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权上台了 许下一个民主中国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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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20 21:28 只看该作者

新政权上台了 许下一个民主中国的诺言

生果日报网上版 2009年09月2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正,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开国大典。首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率领众新政府领导人,站在飘着五星红旗的天安门城楼上,面对站立着30万人的广场,以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949年,历时三年的国共内战主要战役结束。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击溃中华民国国军,并逐渐控制了大陆许多主要省分。经过数月筹备,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通过了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等纲领,决定以北平为都,并改名北京、以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以五星红旗为国旗,并通过了由180人组成的首届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名单,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其它六位为副主席。

江山背后 是几千万条生命

10月1日下午2时,政治协商会议首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以及周恩来等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宣布就职。会议结束后,众领导人集体出发,乘车出中南海东门,前往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下午3时,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同年12月7日,中华民国政府正式迁往台湾。至此,中国历史上于海峡两岸分裂分治的政治格局,正式形成。自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登上象征皇权的天安门宣告新政权成立,28年里,中共付出几千万人的生命,终从国民党手中夺得江山,成为中国大陆新主宰。

共产主义 令国人产生幻想

28年里,共产党与国民党内战频频,加上日本侵华,日军在中国大肆屠杀,战乱频繁,令上亿中国人失去生命。中共新政权诞生,令饱受战乱之苦、备受外强欺凌的中国人,终于可以聊以喘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令国人对未来新生活产生幻想。毛泽东宣告成立新政权之前,中共曾誓言旦旦,许诺建设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许诺将原来国民党一党独裁专政,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许诺人民有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开国大典上,毛泽东身边簇拥了大批非中共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显示中共要高举民主的旗帜,团结社会各界力量,建设一个新中国。

民主之旗被扔掉 走向独裁

中共以民主为大旗踏出建政第一步,还表现在毛泽东于天安门城楼庄严宣读公告后的一个细节。据当时在城楼上采访的新华社前副社长李普透露,毛泽东读完公告后将文稿交给他拿去发表,同时交给他一个纸条,并叮嘱「照此发表,不要漏掉。」李普透露,上边是新成立的中央政府要员全体名单,因公告稿无这份名单,毛泽东要新华社补上全文照发。李普说:「我清楚记得,那份名单共56人,其中有27人是非中共人士,占了差不多一半。」名单显示中央政府很多重要职位都由非中共人士担任,成为中共建政后绝无仅有的历史纪录。他表示,令人遗憾的是,后来60年,中共把民主之旗扔掉,赤裸上阵,走向独裁,「民主成为点缀,有时甚至连点缀也不要了。」现在在中共内阁,非中共党员出任主要负责人,已如凤毛麟角,即便有部长是非中共人士,但也要听从部党组书记之命,俨如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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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20 21:29 只看该作者

中共建政60年:香港故事在专权政治边缘60年

生果日报网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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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60年前,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重大的转折。经历抗日战争,经历国共内战,苦难的土地上再次改朝换代,彻底改变了我们上一代和我们这一代多少中国人的命运。历史不应只由掌权的说了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整整一甲子之际,本报今天起推出《中共建政60年:香港故事》专版,从香港的视点回顾过去,慎思未来。

北京倾全国之力庆祝建国60周年。电影《建国大业》与种种庆祝国庆的活动如火如荼。可是,如果我们问:1949年是中国建国吗?那么中国岂非只有60年历史,又如何是五千年古老大国呢?回顾历史,1949并非中国立国之年,也不是中国亡国后又重新建国之年,而是同历史上的多次变迁一样,从另一批中国掌权者手上夺得政权的改朝换代。准确地说,49年不是建国,而是中共建政,今年是中共建政60年。

正名

改朝换代的是大陆,被代替的政权则迁移台湾。因此,今年也是国民党政权迁台的60周年。大陆固然有60年的庆祝活动,台湾书市也出现了1949年的热潮,许多作家纷纷出版对国府迁台60年的政治、社会或个人的回忆。49年对台湾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夹在两岸中间的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49年的政治是稳定的。49年前后,突然涌来了许多移民,使1945年只有60万的香港人口激增。那时,香港人把所有不讲粤语的外省人,通称为「上海佬」。上海佬把外省经营工商业的资金、管理、文化,带来了香港,香港经济开始了跃动。60年的香港故事,就从全国各省迁来大批移民开始。

过客

在两岸风云变幻的动荡中,来港的合法非法移民越来越多。六十年代的逃亡潮涌进大批人口,成为香港居民的主流。来港的移民与香港原居民一起,在政治平静和法治稳定之下,过着中国人民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安居乐业日子。港英提供的法律,使这里的中国人能在基本上机会平等之下,得以各显神通,从而创造出香港的经济奇迹。大陆的政治运动与社会主义均贫化对香港人没有实在的冲击,影响最大是心理上使香港人一直存有过客心态,认为他们在香港的福气,是「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的非永久的福气。香港是一个跳板,许多人总想着藉此跳出海外,远离中国。他们从没想过植根香港,归属香港,以香港作永远的家。直到70年代中期,文革及67年暴动居然没有动摇香港,港英政府的廉政、公屋及保障社会公平的措施,使香港市民逐渐滋生出归属感。《狮子山下》及许多以香港屋檐下为题材的电视剧,香港粤语流行曲的兴起,使香港人有了自己对香港的认同。这种心态的转变,就成为日后港人要求发展民主的意识形态基础。

迁徙

随后九七问题出现了,中国收回香港的意向冲击着港人刚刚建立起来的对香港的认同,人们认识到我们还是无法摆脱中国大陆政治的阴影。一百多年在中国政治动荡的边缘得以幸免的香港,终于尝到1949年中国专权政治的滋味了。港人对八九民运的投入,「June

Fourth」屏幕前的热泪,及其后北京对「June Fourth」的取态,冲击着港人的价值观。九七和June

Fourth,使香港出现了移民潮。对于许多香港人来说,这是二次逃亡。第一次从大陆逃来香港,第二次从香港逃往美加澳纽。接下来是香港回归。回归后司法独立所提供的人身安全和自由的保障,稳住了香港人心。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崛起,又使许多在海外无法适应移民生活的港人,再回流香港。对许多人来说,这是第三次迁徙。人生有多少个十年?人生经得起多少次飘荡、流徙?香港的故事就是在中共建政60年的冲击下,躲避、创业、迁徙、拼搏的辛酸和没有根的故事。60年来,香港人的国家民族意识经历很大的改变。80年代中英谈判前,香港所有中文报纸,除了中共办的左报之外,大都以「中华民国」纪年,五、六十年代香港的舆论,政治思潮,学术文化,是国共思想斗争的延伸。舆论非左即右,阵线分明。只有少数报刊有独立舆论。但在中共眼中,独立舆论也被贴上「亲英」的标签。回归后,一切翻转。所有报刊都以公元纪年,大部份舆论,已自动献身于「爱国」了。

人生

笔者1948年5月跟从父母,从动乱的大陆移居香港。逾60年来,离港往外地旅行居住的时间,从未超过三个月。笔者的成长、工作、生活、婚姻,也都受中共政权的影响。中共建政后不到一年,笔者就进入左派学校即爱国学校就读,毕业后在左派出版社任职,后创办左派刊物《七十年代》开始论政生涯。五、六十年来,关心国是,所从事的职业也紧系着国家民族的命运。要说「爱国」的资格,也够老了。五十年代香港的「爱国力量」仍薄弱,但绝大部份的爱国左派都怀着纯真的理想,认同中共宣示的价值观,要为祖国的事业献身。先是一批批中学毕业生回内地升学,其后在大跃进期间又有大批工人被动员回内地贡献自己的力量。但这些献身祖国的人,都经历了「我爱祖国,但祖国爱我吗?」的歧视,匍匐于「海外关系」的阴影下,在大陆是二等公民。他们怀着身心的创伤,灰头土脸地一个一个在十年后又陆续重回香港,几乎无一例外。回港后大部份人缺乏适应香港社会的技能,落寞地生活在底层。这里多的是有血有泪的香港故事。

爱国

至于留在香港、投身爱国机构的怀抱理想的年轻人,包括左派影圈中曾红极一时的影星,大部份也都晚景凄凉。宣称「为人民服务」的爱国机构,对属下员工比绝大部份的资本家更无情。这里也多的是悲戚的香港故事。回归后,香港故事改头换面。原来不爱国甚至反爱国的,都爱国了。爱国不再是纯真情怀,而是政治经济利益。于是,那些早年抱着追求国家均富理想的老一辈,在现实面前,对中共「爱国不分先后」的政策作出感叹:先爱国不如后爱国,后爱国不如不爱国。中共政权的本质也变了。掌权者除了继续紧抱专政权力不放之外,建政初期「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也变成视老百姓为「屁民」的既得利益者。「革命革了几十年,一下子回到解放前」。不,老百姓的地位应比解放前更不如。向钱看、向权看是泛滥全国的价值观,它也像传染病似的毒化香港原来机会尚算平等的社会。香港衍生出种种让人想象不到的奇形怪状故事。中共建政60年,太多是非颠倒、黑白混淆。清代孔尚任的曲词:「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正反映我们这一代曾追随中共建政时的理想号召的过来人,今天的心情:理想的高楼已崩塌,换上豪华的、朱门酒肉臭的高楼;宾客还继续饮宴,但所有宾客都不是昨日面貌了。这座新型大厦的桩脚稳固吗?还是终有塌楼的一天?

