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胡舒立的《财经》如何闯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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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5 16:59 只看该作者
纽约客：胡舒立的《财经》如何闯禁区
按：这是7月20日出版的《纽约客》上写胡舒立的一篇文章，作者是毕业于哈佛大学，驻扎在中国的美国记者Evan
Osnos。和《纽约客》的其他文章一样，这一篇也非常长。我将分几次译出，与大家分享。如果翻译有不准确的地方，也请大家不吝指出。谨以翻译此文表达对胡舒立的敬意，文章版权归《纽约客》及作者所有，若要转载，请注意版权问题并请注明作者、译者。http://www.fangkc.cn/report/the-
forbidden-zone-1/
另：Evan Osnos记者昨天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名为《Where is Xu
Zhiyong》的文章（http://docs.google.com/Doc?docid … aDlfMTI5Y3J3aDJ6ZHE），请大家关注。
禁区（The Forbidden Zone）
《纽约客》2009年7月20日
作者：EVAN OSNOS
译者：方可成（http://www.fangkc.cn）
2008年5月12日，《财经》双周刊创始人、主编胡舒立正在北京西郊的一家宾馆主持一场奖学金项目学员典礼。一条短信告诉她：四川省发生了强烈地震。她向身边的钱钢凑过去，请这位曾经报道过唐山大地震的资深新闻人估计这场地震带来的破坏情况。钱钢判断：至少这场地震没有发生在大家熟睡的时候。但很快，他就意识到：学校正在上课，“学生们的伤亡将会很惨重。”
胡舒立出发前往北京市区，在车的后座上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工作。她指挥员工租赁一台卫星电话，并派出一队记者前往四川。身材小、健谈、好斗的胡舒立——她手下的一名记者在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觉得她就像一位“女教父”——决定报道这场地震，尽管在中国，报道这样规模的灾难将有政治上的风险。当这个国家在1976年遭遇上一场大地震时，政府将报道死亡数字的新闻压了三年。
但胡舒立已经因洞察言论自由的边界而成名。自从创办《财经》十余年来，她尖锐地挑战了中国媒体梦游般的形象。《华盛顿邮报》的David
Ignatius对我说，她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复仇天使”。当其他顽强的中国记者被拘捕或噤声之后很久，胡舒立仍然留在主编的位置上。在中外媒体上，她经常被描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而她仍在从事自己的事业。
不到一小时，第一位出发的《财经》记者已经在前往四川的飞机上，在他之后还有九名同事。当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强调地震“牵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心弦”的时候，《财经》正在调查死伤者的大致人数，并指出“许多受灾者仍然在等待救济物资”。
学校坍塌在钢筋水泥的废墟中。中宣部，一个有权力开除编辑、取缔报刊的政府部门禁止对学校的救援行动进行报道。几家中国报纸质问：为什么有这么多校舍倒塌？它们针对建筑问题和遇难学生数量做出了严厉的报道（人们认为至少有5300名学生遇难）。胡舒立听说地方当局正在批评那些继续就校舍问题进行报道的媒体，但她相信《财经》可以找到报道此事的方法。她认为，一篇用正确的口吻和事实写成的报道将能够被刊出。“如果这事不是被绝对禁止的，”她说，“那我们就要做。”
6月9日，《财经》杂志刊出了一份长达12页的调查报道，语言冷静，事实可靠。根据这篇报道，轻率的经济增长，被挥霍的公款，以及对建筑标准近乎猖獗的忽视共同导致了灾难的发生。报道详细介绍了地方干部是如何偷工减料的，但并未提及相关责任人的名字。当我向胡舒立询问政府的反应时，她说：“他们生气了。非常非常生气。”但她和《财经》杂志都没有被惩罚。
在中国记者（或者按照党的语言说，“新闻工作者”）的世界里，五十六岁的胡舒立有着独一无二的轮廓。她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扒粪者，1989年曾因同情广场示威者而被中止记者职务，但她已经和一些中共最高权力领导人结成了可以直呼其名的亲密关系。
5.2英尺高，身材苗条，精灵短发（pixie
haircut），一柜子色彩协调的衣服，她经常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在北京闹市区的泛利大厦19层，整洁而开放的灰色砖砌空间构成了《财经》杂志的编辑部。走廊上，鞋跟敲出的急切脚步声预告了胡舒立的到来。她迅速穿过编辑部，滔滔不绝地发布自己的命令和想法，然后再次走出门去——“就像一阵风般突然和迅速”，如今在香港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的钱钢说。
我认识的不止一个人都将与胡舒立聊天的经历比作接受机关枪连珠炮般的攻击。一些人对她的这种强度不太对胃口。胡舒立的一位老友，《经济日报》编辑汪郎曾经再三谢绝她加入《财经》一起工作的邀请，因为汪认为“保持一定的距离对我们的友谊更好”。在有的观点看来，和她在一起要么令人惊心动魄，要么令人丧失勇气。她的老板，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波明半开玩笑地告诉我说：“我怕她！”
1998年，胡舒立依靠两台电脑和一个借来的会议室创办了《财经》。从那时起，她已经在领导这本杂志的过程中展现出了近乎完美的判断——判断多大程度的坦率和挑衅是这个政权能够容忍的。这意味着决定报道什么——那些猖獗的公司欺诈，政府对SARS病毒的隐瞒，以及一例例的政治腐败；但同时也决定不报道什么（Fa輪gong，广场周年纪念）。当美国印刷媒体处于衰退的时候，中国的传媒正在成长，《财经》是第一份有望跻身世界级的出版物。“它与你在中国见到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前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为《财经》写专栏的谢国忠说，“它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奇迹。”
《财经》杂志印刷光洁，版式设计和《财富》杂志类似。它很沉，广告很多，包括卡地亚手表、信用卡、奔驰SUV。它的写作有意保持高信息密度，甚至是精英式的。比起一份仅仅拥有二十万发行量的杂志，中国的宣传官员们更可能对电视和销量巨大的报纸进行压制，后者有着以百万计的受众。但这份杂志进入了中国政府、金融机构、学术机构的许多最重要的办公室，这为它带来了非凡的影响力。最近几年，它开始通过中、英文的一对网站延伸自己的影响范围，网站对《纽约时报》的网站进行了少量的模仿。这两个网站每月吸引320万独立访客。胡舒立为杂志和网站写作专栏，并被广泛引用。她还管理着一系列吸引了共产党的经济领导来参加的会议。《财经》最新未公开的计划，是以布隆伯格和道·琼斯为目标：和香港大亨李泽楷合作一个英文通讯社，该通讯社将发布《财经》记者的报道。
当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政治学者Sam Popkin和她的妻子，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谢淑丽（Susan
Shirk）第一次目睹胡舒立做报道的时候，他想起了《The Boys on the Bus》一书对《纽约时报》记者R. W.
Apple的描绘：“Apple常常每天打上百个电话。”Popkin说：“她总是在想办法弄清到底是这个体制里的谁有权力知道发生了什么。”Popkin补充说：“她是一个人体U盘，你写入信息，然后她继续去找其他人。”胡舒立的竞争对手当然记得最清楚。近20年前，时任一家主要商业报纸记者的林力博努力与她竞争对一轮闭门会谈的了解程度。他回忆说：“她甚至搞到了他们的菜单！”
1992年，胡舒立是国内第一份全国性商业报纸《中华工商时报》的国际版编辑，她开始报道一小群在西方经济制度下接受训练的中国人回国后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工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与她同龄，是高干子弟。这群人将自己的团队称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他们在崇文门饭店租用了一些房间，搬出床铺，设立了办公室。其中一张办公桌属于高西庆，他在杜克大学获得了法律学位，回国前在理查德·尼克松位于纽约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另一张桌子属于王波明，作为前驻外大使、副外长之子的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金融，并曾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研究部门担任经济学家。他们赢得了一批中共明日之星的支持，比如一位副总理的女婿王岐山，具有改革头脑的政治家后裔周小川。
“我决定采访中国所有的顶级金融家，”胡舒立回忆说。她称之为自己的“家庭作业”，而时任《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的James
McGregor也开始注意到，胡“与他们中的所有人交谈，从他们身上抽取信息，就好像一个研究生在同德高望重的教授们谈话一样。”作为成果，胡舒立得到了一连串的独家新闻，并逐渐和那些后来的高官建立了联系，这串名单是无人能比的：今天，高西庆掌管着中国两千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王岐山是副总理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周小川则是央行行长。
北京的很多人都想知道，早年建立起来的这些关系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了胡舒立。但她坚持认为，人们高估了她和权力的接近程度。“我不知道他们的生日，”她说，“我是一名记者，他们也把我当作记者对待。”
胡舒立的关系网看上去发挥的是更微妙的作用。她将自己置于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边缘，置于共产主义历史和资本主义现实的边缘，置于维护中国利益和拥抱世界的边缘，并已成为一名无价的沟通者、翻译者。2008年奥运会的几周前，中国政府麻烦缠身，看上去开始变得粗暴起来。她利用一篇社论谴责了发生在警察和记者之间的冲突，劝诫大家“自信、开放、友好”。“用英语来说，”她补充道，“（中国的奥运组织者们）应该‘take
it
easy’。”这是一种高明的角色。另一次，胡舒立需要为广受瞩目的年刊选择一幅封面照片。编辑们将选项缩小为两个：一幅是古板的新闻图片拼贴，另一幅则是一个看起来尖锐的镜头：一个女子走进沙尘暴之中。胡舒立更喜欢那副看起来挑衅的，但最后一刻她又犹豫了。
