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他族之入侵,威廉魏特林说得对 —- “奴隶没有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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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6-15 18:33 只看该作者
关于他族之入侵,威廉魏特林说得对 —- “奴隶没有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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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于 2009-6-15 11:22 发表
有时候禁不住想到，如果日本占领中国未必坏事
引用:
原帖由 于 2009-6-15 11:3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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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那辈的人说，现在他们村里最好的一条路还是日本人占领时，日本人负责修的。我没见过那条路，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都不让我知道，什么也都不让我说。奴隶是没有祖国的。我是来打酱油的。
“哪里没有自由，哪里就没有祖国。” -————- 霍尔巴赫《自然政治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如果“日本战胜了中国”，结果会怎么样？
http://space.univs.cn/?5727/viewspace-37124.html
中国抗战时期伪军现象的思考
http://space.univs.cn/?5727/viewspace-35392.html
侵略战争的性质是不义的，然而侵略的结果却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纳粹德国发动欧战，是不义中的不义，但它动摇了英法在北非的殖民统治，导致战后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的獨立。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也极为不义，却使印尼得以脱离荷兰，缅甸、马来西亚得以脱离英国，法国无法再在印度支那立足。战后东京大审判，印度许多人士包括甘地，就反对以战犯罪名惩罚侵日军将领，认为日本的侵略狠狠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有利于亚洲的解放。出席远东法庭的印度法官帕尔，在最后的审判时写下自己的保留意见，25名被告都应该无罪释放。日本侵华，是想独吞中國，不使之落入西方国家之手，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西方列强的瓜分。1905年日俄之战，重挫俄国霸占东北的企图。如果当时是俄国赢了，我们想想对中國可有半点好处？东北一直到斯大林时代都被认为“原本就是俄国的”，许多沙俄军官家庭甚至把旅顺当做他们的“家乡”。汪氏南京政府成立后，日本将北平、上海、广州等各地的外国租界及治外法权一应废除。此举你可以说是“假惺惺的欺骗”，事实却是迫使各国先后向南京或重庆表示承认，从而结束了慈禧太后、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都莫可奈何的“国中之国”的奇观。李小龙在电影中怒砸租界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还捎带把一旁的日本人痛揍了一顿。殊不知为中國人彻底端掉这块牌子的，正是日本人！
有人说抗战胜利，租界自然会还给中國。此话是没有根据的。帝国主义势力就象灰尘，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自由法国的领袖戴高乐，就想赖掉维希政府放弃租界的承诺，但法租界已在日本人手里废除多年，重建不再可能，老大不情愿地拖到1946年2
月才勉强接受这一既成事实。英国在战后并没有把香港“自然地”还给中國，而是死皮赖脸地又占了半个多世纪。苏联眼见日本将要落败，赶紧策划外蒙完全獨立，更证明“自然归还论”之荒谬。倒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提议，胜利后将法属印度支那交还中國，这是个顺水人情，不损失美国的利益，不要白不要，却为蒋介石拒绝。
历史上，中國有过多次被侵略和被征服的经历。秦朝、元朝和清朝，都是外来侵略者建立的朝代。隋朝和唐朝，也是外来民族的后裔所建立。其他还有许许多多入侵者建立的小王朝。中國至有今日版图之庞大，中國人和中國的民族至有今日之众多，没有侵略者的加入是不可想象的。照道理，以中华文明领先世界的优势，应该是中國对外征服为主。事实并不如此。由中國发动的领土扩张，从来都费力不讨好，劳民伤财又功效甚微。反而是外族入侵，往往大建奇功。每一次被大规模侵占和征服的结果，都扩展了中國的版图，同时给中华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被侵略的规模越大，征服得越彻底，中國的扩展就越迅速，越辽阔。这么说太不好听了，却是事实。（参见《侵略者与亡国奴共建的中國》）
