认犯了任何罪！我不会无辜冤枉他人！ 」
他紧紧抱住一个桌腿不放，5、6个安全官一起动手才把他拉开，随后将他抬出去。接着，法官宣布所有四名被告犯有颠覆罪。
徐和靳海科被判10年监禁。杨子立和张宏海被判8年。安全官迅速将三名所剩被告押出宣判庭，不给他们任何抗辩的机会。
充满悔恨
数月后，李宇宙细读了法庭上出示的文件。他身穿胸前印有大象的白色T恤衫，坐在曼谷一家饭店的前厅。看上去，他好几天没有盥洗了。
他抬起头，眉头略皱，表情茫然，终于开口了：「是我写的。我有印象。」
第一份报告最长，主要谈徐伟。报告中说，他在忙于计划成立一个秘密组织，并认为不能排除以暴力作为政治变革的手段。报告还说，他已确信李「完全信得过。」
李说：「我不记得我为甚么要写这些。我当时不知道调查的目的是要逮捕这些人。。。」他深沈的声音低落下去。
第二份报告稍短。它记录了一次有6名「新青年学会」成员参加的会议。报告提供了每人批评中共的言论。
李认为这份报告的内容没甚么。 他说：「任何中国百姓都可以说这些内容。课堂上的老师也说这些内容。」
第三份报告描述了「新青年学会」的第一次会议。篇幅更短，内容不很具体，把与会者分为两类：5人赞成「暴力手段」，2人主张「和平手段」。
李说：「国家安全部对这份报告不太满。他们说，这事不小，我应再写具体点儿。但我偷懒没照办。我总是尽力少写点儿。」
第四份报告是讲发生在李的宿舍内的一次会议。当时靳海科告诉他警方在骚扰他。张宏海也在场。报告说，张主张他们必须扩大他们的组织。
李说：「当时我在为国家安全部工作。我必须写这些东西。」当问他是否在欺骗朋友时，他称他是在工作，但他补充说，国安部滥用了他的报告。「用我的报告分析社会还可以，但不能用来作为给人定罪的证据．．．．．．如果我是编造的怎么办？」
李 说，个人野心似乎是国家安全部决定逮捕他的朋友的动机。他的上司们想要破一个大案，好增加经费、获得提升。他们的上司无疑也想得到同样的好处。李说，所以
各级官僚都夸大他的朋友们的活动，或许一直到中共最高层都是如此。李说，当竞争机构公安部开始介入时，国安官员决定采取行动，保证自己立功受奖。
但李否认自己汇报朋友和在报告中夸大其辞是个人野心所然。后来在被问及他此时要对朋友们说点儿甚么时，他回答前停顿了一下，然后轻轻地说：「我从未想过会伤害他们。我不想推却责任。我的确后悔写了那些报告．．．．．．它们被用作证据，伤害了他们，我很抱歉。」
再次相聚
逮捕后他们从未再见面。但在沉默了数月后的去年10月，逃脱逮捕命运的另三名研讨小组成员鼓起勇气，代表他们的朋友在上诉听证上作证。
张燕华仍住在天津。他说过的话没有被用作给杨等定罪的证词，但事发后他没为他们做甚么。他开始对基督教感兴趣，每天为他的朋友祈祷，并且当杨的妻子路坤找到他时同意作证。
黄海霞知道自己签字的笔供伤害了她的朋友们，但她在尽力忘掉一切。第一次审判后，她在徐伟女友的要求下给法官认真写了一封信，表示她的回答被国家安全官员「在某种程度上歪曲了。」然后她去了上海。张在那里找到她，并说服她回北京参加听证。
范而军仍在北航教书。连续数月他害怕得连打听他朋友的下落的勇气都没有。有一次，路坤要见他，他推了，称他需要时间考虑一下。但就在上述听证要开始的数周前，杨的律师电话找到他，提醒他签过字的笔供。他对自己所说过的话的严厉程度感到吃惊，一怒之下也同意前往作证。
但法庭拒绝他们入内。三人坐在路边，写了一份声明，为他们的朋友辩护和否认「新青年学会」曾有推翻政府的想法。法院拒绝接受。
后来，陆说，她已经原谅他们三人。她说：「他们都是年轻人。他们是在压力下才这样做的。」
但她不会原谅李宇宙。她说，他的行动是自愿的。她说：「他撒谎并出卖朋友，然后又出国，而不是留下来帮助他们。他不应获政治庇护．．．．．．他应该回来，哪怕是要坐牢，因为他就应该坐牢。他应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一次李从曼谷打电话给她，要她把法庭文件复印件寄给他，他好尽力帮助她丈夫。她答道：「我恨你。」
2003年11月，法庭驳回四名被告的上诉。
上月，路第一次被允许探视她丈夫，几乎是他被逮捕后整整三年后。她说，他的头被剃光，人消瘦惨白。两人隔玻璃墙对坐，通过对话机交谈，但很难听清对方讲些甚么，因为房间内挤满了其它犯人和探视人员。
路说，她哭了，并告诉她丈夫她终于开始阅读他所写的那些文章了，她现在明白他为甚么要坚持写下去。但主要还是杨在说。他说话速度缓慢，对自己让家庭失望表示难过。他让她去看望他的父母和在他不在的情况下照顾好自己。
陆说：「他讲他是冤枉的。他告诉我要有思想准备。他说他不会为获假释而承认自己有罪。」
仅20分钟，电话线便断了。他们的时间已到。
蛋蛋儿
土老帽儿
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6 22:12 只看该作者
坐牢的有我的校友，强烈的悲愤当中。这个不要脸的朝廷……
bmpy
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6 22:41 只看该作者
我的感觉是 太邪恶了…党国手段真是太多了….
青春年华 就因为几句话就没有了 难过
另外 不知道那个李宇宙现在被弄回来了没有
痴汉王昊轩
1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6 22:51 只看该作者
顶
核子力量
Twitter.com/hzpower
1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6 23:52 只看该作者
真是天大的冤枉
远景
1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6 23:56 只看该作者
这就是现在进行史！共产党吸取得天下的经验，对组织和学生监控的真严那。
东方安澜
中国杂种
1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7 09:08 只看该作者
就是不让你们”五四”
wistreer
推特：@wistreer
1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7 09:54 只看该作者
乌有之乡网站的创建人似乎与此事负相关。
qiushuihan
不明真相的群众之一
1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7 19:11 只看该作者
华盛顿邮报长编报道《A Study Group Is Crushed in China’s Grip》
A Study Group Is Crushed in China’s Grip
Beliefs Are Tested in Saga Of Sacrifice and Betrayal
By Philip P. Pan
Washington Post Foreign Service
Friday, April 23, 2004; Page A01
BEIJING – On a Saturday morning in the summer of 2000, eight young people met
in a shabby apartment near Beijing University and started a study group to
debate the need for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Some were students. Others were
recent graduates. Not one was over 30.
They were still friends back then, brought together by a shared desire to
change their country for the better. After lunch, the group – seven men and
one woman – took a stroll across campus, earnestly discussing the nation’s
problems under the willow trees surrounding a green lake.
Two days later, one of the students recorded the day’s events on a sheet of
lined paper under his university’s letterhead.
“I attended a meeting of the New Youth Study Group,” Li Yuzhou, a philosophy
major at People’s University, wrote in a hurried script. He noted the time of
the gathering – 10 a.m., Aug. 19 – and the names of all the participants. He
described their views on political change, asserting that some favored
“violent methods.” He added that his friends wanted to keep the group
confidential.
And then he delivered the report to th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Three and a half years later, four members of the study group are in prison,
serving sentences of eight or 10 years on subversion charges. Two are free but
living with the shame of implicating the others when interrogated by police.
And Li has fled to Thailand, where one recent afternoon he leafed through some
of his reports and struggled to explain why he became an informer and betrayed
his friends.
