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了解何新这个人么？
浣尘
Twitter @ jerusalem64
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0 18:02 只看该作者
有人了解何新这个人么？
先贴一篇文章，因为此文中出现了何新此人，然后贴一片何新的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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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诱惑与认同危机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持续高速增长时期，而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崛起之时。在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高压统治之下，民族主义话语成了知识分子政治思考中较少有风险的领域，且可以同时满足政府的需要、社会自我表达的愿望以及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生活的渴望。随着《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出版，形成了一股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国民族主义浪潮。这股思潮反映了中国在追求现代国家认同的漫漫长路上的一种精神迷失。本文试图分析9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之原因和特点，并且讨论它与当前中国面临的政治和文化认同危机的关系。
一、民族主义兴起的现实与历史根源民族主义的卷土重来可以同时在中国社会的内部变化和向外部世界的扩大开放中找到原因。
首先，中国正面临意识形态真空和因为媒体审查体制与政权镇压导致的价值观危机。没有知情权的民众面临极为有限的选择：投靠垂死的共产主义教条或者加入新生的民族主义。一方面是当局对民主运动的镇压与对理想主义的扫荡，另一方面是权力需要替补性的意识形态以加强其政治合法性，两者的合力使中国民族主义潮流此时得以招摇过市，声势煊赫。此外，苏联解体余惊未了，一部份知识分子担心中国可能象苏联一样解体；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比社会停滞更可怕的危险。一些民族主义者甚至相信，民族主义是防止中国分裂的最有效的武器。其次，民族主义的上升也可以用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来解释。经济增长增强了国人的自信，使他们体会到一种强大的感觉，但这种自信实际上更多地是基于幻想而形成的。第三，从地缘政治上看，东西方冷战的结束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加速等因素，多少促使中国人长期以来受到共产主义国际精神压抑的民族情感的复活。西方尤其美国的“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论”等观点也有利于这种反西方的民族主义的兴起。第四，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民族主义的复活得益于政治和文化保守主义。在整个90年代，民族主义斗志激扬，甚至时而爆发阵发性的亢奋但同时也自相矛盾。保守主义思潮与民族主义互相激荡，既为民族主义提供养料，又从民粹民族主义话语中获得支持。更何况中国的民族主义深深扎根于中西方百年冲突之中，具有巨大的可资利用的危险能量。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回潮，不同于获得民主和言论自由之后多元基础上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也不同于前南斯拉夫国土上挟着百年仇恨和领土野心的一个族群反对另一个族群的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深深植根于中西碰撞的历史。近代民族主义的诞生经历了巨大的撕裂之苦，它是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基础与工具、感情与理性等一系列冲突的结果。这种血与火的对峙始于1848年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扫灭了中国人对中国文化优越的自信心，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烙下了对西方的怨恨。伴随着这些冲突，近代中国开始了漫长的地狱之旅。一方面是驱之不去的寻回往日荣光的梦想，另一方面则是面对西方列强的无尽羞辱。换言之，从华夏中心主义的角度看，维系中华认同的核心──文化优越──的信念要求中国必须在物质文明上赶上西方。在中西碰撞中近代中国的民族精英渐渐形成共识：只有自我否定才能赶超西方。正是这种对西方的复杂嫉羡情结，使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多种形式的民族主义：辛亥革命之父孙中山的民主民族主义，共产党缔造者陈独秀的反传统民族主义，文化守望者梁漱溟的民族主义，甚至包括义和团的仇外的民族主义。近代以降中国的民族主义一直随同时代风云的变幻和中华文明的转型而处于不断的嬗变之中。共产主义曾经通过许诺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让中华民族恢复昔日的荣光，同时超越中西二元对立、成功地整合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只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与马列主义的一种杂交。民族主义情感仍是红色中国地下运行的一股巨大力量，对中共的成功夺权和长期统治功不可没。因而民族主义情感至今仍然十分敏感，并可为现实政治所利用。1989年以后，中国民族主义的回潮一方面上承其历史轨迹，另一方面也显现出多向度特征。事实上，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观点并未超出那些传统的论据：中国传统精神的优越，国家地位的不被承认，国际社会反对中国的阴谋，文化认同的资源需求，扩大意识形态基础的必须等等。其中有一些论据合情合理，比如中国希望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具有参与国际重大事务决策的愿望等，但另一些说法则反映出政治和文化认同的危机。这一认同危机体现在文化归属感的再确认，对历史的重新检讨，现代与传统关系的“正常化”，寻找新的意识形态资源等等方面。因此，分析当代的民族主义可以有不同的视角。
二、作为意识形态替代品的民族主义之出场整个80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感被一种共同的意志所遮盖，共产党领导层与民众都急于弥补由于“文革”十年而荒废的时间，社会主义的国家建设逻辑是当时的主要特征。基于民族复兴大业和对外开放的需要，西方知识既是中国赶超西方必不可少的工具，同时也是共产党实现现代化和获取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资源之一。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沉重代价使当局不得不寻找新的权力杠杆。为了平衡独裁统治和修补被“八九危机”摧毁的改革新形象，北京政权继续执行经济自由化的政策。为了修复政治合法性，当局加紧寻找意识形态替代品；同时，为了打破“天安门流血事件”之后西方社会所强加的孤立，中国政府实行积极外交政策，试图扩大外交联盟圈子，在西方国家中打进一些楔子，采用与法、德等国家联盟反对美国的策略。之所以说1989年的屠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社会内部的演进，是因为冷战的结束为民族主义回归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苏联的解体以及东欧国家共产制度的垮台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失去了信仰者群体，中国忽然要面对一个失去意义的世界，因此民族主义倾向作为意识形态替补品就变得对当局越来越有实用性，政府不仅对一些带有仇外情绪的民族主义的书籍持宽容态度，而且鼓励某些传统习俗的回归，还利用爱国主义词语调动民族情绪。1991年9月，一篇名为“苏联巨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的告透露出官方“民族主义”倾向的某些思路，也让我们得以窥探天安门大屠杀与苏联解体给中共政权带来的震撼。该告的分析了苏联解体的原因，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丧失拉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际环境恶化的警钟，“我们必须现实地承认过去的意识形态至少在相当一部份群众中号召力已经很低，强化老式的意识形态教育往往引发的是逆反心理”。该告的建议，共产党应该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他在经济方面主张由共产党直接控制财产，但要把党从经济治理的琐务中解放出来；在外交上则主张搁置意识形态争论，建立一种完全基于国家利益的外交，在内政上强调要终止党政分开之类的政治改革设想。该告的明确提出，要以国家民族主义来填补官方意识形态衰落导致的信仰真空，运用国家利益为中心的民族主义以及整合儒家价值的文化保守主义，从而形成一种有凝聚力的、反西方的力量。许多论者认为，这一告乃中共若干高干子弟共同创作，是中共面对苏东共产制度垮台的备用政治纲领】这些“红色后代”比他们的前辈更实用更加无所顾忌，随时预备脱去意识形态的外衣，果断地翻过共产主义这一页，以维护党的绝对权力。对中共当局来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依然是其合法性必不可少的外壳，所以它不便公开赞同这一告坦率的说法。尽管这一告从未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但90年代中共当局的政治实践却在很多方面借鉴了这一纲领。该文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判定中共当局这一意识形态孤儿的行为举止的珍贵钥匙。正是从那个阶段开始，人们目击了马列主义话语被静静地一点点地抹去，同时还看到了政府如何鼓励传统和儒学的回归。例如，黄帝陵祭奠仪式曾经在红色中国被禁止多年，中共当局长期视其为“封建活动”，然而90年代初官方却批准恢复此活动，1994年清明节，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代表当局到陕西参加了黄帝陵祭奠仪式，他向全体华人致词，要求“在共同祖先面前找到共同的语言，达到最广泛的团结，从而振奋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994年10月初，北京还举办了盛况空前的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国际研讨会，邀请了来自30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和显要人物。在开幕式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回顾了孔子和儒学如何成功地推动美德和教育的提高，认为孔子和儒学对于当今的教育仍然十分重要。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这样与代表着中华民族优越性的儒学结合在一起了。中国的民众尽管不再相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却对官方提倡的民族主义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并从这里看到了一个新的自由空间。怀旧的古代出版物开始流行，对传统文化的研究重新浮出水面。一些知识分子则与时俱进地提出了“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的说法.对当局来说，过分依靠于复苏传统文化会凸现出官方意识形态的困窘，反而让人们联想到共产党的根基已经风雨飘摇，所以，调动民众的反美情绪就成为必须。
三、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为何以反美为主诉？80年代是中国和西方的“蜜月期”。拜冷战之赐，那时中国成了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地缘三角中的重要一极。冷战结束后，中国和西方共同的敌人苏联灰飞烟灭了，中共发现西方成了一个强悍的对手。但是，在中共眼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是一个可以用利益加以分化的阵营。作为中国天才军事家孙子的信仰者，北京政府将美国与欧洲国家区别开来，指斥美国是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以便达到孤立美国的目的。于是，国际关系方面的现实需要又与“文革”期间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霸权的意识形态教条结合起来了。从1993年要求“亚洲式”人权的《曼谷宣言》，到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的谈判陷入僵局，以及1993年9月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利，中国政府不失时机地将这些事件转化为对己有利的宣传，谴责西方国家在人权方面干涉中国内政，将中国在“入关”和“申奥”等国际谈判中的失败归咎于美国。台海问题则始终是中国当局鼓动反美情绪的阀门。台湾这个当年被国民党占据的小岛与共产中国隔海对峙了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中，中国大陆的宣传教育一直把两岸统一称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台湾的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化逐渐扩大了两岸经济与政治上的差距，中共看到了台湾独立的危险，开始频繁向国际社会施加压力，以孤立这个“反叛之岛”。美国军事力量的存在及其在维持两岸关系现状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被官方媒体大肆渲染。官方的反美宣传操纵了多数民众对台海问题的认知。1994到1995年间，在中国大陆有过两次以青年为访谈对象的民意调查，其结果显示，被调查者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也是中国青年最不喜欢的国家。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出版将反台反美的宣传推向了高峰。该书的是几位年青学人，他们号召反对美国霸权。有消息称，该书一共卖了80万册。此书显示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具有肥沃土壤，其民粹仇外的意气之辞，流露出在官方媒体煽动下的反美复仇情绪。虽然政府并未就此书表态，但是官方媒体对此书的导说明它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该书商业上的成功使其他挂着这个闻名的“不”字的书籍相继出版：《中国还是能说不》、《中国应该说不》、《中国为什么说不》……除了这类书之外，还有一些书也被媒体热炒，尤其是《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国有多坏？》和《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可以说是从整体上否认美国媒体的宣言书；《中国有多坏？》围绕同一主题，是李希光在中美关系好转后对第一本书的部分修正。有两个理由使得房宁、王小东、宋强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值得一提。首先，该书被看作是《中国可以说不》的延续；其次，房宁、王小东是上述两次以中国青年为对象的针对美国的民意调查的主要组织者，这两次调查以惊人的方式揭示了中国年轻人的反美情绪。宋强和乔边是《中国可以说不》的，据乔边称，《中国可以说不》的灵感同样直接来自这两次调查.实际上，“说不俱乐部”这个小圈子不到10人。《中国可以说不》可能不过是件机会主义者的产品。闻名政治小说《黄祸》的王力雄认为，《中国可以说不》里的民族主义只是一场商业玩弄政治的成功的游戏。考虑到“说不俱乐部”的有限代表性以及中国对西方资本和技术的依靠性，反美情绪只能是某种政治性的虚张声势，而不会对中美双边关系产生真正影响。但值得注重的是，台湾问题依然是中国人反美情绪的主要源头。对于共产中国来说，台湾问题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利用这个杠杆，北京政府可以轻松地动员民众，以实现仿佛命中注定的中国“统一”的使命。在这一历史神话中，台湾政府被描绘成民族的“叛徒”，美国则是中华民族的“敌人”。事实上，被国际社会承认的民主的台湾，以及经济上获得无可否认的成就的台湾，对于共产政权来说是一个双重威胁。自东欧共产制度垮台以来，中国政府只能将中国无法实行西方式民主的原因归咎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然而，同属于中华文明的台湾在政治经济上的成功，使得共产党的官方说教失去了支撑点。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的真正的危险，不在于共产政权所宣称的“分裂民族”，而是因为台湾的成就在政治上颠覆了共产主义政权存在的根基。从这一角度看，两岸发生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当共产政权命悬一线时，它就有可能发动一场“统一祖国”的战争以求自保。
