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论——献给改革30年

刘松萝

1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2-7 21:38 只看该作者

保守论——献给改革30年

献给我的导师

保守论

——献给改革30年

刘松萝

革命与反革命，改革与反改革，革新与保守都是中性的事物。社会有时需要革新，有时需要保守。新的事物，不能完全代替旧的事物。我们的种种努力，不论革新还是保守，都是为了让社会更加合理，更加丰富多彩。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事物也会成为旧事物，与以前的旧事物一起接受历史的检验。

我们从历史中走来，我们也将成为历史。只有尊重人类的过去，我们才能够创造出为后人所称道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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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松萝

2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2-7 21:40 只看该作者

一、革新篇

1.革新与保守，角色的转化

2.“革新即正确”是一场灾难

3.保守在革新运动中的价值

4.革新的限度

5.革新者的角色与责任

6.社会不能永远处于革新之中

7.摆脱革新之革新的循环

8.摆脱“多动症”

附录：谢选骏：我们文化中的多动症

9.中国的改革，理论上的缺陷

10.关于《矛盾论》

11.实验论

12.革新，必须力戒机会主义（综述）

13.革新，必须力戒机会主义

14.革新，多少罪恶假汝而行

15.改革之改革——改革方式的变化

16.结语：改革不能成为强权的理由

二、保守篇

1.保守，更普遍的价值

2.保守，天然的权利

3.革新与保守都是中性的概念

4.学会就事论事

5.革新和保守都不能与权力捆绑在一起

6.历史不是永远进步的

7.新事物不能完全代替旧事物

8.民主制度是偏保守的

9.合理的社会机制：偏向保守，容纳革新

10.让革新者多费一些力量

11.积累过程的意义

12.略论渐进

13.伟大的人物超越了革新与保守

14.建立和保护独立的社会因素

三、保守，中国的具体情况

四、我们的困境——文化、文明与规范的复制与传递的中断

五、革新与保守，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

六、中国需要回归（概括性观点）

七、结论

附录：革新与保守，媒体时代的课题

刘松萝

3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2-7 21:40 只看该作者

保守论

——献给改革30周年

刘松萝

纪念改革开始30周年，正是我们讨论保守问题的绝好机会。不懂得什么是保守，不懂得保守在革新中的作用，不懂得保守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允许保守力量的存在，就不可能实现具有积极意义的革新。不仅如此，保守与革新一样，有着独立的价值。

我感到幸运，在长期的革新崇拜和革新迷信之中，在改革天然合理和唯我独革的社会气氛之中，我的导师一直保持着冷静的态度。他从来不简单地以革新或者保守作为判断问题的依据，执意坚持自己的判断。受到他的影响，没有把精力用在支持革新或者反对革新上面。其实，一旦摆脱了狭隘的改革和反改革的思维，我们看问题的视角就会宽广很多。应该说，这也是思想自由的组成部分。

大概在1990年或者1991年，我写了《革新与保守》，作为《民主与中国》中的一章。由于没有分节，在网上阅读会感到费力。因此，重新组织文字，并且根据社会后来的变化和目前的需要做了一些补充。当然，原文还算完整，思路还算通顺，作为思想的记录也是有价值的。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导师，献给改革30周年。

刘松萝

4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2-7 21:42 只看该作者

【保守论——献给改革30周年一、革新篇】

一、革新篇

1.革新与保守，角色的转化

脱离了革新谈保守与脱离了保守谈革新一样，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在谈论保守的时候首先要谈到革新。革新与保守的转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没有任何人可以永远充当革新派的角色。曾经是革新先驱者的康有为，以后参与了张勋复辟满清皇室的活动。曾经是革命先锋的蒋介石，执政以后比前北京政府更加专制。在改革以前，虽然各种政治运动都强调革命，但其中的个人崇拜和政治迫害毫无疑问就是倒退。

第二，在近几十年，很多根深蒂固的保守就来自革新。无限期地延长革命和改革的状态，不允许怀疑改革和革命，这本身就是僵化，甚至比过去的保守更加僵化。自诩为永久革新者的人，其实就是权力的垄断者。在这样的社会里，什么是新，什么是正确最终要由权势者来决定。这样的社会一旦出现谬误，结果是灾难性的。曾经在中国实行的领导职位终身制，朝鲜的子继父业以及刚刚在古巴发生的兄退弟及，就是极端的保守。古巴的卡斯特罗执政近50年，50年前美国是敌人，现在依然是敌人。这样的僵化和保守，应该说是举世罕见。中国的改革也是这样，教育、医疗和住房改革造成了新的三座大山，可以说是积重难返，至今也找不出解决的办法。

第三，没有道理的革新，没有节制的革新以及不允许怀疑和批评的革新本来就是危害社会的根源。我们今天的很多改革，其实就是为了纠正以往的革命所造成的偏差。

2. “革新即正确”是一场灾难

大多数革新都是在反对声中进行的。回顾中国的历史，我们会感叹保守力量的强大。自秦以后，革新和变法常常以失败告终。因此，不少论者对历史做出了过分的夸大和引伸，得出了革新就是同保守派斗争的结论。

保守的中国在近代受到了猛烈的冲击。抛开变化的实质内容，中国人经历了从君权至上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共和，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的剧烈变化。以后，中国又开始了市场经济的改革。在20世纪，世界上的各种主义都曾经在中国出现过。作为结果，中国人的观念终于从“不变就是合理的”转化为“变化就是合理的”。

与人们的预期相反，“革新即正确”的观念带来的不但不是光明，而且是空前的灾难。剧烈的动荡使中国人失去了判断能力，只知道没有见过的就是新的，新的就是好的。于是，中国人把随波逐流当成了弄潮，把没有一定之规，朝三暮四当成了不断进取。中国人没有耐心，追求速效。在惊慌失措之中，稍有挫折就怀疑从西方学到的东西不合用，要么改弦易辙，要么继续认为祖传的东西是最好的。

我在《中国与日韩的比较，兼论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作用》中说：“中国在历史上当惯了先生，因此在学习他人的时候不够虚心。我们学习别人，却不相信别人。我们往往浅尝辄止，小有成绩就沾沾自喜，以为马上就可以超过先生；我们遇到挫折又会惊慌失措，怀疑取到的是不是真经。”

“革新即正确”更大的问题是：有些人以革新的名义垄断了权力，垄断了话语权，排除了改进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将在后面详述。

3.保守在革新运动中的价值

在革新运动中，保守的因素是必不可少的。保守力量不仅是阻碍改革的因素，而且是对革新加以制约的因素。对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革新者本人往往无法察觉，而中立者和反对者会看得很清楚。

一段时间以来，郎咸平的言论引起了很多的争议。郎咸平的主张，很多都是倾向于计划经济的。但作为批评者，他看到了改革存在的问题，这些很明显的问题曾经长期被忽视。特别是在民营企业真实的效益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问题上，精通会计学的郎咸平有着独到的见解。

保守力量不仅是批评者，有时还是可能的替代者。长期以来，关于北宋王安石变法的描述，大多是保守派的反对导致了变法的失败。近几年来，一些论者指出王安石变法有正确的部分，有过于理想化的部分，也有错误的部分。还有一些措施出发点是好的，实际的做法却是南辕北辙，青苗法就是典型的例子。如果没有偏见的话，我们就可以认识到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由于当时已近民不聊生。司马光的保守措施不一定好，但却使国家能够勉强运转下去。在革新与保守的斗争中，双方都缺少协商和妥协的精神。记得台湾中广的历史讲座这样说：这新新旧旧的争斗弄得朝政全非，北宋的国力因此而大减，不久就被女真人灭亡了。

必须认识到，改革如果搞不好，就会被保守所替代。因此，改革者不要过于重视与保守派的斗争，而应该做好自己的事情。

2008.8.9.

4.革新的限度

大多数改革都是在危机中开始的。此时，改革的必要性非常充分。在有些情况下，改革的成效又是十分显著。因此，存在着继续深化改革的要求。

但是，革新应该是有限度的。革新的限度，包括了革新程度的限度和革新持续时间的限度。

革新的程度应该是有限的。我们应该做的，是改变和修订现有的制度。激烈的改革，则是用新的制度代替旧的制度。在此之后，就要让新的制度发挥作用。不应该为改革而改革，不应该无端地引起大的社会动荡。改革中间会出现混乱，但不可以把混乱当作改革本身。改革者不可以强行要求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配套的改革，不可以破坏传统，破坏社会道德，破坏秩序。法国大革命对天主教的镇压，苏联不断地批判资本主义以及中国的破旧立新，都引起了严重的后果。

革新持续的时间应该是有限的，这一点有时更为重要。进行一个重大的革新，不可避免地会对社会造成冲击。我们能够要求的，是不要以改革的名义随意扰乱社会的安宁。历史证明，如果能够缩短改革持续的时间，社会是有自我修复能力的。在日本的明治维新中，曾经出现过天皇与幕府的战争。在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中，曾经用强力废除了很多旧的事物，引进了很多西方的事物。现在看来，日本和土耳其不仅比中国更早完成了革新，而且比中国保留了更多本民族的传统和文化。究其原因，就是这两国的革新是坚决的，而持续的时间是有限的。

5.革新者的角色与责任

对于革新的鼓吹者，我们无法要求他们承担什么责任。但是，当他们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之后，就应该考虑到言论的实际效果。特别是当一个人负有推行改革的权力以后，他就不仅仅是改革的倡导者，而且还是管理者和统治者，必须肩负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公平，保障国民幸福的责任。

在变革的气氛当中，公众会暂时忍受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此时，革新者不要产生侥幸心理，不要认为忍耐是公众的义务。必须认识到，处理好日常事务是改革成功的前提之一。

鉴于革新者曾经承诺改革会给公众带来福利，他们就必须关注公众的实际生活状况。面对公众的抱怨，如果革新者一味地要求他们继续忍耐，要求他们继续为革新而牺牲，用对未来的憧憬来搪塞他们，那就是彻头彻尾的欺骗了。

尤其重要的是，革新者不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变成破坏者和压迫者。

6.社会不能永远处于革新之中

社会不能永远处于革新之中。不断地革新，说明了一个社会缺乏自我完善的机制，一个民族缺乏成熟的，负责任的生活态度。对比各个国家发生过的革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革新过于频繁，过于随意，有时甚至近乎儿戏。我们以为自己在不断地进取，其实却是缺少一定之规。最后的结果是，不断进取的中国，反倒不如很多保守的国家。

革新是一种非常状态，对社会是有伤害的，因此不能成为社会的常态。

2009.8.10.

7.摆脱革新之革新的循环

考察中国的革新，可以看到造成不断革新的三个原因。

第一，很多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于是就在次要的问题上面零敲碎打，翻云覆雨。结果是社会承受了很多的颠簸，却没有得到多少进步。

第二，由于受到错误的革新观念的影响，只考虑改革的收获，不考虑减少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认定一件事情应该做，就会拒绝批评，不计后果。

第三，缺少历史常识，缺少思辨，总是犯同样的错误。

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进行的革新，不过是在纠正以往革新所犯的错误，有时甚至是错上加错。

对手工业和小商业实行国有化是革新，恢复个体经济也是革新；建立人民公社是革新，解散人民公社也是革新；废除高考制度是革新，恢复高考制度也是革新；废除军衔和职称制度是革新，恢复军衔和职称制度也是革新。这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反复告诉人民：再也不能让一些人永远垄断革新，在那些根本不能犯的错误中去体会“失败是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否定之否定”的道理了。

一个民族一旦陷入革新之革新的循环，不断地对自己实施否定之否定，无异于自我毁灭。

刘松萝

5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2-7 21:45 只看该作者

【保守论——献给改革30周年一、革新篇】

8.摆脱“多动症”

考虑类似想法的时候，看到了谢选骏先生1989年2月28日在《文艺报》上发表的文章，《我们文化中的多动症》。谢选骏谈到的是文化，然而“多动症”的说法也生动地说明了社会其他方面的现象。

对改革的片面理解，让我们的社会处于多动之中。朝令夕改，政出多门，办事没有一定之规，今天否定昨天，明天又否定今天。不仅过去大家所反感的马路挖了填，填了挖变成了常态，而且启用没有多少年的大厦也会推导重来。翻看报章，大厦在爆破中轰然倒下居然成为佳话。在城市里面，几乎找不到可以长期爬满攀援植物的墙面了。按照北京海淀和昌平的方言，这样的行为叫做“摆忙”。

摆脱“多动症”，让人们认识到胡闹不是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了。

附录

我们文化中的多动症

谢选骏

  多动症是未成年者特有的一种病症，是体能和智能发育过程中的一种障碍。据说，患者在一周岁以前身体和智力的发展超常，仿佛早熟的天才;但却埋下了一个隐患，越到后来，精神越难以集中，经常不知所以地乱说乱动，结果入学即进入有规范的社会生活不久，就因行为缺乏一贯性而显出了日益扩大的劣势。这种孩子不合群，好动成癖，破坏性强，难于培养。   

  "文化的多动症"是笔者拟构的一个词，用以指代社会文化中类似多动症的浮躁性和缺乏恒心。它表现为浅尝辄止，不求甚解，急功近利，律动失常。它对事物似乎怀着不知疲倦的探索欲，但这种探索却常常半途而废。它以害怕寂寞、酷爱热闹的风派性格在追逐文化;其实这种癖性，恰恰是在长时期的反文化过程中形成的，时下却极妙地化到文化运动中来了。结果反文化的力量，变为"揠文化而助长"的看不见的手。据说，催产素与剖腹产可使婴儿产生多动症，是否我们的文化也遭到了类似催产素的袭击或类似剖腹产的运动呢？  

 文化的多动症，一时把政治标准奉为第一，一时把市场价值奉为第一，一时又把评委的"金口五言"奉为第一。如果这些"第一"真能形成可以信赖的传统，倒也是一说，可惜这些"第一"本身既无一定之规，又多受时尚与心血来潮的支配，所以到头来"好得很"的喝彩声便成了各种文化的共同审判官，成了历次文化痉挛运动的统一动力。可以信赖的传统被踏破之后，不可信赖的传统成了一种新传统，文化的多动与痉挛成了一种常规。可信的坐标既被否弃殆尽，多动就成了存在的标志、活动的证明，成了时代的天骄。"打一个枪换一个地方"，不再是受人谴责的浪人行径，反而成了令人倾慕的弄潮儿。潮的可控度既然颇低，所以弄潮儿俨然成了潮之主宰，也就必是假象。   

 文化多动症的背后，是弥漫全社会的投机心理的"氛围"。据说1988年是一个"裸体艺术年"。以北京的"现代人体艺术展"为高潮，各地纷纷举办展示裸体、半裸体的活动，这一热潮是否中国人审美情趣自然发展的结果呢？不是。说得尖刻一点，这也是某种社会投机心理的爆发。观察家不难发现，缺乏裸体艺术的民族传统，使我们与文艺复兴时的欧洲完全不同。所以我们无法把裸体艺术与民族的历史、传说、神话结合起来。其中，既少风俗的支持也无哲学的规约，我们的裸体艺术终于流于一种"无主题变奏"\----常常为了裸而裸，为了技法而裸，以至连美感都虚脱了……。但是，裸体艺术怎能等同于解剖学课程呢。   