Nearly 15 years after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and 13 since the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engaged in the largest and
perhaps most successful experiment in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world. What
happened to the New Youth Study Group offers a glimpse into the methods the
party uses to maintain its monopoly on power and the difficult moral choices
faced by those caught in its grip.
The fate of the study group also illustrates the thoroughness with which the
party applies one of its most basic rules of survival: Consider any
independent organization a potential threat and crush it.
The eight members of the New Youth Study Group never agreed on a political
platform and had no real source of funds. They never set up branches in other
cities or recruited any other members. They never even managed to hold another
meeting with full attendance; someone was always too busy.
And yet the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China’s two main security ministries.
Reports about their activities reached officials at the highest levels of the
party, including Luo Gan, the Politburo member responsible for internal
security. Even the president then, Jiang Zemin, referred to the investigation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 the nation, according to people who have seen
an internal memo summarizing the comments of senior officials about the case.
The leadership’s interest in such a ragtag group reflects a deep insecurity
about its grip on power. The party has delivered two decades of rapid growth,
defying those who believe economic reform must lead to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But it is struggling to manage rising social tension and
popular discontent and remains especially wary of student activism, which
sparked the 1989 pro-democracy demonstrations in Tiananmen Square.
So the party moved quickly to eliminate the New Youth Study Group. In doing
so, it forced eight young people to consider how much they were willing to
sacrifice for their beliefs – and for their friends.
This account is based on interviews with the four members of the study group
who escaped arrest, relatives and friends of those imprisoned, and others who
attended the group’s meetings, as well as documents presented in court in the
case.
A Forum Is Born
Lu Kun remembers standing over a stove in the alley outside her one-room
house, making dinner as she lectured her husband, Yang Zili. He was inside,
sitting in front of the computer they had purchased as a wedding present for
themselves, tinkering with an essay on democracy he planned to post on the
Internet.
“You don’t have to do all this,” she recalled admonishing him, her voice
carrying through the open doorway. “With your education, you could have a
better future. You should think of your parents, your family, our economic
situation. We don’t even have a real apartment!”
But Yang brushed aside the complaint. “He told me that someone had to stand up
and work for social progress, and he had decided to stand up,” Lu said.
“I knew he was right,” she added. “But I was worried.”
A slim, outgoing computer whiz with a youthful, angular face, Yang developed
his political views at Beijing University, where he earned a master’s degree
in mechanics but was inspired by reading Vaclav Havel, Friedrich Hayek and
Samuel P. Huntington. As the eldest son of farmers so poor they gave his
brothers up for adoption, he was especially interested in rural poverty and
often traveled to the countryside to investigate the abuse of power by local
officials.
After graduating in 1998, Yang found work as a programmer and set up a popular
Web site, “Yangzi’s Home of Ideas,” where he posted forceful essays condemning
communism and arguing for democratic reform. “I am a liberal,” he wrote, “and
what I care about are human rights, freedom and democracy.”
Lu, a magazine editor with long, straight hair and sad eyes, never read her
husband’s essays and poems. She wanted a quiet life and urged him to be more
like classmates who were chasing riches and settling into China’s new middle
class. Yang refused.
Instead, he found a circle of friends who shared his concern about those left
behind by the booming economy. They were college kids and recent graduates,
people like himself who had come to Beijing from the provinces for an
education and who enjoyed arguing about what could be done to change China and
help its less fortunate.
Yang signed up immediately when a few of his friends proposed setting up a
club to provide structure to their discussions. They named it the New Youth
Study Group after an influential journal published during China’s celebrated
May 4th Movement, when students and intellectuals passionately debated the
country’s future after the fall of the last emperor in 1911.
“We didn’t want to be ordinary people. We wanted to do something for society,”
recalled Zhang Yanhua, a soft-spoken graduate who took a civil service job in
the nearby city of Tianjin but made the two-hour trip back to Beijing for the
group’s meetings. They met on different college campuses, in dorm rooms,
classrooms or just outside, and they welcomed friends and classmates to join
them. Sometimes, they had tea or shared a meal, but usually they would just
sit and talk, for hours at a time, about government corruption, the plight of
laid-off factory workers or the tax burden on peasant families.
“We talked a lot about the indifference of our generation,” said Fan Erjun, a
short, spiky-haired graduate of Beihang University who was working as a tutor
there. “We felt other young people were too materialistic and didn’t worry
about the right things.”
They often disagreed, debating whether political change should begin inside or
outside the party, for example, or how fast elections should be introduced.
But they all believed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were suffering, that the party’s
limits on speech prevented discussion of pressing problems, and that
democratic reform was necessary.
Yang, then 28, was the oldest member of the club and also the group’s most
consistent proponent of Western liberalism. At the opposite end of the
ideological spectrum was his friend, Xu Wei, 26, a tall, bookish newspaper
reporter and Communist Party member who clung to a Marxist ideology. They were
the most mature and even-tempered members of the club, and Xu was elected its
president.
There were four others.
Zhang Honghai, 27, a graduate of the Beijing Broadcasting Institute, had a
friendly smile, but was the most emotional member of the group, the one most
likely to raise his voice or resort to cursing.
Jin Haike, 24, a high school classmate of Fan’s with a mop of dark hair and a
habit of dressing sloppily, was the most outgoing member. He was put in charge
of distributing members’ essays because he had access to a computer at the
Internet firm where he worked.
Huang Haixia, a petite college senior, was the only woman in the group and at
22 its youngest member. She was so sensitive she had nightmares about the
children she saw begging on the streets.
And then there was Li Yuzhou.
Recruiting a Spy
Li was a junior when th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first approached him. His
pager chirped one afternoon, and a number he didn’t recognize flashed on its
screen. When he called, a man answered, introduced himself as a ministry
official and asked if Li would meet him at a downtown hotel.
It was May 1999. Colleges across Beijing were seething over the NATO bombing
of the Chinese Embassy in Belgrade, which many Chinese refused to believe was
accidental. Li was among the thousands of students who had participated in
protests outside the U.S. Embassy. But he was confident he had done nothing
wrong, and agreed to see the agent.
“I didn’t think it was a big deal,” recalled Li, then 27, a broad-shouldered,
square-jawed man with a crew cut. “I wasn’t afraid of anything then. And I was
curious, because th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is so mysterious and
secretive.”
Two men met him in the lobby of the hotel and thanked him for coming. They
were young, he recalled, perhaps in their thirties, and explained they were
investigating an unemployed teacher who had been delivering angry speeches on
college campuses, denounc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blasting the Communist
Party for not standing up to it.
Li knew who the agents were talking about and helped them, because he believed
the man might be dangerous.
But the agents continued calling him and began asking questions about the
general situation on campus and what students were saying about various
issues. Again, Li agreed to help them.
“At the time, my thinking was very simple,” he said. “I thought it was a good
thing, because I was helping the nation. It was like they were taking a poll
and trying to understand political trends on campus.”
Li said he met with them every two or three weeks. The agents asked what
students thought of the 2000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Taiwan and Beijing’s bid
for the 2008 Summer Olympics. They also asked how students would react if
Jiang Zemin decided not to retire. Li said later that he was not the only
student helping th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though he was never introduced
to any others. The two agents told him there was an entire department in the
ministry devoted to monitoring universities, and said they were responsible
only for People’s University.
Still, Li appeared to be among the ministry’s best sources on student
activities. He said the government began paying him a stipend the equivalent
of $60 to $75 per month and asking him to turn in written reports. After
several months, he said, the ministry also asked for his résumé and decided to
make him a full-time employee after graduation.
In many ways, the ministry had recruited an ideal agent. Li had a wide circle
of friends because he ran a popular Internet cafe and helped start a student
organization. He also seemed enthusiastic about the work. Growing up in a poor
village, he dreamed of becoming a police officer and often heard his father
complain about Mao Zedong’s destructive Cultural Revolution. Li said he saw a
job with th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as a chance to fight such injustice.