“这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吗？”根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她这样问道。“它是否太负面？”有人争辩说，它展示了中国最好的一面——它的决心，胡舒立笑了。“我能解释它，”她说。
中国的媒体不再完全是温顺的绵羊，但在这个喧闹的经济体中，媒体的自由度仍然低于其他行业。《财经》和它对新闻价值的判断是少数派。去年九月，新华社在网站上发布了一则报道，详细介绍神舟七号是如何完成它的第30圈绕地飞行的。这则报道有相当多吸引人的细节，比如“调度员坚定的报告声，打破了全船的沉寂。”但不幸的是，那时火箭都还没发射。（后来新华社道歉说自己误发了一篇“草稿”。）在中国两千份报纸和八千份杂志中，《财经》和其他几份金融报纸是少数具备独立声音的私营出版物。（所有中国媒体都被要求拥有一个挂靠单位，尽管挂靠单位对各媒体的干涉情况各不相同。而作为香港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财讯传媒集团是由十五名个人投资者控制的。）
自从广场事件以来，中国的领导层对媒体改革一直谨小慎微。“中国的报纸、广播和电视永远不再会被允许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战斗前线。”根据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中国媒体研究专家Anne-
Marie Brady收集的党内文件，Jiang
Zemin曾经这样宣告。中国记者不会像俄国同行那样被黑社会谋杀所困扰，但记者无国界组织在它最近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中将中国排为173个国家中的167位——位于伊朗之后，越南之前。中国宪法第35条保障言论自由和新闻媒体，但在法庭上，它总是输给那些诽谤和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保护记者委员会在2008年的报告中指出，有28名记者被关进了中国的监狱，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这个月早些时候，伊朗超过了中国，十年来的头一遭。）
很多中国人都知道，中宣部是以半秘密的形式工作的，它的总部没有标志，也没有公开的电话号码表。它给编辑和发行人下达最新要求和禁令。一些底线是固定的，禁忌的内容包括军事、宗教、民族争议以及政府的内部运作。但其他一些边界却是灵活可变的。2005年秋天，媒体人在报道松花江污染事件时享受了自由。几周后，他们却又被要求停止报道一起外科医生手术时打电话致使病人面部瘫痪的事件。（对于一名中国记者来说，甚至连披露这些指示的内容都会带来危险。《当代商报》记者师涛就曾因在一封发往国外的电子邮件中描述当地宣传部门的指示而被判处十年徒刑。）
当一家媒体第一次触犯宣传禁令时，会得到一张和足球比赛中类似的“黄牌”警告。有记者说，如果一年之内得到三张黄牌，那么这家报纸或杂志就要被关了。（根据国家通讯社的报道，2004年，有338份出版物因发布“内部”信息而被关停。）但编辑们需要自己猜测他们可以走多远，需要自己计算越过一个未经定义的界限的风险——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名誉教授Perry
Link将这种审查方式比作“盘在头顶吊灯上的一条巨蟒”。“通常，巨蟒不会动弹，”他在2002年的《纽约书评》中写道，“它不需要动。它觉得没有必要明确自己的禁令。它那沉默而持久的信息是：‘你们自己决定’。在它的阴影下，每个人都往往会作出或大或小的调整——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
第一次乘出租车去胡舒立家的时候，我确信自己迷路了。和她的很多编辑记者同事不同，她并不住在北京新建的高层住宅楼中。她和她的先生，中国传媒大学影视教授苗棣在一群老式住宅楼中拥有一套三居的房子，窗外是枝繁叶茂的花园。1950年代，这里的房子是提供给共产党干部的专用住所，政府将一部分空间分给了胡舒立的父亲。隔壁则是中国的旧媒体要塞，住着国家广播台的总部人员以及电影电视的审片者。
胡舒立上班需要开20分钟的车，这段车程将她从一个世纪带到另一个世纪。当她到达《财经》办公室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北京办事处就在她隔壁。最近一个下午，她上班迟到了，而迟到的原因则是一场特殊的约会：胡舒立决定给自己的高层编辑们换一身新衣服，她召来了一个裁缝。随着《财经》杂志的声望越来越高，她的员工们也将更多的时间用来面对公众或是海外人士。“外国人总这么穿，”她一边匆匆走向自己的车，一边满意地拉拉自己的贴身上衣。她和自己的编辑们达成协议：每人去买一套新衣服，杂志社就掏钱再给他们买一套。裁缝抱着一堆套装走进了会议室，员工们陆续进来试衣。
“这里看上去太宽松了吧？”37岁的执行主编王烁正在试一套精致的灰色条纹上衣时，胡舒立拉着衣服的腋下说。被老板戳着自己身体的王烁展现出茫然忍耐的表情，这种表情我在被放进浴缸的狗身上看到过好几次。
“已经很紧了。”王烁提出抗议。
“他已经感觉很紧了。”裁缝说。
“继续！”胡舒立说，“想想电影里的007。就要那样！”
这种要求与其说是出自美学的，不如说暗示了胡舒立对国际化有些夸张的追求。一位善意的美国教授曾经劝告她说：“如果你在中国当记者，你将永远不能真正进入国际主流。”她看上去决定要证明他是错的。
在母亲的家族这一边，胡舒立生于一连串共产党记者和知识分子之后。她外公胡仲持是知名的翻译家，也是《申报》的编辑。而胡仲持的哥哥胡愈之创建的出版社则出版了《鲁迅全集》以及埃德加·斯诺和约翰·斯坦贝克作品的中文版。鲁迅是现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也是胡愈之家族的好友。
胡舒立的母亲曾是《工人日报》的高级编辑，父亲早年在一所教会学校学习英语，后来成为一名激情燃烧的地下共产党员，之后在工会任中级职务。他们将自己年幼的女儿取名舒拉，以纪念一位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的烈士。1970年代，她将名字改为舒立，一个更常见的女名。
胡舒立对于中国对待知识分子变幻无常的态度有着敏锐的理解。她的叔祖父胡愈之在文革前曾是文化部副部长，“但我们却被告诫：不要对其他人谈及此事。”胡舒立告诉我说。她的直率屡屡让父母忧虑。“我不太守规矩，总是想什么就说什么。”后来她进入了带有精英色彩的北京101中学就读，这里曾经是很多共产党干部后代学习的地方。学生们可以有特权接触到当时被禁的外国文学作品，包括专门为有限的党内精英印刷的凯鲁亚克、塞林格和索尔仁尼琴作品译本。胡舒立还从家中拿书出来，藏在自己的枕头底下，直到她可以和朋友们交换书籍阅读。
胡舒立13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她的学业也被迫中止。作为一名表现突出的编辑，胡舒立的母亲在报社被批斗，被软禁于家中。她的父亲被发配去做二线工作。和其他同龄人一样，胡舒立成为了一名红卫兵，在全国串联。当运动陷入暴力的时候，她从书中寻找庇护，努力保持接受教育的样子。“那是一个非常困惑的时期，因为我们丧失了所有的价值，”她说。在16岁生日的前一个月，她被派往农村干革命。
“很荒谬，”她发现农民们丧失了干农活的所有动力。“他们只想在地里躺上两小时。我问：‘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他们说：‘你怎么能想这个？’”她继续说道：“十年后，我意识到一切都错了。”胡舒立的姐姐当时在一个邻村，她后来写了一本书《走出熔炉（Out
of the Crucible）》，描述上山下乡运动是如何永远改变他们那一代人命运的。它“埋葬了他们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之梦。”她写道。
两年后，胡舒立参军了——几年之后，她又因此加入了共产党——她被派往江苏北部农村一所偏远的医院，一待就是八年。她在餐厅工作，养猪，帮忙看门，运作一个小小的广播台，播放音乐和通知。1978年高校复课，胡舒立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了渴望已久的位置。新闻系并不是她的第一志愿，但它是这所学校所能提供的最好专业。她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系里唯一一名穿军装上学的大一女生。“班上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她是谁，”苗棣回忆说。当时，来自一个北京军人家庭的苗在历史系学习，一节英语课上认识了胡舒立。苗棣也曾被下放，他们都怀有一种类似的不满。1982年，他们结婚了。
大学毕业后，胡舒立加入了《工人日报》。在进行了一些早期的调查报道之后，1985年，她被派往东南沿海城市厦门的记者站。这个地区被指定为发展市场经济的试点。在那里，她发展了自己建立关系网的能力，她与市政府的每一个人见面——包括和市长打桥牌。在她采访的人当中，有一位前景看好的年轻干部，当时担任副市长，他就是习·近·平，一位政治局委员之子。习是一名亲市场的忠诚党干部，他成功建起了一座主题公园，这给他带来了“财富之神（the
God of Wealth）”的称号。今天，习是中国的副主席，并被认为是主席的接班人。
1987年，胡舒立获得了前往位于明尼苏达的世界新闻研究所（World Press
Institute）进行五个月研究的机会。这段经历有如天启。“我整晚地阅读圣保罗先锋通讯社的新闻”，她说，她对这家通讯社的规模感到惊奇。（那时的《工人日报》只有四个版。）她与《费城问询报》的调查记者见面，并在《今日美国》实习。回国后，1989年春天的运动激发了北京新闻界的活力，在几周的时间里，报纸从审查制度中解放出来。包括胡舒立在内的许多记者加入了游行队伍。6月3日晚军人镇压，胡舒立回忆说，“我到街上去，然后回到办公室，说‘我们应该报道此事’。”但决定已经下达：“报社决定就此事不发一言。”和运动的牵连让她付出了代价。许多说话的记者被解雇，或被放逐到外省。苗棣认为胡舒立可能被捕，最后，她被停职十八个月。
她利用这段时间写作了《美国报海见闻录》，这是第一本审视美国媒体与民主关系的中文图书，内容包括对水门事件和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的描述。在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中，这曾是一本必读书。她在书中向同行们提问：我们当中的谁“能够身先士卒，做一些类似于美国媒体所做的事情”？
1998年，胡舒立接到了王波明的电话，王是那个在宾馆里搭起办公室的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创建者之一。他准备办一份杂志，想让胡舒立来运作。胡舒立提出了两个条件：王波明永远不能干涉她的编辑部，并且提供一份两百万元人民币的预算，用以支付严肃报道的差旅费用，以及给记者们提供高到能够防止他们收受贿赂的工资。王波明同意了。这并不是什么慈善施舍，他和他的那些在政府里决意改革的同伴们将这份杂志视为他们经济现代化决心的延展。
“你需要媒体的作用来向公众揭示事实，以及，从某种意义上说，帮助政府发现弊病，”王波明最近在他位于《财经》总部楼下大而乱的办公室对我说。他是那代人当中的典型代表，在美国接受教育然后回到中国。他头发浓密，黑中带着点点灰色，戴Ferragamo的眼镜，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具备中英双语的幽默感。当他谈起胡舒立的时候，脸上划过一种不耐烦的表情，这是因为他最终得到的东西比自己最初指望的要多。“我们没有料到一起到来的还有这种程度的风险，”他说。不过王波明的言谈中也流露出：他敏锐地感受到了胡舒立对中国的重要性。“当年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需要自己挣学费，所以我给唐人街的一份报纸打工——《中华日报》，”他说。作为一位初出茅庐的新记者，他喜欢抓住每一次发掘一条线索的机会，他体会到了“无冕之王”的感觉。
