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生不做中国人》及《中国比小说更离奇》部分文章
本主题由 张书记 于 2009-10-20 22:48 解除置顶 奧斯卡金
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30 22:33 只看该作者
《来生不做中国人》及《中国比小说更离奇》部分文章
按:手头上有些锺祖康的文章,来自他《来生不做中国人》及《中国比小说更离奇》两书,因有小组组员对他的文章感兴趣, 故分享。
这些不是精选文章,只是网上找到而已。
希望拋磚引玉,引出完整電子版……
另,《来生不做中国人》之电驴链接(txt)見84樓
=============================
(一)《来生不做中国人》
http://zh.wikipedia.org/zh-cn/%E … D%E5%9C%8B%E4%BA%BA
《来生不做中国人》是一本由作家钟祖康所著的书。因为内容被中国当局形容为“意识不良”,故此书在中国列为禁书,中国市民也只能够阅读序言的部份,但已经引来热烈的讨论。书本现在已被译成多种语言版本在不同地区发售。书名的起源是一个在2006年9月4日相关的网上调查。网易文化发起了一个调查,题目为“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在十二天期间,有65%的人表示说不愿意再成为中国人。这个调查启发了作者采用了《来生不做中国人》作书名,调查后来也被中国政府删掉。
该书的内容主要是收录作者在这么多年在《开放杂志》里面发表的文章,出版的方式跟作家柏杨的著作《丑陋的中国人》有点像。其内容是围绕着反思中国人在笔者眼中现在的“失误”、抨击中国文化和北欧的优胜之处从而跟中国比较。书本收录了以下的文章(见表一)。
章数 标题
序一 《反思中国,走出迷障》
序二 《一个不会反省的民族,必不会成为伟大的民族》
自序 《我所认识的中国》 钟祖康
节录 《来生不做中国人》
《中国以道德代宗教铸成大错》
《论理解中国人之难》
《中国崎形崛起全球文明遭劫》
《回教世界与中国何以友好?》
《中国文明该死的不死的代价》
《继续沉思:北欧和中国》
《中国好讲命理反趋衰落》
《记台湾行》
《历史悠久不是福》
《中国人凡经之地寸绿不留》
《以十亿奴隶血汗搅乱全世界》
《中国徙得西学之皮毛》
《互联网世界天天风起云踊》
《北欧:大政府的示范教材》
《奴隶主和奴隶的民主》
《长期统一导致今世落后》
《幸而中国出不了哥伦布》
《为什么中国人这么蠢?》
《为什么中国人这么脏?》
《一本巨著在华的百年孤寂一读-〈中国人的特性〉》
《为什么北欧行,中国不行?》
《为什么中国主子不如英国主子?》
《香港人为何如此不理解台湾》
《中国式霸权主义下的西藏》
《一个“私人重地闲人可进”的地方》
《从中国文化看市场垄断》
《从奇技淫巧到科技建国》
《种族歧视的自悔根源》
《(跋)“黄祸”确是发生了》
评论
这本书受到好评,在网络书柜类型的网络社群网站aNobii评分为85%。科幻小说家倪匡及文化评论家李敏勇等人也对这本书好评不绝,当中倪匡更说:“对于认为做中国人十分幸福的人来说,要读这本巨书,需要相当程度的勇气……需要一定程度追求真理的良知……不然,绝不适合观看……若真的要在学校进行所谓‘爱国教育’,那么,《来生不做中国人》一书,就应该列入学生必读。”。
虽然受到好评,但由于内容的问题,亦受到不少批评,例如是有读者认为内容太过激进。
================================================================
================================================================
《来生不做中国人》序一
反思中国 走出迷障 / 李敏勇序
锺袓康─一个曾经在《开放杂志》看过的名字,这个名字以及他在杂志里的一些关於中国的篇章在我脑海留存着印象。我尚在郑南榕基金会担任董事长时,《开放杂志》的金钟来台湾时常见面,他偶而也会从香港来电谈论政治形势,杂志寄到郑南榕纪念会馆,阅读过後陈列出来。在郑南榕纪念馆里,一九八九年为言论自由而献出生命的声音彷佛仍然听得见:「我是郑南榕,我是外省人第二代,我主张台湾独立!」那是那年四月七日,不久,中国的北京就发生June
Fourth天安门事件。中国国民党在台湾,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一右一左,都以列宁式政党起家。在台湾,「中国」的经验:从前是从中国国民党,现在更从中国共产党去体会,中国文化也在他们的旗帜里宣扬着。
锺袓康的新书稿,《来生不做中国人》拿在手中捧读时,想起每一个被烙印中国人标记但又能够反思中国人虚实光影的人。在台湾,可以想起几个名字,他们在战後台湾历史的进程留下见证。在香港,在中国境内或在世界,有「中国人」身分者的中国反思,也有。但是,这毕竟是稀罕的声音。以一个在香港出生,成长并受教育的知识分子,锺袓康誓言来生不做中国人,在「中国崛起」的宣告甚嚣尘上的时际,特别令人感动。在不完全受到中国教育的条件下成长的锺袓康,或许才有这样的见地吧!」
我是没有去过中国的台湾人,但在成长的历程不乏对跑到台湾的中国人的接触。我的父执辈与我这个世代,分别经历日本殖民统治和中国国民党政权的类殖民统治。父执辈比较两种外来统治,自是感触良多。中国之为袓国,是台湾人的痛,这是战後台湾历史的写照。而我,从中国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进与退:进占统治不久,就发生二二八事件;政权从中国流亡来台的白色恐怖;二○○○年,失去绝对统治权力後,对民主化的不适应症候,反映在对台湾民主新政权的蛮横;以及对亡其国家条件的中国共产党的卑恭屈膝,样样铭刻五腑。
一九九七,香港从英联合王国的殖民统治转而成为中国的一国两制属地。名之为回归,其实是香港人无奈的接受命运。这样的际遇,与一九四五年,日本结束对台湾的殖民统治,而台湾人竟在袓国的迷障中迷惘地迎接中国国民党的军队进占,迎接中国国民党以袓国之名的统治相似。左线开车的日本和英联合王国,在台湾和香港的殖民统治烙印了异於大清帝国,异於中国(国民党或共产党)的文化和经济形迹。台湾之被中国国民党政权接收,是因为袓国的迷障与迷惘;香港呢?香港之被中国共产党接收,是眼睁地跳火坑。被中国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台湾人,因压迫丶戒严,起而反抗,推进民主运动,改变了外来统治;而香港人呢?英联合王国的殖民统治,行政权的相对进步性让香港人忽略了寻求主权,失去了脱中国的机会,也缺乏民主的发展。
大限时,我有感而发写了《香港乱弹》和《变奏曲》两首诗,为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下了历史的注脚。看香港人和在台湾附合在中国国民党体制的中国意识论者,不以问题意识看香港的变局,中国文化病理的令人反胃,让人作痛。
「大限
但他们称之为
回归
真是愈扯愈远
离谱而且
变调
……
殖民地的安魂之歌
以世纪末的华丽
张灯结彩
敲响丧钟欢迎祖国
…:
伊伊唔唔
琵琶配南胡
幕启时
善终」
─〈香港乱弹〉
「…
五星旗蓄势待升
洋紫荆在风雨中
颤抖
远远望去
白纸黑字
近看原来是
忌中
……
咚咚隆咚呛
在欢乐颂里
演出跨世纪的安魂曲
唉唉唉唉
关掉电视」
─〈变奏曲〉
这样的经验,从台湾看香港,比起从香港看香港,从香港看中国,只能说是隔靴搔痒。看着一篇又一篇《来生不做中国人》的书稿,看着锺袓康大无畏的反思中国的文章,那种劲儿和力道,那种鞭痛入里的感受,好像每一言每一语,每一字每一句,都直接从打字机打在脑海,那麽鲜明那麽有力。
锺袓康以文化看中国,而非以中国共产党看中国,大哉看也!中国文化的病理才是中国问题之所在。右翼的中国国民党和左翼的中国共产党,到头来一个样子。中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唉啊,什麽样的进步观点到了中国,就被中国文化揉成一个样子。中国国民党以蓝色革命推翻帝制的大清帝国,带有民族革命色彩,但民主发展不全;中国共产党以红色革命推翻中华民国,带有社会革命色彩,但福祉的发展一样不全。吞噬近现代意义国家形式与内容的,原来就是中国文化这只巨兽!
台湾的中国迷障和迷网仍在,从前,是对中国国民党政权的中国,现在则是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中国。台湾不是没有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性视野;台湾也不是没有从世界其他国家译介的对中国的批评;甚至台湾的自我认同也脱离中国的迷障和迷惘,不断随着民主化进程而升高。但存在於台湾的中国文化论者,中国意识论者仍然笼罩着乌云,一些国文学界以抢救文言文口号的掀风作浪,就是事例。迷失,浸染在中国文化染缸,自以为是的托古或食古不化,弥漫在某些文化丶教育丶传播层面。锺袓康的论述像是当头棒喝!在台湾,锺袓康的中国文化批评和反思,应该是非常有力的辩证。
被视为「中国人」,而对「中国」,对「中国文化」,能够深刻地批评,反思,必须具有知识分子的良心和勇气。而批评,反思具有说服力和动人之处,则必须具有见地,具有广博,深沉的视野。锺袓康异於「香港症候群」的地方是,他从北欧,特别是从挪威的国家发展经验,思考出来的对走资化的视为当然的批判。盛行在香港,在新加坡的华人社会,自圆其说的高利得掠夺性在「中国崛起」的「经济奇迹」被复制。在锺袓康的书里是被批评的。这样的批评反映了对功利主义的文化思维,具有对人性真挚与善美的憧憬。
中国有需要中国人的自我批评与反思。许多来自世界,分别为近丶现,当代的中国文化批评,长期不受中国重视,也应当重视才对。锺袓康的文明批评视野,从文化丶经济丶政治的多重角度和层面,呈现他的多方多层多重观照。他不以中国为重,他不以香港为本位,他能够对台湾的民主化以正面去观照,去期待,更令人感动。看看世界的文明发展丶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社会化,文化的优质化,若不从这样的视野去看一个国家,只感於「中国崛起」的「经济大国」幻影,又有什麽意义呢?
中国是一个大国,源於秦并六国的大一统思想加上中国文化里多重非人道,功利性,与近现代文明的人权,自由,民主相违的集体化动态,形塑出一个形态上的大国。台湾与香港都是在这形态大国动态历史中脱中国被殖民而演绎出不尽然文化中国性的蕞尔之地。去中国而有以致之的近现代文明观,也许引领的是更人性化的社会,而锺袓康在本书於所援引的北欧,特别是挪威,更是中国文化八竿子无关的小国,人性的善美与真实不断孕育着的国家,异於中国大而不当,华而不实的国家。来世不做中国人的锺袓康,既对中国探触究底,也对北欧观察入微,对照出选择之得以形成的关键。
世界许多国家惑於现实利益,无视中国之阴暗面。甚至在民主化的台湾,也有一些利己主义经济观,混合着大国崇拜的,尚未觉醒的中国迷障和迷惘。读一读锺袓康的见解,或许会混沌大开。一个在酱缸文化里膨胀,充满虚假的大国,在近现代人性化文明发展未必有贡献的大国,它的光里潜藏多少阴影?台湾人在民主化发展之路,在正常国家的建构之际,看看这本书吧!许多盲目崇拜中国文化的人们,看看这本书吧!为什麽,一个了解中国文化的人来生不做中国人?
晚间新闻里
我看见魏京生
来自挪威的消息
和平奖可能为中国
烙下一个印记
遥远的距离
在监狱之外
人权被鎸刻在良心犯的心版
自由成为捆绑自由人的绳索
中国是一个法庭
中国是一座墓园
回荡着
哀悼生命的钟声
─〈中国〉
这是我在一九九二年发表的一首诗,以人权与自由去衡量,去观照中国,才不会落入大国的深渊;也才不会落入中国文化的陷阱。诗里出现的挪威,就是锺祖康在书中一再引述的挪威,庆幸生为台湾人,在台湾的国家重建和社会改造之路以棉薄之力参与的我,以〈中国〉这首诗做结尾,序介引人深省的锺袓康这本书。
-———-《来生不做中国人》
[ 本帖最后由 奧斯卡金 于 2009-10-20 10:26 编辑 ]
Terminusbot 整理,讨论请前往 2049bbs.xyz
奧斯卡金
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30 22:36 只看该作者
《来生不做中国人》序二
一个不会反省的民族必不会成为伟大的民族
卜大中
西方有些笑话是讽刺中国人的:如果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是中国人的话,就不会忤逆上帝的旨意受蛇的诱惑去吃苹果了。为什麽?因为他们会吃掉那条蛇。
停车场里有一百个停车位,德国人停一百辆车,因为他们精确。日本人停一百二十辆,因为他们车小。美国人停八十辆,因为他们车大。中国人只停两辆。为什麽?一辆停入口,一辆停出口。
一家餐厅为了招来早起的顾客,推出早上第一个客人免费的策略。第一天,来了一个黑人,吃完後免费。隔天早上,老板一开门,发现门口一篮花,卡片上写着感谢的话。是昨天那位黑人送的。第二天第一个客人是白人,也免费,隔天早上老板一开门,门口摆了一篮苹果,是那白人送的。当天第一个客人是老中,免费,隔天早上老板一开门,发现什麽?门口站满了老中。
今年9月,西方某杂志发表一项报告,是对西方女性做的一项问卷调查,询问她们对几国主要国家男人的看法。其中最令西方女人嫌恶的就是中国男人。她们认为中国男人的恶习是:不爱洗头丶全身脏臭,尤其脚奇臭无比丶爱吐痰丶爱乱丢垃圾丶没公德心丶不爱乾净丶喜欢掏牙丶抓头皮;喜欢留长小指头的指甲专挖鼻屎丶耳屎,挖出还搓成一团仔细看,甚至拿来闻....
我在中国时看过他们的「痰吐不俗」奇技。只见他咳嗽一声,喉头发怪声开始累积浓痰,等累积足够之後,开始在嘴里呼噜呼噜团成一团,然後只见他双眼一瞪,丹田运气,吐气开声,呸地一声,脓痰激射而出,有如弹丸破空,呼地一声正中数公尺外的目的地──或痰盂丶或水沟丶或墙角丶或树上丶或路边,奇准无比,绝不落空。厉害的是不会半途飞散,一定集中,而且力道奇大。然後一脸的神气得意,悠然而去。在中国几乎人人有此神功,而且不吝当街表演。
香港迪斯尼乐园开幕之後,祖国同胞携老协幼纷纷赶来,一时之间大乱。有人插队,有人狂呼大喊,有人就在园里当街尿尿,还发扬国粹在地上蹲一长蹓。有的母亲抱着孩子就在洗手槽里大小便。媒体大登特登,港人看不下去,纷纷上网批评。伟大又永不认错的中国愤青火大了,网上回嘴说:「劳动人民走累了,路边蹲着歇歇不行吗?孩子来不及大小便,能不拉吗?」劳动人民什麽时候有钱来香港玩迪斯尼了?不都是中国贪官污吏和资本家的家眷吗?
这本<来生不做中国人>很有意思,它不讲大道理,没有学术匠气,不从什麽精神分析的马桶训练丶肛门期退行等方向着手,只很明白地重现中国人那烂德行的现场,让大家欣赏。制作这面镜子的代价很高,包括作者会被痛骂成「汉奸」丶「国际反华势力走狗」丶「脱老祖宗裤子给洋人看」丶「崇洋媚外」等等奇怪的咒骂。
锺祖康的文笔很好,有种奇特的魅力,会诱惑人停不下来地看下去。他是继鲁迅丶柏杨以来,反省中国人民族性的新接棒人。一个不会反省的民族丶压制反省的民族,必无可能成为伟大的民族。中国眼前的畸形繁荣,像是个穿着华丽庸俗的暴发户,还站在路边撒尿一样,不可能得到他人的尊敬。
谢谢锺祖康的警世言语。台湾读者看了本书也要反省,检讨我们自己从中国遗传了多少的烂基因还没清除掉?
======================================================================
======================================================================
《来生不做中国人》自序:我所认识的中国
锺祖康
1979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魏京生因行使中国没有的言论自由而被判重刑。何以批评一下邓小平独裁就要坐牢15年?那时我14岁,对中国了解未深,对此判刑非常震撼,觉得一个政府只会是精神失常才会如此疯狂。但我肯定魏京生只是说出事实,因为这样的判刑正正就证明了邓小平确是非常独裁的暴君。
这不是教科书上面的历史资料,而是活生生的事件,因而迫使我思考∶为甚麽中国这样恐怖?
那个时候,学校的老师只管叫我们要以身为中国人为荣,因为中国是「礼义之邦」,和有「四大发明」,而且那个那个朝代又东征西讨扩大了中国的版图。但从来不会有老师提起我惦念的魏京生。
而幸得英国人(而不是中国人)赏赐的资讯自由之福,我得以从香港认识到绝大部份中国大陆民众所不知道的中国大陆情况,我心里的疑惑就越来越大:难道这就是巍巍「五千年文明大国」的风采?
然而,人人都说,这都是中国共产党干的,跟中国文化,甚至跟中国人也无关,他们说,中国共产党因为违背了中国文化才会这样做。中国依然是圣洁的。
1984年,中英两国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敲定中国将会收回香港。鉴於中国乃以独裁残暴着称於世,而且整个会谈都禁止香港人参与,我认为这样的会谈和「中英联合声明」只应发生在奴隶身上,我还以为香港的意见领袖丶传媒和知识界会群起声讨,但令我非常震惊的是,虽然这「声明」在英国本土引起了很大争议,但在香港却深受各界热烈赞美,就好像童话「皇帝的新衣」里面众人赞美皇帝的新衣真漂亮那样。
当时我感到非常迷惑,为甚麽全世界,甚至包括香港绝大部份的所谓民主派,都说这「中英联合声明」是伟大杰作,却好像只有我觉得这是一份为奴隶而写却没有奴隶参与起草的移交奴隶协议书。记得那年的香港信报有限公司还出版了一本《荣耀全归邓小平的香港前途谈判》,为那个刚判了魏京生15年重刑的邓小平涂脂抹粉。我就想,我们都是邓小平的未来奴隶而已,需不需要这样自作多情的妄自颂扬未来奴隶主呢?
当时我在疑惑,到底是我有问题呢,还是绝大部份的香港中国人有问题?但当我读到鲁迅说的:「中国向来的历史上,凡一朝要完的时候,总是自己动手……都打扫乾净,给新主子可以不费力量的进来。」(《鲁迅书信集•致萧军丶萧红》1935年),我就更坚信我是对的。
後来,当我在香港这中国人社会的体验日深,我越看到,中国人即使不是在共产党奴役下也是大都非常自私丶丑陋丶无聊和「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的,当中尤以奴隶性最为触目。而且,中国人之奴性有一种令古今中外奴隶制度相形见绌的特色,就是做奴隶的往往并不觉得自己是奴隶,而最为令人啧啧称奇的是,中国人奴隶通常会比其奴隶主更热衷的去捍卫这个奴隶制度。你若不相信,你可以去中国或香港访问一下那里无数的中国人赤贫户,问他们是否想改革那万恶之源的政治体制?绝大多数中国人即使已经被中国人的独裁统治折磨得生不如死,却不会因而反对这个独裁政权继续扩张领土,涂炭更多生灵,他们都拥护独裁的中国继续占领西藏或统一民主的台湾。其实,从保护地球自然生态的角度着眼,也不该再让以暴殄天物丶糟蹋自然闻名的中国人再把魔爪伸向任何净土吧。
当我观察和接触中国人越久,就越觉其不可爱,更不可敬,「礼义之邦」,口号而已。到後来,当我接触到越来越多的被中国人诬为不够文明的夷人时,一经对照,我更看清楚中国文明之假大空和好狡辩。
为了印证我的怀疑,我再多认识了一点中国历史,多读一点学校老师没有叫我看的中国古书,和涉猎一下外国人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我不得不相信:中国之胡天胡帝确实并非始於中国共产党。原来杀中国人最多的就是中国人自己,并非毛泽东才这样,而是向来如此,几千年来人人为逞一己私欲过皇帝瘾而杀戮不绝;以人肉为粮史不绝书;花费大量精力炮制出旷古绝今的酷刑;强迫妇女缠足令其形同残废达一千年之久,为中国人当上东亚病夫铺路;以儒家垄断中国思想达两千多年;响应儒家的超世俗肤浅教义令中国的宗教发展半死不活两千年,怕死的奴才不敢反抗暴政,怕死的主子炼丹以希求长生不老;响应儒家的「不孝有三,无後为大」兼重男轻女思想令中国人口失控和有量无质,进而为求生存严重破坏中国生态;儒家思想也令中国社会走上极端形式主义的歪途。混帐繁衍,兹不尽录。当然,每一个民族在民智未开之时都会犯下累累大错,但像中国犯得那样深实属罕见,特别是,极少民族像中国人那样弱於反思祖先的错误,和精於为自己的民族过失辩护,把精力都花去寻觅邻居的臭虫。像中国那样缺乏反思能力的文明早就湮灭了,就像人体衰老就该死去的那样合乎自然。但奄奄一息的中国文明却拒绝适时而死,因为它存在的理想不是体验生命之真善美,而是像一般中国人那样但求「活着」,甚至是能够糟蹋他人生命就感满足。一个文明该死而不死,不肯适时而死,强行以极昂贵的仪器和活人的鲜血去延长其性命,这就是今天中国问题老大难的一大根源。
我所认识的中国恰恰就如鲁迅说的:
「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丶奴隶丶敲掠丶刑辱丶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且介亭杂文•病後杂谈之馀》1934年)
也如历史学 家李弘祺 教授说:
「像这样的(中共的)政治经济体系,在中国运行已经二丶三千年,它不是以合理的效益为原则,也不以之为理想。它的运作,一言以蔽之,就是为维护统治机关……中国这样的体制—让不合理的丶不公平的事情和政策继续累积,直到它垮掉为止,然後朝代循环,一切从新开始……」(杉本信行《大地的咆哮》序言
2007年)
於是,我对中国这个所谓「五千年璀灿文明大国」的开化程度疑心越来越大。甚至连中国人最引以自豪的「好古」看来也是假的。中国史学大师顾颉刚(1893—1980)就曾写道:
「曹植做了鄄城侯,那边有一座旧殿,是汉武帝的行宫,他拆毁了。因为有人假借了神话来反对,他就下令道:『昔汤之隆也,则夏馆无馀迹。武之兴也,则殷台无遗基。周之亡也,则伊丶洛无只椽。秦之灭也,则阿房无尺梠。汉道衰则建章撤;灵帝崩则两宫燔……。』……看了这文,谁还敢说中国人好古!」(《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
1935年)
也许,这个永远长不大的中国老头子真的只有遇上优质的全面殖民统治才能得救,盲目的爱他只会令他更加狂妄丶堕落。
本文集主要收录了我在过去几年在香港《开放》杂志刊登的文章。这些文章初次刊登时限於篇幅而不得不时有删节,现在都把文章的完貌呈上,并略作修饰补充,使之更为完备。我同期的其他文章则收录於另外一本文集《中国比小说更离奇》,两者可一并阅读。
《开放》杂志负责人 金钟
先生让我有自由畅所欲言,这种自由在文明得多的台湾当然已寻常得不值一提,但在香港这个以被北京爷们相中丶饲养和阉割为荣的地方却是非常罕见的。
最後,非常感激急公好义的周美里小姐,没有她的热情推动,这批文章是难以这样顺利出版的。
锺祖康
2007年10月 挪威
《来生不做中国人》
[ 本帖最后由 奧斯卡金 于 2009-10-1 00:09 编辑 ]
奧斯卡金
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30 22:42 只看该作者
来生不做中国人
◎锺祖康
二零零六年九月四日,中国三大门户网站之一的网易旗下的网易文化在网上开始了一项中共统治五十多年来最为敏感的调查,题目是:「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截至九月十五日下午六时的投票结果是,在一万一千二百七十一名投票者中,竟然有高达百分之六十五称来生不愿意再做中国人!选择来世再做中国人的只约有百分之三十五!这个初段投票结果即时引发轩然大波,投票原定於十月十一日结束,但投票连同非常热烈的网友讨论随即於九月十五日被强行终止,而且有关网页也被删除。九月十六日,网易新闻频道主编唐岩及评论频道主编刘湘晖同被解雇。
调查共给出十个选项,「不愿意」和「愿意」各五个。在那百分之六十五称来生不愿意再做中国人的投票者中,有百分之三十七点六是因为「做一个中国人缺乏人的尊严」,有百分之十七点一是因为「在中国买不起房子,幸福离我很遥远」,有百分之七点八称就是不愿意,没有给出理由,有百分之零点七是因为「在中国不能恶搞」,有百分之零点四是因为「在中国看不到好的动画片」。至於在那约只有百分之三十五称来生愿意再做中国人的投票者中,有百分之十八是因为「我爱我的祖国,没有别的原因」,有百分之六点六是因为「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的文化给我自豪感」,有百分之六点二是因为「我要做龙的传人」,有百分之二点七是因为「我现在过得很幸福,相信来生也会这样」,有百分之六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前景看好」。
被虐狂病患者上亿计
在一个自信可以睥睨全球丶号称是英明领导爱民如子的所谓共产主义天堂︱︱中国,居然有百分之六十称来生不愿意再做中国人,这无论如何都是个大笑话丶大丑闻,极大的国家机密。特别是,尽管中共几十年来倾全国之力强制全民洗脑和封锁资讯,但依然有百分之六十的人称来生不愿意再做中国人,并深深感受到「做一个中国人缺乏人的尊严」,这确是令我颇感意外,也肯定令中共领导人更感意外,而且面目无光。来自中国的朋友说,他对投票结果不感意外,只对有人有胆量做这个调查感到惊奇。我就希望不是因为他们天真地以为中共领导只想控制人民的今生,不管来世。
当然,说百分之六十的比率高,也只是以中国人的特有标准而言。若按一般文明人的标准,以中国大陆民众被奴役的悲惨程度,按理起码有百分之九十九说来生不愿意再做中国人才算合理。这也提醒我们,在中国,无药可救的被虐狂病患者已上亿计。
如果再看看这些网民的留言,你就看到这些来生不愿意再做中国人的人并非戏言,而是态度相当认真,他们对中国人这个身份感到无限讨厌丶无奈丶苦涩,对中共领导有咬牙切齿的愤恨。
请细读:「我是上辈子做了坏事才被罚做中国人的,罚做受XXX的愚弄和欺骗的 …… 哭 …… 」
「不用来生,如果现在有机会我现在就不愿意做中国人,我爱中国,但是我无法继续去爱,这个社会正在走向一个极端。」
「中国的贪官比哪都多,两级分化太严重了,如果有可能,现在就不愿做中国人!!!」
「来世做猪,都不做中国人! 」
「制度不好,但愿来世的时候,中国是民主制度,我深爱生我养我的地方。但愿那些成天说谎言的人,以人民为敌的人,早日死去。」
「做中国人感觉活着很憋屈。」
「生为中国人,我没有尊严我感到悲哀!中国的文化都是虚伪的文化!我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不存在,更不要说发展权了!!!」
「我找不到爱这个中国的理由!请指教。」
「愿意不愿意我还是中国人,但我会叫我的下一代不要做这个国家的人。」
「来生我决不做中国人,这个国家不爱自己的人民,你有没有理由要求自己的人民爱这个国家。」
「为什麽不愿意来生作中国人,因为不愿意被奴役是人的本性。」
「我痛恨我为什麽是个中国人。为什麽生我的土地却要我办暂住证?」
「多少人都是这样,这是无可奈何,命中注定。」
「在我们所住的这个苹果里,发表言论说其他苹果比我们的社会主义苹果要好,属於非法行为。根据这个事实,请问其他苹果是更好的可能性大,还是更坏的可能性大?」
「我都快三十了,没有钱,没有房子,没有女友,一天到晚在工作压力中麻木度日,到公司快三年了,老板没有给我们加过一次工资,物价却在飞涨,我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那些不切实际的梦想,如果我还有梦也许就只剩下期望下辈子不再生在中国!」
「想想自己在中国降生後所走过的五十多年的人生历程,我所经历的不幸,所有同龄人都能够一听就明白:刚刚学会说话就天天喊『饿』喊了三年,刚刚懂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意思,就天天喊『万岁』喊了十多年。再後来,我赶上了伟大的『改革开放』新时代,却上错了车而被载到一个又一个没有权势的小衙门里,如今成了一个标准的穷人
……
幸好,中国也有了互联网,我不必像前辈陶县令那样消失在荒野,而能够作为一个现实世界的失败者,隐遁到虚拟世界去打发自己馀下的垃圾人生。说来令人可笑的是,我在无望的现实人生中一败涂地,却在虚拟的世界里找到了自认为有意义的生存方式,所以,
我真的很感谢发明互联网的美国人。但也仅此而已 …… 」。
实在是字字含悲凝恨。如此彻底绝望的悲号在一个民族或文明当中此起彼伏,这样的一个民族或文明确确实实是彻底失败丶原是不该存於世上,涂炭生灵的了,就像其他多个老朽不堪的所谓古文明永远消逝那样。但中国却大抵是靠着惊人的繁殖欲和繁殖力,和长期「无耻当道」(
survival of the meanest
)和不择手段而得以死拖活拉的苟延残喘下来。这样一个该死而不死丶人多势众丶论量而不论质的颓败末路文明,是很难再有任何出路的。更坏的是,这样的颓败末路文明,一方面通过贸易全球化扰乱全球的经济秩序,要全球无限量分担中国人的大毒瘤,并以不合规格的中国式劣货残害全球民众健康,而且由於全国民众都厌恶再做中国人,都只希望逃到自由文明的地方重新做人。长此下去,玉石俱焚怕会早於和平演变的实现。
看来,一切都已太迟
这些网友的的悲愤之情,令我想起香港歌手卢巧音的名曲《好心分手》里的经典歌词:
「曾给你驯服到就像绵羊,何解会反咬你一下,你知吗?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
赴过汤,蹈过火,沿途为何没爱河。下半生,陪住你,怀疑快乐也不多。没有心,别再拖,好心一早放开我, 从头努力也坎坷。」
现在,相信越来越多中国民众的梦想,再不会希望领导人改邪归正,或希望国人重拾失落已久的人性,因为这是没有可能的,而且看来一切都已太迟了。他们的梦想就如这调查中的另一些网民说的那样:
「生在如瑞典丶瑞士丶奥地利丶法国丶意大利丶荷兰等等欧洲宁静的小国,并且有一个舒适的白领工作。然後一直和家人朋友们幸福地生活到老!