 当然，这责任不在裸体艺术家们，须知这本是他们的工作。我们这里发掘的是那种社会文化的多动症----以剧场效果为裁判的"无病呻吟"，一种没有内力的趋时之举:有各种各样的"时"，过去是政治时，现在是市场时，两时唐突，激发多动。我曾看过某出版社的大挂历，内容是衣着稀少的中国女性。这时尚本从域外而来，但人体的神情却大不同她们的外国同行。这些影像缺了一种自然之美，而多了一层镜头意识。她们的神色是那么的兴奋和紧张，仿佛竭力遏制着欲望。那感觉象在偷吃禁果，这种非艺术的肉欲和西方美术从阿佛洛狄忒女神脱胎而来的裸体造型意义恰恰相反。   

 我们正在干我们的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所以我们又以"批判封资修"的长期训练所压抑的人格一跃进入现代文化的氛围。结果和漫画上描写的"刘姥姥进大观园"不谋而合。焦大若是上了《花花公子》的封面，将是一种什么表情？我们常常悲哀地发现，我们接受西方文化时所采取的表面化方法，和我们批判西方文化时拒人千里之外的立场，实际上是款通的。这真是大喜大悲的哑剧。我们常以厚今薄古、"唯我独尊"的姿态来为自己合理化，但与一切传统(也包恬了西方的传统)实行最彻底决裂的最终结果，恰恰释放了人性中最具破坏性的潜能，从而逼使文化的发展进入了旷古未有、举世罕见的失重状态。它在文化上不仅朝令夕改，莫衷一是，而且十分可怕地采取了一窝蜂式的集体动作。无怪有评论家惊呼:我们在空间上固守一元论，在时间上却被多元论牵着走。而"否定之否定"恰是对文化多动症的哲学总结。   

 我们从此成了"文化的无产者"。"人无恒产，遂无恒心"\----这古老预言点破了我们文化的特性。文化无产者自然有文化的无恒心与文化的多动症，它几乎无限制地随遇而安，结果是无限制地动荡。即使上乘的也徒有外在的模仿，而绝少内在之意韵。因为高级文化所呈现的那种意韵，本是心的分泌物，它只能被心相感应。所以这几年，我们仿佛着了魔似地试验着各种引进的法宝。从经济理论到娱乐片，从时装到宗教仪式，从艺术到各种学术思想……但快速的变奏，即"接受----放弃----再换一种新的"，仿佛倒证明一个个法宝的不灵，故其兴也迅疾，故其衰也迅疾。我们迄今难以持续稳步地展开国际文化的深层交流，概可溯源于此。难怪有位常年驻华的老外预言，不久之后，新的排外运动又将崛起于中国……   

 这当然由社会环境的空前大变所致，但谁又能否认，还因为我们的文化确实少了个属于自己的核心:当此无心之际，应该说，仅仅争辩文化的本质取决于它是"为什么人的"已是不够的了。文化是为一切人的。但是文化还不仅仅是为一切人的，文化还有自己高尚的目的，这就是要代人渡越欲望与意志的反复无常，而拓开一个精神的空间。正是在对这空间的寻觅和创造中，使多动性得以自控，文化的内力呈现出来。   

 (原载《文艺报》1989年2月28日)

9.中国的改革，理论上的缺陷

改革当中的一些现象是中国独有的。这些现象的发生，与错误和片面的改革理论是分不开的。按照这种理论，改革具有天然的正确性和正义性，改革必然要付出代价，改革是新旧势力的斗争，改革的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

在上述改革理论中，有些本身就是谬误，有些正确的部分被过分地发挥了。一旦被这种理论武装起来，人们就会失去正常的判断能力。

必须指出，改革并不具备天然的正确性和正义性，改革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接受公众的检验。

2008.8.11.

10.关于《矛盾论》

一直想写这个题目，在这里就革新与保守的问题作一简述。

作为哲学著作，《矛盾论》是有价值的。《矛盾论》中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论述可以说是精彩的，而其中的方法论也不乏值得参考的地方。与此同时，《矛盾论》有不少偏颇的内容，作为指导思想尤其有害。

关于运动与静止，对立统一与斗争，《矛盾论》中有这样的论述：

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着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引起了统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显着地变化的面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而统一物的分解，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状态的破坏，变到相反的状态，便都是事物在质变状态中、在一种过程过渡到他种过程的变化中所显现的面貌。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所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

记得在以前的哲学课上，老师做出了这样的归纳：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才是绝对的；对立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才是绝对的。我想，否定静止和稳定，夸大运动和斗争，并且把运动的形式简单化，是《矛盾论》的致命弱点。以后，又经常把运动理解为激进的举动。

正是这种绝对的运动观和斗争观，引导中国走上了动荡不安的道路。哲学是一回事，治国是另一回事。治理国家，就是要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保持社会的稳定。套用《矛盾论》的语言，执政者应该在绝对的斗争和运动当中努力使社会保持相对的稳定。应该说，在几十年里，领导人恰恰把事情做反了。作为执政者，迷信运动和斗争，最终就会变成破坏者。

即使按照《矛盾论》，运动是绝对的，人类社会的运动形式也具有特殊性。最起码的一点，就是任何运动和进步都不能让人活不下去了。动辄用“一万年”和“物质不灭”等过于宏观的语言，实际上就把人变成了分子意义上的物质。如果是这样，革命和反革命也没有区别了，因为那都只是物质运动而已。

奇怪的是，现今有些年轻人虽然没有经历过文革，却拥有类似《矛盾论》的思维方式。其表现为：忽视制度、道德和规范；强调变化，忽视变化可能带来的危险。比如，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反问：克隆几个人有什么了不得？歌星凭什么不能当教授？

另外，《矛盾论》中关于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论述导致了类似“纲举目张”的简单思维，也就是只要革命或者改革搞好了，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顺便指出，《矛盾论》中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论述被忽略了，而同一性被斗争性压倒了。

说明：

需要说明的是，任彦芳先生在《四十年后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提纲）》中说：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错误导致行为的失误。毛泽东信奉“斗争哲学”，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他写出的《矛盾论》，接受的是列宁的思想，把对立面的斗争认为是绝对的，而统一是相对的。他对杨献珍提出的合二为一，批判为阶级调合。斗争哲学在没有取得政权的革命时期是有用的哲学思想，但在取得政权后仍旧用斗争哲学，就必然引起社会混乱，没有一点进步作用了。这是二维思维。中国古代的老子提出的是三维思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只有实践三维思考，才可以进入和谐社会。

还查到一些其他相关的文章，将在定稿时附录。

2008.8.12.

11.实验论

人们在为革新辩解的时候，常常以“前人没有做过”为托辞。比如在改革初期，有人就认为改革是前所未有的事业，没有任何先例可以遵循。“前人没有做过论”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我们所做的不少事情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或者是有类似事例的。动不动就认为我们在开创，是不懂历史的表现，是无知的表现。第二，如果我们真的在做开创性的事业，就应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不是以创新为名拒绝批评，文过饰非。

在以往的革新当中，也不是没有考虑到谨慎行事。不少重大的措施，曾经在实施之前进行过试点。试点，就是一种实验或者试验。试点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违背了实验的一般规律。

在试点当中，上级给予试点单位过分的重视，给予种种物质上的优惠条件甚至种种特权，这就决定了试点结果是不可重现，无法推广的。改革以前的大庆和大寨，改革当中的经济特区，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这样的问题。另外，在评价各地区的成绩时，也存在着不公平的现象。那些备受赞扬的改革先锋地区，除了锐意进取之外，也和拥有违规的特权有关。以后我们知道，不少地区不仅曾经走私猖獗，而且在环境和劳工问题上不足为训。

在对试点结果的评价上面，问题就更大了。通常的结果是，不论试点是否成功，都只准说好，不准说坏。于是，试点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探索，不如说是为了劝说甚至强制大众接受官方的意图。可以说，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的试验，我有以下的看法：公有制是人类自古以来的理想，试验一次是不为过的。但是，这场试验开始的时候就暴露出不少问题，不少有识之士也提出过批评和建议。面对不同的意见，秉承阶级斗争理念的人们反而认为敌人的反对恰恰说明了我们的正确。就这样，试验进行了几十年，试验覆盖的人群太大了，代价太高了。

上个世纪80年代，在社会主义理论的故乡法国，社会党总统密特朗上台执政了。密特朗任命的总理莫鲁瓦在电视上宣告：社会主义的钟声已经敲响。随后，密特朗的社会主义试验出现了不少问题，社会党也在大选中失利，面对问题，社会党对激进的政策做出了调整，又在下一次大选中获胜。现在，左右两派都是法国重要的政治力量。尽管左右两派轮流执政，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理念，比如劳工权益和社会福利，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可以说，法国比很多社会主义国家还社会主义。

按照欧洲的标准，法国在处理变革问题的时候不足为训。尽管如此，法国的例子还是比苏联和中国好多了。

对于重大的革新，一定要采取谨慎的态度。不幸的是，改革以前的中国喜欢不断地进行试验，把几亿人安身立命的土地变成巨大的试验场，而有些试验是以数百万到上千万人的生命以及数百亿到数千亿元的经济损失为代价的。对此，有人认为，在政治运动中，中国人变成了试验室里面的小白鼠。曾经和我在一起工作的姚子伯先生说，这是把中国当成了小小的试管，随意向里面滴一点碱、酸、盐和各种化合物，看看颜色、温度和气味有什么变化。我要补充的是，这些其实已经不需要试验了，教科书中早就有说明。

应该这样说，毛泽东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并且缺少起码的试验训练，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进行成功的试验，也不可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有人说，毛泽东是一个有诗人气质，充满活力，不安于现状的人。他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希望不断创造新的事物。如果毛泽东是一位思想家或者理论家，这种不断探索的精神也许还能给人们以启示。但是，毛泽东是一位亿万人命运的领导人，他强迫人民去实践那些不成熟的，有时是荒谬的思想，这就使得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缺陷直接转化为灾难。

如果一位建筑师不满意自己的设计，一次又一次修改图纸，人们至少应该肯定他的勤奋和追求。但是，如果他把已经竣工的房屋一次又一次推到重建，人们的评价就会截然不同了。

2008.8.17.

刘松萝

6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2-7 21:46 只看该作者

【保守论——献给改革30周年一、革新篇】

12.革新，必须力戒机会主义（综述）

尽管过去在党史中不断地讲述反对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仍然是现实当中应该加以避免的倾向。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革新与保守》中谈到：“对革新抱有机会主义态度，幻想能够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就助长了浮夸风气。”我在《国家的制度化》里面的《乱世》中说：“那些久经乱世的领导人一直没有学会治国安邦的长久之计。他们只有战术和战役观点，只知不择手段实现眼前的目标，而不知这样做会埋下隐患。”

2005年4月，邹啸鸣先生发表了《和平崛起谨防国家机会主义》。虽然邹啸鸣所讲的是外交问题，具体上是抵制日货的问题。他的思路还是有更普遍的意义。

2006年7月，叶之秋先生发表了《反思我们身上的机会主义》。2008年4月，忘忧轩主先生发表了《中国渐进改革三十周年祭——机会主义悲哀》。

应该说，以上工作是有开创性的。

1. 邹啸鸣. 和平崛起谨防国家机会主义.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 … ID=1&ID=1974366

2. 叶之秋.反思我们身上的机会主义.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807/45519.html

3. 忘忧轩主.中国渐进改革三十周年祭——机会主义悲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efc2f010095tl.html

13.革新必须力戒机会主义

现在，已经到了把“改革与机会主义”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的时候了。

任何革新都是艰难的。为了让改革能够被社会所认可，有时需要在较短的时间里面拿出看得见的成效来。而过于重视短期的效果，并且成为一种习惯，就会产生机会主义。

一位作家在谈论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说，王安石办事急躁。办事急躁就会追求速效，追求速效就会任用小人，就会导致下面造假。在以往的革命、运动和改革当中，领导人提出了想法以后就希望尽快得到预期的结果。于是，就出现了各种几乎是自编自导的试点。试点的结论，当然是早已经准备好了。在这种社会环境里，希望出人头地的人就会揣摩领导的意图，撰写领导人喜欢的文章，或者制造出领导人希望看到的创举。有些人在政治运动中的冒进和害人，就是这种机会主义的极端表现。

改革以前的党史，几乎就是路线斗争史。那些错误的路线，被一概斥为左倾或者右倾的机会主义路线。有意思的是，过去的机会主义我们没有看到，正确的路线却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

机会主义的泛滥还与我们的社会机会缺少，缺乏竞争的规则，缺乏安全感有关。尽管不少反计划生育人士有不少高见，中国的人口还是太多了，人口密度太大了，个人的机会太少了。这种先天不足的条件再加上长期的乱世，造成了国民朝不保夕的心理。更严重的是，在太平年月还在沿用乱世中的统治方法，结果就是国家永无宁日了。

机会主义的领导加上机会主义的国民，结果就是大家都不重视规则，不遵守秩序，只求结果，不问过程。

机会主义的理念和习惯，加上狭隘的进步观，使领导者看不到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没有概率的概念，没有机会均等的观念，总能够在社会上找到成功者，以证明社会的光明。事实上，他们是在以偏盖全，只看到一部分得到机会，抢到机会和骗到机会的人，陶醉于丛林法则之下的欣欣向荣。

权利的缺失，必然会造成责任感的缺失。不少国民缺乏健全的人格，有些人甚至像孩童那样没有长性，缺少把一件事情做完的耐心和能力。在革命、运动和改革中，常常是虎头蛇尾，既没有得到成果，也没有得到教训。有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就是国人缺乏正确地总结经验和教训的能力。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是以扭曲的方式，从反面来总结经验。

纵观以往的革新，经常是草率和冒险型的。冒险失败以后，通常看不到反思，通常是不吸取教训，而是文过饰非，并且伺机进行下一轮的，更大的冒险。

最可怕的事情在于，长时间养成的机会主义习惯让我们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只求眼下蒙混过关，对马上就要出现的负面结果都看不到了，或者无动于衷了。

应该说，机会主义已经被我们发挥到了极致。

2008.10.11.

