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魔鬼教官史料问题
花想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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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27 05:34 只看该作者
请教魔鬼教官史料问题
记得教官在别的话题中曾提及中央王朝屠戮并征服“苗蛮”的历史，孤陋寡闻如我只能从沈从文的小说里看到些踪迹。请问哪些查原始史料能找到比较集中的记载，除明清两朝之外，发生这类征服比较多的朝代是哪些？
另外我个人有兴趣的是中央王朝对广西原住民（壮瑶侗）的征服，哪些史料可以找到？谢谢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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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观的群众
海外的不反华势力
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27 05:38 只看该作者
花同学对少数民族话题这么关心呢？
丁丁
领导
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27 11:39 只看该作者
花同学别有用心
花想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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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27 15:31 只看该作者
回复 3楼 丁丁 的话题
没有，还历史本来面目而已。我们从小被骗而且骗得很惨，在此基础上作的判断都有问题。
老干部
即使我死了我也依然有权又有势
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27 18:52 只看该作者
也顺道请教官扒一扒这句话的出处：“十八军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谢谢。
围观的群众
海外的不反华势力
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28 06:53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花想容 于 2009-10-27 15:31 发表
没有，还历史本来面目而已。我们从小被骗而且骗得很惨，在此基础上作的判断都有问题。
花同学别苦大愁深的样子，控诉TG的精神迫害。超然点，平和点。
魔鬼教官
Centurion
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28 18:18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花想容 于 2009-10-27 05:34 发表
记得教官在别的话题中曾提及中央王朝屠戮并征服“苗蛮”的历史，孤陋寡闻如我只能从沈从文的小说里看到些踪迹。请问哪些查原始史料能找到比较集中的记载，除明清两朝之外，发生这类征服比较多的朝代是哪些？
另外 …
依我所见，似乎是没有专门的书谈这些问题的。这类原始的信息散见方志、传记（武将或督抚）以及官方的史书，譬如宋史、明史之类。
这里顺带说一下我个人在突然对某类问题好奇时，查阅资料和分析的一个习惯或工具。即列表法。
比如说有人喜欢说，汉族人特别爱出汉奸，而法国人对“法奸”、韩国人对“韩奸”特别苛刻特别小心眼，这些民族的文化或心理就有问题。
ＯＫ，那我就列表进行分析，一个是尽可能多地把与产生法奸、汉奸、韩奸的时代背景、国家之间的关系、处理的方式等等事项列出来，作为横轴，然后再将各种可对比国家作为纵轴列出，最后，往里面填东西，这个时候肯定会发现很多东西是自己不知道的，ＯＫ，可以有针对性的查找，填满之后，大致结论就出来了。我的结论是，法国不是一个更容易出叛逆的民族，法国人对法奸一点不比别的民族更小心眼。韩国人类似。所谓的表现出的鲜明民族差异，更多是因为横轴上那些要素的差异性。
谈到中国的民族问题，其实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好像是这里有人说，为什么别的民族不闹事，而只有维族人和藏族人爱闹事，难道维族人和藏族人不该反省么？
这个问题其实提问者自己就可以解答。
只要不怕麻烦，可以把５６个民族都列进来，统统做纵轴，然后将“与汉族文化差异性强弱”、“经济及生活方式差异性强弱”、“接触的时间”、“接触的方式”、“冲突烈度（举例）”、“冲突起止时间”、“有过何种程度的政治组织实体（部落、酋邦、国家）”“目前文化、经济生活方式与汉族的差异性”等等项目。
列出这样一个表格后，往里面填空就是，无法填空的就去查资料，因为是按一项一项地填写和查找，针对性强，而且也容易找得多。很多时候，通过这种最简单原始的工具，只要自己是诚实认真的，很容易会有意外的发现，即我们习惯的那种整体式或本质式的判断和观感，几乎没有多少是靠得住的。
回到你的问题，哪个朝代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冲突较多，其实民族冲突多少与疆域大小和范围是直接关系，疆域面积大的时代，一定是民族冲突多的时代，而且基本上发生在两头，即开拓疆土时的征服时代，和王朝进入末期到处反叛的时代。全盛时期当然也有，边关武将无战事可立功时，往往会制造战事立功，譬如安禄山好几次骗契丹等部落首领宴会，酒席上收割他们的人头，然后向上报功，结果导致真叛乱。历代中枢警惕边将贪功寻衅，削弱他们的权力，不是没有来自。
顺带说一句，随着我党转型，即由一个意识形态鲜明的革命党变成一个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执政党，历史书上对以往反动封建封建王朝屠杀镇压少数民族的强调突然都消失掉了。譬如，我记得早些年查阅“田兴恕”这个名字的词条时，印象深刻的是，说此人在贵州期间，对苗民采取整村整部落的屠杀，短短时间就屠杀苗民百万，现在用“田兴恕”根本google不到这样的内容了。
花想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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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30 16:41 只看该作者
谢谢教官。不过，列表法一般人不容易为之，即使有 google 还是很不容易的。还希望教官等知道分子多写些。
引用:
原帖由 魔鬼教官 于 2009-10-28 18:18 发表
顺带说一句，随着我党转型，即由一个意识形态鲜明的革命党变成一个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执政党，历史书上对以往反动封建封建王朝屠杀镇压少数民族的强调突然都消失掉了。譬如，我记得早些年查阅“田兴恕”这个名字的词条时，印象深刻的是，说此人在贵州期间，对苗民采取整村整部落的屠杀，短短时间就屠杀苗民百万，现在用“田兴恕”根本google不到这样的内容了。
这是非常明显的。最为人熟知的是王阳明，过去一直是蒋介石喜爱、太祖作为封建人物儒家代表批判，文革时的出版物揭露王阳明“破山中贼”的方法是将苗族不分男女老幼屠戮殆尽，当时更不可能纪念他。文革结束后，从浙江到贵州都恢复了纪念王阳明，称其为硕学鸿儒，屠杀苗人的事迹尽数蒸发。
花想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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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30 16:44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魔鬼教官 于 2009-10-28 18:18 发表
依我所见，似乎是没有专门的书谈这些问题的。这类原始的信息散见方志、传记（武将或督抚）以及官方的史书，譬如宋史、明史之类。
没有专门的书谈这些问题真的很遗憾，难怪汉人居然敢拿美国人与印第安的历史来说事而丝毫不脸红。
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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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30 16:52 只看该作者
以前有个凯迪云南红河网友叫醉心望月，因为一篇TG当年西南镇压回民的转帖喝茶，后来就没见她上网了。
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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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30 16:59 只看该作者
是因为这个：沙甸事件
可以GOOGLE一下
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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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30 17:02 只看该作者
http://www.sinonet.ca/club/viewt … page%3D1&page=1
沙甸让我想起车臣
沙甸那个村子，还是镇子，面积不算小，居民基本都是回民，民风一贯彪悍，抱团儿。沙甸事件的起因是由于长期存在的民族矛盾，又恰巧赶上了文革那个“无政府”状态，最后，演化成了武装的“回民支队”对抗正规军的局面。
沙甸附近的山里有不少军事机构或是设施，诸如空X军的机场，兵工厂等等，这就是说武器的来源不缺。再加上村里有从军经历的人不少，这里面既有当过gmd的兵，也有当过***的兵的，当然也有两边都干过的。他们后来组织里的那个军师据说就是当过老滇军的参谋长。
导火索是这样被点燃的，村子里两个在外面吃公事饭的青年想参加当地刚成立的基干民兵组织（所谓基干民兵，就是可以持枪的，一般的民兵可没有这个权利）未果，觉得自己在外面受了欺负，就回村诉苦。这种事情估计是很容易被上升到民族的高度，从而挑起民族情绪的。于是乎，村里人就来了个类似“两把菜刀闹革命” 的行动，一个袭击，就把那个单位的民兵武器来了个一锅端。手里有了家伙，胆气自然就足了。但那种基层民兵的枪估计也好不到那儿去，再加上数量也不够啊，放眼一看，就盯上了附近的兵工厂了。
刚才说了，这村里懂军事的人不少，夜袭兵工厂的行动一开始也进行的很顺利。好像是选了个什么节日，可能是春节。当时厂子里值班的武装人员也就十几个，警惕性也一般，也没什么抵抗就缴了械。但是，最终遇到了硬茬子，就是这个厂的军代表，带着几个红卫兵中学生，坚守在把角的“炮楼”里，就是不降。于是，……
打不下来，怎么办？“回支”的人就开始满厂子踅摸，一会儿功夫，找到了。什么呀？铡刀吗？好嘛，菜刀升级为铡刀了。那位说了，文革那会儿，好像铡刀还没有列入我军的装备系列吧。如果把56冲比作“菜刀”的话，那这在兵工厂中的“铡刀”级武器，就是高射机枪了。那口径，那威力，是为打飞机设计的，现在改用来打人了，虽然是有层砖墙挡着，但是，摧毁它也就是多几枪，少几枪的事。果然，没扣几发，墙上就是一个洞，接下来，……
出人命了，血债啊！这些红卫兵中学生可都是当地人啊。这下子，沙甸和周围汉民的冤仇就更深了。
沙甸这次出击，武器据说弄回去不少，什么56冲，半自动等等的。他们后来在突围中装备最精锐的一个上百人的单位，可能是称为“警卫连”，还是什么的，就是一水儿的56冲。
家伙式儿硬了以后，沙甸在这以后的冲突中，就大都是采用“进攻”的方式。有次，去县城武装讨说法儿，县委和县革委会的头头们，是望风而逃啊。人家“回支”离得还远，他们就坐着县级干部配坐的北京212，一溜烟儿的不见了。
当时，上头还没人给他们定性，大概还是认为是属于群众斗群众的性质。沙甸的人也不都是武夫，政治上还是有头脑的，私下也是有组织的。他们这个组织结构听上去有点奇怪，有点中西合璧，古今兼容的味道，这个我们回头再说。所以，他们除了在沙甸这一亩三分地附近，进行武卫的同时，也不断的进行文攻。那就是派人出去上访，省里，解决不了问题，就去中央。
当时，沙甸的代表和他们的对立面，在伟大的首都北京，还有幸见到了红透了的“当令炸子鸡”超男――王洪文，王副主席。据说，当年毛主席的那著名的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就是通过洪文同志的口，传给代表们，并由代表们首先带回给云南人民的，多幸福啊。
“回支”的进京代表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正在回家的路上，遐想着“北京喜讯传边寨”的情景时，出事了……前面不是说了吗，有血债啊。那血债自然要用血来还啦。
其实，沙甸的人由于所处的环境，出门在外，警惕性不能说不高，听上去有点像现在的以色列人啊。可这回遇上这帮复仇的，可不是一般老百姓的打扮，都是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啊。当然不是真大军，都是伪装成大军的武装民兵。
“回支”的人虽然彪悍，可也知道解放军是干吗吃的，那是国家专政机器的一部分，是国家的代表啊（前面打死军代表，估计是他们也不知道，有穿军装的在里面）。所以这样一来，就放松了警惕，后果就是，是被对方当场击毙，还是擒获后枪毙的，就记不大清了，总之，是丢了几条性命。
当然是有几个腿快的，跑回去报信去了。
就在沙甸人群情激愤的节骨眼儿上，村里又来了两个当兵的。怎么回事呢？原来，这是昆明军区还是云南省军区，为了贯彻中央精神，派来的两个代表，是来联系收缴枪械的。一个是团政委，一个是营长。
来得不是时候，来得真不是时候。“回支”把他们也当作是假的了，当时，就扣起来，杀了，而且是虐杀。大概是开膛破肚什么的，尸体给挂在村外的歪脖树上了。
这下子，大军怒了！！！
大军压境，武装镇压即将开始。大战前等待的气氛令人压抑。
沙甸方面是有准备的。首先，他们有自己的领导机构，领导人的称呼都挺有气势，好像有一个主席，几个大臣，还有军师，反正，是上下五千年。军师自然就是那个熟知共军战法的前滇军参谋长。村子里不仅有工事，而且，底下都挖了地道，而且是进攻型地道，估计是从焦庄户学来的。男女老少都武装起来了，有枪的拿枪，没枪的玩刀，就等“鬼子”进村了。
解放军方面，压根儿没把沙甸当回事儿，以为进去把几个头儿捉出来，就一切都搞定了，这下子就先犯了轻敌的错误，再加上，70年代中期的解放军，平时光忙着批林批孔了，疏于训练，战斗能力大减。一开始，还真是吃了大亏了。
初战是发生在午夜时分，解放军这边派了一个侦察连进行夜袭。谁知人家早有准备，部队进村一分散，就遇到麻烦了。不是前面墙角那儿藏着把镰刀，等着你脖子过来呢，就是后面那个旮旯飞出一枪。