《财经》很快就确立了自己的风格。1998年4月，它的创刊号做了一则爆炸性的封面特稿，报道对象是琼民源案：一家地产公司虚报利润后股价涨了四倍。《财经》报道说，散户投资者损失了几百万元，而事先得到消息的内部人员则早已卖掉股份。监管者愤怒了，他们指责《财经》无视新闻纪律，王波明的高管们不得不一起前往监管者的办公室做检查。
每一则报道都在修正着胡舒立对自己能够走多远的计算。2002年，一名25岁的《财经》记者在浏览海关记录时发现，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银广夏股份在网上发布了一则伪造的8700万美元利润单据。这则报道的政治风险很高，因为一批高层领导已经参观过该公司，并提出了表扬。王波明很担心《财经》会因刊登此报道而被关掉，他做了一件自己表示永远不会再做的事情：出刊前给党内一名高官打电话求得批准。“他问：‘这则报道是真实的吗？还有没有什么疑问？’”王波明回忆说，“我说：‘报道绝对真实，但会带来政治上的影响。’他说：‘如果是真的，就出吧。’”报道刊出几小时后，银广夏的股票被停牌，公司高管们先后被送进了监狱。
不过，奠定《财经》地位的决定性时刻还要等到几个月之后。那时，记者曹海丽到达香港，发现火车站月台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戴着口罩。究竟是怎么回事？她通知了胡舒立。中国媒体当时已经在报道一种神秘的新型病毒，但卫生部官员向公众保证：病毒得到了控制。广东省的报纸编辑们被私下要求编发让大家对病毒放心的报道，一名编辑回忆说，有的要求甚至细致到了用怎样的字体。但这些限制并没有影响到广东省之外的媒体。“我买了很多关于呼吸系统疾病、传染病和病毒的书，”胡舒立说，她的员工们也开始寻找政府声明中的谬误。同时，《财经》的编辑们跟踪着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根据网站记录，SARS病毒感染病例在中国持续增长，而政府却在继续否认。《财经》的报道口吻严肃，提出质疑，但并没有真正指责政府在说谎。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财经》出版了每周一期的SARS增刊。最终，杂志碰到了底线。“《财经》正准备出版一期反思SARS的杂志，”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成员David
Bandurski说，“政府送来了禁令：‘不，不能这么做，现在就得停下。’”
渐渐地，胡舒立能够精确地感觉到一个敏感的话题何时才能够安全地进行报道。“你能感觉到她在作调整，”原《财经》编辑王丰告诉我说。“比如说，在周一的编辑会议上她可能决定做某个内容，编辑记者们就去做。到了周三的会上，她可能会说：‘知道吗？我得到了关于此事的更多信息，我们不能谈它了，或许我们应该把目标调低一些。’”在极其敏感的政治腐败案中，《财经》的调查记者经常花几周几月的时间收集信息，然后等待机会。很多情况下，一旦新华社发布了关于某官员被捕的简短消息，《财经》已经准备好了一则详细的报道。6月8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一句话新闻，称深圳市市长被调查；29分钟后，《财经》就发布了一篇深度报道。
SARS之后，《财经》从未完全退至商业新闻的界线当中，尽管今天人们认为它“只是在监督经济”的看法让它获益。随着《财经》的独家新闻不断累积，银行业监管者开始召集记者寻求指点，而不是记者去找监管者。更令人满意的是，西方媒体别无选择，只能选择并相信《财经》的引导。在一定程度上，杂志的成功和声势已经在自我强化：它已经走得够远，以至于政府里的保守派已经无法确定其他哪些官员在支持着它。
紧接着，《财经》因为走得太远而得到了第一次教训。2007年1月，它的封面报道《谁的鲁能》描述了一群投资者是如何用微薄的代价换得对一个庞大集团的控制的，这个集团的资产从发电厂到足球俱乐部无所不包。《财经》报道说，鲁能集团当时市值超过100亿美元，但一个鲜为人知的私营公司仅仅花了不到5.5亿美元就得到了鲁能92%的资产。国家监管者没有得到这桩交易的通知——这是法律上的通常要求——此外，混乱重叠的董事会和股东看上去就是为了模糊公司新所有者的身份以及他们资金的来源。《财经》发现，近一半的收购资本来自一个难以追踪的源头。
在《财经》试图刊出一个简短的后续报道之后，当局命令网站删除这篇报道，报摊撤下杂志。据说《财经》上海记者站的员工被要求用手撕掉杂志。“每个人都觉得被羞辱了。”一个曾经的编辑说。
从那以后，《财经》不时因鲁能调查而被谈起，但胡舒立并不想谈这一事件，她将与政府发生冲突视为杂志“最大的灾难”。一个熟悉《财经》及这则报道的人说，揭露从私有化中疯狂获利的行为太容易将中共高层领导子女卷入其中了——这是一个甚至会将改革派对开放媒体的意愿彻底扼杀的禁忌。
2007年，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授予胡舒立一个奖项，以表彰她的“良知和正直”。这个奖项是完全应得的，但它却将胡舒立置于稍微有些尴尬的同伴当中：之前的获奖者包括一位伊朗的编辑，她因自己杂志的报道而屡屡被召至法院；还有一位津巴布韦的编辑，他曾被军方逮捕并施以酷刑。
胡舒立并不像地下出版物的编辑那样生活在社会边缘，也不在异见份子的宣言上签字。她充满怀疑精神并饱含激情，但她的文章却引人瞩目地很少带有义愤。当她在专栏和社论中进行批评的时候，她使用的是忠实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的语言。在2006年的社保案之后，她并没有质疑一党政府的道德险境，而是强调中国脆弱的财产公开法律致使官员们的亲属和同僚获利。在2007年一篇题为“中共十七大之公众期待”的文章中，她表示：“当前民间积怨最大者莫过于官场腐败蔓延，权力缺乏制衡。”她继续写道：“有些论者总是担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将导致社会不稳定，殊不知政改裹足不前才会成为动荡的温床。”换句话说，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是巩固权力，而不是丢失权力。
四川地震一周年之后不久的一个6月下午，我在胡舒立的办公室里问她：为什么其他媒体因为报道校舍坍塌而被处罚了，但《财经》没有？“我们从不用非常感性或者不正式的语言说话，比如‘你说谎了’，”她说，“我们尽力分析体制，谈论一个好的设想或愿景为什么无法变为现实。”
如果一家中国报纸详细列出了批准建设不安全校舍的官员名单，它可能会在承担公共责任上为自己加上一分，但这种调查行动同样会让报纸非常容易受到小气的政治报复。胡舒立说：“我们努力不给那些不愿意被批评的干部们留下任何把柄。”最终，她说，重要的问题不是“哪些人在十五年前没有使用质量好的砖块”，而是一些更深层的东西。“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她说，“我们需要监督和制衡。我们需要透明。我们用这种方式表达，没有简单的说辞，没有口号。”
这种方式能够对那些真正想解决问题但又不愿放弃权力的政府内部改革者产生吸引力。一些中国记者说胡舒立最伟大的能力是让一个利益集团与另一个对抗，不论是依靠放大中央政府铲除腐败市长的努力，还是依靠政府一派反对另一派的计划。根据这种说法，它能让最具权力的集团留下来，而你也能做出真正的——甚至是可以产生利润的——新闻。然而危险在于，随着《财经》的影响力的增加和金融利益的增长，杂志可以选择承担更小的风险。最近，一位读者在《财经》的网站上发表评论说：“《财经》越来越主流了……批判思维的味道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旨在吸引读者和订阅者兴趣的东西，但这些东西缺乏灵魂。”
在绝对的禁区上，《财经》被证明是相当注意中国政府观点的。当上周乌鲁木齐发生民族暴力事件时，杂志派出了两名记者，他们在当地的报道描述了暴力及其带来的破坏，但他们的早期报道并没有冒险去调查造成骚乱的深层原因。同样地，西藏骚乱在少数民族中引发对当局的不满15个月以来，《财经》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这个话题。
不久前，我和中国最活跃的报纸之一《南方都市报》的前主编程益中一起吃了一顿午饭。程益中因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报道而成名。当时该报记者发现，孙志刚被带到了收容所，后来被打死。表面上看，收容所是为了安置流浪汉和亡命者，但收容制度却广受非议，因为它给予了警察在大街上要求人们出示身份证和暂住证，并可以没有理由地关押他们的权利。那些不能缴纳罚款的人可以通过为看守所运营的农田和工厂干活而获得释放。后来人们发现，孙志刚在街上被警察拦住并逮捕，尽管他坚称自己证件齐全。《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引发了公众对收容制度的愤怒浪潮，该报和其他报纸的后续报道显示，收容制度对于地方警察来说有利可图，并已孵化出一个全国性的网络，包括七百个收容所。根据报道，最少在一个地区，收容站购买收容者以获得更多的收入。2003年8月，此案促使中央政府废除了收容制度，这是中国媒体影响国家政策的一个令人惊奇的案例。但不到一年，程益中就被捕了，他的两个同事也因“非法挪用编委会奖金”的罪名入狱。此案被广泛认为是报道孙志刚事件以及之前的SARS带来的秋后算账。程益中在狱中度过了5个月，现在做一份不太为人所知的媒体工作。他的两个同事则被判了更长时间的徒刑。
我问程益中：为什么胡舒立的遭遇如此不同？他说，《财经》已经达到了一种高度，这将它置于低级官僚的势力范围之外。但他同时指出了差别所在：他的报道旨在从根本上制衡绝对权力，而《财经》的关注点则是改善并提升政府的工作。“《财经》的话题没有触及到政权根本和统治体制，因此它相对安全，也应该得到容忍。”他补充说，“我并不同意对胡舒立的批评，相反我认为她很高明，她使《财经》在当今中国各种利益集团博弈的狭缝中得以生存。”
不出所料，胡舒立的看法有些不同：“我们不考虑这个或那个集团——我们考虑的是整个体制，以及所有能够达成改革的东西。”
承认体制权威，然后谨慎地追求它的改进，这种策略决定了《财经》的过人之处，也决定了它的局限性。曾经是新闻人的钱钢告诉我说：“洪水凶猛，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在中国，我们认为‘水滴石穿’。”
胡舒立则更喜欢一个更加喧闹的比喻。她说：《财经》是一只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全文完）
Terminusbot 整理，讨论请前往 2049bbs.xyz
张书记
http://twitter.com/SecretaryZhang
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5 17:08 只看该作者
推荐阅读，和独裁者拼勇猛是毫无意义的，好多人说1984BBS为什么不开放注册，为什么不敢直面真理部。
“洪水凶猛，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在中国，我们认为‘水滴石穿’。”
不死的流年
我的人生理想是：做一个靠谱的人！
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5 17:09 只看该作者
在中国 优秀的报人总是让人尊敬。
yylbb78
凌晨4点起床
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5 17:15 只看该作者