」其实,这些地方不像中国,即使蓝领工作也是舒适的。
「我下半辈子很想找个安静有人性的小地方生活, 看到亲切的笑脸,
过上自然的生活,和不同人种肤色的人打交道,有多元化的文化生活。我恨透了我现在不得已生活在中国杭州,我去了国外回来後,就越来越看不顺眼这里了。」中国人能够终於摆脱做「大国奴才」的虚荣,而宁愿作个蕞尔小邦的自由民,难能可贵。
「我爱我的祖国,爱她博大精深的文化,爱她的历史。但是如果有来生我不想再做一个中国人,因为现在的中国人都带着虚伪的面具,高尚的外表下却是肮脏的灵魂,我要学着辨认每个面具後面的嘴脸,以防被暗剑所伤,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下,人活得太累。如果有来生我想做一个澳大利亚人,到一个坦率的丶充满爱心的国度渡过幸福浪漫的一生。」
很抱歉,只要你还是迷信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你还是不可能深刻反省,你的灵魂还是要在苦海飘零的。
-—————-《来生不做中国人》
[ 本帖最后由 奧斯卡金 于 2009-10-1 00:10 编辑 ]
奧斯卡金
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30 22:46 只看该作者
论理解中國人之难
锺祖康
观察丶研究了中国二十年,深深体会到理解占中国人口九成以上的中國人之难,要描述中國人的行为已经很难,要解释其成因就更难。
的确,接触过来自欧丶美丶非等许多地方外国人的人都会同意,要了解他们心底的想法
并不困难,但要确定一个中國人对某事的看法就大不容易。我发现,中國人向不同的人说不
同话,也就是「见人讲人话丶见鬼讲鬼话」的言不由衷或见风转舵情况,相当普遍,这 个行为习惯令人觉得中國人的看法和行为飘忽不定丶难以触摸,而由於他们普遍「见人讲
人话」,不同背景的人接触他们,或在不同时候接触他们,可会得到相当不同的反应和 印象,这些反应和印象往往互相矛盾,若放在一起,中國人给人的印象就会显得很费解丶
支离,可以很两极化。
中國人崇拜白人误尽苍生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在过去十多年我问过逾百个到过中国大陆旅游的外国人对中国大 陆的印象,答案中都几乎必定包括这样一句:他们很友善,很乐意帮助我们。所以都说
很喜欢中国。由於这跟我对中国大陆的认识有太大差别,最初我感到他们的答覆很费 解,也以为他们只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所以刻意奉承一下,但後来越来越多被访者也能说
出他们获中国人民帮忙的细节来,我就肯定他们在大陆确是普遍得到礼待的,但为甚麽 我自己或者我说认识的中國人在中国却几乎可以看尽人间的恶形恶相呢?以至为甚麽最近
两个民意调查均显示,竟有约两成到过大陆的香港人曾经在大陆遇劫呢?後来我明白 了,因为我问的那些外国人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白人,为此我去问了一些到过大陆的黑人
或肤色深於黄色的人种,他们得到的待遇跟那些白人是完全不同的。
就单单中國人崇拜白人这一点,就足以严重误导了许多白人对中國人以至中国的理解。这情 况在香港也严重,比如前阵子英国着名传媒人Martin
Jacques在黑人爱妻因小恙在香港 的医院失救不治後,就因为指医院因肤色歧视丶救治不力而告上法庭,十分哄动。其後 Martin
Jacques在一篇很感人的痛斥香港社会种族歧视的文章中称,他懂广东话的黑人 妻子生前常常向他诉说怎样受到香港华人的歧视,但说他自己身为白人只感到香港人待
他很好。这个悲剧是中國人「见人讲人话」习性的一个极佳注脚。因此,很吊诡的情况 是,若是白人的话,在未到过中国之前,可能还可以通过具深度的着作了解中国,但一
亲身踏足过热衷於言不由衷丶弄虚做假丶奉迎白人的中国後,反而会大乱阵脚,完全失 却原来已经不多的认识,严重的可会一辈子就这样被中國人的「变脸」牵着走。到过中国
受过中國人奉迎而仍然清醒的白人是不简单的,罗素如果没有到过中国,恐怕他对中国的 了解会准确得多;如果孟德斯鸠到过中国,恐怕就不会有「中国人是世上最不择手段的
民族」(the most unscrupulous people on earth)这样精彩的判语。
说到底,白人由於其肤色根本就很难了解中国,这一点《纽约时报》美籍华裔记者伍洁 芳(Sheryl Wudunn) 在其名着 China
Wakes(中国觉醒了) 中就说很清楚,她说“My Chinese looks were a ticket to view the real side of
China”(我一副中国人的脸 孔让我得以目睹中国的真相),她说,她若不是黄脸孔,而是白人,那些官员就不会胆
敢非礼她,她也不可以到寻常中国(中國人)民众家庭登堂入室,亲历中国中國人最不想让外 人—特别是白人—披露的一面。
中國人的行为反应不但为来者的肤色度身订造,也会细心考量他们的权力大小丶财富多 寡丶职业「贵贱」等诸多因素,而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他们这样做看来并不感到痛苦,
而且一旦受到质疑时多会死力否认。尽管这种势利眼在外国社会也有,但决没有中國人社
会那样铺天盖地,这种「见人讲人话」的猴子戏,几乎每个中國人都是专家,但洋人就不 容易有这样的兴致。用学术一点的语言来说,中國人此现像是孔子人伦关系等差论的延
伸,是金耀基说的「身份取向」(status-oriented)丶「特殊取向」 (particularistic
orientation)及「关系取向」(ascriptive orientation),是 许烺光笔下的「处境取向」(situation-
centered)。
在这中國人重重面具的障碍下,洋人特别是白人要理解中國人当然异常迷惘丶非常困难,因
为他们不可能亲炙过中国的文化污泥,但中國人自己却也不见得很了解中國人,原因是他们 已沉溺於中国大汉的文化污泥。
育儿方法斲丧是非观念
为甚麽中國人可以那麽轻松的「见人讲人话」丶见风转舵呢?这就得从中國人的道德是非观
去解释。无可否认,中國人道德是非观之弱,是世所罕见的,今天的中国显然已到了「失
节事小丶饿死事大」的地步,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中國人父母(甚至教师)对待
儿童的恶劣方法。由於中國人父母一如一般中國人那样,都是弱於逻辑智辩而精於羞辱丶暴
力,也笃信只要动机良好就可以不择手段,子女在成长过程中往往为了避免羞辱和皮肉 之苦,不得不长期讲大话,捏造故事,甚至出卖兄弟姐妹,华盛顿勇於承认砍掉樱桃树
的故事对传统中國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试问一个儿童在这种大话生涯中浸淫十至十五年 甚至更长日子後,长大了有甚麽大话是会感到难以启齿的?鲁迅说得好:「……别国的
硬汉比中国多,也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我曾查欧洲先前杀耶稣教徒的记 录,其残虐实不及中国。中国青年久至死不屈者,亦常有之,但皆秘不发表。不能受刑
至死,就非卖友不可,於是坚卓者无不灭亡,游移者愈益堕落,长此以往,将使中国无 一好人。」(见《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致曹聚仁信》)
无神论/泛神论摧毁道德约束
中國人讲大话不面红的第二个要因是中國人不是无神论者,就是泛神论者,结果在行为的道
德尺度上毫无制约,因此中國人是彻底的世俗主义者丶实用主义者,在政治上就是一级的
现实政治信徒。任何理想主义或人道主义与中國人文化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中國人评价一个
人的成就时,不会单看其正面的建树,也考虑其破坏能力,只要你有极巨大的破坏力, 中國人也会欣赏你,甚至因而觉得你隐隐然有神力有杀气而奉你为神,因为任何人类由於
其宗教本能,若缺了天上的神,就得早晚在地上造神。中國人大都信奉这种非道德化的伦 理观,所以对强人甚至杀人魔王如史太林丶希特勒丶毛泽东或波尔布特等多不反感,甚
至奉为偶像,这一点是让许多外国人感到费解甚而呕心的。正如中英会谈翻译吴吉平在 其揭露了不少国家机密的回忆录《中英会谈风云录》中就印证了我的观察,就是「中国
领导人对强有力的外国领袖,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都有一种天然的好感……因此戴 卓尔夫人……深受中国领导人欣赏。」但当然,由於这次铁娘子是为对付中国而来的,
作者觉得「从後来访问的发展来看,中方是有点叶公好龙之嫌。」其实,中国领导人固 然喜欢强人,中国平民也是一样喜欢那怕是暴虐苍生的强人的。
也由於中國人这种非道德化的伦理观,许多人对近年冒起刚已作古的史学家黄仁宇的非道 德化历史观如获至宝,因为他们终於为自己毫无道德约束的手段找到理论依据,也视之
为摆脱传统中國人所谓泛道德化的突破性贡献。
中國人之难解费解,让无数世人误认中國人喜好和谐丶爱护自然丶客观中庸丶甚至友善丶灵 性丶幽默丶优雅……,实在是很滑稽的悲剧。
(写於2001年4月 刊於《开放》173期 2001年5月)
[ 本帖最后由 奧斯卡金 于 2009-10-1 00:09 编辑 ]
奧斯卡金
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30 22:49 只看该作者
以道德代宗教铸成大错
以道德代宗教铸成大错
◎ 钟祖康
我常对外国人说,今天中国人跟外国人走的路是很不同的,中国人若要得到外国人一样水平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往往要比外国人付出多倍的血汗,甚至有时即使你愿意付出更多,也可能都得不到,因为我们今天所能得到的,并不单是靠我们自己,
还和我们的祖先有关,要看他们在过去几百年,甚至是一两千年,是认真生活,还是胡混度日。
我对他们说,我们中国的祖先特别自先秦以还,这两千年基本上都是胡混过来的,走一步错一步,走一百步就错九十九步。需要认认真真解决的问题,我们的祖先都几乎交了白卷。他们的时间和心思都放到繁文缛节丶打拱作揖丶草菅人命丶研究酷刑丶做圣人文章丶终身投考科举丶阴阳五行丶炼丹丶研究长生不老术丶搞文字狱丶
压制异端丶管生不管养的无限繁殖丶包扎和清洗女人脚丶品玩女人小脚丶父母死在家守丧三年丶节衣缩食用於厚葬丶赌博丶内战和吸鸦片等等数之不尽的愚行恶习上面,为了这些无聊事,恐怕已经花去了我们祖先八九成的时间(况且那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也短得多),即使他们真的还有善心丶还有精力,还有脑袋想做点正经事,做点有益於我们这些後代的事,也不可能再有时间了。
宗教与道德在中国两皆落空
我们的祖先愚不可及丶也很不负责任的是,两千年来只是终日沉迷於这些恶习,没有严肃的解决中国人的精神需要,即没有为中国人奠定一个宗教信仰的基础。以至发展之长期拆东墙补西墙丶权宜度日反覆沉沦,宗教信仰之支离破碎与功利化是一大病源。
我们的祖先怎样处理宗教呢?诚如梁漱溟所说,中国人拜孔子为师,企图以道德取代宗教!结果是,也必然是,宗教半死不活,道德更是劣冠全球。两样都落空。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和儒家所做的如出一辙,都是企图以人的道德力取代宗教,
这是中国人那麽容易对共产主义起好感的原因之一。两者的结果也是一样:迫出了弄虚做假的极端形式主义。
孔子说了「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丶「子不语怪力乱神」等一大堆非宗教化的话,但中国人却结果是全世界最事鬼丶最迷信丶最多怪力乱神之邦!这还不值得我们深切反省?痛定思痛?否则,历史当然就要重演了。五十年来中共铺天盖地的政治口号总是与社会实情背驰,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而已。
「以道德取代宗教」摧毁了道德和宗教,也必然会令全民的精神陷於萎靡不振丶人人贪生怕死丶不惜以一切代价保存性命,这是中国人在人类历史上招惹最多暴君的一个重要原因。於十九年世纪下半叶到中国传教的美国传教士Arthur
Henderson Smith(汉名明恩溥),在其巨着《中国人的特性》(Chinese Charac-
teristics)中就提到一段难得一见丶意义重大的插曲。当时他多次看到在大饥荒中,政府只是袖手旁观,也不去附近有粮的地方要粮,而成千上万的饥民只是默默等死,他就百思不得其解,为甚麽那些中国人不会联合起来与县官对质,争取救济呢?他认为,即使结果也是死路一条,但揭竿起义而死,总比饿死有价值吧。於是深谙汉语的他就一次又一次的去追问那些等死的饥民,希望弄个明白。果然,饥民都只是众口一词说:「不敢!不敢!」
西方大科学家也需要宗教
梁漱溟说得很好,「人类文化都是以宗教开端……不仅文化不甚高的时候如此,便是高等文化亦多托庇在一伟大宗教下,而孕育发展出来……盖人类文化占最大部分的,诚不外那些为人生而有的工具手段丶方法技术丶组织制度等。但这些虽极占分量,却只居从属地位。居中心而为之主的,是其一种人生态度,是其所有之价值判断……此即是说,主要还在其人生何所取舍,何所好恶,何是何非,何去何从。这里定了,其他一切莫不随之。」(见《中国文化要义》)
的确,环顾当世的自由民主兼物质丰裕之邦,无不有其深厚的宗教信仰。能够没有深厚的宗教信仰而依然可以做到自由民主兼物质丰裕的,极之罕见,甚至没有。当然,有宗教信仰并不一定就是幸福的保证(若遇到的宗教极其反智丶极欠宽容),
但若没有宗教或公然打压宗教,却几乎可以肯定说没有幸福的可能。也就是说,对於人类文明和人类幸福,宗教尽管不是足够条件,却是必要条件。
美国人没有宣布国教,但到今天还在钞票上印着In god we
trust(神乃吾信);总统就职,要手按《圣经》表示效忠美国;在法庭作证,要举手向上帝宣誓;在庄重仪式上不忘说God bless
America(神佑美国);所有欧美国家的节日绝大部分都缘宗教而来;英国奉圣公会为国教;在挪威,则不单以路德教为国教,政府负责全国全国路德教教会全部开支,也资助回教丶佛教等任何其他宗教。尤有进者,宪法甚至规定政府执政班子中必须有过半数为路德教教徒,其他四个北欧国家也大同小异。这些洋人的科学水平远在中国之上,尚且对神必恭必敬;从伽利略丶开普勒(Johannes
Kepler)丶波耳(Robert Boyle)丶牛顿丶法拉第(Michael Faraday)
到爱因斯坦丶个个对宗教怀虔敬之心,连当中对宗教较具怀疑精神的爱因斯坦也说「科学无宗教则瘸,宗教无科学则盲。」中国人有能力独辟蹊径,一边藐视甚至压制宗教一边以「西学为用」丶「科技兴国」吗?
舍宗教造道德大国如水中捞月
历史已经说明,不论是儒家还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妄图以人的理性和内在道德力
取代宗教,是一个集无知丶狂妄甚至是人定胜天种种人性糟粕而成的超级灾难。要巩固社会上的道德伦理丶建立社会秩序丶解决人类对科学尽头的旁徨丶对生老病死的恐惧和迷惘,宗教就是最方便丶也是代价最低的灵药。
中国人自命实际,却认识不到宗教的用处,也再一次旁证了我一贯的观点,那就是中国人的确很笨,没有大智慧,只有小聪明丶小权谋。他们硬要舍易取难,水中捞月,企图将中国变成一个不靠宗教力量的道德大国,妄图只用道德文章和政治口号就把中国变成一个「礼义之邦」。这不是自找麻烦是甚麽?这还不算,当这个「道德大国」和「礼义之邦」终於被发现原来是弄虚作假第一,口是心非无双时,自己人都嗤之以鼻,要麽坚持自称「礼义之邦」,要麽如鲁迅说的那样「以丑恶骄人」,以「祖传老病,夸示於众。」这个,真真是无药可救的了。
原载香港《开放》月刊
[ 本帖最后由 奧斯卡金 于 2009-10-1 00:10 编辑 ]
奧斯卡金
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30 22:54 只看该作者
中国人凡经之地寸绿不留
◎ 钟祖康
我在《历史悠久不是福》一文中,阐释了古老文明适应现代世界的困难,和寒带文明较温热带文明发展优胜的原因,不过,这并不足以充份解释何以中国文明长期反复下堕,可以胡天胡帝千载。原来,中国几千年来在黑暗摸索中还犯了几个万劫不复的大错,最严重的可能是独尊儒术。而儒家思想对中国的一大残害,就是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生态资源。
「无後为大」迫出食人传统
中国自汉代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现代人的语言来说,就是盂r裸的搞思想管制,行极权统治。将全国人的思想定於一尊已经够糟,更糟的是,是定於一种以唯道德主义丶形式主义丶性别歧视丶人伦差别丶超实用主义和反宗教精神为本丶以繁殖和愚孝为人生至高目标的教条。若中国当时挑的是墨家,中国将大不同矣,甚或可与西方的基督精神互相辉映。结果,自汉代始国人真的听从儒家的「不孝有三,无後为大」的指令,将繁殖後代视为人生的第一要务。更坏的是,这个「无後」仅指「无子」,并不包括女性。为了「有後」,加上求子,再加上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即奉行小政府丶大家庭主义,对民众生计任其自生自灭令「养儿防老」。中国几千年来史不绝书的灾荒和战争造成的人口减杀也无法控制中国的人口,以致於连相对寒凉的华北地带也出现严重人口过剩,需要不断扩张南进掠夺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过去我曾悬想,若几百年前黑死病也在中国大爆发,当会像造福欧洲一样的造福中国,但现在认识到儒家思想衍生的繁殖能力,相信黑死病在中国控制人口的成绩不消数代人就会化为乌有。
中国初民在人口压力下对黄土高原的生态摧残,令黄河水患失控,确保了黄河流域一带的贫穷。中国社会科学先驱潘光旦教授在八十年前说的话今天似更适用,「中国民族的许多『劣根性』既因缘於灾荒的反选择影响;而中国之所以成为『灾荒的国家』是因为西北的旱化,而西北的旱化,又局部因为先民斲丧与蹂躏树木的行为;那末……止旱须有大规模的造林运动。」但问题是,中国人的质量已经恶劣到这个地步,还有能力扭转滥伐林木造成的旱涝相夹大势吗?自潘光旦发出这呼吁的八十年来,中国西部的森林覆盖率又再从原来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下降至现在的不足百分之二十。你去《四库全书》和创刊以来的《人民日报》数据库搜寻一下出现了多少次「屡禁不止」这个成语,再看看《四库全书》中出现多少次灾荒中「人相食」丶「易子而食」丶「男女相食」丶「父子相食」丶「母子相食」丶「父子夫妇相食」丶「父子兄弟相食」的记载,就明白中国的儒家文明是属於一个甚麽档次的文明。
鸦片战争来得太晚
於十九丶二十世纪之交来华的外国人也对中国人对生态的疯狂摧残感到震惊。於一八五九年抵华後游历中国五十年,以中国第一艘蒸汽船横渡长江三峡的英国人
Archibald J. Little说,「中国人永远像蝗虫一样,凡经之地寸绿不留。」美国矿业工程教授Lynwood Garrison
一九○一年撰文指出中国的伐林问题时说,「像中国人这样一个实际的民族,居然不早就认识到森林文化的种种好处,实属反常。」知名地质学家 Baron von
Richthofen(一八三三到一九零五)说,种种迹像显示,山西等北方省份古时繁荣丰饶得多,衰落的原因「除了政治之外,就是因伐林造成的气候恶化。」於一九二零年代初到中国救灾多年的Walter
H Mallory在其一九二六年出版的 China: Land of
Famine(《中国∶饥荒之邦》)中说,「中国前代的伐林行为,比任何其它大国都要来得彻底。任意砍伐的行为,其害不特造成了今日的情形,且使中国西北地带日渐干旱,并使现在尚较肥沃之地也会因同样原因越来越像中亚细亚地区那样。」
而当中最重要的人物莫如南京金陵大学森林系任教的美国学者罗德民教授(W.C.
Lowdermilk),他於一九二零年代初来华,到一九四五年才返回美国。他说,自某天突然领悟到黄河水患是由於水中的黄泥後,就矢志要找出这些黄泥的源头以期杜绝。他花了三年时间在山西的雨季实地考察,终於确凿找出这些黄泥是沿岸农民砍伐林木造田後所致,并在当地发现一些於公元前二世纪的灌溉水道也同样因淤泥阻塞而废弃。研究更显示,当地寺庙周围受到保护绿树成荫的森林,就是四周濯濯牛山的原貌!近年的化石花粉研究也进一步印证,这些不毛之地过去曾为森林所覆盖。
可是,中国这样的严重水土流失的情况,洋人那麽好奇,也到较晚才知道。据自然科学史学者罗桂环教授分析,这是因为「鸦片战争前西方人在华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不就是「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代价?那麽,从抢救中国的生态着眼,鸦片战争看来是来得太晚了。中国实在没有「不假外求」的能力。
胡人入侵改善中国生态
黄河自中国人摧毁了黄土高原生态後,主要出现两段平静期,但都是外国人的功劳。一是东汉後的约五百年,据已故历史地理学泰斗谭其骧教授的研究,是因为这段时期大量异族如匈奴丶羌等进驻了黄河中上游一带,专事马牛羊等牲畜牧业,令该地带暂时免於汉人不断伐林造田的破坏,减少水土流失,从而令黄河安流数百年。此说甚有洞见。但我认为还有别的重要原因,就是胡人没有汉人那样耽於厚葬,较少为了厚葬而破坏林木。儒家思想极重愚孝丶盲孝,并压抑正规宗教思想,因而极力鼓吹厚葬(甚至是薄养厚葬),再经董仲舒等儒士引入「天人合一」的谶纬之学,厚葬之风从此失控。厚葬对生态之破坏,对社会生产力之虚耗,简直是惊天地丶泣鬼神。儒家厚葬传统对中国林木的摧残由於太过荒唐,许多人要不是刻意轻描谈写,就是不会相信。就如一九七二年在长沙马王堆发现的轪侯利苍之妻的棺椁,耗费原木不少於两百立方米!而且都是最珍贵的楠木,并且是可造出一吨多重木头的大古木。这些都是举世皆知的。一些研究人员就这样慨叹:「英国人用最好的木材去做船,日本人去搞建筑,美国人去做家俱丶艺术品,而中国人却去做棺材。」若以造一吨纸需三立方米木材算,利苍夫人棺椁所用掉的木材足够制成六十多吨纸!若以造一吨纸需要二十棵普通体积的大树计,这就等於一千两百多棵大树了!厚葬除了导致伐林,也毁了大量良田来筑巨坟,从而迫使农民益发伐林造田。
虽然许多农业专家早就指出,中国西北地势欠平,且雨水稀少,气温偏低,宜牧不宜农,或起码也应农牧并行,但国人却从不因地制宜,一面倒的发展最容易破坏生态的农业,彷佛不贯彻「以农立国」就「有违祖训」,对不起老祖宗那样。中国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才颁令土地须合理利用,指定坡度十五到二十度的用作牧场;西北等高寒地区发展畜牧和各大河上游两岸以林牧为主等等。但此规定此後似也不了了之。
「用夏变夷」代价惨重
中国人对畜牧业的抗拒,多半也源於国人在大汉主义下架起的夷夏之防(力主「用夏变夷」的儒家对此自然也有责任),以致夷人的生活特色如畜牧业和乳制品也统统不要。诚如潘光旦教授在其〈检讨一下我们历史上大汉族主义〉中胪列了汉人的以我为主丶不可一世的心态:「我们自称为诸『夏』,用古文字写出来,『像人形』,而其它邻近民族在类别上就要低於人了,有的近乎虫类,例如闽和蛮;有的近乎犬类,例如狄,例如玁狁;有的近乎豸类,例如貉与貊;有的近乎羊类,例如羌和羯等等……」。
但这种夷夏之防结果又是害了自己。消耗无数林木造砖以修建万里长城;过度发展农业滥伐林木令中国旱化沙漠化;不发展畜牧业令中国的战马不敷应用和骑术不精,以致「虏皆马骑,日行数百,来如风雨,去如绝弦,(汉兵)以步追之。」汉人能驱逐胡人,也只是一时,而且是惨胜。这不就是国人两千年後在洋人船坚炮利下土崩瓦解的前奏?至於抵制乳制品,则令国人体质虚弱,而未能善用羊毛羊皮,也使国人要消耗更多的林木取暖。黄河水患自胡人被逐後又故态复萌,一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工程师
Oliver Todd利用现代工程知识奋斗十年才受到控制。
── 原载 《开放》
[ 本帖最后由 奧斯卡金 于 2009-10-1 00:11 编辑 ]
MARS0079
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30 22:54 只看该作者
乱七八糟。。。受不了
奧斯卡金
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30 22:59 只看该作者
以十亿奴隶血汗搅乱世界
◎ 锺祖康
我从来都说,中国特别是自独尊儒家厉行思想阉割极权统治以来,其发展日趋乖张两极,凡事不是过犹就是不及,尽管嘴巴上还在吟哦着甚麽中庸之道。中国於清朝时还对国际贸易歇斯底里的抗拒。但今天,却完全一面倒的仰赖国际贸易,仿佛没有出口就活不下去的样子,全国经济全靠出口和外来投资带动,全国人民只顾服侍较花得起钱的外国人,而对较寒酸的同胞则不感兴趣。这情况跟过去中国的友谊商店只做洋人生意,到今天北京故宫一些商店表明「只接待外宾」,一些餐厅丶商场甚至公然挂出「国人免进」的牌子,其「财迷心窍」兼「人必自侮」的精神是共通的。
尽管中国经济起飞,但其内部需求之疲弱,与其他崛起中的国家如印度丶巴西丶俄罗斯丶越南等等比较,都是令人震惊的。中印经济发展的差异,尤其具有对照参考意义。
过去几年,已有无数论者,当中甚至包括中共的同路人,警示中国内需过低。中国当局嘴巴上也承认中国内需极度不足,去年年底中国国务院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把「坚持扩大内需」定为今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之一。《德国之声》电台就把内需不足形容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绊脚石。
中国内需严重不足,原因有好几方面。一是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均,虽然中国经济年增长率号称超过百分之十,但全国居然还有数以亿计穷人每天仅能消费一至两美元之间。其实,许多人间乐土如加拿大丶澳洲和北欧国家的年增长率不过是百分之二到三之间,但由於全国资源分配政策健全,并奉行均富丶人道的社会政策,经济增长虽不多,却可惠及全国人民,反观中国,经济年增长率即使再高,对於许多平民百姓,也是毫无意义的数字。中国经济起飞和以奴工廉价产品倾销海外得来的巨额财富,只集中於极少数人之手。再加上据估计中国目前每年高达四千亿元至近七千亿元人民币的贪污金额,还有合法依法的浪费和大吃大喝,民脂民膏,搜刮殆尽,中国一般大众就难免要将就一下。而另一方面,通过剥削奴工或贪污所得的巨大财富,则源源流出国外,或澳门葡京赌场。
二是虽然中国是共产主义大国,却全国自建国以来没有一个独立工会,中国奴工的工人权利荡然,工资过低,即使节衣缩食,也不会有太多馀钱消费。三是政府对民众的福利照顾和退休保障极度不足,以致民众不敢消费,过度储蓄。四是一些薄有积蓄或开始步入小康水平的民众由於急於摆脱尚不稳定的生存状态和压迫性的工作生涯,妄图从备受操纵的股票市场或类似赌场中孤注一掷以求一劳永逸,但结果每是遭遇五鬼运财,血汗钱弹指间又回流到豪强巨富手中。
人权荡然是内需不足的根源
不过,以上的原因往往只是问题的表象。深一层的原因还要归结到中国的人权问题上面去。当一个政府的施政可以完全不理民众的反应,可以草菅人命而绝无被弹劾或下台的後顾之忧,再加上执政者毫无宗教伦理道德之制约,就很难期望这个政府会老老实实的关怀民众的福祉,会提升他们等同於奴隶地位的消费力,和设法满足他们作为人的基本需要。一个稍讲人权的地方,是绝无可能容许统治者像中共当局那样做的。印度的人权与自由虽不及欧美的先进国家,但相对於中国还是自由得多,也讲人权得多的民主国家,因此其管治断断不可能像中国领导那样胡天胡帝,加上印度人有一定的宗教修养,其领导人即使暴虐百姓也是有底线的。
印度的经济起飞首先着力於发展国内民族工业丶刺激和满足国内消费,目前印度的国内个人消费已超过GDP的百分之六十,而年来崛起成绩亮丽的巴西更厉害,其GDP近九成来自国内个人消费,只约有一成来自出口收益,而中国的国内个人消费总额还在GDP的百分之四十左右挣扎。中国社科院去年年底对中国境内二十八个省区市城乡的七千一百四十多个住户作问卷调查,发现中国的坚尼系数
(Gini Coefficient ,即世界公认的贫富差距指数 )
已经达到了零点四九六,是公认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水平,而印度目前的基尼系数还只是零点三三左右。当然,有人说印度大城市的市容比上海丶北京等差得远呢。但这样的比较,往往忽视了中国是一个连行动自由也没有的极权国家,乞丐并不可以随意四处营生。要言之,中国社会是个讲求门面丶面子丶报喜不报忧丶隐瞒社会黑暗面的社会,是个典型「金玉其外丶败絮其中」的文化,这方面印度是不能望其项背的。
提升民众消费力有力无心
单从中国每年贪污款额已高达数千亿,就可推断统治者也并非没有资源去提升民众的消费能力,只是极有可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动机。特别是当官商勾结并从对外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统治阶层就更想永久坐食分肥。若统治阶层根本就没有改革的意志,提升普罗大众的消费能力,中国的内需是不可能由一帮贪官和奸商撑得起来的。就如印度一样,中国地大人多,本身就有一个极大的内需市场,而且全国可善用分工,互补有无,国内市场就已极具国际贸易的功能。但中国却似乎不把这个内需市场放在眼内,也看来对服务自己的穷同胞没有多大兴趣。
当中国许多农民和奴工还停留在食不果腹丶甚至是衣不蔽体的赤贫状态,中国却要做世界工厂,把精力资源都用来服务其他全世界人,很难不令人有「宁予外族,不予家奴」丶「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之恶心。而从外国人赚来的钱,却绝大部份由一小撮官商掌控。人均收入虽然节节上升,却形同画饼,譬如你一年收入二十万,李嘉诚一年收入二百亿,那麽你们两人的人均收入就起码有一百亿了,在中国这样贫富两极的地方,人均收入往往就是这样的一种玩意。
将极权统治转化为经济力量
中国由於不重视内需,将改革开放释放出来丶足以翻江倒海的生产力大都用作服务外国市场,并利用全国近十亿奴隶一样的劳动大军丶和利用在生产上低成本甚至无成本的环保开支以及对产品安全的低要求,成功把对国民的奴役丶对环保的破坏和对他人健康丶性命视如草芥的指导精神转化为无坚不摧的中国廉价货,倾销国外,搞得全球讲人权自由讲工人权益讲工业环保的君子国家焦头烂额,然後再以肿胀了的经济威力「以商围政」,迫使全球的文明国家向中国的邪恶价值观就范。这是不折不扣的「不义而富且贵」,中国再拿着由此得来数额惊人的黑心钱到国外四出并购。
如此卑鄙龌龊的崛起,即使不助长其军事扩张,也肯定不可能是和平的。由於出口持续暴增,许多虚荣的中国人已为国内生产总值抛离印度而沾沾自喜,更为国内生产总值料快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强国而感到终於「超英赶美」,尽管相对於德国而言,中国人的文明建设丶心智水平还是处於孩童阶段。国际社会已经开始领教到,小孩子有那麽多钱,有那麽多的武器,是非常危险的事。
最该进口的却没有进口
相比之下,印度同样崛起,由於致力於发展国内消费而不是像中国那样以廉价甚至劣货淹灌天下,也没有仗其经济力量迫使其他国家认同印度的价值观,这样对其他国家的伤害就小得多,印度虽不似中共天天喊着和平崛起,却在行动上做到和平崛起,这是令人敬重的。印度的「不和平」,只在其与巴基斯坦的恩怨。
中国陷溺於出口导向的国际贸易而轻视内需,是中国经济起飞中大病之一。但这也许还不是中国误用国际贸易的最严重之处,中国对国际贸易最严重的误用,看来是中国人一直没有通过国际贸易,购买它真正需要的东西。在清朝,中国人只想向洋人买鸦片,或再加些刀枪火炮之类「奇技淫巧」,到今天,中国人依然只有兴趣通过国际贸易购买洋人的一些实用器物或商业服务。对於有关洋人文明价值体系灵魂所在的产品和劳务,中国官民依然大都谢绝,而这才是中国人一直最需要的,也是洋人不单道德,甚至连「奇技淫巧」也压倒中国的背後精神所系。中国人若在国际贸易中只管贪图外国人口袋里的钱,和买一些不是最该买的东西,最终也只能是财大气粗难以进化为文明人的。
2007年8月刊於香港《开放杂志》
[ 本帖最后由 奧斯卡金 于 2009-10-1 00:11 编辑 ]
奧斯卡金
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30 23:00 只看该作者
历史悠久不是福
◎ 锺祖康
国人每以为国家是越大越好,也多认为文明历史是越长越妙。今天我们已经清楚看到,国家大虽可满足一下以四肢发达骄人的虚荣心,但事实是,国家小每每更合於管理,人民也通常更富裕更自由。至於文明历史是否越长越好呢?细看人类历史的演化,文明历史长其实也很容易变成无法逆转的负累。放眼当今之世,在过去近万年间灿烂过的古文明中,其实就只有古希腊文明借基督教文明得以浴火重生而卒成大业,成为现代文明之师,其他的所谓古文明要不是灰飞烟灭,就是像中东文明或中国文明那样苟延残喘,或仍在迷恋着「蜥蜴的残梦」。今天中国人都爱逃难到希腊文明底下的民主自由国家而不是儒家思想的新加坡或社会主义的北韩,伊斯兰世界的难民也几乎非基督教民主国家不去,而不是投靠按理最适合他们的伊斯兰邻邦。
为甚麽文化或文明发展得早不一定有利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类在现代科学来临之前,大都只是在愚昧无知的黑暗世界之中求索,就如神农氏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那样,死是应该,不死只是意外。得以幸存也是五劳七伤,即使地大物博,也只会暴殄天物。一个文明或一个国家发展得越早,活动越频繁,犯错的惯性就越大。近六千年前位於伊拉克的苏美尔人(Sumerians)就发明书写文字,今天伊拉克的识字率比中国还低,只有五成左右。美国之所以能在两百年间就称霸全球,原因之一就是立国够迟,有机会避开了前人所犯的许多致命错误。又如从澳洲丶加拿大等年轻国家的成功可见,国家要兴盛,并不一定时刻要有几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作後盾,只要能理性善用前人的经验丶科学知识并让人的潜力在自由的环境下奔驰,国富民强也是有捷径可循的。而且,也如中东文明和中国文明那样,太古老太「博大精深」就很容易积习难返,以致更难适应现代文明。
由於在原始条件下热比冷气候容易克服,早期的人类文明多先出现於热带或亚热带地区。中东文明的肥沃月湾(Fertile
Crescent)丶古印度文明的恒河流域丶古希腊文明的爱琴海,中国文明的黄土高原(当时黄土高原没有现在的寒凉),都清一色是热带亚热带或气候温和之地。所有这些地带不像非洲那麽热,也没有高纬度地区那麽冷,而且土地肥沃,初民不用太刻苦就可以生存下来。但这些有利条件也正好隐藏着大灾大难,甚而是亡国灭种之祸。
温热带易令繁殖失控文明衰竭
首先,生存环境容易刺激繁殖。对於节育,初民既无动机也无技术,一切率性而为,所以,古文明多会人口过剩,并衍生出种种问题,如贫穷丶生态破坏和为争夺资源而冲突等。其次,对科学一无所知的初民不知生态保育,每每做出古人说的「焚林而畋,明年无兽;竭泽而渔,明年无鱼」的事来。中东的肥沃月湾和中国的黄土高原(如山西陕西一带)从原来绿洲沃土的文明摇篮变成今天的山穷水尽寸草不生,进而演为「越穷越耕,越耕越穷」的恶性循环一空。这一点我在这两年多来在挪威等寒带地区的游历中殊有领会。为甚麽挪威的环境保育做得那麽好,誉冠全球呢。原来这里全国都是石头或大石山,全国可耕地只有百分之三,民众多从事较适合当地地势也利环境保育的畜牧,并同时大量使用石头而不是消耗林木的砖头於建筑。挪威几乎所有耕地都被一道一道用石头堆成的石墙隔开,後来我才知道这些从几公斤到近百公斤重的石头是前人赤手从田里一块一块搬出来的!另加每年一半时间冰封时的「强迫性休耕」。要破坏这里仅有的土壤确不容易;资源所限,要像儒家那样多子多孙也很难。现在挪威绝大部份原本光秃秃的大石山在飞鸟等生态使者的协助下,慢慢长出青苔并累积为植被,再长出漫山大树来。这个从岩石进化为森林的过程,跟中国的从森林退化为沙漠岂不是刚刚相反?每当我站在这里长在石山之上丶长满大树的软绵绵的植被上面,能不遥想「黄土地」的命运而慨叹!