你要问，损失大吗？这么跟你说吧，天明时分，囫囵着出村的没几个。暗的不行，就来明的吧。强攻！
不过，还是托大，没用重火器。这有组织的武装抵抗，还真不能小看，再加上有宗教情绪在后面撑着，……你琢磨琢磨，要是把美国佬的重武器全部没收了，一人一只三八大盖，让他们去“解放”伊拉克，估计这会儿，往好点儿说，大伙儿还在科威特帮人家赶着骆驼往家里捣石油，惨点的话，早就让傻达姆帮着“bring our troop home”了。
一边是疏于训练，盲目托大；一边是依托工事，“护教心切”。里外里，一打折，战斗就进入胶着状态，大军方面进展极为缓慢。许多不必要的伤亡也不断出现。
众所周知，PLA收到的正统教育，一向是要保护老百姓；这个根深蒂固的概念，在这次事件中，给解放军也带来了不少伤亡。例如，PLA冲进村庄，遇见一群老头，老太太，部队马上分出人来，试图掩护他（她）们脱离战场，有些战士，看到有年老体衰的，就主动背负他（她）们，但是，结果就是老人抱紧他们，拉响身上的炸药……
还有一例，黄昏时分，战场趋于平静。在双方火力都能覆盖的战场上，有一名PLA的伤员，正在自己挣扎着，慢慢向我方阵地方向爬。从村里出来一个孩子，放着一群羊，也向我方走来，开始，大家都没怎么留神他，谁知道，他走到战士身边，举起手里的镰刀就砍。PLA这边大惊，马上喝令小孩住手。小孩好像没听见似的，不紧不慢的一刀，一刀的接着砍……
眼看着这个战士，惨叫声，一声比一声弱，挣扎一下比一下慢，直至再也不动了。解放军的方面的回答就是一梭子，卷向小孩子的愤怒的子弹。
随之而来的，又是一片寂静。不上炮是不行了，这又不是在战上海。首长一下决心，事情就好办多了。
大的，小的，麻雷子，二踢脚，响的，不响的……是一起往里招呼。那位问，怎么还有不响的呀？这不是赶上文革了嘛，那个315打假也还没有，质量它得不到保证不是。大伙儿看过《高山下的花环》吧？想想那小北京怎么牺牲的，也就明白了。
还别说，不响的还真不少。战后，在大军扛着铁锹，来“建设社会主义新沙甸”的队伍的前列，就是准备排除哑弹的工兵弟兄。
炮兵一上，步兵就轻松多了。反正那儿有抵抗，就先来几个二踢脚，再绕上两个窜天猴。据说，战事结束时，沙甸是基本废了。
PLA这面儿痛快了，可那面儿不就惨了嘛。怎么办？凉拌（办）吧。“内阁”赶紧召开御前会议，为了保留“革命的火种”，决定突围。
突围奔哪儿啊？猜猜？开始倒计时，10，9，8，7，6，5，4，3，2，……还没人站出来？得，我给答案吧。先1，奔宁夏。要说这道儿可不近啊，去那儿干吗？呵呵，都明白了吧。
军师分析了一下周遍情况，决定次日黎明，以一水儿56冲装备的“警卫连”为先导，集中火力，向X方向突围。
要说这老哥哥，还真有两下子。PLA当时标准的班级配置除了一挺班用机枪，还有班长掂着一杆56冲外，其他是一色的半自动。如果冷不丁的冲一下，备不住，能窜出去几个“火种”。
第二天拂晓，警卫连头戴小白帽，挎着冲锋枪，就开始向预定方向，摸过去了……。
要说军师的方向选对了没有？还真选对了，人家军师不白给。遗憾的是，要是在头一天就选对了，坏就坏在这个第二天上了。
就在头一天，解放军首长也视察了己方的前沿阵地。这首长和战士可不一样，大部分战士都没有什么战斗经验，再加上文革的干扰，训练又没跟上，所以一上来就先交了学费了。首长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按照《天下第一楼》里京城第一食客修鼎新，修二爷夸人的话，是个“看过的，见过的，吃过的”主儿。只见他围着沙甸周围巡视了一遍，面对军用地图，沉思片刻，伸出手指，点了点，说了一句话。
就这一点，再加上这一句话，可要了人的亲命喽。点的哪儿？军师爷选中的X方向。说得什么？“把机枪连放在这儿吧”。
……
结果就是，小白帽全变小红帽了。
那位问了，那狼外婆呢？（唱）狼外婆它自己去宁夏啦（注：“吉祥三宝”的音乐伴奏）。
村子是基本平了，钻洞的内阁成员也全给挖出来了，后来，这几个主席，大臣，军师什么的，都给执行枪决了，都是大枪对着后心打的。据说，其中一个连打了七，八枪都没死……
怎么回事呀？说破了也没什么稀奇的，这里面没有真主什么事儿，是因为这个浪费子弹的家伙是个异位体形，就是心脏长右边了。
你要问我为什么沙甸事件文革后又平反了呢？我还真不知道，咱们中国的事儿,有时候，就是说不清楚。
我估摸着，兴许是狼外婆它老人家又搬回来啦？！
花想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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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30 17:14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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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抑扬 于 2009-10-30 16:59 发表
是因为这个：沙甸事件
可以GOOGLE一下
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早，凑巧了，室友之一是云南人，老家在个旧。听他的口气，在云南这个不用google，老人都会传说，最雷人的就是用大炮轰击村庄，男女老幼全死。不愧是老毛子的嫡系真传，加上是儒家传人。
魔鬼教官
Centurion
1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30 18:57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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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花想容 于 2009-10-30 17:14 发表
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早，凑巧了，室友之一是云南人，老家在个旧。听他的口气，在云南这个不用google，老人都会传说，最雷人的就是用大炮轰击村庄，男女老幼全死。不愧是老毛子的嫡系真传，加上是儒家传人。
我的前泰山大人当年就是参与炮击沙甸的军官，他的连队装备的是１２２毫米口径的大炮。据他说，到了１９７９年对越战争时，他们部队战前开拔时，军车的牌子统统用部蒙上，因为要路过沙甸等他们镇压过的地方。
沙甸事件的起因各种说法不一，他的说法是因为当时强迫回民养猪，和下面一篇文章以及抑扬转载的文章说法有别。
不过，他还提到过一个谈沙甸事件时，别人没提到的情节，即当时对如何沙甸事件高层说法不一，江青同志和王洪文同志坚持人民解放军不打老百姓，而复出的邓小平则坚持武力镇压。
转贴一当事人的文章做参考对照：
“沙甸事件”概述
摘自《沙甸回族史料》 原作者：马绍美
十年文革”酿成了“沙甸事件”。“沙甸事件”给沙甸人带来的损失是惨重的。这个损失比较起整个国家“十年浩劫”中的损失来虽不算大，但它记下了我们党在“十年文革”中对少数民族问题、宗教问题采取的左的态度以至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造成了回家重大的损失，有着极鲜明的代表性。“十年文革中的沙甸”可谓我国“十年文革”的缩影和写照。
一九六七年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暴”席卷着满天的传单、大字报以及人们莫衷一是的心情来到沙甸。这是毛泽东同志发动的。耿直的沙甸回民当然热烈响应。丢了锄头、镰刀、扁担、谷箩，举起纸裱的小红旗，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的“造反队”、“战斗队”、“兵团”。听上边说清真寺在被扫的“四旧”之列，于是，几个人带领鼓动，部分群众拿出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疯狂地烧起宗教经典和“地富反坏右”家的书籍来。那气势，若秦始皇在世也是要自叹不如的。
“毛泽东思想大无畏造反兵团”、“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队”冲击关闭了清真寺。
沙甸最能显示力量的“民族政策捍卫兵团”站出来，“红旗野战兵团”也站了出来。
一场争夺清真寺的斗争展开了
拉锯争夺清真寺越演越烈，沙甸马上成了“造反”与“捍卫”，“革命”与“复辟”的勇士们的用武之地——开始武斗，刀枪相见。
大家都把自己的知识、谋略尽情地具体发挥，对自己的“敌人”要进行“革命的大扫除”了。
沙甸的“左派”人数不多，但靠山硬，去部队那里领了武器，带着其它地方的“左派”，来攻打“复辟”的沙甸。一九六八年七月，包围了沙甸，炮打烂了清真寺的屋顶和部分民房。双方都死了人，沙甸没被攻破。
一部分所谓站错队的其它民族的同志到沙甸避难。对沙甸就要“捅马蜂窝”。
六八年十一月，称为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一、二号文件的宣传队（支左部队）包围了沙甸，并展开了舆论攻势。
“一小撮阶级敌人、牛鬼蛇神、野心家、阴谋家受国民党军统特务指使，煽阴风，点鬼火，欺骗群众，蒙蔽群众，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必将碰得头破血流！”
“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没有好下场！”
“谁胆敢放一枪一弹就坚决镇压！”
“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
在强有力的宣传攻势下，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宣传队”会很好执行党的政策上，于是把准备对抗的武器全部交了出去。六八年十二月八日，沙甸回民夹道欢迎宣传队（解放军）进村。
“宣传队”进住清真寺。吃猪肉，猪骨头丢在水井里。
清理阶级队伍，“反军乱军黑干将”、“宗教复辟急先锋”、“跳梁小丑”、“小爬虫”抓起了两百多。对这些人专政，反复开斗争、批判大会，捆、梆、吊、打，有人在吊打中死去。强迫这些人学猪叫、学猪爬、学猪滚，有一孕妇滚得小产。
极左路线的推行者，要用“行动”来证明他们是“最最革命的”。狠狠打击信教者，正是左的革命表现。沙甸搞以教划线，礼拜、把斋者是批斗对象。公开宣布：“信教就是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抓革命、促生产”，沙甸的几百“牛鬼蛇神”抓出来了，生产“上去了”，学大寨的标兵生产队每个劳动日值8角，其它生产队还在2角、3角、4角中徘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九个生产队都评政治工分，政治思想好的人工分就多，否则就少。
在艰苦漫长的岁月里生存发展起来的回回民族，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宗教感情，团结力最坚，斗争性最强，有优良的传统、有光辉的文化遗产，能够接受真理、激起正义，不能接受对自己的侮辱与糟蹋。
为了维护党纪国法的尊严，为了维护回回民族的尊严，为了得到正当的生存权利，保持自己的风俗习惯、信仰自由，一九七三年十月，在马伯华等同志带领下，以开放清真寺为起点，沙甸等地回民拉开了与“四人帮”针锋相对斗争的序幕。
开放清真寺被说成是“宗教复辟”，州县工作队进村，调子更进一步：“民族斗争说到底就是阶级斗争……”。
回民的宗教就是伊斯兰教，而复辟就是被镇压了的东西东山再起。大家知道共产党有一条“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却没有听说过伊斯兰教被镇压了。
“批林批孔”，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的工作队在坚定不移地进行斗争，群众始终没被压下去。
过开斋节被说成“反革命集会”，进行武装阻拦未奏效。
拉锯争夺清真寺越演越烈，群众始终占上风……
一九七四年五月底，蒙自县公安局抓马绍美，因此群众包围了工作队驻地，强烈要求放人。工作队却卷起行李溜了。
一九七四年八月，周兴到沙甸，承认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还存在，答复可以清查生产队的经济帐目。周兴离开沙甸，前言尽否，“黑帐”依旧……
一九七四年十月，沙甸等地回民上访（昆明）要求落实政策，要求解决在少数民族地方存在的经济、民族、宗教方面的问题。
“这是闹事”。“这是反对党的领导”。“四人帮”、周兴等人是会做帽子的。
鸡街地区成立了“民兵联合指挥部”。民兵进行示威，用大字报“揭露”沙甸“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披着宗教外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帽子太大了是戴不稳的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初，沙甸成立“回民民兵团”。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中旬，当时的云南省委常委一要员到沙甸，鸡街民兵联合指挥部的民兵借口保驾包围沙甸，荷枪实弹，进行威胁。沙甸回民不甘受辱，徒手夺枪两支，但也付出了死亡一人、重伤三人的巨大代价。对方民兵虽被回民俘虏七人，都得到回民的优待，教育后而放归。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沙甸落实政策宣传队发动了建水县回龙、馆驿、麻栗树等地回民开放了他们的清真寺。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沙甸回民民兵前往建水解救回龙被对方民兵包围一事。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沙甸回民在要求蒙自县委落实政策、解决问题未砀情况下冲击了县委机关和县武装部，被对方民兵骗到蒙自二中，打死我十四人，重伤十六人，回民一怒之下，攻下对方，击毙其十二人。
一九七五年元月一日，中央通知马伯华、郑全书、马绍美等回民代表十人与云南省委一起赴京解决问题。做了两天的思想工作后，元月三日晚，回民代表与省委常委一起，乘坐国务院派来的专机抵达北京。
一九七五年元月上旬，贯彻中共中央一九七五二号文件，即关于浙江、云南停止武斗，收缴武器的通知。云南省委为贯彻此文件，专门成立了云南收缴枪支执行小组，由十四军当时的政治部主任冯治国任组长，蒙自军分区当时的司令员李凤刚和沙甸的马绍美任组长，开远、建水当时的县委书记邓子俊、黄昌岐以及回民代表马先庆、马恩俊任组员。这个组的分工是：马绍美、马先庆、马恩俊收缴回民方面的武器，冯治国行商和个收缴其他民族的武器。半个月时间，沙甸等地回民上缴了全部枪支弹药。据冯治国等几个说其他民族的也缴清了。执行小组回北京汇报。
一九七五年二月中旬，建水县馆驿等村回民集中到回族村子——双山做圣节。
香木桥大队肖家庄的民兵持枪前往威胁挑衅，做节的回民在惊怒之下欲夺其枪，未成，反被打死九人。引起了在二月下旬沙甸等地回民的第二次赴昆上访。