奧斯卡金

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20 21:51 只看该作者

香港, 在專權政治邊緣的60年

自64專題後, 生果又來認真的中國政治專題了,

留意到, 生果是用中共”建政”60年作版頭標題,而不是”建國”, 雖說生果平時不夠明報專業, 新聞的質及量都有待提高, 但認真起來還是不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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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21 10:27 只看该作者

中共建政 60年:香港故事韩战篇( 1950- 1953)突破韩战禁运

生果日报网上版 2009年0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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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铭思忆述 霍英东被水警一脚踢晕

韩战爆发,港英殖民地政府加入对中国大陆实施禁运的行列,铜铁、药物、纺织品等物资一律严禁运往内地,中港之间正常贸易几近停顿,却造就了拥有船队的霍英东、曹文锦等港商,经营偷运物资生意致富。霍英东生前好友何铭思忆述,后来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霍老当年也曾疏通警察,又亲自出海探路,「佢试过俾水警一脚踢晕,呢啲生意唔易做。」不管是为赚钱还是为爱国,香港当时确是中共抗美援朝的重要补给站。记者:张文杰、林社炳、陈沛敏

「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不许运往共产党的中国。」 1950年

12月美国宣布对华实施禁运,翌年英国立即跟随,拥有至少六、七艘船的霍英东知道,这是一个机会。霍老生前引为知己的何铭思,今年已届

87岁,接受本报访问时却清楚记得,霍英东向他讲述当年突破禁运的事迹,「佢话最初只系想做生意,后来先明白系乜嘢一回事,觉得系一件中国人要做嘅事。」霍英东是水上人出身,战后购入几艘货船,开展航运生意。韩战爆发后,

1951年初中共控制的华南企业在港搜购了大量战略物资,包括锌片、铁片、橡胶和盘尼西林等,要找法子运到内地。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统战部长的何铭思指出,那时霍英东被当局认定是偷运物资的理想人选,他只须负责运输,运到深圳蛇口落货,有时就经澳门运往内地其它口岸。

何铭思形容,霍英东行事细心,事事亲力亲为,为确保行动顺利,亲自「上警车讲数」,给钱疏通,取得当局缉私艇的行动消息。当时,霍英东住在六国饭店,晚上在窗前用电筒发讯号,指挥货船何时出海,「佢系水上人家,知道风会唔会来。」有时他更会亲自出马,先驾驶没有载货的船只出海探路,但有次遇上水警巡查,「水警上船查唔到嘢,个番鬼佬帮办嬲起上嚟,一脚踢落佢度,成个晕咗落地,佢视此为耻辱。」偷运物资始终存在风险,霍英东旗下的「黑猫号」就在偷运物资时遭水警和缉私船只撞沉,「佢亲口同我讲过,话呢门生意唔容易做,相比起卖楼花,唔算系好搵到钱。」话虽如此,经过三年的「走私」生涯,

1953年霍英东已可拿出

280万元,购入利希慎家族位于铜锣湾的使馆大厦。霍英东转为投资地产,更首创楼花制度,身家暴涨。不过,韩战时他偷运物资到内地,却埋下了他与港英交恶的伏线。前总理周恩来曾形容霍老等在抗美援朝期间为内地运输物资、「冲破美帝封锁」的港澳人士是「患难之交」,霍老后来更跻身国家领导人行列,逝世时新华社说他是中共的「亲密朋友」。

相比霍英东,曹文锦却不讳言,当时是为势所逼才做偷运这种买卖,「禁运下无航运生意可做,运送禁运物资是唯一出路。」曾被称为香港四大船王之一的曹文锦指出,当年其美元户口被冻结,需以瑞士法郎在伦敦购买药物,经由属于共产主义阵营的波兰运到香港,再分拆逐小份经无参与禁运的澳门运到内地,「那时没有想甚么,只是想生存。」可是,人民币当时在内地以外地区无法兑换,曹文锦惟有用以物易物方式交易,以药物等物资换取内地土产,例如黄豆、绿豆、桐油,再转运日本,换取战后剩余的钢材及化工物品。偷运过程不时发生意外,当时台湾协助美国实施禁运,在沿海布下水雷封锁海域,曹文锦的一艘货船就因碰到水雷被炸沉,货物被沿岸的内地人抢光。香港中华总商会前会长王宽诚在韩战期间,则以「维大号」名义捐出一架战斗机支援中共志愿军,带头认购人民胜利公债,有指他在发行首天就认购了

36,000份公债,成为海外之冠。

面瓜

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21 10:29 只看该作者

“被扔掉”,举过没有还代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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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22 10:03 只看该作者

中共建政60年:香港故事–三反五反、反右运动(1951-1958)当年黑五类 慨叹大陆现况:有饱饭食的监狱

生果日报网上版 2009年09月22日

如果十月一日还有值得庆祝的余地,陈友道会庆幸当年身为「黑五类」却获得从轻发落,劳动教养短短四年便摘下帽子,没有饭吃还有番薯叶,不能与妻儿同住还可以每星期见面一次。比起死的、伤的、疯了的「右派分子」,他自觉很好运,真的很好运。记者:蔡元贵

陈友道现年 79岁,

1958年被打成右派。当时县委书记号召数千名小学校长与教师开会,说是帮助党整风:「其实小学教师对上级政策知道好少,我哋冇讲到乜嘢意见,何况我对毛主席好崇拜、好尊敬。」最后身为小学校长的陈友道只说了一句批评上级的话,认为教育局长「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官僚作风应该改变,就是这句话,改变了他的一生。

说上级不是「轻轻一句变右派」

「嗰位教育局长当时已经下台,我轻轻批评一句,都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佢哋话局长代表党,你反对佢就系反对党,我无话可说,就咁变成右派,好好笑。」参加整风会议的教师,其后有数十人被打成右派:「有个同学知道我被打成右派,惊自己都有事,跳水自杀。」陈友道遭受的惩处是褫夺校长职位,并被下令回乡,名义是担任生产监督,实际就是返乡下耕田,历时四年。他说自己算好运,很多知识分子被判劳动教养二十年,送到远离家乡的地方,与家人隔绝,死、伤、疯了的都有。

校长去耕田「差啲连泥都要食」

上山耕田的日子很苦,每天工作起码八小时,没有收入,从前当校长的

50元月入失去了,如今只能与公社一起吃大镬饭,每人只分得很少很少食粮:「我哋要食地瓜叶(番薯叶),总之见到乜都食,差啲连泥都要食埋。有个同乡嘅爷爷,当年就咁饿死咗。」1962年,陈友道终于获得「摘帽」,他说:「我都唔清楚点解,总之话我表现好,可以重新安排工作畀我。」陈友道重获自由,即向单位申请移居香港,但不获批准。他惟有继续留在福建当教师,但依然不能与妻儿同住,每星期只能团聚一次。至

1980年,经过无数次申请,陈友道获批来港,然后逐步申请妻子与儿女来港。来港后,陈友道只能从事劳动工作,一天做五份工,在理发店与图书馆等不同地方做清洁,朝七晚九。坚持离乡背井,为了当个清洁工?陈友道解释:「我谂住香港有自由平等、有民主,大陆乜都唔得。」更切身的原因是:「几十年来,人哋都用歧视眼光睇你,我唔敢同人倾偈,唔敢同人坐埋一齐,自卑感好大。」

家人受歧视「大女升唔到大学」

摘帽不等于重见天日,自从陈友道被扣上右派帽子那一天起,他和家人都遭受社会歧视:「我大女想升读大学,申请『三好生』唔批,升唔到大学,就系因为家庭背景唔好,系黑五类子女。」中共建政

60年,当年以言入罪的陈友道感触良多:「共产党点解会咁?人民连出声都唔敢。咁点得?好似刘晓波咁,为人民出声,唔系为自己升官发财,点解都要捉?虽然家经济好,但系冇自由冇民主,好似一座有饱饭食嘅监狱一样。」

陈友道 79岁

曾是小学校长的陈友道,反右期间被调到乡下耕田。

曾显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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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23 11:25 只看该作者

香港故事 三面红旗 (1958-1962)10万饥民涌港 边境山头如炼狱 大跃进掀大逃亡

生果日报网上版 2009年0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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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政60年:香港故事三面红旗 (1958-1962)10万饥民涌港 边境山头如炼狱 大跃进掀大逃亡

1962年夏天,刘少奇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过了近半世纪,中国官方对 58年至

62年间由大跃进引发的大饥荒,依然含糊其词,香港有媒体至今还是采用「三年自然灾害」的字眼。历史真相,却陆续浮现。1962年初夏,成千上万的饥民翻山越岭,逃到香港,成千上万的港人到山上呼唤亲人的名字。当年直击惨况的香港记者梁林荣坦言:「根本唔系天灾。」那时奉命「一字不报」的左报记者周奕今天更说:「直头系人祸。」记者:陈沛敏、张嘉雯

1962年

5月,港督柏立基面临严峻考验,上万内地人如波浪般试图越过边境,涌入香港。港府出动英军、警察甚至英国军情五处堵截防范,仍无补于事。香港民情却像初夏的气温一样,越来越热。「梧桐山上惨绝人寰」、「火速!救命!」报纸上白纸黑字的标题,牵动了港人恻隐之心,很多人自发筹款买粮,送到新界边境赈灾。今年

88岁的梁林荣当时是《成报》记者,跑到上水华山采访,「好多人匿埋,等机会入市区,每日有三几千人。有啲喺香港有亲人,啲亲人随山嗌,好彩嗌啱嗰度有人答『我喺度!』就想办法带佢出市区,等机会攞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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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英国著名摄影记者 Larry Burrows在港拍下饥民涌港的照片。

母死在山上 孩子坐尸旁嚎哭 放大图片

一名新界居民在山头寻亲,叫到声嘶力竭,手持木牌寻人。

那时一眼看去,满山是衣衫褴褛、皮黄骨瘦的难民。不少人持有内地签发的通行证,但因港府实施入境限额,只好偷渡,内地当局也只眼开只眼闭。有的人已偷渡了六、七次,屡败屡试,「冇人接嘅,被警察、啹喀搵到,就全部送去粉岭集中营,解返华界。」「佢哋话上面冇得食,好凄凉。有啲女士见到啲难民,喊起上嚟。」难民很多来自惠阳淡水,说当地已十室九空,村民都逃向香港。那时的记者,除了采访,还兼职救济,又协助市民寻亲。「有人嗌『阿福』,我哋咪帮手嗌『阿福』。有啲难民写个字条,叫我哋带入市区搵亲人。」部份记者直闯禁区,到边界梧桐山,目睹幕幕人间惨剧:山路险阻,难民走了几天几夜,许多老弱妇孺受伤、病倒,水尽粮绝,坐以待毙;有背着婴儿投奔自由的母亲不支倒地,死在山上,几个月大的孩子坐在尸体旁嚎哭,却无人伸出援手。

《文汇》前记者:只字不提 好蠢 放大图片

《文汇报》前记者周奕。

超过

10万人就这样在那年夏天偷渡来港。不少报章天天头版报道,又组织救援队,甚至有报馆派车送面包到边境,报纸也销量大升。但同一时间,本港左派报章对「大逃亡」却只字不提。当时任职《文汇报》的周奕说,上级下令「一字不报」,「当时好蠢,冇话好似家啲人讲话要独立思考。」他也到过梧桐山,跟随广东省委工作组实地调查,写报告作「内参」。那究竟这场饥荒是天灾还是人祸呢?周奕说:「直头系人祸。被骗几十年,前几年先睇到资料话,当年大陆饿死咗

3,000多万人。」

新华社前记者 着《墓碑》谈教训

父亲在大饥荒时活活饿死的新华社前记者杨继绳经实地采访和研究,去年在港推出《墓碑》一书,指出大饥荒是毛泽东专制下「三面红旗」造成的惨剧,也间接引发另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没有前