四、“战略型民族主义”在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诱惑并不限于官方为扩大自身政治合法性的政策层面，也不限于大众的情绪化反应层面，民族主义在知识分子中同样攻城掠地。在3家主要的非官方的知识分子杂志中，《战略与治理》宣称要重建明末的实学传统，《东方》和《读书》同样积极推进民族主义的回归。或许我们可以将知识分子主张的民族主义分为两类：出于备用战略的意识形态型民族主义和反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怀旧的道德民族主义。一些学者敏锐地觉察到当局需要意识形态的替代品。在1989年6月“天安门屠杀”之后不久，有人就急于为政府出谋献策。例如，文学批评家何新曾建议政府将异议人士流放到国外，通过科研津贴和在非政治领域的专业化让知识分子消声，从而有步骤地消除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影响。何新为此从当局那里得到了回，包括在《人民日》头版发表伪造的与日本学者矢吹晋的对话以及从中国社科院分得一套四居室住房。何新建议，在不触及官方意识形态的前提下，以民族主义来强化现有意识形态。沿着民族主义的套路，何新开出的“处方”仍然是那几味“药”：反美和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1990年底何新写道：“美国对华战略的真正目的，是诱导中国通过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方式，分裂解体。最终以垂直依附性关系，纳入从属于美国全球利益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系。”1992年，何新在给邓小平的一份题为“意识形态问题的思考”的上书中，鼓吹“非凡应当把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应当着重向全民非凡是知识分子和国家公务人员灌输以国家民族利益作为崇高精神本体的爱国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何新还建议：“我国应开动宣传机器在中国人民中揭露美国志在灭亡中国的意图，培养全国人民的敌忾心理，形成有凝聚力的民族精神。”在北京的智囊中，何新表现出一种超乎平常的无耻心态。他自己将自己定位于“六四”后的党的意识形态专家，为政府镇压的必要性辩护。在80年代的“文化热”当中，何新是个反传统的积极分子：“六四”后却摇身一变成了党国的谋臣，公开赞成党的领导层果断镇压学生“动乱”的决定。由于受到党内强硬派的赏识与保护，何新成功地获得了几个官方头衔：国务院国家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政协委员。“六四”之后，中国曾经出现过短暂的一段以亲近政府为耻的时期，何新恰恰在这一时期打破了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沉默抵制状态，公开站出来支持实行“六四”镇压的政权，他的言行引起了西方媒体的注重。他一会儿表现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一会儿又象是精明的民族主义者；一会儿信仰改革，一会儿显得象个顽固的保守派。何新完全不掩饰自己的功利目的，其身段的种种变幻都是从个人利益出发，毫无羞耻之心。这种明目张胆的机会主义行为当时被知识分子群体所唾弃，并最终导致他在民间公共空间中出局。一旦当局认定不再需要他时，官方媒体也很快将其抛弃。可以说，“天安门事件”后，何新只是一个曾经被当局用来应付一时之需的策士，并未如他所愿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专家”。萧功秦的民族主义较何新无疑多些诚意，萧在对待政权的态度上较为谨慎，对官方意识形态也相对比较暧昧。萧功秦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积极参与了1988年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争论并坚定地支持新权威主义。1994年4月，在《战略与治理》杂志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萧功秦就“变化中的国际环境与民族主义”这个主题作了一篇引人注目的告──“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期的意识形态”。他不象大多数与会者那样停留在对民族主义概念的探讨上，而是明确提出了民族主义作为今日中国意识形态之必要性。萧功秦以他的历史专业的练习和雄辩的文才，发展了“苏联巨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一文的观点。萧提出，90年代的新形势需要在意识形态方面加强党的合法性，而这种强化只能来自民族主义。他力主采用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补充，并以恢复儒学为核心。萧功秦认为，将民族主义整合进官方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不是建议而是现实。萧功秦列举了邓小平的话“我是人民的儿子”、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国家领导人参加汉民族神话远古祖先的祭奠、在学校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等，以此论证民族主义在官方意识形态中的回潮。其实，“天安门事件”之后早就有人提出过类似主张。不久后香港和西方媒体开始大谈中国民族主义的回归。可以说，萧功秦是第一个试图把“天安门事件”之后民族主义进入共产党政治的现实加以概括的学者。从思想层面来说，该文也是第一次将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理论化的尝试。当萧功秦从内政出发强调加强国家凝聚力的必要性、为民族主义辩护时，另一些学者则试图建立适用于新的国家与国际秩序的地缘政治战略。他们尽量避免触及中国内部的尖锐问题，故意忽略意识形态与政治的敏感问题，将40年来共产统治所产生的所有问题都简化到地缘政治的单一维度，或归咎于改革开放的负面影响。他们就此试图建构一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强调集体的重要性，鼓吹加强国家的角色。比较有意思的是一些在国外、尤其是在美国的华裔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并没有必要非得奉承中国政府，很多人却积极参与了这个新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这些知识分子认为，无论是“围堵”、“卷入”或是两手并用，都是美国企图限制中国的发展，并将中国扩张过程中对美国可能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战略手法；中国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加强自己，同时向全世界显示中国文化的优越性。这体现了一些华裔知识分子试图构建的反对美国霸权的战略性民族主义观点。事实上，民族主义只是一个解决短期问题的方法，它无法有效地代替价值体系的社会政治功能，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生存发展不能建立在简单的利益算计之上。
五、道德民族主义在文化领域，中国知识分子主张的民族主义通常有两种形式：一是怀念中华伟大文化的民族主义，二是批评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文化统治的“反西方主义”；前者基于理想化的华夏中心主义概念，后者则借助反西方的西方后现代理论。从1992年开始，随着邓小平南巡后出现的经济活跃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关于中国文化优越性的说法就越来越多了。中国闻名学者季羡林曾经预言“至二十一世纪，西方文化将让位于东方文化，人类文化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期”。香港和台湾也有学者谈论“大中华经济圈”。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陈来则在1994年将儒家文化称为“更新世界社会的潜在资源”；他宣称，儒家文化在20世纪受到严厉批判之后将在灰烬中再生.一位研究儒学的学者蒋庆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建议根据公羊学重建中国的政治文化；他还宣称，中国式的市民社会就是儒家式的市民社会.与这场“传统文化热”相呼应的是，一些人开始重新审阅80年代文化讨论的参与者，例如，王小东以“石中”这一笔名撰文，使用“逆向种族主义”这个新词指责那些批评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对伟大的中华文化的怀旧话语与关于“亚洲价值观”的讨论之间存在着某种意识形态上的共鸣。那场搅动了东亚并在西方引起强烈爱好的“亚洲价值观”的辩论始于90年代初，发起人是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他们试图用“亚洲价值观”，即所谓的家庭观念、团队意识、尊重权威等，来解释“四小龙”经济上成功的独特性。该说法被西方称作“亚洲主义”：“所谓‘亚洲主义’，是指建立一种新形式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尝试，这一意识形态不以人的理念、更不以世界为指向，而是以一种亚洲社会的历史和命运的共同观念作为基准。该理论旨在凸现出一种‘亚洲性’，也就是说，一种存在亚洲社会中与西方对立的共同的身份认同。”1993年3月的“曼谷宣言”宣称存在“亚洲式人权”，这种说法可被视为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具威权性质的政府的共同策略。中国政府也与新、马政府合作，以此回应西方在人权方面对中国提出的批评。其实，中国的学者们对“亚洲价值观”的讨论并没有多少热情，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并不认同来自汉文化世界周边的意识形态，而自由派知识分子则对东亚的独裁或威权政体从无好感。在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那里，中国的价值资源只存在于中国的传统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盛洪试图就此提出一套全面的观点，从1995年底开始，他声称自己的研究有大发现。盛洪指出，中西贸易关系上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存在着极大的不公平，双方的贸易并非以平等为基准，他认为中国文明在与西方交流中显示出的弱势源于他所说的“天下主义”道德秩序观，而西方人奉行的民族主义却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盛洪认为，在中国人的天下秩序中，不存在种族或民族的区别，也没有社会或政治的不平等，基于和平与自由的原则，就不存在国家和贸易上的冲突；然而，在中国文明衰退期间，中国的“天下主义”让位于民族主义了。在盛洪看来，中国的“天下主义”道德秩序观是拯救服膺于丛林法则的今日世界的惟一道路，全人类将受益于中国“天下主义”的回归。盛洪认为，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仍然保有其道德天下主义的记忆，在相当多的中国知识分子眼里，中国近代采纳了民族主义实乃是中国文化在道德上作出的让步，而其最高理想仍是天下主义观念.应该指出的是，盛洪的观点之逻辑结构并不严密，从他1995年10月开始发表于《战略与治理》上的第一篇和其后数篇文章──尤其是《战略与治理》1996年1月号以及1997年4月发表于《北京青年》上的文章──来看，他实际上是在道德教化的“华夏中心主义”和面对其他文明时的一种相对开放的普世主义之间徘徊。盛洪的观点在知识界曾引起很大关注。《战略与治理》及《东方》这两份知识分子杂志1996年1月30日就该主题举办了研讨会，除了石中外，大部分与会者对盛洪的观点持否定态度。多数与会者指出，所谓的“中国古代文明中的道德秩序”这个概念，不仅没有历史根据，而且是乌托邦式的。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盛洪论点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对过去的理想化，而在于他对其讨论的中华文明的制度缺乏了解；一种文明的优越性不仅在于其道德上的美好意愿，还在于它通过政治和社会的制度建设弥补缺陷的能力，即使我们承认中华文明传统中包含有高尚与和平的成份，但中华文明却没有找到实现高尚与和平的手段；说白了，就是中国没有发明民主。从总体上看，道德主义者对旧秩序的怀旧似乎具有某种以道德之名填塞当代民族主义价值空白之功能，他们试图为民族主义提供道德基础，在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之间搭建桥梁。
六、反西方主义者对权力的献媚文化民族主义的第二种形式──反西方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在西方受过练习的年轻文学批评家和社会学家。他们运用西方最新的、经常是激进的理论，同时扬长避短，回避自己在国学上的弱点。因此，他们往往引述福柯、利奥塔尔、德里达、赛义德等西方思想家的理论，用后现代、后文化主义或后殖民主义等理论作为自己的学术包装。这类人士的思想方式相近，其共同特点是强调中国特性、拒绝源于西方的现代性的普世性。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中国信徒以本国受压迫文化的理性守卫者和权威解释者自居。他们将赛义德的理论当作武器反对现代主义思潮，痛斥所有试图从国外引进新知的人，并将之称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买办。持此观点的知识分子显然从学术角度为当局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持。赛义德理论的一位诠释者张宽曾在《了望》杂志上撰文指出：“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已经丧失了从根本上去挑战和拒绝西方权势话语、殖民话语的勇气。比如关于人权问题、市场经济问题、知识产权问题，我们与西方国家进行具体的谈判时显得那样被动，原因之一是我们还拿不出一套完全摆脱了西方权势话语的论述方式。”这类说法自然是投当局之所好。很快，中共党内保守派理论杂志、被人称为“极端保守主义的堡垒”的《中流》月刊于1996年1月登载了“是否应该警惕和反抗文化殖民主义”一文。该文宣称，抵制西方文化要“明确、有意、果断”。在同龄人中小有名气的后现代理论代表人物是北京的两位文艺批评家：北大教授张颐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晓明。曾经在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十分活跃的许纪霖注重到，“1994年上半年，当你翻开每一本稍有影响的文化思想性杂志的目录，都能发现有陈晓明和张颐武两位鼓荡‘后现代’、‘后殖民’及‘后新时期’……的大作。”在“后东方视点”一文中，陈晓明批评说，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乃至学术已经形成这样的不成文的绝对标准，那就是得到西方权威的认可才算是获得成功。在他看来，在西方获奖的电影，如张艺谋的《红高粱》，是个经典的例子；这些电影都是为了取悦西方观众而拍，这已足以证实中国文化已经是帝国主义西方的附庸文化。假如说陈晓明致力于“穿越后殖民的历史表象”，看到了“中国文化已堕落为西方附庸”，那么张颐武则看到了走出附庸地位的“出路”。张颐武宣称，“今天大陆的知识分子从后殖民和第三世界的观点出发的理论研究，完全改变了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无条件臣服启蒙学说的附庸地位”。象张宽一样，张颐武也将批判深入到价值领域。他指出，“从西方政府的‘人权’话语直到张艺谋、陈凯歌电影中对中国政府的刻意调用，都已将中国政治化为了一种可资利用的文化再生产的商品。‘人权’早已变作了对中国市场进行调控即对贸易进行控制的筹码，变成了对‘中国’的他性定位的最后幻影。”在张颐武的笔下，人权不过是西方世界为了控制中国市场和商业的一种交换手段，一种将中国定义为他者的幻想。这真是悖论之悖论。这些主张后殖民批判主义的人忘了，他们顶礼膜拜的理论不也是西方的产品吗？他们看到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虚空和官方理论的不严密，于是等不及政府的召唤，就自告奋勇地出来解政府理论之困境，企图为这个合法性不足的政权补台。无疑，这个所谓的“三后”思潮是90年代中国思想禁锢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但许多知识分子并不认同这些理论。1995年2月，在西方执教的赵毅衡和徐贲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上撰文，批评潮流汹涌的新保守主义，引起了强烈反响。《近代史研究》杂志副主编雷颐批评新保守主义者抛弃了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的真精神，没有去解构中共政府的意识形态，却尽力冲击、吞噬、挤压那些支流、边缘和弱势。法国学者施维叶谈到亚洲儒学的更新时指出：“弱者对强者的回应变成了对某种力量和中心性的肯定：这即是后西方性。造成这种新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不仅不在于儒学，也不归因于亚洲。来源于后现代的对现代性的重新质疑一方面源于西方社会本身的演进，一方面也由于前边缘地区国家的抵制和兴起。”这个评价同样很好地解释了中国“后现代”的民族批判主义。