三月五日王洪文令驻玉溪的部队包围交开炮轰击玉溪西营清真寺。玉溪昆明等地开始抓捕“闹事”的回民头头。沙甸空气紧张，人心惶惶。
住北京的周兴等人得意忘形，向住北京的回民代表声称：“这次到北京是一次重新‘站队’难得的‘机会’，年轻人，前途无量，要好好考虑啊！”回民代表没买帐。
五月初，几个团的部队要进驻沙甸，群众怕重吃一九六八年部队进村后的亏，竭力阻拦进村，因此部队未进成。
五月二十三日，周兴等人以云南省委的名义发了“通告”，并用飞机到沙甸上空撒发。“通告”把回民群众要求落实政策说成是被“反动教长”和“反革命分子”煽动起来的“闹事”，几个回民头头是违法的，只有放下武器（其实没有武器），迎接解放军进村，才是唯一出路。
回民群众义愤填膺，几千份“通告”一下就被集中成几大麻袋，小伙子们簇拥着扛到工作队驻地——鸡街糖厂的大门口，一把火烧了。
谣言漫天，污蔑、诬告回民的黑材料不断送上北京。
当时红河州的一个主要帮派人物说：“现在回民就象一头疯牛，我们要把她（他）引入火炕。”
七月中旬，“四人帮”及云南的周兴等人命令回民代表回沙甸做工作，交出武器，（特别强调交出新式武器）和欢迎部队进村。
没有什么新式武器，当然也就无法交出。关于自制的土武器，大家表示在接受群众的条件后就交。条件即：欢迎少而精的部队进村落实政策。沙甸这么一个村子，怎能容纳几个团的部队？解放沙甸时，对付国民党的一个团只需要一连的解放军，今天到沙甸落实政策却要进驻几个团的部队，要搞什么呢？六八年部队进村的教训，大家记忆犹新……
群众坚持只欢迎少数部队进村落实政策的意见。
“四人帮”及其一伙欺骗的伎俩用完了，最后，无耻地给沙甸等地回民扣上“与苏修、敌特挂钩，要成立伊斯兰共和国、要叛乱、有地道、有新式武器”的政治罪名。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可惜回回太幼稚、耿直，知道得太晚了。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凌晨三点，“四人帮”开始对沙甸回民武装镇压。村边站岗的回民民兵，被把手脚捆起来丢到粪池中溺殁；沙甸父老被枪炮声惊醒；大清真寺的守卫者殉难；沙甸大清真寺被武装人员占领。
凌晨四点多，沙甸回民凭据地形熟，进行反攻。付出上百人殉教的巨大代价，夺回了。大清真寺，始得到一点现代武器的装备。此时，西营（注：老沙甸西部村名称谓）已被武装人员占领，后山、马家井、林家巷、金鸡寨、川方寨的部分生产队场院及民房也武装人员控制，于是，在这黎明前的黑暗里，街战、巷战、以住房为据点的攻守战在残酷地进行着，在火箭筒的爆炸声、火光里，在枪炮的呼啸声中回民一片片倒下。沙甸人没有屈服。到天亮时，又收复了部分民房据点，收回几间自己的房屋，又付出几百条宝贵生命的代价。更为凄惨者，没抵抗的回回们——
有的被打死在堂屋（回话会客室）中，有的被击毙于门旁，甚至有的被枪杀于床上；有的指望逃生，愿意当俘虏被押出村去，却在押送途中被枪击于路旁的光天化日之下……
群情震怒，凭据用无数生命换来的那几支步枪、机枪、手榴弹，以及那些自制的土武器奋起抵抗。有多少本不想抵抗的人，最后也含酸忍泪拿起那点土炸药去寻同归于尽的对象。然而真正找到同归于尽的对象的并不多，自己反而丧生的却不少。
炮火越来越猛烈。中午，三所清真寺开始被炮击，哪里的房屋坚固哪里被炮击。哪里出现炊烟哪里被炮击，哪里有水井哪里就被火力封锁。无须说明，大家都清楚了，这是沙甸穆斯林的灭顶之灾。于是，以安拉的考验、以乐园的恩典、以回回民族的气节相互安慰着、鼓励着、遗嘱着……此时，望生哪有生之路，望存哪有存之地？
二十九日入夜，炮火有所减弱。但只要哪里房屋透出光亮，随着炮弹就划破黑暗，呼啸着在哪里爆炸，于是惨痛的呻吟声、幼儿被惊吓的哭声……撕肝裂肺。黑夜，为何这般漫长！你要吞噬多少人的生命和鲜血啊！
三十日，进攻的武装人员放弃对老沙甸村内的部分控制点，缩小村外包围圈，占领制高点及有利地形，在无线电报话员的指挥下，对老沙甸村子进行更猛烈的轰击，火焰喷射器也用上，老沙甸成了一片火海。金鸡寨、川方寨炮火稍逊。逊下午，老沙甸部分群众陆续撤到金鸡寨。入夜，马伯华带领部分群众也撤到金鸡寨。通过商议，决定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出村逃生，身体健康者可设法转移。
三十一日，通过反复劝说，二千余老弱妇幼、伤残病的回民群众在笔者的带领下集队出村，以求生存。出村的群众马上被分住几个小集中营办学习班，笔者等头头锒铛入狱。入夜，突围转移未成，在川方寨发生遭遇战，伤亡惨重，马伯华脚被手榴弹炸伤，只好撤回金鸡寨。
八月一、二这两昼两夜中，金鸡寨、川方寨两村的房屋据点争夺战从未间断。一方是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一方仅凭精神；一方是训练有素的武装人员，一方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怎样拚呀！在炮火硝烟迷漫中，在血洗之后，老沙甸与川方寨已没有抵抗力量了。
八月三日，金鸡寨已被进攻人员控制一半左右，争夺、拼搏仍在进行。炮火依然未断。在已被进攻人员控制的地段，残酷的“清剿”在继续，伤残的“回匪俘虏”被提着脚手，象丢死羊一样丢上汽车，运去“医治”，而有的干脆在现场补枪，来个“快性”。
八月四日，一百五十七名男女老幼回族群众举着双手，集队从金鸡寨南面出村，指望求生。当走到大田埂上的时候，几挺机枪一齐开火，一分钟之后，尸横遍地，血流成渠，随即验尸，未亡者进行补枪。现有五名幸存者以为铁证，其中三名是补枪也未补死的。下午六时许，炮火摧毁了金鸡寨南面几间仅存的小民房，马伯华等同志壮烈殉难。入夜，又进行了最后的“清剿”，战斗始告结束。
这七天八夜，不知耗费了多少弹药。被摧毁的民房四千四百多间，被夺去生命的沙甸回民九百人，伤残六百余人，进剿者死伤人数不得而知。以参加“沙甸叛乱”的罪名遭到同样武装镇压的还有开远县的新寨、砚山县的车白泥、田心茂龙、松毛坡、文山的茂克等。整个事件中回民共死亡一千六百余人。“沙甸事件”惨绝人寰，在新中国的民族史上写上了最不光彩的一页。
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四人帮”被粉碎了。他们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罪行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真理胜利了！人民胜利了！沙甸回民又见到了社会主义的阳光。
一九七九年二月，中共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联发了（79）7号文件，即“关于沙甸事件的平反通知”。文件指出：“一九六八年以来，由于潭甫仁、周兴推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搞以人划线、层层站队，支一派、压一派，严重分裂了各族干部群众，甚至采取了侮辱回民群众的错误做法，伤害了民族感情，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破坏了民族团结，引起了沙甸等地回族群众的强烈不满。问题发生后，一九七四年五月，中央作了正确指示，要周兴亲自处理，落实政策，周兴却坚持错误、采取一系列激化矛盾的错误做法，酿成了一九七五年七月沙甸事件，造成了严重后果。因此，沙甸事件并不是反革命叛乱，采取军事解决是错误的。经党中央批准，原定（以沙甸为中心的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结论应予撤销，这个事件中涉及的广大回族干部群众应予平反。”
中共云南省委民族工作部同时发了（79）1号文件。即“关于处理沙甸事件遗留问题的通知”。国家补助修建了七所清真寺。落实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
一九八○年七月，省委民族工作部又发了（80）142号文件，即“关于沙甸事件平反善后经费的若干补充意见”。按照文件精神，红河州委、个旧市委处理了孤老、孤儿、半孤儿以及死难家属的抚恤救济问题、伤残人员的医疗补助问题。
全民所有制单位招收了二百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孤儿及受害家属子女；沙甸划为经济作物区，吃国家返销粮。
一九七八年八月，针对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联发（79）7号文件第3条留下的尾巴，云南省委发了（87）31号文件，即《关于撤销中共云南省委、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联发（1997）7号文件中个别结论的通知》。
（87）31号文件指出：“……实践证明，这个文件[(79)7号文件,笔者注]总的是正确的.在贯彻执行过程中,也发现文件第三条中关于“马伯华、马开志、郑全书、马绍美等几个人对抗中央指示，使矛盾激化，是有错误的。特别是他们成立非法秘密组织，妄图背叛祖国，搞打砸抢造成流血事件，破坏民族团结，是有确凿罪行的。但考虑到历史原因，马伯华、郑全书、马绍美可以不作为反革命分子对待。”这一结论不确，经过反复查证，其结果是：
一、关于“非法秘密组织”，是指“罕指奔位协”，它是在“文化大革命”不正常的历史条件下，少数人搞起来的一个宗教性组织，不应作为罪行。
二、关于“妄图背叛祖国”问题，查无实据。所谓背叛祖国的罪行不能成立，应予否定。
三、关于打砸抢问题，确实是存在的，打砸抢是错误的。鉴于“沙甸事件”这一特殊情况，不再追究。
据此，经请示中央同意，将联发（79）7号文件第三条结论，予以撤销。”
至此，“沙甸事件”完全、彻底平反了。这是党中央对广大回民的关怀。经受冰霜摧残的禾苗，最能感到阳光的温暖，深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的沙甸穆斯林，最能体会党的恩情，同时，沙甸回民还知道，洗劫之后的祖国及家乡，文化、经济恢复发展的重任摆在我们面前。历史的经验使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安定团结。这样，我们才能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为回回民族的文明富裕而奋斗。
一九八八年五月初稿
一九八八年十月定稿
花想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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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30 19:02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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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魔鬼教官 于 2009-10-30 18:57 发表
当时对如何沙甸事件高层说法不一，江青同志和王洪文同志坚持人民解放军不打老百姓，而复出的邓小平则坚持武力镇压。
这令教官意外吗？至少这没有令我意外。比较“四五”和“6四”，轨迹依稀可辨。
魔鬼教官
Centurion
1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30 19:03 只看该作者
震惊中外的云南个旧市“沙甸事件” 概述,起因,经过,平反
corbin 发表于2009-8-3
2003年正月上旬，笔者与密友拜存贵教亲，不远千里南下云南，一是看望在开远阿专讲学的平凉海彦河阿訇，二是瞻仰震憾中外穆斯林的沙甸舍习德陵园。到开远后，我们约上海阿訇做引导，乘三轮车到驰名全国的穆斯林重镇——沙甸，好气派的一个穆斯林聚居区，二十年前就牢记于心的响亮名字，当亲自来到这块坚定不屈的土地上，让人怎不心潮澎湃！进入陵园后，我们首先探望了中国四大阿訇之一的陕南哈德成阿訇的坟墓，在这位弘扬伊斯兰文化先驱的坟前，我们做了“嘟哇”。
再往前数十米，“沙甸事件”结束后的老纪念址赫然在目，步行在凤尾山墓地的小径上，眼前隐约出现了一群头戴白帽，身着白袍，面对枪炮，神志镇定，视死如归的群体，面对着暴虐者的炮火枪弹，用他们的血肉之躯，验证了穆斯林至高无上的信仰品质和坚强不屈的人格尊严。
再往前行百米之遥，就到了1989年末为纪念“沙甸事件”，弘扬卫教精神新建的“沙甸事件舍西德纪念碑”的林荫下，一位云南教胞介绍说：“此处是战斗极为惨烈的地方，有114个“舍西德”在此处英勇牺牲。纪念碑前两行挺拔的松树，犹如巍然站立的两排卫士，守护着烈士的陵墓，沿山坡而上的114个台阶，缅怀着此地牺牲的114个烈士。纪念碑建于一块平台地上，四面苍松翠柏，绿树环绕，向每一个来访者诉说着“舍西德”精神激励出的伊斯兰勃勃生机。走完114个台阶，来到入口处，醒目的《开端章》映入眼帘，其下是一副对联：“天道至清造化恩泽宇宙，人道唯真圣德光被古今”，对联中间两幅碑帖，一幅是林松教授为沙甸舍西德纪念碑的题词《满江红》词一首：血雨腥风硝烟起，群妖乱舞，八昼夜，漫山遍野，残骸焦土，重炮机枪发万弩，忠魂义烈逾千数，民何辜，闭门家中坐，遭屠戮。澄玉宇，消迷雾，昭雪史，重新谱，望回辉光芒，锦团花簇，巨厦高楼环寺建，丰碑伟塔沿地竖，念烈碑，殉道勇牺牲，重千古。
另一幅：题沙甸舍西德纪念碑
这是一本万古常新的书
这是一棵永不落叶的树
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感叹号
这是一枚仰天长啸的音符
这是一支催人进取的战鼓
记录下文明古国的野蛮
记录下人类历史上的耻辱
记录下十年浩劫惨痛的悲剧
记录下现代迷信残忍的一幕
记录下雷的怒吼
记录下血的控诉
罪恶的毒焰夺走一个个的生命
罪恶的毒烟送来一片片的焦土
壮士们告别我们走了
留给我们一堆白骨
壮士们告别我们走了
留给我们一条闪光的路
读着这震撼人心的文字，我们激愤的泪水奔涌而出，刻在石碑上的文字，向世人控诉着活生生的事实，一个村镇的穆斯林男女老少，成了专制政权“四人帮”达到篡党夺权目的，威胁人民群众的试刀石，所谓的“打土围子”公然动用武装力量，残杀无辜。万恶的“四人帮”及其帮凶早已彻底垮台，受到了人民的公审，而借他们的“塞拜布”，塑造了一个坚强不屈的“舍西德”群体，诚如真主所说：“为主道献身的人，你们不要说他们死了，其实他们活着，但你们不知道”。正是从古到今的这些视死如归的“舍西德”们，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又一道的坚固防线，留下了一代又一代教门的“油香根”。
我们带着崇敬的心情，来到纪念碑前，恭诵《古兰经》。虔诚做“都啊”，求主升高他们的品级。我们曾以为近年来在平凉为教门做了一些工作，但面对着这些烈士，他们中许多是老者，妇女，儿童，他们的头领马伯华烈士年仅25岁，我们深深感到自卑，懊悔。主啊，求你饶恕我们的过错吧。
西北到西南，相隔数千里，为使读者们对“沙甸事件”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特将纪念碑文摘录于后：
碑文
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全世界的养主。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一场内乱。