我有一位英国朋友曾踏单车连续游历世界八年,他见多识广,特别是对於位处热带的国家。我们每次见面都会探讨一个问题,就是为甚麽寒带的文明发展一般优於热带,除了以上的原因之外,他说在热带国家,天气太热令人难以思考,资源太盛也令人无须思考(指在生态未被破坏前)。
那些气温动辄达摄氏四十多五十度的地方丶除非人人都在冷气间工作,否则本来就是不宜人居。人都晒成木头人了,还怎可以思考呢?但这些火炉一样的地方却反而大都人口过剩。即便要打破像澳洲、香港、夏威夷这类亚热带环境造成的窒碍思考的内部恶性(文化)循环,外来特别是来自寒带地方较清醒的脑袋也非常重要,在空调设备普及之前更是如此。弱於思考和反思必难逃衰落。看看欧洲和北美人类对其祖先及对其现政府的批判和反思,看看中东或中国等地有没有可能容得下Michael
Moore丶Noam Chomsky这样的反对声音,就可明白为甚麽不同文明之高低悬殊。
北欧维京人要不是在那冰天雪地,恐怕就不能够活动了几千年仍然能够绵延至今并取希腊文明之长大放异彩了。
罗马帝国几乎走上中国歪途
希腊文明和其他主要古文明的一个明显分别就是,它是唯一一个不断北进移往偏寒地带发展的文明,这与它能保有最终的价值甚有关连在偏寒地带,人较容易思考,人较清醒,加上开发较难,人口繁殖较难,对自然资源破坏较少,不容易形成在食指浩繁环境下逼出唯贪独得兼疑神疑鬼的反社会行为。总之,寒带地区会令初民犯错的机会较少,给往後的现代化留下较大的发展空间。从过去万年的人类文明发展可见,一个文明能否持续发展,最重要的不是有过多少伟大成就,而是犯过多少大错。最後,偏寒地带在社会整体发展较健全和人力紧张下(再经中国传来的黑死病令人力更趋紧张)下而得以率先走上工业革命,饶有意味的是,工业革命也只是发生於寒冷的英国和荷兰而不是炎热的西班牙和葡萄牙。
然而,由於起步早,希腊文明在黑暗摸索中也几乎跟中国文明犯上类似的错误,那就是罗马帝国。跟中国一样,罗马帝国也是奉行扩张主义,好大喜功,四处讨伐,对领土贪得无厌;也是极不宽容,迫害宗教;也是穷奢极侈,生活靡烂;也是大量使用有毒金属,特别用铅金属於饮食、陶瓷器皿、化装和炼金术。罗马帝国最後因多次瘟疫和上层社会大概因铅中毒而造成大量死胎丶流产和不育以致人口锐减,而统治阶层的智力也相信因铅中毒而日衰。罗马帝国该死而死,而且也没有留下过剩人口,并且最终为子民解决了灵性需要皈依基督,这为欧洲往後两千年的反覆向上发展并迎接现代文明奠下重要基础。
初民由於没有科技之助而多择温热带而居,并由此发展出文明,但也多同时被温热带的有利因素所迷不知节制而走向衰败或死亡,说起来是颇为吊诡的。今天许多学者对古文明陨落的研究显示,初民对自然生态的破坏,特别是伐林,是文明衰落的重要原因。这一点,Jared
Diamond 教授在其Collapse: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之途》)等作品中已有详细论述。
──转自《开放》
[ 本帖最后由 奧斯卡金 于 2009-10-1 00:12 编辑 ]
奧斯卡金
1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30 23:07 只看该作者
奴隶主和奴隶的民主
锺祖康
当一个又一个曾经在人权自由远远落後於香港的地方如台湾丶南韩丶南非等地——已民主起飞,普选出自己的最高领导人时,香港的民主派还只是停留在以极屈辱的条件下争夺立法机关半数的议席......这样羞家的事若发生在法国,肯定已有人要上断头台,在美国也起码会有独立革命 ......
我在近二十年前开始参与香港的民主运动,曾经相当热衷,在八九年June
Fourth屠杀後尤甚,我一度以为香港人已经摆脱了一点中国锤炼了千年的奴才遗毒。但不用十年,我已颇肯定,香港人仍是以奴才占绝大多数,发展民主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如当年积极协作前港督杨慕琦推动民主政改,但为华人冷待的的辅政司麦道轲(David
MacDougall)於四十年後回顾说,「若一群人不想自治,而你偏要去推动他们自治,当中的困难,是不容低估的。」(见曾锐生教授着 Democracy
Shelved《被搁置的民主》)
奴隶和奴隶主合作无间
问题不仅是被统治的没有兴趣当家作主,中国统治当局也不想民众当家作主,对一切倡议人民当家作主的言丶行赶尽杀绝。最近,在香港以长期推动文化思想知名的马国明反思香港的困局时说「任何保证都不及政治上自决来得实际。政治上的自决正好是非殖民地化的一种表现。只有政治自决才可能培养本地的政治人才,才能发展出一套切合本地形势的体制。」在我来说,这只是现代文明人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近於沉闷的常识,决无石破天惊之处,但对一般国人或领导人来说依然是触犯「天无二日丶民无二王」天条的原始人类大忌。在中国大陆或香港等超保守传统华人社区发表这样的言论,需要的不是才智,而是相当的道德良知和勇气。
果然,隔了三天香港《文汇报》(七月十四日︶就以《严重违反常识的奇文》为题,痛击马国明:「作者以此煽动港人追求『政治自决』,已不是一般意义的言论自由问题。某报︵即《明报》)於二○○○年五月四曰发表锺祖康《台湾有权独立》一文,其分裂国家的谬论当时就受到社会广泛抨击。事隔四年,某报又发表鼓吹港人追求『政治自决』的文章,令读者感到惊讶。」
到今天,即使是香港的民主人士仍普遍闻政治自决而色变。年前涂谨申访台後为了避免中共指其支持台独,居然搬出乃父的大一统思想家训来,说幼承庭训,从来反对台湾自决。能够在这个烫手议题上也能诉诸祖训丶面面俱圆,不需要辛苦自己的脑袋,实在是非常幸福的事。
御用学者刘兆佳的民主缓行论
中国统治者不但死不肯承认无数中国人宁愿被外国殖民政府统治这个事实,也拒绝让其国民自己当家作主,坚持一切必须由党领导。单从香港的例子已经看到,中国统治者必要时会宁愿维持殖民专制统治,也不会让当地中国人发展民主。香港的民主发展其实早已万事俱备,只因中共的箝制。御用学者刘兆佳教授曾经搜索枯肠,据「条件论」找到一个香港现阶段难以全面民主的理由,就是说香港没有政治领袖!但民主制度精髓之一不就是凡夫俗子也可治国吗?而且,要是香港真的缺乏政治领袖,刘教授多年来指导主子压制民主之道,本身不正就是香港培养不出政治领袖的原因之一?这跟香港左派工会一边说要争取工人权益却一边致力建设压制所有人︵包括工人︶权益的政制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处。
要是刘教授以香港人奴性太重为缓行民主的理由,我反而觉得可以商榷。毕竟中国统治者之所以那麽容易箝制民众,一大原因也是因为国人普遍奴性深重。一个巴掌拍不响,奴隶与奴隶主关系之形成,通常是要双方合力才能完事的。香港民主(更不要说中国民主)堕落到今天这个田地,无论是做奴隶主的(如党中央丶董建华或是扬言「长毛」梁国雄当选就会移民的胡应湘之流),还是做奴隶的(包括笔者自己),都有责任。但我认为在香港议会内胡混廿载的民主派人士责任尤大。就如鲁迅说的那样,「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中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
民主派交白卷面无愧色
当一个又一个曾经在人权自由远远落後於香港的地方如台湾丶南韩丶南非等地在过去十至二十年间已一一民主起飞,普选出自己的最高领导人时,香港的民主派还只是停留在以极屈辱的条件下争夺立法机关半数的议席,而且也是明知是如水中捞月,甚至即使争取得到,立法会的权力也如木乃伊一样的被重重捆绑,而且当选後还要宣誓拥护那份没有奴隶参与制订的奴隶契约基本法。这样羞家的事若发生在法国,肯定已有人要上断头台,在美国也起码会有独立革命,在南韩会有人掷汽油弹和自焚,在日本会有人自行剖腹自尽,唯独在香港,一众其实比司马迁更屈辱的所谓民主人士(却没有受宫刑的司马迁的成就),特别是资深的民主人士,居然仍可以继续面无愧色丶一派舍我其谁的声称捍卫香港民主,又再慷慨激昂的参与立法会选举,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这令最单纯的人也不得不怀疑,究竟这批民主派真的有甚麽像南非曼德拉或台湾民进党那样的民主鸿图大计,还是只是响应邓小平的号召「让一小部份人先富起来」,眼里只有每年逾两百万(港元)的议员薪津。这样巨额的议员薪津,就如香港特首的薪酬一样,放诸全球都是一流的。单单一个议员四年下来的薪津已达八百万,真个是拿来与董建华单打独斗也足以鏖战几百个回合。莫说两百万,若是有心有力,在香港二十万一年已经足以让你心无旁鹜的作「搞事份子」了。但连任又连任,四年又四年,八百万又八百万,香港的民主进程因他们推进了几吋?据我所知,议员还是首先修身齐家的多。
任人宰割的顺民难言民主
所以,鉴古知今,到现在我还看不到香港有哪一个立法会的所谓民主斗士真的是不可或缺的。我也不敢对他们再抱甚麽期望。不过,理解政棍的心理不难,难以理解的是居然有那麽多已经被生活压得半死丶已在轮候跳楼,和已被政府和立法会议员愚弄半生的蚁民居然也像那些候选人那样,热情如火的投入这样的选举活动,将投票率推至空前的五成五。将票投给保皇党,固然是为虎作伥,奖励无耻,但将票投给长期交白卷的民主派,也是纵容无能。香港的民主派结果只协助了当局布置了美轮美奂的假民主橱窗。若问假民主是否一定比真独裁好?包括殷海光等思想家和民主先驱就不同意,因为假民主会混淆概念丶污染语言,难以防范,反而真独裁明刀明枪,容易对症下药。香港立法会选举只是一场炮制假民主的假戏,却有那麽多选民跟候选人声嘶力竭地假戏真做,场面实在滑稽。对此,国魂鲁迅也语妙绝伦:「在中国要寻求滑稽,不可看所谓滑稽文,倒要看所谓正经事,但必须想一想。」
所以说,香港的广大选民要不是与候选人狼狈为奸,就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但奇怪却有评论员以「第一世界选民丶第三世界选务」来形容这次选举。我以为,这次选举从选民丶候选人到选务都十九属第三世界货色︵如果没有第四世界的话︶。难道逆来顺受丶无法不守︵包括恶法︶丶低首下心丶耐性过人的就是优质选民?甚或为虎作伥也是优质选民?通观人类奴隶史,民主从来都不属於这样的顺民?从欧洲丶美洲到亚洲的民主国家,有哪一国的人民像香港人那样逆来顺受丶奴颜婢膝的?以香港选民的性格,莫说不会介意二零零七年没有普选,即使到二一零零年也没有普选,他们至多也只会继续很有秩序丶很有耐性地上街游行,然後和平散去,而民主派议员则继续以捍卫民主为选举口号,直至永远。
──转自《开放》
[ 本帖最后由 奧斯卡金 于 2009-10-1 00:12 编辑 ]
奧斯卡金
1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30 23:09 只看该作者
长期统一导致今世落後
锺祖康
圣诞节北上挪威第二大城市伯尔根与妻子的家族欢渡节日,再次感到这个高度富裕丶文明和现代化的社会,人伦间的关系明显比华人社会来得成熟,以「发乎情丶止乎理」居多;他们手牵手围着圣诞树不分老少都随便唱得出多首传统歌曲,其乐融融,其情感人。
我在摄氏零度左右於屋前的北海垂钓,起码一公斤的鳕鱼(cod)丶青鳕(pollack,挪威语lyr),几乎垂竿可得,而且只是用金属造的假饵(这里的人钓鱼罕用真饵)。在夏天,更不用走到屋外,在阳台垂钓即可。北海除了给挪威带来每天三百万桶时值一亿美元的石油,还有巨量渔产。国人若见此状,必发出「得天独厚」之类惊叹,而不知中东丶非洲等地的巨量石油只成为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发财工具,加上滥采导致油产日减,并未能像挪威丶加拿大或美国那样的惠及平民;另外,国人亦无视全球许多渔米之乡包括中国许多地方,由於竭泽而渔和疏於保育,已变成不毛之地。在这心境下,我展读当今演化生物学大家Jared
Diamond教授(戴蒙教授)的巨着 Guns, Germs and
Steel(《枪炮丶病菌与钢铁││人类各社会的命运》),戴蒙教授要解答一个问题,就是为甚麽是欧洲人征服美洲丶澳州丶非洲,甚至亚洲,而不是欧洲人被他们征服?
戴蒙教授说廿五年前在新几内亚研究鸟类演化时,当地甚孚民望的土着领袖Yali问他:「为甚麽总是你们白人生产出那麽多货物,带来新几内亚,但我们黑人却自己只能炮制出那麽少的东西?」的确,正如作者说,这个问题貌似简单,其实无比艰深。当时他没有答案,却在往後廿多年萦绕於怀,不断追寻,方有所获,他说这本书算是给Yali
的一个答案。但从笔者看来,戴蒙教授不但回答了Yali的问题,也解答了许多中国人的疑惑。诚如当代生物学泰斗威尔森 Edward O
Wilson教授评该书说「对社会议题思考之深丶表达之清晰,无出其右。」笔者以为,此书夺得一九九八年普立兹奖,仍未足以说明其份量。
万年前最後冰河期决定人类分野
戴蒙教授称,当前人类发展的不均,关键起点在一万三千年前人类最後的一个冰河纪之後,自那时起,在不同大洲之上的人类发展差异明显增大,有些地方发展出使用文字和金属的工业社会,另一些则只发展出没有文字的农业社会,再等而下之者,还保留着石器时代的狩猎社会状态。这个不均的历史发展最後成为现代世界的模版,因为使用金属和文字的社会其後征服甚至灭绝了其他社会。而征服者的武器不仅是刀枪,也包括细菌,例如十六世纪初西班牙以六百士兵攻陷阿兹特克帝国(Aztec),其後再以不足两百士兵轻取印加帝国,靠的就是当地土着没有免疫力的天花。
戴蒙教授深刻研究了人类社会在过去一万三千年的发展後,总结出几个左右一个地方或一个大洲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第一大因素是,这个大洲上有多少适宜於大量繁殖的野生动丶植物。原因是只有发展农牧业,才可以令社会上一批人无须为口奔驰,可以专心发展其他专业丶钻研治国之术或专职从军。但各大洲可供大量繁殖的野生动丶植物数目其实不多,分布也极不平均,譬如澳州只有一种动物可供畜牧,而当地土着也没有将之驯服。
第二大因素是,鉴於大部份社会的科技丶政治制度,以至用作畜牧的动植物,大都来自其他社会,而不是由自己发明或发现,所以一个社会是否具有便於器物发明丶思想和动植物传播(diffusion)的条件,非常重要。这一点与我历来的观点不谋而合,即自由传播思想和充份善用发明,往往比发明本身重要,这已从中国的所谓四大发明得到最佳印证。器物丶思想丶动植物之传播,要视乎地理上有多少天然阻隔丶地理上的主轴是由东而西,还是由南而北等等。若是由东而西,即广大幅员在相同纬度之上,气候接近,则动植物丶风俗习惯传播容易,如亚丶欧;反之,若主轴是由南而北,即地域横跨多层纬度,气候处处不同,传播艰难,这是非洲特别是美洲难以在洲内快速传播文明的重要原因。
第三大因素是大洲的面积大小与人口多寡。地大丶人多意味着会有较多发明,较多互相竞争的社会丶和不求改革即被歼灭的压力。
中东肥沃月湾粮区变成沙漠
所以,作者说,中东和中国各样条件其实不坏。在地中海之东的一片平原,土壤极其肥沃,气候温和,迅即成为人类产粮重镇,人称「肥沃月湾」(Fertile
Crescent,
即今天的约旦丶叙利亚和伊拉克一带),为中东日後的领导地位埋下种子。从西元前八千五百年到西元前五百年,欧亚洲(Eurasia)西面的发明,几乎都是来自「肥沃月湾」或其周边。一直到西元十五世纪,科技还是主要从伊斯兰世界输入欧洲。但为甚麽「肥沃月湾」自十五世纪逐渐失去领导世界的地位呢?主要原因就是,「肥沃月湾」变得越来越不肥沃。从考古资料可见,原来「肥沃月湾」曾大部份为森林所覆盖,但由於伐林造田丶或滥伐木材,而当地的降雨量偏低,和大量羊群觅食,树林来不及再生,卒将「肥沃月湾」变成沙漠,世界文明中心亦随之逐步由「肥沃月湾」一带移往西欧及北欧。作者说,生态破坏与文明衰落丶权力转移关系甚大,这也是另一个文明︱马雅文明︱没落的重要原因。今天,许多人每将中东地方寸草不生的沙漠当作是与天地并生的无妄之灾,是「祸从天降」,其实都是人祸!考古学家更发现,甚至是撒哈拉沙漠,在西元前九千至四千年之时亦非沙漠,而是处处草木丶湖泊丶野鸟之地!滥伐林木和沙漠化,不正是中国自古而然丶於今为烈的大问题?但作者不从这角度去解释中国的没落。他提供了一个令中国民族主义狂热者更尴尬的答案。
郑和与哥伦布故事的启发
戴蒙教授说,中国的发展条件相当不错。譬如像「肥沃月湾」那样早就发展农业;从南至北,从沿海到西藏高原,孕育了多种多样的谷物丶动物和技术;地大,可养活大量人口;和「肥沃月湾」比较,没有那麽乾燥,生态环境没有那麽脆弱,令中国的密集农业可垂一万年之久。这些优势令中国一度在科技发展方面领先全球。直到十五世纪初,中国派郑和七下西洋,在一四零五年的首航中,有「宝船」六十二艘,最大者长四十四丈丶宽十八丈,随行二万七千八百多人,比哥伦布早八十年,规模亦非哥伦布可及万一。但其後由於权力斗争而「罢宝船弊政」,中国的航海探索事业开始了廿八年後戛然而止。对於这段历史,中国民族主义者无不扼腕叹息。
但戴蒙教授发现,原来哥伦布的航海探索事业也一波三折。生於义大利的哥伦布为了张罗船只出海探索,转而效忠葡萄牙国王,但葡萄牙拒绝给他船只出海时,他去请求Medina-
Sedonia公爵,被拒後,再去求 Medina-
Celi伯爵,再被拒,最後跑去西班牙国王那里要船,国王拒绝了他,但最後让他上诉,并予接纳。戴蒙教授说,要是当时欧洲由头三位拒绝哥伦布的统治者任何一位一统天下,欧洲人的美洲殖民历史怕要改写。戴蒙教授说,正因为欧洲四分五裂,哥伦布可以周旋於各国之间售计,就像中国春秋战国时的思想家和谋士周游列国丶大放异彩那样。而当西班牙开始殖民美洲时,其他欧洲国家眼见财源滚进西班牙,其他六国也加进殖民美洲的事业,情况跟欧洲其他的事物如大炮丶电灯丶印刷术的引进一样∶最初某些地方或会由於一些古灵精怪的理由而不肯创新,但在邻国的压力下,还得就范。
但中国则全国一统,任何一个命令,无论何等荒谬,都得举国奉行。戴蒙教授说,即使现代中国还摆脱不了这种遗毒,譬如文革期间领导一声令下,全国学校即关闭了五年。因此,他说,要破解中国最终被欧洲凌驾之谜,窍门就在於中国的长期统一和欧洲的长期分裂!这跟葛剑雄教授在《分裂与统一》巨着中提出的「乱世的魅力」之说,交相辉映。若以金融投资譬喻,欧洲的发展属於分散投资型,不会全败,也不会全胜,正如十个统治者不容易个个都是废人痴汉屠夫,也很难个个是圣人,但长远而言,分散投资通常是大赢家。中国的全国一统丶极度集权则属於孤注一掷型,一赢全赢,一输全输,属病态赌博。短期而言,孤注一掷或有昙花一现的灿烂,但从中长期言,倾家荡产丶家散人亡,非常正常。
[香港开放杂志]
[ 本帖最后由 奧斯卡金 于 2009-10-1 00:12 编辑 ]
奧斯卡金
1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30 23:11 只看该作者
从奇技淫巧到科技兴国
锺祖康
中国本土的统治者,以至普遍民众,甚至不少香港人,都有一种已经绝种於文明社会的思维,就是发展经济或科技不需要同时发展政治或文化,又或者一旦发展政治,就要政治挂帅,经济让路,过犹不及。国人这种发展经济发展科技不需要配以政治丶文化发展,只「震於列强之船坚炮利」的思维,看来不止可以上溯至清朝的「中学为体丶西学为用」教条,探本穷源,甚或可以从儒家的「君子不器」丶「士先器识」丶「先立其大」丶「君子劳心,小人劳力」的「德性至上论」找到痕迹。
九个政治局常委俱属工程师
国人对「唯发展经济丶科技论」的迷信,从当前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教育背景中已表露无遗。Hu Jintao,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河川枢纽电站专业毕业,工程师;Wen
Jiabao,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构造毕业,工程师;Wu Bangguo,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毕业,工程师;Jia
Qinglin,河北工学院电力系电机电器设计与制造专业毕业,高级工程师;曾庆红,北京工业学院自动控制系毕业,工程师;黄菊,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电机制造专业毕业,工程师;吴官正,清华大学动力系热工测量及自动控制专业毕业,工程师;李长春,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工业企业自动化专业毕业,工程师;罗干,东德富莱堡矿冶学院机械铸造专业毕业,高级工程师。一个国家整个最高领导层全由自然科学教育出身的人,甚至只是清一色的工程师出掌,证诸全球,实属罕见。究竟中国是否就是靠科技兴国,这个政治局的工程师团又是否必然有助於中国的科技发展?若从诸文明国家的发展,中国的「唯发展经济科技论」是否行得通?实在令人疑惑。
同样,许多香港人即使是到民主发达国家留学或住上好一段时间,仍会相信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可以在压制政治丶文化发展的环境之下成功。
原中央军委副主席丶国防部长迟浩田在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後称此事增强国威丶增强军威丶振兴中华,无数中国人也认为这是科技兴国的一大体现。但所花的千亿元,足以令多少家学校无法兴建,多少学龄儿童无法就学,却看来从来不是他们会考虑的问题!日本以至国际间科学界早就普遍认为,鉴於人类在太空任务绝大部分已可由便宜得多的无人驾驶飞船和机械人代劳,送人上天实无必要,也不化算,而中国的太空计划正正是军事丶政治图谋远大於商业和科学研究,日本身为中国援助国自然不能听之任之,遂於神舟五号成功发射後大幅削减两成来年对中国的援助,从原来的十一亿美元减至九亿一千多万美元,并将省下的钱转拨作伊拉克的重建援助。
要向爱因斯坦学甚麽
中国从清朝视火车丶轮船为奇技淫巧,到今天的工程师团队治国,究竟是进步,还是病态发展?我看是後者居多。到底夷人值得国人师法的是否就只有「船坚炮利」?到底夷人的「船坚炮利」是否在一个中国一样极度封闭和反智的社会中成就出来,是否可以移殖到中国这样没有思想丶言论丶宗教自由的地方复制?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向来不是中国统治者关心的重点,也没有—当然也不容许—在中国本土好好的公开讨论过。科学巨人爱因斯坦一向深得中国官民崇拜,要是有人以「科技兴国」去就教於爱恩斯坦,想必将他气死。爱因斯坦多次强调通才教育之重要,其中一次说得很清楚,并广为各界引用:「单单授人一门专门技能并不足够,否则这个人只会是一架有用的机器,而没有和谐发展的人格。至为重要的是,学生要对不同价值观有所暸解,和生动的体会。他必须对美对善恶感应灵敏。否则,他纵有专门知识,也不过是一条训练有素的狗,而不是和谐发展的人
…… 所以我每每推崇人文科学之重要 …… 」(纽约时报1952年10月5日报导。)
中国官民大概在船坚炮利和科技兴国思维的支配下,也只会研读爱恩斯坦的科学着作,不会对爱因斯坦关於反教育唯科技化丶反独裁专制丶反思想控制等大量掷地有声的非科技言论感兴趣。就如对於当前中共赖以维生的民族主义,爱因斯坦居然不屑一顾的说:「民族主义只是一种婴儿病,就像每个人类总要出一次麻疹那样。」爱因斯坦若当面对中国人说这句话,中国人是会跟他拼命的。
其实,科学与技术,传统中国不是就已经睥睨全球吗?传统中国的工程师少吗?仰慕中国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用了十巨册也写不完,但就是无法解释为甚麽中国会沦落至此。为甚麽传统中国的工程师救不了中国呢?不就是因为没有自由,特别是资讯自由。於是甚麽纸张丶印刷术丶指南针丶火药等等伟大发明都无不浪费净尽,最後只能成为其他自由地方文明起飞的动力。
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中国的发展,向来都是这样的从一个极端走去另一个极端。非此即彼丶顾此亦失彼丶「一心不能二用」丶不是「勤」得灭绝人性,就是「戏」得毫无节制,故「勤」「戏」不能并存。从儒家经典上的温良恭俭让,到实际上的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疯狂兼并;从阉人成风之性毁灭到「後宫三千」之荒淫;从低首下心奴颜婢膝的奴才,到肆无忌惮的乱民丶红卫兵甚而皇帝;从无为而治到内乱连年;从全面复古到全面西化;从政治挂帅到经济挂帅;从视「走资派」为弥天大罪,到发展到医院先付款後救人的惊世奇观;从奇技淫巧到科技兴国。中国民族之极端,恐怕在人类社会中是罕有对手的。不过,所谓极端,由於底子太差,也成不了有板有眼丶稍见深度的极端,而只是形式上极端。归根结底,矫枉过正,过犹不及,形式主义挂帅,才是真真正正的中国精神。这就是一个民族停止独立思考了两千年後的状态。
然而,中国却在所谓「中庸之道」的伪装下,一直被当作是客观持平的人类代表。这错得很惨,误人无数。须知中庸之道,就像无数中国古训那样,嘴上说说而已,大家切勿当真,这是中国文化普遍将理想当作现实的现象。真相反而多半是,太多人太极端,才要鼓吹中庸;「中庸之道」即使有,也只是用於待人,不是律己。或如鲁迅说的那样:「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则全败,则又『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处之泰然,但又无而不合於圣道。」
到底一个社会发展经济丶科技是否就可以只管经济丶科技,而完全不理甚至刻意糟蹋社会的政治制度丶伦理价值丶文化发展丶宗教自由丶言论自由等等?只要从「希望工程」教育基金被人中饱私囊丶防洪大坝偷工减料丶全国滥伐山林滥采天然资源成灾丶膺品市场席卷全国丶超标有毒食品货如轮转丶城市过半儿童铅中毒智力发展受损丶贫富悬殊拾级而上丶数以十万计国家精英留学後拒绝回国等等,这些问题虽不一定直接与经济丶科技有关,却由於政治问责制度丶社会伦理道德丶言论自由等等无不荡然,而得以应运而生越演越烈,以致社会上的经济丶科技根本难以健全发展,要不是虚应故事的敷衍,就是代价过高,而且多由弱势社群承担。到最近导致中国经济损失过千亿的萨斯瘟疫,追源祸始,还是离不开其封闭的政治制度。
一九九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阿马雅森Amartya Sen
教授一大研究发现就是,人类历史上的大饥荒只会发生在资讯不能自由流通的独裁国家比如中国,原因是当饥荒发生时,传媒不许报导,延缓了外来援助(又或战无不胜的领导为了面子拒绝援助)加上官员为求自保互相暪骗,结果小饥荒变成大饥荒,终至一发不可收拾。果然,从近年美国政府解封的政治密件就发现,中共为了面子,於一九六一年不顾千万同胞饿死,拒绝了美国的谷物援助。(见CIA文件,编号
00372/61)。总之,从中外经验可见,中国一天没有政治问责制度丶没有起码的丶会理会他人死活的社会伦理道德丶没有监督各方胡天胡帝的言论自由,就休想摆脱九贫一富的主奴式「经济繁荣」丶摆脱文盲遍地而斥千亿送人上天的专断和虚荣丶摆脱每年损耗过千亿元的旱涝灾害丶摆脱最终令一切科技也束手的生态破坏,和摆脱从一个挂帅荡向另一个挂帅的「挂帅主义」。
──转自《开放》
[ 本帖最后由 奧斯卡金 于 2009-10-1 00:13 编辑 ]
奧斯卡金
1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30 23:21 只看该作者
跋:黄祸确是发生了
锺祖康
早前,我埋首整理我在过去近十年的评论文章,编成《来生不做中国人》和《中国比小说更离奇》两本文集,分别由台湾的允晨出版社和玉山社出版。在北欧的天涯海 角,夜阑人静,我展读一篇一篇绝大部份曾刊登在《开放》的旧文,回望多年来的心路,我看到一个中国的逆子,朝着荒野宣讲一些简单而真确得令人怀疑的道理, 反反复覆,新瓶旧酒。我要把一些虽然写得很好却已因时局变化而变得过时的文章割爱,也把一些事后看来错得贻笑大方的评论抽掉。令我安慰的是,大部份的文章 依然经得起时间考验。其实,许多我指出的问题,一百年前在中国就是这样,而按照我对中国的认识,一千年前的中国相信也是这样,这样的文章是很难过时的。中国的精神文明气质始终没有大变,所以我们今天读鲁迅的作品,一点也不觉其过时。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作者孙隆基教授在为我的《来生不做中国人》所写的序言里说:「目前中国已进入『大国崛起』阶段,国势日盛,「国民性批判」似乎变
得不合时宜。正因如此,钟祖康这部《来生不做中国人》更显其难能可贵,它并不分享中国崛起的欢欣症,却针对中国人难移之本性。」并说,这是「大国崛起声中
的鸦噪」。的确,我并没有像无数中国人那样,感染中国崛起的欢欣症。因为中国崛起的过程极不健全,极不公义,也极不环保,这是对求真求善尚有一丝执着的人
所不难体会。而且中国这样行恶也不是非如此不可的。当中许多是自作孽,是刻意有正路不走而要走邪学歪。中国统治者从过去到今天都没有为后代走出一条脚踏实地的正路来。
为求富贵无所不为
中国目前的文化,是彻头彻尾的「为求富贵无所不为」( get-rich-at-any-cost
)的文化。不管有多少人认为中国这样就会好起来了,但我依然深信中国这样是走邪门,最终并不能提升中国人的精神文明水平,甚至连物质生活水平也只能在一小
撮「人民」里面有实质提升,就如历史学家李弘祺教授说的:「像这样的(中共的)政治经济体系,在中国运行已经二丶三千年,它不是以合理的效益为原则,也不
以之为理想。它的运作,一言以蔽之,就是为维护统治机关 …… 让不合理的丶不公平的事情和政策继续累积,直到它垮掉为止,然后朝代循环,一切从新开始
…… 」
一个民族里面若有小部份人不脚踏实地是可以的,但要是整个民族,或当中大部份人都不脚踏实地,不拿出诚意和一点人溺己溺的人道精神来正视人生,而只一味
以强凌弱收拾弱者,或虚应故事,或万般狡辩,则这样的民族,从常理推之,从人类历史观之,不可能有光明前途。所有的璀灿和繁华,都是一将功成,都是过眼云
烟,并不值得希罕。
而我现在发出的鸦噪,不少有识之士也早已发过,如我以前提 过的德国传教士花之安( Ernst Faber 1839-1899
)在其用中文写的《自西徂东》就说:「中国人亦有明白而警悟 …… 勤勉而学西国之学者,但学问失其要,徒得西学之皮毛,而不得西学精深之理,虽学亦无甚益耳
…… 此无根本之学,亦犹寄生之树之暂时好看,日久必害其树 ……
洋人用中文写书,多艰难啊!但还是要拚一口气把绝大部份中国人都有理解困难的显浅道理吐出来,这种良心,令我非常感动。但傲慢的中国人却把这些逆耳忠言当作耳边风。
正如中国着名学者李慎之说,「一部中国哲学史或者中国思想史怎么样 也脱不了专制主义统治一切的模式 ……
如鲁迅所说:『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民主』一辞,明明是外来的,到了中国,便成了『为民作主』;『法治』
一辞在今天的中国,也明明是 Rule of Law 的翻译,但是没过多久,便成了『依法治国』,变成 Rule by Law
了。中国的意识形态的惰性或曰惯性简直是攻无不克丶战无不胜。 ……
」不但「民主」丶「法治」丶「解放」丶「政党」丶「选举」等等在中国全走了样,共产主义到了中国也全走了样,资本主义到了中国也全走了样。基本规律是,去
菁华而取糟粕!变神奇为腐朽!听起来似是危言耸听,但深谙中国者就会明白。这也是因为「学问失其要」。
中国政府借联合国掩护国企
在花之安向中国人当头棒喝「学问失其要」的一百二十年后,中国在五劳七伤丶沉奇久病不医丶百毒俱全的条件下,硬是不信邪,硬是要崛起来了。那会是怎样的一副德性呢?