30年的教训,就没有后 30年的改革开放。对于大饥荒那段历史,研究才刚开始,还没有总结够。」香港成为同类书籍的一扇窗口;他估计,再过 10年或者

20年,《墓碑》才可望在国内出版。

他这样说

「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新华社前记者杨继绳著作《墓碑》

领导人语

「你们用 10年时间超过美国,我们也可以用 15年时间,赶上或超过英国。」--- 1957年 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针对前苏联的讲话

梁林荣珍藏大量 62年大逃亡的剪报,包括当年有报馆送面包赈灾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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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23 11:26 只看该作者

港人寄「猪肉」接济亲友

生果日报网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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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猪肉喇!」六十年代邮差口中的「猪肉」,其实是港人寄给内地亲友的布包裹,内里的炼奶和「阿婆香水」,是内地同胞眼中的宝。物资匮乏的日子,他们还会将布袋用来做衣服、面巾。58岁的叶满光现职高级邮差,处理过不少港人自制的布袋包裹,每个不可超过两磅,邮费$1.6,很多人会放两罐炼奶,「有啲人博唔磅,摆多支药油落去。」内地邮政规定,包裹只可索绳,不可封口,每人每月只可收一次,啡色布袋因貌似猪肉而得名,「(包裹)多到一日都寄唔晒,要租个仓贮存住先,尖沙嘴半岛旁边有间消防局,租埋嚟做货仓。啲同事话嗰时人太多,做到晒掟嘢。」「猪肉」多寄往福建、厦门及潮州,当时内地来港的巿民聚居北角、上环、深水埗,附近的邮局特别忙。

缝白毛巾写地址

叶满光也替妈妈寄过眉豆、罐头和药油,「妈妈好有心机,系咁缝,缝好之后再反转,上面再缝张白毛巾写名写地址,对方收到(毛巾及布)可以用得番。」「当时香港都好困难,我记得阿妈

55、

56年返乡下,就算冇钱都会担啲饭焦、面包皮返去,系血浓于水嗰种。」内地亲人用「南风」来形容香港来访的亲友,代表有物资接济,「阿妈背住细佬,又过渡轮,又再转车,一早去,夜晚先到,背住支担挑唔敢瞓,惊俾人偷。」后来国家开放,他随家人返乡,「带衫返去要打税,着喺身就唔使打,所以个个着几条裤、几件衫,流晒大汗,过咗关喺厕所换。表弟叫我带录音带畀佢,嗰时打

100%税。家就有钱喇,返去请我食饭,一餐饭几千蚊,食野味、食鲍鱼,晏昼都开白兰地。」

叶满光说大饥荒时港人自制的寄包裹啡色布袋,又名「猪肉」。韦志满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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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24 15:52 只看该作者

港产红卫兵深悔批斗Zhao Ziyang:「被毛泽东骗了」

生果日报网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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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政 60年:香港故事–文革( 1966- 1976)港产红卫兵深悔批斗Zhao Ziyang:「被毛泽东骗了」

那是一场翻天覆地的浩劫。 1966至 1976年,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举国上下入了魔,放眼尽是扭曲人性的夺权、批斗。 66年的广州,

10万人钻进越秀山体育场,批斗广东省委第一书记Zhao Ziyang;狂潮里有个香港红卫兵,他是

17岁的罗海星。这小将为毛主席上山下乡,当数不清的无辜者纷纷倒下,他终于嗅到革命糖衣里头有阵阵血腥。记者:雷子乐 林社炳

1949年中共建政,罗海星在香港出生。父亲罗孚是《大公报》副总编辑、共产党员。根正苗红的罗海星,在培侨毕业后,

65年赴广州升学,不久就碰上这场世纪政治风暴。他当时头脑发热,抱着「讲平等」信念,参加红卫兵。文革的主线是审查干部,罗海星依照干部交代的材料,踏遍东北、延安、新疆、内蒙等地逐一查核,「坐火车全部用公费,国家有乜理由唔穷?」批斗是文革的家常便饭,

66年末的Zhao Ziyang批斗大会,罗海星也身处其中。他当时听不清台上宣读的罪状,只跟随群众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Zhao

Ziyang,坚决捍卫毛主席。」国家新闻出版署前署长杜导正在《改革历程》一书序言也提到这幕:「造反派逼他(Zhao Ziyang)自己喊打倒三反分子Zhao

Ziyang,他拒绝喊。退一步要他喊打倒走资派Zhao Ziyang,他仍拒绝喊,最后他只喊了一句打倒Zhao

Ziyang。」文革令政府瘫痪,革命小将透过阅读「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掌握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去造反。「点做冇讲明,各师各法。」

67年,毛泽东发动红卫兵上山下乡。罗海星拿起背包火速「为人民服务」。大伙儿想从广东走到井冈山,但来到梅县就因爆发脑膜炎要停步。

忆书记 自挖深坑受审 放大图片

文革过后,罗海星(右一)淡出红卫兵阵营,赶在毕业前与同学游泰山。

首次下乡,罗海星体会到农民生活穷困,年入仅得几毫。小伙子当时责备官僚无能,数年后才意识到是制度问题,「平均分配,结果咪一齐穷。」 67年

1月,毛泽东下令要夺权,大家匆匆折返广州。夺权引起派系斗争,文斗变成武斗。广州市的工、农、学生都分旗派、总派,初以水喉通、匕首互殴,个别地区的学生到军营抢枪。批斗也越来越残酷。罗海星忆述,学院一名党委书记,被红卫兵迫令自挖及腰的深坑,要他进坑内受审。老书记后来转由粤北继续审查,家人数年后找到据说是他的坟墓,却没有墓碑,挖出来的头骨有数个小洞,似被利棒拷打至死。文革后他获恢复名誉,「好人都死咗,仲有乜用?」

被煽动 「我哋系做错咗」 放大图片

罗海星(右)父亲罗孚是《大公报》前副总编辑。图为他 16岁时与父母合照。

年年月月、日日夜夜讲革命,罗海星开始怀疑这场运动。「中央发个文件,半夜三更又喺田基行来行去,有乜意思?」走遍全国审干,到头来发现大部份都是好人;想起批斗时强词夺理,终察觉背后目的是要「整人」!共产党将人分为三、六、九等,也不过要方便管理;各取所需的口号说得漂亮,但三年大镬饭已证明失败。「不过当时唔敢讲,你想死咩?」罗海星慨叹,年轻时实在太「左」,太易被煽动,红卫兵都被毛泽东骗了。「我哋系做错咗,唯一好处系错误中睇到何谓正确,睇到社会矛盾。」

年轻时曾深信毛泽东的罗海星,到后来才渐渐醒觉。

黄建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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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24 15:52 只看该作者

父遭毒打 母被劳改牛鬼蛇神女儿无药医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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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革扭曲人性,不光指红卫兵歇斯底里,甚至连被斗者也自觉活该;说文革是场浩劫,因它的遗祸至今仍阴魂不散。

79岁的巫国安、邓道仪夫妇,文革时被视为「国民党残渣余孽」、「香港特务女儿」,被毒打、被劳改,女儿因缺乏照顾患病离世。文革令他们家破人亡,往事不堪回首,也不能忘记。巫国安自嘲是个「运动员」,反右、文革,他统统被斗。两口子当年在韶关曲江县文化馆任干部,丈夫成为县内首个被批斗的人。邓道仪说:「当日突然听到好多人嗌打倒巫国安,先知道佢出事,红卫兵唔畀我在场。」

抗日英雄 变反革命罪人 放大图片

一场文革,令巫国安没有一张完整的全家福,弟弟(后排左)遭批斗时,他怕得将其脸容涂污。

红卫兵将巫国安强行拉到会堂,要他交代身份,自认「国民党残渣余孽」。这帽子从何而来?只因他父亲是国民党抗日名将蔡廷锴麾下的军医处处长,老父由抗日英雄变成「历史反革命」罪人,已被送到西安劳改。红卫兵斗了没几句,就涌前毒打,巫国安即场晕倒,醒来时已被关进厨房改建的牢房。他日日写检讨,做苦工,被大斗、小斗、陪斗。烈日下,红卫兵罚他跪英泥地,膝盖被灼得红肿,翌日受罚前偷偷将口罩套上膝头。他弟弟是位教师,印歌词时误将「地上开红花」写成「地主开红花」,又被指是「现行反革命」,哥哥怕得将与弟弟的合照撕毁,今天再也找不到一张齐齐整整的全家福。

建政 60年「仲有乜庆祝?」

邓道仪也不好过。她的父母是香港人,红卫兵指她是特务,送往放牛劳改。当时女儿 12岁、儿子 10岁,无父母照顾,女儿患上肾病,

18岁时无药可救,医院指她父母是「牛鬼蛇神」拒绝施救。女儿临终前求妈妈送她到香港诊治,但已太迟。「佢走嗰阵突然落大雨,我觉得系个天对我、对文革嘅一种惩罚。」共产党日夜洗脑,令无辜者也自觉活该。「当时觉得自己应该被斗,怪自己出身唔好。」邓道仪说,直到

79年来港才懂反思。「香港重视个人价值,嗰时先知道文革好专制,好唔啱!」建政

60年歌舞升平,一对老夫妇没有同感。邓道仪说:「我哋都俾你害得咁惨,仲有乜庆祝呀?应该讲多啲历史,好坏都讲,畀年轻人警惕!」

巫国安、邓道仪夫妇文革时惨遭批斗,女儿因缺乏照顾患肾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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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24 15:53 只看该作者

历史解读:夺权造反 毛泽东制造空前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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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是 1966年 5月至 1976年

10月发生在中国内地的一场动乱,实质是毛泽东为个人政治目的和理想,借群众打倒党内对手的一场政治运动。在长达 10年动乱中,中国社会陷于全面崩溃,寃死人数达

200万,连国家主席亦不能幸免。中共自己也坦承,文革对中华民族,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对文革的起源,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一般认为,文革是毛泽东因大跃进失败后,在党内受排挤,大权旁落,忧虑中共路线与自己的期待背道而驰,又不能直接插手,于是用这种「自下而上」方式,拨航导向,并重新夺权。中共则将文革的起因,归咎于林彪和「四人帮」(即毛泽东夫人江青和其它三位靠造反上位的姚文元、王洪文及张春桥)借毛的旗号为非作歹。

退居二线 江青出面发难 放大图片

江青(右)在文革中充当毛的传声筒,煽动学生造反。

因大跃进失败而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先从文化界入手,通过其夫人、时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的江青出面,想从北京发难,矛头对准时任北京副市长、历史学家吴媁,因吴创作了剧作《海瑞罢官》,毛认为,该剧是借古喻今、为

