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倒计时已经开始

袜子自己洗

书到用时方恨少想要嘿时没有套心情就会很不好

1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0-21 15:42 只看该作者

傅国涌:倒计时已经开始

六十年，装修时代梦将尽

傅国涌

一

在鲜花、笑脸和举国媒体的众口一词中，盛典正大张旗鼓地展开。60年，一个甲子，多少的生生死死、荣荣辱辱，多少民族的苦难，多少次的浩劫都消失得干干净净，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60年来，这片大陆开满了灿烂的鲜花，男男女女都生活在蜜罐之中，绝对权力充满了荣耀的光环，一切都因着它的恩赐，一切都是它的创造，它无所不能、笼罩全地，它主宰万物苍生，生杀予夺，并用一切大话、谎话、极尽好听之能事的好话装饰起来，铺天盖地，日日夜夜地重复，谎言重复一万遍，于是就自以为成了绝对真理，至少在愚昧者眼中看为真理。

60年，一个王朝的60年庆典越来越近了，举世罕匹的阅兵式，用狭隘民族主义点燃起来的那种热情，都将铺开。王朝将骄傲地展示自己60年来的成功，60年来的辉煌，60年来的无往不胜，60年来的一贯正确、继续正确。在绝对权力的手里，历史真的像一团柔软的面粉，可以随意拿捏。60年来，这个王朝犯下的罪孽，这个王朝经历的曲折，那些血雨腥风，人民所遭遇的一切不幸，都被鲜花遮蔽起来，都被油彩涂抹了。其实，作为一个依靠暴力建立起来的王朝，早已走过了高歌猛进、从骨子里认定自己真理在握、代表着历史正确方向的时代，只剩下了装修，利益驱动之下的装修冲动。今日的权力集团可以称为史上最强大的装修公司，具有超级的装修能力，什么都能装修，也把装修当作了最高的政治追求。简而言之，这几乎就是一个可以用装修命名的时代，历史被精心地装修，现实正一天天地经历着装修，政治生活中满是装修，私人生活也处处在装修，人的本性经过装修，常常变得面目全非，连自己也不认识了。古老的大陆在修装中悄无声息地沦陷，我禁不住产生一个问号：装修，装修，在装修中生，也将在装修中死吗？

盛典，就是要通过展示自己的高、大、全，来展示自己的无限风光，在向大众显示统治的威严和不可挑战同时，向外部世界显摆武力、国力和人多势众，极权主义的心理总是要通过这样的盛典才能安定自己的心，让自己相信自己的强大，相信自己的稳定，相信自己永远不会垮下。总之，就是要不断以这样的仪式来自我确认，证明权力的在手。这样的盛典说到底只是一个装修工程，或者是一次小小的自慰，面朝世界的又一次意淫罢了。

60年，很长，也很短。对于任何个体生命来说，60年几乎就是接近一生了，60年，一个不遵从文明规则的统治集团可以犯下多少罪行，可以奴役多少生灵，可以糟蹋多少山河，可以毁坏多少文明，可以将一个庞大的民族翻几次烙饼。在漫长的编年史中，60年有时只能算一个零头，60年确乎太短暂了，如果没有足以引为安慰的制度建设，没有给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带来真实的幸福，没有值得在未来夸耀的创造，在文明的尺度之下，60年完全可能只是一支插曲，一个过渡时代而已。历史之所以令人敬畏，就是它归根结底不是掌握至高权力的人任意书写的，一个腐败堕落的时代即使装修得多么漂亮，在历史中也只能是一堆粪土，它将被一层层揭穿，让后人看见其中的糜烂和平庸。历史的审判也许来得太晚了，在一个资讯如此现代化的时代，在一个民族再也不可能关起门来自我陶醉的时代，用不着等待历史事后的审判，就在权力致力于装修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写下自己对这个时代的真实感受，洞穿一切鲜花、谎话和大话，在可诅咒的地方击穿这个可诅咒的时代。

60年来，不断地有人这样做了，他们留下的声音就是最有力的见证，也是提交给历史法庭的最重要的证词。这些声音证明了一个民族的生命并不依附于王朝的生命，一个民族的生生不息乃是因为有这样的人，他们不屈从于骄横的权杖，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耳朵听，用自己的脑袋思考，他们在鲜花中看见骷髅，在盛世中看见朽坏，在不可一世的宏大盛典中看见衰微和凄凉。更重要的是他们总在为这个民族寻出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即便在黑暗中也要袒露内心真实的亮光。

二

1959年，红色王朝10周年，世人看到的是有盛大的阅兵式，许多宏大建筑的献礼，遍地的饥馑，饿死人的人祸却在暗地里悄悄蔓延。这一年，一位曾真诚相信共产党的许诺、与共产党携手打天下的民主党派要人在香港出版《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的真面貌》。他叫周鲸文，曾是东北大学校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常委、副秘书长、东北总支部主委，他是1948年12月毛泽东、周恩来电召北上共商国是的8个人之一，其他7人分别是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陈其尤、郭沫若、茅盾，可见他那时在民主党派中的影响力。那次唯他一人没有应召，直到1949年3月才随民盟总部北上。他出席开国盛典，担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在京8年，他的亲身经历使他做出了出走香港的决定，并写下这本书“向历史作证”。此书一经出版，就受到欢迎，半年内重版，而且出了日文版和英文版，受到海内外的重视。

周鲸文这本38万字的回忆录，将红色王朝第一个10年的真实内幕首次呈现在世界面前。他目睹了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司法改革、贯彻婚姻法、反胡风、肃清反革命……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每个运动几乎都浸透着血和泪，特别是他参加的司法改革运动，更使他看清共产党的本质。独占经济制度造成的铺张浪费和生产上的低效，特权阶级的奢侈腐化的生活服务，以及带给国人的灾难，都令他惊心。“人民公社”把善良的农民剥夺地一无所有，这是有史以来登峰造极的一幕。统一思想、指鹿为马和焚书坑儒带给文化上的浩劫，实际上没有等到“文革”，在第一个10年就已经展开。作为民盟的重要负责人，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有直接接触，对于他们如何利用统一战线的法宝，花言巧语骗取民主党派上船，与他们共建所谓“联合政府”这一幕看得尤其清楚。

就在1949年政协会议期间，在少数人聚谈，说到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问题时，江山在望、毫无悬念的毛泽东说：“在选票上每个人有自由选举权，在选票上圈定什么人都可以，不过他抹了不想选的人名以后，最好别写西门大官人。”在场的人因此纷纷夸冒幽默。就在这次会上讨论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其实所谓讨论，无非是在文字上的“之乎者也”之间，文本的内容都是不许删动的。会上代表发言，也都是先拟好，然后交大会主席团看过批准。共产党称这之为“新式民主”，特点是“背后协商”，具有特别的优越性。政协会议开过之后，毛泽东被拥上大位，那么多民主党派似乎太多了，他想取消一些，

剩下民盟、民革、民建三个，计划将救国会、农工民主党、民主促进会和九三学社取消，合并到民盟，将致公党合并到民革。“后来毛泽东一想，这样合并于他一损，外边一定说他过河拆桥，拉完磨杀驴，因之他说：‘既然开销差不多，为何不多挂几个招牌，看来也火热。’”与那些转眼烟云的口号、文件不同，这些细节将永远活在历史的深处。从那时起，怀抱一脑子民主梦参加“联合政府”的周鲸文开始渐渐清醒，在未来的年月里，他进一步看清楚：“党是光荣、利禄、权力集于一身的，是一切私人利益的源泉；于是在红色政权下的人们，有相当数量的人像进党，而且是入了党。作了党员就一登龙门声价十倍，便处处有利可图，有权可施，有气可吐。”他于是选择逃离“虎口”，并把自己知道的这些写出来。