欧洲投资银行总裁梅斯达德( Philippe Maystadt
)早前就说「中国的银行具竞争力是显而易见的,它们都不用考虑社会或人权状况。」他说忧虑欧洲投资银行在亚洲和非洲等落后地方都不是中国银行的对手。
今年年初联合国要通过决议,敦促缅甸释放政治犯和推行民主政治,中国却为了让中国国企成功争夺到缅甸的天然气丶原油开采等多国觊觎的肥肉,而利用其在联
合国安理会永久理事国的议席否决决议,理由竟然是,缅甸的局势「并不危及国际和平」。这把中国人「各家自扫门前雪」的传统德性又推向了新的高峰。这就是八
荣八耻的道德新貌。
在苏丹,中国也一样利用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特权跟苏丹的中
国国企里应外合。当所有的西方文明国家的能源公司都在压力下撤离了,却只有中国可以完全不理国际压力,不但雷打不动,还不声不响的把西方能源公司撤离时要
脱手的生意统统接过来,实践Jiang Zemin提倡的「闷声发大财」。
曾驻尼日利亚和南非 的美国大使普林斯顿·莱曼( Princeton Lyman
)早已把中国人这一切的小权谋看在眼里,他的分析坦白得令人心寒:「中国对非洲最具吸引力之处是能够提供免遭国际制裁的政治保护,而对于非洲国家的投资和
援助不设诸如政府管理丶财政监督等政治条件。这些都是在非洲的西方国家公司所不能比的 ……
中国向苏丹提供的便是「全包裹协议」,包括资金丶技术援助,以及在联合国安理会这样的国际机构中所具有的影响。」
所以,严格而言,把中国国企上市,本身就是一个涉及万亿美元丶全球规模最大的黑钱清洗活动。而事实上,世界上也确实有些公司因为被指清洗黑钱而被一些国
家的证券交易所拒绝上市申请。但由于中国国势日盛,而且中国人有仇必报,和在道德上毫无制约并愿意花钱,没有哪国的股票交易所敢拒绝中国国企的上市申请,
而美国众议员 Frank R. Wolf 自二○○一年起就要求纽约交易所把在苏丹大赚黑心钱的中石油除牌,也至今没大进展。
每天三百多人死于工业意外
也由于中国的竞争力主要建基对人权的践踏,不理劳工(和消费者)的死活,中国目前每天因工业意外死亡的就有三百多人。这是因为,不理会生产安全可以大大减低成本。而劳工伤亡赔偿,在中国是低得可以不理。
虽然我基本同意鲁迅说的「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但中国这样借着不顾生产安全以提高竞争力,最终也会连别国不是愚弱的国民由于无法与之竞争而要陪葬。
针对中国每天三百多人死于工业意外的惊世纪录,中国安全生产监管总局局长李毅中就说:「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不仅有后发优势,可以学习借鉴国外安全生产
先进技术和成熟经验;同时还具有特殊的制度优势丶政治优势。只要我们坚持和依靠党的领导 ……
就可能遏制住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缩短西方国家普遍经历的安全周期。用几年丶十几年的时间,走过西方国家几十年走过的路 ……
」。但西方国家在提升劳工权益的历史中,其动力来源主要不是技术提升,而是普遍自由并日趋民主的政治环境,以及为民众奠下了道德伦理底线的宗教自由,这两
样最重要的提升劳工权益的宝器在中国都是一片空白。在中国,政治虐杀和道德沦丧都是不设下限,没有底线的。德国的共产运动,迫使俾斯麦改善劳工权益,从而
使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包括社会保险等等劳工立法的国家。但中国的共产运动则只带来了对共产党的捕杀和最终由流氓治国的共产党统治。中国的精神文明一
穷二白,中国凭甚么拿自己「与西方国家相比」?凭甚么说「用几年丶十几年的时间,走过西方国家几十年走过的路 ……
」?这是怎样定出来的?难怪中国国父孙中山说:「随地吐痰与任意放屁是中国人的两大毛病」。按理,中国要花上西方十倍时间才对(但我怀疑中国永远也做不到
西方已经做到的)。奇怪中共在政改上总是强调「循序渐进」,但在与政治无关的议题上却要「超英赶美」。
中国落后不是纯技术的问题
中国人以为西方的技术优势只是纯技术的问题,无法想象这与其自由民主政治制度有关,与西方的文化或宗教或伦理道德基础有关。对于洋人对待宗教信仰的严肃
和巨大投资,中国人感到难以理解,并每予嘲笑。今天,西方国家为甚么会「自找麻烦」,花那么多钱接受并呵护被中国政府或中国人迫害的中国人?为甚么加拿大
政府要为赖昌星这个跟加拿大毫不相干的外国人劳师动众,甚至因而得罪中共导致庞大的贸易损失?为甚么美国丶澳洲等洋人国家会花那么多钱为违反中国「一孩政
策」的中国妇女提供政治庇护?为甚么美国国会要下令只是遵守中国法律的雅虎老板上听证会接收盘问和训话?对于这些,一般中国人是难以理解的,只觉得洋人多
管闲事,这是因为,说得难听一点,绝大部份中国人的文明未必比猴子的高出多少,并未发展到人道主义的高度,夏虫不可语冰。这个文明层次的鸿沟,是自命优越
的中国人的极大悲哀,但绝大部份中国人并不感受得到。
中国人觉得,有逾百分之十的年增长率,有上海的高楼和磁浮列车丶有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可以送人上天,又是奥运金牌大国,甚至还将举办奥运,就是中国人文明的证据。
有些用心善良的人为中国辩护说,根据心理学的理论,中国人衣食足就会知荣辱,会文明起来的。但请看看那些衣食甚足的中国大款和中国领导人是怎样的一副嘴脸,有没有羞耻之心?原来在中国,一旦有羞耻之心,即使不被投进黑牢,也很难「先富起来」。
一般中国人只会觉得,只要扳回纯技术和纯物质的落后形势,中国人就会好起来。所以,许多中国人会对中国先后超越日丶美成为全球第二大出口国而自豪,也常
常洋洋自得的说甚么福建GDP,或广东GDP可望超过台湾,他们并不会理会中国人为制造这些出口产值和GDP糟蹋了多少自然资源丶付上了多少血肉丶生命丶尊严和自由。
同理,绝大部份中国人(包括海内外的中国教授或识字份子)看来也
不觉得中国的思想自由丶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之匮乏,会怎样摧残中国文学作品的质量。他们会觉得,中国即使没有思想自由丶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也不会影响中
国人的文学创作表现,因此他们大都觉得诺贝尔文学奖专门跟中国作对,而不肯相信自家作品大都只是奴才写给奴才看的奴才习作。中国人就是不明白,既然中国在
雅典奥运也能以三十二金仅次于美国的三十五金,为甚么诺贝尔奖的成绩这样寒酸?
欧盟的成立,把欧洲的平均文明水平拉高了。中国的崛起,却把全球的平均文明水平拉低了。这就是两者的最大分别。我一直担心的「黄祸」确是发生了。
(开放杂志)
[ 本帖最后由 奧斯卡金 于 2009-10-1 00:13 编辑 ]
奧斯卡金
1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30 23:21 只看该作者
明天繼續………….
1984
无聊,讨厌
1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30 23:49 只看该作者
前一段买了一本,感觉钟先生一腔赤诚,却失于剑走偏锋,可能“鲁迅”的隐喻作用太大……
luugoo
拖延心理学:向与生俱来的行为顽症宣战】https://1984bbs.com/viewthread.php?tid=60185
1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30 23:57 只看该作者
回复 15楼 1984 的话题
嗯,有评论确实说《来生不做中国人》写的比较偏激。
不过很期待《中国比小说更离奇》~~多谢LZ!
另,LZ把图片换个链接吧。台湾的链接看不了。
无言的山丘
玛勒戈壁的草泥马
1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1 00:48 只看该作者
谢谢奥斯卡金,文章收藏先,我回头找找有没有完整的
吃河蟹的草泥馬
1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1 01:03 只看该作者
谢谢老朋友
做个标记以后看
先睡觉了
上天在我胸膛
1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1 09:13 只看该作者
谢谢楼主
我一直喜欢看这种揭示整体中国人劣根性的著作 ( 这对我做生意的作用很大
)。像明恩溥的那本《中国人的特性》看了好几遍。这个国家的人确实是地球上最低劣的。来生不做中国人吧。
做个记号,期待楼主更新。
[ 本帖最后由 上天在我胸膛 于 2009-10-1 09:18 编辑 ]
1984
无聊,讨厌
2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1 20:50 只看该作者
回复 16楼 luugoo 的话题
对了,我也要谢谢奥先生^ ^
其实,钟先生这本书叫《常识》也没错,都是些真正的道理,行文里还透着股悲愤……也同等《中国比小说更离奇》……
奧斯卡金
2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1 22:32 只看该作者
謝謝樓上各位!
兩書都是將刊登的文章集成書,其實沙石不少。不過確有可讀之處。曾有小組組員說,要有很強心理素質才可以看完(個人倒沒這感覺)。坊間也有說鍾是憤叔,漢奸賣國媚外之類少不免。
《来生不做中国人》與《中国比小说更离奇》兩書相比,前者更著重抨擊國人劣根性,後者則重社會及制度的醜惡,《来生不做中国人》之所以比《中国比小说更离奇》遠為出名,也許是書名夠刺激。
希望此帖可以拋磚引玉,引出完整電子版….
好,繼續貼完!
[ 本帖最后由 奧斯卡金 于 2009-10-1 22:52 编辑 ]
奧斯卡金
2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1 22:34 只看该作者
(二)《中国比小说更离奇》
簡介:
中国,一个有人以三十多万元人民币,吃一顿满汉全席的国家,却有数以亿计的穷人,每天仅能消费一至两美元;有人使用二十二万美元的VERTU手机,但却有无数的人必须要靠卖身、卖血、卖器官度日;至于贩卖婴儿、食用婴儿汤的行为,更是时有所闻。
中国共产党的所谓进步,诚如小说家倪匡所言,只是「用餐刀吃人肉」;中国的恶行,更是「比小说更离奇,比小说更戏剧化」。目前旅居挪威的香港作家钟祖康,于一九七九年魏京生被囚之时,开始感受到中国人统治的极度恐怖,并展开长期的中国观察。
当台湾媒体大幅的为中国粉墨化妆,企图宣扬中国美好与进步的假象时,本书作者钟祖康长期藉由完整的论证与事例,批判中国社会充斥的不公不义;戳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面具。让比邻而居的台湾人,能够真实而深刻的认识这个国家,并加深台湾对中国应有的全面理解。
作者简介
钟祖康
生于一九六○年代中期香港一个传统而贫穷的务农家庭,拜香港的资讯自由所赐,得以认识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人为悲惨世界。一九七九年魏京生被囚,令其开始感受到中国人统治之极度恐怖,并开始观察中国。
一九八四年,在媒体发表第一篇评论中国的文章;并进香港中文大学修读社会工作和翻译,毕业后从事社会工作,发现香港的社会工作者,就如香港的教师、教授或公务员一样,俱被政府以厚薪笼络,令其默许社会上的不义恶行;思之怵然,深恐虚度此生,遂临崖勒马。
一九九○年,首次来台湾,喜见香港没有的文化气息和民主政治生气。
一九九一年,进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修读社会学硕士课程,兼稍窥蛋头学者之堂奥。
其后,曾从事教学、议员助理、翻译、新闻编辑、网上资讯等多种行业,并继续参与香港民主化抗争运动,直至发现中国人受中国奴才文化毒害太深,与民主政治距离太远,故转而从中国文化寻找病源。
自二○○一年起,成为香港第一个高调以文章公开声援台湾独立建国的香港华人,被中共批为「丧心病狂鼓吹台独……比台湾岛内台独份子的言论更为嚣张、荒谬和无耻。」
二○○三年底,随挪威籍妻子移民挪威,并潜心考察该等夷人从物质到道德均全面压倒中国人的因由。从事文字工作以外,亦协助挪威政府调查违反人权和环保的上市中国公司。
著作《高官废话公式宝鉴——探讨香港社会超稳定的语言学基础》(2002)获誉为「奇书」;另着有《网上搜证宝典——附全球二十六名校网上资料库效能测试报告》(2003)、《来生不做中国人》(2007)。译作有《中共的商业谈判作风——一个文化心理的剖析》(Lucian
Pye,白鲁恂着,1991)。
文章标题
自序
中国比小说更离奇
中国贱货残害天下
中国公然修例御准容貌歧视
中国的黑奴︰农民
鸦片餐风行中国
挥金如土的阉民工程
中国虐杀异族甚于列强侵华
中国越统一压迫越惨烈
有「中国特色」的畸形糟蹋
万马齐瘖诚可哀——读《谁是丑陋的中国人》
基因研究动摇「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
东亚病夫已成世界病夫
不能含情脉脉对待中国
中国人可从挪威学到什么?
中国强行收回香港祸延至今
北京邪政大战香港FLG
香港的颠覆传统
曾荫权是否饭碗基督徒?
小政府祸患无穷
香港民主派/党错在那里?
台湾突破华人文化死局
中国越来越惹台湾讨厌
台湾有权独立
大恶者妙用隐恶之法
萨斯疫症下的中港台
达尔文:「我从来不是无神论者」
挪威人的手掌
欧游思絮
附录
-———-博客來書店
[ 本帖最后由 奧斯卡金 于 2009-10-1 22:43 编辑 ]
奧斯卡金
2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1 22:42 只看该作者
中国贱货毒害天下
◎钟祖康
大约自五年前开始,我开始意识到中国产品出现极严重的品质安全问题,而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角色日显,中国劣货所残害的已不仅是自作自受的中国人,更包括全球其他数以十亿计使用中国劣货的外国人。所以,问题非常严重,于是我几年前开始监控近千个中国大陆新闻传媒,和约一万种中国大陆学术期刊,再辅以国外对中国入口劣货的退回和回收的有关记录和报告,追踪整个问题的演变。
以下是中国大陆有关部门于过去三年间多次抽检国货的典型结果:
玩具──往往有高达百分之七十甚至有时达到百分之百的玩具(当中包括色彩斑斓的儿童书),铅、铬、苯等含量超标。
家具──往往起码有百分之五十的国产家具由于甲醛释放量过高等问题而不达标。于近年曾作室内装修的楼宇,通常起码有九成出现甲醛释放量超标。
服装──往往有高达百分之五十甚至百分之七十的童装不达标,原因包括甲醛释放量过高、酸碱值不当、使用偶氮染料、染色度太弱和材料标识不确等等。
茶叶──市场上近百分之五十的茶叶不符标准,包括含过量残留农药、使用违禁农药如DDT、铅含量、染色,甚至含有毒染色素等。
瓷器──虽然中国供应全球日用瓷器出口额逾百分之六十,却未能为其国内市场生产安全的日用瓷器。中国国内出售的国产瓷器平均有百分之二十在铅、镉、辐射等毒素方面超标。小型瓷器商更有高达百分之四十不合格。
中国劣货降低国人智商
中国已经为其劣不堪言的国货付上惊人代价。二○○四年安徽阜阳的大头婴奶粉事件,导致多名婴儿丧命,成千上万婴儿健康被毁。另外,北京儿童医院及深圳儿童医院分别在其研究中发现,九成血癌儿童来自过去半年内装修过的家庭。中国制建材多释放大量甲醛、苯、辐射等可致血癌的物质。中国城市的儿童一般有近五成中铅毒,以致智商偏低、学习困难、过度活跃、头围偏小和身材偏矮等。而这些铅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中国国产劣货。上月英国最大玩具店Hamleys停售的中国制儿童首饰中,一款项链的成份中竟有百分之九十三是铅!
(国际安全标准只是百分之零点零六分)这种超高铅含量的产品,儿童若咀嚼或误吞,足以急性中毒丧命,去年就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发生过。著名国际健康组织「终止儿童中铅毒联盟」(
The Alliance TO End Childhood Lead Poisoning
)就警告,若中国继续任由铅毒问题失控,二十年后中国人的智商将平均比美国人低百分之五。而香港由于在食物和日常用品一面倒依赖中国供应,民众健康水平也远远落后于同类经济发达地方。香港有近四分之一新生婴儿血液中水银含量超标(这些水银的主要来源是鱼和其他海产),有近两成特别是低下阶层的儿童血铅含量超标。
中国劣货无奇不有
中国人死不悔改,又拒绝优质文明的启迪,结果把自己的道德伦理搞到连禽兽不如。中国人自己残害自己,是自作孽,就由他吧。但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劣货大量流出国外,对全球民众造成极大残害。且聊举几宗最近发生的中国劣货事件。含三聚氰胺(
melamin )宠物食物在南非和美国等地毒死了上万只猫狗;贩卖含有致命工业有毒物质二甘醇( diglycol
)的牙膏。连许多被中国人鄙夷的亚非拉穷国也纷纷宣布要召回销毁一批又一批的中国有毒劣货。但更可怕的是一些不会令人暴毙、却让人在不知情下慢性中毒以致身体慢慢瓦解瘫痪以致饱受折磨而死的中国劣货。中国制造商最善于在产品中加入一些匪夷所思的材料,或拿走一些理所当然的元素,令人防不胜防。譬如﹕在非配方牙膏中加入抗生素;用含酚的废光盘做奶瓶;用哮喘药克伦特罗(
Clenbuterol
)喂猪以增加瘦肉;把无铅汽油跟有铅汽油混合当无铅汽油出售;把铅粉或铅条加进名贵茶叶或药材中以增加重量;在火锅里加吗啡以令顾客上瘾;用羊油或羊尿泡猪肉、马肉充羊肉串;过期月饼馅来年翻用;从食店潲水猪食榨取食用油;用过期陈粮酿酒;制假窝点专替过期食品换装,甚至连疫苗也造假,充斥全国和流入医疗单位。月前南韩电视台MBC就经追踪发现,越来越多南韩餐馆用的廉价中国米,原来是在中国用陈年大米经漂白、抛光处理翻新的,其细菌含量比厕所的马桶还多!其实这种「漂白米」或「抛光米」在中国已盛行有年,在中国不是新闻。
两年前,当时还有不少人觉得中国货又便宜又好用的时候,我在〈中国畸形崛起全球文明遭劫〉一文中就发出鸦鸣,「中国人为自己同胞制造的产品低劣得如此触目惊心,为老外生产时是否就可以一下子变得货真价实、童叟无欺那样的戏剧性呢?我看是,既无心,也无力。」回顾过去两年的发展,我是说对了。
中国劣货肉眼难办
由于中国是个典型「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民族,中国产品之粗劣毒,不容易以肉眼看得出来,即使像张五常那样自认聪明、甚至在假货泛滥成灾的中国古玩市场也似能逍遥自得的人,早前也暴露了经济学家的典型局限,他居然说「引进科技的国内独资产品,也极有看头。这可见于建筑、装修等材料,例如瓷砖之类,与进口的相比,恐怕上帝也不容易分开来。」看来,许多中国瓷砖含高放射性锆类原料以求增白导致血癌的严重问题,是不属于张大教授的知识范畴了。
因此,我曾劝喻无数外国人若经济能力许可,最好别买中国制品,因为中国以其目前文明水平,尚不足以制造符合国际基本安全规定的产品,以致消费者的安危往往端赖个人运气!但现实是,中国制品已经是无处不在了,哪可能统统回避呢?所以常人只能避用一些直接送进人体内的中国制品,那就是食物、食具,以及儿童总爱放进嘴里的玩具、饰物和儿童书籍等。但毒素也可以通过呼吸、毛孔等途径进入人体的,所以还是在经济能力许可下,少用中国制品为妙。虽然,随着最近在国际间接二连三爆发中国产品安全问题,已越来越多外国人相信我对他们的警告,越来越多外国消费者发誓说不会再买中国玩具给孩子。但在此之前,许多外国消费者还是对中国制品毫无戒心,外国政府也向中国货大开中门,那是因为,他们哪里会想到人类社会会可能有这样丧心病狂的成员,哪个有点教育的洋人不对这个所谓「五千年文明」有两分敬意。就如有一段很长时间,无数外国人死也不肯相信毛泽东确是一条光棍,一个混蛋!于是拼命的从这个混蛋身上阅读出一点逻辑和人性来。
世贸拉拢中国犯下弥天大错
过去世贸组织主力把中国拉进经济全球化,所用理由固然冠冕堂皇得令人怀疑,但他们似乎在过程中理所当然的假定了中国的文明水平已达到了成为世界工厂的条件,假定了中国制品可以满足国际的基本安全要求。从过去几年的发展可见,世贸组织这方面犯下了弥天大错,不但令全球生态因中国不讲工业环保而大受斲丧,更令全球各中国劣货使用国的国民健康或自然生态受到摧残。这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个严重祸患,也就是直接影响用者健康的制品的生产基地,从清洁、讲环保和较讲伦理道德的国家转移到肮脏、污染和较不择手段的国家,这实在是很大的讽刺,就如我们偏要在厕所而不是在厨房做菜那样。
中国人对人命(特别是他人的)的价值视如草芥,当然不会对劣货反应很大。而中国人为了面子,也万分不愿意面对中国劣货残害外国人的事实,一般的处理方法是把事件政治化和阴谋化,指控对方搞所谓「绿色壁垒」(即当作是「贸易壁垒」之一),刻意以技术关卡来刁难中国,譬如最近全球最大玩具制造商Mattel下令回收两千万件中国制造玩具劣货时,竟有在中国经营玩具厂的港商形容这是中美贸易战的牺牲品!另外一种常见回应伎俩是马上设法张罗一两件属有关投诉或发起回收国家(或其他国家)的问题进口货,然后大事宣传,企图制造「臭虫不是中国独有」,甚至是「天下乌鸦一样黑」的效果。
原載於2007年9月《開放雜誌》
奧斯卡金
2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1 22:45 只看该作者
中国公然修例御准容貌歧视
◎钟祖康
最近广东教育当局修例规定,任何人若面部有较大(三X三厘米)疤痕、色素痣等缺陷、有斜颈、面瘫、唇腭裂及其手术后遗症及一眼失明,五官先天或后天性残缺、畸形,又或有先天或后天因素造成的肢体残缺、畸形至功能障碍者,俱一律不准当教师。按此规定,因出于误解而仰慕中国的天文物理学大师霍金(Stephen
Hawking)必被禠夺教师先生资格。此刻中共上下正在温嘉宝号召下,苦苦思索何以中国的大学「难出大师」,或许可以从中得到一点启示。
当全球其他国家对残疾人士的扶助尚惟恐不及之时,中国居然进一步把对弱势残疾人士的歧视和压迫从潜规则走向制度化,公然把对残疾人士的歧视落实为如此露骨的法规,足见中国的文明的确已颓败、堕落到一个怎样的地步,对于他的衰落,是不值得掉一滴眼泪的。
我跟一位挪威朋友提及此事,她却说对此已有心理准备。她说六年前在海外向香港一所由华人经营、极具规模的国际学校申请教席时,居然要强制填报体重时,就开始领教久仰大名的所谓中国文明。她说会永远保留这份申请书,以立此存照。
严格而言,中国教育当局此一最新规定,其所歧视的不仅仅是残疾人士,其实可将之概括为所谓貌丑者,或以人国人审美观而言貌丑者。按中国人典型的审美观,这里说的貌丑主要不是指气质上的邪恶如毛泽东之流,猥琐如李鹏之流,妖形妖势如郭沬若之流,或皮笑肉不少如江泽民之流,也不是指因三日不读书、读坏书或过量阿谀谄媚而导致的面目可憎,而主要是指面容、外表有异于常人,当中不一定包括任何功能残疾。中国人审美观的重点是「五官端正」,是否人面兽心并不重要。
中国人最好言「有教无类」、「一视同仁」、甚至什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但全都是纸上文章,没有落实的,如梁漱溟说的「(中国文化)终古为一不落实的文化」,甚至如鲁迅所说的,中国人正正因为欠缺某些美德,要提倡,所以才要大讲特讲。
貌丑者入学也艰难
中国当局或中国人对貌丑者的压迫,罄竹难书。在这次残疾者和貌丑者被禁止当教师之前,已发生无数因歧视貌丑者而起的惨绝人寰的事件。当中最瞩目的大概是发生于二零零零年的「酒吧驱逐貌丑顾客事件」。二十四岁的少女高彬因儿时面部被火烧伤,但北京朝阳区三里屯酒吧「敦煌」(The
Den)认为她「脸上伤疤很多,怕进店影响生意」而公然把她驱赶。高彬告上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结果竟然只要求北京敦煌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向高彬赔礼道歉、并赔偿高彬交通费等共计人民币四百零三‧五元,甚至撤销一审法院关于赔偿高彬精神损失人民币四千元的民事判决。
中国人利字当头,也擅于锄弱扶强,而且也大多认同容貌歧视,从舆情看大多数人是体谅酒吧东主多于同情高彬,此所以这酒吧事后也没有因干犯众怒而结业,反而越做越旺,这一切,从中国人的世界观去想像都是不难理解的。同样,据中国国内传媒报导,在中国无数人因貌丑而求职无门,即使如安徽师范大学的吴慧明于在学时因拼死扑入大火中救了六个人而容颜被毁,而获「先进典型」、「十佳人物」等多个荣誉,但毕业后也被「一视同仁」,找了工作一年依然屡试屡败。
因貌丑而求职无门,还是可以想像的。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中国,貌丑者除了可以被禁止进酒吧和找不到工作之外,还不准教书,还有不准入学。这样的歧视,恐怕举目全球都是极其罕见的。无数人因貌丑而被拒于大学门外,甚至要整容才获准入学!有的幼儿因貌丑而「入托无门」。学校不是该有理想该有爱心的么?教育不正是开启民智的地方么?在连教书和读书也要外貌娟好的学校读书,这样的教育值得希罕么?有意义么?爱因斯坦说:「单单授人一门专门技能并不足够,否则这个人只会是一架有用的机器……一条训练有素的狗而已……」就是这个意思。
年前,残疾人作家杨嘉利到四川的西南石油学院探望一位他曾经帮助过的残疾学生时,正在等候时就被大门口的校卫斥令「出去!出去!」,甚至连站在校门外等也不准,理由是:「因为你长得影响市容市貌!」
因貌丑而不准入学,发生一宗都都嫌太多,都是惊人的。下面五个案例,足以说明中国人处于怎样的开化程度。
案例一:
葛南海,男,江西于都人,生于一九八一年,父母务农。葛身高一‧五米,胸椎右侧四十五度弯,俗称驼背。葛虽家贫兼残疾,唯天资过人。一九九九年参加高考,考得五百零九分,高本科线五分,但不获本科院校录取。葛说,「都是因为高考体检表上有『驼背』两字」所累。葛想上省外的专科学院,也不获取录。最后,还是父母出面疏通关系将儿子送进了赣南医学院专科临床医学专业就读。两年后葛以全班第一的成绩升读本科。大学期间,葛还屡获奖学金,是全校优秀毕业生。二零零四年一月,葛报考应聘赣州市一大型医院,在一百四十名求职者中考试成绩名列第五,但未获取录。随后他又报考赣县一间大型医院,在四十八名求职者中考3成绩居第一,一样不获取录。葛找了七次该院院长,对方表明不满意他的外貌,还坦言:「如果招了你,你将是医院第一丑男!」葛每想起这番羞辱,痛不欲生。二零零四年十一月,葛报考广州中山三院的研究生,葛以第一名的复试分数进入了复试,但最后依然不获取录。
案例二:
袁勇,男,湖南湘潭人。袁孩时被邻居泼硫酸而毁容。二零零四年袁以理科成绩五百零四分,专业二百二十九分的成绩考上了长沙某高校,但因貌丑而被拒于大学门外。在二零零五年的高考中,袁的成绩更好,理科五百四十分,专业二百四十三分,能上华中科技大学。为了能上大学,袁勇母子特意找来该大学驻长沙招生办事处了解情况,负责招生的老师得知情况后,鉴于袁勇样貌太丑,表示要和学校商量才能定夺。结果,袁勇母子只好来到长沙的华美整形医院做整容手术。袁于手术后,于二零零五年七月中终于收到华中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案例三:
徐红,女,生于重庆开县龙安乡的山区。徐一岁时摔倒在火盘里烫伤,左脸留下了疤痕,也因而立志行医济世。二零零五年,一直品学典优的徐红经过十年寒窗,终于在高考(大学联考)获得五百五十九分的高分,达到大学医学系录取的标准。但川北医学院突然退回徐的入学申请,理由竟是「脸上有疤痕,不适合从医」。川北医学院坚决不收,最后幸得重庆医科大学仗义录取。报载,徐红「从重庆医科大学副校长董志手中接过了企盼已久的大学通知书,泪水在她脸上肆意流淌」。
案例四:
福登,男,深圳市福利院孤儿。七岁的福登一直因为「长相丑」,而遭户口所在地的福田区梅华小学拒于门外。梅华小学的校长认为,福登的长相会把别的孩子吓跑,学生家长会有意见,会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其后在引起教育部门及传媒报导等各方压力下,梅华小学才于二零零四年九月让其入读。
案例五:
邓禧,女,成都市温江区人。两岁半的邓禧于二零零三年一场火灾中面部和手部六成遭毁容,一年后到了幼儿园学龄,其他先后给她到几所幼儿园去报名,校方都以种种理由拒收。其中一家拒绝他们的「芳芳幼儿园」建议邓父给邓禧整容,说只要邓禧能整容,学校绝对不会拒收她入学。但邓家说,他们是失地农民,哪里有那笔整容费。
领导红光湖满面、群众满脸病容
以上的受害人其实已经算是幸运,他们虽已深受伤害,但因为得到传媒报道而引起关注,甚至获救。无数没有被报导的受害人,就这样在羞辱和贫困中偷生,然后在「稳定和谐」的社会气氛中暗暗死去。
从「丑男」、「丑女」在中国大陆的悲惨遭遇,可见残忍和没有同情心的本性,在中国人当中依然如旧。貌丑者可轻易的把同学「吓」哭「吓」跑,更引来学生家长的声讨,也可见这民族之神经衰弱与品德教养。
中国领导人由于养尊处优(表理还有无限量人体器官供应)而个个可以神采飞扬、平均寿命远非其他发达国家领导人可比,与中国的落后完全不成比例。胡锦涛于六十岁接任国家主席时,才是「中共历来最年轻的接班人」!当年胡耀邦以七十四高龄辞世时,人民大学民主墙哀胡的对联居然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万寿无疆;宁作良臣勿为忠臣英年早逝」!但与此反相反的是,由于政府对于一般民众不是蓄意残害就是任其自生自灭,一般中国人平均寿命(男性)只有七十岁,知识分子平衡寿命更只有五十八岁。而且,一般中国人的残疾率奇高,目前全国各类残疾人总数高达八千二百九十六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六‧三%,所以容貌歧视在中国牵连甚广。而且,中国是个有一亿三千万乙型肝炎带菌者、五亿五千万结核菌带菌者的病夫大国,人人满脸病容,要不丑就更难。虽然领导人个个红光满面,童颜鹤发,但广大中国人多面色惨黄、形容枯槁,恐怕跟肝功能偏弱和其他五劳七伤的关系,多于中国人的遗传基因。中国人特有的(惨)黄面孔,似乎都跟中国的黄土地、黄河那样,看来并不是许多中国人相信的那样是上天赐予中国的神圣商标,而只是人为疏于保育的结果。
加上统治者的奴役、压榨、阉割和镇压,中国人每多脸容扭曲,简直是折腾得不似人形。什么叫脸容扭曲,你看看被洋人收养了的中国娃娃长成一个什么模样,又看看呆在中国的娃娃长成一个什么模样就会明白。甚至我多次发现,大概由于所用管养手法的文明水平不同,洋人所养的狗也明显比中国人养的狗活泼和有自信,它们碰面时就高下立见。
在中国,若非属于统治阶层,常人绝不会像大熊猫那样备受关怀和保护的。在这样的一个鬼哭神号的国度,统治者或其治下的奴才却偏偏要人长得眉清目秀、秀外慧中,连教书的、读书的都要外貌娟好,企图以最丑恶的手段,制造一张美丽的新中国画皮。更令人心寒的是,受害人在多年媳妇熬成婆后,也随时以同样手法蹂躏后来者。于是,「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
全文自《中国比小说更离奇》
奧斯卡金
2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1 22:49 只看该作者
鸦片餐风行中国
◎钟祖康
打从懂得独立思考以来,就发现所谓「鸦片战争」存有许多不对头的重大疑点。譬如说,一个国家何解会总动员吸毒呢?人家又没有把手枪对住你的太阳穴威胁你非要吸毒不可,何况洋人也不懂吸鸦片烟膏的方法,这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当全球的「化外之民」都主要把鸦片用于医疗之时,中国这个自称最优秀的文明却在没有生命威迫之下,自动把鸦片当饭来吃,直到满清当局再三取缔也无效,这个现象是极不寻常的,当中所涉及的责任,怎样也不可以一概推到洋人身上。
周作人分析国人嗜鸦片之因
后来,当我再认识更多中国文化时,就深深体会到中国人的生活几千年来真的是苦闷无聊到无以复加。即使不吸鸦片,他们也会沉迷于这样或那样的无聊恶习,如缠小足炼丹之类,害处随时比吸鸦片更惨烈。后来,再读到周作人分析国人嗜鸦片主因是「中国人富的闲得无聊,穷的苦得不堪,(俱)以麻醉消遣。」简直令人拍案叫绝!寥寥数字,即描尽国人的颓废精神面貌。对于国人借鸦片来排遣苦闷之说,史学大师史景迁(
Jonathan Spence )也表认同。
又到后来,我读到中国共产党的发迹历史时,才知道那个骂「鸦片战争」骂得最七情上脸的中国共产党,原来自己在革命圣地延安就是靠种植和贩卖鸦片发财致富起家的,更加荒唐的是,他们的鸦片不是卖给洋人,而是卖给自己的同胞。从这段历史,我又更看清楚中国人那种「严以律人,宽以待己」的精神。
不择手段以鸦片劫持食客
但只要中国人的苦闷颓废精神状态不改变过来,只要中国人那种不择手段草菅人命的阴险心态不改变过来,中国人还是要靠鸦片过日子的。过去二十年,中国人进一步把鸦片的功用发扬光大,竟然把它应用到烹调上面去。开餐馆酒楼的为了令客人成为长客,任其宰割,竟于烹调时暗中添加罂粟壳或罂粟籽之类,令客人吃后上瘾,绕梁不去。将鸦片广泛用于烹调的做法,至少可上溯到一九九零年代初,早在一九九二年,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学刊《中国药房》(第三卷第三期)上面就有一篇题为《对罂粟壳应加强监督管理》的文章,该文警告:「有些不法饮食店(摊)主,为了牟取暴利,拉『回头客』竟置国家法律和广大人民的健康于不顾,采用非法手段,通过各种途径套购罂粟壳,并将其碾成粉末,加入饮食汤汁、火锅内,或掺入调料中.使食客用后欲罢不能,以达到赚钱的目的。据有关部门调查情况表明.此举已非个别现象,如不加重视,有继续蔓延的势头。」
自食店老板尝过以鸦片入膳俘虏客人,把客人变成提款机的甜头后,全国无数食店纷纷师法,以改善营收,特别是避免在人人都用鸦片留客的形势下,自己以挨打出局告终。
鉴于事态严重,中国卫生部不得不于一九九二年颁布《食品中鸦片生物碱成分测定方法(暂行)
》,但直到二○○○年左右,据有关科研人员所作的多次抽样检验显示,中国多个地方的食店所供应的火锅或汤料,甚至其他食品,还随时有高达三到四成不等含有鸦片。其中一个报导更加惊人︰「新密市向河南省防疫站送检五份样品,竟有四份含有罂粟壳!洛阳市卫生局突击抽检了廿三家糊辣鱼及烧鸡等饮食店,十家饭店使用了该类物质。」(见二○○○年六月十九日《质量时报》)。
其后「鸦片食店」虽稍见收敛,但依然像所有中国恶习那样︰屡禁不止。
在鸦片餐较盛行的福建,当局到二○○一年底才通过《福建省禁毒条例》,二○○四年六月中,贵州竟有二百一十五家餐馆因被发现在饮食中掺入罂粟而遭停业整顿,消息震惊全国。含有吗啡的「罂粟调味粉」、「罂粟籽调味油」等罂粟制品相继惊现广州云南太原多地。
至爱「鲜香王」含吗啡、可卡因
二○○五年底,据香港《东方日报》题为《罂粟毒火锅悄悄袭港》的报导,发现「部分本港厨师为求『箍客』,不惜铤而走险北上深圳买入内地违禁品罂粟壳,炮制成秘制『罂粟毒火锅』,使客人在不知不觉间吃上瘾。」
二○○六年七月,广西南宁警方验出,一直风魔全国火锅界的「鲜香王」调味料竟然含有吗啡、可卡因等毒品成分,并查封了六十七箱十九种包装的「鲜香王」罂粟籽调味品罂粟籽油;但到二○○六年八月,「鲜香王」又在重庆热销,被禁止食用。
鸦片餐甚至蔓延到西藏。据《西藏日报》去年十一月报导﹕「在年初,拉萨市禁毒大队在一家火锅店曾一次查获数百斤罂粟壳,而这只是火锅店在锅底中添加罂粟壳的冰山一角。一位在火锅店打工人员称,现在拉萨的饮食行业竞争非常激烈,火锅店也不少,而火锅没有多少特色,要在拉萨立足、发展非常不容易,很多火锅店都在火锅添加罂粟壳。」
许多游历过中国的老外常对我说,对中国餐馆的饭菜念念不忘,时有心痒难熬之感,我就怀疑部份原因是鸦片的作用而已。幸而至今排山倒海的鸦片餐新闻和研究只见于中文刊物,我还没有听过一个洋人说看过这样餐的新闻,否则许多来华朝圣的洋人会吓得鸡飞狗走。
暗中下毒比鸦片商人更可耻
鸦片餐得以在中国崛起并盛行全国,到今天屡禁不止的失控局面,是完全具有中国特色的,暂时我还没有听过世界上哪个地方的饮食业会为求赚钱把人命作贱到这个地步。我也不明白,中国人的道德号称全球第一,为什么会干出这样丧心病狂的事来。从媒体就鸦片食店店主所作的采访可见,他们都是为了求生存才这样狼心狗肺,他们为求生存而不择手段,跟毛泽东在延安为求生存而不择手段种卖鸦片,看来没有很大的不同。
同样,就如毛泽东这样不择手段最终除了自己做了皇帝之外并没有造福中国人民一样,卖鸦片餐也只是为了活己而不理他人死活的绝对自私劣行。若衡以中共的最新道德守则《八荣八耻》,这些卖鸦片餐的食店老板和靠种卖鸦片起家的毛泽东(或中国共产党)就起码囊括以下五大耻︰「以危害祖国为耻」
、「以背离人民为耻」「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见利忘义为耻」、「以违法乱纪为耻」!
