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头子正传—侯德健》89选章

北国游子

真诚、坦荡，狂热、执着，无怨无悔、嫉恶如仇

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2-17 11:46 只看该作者

《祸头子正传—侯德健》89选章

《祸头子正传—侯德健》89选章

出版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年：1990

ISBN：9789570804959

目录：

楔子

永远变不成人的猴子

祸头子的外公、外婆

祸头子是外省猪哥

祸头子是个天生的客人

祸头子爱当“电灯泡”

有人说，祸头子是个不回头的浪子

正视真理的代价

祸头子险些成了低能儿

祸头子最怕挨饿

宋楚渝、文工会、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先有奴才，後有皇帝

运动——大陆人皆有的共同经历

大陆上把“权”看得比命还重要

祸头子当了黑人

祸头子打官司告文化部侵权

大陆高干公报私仇的曲折模式

下去不！！

一条龙与一条虫

泪流披面看学生游行

上纪念碑难过进机关大门

用绝食换取发言权

着火坦克广场飞奔

目送最後一批学生离场

周舵安排阎明复到广场

十几个警察把我带走

被骗非法偷渡入境

台湾人不欢迎我回来

祸头子参加抗议运动的个人因素

刘晓波与批评

忠实於自己才能批评别人

中国知识份子理当忏悔

“龙的传人”的修改

也爲“龙”辩护几句

祸头子看世界，原来就是大同

与另一位天安门广场目击者的谈话

被疯狗咬了以後该怎麽办——使馆杂记

祸头子避难澳洲使馆

看北京最後一眼

祸头子对北京公安人员的印象

祸头子爲何要尽快离开台湾

从追求作中国人转变到作一个“人”

歌词一九八三

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泛爱国主义

祸头子的蟑螂学说

蟑螂学说之二

再谈谈中国大陆的人治

看清政治家的目的与手段

开放就得付出代价

无道之盗——看大陆的社会秩序

内战，军阀割据与联邦中国

合纵与连横——使馆杂记

勇於声援别人而怯於宣泄自己——使馆杂记

中国人生命的意义何在——使馆杂记

吃饱就好的中国农民平均意识——使馆杂记

现实压倒一切理想的中国人

被阉、自阉然後去阉人——使馆杂记

陪爸爸回老家

爸爸小时候的歪名叫“洋油桶”，谁也不敢惹

舅舅是武秀才，去打神兵时被砍了头挂在杆子上

巫山县月池乡至今住着两三千讲究家族观念的侯姓宗亲

祸头子看《西游记》本是一场骗局——使馆杂记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使馆杂记

附录：侯德健的“苦恋”？—郭冠英

下去不！！

北京人通常在话尾加上一些语气词，例如当他们在回答某人的要求时说“好呗”，这和台湾人说“好呀”一样，而“下去不”里的“不”字的用法也是一种加强语气用的语尾助词，这里的“不”字有时也有“好不”、“好不好”等带些商量而实则表示自己已无法再忍受的强制意思。

在北京各体育馆、音乐厅里，不知从何时开始，流行起喊“下去不”的风气，起初是观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自己不喜欢的节目的一种抗议，而後来渐渐第演变成不论任何节目都免不了被“哄”的命运。祸头子还没回到北京再度上台表演之前，就曾听到许多文艺界同行们被哄的故事。其中某次，一位五十年代初回到大陆小音乐的正统派歌唱家，便曾经惨遭挨哄。年轻人一般都爱听流行歌曲，而这位年过五十的艺术执着者只会唱正统歌曲，观衆都听不下去，胆大点儿的便开始起哄，喊“下去不”。不料这位歌唱家也不甘示弱，在自己演唱乐句间休息处还反击观衆说：“我就是不下去”。就这样台上、台下你一句，我一句，你来我往，好不热闹，其他的观衆竟买一张票看两场戏也跟着加油。好不容易把第一首歌唱完了以後，这位歌唱家突然大发脾气，高声问：“是谁喊的”，台下调皮的观衆教他这突如其来的质问给吓住了，谁也不敢承认，全场意外地呈现一片安静，谁知这位歌唱家不懂得见好就收，停了几秒种，开口道：“下面我再爲大家演唱一首……”，歌名还没报完，全场观衆像突然醒过来似的，全都站起来大喊：“下去不”，接着是一大堆冰棒、纸团从台下扔上台去，这位歌唱家才十万分不情愿地下了台。

祸头子第二次从广州回到北京公开表演，正是学运前的八九年初的冬天，这次在北京中山公园内的音乐堂演唱会上，头一次亲眼目睹观衆喊“下去不”的壮观景象。大家好似与台上的演员有深仇大恨似的，不管是谁，都拼了命地喊叫，起哄，大有老子花钱买票就可以哄你的意思。而祸头子却认爲这不过是一种正常的宣泄，祸头子明确地感觉到北京的年轻听衆已不再甘於寂寞，老老实实地被安排在台下坐着听歌的变化，他们已经开始要求参与演唱会。这变化让祸头子感到十分兴奋，因这现象说明了观衆的自我觉醒，北京已作好了进入摇滚音乐的准备了。

祸头子兴奋之余，立即触景生情写了一首新歌，名字就叫做“下去不”。在後台与乐队和了一遍就上了台去，祸头子上了台去以後对台下的观衆说：

我刚才一直在後台听现场的反应，听到大家喊“下去不”（观衆一阵尴尬笑声），我临时写了这首歌，歌名就叫做“下去不”（一阵大笑）。我觉得大家都不仅只想听歌，还更愿意开口唱一唱（有人喊好），现在大家请跟着我一起喊“下去不”。

祸头子：噢哄。

观衆：下去不。

祸头子：噢哄，大声点。

观衆：下去不。

祸头子开始指挥乐队进入演奏：噢哄。

观衆在乐队伴奏声中跟着节拍喊：下去不。

祸头子唱：我的神经已经有点衰弱。

观衆：下去不。

祸头子唱：这午後好像不再属於我。

观衆：下去不。

祸头子唱：你们昨天都还爲我吆喝。

观衆：下去不。

祸头子唱：可今天怎麽这麽恨我。

观衆：下去不。

祸头子唱：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麽。

观衆：下去不。

祸头子唱：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麽。

观衆：下去不。

祸头子唱：我还想再爲大家唱首歌。

观衆：下去不。

祸头子唱：可我真不知道应该唱点什麽……

这首歌的现场反应可谓空前热烈，当时是八九年三月初，有位原在场的记者时候还在人民日报上写了篇夸奖我懂得如何宣导观衆情绪的文章，并建议中共领导人不妨学学，用来面对当时社会上的种种不满情绪。没想到过了两个月以後，北京的学生、市民都聚在天安门广场上高喊“邓小平，下去不；李鹏，下去不；杨尚昆，下去不；王震，下去不；陈希同，下去不……”

可惜的是，这些老昏了头的中共老人帮们并不屑学我的办法与大家来个大合唱，而是搬出了坦克、机关枪来回答大家。

泪流披面看学生游行

八九年四月廿七日及五月四日，我曾亲眼目睹北京大学生在四·廿六社论发表了之後，竟能以“一条龙”的高贵的风采，在全世界的关注之下，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一群虫”的恶名劣迹。我站在学生的游行队伍旁边爲他们喝彩、鼓掌，爲他们也爲我自己满腔的热血感动地泪流满面。我是笑着哭的，在我脸上没有一滴眼泪是爲了悲伤绝望而流的，我和大家一样，都在这条由北京大学生自动自发排列成的长龙的身上，看见了中国人的希望。

八九年五月十八日深夜，我和一位外国学者到天安门广场去看望已由绝食改爲静坐的学生时，被几个学生认出来了，要我发表对学生的看法。我才刚说了几句，就被後面挤上来的一个学生打断了，他完全没听见我们前面的谈话，我却记得很清楚这位同学恶狠狠地瞪了我旁边的外国学者一眼，说：“别理他这种人，少跟他废话，我们走”。同学们走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各式各样，有抱歉的，有迷惑的，有还想说些什麽的。而我只情不自禁地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上纪念碑难过进机关大门

五月十九日夜，看完了李鹏发布戒严令的电视後，我第一次到广场上学生的静坐区里去，爲了找刘晓波，我曾企图上纪念碑，却发现上纪念碑比进机关大门还难。我感觉到了每个人都意识到了的那分即将爆发的未知的暴力冲突，我在中国音乐学院教的那班同学劝我赶快离开广场，而我只接受了他们给我的口罩和湿毛巾。

五月廿二日深夜，我终於找着了已经哑了嗓子的刘晓波，经过他认识了王丹、吾尔开希、程真等学生领袖，也了解到了广场上同学们的疲惫、紧张、疑惑和已经绷得不能再绷的精神状态。赵紫阳来过了一次，是再也来不了的了，他希望同学们保重自己的身体健康，而健康在此刻已经是如果还能活着离开广场，以後才需要保重的事了，现在已不是研究想要做什麽事而是还能做什麽事的时候了。

五月廿七日，到香港参加民主歌声献中华演唱会，第二天参加了百万人大游行。当大家看电视听说学生要离开广场的时候我在大家脸上看见了失败的悲伤和不甘失败的愤怒，朋友问我的看法，我说：学生如果自己撤离广场，广场并不会就此消失掉，要去随时可以再回去，最怕的是现在不撤，有可能以後再也去不了。自动离开广场，在全市大游行之後返校不能算是失败。

用绝食换取发言权

五月卅一日夜，自香港返回北京，刘晓波、周舵、高新及学生领袖到机场接我，向我提出绝食的方案。我很惊讶，因刘、周、高等青年教师们，都曾极力劝阻学生的无限期绝食、绝水和自焚。待看了绝食宣言的草稿後，我明白了大家的理性引导的意图，不绝食就无法站到广场的讲台上去，必须承担和同学的一样的危险，才能向他们说话。

六月二日下午四时，在纪念碑最上层开始绝食，没想到聚集了这麽多市民学生。我们终於取得了在广场上说话的权利，但清楚地感觉到，能冷静地听明白我们的绝食宣言的人并不多。周舵因此问我：“我们是爲了他们而来的吗？”我回答说：我只管对自己负责。

着火坦克广场飞奔

六月三日下午，广场上传来外边部队的活动和零星的暴力冲突，记者问我还有希望和平解决吗？我说我看不见希望。又问我爲什麽还留在这里绝食，我说我不愿放弃最後的机会。再问我能作什麽，我说我不知道。

六月三日晚上九时听到了许多伤亡消息以後，我们跟着广场指挥部的广播，发誓与大家一起坚持到底。十一时半，有辆着火的坦克在人民大会堂与广场中间的路上高速奔驰，此时广场上只有人出，没有人进。同学们看我瘦，给我披上棉军大衣，戴上塑胶帽子，说是怕军警的棍子和橡皮子弹。有同学问我们：万一军警来了，是跟他们拚，还是让他们把我们擡出广场外去？

目送最後一批学生离场

六月四日淩晨二点半，从木樨地和西单回来的医生和学生带来了真枪实弹、死伤惨烈的消息。我们四人作出了撤离广场的决定，先说服大家坚持非暴力的原则，收缴了一些棍棒、瓶子和一挺机枪、一枝步枪，由刘晓波当着记者的摄影机给砸毁了；由我和周舵在医生的陪同下去找部队谈判，最後在早上五点开始由广场的东南角撤退。我亲眼目送最後一批学生走过了毛泽东纪念堂，直到早上六点半才由医生擡出了广场。

八月十六日，大陆新闻断章取义，把我没有亲眼在广场上看见打死人的话故意曲解成广场上没有打死人，台、港有些人骂我是变色龙，说我出卖了学运。公安人员问我有什麽想法，我回答说：皇帝老儿我不伺候，也不伺候刁民顺民。而现在，我还要说：如果有人希望广场上打死了许多学生，并认爲死了更多的人是对民运有益的话，我将永远无法原谅你们，并盼望将来看到你们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去爲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八九年十月底，北京公安局结束了对我的全天候公开监视，我开始接受记者采访，并努力尝试去做一个能被接受的讲道理的异议分子。我不坚持自己的看法一定正确，我毫不保留地公开出来，希望能起抛砖引玉的反应；但我反对用谎言去打击说谎的敌人，因“事实”是最强有力的武器，不但无坚不摧而且愈久弥坚。

周舵安排阎明复到广场

九十年五月九日，周舵获释，见面之後才知道：原来阎明复与学生在统战部的对话，阎到广场上去看望学生以及最後和平撤离广场，都是周的决定与安排。周向我表示歉意，因他明知危险却不得不建议由我去和部队谈判。我呆了一会儿，告诉他：下次需要的话，我随时待命。

五月十五日，与周舵、高新一块儿去看望刘晓波的妻子以後，我建议写封公开信给中国的领导人，爲刘晓波作一次呼吁，强调我们去年六·二绝食宣言里的和平、宽容、理性的原则，以及在这个原则引导下组织和平撤离广场，使多些学生、市民甚至乎军人幸免于难的事实，盼望能得到中国领导人的积极反应；并建议利用六·四将至的五月底，召开一次记者会，借此对各方作一次理性的呼吁。

十几个警察把我带走

五月卅日夜十一时半，五、六部警车，十几个穿制服的警察将我从家里带走，到了北京郊区一家地方宾馆後告诉我：我是因“涉嫌反革命宣传、煽动”被依法拘传的，尽管他们一再强调，写公开信、开记者发布会是合法的。我非常遗憾中共因承受力太差，免疫力太弱，而不得不以合法的强制手段来消灭我们这个理性的不安定因素。

六月八日夜，中共因发现我实在无法改造，而向我宣布了来自最高权威不可改变的决策，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坐牢；二、回去。更明白地告诉我：他们手里没有能判我坐牢的行爲证据，他们也不愿意像处理其他中国人一样，根据我公开说过的话来判我的刑。他们说：爲能让我保留以後返回大陆的机会，特别建议我自己写封申请回台的信，并向我保证他们将安排一切有关回台的技术问题。当我问他们：台湾是否接受时，他们告诉我：一切都由他们负责，我尽管放心听命令，服从安排。

六月十三日夜，中安出动了六部小汽车，送我回家里整理行李，又允许我带了七件衣服和一些药品，并把家抄了一遍，连电话都不让我带在身上。

六月十四日，公安特别安排了公证人员，当着我的面，把我委托朋友代管财産的委托书给公证人。

六月十六日，四位公安人员陪同我搭部队的联航飞机到福州。

被骗非法偷渡入境

六月十八日，早上六点乘巡逻艇出海，下午七点被送上一条台湾渔船。这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台湾方面完全不知情，我即将面对非法偷渡入境的现实。

六月廿日，早上八点从南方澳渔港上岸，中午十一时半回到台北木栅家里，下午七时向司法机关自首，午夜到调查局接受调查。

六月廿一日晚十一时半，台北地方检查官宣布“责付”交给我母亲领回家去，随传随到。

六月廿三日下午三时，举行记者招待会。

台湾人不欢迎我回来

六月廿三日，我从一家台湾的报纸上明确地感觉到有台湾人不欢迎我回来的意思，也同时由於这份报纸有意断章取义，曲解我在记者会上的言词，引用我家人不曾说过的话来对我作人身攻击，从而体验到了台湾新闻界的恶性竞争。我已经成爲这种恶性竞争的工具，因此，我决定在因偷渡罪而坐牢或罚款之後离开台湾。这并不能解释成我不喜欢台湾、不愿意留在台湾，但我的确非常反感大陆以半哄骗、半强迫的方式逼我偷渡回台湾。

最後，我愿坦诚地告诉大家：我在十二年前创作了“龙的传人”，而今天，我实在不知道，我是否还能坚持强忍着去做一条孤独而冷傲的“龙”，抑或者我将被湮没在虫群里去做一条“虫”。

祸头子参加抗议运动的个人因素

八九年春天在大陆发生的民主运动是一场学生、市民自动自发的运动，无论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个自动自发的事实，谁也不能瞎栽赃任何人是背後阴谋策划的黑手。实际上，当时在北京的人都明白：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成爲历史，就算有人刻意想当黑手，学生、市民们也不会听他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所有参加、支援、声援过这场运动的人都必定有一个共同的动机，我所看到的是大家都不愿意再自我压抑，都不约而同的藉着运动来宣泄一切的不满与愤慨。所以我平常很少把这个运动叫做民主运动，而更愿意把它称作反抗压抑和枷锁的运动，或称它作自我解放，解放自我运动，也同意澳洲朋友白杰明与贾佩琳夫妇说的“抗议运动”。

抗议一切不满意！反抗一切压抑，摆脱一切枷锁，自己解放自己等诉求当然是八九运动的主旋律，是大家共同、互通的情绪与背景，而其间，除了这个共性以外，每个人都肯定会有自己特殊的情绪与背景。而这些私人的差异也都曾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各人在运动中的表现，也曾或多或少地、不可避免第影响到整个运动的发展，尽管这些个人差异绝不能取代主旋律。而我却愿意在此公开我个人的经历，以供有意做更深入研究的人参考。

八九年四月，我爸爸第二次返乡探亲，由於亲人多且都盼望爸爸能常来、常住，而爸爸长年一个人生活，儿女们大了各奔东西，我也想爲老人家找个老伴也好彼此有个照应。因此，早有替爸爸在老家盖房子的打算，唯独资金一直没有落实。碰巧，老家的一家宾馆看上了我在广州的汽车，由於老家偏僻、地位低，一直申请不到购车的指标，所以请爸爸来游说我卖车；老家的宾馆则答允替爸爸盖房子，并全力照顾爸爸的生活，甚至於愿意充当红娘，替爸爸介绍一位年纪相当、个性合适的老伴。

八九年五月十日，爸爸领着老家宾馆的经理，约我到广州商量盖房子等事宜，老家愿出十八万买车，而盖房子只需八万。我见价钱挺好，便私自做主，没跟程琳商量便决定下来。之後再通知程琳的时候，我也不顾程琳反对，便把车交给经理，自己背着十万块回北京跟程琳交差。没想到程琳恼怒异常，认爲我太不尊重她的意见，和我大吵一架，更仗着我比她大十几岁总让着她还给了我一大嘴巴。我自知理亏，又不能还手打她一耳光，又忍不下这口气，更怕另一头没法跟爸爸解释，索性搬出去，找了一间旅馆住下。当晚正是五月十九日，和朋友在电视里看到李鹏发布戒严令以後，骑着脚踏车便直奔广场，後来在广场上找到刘晓波，於是乎就再也离不开广场了。

由於程琳坚决反对，五月廿六日，我藉着到香港参加民主歌声献中华演唱会的机会，路过广州，把才背回来的十万块又送还给买主，把爸爸气得鼻青脸肿，连电话都不接。此後，一直到从香港回北京，参加绝食，到澳洲大使馆避难至被老共赶回台湾，我和程琳一直到今天还没见过面。

刘晓波与批评

认识晓波是因爲他公开批评我，说我是背着最传统的知识份子的包袱，怎麽能搞得好最需要轻松的流行歌曲。经朋友介绍後，他很惊讶我对他的批评的赞赏及感谢，也爲他不知道像“酒干倘卖无”等曲词也是我作的而表示了他片面批评的歉意。从此以後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这是三年多前的事了。

八九民运开始後，晓波正在美国访问讲学，我知道他毅然决然，放弃在美国的一切，於八九年四月廿七日回到北京的消息，却直到五月廿日深夜，才在广场上碰面。一年多不见，没想到晓波的第一句话竟是：“学生的民主素质太差了，我已经准备好了一本书的内容，写的全是这些学生干的事有多荒唐，可恶”。

晓波在我的印象中几乎全等於批评，且不分物件，不分党派，不分事务的大小与差异，晓波只有唯一的一种批评态度，原则与风格。然而正当全世界都在声援北京民运的时候，晓波的批评曾遭受到许多人的非议；而我却更加因此对他的理性与公正感到中国竟能有人如此地骄傲与感动。这种感慨，略同于当年杜甫欣赏李白说：“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

晓波是个典型的全盘西化的理想主义追求者，爲此，他甚至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地生活才能进化成文明人的矫枉过正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口号。晓波的全盘西化将我从“龙的传人”被许多人曲解作中国人是最伟大、最光荣的民族的深渊中拔出来，也让我看清楚了许多长期爲全盘西化默默耕耘的人的远见，以及爲坚持此远见所付出的最难忍受的孤独的代价。

晓波从一开始就抱着批评的态度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八九民运的行动中去，正如他和周舵、高新以及我在去年六·四清晨，在收集完了广场上所有可能导致暴力冲突的东西，与戒严部队谈判完了以後，爲说服广场上仅存的三至八千中华民族的精英们和平撤离时说的话：“血已经流得够多啦，我们要对历史负责。若我们都死在这里，非但不是对中国人和平民主事业的贡献，根本就是对中华民族的一次不可饶恕的犯罪。爲了取得大家的信任，我们四个人一定在大家离开广场後离开广场。如果他们要秋後算帐，请大家放心，我们四个有名有姓的人也会算在大家的前面。”

晓波的话不幸言中，他本人至今仍关在秦城监狱里。我知道自己的理论与经验都难比晓波，但我决定在被中共驱逐遣返台湾，不能留在大陆上继续批评中共之後，用晓波用过的态度、原则以及我自己的风格，在大陆以外，中肯地批评中国人的和平民主事业。

忠实於自己才能批评别人

四年前，我曾应北京师范大学心理谘询中心的邀请，让他们对我的智商及性格都做了全面的测试与记录。之後，他们介绍了这套由美国引进的测试方式在大陆试行两年以来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怪现象：

爲了判断性格测试结果的可信程度，测试题内埋伏了有十分之一的问题，反复让答卷人回答相近的问题，巧妙地突破人皆有之的心理自卫机构（也就是自欺），以确定受测人在测验中是否向自己撒谎（这往往是无意识的自卫）。在美国因测谎分的平均值是四分，故而超过四分以上的测试就当是白作了。而有意思的怪现象是：在大陆试行了两年之後的测谎平均值居然高达十一分，谘询中心不得不把有效分从美国的四分提高到十分以内，否则能藉以分析性格的答卷就寥寥无几了，几乎四分之三以上的测试其实完全是徒劳，白作了。

这个奇怪的现象告诉我：经中国传统道德和马克思、列宁及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中国人的心理自卫机构竟是如此地发达，许多中国人由於想欺人居然高明到把自己都欺骗了。更可悲的是，这两年来的测试物件主要是大学生、研究生、教授等高级知识份子。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去年八九民运中，有三个来自湖南的青年教师，用盛在空蛋壳内的墨汁丢向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下的挂像。我想谈的不是学生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三个人抓了起来送交北京市公安局，而是在这段插曲中学生对待前来拍照采访的西方记者的非理性、情绪化态度！

当学生发现有西方记者在场拍照、采访时，学生纠察队居然夺下西方记者的相机，不准任何人拍照，理由是这个涂污毛像的行动是对民运不利的事件，一旦报道出去，恐怕有人将拿来作文章，用来涂污民主运动。任凭那个西方记者怎麽高喊“新闻自由”，学生仍然在取出底片後，才肯把相机还给记者。

我相信一定有不少中国人（不论身在何方），赞同这几个学生纠察队的做法，认爲凡对民运有利的就应该得到宣传，凡不利的就得不择手段去压制。我却认同那位原记者的“新闻自由”。

在学运中晓波和我们都发现：学生们易怒的脾气，功利的指导思想及我是唯一光荣、正确、伟大的现象，实在和他们要打倒的物件像极了。我能够理解学生们是经由错误教育而致於如此非理性、情绪化，而事实上他们要打倒的物件也的确比他们更霸道更不讲道理。然而，这一切，都不能作爲对学运的护短的理由，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理由而免遭批评。

中国知识份子理当忏悔

在八九年六月二日，刘晓波主笔的绝食宣言里，我们除了抗议戒严呼吁大家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来面对一切矛盾之外，我们还提到说自己要忏悔，忏悔三千年来知识份子的软骨症，只能平时坐而言、到关键时刻不能起而行的软骨症。

中国知识份子的软骨症由来已久，主要是对政权的依附开始的，到後来，竟演变成：知识份子一旦得不到政权的肯定，就失魂落魄地怎麽也无法肯定自己。因此，中国知识份子的人格原来不独立，其文格也同样随风飘倒。综观三千年中国知识份子留下来的文字，不外乎三类：

一、力陈变法，企图得到圣上赏识、重用。

二、一旦得到重用之後，便竭尽歌功颂德之能事。

三、一旦得不到重用、失宠甚至被罢黜、流放，便开始表忠心，抒弃怨，或是寄托田园，指桑駡槐，醉翁之意不在酒。

在八九年学运、民运期间，中国的知识份子没有尽到言实，更没有尽到行实。在戒严以後，知识份子在最後关头的表现则尤爲软弱令人失望，整一个束手就擒、坐以待毙的消极表现，实在没能尽到读书人、中年人应尽的责任。

八九年五月廿八日，我在香港参加完大演唱会和大游行之後，曾听说在北京将有三千知识份子绝食抗议戒严，并要求与政府对话，企图尽最後的努力，防止一触即发的暴力流血的行动。然而，待五月卅一日，我回到北京之後，参加绝食活动的知识份子仅剩下刘晓波、周舵和高新三人。危险是每个人都害怕的，然中国知识份子难道都吓破胆了吗？都惊慌失措，失去了行动能力了吗？眼看广场上的学生们因长期静坐、绝食早已疲惫不堪，多半都处在崩溃边缘，事情的发展早已远远超出了大家的想像与承受力；如能及时注入以逸待劳、头脑冷静、进退有据的中年知识份子，当然不能简单地看作是火上加油。如有真正火上加油者，则市民队伍里还真有一些，如骑机车的飞虎队，而这些都是在学生失去自我理性控制的越来越不好收拾的情况下出现的混乱。知识份子的主动、积极、大规模参与，只能增加理性成分，只会引导广场上失控的情绪往更容易对话、更容易和解的方向中去。

因此，中国知识份子，必须对自己未能在八九民运中扮演积极、主动的角色而忏悔，忏悔自己没能把握时机进入广场作理性引导的努力；忏悔自己不能独立思考判断事务，不能丢弃对政权的依附；忏悔自己给自己制造了太多的藉口从而置身事外，以爲如此可免遭迫害；忏悔自己的自信心不足；忏悔自己随时都有等待被招安的苟且念头；忏悔自己无法自我肯定而错失了、耽误了一次和平促进中国民主事业的大好机会。

“龙的传人”的修改

十二年前，我写了“龙的传人”，可这首歌却摆布了我十二年，眼看它还意犹未尽，而我却已然决定：再也不受它左右。因此，我修改了“龙的传人”这首歌里比较致命的两个严重的幼稚毛病。

首先，我把“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改爲“不管你自己愿不愿意”。事实上，我在七年前第一次到西北少数民族区里去访问的时候，就知道它非改不可了。因爲，并非所有的中国人，全都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最明显的例子是吾尔开希。因此，在八九年五月廿七日，在香港举行的民主歌声献中华的演唱会上，以及紧接着，在六月二日的天安门广场宣布绝食抗议戒严的时候，我曾先後两次，公开向所有的非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致歉，并宣布修改。

至於爲什麽要修改成“不管你自己愿不愿意”则主要是还原我的本意。我一直认爲最初出版的李建复演唱的版本，过於雄壮、激昂，而我始终认爲：我们没有资格把“龙的传人”当进行曲来唱，顶多只能小声地哼哼，因歌里说的是一个民族的没落，受欺侮而不是光荣、伟大的事迹，这才是龙的传人百数十年来的历史真相。爲此，祸头子曾与不少人争得面红耳赤，至今仍不愿悔改。因此，祸头子从未真正地在世界面前，感觉到自己身爲中国人是无比的光荣、骄傲，反而是经常得相形见绌，自卑得擡不起头来。祸头子之所以是个中国人，首先是爹、妈生的，祸头子无法选择生身的父母，和出生的地点，在祸头子出生之前，这都是未经过祸头子本人同意，未曾与祸头子本人商量过的事。直等到祸头子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泛爱国教育之下长大以後，又不幸父母能力有限，未能及早移民欧美去改变这个事实。所以，祸头子决定把原词修改作“不管你自己愿不愿意”，来符合自己的真实体会。

其次，祸头子把：“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改爲“四面楚歌是奴才的剑”。原作姑息是养奸的意思，可惜文意欠明确，去年改作“独裁的剑”是爲了抗议北京李鹏政府的戒严；而如今再改作“奴才”实际上是点明了中国人的悲哀所在，实在不是野心家们千方百计地想当皇帝，而是奴才太多，奴性文化、习惯太深，骨子里需要个皇帝。

祸头子一再强调：阻碍中国民主的人，并不是邓小平、李鹏、杨尚昆或任何个人，却是我们自己的奴性。我完全相信邓、李、杨回家後，是个挺不错的父亲或外公，我从来不把他们简单地情绪化地画作是坏人；也从不以爲，把他们打倒了之後中国就能有民主，天下就果真太平了。因此，我对能彻底改换我们的奴性文化、习惯与意识的前途不甚乐观，这远远要比打倒几个人要难得多。因此，我对中国人的和平民主事业非常地悲观，也同时很向各位看官们抱歉，我不得不忠於自己的悲观情绪，实在无法高歌“明天会更好”。

与另一位天安门广场目击者的谈话

内氏：侯先生，我的名字叫作Nations，今年四十四岁，美国人，我曾爲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周刊工作，现在爲英国《观察家报》工作。八九年六月四日，我一直在天安门广场上，直到早上六点锺才和学生一起离开。

侯：我以爲最後外国记者都不在广场上。

内：不，除了我之外，还有美联社的记者和另两位原文字记者在场，另外，更有两名西班牙电视台的摄影师在纪念碑附近。

侯：你在广场上看见大屠杀了吗？

内：没有，我没有亲眼看见任何人被打死。

侯：西班牙摄影师拍到了什麽？

内：和我看见的一样，没拍到任何死人的画面，我指的是在广场内。

侯：那爲何听说外国电视台曾播放过在广场上打死人的画面呢？

内：那是因爲西班牙电视台把这两名摄影师离开广场後，在六部口拍到的死人的画面剪接到前面在广场拍的画面中去了。

侯：爲什麽会有这样的失误呢？难道那两位摄影师没有抗议吗？

内：那是因爲西班牙电视台的记者没有和摄影师在一起，他本人不在广场里面，却从北京的外交圈里听到广场上大屠杀的说法，而在电话中向西班牙电视台介绍了听来的消息，误导了电视台的导演。很不幸的是，这段影片很快地被播出，不单影响了西班牙，更由於西班牙的高官曾立刻介绍给欧市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国，因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

侯：後来事情弄清楚了之後，西班牙是否就此作出过任何更正啓事或相应动作？

内：没有，因这个失误太严重，太不应该，几乎是个不可原谅的失误，更正错误将对西班牙电视台甚至於西班牙带来不可估计的信誉危机。

侯：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例如观衆已先入爲主地认爲广场上曾有过大屠杀，而拒绝接受其他说法。

内：的确，从去年六月至今，每当我谈起广场上亲眼所见的事实，便立刻引起大家情绪化的攻击。大家认爲我是在爲中共辩解，大家都认爲中共是恶魔，而恶魔必定会在广场上屠杀学生。

侯：我一直认爲，中共由於八九·六·四北京大屠杀的野蛮凶行，已经够丑的了，实无需再编造更可怕的故事去丑化他。而编造故事，用谎言去攻击说谎的敌人本身就是件危险的事，是极其不利於自己的事。万一，有一天，你自己编的故事先被识破，岂不是主动把自己最弱的地方暴露出来，去让敌人攻击吗？

内：我更以爲，新闻界夸大中共的暴行，其实是上了中共的当，造成了凸显暴行而忽略了中国人的反法西斯抗争的英勇事迹，掩盖了中国八九和平民主运动的光辉，削弱了中国人和平争取人权的积极意义。