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建立过像英国那样庞大的跨越五洲、环绕全球的殖民帝国。按说它应该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侵略者，它发动的鸦片战争把中國带进了漫长的冤孽般的耻辱历程。但一百五十年后，它还给我们一个现代化的香港。1904年它入侵西藏，西藏始推行新政，创办邮局、建发电厂印刷厂、成立警察局、开设银行，甚至试种茶叶，虽说是为了脱离中國做准备，毕竟给封闭落后的雪域打开了一扇窗口，带来了新的气象。印度被英国统治百年，到1947年獨立时，已有铁路五万余公里，超过面积比它大差不多四倍的中國，直到40年后才追上。英国人给许多国家地区带来了工业革命的曙光，中國也是在跟这些鸦片贩子打交道的时候才受到的启蒙。
胜负乃国家之常事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既然侵略战争有这么多“好处”，我们就应该肯定它，当外敌入侵时，不但无须抵抗，还要打起旗子欢迎它呢？
不是这样。外敌入侵，当然要奋起反抗。无论侵略的结果有多好，其过程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太巨大了，因此要反对，抵抗。这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无庸置疑的道理。但我们在观照和思考历史的时候，不能简单化。以八国联军的入侵为例，义和团保卫家园是对的，而它以愚昧疯狂的行为挑起事端，又确实无法为国际公认的法则所接受。是不是有比八国联合出兵干涉更好的方式？比方不出兵，完全通过谈判？当时的情况是，拳乱四起，朝廷都无法控制，外交使团连生命财产安全都不能保证，找谁去谈，谁说了算？何况还有中國将领僧格林沁撕毁两国停战协议，偷袭外国军队的前车之鉴。人家认定你是个不讲道理不讲信义，狂妄自大顽固守旧的政府，跟你讲好的没用，就象今天的人们去看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塞因一样。总之，这是一场悲剧，而中國是这一悲剧中最大的受害者。如果一个民族不善于从中接受教训，那么肯定地，悲剧还将一演再演。
就被侵略一方来说，一定要抵抗这是对的。不过要做好两手准备，即有可能赢，也有可能输。中國人都知道，胜败乃兵家常事。既是兵家常事，那么也是国家常事。打赢了好说，打输了怎么办？尤其是彻底输了，亡了国，被征服，怎么办？在大敌当前之际，这样的讨论或许太“低调”，太影响士气；但在远离硝烟的和平年代，在仔细观照历史的时候，这个话题就不仅不是多余，而且还是必要的了。
如果“日本战胜了中國”，结果会怎么样？
根据历史的经验，可以推断，结果显然是：日本成为中國的一部分，还要加上朝鲜这个自古跟中國关系密切，而并未拥有全部主权的属国。中國的疆域将第一次越过日本海，囊括忽必烈当年两次都未曾征服的东瀛岛国。
有人说，历史不会如此简单地复写。问题在于，日本想要做的，恰恰是如此简单地复写历史。日本侵华的决策者们，一直悉心研究中國被外族征服的历史，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行动。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它所进攻的主要目标就是中國。日本入侵时宣扬“日中一体”、“同文同种”，固然是为了掩饰其侵略罪行，但也是对其目的作了恰当的注解。那就是，实现十六世纪统一日本的领主丰臣秀吉的梦想，“打到北京去当皇帝”，入主中原，成为中國的主人和一部分。
最接近中國文化的入侵者
日本人是从哪里来的？当然不会是从海里来的，也不是岛上固有的。最有根据的推测，是从中國东渡而来。民族学家们认为，大和民族由来自西伯利亚及中國东北的通古斯人、南洋群岛的马来人、中南半岛的印支人、长江下游的吴越人，及汉人和朝鲜人混合形成。也就是说，“中國人”是组成日本民族的主体。1996年开始，中國及日本的一些学者们组成“江南人骨中日共同调查团”，对中國江苏省发掘出来的春秋至西汉时代（即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一世纪）的人骨，及差不多同期出土的日本北九州及山口县绳纹至弥生时代的人骨，进行了三年的对比研究。经过DNA
检验分析，两者的排列次序某部分竟然一致，证明两者源自相同的祖先。或者说，日本人的祖先为中國人。中日两国，不但同种，而且同宗。（日本《产经新闻》1999年3
月19日报道）
前文说到的李小龙是美籍华人，因好莱坞歧视亚裔形象，转向香港发展，终于“威震”国际电影界，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当然中國人更是把他当做充满爱国精神的现代版的民族英雄。美国近年拍了一部李小龙的传记片《龙》，有一场戏颇是耐人寻味：李小龙与他的白人妻子一起看电影，片中一个面容丑陋、动作古怪的日本人因其愚笨，引起台下所有的美国观众（包括他妻子）一阵阵的哄笑，唯李小龙的表情越来越沉，终于起身拂袖而去。在西方人眼里，日本人和中國人是一样的，奚落一个日本人，也就是奚落中國人，中國人看了可能会比日本人看了还生气。李小龙自己的电影里表现出的中华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被美国人一解读，变成了反省“种族歧视”的最好教材。