七、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出路何在？上述思潮并非单纯地源于对政府谄媚的动机，它还反映了中国在追求现代国家认同的漫漫长路上的一种精神迷失。中华认同建立在肯定中华文明优越性的基础之上。随着清军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前之惨败，中国士大夫们的文化天下主义的深层自信从此灰飞烟灭，并因此引发了认同危机。这一危机以极其痛苦的方式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领略，且一直持续至今。从19世纪中叶到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关于这种认同危机的争论从未停止。现实中寻找民族认同由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组成：一方面，通过再造传统，重新定义文化认同；另一方面，诉诸从改革到革命等各种手段，建立民族国家。共产政权的建立一度凝聚了民族对国家认同的追求，民族主义在毛泽东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那里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的避难所。从此，中国除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外，其他任何思潮都被赶尽杀绝。中国文化的优越性被共产主义优越性所取代，传统的天下主义改头换面为共产主义。邓小平的开放政策打开了这个封闭的世界。文化认同危机通过文化的自我肯定和重新检视中西关系两种追索形式再次表现出来。当年，西方社会在工业革命到来时通过打破沉重的宗教枷锁为世界祛魅。而今日的中国却面临着双重祛魅。第一重祛魅是去除共产主义之魅。共产主义在中国成功的深层原因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对平等的梦想；然而，30年的封闭终于激起了追求自由和开放的欲望，共产主义优越的信念冰消雪散，乌托邦之梦从此破灭，民族主义的归属避难所也化为乌有。第二重祛魅是“理想西方”神话的坍塌。从1979年到1989年，“理想化的西方”俨然如同否定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现实的镜子的另一面。可是随着开放和距离的拉近，西方国家的政治现实主义与维护人权话语之间的矛盾，以及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民主原则与西方社会复杂现实之间的反差摧毁了西方榜样的形象。假如说对共产主义的祛魅引起了民族精神的复兴，那么，“理想西方”的幻灭则在中国引发了与一个平庸的西方世界竞争的愿望。双重祛魅引入了对自身与他者的怀疑，导致了双重认同危机──政治与文化认同危机。此双重危机不仅深重，而且二者之间还存在着一种内部张力。共产主义的幻灭导致了平等、公正等价值认同的消失；政权对传统价值力量的诉求又使人们重新感到了精神象征的缺失。近代中国对儒学价值的指责是因为这一价值系统无力保卫中华文化，也无法为文化中国提供归属指引。而当前向传统的回归无疑凸显了政治的无能，因而更加强化了民族对政治认同的需要。随着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淡出，人们重新发现长期以来以为已经被共产主义超越的西方带着其文化差异、经济强权、战略傲慢和政治体系再次卷土重来。在正常情况下，否定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应该伴随着价值系统的更新；然而，中国思想界解构意识形态的正面效应一方面为“理想西方”的幻灭而抵消，另一方面也被全能国家的暴力所屏蔽。从这一角度看，今日中国的认同问题和近代以来的认同危机一样，政治认同不足大于文化认同不足。无论是近代还是今天，只要中国文化还无法支撑起一个能够以共同的价值认同凝聚国人的政治实体，中华民族的认同危机就会周期性发作并引发政治危机。从本质上看，现代中国的民族认同是“我应该是谁”的一种开放并指向将来的认同追寻，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我是谁”的身份危机。
八、拒绝民族主义1995年，在政府的鼓励和民粹主义情绪的推动下，中国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引起了全世界的注重。“中华文明复兴”引起了普遍的不安，也为开始在西方广泛流行的“中国威胁论”提供了佐证。但是，在中国的思想界，民族主义者并未占上风。在90年代里，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都谨慎地对民族主义话语保持距离，并且明确地拒绝仇外的民族主义，所以民族主义者在思想界并没有多少支持者。2000年在中国出版了一本文集，收集了44篇讨论民族主义的文章，其中只有5、6篇明确支持民族主义；除了王小东之外，其他都不愿意表达出《中国可以说不》那样的具有仇外倾向的民族主义情绪。毫无疑问，由于涉及民族主义的讨论关系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因此对发言者来说到处是“雷区”，中国国内虽然发表了不少关于这个论题的文章，但们行文审慎，读者经常需要透过字里行间领会其意。但一些港台杂志及流亡异议人士的文化圈子为中国境外和境内的知识分子提供了重要的窗口，也让研究中国的学者藉此了解发言者的真正观点。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学者就这一主题在境外发表较为大胆的文章，只要不指名道姓地直接批评中共领导人，即使是一些不完全属于学术的现实热点问题，国内学者也可以加入讨论。从此中国思想界关于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争论开始国际化。这一现象又因为互联网的勃兴得到了加强。1996年，笔者在“警惕民族主义成为主导意识形态”一文中提到，要注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的危险；同时还指出，应该区分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当今的民族主义，前者反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后者则是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现有国际秩序。笔者强调，一个奠基于物质利益的功利性的民族主义是十分危险的。民族主义有两个基本的内在逻辑：“一是从本民族利益出发，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本民族利益作为其宗旨，并以此为准则来处理和其他民族的关系。各个民族均可以设定自身的民族利益目标，但问题是怎样保证一个民族的目标不会侵犯另一个民族的利益？民族主义不仅不能解决民族与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可能出现的摩擦和冲突，而且还会为一个民族宰割、统治另一个民族提供合法根据，从而是民族关系处于对立、冲突之中，这是一种对抗和战争的逻辑。”“民族主义的第二个逻辑是集体主义的逻辑。民族利益至上，集体压倒个体、以民族的利益要求个体无条件地服从，以集体的名义发出统一的号令，窒息自由多元的声音。……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告诉我们，强调集体、压抑个人、崇尚单一、排拒多元的民族主义往往是既牺牲了个人自由，又葬送了民族利益。”笔者认为，假如说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某种转换捷径的话，那就是集体主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指出：大陆和海外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激情是中共当局有计划地挑拨起来的；民族主义是共产中国反对人权和民主的武器。国内的知识分子也在反思民族主义。1998年，何家栋在《战略与治理》上发表“人权与族权的差异”，为人权主张辩护，反对民族主义。他以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及其西方来源为掩护，回击民族主义者无视共产主义的现实，同时指责他们忘记了“文革”的灾难性后果。何家栋认为，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区别是前者认为人是国家的基础，而民族主义者认为人应该臣服于国家。他指出，忽略人权问题和夸大族权问题是民族主义最致命的错误。凌志军和马立诚在《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一书中分析了民族主义可能造成的3个灾难性后果：民族主义的飚升会干扰甚至打坏国家现代化与开放政策；民族主义有助于强化中国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势力；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会刺激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起来反对中国。在谈到最后这一点时，两位回顾了印度的核试验计划和印度政府首脑指责中国为“北方威胁”等情形，以及中国政府、地缘政治学家和官方媒体如何谴责印度的民族主义。他们从政治影响的角度提出对民族主义的警告，既是针对民族主义者的，也是针对北京政权的。
九、民族主义：北京政权难以把握的双刃剑事实上，中国政府与民族主义者表面上的默契并不能转换成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对于北京政权来说，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若采取极端民族主义的政策，就如同在钢丝上行走，难以逃脱玩火自焚的下场。民族主义者怂恿政府彻底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其实并不符合当局的意愿。当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虽然已经褪尽乌托邦色彩，但仍然是北京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以及实行镇压时的有力武器。在可预见的将来，包括面对民族主义时，保卫官方意识形态这层护身铠甲对于现政权仍然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当民族主义主张通过诉诸儒学来建立其文化认同基础时，实际上就暗示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及其对民众动员能力的衰竭。中共创立之初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指导，同时高举打倒“孔家店”的大旗，但共产党执政50年后儒学却重新出现于官方话语中，这意味着一次激烈的转向和对“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当年改造传统的革命路线的背叛。怂恿民众的仇外情绪使当局面临另一种危险：它会断送20多年来的开放政策。极端的对抗性的民族主义政治将目标指向美国，还可能令当局引火烧身。中国近代所蒙受的羞辱与中国落后于西方有关，但也同样与满清政府的无能和抗拒变革有关；换言之，中国的民族主义既可能是针对西方的要求雪耻的民族主义，也会是对当局同样严苛的民族主义。从这一角度来看，除非当局能够成功地建立一个政治上的现代国家，否则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就可能违反当局的意愿而把矛头指向这种民族主义思潮的怂恿者和操纵者。一些学者所鼓吹的以反对外部力量为战略的民族主义也同样可能产生瞄准中国当局的效果。中国的现政权是既得利益集团，其首要目标是保住权力，它利用民族主义无非是为了这一目的。所以，只要民族主义情绪的蔓延构成对政府的压力，当局就会毫不犹豫地打击压制。事实上，当局真正想要推广的并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所谓的“爱国主义”，正如张见微指出的，“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实行的爱国主义，实际上是爱政府主义”。根据这种“爱国主义”的逻辑，爱政府就要求爱其所做的一切，无论政府所做的是对还是错。这一传统的爱国主义的逻辑实际上是一种伪装了的专制主义。
十、中国的民族主义是真威胁还是纸老虎？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转向大塞尔维亚种族民族主义的事实表明，共产主义的专制政权转变为民族主义的专制政权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中国会不会从共产极权转向法西斯民族主义呢？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有些知识分子并不掩饰他们的担心。旅居美国的程默于1999年呼吁警惕中国民族主义向法西斯主义转型。他认为，对法轮功的镇压、中国驻南使馆被北约轰炸后引起的暴力示威、大中国理论以及《超限战》的出版等，都是令人不安的迹象1】香港评论家、主攻德国文化的陈云对中国的某种纳粹倾向表达了同样的担心。他认为，中国正处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初期2】1996年余英时亦指出，中国当局利用民族主义加强政治控制力，可能把中国带向德式“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43】显然，这些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尤其是当人们看到那些关于国家安全的军国主义观点出台的时候。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文木。受科索沃战争的启发，张文木从1999年3月开始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建议建立“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他认为，目前的形势对中国的和平主义者来说是一个难关，中国不得不面临抉择，要么打破美帝国主义的封锁，通过军事力量捍卫毛泽东、邓小平留下来的政治遗产和经济发展，要么在没有现代化军事保护的情况下亡命于因经济挫折引发的混乱。在他看来，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是否成功取决于一支强大的海军所带来的对外部市场的控制4】张文木所主张的实际上是企图通过军事手段使中国变成一个世界强国的“国家安全哲学”，在至今为止所有的民族主义的表达中可以算是最系统与最精致的，他的表述有一种惊人的直率。这一安全理论显示了一个曾经遭受侵略的落后大国的复之心与图强渴望。它的出现表明，鼓吹法西斯主义的仇外幽灵在中国是可能笼络人心的。法西斯主义的鬼魂需要附在有形的肌体上才能作祟，否则就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那么，在何种族群、文化或历史的基础上，一种作为情绪或理论的中国民族主义能够变成主流意识形态并且掌控国家力量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并不轻易。90年代中国的各种关于民族主义的表述之共性是功利主义，这表明，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意义上，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虚幻的、没有基础的。以下分析或许可以让我们保持一种谨慎的乐观。首先，从历史角度来比较，中国目前的国际国内环境根本不同于纳粹德国，也不同于30年代的日本。德国纳粹和日本法西斯产生于议会民主的背景下，这两种极端民族主义都得益于面对民主的无力甚或民主的失败时所产生的一种政治浪漫主义的反应；换言之，当权威发生危机时，在民族主义者眼里，民主不足以使国家强大。当极权主义政府诞生之际，这样的政权需要极端民族主义充当其意识形态工具。而中国的情形完全不同。共产政权的建立可以看作是1911年共和革命失败后政治权威长期缺位所导致的结果。从权威缺位到极权主义，中国似乎完成了一个循环。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可视为中国历史进程的另一个新起点，其目的不是为了追求国家权威，而是为了摆脱权威的膨胀。到现在为止，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是国家机器剥夺或压制民众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而不是国家机器的权威需要进一步加强。即便当局想要强化其专政机器的权威，也无需借重民族主义话语，官方意识形态本来就是现成的工具。可以说，在内政方面，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要想成为一种具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几乎没有什么机会。而在国际关系方面，近年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回潮并非起因于帝国主义新一轮的侵略，也不是西方为了阻止中国发展而采取的战略性孤立政策；相反，开放的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以及相互依靠越来越深。无论是对现政权还是对民族来说，开放都是必由之路。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对西方市场有利可图的依靠、亚洲汉文化圈及海外华人所取得的惊人成就等等，最可能激发的应该是一种一争高下的情感，而不是中国人的排外反应。希望通过煽动排外主义来赢得追随者的极端民族主义在今天日渐开放的中国社会里或许可以维持其声音，却未必能获得多数人的支持。其次，从文化角度看，中国与日本、德国的族群相对单一不同，从远古开始汉民族就与其他民族混居，具普世主义倾向的华夏中心主义传统从不主张种族或族群的民族主义。今日中国多民族的现实甚至使具有种族特征的民族主义话语表述都成为不可能。毛泽东时代中国对西方的封闭是以国际共产主义的优越性的名义发起的，邓小平时代的开放政策则奠基于有利于现代化的信念，这些长期性政策与民族主义理念都没有什么关系。进一步来看，整个中国近代史都雄辩地证实，中国人图强的渴望压倒了对文化独特性的维护，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有识之士中少有人主张闭关锁国。今天，中国人显然更希望重新回到世界文明的中心而不是偏安于国际社会的边缘。从这一角度观察，中国的民族主义假如意图植根于中华文明的非凡性之上，是难以从中国文化传统中获得政治合法性的。最后，在意识形态层面，当下的中国正在离别共产主义，在拒绝全能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对其他主义的灌输也布满反感。