侯：我一直认爲说明天安门广场学生自动和平撤离的事实，非但不会粉饰中共的暴行，反而更凸显出学生、市民们的和平与理性的表现。这点，不单对营救在押的民运人士有利，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对中国和平民主事业更是具有重要深远的意义。何况，倘若不是刘晓波、周舵、高新和我，四个人主动站出来与戒严部队谈判，说服广场上准备坚守阵地的部份学生和市民，则中共势必非血洗不得把我们清出广场。所以，直到今天，我仍然坚信：主动和平撤离广场，是我们的胜利，是中国和平民主运动的一次理性的胜利，中共无论如何也无法因此而往自己脸上贴金。

被疯狗咬了以後该怎麽办——使馆杂记

被疯狗咬了之後，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到医院去打狂犬病预防针，而不是去反咬疯狗一口。然後，赶快通知大家：这儿有一条疯狗，爲了尽快捕杀这头疯狗，你必须尽可能真实详细地把疯狗的模样、顔色、品种、大小等具体特徵告诉大家，可千万不能学疯狗一样，口吐白沫，瞪眼直视，没头没脑地夸张疯狗的巨大、神秘、恐怖。因爲，根据你的疯言疯语，大家很可能永远也无法找到那头疯狗。你千万必须保持起码的冷静，否则，你的歇斯底里的疯劲儿，和狂犬病是一样会传染的，狗传狗，人传给人，然後就是同归於尽。

如果说，六·四惨案中牺牲的中国人，是教疯狗咬死的第一批人，我相信：他们之所以以身试狗的动机，绝不是爲了希望大家都让疯狗咬死，而他们正是由於不明确那条狗有多疯，由於戒备不足，估计不准，才会靠疯狗太近！以至於让疯狗有机会咬死他们。而亲眼目睹疯狗咬死人的目击者以及被咬後幸存的活证人的责任，第一是正确无误地发出疯狗警报，尽可能详细疯狗的模样及残暴凶态，以确保其他人不再遭咬，以准确地捕杀疯狗，使它再也不能逞凶害人；而同时还需要站在最基本的“狗道立场”上，讲点“狗道主义”以免滥杀无辜好狗。

而今天（八九年六月）我却从收音机及仅能见到的一些中、英文报导里发现到：许多人正无法自制地夸大妄想疯狗的模样。我是最後一批和平撤离天安门广场的人之一，我离开广场的时间是八九年六月四日早晨六时廿分左右。大约在一个小时以前，我亲眼看见最後一批和平撤离广场的同学和市民，以缓慢的速度，手挽着手，打着各式各样的旗帜，唱着歌，喊着口号，离开英雄纪念碑，过了毛泽东纪念堂，往广场的东南口前门方向走去。我没有看见在广场上有坦克压人，机关枪冲人群扫射的情况，我也不相信广场上有上千人死亡的事情。否则，除了跑得快以外，将找不到任何理由来说明、解释：我之所以没被打死，却还能活着敍述广场上的大屠杀。

夸大疯狗的凶性与模样，和得了狂犬病一样可怕。谎言扯不破谎言，却不过只能满足自己短暂而危险、而後患无穷的口腔快感罢了。真相、事实是最强有力的武器，它早就在你手里攒着，干嘛不用来消灭疯狗，难道我们需要谎言去打击说谎的敌人吗？

附：朋友从国外带来了我在澳大利亚使馆躲避期间写的日记和杂文，有些还颇有意思，这是其中的一篇。

祸头子避难澳洲使馆

八九年六月四日，上午八点，刘晓波和我在医生的掩护下进了医院。绝食才不过四十个小时，并不怎麽想吃东西，倒是两天两夜未合眼，困得睁不开眼皮，才看见床，倒头一觉，醒来已是下午四点。

醒来後，第一个想到的问题是上哪去以及怎麽去。大屠杀後的第一天下午，整个北京城都被白色恐怖笼罩着，医院里很不安全，听说公安人员在全副武装的戒严部队配合下，正在各个医院里搜查暴徒。有人建议上他家去躲躲，晓波和我都怕连累人。最後我打了个电话给一位原外国老友，作出了到外交人员住宅区的决定，我化了装，佯作是医生，戴着墨镜。等朋友逆着坦克军车开到医院来接我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竖起大拇指，称他是全北京最勇敢的司机。

六月四日夜，在外交朋友的公寓里，贴在窗户上，数着一部部由西往东去的坦克，有人传说是部队哗变，廿七军和卅八军打起来了，我心里想的是：国民党教我们唱了多少年反攻大陆，怎麽现在连个影儿也见不着，连个屁也听不到。

六月五日早上起床，只见楼下建国门立体交叉桥上布满了坦克和部队，炮口朝着各个路口，像似等待想要通过此桥往天安门广场的敌军似的。有几辆故障的军车停在路上，被愤怒的市民放火烧了，这处桥上的部队既不拦阻，看着浓密的黑烟也不来灭火。

六月五日下午，有的朋友自告奋勇帮我回家取护照，其他的朋友替我买机票。售票处请示了上级单位，竟以没接到关於我的任何通知，居然把票卖给了我。大家都劝我赶快离开大陆，而晓波、高新却连下面该往哪儿躲都讨论不下去，我完全不知道该怎麽办，既舍不得抛下三位哥儿们，也不知道能替他们做点什麽，我们完全无法猜测下一分钟将要发生什麽事情。

六月六日下午，由於找不到汽车到飞机场去搭飞机，再度被化装後，乘乱闯进了澳洲使馆，准备第二天，坐使馆送澳洲人员到飞机场的巴士车，赶搭上午十时的飞机。进入使馆後与几位朋友一起躲在朋友的办公室里，夜里十一时十五分，晓波的朋友来电，哭着说十分钟之前，他们在东单附近被一辆白色的九人小巴士挤倒在路边，车上钻出了几个人把刘晓波带走了。听完了电话以後，大家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澳洲使馆已住满了澳洲留学生、商人和外交官的眷属，明天早上有一班专机来接他们，大家已经害怕得喘不过气来了，深怕在路上有检查或发生意外。我决定留下来，以免连累别人，也恐怕机场上早有安全人员等着我自投罗网。

六月七日上午，朋友们的道别都像是在永别，我就这样留在澳洲驻北京大使馆。

看北京最後一眼

六年前分配给我的三居室的单元楼坐落在北京的西南角，附近是知识份子的集居地中关村（原文忠观村），斜对面是人民大学，正南是友谊宾馆，位置正在北京市的西南角上，西北三环路与西南三环路的交接点上，是北京市大学区的中心点，去年学运游行队伍必经之路。

五月卅日，北京市公安局带我去的顺义县，在北京市的东尽头，由我家出发後，走的是我每天必走两趟的北三环路。那天下着倾盆大雨，四个公安前後左右包夹着坐在中美合资的吉普车上，时不时因车速荌疙缱惜虓

蚋\动，是其中年纪最大的队长，最後忍不住让司机稍慢点儿。在一个多小时的路上，那是唯一的一句大家都能听清楚的话。

六月十三日深夜，我被叫醒准备回家整理行李，我知道，这将是最後一次走这条路回家。这夜天气较好，由於闰五月的关系，入了夜以後气温挺低。我最喜欢住北京的原因之一，就是喜欢贪图它夜里的凉快，薄薄的棉被晒了一整个下午之後乾爽无比，盖在身上比什麽空调设备都舒服，这也是我睡懒觉、早上起不了床的重要原因。

不知道是车队太长，总共有六、七部各式各样的警车，还是存心让我好好地看最後一眼的缘故，这回车速比上回来的时候慢得多。已经混得颇熟的年轻公安看着我若有所思的模样，刚开始还挤搭我几句，让我放清楚点，别老绷着股劲，老自个儿压抑自个儿。我的确不愿让他们瞧出我心底的那分模模糊糊的惆怅，一上了三元立交桥之後右转，躺在我面前的正是我最熟悉的那条路，每晚，我总是和朋友们“砍”得筋疲力尽之後，驾上我送给程琳做结婚礼物的宾士车，舒适平缓地在这条全北京数一数二的好路面上炫耀一番。然而，这回可不大一样，这回是最後一回，且奉命要尽快完成。

亲人、高新的未婚妻和另一位被带走的朋友的妹妹都不在家，後来知道是爲了不让我们见最後一面，被当地派出所以普查流动人口爲名给全带走了。七、八个公安和我及我的朋友在三间小屋里忙得转不过圈儿来，我的任务最简单，拿几件衣服和药；而公安们却要搜家，每一个角落，每一张纸头都不放过。他们要让我看搜房证，我说算了吧。他们搜走了所有可疑的文字资料，连名片和电话本都不让我带在身上。最後，检查我的行李，却意外发现了吾尔开希的身份证，还好我解释清楚：是六·四以前，爲了帮开希订旅馆而留下来的。他们也不再追究什麽。

最伤心的应该是从天安门广场上一直陪我到这次一块被抓起来的一位好哥儿们，他因受我之托一起来核对我委托他处理、管理的财産。他不停地唠叨，就象平日一样，一会让我注意饮食，一会儿让我保重身体，千万别太劳累，让我小心那些只爱我的名和利的实惠型的女人，让我按时吃药；唯一的不同是，他唠叨的时候眼眶包不住的泪水滚滚而下，说话的声音也变了。我们两个，谁也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在何地才能再见。而北京，我曾住过七整年的家，以後又当如何？

祸头子对北京公安人员的印象

自从去年以後，我和北京的公安人员就好像是签订了长期合同似的，他们总是特别关心我的安全，总喜欢带我去聊聊。

自去年八月十六日，我从使馆回家以後，他们紧紧地监视、跟踪了我两个多月。後来大概是见我整天带着女孩子跳舞、打球、练气功，整一大批不关心政治的人到家里去自己下厨，包饺子，大吃大喝，就没看见我做一件正经事，之後对我下了玩物丧志的公子哥的结论，便撤离了对我的监视与跟踪。

由於去年底，我又公开接受记者采访，说了些有些人不爱听的话；更在中共统战部组织的晚宴上，向各级部长及海外在京工作、定居的各种同胞演唱了我写的“漂亮的中国人”搅坏了所有来宾和主人的胃口之故，北京市公安又来找我续约。

找我的总是北京市公安局第一处的人，此处又叫做政治保卫处，是市公安局内级别最高的处，也是人员素质最好的处，前後和我谈过话的人中间有一半是大学毕业生；从其他与他们打过交道的朋友总结出来，他们是办案最文明、最客气的处，但同时也是效率最高、设备最好、复案率最低的一处。他们从来不体罚，而审问的效果却比打更好，经他们教育释放的犯人再犯的比率也最低。可他们在我身上是完全失败了，最後不得不放弃对我进行洗脑、改造，而把我以半哄骗半强迫式地驱逐遣送回台湾。

第一处的公安们都十分明白：知识份子是不能打的人，打不但打不出成效，反容易打坏了自己的名声，所以一处的公安很少打人或体罚。他们办案的武器是精神折磨，恩威并用，通常是两个人一起办案，互相配合唱黑白脸，一个人给你压力，让你看见最恶毒的结果；另一个给你希望，告诉你认罪、提高认识的好处。双管齐下，目的是摧毁你的斗志，消灭你的反抗意识。

一处的黑白脸精神折磨法，是彻底研究了中国知识份子的良知、良能、使命感、忠实忠诚以及等待招安的种种传统心态而总结出来的一套屡试不爽的办法。其中最有效的一种是：诱发知识份子的传统入世服务社会的理想，提供知识份子报效国家的光明大道，替你设计安排好一切出路，更提供你向他们低头的光明正大的国家民族利益高於一切的藉口。到此，你不过千万分之一个知识份子，你还不赶紧叩头谢恩接受招安，你还想干什麽。

可惜我不是典型的知识份子，我是个祸头子，我早已摆脱掉了泛爱国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在我身上留下的气味。我除了我自己，对谁都不抱愚信愚忠的态度，我把大家视爲美德的谦虚，看作是强者祈求弱者原谅他们强盛的虚僞的藉口。在他们眼里，我更像个外国人，有什麽说什麽，想什麽做什麽，完全不考虑因此而招致的祸福後果；绝不把自己的希望放在别人身上，也不允许任何人的抉择轻易地左右自己的思想，因既不求他们从轻发落，又不接受他们的安抚。结果，他们不得不把我的案子往上报，上头一生气，来个强行驱逐遣返。尽管，他们这一招棋下得深思熟虑，既不必因判我坐牢而招致抗议抵制，又丢给台湾一个软硬不吃的祸头子；说起来又没有经过外国人的手，保留了起码的顔面。但无论如何，偌大个大陆，竟容不下一个歌手，一个台湾同胞，一个曾经与戒严部队谈判、避免了广场大屠杀的人，再怎麽说也不是件人人称颂的美事。他之所以非出此下策不可的原因，实在是无法封住我的嘴，无法阻止我公开发表他听不进去的言论罢了。他们对我的结论肯定是：身份特殊，软硬不吃，聪明狡猾，不可改造，无可救药。

祸头子爲何要尽快离开台湾

六月十八日夜，我从渔船底层爬到甲板上来的时候，我第一次看见在公海上的夜空有这麽多星星；而摆在我面前的路，则除了台湾接受我或不接受我之外，剩下来的只有葬身鱼腹。

六月二十日夜，到调查局自首，侦讯完了之後被送到台北地方法院。当检察官问到了我的身份证字型大小时，我高兴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是否正常，我明白地意识到了，检察官已当我是台湾居民在办案了。可惜还没有高兴两天，情况全变了。

六月廿二日，看到有一家报纸断章取义我在前一天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故意歪曲我的原意，对我进行过份的人身攻击。我因此立刻通知与该报同姓的周刊，取消原来已约好的聚会。没几天，看到该周刊的采访文章，我的话全变了味儿了。由此，我深刻地感觉到：大家（起码是相当一部份的人）认爲：我是自己想方设法偷渡回来的，我之所以回来是因爲害怕坐牢，我是在大陆混不下去才出此下策的；我的行爲不但得不到社会的谅解，甚至於我的家人与朋友也认爲我是个机会主义者，是该报某编辑在八九年八月中发明送给我的别名——变色龙。

因此我下定决心，在司法处理完毕之後，尽快离开台湾；除了平息这些不欢迎我的人的怒气之外，我也想借此抗议中共以半哄骗、半强迫的方式逼我偷渡非法入境台湾的恶劣行径。同时，我公开了我当时的心情，我正在考虑自己是否还要作个中国人。

经过了廿天的休息，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决定的确太过情绪化。而之所以如此情绪化的原因，是自从五月卅日被北京市公安局带走之後，长期处於紧张、焦虑的高度自卫精神状态之中引起的身体甲抗反应所致。也就是说，我自己判断是处於被害而防守的情况中，後来环境虽变了，而自己的紧张度仍未松弛；於是乎，四周的任何可疑动机都将招致我的攻击，而我只是自卫的条件反射罢了。

我意识到并公开了自己的错误，绝非企图博得同情然後能留下来。这并不表示我对该报及周刊的谅解，更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离开台湾的决定（我可从来没说过永远不再回来或是不在台湾发表音乐、文章）。

在大陆七年，我看大陆的年轻人是乱世儿女而台湾的年轻人则是幸福家庭，乱世儿女无福消受幸福家庭的温柔与恬静，幸福家庭也承受不住乱世儿女的浪漫与漂泊，更何况我这个唯恐天下不乱（不含暴力的乱）的乱世儿女。

套一句披头四解散前的歌词Letitbe，来作爲暂时分别的心情，有人把它翻译作其自然？，而今我译作“何必勉强，算了吧。”

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泛爱国主义

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和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都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如今只剩下历史意义，而不再有现实价值。这其实应该是早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後，就必须认识到的问题。而事实上，由於国、共两党，有意、无意地不断夸大，不当理解和无限延长，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已经因曲解而造成相当程度的负面作用。也许还有些读者不知道，中共从未批斗过孙中山，却一直把他看作革命的先行者，爲利用孙中山的号召力，不惜把孙中山的相片和毛一起平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孙中山创立民族主义的原始目的是爲了推翻满清帝制，结果，却推翻不了帝制，直到今天，中共仍在大陆上实行中央集权、一党专政的政治专制，继续利用爱国主义来压抑民权的进步。因中共心知肚明，只有民权才能彻底解决专制问题，不靠专制，他怎能维护他那枪杆子打下来的政权？没有专制政权，他怎能继续享用他所有的既得利益？因此，去年六·四，中共非开枪不可。

反过来，看看去年民运中的学生，这些从小饱受狭隘民族主义和泛爱国主义愚弄的北京大学生，在广场上，我见过，听说了太多、太多的学生自己意识不到的非理性、非民主的情绪化表现。而这些表现，让刘晓波和我们其他三个绝食者都不约而同地发现到：大家和大家要打倒的物件在骨子里竟然是那麽地相像，譬如说：

制造邓小平跑了、死了，外交部和某些省或军区宣布独立了等谣言，用谎言去打击说谎的敌人。

不让记者忠实、可观地报导自以爲对学运不利的事件，如泼污毛像等事，用封锁新闻去对抗敌人对我的新闻封锁。

爲了安全，实行了广场上的小戒严，非学生想上纪念碑倒要比进中南海还要难。

难道事实不足以粉碎谎言吗？难道新闻自由可以爲学运或民运牺牲吗？难道平等不足以对抗权威吗？难道民主不能取代官僚专制吗？难道和平、理性只能拿来要求别人而自己却可以任性，蛮不讲理吗？难道非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拼他个你死我活才算是民主运动吗？很遗憾的是，大家把我们四人的绝食抗议戒严全都当作是专门政府对抗的行爲，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在绝食宣言里，我们关於和平、理性的呼吁，对学生非民主表现的批评以及身爲知识份子的中国传统只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的软骨症。

这些非理性的盲从行爲，与其说是年轻学生的天性，还不如说是泛爱国主义教育的表现，是狭隘的民族主义长期愚弄後的结果。我们能不能从今以後，不提民族只提民权，不摆弄爱国只谈民生。

再谈谈中国大陆的人治

有份香港杂志说：驱逐我离开大陆，强迫我以偷渡方式回台湾的决定，是六月十五日由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先生作出的。而事实上，早在六月八日夜，北京市公安局第一处的处长，便向我宣布了“来自最高权威不可改变的决策”。依此判断，江泽民尽管是邓小平公开宣布的“中心”，可江总书记绝对不是中国大陆的“最高权威”，与其说他作了决定，还不如说他被通知说“这个决定已经作过了”。

我曾以红绿灯指挥交通来形容法治，而相比之下，用交通警察则是人治。现在，我更看清楚了，人治不仅仅是用一个人来指挥千军万马，更重要的事实是：这个总指挥有两张脸，而这两张脸又全是模糊的。因爲其中那张真的脸是张见不得人的脸，而另一张脸虽然人人都看得见，却由於表情呆滞，或者说毫无表情，而只能是张大家视而不见的脸。在这两张脸之间，正是人治得以摸鱼的混水。混者，不清也，正是爲了摸鱼，所以来搅混，都让你瞧清楚了，我那儿来的上下其手的机会。

遣返我和流放方励之夫妇的故事，只能说明中国大陆已进入了完全无规则的恶性政治斗争状态，因这两项决定，都同样是来自最高权威的不可改变的“人治”决定，是完全无法可依的事。剩下来的问题则是还有没有搞两张脸的必要，那张由别人的真脑指挥遥控的假脸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或者乾脆撕破露出真脸来算了。

反过头来看民运是否也有人治与法治的问题，我想当然是有的，且不但将来握有更多人委托的公共权力之後要面对这个问题，而现在宣传、播种的阶段也存在是否应该有明星制的问题。我目前对此持否定态度。尽管在东欧华勒沙等人的确超过重要的明星作用，并因此而推进了当地的民主事业，但我仍然强调：中国人的和平民主事业，尚未发展到能让明星发挥积极作用的阶段。由於本身缺乏民主操作的经验，无法通过公开的方式産生公平竞争出来的有实力的明星人物，或即使是勉强産生了，也将由於民主机制不健全，而无法有效地约束明星因失控而滥用公共权力与财富。

所以民运的人治问题当前是明星问题，而民运的明星的问题关键，不在於是否需要，而在於如何産生以及能否约束控制的问题。必须有公开、公平的竞争才能産生有实力的领袖，竞争面越大，竞争难度越高，竞争物件越开放，则最後産生的领袖实力越强；竞争得越激烈，则越不需要害怕以後失控滥权等问题。

中共若失去政权，一定是败在保守、隐密、私下的“人治”恶性竞争中。而民运事业却只能靠开放、公开、公平的“法治”良性竞争来维持、发展，直到最後成功了以後也不得停止。

无道之盗——看大陆的社会秩序

八九年六月八日，大屠杀之後的第五天，有一个打扮入时，约卅岁左右的女郎，到我在北京的家里去按铃找人，碰巧我家中没人，她便楼前楼後到处找我的朋友，跟大家说：侯德健胸部中弹，肺积血，在某医院，院方要求先付钱後输血动手术，情况危急，请大家伸出援手。大家深信不疑，纷纷解囊相助。她在骗得了一些邻居的钱後，又找到几位音乐界的朋友，不单一共骗走了人民币两千多元，更害得几位好友，到各医院去找，到各停屍房去翻，着实把大家骗了个够。事后，我和这些受骗的朋友们聊起此事，大家回想起来，该骗子其实破绽百出，而大家之所以上当，全都是因爲情况紧急，救人要紧，谁也不曾在这个时候对任何人设防。谁也想不到，竟有人能在这种时候，以这种名目骗人；谁也不相信，有人能无耻到这般地步。而我却知道，这不是仅有的一件特例。

还记得在八九年抗议运动到了最高潮的时候，北京市不单没有车祸，没有人因纠纷而争吵，大家见了面，不管认不认识都出奇地礼让、客气，有老北京人说，卅多年没见过这种老北京的传统了。大家一听说北京市政府想用扰乱市民生活、哄擡物价来扭曲运动的真相，不单引起个体户集体降价，甚至於街上盛传，小偷都以罢偷来支援、声援运动，真可讲是：盗亦有道。中共辛苦经营了四十年的共産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秩序全盘瓦解、崩溃，还顶不上小偷强盗的江湖道义管用。当时，学生、市民赖以维持秩序的力量是一股传统反压迫的正义感，这是人的良知、良能，是天赋的。

而前面说的那个打扮入时，自称是文艺人，看似受过教育的骗子，她的良知、良能又到哪里去了呢？我们当然可以说：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坏人，这并不稀奇。而我却要强调她的无道之盗，这是她在中共统治下的现实生活中学到的本领，不择手段本领。她听过了太多美丽的谎言，却见过了更多残酷的事实；她彻底看穿了中共说一套、做一套的愚民把戏；她学会了在没有规则可言的社会里生存是不能讲求原则的教训，她看见过太多因坚持原则、讲求规矩而惨遭迫害的故事。所以，养就了她不择手段的厚皮、黑心、辣手。

当我在大陆生活、工作的时候，最怕这些没有原则的人，最怕与他们玩那种毫无规则可言的游戏，他们什麽事情都干得出来，这是他们从现实生活中学到的最残酷的教训。土改、反右、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想忘也忘不了，想摆也摆脱不掉的残酷的经验，教训出来的人，是不会跟你讲原则的，你永远没法跟他玩有规则的游戏。

勇於声援别人而怯於宣泄自己——使馆杂记

八九年五月廿七日，我参加了香港民主歌声献中华演唱会，紧接着第二天又参加了香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百万人大游行。在这两个以声援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爲主题的大活动之中，我非常纳闷何以见不到香港朋友爲自己的九七问题抗议，即使有一些，也全都被支援北京的声浪给淹没了。我百思不解爲何香港朋友不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去争取自己的民主，去抗议中共及英国双双不把香港人放在眼里的忽视甚至於践踏香港人应有的权利的劣行。我特别反问了来探访我的香港记者，他猜想：这多半是不好意思爲自己争取什麽吧。

在北京期间，我万分着急地看到各行各业，知识份子、干部、工人、农民、市民也都和香港朋友一样，拼了命地声援学生，却极少听见、看到有任何人爲自己抗议，爲自己呼吁。川流不息的人群在广场上爲学生送吃送喝，此起彼落的救护车呼叫，爲的是照顾学生的身体、生命；知识份子声嘶力竭地到处演说，爲的是请求政府答应学生的要求，展开平等对话。难道学生是唯一的被压迫的人吗？难道工人、农民、市民就真的别无所求吗？爲什麽知识份子不能要求自己的利益，工人不需要成立真正能代表工人的工会，市民们对自己生活的要求完全满足了吗？干部们平日在机关单位里的苦闷不需要宣泄了吗？难道学生瘦弱的肩膀真能背驮得了全民族的苦难吗？难道我们必须依靠某个阶层、身分的人来解决全社会的问题吗？我们难道只能等待别人，盼望甚至於制造英雄来拯救我们吗？难道我们就不能醒觉过来，去爲自己的权益而抗议吗？爲什麽经过了这麽多次革命，大家还不能明白被人解放终将受人束缚的道理？爲什麽大家还没有学会只有自己才能真正解放自己的教训？

四十年前，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了。四十年来，大家还没有吃够被毛泽东解放的苦头吗？被赐与的自随时都会被赐与者收回，毛当年打着国家、民族的旗帜，喊着爲人民服务的口号，挂着一切爲人不爲己的面纱；而结果呢，四十年来的苦难，有哪一滴血，哪一条人命，哪一段青春是真正爲国家、爲民族付出的呢？又有哪一件事情是爲人民服务的呢？爲他面纱後面躲着的不正是毛泽东那张处处爲自己的嘴脸吗？我实在怕极了任何爲他、利他的口号，也恨极了借利他、爲他注意来愚弄人民的虚僞教育。我早就看穿了这张面纱，看透了牺牲小我之後完成的决不是国家、民族的大我，却正是用这些口号来愚弄我们的那些人的自我。因此，我和刘晓波到处奔走说明爲自己抗议、爲自己争取、爲自己呼吁、爲自己行动的必要，逢人便强调爲他、利他的虚僞的真面目。我们看到的危险是：万一这个运动成功，岂不又要重复一个阶级的利益来代表全社会其他各阶层的利益的新阶级统治，换汤不换药的历史。

戒严以後，情况越来越难自制，广场上的口号也越来越像四、五十年前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口号，理性越来越薄，情绪越来越浓，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气氛越来越重；甚至於到了最後变成了没有任何人再去思考牺牲的目的是什麽，而只挡不住浑身奔腾的热血，仿佛牺牲本身才是真正最终的目的似的。

现在回想起来，真不能不佩服中共愚民爱国主义教育的成功。中共居然能把打江山与民主混爲一体，而大家居然也毫无保留地相信自己的父辈们当年的所作所爲是理性的追求民主，而一味地模仿早已被扭曲得认不出原形的烈士模式。

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是一部虎去狼来的不断暴力革命的血泪史，每一个朝代都爲了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而不遗余力地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烈士教育，教育的目的无非是培养青年子弟的愚忠而已。而不幸的是，由於愚忠烈士教育中包含了太多的暴力倾向，致使百姓被压迫得不得不反的时候，只懂得用暴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玩火者终自焚，可怜的是不断除这种爲人、利他、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烈士愚忠教育，不彻底撕破这张虚僞的面纱，不培养青年学生光明正大地爲维护自己的权益而战的理性素质，则中国人的和平民主前途实在令人担忧。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使馆杂记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喜欢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常常会不经意地脱口而出这句话。尽管这几年，有不少御用文人、马屁精，一厢情愿地爲中共统战工作涂脂抹粉，拿这句话去解释海峡两岸统一的必然性；而事实上，究竟是该分，抑或是该合，则往往并非统治阶级能说了算的事。

邓小平在六·四大屠杀之後，就曾经说过：这一场风波的来到，是不以人民的意志爲转移的话。而实际上，八九抗议运动当然是大陆民心所向，而唯独不符合邓小平等中共老人帮的意愿而已，唯独不以老人们不愿见到人民自动自发地示威抗议的意志爲转移罢了。

所以，祸头子以爲：今日大陆的局势，一如历次改朝换代前夕的瓦崩土解一样，老百姓要“分”，而统治者还拚了命地想维持“合”局。按中国历史的规律来看，祸头子认爲“分”是未来中国的主旋律，不论早晚，中国是“分”定了，谁也别想阻挡这个人心所向的历史潮流。祸头子此时此刻关心的，不是该不该分、当不当合的问题，不是分好或是合更好的问题，而却是该如何“分”的关键问题。

因爲，方式决定结果，理性的方式决定和平的结果；以仇恨爲动力的流血革命，决定了中国人永远摆脱不了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辛亥革命结束了满清，结束不了帝制；毛泽东清算了地主，自己却成了令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央集权专制独裁者。所以，用什麽方式去结束中共老人帮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当今最关键的方式问题。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希望邓小平能顺应民心、潮流，模仿苏联及东欧，以“和平演变”的方式，完成和平的民权革命，逐步地建立民主体制和自由社会。不幸的是，邓小平本人也逃不了中国传统暴力倾向的左右，坐失和平演变的大好时机。这只能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顽劣，和邓小平及中共老人帮的局限、短视，其中当然离不开毛的阴影。

毛泽东精通中国历代兴衰，甚至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规律，因而主动出击，三番五次地挑起各种政治运动，企图引导转移人民“分”的离心力，使之变型成以自己爲中心的向心力。可玩火者，必自焚，毛的倒行逆施，尽管成功地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却也同时提高了大家对政治愚弄的免疫力，耗尽了共産王朝赖以维持统治地位的威信，大大地缩短了“合”的周期；使邓小平在面对提早到来的“分”的潮流时，因黔驴技穷而不得不搬出坦克和机关枪来镇压人民“分”的思潮。

六·四大屠杀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实非邓小平所能想像，它不单决定了中共老人帮们死无葬身之地的命运，更唤醒了中国人以牙还牙、以暴易暴的血腥记忆，引发了潜藏在中国人血液里的杀欲。六·四这一滴血，很有可能成爲无休止的内战的第一滴血，因爲这一滴血所诱出的仇恨，有可能在此陷中国人于不断暴力流血的深渊之中，这才是六·四大屠杀所带来的最可怕的後果。这一滴血有可能决定了下一回中国人“分”或“合”的方式，而方式则决定了中国人再难逃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

其实，分与合都不可怕，怕的是只许分或只能合，怕的是分合不能同时并存、互相牵制，怕只怕分与合二者只能存其一。就像是离心力与向心力似的，有此二力共存，地球才得以依轨道绕太阳运行，而不至於被抛出太阳系，或被吸入太阳的大火炉当中。民主政治，正是同时并存此二力的文明体制，经由民主体制来适时协调这两个背道而驰的作用力，使不致脱离轨道而毁灭，实在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不幸的是，号称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我们，却只能像钟摆一样，始终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摆荡，非合即分，非分即合。分与合，离心力与向心力，在中国文化中只能是两个水火不相容的绝对矛盾，而从来不能互相牵制作用而稳定在一条相对稳定的轨道上，永远不能以和平的方式建立宽容一切矛盾的民主体制。因此，祸头子越看自己越自卑，悲哀中国人命中注定只能躺在血泊之中，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分分合合的暴力过程，心有余而力不足地强忍这个全过程的痛苦与悲哀。

是该以理性克制仇恨情绪的时候了。

是该以宽容并包分与合的时候了。

是该正视方式的重要性，讲究分与合的方式的时候了。

是该结束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的时候了。

最後，也作爲《祸头子正传》散文集的结尾，我要再一次重复八九年六月二日，刘晓波、周舵、高新和我到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宣言：

一、我们没有敌人，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

二、我们都要反省，中国的落後人人有责。

三、我们都是平等的公民。

四、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更真实的生命。

让我们一齐努力，彻底埋葬我们那部不断暴力革命的血泪史。

Terminusbot 整理，讨论请前往 2049bbs.xyz

花木蓝

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2-17 23:21 只看该作者

先留爪

吃河蟹的草泥馬

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2-18 00:21 只看该作者

俺也留个痕迹以后看～

DarkStar

自由主义真正关心的只是底线问题，而其它主义者关心的大多是蓝图问题，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除外。

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2-18 01:55 只看该作者

“下去不”？

我怎么觉得应该是“下去吧”

这里第三个字的用法截然不同于“好不？”、“行不？”中的“不” 而更类似“走吧”、“去死吧”中的“吧”

有可能“下去吧”的“吧”发音有变，类似“下去吧哦”，念快了成了类似bow的音

qybear

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2-18 06:06 只看该作者

分与合都不可怕，怕的是只许分或只能合，怕的是分合不能同时并存、互相牵制，怕只怕分与合二者只能存其一。就像是离心力与向心力似的，有此二力共存，地球才得以依轨道绕太阳运行，而不至於被抛出太阳系，或被吸入太阳的大火炉当中。民主政治，正是同时并存此二力的文明体制，经由民主体制来适时协调这两个背道而驰的作用力，使不致脱离轨道而毁灭，实在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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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侯先生，谢谢楼主转帖。

石扉客

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2-18 06:31 只看该作者

非常好，十分感谢。绝大部分观点，在今天仍不过时。很喜欢这个祸头子哥们。

每次碰到刘先生，他总是忍不住要聊起祸头子。

十几年前祸头子写这篇文字回忆刘先生时，他在牢里；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这篇文字时，他还在牢里。

石扉客

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2-19 09:56 只看该作者

如此好文章，再推下。

高铝

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2-20 12:00 只看该作者

主楼空白？

墙内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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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了，回复后看到主楼了

看楼上老沈在推荐，过来看看

amelieonsea

Time traveller @amelieonsea

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2-20 12:20 只看该作者

大家和大家要打倒的物件在骨子里竟然是那麽地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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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去20年，依然有这样的感觉，这才是每次感觉到希望快来时泼凉水的东西。

冷眼看剑

骚人默客

1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2-20 12:22 只看该作者

好文留名

zyl1989

一人作古何惧忧，天安门内尽风流。可怜书生项上血，至今黄泉怒未休！

1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2-20 12:25 只看该作者

凉水泼得好啊

写实

自由，就是宽容异端的思想言论

1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2-20 12:55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DarkStar 于 2009-12-18 01:55 发表

“下去不”？

我怎么觉得应该是“下去吧”

这里第三个字的用法截然不同于“好不？”、“行不？”中的“不” 而更类似“走吧”、“去死吧”中的“吧”

有可能“下去吧”的“吧”发音有变，类似“下去吧哦 …

是

老糊涂说

1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2-20 13:00 只看该作者

晓波是个典型的全盘西化的理想主义追求者，爲此，他甚至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地生活才能进化成文明人的矫枉过正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口号。晓波的全盘西化将我从“龙的传人”被许多人曲解作中国人是最伟大、最光荣的民族的深渊中拔出来，也让我看清楚了许多长期爲全盘西化默默耕耘的人的远见，以及爲坚持此远见所付出的最难忍受的孤独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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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年说长不长

莫之许

1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2-20 13:22 只看该作者

侯德建要么就是个一直都那么单纯的文艺青年

要么就是在被迫和中共妥协了一把后, 出于心理平衡装公允

我相信是后者, 他接受日人民报采访这个事情始终是说不不过的

怪怪物

可能的少数派、传说中的歪楼党

1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2-20 13:41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莫之许 于 2009-12-20 13:22 发表

侯德建要么就是个一直都那么单纯的文艺青年

要么就是在被迫和中共妥协了一把后, 出于心理平衡装公允

我相信是后者, 他接受日人民报采访这个事情始终是说不不过的

那你把他找来对质嘛~

莫之许

1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2-20 13:51 只看该作者

候德建书中有讲述如何接受记者采访的吗?