三

1979年，以“敢言”闻名的记者陆铿，应胡菊人之约，为《明报月刊》的“中共建政三十年专辑”写下一篇万言长文《三十年大梦将醒乎》。此文被称为“三十年来反共最恶毒的一篇文章”，一经刊出，即引起轰动，台湾方面认为是了解大陆最有说服力之作，军方及时印发给军官阅读，美国国务院都来打听作者是谁。当时，陆铿初到香港，家人都还留在大陆，心有余悸，不敢用真名，署名“陈棘荪”。即使化名，他还是担心因此遭打击报复。结果传来消息，此文被邓小平看到，金口玉言说：“态度是好的，观点是错的。”陆铿回忆录回首生平，对这一幕记忆犹深。

文章说，三十年的岁月，两个字就可以概括：“血”和“泪”。“为什么共产党还不垮台呢？这是因为当前大陆上还没有一个成气候的政治力量，更不用说可与中共抗衡的政党了。……另外一点，不可忽视的，在大陆还有不少人对邓小平存着一定的希望。”陆铿对于镇压民主墙运动深感失望，“北京民主墙这把火，是大陆这个弥漫着冷漠、麻木、不信任的社会主义沙漠中难得找到的一小块绿洲。……是中华民族的尊严与自信尚未被毛泽东毁灭的一点象征。……这难道不正是邓大人所应该珍视的吗？”他毫不讳言地指出邓的局限：“邓小平虽然早年在法国留过学，吸收了一些民主自由思想，但他到底还是共产党人，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一套东西，渗透了他的灵魂。对于毛泽东的胡搞一气，他是反对的，但对于共产党的一套，他还要坚持。”邓在1989年的抉择可以为他的判断做一个最有力的注脚。

陆铿以一个新闻记者的眼光，不仅对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特别是“走后门”现象，和只求保官位、为自身牟利的庞大干部集团，做了深入和清晰的分析，而且看穿了中国问题的本质，“其实最主要的矛盾还是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变革和中共坚持四个原则的矛盾。即民主和专制或曰独裁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将支配今后大陆的形势。矛盾的主要方面则是中共领导层。随着中共领导层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灵活运用，矛盾将时而尖锐，时而缓和。”这一判断，时隔三十年仍不失现实意义。

四

1999年10月1日，76岁的李慎之写下他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以及对历史的一点卑微的祈求，就是实行民主。他希望掌权者主动推行政治改革，学习蒋经国，开放报禁、党禁，在市场经济之外引入议会民主，他认为条件已经“烂熟”，也是中国最理想的前途。

此时，红色王朝已经褪色，如果说50年前周鲸文出版《风暴十年》时，那还是一个鲜红欲滴的时代，到30年前陆铿写下《三十年大梦将醒乎》时，红色依然但已渐渐干枯，等到10年前李慎之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一纸风行，红色已变成了灰色，王朝所标榜的“主义”已是挂羊头、卖狗肉，实用主义成为时代最高亢的主旋律。

一本书，两篇文章，穿越10年、30年、50年这三次盛典，一次次击穿了盛典的华美、堂皇和雄壮，击穿了权力用意识形态谎言和刺刀精心装饰起来的层层彩雾，击穿了皇帝的那件新衣。所以，一经问世，无不洛阳纸贵，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他们说出了许多国人心中想说的话，因为没有言论自由，多数人缺乏表达的机会和勇气，而他们正好将这些郁积在人心深处的话公诸了传媒。

历经多少年的风雨剥蚀，这些文字仍冷冰冰地挺立在那里，散发着青铜的幽光，一次次将一个自以为是的王朝、将那些以为拥有权力就拥有一切的人，赤裸裸地钉在历史的墙壁上。每一个读者、每一次的阅读，都是它们的复活，每一次的追念、回想，都是对王朝的一次鞭挞。这是文字的力量，更是人心的力量。这是现实的审判，这也是历史的审判。

60年来，从周鲸文到陆铿到李慎之，我们可以发现，王朝10年盛典时，将真面目揭开，呼吁中国人重新举起民主旗帜的是一个民主党派人士。30年盛典时，直面现实、说出真话的是一个出身于国民党《中央日报》、在共产党监狱里熬炼过的新闻记者。他们本来就是追求民主、自由的，有这样的认知，做出这样的见证并不奇怪。等到50年盛典时，站出来的却是一生追随共产党，在这个集团里成长起来、曾居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位的李慎之，他的文章之所以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经历，他的体验，他在这个体制内部看清了历史的脉络，哪怕他对周恩来、邓小平这些掌权者怀有好感，他的真话却更有份量，更具杀伤力和感召力。

还有一点不能不注意的就是时间的变化，1959年周鲸文的书在香港出版，在海外流传，大陆的读者很难看到，完全被挡在了外面，没有在本土产生应有的影响。1979年，大陆改革开放之初，陆铿的文章在香港发表，也很难传进大陆，在最值得看到的读者那里引发巨大的共鸣。等到1999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借助神奇的互联网，方便的复印手段，李慎之的文章到处流传，许多老人为之泪下，许多年轻人为此激动。掌权者虽然懊恼，却也没有对他怎么样。毕竟是灰色的时代了，一个体制内的反省者，可以凭良心说真话，而且也不会因此招来莫测之祸。这是1979年、更是1959年所不能想象的。

离开李慎之老人在北京的一盏孤灯之下写下《风雨苍黄五十年》之日，又是整10个年头了，李慎之已在6年前告别人世，带着未尽的心愿。他没有看到这个灰色王朝的落幕，没有看到他经过无数千回百转的人生忧患，在绞肉机里绞过，终于想明白的民主价值在中国初步确立，他没有等到这一天。

值得欣慰的是，互联网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它最终是否给这个古老国家带来命运的转机，还不能下结论，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华民族自我解放的进程中，互联网是目前可以依赖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平台，王朝早已察觉互联网是把双刃剑，所以才建立了庞大的网警，建立了试图将中国互联网变为局域网的“金盾工程”，试图以网络防火墙将自由的信息隔离在墙外。

令人忧虑的是，在李慎之身后，掌握权力资源的既得利益集团进一步急剧膨胀，腐败已经渗入骨髓，在现行体制下无药可救了，贫富分化、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而既得利益集团除了捍卫既得利益的决心之外什么也无暇顾及了。面对此起彼伏不满的声音，胡萝卜、大棒齐飞，利益收买和秘密警察、镇压机器并用，通往政治改革的窄门紧紧关闭，社会的繁华表象之下处处隐藏着危机，社会的正气一天天消解。既得利益集团绑架了这个庞大的国家，让它无法转身，只能坐等末日的来临。除了做些修修补补的装修工作，灰色王朝已经力不从心。或许有人把三十年来的经济成长归功于这个王朝，即使不计算既得利益集团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心态支配下，对生态环境的严重毁坏，那也只是王朝为社会松绑带来的自然结果，本质上还是获得经济机会的民众自身的创造。