如果当年英国的鸦片商人是可耻的话,现在这些卖鸦片餐的中国商人则可耻十倍,因为前者是明买明卖,愿者上?,但后者就是暗中下毒,令人防不胜防,上了毒瘾还以为是食欲大增,或以为是遇到天下间最棒的厨子。
万马齐瘖国人欲拒还迎鸦片餐
但奇怪的是,除了几个因吃鸦片火锅而自觉上了毒瘾的受害人向传媒稍作投诉或呻吟之外,似乎一般中国民众对鸦片餐并无很大反应,尽管鸦片餐的问题相当严重,但也没有听过有多少人因而刻意回避这些鸦片餐。就像体育之星姜波、安琦和张宝峰等人一天到南京一火锅店吃火锅,吃到一半的时候,姜波从火锅里捞出一个好像罂粟壳模样的调料,就狐疑说「这个调料里不会含有兴奋剂吧?」于是大家都停下了筷子,但安琦接着就说「都吃半天了,现在不吃也没有用啦……大伙儿似乎吃得意犹未尽,又加了一份羊肉。」(见二○○四年二月四日《南京日报》)毕竟「吃」就是中国人用以发泄被奴役的苦闷和逃避茫茫前路的主要途径,嘴部的蠕动和对被咬噬物的绝对控制,是无数中国卑微老百姓自觉尚可体现自主权的重要活动,是人生快感主要来源之一。现在有人暗中把鸦片跟食物结合起来,无疑有助于把国人吃的快感提升到更高的境界,也许这正是许多中国人抑压在潜意识里面的秘密欲望,吃过鸦片餐的中国内地朋友对我说,他们一般都是知道食物是加了罂粟的,但还是会大吃特吃。他们说,当然是有人吃得上瘾了,但基本态度是︰并不在乎!看来他们对待鸦片的态度并不如外面世界的人想像的那么认真。这也可从当局对掺用鸦片的食店经营者一般只是轻微罚款了事的宽松态度得到旁证。
在一个有六成五国民希望来生做外国人甚至宁愿做猪也不再做本国人的国家,万马齐瘖,举国若盲,做人那么清醒有什么意义呢?醒着只会感受到更多的痛楚。就如鲁迅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诚然,中国人比起任何其他民族,都更有以毒品自我麻醉的资格。而在中共当局眼中,沉迷鸦片当然也比沉迷台独疆独或法轮功安全得多,就像旧社会中的财主会觉得儿子待在家里吸鸦片比到外面狂赌败家安全得多那样。
满清时国人要吸鸦片,还要到药店假「试药」之名,现在可以大摇大摆到食店大吃大喝鸦片餐,真是方便多了。
原載於2006年11月《開放雜誌》
奧斯卡金
2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1 22:54 只看该作者
有中国特色的畸形糟蹋
◎钟祖康
中国大陆官、民之浪费,是举世无双的了,郎咸平就写了篇广为传诵的《中国的经济是全世界最浪费的经济》。但我认为中国人的浪费不仅仅是一般文明世界所说的浪费,也是有其浓厚「中国特色」或「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式的浪费往往与摧残、蹂躏合而为一,所以是糟蹋。而且这种糟蹋也是世所罕见,所以要在前面加「畸形」二字,以资识别。
从潲水榨取食用油
虽然约占中国八成人口的农民生活仍然困苦得无以复加,全国有两亿人每天人均消费不足一美元,但中国人浪费食物也是毫不手软的。调查显示,普通餐馆一桌饭菜一般至少会吃剩百分之十,一家餐馆平均每天要倒掉五十公斤剩饭菜。仅对陕西一个省的统计,一天就要浪费掉五千吨饭菜。全国一年下来,就这样倒掉的饭菜高达六百亿元。浪费到此为止,已经是要千咒万骂的了,但还是可以想像的。但利字当头不理他人死活的中国人竟然大举从食店收集这些潲水,这些潲水或再混和食店中无数次反覆油炸至不能再用的废弃油,然后把这些油淋淋的潲水里面的油压榨出来当食用油卖钱,再把剩余的残渣汤水用来喂猪。这些潲水本来就是来自中国市场上典型的伪劣食品,加上在储存、运输过程暴露在空气中,微生物、细菌大量繁殖,动物性油脂氧化腐烂,腐败变质产生毒素,其实就是连猪也不应该吃的,现在却「物归原主」,回流到食客的胃里。
这种从潲水或泔水榨取的油就叫做「潲水油」或「泔水油」,在中国大陆相当流行,防不胜防,避无可避。
这些「潲水油」(还有从地下废水道采集而来的「地沟油」)由于比正当食油便宜得多,很受餐馆欢迎。其他一般需用大量油炸的食物如即食面,也爱用这种贱价「潲水油」,西安市政府早前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清理非法从事加工销售废弃食用油脂专项行动,从二零零六年四月起三个月内就收缴了泔水油近十六万公斤!西安市商贸局并组织了全市四十五家餐饮参与「西安市饭店餐饮业坚决抵制使用泔水油,确保市民健康用餐」行动。但这跟〈(黑龙江)牡丹江捣毁泔水油黑窝点每天千吨假油运往全国〉的新闻比较起来,真是何足道哉。
这种「潲水油」令人极度恶心尚在其次,最大问题是一般含有大量黄曲霉素(aflatoxin),苯并芘(benzopyrene)和砷(arsenic)等多种烈性毒素,在国外只会作生物柴油用。每年成千上万吨的「潲水油」倾进胃里,诱发了多少癌症、怪病,糟蹋了多少人的健康,浪费了多少医疗资源,又多制造了几多亿万的东亚病夫?
活牛活猪注水惊天地泣鬼神
在中国,注水肉才是家常便饭,注水牛肉、猪肉、鸡肉、羊肉最普遍,而注水狗肉、驴肉、兔肉、蛇肉等等也时有所闻。中共虽然对法轮功、台独、疆独等民权运动控制到几乎滴水不漏,但面对注水肉等无数食品祸患却是出奇无能。
《南方都市报》月前就报导,〈东莞注水牛肉日流深圳六十吨〉,全国加起来有多严重,可想而知。但中国大陆的注水牛肉、猪肉(甚至是注水羊肉和狗肉)的制法跟全世界的注水肉都是不同的。全世界的注水肉都只会在动物屠宰后才注水,但在中国,注水分成两个步骤,屠宰后固然要注,屠宰前也要注,而且以后者注入的水份更大。在中国,这叫「活牛注水」或「活猪注水」。注水工把水管强行从牛嘴巴或鼻子插进胃里,有时为了灌进更多的水,注水工会把锋利的钢管插入牛的胃里放气,腾出注水的空间!牛只经注水后体重通常增加三分之一,也就是三百公斤变成四百公斤了,这样牛宰杀后就会有大量的水残留体内。至于活猪注水,方法是在屠宰前用铁钩挂穿活猪的下巴,迫使猪头昂起,乖乖让插进来的水管任注。有些中国人扬言「来世做猪,都不做中国人!」,若他们指的是中国猪,大抵只是因为还不知道中国猪死前随时要灌水这样的事。
中央电视台于二00三年底在著名节目《生活》中播出了活牛注水的整个过程后,相信让好多观众一段好长时间也不敢再碰牛肉,也让我想到曾被日军灌水的中国人其实不是那么值得同情,只要有机会对付弱者如猪如牛,中国人是决不会比日军失色的。到二00四年中,央视再于《生活》中播出〈四川泸县给生猪注水成专门职业〉。的确,在中国,给猪牛在屠宰前灌水已成专业,就如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洪官屯乡一家屠宰场的老板在《生活》中受访时居然说,他们精于「活牛注水」,宰场都是根据市场行情和客户的要求,以提供不同含水量的牛肉,「我们做生意的要讲究信誉,你要什么质量给你什么质量的。百分之十的,百分之十五,百分之五的,百分之二十的水都是自己掌握。这个一头牛出多少肉咱们自己心里不是都有数嘛。这样灭绝人性的话,这个年代除了中国人,还有什么人讲得出来?
虽然,当局也似乎在努力企图以设立定点屠宰场以解决私营屠宰场制造注水肉的问题,但定点屠宰场的管理也如中国的所有管理那样:千疮百孔。
〈定点屠宰场加工死母猪〉、〈定点屠宰不定点主管部门装哑巴〉、〈定点屠宰极待改进〉、〈定点屠宰极待规范〉、〈定点屠宰令成一纸空文〉等等新闻排山倒海而来。而且,国内的肉品稽查人员还流行收取「注水许可费」,总之,当任何的监督措施都变成敛财揩油机会时,一切所谓改革治理整顿都是徒然。
中国目前每年约屠宰六亿头生猪,一亿三千万头牛,即使当中只有一成在屠宰前灌水,要给三百公斤的牛或一百公斤的猪注水增加三分之一体重,再加上在灌水过程中动物挣扎而浪费掉的,还有在屠宰后用针筒之类工具大量注入肉块的水份,一年下来所浪费的水,可以灌溉多少公顷干裂的农田,可以填满多少断流的河溪?虽说这些用以给活牛和活猪灌水用的水部份并非自来水,而只是受污染井水或河水,但在中国许多地方,由于地下水干涸,就连这些受污染的井水或河水也是没有的。
中国大陆民众的人均水源只有全球人均水资源的四分之一,一些地方甚至每四天才供应自来水一次,也越来越多人发出中国将亡于缺水的言论,却有无数中国人以数以千万立方米的水资源用于活牛活猪灌水以敛财,害了人类,也给动物带来极大痛苦。所以,即使中国最终或会亡于缺水,倒也不算是什么坏事,因为这到底是自取其祸而已,最坏的是中国人的自作孽祸连别国,譬如中国的污染物飘到台湾或日本,或如最近报导指中国为了缓和对水源的渴求,而有意在雅鲁藏布江建水坝,以让这条从西藏流向印度的河流改道流向中国境内,置印度国民死活于不顾。每想到中国人对天然资源、对人类、对动物完全不可理喻的摧残,就非常怀疑他们有没有资格继续扩张,或收回由其他文明国家代管的领土。
卖血、活摘器官、人造孤儿
虽然中国大陆奉行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五十多年,却培养不出会自愿捐血和捐赠器官的国民。结果,血是要买卖的,而器官,不是从死人身上摘取的,而是从活人身上活摘下来。即是说,明明可以废物利用不做,却偏要把一个健康的活人好端端的弄至半死或死亡,而去救另一些较有钱的活死人,这也是适者生存演化论在中国恶土上的怪胎。中国有数百万人以卖血维生,他们大多是来自农村赤贫得一无所有的人,而铺天盖地的卖血活动也令爱滋病在中国濒于失控。跟卖血、活摘人体器官的颠倒谬行一样,外国人到中国收养的婴儿也未必是真正的孤儿,而随时是人口贩子拐带或收买回来,或是中国赤贫妇女为改善生计而为黑市婴儿贩卖市场刻意繁殖的「人造孤儿」。但中国当局对于这些「人造孤儿」的勾当一直不想张扬,因为外国人领养中国「孤儿」已经是门大生意。
据法新社月前报导,单单在二零零四年一年,仅从官方传媒报导中就已有三千五百名婴儿从人口贩子手中救回,尽管在我看来,这样的拯救对这些原本有机会落入洋人怀里的婴儿来说,是一辈子也无法弥补的不幸。最为槽蹋生命的是,中国的「人造孤儿」市场除了刺激了婴儿拐卖活动,更催生了以繁殖并售卖亲生骨肉作「孤儿」的行业。
《时代杂志》就曾报导云南妇女靠不断贩卖亲生骨肉来糊口的惨况,当中一名已卖了两个亲生骨肉的二十三岁妇女说了一番必须载入《中华五千年文明》或《新中国万岁》的话:「以前我们靠养猪赚钱,但要一年才养大一头猪,而且饲料又贵,生个孩子九个月就行,而且不花钱!」
年前当局就揭发〈河南一农民为「快速致富」七年卖掉五儿女,「获利三万」!但报导指:「在理论界,关于自生自卖算不算拐卖、犯罪颇有一些争议,这客观上增加了打击的难度」!
以上数例,就是我对中国式畸形糟蹋的一点观察。
转自《开放》2007年元月号
奧斯卡金
2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1 22:57 只看该作者
东亚病夫已成世界病夫
◎钟祖康
最近又看了几宗惊心动魄的中国大陆新闻。当中包括︰(一)全国慢性乙肝病毒携带者已达一亿三千万人;(二)营养不良令国内生产总值损失百分之三至四;(三)污染形势十分严峻,去年全国出动执法人员一百三十一万人次。污染反弹屡禁不止……
(四)全国七十九个城市缺水﹔(五)中国的煤炭产量约占全球的百分之三十五,事故死亡人数则占全球约八千名煤矿事故死亡人数的八成。死亡率是美国的一百倍、南非的三十倍、印度的十倍﹔
(六)中国两人中有一人迷信求签﹔四人中有一人迷信星座﹔(七)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行为屡禁不止,出生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例达到一一七比一百,甚至一五○比一百(八)外逃官员数量大约为四千人,携走资金约五百亿美元。
「东亚病夫」提升为「世界病夫」
以上的报导全是由中共官员或党控机关研究所得并经党控喉舌发布的中国国情。按常理,实际情况可能较上述情况严重得多。但单从以上数据看来,中国不但极其腐化、肮脏,中国人甚至可能已冲出亚洲,不再是「东亚病夫」,而是「世界病夫」了。
类似以上真人真事任何一件若发生在世界上稍为文明的地区,或会引发民众以选举更换政府、或会触发革命、或会有人废寝忘食以求解困良方,或会有人以断指剖腹自焚以激励民心,或会有人以一死谢天下。孟子若在生,除非已被关在秦城监狱,否则也早已鼓吹「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了。
面对中国千疮百孔的现状,中国人的反应是怎样呢?还有点良心的会说有心无力,绝大多数会是无动于衷,甚或对情况也不清不楚,总之是继续莫谈国事,继续热烈参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市场经济,继续灯红酒绿卡拉OK
,继续相信中国的问题都是由天灾、西洋人或东洋人所造成,继续等待每一个获官方御准的排外机会、以发泄被奴役的苦闷和夺回中国失落的自尊,继续相信中国最需要的还是监狱一样的稳定,继续相信中国文化优越无比、继续以身为中国人为无上光荣、继续相信中国不管有没有能力治国但统治面积还是越大越好(譬如中国官民日夜扬言要解放台湾和钓鱼台等),尤甚者,他们会继续越来越相信廿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十亿工蚁任压榨他国难匹敌
中国国内的大问题几乎每一个都严重得足以令中国陷于灾难的深渊,它凭什么问鼎世界盟主呢?当然我不是说中共或中国就会走向崩溃,正如我以前引用费孝通的观察那样,中国这样的社会只会慢性瘫痪而难以崩溃的,中国社会有极其深厚的「烂活文化」,人人都是有潜质忍受大苦大难大侮辱的苟活专家,鲁迅就说,「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
我们已越来越看得清楚,中国人心目中所谓世界盟主,无非是借其经济威力。而其经济威力说穿了无非是通过统治集团牢牢控制着全中国超过十亿的劳动人口,将这十亿人当作工蚁一样的呼之则来任其压榨。中国大陆于一九八二年颁布的宪法中已删去工人有罢工权利的字眼,理由是「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通常情况下劳动者不需要采取罢工的手段,所以不把罢工列为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利之一。」(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全国工厂均须成立由党控制的工会,目的当然是确保工人不会引进及行使自由国家劳工所享有的权利。
中国官商乘着世界进一步走向经济全球化,就牵着这这十亿只工蚁像海啸一样扫荡全球。文明国家讲人权,雇员开支不能太低,生产也要顾及环境生态,在在都是开支。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
AFL-
CIO)已经指出,「中国政府对劳工的剥削,已经严重扭曲了全球的劳工市场,要不是中国镇压工人权利,美国国内制造业职位和工资所受打击会大为减少。」至于其他穷国也不容易与中国匹敌,原因是在这地球上也不容易找到一个像中国人那样集奴性、卑怯、阴险、爱财、自私于一身的穷民族。
中国以这样原始野蛮的管治模式称霸于世,对这个世界的文明发展又有什么意义呢?典型的中国人当然不会同意中国是原始野蛮(就如精神病人没有几个是会自认是精神病人那样),但他们肯定会反问︰现在的世界盟主美国不野蛮吗?可怜的中国人,为什么总是要以美国的一言一行作为自己行事的最高指标呢?某社会贤达奸淫掳掠,难道我们就有理由奸淫掳掠吗?中国人将孔子捧上天,为什么所作所为总是跟他所教诲的「见贤思齐」背道而行的呢?
举国皆奴役难望救国救民
许多人认为,解决中国这些老大问题,发展教育就是不二法门。却素来极少极少(中国)人指出,共产党(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的共产党)控制下的教育重点只是洗脑,而不是培养国民独立思考或监督政府施政。可以说,中共控制下的教育,目的主要是方便让民众接收政府的命令,认同当政者的意识形态,纵容或原谅当政者的恶行,概言之,都是为培养奴才而设的「教育」。接受如此「教育」的人一旦当上大官,可以做的还不过是没完没了拿着「稳定、团结」之类万年口号炒冷饭。所以,从这角度看,在中共控制下,有能力上学也不一定是值得庆幸的事。陆九渊说的「虽不识一字,亦能堂堂正正做个人。」亦意境全出矣。
那么,什么比教育更加重要呢?当然是政治,是政体。因为控制学校课程、调拨教育资源的是最高政治领导,教育部门至多是统治者的工具。更有什者,政治责任荡然,统治者无法无天,即使当局有心想花钱搞好教育,教育经费也会由于官场腐化而被侵吞,「希望工程」也会变成「欺望工程」。将一切管治问题的根源非政治化,本身就是极其政治化的举动。筑堤修坝偷工减料导致水灾,倾全国之力在奥运摘金而无视民众健康和运动普及设施,斥千亿送人上天而要乞灵于「希望工程」来振兴教育,高干子弟个个家财亿万而无数人年均收入不过数百数千,难道这些不是与腐败的政治制度密不可分?
即从简单的人性看,如果一个政治制度只是待民众如牛马,视民命如草芥、以剥削奴役草菅人命为己任,担心监狱而不是民房的稳固,那么也休想这些牛马不如的奴才会有公德精神,不滥伐不滥垦不滥采,爱护长江黄河淮河漓江洞庭湖,或响应统治者任何救亡呼吁。毕竟,奴才的天职只是依法舐痈吮痔、蝇营狗苟,救国救民的大任,叫奴才太沉重了。
《开放》2005年4月号
奧斯卡金
2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1 23:00 只看该作者
中国人可从挪威学到什么?
◎钟祖康
中国政府或国人越来越有一种怪癖,就是只要找到美国任何错失,就以此作为替中国类似错失开脱的理由。最典型的当然是,以美国曾屠杀印第安人、歧视黑人,杀害他国军民等,作为中国践踏人权的自辩理由,又或以美国天文数字的总统选举经费,认定民主只是有钱人的玩意;甚或以美国也有贫民窟,来说明资本主义之失败,和中国的贫富悬殊也不足为耻等等。类似援引,也渐次蔓延至香港。至于世界上是否有其他没有贫民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人似乎是没有什么兴趣研究的。
中国人这种与见贤思齐、反求诸己恰恰相反的心态,从鲁迅说的「外国也有」,到今天的「美国也有」,一脉相承,原意是反美自保,结果却变成美国的价值观和经验世界的俘虏,这是非常可怜的。
世上最共产主义的国家
我来了挪威半年,潜心学习挪威语和研究传诵天下的北欧模式,赫然觉得他们的社会才最具共产主义特色,也跟中国人理想中的「大同社会」最为相近。但为什么中国政府或中国人对此毫无兴趣呢,这自然又再令我想起「叶公好龙」的故事来。
这里的人几乎比中国人更反美,但他们反美的原因跟中国人反美大不相同。他们反美,绝对不是因为像中国那样因被美国批评人权问题而光火;中国反美,也绝不是因为嫌中国的麦当劳分店太多。他们反美,确能自力走出一条美国人也望洋兴叹的康庄大道来;中国人反美,则多只是作为自我作贱或作贱同胞的遮羞布。
无论是按旧中国的「大同社会」,还是新中国的共产理想世界,我渐渐发现,似乎北欧才是中国人最应研究、取经的社会模式。对于中国发展的社会死结,如彻底畸形的贫富悬殊、对大一统的疯恋、对少数民族的虐杀、对宗教的摧残、对自然生态的糟蹋等等,北欧国家都提供了极佳的正面教材。来了挪威七年的英国朋友还在向我抱怨:挪威人口只有四百多万,学挪威语很不划算,他的苦闷我完全了解。我开解他说,挪威语和丹麦语、瑞典语甚为相似,学会挪威语大抵也明白丹麦语和瑞典语,这一点他知道;但他忽略的是,这是一个最高文明人类之一的语言,是一个论质而不是论量的文化结晶,其重要性,其正面意义,绝对不下于五分之一人类讲的汉语。
到底北欧的文明高在哪里?挪威又何以能够连续三年成为「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全球最佳居地?下面我会首先介绍一下北欧精神的灵魂──平等,并以我较熟悉的挪威社会为例。
挪威社会之平等精神、或者说人道主义是令人震惊的。这起码体现在两方面,财富分配和社会民风。从人类历史看,一个社会要发达难,但均富更难;要一小部份人先富起来,或永远一小部份人先富起来,更是只要稍稍收敛疯癫行为即可。一个社会可以做到共患难、共富贵,是极难极难的,这是人类极高度文明的体现。挪威被外国统治达五百年,三十年前以欧洲的标准而言还是穷国,惟全国上下只是胼手胝足,有饭吃饭,有粥喝粥,没有像中国那样终日以国际苦主身分哭闹化缘,卒将挪威变成民无怨声的人间均富乐土。挪威人均年收入三万八千美元(即平均月薪二万四千七百港元),但其个人月薪中位数达二万七千港元。香港的人均年收入也逾二万四千美元(即平均月薪一万五千六百港元),但个人月薪中位数至多只有一万元左右,月薪数千而每周工时近百、劳累至死者比比皆是。香港的坚尼系数高达○‧五三(一是绝对不平均,零是绝对平均),美国也达○‧四五,中国则是「一富九贫」,无容细表,而挪威等北欧国家只有○‧二五左右,全球最低。据福布斯二○○四年全球富人排名榜,挪威首富John
Fredriksen的身家只约有十九亿美元(注1),全球排名第二百九十三位,而香港首富李嘉诚的个人财产达一百二十六亿美元!全球排名第十九位!但挪威一般平民的富裕程度则稳踞全球最前列,远在香港之上。怪不得一名挪威富翁颇沉重的对我说,「在挪威,钱不会令你特别快乐。」(注2)
香港也是有钱的,但只集中到极一小撮人口上面,以致一小撮人饱死闲死,但无数平民要不是失业,就是在可耻的待遇下被奴役而死。可见,香港那种典型中国式贫富悬殊病态社会是毫不足取的。但居然有不少华人,当中甚至包括许多生活困苦的华人,竟然为李嘉诚跻身世界级巨富而感自豪!
不准有人「饱死、饿死、做死」
挪威社会不容许出现有人「饱死、饿死、做死」的香港模式,所以公务员不会像香港公仆那样依法掠夺,或中国大陆高干那样「假低薪真官倒」,挪威虽然经济强劲,加上四百五十万人口拥近万亿(港元)石油基金,但堂堂总理月薪也只有六万(港元)左右,税后只有三万多元,税后薪金与最低薪的公仆相差只有两至三倍左右,试问世间有多少公仆愿意这样拿九流的薪酬,提供一流的领导?香港则恰恰相反:薪酬一流,领导九流!但挪威公仆并没有因为不能依法掠夺而吓唬「人才流失」?