14.革新，多少罪恶假汝而行

根据以往的思维定势，保守和落后是灾难的根源。甚至在革命带来灾难以后，人们仍然在强调革命以后的进步，仍然在警告旧时代复辟的危险。总之，人们认为现在再坏也没有过去坏。

我们应该记得，法国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子，曾经的革命领袖罗兰夫人在革命的恐怖中被送上断头台。我们应该记得罗兰夫人的名言，“自由，多少罪恶假汝而行！”我们还应该看到，沙皇统治时期的黑暗并不能证明苏联的光明。沙皇把政治犯流放到西伯利亚，而这些政治犯掌握权力之后直接把政敌消灭了。

十分不幸的是，革命者和革新者在克服重重困难时的勇敢和坚韧，在变革实现以后往往会转化为莽撞和偏执。他们在破除旧物时的先知先觉，日后往往会转化为藐视人间良知，藐视客观规律，藐视他们曾经重视的人民意志的依据。

针对那种用旧王朝复辟来恐吓民众的做法，我想指出：与无法结束的极端的革命状态相比，旧的王朝和老式的专制并不是十分可怕。旧的专制因为旧，要遵从不少戒律。同时，由于意识到自己已经过时，信心也有些不足了。与此相比，新的专制总是认为自己引领潮流，不接受任何约束，因此更加有恃无恐。

看一看阿拉伯世界吧。在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统治下，阿萨德的儿子顺利地继承了总统的职位。在伊拉克，如果萨达姆没有被推翻，他的儿子也会坐上总统的座位。而在很多王国里面，国王反而没有权力规定自己的继承人。应该说，一个人生活在王国，要比生活在阿萨德家族和萨达姆家族之下自由得多，也安全得多。

过去，有人从日耳曼人的历史和特性来论述希特勒上台的必然性。其实，日耳曼人有作为蛮族入侵罗马的历史，有内部混战的历史，也有着长于逻辑思维，遵守制度和善于协商的优点。希特勒的很多行为是很不日耳曼的，与其说是来自日耳曼人的传统，不如说主要来自20世纪各种极端的思维。这些极端思维有的以革新为旗帜，还有的把传统中的某些事物发挥到极端。其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接受人类自古以来对统治者的要求，粉碎社会的制约力量。

按照同样的道理，斯大林的暴政并不是直接来自沙皇统治的传统，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不是直接来自2000年的专制统治，更不是来自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现在，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历史上的悲剧，除了来自旧的专制，还来自革命和革新带来的专制。后者不但危害性更大，而且更难加以改变。

在改革当中，革命的偏执依然存在。有些人不顾民意和民生，坚持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种种做法。其根据，仍然是革命的代价论，牺牲论。

在革命和改革当中，那种唯我独革的自我之心和自私自利，那种自我证明和自我封闭，使很多原来正常的人变成了狂人。

革命，多少罪恶假汝而行！，改革，多少罪恶假汝而行！自由主义，，多少罪恶假汝而行！市场经济，多少罪恶假汝而行！

2008.12.8.

刘松萝

7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2-7 21:48 只看该作者

【保守论——献给改革30周年一、革新篇】

15.改革之改革——改革方式的变革

本篇来自《改革论5 改革之改革——改革方式的变革》

改革论5 改革之改革——改革方式的变革

刘松萝

在前几篇《改革论》中，我对改革提出了不少批评。尽管反对改革是一种权利，但我并不反对改革。改革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出现一些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常常谈到各种“遗憾的艺术”，其实改革也是遗憾的艺术。以往改革最大的遗憾是，由于没有注意听取民众的意见而导致了较大的偏差。因此，改革要继续和深入，反思和调整是必不可少的。

美国作家西德尼?谢尔顿写过一部小说，《假如明天来临》。在这里，我想引用他的思路。假如明天来临，假如明天要开始一项新的改革，假如有人要在改革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那么我们就应该做得更好一些。我认为在以后的改革当中，最重要的是实现“改革之改革”，也就是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那样，实现改革方式的变革。

一、摆脱“唯我独革”的思路

当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时候，被任用者不免会有奉天承运的使命感和自豪感。我要提醒的是，对于这样的感觉要有所节制，不要超过限度，变成自以为是、自我中心和妄自尊大。改革者一定要摈弃“唯我独革”的特权思想，也就是只有我在改革，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改革，反对我就是反对改革。

改革不应该再沿用“新官上任三把火”那样的旧思路。利用社会对于一项新改革或者新官员的期待，不顾需要和可能，盲目地展开大的举动，只能是败坏民众对改革的信任，助长长官意志、浪费和腐败。这样的结果，与改革完全背道而驰。

为了破除唯我独革和长官意志，在理论上必须确立公民意识和公仆意识。我们必须认识到，官员主导改革，只是因为他处在目前的位置上，并不是因为其他的公民不懂得改革、不愿意改革或者不敢改革。因此，官员没有权力把自己变成改革的化身。

在实践中，不管有多么重要的理由，政府官员也不可以随意破坏正常的工作程序，突破已经编制的财政预算。必须对大举动和大工程的决策和实施进行全过程的监督，对于其社会和经济效果进行客观的评价。

二、改革要有周密的计划和稳妥的步骤

改革当中出现问题是难免的。我反对的，是借口“错误不可避免”而文过饰非。既然错误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正确的逻辑就是在改革之前要多听取意见，周密地部属；在改革之中要关注民众的反响，修正可能出现的错误和偏差。我们绝不可以在改革之初把一些不成熟的方案说成是利国利民的必由之路和不二法门，出现问题以后又重弹错误不可避免的老调，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机会主义。

在制定改革计划的过程中，不但需要敢想敢做的先锋，更需要十分挑剔，能够找出不足的智囊人物，需要能够做出细致预案的幕僚，需要能够稳妥地实施既定方案的合格的公务员。在现今的中国，锐意进取已经不是对改革者唯一的要求，听取、容纳和采纳不同意见的胸怀和务实的工作作风也许更为重要。

三、先立法，后改革

改革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那时社会面临着很多紧迫的任务，而改革尚在探索之中，因此出现一些人治的现象以及先改革、后立法是可以理解的。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积累了改革的经验，法制建设也有了长足的进展。随着各项法律的制定，依法办事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因此，在以后的改革当中，应该尽可能地实现先立法，后改革。

立法先行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民间日常的经济活动尚且需要合同先行，关系到亿万国民的改革措施当然更需要法律的规范。

有人认为立法先行会降低改革的效率。其实，改革起步慢一些，而后稳步推进，不但整体效果好，而且实际上可能并不缓慢。先仓促推行，再大幅度摆动的改革，不但会破坏社会的稳定，而且很难谈得上实效。

四、健全法律、维护秩序

改革不是为了改变而改变，而是为了建立合理的制度，并且尽力加以维护。我们的改革实际上是针对过去的革命和运动，就是为了结束过去无法可依和有法不依的局面。因此，整个社会对于法律和制度要有敬畏的态度，要认真地遵守法律，慎重地修订法律。特别是在制定和修改法律的时候，立法者应该有如履薄冰的感觉。

必须维护社会的秩序和规范，让公民在一个安定、公平、有合理预期的社会当中安居乐业，让守法、守纪和勤勉的公民获得成功，给遭遇困难和不幸的公民以帮助。今后的各种任务和需要，都不应该以牺牲上述目标为代价。

维护社会的秩序和规范，最重要的是政府官员要守法，不要为了一时的需要而破坏法律。要有这样的认识和信心：在法律和秩序的框架之内，政府是能够完成自己的使命的。

学会遵守法和制度，建立社会的安定和秩序，应该是今后改革中最大的收获。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其他的改革是不难实现的。

五、改革要尊重独立的社会因素

任何改革都会不可避免地给整个社会带来变化，而我们不要刻意地制造变化。社会的教育、文化、道德、宗教等等应该是相对独立和相对稳定的，而这种独立和稳定从总体上来说对改革无害。

过去，在社会的巨变之中，主流意识仍然是工人要做工，农民要种地，学生要学习，做人要正直和诚信，社会要尊重智者和贤者，要敬老，等等。这些本来就是构筑社会大厦的基石，任何革命和改革都不应该将其动摇。文化大革命破坏了这些价值观，其恶果不亚于人员的伤亡和物质的损失。

改革当中，也有干扰独立的社会因素的现象。

在教育方面，一些大学教师参与商业性科技开发或者经商，这本来是社会成员之间的流动；大学参与经济活动本来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方面。把上述不成熟的经验归结为方向，迅速地加以推行，就不可避免地出大学破墙开店和教授卖馅饼的奇闻。现在大学存在的问题，不能说与此没有关联。

更为荒谬的是，一些媒体还宣传适应市场经济的摩登和尚、方丈，宣传寺庙商业经营的壮举。本来宗教的存在是社会安宁的需要，和尚也来经商，让人无法理解。

尊重独立的社会因素，发挥其稳定社会的作用，其实也是改革的目标之一。

六、结语

改革的深化有赖于改革方式的变革。今后的改革，应该更加温和，更加注重民众的反响，更加注重法制的建设。同时，改革应该减少对于社会的扰动，让社会成员各司其职，安居乐业。

对于改革者来说，要求一切都按部就班，是书生的空想。但是，改革者能动性的发挥只能作为特例，不要经常地超越制度，更不应该成为经验和惯例。而我深知，对此必须加倍予以警惕。

2006.3.3.

作者声明：在本文和上一篇《改革论3

必须全面地摈弃文革思维》写作之前，浏览过很多关于改革和关于文革思维的文章。仅在去年初的统计，就有网友王青汉、郭松民、小刀飞人转冯磊、达观转新糊涂虫和罗盘的文章。他们的文章，给我启发和激励，促使我加速整理自己的思路。在此一并致谢。另外，关于“多动”的提法，在我以前就有了，我参阅了这些文章；关于“应该是改革产生保障社会稳定的制度，而不是改革产生改革”的观点，源自梁启超先生。日后若能够出版，会开列详细的参考资料列表。

16. 结语：改革不能成为强权的理由

如果用几句话来总结如何避免改革成为噩梦，那就是：改革需要勇气和坚韧，但不能一意孤行。改革需要个人的力量，但改革者不能脱离社会的制约。改革，不能成为建立强权的理由。如果是那样，还不如不改革。

刘松萝

8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2-7 21:49 只看该作者

【保守论——献给改革30周年二、保守篇】

二、保守篇

1.保守，更普遍的价值

在革新篇中，我是从完善革新的角度谈论保守的。而在现实当中，革新和保守都有价值。保守并不是与革新比照的时候才有价值，保守具有独立的价值。

社会的正常运转需要保守。一个社会如果想要正常运转，她的法律、制度、道德规范和习俗就应该是稳定的。不仅如此，前人的成就是需要继承的，过去的经验是可以参照的，社会的发展也需要连续性。按照革新爱好者的说法，这是保持而不是保守，是相对稳定。不论按照哪种说法，保持和稳定是必不可少的。

保守的普遍价值只需要作为一个问题就可以了，不需要做详细的论述，。

2.保守，天然的权利

在很多国家，革新的主张是在不宽容的社会里传播的，曾经受到过压制。在中国，事情尤其是这样。革新在不宽容的社会产生，有些革新也成为不宽容的产物，继承了不宽容的特点。法国革命发明的反革命罪，就是不宽容达到极致的表现。在改革当中，虽然没有反革命罪，“反对改革”仍然可以成为沉重的压力。

革新中不宽容的主要表现，是不承认反对者的权利。其具体表现，一是不承认表达反对观点特别是保守观点的权利，二是以改革的名义忽视个人的权利和需要，要求大众为改革作出牺牲。

我认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确保公民个人的权利。选择革新、保守和中立，都是天然的权利。

3.革新与保守都是中性的概念

虽然最近还有大学生告发老师的反革命言论，大多数中国人已经不认为反革命是罪行。在学界，已经认可革命和反革命都是中性的事物。

我想，我们应该再前进一步，承认革新与保守都是中性的概念。好与不好，取决于社会的具体需要。有了这样的共识，我们就可以避免社会走向极端。

具体来说，现今的中国需要保守，需要强调诸如制度、秩序、道德和自律等等。必须指出，大规模的破旧立新已经不是好事了。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阐述。

4. 学会就事论事

承认革新与保守都是中性的概念以后，接下来要强调的是学会就事论事。

我在《文论》中，有一节想要探讨作家怎样才能够不断有题目可写。其中一点就是，我们有时需要超越革新与保守的框框，用自己的眼光审视世界。学会了就事论事，我们的视野就会开阔，我们的心态就会平和。不仅如此，创造和发现也会从中产生了。

2008.12.16.

5.革新和保守都不能与权力捆绑在一起

在《革新，多少罪恶假汝而行》一节中，我谈到了革命和改革导致的极端的专制。公平地说，保守也可能会导致极端专制，其前提是保守以原教旨主义的面目出现。旧时代保守力量实行的宗法制度和私刑，也是无法接受的。

在中国历史上，王莽的极端和偏执与不仅革新意识有关，而且与复古倾向有关。王安石之拗，与王莽也有些相仿。

因此，不论革新派还是保守派，都应该具有务实的态度，懂得人情事故，距离极端主义远一些。

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不论革新还是保守，都不能与权力结合在一起，都不能成为一些人攫取权力和利益的工具。一个人可以号召与旧事物决裂，也可以号召复古，但他绝不可以把理念当做建立强权的根据。

2008.12.17.

6.历史不是永远进步的

在决定论者看来，历史是不断进步的。为了证明这一点，蛮族灭亡罗马被冠以打碎奴隶制，秦王朝的暴政被冠以国家统一。

历史不断进步论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并不是不断进步的。古代罗马灭亡以后，是黑暗的中世纪。那时，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政治文明和科学成果被中断了，直到文艺复兴以后才得以恢复。当然，中世纪也不是没有光明的地方，日耳曼人王权有限的传统尚值得赞扬。秦统一中国的代价是，君主的权力高度膨胀，前六国的文化遭到了毁灭。后世继承了秦制，一方面维持了中国的统一，另一方面又窒息了中国的活力和创造性。

第二，历史不断进步论往往成为推动不合理进程的理由，成为精英人物忍受甚至参与暴政的借口。纳粹德国的专制，就是以进步的面貌出现的。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充满了恐怖，同时又与沙皇时代不同，给人一种全新和进步的印象。于是，国内的知识分子和国外的左翼人士就认为，镇压是为了进步。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情况是类似的。还有，在抗日战争当中，投敌的汪精卫等人也有很多漂亮的说法，主要是我们在推动和平运动，东亚共荣，反对西方的帝国主义。

历史不断进步论让专制之下的反对者在面对暴力的同时还面对另一种恐惧：我们这样做不但危险，而且还逆历史潮流而动，未来也不属于我们。

我认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应该破除历史不断进步论，破除这种机械和狭隘的决定论。面对问题，特别是面对新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抱有中性的态度。决定是非曲直的，应该是合理与否，而不是新与旧，进步与倒退。总的来说，还是要就事论事。

2008.12.20.

刘松萝

9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2-7 21:51 只看该作者

【保守论——献给改革30周年二、保守篇】

7.新事物不能完全代替旧事物

如今，破旧立新仍然是一种通行的思维方式。有时在对立双方的辩论中，破旧立新仍然是共同的。所论证的，不过是我新你旧而已。

破旧立新的思维，集中体现在毛泽东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他说：“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在他看来，历史的发展就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

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出现了“不破不立”和“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极端思维。温和一些的人，不过是主张先立后破而已。

为什么不能反对破旧？为什么不能反对立新？没有人敢想这个问题。其实，假如旧事物是合理的，当然不能破除；假如新事物是有害的，当然也不能建立。事情就是这样简单。

另一方面，革新是为了建立合理的社会，是为了让社会丰富多彩。假如革新增加了新的事物，又革除了无害的旧事物，是得不偿失的。厚今薄古的结果，就是越来越薄的今天。看看一代又一代的革新者，从红卫兵到新新人类，不过是越发肤浅而已。

必需指出，随着事件的推移，新事物也会成为旧事物，与以前的旧事物一起接受历史的检验。

2009.1.3.