我不知道王朝的尽头在哪里，不知道这个王朝轰然倒塌的时日，但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一天总要到来，早晚而已。我只知道，人比王朝更宝贵，每个有血肉的生命都比一个王朝的生命更宝贵，王朝的这一页注定要翻过去，王朝的时代必然让位于人的时代，以选票而不是子弹来定胜负，人权高于党权，这是普世文明的法则，中国也不可能例外，拖只能拖一时，不可能拖永久。我相信，一个已进入装修时代的王朝，它的梦将要做尽。盛典的表演就让它去表演吧，戏总要落幕的，没有一场戏可以永远地演下去，没有一个演员会永远站在舞台上，总有曲终人散时，就像梦总要醒的，倒计时已经开始。

Terminusbot 整理，讨论请前往 2049bbs.xyz

雷文1970

2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0-21 21:57 只看该作者

这么好的文章都没人顶。。。。。。

以前不大了解傅国涌先生，只晓得是个比较自由化的自由撰稿学者，想不到思想如此犀利！

冲袋奶粉给党喝

3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0-22 02:45 只看该作者

我是在<民国年间那人这事>一书知道这个作者的~~

过客

4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0-22 06:14 只看该作者

力透纸背。

装修出的光鲜外表下遮掩不住大势已去的颓败

boboxia

12点党小党棍

5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0-22 10:33 只看该作者

这个文章很好，希望倒计时快一点，再快一点！

chandler0819

@chandler0819

6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0-22 14:13 只看该作者

做个记号，以后有时间找提到的这些书来读读

青石

7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0-22 16:19 只看该作者

倒计时已经开始。

我卖糕的该用户已被删除

8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0-22 17:52 只看该作者

已经收藏

yylbb78

凌晨4点起床

9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0-22 19:32 只看该作者

傅老师今年五四写的那篇才真是厉害。

网易还放到头版，网易那时候也很厉害。

只不过两个小时，文章就阉割了一半，没过一天就撤了。

大家有心情去找找，别看阉割版的哦

袜子自己洗

书到用时方恨少想要嘿时没有套心情就会很不好

10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0-22 21:04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yylbb78 于 2009-10-22 19:32 发表

傅老师今年五四写的那篇才真是厉害。

网易还放到头版，网易那时候也很厉害。

只不过两个小时，文章就阉割了一半，没过一天就撤了。

大家有心情去找找，别看阉割版的哦

“五四”之殇

傅国涌

九十年了，“五四”依然是一个能让许多中国人心跳的日子，

20年前，我走向广场的时候，打的旗帜就是“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在我心目中，“五四”不仅是学生街头运动，不仅是白话文、新文学，也不仅仅是提出了民主与科学，“五四”有着更丰富、更复杂、更可贵的内涵。在“五四”九十年即将到来时，我想得最多的是，“五四”时代给这个古老民族到底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遗产？我们今天与“五四”有多大差距？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五四”的认识，要么从政治史出发，要么从思想史出发，很少从社会层面去认识那个时代，了解那个时代不同人群的生存境况，和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的梦想与追求，从而展开一幅幅更逼近历史原貌的画面。一个时代的幽暗和光亮，只有进入到社会的不同层面，才有可能看得更清楚。政治史总是一种宏大的叙事，思想史重视的是代表人物的思想、观念，它们都具有极强的选择性，如同一个筛子，常常把许多活的细节过滤了，变成一些已整理得井井有条的知识。而真实的社会生活常常是参差不齐的，如同一棵没有被修剪过的树，枝条交错，往不同的方向生长，然后枝上满是叶子，每一片叶子都以自己不同的姿态去承受阳光和风雨。一句话，历史的原貌要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呈现出更多的不规范。历史不是纸上写成的，历史只是已逝去的生活，尤其在“五四”那样一个大时代，许多不同的侧面都值得我们去关注，那原本是一个有着无数的不确定性，无数的可能性的时代。

“五四”的中国诚然是一个很不完美的社会，否则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这一幕幕闹剧也就不可能接踵登场，在这些闹剧背后都有着深层的社会原因，当时流行的“黑幕小说”已把社会糜烂、荒唐的一面用小说笔法展现出来。一个没有经历过启蒙运动洗礼的古老民族，即使把皇帝赶下了龙廷，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获得自我更新，新生的共和制度只是建立在沙土之上，而不是磐石之上。但是，千年王权的终结，旧权威的消解，迎来了一个可以独立思考、自由追求的时代。“五四”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多元和开放性，众声喧哗，没有权威，否定偶像，各种思潮、价值相互冲撞，相互融合，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那个时代的人，特别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年轻人，很少有唯唯诺诺的，多是有棱有角的。

以往，在谈论“五四”时我们常常听到个性解放，思想解放，女性解放这些说法。这些说法都没有错，以《新青年》、《新潮》这些新锐期刊和一些报纸副刊为平台，年轻一代的思想探索迅速越过了传统的藩篱，热烈地拥抱来自异域的林林总总的新思潮、新主义，他们向往并尝试全新的精神生活。

至于女性解放，一方面不断有北大向女生开放，女青年进入银行和百货业等新闻出现，一方面贞操问题成为知识分子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女性为反抗包办婚姻而自杀的消息也时有所闻，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1919年11月湖南长沙的赵五贞自杀，青年毛泽东就在当地的《大公报》、《女界钟》等媒体连续发表了十篇评论，为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大声疾呼，甚至喊出了“赵女士万岁”的口号。在这些解放的后面，最本质意义上的解放应该是社会解放。只有社会解放了，个性解放、女性解放才不至于成为空话。如果社会不解放，思想解放就没有地方可以安置，无法在大地上落实。社会解放乃是社会的自我解放，最终要依靠每个人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某个救世主来为你做主，来解放你。这应该是“五四”的核心命题，德先生、赛先生也好，讨论女子贞操、娜拉出走等问题也好，打倒孔家店也好，这些讨论都可以看作是社会自我解放的一部分。这是“五四”留下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

九十年后回望“五四”，可以说，那时候已出现了公民社会的雏形，经过晚清以来几代人的努力，社会在王权的枷锁下渐渐挣脱出来，拥有了一定的自主力量。“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也是从臣民向公民转型的一代，他们的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都被激发出来了。他们的个性最大限度地得到张扬，他们的创造力也在各个不同的层面展现出来。“五四”新青年无论以后走上了哪一条路，至少，他们都可以尽情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可以无所顾忌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是他们的权利。

在本质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五四”不再是一个国家完全主导社会的时代，社会自身拥有相当多的自主性，人们生下来仿佛就拥有了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可以随意地创办自己的报刊，可以随意的结社。从基本权利的状况来判断，社会确实从国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

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恰恰在这里，大政府，小社会，社会仍处于国家机器的宰制之下，动弹不得，在高度的行政主导之下，权利缺位，权力蛮横，个体生命只能臣服、依附于国家的齿轮下，失去了创造力。权力的膨胀和权利虚化，国家的推土机在大地上肆意推进，社会几乎连呼吸都困难，即使在娱乐自由、追求财富的自由背后，也能处处看到那双隐约的操纵之手。国家高于一切，凌驾在一切之上，官权通吃，把手伸进了生活的大部分领域，与毛泽东时代不同的只是，国家还给了个人求生存的一点点可怜自由，30年来的中国如果说有什么进步也都是这点可怜的自由带来的。遥望“五四”，习惯了不自由状态的人们可能会惊讶，甚至不相信，以为那是一个虚构的时代。前些日子，浙江大学第16届博士生登攀节邀请我4月1日去做一次讲座，题目定下来了：《我们的1919：知识分子的责任》，海报也贴出去了，却突然被莫名其妙地取消。这件发生我身上的事可以为我们这个时代做一个小小的注脚，在“五四”九十年后谈论有关“五四”的话题，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切都要听命于行政，国家机器上一颗颗螺丝钉无时无刻不在防范着社会的。思想自由只是自己脑中想想的自由，言论自由只是饭桌上或菜市场发发牢骚的自由，其他的自由更加无从谈起。以国家的名义，掌握大大小小权力的人，仍然想控制一切，这就是今日中国全部病根之所在。个人没有权利，社会就不会有自由，这是九十年后的“五四”之殇。