如果有请浪子兄贴上来

septic

路边社包打听

1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2-20 14:23 只看该作者

有PDF版本下载么？

单手扶墙

活了几十年年，没能为党为人民做点什么，每思及此，心神不宁。

1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2-20 14:28 只看该作者

保存后再看

Yisuca

1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2-20 14:33 只看该作者

“十几年前祸头子写这篇文字回忆刘先生时，他在牢里；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这篇文字时，他还在牢里。”

——无限感慨！

北国游子

真诚、坦荡，狂热、执着，无怨无悔、嫉恶如仇

2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2-21 00:26 只看该作者

该书内与89有关的都在这里了。

对任何一个人，尤其是涉足思想圈地人，还是多面来看为好。侯德健总的说来是性情中人。他对每个事情的看法当然不会全对，但还是有不少可取之处。

他离开澳洲大使馆后并未入狱，但也必定在某部门的严密监视之中。他对新华社记者的采访中，不能说没有自保的成分，但他在《天安门》中的采访肯定是离境之后。而他在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不断地重复对“谎言”的批评，是有更多原因的，并不仅为柴玲而发。对此，看来我还要在计划的系列中加上一篇。

vimalakirti

2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2-21 07:46 只看该作者

周舵

西门吹牛

2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2-21 22:51 只看该作者

拜读，谢啦。

cater

2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2-22 15:36 只看该作者

好文啊,求txt全文版.

北国游子

真诚、坦荡，狂热、执着，无怨无悔、嫉恶如仇

2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2-22 18:12 只看该作者

祸头子正传

侯德健

出版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出版年：1990

ISBN：9789570804959

目录：

一

楔子

永远变不成人的猴子

祸头子的外公、外婆

祸头子是外省猪哥

祸头子是个天生的客人

祸头子爱当“电灯泡”

有人说，祸头子是个不回头的浪子

正视真理的代价

祸头子险些成了低能儿

祸头子最怕挨饿

宋楚渝、文工会、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先有奴才，後有皇帝

运动——大陆人皆有的共同经历

大陆上把“权”看得比命还重要

祸头子当了黑人

祸头子打官司告文化部侵权

大陆高干公报私仇的曲折模式

下去不！！

一条龙与一条虫

泪流披面看学生游行

上纪念碑难过进机关大门

用绝食换取发言权

着火坦克广场飞奔

目送最後一批学生离场

周舵安排阎明复到广场

十几个警察把我带走

被骗非法偷渡入境

台湾人不欢迎我回来

祸头子参加抗议运动的个人因素

刘晓波与批评

忠实於自己才能批评别人

中国知识份子理当忏悔

“龙的传人”的修改

也爲“龙”辩护几句

祸头子看世界，原来就是大同

二

与另一位天安门广场目击者的谈话

被疯狗咬了以後该怎麽办——使馆杂记

祸头子避难澳洲使馆

看北京最後一眼

祸头子对北京公安人员的印象

祸头子爲何要尽快离开台湾

从追求作中国人转变到作一个“人”

歌词一九八三

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泛爱国主义

祸头子的蟑螂学说

蟑螂学说之二

再谈谈中国大陆的人治

看清政治家的目的与手段

开放就得付出代价

无道之盗——看大陆的社会秩序

内战，军阀割据与联邦中国

合纵与连横——使馆杂记

勇於声援别人而怯於宣泄自己——使馆杂记

中国人生命的意义何在——使馆杂记

吃饱就好的中国农民平均意识——使馆杂记

现实压倒一切理想的中国人

被阉、自阉然後去阉人——使馆杂记

陪爸爸回老家

爸爸小时候的歪名叫“洋油桶”，谁也不敢惹

舅舅是武秀才，去打神兵时被砍了头挂在杆子上

巫山县月池乡至今住着两三千讲究家族观念的侯姓宗亲

三

祸头子看《西游记》本是一场骗局——使馆杂记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使馆杂记

附录

侯德健的“苦恋”？—郭冠英

楔子

“祸头子”是句北京土话，通常用来诅咒那些最调皮捣乱，最无法无天、无可救药、无法改造的人。一般人说这话的时候，都不愿当着本人的面说，怕的是你永远不会知道他下一回要闯什麽祸，而你在那未知的祸事中将被他安排成什麽角色。所以，即便是在祸头子犯案现场，人赃俱获的时候，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大家也多半只是转过身，别过脸去拿斜眼瞅他一瞅，嘴里不清不楚地骂骂咧咧几句罢了。最好是别让他听明白了“祸头子”三个字，而你自己也能得到阿Ｑ式的精神胜利，既不得罪他，又满足了你不得不宣泄的愤恨。

祸头子有先天型与後天型之分，先天型者，毛泽东是也。不论是基因遗传，或是儿时喂奶没喂好，把屎把尿没把好，即佛洛伊德所谓的口腔期及肛门期训练不当也罢，我把十八岁成年以前便前科累累的闯祸惯犯都归到先天型里去。请看毛在十几岁时写过的一首打油诗，便能瞧见他的天赋“祸”秉：

咏蛙王

毛泽东

独坐龙潭如虎踞，树阴底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那个虫儿敢作声。

一位年近八十的大陆老知识份子，在听完了我的新歌——《卅岁以後才明白》之後，语重心长地向我背诵了毛的这首诗，然後说：可惜他到了七十岁才明白，明白了卅年前毛让大家大鸣大放、引蛇出洞的阳谋，明白了他自己由於比毛先作声而被打成右派、惨遭折磨了廿多年的缘故，早知如此，他说：“我就怎麽也不敢先作声了。”

有别於毛泽东，我是个後天型的祸头子，是个骨子里还无法完全摆脱有些人对我的看法的祸头子，是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保守派祸头子。我自己心里十分清楚，无论如何，我是学不会毛的那种不顾一切、义无反顾、不折不扣、彻头彻尾、绝无商量余地的先天型祸头子。我之所以只能是後天型祸头子的主要心理障碍是——既当婊子，又想立碑坊。

先、後天型祸头子的根本差别是：我只会喊“狼来了”，只会嚷：说自己要闯祸了。尽管我随时都能进入准备闯祸的状态，却永远只能是雷声大、雨点小，永远只能是但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比不上先天型祸头子毛泽东，光凭一本小红书就坑死了几千万人。

联合报让我讲讲自己的故事，我立刻想到了卢梭的《忏悔录》。有感于有些祸头子已经作古，来不及忏悔；有的祸头子缺乏自知之明，无法忏悔；甚至有些祸头子压根不敢面对自己闯的祸，害怕忏悔；我决定把自己的故事正名作《祸头子正传》。至於祸头子这三个字，究竟是褒义词抑或是贬义词；闯祸这件事，究竟是建设性的行爲，抑或是破坏性的行爲；则实非吾辈今日必须盖棺定论之事。因此，各位看官直管凭个人好恶对《祸头子正传》尽情地评头品足，而我自己，则只考虑——有什麽、写什麽。

侯德建

一九九零年七月五日

永远变不成人的猴子

远古以前，在猴子们用两脚直立行走的年代里，有只顽皮的小猴子，在玩耍中发现了四肢都在地上爬的乐趣，引来了许多小猴子都竞相仿效，顿时间蔚然成风。却惹恼了猴长老们，认爲兹事体大，长此下去，猴将不猴。因此，号召动员了立场坚持的猴衆，用石头扔死了带头的那只小猴子。

不知是多少代以後，猴子们已进化成四肢爬行的习惯，可这一代的长老们，又以相同的理由，打死了一只带头用两脚直立行走的小猴子。

这同样的故事发生了不知多少遍，而无法宽容超前意识的猴子们，却依然是猴子，他们永远没法变成人。

祸头子他爹说：（若有可能，用四川话阅读更好）

祸头子他爹说：

“民国四十四年，大概是中秋节左右，找到那个什麽关西瞎子去摸了一趟骨。那时我最孤独、最不得意的时候，他居然跟我说：明年我要走桃花运，会有个十八岁的姑娘看上我，她父亲反对都不成，拉都拉不动她要嫁给我。我当时害二期肺病，哪里会相信他的话。结果，第二年中秋节过後不久，就生下你。”

祸头子他爹说：

“儿呀！我告诉你讲：我和你老妈不同，你到大陆去的时候，你老妈好伤心，可我却很高兴。虽然你事先没有告诉我，但我知道你是从小听我说老家的故事，是爲我而去的。老爸一辈子没得出息，上不能孝顺父母，下不能照顾兄弟姊妹。在没有办法生你以前啊！我天天晚上做恶梦，梦到我一个人跑回去看你奶奶，看到你奶奶眼睛都瞎了，听得到我喊她，却看不见我。我这麽一喊，被老共的哨兵发现了，跑也跑不动，枪也打不响，醒来以後浑身冒冷汗。可是呀！儿呀！自从生了你以後，我就再也不做这种恶梦了。”

祸头子他爹说：

“儿呀，你知道爲什麽我一想起我二哥就想哭，那是因爲我把他害死了。他是我们兄弟中人长得最漂亮，脑瓜子最聪明的一个，他曾是谍报头子戴笠的手下，戴笠摔飞机死了过後，因爲军统局的人都是直线联系，他因此和部队失去了联络。我考虑妈妈老了没人照顾，就介绍他到国防部去讨了个游击司令的委任状，回四川巫山老家去打游击，打死了不少共产党，自己也教人打死了，还连累了我父亲和大哥，统统都教共产党枪毙了。”

祸头子他爹说：

“我是黄埔廿一期的军校学生，毕业後在南京总统府警卫团当排长。打仗的时候，他妈的连师长都叛变跑了，营长说什麽要我们去跟毛泽东合作。我拣了一张我们这边的飞机投下来的传单，看到弟兄们都不知道该怎麽办，我就把口哨一吹，大喊了声“跟我来”，就这样把部队拉了回来。结果，到台湾来了以後，蒋经国训练出来的政工人员还说什麽我有问题，妈那个ｘ，老子火大了，乾脆一个人埋头苦读英文。儿呀！政治都是骗人的玩艺儿，表面上说得仁义道德，背地里都他妈的男盗女娼。”

祸头子他爹说：

“我到关西去摸骨头的时候，我廿九岁，身上穿着上尉军服。那个瞎子吹牛，哄我说我到卅八岁就能升少将，结果呢，升个屁，到了卅八岁我才升了个少校。我他妈是全军最老资格的上尉，在大陆上就是个少尉，到台湾来又当了十七年上尉。後来我火大了，把军校毕业证书甩在校长的桌子上，让他寄回给老校长，也就是老蒋总统，他们这才让我升了个少校，我这个少校真他妈的是发脾气要来的。”

祸头子他爹说：

“我爲什麽要在四十四岁的时候就装病提前退休呢？就是因爲不服气。有个司令官的小老乡，因後台大，搞得学校里同事们都讨厌他，司令官就想提拔他升中校当队长，大家不服气，就把我也报了上去升中校当队长，结果司令官生气了，两个都不批。可狗儿子地，过了十天，司令官把他调到另外一个单位去升中校、当队长。格老子地，我吞不下这口气，就打报告退休。唉呀，要不然的话，我现在每个月能多拿万把多终身俸。你的脾气和老爸一模一样，但老爸绝不劝你改，改了就不像老爸的儿子，改了就不是侯德建了。”

祸头子的外公、外婆

祸头子十岁以前的童年，几乎全是跟着外公、外婆过的，祸头子是两老的长孙，当然是又宠又纵又疼又爱，特别是外婆，疼我疼的是顶在头上怕滑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里怕摔了，搂在怀里怕憋死了。所以，我常说外婆对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是养就了我这麽个祸头子。而我之所以能从保守、自闭的传统填鸭式教育中幸运地逃出虎口，免被呆化、僵化的主要恩人，正是我的外婆。当然，没有我外公也是不行的。

外婆与外公生长自两个极端不同的家庭，爲我的幼年教育提供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模仿物件，致使我的人格也在理想与现实两极分化中形成。

外婆来自八十年代前湖南最高贵的书香门第，父亲是中国第一代律师，外婆受教育直到师专毕业，在同时代的中国妇女称得上是人中凤。外婆一生不曾干过体力重活，生病以前由於环境好，生病至过世期间，外公曾伺候外婆近廿年，廿年如一日，其中从来没听见过他老两人大声说过几句话。这主要是由於外公出生自佃农家庭，全家人辛辛苦苦劳动一年，交完了田租之後，剩下来的仅能糊口；考上空军学飞行以前，所念的有限的书，全是在农闲时自修来的。因此，和外婆刚巧正相反，外公是个勤勤恳恳，宽以待人，严以律己，本本分分，从来不会有多余的暇想的人。在外公的现实基础上，外婆却教给了我幻想和作梦的情怀。

在记忆里，外公和外婆唯一的一次生气，竟然是爲了一条鱼。鱼很大，很完整、漂亮，外公买回来後抹上盐准备挂在院子里晾晾，等下班回来做给我们晚上吃。毛病出在那鱼头上，原因是外公要砍了图省事，而外婆却坚持完整地挂在外面比较雅观，结果，上班时间快到了，外公把那条鱼放在菜板上当的一声切掉了鱼头，便匆匆忙忙上班去了。本以爲外公今天非发脾气不可，甚至於晚上也不替我写毛笔字、作功课了；谁想到，下班後，外公站在院子里哈哈大笑，因他居然看见带着头的整条鱼，竟好好地挂在竹竿上。待走近一瞧，原来是外婆拿针线给缝回去了，外公笑得满脸面红地进了屋，外婆也笑了。那天晚上，我头一回吃了条带头的红烧大鱼。

後来，外婆得了乳癌，之後又中风成了半身不遂，外公就成了屋里屋外的长工，而我就更受宠了。因外婆需要我作伴，就必须总是准备了许多小点心、小玩具，也让我把小朋友们带回家来凑热闹，学校里的单身教师都上家里来吃过饭。忙的是外公，高兴的是外婆，而其实最乐的还是我，点心、礼物、玩具、零用钱全都不在话下，各门功课也都有专门老师帮忙作。

外婆过世的时候，外公好伤心，我却哭不出来，当时我念大学，也许是爱面子，不愿意当着这麽些人面前哭吧。谁知道，都十几年了，我越来越想念外婆，连我自己都不相信，就在我刚被遣返的头几天的一个清早，正当我开玩笑式的跟外公说：天安门广场上没被打死，肯定是外婆保佑。却没想到我和外公立刻眼泪忍不住往外滚，後来更连话都说不清楚，外公还只是流泪，我却长这麽大头一回像个孩子似地哇哇大哭。

祸头子是外省猪哥

祸头子小时候住在冈山致远村，那是个仅有不到两百户人家的小眷村，四周全是菜地、农田。祸头子小学念的是前峰国小，在近三千人的学校里，祸头子和村里的孩子们是仅有的军人子弟，是绝对的少数民族。由於空军子弟小学离家太远不方便，祸头子的童年和青少年因此过得很不那麽眷村，倒是几乎每天上、下学的路上以及在学校课闲时间里，总要听几遍本省同学有些好玩却不怎麽恶毒地冲着祸头子，喊几句“外省猪哥”。

对於“外省猪哥”的称号，祸头子很少真的很介意，倒是祸头子与本省同学间的友谊比其他的外省孩子们更好些。祸头子经常应本省同学的邀请，到家里吃饭，到果园里去摘水果，顺便帮忙干些除草等杂活，在庙前广场上打橡皮筋，娃娃头，圆牌，吃面线，打弹珠，赌香肠夹着生蒜吃，黑轮就黑轮汤。

祸头子的妈一向要求祸头子学讲台语，妈说台湾人多，不会讲台语长大了以後是要吃亏的。吃什麽亏，怎麽个吃法，祸头子当年不明白，但却练就了一口流利的台语。祸头子恐怕是在同龄外省孩子们之中台语讲得最好的一个，或许是因爲自己有一双好耳朵，更多的是由於祸头子的小朋友们多半是本省同学的缘故。

在祸头子的记忆里，只有过两次与本省同学打架的印象，头一回祸头子还小，已记不得是谁是谁非以及爲什麽打架了。可第二回则纯属祸头子的不是。

那是国中二年级的时候，祸头子大概是青春期内分泌混乱的缘故，好勇斗狠得莫名其妙，每天总得找人吵架、打架，好像不打人或是不让人打一顿，这日子就没法儿过似的。

打架的那天，祸头子也不知是吃错了什麽药，竟拉着另一个村里的男孩，跑到村边农家的番薯田里去练习扔标枪。让正在旁边田里帮忙干农活的农家孩子看见了，冲过来扭住就打，他双拳难敌我们四手，哭着背起书包就跑回家去了。

架打完了，尽管是以多欺少，好歹我们也算打赢了，可祸头子不单周身找不到一丁点胜利的快感，却觉得心里怪怪的。妈见我不对劲，问明白了故事後，问我该怎麽办？

祸头子每闯完祸了之後，是个典型吃软不吃硬的家夥，祸头子不怕爹的棍子、棒子，就怕妈这种让你不得不良心发现的理喻。所以最後，由祸头子自首，让妈陪着，到人家去赔礼道歉。那孩子还挺好说话，他爹他妈就更厚道，不单拉住不明就里的邻居，不让他们动手打我，还不停地向妈表示歉意，说什麽，小孩子打架没什麽关系。这天傍晚，我听到了许多句：“外省猪哥”。

祸头子是个天生的客人

不论走到哪里，祸头子都只能是当地中国人的客人。祸头子的爹是四川人，妈是湖南人，在民国卅八年政府转进来台之前，祸头子在台湾无亲无故。因此，祸头子从小自称是四川巫山人，祸头子小时候最朗朗上口的两支歌，除了“哥哥爸爸真伟大”之外，就是“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

尽管祸头子从小就在爸爸的家教下倒背家谱如流，而毕竟还仅限於理性的认识，从来没感觉到自视爲四川人与生长在台湾两件事，有任何不能相容的矛盾。每当人问我是哪儿人，我总是说四川人；而每当人问我家在哪儿，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冈山致远村。

祸头子第一次明白感觉到自己是个客人，更因此而受到莫大的心灵伤害是高中毕业了以後的事。左营高中毕业，祸头子的高中生活一如国中、国小，都是在本省同学中长大的。联考完後的那个暑假，祸头子因思念去高雄市探望也被拒绝在大学门外的同学，那是一片养金鱼的农田，我们很痛快地玩了一整个下午之後，整个愉快的气氛竟教一个突然开口大谈本省、外省之分的同学给搅乱了。一提起这个话题，大家竟不约而同地看着我，我还没来得及弄清楚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开口的那位原本挺不错的同学，竟对我怒目相视，然後跟其他的同学说：“不要跟他讲，不要睬他，外省猪哥”。

後来我去了大陆，大陆竟不管我自视爲四川人而强迫我中奖，给我穿上一套“台湾同胞”的统战制服，确定了我在中共眼中的客人身份与地位。

甚至於，在戒严令发布的前一个晚上，当我正陪同一位原澳大利亚的中国事务专家到广场上去逛的时候，一位同学竟指着我的鼻子跟与我刚说不到两句话的其他几位同学说：“别理他这种人，我们走。”在广场上，我也是北京大学生眼里的客人。

因此，正如十年前郭冠英和韩定国邀我去泰柬难民营一样的心情，我接受了刘晓波的邀请参加去年六月二日的绝食，抗议李鹏政府的戒严令。最後更接受了周舵、医生和几位学生的请求，冒着被乱枪打死的危险，出面与已经内三层、外三层把天安门广场团团围住的戒严部队谈判，最终终於成功地和平地把广场上几乎所有的学生和市民撤出一触即发的充满了火药味的广场。当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都表现得十分被动，这并非我本人没有参与的积极性，的确感到自己只是个客人，不该喧宾夺主，除非大家让我做什麽，我一般不会主动提出要求非这样那样不可的建议。

这次，被中共以半哄骗、半强迫的方式逼我偷渡非法进入台湾，从台湾的某些报章、杂志上，我明白地感觉到：自己这回不仅是个客人，还是个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因此，我才在不得已的心情下，提出在司法处置完了以後尽快离开台湾的打算。

祸头子爱当“电灯泡”

祸头子爱当电灯泡的历史，早在小学的时候便已经开始，且至今一发不可收拾。小时候，受害者是祸头子的舅舅、阿姨，电灯泡必须在暗处才能发挥作用，而正在谈恋爱的舅舅和阿姨们又专往暗处去，最常去的地方是电影院。等正片一上映，他俩正想享受会儿二人世界的时候，我总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更拚了命地挤在他俩中间。祸头子小时候之所以爱当电灯泡的原委，不过是以“熄灯”来交换些零用钱和玩具而已。

如今，祸头子已卅三岁了，竟发现，自己已然成爲国共两党之间的电灯泡了，习惯性地在两党眉来眼去、勾勾搭搭的当儿，突然亮灯，在人最需要黑暗的时候提供最不受欢迎的光明。而这回，祸头子又能向两党双方要挟些什麽来作爲熄灯的代价呢？这着实得好好地盘算盘算，也请诸位看官们不吝赐教，衆人拾柴火焰高嘛。诸君不妨假想自己若是祸头子，是电灯泡，则想要点什麽？也许我们真的能捞着点什麽也说不定。

祸头子最怕听人谈“统一”，每当人提起统一，祸头子听见的都是“一统”，以一统全，像秦始皇并吞六国那样的征服，而不是今日东西德式的“重新整合”，是大吃小而毫无小拚大的含意。另外，从祸头子的职业角度出发，也害怕有人提统一，因据祸头子了解，从诗经、楚词、到唐诗宋词，甚至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白话文刍议，似乎都是在像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甚至於军阀割据的“分”的年代里成长的，而绝少在秦、汉、宋、元、明、清甚至於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新中国”的“合”中发展。有鉴於此，祸头子此番熄灯的交换条件，将考虑以“邦联中国”爲最後的内容。

有人说，祸头子是个不回头的浪子

台湾社会大学请我演讲，题目是“不回头的浪子”，并在介绍我的开场白里明白指出——我是许多人心里公认的浪子。我的第一反应是，大家是不是把浪子的资格标准定得太低了些儿？因我的确不认爲自己够格当浪子。而基於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我们这个严重缺乏自信心，过份他虑，极端需要多余的安全感，离家不出卅里便开始大唱思乡曲的保守、自闭的习惯势力支配下，是无论如何也造就不了几个，能不爲了追求多余的安全感而放弃自己的个性与信念，不会因害怕跟大多数人不一样而拼了命地人云亦云，跟着别人屁股後面赶流行的真正的浪子。

在我心目中，真正够格被称得上浪子的人是：哥白尼、达尔文、佛洛伊德、尼采、马克思、梵谷、毕卡索、拜伦、劳伦斯、福娄拜尔、斯当达尔、乔艾斯、艾略特、莫劄特、贝多芬、华格纳、萧邦、柴可夫斯基、猫王、约翰蓝侬、巴布迪伦、平克佛洛衣德等，甚至，还可以加上两个日本人，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而至於能堪称是浪子的中国人，则古代仅老、庄、李白，近代仅鲁迅、郁达夫而已。若论至今仍健在者，则在我心目中，只有李敖和刘晓波两人罢了。究竟，一个人需要走多远、爬多高，要超越社会大多数人前，而且要孤独多久，才配得上浪子的称号，大家仔细看看我前面列的名单便能明白。而更重要的问题是：得要是多麽宽宏大量的社会，才能培育出这些天赋异禀的浪子？得需是怎样文明、先进、开放、前瞻的社会，才能允许这些浪子们发挥一般人望尘莫及的超人才华。显然，从老、庄、李白、李敖到刘晓波等人的遭遇、故事，我们可以肯定：前瞻、开放、宽容，绝非中国文化的内涵。

当不想回头的祸头子被强迫遣返台湾之後，发现阔别七年的中华文化复兴基地果然有进步，由於取消了报禁、党禁及戒严令，台湾的确已经从“多数人无法表达心愿”的原始、野蛮的深渊中，挣扎提高到了“多数人能说话，却不允许少数人出声”的比较进步却依然是另一种蛮不讲理的新问题当中。对此，祸头子不得不以被害人的身分，向那些因容不下祸头子的异言、异形，而企图堵上祸头子的黑嘴，甚至於不惜致祸头子于死地、枪毙完事的卫道人士们，提出严重抗议：你们有权不欢迎祸头子说话，却无权不让祸头子发言。

圣经里记载：当有群愤怒的人，准备用石头、棍棒打死一个有外遇的淫妇的时候，因耶稣要求大家在下手前，扪心自问灵魂是否比她清白而住手。祸头子以爲：这个故事之所以如此收尾，只因爲外国人有言行一致的传统，只因外国人用同一标准去要求别人，也用同样的标准来反省自己。倘若，换了是在中国人的社会里，祸头子相信：那妇人早就没命了，而凶手们却因爲行凶而证实了自己的清白。

因此，祸头子之所以作不了浪子的根本原故，全都拜我们的保守、自闭的传统中国文化教育所赐。

正视真理的代价

伊底帕斯是个王子，不幸生下来之後，便交由宫女带出宫去，交给远方的牧羊人抚养，原因是伊底帕斯的叔叔夺取了他父亲的王位，更占有了他的母亲爲妻。这些事，直到伊底帕斯长大了以後都完全不知情。

伊底帕斯长得又聪明又健壮，他的聪明解开了残酷的人面狮身的谜语，人面狮身问他什麽动物早上用四支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走路，而到了晚上却用三条腿走路，伊底帕斯回答说是人，破了妖法，走过了常人过不去的险关；而他的力气却在一次与旅行商人的争吵中，打死了一位年长的商人，而伊底帕斯不知道那正是他的亲身父亲。

後来伊底帕斯在衆人的拥护和爱戴下，打跑了他的叔叔，得到了王位，并娶了前国王之妻，也正是他自己的生身母亲。直到有一天，正当伊底帕斯的事业成功、最骄傲的时候，有人把事情全说穿了。老牧羊人经不起伊底帕斯的苦苦哀求，终於证实了一切，母亲推开衆人跑回内宫。伊底帕斯醒悟过来以後，追到母亲的寝宫，竟看见曾是自己爱妻的母亲，因承受不了打击而上吊自杀了。伊底帕斯看不下去，想闭上眼，别过头去，却又深知这一切都是不可逃避的事实；想睁眼直视，却又忍受不了这残酷的事实的摧毁力。最後，他没有合上眼，却拿两把匕首刺瞎了自己正视真理的双眼，伊底帕斯从此以後，放弃了王位，却成了先知。

若此事发生在中国历代後宫，其结局就完全不至於如此悲惨。当皇帝的，多半先让人把宫门关了，越少人瞧见越好，瞧见的人一多，事情就无法保密，就坏事了，就糟了。然後叫人把吊死的屍体擡出去销毁掉，再把销毁屍体的和所有看见的人统统杀了。过几天，选个黄道吉日宣布正宫娘娘病故，全国上下趁机吃几块冷猪肉，再来看看後宫里有没有合适人选可以扶正作皇后。若没有则更好，还能够借机广搜天下美女唱一部百凤朝阳。

中国几千年奴性传统文化视真理如粪土，道理是随便怎麽说都可以的，只要他是爲我服务的，不论文学、艺术、宗教、教育甚至於科学，都得爲政治服务。而所谓政治则寡人的心愿而已，其实一点也不复杂，以历代炼丹以求帝王长生不老，到去年六·四以後，大陆上中共赶着发射卫星爲止，全都是爲了某个不愿面对事实、想逃避真理的人服务，其目的不外乎长生永不老，政权永不倒。而事实上，他们全都成了睁眼瞎子，不但不能预卜未来作先知，好能够运筹帷幄，明天下之必变，而防患於未然，反而连眼前一班小人的善恶、丑美全都分辨不出来，结果先机全失，终因不能善诱、利导天下之变，而遭天下变之。凡此，皆由於眼光短浅，不愿爲真理付出代价之罪也。

祸头子险些成了低能儿

祸头子他爹的原配夫人不是祸头子的妈，却是他爹的亲表妹，说有多亲就有多亲，表妹的爹是亲舅舅，也正是奶奶的亲弟弟的女儿。

舅老爷是出了名的神枪手，准得成天发愁没仗可打，後来去打神兵，大概像白莲教徒似的，跳跳神舞，念念仙咒，画几张神符，烧了後和水喝了，说什麽刀枪不入，炮子化灰尘。舅老爷腰佩双枪，让唯一的儿子，也正是爹的表哥提着一竹篮子弹，就这麽双枪匹马去打神兵。刚开始的时候一枪一倒，舅老爷还直喊“打得倒”、“打得倒”，可神兵操人海战术，不怕死，不一会儿就把舅老爷围住了，趁舅老爷换子弹的空儿，把舅老爷的头砍了，挂在电线杆上示威，这当然是向祸头子的爷爷爲首的侯家势力示威。此後，爹的表妹就住到家里来，定好了是爹的童养媳。