“文革”期间，极左路线思潮泛滥，反革命帮派活动猖狂，推行极左路线的帮派集团及其余党，倒行逆施，强行关闭清真寺，焚烧经书典籍，划线站队，残酷迫害宗教界人士，疯狂践踏民族宗教政策。
1973年7月，沙甸回民群众愤然掘起，打开清真寺，要求恢复民族宗教政策，翌年11月，极左路线帮派集团及其余党，把群众的正当要求视为反革命宗教复辟，进行打击迫害加之集体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群众生活困苦，从而使回族群众落实政策的要求更加强烈。
1974年11月，马伯华等同志，向上级组织要求落实民族宗教政策，1975年1月3日，十名回民代表奉命上京，解决落实宗教政策问题，体现了穆斯林勇敢，刚毅，团结，执著的精神气质。
1975年5月17日，千余名武装工作人员，荷枪实弹，四方包围，强行进驻沙甸，但被沙甸回民堵住，推行极左路线帮派集团及其余党，对广大回民的正当要求，置若罔闻，变本加厉，空投谣言传单，捏造罪名，激化矛盾，导致多次发生流血事件，又把“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罪名，强加在回民的头上。
1975年7月29日凌晨，沙甸父老乡亲于梦中被枪炮声惊醒，美丽的家园被夷为废墟，900余名同胞不幸身亡，其惨状目不忍睹，酿成了全国罕见的“沙甸事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拔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中共云南省委和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报经中央批准，1979年2 月15
日给“沙甸事件”平了反，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又重放光芒。
沙甸回民惨遭镇压之际，执行正确路线的领导和有良知的各族人民，曾给予沙甸回民真诚的同情与支持，沙甸回民将永远铭记他们。“沙甸事件”平反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下，沙甸的经济发展，各项事业兴旺，民族和睦，军民团结,政通人和，国泰民安。
真主说：“为主道而献身的人，你们不要说他们死了，其实他们活着，但你们不知道”。
为实现沙甸穆斯林夙愿，特建树丰碑，铭记沙甸事件概要及殉难者姓名，以资纪念，以垂永久。
祈求真主恩赐舍西德以乐园的高品！
沙甸穆斯林立
1989年12月
为了教门的尊严,信仰的自由,他们选择了以生命为代价,向暴虐的极左路线抗争.明知这种抗争面对现代化的杀人武器无疑是以卵击石,势必要付出惨重的牺牲,但他们义无反顾的用血肉之躯见证了“伊玛尼”的高贵。烈士们的正义行动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震撼了暴虐者，唤醒了沉睡者，教育了后来者，为后人留下了一种永恒的精神——沙甸精神，在穆斯林的生存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涕的永放光芒的一页。
沙甸精神永垂不朽! 沙甸事件永载史册!
魔鬼教官
Centurion
1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30 19:04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花想容 于 2009-10-30 19:02 发表
这令教官意外吗？至少这没有令我意外。比较“四五”和“6四”，轨迹依稀可辨。
我没意外啊。我只关心事实。沙甸事件的各种说法，迄今尚无权威资料，我想，如果档案解密，可能才有最逼近真实的结论。
花想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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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30 19:07 只看该作者
回复 17楼 魔鬼教官 的话题
讽刺的是，反对武力镇压的人，最后由“历史”定性为镇压的元凶。
这也可见在天朝信史的虚妄。
抑扬
小组男客服（Twitter @yiang_）
1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30 19:20 只看该作者
都怪四人帮，真省事
魔鬼教官
Centurion
2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30 19:31 只看该作者
我个人还是坚持这样一个看法，土共正是因为有一套意识形态和民族阶级观念的影响，对少数民族远比中国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好。土共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和态度，也深刻影响了普通老百姓，把汉族人的文明程度提高了一大块儿。但这种民族平等态度的政治正确，伴随着土共意识形态的解体而逐渐凋零，我好歹是从七十年代到现在一路过来的，还清晰记得人们对少数民族观念的变化。
我记得小时候不懂事，汉族孩子路上向放学回家的少数民族孩子扔石块，是干部模样的人严厉制止并大声斥责。周围的成年人，或有对少数民族文化习惯上的优越感，不过大都很善良，但领风气之先的小混混们，赢得人们崇拜的举动就是与路过的维吾尔或哈萨克司机斗殴或主动到附近的老乡（当时对少数民族的称谓）公社干些偷鸡摸狗破坏瓜地之类的壮举。至于小孩子，自然是学习这些人。大约是１９８０年前后，我们团场与乌伊公路的交汇三岔路口，发生过多次团场小混混与路过停留的维吾尔或哈萨克司机发生大规模街头斗殴的情形。当时斗殴的武器是双方很默契的工具：起子、改锥、发动机曲柄之类。因为参与斗殴的汉族人有鲜明的外在标识：喇叭裤、长头发、小胡子，喝醉酒血红着眼睛的少数民族青年聚在那里时，看到上述装扮的人就会嚷嚷“看那个汉汉”，对其他人则完全不在意。
藏獒兄
狼牙山五壮士要多壮有多壮 @wang2
2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30 19:34 只看该作者
揭穿右派分子费孝通在“兄弟民族在贵州”一书中破坏民族团结的政治阴谋
呵呵，今天给导师收集资料，无意之中看到这篇文章，挺搞笑，呵呵，大家来欣赏一下时代的谬误把
右派分子费孝通“兄弟民族在贵州”一书在三联书店出版单行本以前，曾在“新观察”上连载过。在这本书中，费孝通对我国的民族关系进行了极恶毒的挑拨，他有意地抹煞我国各民族在历史上的友好关系；他把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奴役和压迫恶意地转嫁到汉族人民头上；他千方百计地抹煞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以便把少数民族的斗争目标转向汉族。这本书非常集中地暴露了费孝通破坏我国各民族的友好和团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狰狞面目。
一、夸大民族矛盾，抹煞民族友好互助
大家都知道，民族关系问题是民族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资产阶级重视这个问题；我们无产阶级也重视这个问题。资产阶级社会学者和民族学者在这一个问题上有他们的观点；我们无产阶级在这一个问题上也有我们自己的观点。原因很简单：都是为自己的阶级服务。
右派分子费孝通在我国民族关系问题上的观点是怎样的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只有“隔阂和仇恨”，“剥削和劫掠”，“野蛮的、非人道的掠夺”，“流血残杀”……等等。他们的结论是：“屠杀和奴役，写满全部历史”，中国一部民族关系史就是一部“用血和泪写下”的“惨痛历史”，“血泪斑斑的历史”。
在资产阶级民族学观点和企图破坏我国各族人民团结的阴谋下，在讲到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时，费孝通用了这样一个标题：“血泪话当初”。这一章是专门叙述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费孝通在这里用了些什么材料呢？他说：
“……谈起这当初的事，兄弟民族的伤心话是说不完的。
“在黄平县城附近有一个古迹，名称就叫‘杀人洞’。这里有个传说：在咸同年间，满清的皇帝派了兵到黄平，召集苗人来听圣旨。各处来的苗人都要上这一个山坡。清兵就埋伏在坡后，来一个杀一个。杀了就把尸首丢在一个山窝里。这个山窝底下有一个洞，流出一股水。人的血染红了这股水，慢慢的流到山坡外。后来的苗人看见了水里淌着血，知道不妙，回身就走，把村寨里留下的妇女孩子都集合了，逃到十几里之外一个绝壁上的山洞里，上下都得用绳子吊，这样才逃出虎口，后来的苗家都是这洞里的妇女传下来的。”
费孝通认为以上材料只是一个传说，读者不一定完全相信，于是他就引用了“贵州通志”上一段记载加以证实说：
“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官府勒缴金银、粮米。苗族张秀眉等起义于清江、台拱（即现在的台江）、丹江、八寨（即现在的丹寨）等处，与太平军取得联系，石达开组织苗汉联军，统一指挥，兵力直达黔东、黔南。清廷利用田兴恕以苗制苗。同治时，苗族领袖严大五、巴大肚进兵各地，虽获局部胜利，但由于川楚清兵纷纷涌入，清兵大量诱降和收买苗族上层，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一）斗争失败，余众退入雷公山。咸同战役中苗族死亡的数目没有估计。但是其他几次战役却还可以找到一些数字。雍正四年（一七二六）牛皮大箐（即雷公山）之役，被张广泗所屠杀的苗族：‘斩首万余级，苗人饿死四十余万’。据‘圣武记’此役‘共毁除千有二百二十四寨，赦免三百八十八寨，阵斩万有七千六百有奇，俘二万五千有奇，获铳炮四万六千五百有奇，刀矛弓弩标甲十四万八千有奇，宥其半俘，收其叛产，设九卫，屯田养兵戍之。
“其他兄弟民族的遭遇也是类似的。嘉庆二年（一七九七）的盘江暴动是当时被称为‘濮民’主动（可能就是现在的仲家），志书载：‘大军攻阿俸贼，千余匿八角洞，火＠①之，悉毙’。‘俘馘以万计’。‘党洞西当文两贼巢，斩级千，俘二千六百，烧毙万余’。”
费孝通引用了这段历史材料之后，接着又引了一段调查材料说：
“对兄弟民族的屠杀是历代帝王一贯的压迫手段，在史书上记下来的只是其中比较规模大的战役，而且也是很简略的。兄弟民族自己却是铭心刻骨的记着这些仇恨。在＠②山凯里的一个晚上，我们举行了一个座谈会。会快结束时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苗家老人站起来唱了一支歌。他的音调深沉激动，愈唱情绪也愈高，全场肃静，很多在座的苗家老人，跟着流眼泪。我座旁的苗胞告诉我：这是‘反歌’。反歌的内容是叙述苗族领袖怎样起义，怎样鼓励群众，怎样进军，后来怎样失败。最后是他们的领袖被汉官捉住了，逼他投降，把他的头颅打开，灌了油，烧，问他苗族今后反不反了。他说：‘汉人欺侮我们一天，我们就反一天’。——这反歌从来不唱给汉人听的，只是老年人在一定场合下用来教育青年的”。
在这一章之外，还有“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在场坝上（市集上）常常发生‘挑裙子’的侮辱行为。杨森在贵州当政时又推行剪发改装的同化政策。派了兵在街上守着，看见苗家妇女就强迫把她们头发剪短，把裙子剪破，带要鼓一笔‘改装费’”。“苗家常常欺侮＠③兜”，“对③兜也加以歧视和压迫”。
以上就是费孝通“兄弟民族在贵州”一书中关于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全部叙述。
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全面的基本的情况就是这样吗？事实告诉我们：不是。历史上历代统治者和封建地主阶级对少数民族进行剥削和劫掠，屠杀和奴役，这是历史事实，但这只是历史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一面却是各族人民的互相支援，互相帮助，友谊与团结。为了说明这一点，在这里举几个例子：
据史书记载，明代土家族人民（费孝通把土家放在苗族）和其他族人民一起，曾到过沿海一带共同抵抗外来的侵略。公元一五五五年，嘉兴王江泾以彭荩臣为首的土家人民，在抵抗倭寇的战役中立了大功。在明代和清代，土家人民参加过当时的农民运动，反抗统治者的压迫。太平天国起义，有许多僮族人民参加，如太平天国的领导人物北王韦昌辉、西王萧朝贵，北伐主将林凤祥和李开芳就是僮族人。佧佤族有这样一个民间传说：佧佤族是和汉族、傣人、拉祜人等一同从葫芦中钻出来的。此外，还有历史上诸葛孔明曾经到过佧佤人地区等等许多关于孔明的故事和传说。这些传说说明了各族人民悠久的亲密关系。佧佤族北部地区之所以能够较其他地区很早进入封建社会，是与明朝时大批汉人进入该地区开采银矿分不开的。汉人开采银矿的同时，开垦了很多水田，使得佧佤人开始学会种水田，促进了佧佤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明朝以来，纳西族的经济文化和汉族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明初有汉族“军户”到丽江屯田。永乐十六年在通安、宝山、巨津、三州建立了学校，以木土司为首的领主们首先接受了汉文化，聘请汉族文士来教子弟。近百年来，傈傈族人民在祖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有过光荣的贡献。一九○五年，帝国主义分子潜入怒江地区进行侵略活动，傈傈族人民曾给以严重打击。在一百年以前，傈傈族地区完全是刀耕火种。以后在白族、汉族、纳西族地区学会了犁田，才开始由锄耕转入犁耕，农业生产发生了根本变化。
到近几十年，我国各族人民的联系更紧密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土家族人民与湘西各族人民一起举行过大规模的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一九三四年，贺龙元帅和萧克将军在永顺、龙山一带领导群众建立苏维埃的时候，土家人民积极参加了武装斗争，支援及配合红军作战。在现代革命史上，涌现了许多僮族优秀儿女，大革命时期的韦拔群同志就是最杰出的代表。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右江十几县的僮族人民同其他各族人民一起，创立红七军，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一九四七年，他们又联合各族人民组织游击队，配合人民解放军推翻国民党。一九三六年春天，红军由丽江纳西族地区过金沙江北上，曾经激发了农民的革命意识，以后几年内，这里的佃农不断地发生群众性的反抗斗争。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在云南地下党的领导下，纳西族人民和滇西各族人民一起，组织起革命武装，给国民党反动统治以有力的打击。在这同时，许多哈尼人参加过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他们吹起牛角，拿起猎枪和大刀，在深山密林中和国民党匪军搏斗。