今天，当我们在再次面对“五四”时，不应该只剩下纪念和凭吊。本来“五四”就是一个古老民族自我更新的起点，我们要回到那个起点上去，持续不断地寻求个人的自我解放，一步一个脚印地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只能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之上，那是社会解放的最终也是最可靠的磐石。每个人都可以立地开始自我拯救，我们期待的并不是天上掉个大馅饼，而是通过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努力，逐渐造成一个像“五四”那样的多元、开放的社会，最终以公民社会的力量来约束总是企图控制社会的国家权力。其实，在我们这里，所谓国家也不过是某个特殊利益集团假借的名义罢了，真正的国家是由每个个人的权利构成的，这是“五四”时代许多人曾经想清楚的问题。

是不是这个，如果不是，麻烦放上阳具版本

yylbb78

凌晨4点起床

11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0-23 05:19 只看该作者

傅国涌：五四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

作者：傅国涌

第 1 页傅国涌：五四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

以往我们对“五四”的理解有很多误区，我简单地概括并列举一些：将“五四”单一化地理解成全盘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将“五四”政治化，认为“五四”使马列主义在中国出现，甚至还有一个极端的说法是“五四”导致了“文革”；将“五四”狭隘化，纯粹看作是1919年5月4日学生上街游行以及由此引发的学生和民众运动。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误解，比如说“五四”是不主张私有制的，“五四”只讲思想、不讲制度，那一代知识分子没有对制度进行讨论……诸如此类，实际上跟“五四”的真实面貌都有差距。

  那是值得生活的、非常有魅力的时代   

  我所理解的“五四”不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事件，而是1919年前后那个时代，是五四时代。在我心目中，“五四”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只是一个较好的或者次好的时代。而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大凡追求最好的，收获的很可能是最坏。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最好，只有更好的、较好的、次好的。如果这么说，“五四”就是一个值得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时代。   

  我所了解的“五四”不是一个政治的“五四”，也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五四”，而是一个社会的“五四”、经济的“五四”，是一个全面的、多元化的“五四”。我留意过五四时代的经济史，发现今天讲的民营经济这些东西，在五四时代是天经地义、根本不需要讲的。今天的老百姓要创办一家私营银行，恐怕还有制度的障碍，但在五四时代，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有能力、有勇气，甚至不需要巨额资本，就可以注册一家民营银行。从1915到1925这10 年间，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民营银行。最早的海归派之一陈光甫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本金只有7万元，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小的银行，但很短时间内就发展成了上海举足轻重的大银行。陈光甫后来被称为“中国的摩根”，在美国、欧洲享有很高的声望。所以，抗战时国民政府才会派他和胡适到美国去借款。作为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留学生，他没有资本，也没有显赫家世，白手起家创办银行，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创立了很多在金融业界可以成为标本的做法，包括一元钱起存——今天看来十分平常的事情，在90多年前的中国却是创举。     

  五四时代不仅可以随便办银行，更可以自由创立企业。另一个海归派、一代“棉纱大王”穆藕初，回国后就创办了一系列的纺织企业。荣德生、荣宗敬号称“纺织大王”、“面粉大王”，尽管他们创业的起点是1900年，但他们的企业真正做大、起飞也是在五四时代。那一代民营企业家几乎都在五四时代发扬光大，成为各自领域的“大佬”。其实，什么私有制、股份制、民营企业等，都不是新生事物，在五四时代早已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谈论“五四”是不能离开这个经济背景的——那确乎是一个社会经济多元化的时代，经济的多元化促进了思想的多元化。   

  回看“五四”不能只盯着北大师生   

  我们现在提起“五四”，往往只看到学生、知识分子，其实那个时代企业家的声音一点都不亚于知识分子——他们的声音大得很，而且更有实力。他们跟我们这个时代的企业家完全不是一回事。那个时代的企业家本质上还是读书人，无论是留学归来还是没有什么学历的，无论什么出身，他们都对国家和故土怀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感。这种情感绝不是今天“抵制家乐福”那种情感，它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对这块土地的连带感，他们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这块土地——这种爱国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画一颗五角星在QQ头像上。这些企业家今天看来更像读书人，他们的业余时间都爱看书。我发现这些做得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他们的休息时间，特别是晚上，常常是在做跟国家命运有关、跟文化有关的事，而不是跟娱乐有关的事。   

  回看“五四”，不能只看当时的北大教授们怎么想、怎么做，而应该把那个时代企业家想什么、做什么和北大的师生做什么联系在一起，才可看出那个时代更完整的面貌。   

  此外，我们不能只看北京这个政治中心在做什么，还要看看省会城市，甚至更偏远地方的人在做什么。“文学研究会”是在北大发起的，但在江苏苏州一个叫甪直的小镇，有一位小学教师叶圣陶，虽然生活在小地方，但他跟北大师生的精神生活是同步的，他也是“文学研究会”11位发起人之一——因为叶圣陶有个中学同学在北大读书，他们就可以这样连在一起。而北大学生也绝对不会认为叶圣陶是小学老师，没有读过大学，跟我们混在一起做发起人会有什么不得体。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这一切都感到很正常。   

  言论自由对五四时代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你想创办报刊就可以创办。当然那个时代也有压制言论自由、关闭报刊的事，但关了报馆可以再开，这在法律上没有限制。结社自由在那时也是稀松平常的。周恩来们在南开有觉悟社，毛泽东们在长沙有新民学会。如果过多地把目光局限在五四时代军阀统治的维度上，只看到军阀混战，只说外国压迫中国，可能会过于片面——包括上海的租界本身也是个悖论，租界在带来治外法权、国中之国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加先进的文明，带来很多新事物，比如说“律师”就是在租界里面先示范而后影响全国的。甚至一些非常细小的事，比如街道的整齐、自来水的出现、电灯的出现都是模仿租界。中华民国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之所以在中国产生，租界也是有贡献的，上海的租界保护了许多革命党人。   

“五四”时当政的徐世昌恰好是文人总统，而不是一介武夫。在徐之前，黎元洪也好，袁世凯也好，以及后面的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张作霖这些人，确实都是军阀。虽然徐世昌是从袁世凯的幕府里走出来的，但是与拿枪者有所不同。在他当总统期间，正好是“五四”的黄金时代。文人政府当然比张作霖这些人要收敛，要更为节制。几乎家喻户晓的是，“五四”学生上街的手段是很激烈的，把赵家楼烧掉了，把章宗祥打了。这些事情在法律上都是可以讨论的，并不一定都是爱国行为了，而且曹、陆、章都是“卖国贼”这种说法也是值得讨论的事情。学生运动本身，就是“五四”上街这件事也是值得反思的。当时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后，一部分比较激进的学生直接往赵家楼去，然后放火、打人。当时北大教师梁漱溟就写文章说这样做是违法的，不能在爱国的旗号下为所欲为，爱国不是万能灵药，不能打着它的旗号做法律之外、人情之外、天理之外的事。   