共产主义那样超强的意识形态业已坍塌，今日初现的民族主义就能在共产主义的废墟上成功地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权威？王力雄谈到《中国可以说不》时写道：“在如此一片精神废墟上，怎么可能再祭起什么‘主义’的大旗──不管那大旗是共产主义、自由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主义是一种信仰。民族主义被称为当今世界的‘第四宗教’，原因就在这里。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是肯去充当‘血肉长城’或‘肉体炸弹’的。而当今中国人的心里已不存在任何神圣，什么都不信，除了功利得失，没有其他是非原则，整个国民精神趋向痞子化5】”这个评价是严厉的，但它需要一些补充说明。假如说民族主义不能在共产主义遗留下来的精神废墟上建立权威的话，自由主义与中国之缘还没有完结。事实上，90年代的中国不仅留下了集体主义失败的深深烙印，而且还伴随着个人主义的上升，这两种相辅相成的现象显然不利于民族主义的崛起。中国原初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没有民族的民族主义，今天，民族主义又失去了信仰。同时，从中华民族的宗教性来说，由于没有宗教建构，信仰不专，因此也不会形成像伊斯兰那样的狂热的民族主义。还要指出的是，现代中国的政治民族象征实际上是缺位的，至少也是不充分的。这个补充论据可用来论证中国民族主义的虚幻性。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分裂。这个断裂不但至今未被填平，而且正是这一历史事件将民族与国家分割开来。那时中国政府冒挑战儒家仁政传统之大韪，犯下了镇压学生运动的致命错误，因此，北京政权不但难以成为民族认同的象征，也不是民族利益的合格代表。从短期来看，这一政权只能迁就西方，而不能按照反西方的民族主义的逻辑行事。在此语境下，真正的地地道道的可能产生影响的民族主义只能是建立于体制之外，甚至与其对抗。这种远景对于民族主义的演化及其政治操纵者来说都是不乐观的。正是由于上述原因，除了少数机会主义者的声音之外，中国的多数知识分子并未成为民族主义的信徒。面对镇压、审查和权力的犬儒化，中国社会出现普遍的价值失落，人们得过且过、冷漠失望。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思潮产生了一些吸引力，但这种情况与政治高压下的言论不自由有关，并不能证实民族主义思潮对中国民众的真正吸引力。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之后，民族主义更象是被北京政府送到意识形态舞台上表演独角戏的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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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0 18:05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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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在北大的演讲
说明：1990年6月，应北京大学党委及学生工作部邀请， 何新对1990年应届毕业生做了一次毕业前政治演讲。当时学生仍处在较严重的对立情绪中（ 89年6月4日
曾发生事件）。何新事后说，那次演讲是他生平所经历最惊心动魄，也最艰难的场面之一。
时间： 1990年6月24日上午 9－12时 地点：北大礼堂
一、开场白
（何新入场登讲台。满场哄闹。有人故意敲椅子，嘲骂声，大声嘘和吹口哨） 看来大家很不欢迎我。 （学生笑，起哄。有人喊：“那你还来？”）
我没上过大学，可是跟北大好像还真有点缘分，认1985年以来，每年总有机会来此讲一次。
（学生哄笑，嘘，口哨。有人喊：“话筒靠近点，后面听不见”）
（靠近话筒）上一次来，我记得是去年四月份，在那个电教报告厅。从那次到现在，过了一年多。这一年当中，北大、中国、世界都发生了很多事情。今天重来此地，感慨良多。什么感慨呢？我知道，我此时到此地来，不合时宜……（有学生喊：“对！”“你还有自知之明！”鼓掌，笑声、嘘声）
但我今天既然来，就是准备上这个炉子烤。正如《三国演义》里说的…… （嘘声。有人喊：“你想舌战群儒吗？”“他是来单刀赴会的！”）
我来之前，曾经有朋友劝我……
（有学生大声喊：“我们也劝你别来！”笑声，哄闹，鼓倒掌）
劝我的人说，你现在到北大干嘛去呀！“六•四”那天刚出了事情。老实讲，临来前，我也忧心忡仲。现在坐在这看着大家。……我心情很沉重。
（学生哄，笑，喊：“你沉重什么呀？”）
说句实在话，我来是想跟你们交流一下想法，刚才那位老师说，请我来是给你们作思想教育……
（学生大哗，笑声，嘘声，鼓倒掌）
你们笑，我也觉得可笑，我这个人自己受的教育还不完备，大学都没读完，我哪有资格教育你们呢？我来，就是想和大家说说心里话……
（有学生喊：“说吧！”有学生喊：“有屁快放！”“看你还能说什么？”）
我刚才进来时听到有人骂我。骂，对我可不新鲜，我这个人挨骂是挨惯了。现在我的这个骂名呀，似乎传遍了全世界。我今天给你们带来了一点材料…… （学生大笑，鼓掌）
（举起材料给大家看）这是《纽约时报》。这么大一张照片，世界性的报纸，题目是“A Defender of Deng Tells Why He
Is”（一个邓的卫道士陈述他为什么这么做）。
（学生笑，哄闹声）
这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这么大的照片。题目“一个保守主义者如是说。”
（学生大笑，叫好，鼓掌）
（也笑）我就知道你们会喝倒彩。我还带来一些信（举信），你们想骂人，骂得可能不痛快。听听这些信，也许正是你们想骂的。先读一封匿名信：
“何新，你是中国民主精神的叛徒，你是中国知识界的败类！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审判团，对你从精神到肉体宣判死刑。”
（全场哄笑，大声鼓掌，喝彩） 别急，还没念完呢：“我们要绞死你、砸烂你的狗头！让你下油锅。你做好准备吧！”署名“中国知识分子锄奸团”， 1989年8月1日
。这是典型的文革语言 （大声哄笑、鼓掌）
还有更漂亮的呢（又举起一封信）：“何新，你这只卑鄙无耻、卖身投靠的哈巴狗，你将永远被钉在文明的耻辱柱上。如有可能，我***你妈，再生一个人作何新！”
（笑声。台下有人大声说：“这有点太过分了！”）
他还说：“有胆量的话你可以举报。”放心，我不会举报。这信我得留着，这是宝贝，纪念品。花钱还买不着，哪舍得交公安局？
（举起一张有漫画的信纸）再看这件，这是艺术品！（读：）“何新，不老实的人，即使做了老实的事也不会赢得人的信任（作者是在引用去年8月间上海一张小报上骂我的话）。你的大作我们都在《中国青年报》上拜读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耻笑你，骂你是条疯狗，时机一到就想咬人。而我认为你充其量不过是一条劣等的疯狗。”署名：“一名大学本科读完的人。”这是暗示本人没上完大学。我不知道写这个信的人是否今天在座。
（学生交头接耳，叽喳议论，渐静）
去年到今年这一年当中，发生了这么多的事，让人如何不感慨啊！如果你们有兴趣
，我还可以给你们念，看港台和老外的文章怎么骂。如今我里外不是人。这么挨骂，可我还是来了。干嘛来呢？来，当然不是希望来找骂的。有人现在传说，说何某现在做大官了。什么官呢？说鄙人要当社科院的副院长。还有这样那样的说法。我想在座的可能都听说过。这真应了古人一句诗：“于今腐鼠成滋味，猜疑鲲鹏议不休。”
可我告诉你们，如果何新真当上了什么大官，你们可以任意拉一帮人，去把我家的大门扒掉。
（学生议论，笑，“这要犯罪啊，谁敢扒呀！”）
敢不敢，那是你的事。我的意思是，第一本人从来不想当官，第二我也不可能当官。其实我的处境是两面受困。洋老爷骂我是邓的走狗；另有人骂我是漏网的“精英”。各种匿名信写给中央，据说还有从美国寄过来的。当然自称不是搞“民主”的精英，署名是“海外爱国人士”。揭发我一贯搞自由化，整理出我所有著作里面的自由化言论，寄给各个有关部门。就我听说的呀，材料至少有这么厚一叠。所以我的日子并不好过，说不定哪天也会点我的名。
可是尽管如此，八面来风，我呢，清夜扪心，问心无愧，还是睡得踏踏实实。检点平生，我是既不懊悔，又无遗憾，仍然坚持我的观点，坚持我的立场。为什么？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谈谈的。
（会场稍静）
今天来，我是想告诉你们，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说，一个人不是想当官，不想往上爬，人们就会问：那你干嘛要帮我共产党的忙？不是叫“走狗”嘛？为什么要做走狗啊？好吧，我要告诉你们为什么。
当然，我不想给大家搞什么思想教育，我也不会。我不是共产党员，也没做过政工干部。退一步说，我从来倒都是受教育的对象。那么有人就要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你今天坐在这个台子上啊？你有什么资格坐在这儿啊？
有什么资格？不是以什么学者的资格，什么头衔的资格—这一套我从来蔑视之。就以我是一个中国人的资格！中国今天面临着危险，重大的危险！威胁你们，也威胁到我，威胁到每一个中国人！所以我不能不说话！
（会场稍肃静）
从去年4月到今天，我一直注视着你们。我知道你们有人怨恨我，因为我反对了你们。可是你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你们为谁这样做？谁在为你们鼓掌？——我们民族的敌人！有人要借你们的手，拆碎中国，灭亡中国。而你们，却把他们看作中国的救星，在帮他们，那些为你们叫好的人中，就有这种人！
（学生骚动，交头接耳，议论）
是的。对去年的整个事件，我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想法，和你们不同。
不是据说要搞民主吗？思想自由吗？那么我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吗？可以坚持自己的想法吗？如果可以，为什么要写那种肮脏的匿名信？为什么要骂街？为什么搞人身攻击？为什么造谣诽谤？为什么威胁要搞暗杀？
（会场静）
我的想法从哪里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从地下挖出来的，也不是任何人授意灌输给我的！从1985年以后，我几乎没参加过任何国内学术会议。我从未参加任何小集团。有人说我举报了三千知识分子。可是全中国出大名的知识分子，我平生真正认识的恐怕还没有超过一百人。什么这个圈，那个帮，我一概鄙视之！
我可能是有点知名度。要没有知名度的话，《纽约时报》、《基督教箴言报》，大
家都知道，这都是世界第一流的大报，不会用那么大的篇幅来扭曲我、来骂我。正是他们这么骂我，我才知道自己可能有点重要性。但骂人？我不在乎。骂吧！我就不信人能被骂死。古人说：千夫所指，无疾而死。那是心里有愧，作了亏心事。或者是懦夫，胆小鬼。自从进入学术界以来，我挨了多年骂，至今没被骂死，照旧是我行我素。
我的知名度哪里来的？我非出身显贵，也没有什么大官人作背景。我知名仅仅就是因为对任何事物，我坚持自己的独立思想。我一不屈从，二不盲从。我从不怕什么名人的权威，但我也不怕多数人的另一种权威。我用自己的眼睛看事物，更用自己的脑袋想问题。就凭着我这一套独立的思想，我坚持自己独立不阿的人格。
当然，在实际生活中，我也有屈服的时候，那或是因为我错了，或者就是生存的一种策略，暂时的。
（学生笑声，低声议论）
我追求这种人格的独立，用一生来追求！所以我不会去从政作官。现在孔孟之道名声很臭啊。但是我喜欢孔孟的人格主义。孟子好像有这么一句话，叫作：“道之所在，虽千万人逆之，吾往矣！”我欣赏这句话，而且履行这句话。所以今天我到此来了，我告诉你们，不要说这只是一千人的会场，不要说这是一个火炉子，只要道义所在，哪怕千军万马，粉身碎骨，本人照去！
（学生低声议论）
今天在坐的有一位朋友，是某报的一位记者。他是见证。去年6月1日，有一个出版社的朋友，到我家来告诉我：“何新，我在天安门广场高自联的帐篷外听说，‘革命’成功以后，要把知识分子中的叛徒吊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电线杆子上，据说第一个就是你！你出去躲躲吧。”
（学生交头接耳，议论）
我说老子不躲。我要组织人去广场，跟他们对抗。现在就去！老实说，当时我已经在作对抗的准备，死算什么呀？吓不倒我。
（零星有掌声，低声议论）
在今天有勇气的人，美国人说，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方励之一类。可依我看，此公是徒有虚名，其实是个懦夫。每个人都知道，从某个时期以来，坐在这个讲台上骂现实、骂这个制度，并不需要勇气，倒能得到国内外的满堂彩。谁敢替这个制度、替这个国家、替这个民族，辩护，讲话，那才真需要一点勇气。
1985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到北大讲演，说是一种邀请。可我难道不懂嘛？就因为当时我在《读书》上发表了一篇批评刘索拉、徐星那个无主题变奏的文章，有人就要炼我！
就是从那时起，给我造出无数的谣言。那天刚一进校门，就有人递过来一本刚出的杂志，贵校《研究生学报》的创刊号。第一篇文章是《评＜诸神的起源＞的谬误》，我的思想言论中肯定多有谬误。但是，我是不胜荣幸之至！这几年，凡是能臭我的东西，都有资格上头版头条。《历史研究》、《文艺报》，都是最权威的报刊，去查查嘛！
所以那次来，我也是准备好被你们轰下去的。但是我感谢北大的同学们，那天我讲完后，你们还是给了我热烈的掌声。从那以后，我虽和北大人仍是多不相识，可是已成为有缘的朋友。
从那时起，我就感到北大还是有一种精神。我今天到北大，就是要寻找和呼唤这种精神。我来寻找北大同学的良知，寻找你们内心中的理性。不是说这是民主与科学的校园嘛？好啊，我来试试。我跟大家讲真话。也许我说的是对的；也许我说的是错的。但是我保证只说出自内心的真话。
我现在和大家订一个君子协定，如果你们觉得我讲的是瞎话，你们可以采取任何行动。我也自动下台！
（学生议论，有人喊：“快讲吧，我们听你讲！”有嘘声。）
但是如果你们觉得，不管我讲什么，是真话还是假话，人话还是鬼话，根本没有必要听。少跟我们来这一套，滚！那么大家可以举起手来，超过50％，我马上提起包来，自动下台。
（学生议论，有人笑，有人喊：“说嘛，快说你的观点吧！我们想听。”） （等待片刻）好像没有人举手。
（有学生急，喊：“讲啊，快讲吧，没有人举手。”仍有嘘声）
我再等几分钟。我又听到几个嘘声。我知道今天有人在底下串好了要整我。这世界是怎么回事，难道我还不懂吗？要论捣乱，我从小就是捣乱分子。你们也许有人读过我的自传。什么起哄架秧子，什么暗杀、匿名信，黑社会，我都见识过。文革时期当反革命，手铐我带了半年多。你那个“嘘”声没意义，吓不倒我。
再说一遍。如果有人说何新，你给我滚蛋，我们根本不想听你讲任何话，就请举起手来。超过全场人数的50％，我马上夹起书包滚蛋！如果没人举手，那么对不起，我就要会场建立秩序！
（有学生喊：“别捣乱了！听他讲！”“我们北大允许你讲。”这时有十来人起身退席）
刚才有同学说，要听我讲。好，谢谢你！有人退场了（笑），我也谢谢你们。有人说，今天你这开场白太长了。干嘛拖这么长还不进入正题啊？我没办法！从我一进场就有人拿火炼我呀！不想让我讲啊！
我也是人，有我的感情。所以请原谅，我有一点动气，有一点激动。刚才的开场白长了，以下进入正题。（会场渐沉静，出现了秩序）
二、动乱的警告
记得去年我在北大报告厅作演讲时，正是动乱前夕（ 4月5日
），当时我好像预言了中国将会发生某种事件，发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因为那个时候，我感到，思想文化界中已经出现一种毒化的气氛，动员人们起来激进造反的气氛。
当时我曾对你们说，我有一种预感，感觉这个国家要出事。我说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说我思想中的许多概念，已经越来越糊涂。比如说，对当时人人热衷于谈论的“民主”这个概念，我说我越来越弄不懂了。
记得当时我向同学们提出过一个问题，今天到会的同学中，不知是否有那次也在场的？（有学生答：有！）我说，现在大家都说要民主，可是我却不懂，你们说的“民主”到底是什么？我说，我给大家时间，请哪个同学起来具体地告诉我。当你说你需要民主的时候，第一你要的是什么？第二你要的是什么？第三你要的是什么？请站起来回答我。
但是我等了几分钟，却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于是我对你们说：我看你们所谓民主，只是对某种政治不满的情绪性宣泄，是政治目标毫不明确的鼓噪。我说这种情绪，是十分有害而危险的。因为它极易被他人所利用，它将使共和国陷入危险的境地。所以我担心，巨大的民族灾难就在前面等着我们。这不是事后诸葛亮的见解，当时在场的人都可以作证。
（会场肃静）
我可以说，在很多方面，很深的意义上，我理解在座的每一个人，理解你们经历了去年事件后内心的创伤和悲怆。我也理解当时在街头的所有的人们，所有的老百姓。为什么？就因为我和你们同样是普通百姓当中的一员。
而如果说区别，区别就在这一点上。我充分意识到1989年事件的复杂政治背景，意识到它可能毁灭中华民族的演化方向。因此我憎恨那些煽动民族分裂、国家动乱的内外挑唆者，痛恨那些准备坐收渔人之利的内外渔翁。
我知道，现在一些同学处于这样一种心态：我什么也不信了，我有的就是情绪，我要的就是斗争。但是你们想过没有，这样下去，这个国家的前途如何？
这里有份材料，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份材料是我在1988年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上的。从这里面，我想，大家也许可以理解我，理解我为什么对你们的学潮，对所谓“民运”，会持有我现在的观点。
我在这篇文章中说：作为一种假想的政治预测，我们今天有必要考虑如下一种局面在今后十至二十年内发生的可能性。（以下读文章略）也就是说，我预言了街头抗议和暴力运动，预言了第二次文革和天安门事件重演的可能性。最后我断言，如果连续发生社会动乱，由于中国各地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状态，由于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复杂性，那么可以预测，将导致地方政府向藩镇割据的分裂局面演化，统一的中国将解体。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将进入一个复杂、动荡的分裂时代。
这是对未来形势演变的一种假想，这个假想是我在1988年11月份发表的。但是有人可能反驳我，说我受中国大一统的思想影响太深，说中国分裂未必不是好事。各地分散开，可能倒有利于经济发展。
无独有偶，曾经有一位外国人也对我发表过非常类似的看法。他说如果中国分裂，可能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我反问他，为什么美国的各州不搞分裂，反而现在还要与加拿大、与拉丁美洲联合搞区域共同体呢？西欧各国自古倒是分裂的，为什么现在要通过欧共体走向欧联邦呢？