还好爹因爲读了几年洋书，提倡什麽自由恋爱，说什麽也不肯结亲。最後迫于奶奶没法向人交代，草草完了婚後，第二个星期便投考黄埔军校去了。否则要是爹从此在四川巫山老家安营紮寨，我可就真要成了近亲通婚的蒙古呆痴或先天肌肉萎缩症了。

我在大陆的时候和许多第一流的运动员常往来，尤其是女排的女将们。我常说中国的金牌全指望巾帼英雄了，普遍说起来，中国女性的体能与西方、甚至於非洲的黑美人们的体能都相距不远，在各类田、径、球赛当中，经常能跟大家一拼高低，弄几块牌子。然而，反观男子体能要求高的田、径、游泳等专案，则中国男选手永远只能陪着大夥溜溜，根本很少想到比赛、奖牌等事，中国男子的体能明显差西方一大截。

这种差异的原因固然很多，而长期近亲通婚所留下来的弱病肯定是主要原因。遗传学上讲，男子是病态遗传的表现者，而女子则是病态遗传基因的传带者。因此，祸头子家乡的女孩多半健康、活泼，而男孩却有不少呆痴、傻病。所以万一爹当年一时想不开，在老家生了我，我可能就只好象相片里的堂弟一模一样了。

祸头子最怕挨饿

祸头子最早挨饿是在小学时代，有几回早上没吃早饭去上学，因身上没有零用钱，课余时间买不了零食填腹，眼瞧着同学们三五成群打打闹闹地上合作社，自己却赶紧找个没有人的角落里躲着作糖砖、巧克力房子的白日梦，不怕同学们小气，怕的是自己以後没法请回去。祸头子曾在外公、外婆家养尊处优惯了，刚回去和爸妈那对三天一吵、五天一打的百事哀的穷父母同住的时候，的确在同学朋友间受到了相当严重的自尊心的伤害，这也许是爲什麽後来祸头子的自卑超越需要特别强烈的原因。最厉害的时候，祸头子甚至不愿在同学面前打开便当盒，怕同学们瞧见了自己寒酸的饭菜而抛来我最受不了的那种同情心，这种情况延续到上大学还不曾断绝。

上大学的时候，父母已经离婚，爸的终身俸只够自己开销，妈在别人家打工带小孩，赚的钱也只够自己和刚出世的异父小弟弟的费用。幸好大弟在部队里当学徒，自己养活自己。最苦的要算是二弟了，二弟刚上国中，跟我住在学校附近的两坪半的租来的房舍里，爲了维持两人的生活及学费，我除了外公、外婆接济之外，必须打工赚钱，而白天上学，晚上工作，工作收入又都不固定，可把二弟给饿惨了。记得有一回，我三天没露面，二弟连吃了两天面条，第三天竟因没饭钱又不好意思欠帐，竟活活饿了一整天。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巧碰上楼下房东家死了个老太太，停棺客厅，吓走也可能是臭走了楼上其他几位同学。当我装满了整个信封袋的打工钱，赶回宿舍的时候，竟发现二弟已饿得趴在桌上睡着了。我连忙喂他吃了个苹果，缓了缓饿劲，然後揣着信封袋，兄弟两人，找了间餐厅好好地饱餐一顿，这才解了饥恨。

就这样饱一顿、饥一顿，再加上收入实在和付出的劳动不成比例，於是最後得了肺结核。等祸头子发现咳血到医院检查的时候，结核菌已扩散，是二期开放性结核，幸好防痨中心的药都是免费的。妈和大弟也搬到一块儿来住了，就这样，我休了一年学，却在休学中开始写简单的歌曲，没想到竟吃上了这碗饭，且一吃就是十几年。

因此，每当有人责问我七年前离开台湾是对我亲人的不负责任的决定的时候，我基本上都不予理睬。因爲，只有不了解我们兄弟姊妹互相扶持、相依爲命的人，才会发出这样的问题；因爲，我在大陆上的七年间，对家里在经济上的帮助是不少的，且经常因爲给父母兄弟亲人花钱和前妻程琳打得不可收拾。无论如何，於此我心安理得，毫无亏欠。其实，我到大陆去也未尝没有带着将来改善大家的环境的想法。我实在是挨饿挨怕了，更怕看见全家人挨饿。

宋楚渝、文工会、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当宋楚渝先生任行政院新闻局局长的时候，曾邀请我到他办公室去过一次，告诉我他在“龙的传人”的第三段後面加上了一段歌词，大概是什麽“庄敬自强”、“处变不惊”一类的话。没几天後，宋先生就以“龙的传人”爲题，在成功岭向正在集训的大专学生演讲。由於报纸、电视等媒体争先恐後地报导，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我当时也极感备受礼遇，心里面美滋滋地。

好景不长，没等两天，新格唱片公司便接到来自新闻局的电话，说什麽要求重新录音，把宋先生的新词灌成唱片，新格爲尊重原作的意见徵求我的同意。我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是这麽一回事，便明确告诉新格我不愿更改歌词。宋先生因此请我和我的老师及几位学者专家在希尔顿吃饭，饭局中，我再一次明确婉拒了宋先生的美意，并建议宋先生可另外再写一首新曲，在新曲中传达宋先生的意思。这一段新闻，或许有些读者还有印象。

我之所以拒绝更改歌词的原因，主要是独立个性使然，倒并非认爲宋先生的词写得不好，或是我不愿意庄敬自强，不愿意处惊不变，只因这两句话是当时国民党的政治口号，而我无意把自己看待成宣传工具罢了。结果，引起了许多传统、保守、王道人士自动自发的抨击，从“龙的传人”这首歌有多不好，最後评到写这首歌的人有多无知等。我则一来接到许多支援不改歌词的人的慰问信，二来当惯了独行侠，不太需要社会大衆的肯定，心里不曾因此而感觉到如何难受。唯一的反应是发了几顿牢骚，借题发挥跟女朋友撒了几顿骄，成就了自己被压迫的英雄形象，满足了自己特立独行的侠客风范而已，其实并没有什麽了不起的反感。

後来，真正让我感觉到爲难的，是文工会邀请我参加了一次与其他几位作曲界老前辈的早餐，在当时刚开业不久的来来香格里拉饭店。会中，国民党文工会的负责人向我们发出了徵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歌的邀请，主任的礼遇与擡举，其实让当惯了游侠的祸头子左右爲难。文工会并没有强我所难，难在我自己取舍两难，我自“龙的传人”走红以来，名气不小，却没得到什麽经济实惠；加上脾气太倔，与电影、广告合作不易，生活不单不宽裕，反经常入不敷出，着实头疼。不少朋友劝我识擡举，抓紧机会往上爬，千万别错失许多人千载难逢的大好良机，把个性收敛收敛，千万别再犯上回不给宋先生面子的错误。

祸头子尽管天生叛逆，却的确与国民党没有什麽过不去的怨仇。祸头子在学校里虽然总摆出一付爱搭不理的反对派姿态，却始终不曾与当权派有什麽大不了的实质冲突。因此，祸头子唯一得以抗拒文工会的美意的武器，仅天生的独立性格而已，若再有些什麽，则是当时还十分模糊的独立知识份子的自恃罢了。

终於，狗改不了吃屎，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祸头子尽管没有足够的勇气当面回绝文工会的美意，却私自作下暂时离开台湾回避的决定。祸头子本有意出国深造，下定决心以後，便积极着手联系英国伦敦国际电影学院作曲系。今日旧事重提，绝非说明宋先生、新闻局、文工会乃促使我去大陆的根本原因，却的确让我作出了暂时离开台湾的决定。

七年过後，大陆来去有感，不论在何处，不论是那个党领导，中国知识份子想要独善其身、保持独立超然的立场与判断力实非易事，不单要扛得住压力，还得要禁得起诱惑；不单要耐得住打杀，还得要挡得住捧杀，真乃步步都有杀机，路路都有陷阱。在这个一贯依靠政权肯定自我的御用文人传统下，知识份子如何保持超然的立场与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其实不是件容易的事。不依附政权而能建立自信，不随庸俗而能自我肯定，这滋味虽不好受，却是越嚼越有味，而其中滋味，则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实难相告。

先有奴才，後有皇帝

在祸头子从泰柬边区的难民营回来以後，原本嫉恶如仇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孤僻，越来越无法忍受那日益庸俗化的假仁、假义，尤其痛恨那些四肢发动、头脑简单的愚忠、愚孝。祸头子总爱在公开场合里不留情面地揭发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长者们虚僞的面纱，更经常挖苦讽刺同辈们被洗脑而失去独立判断思考能力的糗样。祸头子经常借此发泄对压倒一切理想的台湾现实、近视主义的不满，同时也藉以拉开自己与社会的距离，从而满足自己自命不凡的俯视衆生的需要。

记得在祸头子离开台湾赴大陆的前两年，就曾经在梅花戏院看电影时演出过一场反权威、反现实、反愚弄、反洗脑的闹剧。相信大家都还清楚记得：八、九年前，在电影正片上映之前，都要起立唱国歌。在唱国歌的画面里，老蒋总统一副民族救星的姿态，站在总统府的阅兵台上，向学生、军人及群衆脱帽挥手致意。那天，就在国歌影片里震耳欲聋的蒋总统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中，我突然感到恶心，我发现画面里全副戎装、满胸勳章的人，怎麽越看越象希特勒、墨索里尼。若我在那之前曾看过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红卫兵的崇拜的影片的话，我也一定会把接受万岁呼声的人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先生联想到一块儿去。

只记得我当时不知从哪儿钻出一股莫名怒火，就在七、八百人都起立唱国歌的同时，我突然一屁股又坐了下去。如果当时在场没有其他人的任何反应的话，这顶多是我个人的一小段性格悲剧的插曲，而不幸的是，还没等我坐下来十秒钟，脑瓜上突然被人用力猛击一下。待转过脸来定眼一看，才可悲地发现，打我的人竟然是和我年龄相仿、看似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观衆。看到他那副被愚弄而不自知的忠君爱国的糗样，恨得我扭住便要打，幸亏与我一起看电影的朋友劝住了，让我别和这蠢货一般见识，否则这将不仅仅是一出闹剧，可能还会变成一场荒诞的悲剧。

七年多了，我不知道七年後的今天，那位忠君爱国的热血同龄人醒觉了没有，他是否还坚持自己对权威的崇拜是天经地义不容怀疑的事，他是否有权干涉别人不崇拜他所崇拜的权威？在他心里，今天是否还有其他任何人可以等同国旗、国歌、国家，他是否还随时准备看见某人的相片就要起立、敬礼？而我却是越来越反对偶像权威。祸头子始终认爲：中国之所以少不了皇帝的根本原因，绝非有多少野心家拼了命地想当皇帝，却在於有多少奴才，他们不能没有皇帝，他们迫切需要一个皇帝，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把总统、主席、书记给硬捧成皇帝。

因此，祸头子把彻底消灭中国传统制造奴才的奴性文化，当作是中国人和平民主事业的最关键的战阵，而这一切都要从反对偶像，反对权威做起。

运动——大陆人皆有的共同经历

祸头子刚到大陆後，学到的第一个专有名词就是“运动”，从土改、人民公社、反右、大跃进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到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各式各样的运动，大陆人视运动爲洪水猛兽，谈运动变色。而我这个初来者却颇爲好奇，常用搜奇猎怪的趣味性的角度去打听人们在运动中的遭遇，却毫无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回忆上的内疚感。不巧偏巧，就在八三年七月，我到大陆後的第二个月，整个大陆便展开了一场不知从何刮起的“抵制精神污染运动”狂风。还记得祸头子在回答香港《九十年代》的访问时表示：对这场运动，祸头子理性上无法表示意见，但想多了解情况；而感情上，祸头子实在没法喜欢它，接受它。没想到的是，不过几个月以後，这一阵运动强风竟把祸头子给卷了进去。

那是八三年十一月的一个晚上，祸头子应邀到人民剧场演出。当时早已传闻香港港台歌曲是靡靡之音，是精神污染的源泉的风声，许多文艺团体都纷纷调整节目内容以适应新的形势，许多演唱通俗歌曲的演员都纷纷中箭下马，遭到停演的处分。这些事让我愤慨非常，但又找不到机会表达自己的不满，就正好借着他们邀请演出的时机，提出与程琳合作的要求。当时程琳在大陆上有小邓丽君的别号，我早知中共宣传部及文化部的某些老左们看她不顺眼，早就在各大报上公开抨击她的台风和唱腔，这回借着搞运动，更是杀气腾腾，颇有不择手段，去之而後快的架势。

本来一切都说好了的，不料在开场前十分钟，负责调度的前台主任突然来找我非常客气却又毫无商量余地地告诉我说：由於程琳的演唱风格问题，他们接到上面的通知，不能与程琳合作，希望我能自己一个人表演。听完了他的话，我气得说不出话来，憋了半天，才蹦出几个字，意思是：你们反对港台歌曲，而我从台湾来，只会唱台湾歌，我乾脆也不唱拉倒算了。说完，拉着吓得脸白的小程琳更离开了剧场，演出了中共建国以来头一场罢演的闹剧。

没想到，当时的中共还果真以统战爲重，第二天早上便由更高一些的文化部官员带领着前一天犯错误的舞台人员，到我住的旅馆来道歉，说什麽全是一场误会，绝对没有禁止程琳演出的公文，并一再解释：抵制精神污染运动是有必要的，只是具体工作同志对政策理解不当，而造成扩大化的现象，说什麽中央的政策是正确、英明的，错不在上，却在下面的歪嘴和尚把经给念歪了。

没过两天，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爲弥补失误，特在人民大会堂安排了晚宴招待我和程琳，并请了许多大陆音乐界的名人作客，会後并请我和程琳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第二天，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出了整个情况，文艺界都是紧抓住机会爲自己受压的演员和节目平反，一时间，港台歌曲又再度合法化了。

这是我和中共官方的第一次接触，後来听说：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先生，曾在这件事的平反过程中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以胡耀邦、赵紫阳及万里爲主的改革派非常反对“清污运动”，认爲运动是扯改革开放的後腿。其中万里就顶住左派势力的压力，坚决反对在他所负责的农村范围内搞清污运动，而赵紫阳则声明经济领域里没有精神污染问题。最後由胡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搜集了各个领域里的清污扩大化的反面影响，碰巧我罢演的事也赶上了成爲胡搞运动的罪状之一，被用来说明清污不利统战工作。最後，清污终於被人们唾弃，找不到市场，果然持续不到半年便彻底垮台，胡乔木、邓力群等左王也从此在大陆政治舞台上消失，但并未真正瓦解，而是在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而我个人，却因此开始了与程琳的缘分，定下了後来的感情基础。

大陆上把“权”看得比命还重要

除了搞政治运动以外，大陆给祸头子上的第二堂社会教育课是“夺权”，像苍蝇叮臭肉似的，那里有权，那里就有成群结队的争夺者。因僧多粥少，人多权少，其争夺之激烈则有如饥不择食，每每不拚个你死我活绝不善罢干休，其争夺的结果却永远总是胜者爲王；败者爲寇，爲阶下囚，甚至於性命不保。因此，每个争夺者都非常清楚一切仁慈、侠义之心都危险和不必要，且越是有经验的夺权者，越是明白千万不能手软，千万不能保存任何人性的道理。

在大陆上夺权可完全不同于民主世界里的竞选，一切争夺都是不能公开，见不得人，只许做、不许说的事。由於不能公开，所以不需要规则；由於没有规则可以依循，所以根本说不上公平；因爲不讲公平，所以大家都不择手段；由於什麽狠毒的招都用，所以失败的代价无比惨重；因爲害怕失败，所以非全力以赴，拚个你死我活不可；因爲害怕报复，所以非置敌人於死地而後再踩三脚以免他日还有翻身的机会。

祸头子到了大陆半年之後，接受了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的邀请，留在大陆生活，工作，并开始在大家的协助下申请成立东方录音公司，而批准的权力在广播电视部手上。在我申请之前，录音公司一直是广电部垄断的独家买卖，是广电部的摇钱树；而文化部从七八年改革开放，一切向钱看之後，始终不得其门而入，弄个录音公司分广电部的肥水。因此，祸头子在不知不觉当中，竟成了文化部利用来向广电部夺权的工具。只见王昆先出动了自己的丈夫——文化部第一副部长，再搬出了自己的亲叔叔——中共中央纪律委员会第一副书记，最後连周恩来的遗孀——王昆的乾妈邓颖超都出动了，这才好不容易搞下来一张执照，且搞下来以後还瞒着不让我知道。

我知道公司批准下来的消息，还是东方歌舞团的一位临时工告诉我的，他不单告诉我公司执照批下来了，还告诉我王昆自封公司董事长，王昆的心腹内定总经理的消息。我带着怀疑的心情去问王昆，王昆告诉我说是文化部的安排；但当我再问文化部的负责人的时候，文化部却推说是王昆的决定，并告诉我说王昆告诉他们这一切都是我的意见。我听完了两边牛头不对马嘴的说法之後，只感到被欺骗的感觉，而且是被很低级而赤祼祼地欺骗，可我当时还不知道另外还有更无耻恶劣的事情正在发生。

就在我还及弄清楚的究竟的时候，有位接近中共上层领导的包打听来告诉我，王昆打了个关於我的黑报告给杨尚昆，告了我四条罪状：

一、拒交所得税。

二、逃漏海关关税。

三、跟程琳乱搞男女关系。

四、无驾照开车。

包打听更告诉我：杨尚昆（中共中央对台办主任）在一次会议中，根据此报告对我进行批评，并态度强硬地表示——像这样无法无天的人，我们不欢迎。

我这才明白，原来王昆请我到东方歌舞团是爲了利用我的统战身分；待公司执照批下来之後，王昆因怕我阻碍她当董事长而先发制人到杨尚昆那儿去告我黑状；把我告成坏人以後，王昆再拿着对我的批评到文化部里去说我不得负责公司事务的证据，最後终於与自己的心腹双双当上了董事长和总经理。而我则只好向文化部打了自动辞去东方歌舞团职务的报告，希望早日脱离这场权利斗争的苦战，也从此与杨尚昆结下了不解之怨。

祸头子当了黑人

没有户口的人，在大陆上叫黑人。由於没有单位，开不出介绍信，买不了机船票，住不进一般的旅店，黑人在大陆上往往寸步难行。祸头子在得罪了王昆以後，在大陆当了一年黑人。

祸头子在交完了离开东方歌舞团辞呈以後，先因肺炎，紧接着又得了肝炎，住在广州中山医院，当时祸头子在大陆过的第二个春节。

但祸头子怎麽也没料到，王昆已经把祸头子逼到广州去之後，还不放心，还不肯罢休，竟派人跟踪监视我的朋友，弄得好心到医院来照料我的一位广州的朋友被王昆弄来的公安人员查得死去活来，最後竟连单位都不敢用他。我因肝病，心情原本不佳，再听到这般恶劣的故事，气愤中打了一封电报把王昆痛駡了一顿。没想到封电报竟成了王昆继续整我的材料，我索性提出申请回台湾，这是八五年二月中间的事。

後来胡耀邦出国，成立了一个调查组，经过了半年的调查，才把王昆打的黑报告给查清楚了。王昆事後还恶狠狠地告诉调查组的人说：你们可真厉害，把我的报告都驳回来了，我看事情没那麽简单。

果然，我申请调到广东去的事立刻如石沈大海，突然变得没人管、没人问，我到广东去报到，广州文化局表示没有文化部的公文或介绍信，广东方面实在是爱莫能助；我到北京文化部去打听，文化部则一推四五六，说我已申请转调广东不归文化部管。就这样前不着村，後不着店，我开始过我的黑人生活。好在有程琳相伴，程琳的家人对我也不嫌弃，这才在最失落的情况下稍有安慰，还记得当时我回答记者说：我之所以还留在大陆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有程琳相伴。

到此，王昆仍不满意，还继续运动丈夫、叔叔、乾妈势力到处排挤我和程琳。当时我实在弄不明白，王昆那儿来的深仇大恨，待久了以後，我才渐渐地明白过来：原来这些都是她从前被别人整的时候养成的习惯，手段毒惯了仁慈不起来；另外，她还担心没把我踩死的话，那天我翻了身黑心过来报复她，天晓得我每天忙着自己活得更快乐些，那会整天惦记她老人家。

祸头子打官司告文化部侵权

祸头子虽然酷爱捣乱，更爱得意洋洋地欣赏大家的反应，却不爱打官司，因祸头子总以爲斤斤计较实非游侠本色，每次碰上争端，总是以祸头子自动弃权告终。事实上，祸头子过去在台湾的时候，除了公证结婚以外，从来没到过法院。祸头子对钱财借贷原则是：不问是否欠我，只管我不欠人。

八四年间，祸头子因求功心切，争需要建立自己工作必须的录音室地，因此，当主管部门刁难我们因资金不足不得申请成立东方录音公司的时候，祸头子曾答允个人私款赞助人民币廿万元。当时祸头子完全料想不到，王昆等人爲了夺权当董事长竟不择手段打黑报告陷害祸头子，因此，在祸头子自动辞去东方歌舞团职务，不再过问录音公司事务之後，理所当然不再愿意赞助廿万元给这个令祸头子几乎身败名裂的公司。却想不到王昆在挤走了祸头子之後，居然还厚着脸皮来找祸头子要赞助，祸头子当然拒之门外，不但不理，还讽刺了他们一顿。

在这之後，祸头子莫名其妙地当了一年多黑人，还以爲这无非是公文旅行，效率太低的缘故。直到第二年八五年的四月，与祸头子合作生産发行“新鞋子，旧鞋子”专辑录音带的南海音像公司写信告诉祸头子：根据文化部公文要求，南海音像公司居然在通知祸头子之前，便已经把南海欠祸头子的版税移转到文化部去了，一共是人民币十九万六千无，全部是祸头子个人依法课完所得税後的净收入。到此，祸头子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切都是爲了钱，并立刻向南海音像公司和文化部抗议。

一文化部既非司法部门，何来裁判权之有，行政机关凭公文侵犯私人财産於法无据，应立即停止这种盗用权力、公报私仇的野蛮行径。

二赞助乃乐捐，东方歌舞团断无强人不乐之捐的道理，若王昆认爲有任何其他财务债权问题，可向司法机关请求仲裁。

三南海音像公司与祸头子签有合同，应继续依合同给付祸头子应得版税，祸头子不承认南海未经祸头子同意而擅自移转文化部的钱是祸头子的版税南海应自付其责。

祸头子想尽一切办法，盼望能得到公正的裁判。不料王昆帮势力雄厚，竟然没有任何人敢过问，包括中共领导人都拒不见面。而当时新上任的文化部部长王蒙居然在听完了我的抗议以後，顾左右而言他，假装没听见我的话。因此，祸头子才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於八七年十月向法院提出告诉。

在法院受理，调查完後，於八八年初开庭。文化部居然以小小县市法庭，没有资格传学堂堂中央文化部的理由拒绝出庭，而法庭不得不延期。後来北京最高检察院把地方法院叫到中央去痛斥一顿，之後，到我被赶出大陆之前，地方法院一直再无消息，大家都假装不曾发生过任何事似的。

大陆高干公报私仇的曲折模式

在大陆上，与文艺有关的两个部门，文化部与广电部，互不相让，是两个平行平级部门。因此，在王昆与祸头子交恶之後，虽然通过在文化部任副部长的丈夫百般爲难祸头子，却无法全面控制电视与电台。在祸头子当黑人的时候，之所以寸步难行的原因，主要是由於文化部曾发出公文通告各省，市地方的文化单位不得与祸头子合作；而由於各地方电视、电台不归文化部管辖，王昆不得不运动其个人的关系与势力，在北京中央电视台封杀祸头子与程琳。这就是何以祸头子虽然是第一个回大陆的音乐人，却在许多港台歌星之後，迟到第五年才能突破王昆封锁，得以参加大陆上最重要的电视节目，一年一度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祸头子尽管明白王昆到处整祸头子的事实，却始终不明白，一个文化部下属的东方歌舞团团长是怎样利用自己的关系与势力左右另一个部门的行政工作。直到前任广播电视部副部长谢文清先生离休以後，才勉强向祸头子透露了其中的部分真相。谢文清先生是大陆正义人士，八九年运动期间，谢老先生因亲自带领中央电视台的部分职工参加声援抗议学生的游行，并因此到今天还在审查当中。我个人完全相信谢老先生的故事，并相信谢老先生身不由已的苦衷，他在告诉我的时候已经做了淡化处理。

那是某次中央电视台邀请我们参加录影演出完後不久，谢老先生突然接到中央纪律委员会第一副书记王鹤寿的电话，王是王昆的亲叔叔，是邓小平与陈云同辈的资格极老、权高位尊的老人帮代表人物。平日，像这般顶了天的老人是很少会亲自打电话给国务院下属的一个部的副部长的，因爲两者的级别差距太远，且一般打电话搞些个人权益，也多半不会利用上班时间，何况王鹤寿本人即是管理中共党员纪律问题的最高人物。

谢副部长接过电话，只听王副书记说他的侄女王昆想找谢说话，却没有说明其他，便把电话挂了。谢老先生在接完电话以後不单十分愤怒这种以权压人的作风，也感觉到了王副书记侄女的要求绝非平常稀松事，而王副书记已经表明了态度，其侄女王昆的要求是无论如何必须照办不误的。谢老先生尽管十二万分不乐意，还是拨了个电话给王昆，听听命令的详细内容，於是，我们的表演便硬生生地给从节目中砍掉了。

谢老先生在对我和程琳说这段故事的时候，依然情绪波动，气愤不已。而其实，这只不过是个小事情，与此同时，邓小平的儿子正在搞捐献，赵紫阳的儿子正在倒彩电，李鹏的儿子也在刚刚准备建省的海南岛上倒卖批文。

下去不！！

北京人通常在话尾加上一些语气词，例如当他们在回答某人的要求时说“好呗”，这和台湾人说“好呀”一样，而“下去不”里的“不”字的用法也是一种加强语气用的语尾助词，这里的“不”字有时也有“好不”、“好不好”等带些商量而实则表示自己已无法再忍受的强制意思。

在北京各体育馆、音乐厅里，不知从何时开始，流行起喊“下去不”的风气，起初是观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自己不喜欢的节目的一种抗议，而後来渐渐第演变成不论任何节目都免不了被“哄”的命运。祸头子还没回到北京再度上台表演之前，就曾听到许多文艺界同行们被哄的故事。其中某次，一位五十年代初回到大陆小音乐的正统派歌唱家，便曾经惨遭挨哄。年轻人一般都爱听流行歌曲，而这位年过五十的艺术执着者只会唱正统歌曲，观衆都听不下去，胆大点儿的便开始起哄，喊“下去不”。不料这位歌唱家也不甘示弱，在自己演唱乐句间休息处还反击观衆说：“我就是不下去”。就这样台上、台下你一句，我一句，你来我往，好不热闹，其他的观衆竟买一张票看两场戏也跟着加油。好不容易把第一首歌唱完了以後，这位歌唱家突然大发脾气，高声问：“是谁喊的”，台下调皮的观衆教他这突如其来的质问给吓住了，谁也不敢承认，全场意外地呈现一片安静，谁知这位歌唱家不懂得见好就收，停了几秒种，开口道：“下面我再爲大家演唱一首……”，歌名还没报完，全场观衆像突然醒过来似的，全都站起来大喊：“下去不”，接着是一大堆冰棒、纸团从台下扔上台去，这位歌唱家才十万分不情愿地下了台。

祸头子第二次从广州回到北京公开表演，正是学运前的八九年初的冬天，这次在北京中山公园内的音乐堂演唱会上，头一次亲眼目睹观衆喊“下去不”的壮观景象。大家好似与台上的演员有深仇大恨似的，不管是谁，都拼了命地喊叫，起哄，大有老子花钱买票就可以哄你的意思。而祸头子却认爲这不过是一种正常的宣泄，祸头子明确地感觉到北京的年轻听衆已不再甘於寂寞，老老实实地被安排在台下坐着听歌的变化，他们已经开始要求参与演唱会。这变化让祸头子感到十分兴奋，因这现象说明了观衆的自我觉醒，北京已作好了进入摇滚音乐的准备了。

祸头子兴奋之余，立即触景生情写了一首新歌，名字就叫做“下去不”。在後台与乐队和了一遍就上了台去，祸头子上了台去以後对台下的观衆说：

我刚才一直在後台听现场的反应，听到大家喊“下去不”（观衆一阵尴尬笑声），我临时写了这首歌，歌名就叫做“下去不”（一阵大笑）。我觉得大家都不仅只想听歌，还更愿意开口唱一唱（有人喊好），现在大家请跟着我一起喊“下去不”。

祸头子：噢哄。

观衆：下去不。

祸头子：噢哄，大声点。

观衆：下去不。

祸头子开始指挥乐队进入演奏：噢哄。

观衆在乐队伴奏声中跟着节拍喊：下去不。

祸头子唱：我的神经已经有点衰弱。

观衆：下去不。

祸头子唱：这午後好像不再属於我。

观衆：下去不。

祸头子唱：你们昨天都还爲我吆喝。

观衆：下去不。

祸头子唱：可今天怎麽这麽恨我。

观衆：下去不。

祸头子唱：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麽。

观衆：下去不。

祸头子唱：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麽。

观衆：下去不。

祸头子唱：我还想再爲大家唱首歌。

观衆：下去不。

祸头子唱：可我真不知道应该唱点什麽……

这首歌的现场反应可谓空前热烈，当时是八九年三月初，有位原在场的记者时候还在人民日报上写了篇夸奖我懂得如何宣导观衆情绪的文章，并建议中共领导人不妨学学，用来面对当时社会上的种种不满情绪。没想到过了两个月以後，北京的学生、市民都聚在天安门广场上高喊“邓小平，下去不；李鹏，下去不；杨尚昆，下去不；王震，下去不；陈希同，下去不……”

可惜的是，这些老昏了头的中共老人帮们并不屑学我的办法与大家来个大合唱，而是搬出了坦克、机关枪来回答大家。

一条龙与一条虫

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而每当三个以上的中国人合在一块儿的时候，却往往只能是一群虫。

我到过许多中国人聚居的地方，台湾、香港、大陆，甚至於泰柬边区的难民营；我曾和各式各样的中国人一起生活、工作、交友，甚至一块参与运动。而今天，我不得不告诉大家：

中华民族是个不可理喻的民族；

中国文化是一种非理性的文化；

中国人是一群没法讲道理的人；

中国的内部矛盾是很难用和平方式解决；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以仇恨爲动力的不断暴力革命的血泪史。直到“六四”一年後的今天，我仍然无法在我们中间，找到能够避免这个恶性循环所需要的理性、宽容的民主涵养。

泪流披面看学生游行

八九年四月廿七日及五月四日，我曾亲眼目睹北京大学生在四·廿六社论发表了之後，竟能以“一条龙”的高贵的风采，在全世界的关注之下，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一群虫”的恶名劣迹。我站在学生的游行队伍旁边爲他们喝彩、鼓掌，爲他们也爲我自己满腔的热血感动地泪流满面。我是笑着哭的，在我脸上没有一滴眼泪是爲了悲伤绝望而流的，我和大家一样，都在这条由北京大学生自动自发排列成的长龙的身上，看见了中国人的希望。

八九年五月十八日深夜，我和一位外国学者到天安门广场去看望已由绝食改爲静坐的学生时，被几个学生认出来了，要我发表对学生的看法。我才刚说了几句，就被後面挤上来的一个学生打断了，他完全没听见我们前面的谈话，我却记得很清楚这位同学恶狠狠地瞪了我旁边的外国学者一眼，说：“别理他这种人，少跟他废话，我们走”。同学们走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各式各样，有抱歉的，有迷惑的，有还想说些什麽的。而我只情不自禁地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上纪念碑难过进机关大门

五月十九日夜，看完了李鹏发布戒严令的电视後，我第一次到广场上学生的静坐区里去，爲了找刘晓波，我曾企图上纪念碑，却发现上纪念碑比进机关大门还难。我感觉到了每个人都意识到了的那分即将爆发的未知的暴力冲突，我在中国音乐学院教的那班同学劝我赶快离开广场，而我只接受了他们给我的口罩和湿毛巾。