文章看其来赏心悦目，激动人心。
可对财经未必是好事。
如此被美帝认可，天朝估计又得出动和谐之刃
louy0427
送外卖的……
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5 17:17 只看该作者
财经是本好杂志
围观的群众
海外的不反华势力
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5 17:30 只看该作者
呆会再看
nustbobo
不明真相的群众，目睹俯卧撑、躲猫猫、撞墙死、临时工等一系列怪
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5 17:42 只看该作者
财经是本好杂志，只是太贵了点
黄阿狗
金玉其内 败絮其外
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5 17:44 只看该作者
她有关系人脉 不可否认 但她更多的是智慧和勇气
jysky
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5 17:46 只看该作者
财经网很多独家，，很不错。。
panbin
1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5 18:23 只看该作者
财经确实做的不错。
胡舒立的交际能力也非常强，人脉较广，在中国，这可是做媒体的好资源。
听财讯集团的人说（财经的东家），财讯幕后是太子党在主事。
他们之所以选址在泛利大厦，是因为这里离外交部近，走动起来方便，因为王波明的父亲是外交部长前副部长。
当然，他们成功的最大的原因还财经同行的努力。
财讯的记者在外采访也挺艰难的。
[ 本帖最后由 panbin 于 2009-8-5 18:38 编辑 ]
小苍蝇
我们没有死绝，我们就在你身边
1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5 18:29 只看该作者
与其和纽约时报对比,不如和财经时报(FT)对比.
左岸←右岸
把你的子宫钉到我的墙上，这样我便会记得你。我们必须走了。明天，明天…
1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5 19:02 只看该作者
国外说这事···只要不引到国内来 财经应该没什么危险的···
胺氰聚三郎
怪组员
1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5 19:14 只看该作者
我看关键还是上头有人罩着
查查她家族关系
来头不会小
人类社会跟动物世界最大的区别就是
要畅通无阻
必须是能力和关系并举
缺一不可
胺氰聚三郎
怪组员
1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5 19:21 只看该作者
同学和朋友关系绝对保护不了她
只能是家族关系
没有保护网
她连发挥能力的机会都没有
从人性的角度猜测
人们只有面对自己看着长大的对手
才有刀下留人的可能
raul1943
柔软时光
1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5 19:25 只看该作者
财经不错
五代头目袭近瓶
1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5 19:37 只看该作者
江艺平 则是另外 一位了
北方木头
1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5 20:01 只看该作者
财经不错，胡舒立火候把握的好
过客
1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5 20:06 只看该作者
胡舒立很有智慧，但其人脉背景也是成功的关键
区区柯克
1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5 20:34 只看该作者
没人脉当然不会做这么出色
由上而下的渗透历来是最有效果
虽然那些努力经常会稀少的让人发指
老李飞镖
2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5 21:02 只看该作者
对啊，有没有人发发江艺平的资料。
快乐流浪汉
脑力劳动教养所指导员，五毛控 GFW爱好者 低俗控 业余翻墙 长期围观 资深群众 被代表 不明真相
2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5 21:07 只看该作者
我知道的最大的八卦是，胡舒立是吸精瓶的发小。
曉_江左第一
性則如袁紹，外宽内忌，獨夫也。
2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5 21:07 只看该作者
只要找到能够在审查者面前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胡舒立就敢出这个文章，可是问题是更多的媒体却压根连对审查者阐述自己辩护自己的机会都没有。
蚂蚁，蚂蚁
2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5 21:25 只看该作者
《财经》告诉了中国人很多事实。
不管动用了什么关系，《财经》、胡舒立、每一位编辑记者都是值得尊敬的。因为在中国，在小萱萱的关照下，他们可以不这样做，但他们选择了这样做。
赞同书记的“水滴石穿”
丁丁
领导
2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5 21:32 只看该作者
胡舒立不是胡绩伟女儿么？
丁丁
领导
2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5 21:35 只看该作者
这个绝对是太子党
peteryang84
2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5 22:31 只看该作者
不知道凯迪的后台是谁。
nustbobo
不明真相的群众，目睹俯卧撑、躲猫猫、撞墙死、临时工等一系列怪
2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6 09:11 只看该作者
不管是不是太子党，她在做一件让人值得尊敬的事情
放逐
我所能想到的最残忍的事，就是和这个政权一起慢慢变老
2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6 09:18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nustbobo 于 2009-8-6 09:11 发表
不管是不是太子党，她在做一件让人值得尊敬的事情
同意
悠悠晃晃
2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6 10:20 只看该作者
胡舒立其人
现任《财经》杂志主编
●1953年生于北京；
●1978年，考入人民大学新闻系；
●1982-1992年《工人日报》；
●1992年加盟《中华工商时报》，成为“中国财经记者第一人；
●1987年5月，获美国世界新闻学院的“美国研究计划”奖学金；
●1991年，出版《美国报海见闻录》；
●1994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新闻系的奈特奖学金；
●1998年初，创办《财经》杂志
从某种意义上说，胡舒立确实可以说是财经新闻的开创者。她向国内引入了“财经”这一新的门类概念。她和她创办的《财经》杂志使本来相当专业化的经济类新闻大众化，并且直接引起了关注财经济新闻和创办财经媒体的热潮。
有很多关于胡舒立的故事。《媒体中国》上说过一个，是关于她和龙永图、王歧山的铁杆交情。两位政府大员，多少媒体在后面南征北战地追踪采访，胡舒立基本上是一个电话搞掂。与众多的上层人物、新闻人物有着广泛的和直接的联系，这是胡舒立最主要的一个神奇之处。按照《财经》杂志主编王烁的说法，胡舒立知道所有的内幕，她只要把那些抖搂一点点，外人看了就很震撼了。
资源可以说是《财经》的一个重要法宝，也是目前所有财经媒体无法望其项背的主要原因。胡舒立一个重要的人脉来源是80、90年代设计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体改委（办）或其相关人士，王歧山、周小川等人都是胡舒立的重要内线。直到今天，《财经》杂志的一条报道主线就是国企改革。无论是电信拆分、上市，还是中石油、石化的改革，包括农村新土地革命等，都明显地沿袭了她一贯的关注重点。当然，其消息来源也沿袭了她多年的人脉资源。90
年代初，第一代海龟派归国，他们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概念，资本市场。当时，按照朱镕基指示，部级以上官员全体学习资本市场。建立资本市场并运用新的工具改革国企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内容。在此前后，胡舒立两次出国，直接采访报道了当地有影响的公司购并案。但是，这段经历最主要的意义在于使她得以切入经新崛起的海龟派，其中最为铁杆的是原中银国际总裁方风雷（尽管此人作风、意识上一点不海龟）。方风雷为胡舒立迅速切入国际投资银行提供擘力。因此，早年的体改委和后来的投资银行界人士，是胡舒立在诸多重要事件中得以获得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桥梁。
说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些消息内线与胡的铁杆程度吧。2000年2月，NASDAQ崩溃的前夕，中国新兴的互联网公司都在向美国冲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新浪、网易和搜狐，证监会何时批准上市，谁能捷足先登，这是所有媒体关心的大事。《财经》有证监会内线，有中银国际铁杆，本来高枕无忧，坐等消息送上门。没想到，新浪率先出线的消息被与《财经》一墙之隔的《财经时报》斩获，拔了头筹。据说，消息一出，胡舒立十分恼怒，跑到当时还坐着总裁位子的方风雷那里拍着桌子嚷：“为什么不先告诉我！”
不过，胡舒立的成功仍然是她努力的结果。很多人传她很有才。不过，据说胡舒立还是毛丫头的时候并不怎么样，到处游荡。80年代初，她曾经被《工人日报》派驻厦门记者站。对《工人日报》这样的大报而言，厦门没有什么新闻价值，胡舒立那叫被发配过去。不过即使那样，胡舒立在当地的厦门大学新闻系拜师学了英语。但是，后来的胡舒立十分刻苦。据方向明说，当时他和胡舒立约定一起合作，在此之前两人分工发展：他研究产业和企业，胡舒立研究金融。金融的专业性很强，按照胡舒立的说法，这个行当里的人对外人轻易是不认的
当时，胡舒立想向吴敬琏求教。吴敬琏是影响中国近20年经济改革的重要经济学家之一，他的门生也有许多在经济改革的重要岗位担任要职，比如周小川。为了接近吴敬琏，胡舒立和方向明一起开着方向明的破吉普起早贪黑来往机场接送，最后心诚之至，金石为开。后来，胡舒立出国留学的推荐信，还是吴教授给写的。1990年，上海新创刊的当地第一家综合类经济报纸《新闻报》经常刊有胡舒立关于资本与金融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已经提到了用MBO
收购改造国企股权结构的文章。MBO直到近两年才出现广泛的实际应用，而对于当时的实践是十分超前。
胡舒立后来逐渐结束了对金融研究，但是这种方法被保持了下来，成为她进入任何陌生领域的不二法门。在1999年，互联网势如破竹，引起了胡舒立的兴趣。她搜集所有互联网的报道，研究起来通宵达旦，半夜三更还能把人从被窝里叫出来追根刨底。当年底，《财经》的封面故事《新浪政变》，第一次以翔实的一手资料揭示了当时的中国第一门户网站内部变局，第一次引起了IT界的注意。《财经》的人都调侃她成了“IT记者”。