 那个时代才能产生真正学贯中西的人   

回到“棉纱大王”穆藕初。他在自己创业不久、赚的钱不是很多的情况下，竟然计划拿出一笔巨款，在经过“五四”洗礼的学生当中选五个人，赞助他们赴欧美留学，这完全是用民间的方式建立基金会。穆藕初委托蔡元培（以及胡适、蒋梦麟、陶孟和这些人去辅助）物色候选人，最后选出段锡朋、周炳琳、罗家伦、汪敬熙、康白情（他们在五四运动中都有突出表现，此时却被激进的学生们讥讽为“五大臣出洋”）。这五位学生回国后在学术等领域都有建树。   

 在五四时代，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是非常默契的。穆藕初到北京，都是跟蒋梦麟这些人游玩，而不是去跟达官贵人往来。企业家的心中有一种对知识的敬畏，对精神的敬畏。那个时代，传统的东西并没有失落，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承到1919年前后的那几年，不仅没有被反掉，而是有非常好的传承。中国文化温情、美好的一面，在那些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身上仍保留着，西方文化中进取、向上的一面，他们身上也有了。也只有那个时代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算得上学贯中西的人。   

 林毓生先生有个著名观点，认为“五四”是全盘反传统，是要打倒中国的传统文化。鲁迅讲“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胡适讲“中国百事不如人”，钱玄同讲“废除汉字”……这是老师一辈的一些言论，学生一辈的傅斯年、罗家伦也有类似说法，但在这些片言只语后面，仔细看“五四”的代表人物，老师一辈的胡适甚至那位“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恰恰都是熟悉传统文化的人，而且一辈子都没离开传统文化。胡适晚年致力于《水经注》的版本研究，鲁迅虽然叫别人不要读中国书，尽量读外国书，但他自己读的还是中国书多。弟弟周作人说鲁迅读得最多的是野史，所以鲁迅的精神资源很大一部分还是来自中国文化。   

  所以，不能只看这些人说过几句貌似很激烈的话，就断定他们是全盘反传统的。事实上，当时北大的学生有主张白话文、办《新潮》的，也有主张文言文、办《国故》的，校方都给予了支持。在北大，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搞自己的小社团，甚至在北大校刊上公开发表马克思主义社团的宣言，但北大讲其他主义的更多。任何主义，任何不同的思想、主张，都可以在北大同时并存。这就是蔡元培讲的“兼容并包”，它在当时不是一句空话，也不只是北大这么做。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也办了类似于《新潮》的杂志《钱江》、《双十》，但同时有一个反对白话文的学生凌独见一人创办一份杂志，就叫《独见》，背后也有一些老师支持，这本刊物全部用文言文，不带标点。   

  这才是真实的“五四”。那时没有游行示威法，上街集会、游行是天然拥有的权利——那个时代真正是“大社会、小政府”，北洋政府比较弱，政府越弱，社会越大，社会的空间越大，所以才会产生相对开放、相对宽松的时代。   

  后人回眸那个时代，总感觉隐藏着什么不同的东西，其中一个不同就是中国文化的根还没有被切断。胡适们虽留洋多年，但骨子里仍是传统的中国人，他们身上有中国文化的一面。我们不能狭隘地把中国文化理解为儒家文化、“四书五经”那一套。中国文化有很多侧面，特别是我们现在忽略的东西，比如说中国文化中非常强调地域文化，每个地方的文化都独具个性魅力。胡适就是典型的徽州文化的产儿，虽然有西方文化给他的滋养。鲁迅身上带有江浙文化特别是绍兴文化的印痕，包括一些负面的因素也是绍兴文化带给他的，但是他最有魅力的一面同样是地域文化带给他的。抗战、“文革”，一轮又一轮对文化的毁灭，对文化的伤害，到最后不但切断了几千年精英文化的根，也切断了草根文化的根，切断了地域文化的根，而地域文化恰恰包含一个人安身立命最需要的东西。今天的四川人、陕西人可能差异不大，但在50年前、100年前，其差异是非常大的。地域文化如果传承、延续下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抗大一统王朝的压榨，因为每个地方有它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连换王朝也换不了的一套文化、习俗等。   

  不幸的是这样一个时代很快结束了   

  如果说“五四”是全盘反传统，乃至导致了后面的“文化大革命”，这在历史的链条上很难找到印证。“五四”和“文革”之间没有任何可以连接的地方。“五四”强调的核心词之一就是独立的个人主义；五四时代最流行的主义是无政府主义，这是政府打压的对象。那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人品好，如巴金，再如三十几岁就病故的辛亥革命元老刘师复——他不要政府，干脆连姓也不要了，就叫师复。无政府主义在当时还是一股非常向上的思潮，青年毛泽东也曾被吸引。这股思潮只开花不结果，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它曾经的意义和价值。追求无政府主义的本身也是对社会公正的一种诉求，不是简单地去建立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天堂。五四时代，政治看上去甚至有点边缘，因为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人们就不太把政府说的话当回事，社会的价值评判体系并不掌握在北洋军阀手里，总统、总理、总长不代表真理。“五四”的最深的魅力就在这里——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不是合一的，而是分离的。人们跟政府之间，跟权力之间保持着一种相对游离的状态。我们还不能说那时已有了非常成熟的公民社会，但至少有相对独立的个人空间，有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从经济上看是这样，从文化上看是这样，从政治上看也是这样。不幸的是这样一个多元的、有各种可能性的时代很快就结束了。   

  若概括“五四”的特征，第一个重要特征当是社会的出现，或者说社会的解放。我们现在也讲思想解放、个性解放，但最本质的解放应该是社会的解放。只有社会解放了，思想解放、个性解放才不至于成为空话。真正的解放是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某个救世主来为你做主，来解放你。   

  第二个特征是语言的转换。虽然文字只是一个符号，一种表面的东西，但是它的背后是思维方式的转换。文言思维和白话思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维，文言相对更具有贵族性，是少数人拥有的权利，而白话就是口头随意说的话。一个时代选择一种语言作为主要语言，思维方式也必会随之相应改变。   

  第三就是价值评判体系的多元化。“五四”之前，中国已废除了科举，但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整个价值评判体系还停留在科举时代，还是 “学而优则仕”。只有到了五四时代，我们的价值评判体系才开始多元化。一个人上了新式学堂，留洋回来有无数不同的出路，可以去银行当职员，可以去工厂做工程师、做管理人员，也可以去学校做教师，可以做编辑、记者……不再是几千年来那种“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单一模式。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才会产生新文学、新思潮。   

  整个五四时代，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很有代表性，但我们常常忽略了《新青年》之外的其他刊物，比如1917年创刊、1925年停刊的《太平洋》杂志。如果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在我看来《太平洋》的价值不亚于《新青年》。《新潮》、《新青年》不讨论制度性的问题，只关注思想文化层面的东西，《太平洋》恰恰是以制度讨论为主的政论性杂志，在这上面发表文章的学者，包括北大教授王世杰、陶孟和、周鲠生、李大钊、胡适、李四光以及李剑农等人。关于分治还是统一，联省自治还是中央集权制的讨论，当时曾经非常热闹，《太平洋》上几乎每期都有这样的文章。   