1959年反对大跃进,被他赶下台的国防部前部长彭德怀鸣寃叫屈。但中共北京市委限制媒体批判吴媁。毛泽东从北京发难不成,又借上海发力。 1965年

11月,后来成为四人帮重要成员的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姚文元,抛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全国纷纷转载,「打倒资产阶级权威」一时兴起,文革导火线被点燃。

1966年 5月 16日,中共发出《五.一六通知》,

8月又发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正式掀开文革序幕。文革初期,以文化界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简称封资修)」为主,但毛泽东不停煽风点火;

1966年 8月

5日毛亲自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又发表文章和讲话,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

全国斗批改 刘少奇惨死 放大图片

文革期间毛泽东多次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学生们无不激动万分。

在毛的煽动下,文革迅速升温,造反派纷起造反,工厂瘫痪,学校停课,学生全国串连,到处搞「斗争、批判、改造」(简称斗批改);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被斥为党内最大的两个走资派,被拉去批斗;刘少奇更妻离子散,惨死在河南开封,送去火化时连真名都不能用。全国帮派林立,都打着「革命」和「捍卫毛泽东思想」旗号,由「文斗」演化为「武斗」,真刀真枪上阵,打砸抢成风,死伤无数;各地的地富反坏右(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更被拉去游街批斗,活生生打死或被拉去「打靶」者不计其数。为阻武斗,毛派出军队到各地以「支左」(即支持左派)名义接管各级政权;又通过数次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将造神运动推向高潮;

1968年,毛开始倡导各地造反派夺权,重新成立「革命委员会」。经过一系列动作,毛泽东终于在党内恢复无可匹敌的威望,成为中共神坛独一无二的偶像。中国组

当年口号 放大图片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文革期间最流行的口号

领导人语 放大图片

「我就像一个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 Edgar Snow采访时这样形容自己

毛泽东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成为造反派狂热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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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25 11:56 只看该作者

六七暴动地下党员后悔:欠港人一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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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政 60年:香港故事–文革( 1966- 1976)六七暴动地下党员后悔:欠港人一个道歉

文革极左风潮瞬间染红香江,在 1967年

5月的新蒲岗人造花厂劳资纠纷中全面引爆。中共领导人、《人民日报》推波助澜,左派祭起反英抗暴旗帜,全城遍地真假菠萝、武装冲突喋血街头。军警大肆搜捕「左仔」,香港沦入赤色炼狱。回首前尘,老左慨叹殖民地下爱国有罪,抱怨北京政府欠他们一个说法、也有人醒觉被骗;经此一役,抗暴受伤的警察自认此生不懂爱国,只爱香港。记者:雷子乐

林社炳

镇压工潮.以血还血

「呢个(六七暴动)系北京欠咗香港爱国同胞嘅债!」今年 76岁的《文汇报》前记者周奕,曾贴身采访暴动、工潮,见证北京思潮如何影响香港左派。 67年

4月,新蒲岗香港人造花厂资方宣布削减奖金、津贴,解雇谈判工人。 5月 11日防暴警察发射催泪弹、木弹镇压,

13岁理发店学徒陈广生被木弹击毙,掀起暴动序幕。5月 16日,

101人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工联会理事长杨光(图)出任主任。周奕忆述, 6月

3日《人民日报》社论指示香港同胞将斗争矛头指向英帝国主义;月底周恩来说:「中国人民支持香港同胞取得最后胜利。」 7月

5日《人民日报》社论呼吁香港同胞「对英国殖民主义者……杀人要偿命」,令反英情绪不断升温。「放炸弹,系《人民日报》社论叫嘅,话要以血还血。家认唔认呢笔账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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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记者在镇压现场采访时被警察殴至重伤。

遍地菠萝.警员中招

四日后,观塘警署发生暴动以来首宗炸弹袭击,两辆警车遭炸毁。从此香港遍地真假菠萝,有的外表似稻草人(下左图)、有的盖了红旗写上「打倒英帝」。暴动期间警方引爆了

8,074枚土制炸弹, 1,167枚是真炸弹。周奕透露:「有啲炸弹系上面发落嚟。」今年 69岁的前警员周湛樵,当年拆过 42个土制炸弹,只有

3个是真弹。他拆弹时不穿保护衣,「一爆就冇晒手脚,好似冬瓜,唔想老婆捧住个冬瓜出街。」却没想到骑电单车为英国官员开路,竟在皇后大道东被真弹炸伤。他拿照片给记者看,相中的他被巴士司机扶着,右手紧握佩枪等候救援。炸弹射出铁钉、玻璃碎,炸进了皮肉,医生将他腿中的碎片逐件拔出。他受伤时已有妻儿,父母劝他「劈炮」,他坚持留下,最后做了辅警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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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示威者在港督府外抗议警察镇压工潮。

秘书当书记.入册

香港人心动荡,政治部大举搜捕「左仔」。当时任职和记洋行董事的蔡渭衡被囚 18个半月,「总之就爱国有罪!」 7月

18日晚,蔡渭衡家中大门砰嘭作响,手持冲锋枪的政治部探员闯入,将这位华人革新协会秘书押走。港英出动港督游艇慕莲夫人号,载他过海送入西环摩星岭集中营(下左图)关押。囚室只得四呎乘六呎,没有日光,天花板有盏大光灯;没有鲜风,墙上有把大风扇,蔡渭衡被强光强风

24小时折磨。囚室没厕所,「囚友」傅奇(前艺人傅明宪之父)索性就地解决,其妻石慧每次听到新人「入册」必高唱《我的祖国》。蔡渭衡

67年没上街、没示威,被捕只因他是亲中团体秘书,「英国人话共产党内,书记(

secretary)最大,笑话!你哋叫暴动,我坚持系反英抗暴!」局势紧张,英军也加入平暴。 8月

4日清晨,赫米斯航空母舰派出六架直升机运送军警空降北角侨冠大厦、新都城大厦天台,上下夹攻搜捕。学友社前负责人梁慕娴当年是共产党地下党员,她在党组织会议上,听过社员杨伟举汇报事件经过。「杨被直升机噪音惊醒逃跑到大厦低层,逃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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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暴动期间,群众高举毛语录,抗议港英政府。

暴力升级.影响民生

暴力不断升级, 8月

24日,不时在节目《欲罢不能》大骂左仔「低能邋遢,下流贱格」的商业电台播音员林彬与林光海驾车上班时,被三名狂徒淋电油烧死。周奕说,据他所知,凶徒只想给林彬一点「惩戒」,但出手过重,酿成悲剧。他至今仍认为,左派放炸弹只是实际效果不适当,影响民生。「我唔能够绝对讲系错,孙中山先生都系搞暗杀喎。」已移民加拿大的梁慕娴(下左图)却后悔入党,认为地下党欠港人一个庄严的道歉,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长梁威林和副社长祁烽要对事件负责。回归后,斗委会主任杨光获颁大紫荆勋章,抗暴警察周湛樵只获铜紫荆星章。周湛樵回想当年与杨光「硬撼」,他说是各为其主。「回归后,有人叫我前朝余孽、黄皮狗,我唔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周年可喜可贺,但你问我点样爱国,我唔识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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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前记者周奕展示他当年的记者证。黄耀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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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湛樵被骂是港英前朝余孽,他不讳言只爱香港。孔庆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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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渭衡当年被囚,他感叹港英时代爱国有罪。李家皓摄

大华国货公司橱窗贴满支持毛泽东的口号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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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25 11:56 只看该作者

刊煽动文字《大公报》曾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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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英在暴动期间严禁张贴「煽动性传单」。现任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 67年

9月因在圣保罗书院课室内派发「谴责奴化教育」单张,被控以「派发煽动性传单」,入狱两年。《大公报》同样被指「刊载煽动性文字」而被罚停刊六个月。当年《大公报》以《我们必胜

港英必败》为题做封面,印制了每册售价港币

5元、附有毛语录、中英图文对照的特刊。今天股民追捧的汇丰等大蓝筹,暴动时被左派定性为「从事经济吸血的窟穴」。立法会大楼前身是高等法院,当年被左报形容为「镇压的机器」。位于花园道的前希尔顿酒店,

67年曾被左派工人包围声讨。当年有家出版社以《花园道上的恶霸》为题印制漫画小册子,每册售价

6角,讽刺酒店管理层欺压工人。该酒店已拆卸重建成长江中心。香港三联书店、斗委会当年更印制大批每本 1角的《反英抗暴》和《斗争大事记》小册子,发动文宣攻势。

六七暴动期间左派出版大量小册子。

司徒世华摄

WJ87

无产阶级煽动家

1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25 13:35 只看该作者

民主在现实中运作中总是倾向于维护多数人的利益的,或按照某些人的说法: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

由上面的标准来考察中国的政治

你必须承认:在建国(朝)至今还未有比共党更能获得大多数人支持的政治力量出现

可见中国的问题要远比民主或者专制更复杂

[ 本帖最后由 WJ87 于 2009-9-25 13:3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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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26 10:02 只看该作者

「百萬女星」朱虹回看火紅年代:文革電影很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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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政 60年:香港故事 文革( 1966- 1976)「百萬女星」朱虹回看火紅年代:文革電影很荒謬

獻禮大片《建國大業》借用電影歌功頌德,這種寓藝術於政治宣傳的樣板戲,文革時期最盛行,香港戲院也放映過。開埠以來首位「百萬女星」朱虹便曾主演過中共樣板戲,這位左派影人一方面為自己的熱情與理想而自豪,一方面不屑樣板戲的可笑與荒謬。記者:蔡元貴

朱虹原名朱圓圓, 1941年在雲南昆明近郊出生,父親朱希賢曾協助拯救遭蔣介石軟禁的龍雲,被蔣通緝,因而逃到香港。朱虹大約

14歲入行,加入左派電影機構「鳳凰影業公司」。

左派作品無反共內容 放大圖片

由朱虹主演的《情竇初開》於 1958年連映四個月,創下當年國語片最長映期紀錄。

由朱虹主演的《情竇初開》於 1958年連映四個月,創下當年國語片最長映期紀錄。

朱虹紅得很快,首齣電影《男大當婚》便演女主角,第三齣作品《情竇初開》已打破了香港國語片放映最長時間,在香港連映四個月,那是 1958年的事。至

1964年,朱虹已拍了 40多部電影,其中

1964年的《金鷹》更創下香港票房紀錄,錄得過百萬元收益,朱虹成為「百萬女星」。當年香港著名左派電影公司包括鳳凰、長城及新聯,年近

70歲的朱虹月初在美國洛杉磯接受本報電話訪問時說:「左派右派係咁分嘅: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就係左派;承認中華民國嘅,就係右派。」因此左派電影公司的作品不能打入台灣市場,全靠中共支持。中共怎樣支持香港的左派電影公司呢?朱虹說:「大陸政府會同我哋買片,有啲片明知買返去大陸未必可以放映,都照買。」中共又會動用國家資金,在香港投資戲院,專門放映左派電影公司的作品,先後收購了普慶和高陞,又開設了清水灣電影製片廠,供「長鳳新」拍片之用。朱虹說,左派影人當初都為理想而拍戲,不為賺錢:「我薪酬少過林黛好多,月薪只有三千蚊,林黛一個月賺幾萬。」不過朱虹又說,她不感到左派電影公司的作品有太多的意識形態宣傳:「唯一分別係,左派電影作品唔會有反共反華內容,例如講大陸人偷渡來香港,一定唔拍。」