《财经》无疑是胡舒立的一个颠峰。但是在此之前，她同样经历了困难和波折。按照前《财经时报》总编杨浪的说法，在《财经》杂志之前，胡舒立办过两位数的财经刊物。换而言之，当然就是，她至少在办刊方面，经历过至少两位数的失败。那些刊物中，有些现在还在，比如《资本市场》。有很多次是投资方中途撤资，比如《财经》里曾经有过的一篇文章提到海南的一家公司，报的就是当年的“一剑之仇”。也有的时候是不被投资方承认。有一本《投资与合作》杂志当年就曾拒绝了找上门来的胡舒立。后来《财经》一举成名，胡舒立身价倍增后，那家老板倒又说过要找胡舒立回来办刊的话。胡舒立对电视可谓有兴趣至极，中央电视台2套《商务电视》曾经考虑她做主持，可是后来也不了了之。甚至《财经》本身都遭遇过一次改版整顿的处罚。总而言之，凡是创业能够经历的挫折，胡舒立应该没有什么错漏的，能到今天，应该是靠着不屈不挠和坚忍不拔。
今天，胡舒立的成功可能不仅仅在记者的意义上，而是商业上的。《财经》的投资者联办给胡舒立投了100万。胡舒立掰着指头边算边说合算，还有富裕。旁边的《财经时报》，当时还只是周一刊，从联办拿到的投资是《财经》的4倍。不过胡舒立早就摇摇头，根本不够。在《财经》上，胡舒立一个最核心的理念就是把门槛作高。从新闻事件、采访人物、文章质量，到封面设计、美编装祯，《财经》都在拿道琼斯旗下的《远东经济评论》做标准。《财经》只要把门槛做高，其他媒体怎么模仿都不用担心了。
胡舒立不仅对不了解她的人来说是个传奇，她手下的很多小孩儿对她也都充满崇拜和景仰。。在她的办公室，《财经》杂志的编辑部，她的名字一直被挂在嘴边。在讨论选题的时候，杂志主编就是她不在场的传声筒；在吃饭的时候，她的各种传说就随时随地从任何场景里引发出来，然后在新来同事的要求下，一遍一遍地复述。在这个环境里，即使胡舒立平时很少亲临现场，但是空气里，到处都是胡舒立。至少早几年是这样的。
在体制内媒体，胡舒立这样的记者和这样的传奇可能根本算不了什么。体制内，相对与体制外，或者说是商业，这是中国媒体商业化发展之后出现的概念划分。前者属于政府系统编制，享受公务员待遇，后者是各新闻单位在商业化运作后通过社会渠道招聘的人员。体制内的记者们，秉承的是舆论导向、政治仕途的价值观。他们以写内参为荣耀。胡舒立出身《工人日报》，属于体制内。90年代，胡舒立加入了《中华工商时报》。《中华工商时报》是《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丁旺退休后创办的，是第一批商业性的经济类报纸，也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经济类报纸。《中华工商时报》培养了一批人才成为现在财经及其他传媒的骨干，胡舒立就是其中一位。在该报，胡舒立以其中国金融家专访系列，奠定了首席财经记者的地位。也是从该报开始，胡舒立开始与过去的“体制内”的同事们决裂。胡舒立喜欢说新闻的知情权，这与“内参道路”
的针锋相对。胡舒立曾经感叹，过去一起战斗的同行现在分成了两种，一种就是“体制内”写内参，另一种就是像她这样在社会办报。两方面相互鄙夷，谁也看不起谁。
所谓社会媒体，或者是受政府管制较少、经济上完全自负盈亏的商业化媒体的出现，是不可遏转的历史。成熟的新闻人才由原来成长的土壤，即“体制内”新闻单位走出来，走上社会，带动社会媒体的发展和成熟，这也应该是历史必然。胡舒立的传奇，应该在于她成为了这一媒体沿革的转承人物之一。
在《财经》有几个老人是胡舒立早年亲自带起来的。她带起来的人确实在报道上较之一般记者都出色许多。但是，在出道前，这些人没少挨过她的骂。原来《财经》的主力曹海丽，那时被胡舒立骂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写文章，稿子改了又改，改到今天能够独立采访美国前WTO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另一个一天到晚想当明星的财经记者岳冰清，年轻一代里也是小有名气的记者。她当面也是在胡舒立的“恶骂”中成长起来，多年之后还心有余悸。有一次和中央电视台的同行聊得好好的，听说胡舒立马上驾到，找了个理由就脚下抹油了。应该说，在培养新人方面，胡舒立表现得很大气。这种培养不仅包括在业务上的传承帮带，她自己的人脉关系很不吝啬。她可以把新人带到方风雷面前说：“这是我的接班人，以后你要多照顾。”她言传身教出来很多新人现在都在单飞，李甬是经常被引用的典型。
即使在她那一代中，胡舒立也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在媒体商业化的发展进程中，她又勇敢地参与了开拓。对于这个时代，对于我们这批更多地成长于社会媒体中的新人而言，她的可贵这处在于继承了老一辈新闻记者传帮后代的传统。早年，丁旺与《中华工商时报》给了她成长的土壤，她是这一传统的受益人。今天，她的《财经》开垦的是新的土壤，更多的财经新人在这里脱颖而出，并在新一代中成为骨干。
“做成一件事并不容易。”胡舒立说，“在中国，是一个需要漫长努力的坚持过程。”
今年4月下旬，她和几名同事去了山西。这个省份在3月底已被列入疫区。“这种大型的灾难性报道整个中国新闻界都没什么经验，我自己也一样，因此我想要到现场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山西之行写成了《财经》5月5日封面报道的主打文章之一，这组32个页码的封面报道率先陈述了接近解体的内地基层卫生防疫体系面对SARS侵袭时的危急现实，率先还原了SARS自去年11月以来在全国的传播链条，详细对比了中美两国在疾病控制与公共危机处理方面的差距，明确发出了重建中国公共卫生医疗系统的呼吁。“新闻记者喜欢说，做历史的记录员。在这次SARS危机中，我们就是这样的记录员。我认为我们是尽职的。”
1978年高考恢复，报考北大中文系的胡舒立被阴差阳错地招人刚复校的人大新闻系。1982年的中国工作的选择权还不在个人。胡舒立毕业进入《工人日报》国内部当记者，1992年胡舒立从任职10年的《工人日报》到中国第一家民营报纸《中华工商时报》任国际部主任，这是她实践自己梦想的一个开始。告别党报，胡舒立选择了一个能对经济发言的小舞台。在这样一个舞台上，她感到了独立思考的快乐。在这里她实验的是一种由公众认同的办报理念。1992年，胡舒立终于下决心告别了工作10年的《工人日报》，加盟《中华工商时报》。
新的工作单位赋予了胡舒立新的工作内容，此前做社会政治新闻的胡舒立开始了经济新闻的历程。《中华工商时报》的创办者丁望非常欣赏和器重胡舒立，耳提面命，将她引入后来使她受益匪浅的学者圈子。
其实，胡舒立到《中华工商时报》没多久，就发现了这家报纸的致命缺陷——新闻和广告始终没有分家。“这一点从第一天起就深深地腐蚀着《中华工商时报》的肌体”，胡舒立在1998年初秋的一次同行交流会上说。胡舒立正式离开《中华工商时报》是在1999年的秋天。不过，胡舒立正是在这家报纸成为了“中国财经记者第一人”，正是这家报纸，和《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一道，被称为“中国新闻界的黄埔军校”。
“胡舒立最大的贡献，”一位1996年的新闻学院毕业生说，“是她最早系统化地把现代新闻理念引入中国新闻界，并且不遗余力地实践、推广这种理念。”
这位毕业生现在是一家著名周报的资深记者，他原来的专业是中文，读了胡舒立1991年出版的《美国报海见闻录》后，他下决心改学新闻。
“我一生的追求，就是在一家好媒体里当记者。因为没有好编辑，所以我才做部主任；因为没有好主编，所以我才自己做主编；因为没有一个满意的平台，所以我才出来办《财经》。”
代表作品：《新金融时代》 中国物资出版社 1999年
《微观美国》 三联书店 1998年
《自由港之谜──香港经济起飞探析》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与吴鹏合作）1997年
《改革没有浪漫曲》 新华出版社出版 1994年
《美国报海见闻录》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1991年
《引爆：从1998开始》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1999年
[ 本帖最后由 悠悠晃晃 于 2009-8-6 10:40 编辑 ]
银子
3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6 11:03 只看该作者
长期看财经。。真的不错
askycake
3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6 11:04 只看该作者
只要找到能够在审查者面前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胡舒立就敢出这个文章，可是问题是更多的媒体却压根连对审查者阐述自己辩护自己的机会都没有。
-——————-
+1
闹了个运
Twitter @naoyunhui 不算激情革命派，但是心情容易激动，有正义感，骨子里还是偏温和，要是玩不过你，就颠儿。
3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6 11:20 只看该作者
财经，恩
george
思想罪在逃犯 大洋之声轮值DJ
3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6 13:55 只看该作者
财经不错，当然大部分文章太专业，我这个和财经不太沾边的很难看懂。但是杨佳案的时候他们登了一小块文章，提到杨佳母亲失踪。石首案上了封面。
人眼看狗低
常识爱好者
3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6 14:10 只看该作者
好文。留爪。
adruich
3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6 14:35 只看该作者
胡舒立据说外号是“女魔头”（?）
报刊亭上买了很久的《财经》后，
刚刚订了2年《财经》，546元
可恶的是
从深圳发到最近的城市，居然要8天
如果去报刊亭买，周二就可以买到
蚂蚁，蚂蚁
3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6 15:33 只看该作者
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做了什么
理想青年狗
靓仔
3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6 17:32 只看该作者
财经《谁的鲁能》这期报道很赞
如果没有背景绝对不会上
windergau
3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7 01:03 只看该作者
先留爪，慢慢读。
123ddw
逼事球办
3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7 08:55 只看该作者
mark
未来他老爸
4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7 11:52 只看该作者
已经很紧了。”王烁提出抗议。
“他已经感觉很紧了。”裁缝说。
无穷无尽
4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7 13:41 只看该作者
水滴石穿
冷鼓
后农民
4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7 13:43 只看该作者
《当代商报》记者师涛就曾因在一封发往国外的电子邮件中描述当地宣传部门的指示而被判处十年徒刑。
-————
？？？
CyberTime
One Man, No Man.