历史的记载证明：在历史上，我国各族人民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曾经多次地不分民族联合在一起，进行过共同的斗争。他们在斗争中，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并且认识到他们的利益、命运和前途是一致的。
历史的记载证明：在历史上，我国各族人民为了向自然界斗争，曾经不断地进行着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他们曾经不分民族的在一起进行生产斗争，共同开辟出祖国锦绣的山河，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缔造了祖国的历史。
从前面我们引的“兄弟民族在贵州”一书中有关民族关系的全部材料和这里我们列举的历史上我国各族人民友好合作的几个例子的对比中，大家可以看到右派分子费孝通是怎样抹煞历史事实的。
许多右派分子在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时候，都使用了这样一个伎俩：夸大缺点抹煞优点，把次要的东西说成是主要的，借以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费孝通也是这样。历史事实一方面有历代反动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剥削与劫掠，压迫与屠杀，另一方面（而且还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是各族人民的互助合作和亲密友谊。费孝通只谈前者，抹煞后者，这除了他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学观点外，他的不可告人的政治阴谋是非常明显的：企图挑拨我国各民族的友好关系，破坏民族团结。然而历史是最公正的，它给费孝通的谬论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汪锋同志说得好：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长期以来，我国各民族人民即用辛勤的劳动，共同开拓了祖国的疆土，创造了祖国的历史和文化。无论那个民族的历史，都是祖国历史一个组成部分。各民族人民的亲密团结，互助合作，是构成我国历史的主要的一方面。”（“民族研究”一九五八年第二期）
二 把民族仇杀的原因转嫁到汉族人民头上
前面已经指出，我国历史上是有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和屠杀的，不过，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这只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次要方面，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却是各民族人民之间的互助合作和亲密友谊。
那么民族仇视，民族之间的压迫和屠杀应由谁来负责呢？
费孝通说：
“压迫和屠杀兄弟民族并不是为了他们语言说得不同，或是服装不同，而是为了封建帝王所代表的地主阶级要扩大他们的剥削对象，用武力去劫掠兄弟民族的土地，强迫他们劳动，屠杀压迫是为了具体的经济利益”。汉族官僚地主在屠杀压迫少数民族中“立了‘功’，赏了土地，成了地主，剥削了兄弟民族的农民，拿出一部分去报酬代表他们利益的帝王。这些才是兄弟民族的敌人，也就是要向这血泪斑斑的历史负责的冤头债主。”
“汉族的人民在这里完全没有责任吗？——费孝通继续说——那也不然。我们的祖先和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在过去不但不同情兄弟民族的灾难，不坚决反对自己的反动统治者去进行那种野蛮的行动，甚至还歧视兄弟民族，开口‘苗子’闭口‘猓猡’地侮辱他们”。
这就是费孝通的全部答案。大家看看他的阴谋是多么毒辣！他一方面承认地主阶级及其代表——封建帝王——是兄弟民族的敌人，是“血泪斑斑的历史负责”人；但他另一方面又说汉族人民对历史上的民族歧视和压迫也应该负责。表面看来，似乎费孝通看问题很全面，实际上他是在把历史上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责任转嫁到汉族人民的头上。
右派分子费孝通说：“现在造成这部血泪斑斑的历史的主犯已经打倒”。那么主犯以外的犯人是谁呢？上面引的那段材料已经表述得很清楚，那就是汉族人民。费孝通在这里的反动政治阴谋暴露得非常明显。他企图挑拨少数民族仇视汉族人民，制造民族仇恨，破坏我国的民族团结。
历史事实给予费孝通的政治阴谋一个致命的打击。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之间并没有什么歧视，他们之间根本没有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他们之间没有互相歧视、互相仇杀的原因。费孝通说：“我们的祖先和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在过去不但不同情兄弟民族的灾难，不坚决反对自己的反动统治者去进行那种野蛮的行动，甚至还歧视兄弟民族，开口‘苗子’闭口‘猓猡’地侮辱他们”。这符合事实真象吗？费孝通引用“贵州通志”上那段材料打了自己一个耳光，这段材料说：“咸丰四年官府勒缴金银、粮米。苗族张秀眉等起义于清江、台拱（即现在的台江）、丹江、八寨（即现在的丹寨）等处、与太平军取得联系，石达开组织苗汉联军，统一指挥，兵力直达黔东、黔南”。王定安的“湘军记”平黔篇记载说：当苗族人民起义时，一支以汉族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反清武装“教军”，“自麻哈（麻江）踵起应之，遂与之合”。“每出战，教七苗三，战则倚苗铳为助，……有小挫，则苗教大出，钲声满山谷”。清军“攻苗‘匪’，则号‘匪’（另一支以汉族人民为主的反清武装）梗其中，击号‘匪’，则教‘匪’继其后。”当教军“食匮，则苗输之粮”，当苗军出战，汉民则“输金纳赋，供其役使”。我想不用再举材料，就这几个例子就可以把费孝通的谬论驳得体无完肤。历史上有名的苗教大起义有力地证明，汉族人民曾经同各族人民团结一起，共同反对过自己的反动统治者；他们在反对共同的敌人中，互相支援，互相帮助，表现了亲密的友谊和兄弟般的团结。
至于费孝通所叫嚣的，我们的祖先和我们中间很多人在过去不但不同情兄弟民族的灾难，甚至还歧视兄弟民族，开口“苗子”闭口“猓猡”地侮辱他们的谬论，更不值一驳。在历史上石达开组织苗汉联军共同反动国内外敌人的历史事实，连费孝通自己都无法否认。我们的党早在它诞生那一天起就给民族问题以极大的重视。我们党非常同情兄弟民族的灾难。“文史哲”一九五八年第十期上，蔡仲淑同志的“中国共产党是各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繁荣发展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一文，给右派分子一个有力地驳斥。蔡同志举了许多关于我们党关心兄弟民族命运的例子。如果说在解放后的新中国里，还有人歧视兄弟民族，开口“苗子”闭口“猓猡”地侮辱他们，那只能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一切反动阶级。
当然，在广大的汉族人民群众中，也有极少数觉悟不高，对兄弟民族有歧视行为，难道这个错误能叫汉族人民来负责吗？显然不能。如果按照费孝通的意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日本人民也应负一部分责任，因为日本人民之中也有一部分因觉悟不高歧视中国人民，侮辱中国人民的行为。潘梓年同志在给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全体同志作的一篇报告“研究少数民族历史也要贯彻‘厚今薄古’”中说：“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友好往来，互相合作是民族关系的主流。由于统治阶级的欺骗宣传，使人觉得各民族的人民之间，确乎也曾有过一些冲突，其实，劳动人民之间是没有什么冲突的，大家都要反对压迫和剥削，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见“民族研究”一九五八年第一期）潘梓年同志这一科学的分析给右派分子一个极有力地驳斥。汪锋同志说得好：
“各民族人民的亲密团结，互助合作，是构成我国历史的主要的一方面，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仇杀事件，必须要记在各民族统治阶级的帐上”。（见“民族研究”一九五八年第二期）
三 抹煞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压迫
抱着破坏我国民族团结的政治阴谋，费孝通在谈到少数民族地区的阶级压迫和剥削时说：
“苗族内部地主阶级不多，是一个重要特点。……封建帝王的侵略目的是夺取土地，所谓开疆辟地。……（他们）把少数民族杀完，赶完，占领其已经开辟了的土地，租给本族的农民，进行剥削；如果劳动力不够，就要利用少数民族农民的劳动力，并在政治上加以直接统治。苗族过去几千年碰着的就是这两种手段。他们在平原地区遭屠杀‘征剿’，进入了贵州的山地。但是汉族封建势力还是跟着进来，占领军事根据地的屯和堡，更依着经济力的伸张，控制了点和线。凡是军事势力所达得到的地方，派了汉官，占有了原来是苗族开垦出来的土地，又把土地出租给苗族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租额高至四六分以上（地主得六，佃户得四），又有送礼、送新及极苛刻的无偿劳动。苗家男女不甘受这样剥削的就逃到山上去开垦。山地开熟了，汉族地主又出来硬说这山是他的，非认租不成。他们有势力，汉官就是这批人，一不对劲就捉进衙门里去，死了也没有人敢说话”。
“苗家男女普遍的劳动，就是有土地的，甚至有多余土地出租的，也不脱离劳动。”“苗族内部的租佃关系和汉苗之间的租佃关系在剥削程度上也有区别”。佃农“除了帮地主小量的无偿劳动外，并没有其他残酷的超经济剥削。因为普遍劳动，有土地的人，不出租自己也可以耕种，所以常有因照顾无地亲友而出租土地的情况”。
从以上这段材料中，大家可以看到，右派分子是多么阴险！汉族历代帝王和封建地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人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奴役这是事实。我们不但不否认，而且还用来教育人民，告诉少数民族人民现在和过去根本不同了。
问题在于费孝通一方面指出汉族地主如何剥削少数民族人民，另一方面抹煞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对少数民族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奴役。从以上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他把苗族地主说成是劳动者。这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世界上根本没有劳动的地主，如果是一个劳动者，那他就不会是地主。第二，费孝通把地主出租土地剥削农民，说成是“好意”，是对亲友的“照顾”。这和地主阶级的言论是完全一致的。众所周知，许许多多的地主不是都把出租给农民土地，说成是可怜农民，对农民的照顾吗？不是都说没有地主天下农民都将饿死吗？费孝通的地主资产阶级立场在这里表现的最露骨。第三，按照费孝通的说法，苗族地主对农民的剥削都是非常轻的。他说：“苗族内部的租佃关系和汉苗之间的租佃关系在剥削程度上也有区别。苗族内部平常都是活租制，只有很少是定租制，一般没有押金。租额一般是平分，极少数有在分租前抽百分之十上粮。除了帮地主小量的无偿劳动外，并没有其他残酷的超经济剥削”。事实是这样吗？苗族同胞龙有鸣同志驳得好，他说：
“让我们来看看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一日新黔日报上的一个典型事实；贵州丹寨县排呆村苗族贫农杨廷忠说，在一个饥荒年成，他向地主杨老赖（苗族）借来三个南瓜充饥，过了六个月，地主把三个南瓜折合成六十个银毫，又过了三个月，六十个银毫连利息变成了三百银毫，因为没钱偿还，就把家里仅有的二十五挑产量的水田（每挑约一百二十斤稻谷）全盘拿去抵账了。由此可见，苗族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是如何残酷”。（“民族团结”一九五八年第五期）
苗族封建地主阶级对苗族农民的剥削和奴役是一贯的，在历史上他们对苗族农民的剥削和奴役就是非常残酷的。贺熙龄的“复陈汉苗土司各情疏”记载说：“苗民佃种土司土目之田，岁上牛羊猪鸡以为年例年租。其土司土目之强而暴者，辄虐使其苗；又于年例年租之外，多方科派之，苦累殊什”。（经世文续编卷八十）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费孝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封建地主阶级辩护人。他把苗族地主描绘成是些“仁人君子”，是些非常“善良”的人。
这样还不够，费孝通进一步还把少数民族的封建统治阶级说成是一个被压迫的阶级。他说：
“因为汉族封建势力罩住了苗族，汉人地主有着政治权利（就是军队、衙门和监狱）压迫着苗族，使苗族本身不易生长出地主阶级。这好象中国在强大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势力下资本主义不易生长是一样的。……苗族本身封建势力是薄弱的，……是封建社会中被压迫的一部分”。
费孝通把苗族地主阶级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等同起来。大家都知道，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它进步的一面。按照费孝通的意见，苗族封建地主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也有进步的一面，也是一个革命的阶级。这简直是荒唐透顶。
在这里，费孝通除了为苗族地主阶级辩护外，他一方面讲叙汉族地主的残酷，一方面美化苗族地主的政治阴谋何在呢？很明显，他是企图使少数民族人民放弃在自己民族内部开展阶级斗争，使少数民族人民产生这样一个错觉：只有汉族压迫过他们，剥削过他们，他们的敌人就是汉族，以此达到他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的目的。