不妨再说一部电影。以爱国著称的影片《火烧圆明园》中，蒙古将领僧格林沁率领骑兵一次次冲向英法联军的枪炮阵，硝烟弥漫，浴血奋战。他们是在保卫自己的祖国，保卫家园，大凡中國观众都会被这一场景激动得热血沸腾。然而六百年前，僧格林沁的祖先，正是比英法联军凶狠百倍的侵略者，铁蹄横扫整个中國，逼得南宋皇帝跳海，逼得民族英雄“零丁洋里叹零丁”。更不用说，代表中國共御外侮的满清政府，两百多年前也是侵略者。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占据香港，一百年后，它却同中國人一道抗击日本侵略军。历史的复杂性，使一切简单化的思维与论断苍白无力。
比较中國历史上各主要入侵者，日本与中國的文化最为接近。从文化脉络上说，它应该最容易融入中华民族。日本文字是汉字，字意基本同于中文原意，用不着象秦国统一中國后还得动一次“书同文”的大改革。日本长久为农耕民族，不象以游牧或渔猎为主的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和满州人，无须对生活习俗作较大改变即能完成汉化。日本的文物典章多仿袭中國，就连宗教、服饰、习俗及民族特性、价值伦理也都受中國影响甚久甚巨，超过任何一个“加入”中國前的其他民族。就是在今天，日本人也比藏人、蒙古人、回人、维吾尔人，乃至壮、苗、彝、瑶、傣……人，更像“中國人”，——更像占中國百分之九十三以上的汉人。近年美国摄制的中國历史题材动画片《木兰》，很多人指责其服饰不象中國人而像日本人，是西方人轻视中國文化的表现。殊不知日本人的民族服装，正是一千多年前从中國引进的，故和服又称“唐服”。倒是中國本土的民族服装一千余年来多次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清朝入关，汉人被强迫改成满装，后来旗袍、长衫、马褂、瓜皮帽反倒成了中國的“民族服装”。
比中國人还像中國人的日本人
以日本首先占领的“满州国”来看，日本侨民的确是在迅速地中國化。所谓和、满（汉）、蒙、朝、俄“五族共和”，且不论实行得如何，至少是一种冠冕堂皇的政治主张。比元朝的人分四等，比清朝的满汉不通婚，要好得多。日本控制东北才十几年，到它投降之际，日本侨民绝大多数都会说中國话，适应了大陆生活，除了还保留一些民族服饰及饮食习惯外，与一般中國人已无二致。平民之间的民族矛盾也远不及元、清初年那样激烈，中日联姻比比皆是，日本战败后，许多日侨宁可选择继续留在中國而不愿回日本，大量的日本遗孤被中國家庭收养，都说明这一点。
历代侵略者以武力征服中國，自身则为中國的文化所征服。这就是所谓“汉化”。中國文化的优劣与否，是另外的论题；它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的同化力，却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同化当然也包括融合外来文化，有时甚至是大量融合外来文化，大量接纳外族的血统。与其说是单向的同化力，毋宁说是一种巨大的包容力。这种力量在中國本土尤为厉害，海外也可以感受到它的能量。华洋杂处的香港、澳门，是中國文化与欧洲文化较量、交流最为激烈的地方，中國内地通过这两扇窗口，吸收了多少西方的东西！遍布国外各主要都市的中國城、唐人街，又将多少中國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渗透到那些陌生的土地上！一种足以抵抗外来文化的文化是强大的，如印度文化；一种能迅速接受外来文化的文化是充满活力的，如日本文化。中國属于哪一种呢？
日本人对中國文化的理解与景仰，几乎不加掩饰。日本侵略军在中國杀人、强奸、抢掠，干尽了坏事，唯独对中國的文化不故意破坏和毁灭，有的还悉心保护。电影《霸王别姬》里，有一位酷爱京剧的日本军官青木，没有人会怀疑这个角色的真实性（据说其原型为高级文化军官长谷川）。日本占领军尊重梅兰芳、齐白石、周作人等文化名人，请他们出来做官，不愿合作的也不加伤害。沦陷区的文学创作十分活跃，出现了张爱玲这样优秀的作家。有的小说写到主人公出走参加抗日游击队，也居然能够在上海正式出版。相较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及雍正乾隆的大兴文字狱，乃至（咱们“自己的”）国共两黨政权的暗杀和迫害作家、反右及纹化大革命，显然“开明”得多了。
景仰是同化的第一步。日本人往往以对中國文化的熟知为自豪，在数不清的电影、文学作品中，许多日本军官满嘴中國话，自诩为“中國通”，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红灯记》里的日宪兵队队长鸠山，原是一个日本医师，并不专门研究中國学，却精通中國的语言与人情世故，搞一份密电码懂得要先“设宴交朋友”。可以想见，一旦日本征服中國成功，这些侵略者会比中國人还要中國人。至少，普通话就说得要比绝大多数的南方人要溜。你让蒋介石、毛澤東及其他满口乡音的那么多国共两黨的领袖与鸠山们站在一起，让初学汉语的西方人从口音去分辨，谁是中國人谁是外国人，他们准得弄错。