4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7 13:46 只看该作者
我还留存他们的创刊号，那时候叫《证券市场月末版》
水尤寒
匿者
4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7 14:24 只看该作者
所有实实在在做事的人都是值得尊敬的
abu
4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7 15:32 只看该作者
十亿消费者－第六章：真相并非绝对（4）http://www.yeeyan.com/articles/view/freeyiyu/5104
乱翻书 @ yeeyan.com 2008年02月26日 简介
胡舒立的故事
来自图书馆的监督者
现代中国的新闻监督始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江苏省的一家破旧图书馆里楼梯下的一间小屋。在这件屋子里住着一位政治流放者，恽逸群。他曾是中国最著名的战地记者，创办并管理过多家新闻学校。他在二十一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共产党成立只有五年。他是一名在上海收集情报的地下情报人员，当时共产党还在农村活动，国民党统治着大城市。此后二十多年，他一直都是共产党出版物的顶级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在江苏、山东和上海建立并领导了六家新闻学校。同时，他是新华社华中区的局长，还负责几家全国性出版物，在上海编辑一本进步期刊。
恽逸群精力旺盛，原则性强，但是他在毛泽东的反“右”活动中遭到了陷害。像恽逸群这样的记者很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因为他们多年从事出版工作，他们所说的话都可以被解释成质疑党的教导的内容。恽逸群被关了十年。
出狱后，恽逸群被派到江苏省的贫困地区担任一所中学的图书馆管理员。没过几年，他的苦难又来临了，因为当地的红卫兵发现了这个埋藏在他们中间的敌人，便开始在一轮轮的自我批评运动中对恽逸群进行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到70年代早期，虽然恽逸群不再受到折磨，但是他是一名政治犯，独自住在学校破旧的图书馆楼梯下的小屋中。恽逸群有着精确持久的记忆和深邃的智慧，他渴望向别人讲述自己的经历，但是在小镇上他就是一个异类。1973年的某一天，一名穿着军装的十九岁女孩不耐烦地敲响了小屋的门。她的名字叫胡舒立，她想知道她的周围到底在搞什么鬼名堂。
她的朋友们都叫她舒立。她的父亲是一名工会官员，母亲是工会报纸《工人日报》的编辑。舒立的父母在她心中深深地埋下了正直的种子，以及对知识的无比渴望。还在十几岁的时候，她就紧随党的宗旨，急切地离开了舒适的城市生活，听从毛泽东的指示向人们大众学习。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展开，舒立作为“知识青年”被派到一个贫穷落后的农村。舒立所在的小组有十个学生，他们一起种植麦子、土豆和玉米，但是舒立真正培养的是思想。她惊讶地发现农民们是如此的聪明，但也是如此的贫穷。村子里的人每天就吃早饭和午饭，晚上就饿着肚子上床，这样可以节省宝贵的粮食。他们一年吃两次肉，一次是中秋，一次是春节。他们也不抱任何幻想，舒立和她的同学从他们身上知道当地的党员一点也不值得尊重或敬仰。农民才是舒立尊敬的人。他们和她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出生的不同才使得他们成为了农民。
1970年舒立回到了北京，带着对中国农民的深深的尊敬和对中国官僚的深深的怀疑。她参了军，被派到苏北阜宁县的一家医院工作。刚开始几年，舒立是清洁工。然后她设法进入了医院广播站，这是一个略有一些影响力的地方。她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职责。每天早上和晚上，她播放音乐让病人起床或上床。她播放广播电台的新闻和医院的通知。这份工作比较清闲，广播站有一个小图书馆，只要是她觉得有意思的书都读过了。当她读完这些书之后，她就在村子里悄悄地打听，寻找是否有知识分子或教师还藏了一些书籍。她能感到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可怕的个人残暴和政治胡闹的时代。她想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恽逸群打开了门，舒立介绍了自己，然后说她想找些书读。他问为什么。她说她有很多时间，想学习一些中国历史。恽逸群就像一个快要淹死的人突然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欢迎了舒立。在后来几年中，他向她介绍书读，回答她中国从哪里来，如何发展到今天。最后他花了好几个小时讲述自己从二十一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地下人员后都看到了什么。他解释了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官员们的动机是什么，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他告诉她没有人愿意为大的决定承担责任。他告诉她自己依然相信革命的理想，即人民的智慧将统治中国。
自豪的传统
1978年，恽逸群去世了，中国重新打开了大学校门。舒立在北京的人民大学得到了一个名额，她是该校唯一一名来自军队的新闻学学生。新闻系是产生知识分子骚乱的大熔炉。很多教授从为期数年的监禁或农村劳动回来了。毛泽东已经去世两年了，邓小平启动了经济改革，开始了中国如何继续发展的讨论。教授们教导舒立和她的同学成为真正的新闻记者，从毛泽东钳制媒体之前的岁月中汲取经验，那个时候中国的记者们在中国内战期间为领导层收集经济和政治信息。学生和老师坦率地讨论文化大革命是怎样一出悲剧。老师们教导学生他们的职责一是成为共产党的喉舌，但是也要扮演批评者和监督者的角色，保持党的正直。
1982年舒立完成学业，投入了调查报道工作，为《工人日报》撰写有关腐败的文章，这家报纸努力重振自毛泽东时代以来懒散的新闻行业。舒立的文字详细揭露了中国官员非法利用政府资金为个人牟利的案件。在一些报道中，她和当时中国最著名的记者合作，来自《人民日报》的刘宾雁。《人民日报》的编辑允许刘记者报道党要求揭露的一些腐败故事。但是反腐败的新闻攻势并未持续很长时间。有太多重要人物收到牵连。1985年，为了摆脱不断要求揭露丑闻的舒立，《工人日报》把她下放到东南沿海的厦门市。舒立在下放中依然保持了很高的干劲。她学会了摄影和开车。她开着自己的丰田皇冠在城里游荡，要求和地方及省领导谈话，余下的时候就在厦门大学学习英文。
在获得明尼苏达州圣保罗Macalester大学世界新闻研究院的新闻学会员资格之后，舒立成了《工人日报》的国际编辑；但是后来因参加天安门游行而被停职。在停职期间，她写了本书，这是中国革命后第一本关于美国新闻学的中文书籍。她前期作为一名揭露丑闻的记者带来的声誉，再加上她在这本书中关于新闻报纸应该中立、客观的令人震惊的劝诫，舒立在中国记者中成了名人。
重操旧业
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深圳，香港这块英殖民地的新闻报纸传达了他重新点燃改革之火的讯息。邓小平出行的原因是他在TAMDTS后扶上台的保守官员把持着党的全国性报纸，封锁了他想要通过这些报纸传达的信息。在邓小平南巡后的几个月后，一本新的全国性商业报纸——《中华工商时报》发行了，总编辑是舒立在《工人日报》的老编辑丁望。丁望任命舒立为国际编辑，她利用这个职位追踪并访问那些她认为能够教会自己一些东西的人。新成立的股票市场监管机构——中国证监会，以及外贸部的官员们都是她的对象。外国公司的CEO经常会在酒店房间接到舒立的电话，要求他们在大堂接受她的采访。
当丁望被解职后，舒立满怀郁闷的辞职了。一方面是因为政治原因。在丁望的领导下，报纸大力呼吁更快的进行经济改革，超出了LiPeng总理和其它保守官员所能容忍的限度。但是更大的原因是钱。丁望和舒立都坚持把广告业务和报纸编辑分开。他们想要支付记者足够的工资，这样就能要求他们做到诚实，不为那些暗中付钱给记者的公司写软文。他们还反对为那些购买了广告版面的公司写赞扬性的文章。
1994年，舒立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骑士奖学金。她前往加州学习美国的金融市场和美国媒体在监管这些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她认为中国领导人迟早会意识到没有媒体扮演金融市场监督者的角色，中国就会成为股市操纵者的天堂，而小投资人手中只剩下一堆毫无价值的纸片。
中国商业时报请她回来担任资深记者，舒立找到了一个地方继续学习金融市场的知识。就在她家不远的地方，在北京城的西部，前世界银行中国首代林重庚正在召集人马搭建中国第一家合资投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舒立开始在中金公司的办公室中频频出没，不知疲倦地向曾参与国际金融业务的中国人问问题。她还和合资公司的合作方，摩根士丹利亚洲公司以及中国建设银行的高层官员们成了朋友。中金公司参与了大部分中国公司的海外上市工作，舒立利用她的熟人进行报道。舒立为自己的报道设定了很高的标准，她熟读《欧洲货币》(Euromoney)、《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和华尔街日报，不仅为了保持与国际金融市场同步，她还学习这些报纸的写作风格和标准。