六七暴動電影人上街

作為左派影人,朱虹私人生活也受到掣肘。左派公司不鼓勵員工享受聲色犬馬,所以她公餘甚少娛樂。而由於左派背景,朱虹當年前往美國探望弟弟也十分麻煩:「每次申請簽證都要面見美國政治部官員一、兩個鐘,簽證仲會寫明幾時同邊度入境,每次只批三個月。」港英政府管治下的香港電影業,並不歡迎左派電影公司。朱虹說:「所有官方活動,我哋都冇份。例如皇室人員訪港,林黛等紅星會被邀出席,但係左派電影公司旗下嘅演員就一定冇份。」記者問到「六七暴動」期間,左派影人有否參與。朱虹連忙修正記者:「你哋叫暴動,我哋叫『反英抗暴』。當年港英政府高壓管治,警察捉小販用棍扑、用腳踢,所以我哋要去港督府請願。我都有參加,揸住本《毛語錄》遊行,點知警察武力清場,我同事都受咗傷。」暴動後,港英政府緝拿左派人物。朱虹說,政府刻意拘捕知名左派人士,殺一儆百,左派影人傅奇與石慧夫婦便是很震撼的例子。朱虹未受牽連,她說當時很氣憤:「我哋只不過係抗議高壓政策,又唔係偷呃拐騙。」傅奇與石慧兩夫婦是五、六十年代紅極一時的銀壇金童玉女,兩人出身於左派電影公司,因演《蜜月》結緣,育有兩女一子,其中一女是現已息影的傅明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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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鷹》一片令朱虹成為「百萬女星」,該片的宣傳海報還標榜在蒙古實地拍攝。

《金鷹》一片令朱虹成為「百萬女星」,該片的宣傳海報還標榜在蒙古實地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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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動用國家資金在香港投資戲院,專門放映左派電影公司的作品,普慶戲院便是其中一間。

中共動用國家資金在香港投資戲院,專門放映左派電影公司的作品,普慶戲院便是其中一間。

傅奇石慧羅湖橋抗爭

香港六七暴動期間,傅、石兩人因為參與過反英抗暴,先被港英政府拘捕,羈押於摩星嶺的「白屋」八個月之久。政府其後欲把兩人遞解出境,於

1968年將他們押至羅湖,但兩人走至羅湖橋中間停步,拒絕被遣返,

31小時後,港英警方惟有重新拘捕他們,這是香港土共引以為傲的「羅湖橋頭抗爭事件」。石慧其後獲委為全國人大代表,傅奇則棄影從商,後移居加拿大。六七暴動是內地文化大革命的延伸,說起文革,朱虹有點沮喪。她說,那段時間,左派電影公司開戲受到極左思想干擾,內地政府要求公司開拍關於工農兵的電影:「喺香港拍乜鬼工農兵?你叫我扮農民點似?我都未接觸過,扮兵就更加唔使講,所以冇辦法拍得到,惟有拍啲反政府嘅戲,但係喺香港又上唔到畫,因為講學生運動嘅戲過唔到電檢。」朱虹曾經受邀往內地體驗文革,結論是:「文革好大面積咁摧毀咗中國文化,老祖宗留落來嘅家當都破壞晒,大學入學條件係睇階級出身,豈不是全民變白癡?所以我上去睇完之後有啲反省,覺得條路行唔通。」無可奈何之下,朱虹還得拍些樣板戲,因為左派電影公司形勢比人強:「文革之後,古裝戲冇得拍,因為大陸要除四舊。以前買開我哋電影嘅邵氏,出於台灣方面嘅壓力,又唔再買我哋啲片,我哋只好靠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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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女明星石慧當年高舉《毛語錄》參加「反英抗暴」的示威。

左派女明星石慧當年高舉《毛語錄》參加「反英抗暴」的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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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奇(中)與石慧(左一) 1968年被港英政府押至羅湖,上演了羅湖橋頭抗爭事件。

傅奇(中)與石慧(左一) 1968年被港英政府押至羅湖,上演了羅湖橋頭抗爭事件。

看到政府貪腐真心痛

朱虹拍過一套《大學生》,講述大學招生,知識分子不獲錄用,考入的都是工農兵子弟。其中一幕講述工農兵應考大學,校方問他們憑甚麼來考?他們舉起黑色的手,上面有很多繭,這樣就進入大學了。朱虹覺得很可笑,很荒謬。她又拍過一套《沙家浜殲敵記》,飾演茶館老闆娘阿慶嫂,電影講述地下革命軍如何在抗日戰爭中殲滅漢奸。朱虹不喜歡拍樣板戲,但她說當時沒有太多選擇,而且年少的她還在追求理想:「我哋一腔熱情、滿心抱負,為咗公司運作落去,都要拍。」文革後,朱虹減產,至

1981年拍完《父子情》後淡出幕前。其後她當過電影監製,作品包括《黑太陽

731》,至九十年代正式退出影壇。回望過去,朱虹感觸良多:「當初為理想拍戲,睇到家中國咁強大,覺得自己理想實現咗,努力冇白費,係最大安慰。但係睇到其中嘅錯失,又令我好痛心。例如睇到政府嘅貪污腐敗,真係由心裏邊痛出嚟,係一種錐心錐肺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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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虹息影後甚少公開露面,這是八年前一次記者會上的照片。

朱虹息影後甚少公開露面,這是八年前一次記者會上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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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不喜歡拍樣板戲,朱虹還是拍了《沙家浜殲敵記》,講述地下革命軍抗日戰中殲滅漢奸。

雖然不喜歡拍樣板戲,朱虹還是拍了《沙家浜殲敵記》,講述地下革命軍抗日戰中殲滅漢奸。

左派電影人朱虹是昔日左派當紅花旦,也是首位「百萬女星」。 FruitDaily 1.1L Code by ManI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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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26 10:02 只看该作者

歷史解讀 毛澤東一死 四人幫被擒 十年文革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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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的倒台換來「四人幫」的興起,四人幫與中共政壇上殘剩的元老們之間爭鬥,成為文革後期的主戲,其間總理周恩來去世,還引發中共建政後首次「天安門事件」,數十萬民眾聚集天安門,表達對政治的不滿。直至

1976年 9月

9日毛澤東去世,中共元老派通過宮廷政變,將四人幫生擒,宣告文革結束。文革後期大批造反派冒升,接掌各地政權,部份人獲毛澤東賞識進入中共領導層,如上海市委書記張春橋,上海工人造反派總司令王洪文,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姚文元等。三人與毛澤東夫人江青,即為後人所稱四人幫;其中王洪文在

1973年中共十大時當選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名僅居毛澤東、周恩來之後,大有接班之勢,時年 38歲。

周恩來逝世爆天安門事件 放大圖片

中共總理周恩來病逝,數十萬人自發到天安門廣場悼念最終被暴力鎮壓。

中共總理周恩來病逝,數十萬人自發到天安門廣場悼念最終被暴力鎮壓。

踏入文革後期,中國經濟一塌糊塗,毛澤東不得不依仗仍在位的元老如周恩來,葉劍英等幫助執政,後又一度讓鄧小平復出主持經濟工作;但四人幫對元老派並不賣賬,借掌握輿論之權,不停玩政治小動作,要打倒對方;兩派水火不容,爭權鬥利,天翻地覆。1976年

1月

8日,中共總理周恩來病逝,這位與毛澤東一起打江山的元老,以其獨有的政治手腕,避過毛澤東在中共黨內一次又一次肅整異己的行動,為中共工作到最後一刻,獲中共元老們敬重,但屢遭四人幫背後暗箭;他的去世引發黨內高層鬥爭,並最終引發社會動亂。同年

4月 4日清明節,數十萬人自發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民眾們或發表演講、朗誦諷刺四人幫的詩作,四人幫於是向毛澤東告狀,將責任推到鄧小平身上(鄧因此得罪毛,於

1975年被毛二度貶官),毛澤東大怒; 4月 5日深夜當局出動大批公安民兵,暴力驅趕廣場的悼念者,成為中共建政後首次大規模的天安門民主運動被鎮壓,但它卻是

13年後、

1989年那場更聲勢浩大的民主運動的先聲。天安門事件後,毛澤東已近彌留之際,不得已指定為人敦厚、與兩派都談得來的華國鋒作為接班人,但華也不為四人幫所容,不斷找其麻煩,逼得華忍無可忍,在

1976年 9月 9日毛澤東逝世後倒向元老派,並與元老們以宮廷政變方式,於 10月 6日生擒四人幫,成為中共歷史上罕見的先例。

鄧小平掌權 保毛澤東神壇 放大圖片

四人幫,前排右起: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張春橋被中共元老派活擒審判。

四人幫,前排右起: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張春橋被中共元老派活擒審判。

1976 年注定是中共的改運年。 1月 8日,總理周恩來去世; 4月 5日,發生天安門事件; 7月 6日,中共開國元帥之一朱德去世; 7月

28日,距北京不遠的河北唐山市發生黎克特制 7.8級大地震,逾 24萬人死亡,唐山全城成廢墟; 9月 9日,毛澤東去世; 10月

6日,中南海宮廷政變,四人幫遭鏟除,延續了

10年的文革,終告結束。1981年,中共就建政後若干歷史問題作出決議,認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鄧小平為保毛澤東這個神壇,只拿四人幫和林彪作祭旗,不敢徹底否定文革,更不願否定毛澤東,令數百萬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寃魂不得安寧。中國組

當年口號 放大圖片

「打倒四人幫,人民喜洋洋!」--四人幫下台後,民間流行打倒四人幫的口號

領導人語 放大圖片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華國鋒提出的兩個凡是論

毛澤東 1976年 9月 9日去世後, 10年文革亦在同年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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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27 11:10 只看该作者