五月廿二日深夜，我终於找着了已经哑了嗓子的刘晓波，经过他认识了王丹、吾尔开希、程真等学生领袖，也了解到了广场上同学们的疲惫、紧张、疑惑和已经绷得不能再绷的精神状态。赵紫阳来过了一次，是再也来不了的了，他希望同学们保重自己的身体健康，而健康在此刻已经是如果还能活着离开广场，以後才需要保重的事了，现在已不是研究想要做什麽事而是还能做什麽事的时候了。

五月廿七日，到香港参加民主歌声献中华演唱会，第二天参加了百万人大游行。当大家看电视听说学生要离开广场的时候我在大家脸上看见了失败的悲伤和不甘失败的愤怒，朋友问我的看法，我说：学生如果自己撤离广场，广场并不会就此消失掉，要去随时可以再回去，最怕的是现在不撤，有可能以後再也去不了。自动离开广场，在全市大游行之後返校不能算是失败。

用绝食换取发言权

五月卅一日夜，自香港返回北京，刘晓波、周舵、高新及学生领袖到机场接我，向我提出绝食的方案。我很惊讶，因刘、周、高等青年教师们，都曾极力劝阻学生的无限期绝食、绝水和自焚。待看了绝食宣言的草稿後，我明白了大家的理性引导的意图，不绝食就无法站到广场的讲台上去，必须承担和同学的一样的危险，才能向他们说话。

六月二日下午四时，在纪念碑最上层开始绝食，没想到聚集了这麽多市民学生。我们终於取得了在广场上说话的权利，但清楚地感觉到，能冷静地听明白我们的绝食宣言的人并不多。周舵因此问我：“我们是爲了他们而来的吗？”我回答说：我只管对自己负责。

着火坦克广场飞奔

六月三日下午，广场上传来外边部队的活动和零星的暴力冲突，记者问我还有希望和平解决吗？我说我看不见希望。又问我爲什麽还留在这里绝食，我说我不愿放弃最後的机会。再问我能作什麽，我说我不知道。

六月三日晚上九时听到了许多伤亡消息以後，我们跟着广场指挥部的广播，发誓与大家一起坚持到底。十一时半，有辆着火的坦克在人民大会堂与广场中间的路上高速奔驰，此时广场上只有人出，没有人进。同学们看我瘦，给我披上棉军大衣，戴上塑胶帽子，说是怕军警的棍子和橡皮子弹。有同学问我们：万一军警来了，是跟他们拚，还是让他们把我们擡出广场外去？

目送最後一批学生离场

六月四日淩晨二点半，从木樨地和西单回来的医生和学生带来了真枪实弹、死伤惨烈的消息。我们四人作出了撤离广场的决定，先说服大家坚持非暴力的原则，收缴了一些棍棒、瓶子和一挺机枪、一枝步枪，由刘晓波当着记者的摄影机给砸毁了；由我和周舵在医生的陪同下去找部队谈判，最後在早上五点开始由广场的东南角撤退。我亲眼目送最後一批学生走过了毛泽东纪念堂，直到早上六点半才由医生擡出了广场。

八月十六日，大陆新闻断章取义，把我没有亲眼在广场上看见打死人的话故意曲解成广场上没有打死人，台、港有些人骂我是变色龙，说我出卖了学运。公安人员问我有什麽想法，我回答说：皇帝老儿我不伺候，也不伺候刁民顺民。而现在，我还要说：如果有人希望广场上打死了许多学生，并认爲死了更多的人是对民运有益的话，我将永远无法原谅你们，并盼望将来看到你们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去爲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八九年十月底，北京公安局结束了对我的全天候公开监视，我开始接受记者采访，并努力尝试去做一个能被接受的讲道理的异议分子。我不坚持自己的看法一定正确，我毫不保留地公开出来，希望能起抛砖引玉的反应；但我反对用谎言去打击说谎的敌人，因“事实”是最强有力的武器，不但无坚不摧而且愈久弥坚。

周舵安排阎明复到广场

九十年五月九日，周舵获释，见面之後才知道：原来阎明复与学生在统战部的对话，阎到广场上去看望学生以及最後和平撤离广场，都是周的决定与安排。周向我表示歉意，因他明知危险却不得不建议由我去和部队谈判。我呆了一会儿，告诉他：下次需要的话，我随时待命。

五月十五日，与周舵、高新一块儿去看望刘晓波的妻子以後，我建议写封公开信给中国的领导人，爲刘晓波作一次呼吁，强调我们去年六·二绝食宣言里的和平、宽容、理性的原则，以及在这个原则引导下组织和平撤离广场，使多些学生、市民甚至乎军人幸免于难的事实，盼望能得到中国领导人的积极反应；并建议利用六·四将至的五月底，召开一次记者会，借此对各方作一次理性的呼吁。

十几个警察把我带走

五月卅日夜十一时半，五、六部警车，十几个穿制服的警察将我从家里带走，到了北京郊区一家地方宾馆後告诉我：我是因“涉嫌反革命宣传、煽动”被依法拘传的，尽管他们一再强调，写公开信、开记者发布会是合法的。我非常遗憾中共因承受力太差，免疫力太弱，而不得不以合法的强制手段来消灭我们这个理性的不安定因素。

六月八日夜，中共因发现我实在无法改造，而向我宣布了来自最高权威不可改变的决策，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坐牢；二、回去。更明白地告诉我：他们手里没有能判我坐牢的行爲证据，他们也不愿意像处理其他中国人一样，根据我公开说过的话来判我的刑。他们说：爲能让我保留以後返回大陆的机会，特别建议我自己写封申请回台的信，并向我保证他们将安排一切有关回台的技术问题。当我问他们：台湾是否接受时，他们告诉我：一切都由他们负责，我尽管放心听命令，服从安排。

六月十三日夜，中安出动了六部小汽车，送我回家里整理行李，又允许我带了七件衣服和一些药品，并把家抄了一遍，连电话都不让我带在身上。

六月十四日，公安特别安排了公证人员，当着我的面，把我委托朋友代管财産的委托书给公证人。

六月十六日，四位公安人员陪同我搭部队的联航飞机到福州。

被骗非法偷渡入境

六月十八日，早上六点乘巡逻艇出海，下午七点被送上一条台湾渔船。这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台湾方面完全不知情，我即将面对非法偷渡入境的现实。

六月廿日，早上八点从南方澳渔港上岸，中午十一时半回到台北木栅家里，下午七时向司法机关自首，午夜到调查局接受调查。

六月廿一日晚十一时半，台北地方检查官宣布“责付”交给我母亲领回家去，随传随到。

六月廿三日下午三时，举行记者招待会。

台湾人不欢迎我回来

六月廿三日，我从一家台湾的报纸上明确地感觉到有台湾人不欢迎我回来的意思，也同时由於这份报纸有意断章取义，曲解我在记者会上的言词，引用我家人不曾说过的话来对我作人身攻击，从而体验到了台湾新闻界的恶性竞争。我已经成爲这种恶性竞争的工具，因此，我决定在因偷渡罪而坐牢或罚款之後离开台湾。这并不能解释成我不喜欢台湾、不愿意留在台湾，但我的确非常反感大陆以半哄骗、半强迫的方式逼我偷渡回台湾。

最後，我愿坦诚地告诉大家：我在十二年前创作了“龙的传人”，而今天，我实在不知道，我是否还能坚持强忍着去做一条孤独而冷傲的“龙”，抑或者我将被湮没在虫群里去做一条“虫”。

祸头子参加抗议运动的个人因素

八九年春天在大陆发生的民主运动是一场学生、市民自动自发的运动，无论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个自动自发的事实，谁也不能瞎栽赃任何人是背後阴谋策划的黑手。实际上，当时在北京的人都明白：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成爲历史，就算有人刻意想当黑手，学生、市民们也不会听他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所有参加、支援、声援过这场运动的人都必定有一个共同的动机，我所看到的是大家都不愿意再自我压抑，都不约而同的藉着运动来宣泄一切的不满与愤慨。所以我平常很少把这个运动叫做民主运动，而更愿意把它称作反抗压抑和枷锁的运动，或称它作自我解放，解放自我运动，也同意澳洲朋友白杰明与贾佩琳夫妇说的“抗议运动”。

抗议一切不满意！反抗一切压抑，摆脱一切枷锁，自己解放自己等诉求当然是八九运动的主旋律，是大家共同、互通的情绪与背景，而其间，除了这个共性以外，每个人都肯定会有自己特殊的情绪与背景。而这些私人的差异也都曾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各人在运动中的表现，也曾或多或少地、不可避免第影响到整个运动的发展，尽管这些个人差异绝不能取代主旋律。而我却愿意在此公开我个人的经历，以供有意做更深入研究的人参考。

八九年四月，我爸爸第二次返乡探亲，由於亲人多且都盼望爸爸能常来、常住，而爸爸长年一个人生活，儿女们大了各奔东西，我也想爲老人家找个老伴也好彼此有个照应。因此，早有替爸爸在老家盖房子的打算，唯独资金一直没有落实。碰巧，老家的一家宾馆看上了我在广州的汽车，由於老家偏僻、地位低，一直申请不到购车的指标，所以请爸爸来游说我卖车；老家的宾馆则答允替爸爸盖房子，并全力照顾爸爸的生活，甚至於愿意充当红娘，替爸爸介绍一位年纪相当、个性合适的老伴。

八九年五月十日，爸爸领着老家宾馆的经理，约我到广州商量盖房子等事宜，老家愿出十八万买车，而盖房子只需八万。我见价钱挺好，便私自做主，没跟程琳商量便决定下来。之後再通知程琳的时候，我也不顾程琳反对，便把车交给经理，自己背着十万块回北京跟程琳交差。没想到程琳恼怒异常，认爲我太不尊重她的意见，和我大吵一架，更仗着我比她大十几岁总让着她还给了我一大嘴巴。我自知理亏，又不能还手打她一耳光，又忍不下这口气，更怕另一头没法跟爸爸解释，索性搬出去，找了一间旅馆住下。当晚正是五月十九日，和朋友在电视里看到李鹏发布戒严令以後，骑着脚踏车便直奔广场，後来在广场上找到刘晓波，於是乎就再也离不开广场了。

由於程琳坚决反对，五月廿六日，我藉着到香港参加民主歌声献中华演唱会的机会，路过广州，把才背回来的十万块又送还给买主，把爸爸气得鼻青脸肿，连电话都不接。此後，一直到从香港回北京，参加绝食，到澳洲大使馆避难至被老共赶回台湾，我和程琳一直到今天还没见过面。

刘晓波与批评

认识晓波是因爲他公开批评我，说我是背着最传统的知识份子的包袱，怎麽能搞得好最需要轻松的流行歌曲。经朋友介绍後，他很惊讶我对他的批评的赞赏及感谢，也爲他不知道像“酒干倘卖无”等曲词也是我作的而表示了他片面批评的歉意。从此以後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这是三年多前的事了。

八九民运开始後，晓波正在美国访问讲学，我知道他毅然决然，放弃在美国的一切，於八九年四月廿七日回到北京的消息，却直到五月廿日深夜，才在广场上碰面。一年多不见，没想到晓波的第一句话竟是：“学生的民主素质太差了，我已经准备好了一本书的内容，写的全是这些学生干的事有多荒唐，可恶”。

晓波在我的印象中几乎全等於批评，且不分物件，不分党派，不分事务的大小与差异，晓波只有唯一的一种批评态度，原则与风格。然而正当全世界都在声援北京民运的时候，晓波的批评曾遭受到许多人的非议；而我却更加因此对他的理性与公正感到中国竟能有人如此地骄傲与感动。这种感慨，略同于当年杜甫欣赏李白说：“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

晓波是个典型的全盘西化的理想主义追求者，爲此，他甚至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地生活才能进化成文明人的矫枉过正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口号。晓波的全盘西化将我从“龙的传人”被许多人曲解作中国人是最伟大、最光荣的民族的深渊中拔出来，也让我看清楚了许多长期爲全盘西化默默耕耘的人的远见，以及爲坚持此远见所付出的最难忍受的孤独的代价。

晓波从一开始就抱着批评的态度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八九民运的行动中去，正如他和周舵、高新以及我在去年六·四清晨，在收集完了广场上所有可能导致暴力冲突的东西，与戒严部队谈判完了以後，爲说服广场上仅存的三至八千中华民族的精英们和平撤离时说的话：“血已经流得够多啦，我们要对历史负责。若我们都死在这里，非但不是对中国人和平民主事业的贡献，根本就是对中华民族的一次不可饶恕的犯罪。爲了取得大家的信任，我们四个人一定在大家离开广场後离开广场。如果他们要秋後算帐，请大家放心，我们四个有名有姓的人也会算在大家的前面。”

晓波的话不幸言中，他本人至今仍关在秦城监狱里。我知道自己的理论与经验都难比晓波，但我决定在被中共驱逐遣返台湾，不能留在大陆上继续批评中共之後，用晓波用过的态度、原则以及我自己的风格，在大陆以外，中肯地批评中国人的和平民主事业。

忠实於自己才能批评别人

四年前，我曾应北京师范大学心理谘询中心的邀请，让他们对我的智商及性格都做了全面的测试与记录。之後，他们介绍了这套由美国引进的测试方式在大陆试行两年以来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怪现象：

爲了判断性格测试结果的可信程度，测试题内埋伏了有十分之一的问题，反复让答卷人回答相近的问题，巧妙地突破人皆有之的心理自卫机构（也就是自欺），以确定受测人在测验中是否向自己撒谎（这往往是无意识的自卫）。在美国因测谎分的平均值是四分，故而超过四分以上的测试就当是白作了。而有意思的怪现象是：在大陆试行了两年之後的测谎平均值居然高达十一分，谘询中心不得不把有效分从美国的四分提高到十分以内，否则能藉以分析性格的答卷就寥寥无几了，几乎四分之三以上的测试其实完全是徒劳，白作了。

这个奇怪的现象告诉我：经中国传统道德和马克思、列宁及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中国人的心理自卫机构竟是如此地发达，许多中国人由於想欺人居然高明到把自己都欺骗了。更可悲的是，这两年来的测试物件主要是大学生、研究生、教授等高级知识份子。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去年八九民运中，有三个来自湖南的青年教师，用盛在空蛋壳内的墨汁丢向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下的挂像。我想谈的不是学生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三个人抓了起来送交北京市公安局，而是在这段插曲中学生对待前来拍照采访的西方记者的非理性、情绪化态度！

当学生发现有西方记者在场拍照、采访时，学生纠察队居然夺下西方记者的相机，不准任何人拍照，理由是这个涂污毛像的行动是对民运不利的事件，一旦报道出去，恐怕有人将拿来作文章，用来涂污民主运动。任凭那个西方记者怎麽高喊“新闻自由”，学生仍然在取出底片後，才肯把相机还给记者。

我相信一定有不少中国人（不论身在何方），赞同这几个学生纠察队的做法，认爲凡对民运有利的就应该得到宣传，凡不利的就得不择手段去压制。我却认同那位原记者的“新闻自由”。

在学运中晓波和我们都发现：学生们易怒的脾气，功利的指导思想及我是唯一光荣、正确、伟大的现象，实在和他们要打倒的物件像极了。我能够理解学生们是经由错误教育而致於如此非理性、情绪化，而事实上他们要打倒的物件也的确比他们更霸道更不讲道理。然而，这一切，都不能作爲对学运的护短的理由，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理由而免遭批评。

中国知识份子理当忏悔

在八九年六月二日，刘晓波主笔的绝食宣言里，我们除了抗议戒严呼吁大家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来面对一切矛盾之外，我们还提到说自己要忏悔，忏悔三千年来知识份子的软骨症，只能平时坐而言、到关键时刻不能起而行的软骨症。

中国知识份子的软骨症由来已久，主要是对政权的依附开始的，到後来，竟演变成：知识份子一旦得不到政权的肯定，就失魂落魄地怎麽也无法肯定自己。因此，中国知识份子的人格原来不独立，其文格也同样随风飘倒。综观三千年中国知识份子留下来的文字，不外乎三类：

一、力陈变法，企图得到圣上赏识、重用。

二、一旦得到重用之後，便竭尽歌功颂德之能事。

三、一旦得不到重用、失宠甚至被罢黜、流放，便开始表忠心，抒弃怨，或是寄托田园，指桑駡槐，醉翁之意不在酒。

在八九年学运、民运期间，中国的知识份子没有尽到言实，更没有尽到行实。在戒严以後，知识份子在最後关头的表现则尤爲软弱令人失望，整一个束手就擒、坐以待毙的消极表现，实在没能尽到读书人、中年人应尽的责任。

八九年五月廿八日，我在香港参加完大演唱会和大游行之後，曾听说在北京将有三千知识份子绝食抗议戒严，并要求与政府对话，企图尽最後的努力，防止一触即发的暴力流血的行动。然而，待五月卅一日，我回到北京之後，参加绝食活动的知识份子仅剩下刘晓波、周舵和高新三人。危险是每个人都害怕的，然中国知识份子难道都吓破胆了吗？都惊慌失措，失去了行动能力了吗？眼看广场上的学生们因长期静坐、绝食早已疲惫不堪，多半都处在崩溃边缘，事情的发展早已远远超出了大家的想像与承受力；如能及时注入以逸待劳、头脑冷静、进退有据的中年知识份子，当然不能简单地看作是火上加油。如有真正火上加油者，则市民队伍里还真有一些，如骑机车的飞虎队，而这些都是在学生失去自我理性控制的越来越不好收拾的情况下出现的混乱。知识份子的主动、积极、大规模参与，只能增加理性成分，只会引导广场上失控的情绪往更容易对话、更容易和解的方向中去。

因此，中国知识份子，必须对自己未能在八九民运中扮演积极、主动的角色而忏悔，忏悔自己没能把握时机进入广场作理性引导的努力；忏悔自己不能独立思考判断事务，不能丢弃对政权的依附；忏悔自己给自己制造了太多的藉口从而置身事外，以爲如此可免遭迫害；忏悔自己的自信心不足；忏悔自己随时都有等待被招安的苟且念头；忏悔自己无法自我肯定而错失了、耽误了一次和平促进中国民主事业的大好机会。

“龙的传人”的修改

十二年前，我写了“龙的传人”，可这首歌却摆布了我十二年，眼看它还意犹未尽，而我却已然决定：再也不受它左右。因此，我修改了“龙的传人”这首歌里比较致命的两个严重的幼稚毛病。

首先，我把“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改爲“不管你自己愿不愿意”。事实上，我在七年前第一次到西北少数民族区里去访问的时候，就知道它非改不可了。因爲，并非所有的中国人，全都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最明显的例子是吾尔开希。因此，在八九年五月廿七日，在香港举行的民主歌声献中华的演唱会上，以及紧接着，在六月二日的天安门广场宣布绝食抗议戒严的时候，我曾先後两次，公开向所有的非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致歉，并宣布修改。

至於爲什麽要修改成“不管你自己愿不愿意”则主要是还原我的本意。我一直认爲最初出版的李建复演唱的版本，过於雄壮、激昂，而我始终认爲：我们没有资格把“龙的传人”当进行曲来唱，顶多只能小声地哼哼，因歌里说的是一个民族的没落，受欺侮而不是光荣、伟大的事迹，这才是龙的传人百数十年来的历史真相。爲此，祸头子曾与不少人争得面红耳赤，至今仍不愿悔改。因此，祸头子从未真正地在世界面前，感觉到自己身爲中国人是无比的光荣、骄傲，反而是经常得相形见绌，自卑得擡不起头来。祸头子之所以是个中国人，首先是爹、妈生的，祸头子无法选择生身的父母，和出生的地点，在祸头子出生之前，这都是未经过祸头子本人同意，未曾与祸头子本人商量过的事。直等到祸头子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泛爱国教育之下长大以後，又不幸父母能力有限，未能及早移民欧美去改变这个事实。所以，祸头子决定把原词修改作“不管你自己愿不愿意”，来符合自己的真实体会。

其次，祸头子把：“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改爲“四面楚歌是奴才的剑”。原作姑息是养奸的意思，可惜文意欠明确，去年改作“独裁的剑”是爲了抗议北京李鹏政府的戒严；而如今再改作“奴才”实际上是点明了中国人的悲哀所在，实在不是野心家们千方百计地想当皇帝，而是奴才太多，奴性文化、习惯太深，骨子里需要个皇帝。

祸头子一再强调：阻碍中国民主的人，并不是邓小平、李鹏、杨尚昆或任何个人，却是我们自己的奴性。我完全相信邓、李、杨回家後，是个挺不错的父亲或外公，我从来不把他们简单地情绪化地画作是坏人；也从不以爲，把他们打倒了之後中国就能有民主，天下就果真太平了。因此，我对能彻底改换我们的奴性文化、习惯与意识的前途不甚乐观，这远远要比打倒几个人要难得多。因此，我对中国人的和平民主事业非常地悲观，也同时很向各位看官们抱歉，我不得不忠於自己的悲观情绪，实在无法高歌“明天会更好”。

也爲“龙”辩护几句

这些年，由於写了“龙的传人”的缘故，特别注意有关龙的文章，尤其是那些不喜欢龙、甚至於讨厌龙的文章。在我廿二岁写“龙的传人”这首歌的时候，我完全不曾理性地去思考过任何有关龙的问题，我对龙的印象和大家一样感性，不外乎是龙柱、龙舟等风俗习惯而已。由於外公、外婆信基督教，从小我就上教堂的缘故，我心里关於龙的禁忌，居然是根据基督教对龙的排斥，把龙当作邪恶的象徵而来，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对龙的反面印象。

看过了许多关於龙的评论文章之後，总结大家之所以不喜欢龙的意见，大致是把龙看作是封建帝王专制思想的象徵，一提到龙便自然联想到龙袍、龙椅等象徵帝王专制权威的印象；认爲打击龙的形象，便能打击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毛病。类似这样的论点，经常出现在《河殇》等以文化省思爲中心的文章及论文中。我个人以爲诸如此类的文章多半是好文章，起码是面对中国文化的毛病的好文章。所以，我今天爲龙辩护几句，绝非不同意大家对龙的批评，或非认爲龙是好东西、具有无比积极进步意义的东西，而只不过是想说几句和大家不尽相同的话罢了。

首先，我很想知道，中国人画龙是在秦、汉专制帝制之前，或是之後；也就是究竟先有龙图腾，还是先有龙袍、龙椅。我以爲事实上，龙图腾的形成不单在专制帝制之前，且形成龙图腾的过程多半和其他民族、文化形成自己的图腾的原理差不多，多半是感性的累积偶合，而绝非专爲专制帝王而理性设计出来的。

其次，我以爲，许多国家、民族，都以不同的方式和态度，保留了自己先民们遗传下来的各种图腾。这不单不能说明这些国家和民族对创造图腾及使用图腾时代的制度的向往或怀念，而图腾本身也不会由於産生在原始野蛮的年代而让後人引以爲耻辱。

第三，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时代里，平民百姓是万万不敢把自己与龙联想到一块儿去的，我认爲这种忌讳本身才是最典型的奴才意识。我们今天反专制、反权威，正是要反对这种奴性的忌讳，任何不愿意与龙联想的人也不得剥夺别人如此做的自由，这才是真民主。其实，非把龙当作是帝王的专利的想法，其本身也有形式主义的危险，爲什麽龙非属於少数人专用，却不能属於多数人共用呢？

最後，我要请大家更多地注意事务的本质，我们要切忌形式主义的治标不治本的毛病。我们反对修筑万里长城的专制政体，却犯不着把长城推倒；我们明知道北京紫禁城是过去帝王住过的地方，也犯不着把故宫铲平；我们反对穿龙袍的皇帝，也不用把龙袍烧掉。毕竟这些都只是外表，我们该留心的是那些不穿龙袍，不坐龙椅，却依然凶恶、残暴的真正的暴君。请注意，去年六·四大屠杀的元凶，既不称帝，又不称王，却是个什麽军委主席。

祸头子看世界，原来就是大同

世界原本就是大同，中国人偏偏喜欢强调小异，说什麽华夏、夷狄之分，男女内外有别，就连祸头子长到廿二岁了还在“龙的传人”那首歌里强调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直到祸头子到了大陆，去了新疆才明白过来，原来还有褐眼睛、黄头发、白皮肤的中国人，害得祸头子吓得屁滚尿流，以最快的速度吞下了几串烤羊肉之後，赶紧搭飞机跑了。

自从祸头子受了这个惊吓之後，整日在家闭门思过不敢见人，一听“龙的传人”就抱头鼠窜，回家後几天缓不过劲儿来。幸好，在八九年民运当中，祸头子在香港大演唱会及後来天安门广场发表绝食宣言的时候，抓紧机会，公开向吾尔开希和其他所有不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坦诚地道歉致意，并把原词改作“不管你自己愿不愿意，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有位原外国记者曾在今年初，在北京访问我的时候，让我谈谈中国的人权问题，我答说：中国人很难谈人权，因中国文化界定的是和其他民族有别的自我中心的中国人，中国人强调自己与外国人的差异，以致於忘了去追求与外国人是同样的人类而应该享有的同样的基本人权。无论如何，与黑猩猩相比的话，中国人还是更像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苏联人而不至於更像黑猩猩多点。因此，“大同”两个字在祸头子心目中的意义如今是——中国人与人类不同，与不分肤色、信仰、政治、文化背景的其他所有的人类不同。

因此祸头子想到世界各地去闯闯，去杂交一下的念头，正因爲祸头子想以身作则去和大家大同一下。幸好祸头子今年底才满卅三岁，还大有前途、希望，尤其是过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卅三大关之後，相信祸头子一定能与大家顺利地大同一下。

与另一位天安门广场目击者的谈话

内氏：侯先生，我的名字叫作Nations，今年四十四岁，美国人，我曾爲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周刊工作，现在爲英国《观察家报》工作。八九年六月四日，我一直在天安门广场上，直到早上六点锺才和学生一起离开。

侯：我以爲最後外国记者都不在广场上。

内：不，除了我之外，还有美联社的记者和另两位原文字记者在场，另外，更有两名西班牙电视台的摄影师在纪念碑附近。

侯：你在广场上看见大屠杀了吗？

内：没有，我没有亲眼看见任何人被打死。

侯：西班牙摄影师拍到了什麽？

内：和我看见的一样，没拍到任何死人的画面，我指的是在广场内。

侯：那爲何听说外国电视台曾播放过在广场上打死人的画面呢？

内：那是因爲西班牙电视台把这两名摄影师离开广场後，在六部口拍到的死人的画面剪接到前面在广场拍的画面中去了。

侯：爲什麽会有这样的失误呢？难道那两位摄影师没有抗议吗？

内：那是因爲西班牙电视台的记者没有和摄影师在一起，他本人不在广场里面，却从北京的外交圈里听到广场上大屠杀的说法，而在电话中向西班牙电视台介绍了听来的消息，误导了电视台的导演。很不幸的是，这段影片很快地被播出，不单影响了西班牙，更由於西班牙的高官曾立刻介绍给欧市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国，因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

侯：後来事情弄清楚了之後，西班牙是否就此作出过任何更正啓事或相应动作？

内：没有，因这个失误太严重，太不应该，几乎是个不可原谅的失误，更正错误将对西班牙电视台甚至於西班牙带来不可估计的信誉危机。

侯：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例如观衆已先入爲主地认爲广场上曾有过大屠杀，而拒绝接受其他说法。

内：的确，从去年六月至今，每当我谈起广场上亲眼所见的事实，便立刻引起大家情绪化的攻击。大家认爲我是在爲中共辩解，大家都认爲中共是恶魔，而恶魔必定会在广场上屠杀学生。

侯：我一直认爲，中共由於八九·六·四北京大屠杀的野蛮凶行，已经够丑的了，实无需再编造更可怕的故事去丑化他。而编造故事，用谎言去攻击说谎的敌人本身就是件危险的事，是极其不利於自己的事。万一，有一天，你自己编的故事先被识破，岂不是主动把自己最弱的地方暴露出来，去让敌人攻击吗？

内：我更以爲，新闻界夸大中共的暴行，其实是上了中共的当，造成了凸显暴行而忽略了中国人的反法西斯抗争的英勇事迹，掩盖了中国八九和平民主运动的光辉，削弱了中国人和平争取人权的积极意义。

侯：我一直认爲说明天安门广场学生自动和平撤离的事实，非但不会粉饰中共的暴行，反而更凸显出学生、市民们的和平与理性的表现。这点，不单对营救在押的民运人士有利，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对中国和平民主事业更是具有重要深远的意义。何况，倘若不是刘晓波、周舵、高新和我，四个人主动站出来与戒严部队谈判，说服广场上准备坚守阵地的部份学生和市民，则中共势必非血洗不得把我们清出广场。所以，直到今天，我仍然坚信：主动和平撤离广场，是我们的胜利，是中国和平民主运动的一次理性的胜利，中共无论如何也无法因此而往自己脸上贴金。

被疯狗咬了以後该怎麽办——使馆杂记

被疯狗咬了之後，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到医院去打狂犬病预防针，而不是去反咬疯狗一口。然後，赶快通知大家：这儿有一条疯狗，爲了尽快捕杀这头疯狗，你必须尽可能真实详细地把疯狗的模样、顔色、品种、大小等具体特徵告诉大家，可千万不能学疯狗一样，口吐白沫，瞪眼直视，没头没脑地夸张疯狗的巨大、神秘、恐怖。因爲，根据你的疯言疯语，大家很可能永远也无法找到那头疯狗。你千万必须保持起码的冷静，否则，你的歇斯底里的疯劲儿，和狂犬病是一样会传染的，狗传狗，人传给人，然後就是同归於尽。

如果说，六·四惨案中牺牲的中国人，是教疯狗咬死的第一批人，我相信：他们之所以以身试狗的动机，绝不是爲了希望大家都让疯狗咬死，而他们正是由於不明确那条狗有多疯，由於戒备不足，估计不准，才会靠疯狗太近！以至於让疯狗有机会咬死他们。而亲眼目睹疯狗咬死人的目击者以及被咬後幸存的活证人的责任，第一是正确无误地发出疯狗警报，尽可能详细疯狗的模样及残暴凶态，以确保其他人不再遭咬，以准确地捕杀疯狗，使它再也不能逞凶害人；而同时还需要站在最基本的“狗道立场”上，讲点“狗道主义”以免滥杀无辜好狗。

而今天（八九年六月）我却从收音机及仅能见到的一些中、英文报导里发现到：许多人正无法自制地夸大妄想疯狗的模样。我是最後一批和平撤离天安门广场的人之一，我离开广场的时间是八九年六月四日早晨六时廿分左右。大约在一个小时以前，我亲眼看见最後一批和平撤离广场的同学和市民，以缓慢的速度，手挽着手，打着各式各样的旗帜，唱着歌，喊着口号，离开英雄纪念碑，过了毛泽东纪念堂，往广场的东南口前门方向走去。我没有看见在广场上有坦克压人，机关枪冲人群扫射的情况，我也不相信广场上有上千人死亡的事情。否则，除了跑得快以外，将找不到任何理由来说明、解释：我之所以没被打死，却还能活着敍述广场上的大屠杀。

夸大疯狗的凶性与模样，和得了狂犬病一样可怕。谎言扯不破谎言，却不过只能满足自己短暂而危险、而後患无穷的口腔快感罢了。真相、事实是最强有力的武器，它早就在你手里攒着，干嘛不用来消灭疯狗，难道我们需要谎言去打击说谎的敌人吗？

附：朋友从国外带来了我在澳大利亚使馆躲避期间写的日记和杂文，有些还颇有意思，这是其中的一篇。

祸头子避难澳洲使馆

八九年六月四日，上午八点，刘晓波和我在医生的掩护下进了医院。绝食才不过四十个小时，并不怎麽想吃东西，倒是两天两夜未合眼，困得睁不开眼皮，才看见床，倒头一觉，醒来已是下午四点。

醒来後，第一个想到的问题是上哪去以及怎麽去。大屠杀後的第一天下午，整个北京城都被白色恐怖笼罩着，医院里很不安全，听说公安人员在全副武装的戒严部队配合下，正在各个医院里搜查暴徒。有人建议上他家去躲躲，晓波和我都怕连累人。最後我打了个电话给一位原外国老友，作出了到外交人员住宅区的决定，我化了装，佯作是医生，戴着墨镜。等朋友逆着坦克军车开到医院来接我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竖起大拇指，称他是全北京最勇敢的司机。