8.民主制度是偏保守的

在中国，民主是以革新的面貌出现的。所以，我们必须警惕以民主为名义，重复以往革命和改革当中的谬误。

民主是偏保守的事物。古代罗马的民主结束之后，是以共和为名义的独裁统治。而古代罗马灭亡以后，代之而起的是王朝的统治。今天西方的民主就是随着历史的演进，做出了有些复古的选择。

民主制度的内容和运作方式也是偏保守的。民主不是完美的制度，民主只是通过制度的作用限制统治者的权力，同时保障公民对国家事物的影响。在民主制度之下，仅仅靠“革新”与“合理”等理由，是不能做出改变的，需要经过公民的同意和走完必要的程序。

在有些情况下，反民主的事物喜欢以革新为旗帜。对于苏联的无产阶级民主，我们记忆犹新。此外，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分立虽然包含着创造，实际应用中却效果不佳。三民主义被用来削弱民主的价值，而五权分立削弱了最需要的三权分立。

在韩国历史上，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此时，面对世界潮流和国内的民主压力，制定了一部在条文上民主的宪法，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一次。任期将满的时候，朴正熙再次发动政变，逮捕反对派，进而修改宪法以谋求终身执政。有意思的是，朴正熙把这种倒行逆施称为维新，把新的制度称为维新体制，把新宪法称为维新宪法。

在委内瑞拉，想成为终身总统的查韦斯紧紧地抓住了革命、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目标。

在一些不稳定的国家里，军人经常以维护法律和秩序为理由发动政变。秩序恢复以后，军人本来应该放弃政权。为了继续执政，有些军人就借助于传统和宗教。以后，有些军人统治以宗教保守的面目出现，有些则表现为激进的宗教革命。

因此，为了延续民主制度，必须警惕革新的蛊惑。对于种种新民主、协商民主、信息民主、网络民主等等，我们必须抱有怀疑的态度。

2009.1.3.

9.合理的社会机制：偏向保守，容纳革新

再做一些推演。不仅是讨论民主，讨论国家治理的时候也要强调保守的价值。一个合理的社会应该是偏保守的，同时容纳革新，给革新留下空间，留下可能性。

我在前面说过，社会不能总是处于革新之中。这里还要指出，即使在革新当中，也不可以随意换这个，改那个。

总之，在一个合理的社会里，必须要有稳定的机制。稳定是常态，而革新则只应该是特例。

2009.1.4.

10.让革新者多费一些力量

在中国，鼓励革新者是一种思维定势，特别是对那些奉旨革新的人。前些日子，有些地方还通过了保护改革者的法案，规定对改革当中的失误不追究责任。

在近代以来的中国，革新曾经遇到过阻力是事实，以后革新成为权势者和不负责任的反对者胡闹的工具也是事实。应该说，在近几十年，后者所占的比例更大。

我认为，中国从20世纪中叶以来留给人类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无节制地鼓励革新。

1996年，我在《21世纪与文学》中说：

最早的创新者是不幸的，他们的创新往往不被人们理解。同时，他们又是幸运的，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不敢有丝毫懈怠，这也是他们取得成功的条件之一。当创新成为竞赛，当作家在创新的时候总是期待着喝彩，创新的精神就死亡了。有一些作家不注意作品的内在质量，以创新为标榜，以花样翻新来弥补内容的空虚。这样的创新，与哗众取宠，与投机取巧已经相差不远了。

今天，针对更普遍的革新与保守问题，我要这样说：

当革新成为特权，当权势者在革新的时候总是要求社会喝彩，革新的精神就死亡了。有些人不注意施政的实际效果，以革新为标榜，以花样翻新来掩盖自己的失误和由此而引起的混乱。这样的革新，已经不仅仅是哗众取宠，和投机取巧，而是民族的灾难。

因此，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不但要偏向保守和容纳革新，而且要让革新者多花费一些力量。革新是一种非常的行动，革新者应该去说服公众，让公众打消对革新的疑虑，而不是让观众无条件地接纳革新。不仅如此，公众应该有权批评革新，必要时终止有害的革新。

我再说一遍：革新，绝不可以成为胡作非为者的通行证。

2009.1.29.

刘松萝

10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2-7 21:53 只看该作者

【保守论——献给改革30周年二、保守篇】

11.积累过程的意义

每当回顾往事，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了加快进步和发展，在中国不断地出现冒进的行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不仅会毁掉社会好不容易积聚的财富，而且还打乱了社会的正常运转。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在，所谓的加快发展不但造成了经济泡沫和环境污染，而且有些建设是以破坏为代价的。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城市建设中不断地建了拆，拆了建，道路挖了填，填了挖，树木种了砍，砍了种，最终会出现建设无法抵偿破坏的恶果。

前些年，曾经出现过西部大开发的举措。以山西为例，尽管晋商已经衰落了，但如果没有公私合营，山西商人仍然具有很强的实力，山西不但不需要支持，而且还会向外投资。革命切断了民间的财路，以后改革又要吸引外资，我们这几十年在做什么呢？

进步和发展有时需要突变，而更多的时候需要一点一滴地积累。在正常的社会里，不论是为了革新还是为了保守，都应该珍惜已经得到的进步和现存的财富，在这样的基础上添砖加瓦。而财富的积累，有赖于确立法律的权威，有赖于社会的稳定。

2009.1.29.

事例：这是一个普通小区外面的雪松。有幸躲过了各种折腾，终于长成了大树。其树形之美，不亚于名胜之地的名木。

因此可见恒心与保持的重要性。

（图片待传）

12.略论渐进

关于渐进，已经有很多的论述。我认为，渐进的关键是不断进步，而不是原地不动，更不是逐渐倒退。在渐进的过程中，革新和保守的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渐进就是革新与保守的互动。

在渐进过程中，保守是必不可少的。在一个偏向保守的社会里，对革新的压制往往能够限制在一定的程度之内，并且不排除在革新力量强大的时候让步的可能性。

我们曾经对清末戊戌变法的失败痛心疾首，并且以此来证明在中国变革之不易。确实，顽固的慈禧太后粉碎了变法的努力，接着又把中国推向与列强的战争。不过，晚清并没有一直拒绝进步。慈禧自西安逃难归来以后，顺应历史潮流，颁布了比光绪皇帝主政时还要激进的变革方案。因此，晚清最主要的教训不是不变革，而是错过了变革的最佳时机。

相比之下，在北伐以后的各个时代，对社会进行改革和改进要困难得多。究其原因，在于以后的制度是革新型的。在近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和改革浪潮之中，事情尤其是这样。这样的制度之下，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保持的事物可以随意被破坏，而由革新所造成的不合理却被顽固地坚持下来了。比如，社会的道德规范一次一次地被破坏，后来形成的官本位制度却无法撼动。因此，正常的革新和保守都成为不可能。

渐进的重要的前提，就是一个社会要有共识。而共识，就是以往留下来的社会规范。有基本的社会规范在，不论是革新还是保守都会是有分寸，有轻重的。当然，渐进还需要很多条件，比如承认各方的利益，寻找各方的共同点，养成协商和妥协的习惯。在目前的情况下，协商和妥协尤其难以实现。我们能够做到的，是首先尊重基本的社会规范。

从现在起，中国的改革应该试着在一个偏保守的环境中进行。保守，不仅意味着革新派不轻易打破有用或无害的旧事物，而且意味着保守派也不轻易改变以往的进步。

我认为，考察一个民族是否伟大，以及这个民族的领袖是否伟大，不在于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多少进步，而在于是否保持了这些进步，是否在进步中保持了有用或无害的旧事物。

在革新中，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应该有兴利除弊的决心，也要有稳健和务实的精神。他可以放慢脚步，甚至可以犹豫，但不可以收回已经实现的进步。

尊重惯例，遵守承诺，学会对话与互动，不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是今天的中国人必须学会的。

2009.5.9.

保守论——献给改革30周年二、保守篇

13.伟大的人物超越了革新与保守

中国仍然处在革新的年代。我知道，如果有人想让革新以稳健的方式进行，他就必须走在革新的前面，至少也要走在革新者的队伍之中。

同时，社会还需要伟大的人物。

在一段时间里，反对孔子的人认为他是保守派，肯定孔子的人认为他有革新精神。即使认为孔子是保守的，也无损于他的历史地位。孔子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权威、秩序和信义都遭到了破坏。在这样的乱世里面，孔子坚持治理国家应该遵循的原则，研究实现长治久安的方法。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孔子的思想没有被人们所接受，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人们还是希望国家安定而不是混乱，希望君主仁慈而不是残暴。因此，孔子的思想后来成为古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今天，孔子的思想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梁启超先生是革新的先驱者。他和康有为先生一道参与戊戌变法，以后又为实现宪政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早年的梁启超很激进，晚年偏向保守。但是，梁启超先生不论革新还是保守，都给了我们很多的教益。他所说的中国人“无高尚之目的”真是一言以蔽之，曾经让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现在，很多人争先恐后地反对鲁迅先生。有人说他激进，有人说他悲观。翻看《鲁迅全集》，我们就会知道激进者曾经把鲁迅斥为封建余孽和事故老人。

对于孔子，对于梁启超先生和鲁迅先生那样的伟人来说，用革新或者保守来形容都是片面的和肤浅的。不论是革新派和保守派，都应该聆听他们的声音。

当革新成为一种狂热的时候，坚持自己的观点，包括保守的观点，需要极大的勇气。我们今天钦佩梁漱溟、章伯钧、储安平、马寅初、梁思成先生以及彭德怀元帅的的胆量和气魄，认为他们有先见之明。他们能够看出当时存在的问题，不是因为比别人具备更多的革新精神，而是因为他们坚持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各种事物，坚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在中国人以为可以改天换地的时代，他们坚持必须继承传统文化，坚持政治多元化，坚持必须解决人口问题，坚持保护传统建筑和古都风貌，反对经济上的冒进。

伟大的人物，超越了革新或者保守的狭隘概念。

2009.5.10.

14.建立和保护独立的社会因素

革新与保守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中的问题，与社会机制有着直接的关系。不论保守还是革新，都只能够作为一部分人的理念或者信念，不可以让全社会都跟着去学习，去实践。

在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历史时期，权力和政治的作用不是绝对的。有很多社会因素是独立的，比如道德、宗教、文化、教育等等。私有制的存在，也使得政府的权力受到限制。权力和政治会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但不能直接掌控各种社会因素。与此同时，各种社会因素对权力和政治形成了制约，权力的应用也要考虑社会的反响。就是说，统治者也要看着社会的脸色。这样的社会，才是稳定和正常的社会。

近代以来，中国革新最痛切的教训，不在于革新的不足或者过激，在于为了推行革新而去改造整个社会，压抑甚至取消独立的社会因素。

对于1916年到1927年，广义上也可以从1912年到1927年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也就是北洋军阀政府，近年来有很多研究。北京政府的效能不够，也稍显落伍，至少是不怎么符合当时的世界潮流。然而，正是由于北京政府不够强大，正是由于掌控权力的军界人物的守旧，其治下才有让现在称赞的温和与开明。北京政府的历任领导人，不管是温和一些的还是严厉一些的，都没有为了巩固权力而不择手段，都没有过于挤压道德、宗教、文化、教育的独立。

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讲述中国历史的宿命。说起来，有两个宿命。第一，中国历史上鲜有按照法律或者惯例运行的自治，自治一般是在混乱中出现的，并且随着安定而消失。反过来说，假如在安定的时候容忍自治，还真的会导致混乱。第二，自由和创造，常常发生在政权的力量减弱的时候。我们怀念那样的时代，当时的人们却不一定这么想。那些时候，不仅政权的力量减弱了，有效的治理也不存在了。那是乱世，人民饱受煎熬。随着统一和安定，自由和创造也就减少了。

中国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走出上述两个宿命。也就是说，在法律、制度和惯例的保证下，在保持社会安定和政府有效治理的前提下实现自治、自由和创造。做不到这一点，仅仅怀念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以及民国北京政府的开明，意义是有限的。

北伐战争结束以后，中国的自由反倒不如民国北京政府时代。有人说这是由于中国的传统所致，是不符合事实的。这种局面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引进了苏联式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

近几十年来，为了推行革命，不惜取消独立的社会因素，让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去服从革命的大局。最终的结果，就是方方面面都变成了政治的附庸。当革命尚有积极的因素时，好事可以做得很顺利。而当革命走向反面的时候，坏事也可以做得淋漓尽致。不仅如此，取消了独立的社会因素本身就是坏事，而且是坏事中的坏事。

改革以后，私营经济的出现，使得社会经济生活不再完全由政府掌控。与此同时，文化生活的气氛也宽松了。值得警惕的是，相反的进程也在继续。随着干部制度的改革，官本位的局面出现了。为了抵御两次金融危机，政府采取了类似凯恩斯主义的做法。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力加大了，拿到政府工程，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利润来源。最严重的倒退是，大学已经完全蜕变为官僚机构，教授完全变成了权力的附庸。这种局面，在古今中外，只有现在的中国才有。

由于旧的挂帅论和服务论没有得到清算，“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思维进一步降低了大学乃至整个学术界的独立性。官本位造成了大学的僵化，金钱至上又造成了大学的庸俗与浮躁。事实上，僵化、庸俗与浮躁已经融为一体，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大学的追星。

在文艺活动中，扭曲的商业化也降低了文艺的独立性。官办的晚会，给了一些明星得到高额收入的机会，也使他们成为体制的拥护者。由于权力不受制约，使得影片的投资人不敢拍摄揭露社会问题的作品，以免投入成为泡影。回想起来，还不如往日的国营制片厂。

关于独立的社会因素的缺失，莫过于处级和尚与科级尼姑的出现，以及寺院的方丈变成CEO了。

可以想见，在目前缺乏独立的社会因素的环境中，改革不可能得到应有的效果。

因此，中国必须从现在开始，建立和保护独立的社会因素。关于这一点，不存在目的问题，比如为了促进改革等等。独立的社会因素，是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可或缺的。削弱了独立的社会因素，即使改革得以顺利进行，也是最大的失败，因为社会从此残缺了。

我不否认，在少数紧急的时刻，为了变革需要触动独立的社会因素。但是，这种触动应该是有限度的，其中包括程度和持续时间的限度。总的说来，改革的结果要接受社会的检验，接受优胜劣汰。我认为，应该是改革者去说服社会的方方面面接受改革的方案，而不是社会按照改革者的意愿去重组。

我准备写《国政论

英明的统治者应该有所不能》。我们评价一位领导人，除了考察他的政绩之外，还要考察他让社会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假如在他的治下，法律和制度无法认真执行，假如独立的社会因素遭到了破坏，那么他的功绩就无法抵偿过错了。一位遵守法律和制度，保护独立的社会因素的领导人，即使他有很多不足，社会也能够加以弥补。在全能的国家里，全能的领导人什么都能够管起来，而恰恰应该管的事情会出现很多问题。这就是说，英明的统治者应该有所不能。

尊重和保护独立的社会因素是统治之道。尊重和保护独立的社会因素还与统治无关，是普遍的社会规律，是天之道。任何统治，都应该遵从这一天道。

2009.11.14零时

刘松萝

11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2-7 21:54 只看该作者

【保守论——献给改革30年三、保守，中国的具体情况】

三、保守，中国的具体情况

研究革新与保守的关系问题，在今天的中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与历史上的保守相反，在现代中国，革新成为天然的正确和天然的正义。无休止的革新，为革新而革新，为专权而革新，借革新以谋私，已经让革新，包括革命和改革成为灾难。

为了让改革能够正常地进行，更是为了建立健康的社会机制，必须确认改革是可以批评的，是可以反对的。在关于改革的大讨论中，我写过《改革论1

不允许怀疑的改革是假改革》。

必须确认保守的价值。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国家不能总是处在革命或者改革状态之中。没有必要改的事物，一定不要改。我们一定要明白，需要改革的时候，应该是改革者去劝说公众接受变化，而不是以改革的名义去强迫公众接受对他们有害的东西。

必须要让多动中的中国安静下来，从现在起，必须让中国摆脱无休止的革新，无休止的运动，无休止的折腾。

必须肯定某些复旧的行动是必要的。我们常常谈到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人权是普世价值，人类自古以来传递下来的种种规范也是普世价值。当我们需要革新的时候，旧的规范曾经是进步的障碍。而革新完成以后，有识之士应该认识到旧规范的价值。人类在童年的时候充满了智慧、想象力和远见，远不是现在的我们所能够企及的。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古代经典中，有些内容固然需要改变，但还有更多的内没有被我们所理解，那些内容是有价值的。

必须在恢复在革命、运动、改革和建设中被粉碎的仁爱、善良、诚信、秩序、服从、本分等等价值，使之在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经过调整之后继续发挥应有的效用。反过来说，民主和市场经济不可以违背那些基本价值。

中国仍然需要改革，甚至是巨大的改革。同时，中国也面临着复旧的任务。面对这么艰巨的使命，我怀疑今天的中国人也许没有智慧和能力去承担。

2009.11.4.