厂家 司机 富豪 北上垦荒 推动改革开放 我们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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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政 60年:改革开放( 1978- 1989)厂家 司机 富豪 北上垦荒 推动改革开放 我们有功

1978是中国微妙的一年, 10亿人民生活在这一年改写。这年

12月,中共放弃政治斗争挂帅,决定改革开放。在这十字路口,香港的富豪团北上投资;小厂家勤勤恳恳,将荒地开辟成世界工厂;货车司机披星戴月两地穿梭。顷刻间,羊城不见了文革样板戏,大街小巷都在播邓丽君。中共也渐由姓社改成姓资。老厂家陈炎培说:「中国有今日,系香港人嘅骄傲!」记者:雷子乐

1976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相继去世,当时在广州生活的罗海星记得,社会气氛很郁闷,感觉似没有出路。突然间邓小平复出,四人帮倒台;不久前听香港电台也是反动,但一瞬间,邓丽君的歌声热播全城,无线、亚视北上主持春节联欢节目。「当时大家觉得一天光晒!」

Jia Qinglin 海洋公园自由行 放大图片

蔡渭衡(左)七十年代与Jia Qinglin(右)同游海洋公园,「当时公园仲未开幕」。贾现为全国政协主席。

中国贸易老手蔡渭衡也见证这变迁。他在

1975年已率领香港地铁高层北上,寻求内地支持供应建筑材料。海洋公园开幕前,他安排游艇带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入内参观双方的合作项目,这位相信是最早游览海洋公园的「自由行」,就是现届政协主席Jia

Qinglin。

1980年,霍英东、李嘉诚、郭炳湘、胡应湘等富豪访问蛇口,中山温泉、白天鹅宾馆等投资一一落实。蔡渭衡说:「改革开放前,中国主要系输出原材料,之后就有自己嘅工厂做生产。」陈炎培是第一代北上厂家。八十年代初,他结束了香港的成衣「山寨厂」,跟佛山政府外贸办签了「来料加工」合同,来到顺德容奇设厂。地方政府找来一间已荒废的庙宇,给陈炎培就地开厂。「庙入面嘅菩萨一早搬走咗,共产党无神论

o架,都唔拜神。」改革开放初期,内地物资匮乏,大至生产机器、小至电线「码仔」,也由厂家一一由香港运上。为求方便,当地政府特别批准他们用渔船运货。事事亲力亲为,陈炎培最难忘的,倒是穷乡僻壤的「大酒店」。当时已取消大镬饭,但酒店厨房的大镬仍大派用场,镬里装满了清水,给住客排队盛水到公共浴室洗澡;要打长途电话回香港,清早就要向酒店登记,好运的话,等到下午就可以通话。

小商人 创建世界工厂

第一代民工没有外省人,十之八九是当地农民。「都系有裙带关系,经姨妈姑爹介绍先入到嚟」,经过培训、考核才可成为长工。「当时唔易搵工,佢哋都好勤力,好珍惜份工。」多劳多得,诱发出惊人生产力,不出五年,合资厂房由古庙搬入工厂大厦,「我哋都唔够嘢畀工人做,佢哋后来自己不断接单,香港厂家一步步被淘汰。」不出

10年,陈炎培退股收场,「冇本事做咁大生意啫,合作过程都学到好多嘅。」中国成为世界工厂,陈炎培说这是香港人的骄傲,「中国有咁好成就,都系全靠香港嘅人才同资金,将货品带出海外。」香港跨境货运司机协会会长卢奕

贃(外号「平治佬」)则不但协助国产货输出世界,更多次在内地发动罢驶,间接促使内地海关改善效率,正视贪污问题。「我有份促成内地海关改革开放!」

82年入行的「平治佬」, 93年因不满文锦渡清关缓慢、关员收黑钱问题严重,发动 2,000部货柜车罢驶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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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炎培是首批北上投资的香港厂家,当年顺德政府给他在庙宇内设厂生产成衣。孔庆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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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奕 贃透过发动罢驶,成功促进内地海关「改革开放」,改善效率及贪污问题。谢荣耀摄

「平治佬」 改革内地海关 放大图片

中港货车司机 2000年发起千车罢驶,抗议东莞海关贪污严重。

「后来问责性强咗,开始冇咁黑暗。」他得意地展示东莞海关驻凤岗廉政义务监督员证件,告诉记者这是

2000年,司机不满当地海关贪污严重,再发起千车罢驶;「后来中央台都访问我,一轮改革之后,领导人吴仪都话各地海关要学凤岗。」20年来,「平治佬」成功推动内地海关改革,但中港运输业正被边缘化,司机月入由十多年前动辄四、五万元降至今天只有一万多元左右。他说:「八十年代,内地啲工厂见到香港货车司机会好开心,因为啲货外销先有钱赚。到咗近几年,国家政策变咗发展内销,又有蛇口、盐田、凤岗、宁波咁多港口竞争,你话前景系点?」

本港一班富豪 1980年访问蛇口,落实中山温泉及白天鹅宾馆等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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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27 11:11 只看该作者

历史解读 邓小平第三度复出 中国向世界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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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中共在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一条「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是中共建政以来首个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对内,它大幅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让中国进入了经济迅速发展时期;对外,它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自我封闭的状态,令中国向世界开放。但由于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共高干子女参与倒买倒卖商品,从中牟取利益,损害公众利益等贪腐行为,成为

1989年June

Fourth事件的导火线之一。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人民生活贫穷、工农业技术落后,国家财政赤字严重。与此同时,中共亦面临执政危机和信任危机。但随邓小平在

1978年 12月 18日至

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三度复出,并确立了他最高领导人的地位,中国的政策产生了历史性的剧变:由毛泽东时代进入了邓小平时代;不再以阶级斗争为政策中心而是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冲破计划经济的枷锁,逐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

「大包干」改革的起点 放大图片

在改革开放下,深圳特区的经济取得迅速发展。

数据显示, 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总量为 3,645.2亿元(人民币.下同),国内人均生产总值为 381元。其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34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 134元。当时,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即人均年收入低于 100元者,多达

2.5亿人。由于邓小平提出「要允许一部份地区、一部份企业、一部份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同年 12月底,安徽省凤阳小岗村

18户农民,为解决温饱问题,秘密签定契约,将属于国家的集体耕地包产到户(俗称「大包干」),成为中国改革的起点。大包干打破了旧有吃大镬饭的体制。它虽然保留集体组织的形式,但土地经营权完全掌握在农民个人手中,他们可自行安排生产,除国家税捐外,收获全部归己。农民的收入因此大大提升,部份农民更跃升为万元户(年收入逾万元)。为进一步推动改革和开放,

1979年 7月

15日,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参考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香港、台湾和南韩)的发展经验,将加工装配、合资经营作为主要的外贸形式,并许可中外合资企业存在,意图从中学习国外领先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经营方式。

1984年,又进一步开放了广州、上海等 14个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并将环渤海地区、长江、珠江、厦漳泉三角洲地区辟为经济开放区。

高干子弟 抢闸暴富

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令中国经济取得迅速发展的同时,以邓家子女为首的中共高干子弟纷纷下海经商,抢闸暴富,利用权力从价格「双轨制」等政策中牟取利益,引起民怨沸腾。当时,中国的物品价格除了按供求关系调整的市场价格外,部份重要物资,如雪柜等电器,会用低于市场价格提供给指定企业,称之为计划供应。同一种物资,市场与计划之间的差价十分大。于是许多高干子女利用特权,占有计划物资转到市场高价出售,从中取利,损害公众利益,被称为「官倒」,当中邓小平长子邓朴方、Zhao

Ziyang儿子赵大军和LiPeng儿子李小勇等被称作中国最大的官倒。 1989年,学生提出「反官倒、反腐败」,邓朴方的康华公司等首当其冲,埋下June

Fourth事件其中一条伏线。中国组

当年口号 放大图片

「手术刀不如杀猪刀,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民间已意识到知识贬值

领导人语 放大图片

「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四川人俚语;被邓小平用来表述在经济建设中不要拘泥于形式

1979年 2月,向世界开放的邓小平访美,在侯斯敦观看马术竞技表演时获赠牛仔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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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28 14:32 只看该作者

June Fourth劫后余生 学联左仔醒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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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政 60年:香港故事June Fourth屠城( 1989)June Fourth劫后余生 学联左仔醒觉了

1989年June

Fourth屠城,令香港人认清中共的残暴。这一场血腥镇压,对当时正值青壮年的一代香港人影响尤其深远。他们当中,有的人曾对回归抱有理想,不少人曾对改革怀有希望。但枪声一响,一切顷刻粉碎。June

Fourth当晚一直留守天安门广场直至清场的中大毕业生黎洪,曾经狂热爱国,平安回港后骤然醒觉,不再盲目拥护共产党。曾上京声援学运的陶君行自言曾是学联中的「左仔」,June

Fourth后变成主张结束一党专政、要求平反June Fourth的支联会常委,从此踏上从政之路。记者:张文杰

在中文大学读书时是国是学会成员的黎洪自言,八九前他有点「盲目」爱国,每年与志同道合的同学随交流团往大陆;那时他以为,八十年代内地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会慢慢伸延到政治方面。八九学运爆发后,他参加完数学系的毕业试就立即赴京,以港人捐款购买油印机及扬声器等物资,支持学运,「其实预咗会镇压,谂住最多俾人抬走,冇谂过咁血腥。」

「原来咁残暴」不再盲目拥共产党 放大图片

黎洪不再盲目拥共,并相信当LiPeng等人离世后,June Fourth必可平反。谢荣耀摄

89年 6月

3日晚,天越黑,枪声越频密,无任何通讯工具下,黎洪不清楚广场外实际伤亡数字,只感到枪声渐近,不断有板车载着中枪的伤者经过。「手、脚、身体中枪,成身血,不远处仲见到流弹飞过。」他跟几千学生留守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凌晨

5时,纪念碑已被进入天安门广场的军队包围。当时他听说,刘晓波等「四君子」与军方谈判后,军队同意放最后留守广场的学生一条生路,「柴玲叫大家走,有人唔肯,十几个迷彩服士兵走近,向纪念碑上方,即系我头顶几呎开枪,逼我哋撤走。」June

Fourth屠城后,黎洪跟很多本来爱国的年轻人一样,对中共彻底失望,认清政权的真面目,「原来可以咁残暴,我唔再盲目拥护共产党。」劫后余生,至今黎洪忆述旧事仍然激动,「好愤怒,觉得(中共)好黐线。」回港后他回归平淡,