《新青年》上的随感，那些关于文化、思想的讨论和《太平洋》杂志上关于制度的讨论放在一起才构成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完整的思想图景：他们到底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如果我们单独把《新青年》拿出来说这就是“五四”，那我们看到的“五四”就是片面的。我个人有一个猜测，1949年以后我们对《新青年》顶礼膜拜，把它放大到足以遮掩当时所有报刊的程度，应该跟《新青年》后来的转变有关。1920年以后《新青年》变成了一本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杂志，所以它身上就天然地罩上了政治正确的光环，其他重要报刊却被慢慢地淹没、遗忘了。   

他们是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   

历史留下的遗憾是，五四时代那种多元的思潮并存，人们可以坐下来讨论、对话的社会气氛，在“五卅”之后激荡的民族浪潮中不可能幸存下来 ——加上两大国际背景：一个是红色思潮崛起，另一个是二战——比较片面、激烈的思潮逐渐占据上风。对中国来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占据青岛起，不用等到 “九一八”，在这样一种民族危机的压力下，“五四”那种生活方式很难再维持下去了。所以，在“九一八”之前，胡适在学生中的影响要比鲁迅大得多，而“九一八”之后，鲁迅的受欢迎程度日趋上升。鲁迅其实从来没有抗日言论，没有写过什么抗日文章，他跟日本人关系非常密切，也是留日出身，但是他杂文里面民粹主义夹杂着一点民族主义的因素，对政府、精英的冷嘲热讽，加上他出色的文学才华，似乎代底层、边缘、弱势群体立言的平民立场，要比代表精英文化的胡适更能吸引中下层的青年学生。慢慢地在民族危亡当中，理性的声音就失去了主导权。“五四”那种多元的、开放的，试图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的路径渐渐处于下风。   

“五四”当时确实有军阀混战，有各种不同的力量，但那套宪法、国会、内阁的框架已经搭起来了，也是事实。“五四”虽然有很多不足（任何时代都会有不足），但至少给每个人提供了追求梦想的各种可能性。蔡元培去世后，陈独秀写了一篇文章说，“五四”没有领导人，但在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是他和蔡元培、胡适三个人。这三个人基本上代表了三个不同的方向。胡适代表一条渐进的变革之路，蔡元培更大度一些，他是讲兼容并包的，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甚至能兼容左右翼。陈独秀是胡适的另一面，代表了以激进革命来改造社会的道路，当然，他到晚年也反思了，回到了没有踏上激进之路的前“五四”状态。中国最后选的是陈独秀的激进之路，陈独秀反思了，但别人沿着他的路走下去了。历史有很多的峰回路转，有很多的“之”字形，走来走去，这个历史又走回来了。   

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理应比五四时代更好——当然，更好的前提是我们愿意付出多少努力。这里，我想借用米奇尼克的两句话来定位“五四”：其一，“我们不是为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而是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这个说法对今天的国人来说多么新颖，但是放在“五四”时代，他们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可以追求的。在90年前，他们“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早就是现实了。其二，“为一个不完美的社会而奋斗，不是为一个完美的社会而奋斗！”宁愿为一个不完美的社会奋斗，也要比为一个虚无缥缈的完美的天堂而奋斗更好。   

地上建不起天堂，我们只能建设人间，生而为人注定只能做人间的平凡事。“五四”那一代人没有为天堂而奋斗，他们只是在实践他们自己的人间。

yylbb78

凌晨4点起床

12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0-23 05:20 只看该作者

我也记不得上面是否完整

蒙泰尼里神父

一位意大利神职人员

13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0-23 05:32 只看该作者

傅国涌：历史只剩下了等待吗？

一位朋友经常感叹，他们单位的一把手独裁、自私，凡事都从一己私利出发，只要对他个人有利的，能捞到好处的，必优先抢占，每天上班就躲在自己的办公室，什

么正事也不做，把份内之事也都安排给其他人去做，稍有不顺从，必遭他的嫉恨，立竿见影要进行打击报复，作风之专横，态度之野蛮，而且那么肆无忌惮，都令这

位正直的朋友有点忍受不了，认为在这样的领导下，自己是没有好日子过的，并常常将原因归结于这位领导的血型、性格。其实，天下乌鸦一般黑，每个单位，大大

小小，都是大同小异，都是中国版专制的缩影，与个人的性格关系不是很大，根子还是在于我们的体制，完全是从上到下建立起来的，是一个控制型的结构，上下级

之间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上级任命的单位头头是容不得不同意见、容不得反抗的，他代表的是一级权力，哪怕芝麻再小，也是自成一体，

他只对上负责，对下就可以颐指气使了，他掌握的权力范围内，他有资源分配权，他之所以尽最大可能地优先占有资源，这是他手中的权力所决定的。在这种权力机制下，即使他本性善良，也会被权力异化，逐渐变成一个冷血、自私、贪婪的人。

 有时候，我会劝这位朋友几句，说一切都会过去的，这种体制也总有改变的一天。他的回答让我一时无语，人的一生就那么些年，这样的权力体制一拖给你拖个几十 年、一百年，这一辈子还有什么指望？是啊，从这种落伍的权力体制过度到现代政治，起码现在还看到一点痕迹，没有权力的人活在这个社会是看不到什么出路的。  

谢韬先生上个世纪50年代就担任过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校长，晚年反思自己走过的道路，在他 85岁时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充满了悲凉和沉痛之感：  

 "我们曾是真正忠心的毛派、左派、歌德派，挨整挨冤枉都仍然忠心不二的赶不走派。后来觉悟了，仍然是护党派、改革救党派，想方设法要救这个党，改善党，想 党变好，但悲哀在于逐渐发现，这个党是很难救了，积重难返了，救不了了。怎么办！？一个是转变，改弦更张，大气量，大手笔，大政策，开历史新局面，这可能 性极小，一个是自我瓦解，自我毁灭，被人民抛弃。这是历史的悲剧，人民（包括我们这一代）付出了那么多的历史代价，却换来一个历史悲剧，这更是悲剧中的悲 剧。"  

 谢老先生的悲哀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哀，在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在年轻时代满腔热血参与革命的老人中，那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等到他们晚年觉醒时，一切都已晚了，大错已经铸成，悲剧已经发生。悲凉之雾，正笼罩着华夏大地，即便西门庆式的享乐也遮掩不住这种时代的气氛。  

改革到目前已成为一个虚词，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改革的意义是虚无缥缈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对于强势集团而言，改革意味着更大的利益，如何最大限度地 占有财富、占有社会资源，如何继续世代保持荣华富贵，这是强势集团全部的出发点，对他们有利的，就要不惜代价去做，对他们不利的，也同样不惜代价阻止。于 是，我们眼看着这个社会一天天地腐烂，整体上的、制度性的腐败侵蚀着社会的每个毛细血管，每个具备正常思维能力和良知尚存的人却都无能为力。民众，从来没 有一个时候想现在那样感到无力，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力感挫伤了整个民族，使人艰于呼吸。许多时候，我们都陷入这样一种无力、无奈的状态中，思前想后，感到黑 暗的力量真是太强大了，强大得甚至还可以延续一百年。由于生命的短暂，我们很可能没有机会过上一天真正舒心的日子了。  