刘松萝

12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2-7 21:55 只看该作者

【保守论——献给改革30年四、我们的困境——文化、文明与规范的复制与传递的中断】

四、我们的困境——文化、文明与规范的复制与传递的中断

在讨论《保守，中国的具体情况》中的问题时，我们不能不面对一个悲惨的现实：在中国，最基本的文化与文明正在消失，最基本的社会规范正在失去效能。

改革以后，在一段时间里面，学者和官员的素质在观感层面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年轻，充满活力，西服穿着合体，英语也会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发生了变化。精英人物不仅在责任感上有所不足，在基本的文化与文明素养方面也不尽如人意。缺少谦逊和礼貌，一脸骄横之气，对长者和贤者也缺少应有的尊重。在公共场合，不少人缺乏应有的仪态，讲话时身体晃来晃去，面对镜头表情和语气过于夸张，常常是挤眉弄眼，呲牙咧嘴。至于在酒桌上的表现，更是有目共睹。

随着对自由与个性的不断追求，有些精英人物终于进入了从心所欲的境界。蛮不讲理，胡言乱语，甚至满口粗话。

在电视上，很多精英人物和明星谈论的不过是家长里短和油盐酱醋等等。偶尔这样说，还可以算平易近人。说多了，就让人感到他们的粗俗。

一些学者在谈话和文章里表现的无知，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并不生僻，从古代经典上就可以查到的东西都可以出错，简单的人名翻译也可以出错。吕洞宾可以成为道家的始祖，英文中的孟子可以译成门修斯，蒋介石可以译成常凯申。面对批评，他们还要文过饰非，甚至死不认错。

在社会规范方面，由于对官员缺少制约，由于大家都在追星，一些官员和明星开始为所欲为。在一些案例中，有些行为不但对社会和公众有害，不但对强势者本身并无益处，而且即使按照现状也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甚至危险，强势者却仍然要一意孤行。这种现象，用利令智昏已经无法形容了，是真正的疯狂。

精英们不遵守规范，公众也是这样。面对民众中出现的违规、违法的案例以至于杀人放火的刑事案件，较为活跃的评论者习惯性的反应是：还有更大的问题为什么不揭露，还有更大的罪行为什么不惩罚？

总之，在今天的中国，自由与个性被一些人理解为放纵，道德被一些人理解为虚伪，规范被一些人理解为压迫。人们信奉的是金钱至上和丛林法则，践行的是玩世不恭和犬儒主义。不仅如此，流氓的意识，流氓的逻辑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造成以上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条。第一，不断的革新，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只知道破坏，不知道建设，不知道保存。第二，缺少独立的社会因素。社会需要反叛者，需要批判者，甚至也需要破坏者。但是，反叛、批判和破坏不能够成为社会的主流。在个别时刻，需要反叛、批判和破坏的时候，也要保护独立的社会因素，不能让整个社会都去跟着盲动。在美国，嬉皮士运动兴起的时候，教会仍然在起作用，保守人士的声音仍然可以被公众听到。

我坚决认为，革新、反叛、批判和破坏应该是暂时的，保守才是长期的。革新之后，我们需要复归。

我不反对一部分人批判传统文化，批判孔子。我只是认为，假如这成为长期的潮流，就有大问题了。对于有的人，我要问，你连基本的文明礼貌都没有，批判孔子又有什么说服力吗？有人说，我倡导的是新的道德和规范，我要问，你连人情世故都不懂，连同情心都没有，谈论人文、人性、和人权又有什么意义呢？有人会说，我要学习的是西方的道德和规范。那么我还要说，一些中国留学生和游客在国外令人侧目的表现说明，不遵从中国传统规范的人，就是在西方也是不受欢迎的。

关于传统的作用，朋友友三户王勤先生在给我的短信中说：“现在我觉得，传统规范还是必要的。我认识一些人，西学的学养不错，有人还是基督徒，作人和做事却是一塌糊涂。”短信查不到了，这里引述的是大意。

关于文化、文明与规范的复制与传递的中断问题，一定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一定会有人说，所谓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只是杞人忧天。这么说，当然很有力量。举例来说，《论语》就记载了孔子的话：“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孔子认为今不如昔，而后人又认为当今不如孔子时代。

我想说的是，我们这一次是真的。为什么？因为能够让社会复归的力量消失了。即使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时代，南朝还有文人学者在，北方民族的统治者中也有致力于学习汉文化的人。而在今天，本民族基本的文化、文明和规范正在不断地被活跃的学者所批判。如果把五胡十六国和当代做一个对比，那就是五胡十六国时代是乱世，文人学者还在坚持文化和文明，保存文明的火种；我们处在太平年月，文人学者却在摧毁文明，宣扬野蛮，宣扬流氓的道理。我想，是不是可以说，我们正身处准乱世之中。

最大的问题在于，文化、文明与规范被破坏的时间太长了，经历了几代人的时间。种种破坏，都被冠以美好的目的。特别是在传媒高度发达的年代，连保存文化、文明与规范的死角都没有了。

给我深刻印象的是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在我年轻的时候，对前辈知识分子有很多看法，觉得他们学识差一些，眼界差一些，办起事情来颤颤巍巍。而随着前辈退出了历史舞台，新的权威人士虽然有着前辈无法比拟的条件，其为人和学识比前辈们更差了。与新贵相比，我的前辈们起码还有一些责任感，还要敬畏一些事情。我深深地感到，以文学为例，从前辈的前辈开始，也就是从茅盾先生到活跃于50年代的作家，到上个世纪70和80年代的作家，再到现在的作家，其学识和人文素养是逐级递减的。说的直率一些，就是一代不如一代。

第二件事情。在北方，小的时候很反叛的人，甚至有些邪恶的人，到了中年以后大多能够回归社会规范。过去敢骂老师的人，老了以后与长者和陌生人交谈的时候自然地使用“您”的称呼。有人说，“您”字古汉语中没有，来自胡语。关于这一点，还需要核对。有意思的是，北方对“您”字的应用，与除了英语之外的西方语言是相似的。而在当前，这种情况改变了。我们可以看到，五旬以外的王朔先生，照样会对着镜头出言不逊。在台湾，也有类似的现象。七旬以外的李敖先生，也在做一些即使年轻人去做也缺乏美感的事情。

我们以前相信，年轻人的问题，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改变。也就是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如今，我们惊讶地发现，船到桥头已经直不过来了。为什么？和前面所说的相仿，我们的社会已经没有维护规范的舆论力量了。此时此刻，你能说以前那些守旧的人，那些循规蹈矩者没有贡献吗？既然破坏规范不但不会受到非议，反而还能够得到喝彩，有谁愿意回归呢？当然就去做老顽童了。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不仅仅是人类，说得再狭窄一些，我们民族在生物学意义上传递的一个环节，我们还应该是人类文化、文明与规范的传递者。在其他民族，这种传递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在我们汉民族，文化、文明与规范的复制与传递正在中断，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重视了。

连基本的文化、文明与规范都不能够复制与传递的民族，奢谈什么革新和创新，只能被其他的国家耻笑而已。

2009.11.15.

刘松萝

13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2-7 21:57 只看该作者

【保守论——献给改革30年五、革新与保守，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

五、革新与保守，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

正在准备写《民族的沉沦于知识分子的责任》。现在，把其中关于革新与保守的部分整理出来。

1. 革新之中，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知识分子以精英自居，或者被称为精英。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很矛盾的现象：有的人在社会上被奉为领袖人物，人们认为他为我们指引了未来的方向。而当他的观点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候，人们却拿言论自由作为搪塞。还有一种说法：问题是那些有权势的人们造成的，知识分子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归纳起来，就是知识分子不需要为自己的言行承担责任。

我认为，当一个人有大一些的社会影响力时，就应该考虑到他所发表的言论的后果，并且为此负责。虽然知识分子的声音并不一定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他们的谬论却可以给贪官和为富不仁者以鼓舞。当社会风气刚刚开始下滑的时候，做坏事的人的心里面是没有底的，他们是有恐惧感的。就在这个时候，专家和学者出现了。他们告诉社会，当然也是告诉贪官和富豪，社会进步是由恶的力量推动的，暴君其实是很有作为的人，只是不被人理解罢了。以后，他们又告诉社会，清官其实是虚伪的，有些清官还很变态。还有人说，乾隆时代的大贪官和珅也有可爱的地方，而且还是当时的世界首富。针对财富和富人，专家学者们宣扬金钱万能的道理，让富人放心地去掠夺，不要过多地考虑道义。

如果说在开始的时候，专家学者们只是告诉贪官和为富不仁者不要有太多的顾虑，那么以后他们就是鼓励和教唆强势者大胆地出击了。有人进一步论证，道义都是虚伪的，一切自私的行为都是合理的。除此之外，如今的学者、官员和富豪都是读着王朔先生的小说长大的，“我流氓我怕谁”已经成为格言。在精英人物的推动下，流氓意识已经弥漫于整个社会。

吴思先生提出的潜规则与血酬定律，又给压迫者和违规者提供了灵感。他们惊喜地发现：原来我们没有违规，潜规则与血酬定律就是规矩。那些不愿意送钱送色，不愿意在我们我们面前俯首帖耳的人才是违规呢。

有人说，吴思是在揭露社会的黑暗，唤醒国民去反对潜规则。对此，我不能同意。看法不同，只好存异了。对于吴思本人，我是这样看的：他有研究的自由，同时，作为研究者，应该能够预见到面向社会大规模地宣扬潜规则与血酬定律的不良后果。还有，作为研究者，他应该面对新的情况作出新的判断。更重要的是，做为一个人，吴思先生应该对宣传潜规则与血酬定律的后果表现出一些歉意，至少也要表现出一点遗憾。

最后，有些经济行为已经演化为抢夺。房价的暴涨，层出不穷的暴力拆迁就是赤裸裸的抢夺。这种抢夺的依据，就是专家学者们不断强调的丛林法则。面对危险的局面，专家学者们又去论证大兴土木不会出事，土地兼并也不是古代王朝灭亡的原因。

有些专家学者的见识，已经从“我流氓我怕谁”进化到“过把瘾就死”。现实中祸国殃民的金正日被有些人视为英雄，历史上好大喜功的隋炀帝被有些人视为有作为的皇帝。他们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在做什么了。总之，从有些恶是需要的到所有的恶都是必要的，从为了利益可以做恶，到为做恶而作恶，这是一场恶的崇拜，恶的竞赛。如果认为某些专家学者居心叵测，也是不过分的。

面对民间社会，有些专家学者宣扬犬儒主义，宣扬泛娱乐心理。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活跃的民间评论家对于下层社会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一概予以赞许和支持，认为这是维护权利的手段。善与恶的界限消失了，道德相对主义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综上所述，在社会的沉沦，民族的沉沦的同时，知识分子也在沉沦。必须指出的是，在沉沦当中，社会各阶层都在沉沦。一些知识分子为恶性，为苟且提供了依据，加剧了社会的沉沦，是摆脱不了干系的。在这个时候探讨专家学者们应该负主要责任还是次要责任，是没有意义的。可以说，有些专家学者之恶已经不是小恶，不是平庸之恶了。

我们应该记起的教训，是腐败与恶行大多是以改革的名义进行的，或者被认为是改革应该付出的代价。专家学者们为腐败与恶行张目的言论，也大多是打着改革的旗号。

改革，本来就不应该成为天然的真理。革新与保守，本来就是中性的词汇。不仅如此，一个社会长期处在改革的状态之中，社会的秩序就有可能出现混乱，社会的价值观就有可能出现紊乱，社会的共识就有可能出现破裂。

因此，谈到“革新之中，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个题目时，我认为，除了推动改革之外，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说一部分知识分子还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比如，指出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在变化中保护和保存社会应该具有的基本伦理，明确地告诉社会有些变化是错误的，等等。那些反对改革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也是在履行自己的使命。

在变化和动荡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具备基本的责任感和良知。没有责任感和良知，学者的学术活动以及面向公众的言论就不过是为了私利而诡辩而已。在浮躁的社会气氛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应该保持基本的学术素养。这些素养包括：要有独立的见解和冷静的思考；说话要讲逻辑；要有范畴的概念，不要把各种事物胡乱地堆砌，特别是不要把娱乐和学术混为一谈。如果要和革新与创新拉上关系，我还认为，学者要有创新的精神，同时也要听到同行和公众的声音。一个学者，必须小心地为自己的怀疑去求证，必须学会让同行和观众检验自己的创新。

最后，我想强调基本的社会伦理与文明的重要性。一个社会进程，不论革新还是保守，假如总是降低社会的文明程度，这个进程最终就会是反动的。

1991年，我在《国家的制度化》中的《封建国家与农民国家》一节说：“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要发展、要进步就必须超越小农意识。没有文化知识、没有文明习惯的人是不可能有任何主义和思想的。不重视制度、不重视文化、不重视科学技术，靠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和人海战术，不仅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建成资本主义，而且也不能建成像样的封建主义。”针对目前的情况，我要做一些补充：“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要发展、要进步就必须超越小农意识，超越小市民意识。”

没有文化知识、没有文明习惯的人是不可能有任何主义和思想的。由这样的人推动的革新与保守，都会有很大的问题。

2009.11.17.