92年到香港华仁书院任职数学教师至今,近年担任公民教育主任的他,心中那团火仍未熄灭。「 20年,始终有啲嘢放唔低,听

Beyond《抗战二十年》谂番好多,好触动我。」近期再与经历June Fourth的朋友联络,更想积极将这段历史告诉学生。「(June

Fourth)始终占我生命中好重要位置,不可磨灭,始终有个结,不可以原谅(中共)。」他深信,当LiPeng等人离世,June

Fourth一定可以平反。「一日June

Fourth未平反,国庆都只系国殇。」陶君行八九时是香港学联秘书长,当年学联相当「亲中」,每有新委员上任新华社都会派人祝贺,「我哋反对殖民地统治,主张民族回归、民主建港,属于国粹派。」那时火红年代已是过去式,学联的路线是「放关建争」──放眼世界、关心祖国、建设民主香港、争取同学响应。

价值观改变弃商从政争取民主

陶君行当时已认为,香港要有民主,必先争取中国民主。 89年 4月他北上了解学运情况,与几名学生代表抵京后,与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会面,《人民日报》「

4.26社论」后陶君行回港做后援工作,那趟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上京。June

Fourth令学联与中央决裂,学联提出与中方「不承认、不接触、不妥协」的「三不政策」。新华社批评陶君行太激进,更指他本质是反共。陶君行醒觉中共独裁,也根本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的均富,更担心

97年不是他心目中的民主回归。为争取中国及香港民主,他毕业后在商界打了一年工,便放弃月薪 12,000元的工作, 91年参选区议员。陶君行坦言,June

Fourth改变了他的价值观,「人哋(内地民运人士)条命都冇咗,我又点呢?放弃做商界,赚少啲钱,算得系咩。」他说,若没有June

Fourth,他八成不会从政。当时的学联成员至今仍从政的,还有张贤登及蔡耀昌,都是泛民一员,其它成员不再涉猎政治,但陶君行坚信,June

Fourth在他们这代年届四十的人心目中,不可磨灭。那一年,香港百万人上街,民主歌声献中华、支联会成立并以平反June

Fourth、结束一党专政为终极任务,加上拯救民运人士的黄雀行动,香港被中共定性为反共基地,以致后来对《基本法》的制订变得强硬,更在

23条重新加入颠覆国家罪,对回归后的香港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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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君行说,若June Fourth事件没有发生,他也许不会踏上从政之路。黄建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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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 4月,陶君行(左)在天安门广场参加追悼Hu Yaobang集会。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上京。

1989年香港百万人上街,此后,港人争取平反June Fourth的决心从来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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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28 14:33 只看该作者

程翔:新闻自由衰过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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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学运期间,《文汇报》社论开天窗,只书「痛心疾首」四字;June

Fourth后,中共清洗左报编采人员,无人再敢「造反」。当时为《文汇报》副总编辑的程翔说:「当年Jiang

Zemin(时中共总书记)将全部左报老细召去北京,下令边个畀钱你,就要听边个话!」最令他感慨的是,June

Fourth后香港传媒在内地采访越来越困难,新闻自由不断倒退。

当年大清洗《文汇报》

生于 1949年 12月的程翔是中共建政的「同龄人」,他

3岁来港,一直忠党爱国。他认为,当年《文汇报》社长李子诵及总编辑金尧如对新闻有承担,令该报八十年代「冇咁官式化」,因此八九时能义无反顾站在学生的立场出发。不过,当年以良心「开天窗」,代价是整个编辑部被大清洗。June

Fourth镇压的一个多月后,中共停止留用李子诵,再逐步将报社内李子诵时代聘用的香港大专毕业生裁走,「编辑部主要人员全部清一色改由内地派嚟」,程翔与数十名记者拉队离职以示抗议。程翔更透露,中共为防再出乱子,刚接中共总书记的Jiang

Zemin,

90年在北京召见香港左报全体高层,「大意系话,边个畀钱你,就要听边个话!」自此左报安份地继续充当中共喉舌。今时今日,程翔强调他仍然爱国,但已不再爱党。

近期屈记者藏毒煽动

至于其它传媒,程翔表示,June Fourth前中共虽一贯地控制新闻,但仍有自信,「June

Fourth后,中共乜嘢都怕人知道,越来越怕记者。近期仲屈记者藏毒、煽动,仲衰过以前。」

程翔指中共在June Fourth后对《文汇报》大清洗,又下令左报高层「听话」。李家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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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28 14:33 只看该作者

老左登报退党 至今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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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出动人民解放军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民,当年连本港的老左派也气愤难平,纷纷谴责。June

Fourth后富商霍英东与十多名港澳人士发表联合声明,公开谴责北京屠城,哀悼死难者;霍老挚友、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秘书长何铭思更登报脱离共产党,他说至今无悔,「自己人开枪打自己人,我唔能够接受。」上世纪四十年代建政前已加入共产党的何铭思,入党时才

20岁出头,自言甚么都不懂,不知何谓共产主义,只见当年共产党员「真系热心救国,真系爱国家」。June

Fourth血腥镇压,他认为反映中共完全背弃了过去宣示的宗旨。

「要霍英东开除我个仔」

1989年,香港出生的何铭思已是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秘书长,负责统战工作, 6月 5日他到中环参加集会声援学生,更在《文汇报》、《信报》刊登退党声明。

20年后,他仍坚持当日立场,「我参加过战争,见得血多,冇乜道理再见到自己人开枪打自己人。我唔能够接受,我唔同意当权者开枪镇压自己人民,就系咁简单,所以我脱离共产党。」「背叛」中共,何铭思实时被打压。北京方面要求霍英东与他脱离关系,更牵连为霍英东打工的何铭思儿子,「佢哋要霍英东开除我个仔,霍英东话我个仔又冇犯错,有乜道理开除?佢喺呢点上顶住北京一啲负责人嘅意见。」不过,霍、何二人深信June

Fourth引起的动荡不会是长期, 6月

8日已决定继续番禺的南沙发展项目,其它港商也如常回内地投资。何铭思一度出走加拿大,其后应霍英东邀请,才重返内地专责南沙项目。

1989年何铭思在《文汇报》、《信报》刊登退党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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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28 14:33 只看该作者

历史解读血腥镇压民运 Zhao Ziyang软禁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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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Fourth事件(又称June Fourth屠杀、八九民运等,中共称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发生在北京、最终影响全国和社会各阶层的民主运动。中共最后动用军队进行血腥镇压;中共总书记Zhao

Ziyang被软禁至死;香港也因百万市民支持民运,被北京斥为「颠覆基地」。它的起因,与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相关。中国从计划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市场混乱,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官员家人子女以权谋私,批发倒卖稀缺商品谋利,引起社会强烈不满;时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全面崩溃,反对独裁、追求民主成为共产国家普遍趋势,冲击一党专政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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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万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示威(图),最终演变成June Fourth屠杀,无数生命倒在血泊中(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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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Hu Yaobang 学生天安门集会

June Fourth事件的直接导火线是中共前总书记Hu Yaobang逝世。胡任总书记时,因在党内提倡开放,反对压制民主而遭党内元老围剿,被迫在

1987年下台,由Zhao Ziyang接任;但胡的胆识获社会各界高度赞扬。 1989年 4月

15日,他在郁郁不欢中突发心脏病去世,引起社会极大回响,京城大学生们聚集天安门广场,悼念Hu Yaobang。悼念Hu

Yaobang活动迅速演变为大规模集会,演变成对腐败和极权的不满,学生呼吁经济改革和政治民主化。其后,全国其它城市也相继爆发大规模集会抗议活动。数以万计大学生冲击中共政要办公的人民大会堂、新华门等,要求与当局对话,学生们甚至在人民大会堂阶梯上下跪陈情,但中共不理会。4月

26日,官方《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中共党内高层也出现两种声音,Zhao

Ziyang等人认为学生是爱国的,但王震等保守派则不满,指Zhao

Ziyang要葬送共产党。时任总理LiPeng和北京市长陈希同等则向邓小平谎报局势,夸大事实,令邓小平下定决心用武力镇压。5月

13日,学生发起绝食行动图迫当局对话; 5月 18日,LiPeng等出面与绝食学生对话,虚与委蛇; 5月 19日凌晨,Zhao

Ziyang在时任中办主任Wen Jiabao陪同下,突然现身天安门广场,探望绝食学生,含泪勉慰学生爱护身体,显示他大势已去。当日深夜至

20日凌晨,中共召开党政军大会,总理LiPeng宣布北京戒严。

港百万人游行 变「颠覆基地」

中共调动近 20万军队开往北京执行戒严,但遭学生和北京市民在各路口阻拦。 6月

3日夜,军队接令强行入城,大军从四面八方强行开进,一时枪声大作,学生市民纷纷中枪倒下,举世震惊的June Fourth大屠杀展开。事后,官方公布仅

241人死亡(包括戒严军人), 7,000多人受伤;但民间和海外报道指至少有 2,000至 3,000人死亡。June Fourth事件是中共建政

60年来最残酷的一场镇压中国民主的行动,它导致国人心中的创伤不但迄今未愈,更因为中共拒绝认错、不停打压民运人士而继续溃烂。因事件下台的Zhao

Ziyang被软禁 16年, 2005年 1月 17日逝世。香港民众积极支持八九民运,捐款捐物到北京,在June

Fourth镇压枪声响后,百万市民站出来游行,抗议中共倒行逆施。June Fourth枪声击碎百万港人的心,中共则指斥香港俨成「颠覆基地」。中国组

当年口号 放大图片

「我们绝食……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 1989年 6月 2日北京示威大学生发表绝食宣言

领导人语 放大图片

「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 1989年 5月 19日凌晨,中共总书记Zhao Ziyang到天安门广场探望绝食学生

Hu Yaobang去世点燃八九民运之火。 1989年 4月,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悼念Hu Yao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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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30 10:48 只看该作者

香港故事从新华社到中联办 低调变干预 「中央对香港 要管嘅都管」

生果日报网上版 2009.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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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政 60年:香港故事从新华社到中联办 低调变干预 「中央对香港 要管嘅都管」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总理周恩来即提出「长期打算,充份利用」八字方针处理香港问题,中共更早于

1947年便在港设立驻港机构新华社香港分社,证明对香港的高度重视。60年来,新华社香港分社(

2000年起改称中联办)的联系职责没有改变,治港手段却由「揸大放小」走向「积极干预」。治港政策松紧与历任九位社长与主任性格差别无关,变的是中央治港心态,正如资深左派中人郑耀棠所指,回归后中央重夺特区话事权,「中央应该要管嘅都要管。」记者:许伟贤