我确信，中国如果发生国家分裂，在数十年内的前途将只有一个，那就是发生割据和频繁的内战，人民将为这种分裂付出生命鲜血和经济倒退的巨大代价。事实上我很怀疑，这一套所谓“大一统”是落伍观念，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理论，是某些发达国家的战略家有意识地灌输给中国人的。目的，就是要为摧毁中国，分裂中国预先提供思想武器和舆论准备，从而彻底剥夺掉中国赶超先进国家的发展机会。
以上这篇东西是1988年6月写的，于1988年底发表。但这并不是一篇孤立的文章，是一组东西，其中还有一篇《当代中国战略形势分析》，发表时间是在1989年3月，也就是动乱即将发生之前。在文中我明白地预先预告了东欧将变色和苏联将濒临解体。我警告人们，90年代可能不是一个做美梦的时期，而是一个充满前所未遇的巨大危机、困难和挑战的时代。我提出了一个警醒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现代化和美国、日本及发达国家的战略利益相矛盾”。
我当时认为有必要警告人们：有许多迹象表明，让中国陷入内乱和分裂局面，可能正是世界上一些有争霸世界战略意图的国家所期待看到的。在这类国家中，最应当注意的是美国和日本。
我说，如果认真反省美、日近年来对中国实行的全部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政策，我们就可以很深刻地意识到他们的对华战略始终是深谋远虑、意味深长的。
在他们眼中，中国人仍然是劣等民族，中国文化是弱者文化。而我们近年的所谓文化反思恰恰给外国人提供了蔑视中国的新论据。我们正在心理和政治上从事自我摧毁！
实际上，当中国为谋求现代化和经济高增长目标，而把寻求资金、技术的目光投向美国、日本时，我们忽略了极为重要也是极为关键的一点。中国经济、军事力量的强大，无论对美、日还是对西方列强，都只能意味在东亚形成一个新的超级大国。延滞或阻遏这一进程，必然成为他们真正追求的世界战略目标。特别是当苏联由一个进攻型的超级大国，衰弱成为地区性国家以后，以中国牵制苏联将不必要。
我对我当时发表的这套东西很感到自豪，我在历史面前没有愧色。它们发表出来在当时的舆论界无疑是一种不和谐音，但它们经受住了近年历史发展的检验。今天我介绍这些，并非意在炫耀，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历史是有逻辑的，是可以预测的。大家可能都还会记得1988年的思想界是什么情况？种种崇洋媚外，主张全盘西化，而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传统自轻、自贱、自虐，自我丑化的各种“新观念”、“新方法”滚滚而来，有势不可挡之势！
这些材料，我想你们的资料室会有。你们可以查阅一下，看看我刚才讲的有没有瞎话。顺便说明，当时我也把它送交了一些领导人。当然，我知道这是不合时宜的，我准备为此吃板子。果然，后来有人传话给我，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警告我，不要危言耸听！
顺便说一下，这几篇东西，我的一些朋友在去年动乱期间，曾设法把它贴到北大三角地，但当天夜里就被人撕去了。有人怕你们听到我的报警。
（会场极其肃静）
三、什么叫清谈误国？
对去年的事件，我采取了与你们，甚至与整个社会舆论不同的立场。有人以为我是搞投机，或者逞英雄。不，我讲那些话，不是想逞什么英雄。白痴才会在这种复杂、险恶的历史关头逞英雄！何况我是一个极普通的庸人。其实，我这人平生最怕热闹，最怕闹动静，最喜欢屏居独处，最喜欢孤独。然而近两年来，我的心境相当悲凉。
为什么悲凉呢？让我告诉你们，去年你们的几次游行我都是旁观者。我曾好多次在广场倘佯停留。 6月3日
那天晚上我也在街头旁观。而64清晨，我曾骑车环绕北京，当我目睹那布满烽火、瓦砾与残骸的长安街时，我的心破碎了！黑格尔说过，只有丧失和平和稳定，人才会知道这种已成为生活自然条件的东西，是多么值得珍重！那些日子，我时时感到一种啮心的悲凉。我惊讶人性的愚蠢，奔向一场劫难，竟犹如奔赴一场盛大的节日！
我回忆起自己一年前写的那几篇东西，当时只是根据一种理性的推断，根据我掌握的一些材料和数字，根据我以当代中国的现实情况与世界历史情况所作的类比，而推导出若干结论。当时说出来，不过是以之作为一种假设。但我万万没有想到，它们却竟会在眼前成为现实！我惊讶地看到我所预言的一系列局面，似乎都在一步一步清晰地演现。我不能不为之悲哀和恐惧！
但是，最近我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这封信出自广州地区一个匿名的知识分子。信中如是说：
我也不相信什么自由民主，我也不相信什么严家其之流的那一套理论。但是我同样不能支持你。我认为，中国应该大乱一下了！不乱不治。人口那么多，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那么腐败，不死他几亿人，不乱它一百年，不乱深乱透，如何能获得新的生机？让大毁灭早日降临于这个民族吧！毁灭是再生的唯一希望。只有大动乱，才能导致现存社会结构的突破，这是中国的唯一希望。所以我认为你是阻挡历史之潮的反动派！就是经历几十年动乱与战乱，也不像你描绘的那样可怕！
读完此信，我有一种感觉，这是一个冒充上帝的人在说话。这封信现在在《中国青年报》一个编辑手里，我一直建议他们登出来，让人们知道什么叫做冒充学术的狠毒和残酷！好一个“死他几亿人，乱它一百年”！这不是人类的声音，更不是上帝的声音，而是真正的魔鬼之声。就发散在我们周围，而人们却还是懵懂不觉！
对这种人，我的答复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由你自己做起，请你首先自杀，为中国人作一个减少人口的楷模！凭什么别人都应该死而你却该活呢？我憎恨清谈误国。这种讲起来头头是道，一实行就要杀人的理论，就是清谈误国的典型样本！这些年社会科学理论很兴旺，种种各样的新理论都出现了。有好的，但也有添乱的。我这人玩世不恭。人家称我是什么学者、什么研究员，我记得过去在北大的讲台上就讲过，此类头衔，渺不足道，不过是混碗饭吃。去年我曾想辞职。这个打算并不作废。
说实在的，我本来没想当什么学者。我读书著文的初衷，本来是想求真知、辨是非，追求致学术于进步，致人生于改善。但殊不料竟触犯了一些学术山门、政治山头的既得利益。有个外国记者和我谈话，他看我为现在中国的政策辩护，说：“你怎么为共产党辩护，你是我共产党吗？”我说不是。“为什么不是？”我说我从来没作过申请啊，没想过这个问题。我无意从政，我对政治本来不感兴趣，那么为什么发表政论？那实在是出于不得已。举个例子。如果我和大家共同住在一个房子里，这个房子破旧了。旁边有阔佬们的高楼大厦。我们存在于这个地方，碍了阔佬们的事，人家就总想拆我们的房子。而这房子里和我合住的伙伴也告诉我，说咱们这个房子太破了，咱把它拆了吧，拆了也盖阔佬那种高楼大厦。我反对，我说：“我们目前还没有钱。我们这个家底还不厚实，我们不应该和那些阔佬攀比。”可是你们已经拆起来了。这时，我能不能站起来喊一声：对不起，我反对你们！而那些阔邻居们却兴高采烈，他们在旁边鼓励和助威，说：“干的好，小伙子们！这破房子是早该拆了。看看我们的高楼大厦，不拆你们就永远不会有！他们帮你们骂我，说我是混蛋，反对你们住新房子。我想你们知道我讲这故事是什么意思。我为什么是现在这个立场？因为我必须维护我们住的这个房子。我无意于政治，我不想当官，我不想给任何人拍什么马屁、当什么走狗。但是有人要拆我们合住的房子，我能不出来讲话吗？
（学生笑）
所以，如果说为什么我是今天这个立场，我的理由是什么？这理由就这么简单。有人说我帮我共产党讲话是想做官。（笑）可我告诉你们一件事。1989年3月，我所在单位有一位领导人，找我做过一次谈话。他向我传达了一些来自
“上面”的信息。第一，他告诉我，你写的那一组东西，你送到上面去了，你想知道反应吗？我说我能猜想到。他说，我现在可以负责地告诉你，很靠近、很靠近赵紫阳的一个领导同志，让我转告，不要危言耸听！第二，他又试探我的想法，问是否有意参加能接近“上面”的某种工作？我也回答两点：第一，本人无意从政，也不适合从政。第二，本人观点不变。因为作为学者，我只能服从事实和逻辑。我告诉你们这件事，就是说，我曾有过机会，不只一次，但本人不合适！
四、殷鉴不远
中国的前景如何？两年前人们很乐观。后来连续发生一系列问题，有人说，这些问题都是由于改革不彻底，由于政治改革没有走到前面造成的。真是这样吗？大家可以睁眼看看目前的东欧和苏联。他们的改革不能说不彻底吧？政治改革也走到经济改革的前面了吧？怎么样呢？破产、倒闭、失业浪潮席卷这些地区。国破邦离，饥寒交迫。许多人单纯从政治制度演变的角度评论东欧的变色。但以我的看法，我认为东欧面临的困局，实际是工业破产、经济崩溃。是目前世界性经济大变局、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前景只能是以依附的垂直关系，或作为债务奴隶而隶属于西方发达国家集团。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但有人说，为了民主嘛，总要付出一些代价。目前它们这种情况只不过是一个过渡。这话真是太美妙了！但试问，第一，这苦难的、国家混乱、民族分裂、经济崩溃的“过渡时期”，时间到底需要多长？五年，十年，有希望吗？第二，什么事情不是过渡啊？我也可以跟你们说，中国现在的困难，也是暂时的，是个过渡。但是你们就不爱听吧？那么为什么对那边的情况这样讲，你们就相信呢？人就是喜欢自己骗自己。
刚才我引用了广州那个人的来信，他说中国啊，现在需要一种变乱、突破，来打碎现存这个结构，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给中国带来生机，进入到一个新时代。但我这个人比较务实，我是从东北的农民堆里滚出来的，我不会算那么长远的账，我只会算一个眼前的账。你说三十年后世界将如何好，我不知道，也许我看不见，我能看的就是眼前。按照他开的那种药方，眼前中国就该发生天下大乱、兵荒马乱、烽烟四起，人们流离失所。你们愿意不愿意接受？不都说社会主义如何不好嘛？社会主义究竟好不好，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它作为现存制度维系着千百万人的衣食住行，生存命运。有人说，一种制度好比一件衣服，感觉不好就可以换上一件。但我看不对！一种制度是长在社会上每个人的骨肉里的，你硬要拔掉它，就要流血！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我期待于对现状的改良而不是动乱和推翻。我有个好朋友，去年事件中，他家有人被误伤了。这个事情平定以后，他愤慨之极，他跟我说：他妈的，我是共产党的孩子，但我再也不跟共产党干了！他流眼泪、很愤慨。我坐在他身旁，我什么也没说。我们家没死人啊，对不对？我理解他的心情。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们过去经常交谈，所以他了解我的立场和观点。后来我就讲，我说共产党、社会主义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现在维系着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包括你我。如果真的天下大乱起来，你爹我爹将没处领退休金、养老金，他们住的公房啊，将来产权私有化，又没有秩序，不知道将交给谁。千百万的公务员、
工人、市民，在动乱中将失去生计，流离失所。闹吧，大乱以后，社会正常经济联系将破坏，银行将发不出贷款，人民币崩溃、信用崩溃，银行关门，工资停发！现在有些国家就是这种局面。许多人讲，目前经济有困难，一些工厂不景气，停工待料，我知道。但是我还知道一点，乱吧，上街吧，上街的结果，你们现在停工待料，还有人给你发工资。但天下大乱三个月，如果哪个地方还能给你发一分钱，那就是奇迹。也许“美国之音”会给你发钱？也许靠美国的救济面包能养活10亿人？好，如果是这样，我们都到美国人那儿、到美国大使馆磕头去！
我这个人目光狭隘，就认实在的东西，高深的那套玩艺儿我是不懂。我知道的东西就是这么一点普通人过日子的道理。我是农民嘛！ （学生笑）
再说去年那个局面，现在许多人都有气啊。我知道。就说对政府，有人气憋得很足，说你这个政府，怎么当时就是不让步啊！有个日本人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是学生和政府为争面子的心理，而酿成去年的偌大事件。这真是肤浅无比的观念。
但是据我观察，去年那个事件后面活动的，恐怕不是只有一种力量，不是只有你们大学生，不是只有你们这些要追求民主、追求光明、追求中国现代化的人。它后面有很深的国内外政治背景，真正揭开事件的全部真相，看来还需要一些年。
有人会讲，你的意思无非就是暗示有外国势力插手。但美国管你中国的事情干吗？中国这么穷，当殖民地都没人要！
也许是当殖民地都没人要。这就更表明，中国的前途只能靠自己！然而如果中国今天的制度解体，如果中国四分五裂，等待中国的将绝不是富裕与光明。如果打个比方的话，那么我可以断言，中国的前途只能是如下样板的合成：这就是经济的非洲化（缺水缺粮的荒漠化）！债务问题的拉美化！政治动乱和内战频仍的黎巴嫩化！许多中国人将流离天涯，成为现代巴勒斯坦人。
（会场极其肃静）
我最近这两年啊，真是长见识。说实在的，好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都见过了。去年你们游行的时候，头上怎么都扎着白布条，打着黑布旗子？你们当时难道看不出那是一种不祥的预兆？我这个人有点迷信，我曾经碰上一个和尚，那个和尚是一个知识分子，是我的忘年交，老朋友，不谈他的名字，他不愿意。他在大家游行的时候，也蹲在金水桥旁边看。我走到他身边，问：
“你看这事情前景怎么样？”他说：“很不吉祥啊！”我说：“怎么呢？”他说：“你看他们怎么都扎着白布条、挑着丧幡呢？”我说：“对呀，过去是从来没见过。”他说：“可怕呀！京城将有血火之灾！去劝劝这些学生吧！”
（学生议论）
这是迷信，还是他有意的警言呢？但这老头，我讲出名字你们有人会知道，是很有名的，德高望重的一个出家老知识分子。当时他还指给我看纪念碑前面，挂在柱子上的那面黄布旗，大书“绝食”二字。大家知道啊，汉语的多义性，它后面还有很多间接的意义呢。那些日子，我有个朋友也起劲得不得了，狂热兴奋之极，天天上街游行。我就劝他说：“你还游啊？你们家的孩子才这么大，快给他备点奶粉、方便面吧。快了。”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他很反感。我说：“你没看见纪念碑前面的那块布帘子吗？天下真大乱，就得断粮了。”我是农民，不懂什么精英政治，关心的就是衣食住行问题。
当然，由于政府果断控制事态，后来这个事情没发展到那么严重。但我告诉你们，对此我只能为中国人额手称幸，历史又给了我们若干时间。但今后几年，三到十年，我可以肯定地说，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时刻。中国的前途究竟会怎么样？甚至21世纪的世界上将来是不是还会有中国？两种可能，就是我刚才谈过的，完全取决于国家大局能否实现持久的政治稳定！我两年前在《明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并未作废。如果动乱再度起来，如果社会失控陷入无政府状态，那么不管这是以什么名义发生和动员起来的，国家的前途只有一种，那就必然是兵荒马乱、诸侯割据，老百姓流离失所。
国家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每个人手中，让大家自己去抉择吧！
五、中国外部环境虎狼在侧
我相信所有的大学生，当你们去年投入到那场运动中时，可能都是抱着一种真诚，一种追求中国振兴、中国进步的热情而投身的。
但是，你们是否看清中国当今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可以说是虎狼在侧！当你们这几年在激动地演讲、鼓动和造反的时候，我在做什么？我在读书。我读了一些书，特别是读了美国罗斯福时代以来关于美中关系，关于美国的世界地位，关于美国在本世纪末和下世纪所追求的世界目标的书。
读完这些书以后，我明白了一些问题。这就是最近我和那个法国记者谈话的时候说的：民主也好，人权也好，作为一种价值或理想很宝贵。但人们要警惕，不要让那种有统治世界图谋的国家，利用它们作为策动他国内乱的口实，达到乱人之国，灭人之邦，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的！
现在，关于世界的前景问题，你们从各种各样的书刊和报刊上，可以读到很多说法。无非是两种：一种悲观，一种乐观。现在好像是乐观的占主流。西方有人认为，第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即将从地球上永远被清除出去。第二，模仿西方政治模式的民主化运动，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个观点可以从国外的很多报刊杂志上（台湾、香港、美国之音）看到和听到。而这两种信念，也渗透到中国很多知识分子的思想中。我现在先不评论这两个观点，但是明确地说，我不同意它们！我对世界前景，从长期说是乐观的，但从近期看，却很难乐观。我没有看到可以乐观的根据。我看世界正面临前景莫测的巨大变局。世界如此，个人何足道？当然是—“无所谓”。
（学生笑）
（也笑）我说无所谓的意思是，我不怕那种要暗杀我的威胁。当然，如果有一天，把我干掉，有人会高兴。美国有人就会高兴。我给你们讲一件真事。我的一个亲属在某国留学。有一个相当有权威的外国学者请他吃饭。他是打工的自费留学生，时间就在前不久，今年4月间。那位学者说：“何新这个人，我们知道他的能力，我们知道他非常聪明，但是他被共产党收买了。他很危险。我们都是他的朋友，我们替他的命运担心。”
你们知道，“美国之音”播过骂我的文章。法国巴黎电台、英国BBC点过我的名。香港、台湾的刊物就更不用说了。有一个西方记者亲口告诉我，1988年我在《明报月刊》的文章发表，当天就被日本、美国、苏联在港新闻和谍报机关传报各国。他们干嘛这么注意我？无非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中国知识分子，站在中国人自己的立场上讲了有利于中国人的话。因为我揭露了他们对中国心怀叵测的战略意图，于是他们就要毁掉我！我今天正式宣告，如果我有一天失踪，被绑架，被暗杀，甚或发生“自杀”，那都将是毫不奇怪的。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也不要求你们承认我。但是，我的文字，我的作为已经留在了历史上！我对得起你们，无负于这个民族和共和国，也对得起我的良心。这就够了！
（场上发出掌声）
我再告诉你们一件真实的事情。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西方作家，她是我所遇到的真正热爱中国的外国人之一。她在外国读到了我揭露西方对华战略意图的论文，她说：“你写得非常好。但这话只能由你来讲，如果是我讲出来，我就要被悄悄地这个！——她用手作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学生低声议论）