六月四日夜，在外交朋友的公寓里，贴在窗户上，数着一部部由西往东去的坦克，有人传说是部队哗变，廿七军和卅八军打起来了，我心里想的是：国民党教我们唱了多少年反攻大陆，怎麽现在连个影儿也见不着，连个屁也听不到。

六月五日早上起床，只见楼下建国门立体交叉桥上布满了坦克和部队，炮口朝着各个路口，像似等待想要通过此桥往天安门广场的敌军似的。有几辆故障的军车停在路上，被愤怒的市民放火烧了，这处桥上的部队既不拦阻，看着浓密的黑烟也不来灭火。

六月五日下午，有的朋友自告奋勇帮我回家取护照，其他的朋友替我买机票。售票处请示了上级单位，竟以没接到关於我的任何通知，居然把票卖给了我。大家都劝我赶快离开大陆，而晓波、高新却连下面该往哪儿躲都讨论不下去，我完全不知道该怎麽办，既舍不得抛下三位哥儿们，也不知道能替他们做点什麽，我们完全无法猜测下一分钟将要发生什麽事情。

六月六日下午，由於找不到汽车到飞机场去搭飞机，再度被化装後，乘乱闯进了澳洲使馆，准备第二天，坐使馆送澳洲人员到飞机场的巴士车，赶搭上午十时的飞机。进入使馆後与几位朋友一起躲在朋友的办公室里，夜里十一时十五分，晓波的朋友来电，哭着说十分钟之前，他们在东单附近被一辆白色的九人小巴士挤倒在路边，车上钻出了几个人把刘晓波带走了。听完了电话以後，大家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澳洲使馆已住满了澳洲留学生、商人和外交官的眷属，明天早上有一班专机来接他们，大家已经害怕得喘不过气来了，深怕在路上有检查或发生意外。我决定留下来，以免连累别人，也恐怕机场上早有安全人员等着我自投罗网。

六月七日上午，朋友们的道别都像是在永别，我就这样留在澳洲驻北京大使馆。

看北京最後一眼

六年前分配给我的三居室的单元楼坐落在北京的西南角，附近是知识份子的集居地中关村（原文忠观村），斜对面是人民大学，正南是友谊宾馆，位置正在北京市的西南角上，西北三环路与西南三环路的交接点上，是北京市大学区的中心点，去年学运游行队伍必经之路。

五月卅日，北京市公安局带我去的顺义县，在北京市的东尽头，由我家出发後，走的是我每天必走两趟的北三环路。那天下着倾盆大雨，四个公安前後左右包夹着坐在中美合资的吉普车上，时不时因车速荌疙缱惜虓

蚋\动，是其中年纪最大的队长，最後忍不住让司机稍慢点儿。在一个多小时的路上，那是唯一的一句大家都能听清楚的话。

六月十三日深夜，我被叫醒准备回家整理行李，我知道，这将是最後一次走这条路回家。这夜天气较好，由於闰五月的关系，入了夜以後气温挺低。我最喜欢住北京的原因之一，就是喜欢贪图它夜里的凉快，薄薄的棉被晒了一整个下午之後乾爽无比，盖在身上比什麽空调设备都舒服，这也是我睡懒觉、早上起不了床的重要原因。

不知道是车队太长，总共有六、七部各式各样的警车，还是存心让我好好地看最後一眼的缘故，这回车速比上回来的时候慢得多。已经混得颇熟的年轻公安看着我若有所思的模样，刚开始还挤搭我几句，让我放清楚点，别老绷着股劲，老自个儿压抑自个儿。我的确不愿让他们瞧出我心底的那分模模糊糊的惆怅，一上了三元立交桥之後右转，躺在我面前的正是我最熟悉的那条路，每晚，我总是和朋友们“砍”得筋疲力尽之後，驾上我送给程琳做结婚礼物的宾士车，舒适平缓地在这条全北京数一数二的好路面上炫耀一番。然而，这回可不大一样，这回是最後一回，且奉命要尽快完成。

亲人、高新的未婚妻和另一位被带走的朋友的妹妹都不在家，後来知道是爲了不让我们见最後一面，被当地派出所以普查流动人口爲名给全带走了。七、八个公安和我及我的朋友在三间小屋里忙得转不过圈儿来，我的任务最简单，拿几件衣服和药；而公安们却要搜家，每一个角落，每一张纸头都不放过。他们要让我看搜房证，我说算了吧。他们搜走了所有可疑的文字资料，连名片和电话本都不让我带在身上。最後，检查我的行李，却意外发现了吾尔开希的身份证，还好我解释清楚：是六·四以前，爲了帮开希订旅馆而留下来的。他们也不再追究什麽。

最伤心的应该是从天安门广场上一直陪我到这次一块被抓起来的一位好哥儿们，他因受我之托一起来核对我委托他处理、管理的财産。他不停地唠叨，就象平日一样，一会让我注意饮食，一会儿让我保重身体，千万别太劳累，让我小心那些只爱我的名和利的实惠型的女人，让我按时吃药；唯一的不同是，他唠叨的时候眼眶包不住的泪水滚滚而下，说话的声音也变了。我们两个，谁也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在何地才能再见。而北京，我曾住过七整年的家，以後又当如何？

祸头子对北京公安人员的印象

自从去年以後，我和北京的公安人员就好像是签订了长期合同似的，他们总是特别关心我的安全，总喜欢带我去聊聊。

自去年八月十六日，我从使馆回家以後，他们紧紧地监视、跟踪了我两个多月。後来大概是见我整天带着女孩子跳舞、打球、练气功，整一大批不关心政治的人到家里去自己下厨，包饺子，大吃大喝，就没看见我做一件正经事，之後对我下了玩物丧志的公子哥的结论，便撤离了对我的监视与跟踪。

由於去年底，我又公开接受记者采访，说了些有些人不爱听的话；更在中共统战部组织的晚宴上，向各级部长及海外在京工作、定居的各种同胞演唱了我写的“漂亮的中国人”搅坏了所有来宾和主人的胃口之故，北京市公安又来找我续约。

找我的总是北京市公安局第一处的人，此处又叫做政治保卫处，是市公安局内级别最高的处，也是人员素质最好的处，前後和我谈过话的人中间有一半是大学毕业生；从其他与他们打过交道的朋友总结出来，他们是办案最文明、最客气的处，但同时也是效率最高、设备最好、复案率最低的一处。他们从来不体罚，而审问的效果却比打更好，经他们教育释放的犯人再犯的比率也最低。可他们在我身上是完全失败了，最後不得不放弃对我进行洗脑、改造，而把我以半哄骗半强迫式地驱逐遣送回台湾。

第一处的公安们都十分明白：知识份子是不能打的人，打不但打不出成效，反容易打坏了自己的名声，所以一处的公安很少打人或体罚。他们办案的武器是精神折磨，恩威并用，通常是两个人一起办案，互相配合唱黑白脸，一个人给你压力，让你看见最恶毒的结果；另一个给你希望，告诉你认罪、提高认识的好处。双管齐下，目的是摧毁你的斗志，消灭你的反抗意识。

一处的黑白脸精神折磨法，是彻底研究了中国知识份子的良知、良能、使命感、忠实忠诚以及等待招安的种种传统心态而总结出来的一套屡试不爽的办法。其中最有效的一种是：诱发知识份子的传统入世服务社会的理想，提供知识份子报效国家的光明大道，替你设计安排好一切出路，更提供你向他们低头的光明正大的国家民族利益高於一切的藉口。到此，你不过千万分之一个知识份子，你还不赶紧叩头谢恩接受招安，你还想干什麽。

可惜我不是典型的知识份子，我是个祸头子，我早已摆脱掉了泛爱国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在我身上留下的气味。我除了我自己，对谁都不抱愚信愚忠的态度，我把大家视爲美德的谦虚，看作是强者祈求弱者原谅他们强盛的虚僞的藉口。在他们眼里，我更像个外国人，有什麽说什麽，想什麽做什麽，完全不考虑因此而招致的祸福後果；绝不把自己的希望放在别人身上，也不允许任何人的抉择轻易地左右自己的思想，因既不求他们从轻发落，又不接受他们的安抚。结果，他们不得不把我的案子往上报，上头一生气，来个强行驱逐遣返。尽管，他们这一招棋下得深思熟虑，既不必因判我坐牢而招致抗议抵制，又丢给台湾一个软硬不吃的祸头子；说起来又没有经过外国人的手，保留了起码的顔面。但无论如何，偌大个大陆，竟容不下一个歌手，一个台湾同胞，一个曾经与戒严部队谈判、避免了广场大屠杀的人，再怎麽说也不是件人人称颂的美事。他之所以非出此下策不可的原因，实在是无法封住我的嘴，无法阻止我公开发表他听不进去的言论罢了。他们对我的结论肯定是：身份特殊，软硬不吃，聪明狡猾，不可改造，无可救药。

祸头子爲何要尽快离开台湾

六月十八日夜，我从渔船底层爬到甲板上来的时候，我第一次看见在公海上的夜空有这麽多星星；而摆在我面前的路，则除了台湾接受我或不接受我之外，剩下来的只有葬身鱼腹。

六月二十日夜，到调查局自首，侦讯完了之後被送到台北地方法院。当检察官问到了我的身份证字型大小时，我高兴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是否正常，我明白地意识到了，检察官已当我是台湾居民在办案了。可惜还没有高兴两天，情况全变了。

六月廿二日，看到有一家报纸断章取义我在前一天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故意歪曲我的原意，对我进行过份的人身攻击。我因此立刻通知与该报同姓的周刊，取消原来已约好的聚会。没几天，看到该周刊的采访文章，我的话全变了味儿了。由此，我深刻地感觉到：大家（起码是相当一部份的人）认爲：我是自己想方设法偷渡回来的，我之所以回来是因爲害怕坐牢，我是在大陆混不下去才出此下策的；我的行爲不但得不到社会的谅解，甚至於我的家人与朋友也认爲我是个机会主义者，是该报某编辑在八九年八月中发明送给我的别名——变色龙。

因此我下定决心，在司法处理完毕之後，尽快离开台湾；除了平息这些不欢迎我的人的怒气之外，我也想借此抗议中共以半哄骗、半强迫的方式逼我偷渡非法入境台湾的恶劣行径。同时，我公开了我当时的心情，我正在考虑自己是否还要作个中国人。

经过了廿天的休息，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决定的确太过情绪化。而之所以如此情绪化的原因，是自从五月卅日被北京市公安局带走之後，长期处於紧张、焦虑的高度自卫精神状态之中引起的身体甲抗反应所致。也就是说，我自己判断是处於被害而防守的情况中，後来环境虽变了，而自己的紧张度仍未松弛；於是乎，四周的任何可疑动机都将招致我的攻击，而我只是自卫的条件反射罢了。

我意识到并公开了自己的错误，绝非企图博得同情然後能留下来。这并不表示我对该报及周刊的谅解，更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离开台湾的决定（我可从来没说过永远不再回来或是不在台湾发表音乐、文章）。

在大陆七年，我看大陆的年轻人是乱世儿女而台湾的年轻人则是幸福家庭，乱世儿女无福消受幸福家庭的温柔与恬静，幸福家庭也承受不住乱世儿女的浪漫与漂泊，更何况我这个唯恐天下不乱（不含暴力的乱）的乱世儿女。

套一句披头四解散前的歌词Letitbe，来作爲暂时分别的心情，有人把它翻译作其自然？，而今我译作“何必勉强，算了吧。”

从追求作中国人转变到作一个“人”

七年前，我到大陆，和十年前，我到泰柬边区的难民营去的思想背景，是同一个想法——去积极追求作一个中国人的意义——这是台湾国民党在我这一代人身上，推行民族主义教育的必然结果，我就是这个民族主义教育成功的个例之一。然而，当我在大陆生活了七年之後，我认识到中国人最严重的问题，不是不够“中国”，却恰好是太过分“中国”，正因爲过分强调“中国”人而忽略掉了“人”的基本尊严、权力与自由。

孙中山先生提倡三民主义，可是，根据我在两岸都生活过相当时间的经验，我发现：两党都有爲了民族而牺牲民权、民生的情况。例如台湾刚取消不久的长期戒严，在过去四十多年里，就曾经多次阻碍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力，而之所以戒严的必要理由之一，正是爲了全民族的利益。

在大陆上，爲了民族而牺牲甚至於破坏民权、民生的实际情况就更严重。因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而制造的自然灾害，仅五九到六一年便坑死了二至六千万人，再没有比这个事实更能够清楚说明：爲了民族而牺牲几千万人民生命的例子了。而去年六·四，爲了民族，竟不惜出动坦克、机关枪来屠杀争取民权的示威学生和群衆。

祸头子上小学的时候，就曾经深受这些狭隘的民族主义、泛爱国主义教育之害。当祸头子知道姨父在美国念完了书以後，不但不回来报效国家，更打算把阿姨和表弟、表妹接到美国去作美国人的时候，祸头子气得不屑和他们说话，更拿白眼去翻他们。祸头子曾义无反顾地干过许多大人们说是爲了国家民族的大义、而牺牲祸头子个人的小利的疯事、傻事，其心态和拿白眼翻要去作美国人的阿姨，是同样的那种被愚弄得来而自以爲是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泛爱国主义作祟。

後来，祸头子也不止一次地饱尝了被人翻白眼的滋味。头一回是七年前，我刚到大陆去闯关的时候，台湾当时的舆论真是竭尽情绪化之能事，非把我到大陆去的原因宣传是不爱台湾，对台湾有意见，是背叛台湾人的举动；却没有人想到过，我是去追求更积极的中国人，更没有人把我到大陆去的动机和到难民营去的心理状况相比，比较其间相似相同的地方。这反应正如祸头子小学的时候，认爲凡是去作美国人的人都是不愿作中国人的人，都是背叛中国的人，是同样的非理性，同样的情绪化。

更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祸头子被大陆驱逐强行遣返回台湾以後，因回答记者说：“有机会的话，仍愿回大陆去继续作一个讲道理的异议分子”的话，又莫名其妙地掀起了一次指责祸头子不爱台湾的情绪狂潮。祸头子受不了这种怒潮的猛烈攻击，只好决定移民澳洲，却又提供了许多人再一次攻击祸头子背叛台湾的罪证。

是该批一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泛爱国主义”的时候了。

歌词一九八三

今天在朋友的车里，听见一盒翻版录音带中，收有我的老歌——《歌词一九八三》，听後感触良多，那是我刚去大陆前几个月探亲、旅游的对大陆的第一印象。在此发表，顺便提供看官们，作爲审查我究竟是不是一个因不同的人、事、时、地、物而改变自己的原则的“变色龙”。

我们都曾经年纪小，什麽都不知道，却只是喜欢笑，笑爷爷和奶奶爲什麽会那麽老。

我们都曾经年纪轻，什麽事都不相信，什麽话都听不进，只是漫不经心，小小的年纪，却总是喜欢说曾经，曾经，曾经……。

我们都曾经爱恋，也曾相信什麽都不会改变，虽然，我们都曾经哭泣，我们的眼泪却曾比蜜糖还要甜。

我们都曾经很穷，总是两手空空，却更喜爱这一份轻松，直到有一天，我们开始有了一点点儿，才发现，样样都还差得远。

曾经有一天，早已记不得是哪一年，我们开始喜欢说从前，说其以前仿佛没好远，想要说清楚，却又怕没时间。

说从前，天总是望不穿的天，路总是走不尽的远，想要的总是得不到，却从来不知道什麽叫做报怨。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什麽是危险；那时候，我们只知道拼命向前；那时候，我们的汗水曾经比海水还要咸。

想当年，我们曾经一起渡河，也曾一起过桥；说从前，我们曾经一起上学，也曾经一起坐牢，我们都曾经一齐东征西讨，也曾就几乎快要一齐走到。

想当年，谁不是，爲了理想而理想。

说从前，谁愿意，爲了擡扛而擡扛。

想起当年，谁又不是，站在不同的立场，望着相同的方向；说到从前，谁又愿意，只是爲了不一样，就拼了命地不一样。

回想起当年，没问完的问题很不少，

只是到如今，还需要答案的已不多，

关於我从何处来，要往哪里去？

关於可去不可去，能来不能来？

关於有与没有，以及够与不够？

关於爱与不爱，以及该与不该？

关於星星，月亮与太阳，以及春花秋月何时开？

关於鸦片战争以及八国联军，

关於一八四零以及一九九七，

以及关於曾经太左而太右，或者关於太右而太左，

以及关於曾经瞻前而不顾後或者关於顾後却望了前瞻。

以及或者关於那一年，我们才能瞻前又顾後，

或者以及关於那一天，我们才能够不左也不右。

一次，再一次，永远，总是，同样的故事演了再演，

一次，又一次，永远，总是，同样的叮咛劝了又劝，就这样一遍接一遍，

总有一天，我们会把所有的栏杆拍遍，只不知道，那究竟要等到哪一年，哪一月，那究竟要等到哪一天。

我们都曾经年少，也都曾经爱哭，

我们都曾经年轻，也都曾漫不经心，

而今我知道，而今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们都会老，

只希望到时候，我们依然爱笑。

（一九八三年九月七日，于新疆石河子）

後记：连续几天从来访的国外朋友口中，得知许多在海外的民运人士、领袖的不堪入耳的故事，心情很不好受。难道我们中国人就非得窝里斗不可吗？难道我们在财务、道义上不能更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吗？但愿这首歌词能净化我们的心灵。

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泛爱国主义

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和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都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如今只剩下历史意义，而不再有现实价值。这其实应该是早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後，就必须认识到的问题。而事实上，由於国、共两党，有意、无意地不断夸大，不当理解和无限延长，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已经因曲解而造成相当程度的负面作用。也许还有些读者不知道，中共从未批斗过孙中山，却一直把他看作革命的先行者，爲利用孙中山的号召力，不惜把孙中山的相片和毛一起平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孙中山创立民族主义的原始目的是爲了推翻满清帝制，结果，却推翻不了帝制，直到今天，中共仍在大陆上实行中央集权、一党专政的政治专制，继续利用爱国主义来压抑民权的进步。因中共心知肚明，只有民权才能彻底解决专制问题，不靠专制，他怎能维护他那枪杆子打下来的政权？没有专制政权，他怎能继续享用他所有的既得利益？因此，去年六·四，中共非开枪不可。

反过来，看看去年民运中的学生，这些从小饱受狭隘民族主义和泛爱国主义愚弄的北京大学生，在广场上，我见过，听说了太多、太多的学生自己意识不到的非理性、非民主的情绪化表现。而这些表现，让刘晓波和我们其他三个绝食者都不约而同地发现到：大家和大家要打倒的物件在骨子里竟然是那麽地相像，譬如说：

制造邓小平跑了、死了，外交部和某些省或军区宣布独立了等谣言，用谎言去打击说谎的敌人。

不让记者忠实、可观地报导自以爲对学运不利的事件，如泼污毛像等事，用封锁新闻去对抗敌人对我的新闻封锁。

爲了安全，实行了广场上的小戒严，非学生想上纪念碑倒要比进中南海还要难。

难道事实不足以粉碎谎言吗？难道新闻自由可以爲学运或民运牺牲吗？难道平等不足以对抗权威吗？难道民主不能取代官僚专制吗？难道和平、理性只能拿来要求别人而自己却可以任性，蛮不讲理吗？难道非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拼他个你死我活才算是民主运动吗？很遗憾的是，大家把我们四人的绝食抗议戒严全都当作是专门政府对抗的行爲，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在绝食宣言里，我们关於和平、理性的呼吁，对学生非民主表现的批评以及身爲知识份子的中国传统只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的软骨症。

这些非理性的盲从行爲，与其说是年轻学生的天性，还不如说是泛爱国主义教育的表现，是狭隘的民族主义长期愚弄後的结果。我们能不能从今以後，不提民族只提民权，不摆弄爱国只谈民生。

祸头子的蟑螂学说

蟑螂可算得上是最招人恨的虫类，祸头子却常喜欢自比是蟑螂，也经常研究和自己的习性极其相近的蟑螂生活，因此成就了祸头子的蟑螂学说。但务必请注意祸头子绝非独一无二的人类蟑螂，却是群蟑群螂中不可能独自基因突变成非蟑螂的蟑螂之一罢了。

祸头子对蟑螂的认识与兴趣，始自一份关於蟑螂的生物实验报告。在实验中，科学家把几只极普通的蟑螂放进一只透明通气的玻璃瓶中喂养，蟑螂和人一样不挑食，荤素皆宜且繁殖快，没多久便爬满了密密麻麻、大大小小的蟑螂，直到一层压一层。到了第三层都爬满了蟑螂之後，怪事发生了，蟑螂们竟不约而同地采用集体绝食的方式来抗议无法变大的拥挤不堪的玻璃瓶，并开始互相撕咬，自相残杀。以後，蟑螂下的蛋出现空卵现象，许多小蟑螂生下来不是没头就是缺翅膀，疾病和遗传突变开始蔓延，不过不幸的是，不论怎麽变，它们都还是蟑螂，只不过越变越瘦弱，越变越残缺不全而已。一直要等到最底一层都铺不满时，剩下来的最後几十只通过生活竞争而活下来的蟑螂们才停止绝食，停止自相残杀。

有朋友把陈胜、吴广以後的历次改朝换代叫做虎去狼来的中国史，而的确直到毛泽东爲止的数十次乃至於数百次农民起义，却像极了因无法扩大生存空间而只好以自相残杀来减少生存竞争者的蟑螂。在今年五月卅一日准备写给中国大陆领导人的公开信中，我正是根据我的蟑螂学说，而夜郎自大地表白自己的理想是——彻底埋葬我们那部不断暴力革命的血泪史。有人预言西方文明将毁灭在艾滋病手上，我敢断言：在西方人由於过多的爱而爱死之前，中国人必先因太多的恨而先恨死。

扩大生存空间的办法不少，搞生産、交通、工业化，甚至於登陆月球都是有效的努力，而偏偏大陆在改革开放的前卅年里则除了吹牛和生孩子以外什麽也没确实好好地干过。毛泽东是深明蟑螂学说的人，他搞的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文化大革命，都是在确信中国人非自相残杀不可的情况下，与其任其自乱，不如先挑起矛盾引导它先乱而不至於乱到自己身上去，同时还可以藉机清除异己，这实在是毛的高瞻远瞩。所以，到今天爲止，我仍然相信：毛在文化大革命之後所说的七、八年再来一次的预言，正是根据我祸头子说的不可避免的蟑螂自相残杀的学说而来，或许毛认爲叫做“内讧学说”、“窝里斗学说”，更合适些。

蟑螂学说之二

早在一八四零年以前，中国就流行过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船坚炮利的形式主义思潮。百几十年来，历史已经一再地因我们舍本逐末而毫不留情地鞭打我们，而大陆的开放、改革仍无法超越这个局限，无法真正由里而外、由本而表地从事以人爲本的政治体制改革。

几十年来，尤其是二次大战以後，我们目瞪口呆地看着西方人用汽车、飞机、火箭甚至於太空梭来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而我们却仍然没能看到能发展这一切的西方人的必要的精神状态。我指的是産业革命、工业革命，更指的是人权革命、民主革命所不能缺少的五百年前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没有人的啓蒙，没有人的独立价值、权力和尊严，就不可能産生西方人今天的一切。

要想改变蟑螂自相残杀的习性，非打破那无法扩大的玻璃瓶不可，而不是多喂点食物，或换个比较大的瓶子便能解决的问题。此外，已经世世代代自相残杀了数千年的中国人，单打破玻璃瓶仍嫌不够，因自我封闭、近亲繁殖的遗传劣势，恐怕一时半会儿还缓不过劲儿来。不单身体素质短期内不可能提高，踢足球踢不过别人，尤其重要的是精神状态的异化，对新事物、新观念的顽固抵抗，使得派出两米廿公分的长人也没法在球场上讨着好。所以，我们不单得打破玻璃瓶，更要从血液和精神上双双与西方杂交，不这样，是永远无法逃避蟑螂学说的惩罚的。

再谈谈中国大陆的人治

有份香港杂志说：驱逐我离开大陆，强迫我以偷渡方式回台湾的决定，是六月十五日由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先生作出的。而事实上，早在六月八日夜，北京市公安局第一处的处长，便向我宣布了“来自最高权威不可改变的决策”。依此判断，江泽民尽管是邓小平公开宣布的“中心”，可江总书记绝对不是中国大陆的“最高权威”，与其说他作了决定，还不如说他被通知说“这个决定已经作过了”。

我曾以红绿灯指挥交通来形容法治，而相比之下，用交通警察则是人治。现在，我更看清楚了，人治不仅仅是用一个人来指挥千军万马，更重要的事实是：这个总指挥有两张脸，而这两张脸又全是模糊的。因爲其中那张真的脸是张见不得人的脸，而另一张脸虽然人人都看得见，却由於表情呆滞，或者说毫无表情，而只能是张大家视而不见的脸。在这两张脸之间，正是人治得以摸鱼的混水。混者，不清也，正是爲了摸鱼，所以来搅混，都让你瞧清楚了，我那儿来的上下其手的机会。

遣返我和流放方励之夫妇的故事，只能说明中国大陆已进入了完全无规则的恶性政治斗争状态，因这两项决定，都同样是来自最高权威的不可改变的“人治”决定，是完全无法可依的事。剩下来的问题则是还有没有搞两张脸的必要，那张由别人的真脑指挥遥控的假脸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或者乾脆撕破露出真脸来算了。

反过头来看民运是否也有人治与法治的问题，我想当然是有的，且不但将来握有更多人委托的公共权力之後要面对这个问题，而现在宣传、播种的阶段也存在是否应该有明星制的问题。我目前对此持否定态度。尽管在东欧华勒沙等人的确超过重要的明星作用，并因此而推进了当地的民主事业，但我仍然强调：中国人的和平民主事业，尚未发展到能让明星发挥积极作用的阶段。由於本身缺乏民主操作的经验，无法通过公开的方式産生公平竞争出来的有实力的明星人物，或即使是勉强産生了，也将由於民主机制不健全，而无法有效地约束明星因失控而滥用公共权力与财富。

所以民运的人治问题当前是明星问题，而民运的明星的问题关键，不在於是否需要，而在於如何産生以及能否约束控制的问题。必须有公开、公平的竞争才能産生有实力的领袖，竞争面越大，竞争难度越高，竞争物件越开放，则最後産生的领袖实力越强；竞争得越激烈，则越不需要害怕以後失控滥权等问题。

中共若失去政权，一定是败在保守、隐密、私下的“人治”恶性竞争中。而民运事业却只能靠开放、公开、公平的“法治”良性竞争来维持、发展，直到最後成功了以後也不得停止。

看清政治家的目的与手段

当我们听到一个政治家说自己要去睡觉的时候，我们得搞清楚：他究竟是真的因爲累了而需要休息，抑或是他想让你以爲他累了需要休息，因而撤销了对他的防备，而其实，他是躲在睡房里去磨刀。

外公跟我说过毛泽东的故事：当毛处於劣势，不得不在抗日战争中，到重庆去谒见委员长，借满足委员长的威风，摆出个低姿态以求生存的时候，对蒋委员长真是毕恭毕敬，竭尽奉迎拍马之能事。待出了委员长官府之後，毛邀集了湖南籍将领军头（国民党系统的），摆宴席敬陪末座，待酒酣耳热，大家去除了戒心之後，毛突然仰头乾净杯中酒，然後细声细气，自言自语道：“唉！浙江人当委员长，我们湖南人打仗，唉！这怎麽得行啊！”其实，在场所有的湖南人都听清楚毛这不经意却是发自肺腑的自言自语。之後，连我外公这个仅仅是个小上尉的低级军官，都辗转从别的湖南同乡处，听到了毛的这几句话。可毛果真关心湖南人的死活吗？看官有空可到湖南去转转，把湖南同别的较发达的省份比较比较，再打听打听，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曾经饿死了多少毛最关心的湖南乡亲？

毛在廿年代末，在湖南搞农民运动，他不在北大和其他如陈独秀等人搞民主运动，独自回到老家去组织农民，这是他眼光远大之处，也是他比别人更看清了中国的问题在农民身上的先知、先觉。然而，可恨的是，他又再一次冷酷地利用了农民纯朴的乡亲观念。他提出“湘人治湘”的口号，成功地分化了湖南人和外省人的关系，把所有的矛盾和不满推到外省人的领导身上去，让农民简单地幻想：只要把外省人的领导权夺过来，湖南人便能过上好日子。而结果，当毛在天安门城楼上做了主席以後，他爲了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非但不让“湘人治湘”，更不让“粤人治粤”、“川人治川”；毛不但不搞地方自治，且千方百计地，把原省籍有威望的干部调到中央去养起来，更不停地调动各军区的司令员，防止司令员与部下建立感情。这一切的一切，都只不过爲了巩固毛的个人权利、威望、地位而已，什麽“湘人治湘”，那不过只是过渡的手段罢了，当初把这句话当做是毛的真正的最终目的的人已经後悔莫及。

因此我们必须从毛把手段当做目的喊出来，从而利用大家去爲毛自知却不爲外人知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卖命的故事中，总结出自己的经验教训。好好地把耳朵刷乾净，然後竖起来仔仔细细地分析政治家们说的话，例如邓小平说：“团结在以江泽民爲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安定、团结压倒一切”，“继续改革、开放”，“中国的内政不容他国干涉”，“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党和国家、民族的利益至上”。

总之，每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总想知道他真正的目的是什麽。而究竟是什麽，要猜也容易得很，毕竟他和我们同样是人，人不爲己天诛地灭。

开放就得付出代价

开放是要付出代价的，不论是谁搞开放，不管是对谁搞开放，只要是开放，就必须付出代价。

明知要付出代价，却不得不忍痛搞开放的唯一合理解释是：不开放比开放更要命，自我封闭只有死路一条，而开放虽痛，却能够继续活下去。这就是邓小平搞开放的背景，实在是中国大陆被毛泽东的封闭锁国给掐得喘不上气了，爲了活命，才不得不开放。

凡是公衆的事务都必须开放，政治、经济要开放，文化、外交也要开放，尤其要开放的是权力的结构、运作以及权力的转移；凡牵涉到公衆权益的事务千万不能搞小动作，不能偷偷摸摸地进行暗盒交易，不得封闭保留，而务须开放。

只可惜邓小平的开放是个半吊子的假开放，他只对外搞开放，对内却是一点儿透明度也不讲，更不许别人讲。而这个内收外放、内紧外松的双重标准，却恰恰好正是培养八九年抗议运动发芽的最佳温差。正因对外的放松鼓励了人们抗议的勇气，正因是对内的紧收，掐得人们非抗议不可。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八九抗议运动看作是中共十年开放所付出的代价，因此中共的老人帮们非抵制开放不可。而事实上，八九抗议运动之所以让中共付出如此惨重代价的根本原因，绝不在於真开放，而却是邓小平的内当婊子、外立碑坊的半吊子假开放造成的。说来说去，归根结底，邓小平之所以不肯搞真正的全面开放的原因，还是受不了割权之痛，舍不得代价太高；而最後终於因小失大，得不偿失，付出了十年假开放混来的全部收益，还陪上了中共的气数。

中共的老人帮们大概是记不得当初被毛掐得奄奄一息的难受劲儿了吧，或许忘记了尽管是半吊子的假开放，也曾救过他们的命的事实了吧。人总是健忘的贱骨头，这才没过上几天好日子，没喘上几口新鲜气，便又开始得意忘形，沾沾自喜地搞封闭了。先来个清除精神污染（八三年），被胡耀邦、赵紫阳这些得了开放好处的人顶了回去，再搞个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八六年）。终於把胡、赵先後扳倒，却激起了得到开放好处的各界群衆的逆反心理，接着替胡讨回公道要求对内更大的开放；终於逼得中共老人帮全体出动，驰出坦克压，擡出机关枪扫。这才把门给堵住了，关起门来尽情地当婊子。可没想到向外的大门也给堵死了，没法兼顾向内运砖立碑坊，於是乎，大家一起关在家里憋气，看看谁先憋死谁。