He said he believ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eeded to change, and he hoped to
promote reform from within. “Even in high school, I knew the Communist Party
was no good,” he said. “I knew it was a problem with the political system,
that it was a dictatorship.”
When he met Yang Zili and the others, they quickly became friends. He admired
them for their idealism and commitment and saw them almost every week. “We
were like brothers,” he said. “We had the same ideas.”
But when the state security agents asked him to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his
new friends, Li agreed. Of the 30 or so reports he wrote for the ministry, he
said, four or five focused on his friends and the study group he established
with them.
Li told himself it was better for them to have someone inside the ministry
looking out for them. If he quit, it would only ruin his career and draw
attention to his friends, he reasoned. But by investigating them himself, he
could protect them.
In any case, Li said he was convinced that nothing would come of his reports.
After all, he said, Yang and the others weren’t doing anything wrong.
Troubles Begin
The New Youth Study Group never lived up to its founders’ expectations. They
tried to make it formal, signing an oath, writing a charter dedicating
themselves to “studying, researching and solving social problems,” even coming
up with a system of dues. But when it came to meetings and activities,
everybody was busy with school or work or their personal lives. It was rare
for more than three or four of them to find the time to get together.
Occasionally, the group managed to organize seminars. One event in the fall of
2000 was attended by two liberal-minded scholars, banned from publishing in
state media, who criticized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and argued for democratic
reform. Li said a member of the banned China Democracy Party showed up at the
session, too.
A few weeks later,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China’s main police
agency, began to harass one of the study group’s members, Jin Haike. They
detained him for questioning several times, asking about the New Youth Study
Group and its ties with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They also informed his
employer that he was under investigation and tried to persuade him to spy on
his friends.
Instead, Jin told the others what happened. Li was surprised police were
investigating the group, but not alarmed, and he informed his superiors in th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The others were more concerned.
Jin “told us he had given our names to the police,” recalled Zhang Yanhua, the
study group member in Tianjin. “We weren’t angry; we knew he was trying to
protect us. But we were nervous.”
In January, Jin lost his job, apparently because of the police pressure. His
friends agreed to shut down the New Youth Study Group.
Two months later, Jin visited his high school classmate, Fan Erjun. He was
agitated, Fan recalled, and wanted to call an urgent meeting of the study
group because he believed police were preparing a wave of arrests.
Fan said the conversation left him shaken. Instead of going to the meeting, he
hesitated, then sought advice from a party official at his university whom he
considered a mentor. That night, the man summoned Fan to his office. Three
agents from th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were waiting for him.
“I tried to explain everything to them, but I couldn’t remember a lot, and
they weren’t satisfied,” Fan said. At 3 a.m., the agents let him go home. But
they told him they’d be back.
Four days later, on March 13, 2001, state security agents detained five study
group members: Jin Haike, Yang Zili, Xu Wei, Zhang Honghai and Zhang Yanhua. A
group of agents also grabbed Yang’s wife, Lu Kun, forced her into a small car
and took her to one of the ministry’s detention houses with her head covered
by a cloth bag.
Lu said the agents interrogated her for three days, demanding information
about her husband’s friends and their activities. When she refused to give
them any names, the agents scoffed, she said. “You’re in trouble today because
of your friends,” she quoted one of them as saying. “Your friends betrayed
you. They told us everything.”
Zhang Yanhua said he was questioned for about 10 hours per day for almost 30
days, and was released. He was held in Tianjin, where he lived and worked, and
because the agents focused their questions on whether the group had done
anything in that city, he managed to answer without harming his friends.
Huang Haixia was not detained, but she was summoned by university officials to
meet with state security agents. She was questioned in three long sessions,
and she signed a statement after each. She said the agents repeatedly raised
the possibility of a long prison sentence and urged her to consider her
academic future.
In her first statement, Huang wrote that the New Youth Study Group wanted to
“change China into a better country.” But in the second, she said she
regretted “staying with these young men who always thought they were right”
and “using radical words to attack our nation’s leaders.” She thanked state
security agents “for helping me recognize my mistakes.”
In her last statement, signed after six hours of questioning, she wrote: “The
New Youth Study Group is an organization that opposes the current socialist
system and the rul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 . This organization is
illegal. It tried to overthrow the party’s rule and shake the leadership and
prestige of the party.”
State security agents also questioned Fan repeatedly, twice in March and twice
in April. The last meeting took place in a city detention center, he said.
“They showed me a transcript of my answers and asked me to sign it,” he
recalled. “I saw that I had said Yang wanted to change China into a capitalist
country and that Zhang Honghai favored a revolution. I did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but those were just my impressions and I didn’t think they should use it
as evidence.”
He said the transcript also included statements he did not make, such as a
line that stated, “Our organization’s final goal is to overthr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ut Fan said he was too afraid to object. “I was in a detention center,
surrounded by barbed wire and armed guards. It felt like they were threatening
me,” he said. “They kept saying they were a state organ, and that I must
cooperate with them or face the consequences.”
So he signed the paper.
Facing the Consequences
Li Yuzhou recalled he felt sick when he heard his friends had been arrested.
He dialed their numbers, one after another, but couldn’t get through to any of
them. A day later, he called his supervisor at th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The official confirmed the arrests, and told him to go into hiding for a few
days.
“I think he wanted me to know that I had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Li
said. “He also tried to comfort me. He said that if we hadn’t arrested them,
someone else would have. Then he said they would be jailed 15 to 20 years, and
when they were released, they wouldn’t recognize me anymore. But that only
made me feel worse.”
Li said he was too confused to argue. That night, he told his girlfriend what
had happened and wept in his dorm room. In a moment of rage, he burned his arm
with a cigarette, leaving a scar to remind him of the pain and guilt he felt.
Within a few days, Li said, he began using a pen name to post appeals on
behalf of his friends on the Internet.
But he did not disclose his role in the arrests. Nor did he break off 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He may have felt guilty, but
not enough to join his friends in prison. He said he wanted to find another
way to help them.
“It wasn’t so simple,” Li said, adding that he was frightened of the agents.
“I was afraid I wouldn’t be able to graduate. They could have arrested me for
any reason.”
Three weeks later, Li’s supervisors at th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invited
him to lunch. During the meal, Li shared a smoke with the agents and didn’t
challenge their decision to detain his friends. Afterward, they asked him to
sign a written statement that was supposed to represent his answers when
questioned formally about the case.
“I think the New Youth Study Group was an illegal organization and a political
organization,” the statement said. “First, it wasn’t registered. Second, it
had a strong political inclination, which I believe was to overthr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replace it with a multi-party system and Western
capitalism.”
Li signed. He said he didn’t study it closely.
A Verdict Is Issued
Six months later, when prosecutors presented their case in court, they relied
heavily on the statements signed by Huang Haixia, Fan Erjun and Li Yuzhou.
The four young men spoke in their own defense, according to notes taken by
relatives who attended the one-day trial. Dressed in the clothes they wore
when they were arrested – sweatshirts, mostly – each stood and addressed a
panel of three judges.
Zhang Honghai asked how the study group could have overthrown the party when
it couldn’t even raise enough money to set up a Web site. Xu Wei noted that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made up half of the study group. When prosecutors
accused Jin Haike of advocating “an end to old man politics,” he retorted that
Chinese leader Deng Xiaoping had used the same phrase.
And Yang Zili argued that “liberalization of the social system,” which
prosecutors had accused them of promoting, did not amount to subversion.
“Liberalization means expanding the level of freedom in society through
reform,” he said. “The reforms of the past 20 years, isn’t that just a process
of liberalization?”
Li Yuzhou had graduated by then. Th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was preparing
the paperwork to hire him and had asked him to begin investigating and
infiltrating other suspected dissident groups. But he was no longer interested
in working for them.
Instead, he embarked on a course of action suggesting how torn he felt about
what he had done. Li seemed desperate to help his friends, but also unwilling
to accept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betraying them, or to sacrifice his own
freedom on their behalf.