2.历史循环与终极真理

历史是会重演的。对历史重演问题的极端阐述，就是历史循环论。在《三国演义》中，开篇就是对历史循环论的阐述：“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

可以这么说，至少从现象的层面，或者部分现象的层面，历史是会重演的。历史的循环，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假如我们对历史有所研究，假如我们能够在纷乱的现实生活中保持一份冷静，很多失误是可以避免的。

遗憾的是，在动荡中生活的人们是不可能有历史感的。进一步说，在不断地制造动荡，让所有的人一起动荡，连历史学家都不能够幸免的中国，人们更没有历史感。

于是，中国人能够做的事情，就只有跟随了。在跟随之中，自然不会有深入的思考，也不会去比照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在无休止的动荡之中，那些善于忘却的人更容易得到成功。

更加严重的问题在于，那些忘却与跟随的人们还以为自己在追求真理，在跟随进步的潮流。实际上，他们只是把对事物的一部分认识当做事物的全部，把历史循环中一个阶段的变化当做终极的方向，把基于目前的现实对世界的认识当做终极的真理。关于这一点，有以下的几个例子及推论。

第一，关于贫富问题

贫富问题，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贫之间富的差异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贫富之间的斗争也是不时会发生的。在中国历史上，就周期性地出现大规模的农民暴动。从个世纪20年代开始，一部分人相信，只要打到富人，一切社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最终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了。改革以后，财富受到保护，致富成为光荣，社会开始回归正常。

与此同时，另一种极端富的倾向出现了。有些学者完全站在富人的角度说话，无视大众的权益，甚至提出一些对富人没有多大益处，却会伤害穷人的建议。至于那些公然歧视穷人，公然向大众挑战的言论，如果没有更大的恶意，那就只能理解为做富人的瘾还没有过完。更加极端的观点，就是金钱万能，有钱人都是对的，对穷人不需要保护，一切社会福利都是多余的和有害的，等等。

在历史上，社会处于较为正常的阶段时，通常是保护私有财产，保护富人的权益，同时也要兼顾穷人的利益。在社会舆论方面，有富人和穷人都要遵守的内容，有偏向于富人的内容，也有同情穷人的内容。在文学作品中，普遍带有偏向穷人，攻击富人的倾向。旧时代存在着不少问题，不过旧时代尚有中庸的一面，社会还存在着保持均衡的力量。

理论是苍白的。按照某种政治和经济的教条来指导社会生活，并且排斥反对的意见，中国就只能在极左和极右之间摆动。

第二，关于社会福利

改革以前，国营企业存在的铁饭碗和大锅饭的问题，是需要改革的。同时，中国的社会福利实际上是不足的。中国的改革只看到前一点，没有看到后一点。以后的种种改革，不过就是一步一步地削减社会福利，加重民众的负担。

奇怪的是，管理者和批评者在有一个问题上高度地一致，就是中国不能成为福利国家。在社会福利低下的前提下，管理者利用行政权力为公务员谋取超国民待遇，而有些批评者则全力支持以盘剥劳动者的方式实现资本的利益最大化。

其实，增加和减少社会福利，都只能是一时的方向，需要不断地根据当前的情况作出调整。基于错误的认识，把削减社会福利当做改革的方向，是一种极端的思维。

第三，关于左派和右派

改革以前，右派是被打击的。现在，左派是被革新者反对的。应该明确的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面，左派和右派都是需要的。有不同的派别，才有社会经济政策的顺利调整。

左派之中，只要不是主张专制，不是赞同文化大革命的人，哪怕他主张公有制，主张计划经济，也应该被视为可以对话的人。如果不想与其对话，也应该与其在文明的气氛下竞争。左派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批评是有价值的，可以促使社会产生改进。左派对劳工权益的强调，更是社会所需要的。

现在，存在着一种偏向。有些人以当然的右派自居，把不同意见，其中包括对市场经济的批评，对财阀的批评以及对劳工的同情一概视为左派言论，甚至是极左派言论。这样做的结果，正像网友“奢侈的愿望”所说的那样，是“经济教条，政治愚蠢，公关白痴”，是“撕裂右派，激怒左派，动摇中间派”。

没有温和左派的空间，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由极左派来扮演左派的角色，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第四，关于道德与自由

按照我们现在的共识，随着社会的进步，道德对人的约束越来越宽松，人们享受的自由也越来越多了。

关于共识之外的认识，如果我们泛泛而谈，可以这样说：回顾人类的历史，道德的约束也许并不是越宽松越好。我们，其实只是处在历史的循环之中。道德的松懈，也可能是没落和灾难的前兆。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前，在中国很多朝代的末期就是这样。如果具体到中国，我们可以说：在走向进步的道路上，其他国家没有像中国那样不断地摧毁道德，没有要求道德随着政治和经济的需要而更新换代。

改革当中对道德的突破看似前卫，其实不过是对文革的延续。人们在抨击道德家的虚伪时，没有注意到反道德家对社会的危害，注意到他们更加虚伪。道德家中不乏伪君子，但毕竟还要自我约束。如今反道德家们什么也做不到，却还要对社会指手画脚。人们在指出“有人站在道德的高度”时，忽略了处在道德洼地的人们也在洋洋得意，充满了优越感。最后，遇到危险的时候跑得最快的人却要自称勇敢，舍身救人的大学生还要受到奚落，我们应该有所警惕了。

我们至少应该认识到，不应该再鼓励那种破坏社会伦理的竞赛了。

第五，续前，对自由与个性的曲解

有必要谈一谈对自由与个性的曲解。

自由，意味着社会容忍不损害他人，或者说在法律上不损害他人的行为存在。同时，容忍并不等于赞同，不等于不可以批评。而现在，自由已经被很多人理解为放纵与不负责任，并且不允许社会的批评。不仅如此，人们的认识还从“不要评价他人的私德”进一步发展为对违反公德的行为也不要批评。

有人认为，这种自由观是对专制的反抗。事实上，提倡放纵对弱势者的益处有限，对强势者却是大有好处。在现实生活中，享用自由的首先就是明星和名人们。每当明星出现问题，比如假唱，违约和假广告的时候，追星者总是把自由当做依据。对明星的批评，就成为了干涉他人的自由。这种单方面的自由，最后变成了禁止批评，也就是没有公众发言的自由。

关于个性，中国出现了芙蓉姐姐式的个性张扬。对于芙蓉姐姐，我一直小心地不予评价。主要原因，是由于这关系到个人的生存方式，关系到民俗与民间文化。我要讲的，是对芙蓉姐姐现象的过度阐释和过度发挥，以及将其扩展到社会的其他领域。

个性张扬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你可以张扬，别人也可以评论。假如个性张扬变成了满地打滚，那么你就要接受命运的安排。观众也许为了高兴会鼓一次掌，也许会嗤之以鼻，甚至把你从台上轰下去。此时，你千万不要认为这是观众不懂个性张扬的伟大意义。

与前面所说的相仿，从过分的个性张扬中得利的，除了芙蓉姐姐之外，主要还是权势者。有金钱和媒体作为后盾，个性张扬常常会成为演艺明星们江郎才尽，理屈词穷之后的说辞。比如，吴宇森先生的影片《赤壁》（上），充满了不伦不类的台词，引起观众的哄笑。在以后的运作中，这种台词成为个性，并且在《赤壁》（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赤壁》在商业上成功了，这就为日后的商业影片开启了一条路。在时政评论中，有些作者喜欢赞扬官员敢想敢干的创新精神，以及特立独行等等。以后我们看到了，官员的特立独行包括了随随便便拆我们的房子。

总之，你有特立独行的权力。不过应该由你，而不是由社会来承担特立独行的后果。作为官员，特立独行并不意味着可以违法违纪，更不意味着可以贪污，可以侵犯人权。作为从事文艺事业的人，你可以特立独行，不过还要接受公众的检验。演艺界的种种包装，其实就是让伪劣的特立独行者躲过公众的检验。

第六，关于帝王

在革命中，曾经对帝王全盘否定。不过，这一现象是短暂的。在强权的时代，帝王是不可能退场的。对帝王的肯定，是以赤裸裸的方式出现的，肯定的是暴力，是暴君。改革以后，为暴君翻案的举动更是变本加厉。辫子戏的热播，更使得主子和奴才的道理为社会所接受。

对暴君的崇拜，是一个把随波逐流当做追求真理的典型的例子。

第七，对恶的崇拜与潜规则

在暴君崇拜中，人们从“有些暴君是好的”，发展为“所有的暴君都是好的”，进而从暴君崇拜发展为对恶的崇拜。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可以拿出一万条理由来为恶行张目。

吴思先生提出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更是为恶行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不能不指出的是，在有些人那里，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不但是规律，而且上升为社会伦理。

第八，关于《色.戒》

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是必要的。与此同时，有些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他们看来，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都是有害的。这种看法不仅会失去民众的理解，而且也不符合欧美国家的情况。

影片《色.戒》，让一些论者的局限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张爱玲女士的原作不但与个人的经历有关，而且还依据个人的心境对历史做出了片面的描写。在影片中，汉奸人性的一面得到了加强，从而反衬出抗日志士的冷血。就是这样一部影片，激发了论者的灵感，从而得出“汉奸最爱国”的结论。

《色.戒》引起的反响，起码应该作为教训。

第九，关于“最明快的哲学”

这是正在写的文章，《经济学与“最明快的哲学”》的梗概。

根据李霁野先生的回忆，鲁迅先生说过，“马克思主义是最明快的哲学，许多以前很纠缠不清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一看就明白了”

。这种找到“最明快的哲学”的愉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把一种哲学或者理念当做可以轻松地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往往是很多灾难的根源。

关于“最明快的哲学”及其危害，最让人痛心疾首的事例，就是相信只要达到了地主资本家，只要实现了公有制，天堂就会降临人间。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中国人在自以为觉悟之后，仍然不断地追随各种各样的“最明快的哲学”：经济学，金钱至上，GDP崇拜，等等。与改革前一样，国人还是相信以什么什么为中心，相信纲举目张，相信只要如何如何，就一定能够如何如何。我有时想，命运还要惩罚我们到什么时候呢？

最没有出息的是，有些中国人自以为找到了真理中的真理，明快中的明快：潜规则和血酬定律。

第十，小结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动荡之中。于是，中国人惊慌失措，不断地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关于这一点，应该是有共识的。在这之外，我还想补充两点：首先，那些无休止的动荡，有些是无法避免的，更多的则是我们自找的，是自作聪明的结果。其次，更糟糕的是，我们在动荡之中的感受，以及那些拆东补西的权宜之计，竟然被我们纳入真理的范畴。

我还要特别强调的是，有很多民族经历了与我们一样的苦难和动荡，却仍然能够跟上世界的潮流，能够保持自身的文化，并且能够从容不迫。他们没有躲开苦难和动荡，但他们不为自己制造苦难和动荡。

我想，与追求真理同样重要的，是判断力和鉴赏力。而更重要的，是信仰和坚持。没有信仰和坚持，是不可能有真理的。没有信仰和坚持，人们就会把时尚当做真理，把投机当做追求，把一时的需要当做永恒。

在论坛上，最常见的现象则是，后知后觉的人们，一知半解的人们自以为找到了真理，自以为已经成了世界最终和最后的解释者，自我中心而又常常气急败坏。

2009.11.25.

附录：最新的例子，《金融的逻辑》与房地产狂潮

作为最近的例子，陈志武先生最近出版了新书，《金融的逻辑》。作为科普作品，《金融的逻辑》有可取之处。金融，自然会有金融的逻辑。适当地做一些扩展，也是可以的。

同时，陈志武给金融的逻辑做出了过多的推演，超出了他的知识和能力的推演。陈志武坚持金融的逻辑没有错，但指责有些人因为金融危机就否定金融，就是无的放矢了。没有人反对金融，人们只是因为金融危机而要求加强对金融风险的防范。

写了《金融的逻辑》就变成金融的化身，就可以把关于经济的具体见解拿来捆绑销售，不是一种正派的做法。

值得警惕的是，有些人以《金融的逻辑》为根据，过分强调住房的投资属性和金融属性，强调炒房的合理性。

我想问的是，即使你有了《金融的逻辑》，是不是就可以号召人们在上海股市6124点的时候买股票呢？

3. 保守，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

谈到知识分子的责任，人们会不假思索地答道：批判与创新。这样的回答，是不全面的。在旧时代，知识分子和社会贤达是文化传统的保护者，是良知和社会伦理的捍卫者，是知识的传授者，是历史材料的保存者，是经常地拿出历史来警示统治者的人。

需要变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旧的知识分子和社会贤达还可能是旧时代的维护者，是革新的反对者，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压迫者。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当革新取得阶段性的进展以后，旧时代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中国存在的种种乱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取消了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社会角色。

只知道批判与创新，知识分子就会变成彻头彻尾的破坏者，变成历史上的蛮族入侵者，变成权力的仆从。

从现在起，必须恢复知识分子应有的作用。今天，一部分知识分子应该扮演保守派的角色。他们应该维护法律的尊严，并且告诉社会，即使为了加速发展，也不可以滥用行政权力，不可以侵犯人权，包括随意拆迁；他们应该维护正义与良知，谴责一切不义和邪恶的事情，即使这些事情打着革命、改革或者发展的旗号；他们应该在变化当中保持独立，指出存在的问题乃至危险；他们应该对学术和艺术提出更高的要求，不可以在权势和时尚面前低头，给平庸者以过高的评价，具体来说，就是在追星热潮中保持沉默。

研究政治的学者，不可以成为权力的工具；研究经济学的学者，不可以成为财阀的代言人；研究历史的学者，不可以面对公众赞扬暴君、酷吏、暴力和暴行。

眼下，尤其要注意的是，必须停止对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的宣传，必须停止对法律、秩序、文化和良知的挑战，必须冷却泛娱乐化和追星的热潮。

一个正常的国家，应该允许一部分知识分子扮演上述角色。一部分扮演这种角色的学者和教授，应该能够不看别人的脸色就过上平静的生活。

当这一切还没有实现的时候，我要说，少数知识分子应该承担应有的责任，促使中国向理性和良知回归，成为正常的国家。我一直认为，在人人都身不由己的时候，那些已经功成名就，不怕失去什么的知识分子，以及那些已经注定成为失败者，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知识分子，不妨承担这样的社会角色。

2009.11.29.