1996年，舒立受聘于一家新的商业期刊《资本》担任高级编辑，这本杂志是北京市政府下的一家商业集团主办的。同时，她还重新联合了她的老编辑丁望，后者在上海开办了一份商业期刊，名为《中国商业周刊》。两年时间中，舒立往返于北京和上海，为两家杂志撰稿。上海宣传部门的官员最后关闭了《中国商业周刊》，因为这本杂志刊登了台湾总统李登辉的一张照片；舒立也离开了《资本》，因为她无法说服自己的老板增加新闻栏目的投入，并禁止为广告商刊登赞美的文章。
财力充足的导师
舒立在离开《资本》之前，已经开始和王波明讨论有关工作的事。王波明在中国是一名很特别的人物，1955年生于波兰，他父亲时任中国驻波兰大使。1980年，王波明是首批获准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之一。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国际金融硕士学位，当改革派人士胡YB1987年被免去党总书记的职位时，王波明和几个朋友征集到了一千名在美中国学生的签名，写信给政府要求继续推动改革。在这个团队中，王波明和几个朋友成立了“中国商业联合会”，在中国推动市场经济和证券市场。王波明和他的同胞们于1988年底回国开始了他们的事业。
初出茅庐的股市创业家们不仅仅要让政府相信他们是认真的，他们还必须教育政府资本市场是如何运作的。王波明和其它几个领导层精英的子女们一起召集高层会议，寻求支持者。王波明找到了时任赵ZY总理顾问的青年王岐山，以及在中美入关谈判中担任谈判人员的青年周小川，后者的父亲在机械部曾是Jiang
Zemin的领导。1989年初，股市创业家们得到了来自政府的重要支持，当时王岐山正组建“证券交易执行委员会”（SEEC），对全国范围内突然出现并蔓延的不正当证券交易进行监管。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CSRC）于1992年10月成立。王波明在纽约中国商业联合会中的伙伴高西庆出任法律部主任，王波明本人则担任研究部主任，这是对他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多年研究经验的认可。但是王波明发现政府工作太官僚了。他觉得他和自己的朋友们已经完成了初步的目标，现在想要赚点钱，于是他把SEEC转成了生意。
他建立了一个政府债券的电子交易系统，后来这个系统被政府关闭；他开始管理来自于国际投资人的规模一亿美元的基金，投资于那些希望上市的中国企业，并帮这些企业做广告。他还创办了《证券市场周刊》，后来成为中国股市最重要的信息来源。这本杂志很枯燥，通常都刊登技术和学术文章，但它是唯一经过证监会正式批准的刊物。杂志很快就取得了成功，立刻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商业杂志，全国大约有一百万名订户。然而，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涌入股市，在股市开户的人数超过了四千万人，王波明意识到可以办一本更通俗、更全面的杂志。
王波明和胡舒立曾在两年前略试合作，但是王波明很难与胡舒立站在一条线上。她总是提出一些不可能的要求来。时至今日，他知道她并未改变，自己的日子会很难过。但是他也明白舒立是中国最优秀、最进取的编辑。为了这本杂志，他必须全盘接受舒立的要求。市场已经准备好迎接一本勇敢、正直的杂志，而舒立就是那个出版人。王波明还知道曾协助证监会成立的中国官员——王岐山和周小川，现在都在银行和金融领域担任高位，他们也会重视通过真正的媒体监督保护投资人的利益。而在另一方，胡舒立则认为她可以利用王波明充足的财力来发行一本诚实正直的杂志，积极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的监管。
但是在答应王波明的合作邀请之前，胡舒立列出了严格的条件。她提出了编辑人员的预算，其中包括每年二十万美元的记者工资，这样她就可以确保记者的诚实。王波明没有退缩。然后舒立使出了第二击：“我来负责所有的编辑工作。你不能干预。在编辑和广告之间需要建立一道中国墙。”
王波明接受了舒立的条件，她就开始招募人员，要把他们训练成真正的记者。她从《中国商业周刊》带来了一些值得信任的同事，但她也寻找那些在编辑或记者行业工作时间不长的年轻人，他们尚未腐败，也还没来得及落入记者们通常会经历的自我审查的陷阱中。一当人们听说胡舒立要开办一本新的杂志，名为《财经》，全中国的记者都给她发来了应聘的邮件。
怒气冲冲的电话
1997-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中国领导人看到了狼狈为奸的资本主义如何摧毁一国的金融体系、让数十年的发展与增长灰飞烟灭。《财经》杂志1998年4月份的创刊号中，详细揭露了一家名为琼民源的上市公司的故事，这家倍受热捧的公司刚因提交虚假财务报告而暂停交易。通常，证监会禁止中国记者报道此类公司的问题，理由是这样的丑闻会打击投资人的热情、阻碍中国股市的发展。政府依赖股市将大量的个人存款注入到国有企业的融资和改制中去。王波明不得不派人去证监会，整整一个礼拜都为这篇报道进行道歉。但是他的新杂志一举成名，证监会很多官员对刊物的激进姿态都表示欢迎。
舒立和她的记者们继续报道股市问题，并请求专家撰写经济政策分析，质疑某些政府政策。结果不言而喻——王波明开始接到越来越多怒气冲冲的电话。有一段时间似乎每个他认识的人都在生他的气，生他的杂志的气。监管者抱怨《财经》打破了新闻报道的禁令。上市公司管理层大叫《财经》在狙击公司的股价。投资银行为《财经》揭露正在寻求上市的公司的不利消息而苦恼。对于一个自诩和每个人都是朋友的人来说，这样的电话令王波明痛苦。他会有礼貌的听完对方的话，然后解释说他只是拥有这本杂志，但是不能干涉编辑的决定。打电话的人会感到很困扰。你拥有它，但是你不能决定发表什么？告诉舒立让她缓和甚或毙掉批评自己朋友的文章——王波明感到羞于启齿，同时对她可怕的脾气也心怀忌惮。不管如何，当客户因为批评文章而撤下广告时，王波明很痛心。
中国的商业社会很快就学会了害怕并尊重胡舒立。她从不打高尔夫球，也很少参加社交活动。但是就算她和商业人士没有共同的休闲时光，她和他们却有着共同的改革中国的目标。她说话快，走路快，但无论是她的嘴还是她的脚都没有她的脑子快。没有闲聊的功夫。她的很多朋友都已经习惯接到她的电话，吩咐他们为她做这做那，而她提出要求的口吻是如此确凿，没有一点不好意思，甚至都没有人敢向她提出疑问。她简单地认为全世界都是为她服务的，但只是为了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很多政府官员和金融界经理们都搬到了北京城东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之中，胡舒立却依然住在50年代苏联风格、楼梯间阴暗破旧楼的水泥楼房里。她家中只有很少几件基本的家具，但是四面墙都摆满了中英文的历史、金融和政治方面的书籍。
舒立的员工对她充满敬意，但是她对他们则非常粗率。“她没有管理天赋。她不喜欢管理一个组织。她是一名记者。她总是想要抓住新闻。”一名《财经》记者说。“她设定了很高的标准，有时候她简直就是折磨自己的下属。她总是在推啊、推啊、推。她永远不会停止，直到你抱怨。然后她会后退一点。我们和新来的记者说，如果她推你推得太远，而你又不抱怨，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舒立很早就意识到对出版物进行审查的共产党官员对经济知之甚少，对金融更是一窍不通。王波明任命了一名前新华社编辑在每期《财经》杂志发行前进行审稿，舒立就在每期杂志中都加上一篇能引起这名编辑争论的有关政治的报道。这位编辑算是有了一件可做之事，与此同时舒立则在他眼皮子底下通过了能引起争议的商业报道。
她靠的就是争议。2000年10月，《财经》发表了一批报道，揭露了中国共同基金的经理人串通起来操纵股市，引起了中国整个金融行业的震动。报道的核心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一名官员撰写的一篇秘密报告，政府感到非常为难，因此把它压了下去。舒立搞到了这份报告，给其中的信息加上了分析和解释，丑闻被曝光了。中国主要几家证券公司进行了反击，在新华社发行的证券市场报纸上联合谴责《财经》杂志。
一年以后，2001年8月，《财经》再次引燃了金融行业，深入揭露了银广厦的故事，这家公司的股价当时正直线颷升，是股市投资人热烈追捧的明星股。公司CEO在文章发表前找到王波明，提出购买广告来撤换这篇文章，后来由提出收购杂志。这家公司是Jiang
Zemin主席和其它国家领导人曾热烈赞扬并访问过的公司。王波明把舒立找来问她有关这篇报道的事情。她向他保证自己有铁一样的证据证明这家公司财务报表做假。王波明对这件事的政治影响依然很担心，他给老朋友王岐山打了电话。王岐山当时是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他答复道：“公司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假的，那就报。”
《财经》报道说银广厦在财务报告上作假。股价从34跌到了7。证监会进行了调查，报告说公司的财务报表远比《财经》报道的要夸张。公司把《财经》告上了法庭，但是两次都败诉。
《财经》引来了很多模仿者，其中最好的都是曾为舒立工作过的编辑离开《财经》后创立的。很多时候，他们的努力受到了出版商的阻挠，出版商认为揭露和激进的新闻报道只会带来麻烦。虽然有一些亮点，但《财经》依然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不以赞美文章换广告或金钱的出版物之一。