First, Li wrote a letter to the judge defending his four friends and
renouncing his signed statement. But he did not disclose 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ministry, and he told his supervisor about the letter in advance, arguing
that he needed to send it to enhance his credibility in the dissident
community, he said.
Later, he contacted Yang’s wife, Lu Kun, and met with her at a McDonald’s
restaurant. He showed her the scar caused by the cigarette burn, but couldn’t
bring himself to confess his role in her husband’s arrest.
He also tried going to China’s highest court to seek help for Yang and the
others. Again, he did not tell officials about 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But the ministry quickly discovered what he was
doing. While he was at the court, his supervisor called his cell phone and
told him to “get back here or you’ll be arrested,” Li said.
Later that day, a department chief in the ministry took Li to a teahouse and
gently warned him not to go too far. “He said, ‘We know you feel terrible
because your friends have been arrested. Go home and rest,’ “ Li recalled.
“But he also said I was an adult and must be responsible for my actions. . . .
He said, ‘Don’t think we can’t catch spies without you.’ “
Li refused to do any more work for the ministry. Instead, he began posting
essays on the Internet about his four friends using the name of a fake
organization, the China Human Rights Party. In May 2002, his supervisor called
and asked if he had heard of the group. Li said no. Two days later, the agent
called again and recited a phone number. It was his girlfriend’s number, the
one he had been using to sign on to the Internet.
“He said if I had written those essays, there was nothing he could do to help
me,” Li recalled. “I knew I was in trouble.”
The next month, Li obtained a passport, and with the help of a friend who
works at a travel agency, he flew to Thailand on July 8 and applied for
refugee status at an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On April 20, 2003, more than two years after Yang and the others were first
arrested, the judge convened a second hearing to examine new evidence in the
case. For the first time, prosecutors presented four handwritten reports
submitted by Li Yuzhou while he was working for th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On May 18, 2003, the four defendants were led into a courtroom to hear the
verdict. Two security officers stood behind each of them. But before the judge
could announce the decision, Xu Wei leaped forward and threw himself on the
ground.
“I protest!” witnesses quoted him as shouting. “Beijing State Security beat
me! But I won’t admit any crime! I won’t falsely accuse anyone!”
He grabbed the leg of a table, and it took five or six officers to pry him
loose and carry him out of the room. The judge then announced the conviction
of all four defendants on subversion charges.
Xu and Jin Haike were sentenced to 10 years in prison. Yang Zili and Zhang
Honghai received eight-year sentences. The security officers rushed the three
remaining defendants out of the room before they could say anything.
A World of Regret
Several months later, Li Yuzhou studied the reports that had been presented in
court. He was wearing a white T-shirt with elephants on front and sitting in a
hotel lobby in Bangkok. It appeared he had not shaved in several days.
“I wrote these,” he said finally, looking up from the papers. His forehead was
creased in a slight frown, but his face betrayed no other emotion. “I have
some impression of them.”
The first report was the longest. It focused on Xu Wei. It said he had been
busy planning a secret organization and believed violence could not be ruled
out as an option for political change. It also said that he had concluded Li
was “totally trustworthy.”
“I can’t remember why I wrote this,” Li said, his deep voice trailing off. “I
didn’t know the purpose of the investigation was to arrest these people. . .
.”
The second report was shorter. It described a meeting in which six members of
the New Youth Study Group were present. The report offered a statement from
each one criticizing the Communist Party.
Li dismissed the report as harmless. “Any Chinese citizen can say these
things,” he said. “Teachers in class say these things, too.”
The third report described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New Youth Study Group. It
was even shorter, with few details about what was said, though it divided the
participants into two groups – five members who endorsed “violent methods”
and two who supported “peaceful methods.”
“Th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wasn’t satisfied with this report,” Li said.
“They said it was a big event, and I should add more details. But I never did
it because I was lazy. I always tried to write as little as possible.”
The fourth report described a meeting in Li’s dorm room in which Jin Haike
told him the police had been harassing him. Zhang Honghai was there, too, and
it quoted him as arguing that they must try to expand their organization.
“I was working for th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at the time. I had to write
these,” Li said. Asked if he was deceiving his friends, he said he was only
doing his job but added that the ministry had misused the reports. “It would
have been okay to use my reports to analyze society, but not as evidence to
convict people. . . . What if I was making up the stories?”
Li said personal ambition appeared to drive th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s
decision to arrest his friends. His supervisors wanted to break a big case,
justify their budget and win promotions, and no doubt their superiors wanted
the same. As a result, Li said, bureaucrats at each level exaggerated his
friends’ activities, perhaps all the way to the top of the party. When a rival
agency,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began poking around, state security
officials decided to move to make sure they got the credit, Li said.
But Li denied his own ambition had driven him to inform on his friends and
exaggerate in his reports. Later, asked what he would say to his friends now,
he paused before answering. “I never imagined it would hurt them,” he said
quietly. “I don’t want to shift responsibility. I do regret writing these
reports. . . . They were used as evidence, and it hurt them, and I’m very
sorry.”
One More Reunion
They had not seen one another since the arrests. But last October, after
months of silence, the three other study group members who escaped arrest
mustered the courage to testify at an appeal hearing on their friends’ behalf.
Zhang Yanhua was still living in Tianjin. His words had not been used against
Yang and the others, but he had done little to stand up for them afterward. He
became interested in Christianity, prayed for his friends every day, and
agreed to testify when Yang’s wife, Lu Kun, tracked him down.
Huang Haixia knew her signed statements had hurt her friends, but had tried to
forget them. After the first trial, she wrote a careful letter to the judge at
the request of Xu Wei’s girlfriend indicating her answers had been “distorted
to some extent” by state security officers. Then she moved to Shanghai. Zhang
found her there and persuaded her to return to Beijing for the hearing.
Fan Erjun was still a tutor at Beihang University and for months he had been
too scared even to ask around about what had happened to his friends. Once, Lu
Kun asked to see him, and he put her off, saying he needed time to think. But
weeks before the appeal hearing, Yang’s lawyer called him and reminded him of
the statements he had signed. He was surprised by the harshness of his words,
and felt so terrible he agreed to testify, too.
But the court refused to let any of them in. The three sat on the curb and
wrote a statement defending their friends and denying the New Youth Study
Group ever intended to overthrow the government. The court refused to accept
it.
Later, Lu said she had forgiven all three of them. “They’re young,” she said,
“and they were pressured to do what they did.”
But she would not forgive Li Yuzhou. She said his actions had been voluntary.
“He lied and betrayed his friends, then left the country instead of staying to
help them,” she said. “He doesn’t deserve political asylum. . . . He should
come back, even if it means going to jail, because that’s where he deserves to
be. He should accept responsibility for what he’s done.”
Once, Li called her from Bangkok and asked her to send him copies of court
papers so he could try to help her husband. She replied: “I hate you.”
In November 2003, the court rejected the four defendants’ appeals.
Lu was allowed to visit her husband for the first time last month, almost
exactly three years after he was arrested. His head had been shaved, and he
was thin and pale, she said. The couple sat on opposite sides of a glass panel
and spoke through telephone handsets, but it was difficult to hear each other
because the room was full of other prisoners and visitors.
Lu said she wept, telling her husband that she had finally read his essays,
that she understood now why he had insisted on writing them. But Yang did most
of the talking. He spoke slowly, expressing sadness about letting his family
down. He asked her to visit his parents, and to take good care of herself in
his absence.
“He said he had been falsely convicted,” Lu said. “And he told me to prepare
myself. He said he wouldn’t admit he was guilty to get parole.”
After only 20 minutes, the telephone line went dead. Their time was up.