刘松萝

14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2-7 21:59 只看该作者

【保守论——献给改革30年六、中国需要回归（概括性观点）】

六、中国需要回归（概括性观点）

经历了无休止的革命、改革、跃进和建设之后，中国需要回归了。

中国需要回归基本文明。不论我们有多么伟大的目标，有多么紧迫的任务，都不能背弃诸如仁爱、互助、诚实、守信、秩序、服从、忍耐之类的信条。没有基本文明的民族，威权和民主都不可能搞好。

中国需要回归传统。有人说，我们抛弃的是旧文明，旧道德，我们将会践行新文明和新道德。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告别过去，割断历史，只能对文明造成伤害。以往的革命与运动，现在的改革与建设，在开始的时候都不乏高尚的目标。打碎了传统，革新实现了，革新者所倡导的新道德也陷入了自我评价，自我中心的泥沼。

我认为，那些人类早期的道德信条，那些由摩西、释迦牟尼、孔子和耶稣建立的信条具有永恒的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其中一些信条也许过时了，但同时又有另外一些信条却更有价值。所谓经典，就是后人能够从中不断得到启示的著作。我们可以不迷信经典，不过我们必须知道，那些经典绝不是像我们这样的凡人能够否定的。

在信仰和道德层面，我们不要盲目地破旧立新。我们不要向传统挑战，不要向宗教挑战，不要向道德挑战。信仰和道德的进化不是替代，而是叠加与堆积。把传统文化视为旧约经典，保持尊重就行了。对于其中我们不赞同的部分，不提到就是了。旧的信仰和道德已经没有约束力，但却是值得参照的。

网友“库存袈裟”说，“来了刘松萝，我们知道了要象征性的尊重传统”。应该说，他的看法是准确的。

中国人必须养成遵守法律、制度和惯例的习惯。在这方面，汉民族与一些民族是有差距的。不过，目前的混乱局面主要不是来自民族性，而是来自乱世，来自无法无天的革命思维。人们有一种既定的思维方式：为了加快革命、改革或者建设，就可以破坏法律和制度。应该说，是革命思维让乱世得以延续。如果不尽快加以改变，不尊重法律和制度的陋习真的就要成为民族性了。

必须恢复国民对法律和制度的信心，改变突击性执法，选择性执法，照顾亲朋好友的执法方式，让违法者得到制裁，让守法者不再感到被法律所欺骗。

谈到守法，我还想探讨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道德，是法律的灵魂。反对泛道德主义是正确的，但是不可以把整个社会的道德期望值都降低到“不犯法”的低点。生活告诉我们，在论坛上以挑战道德为能事的人，很可能最终会挑战法律的权威。假如人人藐视基本的社会伦理，人人做法律边缘上的游戏，一定会出现法不责众的局面。

我认为，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够接受道德的束缚，有诸如“瓜田李下”的禁忌，能够自律，能够遵守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惯例，是实现法制社会必不可少的条件。当社会出现混乱的时候，基本的社会伦理还可以补充法律的不足，并且引导社会恢复法制。

中国人必须养学会认真地办好每一件事情，改变那种凡事“差不多”、“大概齐”的习惯。中国人必须学会持之以恒，必须要长记性，记住自己说过什么，并且客观地评价到底做到了没有。中国人必须学会说话要讲逻辑，学会区分想象与现实，不要把对现实的思考纳入到文学创作的范畴之中。概括起来，就是中国人必须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任。没有认真负责的精神，威权一定是坏威权，民主也一定是坏民主。

中国必须恢复、建立和保护独立的社会因素，让道德、宗教、文化、教育等等社会因素独立于政治和金钱。在各种热潮之中，应该有人能够成为旁观者，给社会提出一些忠告。

中国必须恢复社会的共识。为了一时的需要而否定常识，打碎共识，是造成社会混乱的重要原因。比如，革命就要打到仁爱，改革就要反对中庸，经济发展就要特事特办，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革命、改革还是经济发展，都忽视制度，忽视道德和诚信。其实，很多事情是不需要争论的。天天争论常识性的问题，试图通过否定共识来取得突破性的成就，不仅对社会有害，而且是浮躁和无知的表现。即使是怀疑论者，也应该首先假定几件事情，然后再怀疑需要怀疑的事情。

中国必须恢复正常的社会评价体系。西方国家虽然多元和开放，基本的社会评价还是稳定和客观的。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一个人的水平有多高，成就有多大，谁是优秀者，谁是大师，应该是有公论的。当然，争论是正常的，不公平也是存在的，但在大致上还不会离谱。为了政治需要拔高一些人，贬低一些人，社会评价体系就出问题了。在市场经济中，商业的力量也会扭曲社会评价。而最新的进展是，在过度娱乐化的社会里面，有些人利用裸奔的手法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以达到脱颖而出的效果。我指的不是娱乐，而是有人借助娱乐圈里面的手法，取得在学术界的地位。

中国人应该懂得敬畏。必须认识到，诸如法律、道德和社会规范是不可以挑战的，传统是不可以藐视的，规律是无法逃脱的，民意是不可以违背的。所谓报应，也是存在的。这些事情，社会上的精英人物更应该记住。

中国人应该有自知之明。我们应该知道，有些道理我们是不懂的，有些事情是我们做不到的，有些人是我们比不了的。这个道理，与自信并不矛盾。要自信，要创造，也要看到自信与创造的结果，看到社会最终的反响。敢于面对结果，是更大的勇敢。一个创造者或者挑战者，切不可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自恋者和专制者。

中国人应该懂得本分。一个人应该看清楚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尽到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中国人应该懂得服从，懂得忍让，懂得珍惜已经得到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努力，再去提高。一个人人都争做人上人并且为之不择手段的社会，必将是极其混乱的。

当然，敬畏、自知之明、本分与服从，与社会也是分不开的。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假如一个社会不断地改来改去，最后改到让勤劳和本分的人，让好人得不到正常的回报，甚至还要作践他们，将会是最大的失败。

我在前面说过，在回归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推动是必不可少的。今天，一部分知识分子应该扮演保守派的角色。他们应该维护法律的尊严，并且告诉社会，即使为了加速发展，也不可以滥用行政权力，不可以侵犯人权，包括随意拆迁；他们应该维护正义与良知，谴责一切不义和邪恶的事情，即使这些事情打着革命、改革或者发展的旗号；他们应该在变化当中保持独立，指出存在的问题乃至危险；他们应该对学术和艺术提出更高的要求，不可以在权势和时尚面前低头，给平庸者以过高的评价，具体来说，就是在追星热潮中保持沉默。

当一个知识分子的影响逐渐增大以后，他必须完成角色的转变，从批评者转变为意见领袖，承担应该承担责任。具体来说，就是在面对公众讲话的时候要谨慎，要预见到可能的影响与后果。

如果一个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是领袖人物，他就必须提高自己，克服自己的局限。他必须认识到，一个人在胡同大学或者机关大院里面学到的东西是不够的。

一个领袖人物，绝不可以用小市民的视角，或者暴发户的视角去观察社会，去经天纬地。一个领袖人物，绝不可以过于明显地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为个人牟利，绝不可以凭个人的好恶去评价其他人。

针对具体的情况，我尤其要指出，一个领袖人物要把自己放在社会的质疑之中，学会预先设问，谨言慎行。要记住，千万不要认为，凭借自己的地位与学识就可以颠倒黑白。

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是中国的必由之路。我想提醒的是，传统不是进步的敌人，保守也不是民主的障碍。假如在进步的过程中，我们再一次沉溺于破坏之中，中国就没有未来了。一切为进步而奋斗的人们，一定要为中国的未来负责，为中国人民负责。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绝不能再一次成为儿戏。

中国，绝不能不能成为不讲制度，不认真做事山寨国家；绝不能成为不讲诚信，藐视文明的流氓国家；绝不能成为只讲短期投机，不顾长远的炒手国家；绝不能成为娱乐至死，没有内涵的戏子国家。

2009.12.5.

刘松萝

15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2-7 22:00 只看该作者

【保守论——献给改革30年七、结论】

七、结论

革命与反革命，改革与反改革，革新与保守都是中性的事物。社会有时需要革新，有时需要保守。

当社会需要变革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去除变革的阻力。当变革能够进行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对变革提出更高的要求。革新是有限度的，革新的限度包括了革新程度的限度和革新持续时间的限度。一个有智慧的民族，不应该永远处于革新之中。革新并不意味着天然的正义和天然的正确，革新应该是可以批评的。

回顾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大的灾难不是保守，而是革新造成的。在革命的旗号下，有人无视人类的基本伦理，把权力应用到了极致。

因此，有必要强调革新者的责任。革新者在倡导革新的时候，总是告诉观众革新会带来美好的生活。革新者应该记住革新的初衷，不要把“革新要付出代价”变成“革新就是代价”。尤其重要的是，革新者不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变成破坏者和压迫者。

在革新中，保守的力量是不可缺少的。消灭了保守派，革新就会失去制约因素，最终变成噩梦。

保守不仅仅是革新的制约力量，保守还具有独立的价值。选择保守的立场，是人们天然的权利。而只有保守，才可能把人类积累的成就延续下来，才有可能让现实的社会保持常态。

作为论者，如果学会就事论事，不以革新或者保守的概念为转移，将会极大地开阔我们的视野，创造和发现也会从中产生了。

民主制度，其实是一个偏保守的制度。照章办事，容纳革新，才是正常的社会。

具体到中国，我们的革新过于频繁，甚至可以说总是处于革新之中，或者说总是以革新为名制造混乱。关于这一点，我们无法归咎于苏联。几十年来，中国可以说是破坏大于建设。最可怕的是，中国总是在以革新为由毁灭文化，坏灭基本文明。

现在，我们一面需要进行改革，甚至剧烈的改革，一面又需要回归，回归基本文明，回归传统。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异常艰巨的。此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肩负起历史的使命。

最后，我再一次强调保守的价值。

人们常常提到前进的灯塔。我们的前方没有灯塔，在我们的后方，过去发生的事情就是灯塔，而保守派就是灯塔的守卫者。不时地回顾身后的灯塔，就会知道我们是在前进，在冒进，在后退，或者是在原地徘徊。

我们从历史中走来，我们也将成为历史。只有尊重人类的过去，我们才能够创造出为后人所称道的业绩。

2009.12.6.

刘松萝

16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2-7 22:00 只看该作者

待续，还差一个附录，一个后记。

刘松萝

17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2-15 08:40 只看该作者

顶上来。

sixapostle

闷骚男我们不要一个被科学游戏污染的天空我们不要一个被现实生活超越的时空我们不要一个越来越远模糊的水平线我们不要一个越来越近沉默的春天

我们不要被你们发明变成电脑儿童我们不要被你们忘怀变成钥匙儿童

18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2-15 09:40 只看该作者

收藏了。。

mark一个慢慢看

Tempo808

蛋蛋

19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2-15 09:50 只看该作者

本质很简单，新生代与既得利益者争夺资源的斗争而已

规则内的就是博弈，打破规则的就是革命。革命多的国家，主要原因是规则太差，打麻将只准他自己坐庄，你不仁我只有不义

机密武装该用户已被删除

20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2-15 12:23 只看该作者

这个刘松罗是个彻头彻尾的保守分子且具有五毛嫌疑，这种人的存在将严重破坏我们伟大的事业！

不推翻邪恶的传统怎么能建立光明的未来？不站在小市民的基础上，广大群众怎么能追随我们的革命？

刘松罗的邪论危害极大，不比儒教思想，马克思纳粹主义好到哪去！

打倒五毛，民主罪人刘松罗！！！

刘松萝

21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2-15 12:28 只看该作者

是开玩笑吗？

sixapostle

闷骚男我们不要一个被科学游戏污染的天空我们不要一个被现实生活超越的时空我们不要一个越来越远模糊的水平线我们不要一个越来越近沉默的春天

我们不要被你们发明变成电脑儿童我们不要被你们忘怀变成钥匙儿童

22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2-16 11:14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机密武装于 2009-12-15 12:23 发表

这个刘松罗是个彻头彻尾的保守分子且具有五毛嫌疑，这种人的存在将严重破坏我们伟大的事业！

不推翻邪恶的传统怎么能建立光明的未来？不站在小市民的基础上，广大群众怎么能追随我们的革命？

刘松罗的邪论危害极大 …

有必要这么装傻么

lanson_law

围观团宣传委员

23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2-16 12:13 只看该作者

mark

牛Sco（王二）

凉宫冬日的困惑

24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2-16 13:09 只看该作者

回复 21楼刘松萝的话题

你楼上是个年幼的激进份子，他可能连保守的含义都不懂

刘松萝

25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2-16 13:11 只看该作者

感谢理解。：）

文艺复兴

在中国叫右派，在外国叫左派？

26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2-16 13:29 只看该作者

小组里怎么还有20楼这样的人。真要不得。

刘松萝

27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2-21 10:14 只看该作者

【保守论——献给改革30年附录：革新与保守，全球化时代和媒体时代的课题】

附录：革新与保守，全球化时代和媒体时代的课题

革新与保守的话题，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和媒体时代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随着苏联的解体，乐观的情绪开始占据了上风。人们找到了两个真理，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历史好像已经终结，只要我们沿着现在的路走下去，就不会有大的问题了。

在我看来，民主没有大的问题。在民主问题上，持保守的态度是正确的。近代以来，民主在宪政的框架之下不断完善，今天世界通行的民主模式已经不需要做大的改动。过去，试图建立新型民主的努力无一不是为专制打开了大门。

在市场经济方面，情况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没有问题，具体操作上却困难得多。

人类发展了几百年，就要把自然界通过几十亿年的演化形成的矿物能源消耗殆尽了。最大的消耗，是在这一百多年里发生的。我们从市场经济那里得到的物质享受，以及社会底层也能够吃饱穿暖，是以对自然资源的大肆掠夺为代价的。这种扁平的社会消费结构，已经难以为继。一旦资源短缺，社会矛盾势必重新激化。

刚刚结束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就集中地反映出人类面临的窘境。

在全球化时代和媒体时代，资本、信息和人才的迅速流动，使得从事产业和金融的人们要面临很多迅速的变化。不断的变化和动荡，已经超出了人们在心理和生理上的承受能力。

资金和信息的高速流动，使得过去由少数人参与的投资和投机行为，比如买卖股票和房产，变成了几乎是全社会的行为。美国的金融危机告诉我们，货币已经脱离了产业和民生，独立地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了。

必须指出一个重要的，无法回避的问题：全球的金钱越来越多，能够承载这些金钱的资源却已经达到极限。简单地说，金钱在无限地增加，能够用金钱买到的土地和房屋已经有限了。于是，土地和房屋的价格不断上涨，资产出现了巨大的泡沫。或者说，现有的金钱，已经不能代表那么多的财富。这样的矛盾，在旧时代通常是经过战乱或者经济危机来释放的。

世界范围内人员大规模的聚集、流动和信息大规模的交流，引起了量变之后的质变，引起了类似核聚变那样的变化。城市越来越大，越来越拥挤，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单调。城市的膨胀，有着经济上的原因。不可否认的是，也有着资本短期利益的考虑以及经济学家的鼓动。随着资源与环境状况的恶化，超大城市已经不怎么经济了，众多的人口却成为城市扩张运动的人质，迫使社会继续加以投入。

一般来说，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会带来自由。但在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高度发达以后，情况有所变化。从积极的层面来说，平民也能够接触到过去总统才关注的议题。而从消极的层面来说，公众受到了媒体强烈的诱导甚至引导。狭窄的生活空间，稀少的闲暇时间，加上公众在休息时间里大多是看电视，或者打开电视机，电视媒体传播的信息就成为能够得到的主要信息。我在《论第二种自由——摆脱商业霸权的自由》中说：

城市的居民从上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就处于恶性竞争之中。他们对于生活就很难有充分的体验和感受，更谈不上审美了。于是，人们对于生活的感受就越来越多地来自影视作品和媒体。甚至出现了这样的结果，读者、听众和观众对文学艺术作品的评价主要不是来自生活的感受，而是来自媒体的评论甚至渲染。