许多少数民族内部的右派分子都是美化本民族的反动统治阶级，抹煞本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夸大民族隔阂，制造民族歧视，借以破坏民族团结，达到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在这一点上，费孝通和一切右派分子一样。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少数民族的敌人不仅仅是汉族反动统治者和其他反动势力，而且还包括本民族内的反动统治阶级，全国各民族人民应团结一致，反对所有的反动统治阶级。
四 我们和右派分子费孝通在理论上的根本分歧
斯大林同志说：
“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便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的行动，归结为国家‘侵略者’或‘征服者’的行动，而是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劳动群众的历史，各国人民的历史”。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把历史看成是人民群众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同样的，我们把民族关系史也看作各族人民相互关系的历史。我们从事民族关系史的工作者，是研究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
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导下，如果我们翻开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历史，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在历史上我国各民族人民之间是友好的，他们在各种斗争中（无论向共同的阶级敌人斗争或向大自然的斗争）都是互相支援，互相帮助，他们之间从没有什么仇恨和压迫。这是民族关系史的基本内容。我们研究民族史的就是大力阐明这一点，以便加强我国各民族的友好与团结。促进我国各民族的团结是我们研究民族问题工作者的首要任务。
右派分子费孝通和我们完全相反，他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成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少数“侵略者”或“征服者”的历史。在“兄弟民族在贵州”一书中，费孝通开口“历代封建帝王”闭口还是“历代封建帝王”，在他看来历代封建帝王就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主人。在这一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社会学观点指导下，费孝通把我国一部民族关系史完全看成是各族反动统治者的相互关系史，历代反动统治者压迫和屠杀各族人民的历史。
费孝通的反动资产阶级民族学观点是为他的反动政治阴谋服务的。他研究“民族学”就是为了破坏我国各民族的团结。费孝通自己承认，解放以后他一直是利用资产阶级“民族学”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把民族压迫的实质看成是阶级压迫。阶级压迫是民族压迫的基础。这句话怎样理解呢？就是说当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的时候，实质上不是这个民族压迫那个民族，而是这个民族的统治阶级压迫那个民族的被统治阶级；压迫民族的人民仍然被压迫，被压迫民族的统治阶级仍然压迫本民族人民。例如，当历史上汉族压迫少数民族的时候，实质上不是汉族压迫少数民族，而是汉族的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少数民族的人民；汉族的人民仍然受压迫，少数民族的统治阶级仍然压迫少数民族的人民。
右派分子费孝通和我们完全相反，他把民族压迫看成与阶级压迫无关，把民族压迫看成单纯的民族压迫。如在前面指出的，费孝通把汉族统治阶级压迫少数民族人民的责任企图转嫁到汉族人民头上，说什么汉族人民也有责任。再如在前面指出的，费孝通把少数民族的统治阶级也看成是被压迫的阶级。在费孝通看来，汉族在历史压迫少数民族，就是汉族的统治阶级和人民压迫少数民族的统治阶级和人民。但是，历史事实却和费孝通的论言相反，费孝通引用“贵州通志”那段材料，“咸丰四年官府勒缴金银、粮米。苗族张秀眉等起义于清江、台拱（即现在的台江）、丹江、八寨（即现在的丹寨）等处，与太平军取得联系，石达开组织苗汉联军，统一指挥，兵力直达黔东、黔南。清廷利用田兴恕以苗制苗”有力地证明，在这次斗争中汉族人民与少数民族人民站在一面，封建帝王和少数民族中的统治者站在另一面。费孝通手上的石头打了费孝通自己的脚。
我国人民已经充分认识到，各民族的亲密团结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保证，我们将不懈地为我国各民族兄弟般的团结而奋斗。右派分子的破坏是途劳的，它的作用只能是一个反面教材，使各族人民更加团结在一起。
转自
http://www.xici.net/b11183/d4491532.htm
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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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30 19:36 只看该作者
TG体制下所谓的少数民族平等政策，骨子里其实是不平等的
花想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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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30 19:37 只看该作者
回复 20楼 魔鬼教官 的话题
同意教官的历史观。意识形态虚无化后，重回汉人政权的永久执政集团的地位不说，还企图修改历史，把过去的朝代也洗清。
PS 起子跟改锥不一样么？我们那里好像都是指螺丝批、螺丝刀。
魔鬼教官
Centurion
2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30 19:46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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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花想容 于 2009-10-30 19:02 发表
这令教官意外吗？至少这没有令我意外。比较“四五”和“6四”，轨迹依稀可辨。
关于四五，我记得当时有部电影，叫《不是为了爱情》，女主角是个外国人，她的恋人在四五运动时“失踪”，后来爱上一位正义的工人，四人帮被粉碎，阳光于是灿烂，两人婚礼上，女主角失踪的爱人突然出现，坚强的男主角遂撤退，曰，不是为了爱情。
当时电影里有一句对白我印象很深刻，广场上武装工人平乱，清场之后，男主角对那位失去爱人的西洋美女深沉悲愤地说：这是变相的镇压。
我周围一片不屑一顾的声音：切，什么玩意啊，明明是镇压，说什么变相镇压啊。
现在想来，我党即使两派势力生死ＰＫ之后，对另一方针对普通百姓的暴力行为的评价，依然持保留和克制态度，因为否定太彻底，也就把自己给否定掉了。
魔鬼教官
Centurion
2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30 19:47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藏獒兄 于 2009-10-30 19:34 发表
呵呵，今天给导师收集资料，无意之中看到这篇文章，挺搞笑，呵呵，大家来欣赏一下时代的谬误把
右派分子费孝通“兄弟民族在贵州”一书在三联书店出版单行本以前，曾在“新观察”上连载过。在这本书中，费孝通对我 …
呵呵，您居然和我搜索到了同一篇文章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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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30 20:04 只看该作者
记得上次75事件时候，有人贴出清朝时期陕甘回民起事，几乎杀光当地汉民的往事。
想想，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矛盾导致的大屠杀不比纳粹德国和南斯拉夫少啊。
再想想将来可能的变乱，各种问题参杂其中，会不会引发更大的悲剧呢？
好像十年前，郑州的回民和汉族发生过冲突吧。
我卖糕的 该用户已被删除
2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30 20:07 只看该作者
中央王朝对广西原住民（壮瑶侗）的征服
-—这个估计要远溯秦汉了吧。近代要到民国时期。不是有人提起沈从文先生的回忆录中的 情节。
我高中时看过那本书，当时压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感觉他说的是火星上才可能发生的事。
今年看了网友的回帖才明白，民族冲突的血腥都是真实的。
魔鬼教官
Centurion
2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30 20:27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我卖糕的 于 2009-10-30 20:07 发表
中央王朝对广西原住民（壮瑶侗）的征服
-—这个估计要远溯秦汉了吧。近代要到民国时期。不是有人提起沈从文先生的回忆录中的 情节。
我高中时看过那本书，当时压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感觉他说的是火星上才可能发 …
提到沈从文，是我老人家，之前在我们的邮件组就有人这么问，为啥只有藏族人维族人闹事，别的民族就特规矩。
对广西原住民的远溯秦汉未必准确。我记得以前查阅过中南半岛民族史的资料，记得今天中南半岛泰国越南老挝等国的主体民族多半是居住在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他们南迁的历史直到一千年前才稳固下来。这些民族在定居下来后，又陆续有汉族大规模南迁。
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是南方多民族聚集地区的。南方多民族聚集区其实有个不同于任何地方的民族分布特色，即民族按照等高线分布。这是民族竞争的结果。
譬如在汉族、苗族、瑶族杂居地区，汉族人住河谷山川的低地，苗族人住中等海拔的山腰，而瑶族人住山顶。在丽江一带，是汉族和白族人住山川河谷的低地，纳西族人住中间海拔地区，傈僳族人住山顶高海拔地区。民族未形成成片的大聚集，我个人推断是因为那些被驱赶到山上的民族，大都在历史上从未形成国家形态的政权，只处于部落和邦酋阶段，遭遇到拥有强大中央王朝的汉族人冲击竞争时，他们就再也没机会建立和形成更高一级社会组织的机会了。自然只能被冲散，各自退到高处。我党进行民族识别和划分时，那些按照西方那套现成的语言文化系统被认为是同一民族的人，往往坚持认为自己属于某个独特的民族，而非笼统属于苗族、壮族、瑶族之类。盖因彼此分隔几百年乃至上千年，互相不能交流，早已有了自己的族名。
魔鬼教官
Centurion
2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30 20:44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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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我卖糕的 于 2009-10-30 20:04 发表
记得上次75事件时候，有人贴出清朝时期陕甘回民起事，几乎杀光当地汉民的往事。
想想，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矛盾导致的大屠杀不比纳粹德国和南斯拉夫少啊。
再想想将来可能的变乱，各种问题参杂其中，会不会引发更大 …
民族的感情问题，在某些时候，真是复杂到一言难尽。
相信在谈到咸同回乱，看到那些记载了汉族人血泪历史的文字时，皇汉们会咬牙切齿说，杀光回子，杀光穆斯林。
但是，今天那些叛回遗留下来的种子在中亚生根发芽。
见到中原来客，中亚的东干人会用最热烈的礼数招待故乡来人，支上二胡，用浓郁的陕西方言悲情地吟唱：“呃地故园么是在陕西大省……”；东干地区，依然满眼可见今日中国已无留存的满清时代的民间服饰和装置；有东干血统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正把该国变成中国的海外行省；哈萨克斯坦等地的东干人，每年固定要将一批青年送到宁夏等地学习培训，以不忘故乡……
如果皇汉知道这一切，估计又会热泪奔流：到底是血浓于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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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30 21:31 只看该作者
谢谢教官。
我尤其反感大汉族主义的。在我心目中，只有人的价值和尊严。民族之分或许仅仅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社会现象罢了。说不定万年以后，各个民族区分不似今日这般明显了。
说到满清回乱，白彦虎马化龙之流定然受到当时民族关系和政治形势的影响，才做出那般事来。TG用阶级斗争史观捧回抑左，近年来才好像有所觉察，不怎么提了。现在功利一点分析，要是没有三湘子弟和左大人死战，嘉峪关外今天应该是另外的局面了。教官也不会有新疆生活的经历了吧。呵呵
回望历史，确实让人唏嘘啊。
教官多给我等讲讲历史吧。我这学期还兼带有宗教课程。讲到这个，又牵扯到民族史。我常感力不从心，因为我不是学这个的。女教师都去生孩子了，只能落到我的头上了。
luckyray
不明真相
3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30 22:15 只看该作者
唯有唏嘘
藏獒兄
狼牙山五壮士要多壮有多壮 @wang2
3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31 23:00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我卖糕的 于 2009-10-30 20:04 发表