[ 本帖最后由 qiushuihan 于 2010-1-7 19:15 编辑 ]
qiushuihan
不明真相的群众之一
1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7 19:12 只看该作者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ac … Id=A34768-2004Apr22
http://www.renyurenquan.org/ryrq_article.adp?article_id=98
信仰在奉献和背叛中经受考验
华盛顿邮报4月23日发表长篇报导，通过杨自立一案披露了中国安全部对大专院校的渗透、监控内幕。
在2000年夏季的某个周末，八名青年知识分子相聚在北京大学的一幢破旧的宿舍楼内，为了讨论中国的政治改革而成立了一个学会，他们当中有的是在校大学生，有的刚刚走出校门，年龄都没有超过30岁，共同渴望把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加美好的理想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并在后来成为朋友。午饭后，这个由七男一女组成的小组，开始在北大校园内漫步，在湖边柳树下认真探讨起这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
两天后，“新青年学会”中的一名成员把那天的活动记录在信笺上，这位名叫李宇宙的学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就读，他匆匆地记录下：“我参加了新青年学会的一次会议”，时间为8月19日上午10时，还有参加此次会议的所有成员的名字。李宇宙描写了他们对中国政治改革上的观点，称一些人倾向于“使用暴力方式”，最后还补充道，他的朋友们要所有成员保持组织秘密。
然后，李宇宙把这份报告交给了中国国家安全部。
三年以后，
“新青年学会”的一半成员被关进监狱，他们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而服高达十年的刑期。“新青年学会”的另外两名成员未被关押和起诉，但却过著害怕牵连别人的日子，尤其是在警察审问时。李宇宙已逃亡到泰国，并在最近公开了几份与此案的有关的报告，试图解释他为何会成为一名告密者，并出卖他的朋友。
华盛顿邮报指出，在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近15年和前苏联政权倒台13年后，中国共产党已变成全世界最大的、可能也是在实践上最成功的极权政党。
“新青年学会”的遭遇则给外部世界提供了一个机会，去窥视这个政党为了维持其权力柯断所使用的诸多手段，以及在这种政权统治下人们所面对的困难的道德选择。“新青年学会”的命运同时还彻底地明示，共产党政权得以幸存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凡是任何被视为一种潜在威胁的独立组织，都会被镇压下去。
“新青年学会”的八名成员从未在一项政治纲领上达成一致，他们更没有真正的资金来源，他们既没有在其它城市设立分支机构，也没有发展任何其它成员。甚至，他们自成立以后都未曾再召集全体成员开会，因为一些人实在是太忙碌了。然而，他们的行动还是吸引了中国两大国家安全部门的注意。李宇宙所记录他们活动的报告，已送交共产党的最高层手里，其中包括主管国内安全的政治局成员罗干，还有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据看过中共内参的高级官员透露，中共高层已把对此案的调查列为最重要的案件之一。
一个国家领导层把兴趣放在一个如此不起眼的小组织上，这反映出他们对政权的控制有深刻的不安全感。华盛顿邮报说，中共已在过去二十多年让其经济高速增长，挑战了那些认为经济改革必定引导政治自由化的人。可同时，中国又在竭力控制逐步紧张的社会关系和普遍的不满，特别警惕大学生的言行，害怕再次爆发类似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事件。
因此，中共当局在接到李宇宙的报告后，便迅速除掉了这个“新青年学会”。这样的行动也迫使八名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去思考：面对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朋友，他们到底愿意做出多大的牺牲？
以下的有关“新青年学会”整个遭遇的文字，均基于对四名未遭逮捕的该组织成员的采访，还有对四名已被判刑的成员家属及朋友的采访，同时也包括对另外两名参加过“新青年学会”会议成员的采访，他们的名字出现在法庭文件中。
第一部分：一个论坛的诞生
杨自立的妻子路坤还记得，她站在只有一个房间的屋外，一边在过道旁的炉子上做晚饭，一边数落丈夫。杨自立坐在那台他们结婚时购买的计算机前，修改著一篇计划发布在中文网上的探讨民主的文章。“你
没必要写那些文章”，路坤回忆她当时教训杨自立的话，她的声音穿过敞开的房门，“凭你的学历，你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你应该想想你的父母，你的家，想想我们的经济现状。我们甚至连一个真正住处都没有。”(i但杨自立并未理会路坤的抱怨，“他告诉我，总得有人站起来，为社会的进步做点什么，”路坤说，“他已决定为此而站出来。”“我知道他是对的，但我十分担心。”路坤补充说。
杨自立在北京大学获得计算机硕士学位，年轻的面孔颇有楞角，字盘纤弱的声音在屏幕上显出他的政治观点。他所阅读的捷克著名思想家哈弗尔 (Vaclav
Havel)、奥地利著名自由主义学者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等人的著作，让他深受启发。他是一个农民家中的长子，贫穷迫使他的弟弟们被人领养，但他对农村的贫穷却产生了特殊的兴趣，经常到农村去调查地方官员滥用权力的现实问题。
在1998年毕业后，杨自立找到一份程序员的工作，并建起一个很有名气的网站，起名叫“羊子思想之家”，开始发表一些有深度的谴责共产主义和呼吁民主改革的文章。他曾写过：“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所关心的是人权、自由和民主。”(w梳著一头长发、眼神忧郁的路坤，虽然在一家杂志社担任编辑，却从来不读杨自立所写的那些文章和诗歌。她想要的是平静的生活，她催促丈夫要向其它同学那样，去追求富裕实现小康，进入新兴的中产阶层。但遭到杨自立的拒绝。
取而代之的是，杨自立终于找到了一群朋友圈，这些人和他一样关注著那些落后于经济急速发展的社会问题。他们都是些大学生和刚刚走出校门的毕业生，个人经历也都象杨自立那样，由外省考入北京各大院校，接受高等教育。几个朋友提议成立一家俱乐部，来为他们的讨论提供议题，杨自立立即签上自己的名字。他们给这个小组起名叫“新青年学会”，名字源自“五四运动”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刊物《新青年》。
说话声音很小的张彦华，在成为“新青年学会”一名成员时，刚在天津找到一份行政工作，每次参加“新青年”会议，都要旅行两个多小时。张彦华回忆说：“我们不想成为普通一族。我们想要为社会做点什么。”(就这样，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如校园、宿舍、教室或室外碰面，同时也欢迎一些新朋友和同学参与他们的讨论。偶尔他们也一起喝茶或吃顿饭，但通常都是只是坐著交谈几个小时，所谈内容涉及到政府腐败、工人下岗或农民的负担等。
第二部分：学会遭到政府镇压
“新青年学会”成员之一范二军回忆说：“我们谈论了很多我们这一代人的冷漠，我们觉得到其它青年都太“唯物”了，从不关心有意义的事物。”个子矮小的范二军，北航大学毕业后便留校担任辅导员。他说，他们经常意见不一致，针对政治改革是应该从体制内或体制外开始而展开辩论，还有中国何时才能实现民主选举等。
尽管意见有时不一致，但“新青年学会”成员都认为中国人正在忍受煎熬，政府为了提防人民讨论紧迫的现实问题而限制言论自由，由此他们确信中国的民主改革势在必行。当年28岁的杨自立，是“新青年学会”年纪最大的成员，同时也是西方自由主义最坚定的支持者。在意识形态上与杨自立持相反观点的，则是他的好朋友徐伟，这位当时26岁的勤奋好学的高个子记者，还是一名中共党员。杨自立和徐伟是“新青年学会”中最成熟的成员，徐伟后来当选为会长。