媒体对富豪排行榜的热衷，以及媒体对追星的推波助澜，都造成了与政治洗脑类似的商业洗脑。拜金主义的弥漫，资本和明星的为所欲为以及追星者的疯狂，已经构成了另一种专制。政治专制的存在，并不能成为商业专制存在的理由。

迅速变化的时尚乃至价值观，正在造就一个越来越贫乏的社会。在进步的过程中，很多方言、民歌和戏曲被边缘化，甚至被消灭了。有人认为，这就是优胜劣汰。即使温和一些的人也认为，这是进步的代价。问题是，作为文化的方言一定要灭亡吗？民歌和戏曲落伍了，那么有些在台上仅仅是哼唱甚至是假唱的流行歌曲就一定代表未来吗？

与上述问题相仿，媒体的广泛覆盖还造成了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传播，造成了小教派边缘化，造成了很多民族在接受外来宗教之前的文化遗存被消灭。

真正的问题在于，通过媒体的催化，世界有可能向一个极端的方向发展一代人、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等到醒悟过来已经无计可施了。我们，我们的前辈，以及一部分后代习惯了要大量地消耗自然资源，习惯了塑料制品的应用，习惯了不断地制造垃圾。如今，不仅资源日渐稀少，垃圾的处理也变成了难题。前不久不少城市的居民反对建立垃圾焚烧厂，就是一个严重的警告。

有人说，只要前进，人类总会有办法的。我认为，对一些问题我们有办法，对另一些问题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比如，按照现在的能源消耗速度，用可再生能源来弥补矿物能源的缺口，基本上属于空想加上自我欺骗。

在各种问题已经火烧眉毛的时候，哥本哈根大会的失败，以及我们继续沿着娱乐化和道德弱化的方向前进，描绘了古代罗马灭亡之前的图景。

面对棘手的问题，我写过《人类的退却——写在原油价格突破100美元之际》，并打算扩展成书。我知道，我的主张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符合人性特点的。人性的特点是什么呢？现今人性的特点就是只能挥霍，不能限制。继续发展下去，我们就会像古代一样，通过战乱和饥荒消灭已经成为怪兽的财富，消灭一半以上的人口，以实现所谓的凤凰涅槃。

那么，除了本性与本能之外，人类的智慧和良知在哪里呢？我们的媒体，我们的知识分子，除了宣扬放纵与奢侈，并且将其称为解放之外，还应该多做一些事情。我不奢望你们接受《保守论》，但希望你们能够容纳她，当做解决问题的参考。

至于被很多人奉为圣经的经济学，我希望有人能够根据资源有限甚至枯竭的前提，做出必要的修正。

2009.12.20.

刘松萝

28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2-21 10:19 只看该作者

【保守论——献给改革30年后记】

后记

《保守论》写完了。《保守论》源自我在1990年或者1991年写的《革新与保守》，是《民主与中国》的一章。以后，一直想把《革新与保守》扩充成书。

2005年3月22日，我贴出了《改革之改革——改革方式的变革（待续）》，想逐步整理《革新与保守》。由于没有反响，加上当时有很多琐事，没有能够继续。

2005年，社会上展开了关于改革的大讨论。2006年，我写了5篇《改革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改革论1 不允许批评的改革是假改革》，较为系统的是《改革论4

必须全面地摈弃文革思维》和《改革论5

改革之改革——改革方式的变革》。《改革论》，延续了《革新与保守》的思维方式，试图用中性的视角观察改革。在有意无意之中，实际上有时也在用保守的观点评价改革。

改革大讨论之后，我感到应该强调保守的价值了。于是，《革新与保守》就变成了《保守论》。

《保守论》大约是在2007年开始的，写了很长的时间。写作并不顺利，经常被琐事打断，也经常停下来评论突发的事件。2008年4月20日，我在《雨天，闹中取静谈狐狸》中说：

经历了动荡的一周。不少人的精神受到了伤害，而投资股票的人却早已经被伤害得战战兢兢加上浑浑噩噩了。听着窗外的雨声，本来应该安静的心情却更加躁动了。坚持了一天，知道《保守论》写不下去了。

所谓“不少人的精神受到了伤害”，是指由于奥运火炬在法国传递受阻，不少人要抵制家乐福。《保守论》写不下去，只好改写风月。

为了督促自己，我决定在网上连载。2008年8月9日，以《保守论——献给改革30周年》篇目为题，贴出了第一部分。此后，仍然有中断。为了克服惰性，又不断地在周记中提到写作计划。因为是献给改革30年，所以在周记中说过，一定要在2008年完成。

2008年完成的目标落空了，于是限定在今年，2009年底完成。在最后的阶段，还是被一些事件打断。其中有感而发的一篇，就是12月1日的《烈火中的凤凰——送别唐福珍女士》。我也知道，假如忽略了时事，理论就会是苍白的。

为了在冲刺中坚持下来，我最后把结尾的部分单独贴出。

今天，2009年12月21日，《保守论——献给改革30周年》终于完成了。在此，我感谢网友的鼓励。我要感谢网友ALJAZEERA，ntcms，群熊逐兔，玉石眼，一点五，伯林，俗士，左右不分2，王大麻子，唱晓，fansi，从工，孟文升，北方，草本生活，别开枪是朕，出水之前，姚崇华，sixapostle，Tempo808，lanson_law，牛Sco（王二），哼哼哈兮等先生。感谢鼓励，也感谢批评。这么冗长乏味的文章，加上在表达上面还可能存在问题，感谢你们能够读完。

在单独贴出的部分，很多朋友给予了鼓励与支持，感谢你们。还有一些网友给予了支持，由于帖子删除或者网站关闭，无从查找了。

关于这个题目，很多网站给予了宝贵的鼓励，其中有：凯迪，天涯，博客中国，西祠的锐思评论和理性中国论坛，百灵，齐鲁社区等等。感谢你们。

感谢牧沐先生。感谢网友库存袈裟先生对我的理解。他说，“来了刘松萝，我们知道了要象征性的尊重传统”。应该说，他的看法是准确的。感谢关不羽先生在看到我的周记中为自己壮胆的文字之后说，“楼主要写《保守论》吗？好题目，切盼中。”感谢袁启青先生，他在做版主的时候给了我不少鼓励。

我还在网上遇到了老友米凯尔先生，他给予我鼓励，还拿出了他关于保守主义的文章。感谢米凯尔，也希望你把有关保守的观点多整理出来一些。

此时此刻，我深切怀念我的导师。假如他还健在，《保守论》一定会写得更好一些。我的愿望，就是要继续传播他的思想。假如有命运的帮助，还要发扬光大。

写完《保守论》以后，类似使命感那样的催促没有了。以后，我还要寻找新的动力。我感到轻松，更感到疲倦。现在终于明白了，写风月文章是一种十分惬意的事情。

《保守论》中的观点，一部分是我的信念，另一部分我虽然并不喜欢，确也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我们不喜欢保守，也必须意识到保守的价值。作为最低限度，也要允许各种保守论的存在。

令人欣慰的是，在完成《保守论》的日子里，我看到了几篇肯定保守价值的文章。这些文章是：满洲问题专家先生的《我的保守主义宣言》，司南先生的《渐进的政治革命－－《保守派革命》读后感》，施化先生的《革命后遗症”：中国的流行社会病》等等。

这些文章给我以鼓舞。正如孔子所说，德不孤，必有邻。

2009.12.21.

[ 本帖最后由刘松萝于 2009-12-21 10:27 编辑 ]

刘松萝

29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2-21 10:21 只看该作者

《革新与保守》，自《民主与中国》，1990年或1991年

《改革之改革——改革方式的变革（待续）》，2005年3月22日

《改革论1-5》，2006年2月14日-2006年3月3日

《保守论——献给改革30周年》，2007年-2009年月21日，完成于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失败之际

刘松萝

30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2-21 10:21 只看该作者

续完。

刘松萝

31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2-25 18:51 只看该作者

【保守论——献给改革30年附录2 有关道德回归的几个问题】

附录2 有关道德回归的几个问题

1. 民族传统与基本文明也是普世价值

我们常常谈到普世价值。目前，不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认为普世价值就是从西方传来的民主宪政、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市场经济。需要补充的是，民族传统和基本文明也应该纳入普世价值的范畴。

把民族传统纳入普世价值，有两个理由。第一，大多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是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民族传统有可能成为阻力，从而遭到批判甚至冲击。根据很多国家的实践，民族传统在受到冲击以后都经历了恢复和改造的过程，最终与现代社会并存。第二，实行民主宪政与市场经济国家，并不认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制度完全是外来的，民主宪政与市场经济也常常以民族形式表现出来。

我们应该认识到，健全的社会伦理和道德风范也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社会伦理和道德风范尤其要有本民族的外表，并且植根于本民族的传统之中。没有民族文化的素养，知识分子就有可能变成假洋鬼子。其具体表现就是，说话洋腔洋调，能够讲出一套暂新的道理。同时，并没有学会西方的自由开放，也不具备本民族的道德风范。更糟糕的是，在权力的应用上继承了本民族最坏的东西。

至于基本文明属于普世价值，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没有基本文明素养的人，缺乏诚信的人，没有仁爱之心的人，即使有再高的觉悟，再强的能力，也很难成为现代社会合格的领袖人物。

2.今天，民族的道德水平甚至低于文革时期

今天，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平甚至低于文革时期。

我知道，这样的说法，一定会招致严厉的驳斥。不错，我们现在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泛政治化和部分的泛道德化，承认了个人与个性的价值，基本确立了隐私权，确立了不干涉他人私事的原则。这一切，都让我们能够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里面生活，也提供了建立健康的道德所需的条件。同时，社会的道德水平也确实在下降，从上到下都在下降。人们的自爱，自律，仁爱，诚信以及责任感都已经降到了历史的低点。

文革动摇了道德的根基，把道德和社会伦理打倒了，或者将要打倒了。文革结束以后，本来有把道德扶起来的机会。然而，为了发展经济，社会听任道德水平继续下滑，甚至继续摧毁道德的机体。以后的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也是以牺牲社会伦理为代价的。

文革、改革和建设，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机会主义的特点。有两种非常有害的观点。第一是破旧立新。为了市场经济，就要鼓励自私，打碎道德。第二是服务论。道德规范以及法律制度，都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

由于相信“社会总是进步的”，人们自然认为现在的道德水平一定要高于文革时代。而在事实上，在这几十年里，社会的道德水平和社会成员的素质是不断下降的，其原因就是那种一脉相承的破旧立新。在破坏道德和文化的时候，政治的力量是扬汤止沸，而经济的力量则是釜底抽薪，更加彻底。可以这样说，文革把道德和文化打倒了，而在改革当中，道德和文化就要被打死了。

有人说，道德的沦丧还是文革造成的。我想，文革都结束30年了，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文革，就好比一些亚非国家在独立以后把自己的问题都归咎于前殖民者一样。

公平地说，是文革的阶级斗争和改革建设中一些人信奉的丛林法则，让中国人突破了道德和伦理上的一个又一个底线。

3.社会伦理的连续性

一个社会要有秩序，要有服从，统治者要讲仁爱，统治阶层内部斗争要有节制，对于贤者要尊重，对于人才要爱护，人与人之间要讲礼貌，对于危难者要帮助，受到恩惠的人要懂得感恩，这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承认的信条。即使在一个大酋长统治的地区，这些信条也是不可或缺的。人类早期的经典，记录的不过就是这些信条。

还要指出的是，在人类的童年，各种经典所表现出的神圣、睿智和简洁，是后世的人们无法企及的。

古代的社会伦理不是无懈可击的。古代社会没有平等，言行也不够一致。最受批评的是，尽管强调仁爱，在政治斗争中充满了暴力和杀戮。

但是，全盘否定古代的经典，企图建立全新的社会伦理，效果都是不好的。自近代以来，最大的人类悲剧，无不发生在企图建立全新社会的努力之中。

我们丢掉了古代的经典，结果是灾难性的。我们自称文明古国和礼仪之邦，但我们的国民周游世界的时候，其行为不仅为发达国家的公众侧目，也为非洲国家的各种侧目。我们，连酋长治下的规矩都没有了。

肯定古代的经典，在不全盘否定古代社会伦理的前提下建立新的社会伦理，才是我们应该走的道路。

每一个自以为有理想，有学识的人都应该不时地反省自己的行为。假如你连诚实都做不到，连礼貌待人都做不到，连排队上下车都做不到，不但做不到，而且还面向社会宣扬上述准则不重要，你的理想和学识又有什么价值呢？你连基本的文明素质都不具备，还有什么资格藐视古人，谈什么更高的道德准则呢？

作为管理者，假如你连大酋长能够做到的事情都做不到，还有什么资格谈论新的治国理念呢？

一个自称为战士的人，假如你连不同意见都无法容忍，连文明对话都不会，那你又比你反对的人强多少呢？

4.道德复归与精英的责任

现在，中国正面临着恢复道德和社会伦理的任务。此时，应该有精英人物站出来扮演保守的角色。

中国仍然需要启蒙，需要思想解放。但是，继续全盘否定传统，否定基本社会伦理，已经不合时宜了。继续这样做的人，终将成为民族的罪人。

我认为，即使一个人对民主启蒙有着巨大的贡献，假如他一味地反对传统，反对文明，反对基本的社会伦理，加剧社会的无序状态，那么他的功绩很可能无法弥补他的过失。

5.其他要补充的问题

《保守论》的正文还需要补充和修改，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涉及。

- 中国需要恢复地方自治，大学自治以及其他社会自治。

- 面对环境和资源问题，城市化已经不是发展的最佳选择。盲目地消灭农村和农村文化，将会损伤文化的多样性。

- 宗族，是一种社会自治、自律和互助的形式。只要不违背法律，应该允许存在。

- 关于文化艺术中革新与保守的问题，将会在其他文章中论述。

2009.12.25.

刘松萝

32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2-25 18:55 只看该作者

加上附录2 。

续完。

吃喝玩乐

33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2-25 18:58 只看该作者

以长制胜的年代早已结束，请叙述140字以内要旨

U-TA

好人修电脑坏人床上搞

34楼大中小发表于 2010-1-2 23:40 只看该作者

标记一下慢慢看，看了前几章，写的很好，其实保守与革新都是一些简单的辩证哲学道理，知道的人多，只是真正理解的，真正运用的实际中的实在是很少

刘松萝

35楼大中小发表于 2010-1-2 23:45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U-TA 于 2010-1-2 23:40 发表

标记一下慢慢看，看了前几章，写的很好，其实保守与革新都是一些简单的辩证哲学道理，知道的人多，只是真正理解的，真正运用的实际中的实在是很少

感谢理解。今天晚上，我看到了很多思想上温和的朋友。愉快的晚上。

zyl1989

一人作古何惧忧，天安门内尽风流。可怜书生项上血，至今黄泉怒未休！

36楼大中小发表于 2010-1-2 23:49 只看该作者

mark一下，有时候是要改下望文生义的坏毛病了

中国心

37楼大中小发表于 2010-1-3 12:31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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