可惜一场十年半吊子的假开放，全让坦克机枪给打光了，这回可是自个儿把门堵上的，怨不了别人。只是在这回憋气比赛中，老人帮由於被毛掐了卅年留下来的气喘尚未痊愈，说不定不单占不了便宜，还得吃不少亏。

无道之盗——看大陆的社会秩序

八九年六月八日，大屠杀之後的第五天，有一个打扮入时，约卅岁左右的女郎，到我在北京的家里去按铃找人，碰巧我家中没人，她便楼前楼後到处找我的朋友，跟大家说：侯德健胸部中弹，肺积血，在某医院，院方要求先付钱後输血动手术，情况危急，请大家伸出援手。大家深信不疑，纷纷解囊相助。她在骗得了一些邻居的钱後，又找到几位音乐界的朋友，不单一共骗走了人民币两千多元，更害得几位好友，到各医院去找，到各停屍房去翻，着实把大家骗了个够。事后，我和这些受骗的朋友们聊起此事，大家回想起来，该骗子其实破绽百出，而大家之所以上当，全都是因爲情况紧急，救人要紧，谁也不曾在这个时候对任何人设防。谁也想不到，竟有人能在这种时候，以这种名目骗人；谁也不相信，有人能无耻到这般地步。而我却知道，这不是仅有的一件特例。

还记得在八九年抗议运动到了最高潮的时候，北京市不单没有车祸，没有人因纠纷而争吵，大家见了面，不管认不认识都出奇地礼让、客气，有老北京人说，卅多年没见过这种老北京的传统了。大家一听说北京市政府想用扰乱市民生活、哄擡物价来扭曲运动的真相，不单引起个体户集体降价，甚至於街上盛传，小偷都以罢偷来支援、声援运动，真可讲是：盗亦有道。中共辛苦经营了四十年的共産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秩序全盘瓦解、崩溃，还顶不上小偷强盗的江湖道义管用。当时，学生、市民赖以维持秩序的力量是一股传统反压迫的正义感，这是人的良知、良能，是天赋的。

而前面说的那个打扮入时，自称是文艺人，看似受过教育的骗子，她的良知、良能又到哪里去了呢？我们当然可以说：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坏人，这并不稀奇。而我却要强调她的无道之盗，这是她在中共统治下的现实生活中学到的本领，不择手段本领。她听过了太多美丽的谎言，却见过了更多残酷的事实；她彻底看穿了中共说一套、做一套的愚民把戏；她学会了在没有规则可言的社会里生存是不能讲求原则的教训，她看见过太多因坚持原则、讲求规矩而惨遭迫害的故事。所以，养就了她不择手段的厚皮、黑心、辣手。

当我在大陆生活、工作的时候，最怕这些没有原则的人，最怕与他们玩那种毫无规则可言的游戏，他们什麽事情都干得出来，这是他们从现实生活中学到的最残酷的教训。土改、反右、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想忘也忘不了，想摆也摆脱不掉的残酷的经验，教训出来的人，是不会跟你讲原则的，你永远没法跟他玩有规则的游戏。

内战，军阀割据与联邦中国

假设一九八九年的中国大陆，是处在军阀割据的状态中，北京军阀敢不敢或能不能，在没取得天津、东北、河南、河北甚至於广东、上海等地军阀的默许或同意之下，从北京边区抽调主力部队到天安门广场上去用暴力清除和平示威的学生、市民？其他地方的军阀会不会坐视北京军阀在北京城内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而不闻不问？能不能乘机起义打入北京，在伸张正义的旗帜下顺便把北京军阀给收拾了，然後在由各地方军阀组成的和平部队的保护和监视下，举行全市市民投票，産生中国北京的第一个民选政府？如果这个假设合理，那麽军阀割据、对峙的状态，对平民来讲，究竟是更危险呢？或是更安全？究竟是利大呢？还是害大？我们对军阀割据的莫名恐惧及非理性的丑化教育，是否需要从新评估？

在北洋军阀割据的时代里，曾发生过“三·一八”事件，北京军区当时的军头段祺瑞在这次事件中屠杀了三名和平请愿的大学生，结果段祺瑞在短短不到一个月内下台，避走天津，没多久之後死於上海。而八九民运，六四屠杀了至少三百五十多个平民，一年多之後的今天，一党专政的中囯共产党仍然拼了命地强调“平暴的光荣、伟大、英明与正确”。相比之下，我宁投段祺瑞的良心未泯一票，也不敢稍稍恭维那伟大、光荣、一贯英明正确的中囯共产党。

内战不可怕，怕的是参加内战的各方都想以自己的“一”去“统”其他各方。因此，爲了得到平民的支援与拥护，各方都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去证明自己才是唯一合情、合理，甚至於合法的正义之师。这从王莽爲了篡汉而兴符命之说，到各军都以替天行道爲号召，直到今天，中共仍一再强调、坚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愚民口号，在骨子里其实正是历代各朝的“君权神授”之说的现代白话版本。因此，假如内战中的各方仅以地方的权益爲最终目标，而不去侈想一统天下，那麽内战能否只峙而不战呢？而相峙日久，人心厌战，能否变相峙而成和平竞争呢？既要和平竞争，就会産生互通消息、互易有无、互相往来的合作共荣小集团；最後，会不会在各地方、各集团的相互制衡之下，以自己的地方利益爲基础，以谈判爲方式，以平等互惠爲原则，而産生许可权极小的联邦政府呢？

中国人口之多乃世界之冠，幅员之大，各地风土、人情、习惯、条件差异之大比欧洲不相上下，若坚持中央集权专制，全国统一号令、步调，则难免顾此失彼，且有像恐龙一样，因身躯太大、头脑太小而灭种的危险。但中国各地尽管语音不通，却除西藏、新疆外大部分文字相同，分割成许多绝对独立的国家恐怕不够现实，也绝非大多数中国人的意愿；而既要兼顾地方利益，又要防止中央滥权，或许由相对独立的各省组合成邦联中央政府的形式最实际，好处最多。

邦联中国是七十年前的口号了，祸头子今日老调重弹，只想指出：没有相峙内战，没有军阀割据，没有相当时日的各省相对独立的经验，恐邦联无望。因此祸头子斗胆在此请求大家对内战及军阀割据给予重新评价、重新期望。

合纵与连横——使馆杂记

战国时代，苏秦倡议六国联合抗秦，秦攻一国，五国出兵相救，曰合纵。张仪事秦，主张连横，让六国联袂事秦，遂一一爲秦所灭。

苏秦合纵之所以失败，由於六国彼此间相互猜疑，不信任，弱者担心其他五国都像自己一样怕死，到了关键时候未必相救；强者深恐其他五国也和自己同样有二心，伺机行动，乘机兼并对方，不肯放弃自己的独占野心。大家都盼望能生存下去，秦的强大与贪婪又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因此，都不约而同，争先恐後地赶在被别人出卖之前，向强秦表忠。大家心里想的是如何才能比别人死得慢点，说不定还能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否则，一旦死了，连个二等占有者的希望也轮不上。结果，一个也每能活下来。早知全部被吞灭的结局，说不定能以诚相待，或许苏秦的合纵能成功。可惜的是，六国在被吞并之前，都各怀鬼胎，侥幸心理太重，终於相继爲秦所灭。

苏秦合纵的失败，不仅导致了六国的灭亡，更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各个民族。从此以後，再也不能和平共存，一有机会，便非得拚他个你死我活不可；人与人之间只有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社会只能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组成；而中国文化也因此永远累积不出平等、互惠、合作、宽容等理性观念，却只能停留在“满贼不两立”、“胜王败寇”等非理性野蛮境界之中。合纵的基础是互信，合纵的原则是平等，而合纵的运作方法则是妥协。凡此三者，正好是现代民主意识的关键；凭此三者，文明人得以和平共存。而此三者，又正是中国文化里最欠缺的内涵，中国人只能彼此猜疑而不能相互信任，必须分清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高低贵贱尊卑而没有平等的概念；每遇冲突，则只能拚他个你死我活，而不能妥协，败者只能投降而不能妥协，胜者也无需克制却可以名正言顺地赶尽杀绝。因此，自苏秦合纵失败了之後，中国只能发展成中央集权专制的一元化社会，而永远建立不了平等相容的民主多元社会。所以秦以後两千多年直到近日的历次改朝换代，都只能以暴力流血革命的方式进行，而永远无法以和平、理性、宽容的方式去解决中国内部的矛盾与冲突。

直到今日，左右中国人的思想仍然是连横，中共叫它做统战。统战的基础是猜疑，统战的结果是一党专政，唯我独尊，用来对付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勇於私斗、怯于应敌的中国人真是对症下药。想到这里，祸头子实在不敢奢望在短期之内，能见到中国人和平民主事业的契机。

勇於声援别人而怯於宣泄自己——使馆杂记

八九年五月廿七日，我参加了香港民主歌声献中华演唱会，紧接着第二天又参加了香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百万人大游行。在这两个以声援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爲主题的大活动之中，我非常纳闷何以见不到香港朋友爲自己的九七问题抗议，即使有一些，也全都被支援北京的声浪给淹没了。我百思不解爲何香港朋友不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去争取自己的民主，去抗议中共及英国双双不把香港人放在眼里的忽视甚至於践踏香港人应有的权利的劣行。我特别反问了来探访我的香港记者，他猜想：这多半是不好意思爲自己争取什麽吧。

在北京期间，我万分着急地看到各行各业，知识份子、干部、工人、农民、市民也都和香港朋友一样，拼了命地声援学生，却极少听见、看到有任何人爲自己抗议，爲自己呼吁。川流不息的人群在广场上爲学生送吃送喝，此起彼落的救护车呼叫，爲的是照顾学生的身体、生命；知识份子声嘶力竭地到处演说，爲的是请求政府答应学生的要求，展开平等对话。难道学生是唯一的被压迫的人吗？难道工人、农民、市民就真的别无所求吗？爲什麽知识份子不能要求自己的利益，工人不需要成立真正能代表工人的工会，市民们对自己生活的要求完全满足了吗？干部们平日在机关单位里的苦闷不需要宣泄了吗？难道学生瘦弱的肩膀真能背驮得了全民族的苦难吗？难道我们必须依靠某个阶层、身分的人来解决全社会的问题吗？我们难道只能等待别人，盼望甚至於制造英雄来拯救我们吗？难道我们就不能醒觉过来，去爲自己的权益而抗议吗？爲什麽经过了这麽多次革命，大家还不能明白被人解放终将受人束缚的道理？爲什麽大家还没有学会只有自己才能真正解放自己的教训？

四十年前，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了。四十年来，大家还没有吃够被毛泽东解放的苦头吗？被赐与的自随时都会被赐与者收回，毛当年打着国家、民族的旗帜，喊着爲人民服务的口号，挂着一切爲人不爲己的面纱；而结果呢，四十年来的苦难，有哪一滴血，哪一条人命，哪一段青春是真正爲国家、爲民族付出的呢？又有哪一件事情是爲人民服务的呢？爲他面纱後面躲着的不正是毛泽东那张处处爲自己的嘴脸吗？我实在怕极了任何爲他、利他的口号，也恨极了借利他、爲他注意来愚弄人民的虚僞教育。我早就看穿了这张面纱，看透了牺牲小我之後完成的决不是国家、民族的大我，却正是用这些口号来愚弄我们的那些人的自我。因此，我和刘晓波到处奔走说明爲自己抗议、爲自己争取、爲自己呼吁、爲自己行动的必要，逢人便强调爲他、利他的虚僞的真面目。我们看到的危险是：万一这个运动成功，岂不又要重复一个阶级的利益来代表全社会其他各阶层的利益的新阶级统治，换汤不换药的历史。

戒严以後，情况越来越难自制，广场上的口号也越来越像四、五十年前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口号，理性越来越薄，情绪越来越浓，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气氛越来越重；甚至於到了最後变成了没有任何人再去思考牺牲的目的是什麽，而只挡不住浑身奔腾的热血，仿佛牺牲本身才是真正最终的目的似的。

现在回想起来，真不能不佩服中共愚民爱国主义教育的成功。中共居然能把打江山与民主混爲一体，而大家居然也毫无保留地相信自己的父辈们当年的所作所爲是理性的追求民主，而一味地模仿早已被扭曲得认不出原形的烈士模式。

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是一部虎去狼来的不断暴力革命的血泪史，每一个朝代都爲了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而不遗余力地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烈士教育，教育的目的无非是培养青年子弟的愚忠而已。而不幸的是，由於愚忠烈士教育中包含了太多的暴力倾向，致使百姓被压迫得不得不反的时候，只懂得用暴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玩火者终自焚，可怜的是不断除这种爲人、利他、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烈士愚忠教育，不彻底撕破这张虚僞的面纱，不培养青年学生光明正大地爲维护自己的权益而战的理性素质，则中国人的和平民主前途实在令人担忧。

中国人生命的意义何在——使馆杂记

中国人把放死人的地方叫做“太平间”，而中国人把社会最完美的状态称作“天下太平”，中国文化骨子里隐埋了“人死光了就太平了”的含义。

中国人一生之中，最隆重的仪式，不是出生，不是嫁娶，不是升官发财，而是死了之後的葬礼、追悼会。

现在大陆的农村里，还有父母把男孩子取名叫阿猫、阿狗、狗蛋等贱名的现象，爲的是怕遭天嫉妒，怕孩子养不大。之所以如此作践自己，完全是怕人眼红，因嫉妒而不利於自己。

中国人在最得意的时候，往往表现得出奇地平静；将这一辈子修炼的压抑工夫全部使出来，爲的也是怕人眼红、使坏。有别於其他民族在处於危险境界中才僞装自己，中国人从生活中累积出来的道理则是“胜不骄”，中国人把得意的时候当作是最危险的时刻。

中国人把自杀叫做“轻身”，就是不看重自己的生命，糟蹋自己的身体的意思。中国的自杀倾向，往往由於勇气不足，不以自己结束生命爲表现方式，却以更消极地轻视自己、作践自己来表现。既是个活生生的人，有着天赋的精力，不能用来爲自己谋幸福，又不愿诚心诚意地服务别人，只好任意糟蹋浪费自己的生命。

中国人说自己卑贱如蝼蚁，这比喻一点儿也不过分，且更有惊人贴切之处，君不见，每个蚁洞里都有：

一只蚁王，他的事业是繁殖，也只有他有资格繁殖（名副其实的生命独占者）。雄蚁，则一出生便被工蚁驱逐、饿死（消灭所有能威胁蚁王独占既得利益的竞争者）。

工蚁，没有性别，蚁王朝的供养者、臣民，实则是不折不扣的自阉阉人的卫道者。

整个蚁洞里外的景象，正是中国人奉爲最高理想的社会模式——天下太平的大同世界。中国人不单要心甘情愿地阉割自己，终身爲独占者尽忠、尽孝，更要自动自发地提高政治觉悟，以所有可能威胁到独占者的竞争对手爲敌。在毛泽东发动各项政治运动的时候，都成功地运用了中国人的这种愚忠、愚孝传统，更爲了深化这种美德，编造了许多口号。有大陆的朋友回忆：在物质奇缺的一个寒冷的北方清晨，有个被冻得不停地原地跳动的老头儿正排队买粮食，这老头儿边跳，嘴里还一边嘟嘟嚷嚷地念个不停。待走近听个清楚，才发现念的是毛语录——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牺牲奋斗，奋斗牺牲。

中国文化有美化“死”的传统，什麽羽化升天，往西天极乐世界，脱离苦海，其实都是生不如死，又怕死，只好自我精神麻醉罢了。有人说共産主义是穷人的鸦片烟，毛泽东则把共産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给搅和在一起，不但让你活着爲我而活，哪怕死也得爲我而死。《水浒传》写到最後，宋江带领衆英雄好汉们自杀，用结束自己的生命来报答招安他们的圣主明君，可真是“视死如归”。熟读《水浒》的毛泽东也充分地利用了中国人的“视死如归”的愚昧传统，把中国的青年们迷醉了之後，送到“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去当炮灰，毛让这些中国人死得多“美”啊。

中国人不能把生命本身当作目的，连老蒋总统也训示我们——生命的目的在创造宇宙继起的生命。既然不能把精力花在自己身上，又不愿诚心诚意去服务别人，只好在自己的儿孙身上寻求补偿。什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都是因爲自己不敢成龙、成凤的变态补偿心理，让儿女们成龙、成凤之後，再披着“孝”字面纱，来向儿女们要求回报，好享受名正言顺的生命。这种拐弯抹角，到头来还是爲了自己的付出，其实更造作而不自然，虚僞而不真实。也由於这种耻於尊重自己的生命，却想方设法在下一代儿孙们身上找回来的变态补偿心理，使得中国人越生越多，像黄鼠狼下耗子似的，一窝不如一窝。既不允许中国人正视自己的生命，中国人的生命也终於被自己作践得一文不值。如今，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又该如何重建自己的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呢？祸头子实在不能不表示悲观。

吃饱就好的中国农民平均意识——使馆杂记

中国人最讲究吃，不单活着的时候讲，连死了以後还讲，中国人祭祠死者的献礼中最丰富的就是食物，传统祭文总是在结尾的时候说：“呜呼，哀哉，尚飨”，用白话文来翻译则是：“唉呀，可怜的你呀，活着的时候吃不到，现在总可以名正言顺地享受一顿了。”

中国人讲究吃的原因，或许不在食物本身的诱惑，而可能是由於其他欲望都不敢讲，故而被压抑而变态转移，人活着总得干点什麽，既不能造反，又不能追求异性，便只好把时间都花在吃上。然而，要想吃得好，必也先吃饱，所谓“民以食爲天”可绝对不能当做美食理论，而只能解释作不能把人饿死。因此，中国人的“吃”文化，主要讲的还是饱不饱的问题，而不是好不好的艺术；就像是蚁洞里的蚂蚁一样，除了蚁王能纵欲享受之外，其他人都只能以吃饱爲标准。

正是在这种以吃饱爲标准的传统中国农民平均意识的支配之下，八九抗议运动所提出来的“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才能得到社会各阶层的一致回应与支援。不单老百姓看了当官的大吃大喝而眼红，就是小官看见大官美酒美食也不舒服，心理也有气，这种情况，像极了鲁迅在《阿Q正传》里的某些故事：假洋鬼子和赵大爷不许阿Q革命，阿Q又不许小D和大胡子革命，都以爲参加革命以後便能吃好的，你他妈的凭什麽资格也配来参加革命。而八九抗议运动之所以能得到各界的声援，其中不得排除中国传统农民平均意识——除尽不平方太平——的农民革命意识。

因此，赵紫阳因打高尔夫球而在运动初期被人们列作打倒物件的原因，也正是他敢公开享受，这不仅得罪了平民百姓，也不见容于靠打土豪、分田地起家的中共老革命前辈。所以赵的老板见不得赵的自命不凡，把赵打成个分裂党的罪名，实则起了杀鸡儆猴的作用，看看以後还有谁敢明目张胆地吃好的，让你们吃饱就称功德无量了。而中囯共产党的农民平均意识正是“吃饱”二字，因此，凡是想吃好的，全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全都得铲平。

所以，在八九年大陆派出了袁木与学生对话的时候，当学生提出赵紫阳打高尔夫球的非议的时候，袁木可是高兴极了。看过这场对话的朋友们，或许还能记得袁木那掩饰不住的喜色，当时袁木的心里必定大呼得意。得意你们这批小毛孩子中了老夫的毒计而不自觉，老夫想暗算赵紫阳正苦无工具，正好利用你们的红眼病，也不亏共产党白白教育你们一场，你们的农民平均意识学得还真到家，老夫一点就着。而结果，这场对话，始终被袁老牵着鼻子走，如何也回不到民主、自由的正题上去。

在“吃饱就好”的中国农民平均意识的支配之下，中共发展出来了一套吃饱理论，理论是如果大家都想吃好，则一定会造成大家都吃不饱；因此，爲了不饿死人，所有的粮食都由我共产党来分配。结果却造成了只许共产党吃好，而四十多年来，由於吃不饱而饿死的人还果真不少的事实，这是中共的对内控制理论。而对外，对西方世界丰富的物産，则中共不在自己因违反人性而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及消极怠工低效率上自我检讨，而解释作这些都是从不发达国家剥削来的繁荣，因此，爲了不让发达国家剥削，只好把大门关紧。

难道中国人只能吃饱拉倒吗？难道外国人吃好就会让中国人吃不饱吗？左右了中国人两千年的吃饱平均主义还将横行多久？把吃饱当做奋斗目标的中国人难道就真的能不被饿死？什麽时候中国人才能允许别人吃好，也同时爲自己吃得好而努力？

现实压倒一切理想的中国人

看过邓克保写的《异域》的人肯定不少，尤其是男性读者。看完了《异域》之後，所受到的影响也肯定不小，而祸头子正是最受感染的中学生之一。那时候，祸头子十五岁，正上高一，由於《异域》是本禁书，教官不许我们看，大家只好等宿舍熄灯了以後，躲在被窝里拿手电筒挑灯夜看。一边看一边咬牙切齿地痛駡那些卖枪炮换黄金外逃的国军将领，一边抹眼泪，暗自发誓：长大了以後，投笔从戎，去泰北边区参加真正的反攻复国基地，同九十三师的国军弟兄们并肩作战。在那段激动的日子里，祸头子几乎每夜都会梦见反攻胜利以後，回家乡看见奶奶和亲人的情景。直到升高二以後，才由於抵挡不住上大学的诱惑，而渐渐淡忘了《异域》里的弟兄们。

再想起异域，是八○年的事，韩定国代表中国人权协会邀请我参加中泰支援难民服务团。尽管我们服务的物件不是泰北九十三师的弟兄们，二是泰东和柬埔寨交界的考依兰难民营，对我而言，却同样是一次梦寐以求的难得机会。在我正式接受了邀请成爲第一队的团员後，我的心情就像是第一次上战场的士兵一样兴奋、紧张，感觉到英雄终於有用武之地，过去的一切教育和自我教育终於可以派上用场了。尤其是看过了郭冠英从难民营拍回来的惨不忍睹的华侨难民们的遭遇以後，胸中油然升起一股大丈夫当如此的气概。

可惜的是，国民党在碰到具体困难的时候，却不能不向现实低头，不单没有彻底实践他教给我们的理想，更临阵退缩，使我感觉到在战场上被指挥官遗弃的恶感。当世界各国都在想方设法尽量接受难民的时候，台湾竟一口咬定只收六个人，而泰柬边区却将近有两万华侨难民在等待救援。

确定了台湾只能接受六个难民的事实以後，我的心情就像那些有家归不得、无处可投奔的华侨难民一样无辜。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十多亿中国人，竟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胞受难而哑口无言，什麽事都做不了。想想我们打着国旗、队旗初到难民营的时候，难民同胞们的激动表情，盼望我们能做点什麽的期待心情，我第一次感觉到做“龙的传人”的可悲、可怜与可恨。

从泰柬边区回到台湾以後，我曾和队友们一块儿到处奔走、呼吁，然而事实上，除了廉价的同情以外，台湾始终拿不出具体有效的行动来证明一个中国人对另一个受难的中国人的真正的关怀。面对这残酷的冷漠，我无法放弃过去的理念，只好放弃生我养我的台湾。

我被中共强迫遣返台湾以後，听说六·四周年祭仅数百名台湾民衆参加活动，而却有四百万人买卖炒做股票。回来快两个月了，我还不断能听到台湾民衆骂我是机会主义者和变色龙的噪音。

被阉、自阉然後去阉人——使馆杂记

祸头子避难使馆後期得到了一部录影机，闲来无事，每天总要看好几部影片打发时间。其间，在一套介绍澳洲自然景观的影片中，祸头子看到了澳洲特有的袋鼠，才知道，原来袋鼠的群居生活形态是以一只最强壮的公鼠爲族长的父系社会结构。这种结构与许多母系社会的群居动物不同，却有点类似新石器时代晚期由母系社会进化到父系社会的原始人类。作爲族长的公鼠，凭着气力独占族内所有的母鼠，而其他被打败的老、小、病、弱的公鼠，则只有眼睛吃霜淇淋的份儿，看得见却摸不着。这样的情况，一致要等到另一只更年轻、更强壮的公鼠把老族长打败以後才得到改变，而胜利者则成爲新的独占者。经由这种优胜劣败的生存原则，保证了最後的品种得以延续的自然进化原则，从而使得一代强似一代的袋鼠能适应生存的挑战生活到今日而不致绝种。

祸头子心里想：袋鼠幸好生在澳洲，若不幸生在中国的话，它们说不定能学会了中国人的阉割手术。最强壮的独占者乘自己年富力强的时候，把其他所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独占权利的雄鼠们统统阉光，让它们统统变成鼠太监。如此一来，即使在独占者年老体衰了以後，也还能继续享受独占全体母鼠的特权；而其他没了睾丸的鼠太监们就算能打败独占者，也无法传宗接代，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那只老而不死的贼鼠用自己越来越老化的基因，拚了命地制造一窝不如一窝的病鼠、弱鼠，最後终将因爲积弱不振而遭到其他健康强壮的动物淘汰，甚至於灭种。

可怜中国人不像袋鼠那般幸运，发明创造了阉割文化，违反了优胜劣败的自然法则，受到了进化论的诅咒，使得中国成爲老独占者的天堂，压抑了民族赖以进步的年轻人旺盛的生命力，成就了人类最早熟却也是最顽固的文化——阉割文化。

在中国顽固文化中，最顽固的东西莫过於实行了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专制。而中央集权专制政体所依靠的精神支柱，正是汉武帝用董仲舒建议的儒术，而儒家思想形成的年代正好是夏、商、周，中国父系社会结构逐渐稳定的时代。

在父系社会形成的过程中，由於人们生活的方式逐渐固定，由游牧进步到畜牧，由畜牧发展到农业，我们的老祖先们的活动范围逐渐缩小而直到後来被定死在自己的土地上，於是自然而然地带来了因爲近亲繁殖而造成了大量的低能儿和蒙古呆痴等现象。爲了避免这些现象，老祖先们逐渐地学会了血统原则，并把这些原则记录下来，就成了孔老夫子最讲究的“礼”。所谓“克己复礼”，应该解释作“不能和自己的近亲交配”；所谓“男女授受不亲”，也应该解释作“没搞清楚血统关系之前，青年男女们不许私相杂交”。而这些礼正是阉割文化的前身——“禁欲文化”。爲防止近亲繁殖而禁欲，当然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也同时是优生学的起源。可不幸的是，到了孔老夫子述而不作的时候，这个近亲不繁殖的原始优生法则却变质了，演变成了独占者要求其他所有人禁欲的法律，成了独占者合法阉割其他人的传统依据。这时候，禁欲的目的已不再是优生，阉割别人则成了维护独占者既得利益的手段。

到了司马迁的时代，随着独占者的独占欲望不断扩张，已经被孔夫子扭曲原型的优生禁欲法则再一次被独占者蓄意歪曲，儒术已完完全全地被利用成了独占者的统治工具。阉割竟成了一项刑罚，用来惩罚那些不服从权威、不听话、不愿被精神阉割的人，而被阉割者还要感恩独占主不杀之德。到了这会儿，独占者的独占领域，已从原始人对性的独占，扩大到对所有财富的独占；以至於，到最後，连人的思维、精神也在独占、阉割的范围之内。

面对独占者越来越贪婪的欲望，越来越强大的统治力量以及越来越严密的监视与控制，被统治的人们也不得不作出越来越大的让步。让步越大，所留下来的生存空间就越小。爲了在越来越窄小的空间中生存就必须尽量地压抑自我，甚至於，某些因过度压抑而完全丧失自我的人，爲了生存，到最後竟不得不把自己乾脆给阉了，去取得独占者的信任，到独占者的宫中、家里去讨生活，从而造就了中国传统的太监文化。在民间，则普遍流行“清心寡欲”、“安分守己”、“听天由命”等禁欲、自阉的明哲保身的生活信念，而这一切自我压抑，无非是爲了逃避被独占者阉割的命运而已，无非是爲了“好死不如赖活着”地生存下去罢了。爲了生存，就必须自我压抑；爲了压抑自我，就必须教育自己“六根清净”的好处。作了太监，就必须认准有睾丸的坏处。鲁迅把这种人的自阉心理叫做“阿Q”，阿Q最大的本事就是自我心理平衡，不论如何惨败，都能获得精神胜利。中国人连睾丸丢了都不在乎，就再也没有任何值得在乎的事了。爲了生存，什麽都不在乎的中国人，不但爲了生存造就了阉割文化，更造就了一批爲了能生存得更好而主动帮助独占者去阉割别人的人。这些人或借着阉割别人而升官、发财，或借着阉割更多的人去证明自己的能耐，希望能得到独占者的肯定，从而自我肯定自己生存的意义。在中央集权的官僚中，这些人各凭阉人的本事大小而任不同级别的政要；在民间，则三、五成群集结成乡绅，以卫道者的姿态出现，道貌岸然地借着阉人去竖立自己的道德碑坊；在知识份子里，这些提供自阉阉人的理论根据的人，则统称爲御用文人。这些以自阉阉人爲业的人所作的一切，累积而成了中国文化的道统——自阉阉人的道统。

如今，尽管帝王将相的称号都早已成了历史名词，而中共老人帮对大陆的统治，仍然是中央集权专制（由中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北京中南海的国务院里，虽然已不再有没了睾丸的太监行走，而整个党政官僚机构的只能仍然是自阉然後阉人。君不见北京社科院里如何新之流的御用文人，正心甘情愿地高举社会主义救中国的旗帜，在李鹏的赏识与夸奖之下，阉割大陆上十多亿中国人的尊严与意志。

陪爸爸回老家

我爸爸是个道道地地的中国老百姓。

他出生在农家，却不懂种田。念过好些年书，却又算不上是个知识份子。爲了逃避和亲表妹结婚，离家出走，却又没真的打过仗；至少没打过胜仗。到如今退了休和我妈离了婚以後的十多年来，除了打打小麻将解闷，唯一的嗜好是拉胡琴，他自己说——我心里有太多悲伤的事了！

爸爸小时候的歪名叫“洋油桶”，谁也不敢惹

小时候，爸爸的歪名叫“洋油桶”。洋油者，汽油也；装了汽油的铁桶，谁也不敢碰，弄不好就要炸。

爸说：你的爷爷，也就是我的爹（在我们老家喊父亲叫爹，把叔伯都叫爸爸，是表示亲之又亲的意思）好抽大烟，抽舒服了就睡觉，谁也不敢吵。谁要把他吵醒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拿麻绳把你绑在长板凳上。他不用那种宽的竹片子，拿那种捆扫把的细竹条子三根五根作一束，抽得你身上红一条紫一条地。打完了，还问你告饶不告饶？我心里不服，口里喊：告饶了、下次不敢了。等绳子一松，我拔腿就跑，跑了就不回来，就是要赌这一口气，看谁狠。

但我们老家那个地方，你也去过了，能往哪里跑嘛？最近的人家都要隔几里路。到了晚上，天又黑，又没有电灯，到处是森林，东一声虫子叫，西一声野狗吠，我只好躲到院子里大家找不到的地方。等你爷爷奶奶着急了，打发家里的佣人、丫鬟、长工点着灯笼，满山遍野到处喊“龙云、龙云……老虎来了”（我的奶名叫龙云），这我才吓死了，故意让那个人找到我，把我抓回去。回到家里，爹也哄，妈也哄，还把好吃的留给我。这还不行，我又哭又闹，弄到睡着了还一抽一抽地喘不过气来。所以大家都喊我作“洋油桶”，知道我是不好惹的。

我的表妹，也就是你奶奶的亲哥哥（我的亲舅舅）的女儿，她爲什麽会嫁给我呢？因爲她爸爸教神兵杀了！

“神兵？”我问。

爸爸说：神兵究竟是什麽人，我也搞不清楚，只记得还是读小学的时候，有一天，上着上着课，神兵就来了。哦哟哟，一来就是一大群。他妈的拿着好大好大的刀，身上脱得精光，围片红布，又喊又叫，叫什麽“刀枪不入、炮子化灰尘”，在学校的操场上，又蹦又跳，又跪又拜，像发了神经一样。两个两个的把一根老长老长、两头都是尖的矛，分别用肚子抵住一头，就这麽推来推去，硬是把根矛枪给推断！後来我父亲领了团练兵来，才把他们赶走。“这听起来像义和团、白莲教似的？”