除了徐伟、杨自立、张彦华和范二军外，“新青年学会”的另外四名成员是：27岁的张洪海，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生；脸上总是挂著友好微笑的张洪海，也是这个小组内最情绪化的成员之一，也是最喜欢提高声调或骂人的成员。24岁的靳海科，是范二军的高中同学，留著一头很长的乱发，衣著邋遢，是“新青年”中待人最友好的成员。靳海科最后被指控为散发“反动”文章，因为他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能经常上网。当时22岁的黄海霞是“新青年学会”年纪最小的成员，也是唯一一名女性，身材矮小，但却十分敏感，一看到街头乞讨的孩子，就会做恶梦。另一名成员就是李宇宙，当时正在中国人民大学上大三。
第三部分：被国安部征募的密探
在中国国家安全人员第一次接触李宇宙时，他正就读于人大三年级。一天下午，他的传呼响了，闪出一个不熟悉的号码。在他按照这个号码回电话时，一名男子自我介绍说，他在国安部工作，并寻问李宇宙是否愿意在市中心的一家宾馆见面。
1999年5月，北京各大高校因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而沸腾起来，许多中国人都相信那不是一次误炸事件。当时，李宇宙也像成千上万名大学生那样，参加了在美国大使馆前的抗议示威活动。但李宇宙认为，他当时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什么错误，所以他就答应如期赴约，跟国安人员见面。
宽肩、下颚方正、留著平头的李宇宙回忆说：“我并没有把约会当成什么大事，那时我并不害怕，还挺好奇的，因为国家安全部是如此神秘和秘密。”李宇宙在那家宾馆的大厅内见到了两名男子，他们对他的如期赴约表示感谢。李宇宙回忆说，他们看起来都很年轻，或许都在30岁左右。他们向他解释说，他们正在对一位下岗教师在校园内发表偏激演讲展开调查，这位教师谴责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还抨击共产党没有就“误炸”进行反抗。李宇宙知道这两名国安人员所谈论的那位教师，并向他们提供了帮助，因为他相信这位教师是个危险人物。从那以后，国安部人员继续给李打电话，开始寻问一些有关校形势的问题，以及学生们都在谈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等。李同意帮助他们。“我当时的想法其实很简单，我认为我做了一件好事，因为我在帮助这个国家。这就好象他们在做一项民意调查一样，政府试图了解校园内的政治趋势。”李宇宙说。
李说，每隔两三周，他就同国安人员见次面。这些人寻问过学生们针对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都有什么想法，对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有什么评价。他们还问了有关江泽民若不退休学生们会有哪些反应等问题。李宇宙说，后来他才知道他不是唯一的向国安人员提供帮助的学生，尽管他从来没有推荐过任何人。这两名国安人员告诉李宇宙，他们所在的整个部门都在忙著监视北京各大院校，他们说他们只负责人民大学。
后来，李宇宙成为国安系统在监控校园活动方面最可靠的情报来源。李宇宙说，从那时起政府开始每月付他约60至70美元的报酬，并要求他写出告发材料。过了几个月后，国家安全部还要求写份简历，决定在他毕业后把他征募为全职工作人员。从许多方面来看，中国国家安全部已征募了一位理想的“代理”。因为李宇宙经营一家有名气的网吧，这可以帮他组建一个学生组织，让他拥有一个广泛的社交圈。李也似乎对他的“工作”很是热心。从中国一个贫穷的小山村长大的李宇宙，曾梦想过成为一名人民警察，也经常听到他父亲抱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李宇宙说，他把为国安部工作视为一次与此类不公平现象进行搏斗的机会。李宇宙称，他坚信中国共产党需要改变，他希望推动体制内的改革。他说，“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就知道共产党不太好，我知道这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而这个体制就是一个专制政权。”
在李宇宙结识了杨自立后，他们很快就成为朋友。李宇宙崇拜他们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他们几乎每周都要见面。他说：“我们就象哥们一样，我们拥有同样的理想。”但在国安人员要求他提供一些有关他的新朋友的情报时，李宇宙又同意了，他说他给国安部写了30多份报告，其中有四五份是关于他的这些新朋友，关于他与他们一同成立的“新青年学会”。李宇宙暗自告诉自己，他这样做，对他的这些朋友来说会更好一些，因为有他这位在国安部内部工作的人在留心他们。如果他选择不干，那只会毁灭了他的前途，还会引起朋友们的注意。李宇宙为自己的做法找出适当的理由：他自己对朋友们的调查，可以让他去保护他们。
总之，李宇宙强调，他确信他的报告不会引发什么后果。他说，毕竟杨自立和其它人并没有做错什么。
第四部分：麻烦开始
“新青年学会”从未实现创办者当初的预期目标。他们曾试图把它正规化，签名宣誓，起草一份致力于研究、调查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宪章，甚至还提出一项交费制度。但在他们开会和举行活动时，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学业或工作或个人生活而忙碌，其中有三四名成员很难能找出时间参加聚会。偶尔，“新青年学会”
也会组织一些研讨会。其中一次是在2000年秋举行的，当时有两名持自由派思想的学者参加，他们都曾因批评政府和呼吁民主改革而遭到官方媒体的封杀。李宇宙说，还有一名已被取缔的中国民主党的成员也在此次研讨会上露面。
几周后，中国公安部开始找“新青年学会”成员之一靳海科的麻烦，他们先把靳扣押起来审问了好几次，要他交待“新青年”的问题，以及这个组织同中国民主党的关系。公安人员还通知了靳海科的所在单位，称他正在接受调查，同时又劝说他去暗中监视他的朋友。但靳海科并未按公安人员的要求去做，而是把所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他的朋友们。李宇宙听说公安部正在调查“新青年学会”感到很吃惊，但并未害怕，他把这件事上报给他的国安部上司。
“新青年学会”的其它成员则对遭警方调查一事更加关注。住在天津的张彦华回忆说，靳海科“告诉我们，他已把我们的名字交给了警方，我们并未生气，我们知道他是想尽量保护我们，但我们感到很紧张。”(2001年3月，靳海科失去了他的工作，很显然是因为警方的施压。随后，他的朋友们同意关闭“新青年学会”。两个月后，靳海科去看望他的高中同学范二军。范二军回忆说，靳海科当时很激动，要求召开“新青年学会”紧急会议，因为他相信警方正准备发动一波逮捕行动。
范二军说，靳海科的话让他感到震憾，他没有去参加那次会谈，取而代之的是，经过一番犹豫后，他决定向学校的一位导师去征求意见。当天晚上，那位导师把他叫到办公室，三名国安部工作人员正在等他。范二军回忆说：“我试著向他们解释发生的一切，但由于我没能记住太多的事，未能让他们感到满意。”范说，凌晨三时几名国安人员才允许他回家，但他们告诉他，他们还会回来再找他。
四天后，也就是2001年3月13日，国安人员逮捕了“新青年学会”中的五名成员：靳海科、杨自立、徐伟、张洪海和张彦华。一伙国安人员还把杨自立的妻子陆坤也一同抓了起来，给她的头部戴上一个布袋，强行带上一辆小车，押到国安部下属的一个拘留所。陆坤说，国安人员连续审问了她三天，要求她交待有关杨自立和他的朋友及亲属们的有关情报。在她拒绝向他们提供这些人的姓名时，国安人员嘲笑她说，“你今天的麻烦就是因为你的朋友，你们的朋友把你们都出卖了。他们已把所有事都告诉我们了。”
张彦华说，在他被关押期间，每天都要接受10多个小时的审问，一连审问了30天。他被关押在他所工作的天津市，因为国安人员想查出“新青年学会”是否在天津也搞过什么活动，为此，他不得不十分谨慎地回答国安人员的问题，避免伤害到自己的朋友。
“新青年学会”中唯一女性成员黄海霞，虽然未遭到逮捕，但被校方要求同国安人员会面。黄被审问了三次，每次结束后都要签署一份声明。她说，国安人员反复提醒她有可能会被判处多年徒刑，并敦促她要好好思考一下自己的将来。在第一份声明中，黄海霞写道，“新青年学会”想“把中国改变成一个更好的国家”；但在第二份声明中，她则后悔“与这些总是自以为是的青年呆在一起”，他们
“使用激烈的语言攻击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并感谢国安人员“帮助她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她的最后一份声明是在被审问六个小时后写的，黄海霞说，“新青年学会”是一个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组织，“这个组织是非法的，他们试图推翻共产党统治，削弱共产党的领导和威望。”