改革和反腐一样都成为舞台上的道具，需要时伸手取来，不需要时放在一边。官场上，谁也不想启动一场风险莫测的改革，拿自己的乌纱帽开玩笑，权位比什么都重 要已成为多数官员的共识。民间社会，马铃薯式的芸芸众生早已习惯了认命，即使打着各种漂亮旗号的人，有几个不是在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奔忙。改革，改革， 多少罪恶借汝之名而行。正是在改革、发展的堂皇名义下，一个个房地产大鳄、IT神话、行业垄断的王国登场了，他们掌握了这个国家最大多数的经济资源，他们占据了借改革之名带来的全部好处，他们的利益是与权力不受制约的前现代政治捆绑在一起的，他们没有理由支持真的改革，保持现状乃是他们的首选。他们分享着 美丽的大饼，生活在比天堂还要天堂的人间，他们当然不愿意进入没有人可以稳操胜券的市场竞争中，他们当然不愿意花更多成本去创立一个公正、公平的社会机 制，因为他们在世俗社会的成功本来就建立在不公正、不公平的基础之上，公平、公正是他们的克星。   

而今，利益的分配格局已基本完成，改革的动力已经丧失。对于强势集团尤其是居于统治地位的人，主动实行制度改革的可能性确乎不存在了，至少在表面上看不出 来。因此，我们再也看不到力图有一番作为的光绪帝，光绪帝瀛台修钟的命运，胡、赵80年代的前车之鉴让沉浮在权力舞台上的人们胆战心寒，还有谁敢于冒失去 权力的风险，去主张真正的改革？还有谁敢于拿自己的官场生命当儿戏，去思考国家民族的命运？成也败也的考量、个人得失的计算超过了一切理想的冲动，已掌握一定权力资源的人不是按理想行事，而是按现实可能性行事的。这是个理想成为嘲弄的时代，社会的变迁完全是利益的杠杆在起作用，鲁迅说，搬动一张桌子、改装 一个炉子也要流血，铁屋子如果没有人呼喊要把屋顶掀掉，是连窗户也开不出的。

历史已进入这样一个阶段，那就是等待，也只剩下了等待，什么时候天才会亮？没有人知道，不会有人知道，也许很长，也许很短。

蒙泰尼里神父

一位意大利神职人员

14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0-23 05:42 只看该作者

傅国涌：以不变应万变还行得通吗？

2008年的中国，一方面官方导演的一场大戏正在登场，以奥运会来彰显盛世，向世界宣示天朝威仪，向民众炫耀自己的强大不可挑战，一方面却是接连的大灾大难，天灾与人祸不断示警，毫无疑问，中国已进入多事之秋。改革已死，奥运之后中国将往何处去？我们这个苦难的老大民族还有未来吗？对于掌握了绝对优势资源的统治阶层来说，对这些问号的回答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原封不动地保持现有的体制，以不变应万变，尽最大可能地压制一切不满的声音、怀疑的声音、批评的声音和反抗的声音，把所有的喉舌牢牢地控制在手里，防民之口，如同防川，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些成语的现代版都将不断上演，继续以毁灭生态环境和世道人心为代价，漫无节制地攫取世俗利益，这种贪婪的赤裸裸的末世心态，已越来越不加掩饰，至于民族的未来他们已不再考虑，我死之后或者我移民之后，哪管它洪水滔天。自以为可以驾驭万物人间的强势集团，不敬天、不畏神，对一切都没有一丝的敬畏和谦卑，任何的灾祸自然都不会放在他们的心上，他们以唯物主义者自许，在没有比他们一种物质力量掀翻他们的宝座之前，他们不会在意任何警告，不会忌讳任何的天怒人怨，他们将一意孤行到底，直到一切都不可挽回、无法收拾。

只有把暴力威胁和谎言欺骗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有效的统治。仅仅有暴力、不加修饰的暴力是不够的，与单纯的暴力相比，以暴力为后盾的谎言有着特殊的功能，当谎言一而再地重复，重复得人们耳熟能详时，人们就会把谎言当作事实，并无条件地信服谎言。这样的统治就会稳如磐石。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对于任何在某个角落发生的新闻事件，官方都可以任意做手脚，编织一个美丽的谎言，向不明就里的大部份民众宣布，然后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在互联网普及之后，官方仍然想用老办法来应付一切，难度已变得越来越大，至少一部份已免于愚昧的人们不再相信官方的解释。官方可能无法想像，自己的铁捅江山依然固若金汤，他们说的话，竟会有人不相信，费多少口舌，效果都不明显。  

对于每天要为生计奔波、为衣食而忧的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没有余暇、没有兴趣、更没有力量来回答这些问号，除了苟全性命于盛世之间，乞求能够善终，除了无可奈何地等待之外，几乎没有更多的奢望。罗斯福当年提出的四大自由，人类应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表达的自由和信仰的自由，在我们这块东方的土地上至今还是一个遥远的梦，说到底，我们连免于愚昧的自由也没有得到，从教科书到不能越雷池半步的教育体制，从无远弗届的CCTV到所有大大小小的媒体，哪怕是天网恢恢、疏而有漏的互联网，官方的高度垄断和严厉管制，使国人要免于愚昧变得很困难。健康的价值观有赖于真实的信息，如果从教科书上、从课堂上、从许多常见的出版物和媒体得到的历史都是经过意识形态严格过滤的，如果教育和新闻都处在某种单一导向之下，要跨越这些强有力的障碍，完成自我启蒙，生活在真实中，又谈何容易。这是官方价值仍能欺骗许多人的根本原因。因为其他的真实信息很少有机会抵达大多数人。除非你刻意去寻找，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样获取信息门槛显然有点高了，毕竟不是伸手即可得到。但是，对自由，对于更好的生活的追求是人类的天性，中国人也不会例外。通过网络和其他渠道，开始追求自由的人还是一天比一天多了。这种追求常常是理性的、温和的，是思想和心灵上的自我解放。但是，社会矛盾的不断积累、强化和深化，压力越来越大，谁也不能预计未来将会以怎样的方式爆发出来。说实话，我不想看到历史上一再发生过的那种山呼海啸、玉石俱焚，不希望“天街踏尽公卿骨”的历史重演。多年来，民间社会本着最大的善意和诚意，曾不停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权势集团顺应潮流和民意，启动政治制度层面的改革，化解矛盾，释放压力，确立和平转型的方向。而官方试图以不变应万变，一直拒绝作出回应，漠视民间的呼声。今天，稍有良知的人都已清楚地感受到，留给这个民族的时间确实不多了。  

近一个甲子的有效统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验，吏治的全面败坏，穷富差距导致的社会对立，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给一般人生活构成的巨大压力，旧的政治制度难以适应已经变化而且还在急剧变化中的社会，因为互联网迅速拓宽的多元舆论空间……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社会不再是过去波澜不惊的一潭死水。此刻，无论官方提出多么漂亮的口号，无论承诺什么样换汤不换药的改革，只要不是动真格的，不触及最本质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型的不受制约的政治制度，人们就不会相信，不会为之欢呼。当改革不再给普通民众带来什么，当改革不再给把一个民族带往健康良性的方向，改革实际上已经死了，人心开始思变。权势集团除了顺应，其实已没有其他的路可走，这不是他们的主观意愿可以逆转的，招募多少网警、武警，拨出多少经费都将无济于事。瓮安事件以暴烈的姿态登场，就是社会积聚的怨气、不平，在某一个社会角落的一次爆发，这一点其实官方也同意。我相信它完全是自发的，一哄而起的，是无意识的，没有预谋，没有准备，是最典型的官逼民反。瓮安不是孤立的例子，它和每天在大地各个角落发生的暴力案件，杀警察、捅城管、煤气罐冲街道办……构成了乱世将临的一幅幅图画。  