由于挪威公仆没有依法掠夺,所以没有出现高干、高官「饱死」的病态,当然更不会有人以吃路边垃圾以免于饿死的悲剧。而且为了防止有人做死,政府规定民众一般每周工时不得超过三十七‧五小时,加班工资双计,为了防止有人滥用加班,每人每年加班总时数不得超过二百五十小时。为了防止剥削,有关工会将最低时薪订为约港币九十三元(十六至十八岁雇员则约为港币六十五元)
,最低月薪约港币一万五千元,另外薪酬由工会和雇主共同磋商议定,个别员工(包括公务员)也可另外自行与雇主议定薪酬。为了让劳动阶层确能享受假期,绝大部份商店不得于周日和公众假期营业。为了让员工不致于在假期无钱消遣,员工在每年夏季获发放相等于年薪十分之一的「假期金钱」。六十岁以上的「假期金钱」会增至年薪的十二‧五%。失业人士可以领得约等于其在职时收入六成的失业救济。
也由于挪威公仆没有依法掠夺和深厚的平等精神,挪威妇女产后有十个月的全薪分娩假期,或十二个月的八折支薪分娩假期,以确保母亲和婴儿得到最人道的照顾,北欧的有薪分娩假期全球最长,当中又以挪威为最。为了确保儿童的福祉和任何人都有财政能力养育儿女,政府对儿童发放现金补助。儿童一到三岁每月可得约五千多港币,四到十八岁每月约得一千百港币。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无需缴费,除了出于人道,当然也因为这里的教授没也有像香港教授那样依法掠夺。挪威之人道更泽及异族,那怕只是居于挪威的外国人都可以免费起码学习八百个小时的挪威课语,以我为例,更令我深为所动的是,开学不久,校方即为全部学生检查听力,以确保不会有人因有听障而延误学习,有听障的学生会由专家一对一或一对二到三教授(常人最多是一对十五),班上无法追上进度的学生会调到程度较低的一班或小组教授,务求做到国无遗孤,人人识字,都能与当地人沟通。政府这种真的将人当人、「爱民如子」而又认真务实的人道精神,贫穷如中国做不到,富贵如香港也做不到。
可见,挪威才是超级福利国家。但是挪威并未闻有「综援养懒人」(编注:即指香港政府的福利救济)、「车毁人亡」或「拖垮经济」之类威吓,在此全球经济尚在痛苦挣扎之际,眼下挪威民众消费力强,没有泡沫经济、不需要宏观调控、失业率不足四%。
「民选皇帝」旷古绝今
挪威的平等精神,除了充分落实到经济、政治上面,整个社会的风气也弥漫平等气氛。这可以用几个鲜为外界所知的事件稍加说明。一是挪威独立后从丹麦皇室请来重建挪威皇室的卡尔皇子也是通过挪威全民公投通过才就位的,做皇帝的也要经民众通过,实属奇闻。现位国皇Harald五世早于一九六八年即娶平民为妻;其子Haakon王子更进一步,两年前娶一曾染毒瘾、育有一孩的失婚妇人为妻,挪威人无不引以为傲,因为皇室为人人平等和扶助弱者的挪威精神树楷立模。最近Haakon王子得一女──即未来挪威女王,挪威举国若狂,视若己出。候任皇帝和曾染毒瘾、育有一孩的失婚妇人结婚,在别的皇室简直是天方夜谭,即使有也必会成为传媒八挂负面新闻的重点。另外,现任挪威总理的女儿将与总理的近身保镳结婚,亦成城中美谈,又一社会平等精神的见证。至于挪威人与有色人种通婚,专业人士和低技术人士通婚,更是寻常不过。
挪威人「说大人则藐之」的作风,在最近一件全国瞩目的事件中得到经典演绎。伊拉克库尔德武装组织前领袖,著名回教精神领袖兼拉宾友好Mullah
Krekar由于被发现在挪威继续以难民身分参与恐怖主义活动而将被遣返伊拉克,他出席挪威的巴基斯坦裔政治谐星Shabana
Rehman小姐的辩论节目时,一脸虬髯,一派严肃,席间Rehman小姐问这位回教精神领袖可否接受一个测试,以检验他是否真的如许多人所说的那么原教旨主义(编注:指其信仰是完全接受《古兰经》里所述的每一件事的真实性),问准后二话不说就以双手从精神领袖的臀部将他抱到半空中,精神领袖大惊失色,继而大发雷霆。
Rehman说,要是她这样一个只有五尺四寸的女子也能一手把他抱起,他应当难以危及挪威的国家安全。但精神领袖对这谐星的幽默毫无兴趣,认为是奇耻大辱,并成为这样被这位政治谐星抱过的人当中第一个为此告上法庭的人。但民意调查显示,近九成挪威人认为无伤大雅,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妇对我说,挪威是很自由的,而且这是政治谐星节目。我说,精神领袖大可以选择到不会被人抱起的回教国家当政治难民,何必来挪威呢?但他却还在苦苦争取不被遣返。
其他北欧四国的社会平等精神,俱与挪威雷同。都是均富、没有贫民窟、民主选举不是有钱人的专利、福利社会没有导致车毁人亡,善待国内少数民族,甚至成为回教国家和有色人种的政治避难胜地。但「好高骛远」的中国人就是置之不理,只是要「超英赶美」,只以美国模式为战靶,奈何。
注释
注一:John Fredriksen由于不能接受挪威的均富政策,已于二○○六年入籍塞浦路斯(Cyprus),但一般挪威人对此毫不在乎。
注二:挪威政府对待巨富的态度,不会像香港政府那样的通融。 John
Fredriksen曾于一九八七年入狱;最近,身家约有三百亿港元、全挪威第四富有的Kjell Inge
Røkke也因贪污丑闻入狱三十天。这在香港是不容易发生的。
奧斯卡金
2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1 23:03 只看该作者
香港民主派/党错在那里?
◎钟祖康
从香港过去二十年的民主发展历程和结果来看﹐民主派的表现是完全令人失望的﹐而当中又以民主党为什。香港民主派或者民主党今天的处境﹐实在已到了末路穷途的地步。到今天﹐香港民主派已经堕落为民主大花瓶﹐但这个花瓶由于主要是自发而又不自觉的﹐因此其花瓶作用远比中国大陆的八个花瓶民主党派大﹐对香港特区的一党专政统治有特大贡献。
到底香港的民主党/派问题出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到今天还是没有人可以答得上﹐看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香港﹐真正有民主抗争实战经验的行动派﹐十九不擅理论探讨﹐遑论深刻反思﹐比如他们对人类民主发展历程和目前国外民主发展的情况以至对香港的民主发展的历史也都不甚了了﹐也无法比如申述一下国际间民族主义与民主发展间的关系等等﹔至于平时对香港民主发展雄辨滔滔的学者教授﹐却又可能为了所谓学术中立﹐又或为了洁身自爱﹐鲜有投身香港的民主运动﹐因此他们的意见又多是闭门造车之作﹐这些理论真的是吓死外行﹐笑死内行的。放眼香港﹐有民主运动实战经验而又擅于理论探讨﹑总结经验的人﹐少得可怜。
「仁慈的独裁」窒息抗争意识
香港民主派共有的一个相当致命﹑却是他们罕会意识得到的先天弱点是﹐他们过去特别现在大都没有受过香港政府很强烈的迫害﹐以致当中绝大部份都是政治温室的小花小草﹐也有很多是后知后觉半途出家的民主插班生﹐这类民主派每每对政治与权力态度幼稚﹑抗争反抗意识薄弱﹑处处为主子设想﹑思想底子单薄﹐信念容易动摇﹐总之﹐就是缺少了一种源自被压迫经验而发自心底的反抗动力。这种深植于个人内心的反抗意识﹐并由此引发出来的对公义的追求﹐是一切抗争运动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香港的的民主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魂不附体的运动。
回望历史﹐当年香港人由于中共统治远比殖民地残暴专制而无可选择地贴贴服服地接受殖民统治﹐以致英国无须在香港实行高压手腕﹔也由于中共统治比任何殖民统治都更残暴专制﹐使得香港人对英国人在香港的恶行相当宽容。特别是当中共于加入联合国后表明不会接受香港像其他英国殖民地那样走向独立后﹐香港往后一切的所谓民主改革都只可能是积木游戏。香港人先而没有受过严重压迫的「福份」﹐继而被完全封杀了练习自治培养政治领袖的机会﹐就只能呆在政治温室里咬着政治奶嘴度日。说得悲观一点﹐如此先天背景加上中国汉人历史悠久的奴才文化﹐香港的民主发展是没有什么希望可言的。最初谁会想到英国的「仁慈的独裁」会如此斲丧香港人往后追求人权民主的意识呢﹖最讲反殖的中共以其残暴造就了几乎是人类历史上最光荣的在香港发生的殖民统治﹐独裁而仁慈的殖民统治竟又糜烂了香港人的抗争意识﹐历史的发展何其吊诡。
民族主义误人不浅
香港的民主派特别是民主党之民族主义狂热﹐已明显到了损害民主理想特别是基本自由原则的地步。比如由于民族主义狂热﹐香港民主派竟然大都对台湾的民主政治划时代的突破不是态度暧昧﹐就是意兴索然﹐甚至一派蔑视﹐他们绝对没有强力呼应台湾的民主起飞﹐因为他们始终对台湾随着落实「主权在民」逐步摆脱中共暴政走向独立﹐感到耿耿于怀。他们会把台湾民主发展琐碎化为李登辉的台独阴谋或独台私心﹐或以「黑金政治」一言蔽之。也由于民族主义狂热﹐即便新疆或西藏等地的独立抗争人士多年来受到中共残暴对待﹐基本人权荡然﹐香港的民主派也视若无睹﹐充耳不闻。也由于民族主义狂热﹐香港民主派对香港于九七年被中共暴政收回一事竟然毫无异议的拥护﹗他们坚决不理﹐当时所有的民意调查都显示﹐拥护中共收回香港的香港人从来最多也只是四成左右。
香港民主派特别是民主党由于很介意中共指其反华﹑不爱国﹐因此长期努力跟中共争夺代表正统中国的的地位﹐借此堵住中共严重失禁的嘴巴。所以他们要不断跟中共较量﹕我比你更中国﹗我比你更爱国﹗但这样的争夺和较量的后果﹐正如上面所分析﹐是很严重的﹐最终只会损害了非常基本的自由原则。不仅如此﹐还会显得胡闹。比如李柱铭在「六四大屠杀」后为了证明民主党(或当时的港同盟)并不反华﹐年复一年的到美国游说美国政府不要制裁中共﹐跟全球许多因人权理由要求制裁中共的人大唱对台﹐就显得很造作很无聊﹐而其所持理由是中共受制裁将会拖累香港经济。当全世界的被压迫者都不论什么理由也不会出来为压迫自己的独裁者辩护﹐甚至如前南非或目前缅甸等无数异见人士均视制裁自己的独裁祖国为天经地义之时﹐李柱铭为了洗脱「反华」的指控﹐四出为中共向国际求情使之免于经济制裁之举﹐在国际反压迫运动中实在显得不伦不类﹐变得面面不是人。
香港民主派由于绝大部份都沉溺于民族主义﹐也可能为了买个政治保险﹐因此宁弃已经民主起飞的台湾﹐而与残暴的中共在民族主义问题上耳鬓斯磨﹐结下孽缘。
严重错估九七后形势
连民主党的领导层都已承认﹐他们严重错估了香港九七后的形势。他们在就九七前都以为﹐九七后中共会镇压他们﹐起码会对付当时的领导层﹐因此他们当时都煞有介事的培育第二第三梯队接棒﹐司徒华也特意在回归前到欧洲痛快一游﹐说担忧他若在回归后一离开香港中共就不会再让他入境。我当时早就对人说﹐由于他们在中共最看重的领土问题上完全声气相投﹐而且最多只是很罕见的在言论上说说推翻中共﹐整体上对中共根本毫无威胁﹔熟悉中国汉人政治行为和中共政治传统的人﹐是决不会有他们那样的政治评估的。当时我说﹐即便中共九七后有镇压﹐受害者也只会是一些行动上绝对比他们激进但又没有高知名度保护的无名英雄﹐这些小人物即使人间蒸发了也不会有人知道的。但为什么他们的评估会错得那么厉害呢﹖原因看来又和他们来自政治温室闭门造车有很大关系﹐而他们普遍不读书﹑读错书或读而不通则令问题恶化。
由于民主党严重错估了九七后政治形势﹐这令许多领导层方寸大乱﹐重心顿失﹐对意料之外的局面无法回应﹐这不但令市民觉得民主派有「唱衰」特区政府之嫌﹐也给党内的权力斗争埋下多一条火药线﹐也令党魁李柱铭竟而一再发出九七后政治局面远比他预期的好那样有利于特区一党专政的惊叹。
跟世界任何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相比﹐香港民主派在过去二十年是交了白卷的﹐尽管他们死也不会承认这点﹐坚决闭门造车自恋下去。民主派在过去二十年在政治上连陪跑的位置也作不到﹐到今天还对草纸也不如的基本法毕恭毕敬﹐对绝大部份香港人被剥夺了选举特首的基本人权爱理不理﹐但他们对北京邪政极尽屈辱的迁就﹐并没有感动了奴隶主﹐苦尽甘来﹔而在民生方面则继续要面对由全中国民脂民膏无限量支持的左派。
民主派﹐民主党﹐救救自己吧﹗
《开放》2001年4月
奧斯卡金
3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1 23:07 只看该作者
台湾有权独立
□ 钟祖康,政治评论员
大概在过去二十年间﹐中共把统一中国视为全党全国首要之务﹐到今天已经先后统一了香港澳门。在自由民主政体已获公认为典范政体的今天﹐一个独裁残暴的政权竟然可以相继收回两块远较其自由的土地﹐而且还是在掌声中完事﹐此刻更向另一个更文明的现代民主政体伸手。要是大家可以摆脱一刻汉族民族主义﹐客观想一想﹐就会感觉到这是多么可怖可耻的事﹐情況就如我们拼命反对法官把虐儿成性的父母与子女隔离一样。的确﹐在此之前﹐在人类历史上﹐还未有发生过这样在国际社会普遍「认可」下把自由土地交予独裁政权的事。人类的文明进展正受到史无前例的挑战。可是﹐香港澳门甚至台湾三地的的自决论者至今并未能针对中共漏洞百出的的「唯统一论」发出有力的还击。
民众有权摆脱不义统治
其实﹐台湾人有权自决﹐其理甚明﹐首要原因当然是﹕中国毫不含糊实行个独裁统治。只要我们翻一翻国际学界就「领土脱离」问题的讨论﹐就看到即使是对脱离权设限最多的著名学者(如亚利桑那州大学哲学教授Allen
Buchanan )也同意﹕摆脱不公义统治是民众寻求领土脱离的有力理由。 Buchanan以脱离权比作夫妇的离婚﹐并名之为「政治离婚」 (political
divorce) 。 Buchanan在与笔者的通信中称﹐由于台湾被中国收回后人权难保﹐所以在道德上绝对有权要求独立﹐并称其性质可归为「先发制人式脱离」
(pre﹣emptive secession) 。至于像Harry
Beran教授等笃信自由主义的学者﹐更认为民众有「自由组合」立国的天赋权利﹐毋须因为被统治者奴役才有权行使脱离权。
在西班牙大独裁者佛朗哥横行的年代﹐当时由英国殖民的西班牙领土直布罗陀便在一九六七年过全民投票﹐结果以一万二千多票对四十四票之比选择离弃祖国﹐投进较西班牙自由的英国殖民主子怀抱﹐这个事例不是说明了「民权」与「民族」的致命区别吗﹖
其实﹐民众岂止有权脱离暴政﹐更有权推翻暴政。即使再保守如中国者﹐两千多年前﹐圣人如孟子已认许民众有权推翻暴政。无怪研究脱离权的学者认为﹐面临暴政时民众尚且有权革命﹐若只是脱离暴政其实已是很温和的行动﹗国际社会没有明显质疑中共的绝对主权论﹐只是为其带有自毁性的霸道慑服而已。
台湾独立技术无碍
因此﹐国际间就脱离权的争议绝不是针对民众有没有权脱离暴政﹐这方面是没有什么争议的。他们主要研究包括在一个非常自由民主的国家某部分民众有没有理由脱离独立呢﹖范例如魁北克想脱离加拿大独立﹔又如有一国之内不同文化背景的小数族群是否都有权独立呢﹖又或者若要求独立的领土是被原来国家包裹的裹地﹐如何解决技术问题等等。很明显﹐所有这些问题台湾都是没有的。有趣的是﹐几乎所有这方面的学者都同意﹐任何一群人若想自立一国﹐以便实行独裁统治﹐则万万不可,必须制止﹗
国家分裂自古已然
中国统治者永远弹老调﹕哪个哪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请问「自古以来」有多「古」呢﹖有没有非洲现代人六万年前踏足中国时那么古呢﹖自古以来还有许多许多地方是中国的﹐如何挑选呢﹖
「不可分割」又有什么科学根据呢﹖中华帝国今天衰落﹐原因是不是外蒙古甚至台湾等地分割开去呢﹖还是我们要为外蒙古?台湾等地因为摆脱了中华帝国而走上民主路而庆祝﹖尽管中国统治者的愿望是世界大同﹐全球一统﹐但世界的发展却恰恰与此相反﹐全球国家的发展趋势是﹕分裂不止﹐从一七七六年的廿一个暴增至今天的约二百多个。至于国家规模与民众福祉高低也没有必然关系﹐反而在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标」的理想国排名中﹐所谓小国(如挪威比利时瑞典荷兰冰岛瑞士芬兰丹麦奥地利卢森堡等等…
… )倒占了头二十名的一半以上﹗
「一族一国」制难以成立
毕竟﹐这个世界的领土不是「自古以来如此」就万世不变的﹐否则世界版图就要彻底重划﹐特别是若提出这个要求的是独裁政权﹐问题就更大。这个世界的发展不是也不应如中共的宣传那样﹕一个民族只能成立一个国家﹐否则世界上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日以曼民族阿拉伯民族拉丁民族等等已分裂成大批国家的民族便要重新走在一起﹐不得「数典忘祖」
。更加严重的是﹐按此逻辑﹐中共当年就不得同时承认处于分裂的东西德﹐今天也不得同时承认仍处于分裂的南北韩刚果也门情況亦如是。此外﹐中共还必须让国内其他起码五十多个小数民族独立﹐以贯彻「一族一国」
。权力趋向腐化﹐绝对权力只会绝对腐化﹐绝对主权也逃不过这条铁律﹐民族主义不过是一条遮羞布一帖救命符而已 。
明报2000/5/4
奧斯卡金
3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1 23:12 只看该作者
大恶者妙用隐恶之法
◎ 钟祖康
在欧洲、拉丁美洲、特别是伊斯兰世界,反美情绪高涨;欧洲人则普遍对苏联没有好感,苏联的前卫星国更每视苏联为喜怒无常的无赖;惟独中国可以在这些地方左右逢源,即便中国统治之暴虐和独裁与欧洲的开放大异其趣,即使中国征服东土耳其斯坦维吾尔王国,视之为新拓之疆土并公然迫害当地数百万的回教徒,镇压当地回民的复国运动。单单想到这是一个连伊斯兰世界都无奈之何的无神论兼反回教国家,就可知其决非一般善类,决不是美国等老粗可望其项背的。
中国极度荒唐超出老外想像力
对於中国得以长期多行不义却不被追究的问题,笔者过去已稍作论述,譬如国人之恶行之荒唐完全超越文明人的想像程度,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国人砌辞狡辩、言不由衷举世无双也是必不可缺的成功因素。也许有人觉得我在插科打诨,挖苦中国,但要批判一个极度荒唐的事物,若要言必及义,批判本身每每也免不了看起来有几分荒唐的。中国研究泰斗白鲁恂教授(Lucian
W Pye
1921-)藉其儿时在中国的十四年成长经历,及其过人悟力,对中国问题的透视目光如炬,但其中国见解却被传统学界斥为武断荒唐而曾遭长期排挤。当白鲁恂教授出版其大作<中国政治的精神》独排众议之时,简直被目为怪物,无数对中国含情脉脉的中国通群起而攻之,譬如W.J.F
Jenner
金勒教授(《西游记》《我的前半生》英译者)就在著名的严肃的剑桥大学学刊《现代亚洲研究》)的书评中斥其「荒唐」,并警告「此书误人,后果堪虞,诚盼各方莫以权威待之。」但经过文革以还,无数悲剧闹剧的考验后,含情脉脉的中国通无不五经扫地、声名尽丧,唯独白鲁恂等一小撮「荒唐」、「误人」的中国专家才最经得起时间考验,孑然耸立,这一口冤气白鲁恂在该书一九九二年再版时也详细交代过。金勒直到八九年六四大屠杀才醒觉过来,极其痛心疾首地写出《历史的枷锁》,称对当前中国的困局感到绝望,下笔几乎比白鲁恂更悲观,并开始思考殖民统治对打破中国千年僵化传统的必要性。但真正了解中国的人哪里需要等到六四大屠杀才醒觉,才「痛心疾首」呢?其实在文革闹剧上演之前,识者已不应抱有幻想。看看赛珍珠(Pearl
Buck)在其自传里关於她怎样在一九三零年代末就看到中国大势已去,势将步苏联后尘而恋恋不舍地离开至爱的活了四十年的中国,就知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而赛珍珠到临死前央求周恩来御准还乡游也被严拒,抱憾而终。
与中国比较,美苏的恶行无疑是可用文明人的想像力理解的,比如美国被指经济压榨第三世界,搞大美国主义,又或证据确凿的尼加拉瓜丑闻。苏联国内侵犯人权,国外肆意攻城略地,其恶,也是不解可明。但中国的土炉炼钢;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还倍增粮食出口;文革的蛮斗;政府以坦克辗人,用实弹而不是用假弹驱赶示威民众;爱滋成村,自生自灭,而报导疫情更属「泄漏国家机密」;民众可以在食店品尝任何生物,包括女婴尸体。中国这些恶,由於太过荒唐,超乎文明人的想像力,心智正常的人是不容易听信的。这是中国政府或国人在国际形像上一个从来都受到忽视的绝大优势。其次,事后砌辞狡辩、言不由衷,百般文饰、故弄玄虚,也是中国政府跟美苏政府一个极不相同之处。洋人行恶,始终是赤裸裸的居多、比如希特拉以毒气室杀人的作法,也只会在西方出现,在中国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中国的屠杀方式要么极其隐蔽、要么用尽方法增加死者痛苦,当然事后也死力隐瞒。此所以常人或历史学家了解洋人的屠杀虐杀事件易,了解中国的屠杀虐杀事件极难。
国人笃信「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政治修辞之精妙,也不是美苏等后进可以临摹。譬如杀人掠地,不是「殖民」、也不是「开拓」,当然也不是「扩张」,而是「通」「文化泽被」「恩泽」「威震」「声教」「圣化」「风吹草偃」、甚至是将异族异国当扫垃圾一样的「罗通扫北」,与此相比,日本说﹁进出」而不是「德泽」中国或「通华」之类,就显得自制、笨拙得可爱。又如将「奴役」说成是「解放」,将「人为大饥荒」说成「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将「文化大催命」说成是「文化大革命」,将「钦点」说成是「等额选举」或「特首选举」,将「极权集团」说成是「共和国」,将「爱党」说成是「爱国」,将「党情」说成是「国情」,将「人奴并居」说成是「一国两制」,甚至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构想」。试问世界上有哪一个政权会花那么多人力物力这样大搞特搞政治修辞?
长期呼天抢地捶胸顿足扮大苦主
中国另一个甚为奏效的伎俩是长期呼天抢地、捶胸顿足、翻旧帐、敲竹杠。正如白鲁恂教授说,世界上曾被列强欺凌得更惨的国家比比皆是,起码中国从来也至多是一小部份领土沦为殖民或半殖民地,而且中国自己也在这些殖民统治中蒙益不浅,但世界上从没有一个曾受欺凌的国家好像中国那样长期呼天抢地、捶胸顿足、翻陈年历史旧账,白鲁恂教授封之为「哭闹小儿」(cry
baby),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共产党靠日本侵华夺权,现在死缠日本侵华历史不放,当然不是甚么讨回历史公道,而只为赖以养命的民族主义送氧,和向日本每年的巨量援助敲竹杠。自七九年至今日本政府已经对华提供开发援助约三万亿日元之巨,从这角度看,日本侵华不但让中国共产党夺得政权,也带来巨额财富。加上近年越来越多历史研究,譬如《满洲的神话∶现代中国的爱国、抗日与勾结》(Rana
Mitter著),或《中国人与日本的勾结1932-1945》(David P.
Barrett等编)之类,一再揭示日本侵华期间与之勾结的国人甚众,甚而编造抗日神话等等,中国死缠日本侵华历史不仅显得有点幼稚,更给人有贪得无厌之感。
但更荒谬的是,中国至今还是翻来覆去重提英国卖鸦片的历史,将中国全民吸毒的责任全推到英国人身上。李圭(1842-1903)在其详加考证的《鸦片事略》(光绪廿一年刊)中指出,国人将鸦片这种直到明朝还属於止痛药的药品当饭吃,纯乃国人独创,「煮土成膏,镶竹成管」,是国人的专利发明,就如菜刀原本是用来切菜的,却有人发明拿来砍人一样。当然,操刀砍人间或有之,不足为奇,但要是全民都在挥舞菜刀自残互砍,不是拿来切菜,而且越禁越砍得起劲,到底问题在产品的供应商,还是这个社会已有大病?我看后者的原因起码占了一半。对此周作人已一语道破,「中国人富的闲得无聊,穷的苦得不堪,(俱)以麻醉消遣。」(见〈关於命运〉)国人胡天胡帝两千年,到清朝实在已经苦闷无聊愁苦到末路狂奔,深化「嫖赌饮荡吹」藉以苟活是必然发展。千万种正气洋货不要,独爱鸦片,殊非偶然。但中国却将全民滥用药物的责任往外推得一干二净,当然更对近年学术界发现的延安革命政权以种植鸦片资助反政府活动的历史绝口不提。唯其如是,还是没完没了的在捶胸顿足,哭哭啼啼,以奠定国际大苦主的有利形象,实在也只有中国人才做得出来。
原载香港《开放》月刊
奧斯卡金
3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1 23:15 只看该作者
萨斯疫症下的中港台
◎钟祖康
萨斯疫症(SARS)还未平息,已经凸显了中港台三地的不同社会、政治、文化的生态。正如我曾经讲过,「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次只是继承中国自引发欧洲中世纪黑死病到十九、二十世纪诸流感的『自古以来』传统。今次整个事件不外乎再一次说明了中国人肮脏成性、贱视人命、迷恋面子、仇视资讯流通、甚至还停留在弗洛伊德所说的口欲期即视食如命等种种普遍病态。」的确,一个囊括了以上几种特性的民族,因「病从口入」而闯下弥天大祸、人瘟漫天是早晚的事,这一点从中国本土瘟疫、瘟神之事不绝于书,以及中世纪以还世界多次瘟疫源自中国就可证明(见附表)。只是中国人溺信「无后为大」拼死繁殖,加上资讯封闭,瘟疫仿佛没有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伤痕。
中国表现回到满清中叶光景
所以,萨斯疫症在中国爆发以至波及全球,在相当程度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是一个停止独立思考了两千年的衰败文化的体现。这是经两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不是文明),只能慢慢改变(自然也不能说在人类灭亡之前一定可以改变),大革命只属妄想,撤掉一两个庸官并无碍于整个文化的基调,甚至只是虚应故事,制造新的包揽一切罪名的「四人帮」。这样的文化因素虽属毫无疑问,却是为绝大多数中国论者所忽视或刻意回避的。当前的中国是一个只有小童心智却四肢相当发达的人,他是以力而不是以德服人,也是以力而不是以德挤进了国际文明社会,结果他以其小童心智并没有力量去履行国际文明社会一员的责任,而恼人的是,「不容干涉内政」的万用警告并未能像制服国际文明社会一样的制服病菌。
尽管中国政府还未有胡闹到以「不容干涉内政」这样的老法宝来对付病疫,但在其他方面还是充满中国特色。譬如企图以重刑来吓唬违反疫症规则的人,以重金奖励举报匿藏的病人,将洋大人像猴子一样的愚弄,以天朝之态以自身也严重短缺的物资安抚听话的奴才如香港,也以天朝之态惩罚不听话的逆子如台湾,加上各地民众不惜自毁对外通道、封村自保等等,中国大陆官民的表现将我们带回到起码是满清中叶的光景。
台湾:怨气冲天的萨斯孤儿
在这次萨斯疫症中,全世界都被中国所害,而当中最感到愤愤不平的自属台湾。台湾人对于中国大陆隐瞒疫情祸延全球,一开始就咬牙切齿,一些传媒为此将SARS叫做「中国肺炎」。但更加令台湾当局和民众气愤的是,台湾一方面被迫接收了「中国肺炎」,却因为中国政府的阻挠,无法像其他受害国那样及时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协助。
由于中国政府反对,台湾一直未能成为世卫的成员,以致世卫只能把台湾当成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当局早在今年三月初出现第一宗通报萨斯病例后,就向世卫求助,但在中国政府的反对下,世卫一直对台湾的求救充耳不闻,一直到五月二日,也就是台湾通报第一个萨斯病例之后的第七个星期,北京眼见台湾情况日见严峻,自己承担不起后果时,才同意世卫人员到台湾施救,足足将救治行动延缓了两个月。中国当局身为世卫成员,不但敷衍塞责,弄虚作假,残害全球民众健康,甚至肆意阻挠世卫救治被他残害的人,这岂是一般的王八无赖做得出来的﹗台湾人对中国或中国当局的厌恶,倍增可知矣。
由于中国当局从中作梗,台湾人在对抗萨斯过程中吃了不少哑苦。他们在电视上看起来较激动的反应,可以理解。不过,台湾人和台湾医护人员在对抗萨斯过程中似乎有欠公德、理性的做法(在电视上看是如此),还是值得探讨的。我看,原因除了是因为觉得这是中国当局加诸他们身上的无妄之灾之外,他们的所谓「非理性夸张」表现应与他们的文化背景有关。
台湾直到十七世纪,仍然是「番民有生熟二种……男女相悦即野合……之地(《皇清职贡图》语),现在占台湾人口八成的本省人多从十五世纪起陆续自福建、广东移入﹐由此得以稍稍远离礼教中土并走进化外之地﹐是以台湾本土人都明显比传统汉人豪放、善于抒情、弱于压抑,他们在萨斯疫症上的「夸张」举动,跟他们在国会跳上议事桌上打架是有着同样的文化根源。
唯中国文化毕竟以「有私无公」著称于世,大多数祖籍中国的台湾人不容易出污泥而不染,特别是到十七世纪末起被中国政府统治了两百年。加之台湾过去有系统的良性殖民统治不足五十年,似不足以矫正「有私无公」的中国文化余毒,在这一点上跟经过英国人一百五十年良性殖民统治的香港有点差距。
另外,台湾医护人员看起来没有香港医护人员那么「无私」,我看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基督教文明对香港的教化还是比台湾大一点点,其次是台湾医护人员的薪酬比香港的同行低几倍。台湾政府医生的起薪点只约有台币六到七万元(即港币一万三千五到一万六千左右),月薪达三十万台币的已属相当不错(即港币不足七万),至于护士当然更低。而香港政府医生的起薪点高达四万港币、月薪十万港币的比比皆是,顾问医生月薪高达廿多万港币,医院管理局头头每月仅薪金近四十万港币,至于护士则从起薪一万六千至顶薪八、九万港币,比台湾医生的待遇还好。难怪,不少人说,拿香港医护人员的薪酬,特别在目前这个经济环境,他不但也会十分「无私」,「死」都愿意。
香港:中国形式主义的受害者
江泽民有一句经典废话﹕中、港两地「河水不犯井水」。事实是,除了深圳水库时而向香港泄洪,每令新界北部洪水滔天之外,也不定时的向香港输出疫症。香港和中国之间没有中、台之间那样的海峡隔开,是香港和大陆命运相连祸福共享的保证。不同的是,发生在香港的会举世皆知,发生在大陆的就如藏在层层云雾瘴气之中。
所以,香港蒙受萨斯疫症浩劫已是宿命,特别是香港在中、英两国强逆香港民意被交回中国后进一步和中国融合,彼此的病菌自然更如坐直通车了。所以,香港的萨斯瘟疫首先可说是本身严重管理不善的中国强行收回香港的其中一个代价,尽管这是许多人感到难以启齿的。
也由于来自中国当局的钳制,香港在对抗这次萨斯瘟疫中受创甚深。至今香港的感染个案累积数目为一千七百多例,当中医护人员个案近四百例,比例逾百分之廿几。连《文汇报》的社评也说,「如果再加上普通病房病人及初期探访者在医院受到感染的比例,本港医院内交叉感染的情况委实十分严重。」为什么香港政府每年花近三百四十亿到公共医疗服务上仍然会有这样严重的医务人员感染和院内交叉感染呢?至今各方专家包括世卫病毒专家索尔特等(Mark
Salter)已经提出了相当不错的解释:医护人员防护措施不足、休息不足过度疲劳以及各医疗分区拥兵自立各自为政等,但却未能指出问题的真正根源。
为什么年花近三百四十亿巨资而无钱买防护措施(台湾一年的公共医疗开支才不足八百亿港元),为什么医护人员特别是医生动辄连续开工三十个小时或以上,那不正是因为医务人员薪金太高?