记得上次75事件时候，有人贴出清朝时期陕甘回民起事，几乎杀光当地汉民的往事。
想想，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矛盾导致的大屠杀不比纳粹德国和南斯拉夫少啊。
再想想将来可能的变乱，各种问题参杂其中，会不会引发更大 …
何止郑州的回民，02年的时候吧，我们隔壁县回民围攻公安局。起因大概是一回民小孩儿被汉人车撞死后逃逸了。
花想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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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9 15:19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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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魔鬼教官 于 2009-10-28 18:18 发表
比如说有人喜欢说，汉族人特别爱出汉奸，而法国人对“法奸”、韩国人对“韩奸”特别苛刻特别小心眼，这些民族的文化或心理就有问题。
最近因为查找一首动听的老歌，意外知道了Tino
Rossi这个人，他和拿破仑一样是科西嘉人（名字像不像意大利的球星？），靠唱舞蹈风的流行歌曲在二战前风靡法语圈，但他事业最成功的时代是纳粹占领法国的40年代初期，不但“触电”拍了高卖座的电影（法国人依旧歌舞升平，不少脍炙人口的老唱片都录制于那个年代），还与法国“盖世太保”、法国纳粹志愿军团密切合作，战后被逮捕，象征性地坐牢几星期，被判停止工作一段时间后又复出。1983年，密特朗总统授予他法国平民的最高奖“法兰西荣誉军团勋章”以表彰他对文化艺术的贡献。想想周作人的遭遇
… …
花想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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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9 16:00 只看该作者
轻松一下：Tino Rossi 的经典演绎《巴黎桥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3P8oG-OEz54
DarkStar
自由主义真正关心的只是底线问题，而其它主义者关心的大多是蓝图问题，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除外。
3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9 16:42 只看该作者
前段时间沙甸当地人组织起来，收缴外来务工人员的酒，说这是斋月
宋石男
1984BBS金牌主持人
3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19 14:39 只看该作者
关于清代的平苗，有专门书籍。
常见的如魏源《圣武记》中有平苗专题，还有官书《钦定平苗纪略》，整本书都是讲平苗了。（前者坊间好找，后者当代有北京出版社的本子，难找，川大图书馆流通部里没有这个本子，在古籍部里似有刻本。）
不过上述二书基本都站在官方角度，需要补充查看一些相关评介的论文论著，研究这两本书的文章或书籍还是比较多的。
另外，台湾学者庄吉发写过《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虽然没有平苗的专题，但十之八九都是平少数民族的，非常翔实，可找来一读。
[ 本帖最后由 宋石男 于 2009-11-19 14:40 编辑 ]
花想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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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19 15:03 只看该作者
谢谢宋社长
Archanfel
PRC护照持有者；学生；反权威倾向；好斗；温和；地方主义；agnostic
3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19 19:56 只看该作者
还有人么……弱弱地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比较私人：如果想去米国好一点的大学学历史，大概需要多少的读书速率（我还有两年apply）数天一本还是一天数本……我可以要求一下自己；如果有空能提供书单么：）
第二个问题：在我国，民族和语言到底是如何分的？有没有一个比较可信的分类标准（特别是语言）。我觉得自己的理解很混乱……
花想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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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26 06:47 只看该作者
明朝汉人对苗族的血腥屠杀
今天看到一篇，贴在这里分享：
明朝推翻蒙古人的统治，汉人重夺中原统治地位，初期，颇有几分汉唐架势，比如明太祖派大将蓝玉出击漠北，明成祖也曾多次亲征蒙古大漠，导致蒙古分裂为瓦剌和鞑靼，但是都没能真正消灭蒙古贵族的势力，明朝对蒙古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进攻，从表面上看，明朝处于主动进攻的优势，但实际上明朝用于战争的经济消耗已大大超出中原经济力量所能承担的负荷。明朝对蒙古的战争是在蒙古地方进行的，所以形成明朝军事上战线过长、兵力不足、军事调动频繁、粮饷不济等种种困难。虽劳师万里深入蒙古腹地作战，但并没能摧毁蒙古军事实力和赖以生存的畜牧业经济。明朝对蒙古的连年战争，使中原人民苦于无休止的馈运，重赋杂役使得人民难以支持，被迫奋起反抗，以求生存。而边塞烽火不息，军卒疲于奔命，加之海上”倭寇”侵扰，内忧外患交织在一起，使明朝陷入危机之中。
明成祖迁都北京，“天子守国门”，在通过战争征服不了蒙古的情况下，明朝改变了策略，从洪武年间就开始进行全面防御布置，直到永乐年间，修筑起了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绵延万里的防线，史称”明代万里长城”。明成祖死与漠北征战的旅途中，宣德年间明朝除尽力招抚蒙古，严守边防外，已无力进行大规模远征。对于来自蒙古的威胁，明廷无可奈何，北部防线处于日渐衰弱的境地。1430年(明宣德五年)，明朝迫于蒙古的压力不得不放弃战略地位相当重要的开平卫，迁开平卫到独石，使明朝北边防线逐渐缩小。宣德以后作为第二防线中心的宣府、大同，已变成处于最前线的军事要塞。由于明朝北部边防的步步内缩，明初对蒙古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已成强弩之末。宣德以后更是每况愈下，只是沿边筑堡防卫而已。继宣宗之后，明英宗低估蒙古实力，亲率50万大军征伐蒙古，遂导致明正统年间的”土木之役”（几乎全军覆没，英宗自己也被俘虏）。汉、蒙统治者经过长期战争，都没有达到征服对方的目的，最终在明宣宗以后，北元和明朝各据一方，形成了为时两个多世纪的对峙局面。明朝后期，女真族再次崛起，萨尔浒一战，明军被努尔哈赤歼灭13万之多，辽阳、沈阳重镇皆失，不得不退缩宁远-
山海关一线，从此丧失了对东北地区的统治权和战略主动。
明朝时期，汉人虽然不能再现汉唐的辉煌，但是实力要比宋朝强大得多，版图也更加辽阔，北方虽不得不采取防守姿态，但基本能够维持，所以对南方各民族的压迫就要比宋朝更严酷，加上明代汉族人口越发繁盛，和南方少数民族争夺土地的矛盾也就更加激烈。
英勇不屈的苗人
苗族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在苗族历史上，由于长期遭受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剥削和屠杀，苗族人民不堪忍受而进行无数次的反抗斗争。苗族又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面对压迫、剥削和屠杀时，苗族人民表现出了英勇不屈的反抗精神，显示了强大的凝聚力。苗族人民有反压迫反剥削的光荣传统。从商周到民国，数千年来斗争不息。从唐宋起，贵州苗族有记载的斗争不少。多是受湘西、川东苗族斗争的影响而爆发。
自古以来，苗，瑶，峒，土家等少数民族，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他们是这里的最早的主人。在土家族的语言里，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本地人，称苗族为”白卡”——邻居的人。至于居住在湘西的汉族，则是后来的移民，土家族所称”帕卡”——外来的人，即史籍上所称”客民”。虽然在族源间距上，无论土家族的”巴人说”，还是苗族的”三苗说”，迄今尚无定论，但是，秦汉数百年间，这里已是苗族，土家族主要活动范围，当无可疑。是他们最早开发湘西，创造了这块土地上最古老的文明。然而，历史对他们太不公正。在唐以前，他们是被当做”蛮族”来看待的。在封建王朝编撰的正史里，”南蛮”，”西南夷”，”盘瓠蛮”，”武陵蛮”，”五溪蛮”，便是对他们的统一称呼。直到宋朝，才有所谓”苗蛮”辩，进而将苗族与峒，瑶，土家族区别开来。虽族类有别，其”蛮”一也。伴随这种蔑称而来的，是华夏族对南方少数民族长达几千年的征服与同化。于是，这些”安土重旧”的民族，被迫不断地向崇山峻岭间迁徙。
一部分在湘西定居，一部分沿沅水西入川、黔。定居湘，黔边境的部分，开辟了以湘黔交界的猎尔山脉为中心，”东南北三面环旋湘境700余里，西北两面环旋黔境200余里”的苗疆。从此，揭开了汉族与湘鄂川黔边境苗蛮民族之间同化与反同化，征服与反征服斗争的序幕。在这长这数千年的民族冲突中，湘西首当其冲。各民族之间的恃强凌弱，是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以来的痼疾之一。文治武功培养起来的英雄强者，排演着人类自身的悲剧。这个被迫迁徙崇山峻岭之间的民族，面对历代汉族统治者的武力征服，不能不为自身的生存作困兽之斗。春秋战国时期，楚对周是”绥服”，而崇山尚为”荒服”，不属楚统属。秦统一中国后，以武力强迫苗民归于王化。苗民”时叛时服”，”叛服靡常”，历代封建王朝便不断发起征苗征蛮之役，对不服王法的湘西少数民族实行武力扑杀。翻开二十四史，几乎每个朝代都有这种充满血腥气的记载。
秦汉数百年间，历史上最有名的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征伐武陵蛮之役。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武陵蛮精夫单相程率众起义，第二年，武威将军刘尚率兵万余进攻武陵蛮。单相程据险扼守，汉军冒进深入，以至刘尚全军覆灭。明年，马援率中郎将刘匡，马武，耿舒共四万人马，南征武陵，斩杀武陵蛮三千余。三月，兵进壶头山，武陵蛮众据高守隘，汉军旱路兵不得进，水路因江流湍急，船又不得上，终困于壸头。又逢天气酷热，军中瘟疫流行，士兵多有病死。这位声称”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的将军，也终于得病，困死军中。于是，朝野震惊，不得不对”武陵蛮”实行招抚，相互订约退兵。马援歌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鸟飞不渡，兽不敢临。嗟哉武溪多毒淫。”这位声名赫赫的汉代中兴名将，南征武陵留下的是一声心胆俱裂的绝望叹息。历史终于成全了他的”马革裹尸还”的誓言。
自唐以降，鉴于历史上屡次行蛮之役无功而还，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改单纯的武力征服为”以夷制夷”的制度。唐开元十二年，覃行璋在武陵地区领导溪州苗族人民的武装斗争。唐末，江西汉族彭氏家族进入湘西，以计谋杀土家族首领”老蛮头”吴著冲，成为湘西土家族地区的土皇帝。至晋天福四年，彭士愁率锦，奖(芷江)，溪(龙山)诸蛮，进攻辰，澧等地。楚王马希范派兵迎击，爆发湘西历史上有名的”溪州大战”。结果，彭士愁大败，向马希范求和。自称马援之后的马希范鉴于乃祖征蛮败亡的教训，遂与彭士愁订立盟约，在永顺会溪坪立了一根重五千余斤的铜柱。从此，彭氏在湘西土家族地区建立起历经五代至清九个朝代共八百余年的世袭土司王朝。
元明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势力的深入，民族压迫之加剧，贵州苗族人民的起义逐渐增多。仅明代的斗争就有百余次，有的规模很大。如正统十三年到景泰二年（公元1448—1451年）的全省各族人民起义，明朝动用了二十多万大军镇压，历时三年。苗族是这次斗争的主力。以韦同烈为首的黔东清水流域和贵定、福泉一带的苗族农民军，据香炉山一直坚持到最后。天顺元年至三年（公元1457—1459年），龙里、贵定、八番（惠水）、平越（福泉）等处“十三番”苗族首领干把珠领导的起义，也曾震动一时。嘉靖十七年至三十年（公元1538—1551年）龙许保领导的黔东北和湘西的苗族起义，长达十四年之久，先后抗击明年十六万之众。
朱元章建立明朝后，培植新贵族地主势力，倒算农民土地，还有沉重的租赋和徭役剥削，导致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不断发生。尤其是明朝的中后期，政治腐败，宦官擅权，土地集中，各族人民所受压迫加重。明统治者还不断派兵对西南和其它少数民族地区征讨清剿，至使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苗民的反抗斗争更加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据记载，自宣德五年（1430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间的200余年间，仅大规模的苗民起义竞达三百余起，覆盖湖南西南地区各县和相邻的贵州省大部分地区。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太祖颁布诏布，“复衣冠如唐制”，禁止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明初还曾明令禁止闽南蒲寿庚后代入仕为官。蒲寿庚系穆斯林，宋理宗年间（公元1225－1264年），授泉州提举市舶（相当于今海关总署长）。入元后，因助元灭宋有功，曾官至江西行省左丞。朱元璋建明朝以后，因以蒲寿庚为代表的闽南穆斯林曾帮助元朝统一中国，朱元璋借此复得分复仇，致使这一带的穆斯林从此衰落，被同化。《明律》规定，色目人不得同类自相嫁娶，如果违犯，打80杖，男女入官为奴。
洪武五年征三十六洞散毛。景泰六年，征湖广苗蒙能，围攻龙里，怀化、铜鼓诸地，天顺五年，大军深入苗疆，攻破几百余寨