对不起，我无法透露她的姓名，你们也许想不到吧，这就是现代民主的另一面！现实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平等关系的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有水平的关系，也有垂直的关系，在经济、政治上都是如此。有一个发达国家俱乐部，就是今日世界经济的七个特权国、主宰国，美国是他们的头。说到底，美国全球意图的根本目标是什么呢？是全球民主吗？是世界各国共同富裕和维护人权吗？美国有一个迪斯尼乐园，他那一套意识形态，也就是美国战略家提供给世界的另一种迪斯尼神话。
美国全球战略的根本目标是什么呢？从远期看，最终就是要在全球建立一个以美国为核心和担任政治领导，囊括全球的一体化经济、政治体系，也就是
“通过拥有一个中心首都即华盛顿的中心大陆—北美大陆，从自然地理上支配全球”。我说这个话，一定有人认为这是耸人听闻，会问你怎么知道？我告诉你们，这句话，是从美国人的书里抄出来的，这本书就是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写的《大博弈》。
这本书是写给美国的国会领导人读的，那个时候美苏还在竞争，东欧的阵营还没有解体。这本书中有一章，标题是《争夺欧亚大陆》。你们要想了解美国的世界战略，与其去读布什的公开施政文告，不如读些这种书。这本书第一章的题目叫《帝国冲突》。什么叫帝国冲突呢？有一个词，许多人认为已经过时了，就是“帝国主义”。但是这部书的第一章就讲这个问题，而且开宗明义。他告诉美国国会人士，美国和苏联的斗争，并不是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也就是说，冷战的真实涵义，不仅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也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民主自由价值观念的斗争，说到底是由谁来主宰全球大陆、世界市场，由谁来建立这个世界帝国的斗争。这是两个主要帝国为争夺全球统治权力而战的斗争！这本书里有两张地图非常有趣，分别是以美国为中心和以苏联为中心看到的世界。世界地图翻了一个角度，就把这个目的非常鲜明地突出来了。
还有一个美国战略家叫斯皮克曼。他早在1944年写的一本书中，就揭示了世界战略斗争的这一内容。这本书的名字有意思，叫《民主与和平的地理学》，1944年出版的。在这本书里，作者试图为美国决策集团设计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扩张战略，这就是著名的地缘战略。他清晰描述了美国应追求的世界地位，美国将会遇到的主要对手，以及美国必须拓展的新领地。他说，作为历史上的唯一一个世界性的民族，美国应当成为民族多元化、太平洋中心区域、世界新秩序的中心枢纽。只有在那个时候，美国立国者的伟大抱负才能实现。“美国的抱负不是追求一个多民族的世界，而在于完成世界统一的使命。”
由此我们可以体会美国人的战略精神。说实在的，我对美国有一种很矛盾的感情。一方面，我很钦佩它，它是那么有力量，那么强大，对吧？它的民族是世界化的，它能容纳很多东西。但是我也非常警惕这个国家，因为它那赤裸裸的弱肉强食哲学，它那种以帮助各国人民实现民主、人权、自由选择为名，而煽动内乱，贯彻自己战略目标的假仁假义和伪善！
去年中国发生的事件，我相信美国的战略家，早在事情发生之前很久就完全清楚地看到了（事实上费正清也在1988年底预测到中国将发生动乱）。而在6月事件以后，如果中国局面未能被政府所控制住的话，中国前景将四分五裂，这也是美国的战略家非常清楚的。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推波助澜，就是鼓励事态持续恶化。这一点从“美国之音”的鼓动中可以明白无误地意识到。可恨的是，他们要的实际就是这个前景，要的就是中国的颠覆和分裂局面！我讲得很累，我想休息5至10分钟，一会儿再和大家继续谈。好
，谢谢大家。
（全场鼓掌。全场休息。学生除个别上厕所的以外，大都坐在原地未动。大约5分钟以后，学生们开始敲桌椅，催促何新：“快些开始下半场的演讲。”又过了5分钟，何新再次登台，场内一片肃静）
六、美国来信
我刚才抨击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和世界战略，也许有人会认为我过于偏激。但是我这儿还带来了几封美国人写给我的来信，这些信反映了一部分美国人对美国民主和去年中国事件的看法。这些美国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他们是看到我的文章，有的人还是看了国外骂我的文章而写信的。
下面我摘要读一读，由此，你们可以了解在美国还有不同于“美国之音”的另一种声音。
有一位是华裔自然科学工作者，他家人在美国已经生活了三代。他的信写得很长，我摘要念。他说：“最近我们在美国的报刊上陆续看到关于您的观点的零星消息，感到非常有兴趣。过去一年，在中国，在我们这个越来越小的世界上，发生了很多困恼人的事情。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市面上也出现了大量与这种变革有关的书籍，在尽力地添补美国公众对中国人的碌碌饥肠。”
“但是，这些书籍和已发表的报纸文章，却给我们造成一种千篇一律的偏颇印象。对于拥有强烈好奇、而不愿人云亦云的人来说，对那种关于中国民主的空白论，愈来愈有普遍的乏味感
。以鄙人的陋见：一种判断、一种见解，最初不论曾经是多么勇敢、多么深刻，一旦变为被多数人不断重复而喋喋不休的口头禅，也就丧失了它可能一度具有的耀眼光彩，甚至存在将善良的人们，引向某种迷雾和灾难的危险。”
来信说：“二十年前的美国流行过经过若干修补的左倾思想，曾经变为绝大多数知识青年狂热崇尚的火光。（他是指1970年美国大学生的校园造反运动）但是风云变幻20年后的今天，对于一个在美国生长了三代、受过教育、见过世面的美籍华人的我，却突然发现，在世界的另一角，在我的故土，竟会有那样多的成年人如醉如痴地，叫嚷着印在美国中学课本上那些最平庸、最陈词滥调的几句口号。在洋洋自得之余，我也油然而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冷嘲之感，历史的螺旋真像一个不解之谜。”
他又说：
“作为海外华人，大多数都不同意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可以适用中国。（其实，日本人、韩国人、新加坡人和国民党人都是这样。战后一群美国人给日本的忠告是：不适于日本人的美国制度就不能予以采用）
在不同的程度上，人们也都同意中国需要安定。国民党50年代强制维持台湾治安，甚至影响他们的声誉也在所不惜，才促进了台湾的经济发展。”
他还说：“从对你思想的评介中，知道你对游行者们把一切罪过归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持反对态度。其实呢，这反映了中美间的文化冲突，实际也是一种政治文化的心理战。”
他说：“每逢读到报刊上外国人称颂日本、南朝鲜人的苦干，教育普及，以及人们的礼貌等等道德时，都归功于孔夫子的教育。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只感到非常惭愧和受侮辱……”
他的信还很长，我不详细念了。除此之外，我还收到很多外籍华人的来信，他们对我的观点态度和国内人们的想法，确有天壤之别。许多人早已加入了美国籍，但是作为一种根苗所在的故土，他们却仍深深钟情于中国，中国文化。再读一封信，这是三藩市一位纯粹的美国知识分子写给我的。他这样写道：“您发表的谈话录中所表达的意见和观点，使我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您看问题的角度，是大多数美国人很少有机会了解到的。
自从1989年春季以来，美国人得到了大量关于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们的消息，如方励之、吾尔开希等等。许多关于1989年北京的游行示威的报道，失之于肤浅和偏颇。实际上，许多美国的新闻机构，并没有准确地报导示威者们所提出的具体要求。这些游行者们差不多总是被描画成要求推翻共产党的英雄。实际上，正如您所说，很多人其实只是要求共产党实现更清明的政治。
美国人从自己的政府和新闻机构那里得到一种片面的消息，这并不是第一次。在整个80年代，美国的电视、报纸、学界和政府，都制造了这样一种印象：即中国正因走向资本主义而带来经济的迅猛发展。而这一解释的基调是一种由资本主义的胜利而来的沾沾自喜。
这一种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里根和布什的经济政策作了注脚。
由于人们得到的关于中国的消息仅仅是美国的资本家们所想要他们知道的消息，他们自然地把这些消息看成是一种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的证据。他们也正在运用同一种眼光来看待今天在苏联正发生的一些变化。
在这以前，在冷战的年代，他们制造的是一种完全相反的印象：中国被看作是一个头号敌人，一部巨型的共产主义机器，要用这种制度统治全世界。对于共产主义的敌意，加上对于亚洲人种的歧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对越南的战争，以及对于其他亚洲国家的干涉。
很清楚，这种左右摇摆的极端印象同真正的中国—一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承受着人口膨胀、环境恶化、教育落后、基础薄弱，以及历史、内战和外国入侵所遗留下来的一切问题—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
由于您大量地谈到了‘真正’的中国所遭遇的问题，我认为让美国人了解到您这一种观点，是很重要的。这样可以使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
我也认为您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分析相当恰如其实。很少美国人意识到西方帝国主义和干涉主义在这个世界上造成的不幸。更少的美国人了解这些不幸所留下的感情伤痕。
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要使发达国家意识到发展中国家所遭遇到的深重的困难。但认识到这一点仅仅是一个开始，发达国家必须意识到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要为这些困难负责，并有责任为这些困难付出一定力量。若非如此，我恐怕西方国家有一天要为一些在历史上埋下的错误付出沉重的代价（今天在中东的危险形势，就是一个信号）。”
他还说：“您对于美国的批评之所以令人信服，是因为您同样地愿意批评中国政府所犯下的一些严重错误。美国人在他人愿意承认自己的不是的时候，会更愿意接受批评者的意见。口号式地谴责帝国主义是无法服人的，但理性的分析却可以让人服气。”
可是，一个美国知识分子认为服气的批评帝国主义的论点，一些中国人却并不认为服气。他们认为帝国主义没有那么坏，自己的祖国没有那么好。这也是近年的怪事之一！
七、爱国主义是否过时了？
现在流行的看法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外国人对中国人比中国人亲！可是据我知道，那些身在外国的中国人未必有这种体验。事实上中国人到了西方以后，心情往往是矛盾的，一方面可能钦佩、羡慕别人的发达。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切身的非家园感，缺乏归属感，寄人篱下之感。叫做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你勤奋苦干，也许可以挣个几万美金，但是你却不容易挣到西方人、日本人对你的认同。结果定居了几代，还是被看作外国人。华人参政在美国是个大新闻。它是新闻本身就说明了这很稀罕。我们的传播界对于这类新闻也极乐于传播，似乎以此可以获得某种中国人的尊荣。以别人的价值为价值，以洋人的承认为承认，这本身就是自卑，就不光荣。你们不是有人崇拜尼采吗？可是尼采说过：价值由我出。我创造价值。这话有主观唯心论的色彩。但如果“我”不是只指个人，而是从民族的角度、国家意识的角度，勇于提出和敢于坚持独立的价值观，那么，这就是民族自豪感的基础！这样的民族、这样的个人、这样的精神，无论贫贱还是富贵，顺境还是逆境，弱小还是强大，是永远打不败的！
实际上，在西方人的眼睛里，对中国人在种族和文化上的轻蔑或歧视，始终是存在的。我们赞美李约瑟弘扬中国科学传统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他的这一工作之所以获得重大的意义，恰恰是因为西方主流思想界普遍忽视或轻视古代中国科学。我认识一些西方人，所谓汉学家，包括某些自称是非常友好，非常了解中国的汉学家，但我几乎无往不在地注意到，他们只拿中国文明当作一种早就过时的、像那种非洲木雕一类有趣、但却无足轻重的古玩。
这几年我们在国外获奖的一些作品，引起西方发生“轰动效应”或者号称
“走向世界”的某一类作品，有些其实是中国人自轻自贱自虐，而且往往是很矫情地自轻自贱的文艺作品，这甚至一时成为时髦的风尚。怕得罪人，我不谈具体作品。
（学生议论）
当然，我也不是说凡在西方获奖的中国作品都是坏作品。西方确有一些知识分子是非常客观的、公正的（比如刚才我读的那些信）。但遗憾的是，他们并不总能把握西方舆论的主流。某些西方人认为中国文化只是世界文明的副流、支流，是已经被淘汰或必将被淘汰的。只有他们的希伯来、他们的希腊、罗马传统，才是正宗和主流，是常存不败的精神花朵。他们眼里的中国人，在文化和种族上是低能的，所以他们习惯于对我们用训诫、教诲的口吻说话。而我们这些年来，似乎也已习惯了接受他们那一套口吻。
实际上，中国人应该有自知之明，如果我们不自强，我们是难以走向世界的。难以被世界承认，甚至就是被香港人承认也不容易。
我到香港去。香港大学有一个教授，他约我晚上到香港最热闹的海滩去散步。那里人很多，人挤人。他忽然推推我，说：‘这儿人多吧？”我说：
“多。”他说：“比王府井怎么样？”我说：“还多。”他说：“你踢前面那人一脚。”我说：“我踢他干吗？”他说：“你踢他，看看他会不会像你们中国人，回过头来骂人？”我当时一听，觉得很憋气：“难道你不是中国人啊？”他也许是开玩笑。但事实是，甚至某些香港人也觉得他们在文明和价值上比大陆人（即所谓“中国人”）高一头。这一点，看看香港的某些政论刊物也可以证明。那种刊物不是在那里居高临下地骂街，就是在教训或训示中国应该做这个、做那个。其实他们自己未必真高明。20年前他们不敢如此，现在他们眼里的中国人似乎是野蛮人。
这种事多了。我想在座的许多同学，在海外都有当自费留学生的同学、朋友、亲属。他们在国外感觉如何？除极少数外，恐怕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我曾去过一个国家，主人临别时问我：“见到什么来之前没有想到的？”我说：“我在国内就听说来贵国打工的自费生很苦，特别是那些女孩子。但我没想到有的人处境竟是这么惨！”
上次会见一位外国记者。这位先生上下发散着贵族气。我这人你们都看见了，土头土脑。他伸出两个手指头跟我握手，带着一种傲慢。上来他先跟我侃了一堆闲话：说什么他不关心政治，他只是从文化角度关注中国的民主和政治改革问题。但当我说民主啊，它就是政治！不但是政治，而且是战略问题。在今天的世界上，民主已经成了大国用来在一些国家内制造内乱的战略武器，这时候，他原来是这么坐着—向后仰靠在沙发上，可是听到我说这些话时，他一下子就坐了起来。
他可能读了一些西方报刊上研究和评论我的文章，好奇而来找我。他想知道，中国知识分子中，为什么有这样的人，有这样一种观点呢？我知道他的来意，就像今天来北大之前，我也知道可能发生的事情一样。但是当我谈完这些观点的时候，却似乎出乎他意料，他赶快拿起笔来记录，在整个谈话的过程当中，他的姿态和调子，全变了。
他讲外语，不过我有一个非常高级的翻译，那个翻译很棒，一句盯一句。我讲的话很硬。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我的观点是这位老爷没想到的，有的话似乎触到了他的痛处。而在后面他的谈话就似乎变成了一种答辩。说实话，我那天和他谈完话的感觉是，我非常快乐，我跟朋友们说我今天痛快极了，没这么痛快过！我把这位傲慢的老外给炼了！
（学生笑，全场鼓掌）
那次谈话，本来他也许是想教训教训我，结果是我给他上课。而他反反复复在那儿重复的就是两个字：一个是“噢”，一个是法语的“是的”。直到最后谈到西方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他才试图给我一个反击。他最后的那个答话，我印象很深，我也不得不佩服他还是有水平。中间有一件事，让我很感动，什么事呢？我提到了一位外国作家，是他们国家的人。我刚说完，翻译译过去，他就迅速而本能地反应说：谢谢你提到他！”这很体现了他的民族感情、爱国感情，以本国文化为自豪的感情啊。对这一点，我印象深刻。反过来，我就想，要是我们中国人，会如何？假如外国有人对我们提到孔夫子，我们会如何反应？我们可能会说，提他干吗？
2000年来中国落后，全是这个家伙造成的！别说他了！
（学生议论，笑声）
这位记者最后留下一段话，算是给我一个反击，那话也非常耐人寻味。他讲得既傲慢又很有趣，还不失身份。他说：“对于我们西方人来说，现实的中国是并不存在的，我们对它也不感兴趣。对于我们，中国不过就像一个巨大的屏幕。自从17世纪以来，我们带着幻觉来到它面前，然后把我们的各种幻想、愿望和感受，都通通抛到这块屏幕上。”谈完这句话，不容我答复他就站起来，说：“谢谢！”（握手）从而结束了这次交谈。这个话的含义是耐人寻味的。那里面仍然抱着一种对中国人的冷漠和傲视。你们自己去体会吧。后来报纸发表这次谈话的时候，把那段话删掉了。我觉得不该删。仔细玩味他的这些话，会知道他这里面隐含的意思：你们中国算老几？说实在的，我们对你们不感兴趣。我们之所以对它感兴趣，是从我们的立场和利益！
有人会说，好啊何新，你又把我们引上你这个套了，爱国主义，你不就是讲这个吗？好吧，我这儿还有一个材料，台湾的名人，陈映真。这个杂志是美国的中文杂志《海内外》，题目《记者与陈映真谈民运》，香港记者写的。
陈映真在台湾是个非常有名的持不同政见人士。但是刘宾雁到台湾，几次要求见他，他说刘不够资格。他如何看待1989年的中国事件？文章太长，我不能多念，只能挑几段。
文章说：台湾最近举行选举，记者刚巧碰上陈映真，当时他正在美国驻台协会（也就是美国驻台湾的非正式的官方办事处）门外抗议美国国会议员索拉兹来台监督选举。是啊，台湾搞选举，你美国派人监察什么？
记者趁他喊完“索拉兹，滚回去”从宣传车爬下来时，把他拉到一边。谈及对中国民运的看法，陈映真说：“我懒得讲，我讲的话在香港登出来，一定要挨骂。”陈映真说：像方励之，他根本不应该跑到美国大使馆要求外国庇护他，他是应该这样的。”陈映真摆出双手，作被扣状。陈还说，他尤其痛恨中国知识分子及大学生盲目崇拜美式民主自由思想，及依赖外国势力援助这一点。他激动地说：“这是很混蛋的！现在在国外的反对力量，明显是有外国支持的。这肯定不会有前途，道德上也犯了罪。”他说：“
最恨美国以人权外交为借口，染指各国的政治活动。”最耐人寻味的是他还说：‘什么自由民主，个人个性发展就好。我想是用科学、冷静态度检讨一下中国几十年来发展的时候了。”