2003年春天，中国遭到了致命的呼吸道传染疾病SARS的袭击。《财经》走出了自己传统的经济领域。当广东省有人开始死亡时，中国政府下令所有媒体不得报道此事，而只是印上政府的官方说法，即SARS是被隔离的小问题。流言传播得很快，中国国民开始恐慌起来，他们正处在传染病的中心。《财经》跳入了视野。舒立去到了中国西部省份，访问那里的官员，寻找疾病爆发的形式。她派记者到香港和河内，视察那些SARS热点地区。她甚至刊登了一名加拿大记者报道的关于多伦多出现SARS的文章。杂志把亚特兰大美国疾病控制和防疫中心视为中国政府应学习的榜样。《财经》甚至出版了特别周刊深入报道SARS。
“舒立知道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正是一名新闻记者应该有所突破的时候。”一名《财经》编辑说道。“我们知道我们有机会，因为情况太不清楚了。今天我们可以积极地报道股市，明天我们就会报道平民选举。”
这对你意味着什么
20世纪90年代，当我担任华尔街日报中国代表处主任的时候，我震惊地发现许多中国记者其实都知道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却只有极少数事情他们能够真正予以报道。在中国，胡舒立并不是唯一一个有着远大的理想、强烈的正义感、以及发现并公布真相的决心的记者。我看到了很多编辑和记者，还有一些出版物，勇敢地挖掘那些政府并不想说的故事。也许程益中的话最能描述中国记者的命运。程益中是广州《南方都市报》的编辑，39岁，原则性强而又勇于冒险。2004年夏天，他因捏造出来的参与报纸经营费用贪污的罪名被当地共产党官员逮捕。真正的原因是当地官员想要阻止这家报纸的激进报道。当时报纸刚刚揭露了一名大学毕业生在警察局拘留所死亡的事件，让他们极为不快。这篇报道引发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并最终导致北京修订了警方拘留的相关法规。程益中在监狱中呆了五个月，未经历任何审讯，最后在退休官员、律师和记者的积极活动下被释放。当他获释时，程益中如此描述中国的新闻行业：“自由意味着知道你自己的笼子有多大。”
无论是刘长乐还是胡舒立都有着敏锐的感觉，知道他们的笼子有多大。他们知道政府想要什么，这个国家又需要什么才能进步发展。舒立的笼子是证券市场和经济政策。刘长乐的笼子是把国际新闻带入中国，并在全世界展现中国的形象。但是两个人又时刻保持着政治嗅觉，随时寻造可以扩大自己笼子的机会。
不幸的是，刘长乐和胡舒立在中国新闻行业的建设中是例外，而不是普遍存在。大多数新闻记者腐败、笨拙而懒惰。他们对涉及到政治、政府和社会问题的新闻是如此的无能为力，只能把关注点放在商业新闻上。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商业新闻只是成了为自己赚钱的一个工具，他们和中国的公司老总们串通起来抬高股价或帮助中国公司攻击其外国和国内竞争对手。天安门事件后席卷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不断的影响着商业界。所以只要他们在帮助中国公司，或仅仅是对外国机构大放厥词，中国记者一般都可以自由地攻击外国公司。印刷出版行业通常被分成商业媒体和党的宣传喉舌两大块。他们都有商业和金融版面。广告投放者需要拥有购买力的读者。因此党报渐渐被淘汰，演变成了付费喉舌。编辑和记者收钱为公司进行报道。
商业媒体往往更糟。私人企业家被允许控制出版物的广告和流通环节，而编辑环节通常至少名义上还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只要这些出版物不在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报道上惹出麻烦，他们可以随意做任何能赚钱的事情。很多媒体仿效默多克风格，报道名人小道和丑闻，文中充斥着秘密录音和电子窃听。这些初露锋芒的中国媒体大亨们还利用他们的新闻栏目来酬谢自己在商业界的朋友，攻击竞争对手。中国政府从来不说“新闻自由”或“新闻改革”，只说“新闻行业商业化”。在1989年游行中，时任上海市市委书记的Jiang
Zemin在解释其关闭一家先锋派报纸《世界经济论坛》时曾说过一句话，可以折射出领导层的态度。Jiang
Zemin说新闻自由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你有多少钱，决定了你能享受多少自由。”他说。
作为一家在华外企，你所处的领域杀机四伏。西北航空公司有过多次经验。在影响最大的一次中，这家航空公司面对气愤填膺、夸大其词的头条新闻，号召民众联合抵制航空公司；起因是有一名中国乘客声称在要求提供第二份航空餐时遭到了一名空乘的种族侮辱。东芝由于未能召回可能存在磁盘瑕疵的笔记本电脑而在全国媒体上示众。公园看护人把电视台记者叫来，在镜头前用大铁锤砸烂了一辆价值八万五千美元、由政府野生公园拥有的奔驰车。他们宣称这辆车是次品，而奔驰公司不能修理好各种毛病。全中国的媒体都不负责任地咬牙切齿地指责起汽车公司来。但是没有人质疑一个政府野生动物园买一辆八万五千美元的汽车做什么。当沃尔马在深圳开业时，媒体也是一片指责，从空调的噪音到销售在中国组装却打上“美国制造”标签的音响。
作为一家在华外企，你最好的防御就是有效的进攻。民族主义狂潮的另一面就是如果你和中国记者搞好关系，他们其实也蛮温顺的。
从默多克和刘长乐的传奇故事中可以学到两个商业教训。第一，中国最有能力的商人往往是最伟大的人性观察者。在商业情景中分析人性的因素是中国人最拿手的。在西方，律师可以找到法律上的漏洞和证据，帮你达到成功；在中国，商人们通过同时从各个角度做各种人的工作来达到成功。最优秀的人才可以从一个方向拱拱这群人，从另一个方向拱拱那群人，再把另一群人拱开，而且这些工作都是同时在做的。刘长乐就是一个“拱人大师”。
我们也可以从默多克处理他和刘长乐的合作那里学到东西。他并没有把自己所有的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他在努力建立自己的政府关系。这让默多克能够不断的发展自己的华语娱乐频道，并在中国领导人当中建立一种个人信任关系。他和刘长乐的合作很牢固，因为默多克让开了路。他基本上放弃了对凤凰卫视的控制，让刘长乐去实现他自己在新闻和公共事业中的计划。他们渐渐地实现了在华合资企业成功的秘诀：合作方之间的和平共处。
商业红宝书
别犯“口水四溅CEO综合症”。中国人最擅长的就是利用它的庞大身躯和两千年的政治文明来迫使外国人接受条件，不要落入他们的陷阱。
如果你的老板想在中国做一把就成交的买卖，把他/她的签证丢掉。
把你的生意变成中国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样它就很难甩掉你。这往往需要冒很大的险。
仅仅接触到最高层是不会胜利的。你必须在各个层级找到支持者。
在中国最有能力的商人是最伟大的人性观察者，他们可以在商业情景中分析人性的因素。西方律师寻找法律上的漏洞和证据，而中国人则找到可以帮他们从各个方向把利益拱出来的人。
在商业关系中，中国人更寻求稳定和信任，而不是亲密。
中国的改革是通过一批有着相似想法的人达成的，他们在政治上相互庇护，当机会来临的时候，就会共同出手。
不要在政府关系上依赖于你的合作伙伴。你的中国合作方有他的关系，但是他也有他自己的计划、问题和包袱。
在中国，信息是为那些当权者的利益服务的。为了维护特权阶层，保持和谐，真相总是有所掩盖。
中国的媒体总在引导人民的思想和为他们提供足够的信息进行全球化竞争两者之间挣扎。
当有助于国家利益的时候，新闻报道的客观性有所进步；但是在你的有生之年不要指望中国会有新闻自由。
政府宣传是控制的重要形式，因此政府被迫陷入某种形式。他们说什么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每一句话的作用都是为了防止其它想法的出现。
外国公司身处的环境是媒体可以自由开火的领域。中国记者在报道国内政治和社会问题时形格势禁，但却可以攻击外国公司，政府对此并不限制，甚至常常予以鼓励。
尊重中国的记者，但是要小心。大部分中国新闻工作者很少甚至从未受过专业训练。在他们的职业操守中没有客观一词。对很多人来说，当记者只是建立商业生涯的一块垫脚石。
向重要记者介绍你的业务，保持经常的往来，对他们盛情款待。事关个人关系。中国记者很难攻击他们的朋友，而能轻易攻击没有面子问题的外国公司。
贵公司的公关部可以向共产党学习。保持低调的宣传活动。这不是让你总上头条。这意味着编织你们自己的关系网。
【第六章完】
soplari
不明真相的观众
4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7 22:09 只看该作者
好，真是不错，挖，挖，挖！
panbin
4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7 22:12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理想青年狗 于 2009-8-6 17:32 发表
财经《谁的鲁能》这期报道很赞
如果没有背景绝对不会上
当时鲁能派人去印刷厂撕杂志。
ping
4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8 10:42 只看该作者
哈哈，有意思。虽然财经的理念跟我完全不合，不过还算不错，至少能启蒙下某些傻乎乎的人
Dylen
An Egoist
4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8 21:05 只看该作者
财经网可能更多的是模仿华尔街日报的网站吧。
期盼财经能走的更远
bizarr
想撞墙的鸡蛋~
5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8 22:17 只看该作者
原来很多并未触及政权实质却不让报道的消息是高官为了保护子女利益！
62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