﹗较早时广州能做到医护人员零感染,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前线医护人员每班只工作四小时,在香港这可能吗?香港的医护人员(特别是已经入职了一段时间的),就像香港其他公职人员包括教师、社工,一个人就拿了发达国家同类职位起码是两个人的待遇,当然工作量是超过一个人的,因而身体健康自然欠佳,这是敛财的代价。三百多亿当中的八成都是员工薪金和福利开支,原来用来买口罩、买防护衣的钱都已经变成员工薪金了﹗哪里还有余钱添置应急的物资呢?如此,物资怎能不短缺呢?因此才会出现大陆向港捐赠物资「以表关怀」的闹剧,以及各医疗分区一方面要争夺「短缺」的资源,另一方面又要拉帮结派、不务正业,以期巩固来之不易的肥缺。
既然薪酬过高已经令香港整个公共医疗体制陷于困境,为什么当局不予适度降低呢?这就要回到中国一手造成的老问题里去。当年中国当局为了减轻香港人回归独裁中国的恐惧,不惜百般讨好,甚至在基本法第一百条中承诺公职人员待遇绝对不会低于回归之前,但在金融风暴后特区政府出现巨额财赤后仍然为了面子,死也不肯修改基本法中这项规定,并以「减人不减薪」来弥补基本法在这方面的缺陷,后果可以想像。这种完全不理性的资源分配破坏极大,英国人在香港留下的优良文化遗产—如资讯自由和基督教文明,在萨斯疫潮中只可能造就广为人知的动人故事,但不能扭转败局。中国对形式主义的固执,已经让香港付上惨烈的代价—联系汇率、庸才治港、死守基本法……,萨斯瘟疫仅属其中一端而已。
開放雜誌原文之標題為:中国肺炎毒害两岸三地
奧斯卡金
3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1 23:21 只看该作者
达尔文:我从来不是无神论者
◎钟祖康
最近与友人畅谈宗教,友人说,达尔文(一八○九|一八八二)最后在其《自传》中为其进化论(其实应译为「演化论」才对)「误尽苍生」忏悔,并称假如可以,愿意收回其学说云云。此论我闻所未闻,但与宗教问题有关的野谈甚多,我也姑妄听之,但事关重大,甚感好奇,随即找来未经删节的《达尔文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 1809-1882: with original omissions restored
),另加他生前的大量书信(可网上读到),小心求证,岂料大有发现,激动人心。证明「误尽苍生」的也许不是进化论或其他什么理论,而是「人云亦云」的处事态度。
「我从来不是无神论者」
达尔文于一八七六年病中执笔写《自传》,回顾毁誉交加的一生,目的并非出版,只是留为给子孙和妻子,所以语气亲切可人,字字出自肺腑。然而,他的儿子Francis
Darwin一八八七年把这本家传《自传》出版了,属删节版,直到一九五八年达尔文孙女Nora Barlow才把《自传》全文出版。当时的科学历史大师Loren
Eiseley就说:「没有人可以不读过《达尔文自传》而可以假装了解达尔文」。
尽管无数人以进化论作为无神论的首要依据,也有无数人想听取达尔文对宗教的意见,但正如他儿子说,达尔文的作品中从没有议论过宗教的,只会在私人信件及其《自传》中论及,他推想原因是父亲认为宗教是很私人的事情。一八七九年,无神论者John
Fordyce去信问达尔文有神论与进化论可否并存,达尔文回答说,「若有人怀疑一个人不可以既是虔诚的有神论者,也是进化论者,我觉得似是荒谬的…
…我的看法,除了对我自己之外,对任何人都是无关重要的。但既然你问我,我会说我的看法是反覆多变……但无论何时,我从来不是个无神论者,不会否定神的存在。我想,说我是个不可知论者(agnostic)会较为恰当。」
达尔文不公开讨论宗教问题,也是因为他自己也感到相当迷惘,他一再申明,宗教不是人类的智力所能解决的。他于一八六○年在写信给其友人也是哈佛大学植物学教授的Asa
Gray说:「至于这个问题〔人类起源〕的神学观点,总是令我感到痛苦,也感到迷惘。我决无意写文章宣扬无神论。但我承认,在我们周围看到造物设计(design)和上天慈悲的证据后,这个世界看来还有太多苦难……但另一方面,若要我把这个奇妙的宇宙,特别是人的本性,都看作是蛮力brute
force)的结果,我又无论如何心有不甘。我是较相信万物是按设计好的法则而行,只是细节…
…听诸所谓机遇(chance)。但我感到整个问题太高深莫测了,不是人类智力可以解决的……」
一八七三年达尔文写信回答一个荷兰学生的宗教问题时,再次表示﹕「很难简单回答你的问题……这样雄伟奇妙的宇宙不可能是偶然造成的,这就是我认为有神的首要论据,但这论据是否真有价值,我来无法断定……我也不能无视全世界还有无数苦难的事实。虽然有时我也会想到那么多有能之士都完全信神,不会都看错吧,却又再看到这是多么不济的论据。似乎最稳当的结论还是,整个问题不是人的智力所能解决的,但人可以尽自己的责任。」
宗教「不是人的智力所能解决」
毫无疑问,要是达尔文只有科学家的天才,而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和自由派知识份子的典型批判精神,在宗教问题上就不会如此困扰。他在《自传》中毫不隐瞒对基督教的质疑,他说,「我难以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希望基督信仰是真的,因为,其经文已经说得明明白白:那些不信的人|当中包括我的父亲、兄弟和几乎我所有最要好的朋友,都将要永世受罚。这真是可堪诅咒的的教义。」
「当今之世,人们最常用来说明有一智慧之神的理据是大多数人所具有的深刻内在信念和感受,但印度教和回教无疑也可用同样的态度、一样的说服力,称只有一神,或多神,或佛教的无神。」所以他接着说,「另一个诉诸理性而不是情感,有力得多的有神论理据是,这样一个雄伟奇妙宇宙之诞生,是极难,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没有可能是盲打误撞或出于需要而成的……每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无法不追寻一个智慧过人的第一因,则有神论者的称号,我是当之无愧的。这个结论,依我记忆,在我写《物种起源》时是深信不疑的,但此后渐见动摇。但我随之又有疑惑,要是人类的脑袋如我所相信的那样乃由最低等的动物那里演化过来,那么,他们所作这些堂皇之论靠得住么?……面对这样玄奥不已的问题,我不能假装我有半点一得之见。万物最初从何而来,这个奥秘不是我们所能解开﹔我必要继续安于我这个不可知论者的身份。」
一八七九年,达尔文已俨然是全世界的首席思想家,更多人来信问学。一个德国学生来信问宗教问题,达尔文回信说﹕「进化论与信仰神是颇能并行不悖的。」「我已年老体弱,固然没有时间圆满回答你的问题,而且你的问题也根本是没有答案的。科学与基督是毫不相干的……至于来生的问题,每个人都要在彼此冲突而又含含糊糊之间自行判断。」
「我的观点常被严重歪曲」
达尔文在去世前一年身体已虚弱不堪,仍然继续在书信中不断与人切磋宗教问题。
一八八一年七月,即达尔文去世前的九个月,他去函问爱尔兰哲学家:「你在书中的某些论点我消化不了。特别是你说那些所谓自然法则本身有其意志(purpose)……要是月球只有些最低级、毫无意识的有机体,你会认为这有什么意志么?既然人类的脑袋从低等动物演化而来,这脑袋的的种种信念可有任何价值?或可予任何交托么?我可以向你展示,人类反抗物竞天择(natural
selection)的过程中为文明带来的建树,是大得非你可能会同意的。」
一八七八年,英国神学家Edward
Pusey博士从神学观点批评达尔文的著作《物种起源》,达尔文在一封信里说,「Pusey博士想像我写《物种起源》时是针对神学,是错误的。我以为,任何人只要费神读一下这书,特别是导言的头几行,都会很清楚这点……我对所谓人格神(personal
God)的信仰,就跟Pusey博士所信仰的一样坚定。」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用造物主(Creator)一词起码五次之多。
达尔文在《自传》里说,「我的观点常被严重歪曲,被穷追猛打,被无情讥讽,但我相信他们这样做都是本自真诚。总的来说,我相信大家对我的作品是一次又一次的过誉了。」
从达尔文对人类苦难的关怀,面对大自然奥秘的好奇、谦卑与坦诚,以至对误解和唾骂讥讽所表现的风度,在在说明这确是个伟大的心灵。讨厌他的人,说他死前为其进化论「忏悔」,但我在其《自传》或信件或任何其他地方俱遍寻不获;拥护他的人就更可恶,把他与无神论画上等号,在中国情况尤甚,中共更辗转窃用之为迫害宗教自由的「学术」依据,为无神论虐民的护符,相反,进化论的原产地英国却依然泰然自若,甚至不去其国教!
=======================
以上是我在網上找到的《来生不做中国人》及《中国比小说更离奇》的部分文章,已全貼於此。
121285115
幼儿园本科毕业
3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1 23:24 只看该作者
楼上的辛苦了,来生不做中国人看过了,后面个还没看过呢,有时间看看
奧斯卡金
3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1 23:28 只看该作者
《中国比小说更离奇》自序 ◎钟祖康
〔居然漏了自序,抱歉……補上;原载于《中国比小说更离奇》,台湾玉山社出版,2007年。﹞
我已经活过42个年头,虽然有些人出于误解而羡慕我的生活,但我觉得我至今所作过的事当中令自己感到自豪的并不多,而其中一样最令我引以自豪的,就是我对极具欺骗性的中国政治的认识没有出过大错,自问比起许多名教授、名人优胜得多。
譬如,我从没有做过大中国主义者,从没有膜拜过毛泽东,更没有追随过四人帮,没有拥护过中共收回香港,不需要等到八九年六四屠杀才明白到中共的残暴,和第一时间认同台湾的民主化运动,和第一时间响应台湾的政治自决立国进程。这些看起来像是谁都会的常识,事实上能做到的人并不多。除非你是已经醒觉的台湾人,或是思考比较讲求逻辑的洋人,否则上述陷阱你总会不是犯了这个,就是犯了那个。此所以有那么多人隔天就要「觉今是而昨非」,「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
我如果真的也要忏悔一下的话,那唯一的就是我年少轻狂时曾对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颇为反感,也写过一点点反殖的文章,因为当时我还是低估了大英帝国文明跟中国帝国文明的差距。多年以后,我才觉悟到英国人其实是香港华人,或者说,是中国人的文明导师。我也庆幸,我从来没有像绝大部份中国人那样,为了反殖而倒向比殖民地更独裁残暴的中共政权,又或反日反美霸权却拥护杀人更多也从不忏悔道歉的中国暴政。殖民统治虽坏,但由于中国人的统治更是坏得匪夷所思,所以,基本上任何殖民统治,相对于中国人的统治,都是较可取的。不过,曾经蒙受殖民统治之福的中国人虽已不计其数,但当中肯承认并进而反思何以中国人统治不如所有外来殖民统治的中国人,少得可怜。
我对台湾、中国、香港或西藏问题的看法,都只是紧密贯连着一两个很单纯的概念,那就是人的解放、平等和尊严。而且,我不是靠写这些评论文章为生,为文彻底独立,并像我仰慕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和鲁迅那样给议论文字注入一些让人赏心悦目的文学元素。大概,所有这些加起来,就是喜欢我的读者会那样喜欢我的文章原因所在吧。
在人的解放、平等和尊严这些信念底下,什么爱国主义、爱党主义、民族主义都是可弃之而毫不足惜的。当我发现了公义被埋没了,特别是在愚妄的欢呼和掌声之下被埋没了,我就偏要不惜工本,即使押上个人事业前途也要把它暴露出来。
为什么台湾人不可以政治自决?为什么台湾人不可以争取独立?我越看那些所谓反对理由就越觉其不知所云,全属典型中国式脑栓塞逻辑。但更加令我气愤的是,即使在自由地方,也有那么多中国人,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都纷纷附和这些脑栓塞逻辑。这更让我看清楚这个文明确已腐朽至极,而里面的人就像苍蝇依附着粪便那样驱之不去,恰如鲁迅说的:
「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
(《热风‧随感录三十九》1919年)
2001年,我争取到一个百年不遇的极罕有机会,在香港的主流媒体上发表了一篇支持台独的文章。在此文中(即〈台湾有权独立〉,原题为〈台湾有权摆脱暴政〉,已收录于本文集),我相信我已经找到了台湾人要求独立的最重要也是充份的理由,那就是摆脱暴政,就如法庭也会把虐待子女的父母跟被其虐待的子女隔离那样。由于这论点真的搔到中国的痛处,中国当局对这文章及我本人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围剿行动,称「中华民族也耻有此败类……」,比「台独分子」「吕秀莲」更「猖獗」,「丧心病狂鼓吹台独……比台湾岛内台独分子的言论更为嚣张、荒谬和无耻。」其实,谁希罕做这个败类民族的一员?
有人说,台湾不听中国话,会有灭门之灾的!所以就应任由中国鱼肉了。但我始终认为,当我们被土匪打劫时,总得有反抗的自由吧。现在的情况是,这个土匪说:你反抗我会杀死你的,若我杀死你,这是你的责任,因为我已经警告过你,我是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在世界上所有的文明社会,选择是否反抗土匪从来都是被打劫者的权利,当中包括宁死不屈的权利。无论如何,反抗土匪的权利是无可置疑的,只是是否行使这个权利呢?就得由被打劫者自行决定。
往后多篇同样引起热烈讨论的文章,都是因在「台湾有权独立」一文被中国打压下,为进一步把中国神圣画皮撕破而写的。就如中国打压台湾一样,中国对我的打压只激发了我的反抗。
可是,我却出生在一个错误的地方—香港。也如鲁迅说的:
「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
(《而已集‧再谈香港》1927年)
今天,洋主子是走了,但换来的「中国主子」却比洋主子更坏。譬如年薪四百万(港元)的香港特首曾荫权才刚刚说,香港不能搞民主,因为中国发生文革十年浩劫,就是因为太民主!若有公仆在台湾胆敢说这样的屁话来作为在台湾推行独裁统治的借口,会被人当众掌嘴的。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的文章会有怎样的下场,是可想而知的。好的中国人作家那么少,不仅是因为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也是因为中国甚至香港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正常读者。如果台湾从世界上消失了,用中文创作就没有什么意思。
所以,我特别要在此感谢香港《开放》杂志。《开放》杂志负责人金钟先生让我有自由畅所欲言,这种自由在文明得多的台湾当然已寻常得不值一提,但在香港这个以被北京爷们相中、饲养和阉割为荣的地方却是非常罕见的。
本文集的文章初次刊登时限于篇幅而不得不时有删节,现在都把文章的完貌呈上,并略作修饰补充,使之更为完备。我同期的其他文章则收录于另外一本文集《来生不做中国人》,两者可一并阅读。
最后,非常感激急公好义的周美里小姐,没有她的热情推动,这批文章是难以这样顺利出版的。
钟祖康
2007年10月挪威
mafanpk
3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2 00:40 只看该作者
想看完整版··谁有分享下
小莉莉
3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2 00:57 只看该作者
支持一下
上天在我胸膛
3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2 08:00 只看该作者
再次谢谢LZ
西门吹牛
3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2 11:24 只看该作者
此书反动,鉴定完毕!——出版总鼠
上天在我胸膛
4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8 09:04 只看该作者
上天在我胸膛
4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8 09:05 只看该作者
吃饭好呢,还是吃粪好呢?
吃饭好呢,还是吃粪好呢?
作者:钟祖康
●
本文是作者将于七月面市的新书《中国,你凭什么?──从北欧礼义之邦到中华民族假大空》的自序。作者表示新书“依然是彻底离经叛道、直言不讳,将令读者狂骂或狂喜之作。”
来挪威六载,耳闻目见,回望香港、中国,能不揪然于心?人生于世匆匆,如花茂盛,忽然见折;如云行走,不能停住。余已悟往者之不可谏,岂敢再浪掷余生,作违心之论?
这书是我这两年来部份的读书和沉思手记,一如《来生不做中国人》那样,依然是彻底离经叛道、直言不讳、将令读者狂骂或狂喜之作。
不少中国读者骂我在《来生不做中国人》等著作中把中国踩得太扁,把北欧抬得太高。这个反应我完全不觉惊讶,要是中国人不把我骂个半死,那就不再是中国人了,他们这样骂,正恰如其分的说明了这些读者依然是“待人以严、律己以宽”的纯种中国人。这些怒气冲冲的中国读者提出的许多问题,根本不值一驳,当中大都是中国人被迫停止了独立思考起码两千年兼资讯封锁下的井蛙之见。
中国违背常理的自作孽与瞎折腾
在文明国家,政坛上,政党之间,甚至是黎民之间的争议,只在于社会经济政策左一点好呢,还是右一点好呢?又或对于环保问题是进取一点好呢,还是渐进一点好呢?甚或对于中国有毒劣货是容忍一点好呢,还是强硬一点好呢?但在中国甚至香港,政坛上,政党之间,甚至是黎民之间的争议却是要民主还是不要民主好呢?要普选还是不要普选好呢?要人权保障还是不要人权保障好呢?民主、普选、人权这些文明人基本信念,在文明国家,已经是任何心智正常者或政党的共识,已不容争辩,若有人胆敢提议废除普选,或暂停普选,又或像香港那样在一些本已全面普选的议会重新加入委任议席,在立法机关加入只适用于奴隶的“分组投票”,可以肯定,提出这样建议的人即使不招致哪怕是最有教养的同僚的惩戒性暴打,也会被关进精神病院。
在文明国家已经不容再争议的信念和制度,在中国甚至香港竟然变成没完没了的争论话题。所以说,在文明国家,人们只会讨论吃马铃薯好呢,还是吃面包好呢?但在中国甚至香港,人们则依然停留在讨论到底是吃饭好呢,还是吃粪好呢?此论或会引起一些绅士淑女的不快,惟非如此不足以描摹中国人不堪言状之既愚且顽。
俺忍不住问询于内子∶汝曾闻贵国有人要讨论民主制度之存废欤?伊猛力摇首答曰∶闻所未闻。
不知是否巧合,据我考证,中国人对粪便的厌恶确似并不十分明显(详见拙文〈中国人的食粪症〉)。
中国从董仲舒独尊儒术,到李后主发明妇女缠足,再到明清抗拒外来优秀文明的启迪,到共产党在欢呼声中君临天下,一切尽是自作孽,祸去祸来因自招,活活瞎折腾两千年。
今天香港由中国统治,也是完全违反常识和常理的自作孽与瞎折腾。一个地方绝无道理被一个在现代化发展上远差于自己的地方所统治。香港就像一只猴子,虽然尚未完全开化,但其聪慧已在万兽之上,只在人之下,但中国却只是满肚草的一头牛,试问一头牛凭什么领导一只猴子呢?其可笑可悲,可跟当年俄国仗其四肢发达强占文明在其之上的波兰、捷克、东德诸国,卒令人家焦头烂额相仿佛。
挪威政府每年宗教开支几十亿
在这六年,我努力观察挪威的社会发展。其中令我非常深刻的是,也是绝大部分中国人发梦也意料不到也觉得极其无聊的是,就如其他北欧国家那样,挪威政府投放了巨额资源于宗教事业,雇用了数以千计的神职人员照顾国民的灵性需要,目前政府一年用于其国教路德宗教会日常运作的开支高达十四亿挪威克朗(约等于十七亿港币),另有廿五亿挪威克朗(约等于三十亿港币)供教堂保养翻修之用,再有另外约一亿六千万挪威克朗用以资助路德宗以外如回教佛教等的所有宗教团体。一个人口不到五百万的国家每年投放几十亿港币于宗教事业,这是笃信西方文明只建基于“富国强兵”、“船坚炮利”、“科技兴国”的中国人永远也不能理解的。
更令各位意料不到的是,挪威宪法直到今天依然规定,内阁大多数成员必须由路德宗教徒出任!
史学家钱穆对中国文化一向拙于批判,但他对中国宗教发展的一些看法却颇能切中要害。他说∶“民初提倡新文化运动提倡全盘西化的人,只提出了民主与科学,却把宗教抛弃一旁,不仅抛弃不理,还常有极浓厚的反宗教倾向,于是打倒了孔家店,冷落了释迦牟尼,又不请耶稣、穆罕默德来,那么马克思便乘虚而入,此乃眼前教训。可见讲文化,宗教信仰也该郑重考虑才是。”(见《中华文化十二讲》九十六页)
挪威政府对宗教之呵护已行之千年,这是挪威人今天个个知书识理兼讲礼义廉耻的重要缘由。由于这种主要来自宗教的薰陶,挪威人不仅从维京大贼变成诺贝尔和平奖主持人,更实现了中国人在〈礼运大同篇〉里面的幻想:“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原来,这里才是礼义之邦。
江泽民竟然发出如此无知的问题
挪威人的教养,令他们不会像香港人那样,可以容忍领导人拿相等于清洁工百倍的薪酬,或威胁说只要利得税多加一点就会撤资。
中国人并不知道在挪威发展独步全球的背后,有着这样一个由宗教事业打造而成的极其深厚的人道精神作其承托。
但香港的统治班子不也大部份是基督徒,并以天天上教堂的曾荫权为首吗?却为什么会那样草菅人命的呢?我只能想起上世纪初从英国来华传教近半世纪、名满中国的邰慕廉牧师(Francis
John Dymond 1866-1932) 临终前说:在数以千计经他之手的中国挂名信徒之中,他无法肯定当中有一个是真信的!
由于中国相对于香港只是一头牛,在这方面中国领导人自然又比曾荫权再低几个档次。江泽民于一九九八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时与其对话时居然说:“我是共产党人士,是无神论者……但是我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去年访美的时候,也包括到欧洲的一些国家,我发现许多人,教育水平都很高,科学技术水平也很高,但是呢,他们好像还很信喇嘛教的教义。这一点呢,我也正带着一个问题在研究,Why(为什么)?”
这个难以想像会发自一个二十世纪国家领袖的问题,挪威人,正如任何文明人那样,从盘古开天就明白了。
(联系作者:onlytojoe2@gmail.com)
转自《开放杂志2009年7月号》
上天在我胸膛
4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8 09:08 只看该作者
钟祖康博客
钟祖康 vs. 中国 http://joechungvschina.blogspot.com/
中国人为甚么这样蠢?
◎ 钟祖康
● 中国人只有小聪明和大权谋,没有智慧,究其因可能是数千年代代相沿的铅中毒
而造成智力低下。
中国为甚么两千年来反复沉沦?长时间无法解决许多文明国家不成问题的问
题?中国人为甚么会奴性如此深重,崇拜一个又一个实属十足无赖流氓杀人狂的东
西?中国其病安在?
中国蠢在小聪明大权谋
过去,我致力从中国的地理位置或思想垄断等因素思考中国的没落问题。近来
我发现了一个被人忽视的重大视角,就是中国人很可能是一个比较蠢的民族。我说
的蠢,不仅包括呆头呆脑,也包括损害整个社会福祉的个人小聪明或大权谋。我发
现,国人之所以蠢,不仅是因为中国统治者两千多年来一直奉行如余英时教授所说
的「反智论」,而是,中国人很有可能生理上的智力发展存有重大缺陷,以致做出
了诸如把女人的天足捆绑了一千年,将止痛药阿芙蓉(后称雅片,再后称鸦片)当
饭来吃,不断以加高两岸大堤来解决黄河水患,以至当前男女人口比例失衡至一一
六点八六比一百之类旷古绝今的荒唐事来。据闻中国人民的感情是全球最脆弱的,
极易伤害,揭发中国人蠢是很敏感的事,决不能假手於洋人,否则会引起种族岐视
的轩然大波,情况或跟中国人只接受中国打中国人那样,所以笔者感到责无旁货。
中国儿童血铅含量惊人超标
近年我阅读了大量关於中国大陆环境污染问题的研究报告和新闻报导,其中一
项关於中国儿童的血铅含量(blood lead level),最令我震惊。中国当局经过多
次检验,一致发现中国城市儿童的血铅含量高得惊人,中国城区平均约百分之五十
二的的儿童中血铅含量超标,有的地 方如广州、深圳更高达七至八成。而在先进
文明国家,铅中毒的儿童最多不会超过几个百分点。铅中毒最大的问题是,脑部发
展会受破坏,智力发展不良,精神涣 散,无法专注学习,有的会有过度活跃症。
犯罪行为与血铅含量也甚有关系。血铅含量对儿童的祸害大於成人,原因是儿童的
脑部尚在发育,智愚待定。
有关中国儿童血铅含量研究显示,儿童体内大量的铅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本身
也是铅中毒的母亲,其次是空气、食具、食物,玩具、室内装饰等等。国人育儿历
来讲求天生天养(其实是自生自灭),婴儿尚且可以成为席上珍、壮阳补品,儿童
的身心健全、智力发展、正常学习的问题就难免有曲高和寡之虞了。
难怪,无数中国儿童学习迟缓,长大后如李鹏那样的一脸呆相,中国学者每每
要离开中国才大放异彩,甚至勇夺诺贝尔奖,看来不尽是因为中国教育资源不足或
政府长期控制思想所致,也是由於国人脑部受到有毒化学物质的破坏而无法健全发
展。美国疾病及预防中心年前比较了中国大陆领养儿童抵达美国时和抵埠一个月后
的血铅含量,发现所有受测试者已从严重超标降至接近美国儿童的水平,可见血铅
含量在干净环境下即迅速下降,这多少解释了许多大陆学生或血铅含量偏高地区包
括香港等地区的学生去了血铅含量偏低地区求学后,往往有脱胎换骨的表现。即以
笔者的个人经验,不才自逃离香港深水步移居血铅含量超低地区兼环保胜地挪威以
来,也感到头脑思想比以前更清醒、精猛、敏锐,更能集中精神,开始领略清洁环
境和高度文明发展的关系。
但令人沮丧的是,虽云血铅含量可以降低,研究显示,早年铅中毒患者(特别
是妇女)即使他日康复,体内的铅很可能会永久藏於骨头里面,成为日后诞下「毒
婴」的祸根。
以牺牲智力为代价的国粹
中国人血铅含量特高,似乎不自今日始。中国文化中有几种国粹,其实令中国
人的智力付上了惊人代价,大抵也是太蠢之故。那就是青铜器,炼丹术和铅釉陶瓷。
中国自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到公元五世纪这段所谓青铜时代,制造了大量青铜
器,炼制方法是将铜、锡及大量的铅混和起来,中国古代青铜器铅含量高,从百分
之 一至三十不等,藉以降低青铜的冶炼温度,并令溶液柔化以利加工。青铜器不
仅广泛应用为生产工具,也普遍用作食具、酒器。这是中国的青铜器发展跟西方的
青铜 器发展一个不同之处。青铜器由於是贵重器皿,在中国主要是贵族阶层或富
贵人家的玩物,在历朝的皇宫都是主要的装饰和食具。可以推论,青铜器对於抑制
中国统 治阶层的智力,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另一个国粹是道家的炼丹术。所谓丹,就是将水银、铅、丹砂、硫磺、锡等人
体毒药共冶一炉,哄骗蠢人长生不老的不学无术。故炼丹术又名「铅汞之术」。就
如常人忽视妇女缠足、长期宵禁等中国现象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那样,对於炼丹在中
国历史上规模之大,破坏之巨,国人也是不甚了了。中国人在儒家的思想教育下,
缺乏了一种超越现世、令人怀著盼望离开尘世的宗教,结果极度厌恶、恐惧死亡,
眷恋现世,哪怕是似人非人的苟活,也不惜一切以冀无限延长。炼丹就是在这种文
化背景下占据了整个统治阶级和文人雅士的心灵,也因而令他们吞下了大量铅和水
银,不但破坏了他们的智力、学习能力和脾气,也令许多人包括皇帝赔上性命。
鉴於中国的专制统治者权力极度集中,代表全中国人民思考,他们智力受损,
对中国破坏极大。
中国有毒铅釉陶瓷铺天盖地
中国自汉代兴起铅釉陶瓷,成就了唐代的唐三彩,和中国的琉璃文化,却甚少
国人关注铅釉对人体毒害的问题。中国历史上许多技师、釉工因铅中毒而早死,或
在绘图期间中铅毒弃世以致留下不少待完作品的惨事,恐怕也是许多人闻所未闻。
中国的铅釉陶瓷文化一直祸延至今,今天中国大陆的铅釉餐具,俯拾即是,「毒
碗」满天飞的报导不绝於闻,香港的廉价陶瓷餐具十九来自中国,也算是有祸同
当。国人买食具重价钱、色泽或耐用与否远多於安全,不会考究这是劣质铅釉彩,
还 是安全而略贵的釉中彩、釉下彩。国人嗜茶,但古来多少茶壶茶杯以铅釉制
成?今天则连茶叶都有铅了。英国人同样嗜茶,但早在二百五十年前就有人看到并
解决这 个问题。嗜茶的医生Dr Wall想向穷人推广品茶,又担心铅釉茶具的毒害,
於是致力研究,卒以皂石soap rock 制成无铅的白磁,创立今负盛名的Worcester
磁器厂。但在中国,只听闻玩物丧志的警告,却甚少人将嗜好与知识、科学结合起
来,至於有闲阶级关心贫民 死活,则属多管闲事。而且,从中国的独裁统治者的
角度来看,长期有效压制民众智力发展,使之贴服如羊,不违国情,不正是求之不
得的愚民妙法?
中国人口之劣质,已不再限於「东亚病夫」(全国乙型肝炎带菌者已超逾一亿
两千万!),也在其智力缺陷;「黄祸」的含义已不仅指中国向外倾倒劣质人口,
也扩展至倾销劣质害人商品。中国的毒铅文化并不以此结束。过去中国妇女嗜服铅
粉(即宫粉或胡粉)去胎,大夫以铅粉治病,美人揽著铅制的青铜镜或铅镜,以铅
粉扑面,「夫铅黛所以饰容」(见《文心雕龙》),中国妇女一天不洗尽铅华,实在
很难清醒。自然,古人「以镜为鉴」,也有越照越蠢的危险。
(钟祖康:香港时评家)
原载香港《开放》月刊
上天在我胸膛
4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8 09:09 只看该作者
钟祖康:成龙错在哪里?
不少网民把成龙最近“中国人需要管的”的言论扯到我身上,也有很多读者想听听我对这事的看法。限于时间,在此仅能略说一二。
由于成龙是非常著名的国际级影星,加上事件引起了美联社这样的国际通讯社的兴趣,挪威这里最多人看的报章VG对此也有报导。
老实讲,国际传媒,或成龙的洋人戏迷更感兴趣的应是他对待女性的骄横作风,以及对待子女的不负责任。成龙对情妇擅自公开他们的私生女极度不悦,竟说:“今天如果一个女人怀了我的孩子,又为了我着想而一个人偷偷跑去柬埔寨这种地方躲起来,我会对这个女人感到愧疚,也会为了她的顾全大局而竖起大拇指!”〈见2004年6月7日及8日报章报导〉。其后又说∶“(希望)吴绮莉两母女不要干扰他的生活……”,并为了不会伤害正室,竟公开声明“因此我不会特意去探望或关心她们,否则会伤害到另一方。”〈见2006年9月19日报章报导〉。看来这又再验证了厚黑学教主李宗吾的《厚黑学》理论∶中国英雄豪杰的成功之道,首要就是脸皮要“厚如城墙”,心地要“黑如煤炭”。
这样的行止,这样的声明,在以奴才为主流的华人社会当然不是什么一回事,换作是洋人社会,就未必会轻易放过他。但成龙非常幸运,尽管他不负责任的荒淫史在所有华人社会已经家喻户晓,但在英语主流媒体中却极少报导。
成龙说他慢慢觉得“中国人需要管的”。这个脑残式发现,也激起许多脑残式的议论,攘臂张目,不可穷诘。其实问题不是管与不管,而是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和该管的应怎样管。中国一向的问题都是,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却要管,而且是乱管。譬如,政府原该强力管理,以做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却不理民众死活,任其自生自灭;但像宗教这些应尽量任其自由发展,不该多管的,中国政府却管得滴水不漏,还要以无神论者的身份成立宗教局。
成龙控诉三鹿毒奶,并说中国电视机会爆炸,这是他言论中算是较接近事实的观察。但为什么中国人会那样丧尽天良,以制造黑心货为志业?祸首之一,不正是因为中国统治者不该管的却要管,镇压了宗教发展,摧毁了民众的道德伦理价值、羞耻心和荣誉感?
(钟祖康(Joe Chung)博客)
eat.eat
真摇滚,真愤青,真大气魄
4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8 10:14 只看该作者
谁能搞来完整版的电子书
上天在我胸膛
4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8 10:31 只看该作者
中国人逐臭境界甚高
锺祖康 (Joe Chung)
最近香港政府宣佈﹐有鑑于金融风暴令就业市场恶化﹐新毕业的大学生求职艰难﹐所以提出大学生实习计划﹐由僱主与政府各出资两千大元(不是美金﹐而是港币)﹐即以四千港币聘用大学毕业生实习。由于出价太低贱﹐建议甚受争议。但当局以及若干社会贤达则痛感学生不自爱﹐指若没有政府出资补贴两千元﹐许多大学毕业生必连这样的实习机会也失掉。
这个事件令我想到已被废除的香港妹仔奴隶制度。
英国国会于1807年﹐通过《废除贩奴贸易法》(An Act for the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禁止在英国本土及所有英国治下领土蓄奴。因此﹐英国于1842年佔领香港时﹐就第一时间明令废除当地的奴隶制。但英国人一直到1940年代﹐经过长期努力下﹐才得以取缔并根绝香港的妹仔奴隶制度。
何至于此呢 ?
主要原因是﹐当时香港绝大多数华人不仅认为妹仔不是奴隶﹐更称﹐这些女子若不被卖为奴婢﹐也只会被溺毙、饿死或被卖到妓寨﹐所以﹐他们认为﹐让她们到家裡做妹仔﹐简直就是救了她们。阖港华绅商民上书港督﹐力陈妹仔制度有其存在价值﹐并促政府体察民情,变通办理云云。结果﹐香港的总督一方面看到华人对此陋习确是难捨难离﹐民情汹涌﹐众怒难犯﹐同时﹐由于一众华人万口一词说妹仔制度确是拯救女性的义举﹐若干港督和越来越多英国人也慢慢被洗脑﹐站到华人一边去。
到20世纪﹐拥护妹仔制度的香港华人手腕更形狡谲﹐成立「防范虐婢会」﹐像中国政府也发表「人权白皮书」那样﹐装模作样﹐益添欺骗性。
中国人就是不问﹐为什麽那麽多中国女性不被卖为奴婢﹐就只会被溺毙、饿死或被卖到妓寨呢?当中国的圣人、平民、当中甚至包括妇女﹐已经一人一脚合力把妇女踩成泥后﹐就对她们说:妳已经走投无路了﹐让我打救你﹐买你为奴吧。
所以﹐现在政府建议用四千港币聘用大学毕业生﹐就如旧时一户人家贱价买来奴婢﹐说是为了让她免被溺毙、饿死或被卖到妓寨那样。用于拥护妹仔奴隶制度的逻辑﹐今天用来赞美以四千元僱用大学生﹐或用五千元僱用清洁工人。
香港人不会问﹐为什麽大学毕业生月薪四千﹐而香港特首的月薪可以是40万?整整相差100倍﹐若把特首的附加褔利计算在内﹐相差更达两三百倍。大学毕业生只得月薪四千﹐原因之一就是以特首为首的香港中高级公务员疯狂掠夺﹐要是他们只拿挪威公务员那样的薪酬和附加褔利﹐省下来的钱已足以聘用数千个月薪起码一万港元的大学毕业生。
现在特首和高官不断呼吁大学毕业生不要介意低薪﹐要有「多年媳妇熬成婆」式吃苦精神﹐要趁目前困难的环境磨练自己﹐显然﹐他们企图借「安贫乐贱」、「吃得苦中苦」这样的中国奴隶座右铭来蛊惑人心﹐掩人耳目﹐避免有人追问他们凭甚麽可以疯狂掠夺?