这就是台湾的一个爱国知识分子讲的话。我们在意识形态上会有很多分歧，但在爱国这一立场上，应该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停顿，场内鸦雀无声）
我引他的话干什么？因为我知道，有些概念，有些东西，明明它是对的，但是它现在居然臭了，包括“爱国”这样的字眼。
爱国这样的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在全世界各国、在各种意识形态下都不能反对。但在我们这里，这些年，它居然会臭！谁提起来谁头疼，而且谁讲它就被嘘出去、赶下台。这本身就已经说明，国家已经危险到何等程度了。你们可以说我何新是共产党走/狗，那么陈映真不是吧？他也是这么看问题。而且他认为今天应该冷静地、深刻地反省中国的发展进程。我赞同。
我们都关注中国的发展，关注中国的前途，但是我们应不应该让我们的这种热情、这种追求，把中国引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局面当中去？这是我今天必须提请大家深思的。
八、中国人何处是家园？
有人说，中国那么穷，美国要你干吗？现在世界上最后一个殖民地都独立了，世界上现在还有殖民主义吗？现在世界是什么潮流？对，20世纪的一个历史特点是政治的殖民主义垮台。正是由于出现了以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为前驱的一系列历史运动以后，政治军事的殖民主义已经垮台了。但是今天，经济的殖民主义，却依然存在，只是换了新的形态。经济殖民主义，在西方人的著作里面有一个观念，叫做“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关系”。就是中心发达国家用经济手段加政治和意识形态手段，剥削外围不发达国家的关系。这么一个世界经济关系，正在全球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地发生。这一个新的历史动向，很值得深思和注意！
谈到爱国主义这个问题，方励之讲的那个话有点玄妙的意思。他说呀，爱国主义这个观念过时了，老讲爱国主义非常狭隘，今天的人应该是世界主义者。为什么呢？他说你看现在的跨国公司、资本都是世界化的。你看现在世界整个经济潮流，全球都在趋向一体化。还讲什么爱国主义呀！而且，人到这个国家定居、到那个国家定居，似乎很方便，很自由。世界正在变成地球村，还什么爱国不爱国。观念多么陈旧！
我注意到了这些情况。但是资本无祖国，利益有没有祖国啊？利润有没有祖国呀？投资哪儿都可以去投，利润也能随便流吗？最大多数的利润往哪儿流啊？是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这是有统计数字的。没有回流的利润，发达国家会来投资吗？对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一方面，你不能不要发达国家的先进的技术和资金，因为你要搞现代化、工业化，资金不够，技术水平低下。但是另一方面，你眼看着这个血，大量的回流到发达国家去。这是一种新的世界范围的斗争。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对于后起的要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来说，面临着，第一不得不引进资本和技术；第二，要计算流多少血给他？流到什么时候？流到什么程度？是否会得不偿失？面对这么一个问题，这也是一种选择。你光看到那些跨国公司、资本的世界化，你还必须看到事情的另一面。香港有多少人吃大陆饭？说香港富足，我们不去谈别的背景，有多少人是赚大陆的钱？空手道，白手起家而成了百万富翁？知道吗？几年前我去过香港。我认识一些人，十年前还是皮包公司，十年后巨富，吃谁的？靠什么？靠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吗？
中国一些青年人今天到世界各国去搞洋插队，但混得不错的能有多少？主流社会有几个能够打入？比如说在美国定居的华人里面，有多少人可以打入他们的精英文化？打入那里的高级精英文化圈子？我们可以开个表，统计一下。美国多少人口？华人占的比例多大？这个华人精英的比例和那个华人在美国的总体比例，相称吗？大多数人呢？一流的人才，拿三流的报酬，如此而已。而且中国人很高兴，别人赏给我们饭吃。这就是今天一些人的心理。我想我讲的都是实话吧？澳大利亚前两年前那么多人蜂拥而去自费留学。有的发了财的暴发户也买了一个护照，买一个留学的那个卡，都去了。怎么样呢？澳大利亚是一个经济不怎么富足，但人力奇缺，劳力不足的半发达国家。它本身也要在亚太的经济圈里追求发展。它要追亚洲四小龙，劳力不足怎么办？巧妙利用留学生作杂工。《解放日报》前不久发表了一篇文章《狼鞋走遍了澳大利亚》。所谓狼鞋就是一种中国生产的旅游鞋。大量的中国留学生（自费生），穿着这鞋，从澳洲的这个角走到那个角，去谋求一碗饭吃，寻找工作。而且澳大利亚的政策才聪明呢，它让你半年交一次学籍登记，每次都要上缴他一笔钱。这些孩子辛辛苦苦挣来的那点儿钱，养饱肚子以后，多数都交了学费，这是事实吧？
所以，闹什么呢？究竟哪儿是中国人的家啊？我知道，有人说这个国家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有问题，那有问题，我们全看得见，但哪儿是家呢？哪儿是你的家园呀？美国好，是你的家吗？中国人不爱自己的家园，行吗？
现在，不错，已经没有军事政治的直接殖民主义，那多累呀！还需要军队，需要打仗。但是现在发明了巨额外债和跨国公司，你不是要发展工业吗？我借给你，国际高利贷，利滚利。现在拉美就是这个情况，大家都看到了，永远还不清的债务。拉美在地理上是美国的后院，一墙之隔，但穷困是惊人的。他们从富亲戚那里除了欠债，几乎没有沾到什么光！我在新华社有一位常驻那边的朋友，他说那里某些国家，穷得简直不可思议，仿佛是被现代文明所抛弃的地方。
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插手中国的事情？为什么在中国拉一帮，打一帮，拼命制造政治分裂和民族分裂？其最终目的，就是推翻中国政府，培植一个亲美并仰食于美国的政权。如果中国政府采取亲美的路线呢？让步啊？让步，美国对中国人就好了吧？我想告诉大家，如果退让的话，美国将以经济利益为诱饵，以渗透攻心，又拉又打的方式，在中国寻找能够实行亲美路线的代理人，最终搞散中国。
大家注意，这个工作现在已经开始在做了！现在中国呢？是个大核桃，这个核桃如果一敲碎它，就可以有选择地被国际资本一口口吃下去。
你这个核桃碍西方老板的事，而且个头太大了。都说中国落后贫穷，但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有份量的一个大核桃。你们以为敲碎中国这个核桃以后，我们中国人就会得到幸福啊？就会得到源源不断的美元援助吧？满足有些人的黄金梦吧？
不！中国制度的变色，统一政权的颠覆，只能导致经济破产、民族工业倒闭，公职员工集体失业，国家财富和资源有选择地被廉价拍卖给外来的阔佬。
我们看美国的一些影片，可以看到他们那里商业性竞争的残酷。两个集团为了争夺利润，你死我活。例如最近放映的《鹰冠庄园》，那是电视剧中的一部杰作，我认为它实际就是现代美国的一部《红楼梦》。鹰冠庄园是美国的象征也是缩影。那里几代人，曾是亲骨肉，为一块能带来巨大利润的土地，生死相搏的拚争。仇杀，阴谋，诽谤，造谣，暗杀，倾轧，尔虞我诈，你死我活，无所不用其极，什么公平竞争，自由民主，在巨额利润面前，都不存在了。那么一家人为了利润，都炼成那个样子，就更别说国与国之间了。而且美国的价值观念中还有一条：你没算计过我，你没斗过我，你失败了，那么你活该！你笨蛋！谁让你上当的？谁让你是二百五啊？你这个冤大头！
（学生笑）
这个世界始终是强者生存的世界。一千年前如此，一千年后还是如此。想生存就要发愤图强，而要图强只能靠自己，外人不会帮你，也没有义务帮你！中国人，中华民族，是真想富强，还是想在有一天成为那种被列强踩在脚下的冤大头呢？
所以，我的结论是，如果中国人不想自杀，真的不想在严峻的国际竞争中被淘汰，中国人就必须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凝聚起来！
九、做人要做打不垮的人
我希望大家理解我，理解我今天感情很不平静。在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没有人像我这么挨人骂的！没有人像我这样左右被夹攻的。
其实我做了些什么坏事呢？我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既不比别人好，也没比别人坏。仅仅因为在政治和文化上，我持有与当今主导潮流的某些知识分子中的政见集团不同的观点，有人就说，你是走狗！于是有人有意识地布置和发动了两个搞臭我的运动（我这样讲是有根据、有见证的）。人性中有三种最丑恶的感情，这就是嫉妒、仇恨和畏惧。而我却饱览了这些丑恶的东西。各种加之于我的诽谤、造谣、栽赃、人身攻击、政治诬陷，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冷笑）这也是一场政治心理战。
去年7月间有一个大学生来告诉我，全国都在传播一个谣言，说我举报了三千多知识分子，说天安门的坦克是应我的要求而出动的。诸如此类。
（学生笑）
你们笑了，说明你们现在也不信！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认识的头面知识分子，加在一起恐怕还不超过一百人。我举报三千多人？请开出名单来。造谣也造得不高明！
其他各种各样的谣言就更多了。例如今年3月的“美国之音”，居然在“新闻人物”中点名根据诽谤性的材料骂我。我真是不胜荣幸！造谣诽谤，人身攻击，从来都是政治攻击的一种手段，古往今来都是如此。但这是卑鄙的手段，下流的手段，弱者的手段。有人集中对我造谣、攻击、谩骂，只不过说明有人特别怕我和恨我而已。
我知道他们的目的就是搞臭我。可以说这是一种国际性的诽谤运动。目的达到了没有？相当意义地达到，历史上如此集中地调动各种政治宣传工具，不择手段地诽谤一个普通人，恐怕还很少有过。但是花这种本钱，说明他们受到了惊恐，有人对我既恨又怕。西方、港台某些政治势力如此注意我，无非是两点：第一，他们发现我说破了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是他们本来想做的，说破就不好做了。变戏法儿的人最恨戏法被人揭穿。第二，他们知道我在民众中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拼命要孤立和搞臭我，以抵消我的言论的影响。诽谤性的人身攻击，这实际也是场心理战。
他们的推理模式是十分有趣的：
大前提：凡坏人的话都是错误的。
小前提：何新是一个混蛋加坏蛋。
结论：所以何新的话，中国人千万别去相信。
总之，就是试图以人废言。什么民主？什么多元化？什么尊重少数？什么绅士风度？统统不要了。最好让中国人认为，我说的话都是假话，这样人们才能跟着他们的宣传走，最终像东欧苏联那样。
还有人骂我是什么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也有人称我为什么学者，但那都不过
是一个语言问题，命名问题，改变不了事物的实体，而只不过寄托骂人者的感情而已。我相信的是事物本身的力量，真理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只要我讲的是真话，我将继续讲下去！无论他们怎样骂，我毫无悔意。我从小信奉的格言是：做人要做打不垮的人！
（何新看表）好了，该打住了。已经12点多了。因为时间的原因，今天只能谈到这里，给大家留5分钟时间，请大家提问题。
（会场静）
如果没有问题，那么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热烈掌声） 今天刚开始的时候，我感觉到很多不友好的东西。（笑，学生也笑）
但后来，我发现真话还是有力量的，北大的同学也是讲道理的。所以，我再一次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的合作！
（场上发出雷鸣般掌声）
我并不要求你们同意我今天讲的一切。你们回去可以想一想，议论议论。想一想我讲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在理？我何新有一条，我从来不认为我说的是真理。我承认自己是一个充满谬误的人。这个骂我，那个骂我，都无所谓。我视之盖如雾月清风。如果回去想想不服气，那么还可以继续骂。我把自己的一切都托付给历史。信不信？将来看！
好，再次谢谢大家！
（全场长时间持续热烈鼓掌）
http://www.sbanzu.com/topicdispl … 3731&BoardID=63
技工
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0 18:06 只看该作者
不大了解，不过看了他的一本自传，说自己的哲学，口气很大，我还写了读后感。总之，是认为过气的投机文人，流行一类的人物，不值一提。
浣尘
Twitter @ jerusalem64
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0 18:09 只看该作者
何新中国论坛
http://www.hexinnet.com/
此人现在仍是一名政协委员，一直没有真真入仕，89年他的理念得到高层赏识，之后沙皇很不掉他，他失意了
WJ87
无产阶级煽动家
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0 18:15 只看该作者
老资格的五毛了
花和尚
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0 18:16 只看该作者
http://bbs.ltgx.net/thread-29941-1-1.html
学术小丑，大汉、民族主义的吹鼓手，两帝都不怎么待见他。参见同类项–孔庆东
greenhands
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0 18:37 只看该作者
這傢伙的路數就是，現在們外有很多身強力壯的青年，他們對我們傢的姑娘們虎視眈眈的，他們是威脅。要解決這個威脅，那姑娘們你們就讓家裏的老流氓操，這樣即使們外的年輕人人進來也沒有機會，你們不會受他們的糟踏了，而且保持一家人和諧的景象了。
浣尘
Twitter @ jerusalem64
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0 18:37 只看该作者
原来如此，据说他只是高中学历，自学能做到这个地步也确实牛逼了
会飞的猪
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0 18:38 只看该作者
丫是胡玫老公 两口子目前操弄电视剧
彩虹咖啡馆
1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0 19:03 只看该作者
何新是早已钉上耻辱柱的人了。春夏之交前上书说，千万别开枪，开枪就上学生的当了。后来与日本人矢吹晋有个对话，结果Y把人家的话给篡改了，闹得满城风雨。臭狗屎一堆。不值一提。
写实
自由，就是宽容异端的思想言论
1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0 19:34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会飞的猪 于 2009-11-20 18:38 发表
丫是胡玫老公 两口子目前操弄电视剧
从汉武帝到雍正王朝，专门歌颂历代皇帝
写实
自由，就是宽容异端的思想言论
1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0 19:37 只看该作者
据说是因拍马屁献计策太着急，得罪了朱镕基，搞政治却让政治给搞了。
彩虹咖啡馆
1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0 20:50 只看该作者
Y还曾拿他女儿没工作来显示他多清廉（意思是他没依仗权力为他女儿找工作）。居心何其良苦啊。
DarkStar
自由主义真正关心的只是底线问题，而其它主义者关心的大多是蓝图问题，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除外。
1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0 23:35 只看该作者
“后来与日本人矢吹晋有个对话，结果Y把人家的话给篡改了”
————求八卦
Archanfel
PRC护照持有者；学生；反权威倾向；好斗；温和；地方主义；agnostic
1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0 23:39 只看该作者
有个叫何新论坛的 强力推荐围观
何新算是太子帮的边缘人物……
北国游子
真诚、坦荡，狂热、执着，无怨无悔、嫉恶如仇
1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1 11:56 只看该作者
何新，极顶聪明，心理畸形，人格扭曲。
我可以“扒”他十岁到二十岁的“褂”，条件是一顿烤鸭，原因是内容不宜书面化。
写实
自由，就是宽容异端的思想言论
1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1 12:08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北国游子 于 2009-11-21 11:56 发表
何新，极顶聪明，心理畸形，人格扭曲。
我可以“扒”他十岁到二十岁的“褂”，条件是一顿烤鸭，原因是内容不宜书面化。
据说此人是个流氓，在学校裤子拉链都不拉，卡卡 由民间地痞上升为朝廷文痞
北国游子
真诚、坦荡，狂热、执着，无怨无悔、嫉恶如仇
1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1 12:33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DarkStar 于 2009-11-20 23:35 发表
“后来与日本人矢吹晋有个对话，结果Y把人家的话给篡改了”
————求八卦
给《北京周报》编辑部和何新氏的抗议书
香港《九十年代》１９９１年２期
我的友人用传真给我发来了《北京周报》一九九○年第四七到四九期，读了贵刊上刊载的纯属捏造的对谈录，不禁哑然失声。象《北京周报》那样的权威性杂志竟然刊登如此子虚乌有的文章，对此我感到十分气愤。
该文编者按写道：“横滨市立大学的矢吹晋教授八月一五日在北京就世界和中国的经济问题……与何新氏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谈”“本刊……请何新氏将上述对谈内容整理后，分三期刊载”。而事实经过如下：
八月十六日（并不是十五日）上午十点三十五分到十二点前，我应某日本通信社记者建议，在北京长富宫饭店客厅首次见到何新氏，作了若干杂谈。这即是所谓“长时间对谈”的真实情况。
我听到何新该人物姓名，是在八月十三日晚，收到有关他的若干资料则在十五日深夜（注１）。因为是在饭店客厅的轻松的杂谈，当时的谈论内容既未录音也未作笔记（并没有公开发表的予定，当然如此）。当时所谓对谈，与其说是何新氏和三个日本人会话（一位日本人也在座）的整理结果，不如说主要是何新氏单方面地陈述其令人颇感疑问的意见。贵刊文章把我描写成似乎无条件、全面地同意了他的见解，这是极为无礼的、对我的极大侮辱。文中刊载的所谓我的发言部分，几乎全部与事实相异（注２）。