，焚毁三千家，斩首三千三百余人。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黔中苗族于把珠等起义失败后，有四千四百九十人被杀，五千五百个妇女被俘往他乡，万历年间明朝用兵平定播州土司扬应龙之乱时，许多苗族、仡佬族横遭屠杀，被迫逃走，战后幸存者仅“十之二”。为了“开边”，明王朝在黔东和贵阳、安顺等地大量安屯设堡，强使许多苗族人民迁居。（《邱北县志》第二册）贵州军务右副都御史白圭的折子，左一个“斩首一万”，右一个“斩首3000”。据《凤凰厅志》和《泸溪县志》载：苗区人口“大经草剃，存不满百”，“几经绝种”。“经过挞伐征剿，村寨十室九空，人迹灭绝”。为了加强对“生苗”区的控制，明朝历代统治者多次诉诸武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征剿和屠杀，并发布赏格，凡生擒苗人一名赏银五两，杀一苗人赏银三两（郭子章《黔记》卷五十九）。
苗族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使明朝统治者大为震惊。明统治者除调集官兵剿杀外，还积极构建军事防御体系。明朝不但在北方修筑长城，还在湖南、贵州交界的地方也修筑长城，实行民族隔离。它是明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南方少数民族，主要是对南方苗族镇压的产物。为了持续统治，持续镇压，想出了这筑墙屯兵，分割统治的毒计。把湘西苗疆南北隔离起来，规定了“苗不出境，汉不入峒”；禁止苗汉贸易和文化交往。这是一条由汛堡、碉楼、屯卡、哨台、炮台、关门、关厢组成的关卡，以此孤立和征服苗族。湘黔渝交界的武陵山区，是唐宋以后逐步形成的一块较大的相对稳定的苗族聚居区。这一带苗族人民富有斗争精神，在明朝统治期间因不堪忍受压迫和欺凌，不断爆发反抗斗争，被统治者视为化外之民的“生苗”区，当时划定其地域界限为湘黔川３省交界的“经三百里、纬百二十里、周千二百里”的范围。为了加强对“生苗”区的控制，明朝统治者每次进行军事征讨后，便选择要地，在“生苗”区修筑碉堡、哨卡，“扼其险阻”，逐步形成了军事封锁线，人为地把“生苗”同“熟苗”、汉人区隔离起来。据史书记载，明朝万历４３年，统治者为了进一步控制“生苗”区，曾耗银４万多两，上自贵州铜仁、下至湖南保靖，修筑沿边土墙３８０华里。
早在宣德年间，都督肖授筑湾溪等二十四堡，“留官兵七千八百有奇”“环其地守之”，对处在湖贵川三省交界地区中心而屡屡发生苗民起义的腊尔山“生苗”区开始形成圈围之势。由于派来苗区的文武官员与当地土官狼狈为奸“西南戍守将臣不能宣布恩威，虐人肥已，至今诸夷苗民困窘怨怒”（《太祖洪武实录》卷255）。加之屯军霸占田土，驿站勒派夫马，骚扰苗民，不断引起苗民反抗。1426年（明宣德元年）湘黔一带旱荒严重、腊尔山苗族爆发起义，明军未能平息。1431年（宣德六年）湖南筸子坪与贵州铜仁府平头司（今松桃县境）的苗族又联合起事，前后抗击明军12万之众，坚持斗争达8年之久。1436年明英宗朱祁镇即位以后，三次发动征讨麓川之役，大军所经，沿路派役征夫，激起各民族人民反抗。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二月，由于汉官的勒索和明朝连年征讨麓川在沿途向各族人民勒派夫马，使云贵地区米粮艰难，人多死亡。邛水（今贵州省三穗县）和清水江苗民首先起义，攻占思州府城。其后，烂土（今贵州省都匀县境）、凯口（今贵州省平塘县境），草城（今贵州省瓮安县境）苗民亦起而攻下平越、黄平、石阡、思南、龙泉（今贵州省凤冈县）等地。1450年（明景泰元年）兴隆苗族韦同烈起事，“围新添、平越、清平、兴隆诸卫”。“平越被围半岁，巡按御史黄镐死守，粮尽掘草根食之”。起义形势“西至贵州龙里，东至湖广沅州”。各地苗族以及仲家等民族的起义武装达20万人之众。
1451年春，明军数万进攻，与起义军决战香炉山（今贵州省凯里县境），官军“发炮轰崖后，声动地（《明史》卷一七二）”。苗王韦同烈被俘，香炉山攻破，起义归于失败。其后湘西南芷江、麻城苗民李天保，以城步长安坪为根据地，称“武烈王”（1455）；武罔，城步苗民李再万，称“天王”（1501）；湘西，黔东北苗民在龙麻阳，龙童保领导下（1511）；湘西草子坪（今湖南省吉首市）苗族在龙母叟，龙求儿（1538）与龙许保、吴黑苗（1545）的率领下，发动大小规模不等的起义反抗。其中龙母叟一龙许保的斗争先后延续了10多年时间，他们在斗争中提出“官有千军万马，我有千山万洞”，“诸葛亮有七纵七擒，我苗人有三紧三慢（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77）”的战术策略，与明官军进行敌来我去，敌去我来；敌进我藏，敌退我出；敌强我退，敌弱我攻的巧妙斗争。至嘉靖年间，当1548年明朝调集湘、黔、川三省官兵与土司兵16万人，分10路围攻义军两年之久后，苗民起义军却在龙许保率领下于1551年（明嘉靖三十年）突然出击黔东北，连破麻阳县、思州府，印江县，石阡府，俘获前述二县知县及思州的知府，震惊了官府。最后以龙许保被叛徒出卖而告终。
总督张岳在镇压腊尔山苗民起义后，又“疏罢湾溪等堡，更设哨所凡十三”，围绕腊尔山苗区边沿，由西而东而北筑建，构成了对腊尔山地区的一个弧形防线。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夏，贵州卫、平越，新添，龙里，清平、八番等地苗族因明朝在镇压播州土司杨应龙反叛中，被迫出夫、供马、纳粮以及饥荒起而“劫商”、“抢官”，攻打卫所屯堡，以示反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湖广参政蔡复一“亲历边疆，度其险阻，力陈营哨罗布，苗路崎岖，难以遏其窥觑，请金四万有奇，筑沿边土墙。上自铜仁，下至保靖，迤山亘水，凡三百里”，蔡复一筑的“沿边土墙”是在肖授的“二十四堡”和张岳的“凡十有三”哨所的基础上筑建的，这就是史称的苗疆边墙，以边墙为界，划分“生苗”和“熟苗”，“边墙”之外的苗民称为“生苗”，之内的苗民称为“熟苗”。崇祯十七年，满族贵族夺取农民起义果实，建立清王朝时，“边墙”大部分已被苗民摧毁。
历史永远关闭着对它做简单化评价的大门。封建王朝对湘西少数民族两千余年的征服，推动并完成了中华民族内部统一的进程，无论统治者的主观动机如何，其结果却与历史的目的同一，仿佛历史的公正总是借不义之手来完成。然而，如果因此而给不义授勋，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人类道德准则。尽管少数民族的每一次起义，或因边官“邀功生事，擅杀苗人”“侵逼峒穴，至生疑惧”，或因“徭税失平”，民不堪命，或因客民中“奸蠹无赖之徒”，强占土地，掠夺资源，“客民之侵日见其多，苗疆田土日见其少”，或因增设屯兵占田，从“均三留七”、“均七留三”乃至“寸土归公”，却总以封建统治者的血腥镇压告终。官府竟悬赏“杀一人头当钱十千”，“输城者贳其罪，从贼为逆者杀无赦”。
到了明末清初，中原汉族人口激增，为解决人口与土地矛盾，不断侵占苗疆，而苗人已经退无可退守无可守，致使汉苗两族为争夺生存空间时时兵戎相见。苗族被一步步逼入西南山区的高寒地带，生存环境更趋恶劣。据《苗防备览风俗考》：“苗中四时气候与内地向异。常有黑雾弥漫，卓午始稍开朗。当朦翳之时，人畜对面不相见，寸趾难移。春夏淫雨连绵，兼旬累月，常驻泥滓难行。雨势甫霁，蒸湿之气，侵入肌骨。其泉为山洞岩浆，性极寒冽，饮之败胃，水土恶劣，外人居其间，常生疠疫。”1947年商务印书馆刊行的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认为：“苗人终岁勤劳，丰年仅免冻馁；一遇灾荒，则不能自给。弱者鬻子女以换斗升之食，占者则结伴四出抢劫。有司追捕过急，常常酿成大乱。故谚曰‘苗疆五年一小乱，十年一大乱。’此非苗人生性好乱，实因地狭人稠，为生计所迫。”
从生产力发展状况上看，由于苗族人民长期遭受剥削、压迫和屠杀，苗族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生产力发展极其缓慢，有时甚至停滞和倒退。明王朝为推行“王化”向“苗疆”进行疯狂的进攻，苗民死于战争中的达70-80%。给“苗疆”农业生产带来毁灭性的破坏，生产力无法提高。黔东南月亮山区、贵州西部、广西西部等自然条件恶劣、经济环境差的苗族地区，苗民仍然挣扎在饥寒线上，生计十分艰难。由上述可知，苗族社会生产力在其曲折的历史进程中进步缓慢、生产力低下又导致了苗族社会经济发展的缓慢。而作为政治基础的经济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苗族人民反抗剥削、反抗压迫和屠杀的武装斗争。从苗族社会的发展进程上看，其发展进程是缓慢和被动的。苗族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萌芽，每一次社会转变都不是苗族社会发展成熟的结果，而是苗族社会受到外部社会破坏和冲击的结果。封建王朝在黔南湘西、鄂西、川东等地山坪乡的土司制度到民国时才被废除，这些措施从而加强了封建统治者对苗族人民的反动统治。
清朝时期，苗族也不断爆发大起义，但是这跟满族无关，清朝的镇压，说明清朝也是代表汉族地主阶级利益的正权，苗人起义，是汉苗之间为争夺资源、土地，压迫和反压迫的矛盾，清朝派去镇压的部队，也绝大多数是汉人构成的绿营。
这里所说的满清前期，是指清世祖初年，经圣祖、世宗、高宗，直至高宗末年的一段时间，共150年。除去世祖一代的18年，圣祖、世宗、高宗三朝的134年，是满清的盛世。这自然是个大致的分法，因为圣祖初年，国内尚未完全平靖，而高宗末年，国内已渐有乱象。但这三朝至少有100年以上，是富强治安的。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汉唐盛世。可以与之媲美。圣祖的年号曰康熙，世宗的年号曰雍正，高宗的年号曰乾隆，因此史书上又称这段时间为“康雍乾时代”。
清室以异族入主中国，统治极难驾驭的汉人，其国祚能长达268年，更能造成100年以上的盛世，这种成就，决不是偶然的。满洲是一个具有颇多优点的民族，它的最大长处，是勇武善战而又有政治才能，并有高度的模仿能力，肯虚心吸收外来的文化和人才。这些地方，与蒙古人大不相同。中国历史上促成改朝换代的内在因素，不外四端，即：外戚、宦官、权臣和藩镇，但满人能使这四种因素的危险性，减到最低的程度。
——傅乐成《中国通史》下册，大中国图书公司印行1977年1月增订12版，第673页
就中国历史来说，满清是相当修明的朝代。无论是开疆拓土、行政规画，都不让于汉、唐；若说到外戚、宦官，这些中国历朝的通病，满清几乎免疫，可说还超美于前代。它在近代史上不幸的遭遇，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中国传统中的夷夏观念，使它一直免不掉在种族立场上被歧视的地位；一是工业革命后的世界大变局，使它一直承受着在民族立场上被侵略的地位。前者随时代的进步，其观念已湮没不彰，早被淘汰；后者却随时代的演变，愈演愈烈，回顾往事，仍然是更增愤慨。
——段昌国《中国近代史》，大中国图书公司，1975年版，第4页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传统王朝的殿后朝代，如果吾人把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摆在平等地位，而不以汉族本位主义观点来看中国历史的话，那么清代毫无疑问地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王朝。有清一代的最大贡献，厥为对边疆的经营，使得近代中国的广大版图得以真正巩固而确定。虽清季衰世，列强交侵，尤其是俄国在1850年至1881年间，对我东北、西北边疆鲸吞蚕食，但至民国元年(1912)二月清帝退位之日，其遗留给中华民国的领土，仍广达1120余万平方公里。此一对我民族的丰功伟业，即以汉唐盛世版图相况，亦不能与之比拟。
——吕士朋《清代的理藩院》，载《中国史学论文选集》第3辑，第623—624页
满洲以边疆部族入主中原，一方面接受儒家文化，承袭传统的政治制度，一方面积极整理边疆，增进边疆与中原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各种关系，加强少数民族对中央的向心力，而具备近代世界各国公认的关于领土主权所包含的基本内容，经过清代长期的统治，满汉畛域，逐渐消弭，各部族之间，日益融和，汉满蒙回藏以及其他少数部族都成为中华民族的成员，终于奠定版图辽阔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清代前期的历史地位及先民的贡献，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故宫丛刊，1982年版，第1页
清人入关以后，顺治一朝，由于抚平南方反抗力量，戎马倥偬，岁无宁日。康熙前期，又有三藩事件，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国家极少有建设与进步。直到台湾内附、准噶尔部初降以后，再经雍乾两朝，前后约100多年的时间，满清在文治武功方面才有足以称道之处，这就是史家所称的盛世。盛清时代，国家力量增强，局面改观，固然这与英明君主的领导有关；但是康雍乾三朝的人才辈出，可能也是造成盛世局面的一项重要因素。
——陈捷先《盛清名臣田文镜之家世及其发迹背景略考》，载《成功大学历史学报》第3号，第93页
《凤凰厅志》和《泸溪县志》载：苗区人口“大经草剃，存不满百”，“几经绝种”。“经过挞伐征剿，村寨十室九空，人迹灭绝”。为了加强对“生苗”区的控制，明朝历代统治者多次诉诸武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征剿和屠杀，并发布赏格，凡生擒苗人一名赏银五两，杀一苗人赏银三两（郭子章《黔记》卷五十九）。
洪武元年诏书：复衣冠如唐制，禁胡服，胡语，胡姓。明律规定：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之人为婚姻，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入官为奴。注云：胡元入主中国，其种族散处天下者，难以遽绝，故凡蒙古及色目人，听与中国之人相嫁娶，为婚姻，夫本类嫁娶有禁者，恐其种类日滋也(见大明律.卷第六.户律三,婚姻,蒙古色目人婚姻)
再如卷六《户律·婚姻》之”外番色目人婚姻”条,《大明律》作”蒙古色目人婚姻”,规定:
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务要两相情愿.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从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限。
sixapostle
闷骚男 我们不要一个被科学游戏污染的天空 我们不要一个被现实生活超越的时空 我们不要一个越来越远模糊的水平线 我们不要一个越来越近沉默的春天
我们不要被你们发明变成电脑儿童 我们不要被你们忘怀变成钥匙儿童
4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26 09:31 只看该作者
好多史料，学习中，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