香港的妹仔奴隶制度在文明洋人管治下也要花上近百年才被取缔﹐可见中国人的逐臭境界甚高﹐当中奥妙无穷。
上天在我胸膛
4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8 10:33 只看该作者
钟祖康:女性困境造就金牌
中国奥运金牌阴盛阳衰是因中国女子较能忍受非人地狱训练,即女孩子能吃苦,许多穷家女被迫走上这条血泪之路。而且女运动员服禁药也比男性更能提高体能。
尽管中国由于儒家重男轻女传统加上过去二十年的一孩政策,人口男女比例已失衡至一百二十比一百,但非常奇怪,中国运动员却是阴盛阳衰。从一九八四到二○○四年六届的夏季奥运会,中国男女选手所得金牌总数比例为四十七比六十五。若与美、俄两国比较,从一九九六到二零零四年三次奥运会,美、俄、中三国的男女选手所得金牌总数比例分别为七十九比三十七、五十四比三十和三十一比四十五,唯有中国女选手高于男选手。这次北京奥运亦不例外。
为什么在阳盛阴衰的中国,也是阳盛阴衰的国际奥运体坛,中国的奥运体坛却是阴盛阳衰?就从我亲身的体验,不仅是中国男性,中国女性的体能平均而言,也明显比洋人弱,何以却能在竞技场上称霸呢?这是非常有趣的问题。
中共官员说“女孩子能吃苦”
中国体育代表团副团长李富荣分析这“阴盛阳衰”现象时,认为女选手能“吃苦耐劳”是一大原因。前中国游泳总教练陈运鹏也说,“中国女子选手相对比较吃苦听话”,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孙晋芳同样说,“女孩子能吃苦”。游泳运动员周亚菲这样描述奥运备战训练:“日复一日的训练从早上五点一直到晚上十点……我不知道这种训练是否科学,但这不利于我们的健康。”一名年仅十三岁“拿到许多荣誉,但是因为超负荷的训练,小小年纪就伤病缠身,最后只能放弃自己的梦想,重新回到校园”的前体操女运动员伤感地回忆那段“皮肉生涯”:“教练经常……拿棍子打,有时候用手打或者脚踹……不反抗,因为我很清楚,反抗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
曾名震一时的“马家军”就是这种中国式魔鬼训练的典型。教练马俊仁以严厉手法训练一批女子中长跑运动员,据报导是毒打与羞辱并施。报告文学作家赵瑜曾发表震撼人心的《马家军调查》,文中提到马俊仁甚至伸手探进运动员衣内撕掉惹他讨厌的胸罩:
“老马果然发现了她们胸部的异常……老马站在队前破口大骂:你们这帮小贱逼!又想什么啦!你们想野汉子啦?学会臭美啦?非得找几个大老爷们操你们不可啊?我越来越管不住你们啦是不是……终于怒不可遏……伸手从运动衫的后领口猛然掏入,揪住乳罩硬撕下来,狠狠地抛在足球场上,队员们不敢反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随之而来是压抑的抽泣却又不敢哭出声来,任凭老马连骂带揪,揪出一只抛掉一只,又扑向下一个……转身疾扑王军霞而来,王军霞……大哭出声掉头就跑。老马更加愤怒,紧扑两步没扑着,弯腰抓起地上的一块大砖头就砸了过去,王军霞跑得快,算是没砸着……”农村女孩王军霞敢发难,极其罕见。她出走后说“以前他想打就打,想骂就骂……谁比我更想自杀呢……我当时只是觉得再这样练下去,我非崩溃了不可。脑子里经常会有自杀的念头出现……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斗争后,我觉得我一定得离开,大不了我什么都不要了……像我这样对生活对生命都绝望的人,咋整也无所谓了。”
“女孩子能吃苦”就是这个意思。这方面女孩子较男孩子有优势,因为男子体力较大,性格也较刚烈,教练随意挞罚会危及自身安全。中国女运动员所吃的苦,在一般文明社会根本就是为法律所不容,若有教练敢像马俊仁那样胡来必会被运动员齐心合力制服并送官,还要对被侵犯运动员作巨额赔偿。
体育寄宿学校学生多是农家女
中国政府使用人海战术,从全国挑选数以万计少年作专门隔离式地狱式培训,以奥运摘金为最高目标。因此,最终能够排众而出的只是极少数。当中有极大的赌博成份。而且绝大多数运动员都要面对退役后生计无着的问题。目前在中国三十万退役运动员中,近八成面临失业、伤病、贫困等生存问题的困扰,当中不少因过度训练而变成残障。退役后当搓澡工的中国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起码还能走动自如,但昔日马拉松世界冠军艾冬梅及其队友郭萍因训练超负荷而几乎全部脚趾移行错位,连皮鞋也不能穿。三十岁的郭萍很想结婚和工作,但脚部严重变形,每走至多十分钟就得坐下来休息,比缠足妇女更不堪,想过自杀的郭萍说,“没有人愿意娶一个不能走路或干活的跛子……我当时跑步是想将来有一天能让父母过得更好。可现在我成了他们的一个负担。”现在她还要跟同样贫病交迫的艾冬梅找律师向原主教练王德显追讨王被指在过去近十年暴力侵吞她们的廿多万元奖金及补助款。这就是中国精神“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见证。
这样违反人性、残害身体、糟蹋尊严、成功机会渺茫、没有保障,还要牺牲学业的运动员生涯,一个人若非为势所逼,或走头无路,决不会轻言投身,即使误堕其中,也不能坚持下去。中国政府就看准了中国妇女比中国男人更低贱、谋生更困难这优势,将之尽情发挥,让无路可逃的中国妇女承受非人类所能忍受的痛楚和羞辱,不打不成器,严师出高徒,从而突破人类体能的极限。虽然,中国的父母绝不会因拒绝让子女受训而要坐牢,但一个让人生死自便的不义社会很容易的就会把人推上这条血泪之路。
的确,数据显示,这些甘心接受地狱式训练的中国女运动员许多来自贫困农家,她们是全家人能否从地狱跃进天堂的希望,作用跟中国古时要十年寒窗的科举制相似。着有《北京大赛∶奥林匹克对中国意义何在》(Beijing’s
GamesWhat the Olympics Mean to China)的现任北京体育大学客座教授苏珊·布朗(Susan
Brownell)在这问题上也有同样观察。她说,很少白领和居于城市的父母会把子女送进这些体育寄宿学校,而来自农家的女选手特别集中于竞跑、马拉松、举重等几个项目,“中国妇女的社会流动较男人弱,而当中又以农村妇女为甚,所以参加体训可说是唯一出路。”
中国农村妇女另外的三条常见出路:种田做工厂奴工或下海为妓,并不见得比进体育寄宿学校受刑更加吸引。
农村贱女脱贫致富之道
所以,中国妇女或中国农村妇女的境况越悲惨,中国政府就越能够乘人之危。绝大多数国家的男性自杀率都比女性高,唯中国是极罕有的例外,原因是中国农村年轻女性由于生活太苦而自杀率超高。中国全国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自杀率百分之二十五,全国九成以上自杀发生在农村,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三倍,而农村年轻女性自杀率又比农村年轻男性自杀率高百分之六十六。可见,中国体坛是不愁没有新血的。这样,中国政府就可以人弃我取,专攻女子项目,特别是专攻像竞跑、马拉松、举重这些较冷门的、靠死工夫、要吃大苦、并且随时会令运动员外型走样、一般女子视为畏途的项目。
因此,就如洋人把赌博视为娱乐而中国人把赌博视为致富之途那样,对于中国运动员,特别中国女运动员来说,投身体育运动决不是像洋人那样的因为好玩为了兴趣更不是为了健康,而是为了在近于绝境下杀出一条生路并发大财,让自己和家人脱贫致富,从贱民阶层跃升为大众偶像,或嫁入豪门。当这一天来临,受过多少苦都是值得。中国运动员是出了名没有礼貌的,原因就在此,因为什么温柔敦厚都被非人训练淘空了,体育比赛就是你死我活、脱贫翻身的血泪生涯,不成功便成仁,唯一目标就是奖牌,甚至只是金牌。那么,与记者交谈或与旁人寒暄全都是毫不相干的无聊事,特别是要是她们也看穿了这些记者和观众本身也是有份支持的这个逼人忍受非人折磨方能求存的不义社会制度。相比之下,那些来自较文明和均富国家的女运动员,本来就已活得悠哉悠哉,无须靠夺奖来脱贫,争胜动机甚弱,她们除非天赋条件极好,是很难打败那些目露凶光的中国女选手的。就像被形容为如斗牛犬般进攻的乒乓球手邓亚萍,她那种嘶哮声,哪个对手听了会不感到心惊?邓后来回顾那段艰苦岁月,也说,“当时没有其他的退路”。
女运动员服禁药效果大
中国体坛“阴盛阳衰”的另一个原因是,与男运动员比较,女运动员的表现有较大“改善空间”。美国前女子七项全能运动员兼奥运选手教练帕特·康诺利(Pat
Connolly)十多年前就察觉到中国体坛阴盛阳衰(见一九九四年十月二日《纽约时报》)。当她在九十年代初看到中国奥运女选手突然脱胎换骨,屡破世界纪录,就觉得事有蹊跷。理由是,既然中国男运动员跟女运动员来自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基因库,同一样的训练设施和训练专才,为什么女选手的表现比男选手好那么多?马俊仁说秘密武器就是“甲鱼汤和冬虫夏草”,那么男运动员不是也可以吃吗?她再参考前苏联及前东欧国家体坛也曾出现阴盛阳衰的反常情况,就怀疑中国队阴盛阳衰也是用药所致。她说,男性由于体内的睾丸酮(testosterone)远比女性多而体能较强,因此运动员可通过服用睾丸酮的衍生物同化激素(Anabolicsteroid)来改善表现,而窍门在于:由于男女生理结构不同,这种外服同化激素对提升女性体能作用甚大,但对男性体能效用轻微。其次是,她说也由于男女生理结构不同,这些禁药在女性身上较难检验出来,因此女选手可以到较临近比赛时才停止服药。
在柏林围墙倒下之后,当局发现了东德共有十六个运动科学实验室,当中有四个专用作研究和应用同化激素。中国政权比前东德更封闭,并有要向世人证明中国人不再是“东亚病夫”和中国人已经“站起来了”的特殊需要,而且中国政府更花得起钱,也更深得“兵不厌诈”的《孙子兵法》精髓,所以,确有理由怀疑,中国在这方面只会比东德做得更猖狂。而中国也可能用上一些西方科学界所不孰悉的中药材料作掩饰,就如中国的水产养殖商利用中药来破解欧盟质检那样。
但女运动员使用同化激素代价很大,也就是外观和生理上会越来越趋近男性,譬如声音变粗、胸部变平、长出胡子和不能生育等。这样的代价,除非是不知情,一个女人若非万不得已,怎会接受?但在绝望的中国农村,肯这样豁出去的妇女应该不少。
看东德,金牌可以救中国吗?
前中国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失意于体坛后生活潦倒,于去年忍不住揭露了自己在吉林体工队时,一直在教练的瞒骗下,长期服用男性激素“大力补”(这是中国体坛的流行禁药),招认说“所有的金牌都是假的”,“队友们也服用这些药物”,“我吃那个药第二年就开始长胡子了”。到去年底,邹春兰只好做整形手术,让外观看起来还勉强像个女性,但依然无法生育。同样,在一九八六年第十四届欧洲田径锦标赛上表现惊人的东德女子铅球冠军赫迪·克里格(Heidi
Krieger),后来发现被当局长期暗中喂食同化激素,负责大规模向东德运动员暗中施药的前东德体育主管Manfred Ewald与药物医疗主任Manfred
Hoeppner均已罪成,并由此揭发在前东德约有一万名运动员被政府长期暗中施禁药。怪不得在一九七六年和一九八八年奥运会上,人口约只有两千万的东德在金牌榜上竟然可以超越美国,仅次于苏联。这种有系统的大规模暗中施禁药只可能在东德、前苏联或中国这样的极权封闭国家发生,这是自由民主国家在体育竞赛中极吃亏之处。后来克里格由于已变成一副男相,女性性征尽失,而不得不变性为男性,改名Andreas
Krieger。
从邹春兰、克里格及许多在颁奖后才被揭发或自行招认的服药事例看来,运动员服用禁药只要深得其法是不容易被验出的。而且,不论一国的选手中有多少人被发现服禁药,也只会褫夺有关选手的资格,而不会褫夺有关参与国的参赛资格,这样的勾当也够划算。最终,还是要依靠运动员的荣誉感和道德水平,以及运动员会否面对像中国女运动员所面对的那种魔鬼诱惑:可凭藉夺奖而一夜之间脱贫甚至致富。
一九九○年九月,在德国统一前夕举行的第十五届欧洲田径锦标赛上,东德表现最好,甚至终于压倒了走向瓦解的前主子苏联,其金牌和奖牌总数分别是十二枚及卅四枚,而西德的金牌和奖牌总数分别只有三枚及七枚。但东德最终没有因奖牌最多而获救,一个月之后,东德消失在统一的德国中。金牌可以救中国多久?
转自《开放杂志2008年9月号》
上天在我胸膛
4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8 10:33 只看该作者
钟祖康:拜读中国贪官忏悔录
最近看了一大批中国贪官的忏悔书或临刑话语,心情非常愉快,因为这些忏悔书或临刑话语充满娱乐性,几乎比剧作大家沙叶新讲的笑话更惹笑,而且当中有的含智量相当不错。譬如以贪污罪处死的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说的「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又如因贪污被「轻判」十八年徒刑的原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说的「在中国没有实现共产主义之前,办事不靠老上级、老朋友、老同学、老同事是行不通的……」又或如因经济犯罪被处决的原北京电子动力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陈铭说的「在地球爆炸之前,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就如「未曾长夜痛哭者,不足以语人生」那样吧,这样的话出自狂
贪巨敛者之口是最有说服力,最具震撼力的了。
但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单被揭发了的贪官已起码数以千计,所涉贪款成千上万亿(人民币),按新中国传统,他们许多都留下了忏悔书(或临刑话语),数量之巨,令人惊叹,当中虽有「三幅屁」之虞,惟可供喷饭者绝不少。读罢你自然会想起我的一篇旧作,那就是〈为甚么中国人那样蠢?〉(已收录于《来生不做中国
人》)
痴心妄想、语重心长类
「如果我再做市长的话,我会把钱退回去,并且希望以后不要再送了。」──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死缓)
「我受贿这么多钱,官是不能当了。我自愿放弃官职,放弃退休后应该享受的各种待遇,去当一个农民。希望组织上能给我几十亩试验田,我用高科技来种田,为国家做点贡献。」──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区政府副主席徐炳松(无期徒刑)
「请求司法机关给我一条活路,我真的还想再活五十年。」──原海南省东方市市委书记戚火贵(死刑)
「但愿法律允许戴罪立功,比如上前线趟地雷甚么的,我将毫不犹豫而前行……」──原国务院体改委宏观司副司长李雄(囚十五年)
「到资本主义国家考察,一定要有免疫力。特别对脱衣舞、老虎机这些腐朽东西,一定要正确对待,偶尔看看,偶尔玩玩就可以了,千万不要上瘾,也不要攀比,一上瘾一攀比就会出问题……」──原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副市长李乘龙(死刑)
「人啊!只有坐了牢,才体验到个中苦涩。进看守所的第一个早餐,我才知道,牛奶、鸡蛋的早餐已和我永别。」──原四川省交通厅高速公路管理局副局长陈昌立(囚十一年)
装聋卖傻、天真烂漫类
「经过入监后这么多天的沉痛思考,我才明白,收好处费和索贿本质上是一样的……」—原四川省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张开诚(囚五年)
「他大肆送,我大胆收,几年来竟收了近百万元人民币的贿赂,但感觉真是有些『不知不觉』就收了这么多。」──原郴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三玩市长」雷渊利(囚二十年)
「我是爱江山也爱美人……我和她们(情妇)来的都是真感情。」──原湖北省副省长孟庆平(囚十年)
「我如果有一个好的爱人的话,如果她及时提醒我,我不会落到这个地步。」──原海南省东方市市委书记戚火贵(死刑)
「改革开放以后,我在歌舞升平、送往迎来中迷失了本性,走向了堕落,经常心安理得地接受宴请、桑拿等特别服务。尤其是在认识了后来成为我妻子的那个年轻女人之后,在她的甜言蜜语中,我以为找到了真爱,便不顾一切地要求离婚。实实在在地讲,我的后一个妻子的确年轻漂亮。」──原湖北咸宁市旅游局长、党组书记吴天明(囚七年)
「我恨给我送股票的人,恨给我找小姐的人!」──原沈阳市财政局局长郭久嗣(死刑)
自认无知、恬不知耻类
「说来也许可笑,我虽然曾经担任过政法委书记,也曾经较长时间分管政法工作,但从未认真学习过法律,全市的『一五』普法、『二五』普法、『三五』普法都曾经参与领导过,然而自己却是一个十足的法盲。」──原湖北省黄石市市委书记陈家杰(囚六年)
「作为政协委员,我应该是知法执法。但是我不学法,不懂法。虽然我也参加了『一五』、『二五』、『七五』的普法教育,说实在话,那是应付。包括答案也是抄人家的,看看书,甚至找部下代答,就交上去了。甚么是职务犯罪,甚么是共同犯罪,职务犯罪的要件是甚么,概念是甚么,不清楚。自从去年被采取强制措施以来,我先后被关押在多个地方。在被关押期间,我经常与其它嫌疑人说说话,我的法律知识还不如同监室的小青年……」──原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第一贪
官」潘广田(无期徒刑)
「我误入歧途后,工作效率和成绩急剧下降,所执行的案件不是有头无尾,就是有尾无头,帐目不清,混乱无章……我身为法官,实质上却是不懂法、不守法的法盲」──原黑龙江牡丹江市阳明区法院执行庭庭长王启善(囚二十年)
「我干这些违法犯罪的丑事、坏事时,从没有碰到甚么障碍,也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一切都是在失去控制、失去监督、不知不觉中完成的。」──原沈阳中级法院院长贾永祥(无期徒刑)
「我除了追求金钱,千方百计搞钱以外,还热衷低级趣味感官刺激,看黄片、看黄书,玩女人毫无羞耻。我利用职权和金钱打那些有求于我的女人的坏主
意……我与老板们玩在一起,人家背后议论我是『玩权力、玩金钱、玩女人』的『三玩』干部,我认为名副其实。」──原郴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三玩市
长」雷渊利(囚二十年)
「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领导看到政绩。」──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死刑)
「总结起来,我走向贪图钱财『怪圈』的轨迹是:拒绝收受──收了发抖──顺其自然──心安理得。」──原江苏民政厅副厅长程韶韵(囚三年六个月)
「看着先富裕起来的那些人,我开始琢磨没有资本积累怎么办……因为我拥有一个地方的最高领导权,而成为社会上某些人实施『买官』的对象。他们不择手段地对我展开糖弹攻势,在我身上搞感情投资,利用我出差、治病之机,或在逢年过节时『进贡』。」──原广西钦州市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俞芳林(无期徒刑)
「随着自己年龄一天天变老,『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念头时有闪现。就是在这些杂念下,禁不住诱惑和考验,从而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原湖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黄伟如(囚十五年)
自我解剖、实话实说类
「与企业老板的接触与交往就成了自己工作的一部份。这种接触多了,看到的听到的都是商人的那一套游戏规则,时间一长,我产生了『角色错位』,将自己混同于一个『商人』,做人做事只强调回报、收益等一套规则。」──原杭州余杭区副区长马惠明(无期徒刑)
「心想,我已经五十多岁了,职务已经这样了,何必自己为难自己,何不趁在职享受几年,这种想法一出现,我就彻底放开了,『五十九岁现象』在我身上提前发作了,我的思想开始急速下滑,由过去被动接受别人吃请,到主动地出入高档酒店,酒足饭饱之后,还要洗桑那、游泳、打保龄球、泡舞厅,由羞答答的受礼变成明显
的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由开始的一两万到一次收十万也是脸不变色心不跳,由过去搞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到主动找小姐嫖娼,这时候我已经没有一点共产党人的气味。」──原沈阳中级法院院长贾永祥(无期徒刑)
「明知天外有天,却还自以为是;明明败絮其中,还要张扬金玉其外;不追求生活奢侈,却长期发展婚外畸情;不崇拜金钱,却大肆收受和索取贿赂。」原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主任李国富(囚十三年)
「给我送过钱的,我都不记得了。没送过钱的,我都记得。」──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死缓)
「政治理论学习和党纪法规学习,我不是应付了事,就是思想根本不沾边,经常将廉政挂在口头上,捞钱落实到行动上。」──原深圳市国税局海洋石油分局局长吴桂标(囚十年)
「一是长期放松政治学习……马列主义的书不怎么读了,有限的学习也只是流于形式,很少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我在台上讲的与下面做的不是
一回事;对人家讲马列主义,对自己却采取自由主义……二是过多地与商人老板搞在一起。」──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死缓)
「讲实话,要说我完全不学法、不懂法也不现实。反腐败的文件、数据、电视片我也看过;我也曾经拿着秘书写好的讲稿,滔滔不绝地做廉政报告,教育他人要廉洁自律。而在台下,自己却把这些话抛到了九霄云外。」──原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原局长湛世明(无期徒刑)
「自己也写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还汇编成了专着《审判前沿的思考》,遗憾的是,写的与做的相悖,写的是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写的是司法公正,不办关系
案、人情案、金钱案,做的却是贪赃受贿,司法不公,大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原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柯昌信(囚十三年)
「我给别人有时写书法,也常写『知足常乐』,可是自己教育了别人而没有觉悟自我。」──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死刑)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从学校出来做官。」──原黑龙江省哈尔滨常务副市长朱胜文(无期徒刑)
「假如江西的新闻媒体能自由些,他们能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一样,敢于报导我的绯闻,我这个省委常委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死刑)
上天在我胸膛
4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8 10:49 只看该作者
钟祖康:邓小平的吐痰外交
● 编者按:在中共外交中,最为西方感兴趣的是「邓小平的痰盂」。西方外交官每有详细记载,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因此称邓为「肮脏小矮人」。本文见微知着,发人深省。
邓小平见外宾时脚下的痰盂举世闻名,西方外交官有详细介绍.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回忆录中称邓为「肮髒的小矮人」。图为邓小平(左三)1977年在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每人脚下都有一个痰盂。
为了迎接奥运,中国除了积极人士之外,正在努力的向全国人民推广文明吐痰,譬如派发大量「文明吐痰清洁袋」,甚至在公众场合摆放痰盂等等,不断操练,以免同胞在老外面前丢脸(其实花卅六亿人民币起了一个严重漏水和白天不开灯不能使用的「鸟巢」都已把脸丢尽了)。中国网路上一篇劝人不要随地吐痰的流行文章写道:「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古代文明国家……不准随地吐痰,不等於让你把痰不吐出来而往肚内咽下去,同志们,我们千万不能把含大量细菌、含有害有毒物的痰往肚内吞,这是极不卫生的,打个比方:你自己有痰往肚内咽,等於别人的痰往你嘴里吐一样,你想这髒不髒?想到这些,你以后可能再也不敢将痰往肚内咽了。有了痰,我们必须吐在痰盂内……」。看了这文章后,恐怕原本不想吐痰的都不敢不吐了。
说到文明吐痰,自然令人缅怀起毛泽东和邓小平那年代在公开场合的那些御用痰盂。
曾经有一段好长的时间,我以为那些在中南海会客室或人民大会堂的痰盂只作装饰用,或作为中国人顽强地向外人特别是洋人宣示「以我为主」的天朝傲慢姿态.我相信这些痰盂只是装饰品,是因为在我从没有在任何媒体上面看过任何人正在使用这些痰盂,其次是因为我非常怀疑那些领导人真的敢在外国元首或贵宾面前吐痰。
直到多年后读到国外领导跟毛、邓的会议记录或有关外国领导的回忆录时,才很确定的知道这些中国领导人在公开会客的场合确实经常往这些痰盂里吐痰。
与美会谈邓不断吐痰的记录
在中美建交前从一九七四到一九七五年的其中五次中美会谈中,按照美方相当仔细的会议记录,每次均出席的邓小平总共朝着痰盂吐痰十六次,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会见福特总统和国务卿基辛格一次吐痰最多,总共六次。该五次中美会谈中有关邓吐痰的描述共有以下八种措词:(一)邓往痰盂里吐痰(Teng
spits into his spittoon.);(二)邓再次往盂里吐痰(Teng again spits into his
spittoon.);(三)邓再次俯身往痰盂里吐痰(Teng leans down again and spits into the
spittoon.);(四)邓俯身大声往痰盂里吐痰(Teng bends over and spits loudly into his
spittoon.);(五)邓大声往他椅子旁边的痰盂里吐痰(Teng spits loudly into his spittoon beside his
chair.);(六)副总理俯身往他椅子旁边的痰盂里吐痰(The Vice Premier leans down beside his chair and
spits into his spittoon.);(七)邓俯身往桌子下面的痰盂里吐痰(Teng bends over next to his seat
and spits into a spittoon under the table.);(八)邓俯身到桌子下面,往他椅子旁边的痰盂里吐痰(Teng
leans down beneath the table and spits into the spittoon beside his chair.)。
邓小平不仅常常吐痰,更多次在对方发言中途吐痰,要对方等他吐完为止。
当时任职於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曾多次参与会谈的洛德( Winston Lord)回忆说
「他坐在椅子上双脚仅仅及地,他是个烟鬼,并随意使用痰盂。」也曾跟邓小平会面的白鲁恂教授(Lucian
Pye)则记载如下﹕「他坐在垫得厚厚的大椅上……脚勉强碰到地面,当他俯前使用痰盂时,甚至是双脚悬空。」
邓小平菸抽不停吐痰技术高超
前加拿大驻美大使伯尼(Derek H.
Burney)一九八六年陪同当时加拿大总统莫朗尼访华,在会见邓小平时他观察到,「会上邓小平菸抽个不停,偶尔使用痰盂,惟弹无虚发.」一名曾於一九八八年陪同时任菲律宾副总统的劳雷尔到北京会见邓小平的菲律宾官员也对邓的吐痰技术印象深刻:「他菸抽个不停,一支抽完就用余烬来点另一支。他也向着痰盂吐痰,奇准无比。」
从若干曾与邓小平打交道的观察家的分析,邓小平的吐痰行为似乎具有一定模式和助语作用。也有参与中美建交前多次会谈、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史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回忆说,「他菸抽个不停,我的意思是指他一支又一支的抽,一支抽完就用它来点另一支。他总会有个痰盂,每隔一会儿,他就会提意见,然后转过身去「咳吐」」。於七○年代在美国国务院驻外事务处工作的尼克斯(Robert
Nichols)也察觉到邓有类似的吐痰模式,「邓小平身边有个痰盂,当他提完一个意见,就会向着痰盂吐痰,响起「乓」的一声。」
邓有时也会借助吐痰以示鄙夷,卡特总统时代任安全会议中国事务主管并亲北京的奥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这样形容邓小平,「他经常吐痰,声情并茂。一次,他为了骂苏联的扩张主义骂得更起劲,就向痰盂吐了一口痰。」一位泰国外交家这样描述邓在越南前夕的表现:「邓对越南恨入心脾,他使劲的向痰盂吐了一口痰,把越南人骂作狗。」从会谈的记录也可见,单刀直入的邓小平并不把油腔滑调的基辛格放在眼内,他经常在基辛格发言时痰兴大作,也可能有恶搞的成份。
外国政要深受邓小平吐痰困扰
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老一辈领导这样当众咳吐连连,老实说,即使是同属华人的香港人,甚至一部分已富起来的中国同胞也会觉得噁心,何况是那些洋人。要不是有求於中国,那些洋人哪会这样送上门来受折磨、吸病菌。基辛格其后在其回忆录《白宫岁月》(White
House Years)里,就形容邓小平是个 「nasty little
man」(肮髒小矮人)。最近基辛格也再提到对邓吐痰不敢恭维,「邓放个痰盂在前面,并不时向着痰盂吐痰,所以他没有周恩来的优雅……。」
一九七五年,快将出任美国国务卿的美国外交官万斯(Cyrus Vance)到中国会见邓小平时,就深受邓吐痰所困扰.据国际礼仪专家罗傑(Roger E.
Axtell)在其畅销书《世界身体语言之礼与非礼》(The Do’s and Taboos of Body Language Around the
World)的叙述,「每当邓清喉咙,俯身吐痰之际,万斯都不动声色。但观察家的确注意到,每次邓吐痰时,万斯都本能地把腿移离痰盂六吋,并在邓完事之后,把腿移回原位。」
罗傑观察到,中国人原来视在公众地方吐痰是卫生行为,因为这等於清除人体内的秽物。他说,中国人用手指捏着鼻子喷鼻涕,直接让鼻涕射到地上,也是同样道理。他的中国朋友反问他,「这有甚么不妥呢?那你们洋人怎样做的?」罗傑就解释说会用手帕。那中国友人就反诘道,「然后你就把手帕放回袋里,那岂不是说你整天袋着这泡秽物?」
要是连洋男士都对邓当众吐痰那样感到不安,那些洋女士料必更感困扰.戴卓尔夫人因香港前途问题被迫要近距离会见邓小平时,肯定如受酷刑。失魂落魄之余,可能与她在会见邓小平后在人民大会堂外台阶摔倒有直接关系.英国资深传媒人安妮。罗宾森(Anne
Robinson)女士很同情戴卓尔夫人的遭遇,她在自传里说「那个时为中央军委会主席,却实为最高领导的邓小平坚持要在自己和戴卓尔夫人中间放个痰盂。到底他是否知道,或者是否真的不知道他的欧洲客人会对这非常噁心?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反正据报导他吐了很多次痰就是。」
由此可见,我们大有理由假设,不论邓小平是蓄意还是无法自控,其痰盂及其频频吐痰的行为,曾经在中国政治,起码是中国外交史上产生过一定作用,就是令对手感到厌恶,坐立不安,神不守舍,进而为减轻痛苦欲速战速决而乱章法。戴卓尔夫人若因而表现失准,以致未能捍卫香港人的利益,也毫不出奇。
吐痰改革,只是比李鸿章进步一点
邓小平即使在一九七九年访问美国时也在谈话中间大声清喉咙、往痰盂里吐痰。他访问日本时,据说也一样照吐。但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於一九七八年接待邓小平来访时,把一个瓷痰盂和一个菸灰缸放在邓面前,邓居然两样都没有用,在晚宴时也同样两样都没有用。到底是不是因为邓小平觉得在爱标榜清洁而且是华人的李光耀面前吐痰会感到尴尬和自卑?但起码,这说明邓小平的当众吐痰行为,甚至吸菸,也是可以自控的。
要是有人觉得邓小平或许多中国人使用痰盂是落伍,但这比起满清重臣李鸿章外访欧洲时拒绝使用痰盂,执意把痰吐在名贵地毯上面,似乎就是进步;李鸿章落伍么?但比起东晋时期的苻朗把痰吐到侍从嘴里(即「肉唾壶」),似乎又大有进步。一九五六年,中共当局把巴金的《家》译成英文,销往外国,先由巴金按中文原着删节。巴金回忆说:「凡不利於宣传的都给删去,例如在地上吐痰、缠小脚等等……大段大段地删除,虽然自己感到心疼,但是想到我的小说会使人相信在中国不曾有过随地吐痰和女人缠脚的事,收到宣传的效果,我的民族自尊心也似乎得到了满足。」
那么,邓小平跑到美国也照样当众吐痰,并说「对不起,我是个乡下人。」若他这样说不是故作耿直,令人淡忘他的一面,似乎也不失为进步。但中国人是不是一定要这样一次又一次的白绕一大个圈,才换来一点点令中国有志者扼腕歎息、令国际文明社会掩鼻的「进步」呢?特别是,一手推广文明吐痰一手人士,这样,无论把痰吐得多文明,就像猫即使懂得拉屎后刨土将粪覆盖,还是一只猫,一个会埋屎的。
wistreer
推特:@wistreer
4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8 10:58 只看该作者
收齐后可以制作成电子书。
竹本无心
鉴定大脑短路+人格缺失精分患者的砖家
5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8 11:16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上天在我胸膛 于 2009-10-8 09:09 发表
…但为什么中国人会那样丧尽天良,以制造黑心货为志业?祸首之一,不正是因为中国统治者不该管的却要管,镇压了宗教发展,摧毁了民众的道德伦理价值、羞耻心和荣誉感?
…
+1
作者的文章写的很好,很深刻哦。
113 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