贵刊文章发表后，海内外的我的友人、熟人纷々向我打听，不少人指出贵刊文中的我的观点与作为《中国综合症》、《小平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天安门事件真相》等书作者的矢吹晋的观点大相径庭。他们指出的是事实。如果贵刊编辑部事先与我联系一下，应该说是很容易发现捏造这一事实的。而贵刊疏忽了作为报道良知的最起码的基准，我感到不可理解。何新氏发表如此荒谬的文章用意何在？
冒用我的名字发表捏造对谈，这岂是与“学者”的身相符的行为？
该行为不由得使人怀疑此人的人格。我还不得不说，参与了该事的《北京周报》编辑部也做出了与报道机构不相称的愚行。基於上述理由，我对何新氏和《北京周报》编辑部卑劣地捏造对谈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提出下列要求：
何新氏应对显著损害本人名誉一事予以道歉。《北京周报》编辑部应立即刊载该抗议书，取消、收回第四七到四九期该文章全文，并对我道歉。上述要求如未被接受，我将采取一切可能的对抗措施。
敬具
一九九○年十二月六日
横滨市立大学教授 矢吹晋
（注１）这些资料里并没有《明报月刊》的何新的任何文章，杂谈时我还没有读过何新氏所写的任何文章。说我从自己未读过的文章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简直荒唐。
（注２）例如，我未谈过拉比·巴特拉的《一九九○年大危机》，我还不至於不顾廉耻地去评论自己未读过的书。此外，我未谈过瓦尔拉和希克斯的名字。不存在我谈及“鞍钢宪法”的事实。也没有谈及《日本可以说“不”》一书的事实。我从没有把日本比作过“小老婆”等々。
北国游子
真诚、坦荡，狂热、执着，无怨无悔、嫉恶如仇
1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1 12:39 只看该作者
何新代表作：《江泽民是杰出成熟睿智的领袖和统帅》
楼主晒那么长的裹脚布，其实臭了这个帖子。何新的文章最多给个摘录，有时标题就够了。全晒出来，薰跑很多人。
Archanfel
PRC护照持有者；学生；反权威倾向；好斗；温和；地方主义；agnostic
2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1 15:05 只看该作者
以前我看过他写龙就是鳄鱼的考证文章……被熏了……
魔鬼教官
Centurion
2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1 15:16 只看该作者
何新的强大，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确实是我天朝的一朵奇葩。
快乐流浪汉
脑力劳动教养所指导员，五毛控 GFW爱好者 低俗控 业余翻墙 长期围观 资深群众 被代表 不明真相
2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1 15:29 只看该作者
1990年初次看到他的雄文，当时很佩服。后来慢慢觉得也不过如此，跟司马南一样，口才好，但好多是歪理。有个人民日报记者对他有个评价：“求学无门，登龙有术。”
文艺复兴
在中国叫右派，在外国叫左派？
2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1 15:32 只看该作者
对再可恶的人，也不要进行人身攻击吧。。
Archanf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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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1 15:35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哼哼哈兮 于 2009-11-21 15:32 发表
对再可恶的人，也不要进行人身攻击吧。。
如果是事实就不构成攻击了嘛……
Archanfel
PRC护照持有者；学生；反权威倾向；好斗；温和；地方主义；agnostic
2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1 15:35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魔鬼教官 于 2009-11-21 15:16 发表
何新的强大，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确实是我天朝的一朵奇葩。
教官能不能给个大事记？
花想容
依据用户管理细则，账号永久停用。
2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1 15:52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浣尘 于 2009-11-20 18:02 发表
有人了解何新这个人么？
楼主了解王小东（中国不高兴作者之一）吧？王小东如果早生20年，也是一个何新。这两人对于权力的理解，很可能高于许多“头面”知识分子。教官同意否？
文艺复兴
在中国叫右派，在外国叫左派？
2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1 16:26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Archanfel 于 2009-11-21 15:35 发表
如果是事实就不构成攻击了嘛……
诸如“丫”“狗屎”之类的言辞，还是慎用吧。。
北国游子
真诚、坦荡，狂热、执着，无怨无悔、嫉恶如仇
2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1 16:46 只看该作者
巧了，王小东和我同窗。我是否可以自誉“出污泥不染”呢？哈。
不过，对王我扒不出什么来。当时的他寡言无语，无人想到后来会出这么大风头。
但是，王成名后有过“近距离”接触——当时他并不知道我是谁，而且是公开场合不是私下见面，我也仅仅是无言的旁观者而已。近距离接触后你会发现，话语上的大人，面对面时近于无赖——这不算攻击吧——面对听众的提问，勃然大怒，而且瞎话满天飞。
实话说，王在我看来，是“真诚”的左派；何，则完全是无耻。
我卖糕的 该用户已被删除
2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1 17:14 只看该作者
中国左粪的精神教父
妈逼的，我当年也是他的粉丝。后他被朱给和谐了
花想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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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1 17:22 只看该作者
何新的理想之一——由中国主导的东亚共荣圈，倒渐渐有点起色了，怪事。
何新对朱长沙的报复《论某公》：http://blog.huanqiu.com/?8406/viewspace-16833
Archanf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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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1 19:15 只看该作者
其实我同学也有这样的一个人……考试前一天看书就能考年级前五……莎士比亚戏剧看一遍就能背出……重要的政经学术都看完……说出来的话和何新一模一样……
文艺复兴
在中国叫右派，在外国叫左派？
3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1 21:02 只看该作者
回复 31楼 Archanfel 的话题
这种人最可怕
花想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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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2 04:52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Archanfel 于 2009-11-21 19:15 发表
其实我同学也有这样的一个人……考试前一天看书就能考年级前五……莎士比亚戏剧看一遍就能背出……重要的政经学术都看完……说出来的话和何新一模一样……
是你本人吧？
Archanfel
PRC护照持有者；学生；反权威倾向；好斗；温和；地方主义；agnostic
3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2 09:32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花想容 于 2009-11-22 04:52 发表
是你本人吧？
您太抬举我……我没这么天才……
写实
自由，就是宽容异端的思想言论
3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2 10:39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哼哼哈兮 于 2009-11-21 16:26 发表
诸如“丫”“狗屎”之类的言辞，还是慎用吧。。
虽然俺没用过这些，但您这要求还真是苛刻，莫非新到小组的吧
文艺复兴
在中国叫右派，在外国叫左派？
3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2 11:09 只看该作者
回复 35楼 写实 的话题
嗯，我来这还不满2个月。
路边围观
3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2 11:13 只看该作者
有点陈伯达的意思
莫之许
3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2 11:23 只看该作者
这文章也太老了点吧,至少10多年以前的了吧?
写实
自由，就是宽容异端的思想言论
3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2 12:12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哼哼哈兮 于 2009-11-22 11:09 发表
嗯，我来这还不满2个月。
这算最轻的，比这夸张的脏话多的是，彼此之间骂的更狠，小组一般不处罚骂街者。不过感觉最近一段风气好了些，能不能改观，谁知道呢
文艺复兴
在中国叫右派，在外国叫左派？
4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2 17:24 只看该作者
回复 40楼 写实 的话题
相比其他国内的论坛，无疑有营养得多了
胺氰聚三郎
怪组员
4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3 14:07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Archanfel 于 2009-11-21 19:15 发表
其实我同学也有这样的一个人……考试前一天看书就能考年级前五……莎士比亚戏剧看一遍就能背出……重要的政经学术都看完……说出来的话和何新一模一样……
话说我也见过一个类似这样的人
过目不忘
执业资格证考了一大把
可是实在不堪用
转了好几个岗位最终被扔到资料室
四十好几了仍然未婚
有人评论
可惜领结婚证不用考试······
feijisz
4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3 15:09 只看该作者
这是个神一样的存在啊，当年苏联老大哥垮台的时候，何大神写了一片光芒万丈的文章，预言美国3年后必然跟着垮台，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没有苏联了，美国没有了敌人，就只能陷于自我崩溃，其逻辑之严密，预言之基准简直让人瞠目结舌。我心情不好就翻翻他的文章，简直有养气通神的工效。
光荣无耻
4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3 16:02 只看该作者
何新代表作：《江泽民是杰出成熟睿智的领袖和统帅》，奇文呀奇文！
大家看看大标题吧，全文就不贴了：
一、老一代的选择是正确的；二、论江泽民思想； 三、论以德治国； 四、论江泽民时代五、多难兴邦 。
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111/11412.html
Archanfel
PRC护照持有者；学生；反权威倾向；好斗；温和；地方主义；agnostic
4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3 20:52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胺氰聚三郎 于 2009-11-23 14:07 发表
话说我也见过一个类似这样的人
过目不忘
执业资格证考了一大把
可是实在不堪用
转了好几个岗位最终被扔到资料室
四十好几了仍然未婚
有人评论
可惜领结婚证不用考试······
他是很有前途滴~所有参加的社团活动都能出跳~学校足球社长篮球队员~人格魅力男~追他女生极多~讨厌他的大都嫉妒~ = =世界上确实是有天才的= =
初三父母离婚，自己炒股把高一的学费给赚到了= =
除了个性长相和政见，我没见过更牛逼的人了= =
[ 本帖最后由 Archanfel 于 2009-11-23 20:54 编辑 ]
映日荷花
4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3 21:30 只看该作者
首先，知道这里居然是不限制骂街的，深深表示，快乐。
其次，听说有天才，表示一下个人的怀疑。
见过不少出色的东西，但是，基本上，都是靠，超出常人的努力才出色的。
天赋，不可靠。更容易导致浪费消耗天赋。
过目不忘的人，没有见过，记忆力好的类型，见过一些，文字方面出色，独立思考的能力，就不出色了。
那个考了一大堆证件的，估计就是这种类型的注脚。
天不天才，要长跑才能看出来的。
中国不出天才，出那种，貌似很天才，什么都能来两下的东西。
陶哲轩，钱永健这些天才，都不是吹出来的。
Archanfel
PRC护照持有者；学生；反权威倾向；好斗；温和；地方主义；agnostic
4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3 22:07 只看该作者
偏题一下：人是喜欢嫉妒的……
其实我刚才不想写太细，还是写写吧…我不是很喜欢对身边的事情吹牛…
我以前学校的语文卷子不是很简单，我自以为自己的语文不是很差。我的语文大概初一爬90，初二爬85，初三爬80，那人的分数大致就是95，90，90…人家就是平时都打球（全日制学校），作业全抄，考试前一天开始学习（所有科目），没跌出过年级前十……
其实这个世界上是有天才的（很多小聪明被误认为天才），但是人不愿意承认，因为总觉得超越不了他们。很多勤能补拙的文章写出来，恐怕是为了迎合大众吧。其实人真正应该超越的是自己，一昧质疑天才不会显得你多牛逼的。
才华不会因嫉妒而消失，嫉妒却显示自卑。
[ 本帖最后由 Archanfel 于 2009-11-23 22:17 编辑 ]
1984
无聊，讨厌
4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3 23:52 只看该作者
何新筒子的老婆是名导胡玫啊
马克西
五毛党路边社工作委员会书记
4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4 00:00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浣尘 于 2009-11-20 18:09 发表
何新中国论坛
http://www.hexinnet.com/
此人现在仍是一名政协委员，一直没有真真入仕，89年他的理念得到高层赏识，之后沙皇很不掉他，他失意了
沙皇后来把他的政协委员职务给免掉了，他很腹诽
后来影帝又给他恢复了，好像就是这一届。
引用:
原帖由 写实 于 2009-11-20 19:37 发表
据说是因拍马屁献计策太着急，得罪了朱镕基，搞政治却让政治给搞了。
是不是拍马屁我不知道，不过朱注定不会喜欢这个人
何新是主张类似计划经济的体制的吧，与朱格格不入
邓大人欣赏他也是因为那会支持开枪的人实在太少了，没办法
后来就很冷落了，因为他太左
[ 本帖最后由 马克西 于 2009-11-24 00:08 编辑 ]
马克西
五毛党路边社工作委员会书记
4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4 00:07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快乐流浪汉 于 2009-11-21 15:29 发表
1990年初次看到他的雄文，当时很佩服。后来慢慢觉得也不过如此，跟司马南一样，口才好，但好多是歪理。有个人民日报记者对他有个评价：“求学无门，登龙有术。”
我看到他雄文的时候大概是2003年吧，五块钱一本的旧书摊里淘到的，当时也很佩服
他那套很现实的国家主义的理论对于高中生的大脑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现在想想有些他的理论，实在是无法接受
什么大跃进饿死的三千万是民族崛起的祭坛上的祭品之类的
说的义正辞严的，你自己怎么不去做祭品
胺氰聚三郎
怪组员
5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24 01:25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Archanfel 于 2009-11-23 20:52 发表
他是很有前途滴~所有参加的社团活动都能出跳~学校足球社长篮球队员~人格魅力男~追他女生极多~讨厌他的大都嫉妒~ = =世界上确实是有天才的= =
初三父母离婚，自己炒股把高一的学费给赚到了= =
除了个性长相和政见 …
那么
要不然他的政见是假的
要不然他的天才是假的
我猜大概是都有假
因为
不管你们学校是什么等级
一个天才不应该抄作业混日子
一个混日子的天才应该不交作业甚至旷课
并且天才不应该从小交游广阔
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
61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