国安人员也对范二军进行了多次审问，其中最后一次是北京市的一个拘留中心进行的。范二军回忆说，国安人员给他看了对他的审问记录，并要求他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我看见上面记著杨自立想把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张洪海倾向于一场革命等，我好象说过这些话，但这些只是我的印象而已，我没想到他们会把这些都当成证据。“(范二军说，那些审问记录还包括一些他没有写过的声明，诸如“我们这个组织的最终目标就是推翻中国政府”等字样。不过，范二军同时也承认，他当时不敢反对，因为“我被关在拘留中心，四周全是铁丝网和荷枪实弹的警卫。那种感觉就象他们一直都在威胁我一样，他们总是提醒我，他们是国家的一个机构，我必须同他们配合，否则后果自负。”(所以，范就在这样的“证词”上签了字。
第五部分：面对后果
李宇宙说，当他听说自己的朋友们都被抓起来时，他感到很糟糕。他不停地给他的朋友打电话，一个接著一个，但无法能够找到他们。一天以后，他给他的国安部上司打去电话。他的上司确认了“新青年学会”成员已被逮捕，并告诉他先躲起来几天。“我认为，他是想让我知道，我已做出了一个重要的贡献。同时，他还试著想安慰一下我，他说如果我们不去逮捕他们，别人也会去抓他们的。最后他还告诉我，这些人可能会判15至20年有期徒刑，当他们被放出来时，他们已记不住我。这番话让我感到更糟糕。”
李宇宙说，因为那天感到太困惑了就没有跟他的国安部上司进行争论。当天晚上，他把所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他的女朋友，他在愤怒之下，把烟头按在自己的胳膊上，留下一个疤痕好让自己记住那种痛苦和犯罪的感觉。接下来的几天，他开始用一个笔名来代表他的已经入狱的朋友，在互联网上向社会发出呼吁。但是李宇宙并未公开自己在“新青年学会”成员逮捕行动中的角色，也没有中断同国家安全人员的关系。虽然他可能已感到罪孽深重，但并没有加入他的朋友们的行列。他说，他想找到其它的办法去帮助他们。
李宇宙替自己辩解说，他当时对国安人员非常害怕，“这事并不那么简单，我害怕我无法毕业，他们可能会找各种原因也把我抓起来。”三周以后，李宇宙的国安上司邀请他吃午饭，席间李还抽了一支上司递给的香烟，但并没有挑战他们作出的逮捕决定。饭后，国安上司还要求李签了一份声明，成为“新青年学会”案开庭审理时一个证据。声明说：“我认为‘新青年学会’是一个非法组织，也是一个政治组织。首先，它没有注册；其次，它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我确信这个倾向就是推翻中国共产党，用多党制和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来取代它。”(李宇宙在这份声明上签了字。他说，他当时并没有认真看过这份声明。
第六部分：最后的判决
六个月后，当检察官正式向法院起诉“新青年学会”成员时，起诉书中最重要的依据就是黄海霞、范二军和李宇宙签字的声明。
根据参加过法庭审判的家属们提供的材料，四名被告人均在法庭上替他们自己进行了辩护。他们穿著被捕时所穿的衣服，分别站在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审判席前。张洪海反问道，他们连筹措一点资金办一个网站的能力都没有，还有能力去推翻共产党统治？！徐海强调说，在“新青年学会”内有一半成员是共产党员。当检察官指控靳海科鼓吹“结束老人政治”时，靳反驳道邓小平就曾使用过同样的句子。在法官指控“新青年”推动“自由主义化社会制度”时，杨自立辩护说，这并不能被指控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因为“自由主义意味著通过改革来在社会中提高自由的水平，过去20年的改革不正是一个自由主义化的进程么？”
“新青年学会”一案开庭审理之际，李宇宙已从人大毕业了。据说，中国国家安全部已为他准备好录用他的文件，还要求他开始调查和渗透到其它持不同政见者的组织。但李已对这份充当国安部“密探”的工作失去了兴趣。他似乎想不顾一切地帮助已经入狱的朋友，但同时又不愿意为背叛他们而承担全部责任，或为了他们去失去自己的自由。李宇宙曾给法官写了一封信，为四位朋友辩护，并声称自己所提供的材料和声明无效，但他没有透露他同国家安全部的关系，在写这封信前，他还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了国安部的上司，声称为了在持不同政见者中提高自己的可信度，他需要向法官发一封这样的信。
后来，李宇宙曾接触了杨自立的妻子陆坤，他们在北京一家麦当劳快餐店内见面。李宇宙掀开衣袖让陆坤看自己胳膊上的被烟头烧伤的疤痕，但却没有向陆坤承认他在杨自立被捕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李宇宙说，他还曾经试图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去为他的朋友们寻求帮助，但他同样也没有告诉法官们他同国安部的关系。随后，国安部很快发现了李宇宙的企图，在他出现在法庭时，他的国安上司通过手机找到他，警告他立即停止，否则也将被逮捕。当天晚些时候，一名国安部负责人带著李宇宙去了一家茶馆，婉转地警告他不要走得太远。“他说，‘我们知道因为你的朋友们被捕了，你感到很难受，回家好好休息休息’，但他还说，我已经是个成人了，一定得为自己的行动负责……他说，‘别以为没有你，我们就抓不到间谍了’。”
李说，从时起他开始拒绝再为国安部工作。同时，他开始以“中国人权党”这个假组织的名义在互联网张贴一些有关他的朋友们的文章。在2002年5
月，他的国安部上司打电话问他，是否听说过“中国人权党”这个组织。李回答说没听说过。两天后，一名国安人员给李打来电话，提起一个电话号码，而这个号码正是他女朋友的，他曾用这个号码上过网。李宇宙回忆说：“这名国安人员称，如果那些东西都是我写的，他已无能为力，帮不了我。我知道我已陷入麻烦中。”
一个月后，李宇宙获得了一本护照，在一名在旅行社工作的朋友的帮助下，于2002年5月逃到泰国，并在联合国驻泰机构申请到难民身份。
2003年4月，也就是在杨自立等被捕已经两年多后，法院对此案举行第二次听审会，检查有关此案的新证据。在这次听审会上，检察官们首次向法官提交了李宇宙当初上报的四份手写的“告密”材料，他当时正在为国安部工作。
2003年5月18日，四名被告被带进一个法庭内聆听最后的判决。他们的身后分别都有两名安全官员提供“保护”，但在法官尚未宣判之前，徐海一头撞向审判席，高呼“我抗议，北京国安人员打人逼供，我不承认自己犯罪，我也不会冤枉别人”。参加宣判大会的被告家属描述说，徐伟要求法庭依法对此进行调查，否则他将以死抗议。徐伟说完这番话便冲过去用头撞向审判台，并死死抓住一条桌腿，五六名警察费了很大劲儿才把他抬出审判庭。随后，审判长宣布四名被告均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徐伟和靳海科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杨自立和张洪海被判处入狱8年。接著，安全官员迅速把杨自立等三人带出法庭。
第七部分：一个悔恨的世界
几个月后，李宇宙开始研究那些已呈交到法庭的材料。他穿著一件印有大象图案的白色T恤衫，坐在曼谷一家宾馆的大厅内，看上去已有几天时间没有刮胡子。“这些是我写的，我对他们有些印象。”他简单地翻看了一下那些材料说道。他的前额出现一些皱纹，但脸上却不动声色。
第一份材料最长，主要写的徐伟，说徐伟一直忙著策划一个秘密组织，并坚信暴力是政治改革不可排除的一种选择，而且材料上还写著徐伟断定李宇宙“是绝对可以依赖的”。看到这里，李宇宙低著声音说：“我记不清为什么我要写这些，我也不知道调查目的就是要逮捕这些人。”
第二份材料稍短一些，主要是描述了“新青年学会”六名成员参加一次讨论会的情景，材料记录著参加会议的人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李宇宙认为这份报告是无害的，因为“任何中国人都在谈论这些，老师们在课堂上也常常说起这些。”
第三份材料更短一些，记录著“新青年学会”第一次会议，虽然没有太多的细节，但李宇宙已把这个组织分成了两伙儿，一伙儿由六人组成，是支持“用暴力方式”来实现社会变革；另一伙儿有两人，则主张采用“和平方式”。李宇宙回忆说，在他写完这份报告时，国安人员对此并不满意，他们说这是一个大事件，你应该加上更多的细节，“但我并没有按照他们说的去做，因为我很懒，我总是尽可能地少写”。
第四份材料写的是在李宇宙的宿舍内开会的事，当时靳海科告诉他，警察一直都在找他的麻烦。那天，张洪海也在场。材料说，他们谈论了一定要扩大组织的事。