6月28日突然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当地民众揭竿而起，点火烧衙门，就是一个不安、不祥的信号。尽管官方告诉我们，这不是人民起义，这是“黑恶势力”从中作梗\插手煽动所致，但是，这种一锤定音的说辞很难说服天下之人。从网络论坛、个人博客，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压根就不相信官方公布的就已经是事件的真相。官方使尽吃奶的力气开动舆论机器，努力自圆其说，想说服全国人，收效仍很有限。更多的人开始学会用自己观察，自己思考。瓮安事件之后，是继续以不变应万变，还是以变应变，该是权势集团做决断的时候了。为防止类似瓮安这样的激烈事件在其他地方不断重复，后奥运时代，中国该拉开新的帷幕了，而不是在老舞台上唱老调子的老戏。归根到底，在一个已经变化而且还在迅速变化中的大时代，以不变应万变的如意算盘不能再翻来覆去地玩下去了，如果要为这个民族、为自己的子孙后代负责的话。

2008年7月9日

莫之许

15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0-23 06:30 只看该作者

傅国涌（Fu Guoyong）

男﹐1967年出生。居住地﹕浙江省杭州市。自由撰稿人。1989年因去北京参加民主运动﹐“六四”后以“参加北京动乱”的罪名被捕并被判劳教2年。1995年﹐傅国涌与浙江异议人士王东海、陈龙德等人多次发起要求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的签名活动﹐12月因此被收容审查。1996年7月初﹐傅国涌被遣返到其户口所在地山西省太原市﹐7月27日在太原市被捕。同年11月19日﹐太原市公安局通知傅国涌的妹妹傅彩茗﹕傅国涌因在美国“反动刊物”《北京之春》上发表名为《民主阶段论》的文章而被判处劳教3年。傅国涌在山西太原市新店劳教所服劳教。1998年10月﹐傅国涌被提前释放。出狱后﹐傅国涌大量地读书和写作﹐发表了很多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知识分子等问题的文章。

袖手看热闹

16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0-23 07:24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雷文1970 于 2009-10-21 21:57 发表

这么好的文章都没人顶。。。。。。

以前不大了解傅国涌先生，只晓得是个比较自由化的自由撰稿学者，想不到思想如此犀利！

顶！

快乐流浪汉

脑力劳动教养所指导员，五毛控 GFW爱好者低俗控业余翻墙长期围观资深群众被代表不明真相

17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0-23 10:37 只看该作者

看完这些文字，我又想勾引傅老师出来喝酒了。嘿嘿

单手扶墙

活了几十年年，没能为党为人民做点什么，每思及此，心神不宁。

18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0-23 13:28 只看该作者

15楼再介绍相信点嘛。。

路人丁

19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0-23 16:53 只看该作者

标题就引人亢奋。

不是我激进，周围所有的迹象都在彰显。我们不想做改革家啊，小民不想再读《来日方长》了。

我卖糕的该用户已被删除

20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0-23 17:49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快乐流浪汉于 2009-10-23 10:37 发表

看完这些文字，我又想勾引傅老师出来喝酒了。嘿嘿

那把傅老师拉来耍嘛。期待

nailking

21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0-24 21:19 只看该作者

一直在关注傅先生。

智障大师Elsker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

22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0-26 13:01 只看该作者

好

旅行者

23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0-29 03:53 只看该作者

顶傅国涌老师。

george

思想罪在逃犯大洋之声轮值DJ

24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0-29 13:14 只看该作者

在燕南的时候熟悉傅先生的文章的，对了，那个网站后来关了

关了以后又改头换面成了天益，傅先生还在那里发文章，后来在邓玉娇案最high的时候，那个网站也关了

tonosama2

吃饭睡觉等死

25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0-29 14:43 只看该作者

从贵州翁安事件到湖北石首事件。都能感觉到有种什么东西被拨动了，一个时刻开始了

胖土豆

26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0-29 19:31 只看该作者

好贴留名。。。细细读之。。

george

思想罪在逃犯大洋之声轮值DJ

27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1-1 10:33 只看该作者

看着本文标题不禁感慨，俺也觉得倒计时开始了，可就是看不清楚那钟上面的数字。。。。。。神哪，也给俺们竖一块OMEGA吧！

XiaXing

西北纵横

28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1-4 10:28 只看该作者

王朝的时代必然让位于人的时代，以选票而不是子弹来定胜负，人权高于党权，这是普世文明的法则，中国也不可能例外，拖只能拖一时，不可能拖永久。我相信，一个已进入装修时代的王朝，它的梦将要做尽。盛典的表演就让它去表演吧，戏总要落幕的，没有一场戏可以永远地演下去，没有一个演员会永远站在舞台上，总有曲终人散时，就像梦总要醒的，倒计时已经开始。

icreate

快乐生活

29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1-4 12:01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george 于 2009-11-1 10:33 发表

看着本文标题不禁感慨，俺也觉得倒计时开始了，可就是看不清楚那钟上面的数字。。。。。。神哪，也给俺们竖一块OMEGA吧！

这个牌子早拆了那里变成了绿地

引心公子

方鸿渐二世

30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1-4 12:34 只看该作者

这个先顶再慢慢看

DarkStar

自由主义真正关心的只是底线问题，而其它主义者关心的大多是蓝图问题，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除外。

31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1-8 15:23 只看该作者

够呛了

像下岗职工饿不死的早再就业了征地也是一块一块征没有一下子把所有人全得罪的

古代王朝哪怕不是末世的时候也一样有此起彼伏的小规模民变

illusion

32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1-8 15:30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莫之许于 2009-10-23 06:30 发表

傅国涌（Fu Guoyong）

男﹐1967年出生。居住地﹕浙江省杭州市。自由撰稿人。1989年因去北京参加民主运动﹐“六四”后以“参加北京动乱”的罪名被捕并被判劳教2年。1995年﹐傅国涌与浙江异议人士王东海、陈龙德等

…

今天刚看了篇萧瀚的文，说的是敢说出全部常识的人都在监狱或者蹲过监狱………………

东方安澜

中国杂种

33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1-8 15:51 只看该作者

敬仰傅先生

XiaXing

西北纵横

34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2-5 09:26 只看该作者

“装修”，一语道破！越来越要花更大的力气装修，是因为破败在加速。

ducong

35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2-5 18:20 只看该作者

流水落花.

DarkStar

自由主义真正关心的只是底线问题，而其它主义者关心的大多是蓝图问题，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除外。

36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2-5 22:12 只看该作者

我还是不信

我大清也是既得利益集团尾大不掉又是异族政权还碰上了甲午战争居然都撑了那么久

这后清洗脑洗得好又有核武器别人不敢打我看呐我比它早咽气

王九蛋

37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2-5 22:42 只看该作者

为先生的安全担忧，祝他好

只看不说话

有时装逼有时牛逼有时傻逼。推特号：@shuxiangyuan

38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12-5 22:55 只看该作者

倒计时？一万一千年也是在倒计时，不过对我说没什么意义，享受不到哎！！~唯一可能的是寄希望于倒霉事不要落在自己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