舅舅是武秀才，去打神兵时被砍了头挂在杆子上

“那我搞不清楚，”爸爸说：“晓得他们究竟是些什麽人？大概不是共产党吧。我的舅舅是个武秀才，长得人高马大，一身好功夫，打得一手好枪法。他就是不信邪，带了他唯一的一个儿子去打神兵。用什麽方法打呢？用黑狗的血来涂在枪子弹上。起初还真打倒了几个神兵，但神兵人数实在太多了，打的是他妈的人海战术，就像过去共产党打我们一样，打了一波又上来一波。我舅舅的枪又是那种土炮，没有弹夹，要一发一发地一面打一面装。子弹是用菜篮子提起来，那怎麽来得及？等神兵冲上来靠拢了就把头砍了，挂在杆子高头。以後，他屋里头就剩下几个女人。你奶奶可怜她，就认了给我做童养媳，可我那个时候，已经上了洋学堂，都想追求什麽自由恋爱，当然不愿意，於是我就出外念书，再就很少回家了。”

我爸爸这一走，在外地念完了高中，又去读黄埔军校。按他说的话，他是弟兄当中胆子最小、最没出息的。爷爷常说他将来多半是个教书匠，可他却当了军人。在军校时爸爸接到了爷爷的一封信，吐露了爷爷的一个伟大的计划。信上说：爷爷十五岁读历史，看不到一个姓侯的人物；卅岁学阴阳地理，却又不得其门而入，後得异人传授，选了个风水宝地，葬了我的曾祖父，期望後人能发迹、能出人才，而爲此付出的代价竟然是“灭九族”。按爷爷的原话是“发三皇、灭九族”。“三皇”即是“第三个儿子”，而我爸爸正好是老三！

巫山县月池乡至今住着两三千讲究家族观念的侯姓宗亲

葬我曾祖父的时候，爸已出生。按爷爷的说法，那爸爸是发不了的，要发的是我们这一代。至於我的三弟，今年才二十出头，他以後能发成怎麽个伟大法，谁也不敢说。至於我爷爷关於“发三皇”的预言还留待二十年後才能印证，可“灭九族”却教他真给算准了。四九年解放以後，我的爷爷、大伯、二伯都是在土改及反霸运动中给枪毙、正法了的。正因如此，老家侯姓的亲人们就更喜欢说侯家埋祖坟的故事了。

还记得爸爸从小就教育我们几个弟兄，做人最要紧的是不能忘本。当他听到五年前我回大陆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老家探亲，更在过去这五年内尽我所能地照顾亲人，爸感到非常安慰。这次我陪他回老家，他向所有的亲人表示：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找我帮忙，还说这是我应尽的义务。

侯家在巫山县月池乡是个大族，大到如今还有两、三千姓侯的住在这群丛山峻岭当中。住在这儿姓侯的人非常讲究家族观念，到今天我们都还能从每个人名字当中的字辈判断出彼此的亲疏与辈分。我曾经接触过近五百多个亲人，竟毫无例外地全按照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取名。而且，每个人都还能顺口背出那二十个字辈编成的顺口溜。家族有多大，祠堂便有多大，我家那座早在我爸爸小时候便看起来像座古屋似的四合天井院祠堂，解放後，充公改成了小学，到现在都还能容纳六个大班，几百个学生上课。由此可以想见，六十年前侯家的家威。

老祖宗未完成的梦，使侯氏子孙得了“土地饥渴症”，一辈子辛苦勤恳，省吃俭用，全爲了土地；连婚姻嫁娶也以不减土地爲原则。

侯家在月池这群山里已生活、繁衍了将近七百年了。族谱里写着，侯家的子孙也都能准确地告诉你：侯家是在明朝洪武二年间，由湖北麻城迁来的，当年入川的第一位老祖宗名叫侯可。究竟是逃避什麽无法的苦衷或怎样恶劣不堪的困境，非逼得侯可这般重视家族观念的人，不得不离开故乡，跑到这原始大山里来安身？是逃兵灾躲性命？是江淮平原人多地少，分配不过来，没有田种？还是尽管有些小块田地，却因耕耘得太勤，太狠了，地力乾枯了，长不出东西，缴不出粮，完不成租赋？不管它究竟是爲什麽，我相信当年的侯可，就像所有湖广滇四川的开荒者一样，来到这里，看着这座山连山水连水的原始大森林，作着子孙满堂、粮食满仓的美梦。

侯可活着的时候，大概多半没能实现他的愿望。可他那未完成的梦以及浓厚顽固的家族观念，却成了侯氏家族的家训。侯家的子子孙孙也因而得了土地饥渴的不治之症，一辈子辛辛苦苦、勤勤恳恳、省吃俭用，全爲了土地；开铺子做做买卖是爲了赚钱买地，读书考官是爲了保护土地；哪怕是婚姻嫁娶，也都以不减少土地爲前提。於是乎，老表结亲，亲上加亲，竟成了最合适的婚配模式。因爲这种婚姻不但不会分出去土地，往往还能以陪嫁爲名增加土地。当时的医学知识不发达，亲人的土地饥渴症又太严重了，直到今天，在老家还经常看到近亲通婚生下来的先天性肌肉萎缩或癫痴的侯家後代。有的五官扭曲变型，有的秃顶，都是遗传性的低能儿。爲了土地，竟坏了侯家的“种”侯家的“根”，侯家的老祖宗是万万料不到的吧！侯家的老祖宗当然更预料不到，这些土地六百多年後竟成了“灭九族”的刽子手！究竟死了多少人没统计过，我也不好去统计，但是尚活下来的人爲了土地所受的罪就更惨不忍睹了。

我一直没敢告诉爸爸：奶奶曾经受过怎样的活罪。爸爲了孝顺奶奶而答应娶他的亲表妹爲妻，他一定经不起这种打击的。在我陪他回老家的路上，他总是反复地说他刚到台湾那年，每晚都梦到奶奶的眼睛瞎了，坐在黑黑的祠堂里，喊着爸的乳名，爸想偷偷地绕过共军的岗哨，回去看她，却总是被发现；被发现了後却总是跑不动，擡起枪也打不响。在我出生以前的六、七年里，爸孤伶伶一个，在台湾国军的部队里，每夜都是这个可怖的梦；每早都是被这个梦给吓醒的。他开玩笑地说：这准是奶奶在鸡蛋壳上画了个娃娃，写上了他的乳名白天黑夜地对着鸡蛋喊他，他才做梦的。其实，爸所作的仅仅是个梦，奶奶的眼睛并没有瞎，只是双手根本无法拿住鸡蛋，更别说是在鸡蛋上画娃娃、写字了。

在爷爷、大伯、二伯都正了法後，当地的民兵（过去是邻居，也偶尔帮忙家里做些重活）非说奶奶藏了金条，要她交出来充公。奶奶交不出，民兵便把奶奶的双手捆在扁担的两头，把她手指包了棉花，浇上桐油。民兵不敢自己点，强迫当时只有七、八岁大的么叔点火，么叔死也不肯，最後威逼利诱奶奶的侄女（也就是爸的表妹、妻子）去点。从那以後，奶奶挺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活到七九年才死。在死以前的卅年里，奶奶的双手连饭碗都捧不住！

提起奶奶，年岁大的亲人们最喜欢说的故事是：有一回奶奶又买了地，待卖主拿了田契来要钱的时候，奶奶因所有的钱和值钱的东西早已换成了地，竟把睡觉的床让人擡走，自己把大门拆下来睡。大家都说奶奶把地看得比命还重，我想奶奶一定是藏不了什麽金条的。

侯家虽不曾出过我爷爷理想当中的伟大人物，却也没少出过人才。仅满清末年翰林院的院士就有三个，其中有个叫侯敬三的曾追随孙中山东渡日本闹革命，参加过同盟会，後来回到巫山，民国时曾做过县长，因过於清廉、耿直得罪了人，之後辞官归隐养蜂度日。亲人们说：他养的蜂还是义大利引进的洋蜂呢。再者还有个叫侯国瑞的，是北京大学第一届的学生，可惜他身体不好，不久就病故了。这次回老家，爸爸说：一别四十年，最重要的事是安死者的灵，然後才是安生者的心。所以到了巫山月池老家後，几乎天天都是祭祖、扫墓。一天扫好几座，还不曾扫完十分之一呢。

月池乡的每人年收入只有一百多人民币，爸说他在台湾是低收入，回到老家就成了“万元户”。

离开月池老家後，爸爸觉得老家变化太大了，竟然有了公路、通了电，县城也比四十年前繁华热闹多了。过去巫山就没看过一辆汽车，出外上学时，抄小道走近路都得花两天一夜才到得了巫山县城。现在坐着北京212吉普，不消大半天便到离家不足十里地的山腰上了。家乡的山水风情也变了，从前的森林，如今都成了梯田。但是人多了，房舍也多了。爸指着他记得的属於我们家的田地，那可真是户大地主，绕过好几座山都还有我们的地。如今山里人平均拥有田地是一亩三分，除了这几年新引进的经济作物，其他种的和过去差不多，都是些玉米、土豆等不需要太多水的杂粮。家家户户也都养了些鸡、鸭、牛、猪。一亩三分地填饱一家几十口後，也就所剩不多了。

四川省是我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也是平均收入较低的省份。巫山县又是所有县里较低的，则月池乡就几乎是最低的了。一九八七年全国人平均收入已接近八百元人民币，月池乡勉勉强强差不多是一人一年一百多人民币。所以爸总是说：他在台湾属低收入，回到老家却成了“万元户”。老家的公共设施，不管是教育、医疗、交通、动力等，全都卡在这“钱”字上。当爸爸问大家爲什麽不出去上学、打工，甚至嫁到城里去的时候，大家都笑了。大陆的户口政策，实在很难在短时间内解释给爸听。

爸在老家因水土不服，闹的笑话、出的洋相真不少。县委县长以乡亲的身份欢迎他时，他只认准了县长是父母官，却听不懂县委书记爲什麽比县长还要大，因他完全不明白书记在大陆体制内的作用和地位。直到一位聪明人说苏联的戈巴契夫就是总书记时，他才恍然大悟。後来在宴会上他一高兴喝多了，竟把县委书记喊作戈巴契夫，把大家都笑得吃不下饭。

爸对这一次老家行的总结是“热情的、感人的、愉快的”。他希望以後每年都能回老家，和乡亲族人欢聚。

祸头子看《西游记》本是一场骗局——使馆杂记

祸头子小时候最爱读的书是《西游记》，最崇拜的偶像是齐天大圣美猴王孙悟空，可总想不通，一个筋斗能翻出十万八千里的孙猴子，干嘛非得一步步地耐着性子，去陪那个窝窝囊囊的唐僧上西天取经。尤其是看到了三打白骨精的时候，祸头子真恨不得把个美猴王从书里揪出来，好生开导一番，劝他别干拉倒算了。祸头子当时还看不懂，原来整个《西游记》，只不过是个诡计，是天庭因实在打不过天赋异秉的齐天大圣，而精心策画出来的借刀杀人、一石两鸟的毒计。

话说如来佛眼见孙猴子翻出了一连串的筋斗之後，一方面派出千里眼跟踪猴王去瞧他都做了些什麽，一方面在中间用千里耳传回猴王在五指柱撒尿的情况，急急忙忙把事先准备好的猴尿漆在掌上。待猴王依约飞到天边撒完尿留下到此一游的证据再飞回来之後，一边因爲飞行疲倦，一边因不知整个宇宙的过程都是天庭设计好的阴谋，只闻见尿，就错以爲自己果真飞不出如来的手掌，猛惊之下，天赋的法力尽失，被如来乘机按倒压在五指山下。而《西游记》正是天庭乘猴王还没自动恢复法力之前，由如来策画，观音一手包办，而交给唐僧执行的诡计。之所以不得不使用诡计的原因，是因爲杀不死猴王，而衆天兵、天将又皆因天下太平久矣，纵欲过度而伤了元气，实无法力克天赋异秉的猴王。硬的不成，只好来软功夫；明打不过，只好背地里搞暗算。

就在孙猴子法力差不多快要完全恢复的时候，一副慈悲爲怀的唐僧穿着如来王朝的官服（袈裟），出现在五指山下，揭开了早已不堪一击的咒符，骗得其实是凭自己的天赋法力破山而出的猴王，不明就里地上了天庭恩威互用的当，错把唐僧认作恩师，而糊里糊涂地要向解放自己的恩师感恩图报。一如历代各朝让被招安的土匪去降服其他尚未接受招安的土匪一样，整个西天取经的路线，正是冲着那些天庭失去控制的沦陷区而设计的。而《西游记》的如意算盘打的正是：一方面借用孙猴子的神通去收复失地，一方面伺机行动，准备乘猴王与诸魔两败俱伤的时候，坐收渔翁之利，彻底消除猴王这个心腹大患。因爲猴王不单仗着自己神通广大，要求天庭重新分配统治者的既得利益，最可恨的是猴眼里目中无人，竟自封齐天大圣。这不仅是对天庭权威的藐视，不把天王老子放在眼里，不给如来王朝面子，更直接鼓励了各方异议分子，一日不去，则天下一日不得太平、安宁。

唐僧用以迷惑猴王的使命感的口号是“取真经”，而取真经的目的是“普渡衆生”，换成共产党的话，就叫做“解放全世界”。就像是老鼠会或是地下投资公司的敛财原理一样，凡是被解放的人都要向解放你的人感恩图报，不单要无条件地接受解放主的掠夺，更要服从解放主的指挥，去爲解放更多的人、甚至於解放全世界卖命。而在全世界被解放之前，所有的被解放者的真实变化，只不过是改变了对主人的称呼而已；而被奴役的实质则不单不曾改变，反而是越来越严格，越来被控制得越紧，越来越喘不上气而已。大家都爲了解放别人而牺牲小我，而所完成的最後不过是解放主更大的自我。猴王不察，竟被利用来作爲天庭借刀杀人的利器而不自知，残杀了无数无辜的精灵，还以爲是做善事，替天行道，其实天道、人道，不过全都是奴役别人的藉口罢了。而天庭爲了挑拨猴王与诸魔的矛盾，激起杀机，则沿途不断放出吃唐僧肉能长生不死的谣言；猴王也许不明白普渡衆生的意义，却是出於本能反应地要保护自己的恩师。这就是爲什麽要挑唐僧这麽个窝囊废来具体执行骗局的道理，其用意全在引诱猴王的恻隐之心，这招不可谓不毒也。

西天的路再遥远，唐僧的脚程再拖拉，总是会有走到的一天；解放全人类的使命，终将因爲所有被解放的人都变成了新解放主的奴隶而面临考验。到了西天，谒见了佛祖之後，再无西去之路，再无可降之妖，该是天庭不得不向猴王摊牌的时候了。而其实天庭本无底牌可摊，宇宙中本无真经可信，衆生本无需普渡而世界本无法被解放；一切所谓的使命，不过是统治者爲了巩固统治的藉口，西天取经不过是借刀杀人一石两鸟的诡计。最後，在猴王一再强烈抗议要求之下，天庭只好弄出一部“无字真经”来哄骗猴王。最後，不知是猴王老了，累了，元气消耗尽了，打不动了，或是雄心壮志不再；根据《西游记》原著所述，猴王似乎并没有对天庭提出的“无字真经”表示异议，而顺从地接受了天庭统治者的分封、奖赏等安抚。

祸头子非常不喜欢《西游记》最後的结局，却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传统奴性文化的扭曲之下，猴王的志气被磨光，脾气被磨圆实在是最合情、合理的结局；而这一切，坏都坏在猴王儿时错不该羡慕人穿儒衣、行儒礼而兴起了“做人”的念头。猴王不明白：统治者教我们做人的目的是爲了让我们放弃自己的本性，让我们不思淫欲而他自个儿独占三宫六院，让我们知命安分而他自己爲所欲爲，让我们遵守规矩而他自己无法无天，让我们自我压抑而他自己却怎麽做都有理，让我们放弃属於自己的权益好让他方便独裁。猴王不明白他所仰慕的一切做人的道理，只不过是爲了阉割我们自己的诡计。当统治者还有气力的时候，他用刺刀来阉割我们，免得我们和他争风吃醋抢夺美女；等他老了以後，他用谎言教我们做人来让我们自己阉割自己。而最可恨的，是中国的读书人，不但自己甘於被阉割，还以帮助统治者阉割别人爲己任，唐僧就是这样一个自阉阉人的传统中国御用读书人。

在毛泽东王朝里，周恩来正是个典型的唐僧，是个不折不扣的解放主的总管家。正因爲周的鞠躬尽瘁、死而後已的传统工作态度，结果不单自己身先士卒绝子绝孙，更史无前例地把中国大陆十亿男女全阉割成了毫无生趣的无性人，从而使得毛成就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独占者。因爲，在周的精心策划、严厉执行之下，毛不单独占了所有人的财富与权益，更滴水不漏地独占了大家的思想与感情。而今，毛、周都死了，和毛周一起拿着枪杆子打天下、用刺刀阉割人民的老革命家们也都垂垂老矣。六·四大屠杀之後，刺刀因杀人过多而钝了，邓小平只好请出从苏联留学回来的江泽民充当唐僧，想继续用谎言哄骗人们自阉。可惜的是，经过十年改革开放，大陆上的人已再不愿去做雷锋式的无性人了，是中国知识份子醒觉过来拒绝自阉、阉人的时候了。而祸头子以爲，若要想彻底摆脱对政权的依附，重新建立起自我肯定的独立人格，中国知识份子务必要把孙悟空被唐僧招安之後的行径拿来当做反面教材，而以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爲榜样，重新改写《西游记》。既然真经本无字，则心里想什麽，什麽就是真理。一切普渡衆生、解放全世界的口号，全都是自阉阉人的屁，一切都要靠自己，只有自己才能超渡自己，只有自己才能够真正彻底地解放自己。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使馆杂记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喜欢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常常会不经意地脱口而出这句话。尽管这几年，有不少御用文人、马屁精，一厢情愿地爲中共统战工作涂脂抹粉，拿这句话去解释海峡两岸统一的必然性；而事实上，究竟是该分，抑或是该合，则往往并非统治阶级能说了算的事。

邓小平在六·四大屠杀之後，就曾经说过：这一场风波的来到，是不以人民的意志爲转移的话。而实际上，八九抗议运动当然是大陆民心所向，而唯独不符合邓小平等中共老人帮的意愿而已，唯独不以老人们不愿见到人民自动自发地示威抗议的意志爲转移罢了。

所以，祸头子以爲：今日大陆的局势，一如历次改朝换代前夕的瓦崩土解一样，老百姓要“分”，而统治者还拚了命地想维持“合”局。按中国历史的规律来看，祸头子认爲“分”是未来中国的主旋律，不论早晚，中国是“分”定了，谁也别想阻挡这个人心所向的历史潮流。祸头子此时此刻关心的，不是该不该分、当不当合的问题，不是分好或是合更好的问题，而却是该如何“分”的关键问题。

因爲，方式决定结果，理性的方式决定和平的结果；以仇恨爲动力的流血革命，决定了中国人永远摆脱不了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辛亥革命结束了满清，结束不了帝制；毛泽东清算了地主，自己却成了令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央集权专制独裁者。所以，用什麽方式去结束中共老人帮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当今最关键的方式问题。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希望邓小平能顺应民心、潮流，模仿苏联及东欧，以“和平演变”的方式，完成和平的民权革命，逐步地建立民主体制和自由社会。不幸的是，邓小平本人也逃不了中国传统暴力倾向的左右，坐失和平演变的大好时机。这只能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顽劣，和邓小平及中共老人帮的局限、短视，其中当然离不开毛的阴影。

毛泽东精通中国历代兴衰，甚至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规律，因而主动出击，三番五次地挑起各种政治运动，企图引导转移人民“分”的离心力，使之变型成以自己爲中心的向心力。可玩火者，必自焚，毛的倒行逆施，尽管成功地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却也同时提高了大家对政治愚弄的免疫力，耗尽了共産王朝赖以维持统治地位的威信，大大地缩短了“合”的周期；使邓小平在面对提早到来的“分”的潮流时，因黔驴技穷而不得不搬出坦克和机关枪来镇压人民“分”的思潮。

六·四大屠杀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实非邓小平所能想像，它不单决定了中共老人帮们死无葬身之地的命运，更唤醒了中国人以牙还牙、以暴易暴的血腥记忆，引发了潜藏在中国人血液里的杀欲。六·四这一滴血，很有可能成爲无休止的内战的第一滴血，因爲这一滴血所诱出的仇恨，有可能在此陷中国人于不断暴力流血的深渊之中，这才是六·四大屠杀所带来的最可怕的後果。这一滴血有可能决定了下一回中国人“分”或“合”的方式，而方式则决定了中国人再难逃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

其实，分与合都不可怕，怕的是只许分或只能合，怕的是分合不能同时并存、互相牵制，怕只怕分与合二者只能存其一。就像是离心力与向心力似的，有此二力共存，地球才得以依轨道绕太阳运行，而不至於被抛出太阳系，或被吸入太阳的大火炉当中。民主政治，正是同时并存此二力的文明体制，经由民主体制来适时协调这两个背道而驰的作用力，使不致脱离轨道而毁灭，实在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不幸的是，号称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我们，却只能像钟摆一样，始终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摆荡，非合即分，非分即合。分与合，离心力与向心力，在中国文化中只能是两个水火不相容的绝对矛盾，而从来不能互相牵制作用而稳定在一条相对稳定的轨道上，永远不能以和平的方式建立宽容一切矛盾的民主体制。因此，祸头子越看自己越自卑，悲哀中国人命中注定只能躺在血泊之中，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分分合合的暴力过程，心有余而力不足地强忍这个全过程的痛苦与悲哀。

是该以理性克制仇恨情绪的时候了。

是该以宽容并包分与合的时候了。

是该正视方式的重要性，讲究分与合的方式的时候了。

是该结束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的时候了。

最後，也作爲《祸头子正传》散文集的结尾，我要再一次重复八九年六月二日，刘晓波、周舵、高新和我到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宣言：

一、我们没有敌人，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

二、我们都要反省，中国的落後人人有责。

三、我们都是平等的公民。

四、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更真实的生命。

让我们一齐努力，彻底埋葬我们那部不断暴力革命的血泪史。

附录：

侯德健的“苦恋”？

郭冠英

听到侯德健去大陆的消息，我大吃一惊，一时之间，“龙的传人”的歌声，他那瘦削的脸庞，都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认爲这绝不是中共的“诱拐”与“诈骗”，也不是什麽“中共与港英政府串通的阴谋”（胡娜事件的中共思考模式）。侯德健也非“迷路”，这一定是他的自愿。

他爲何做此决定？我爲何不能同意这个决定？我一直在思考着。

我与侯德健结识於当今共産灾难最具代表性的橱窗——泰棉边界的难民营中。他那时候参加“中泰难民服务团”，在难民营中做文宣和其他的救济性工作，“龙的传人”这首歌也因此传遍了全难民营。

我当时去采访，有天傍晚看到他带领着二百多位难民子弟在唱“龙的传人”，那是我听这首歌最受感动的一次。

在难民营中，他告诉我一定要把这批华侨的受难谱写下来，他还把初步的旋律唱给我听。後来我听说他做了“潮州人”这首歌，但在香港电台播出後不久却被禁唱了，理由是“歌词内容涉及政治，对某国家，其制度及某政治人物，都加以低贬。”

这首歌的歌词如下：

我是潮州人，家住越南港；

我爷爷，我爸爸都是靠磨豆浆过日子，有一天胡志明的部下来到我家，说我们是资本家，就在斗争大会上把爷爷整死了。

十五年了，我逃难出来整整十五年了，不知我那一家三十几口还剩下几个人！

我是潮州人，家住越南港；

潮州人（泰棉边境难民的故事），潮州人，岁月年年老，天苍苍，路茫茫，山也累了，灵也累了，眼里泪里都想家。

（合唱）潮州人爲什麽不回家，爲什麽潮州人不回家……

我现在碰到侯德健，我仍要问他：“潮州人爲何不回家？”

我热爱中国，中华民族的美好山河常是“澎湃汹涌在梦里”。但只要一擦亮眼，我又知道“苦恋”解决不了问题，只要共産制度不变，仍然坚持着只有他能控制中国，那美好的河山就只能留在我的梦中。

我想侯德健一定记得那批越棉难民，谈起他们生长的地方，无一不说那是鱼米之乡，椰子大，榴莲香，但说着说着就掉下泪来，正如“潮州人”歌词中的一句“想起来又能怎样”。

做爲一个感性很强的人，侯德健可能听不进我这番太理性的话。但我仍希望他将来站在我们梦里的河山中时，能以他敏锐的感性把我们民族的苦难谱写出来，或许那首歌就叫“中国人”。

我希望他不会像过去许多人一样，希望破灭、绝望而返；我更不希望他像淩晨光一样，倒在绝美河山的雪堆中，以僵硬的身躯做爲大问号的一点。

我在来到旧金山後，住在一潮州难民的家中。他的两个女儿一提起难民营她们崇拜的侯叔叔，现在知道侯叔叔走了这条路，在他们单纯感性的心灵中，实在难以理解，我只有对她们说：“或许，侯叔叔最後不会令你们失望。”

不过，若从政治现实的观点来看，我更不能同意侯德健的作法。“龙的传人”这首歌会引起这麽大的共鸣，是基於台湾的中国人仍保留一份对中国的认同与关怀此一基础上，这与国民党过去三十多年的民族精神教育：在艰苦环境下仍坚持一个中国的努力有绝大关系。但是，由於中国大陆的专制落後，中国统一的迄未实现，中共多方孤立中华民国的策略，维持这个中国的观念已愈形艰难。这也是爲什麽有些地域主义观念较强的人，要批评排斥“龙的传人”这首歌的原因。现在侯德健这麽一走，更会强化认同中国者即多爲认同中共的疑虑，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是不利的。

正如那两位“迷航”的飞行员所宣称的：他们“迷航”的原因是因爲在电视上看到了大陆风光。这或许是爲他们的行爲找个合理化的藉口，但是他们这一讲，对国内那些管事的人员来说，必然是直觉的查禁播这类节目。但问题的真正原因是如此吗？

在我们国家目前的方向下，有些事情到底应如何做，实在应做一严肃的思考。如果认定过去的做法是符合国家民族的长远大利，那就应坚持下去，不要因细节而干扰了大方向。只要有坚定的信心，就不会在枝节问题上徒相指责，顾此失彼。再就行政层次来看，在目前“反三通”的政策之下，对处理持有外国护照的华人去大陆的事件，是应做更弹性的处理；但是若是持中华民国护照的国人，在此问题上则不应有太大的弹性考虑，所谓的“外国公司所派，出来後发表立场声明，就可宽容接纳”等说辞，是有失立场的。

但是有关侯德健的歌曲作品是否该禁却值得商榷。作者和作品应该分开对待，只要其作品不是亲共的，那作者个人行爲如何应与其作品无太大关系。将来若侯德健在大陆写出了些好的反共作品，那是禁还是鼓励呢？

侯德健去了大陆，我们就禁其歌；邓丽君在台湾，中共就禁其歌。这不是自造矛盾吗？

不要以人废言，“龙的传人”是首好歌；宋楚瑜在成功岭以“龙的传人”爲题所做的演讲是篇好的演讲。侯德健就算去了莫斯科，仍然不会改变他的歌的价值。

“龙的传人”这首歌必将继续传诵下去，历史将会这样记载：在退守台湾三十年之後，国民党仍在台湾维系了创作和发展这首歌的条件，值得中国人敬佩。

cater

2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2-23 15:18 只看该作者

多谢北国游子,辛苦了

菜爹

湿傅

2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2-23 16:37 只看该作者

很好的文章！！

人民日报采访的文字内容有吗？

我们处在他的位置能做的比他好？

竹本无心

鉴定大脑短路+人格缺失精分患者的砖家

2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2-23 22:49 只看该作者

好帖留名。

北国游子

真诚、坦荡，狂热、执着，无怨无悔、嫉恶如仇

2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2-23 23:47 只看该作者

人民日报

【日期】1989.08.18

【版次】1

【标题】侯德健谈“六·四”凌晨广场见闻

撤离过程中无一人被打死也没见坦克压人

【作者】长征;李志高

【正文】

新华社北京８月１７日电 （记者长征、李志高）反革命暴乱发生后躲进某  

一个国家驻华机构的作曲家侯德健已于昨日返回他在北京双榆树的寓所。他是６

月４日凌晨最后一批撤离天安门广场的人之一。

今天下午，侯德健在家中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身穿深灰色的Ｔ恤衫，戴黑

色丝边眼镜。记者问：“当时一些海外报纸说你被打伤了，是真的吗？”侯德健

说：“我很好，没有受伤。”随后，他向记者谈起了他６月４日撤离广场的经过

和他看到的情形。

侯德健说，６月３日那天夜里，广场上情况很混乱，学生们对是否撤离广场

意见不一。零时以后，学生们聚集到纪念碑周围。侯德健和另外三名参加“７２

小时”绝食的人也在内。

侯德健说，当时包括他们几个３０多岁的人在内，很多人都不冷静。这时，

红十字会的两名医生建议他们去和戒严部队交涉。６月４日凌晨三时许，侯德健

和另外一名参加绝食的人在两名红十字会医生的陪同下，搭乘一辆救护车去戒严

部队。

侯德健说，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前的长安街上被戒严部队拦住。戒严部队一位

政委前来和他们会面，告诉他们广场的东南角留有让学生撤离的通道。

随后，侯德健返回到纪念碑劝说学生撤离，当时学生们正用喊声的大小来决

定撤还是不撤。侯德健说，当时他也听不清楚哪种声音更大，但他管不了那么多，

见到学生就拉起他们，劝说他们撤离。这时，已有许多学生开始向广场的东南方

向撤离了。

他说，当时学生和部队战士的情绪都很紧张，双方都不知道对方要干什么。

有些战士平端着枪，但当侯德健打手势要求他们把枪口朝上时，大部分战士这样

做了。

侯德健说，在整个撤离过程中，他没有看到一个学生、市民或解放军战士被

打死，也没有见到坦克或装甲车压向人群。他见到有三四辆坦克停在广场外边。

他说，他在广场上听到了枪声，并且看到在广场西南角施放了催泪弹。但是他说，

枪是朝天开的，有的是朝纪念碑上的喇叭放的。

侯德健说，他是躺在担架上和一些人一起最后撤离广场的。他说：“当时我

被蒙在大衣里，听到枪声后很害怕，但医生告诉我不要怕，枪是朝天放的。”

当记者问到当时几个“学生领袖”的情况时，侯德健说，吾尔开希在广播时

说他身体不舒服，可能是因为心脏病发作，大约一两点钟他被广场上的医护人员

抬到纪念碑座上，当侯德健和部队交涉后回来就不见吾尔开希了。柴玲等人当时

也在广场上，但当侯德健去找柴玲要她一起与戒严部队谈判时，柴玲说“我是广

场总指挥，应留在广场。”后来听说，柴玲随第一批撤离广场的人走了。侯德健

说，他不认识王丹，只听说王丹６月３日晚曾来过绝食棚一次，但他没有见到。

侯德健说，他曾以日记的形式详细记述了那一段时间他的所见所闻，这份材

料的原稿现仍留在那家外国驻华机构里，并准备最近在海外发表。同时，他也同

意在国内发表。侯德健说：“我的这份材料写出来后，当时很多朋友都很吃惊，

说这份材料与他们听到的情况差别很大，但我写的确实是我看到的实际情况。”

侯德健于６月４日躲进某一个国家的驻华机构后，中国外交部曾多次提出交

涉，强调指出：外国驻华机构收留中国公民是不合法的，应及早让他出来。

侯德健今天对记者说，他在这期间和有关部门取得了联系，逐渐了解了外界

情况，决定离开这家外国驻华机构。昨天下午他返回了自已的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