在被问道是否一直都在欺骗朋友这个问题时，已在泰国获得难民身份的李宇宙回答说：“我当时正在为中国国家安全部工作。我不得不写出这些材料。”李强调说，他只是完成自己的工作，但他又补充说，是国安部误用了这些材料，“我的这些材料只能用在分析社会问题上，但它不是证明别人犯罪的证据……如果这些都是我编的故事呢……”
李宇宙称，是个人的野心驱使国安人员作出逮捕“新青年学会”的决定，因为他的国安部上司想破获一个大案，好借此晋升，毫无疑问他们的上司也是这么想的。李宇宙说，各个部门的官僚其实都夸大了“新青年”的活动，或许一直到中共最高层。李说，当国安部的竞争对手中国公安部开始插手这个案子后，国安部官员决定“迅速侦破此案”，从而获得荣誉。不过，李宇宙不承认是个人的野心驱使他出卖了朋友，还在材料中夸大了事实。后来，在被问道如今他想对他那些已被判刑的朋友说些什么时，李宇宙停顿了一会儿，回答说：“我从未想过去伤害他们，我不想推卸责任，我很后悔写了这些材料……它们被当成证据，伤害了他们，我感到非常对不起。”
第八部分：再一次相聚
在“新青年学会”成员遭到逮捕后，其它成员一直再未碰过面。但在经过几个月的沉寂后，三名未被逮捕的成员终于在去年10月见面了，并鼓足了勇气，代表他们的朋友在一次上诉听审中作证。
张彦华仍旧居住在天津，虽然他的材料没有被用来指控杨自立和其它人，但他后来却没有站出来去支持已经入狱的朋友。他开始对基督教产生了兴趣，每天都要为自己的朋友们祈祷，后来在杨自立的妻子陆坤找到他时，他同意出庭作证。
“新青年学会”中唯一的女性成员黄海霞知道，那份签有自己名字的声明已伤害了她的朋友，但她试图把过去的一切都忘掉。在第一次开庭时，黄海霞应徐伟的女朋友的请求，给法官写了一封极为谨慎的信，称她的材料“在某些范围内已被国安人员曲解”。随后，黄搬到了上海，张颜华找到她后，劝她返回北京参加听审会。
范二军仍在北京大学担任辅导员，有一段时间非常害怕别人问起他的朋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次，当陆坤说她想见他时，他只是搪塞地表示需要时间考虑一下。但在上诉听审会举行的头几周，杨自立的律师给他打来电话，提醒他那些他曾签过字的材料。当他看到那些剌眼的文字时，感到如此难过，也同意参加听审会。
然而，当天开庭时，他们却被拒之门外。三个人坐在路边，起草了一份为他们的朋友辩护的声明，否认“新青年学会”企图推翻政府。但法庭拒绝接收他们的声明。
后来，陆坤表示，她已原谅了他们三个人。她说：“他们还年轻，他们也都是被人逼著那么做的。”但陆坤表示，她永远不会原谅李宇宙，因为他的行动都是自愿的，“他欺骗并背叛了他的朋友，随后又一走了之，而不是留下来帮助他们，他不配得到政治庇护……他应该返回来，即使这意味著要进监狱，因为那是他应该去的地方。他应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起责任。”
一次，李宇宙从曼谷给陆坤打电话，要她给他寄一些有关此案的材料，以便他好帮助杨自立等进行辩护。陆坤只是回答说：“我恨你。”
2003年11月，法院拒绝了“新青年学会”四名被告的上诉。
2004年3月，陆坤首次被允许到监狱探视她的爱人杨自立，在他被捕整整三年之际，他们终于在监狱的接待室见面了，但却隔著厚厚玻璃?晼A只能通过电话听筒进行交谈，但由于接待室内有太多的探访者，吵杂的声音让他们很难能听到对方的声音。
望著头发已被剃光、身体削瘦、脸色苍白的杨自立，陆坤泪流不止，她告诉他，她终于读了他所写的那些文章，现在也明白了他为什么要坚持写那样的文章。但大部分时间都是杨自立在说，他说话的速度很慢，他对让全家人失望感到难过。他要陆坤有空去看望一下他的父母，叮嘱她在他不在时好好照顾自己。
陆坤说：“他说他是被误判的，他还告诉我要做好思想准备，他说他不会为了假释而去认罪。”
20分钟后，电话线断了。他们的会面时间结束了
(全文完)
[ 本帖最后由 qiushuihan 于 2010-1-7 19:24 编辑 ]
langhua9527
大家好吗，我是小浪花！大家好吗，我是小浪花！大家好吗，我是小浪花！大家好吗，我是小浪花！大家好吗，我是小浪花！大家好吗，我是小浪花！大家好吗，我是小浪花！大家好吗，我是小浪花！大家好吗，我是小浪花！大家好吗，我是小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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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7 19:16 只看该作者
标题啥意思啊。。。
zyl1989
一人作古何惧忧，天安门内尽风流。可怜书生项上血，至今黄泉怒未休！
1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7 19:17 只看该作者
应该指的是民间的学会被封杀和蹂躏的意思吧
花想容
依据用户管理细则，账号永久停用。
1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7 19:19 只看该作者
Google 一下 杨子立 & 新青年就知道了
苏麻离青
2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8 09:27 只看该作者
看完真沉重，不知还有多少这样的案子！
mcalcnxqd
2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8 09:45 只看该作者
FUCK,FUCK,FUCK…………………………………
快乐流浪汉
脑力劳动教养所指导员，五毛控 GFW爱好者 低俗控 业余翻墙 长期围观 资深群众 被代表 不明真相
2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8 10:03 只看该作者
张洪海出狱后，身体已经很差了。一帮读书的孩子啊，也被迫害，策那
丁丁
领导
2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8 10:32 只看该作者
范二军就是办乌有之乡的那个吧
investigate
围观圣手
2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8 10:35 只看该作者
操！
小操
2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8 10:43 只看该作者
太阳啊，看的我真沉重。
总得有人站起来，为社会的进步做点什么
淮月
翻墙痴迷者 雄性文青 @qhgy
2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8 10:47 只看该作者
哭了
海风
个人撒谎叫欺诈，组织撒谎叫先进文化。
2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8 11:00 只看该作者
印象中李宇宙在泰国也被抓了吧？好象还看过他呼吁求救的声明。
从此文披露的内容上看，李宇宙很难被谅解，无论是被捕的朋友，还是政府。真正做到了里外不是人。
孤独的圣诞
良心派
2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8 11:07 只看该作者
人心太可怕了,
怎么可以出卖自己的朋友
李宇宙如果还有一丝良心,就该自杀谢罪
月之暗面
2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8 11:38 只看该作者
对这个政府的丑恶早已习惯了，但仍然为遭遇不幸的人悲痛
bbscn
长期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
3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8 11:48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孤独的圣诞 于 2010-1-8 11:07 发表
人心太可怕了,
怎么可以出卖自己的朋友
李宇宙如果还有一丝良心,就该自杀谢罪
拜托，有点爱好不
孤独的圣诞
良心派
3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8 11:55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bbscn 于 2010-1-8 11:48 发表
拜托，有点爱好不
自杀,很体面了.因为他一个人,毁了几个年轻人的人生.
最关键的,是他自愿作恶.
RFI曹国星
3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8 17:16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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