莫剑弦

成立于 1947年

5月的新华社香港分社,首任社长是曾任周恩来秘书的乔冠华。虽然是中国官方驻港机构,但周恩来表明不急于收回香港,因此在乔冠华及其后两任社长黄作梅及王匡治下,新华社作风低调,罕有参与港务。

许家屯较灵活 曾叫司徒华组党 放大图片

作为驻港官方机构,新华社是请愿热点。

八十年代中英谈判展开,肩负谈判重任的新华社积极联系各界,但未对香港事务指手划脚。适逢中国走向开放改革,

83年来港任社长的许家屯也紧跟中央指示,以较开明态度处事。前基本法草委、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接受访问时便指许家屯「比较灵活」,更曾一度叫他与李柱铭组党,作风显然与以往的社长不同。百万港人

89年上街声援学运人士,一下子扭转了北京向来较宽松的治港政策,当时任《文汇报》记者的时事评论员刘锐绍称:「中央好担心香港成为反共前哨基地;June

Fourth后治港政策收紧咗好多。」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中央

90年派出外交官出身的周南来港接任新华社社长,凸显香港不容「被搞乱」的重大意义,政制发展更不能撒手不管,由此开始了回归前长达七年的中英争拗,民主派与中方阵营僵持不下,刘锐绍直指「当时中英斗争嘅意识,已经掩盖咗北京原本对港政策嘅全面性。」

周南手段铁腕 姜恩柱「揸大放小」 放大图片

新华社 2000年易名中联办,其后由跑马地迁往西环。

中英争拗在 97年 7月

1日落幕,中国收回香港治权,本可理所当然地在港推行高压政策,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铁腕政策的周南功成身退后,换上予人感觉较为「和稀泥」的姜恩柱,紧守「揸大放小」原则,不常评论港务。刘锐绍分析,中央不想一收回主权便予人事事管的感觉,以免激起市民反弹,因此回归初年继续积极不干预,「插手情况相对上较少」;郑耀棠更指特区回归初年,中央基本上完全放手,连一些应该管理的东西都没有理会,丧失了主权应有的「话语权」。不过,这种相对少干预的情况,随着

03年 7月 1日 50万人上街而画上句号。 2000年易名为中联办的新华社,

03年后被指小至立法会事务委员会主席选举,大至区议会及立法会选举都事事干预。曾任基本法起草委员的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就说过:「新华社不管的,中联办都要管」;中央欲在港建立第二个权力核心的野心,更在近期透过不少文章表露无遗。

建立权力核心 暂非中央政策

司徒华便以「加火」形容中央近年对港政策,「好似温水煮蛙咁,个火煮得好猛,其实佢哋本来嘅目的都系咁。」但刘锐绍认为有关建立第二个权力核心的言论,暂时来说非中央政策,但无可否认凸显中国官场相当普遍的思维,「佢哋从香港几年来施政磨擦睇到,香港欠缺一个能够领会中央精神嘅班子。」特区未来的紧箍罩是否继续收紧?郑耀棠抛下这一句:「中央应该要管嘅都要管;唔应该管嘅,中央都唔会想管」,但他强调,中央加强管治并非干预。似乎也预示了特区的前路。

历任新华社社长及中联办主任 放大图片

乔冠华(左)是新华社香港分社首任社长, 1947年 5月来港履新。

1947年 5月- 1949年乔冠华•抗战期间任周恩来政治秘书,官至外交部部长•文革时在四人帮组阁名单上而受中央专组审查,其后被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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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1955年黄作梅•生于上水,高中毕业于皇仁书院,其后加入共产党• 55年在任时乘坐的飞机被国民党特务炸毁,终年 3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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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 1977年 12月梁威林•毕业于日本大学政治经济专科,曾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任内经历六七暴动,是在任年期最长的新华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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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 1983年王匡• 46年曾任周恩来秘书,及后创办《羊城晚报》•履新时正值中共改革开放及中英讨论香港回归,积极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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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屯 83年抵港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时,现为电视台高层的罗灿(左)也曾追访。

1983年- 1990年 1月许家屯•曾任多市市委书记•June Fourth时默许左派办悼念活动, 90年出走美国并被革除党籍,但其后有指他因感情事而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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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强硬的周南(右) 1992年在一公开场合中双手合十,拒绝与港督彭定康握手。

1990年 1月- 1997年

7月周南•历任驻联合国代表团高位以及外交学院院长•高度参与《基本法》起草及特区政权移交工作,曾以「双手合十」拒绝与前港督彭定康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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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恩柱作风低调,少理港务,反映中央不欲在回归初年迅速收紧特区管治权。

1997年 7月- 2002年 8月姜恩柱•外交官出身,曾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任内曾被刘慧卿控告违反私隐条例,最终获判胜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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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8月- 2009年 5月高祀仁• 99年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熟悉港务• 03年 7.1大游行错估形势,其后一改高调论政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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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5月起彭清华• 03年 7.1后临危受命,获派来港任副主任• 52岁便接任,成为最年轻中联办主任注:新华社

2000年易名为中联办资料来源:中联办网页、《苹果》资料室

司徒华与李柱铭 84年曾以「各界人士」身份获邀到北京人民大会堂,见证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与国家领导人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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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30 10:53 只看该作者

June Fourth事件后与民主派关系恶化

生果日报网上版 2009.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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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重要任务是统战香港各界人士,有民主派人士透露,早于七十年代新华社已开始积极与香港学界、社运人士接触,到八十年代香港前途谈判,新华社更将统战范围扩展至民主派,可是随着民主派争取

1988年直选,及后再发生June Fourth屠城,北京政策全面左转,新华社及回归后的中联办已全面与民主派划清界线。

八十年代 对港政策开明

民主党主席何俊仁早在香港大学搞学生运动年代,已跟新华社香港分社「交手」。何俊仁回忆说,民主派人士与新华社交往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四人帮」倒台前,新华社经常派人参与国粹派的学生运动,对他们这些不认同四人帮做法的学生,则完全拒绝接触,

1976年

5月何俊仁曾带队到新华社抗议中共镇压四五天安门事件,与新华社保安冲突。第二阶段则是中英八十年代展开香港前途谈判,由于民主派支持「香港民主回归」,北京为抗衡港英政府,开始接触民主派人士。何俊仁说当年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乔宗淮常与他见面。

85年获委任为基本法起草委员的支联会司徒华也说,当年曾多次与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秘密见面,第一次是

87年,许家屯相约他与另一位草委李柱铭于赤柱别墅会面,建议他俩组党,反映当年北京对港政策相对开明,愿意与民主派保持沟通。然而,随着 89年June

Fourth屠城,民主派反对北京血腥镇压民运,民主派与北京及新华社关系急转直下。司徒华回忆,他与李柱铭宣布退出草委会,许家屯得悉李柱铭说考虑重任草委,实时以专车接载他俩再到赤柱别墅,抛下一句「你哋两个唔可以返番去草委会」,司徒华「觉得好戆居;我都完全冇意思返入去」。民主派与新华社沟通也开始进入第三阶段,双方再次不相往来。何俊仁坦言,当年新华社与民主派沟通只是北京的统战手段,利用民主派支持回归抗衡港英政府,所以当民主派争取

88年直选、要求香港回归有民主普选,双方关系即转趋紧张,

89年后更全面左转,直到今天,中联办仍未改变左倾政策,完全拒绝与民主派来往,除非北京改变对民主派政策,否则双方不可能重建正常关系。

他这样说 放大图片

「毛泽东通过革命取得执政地位,但几十年来运动不已,生灵涂炭,国家、民族和社会付出惨重代价。」---毛泽东前秘书李锐

领导人语 放大图片

「对于June Fourth事件的重新评价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即使时间拖得再久,人们也不会淡忘的。」---Zhao Ziyang《改革历程》〈中共建政

60年:香港故事〉系列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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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9-30 10:54 只看该作者

爱国政团走出夹缝变「上宾」

生果日报网上版 2009.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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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 7点饮糖水!你以为真系去饮糖水?其实系叫你 7点去老地方开会。」较中华人民共和国早一年成立的香港工会联合会(工联会),

1948年开始在港宣传爱国意识,持续成为港英政府「眼中钉」,在殖民地政府治下经历近

50年政治压迫,拘捕、监听与跟踪无日无之。「爱国要义无反顾」,工联会会长郑耀棠一句话,道尽左派中人为何能在夹缝中忍辱求存。

当年领导被递解出境 放大图片

1983年,工联会副理事长郑耀棠(右)获叶剑英元帅邀请访京单独面谈,汇报香港工人情况。

工联会是本港历史最悠久的大型爱国政团。与工联会同年诞生的现任会长郑耀棠 61年加入工联会,那时不过 13岁的他已在置地广场的告罗士打大厦做了三、四年

bell

boy(门僮),「嗰时啲外国人好歧视华人;见到我哋啲开门仔,口殊、口殊、口殊叫狗咁叫。」不忿华人被歧视,郑耀棠因而加入工联会,要为受气的打工仔出气。工会前辈细诉往事,回忆中都包含被港英政府迫害的苦涩,「好多领导喺五十年代已经被港督递解出境,嗰时已经开始白色恐怖。」六七暴动将港英政府与左派政团的对立面推向高峯。「工会中人最惊半夜三更听到敲门声,一定系政治部人嚟宣布:港督唔锺意你,两条路你拣,陆路(返大陆)抑或坐船(到台湾)?」左派口中的「反英抗暴」斗争后,工联会更成殖民地政府「眼中钉」,但赤裸裸的打压改为暗地进行。郑耀棠忆述八十年代初,工联会某次成功租借大会堂表演文艺节目,港府却在前一天通知不能借场,「佢哋话要用就用,一镬撬起我哋。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只系喺当日企喺大会堂外逐个通知买咗飞嘅会员。」

暗语沟通避监听跟踪

为免消息外泄,当时工会理事惯用暗语沟通,也尽可能不使用电话,港英政府则不时派人扮工友到工联会会员中心打趸睇报纸,「佢哋由朝睇到晚,连细细格嘅招聘广告都『躏』埋;讲真边系睇嘢,听我哋讲乜就真。」他就任工会代表的首天,前辈送他的锦囊竟是如何「撇甩」港英政治人员跟踪,反映当年跟踪情况何等猖狂。爱国政团在回归后走出压迫阴霾,由被打压变成上宾,郑耀棠坦言仍然有人以有色眼镜看待左派,「百几年殖民地统治,冇可能

12年就搞掂;只希望市民逐步认识,唔会有理冇理都砌我哋。」

新蒲岗胶花厂的劳资纠纷,揭开六七暴动序幕,工联会成为当年反英抗暴的牵头者。工联会提供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