日本自古受中國文化的影响甚钜，视汉学为“上国之学”，以为论政治国的根本。明治维新以后，固然引进了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但加固皇权，群士号召“尊王攘夷”、“神州不灭”却更加中國化。甲午战争前，日本比较严肃的文学作品大都用汉文出版，这是为了向读者保证，该书不是写给无知识的妇女或儿童看的。
日本对中國语言文字的巨大影响
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的都是这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即中國文化，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文化，深受日本的影响。中日两国的文化交融，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是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的。这当然不是指中國人从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中，模仿了几句“大大的”、“统统的”、“米西米西”、“死了死了的”之类洋泾浜鬼子话。绝非那样简单可笑。中國的语言文字，政治军事，改革革命，科学教育，……乃至风俗礼仪，无一不受日本的巨大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对于中國文化的影响上超过日本。
早在1915年，一位署名“将来小律师”的作者在一本《盲人瞎马之新名词》的书中说，自戊戌变法以后，日文行于中土，列举流行的新名词五十九个。有少数除了历史题材的作品中还能见到，如支那、哀啼每吞书（哀地美敦书）之类，现在已不大使用。但绝大部分我们至今还广泛的使用着，并且早已成为现代汉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试想，如果我们象“抵制日货”那样，拒绝使用这些日本词语，中文将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取缔、取消、引渡、样、手续、的、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权力、义务、当事者、所为、意思表示、强制执行、第三者、场合、又、若、打消、动员令、无某某之必要、律、大律师、代价、让渡、亲属、继承、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损害赔偿、各各、法人、重婚罪、经济、条件付之契约、从而如何如何、卫生、文凭、盲从、同化。
这还是民国初年的粗略统计，实际远不止59个。如果现在再来做这项工作，结果会更令我们惊叹。如：干部、代表、压力、排外、野蛮、公敌、发起、旨趣、什么什么族、派出所、警察、宪兵、检察官、写真，……简直俯拾皆是。“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中國以前叫“资生学”、“智学”和“群学”，——听起来这倒是象“日文”，但它们却是地地道道的中文。这些“日”常用语，有些其实是中國古代既有的名词，日本人将之赋予新意使用，遂成规范。而中國拿来，也易如反掌。孙中山发动反清起义，初始自称“造反”，陈少白拿了一份日本报纸给他看，云“支那革命黨孙文”，孙抚掌曰：“好，好！自今以后，但言革命，勿言造反。”还有“经济”一词，原意为治理国家；如今谁还用“经济”来“治理国家”呢？早就专门用“政治”了！
小学读书时，孩子们就被教导不要生造名词、形容词，要保持中國语言文字的纯洁与规范。可想“新词”的产生，不允许随心所欲和草率从事。词汇是一种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词，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语言表述方面的新意，而必然伴随着对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的巨大冲击和革新。当然并非所有“新”的都是好的。拿日本来说，它以“排日”为借口，不断对中國施加“压力”，“从而”“发起”“野蛮”“侵略”，终成为“世界”“公敌”（引号内为日本词定）。
当年大量新名词涌入中國，一度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即使相当新派的人物也不能安之若素。大办洋务、以思想开明著称的张之洞，曾在一份文件上批云不要使用新名词，他的幕僚辜鸿铭却告诉他：“不要使用新名词”中的“名词”二字便是一个新名词，来自日本。辜鸿铭是一位学贯中西、享誉世界的大学者，爱中國爱到病态和盲目自大的地步。他也认为，继承了真正的中國文明之精华的是日本人而非中國人。汉唐时代形成的的中國文明，被元朝及后来游牧民族的入侵给打断，给蹂躏糟蹋了，因而大部分失传了。日本则成功地抵抗了忽必烈的进攻，在海外保留了中國文化的真传。他甚至断言：“应该说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國人，是唐代的中國人”。（《辜鸿铭文集。中國文明的复兴与日本》，原文发表于1924年）
东渡扶桑：学生变成老师
辜鸿鸣的言论，为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所“借鉴”和利用，成了共建“大东亚文化”的依据之一。这确是历史的悲剧。然而辜鸿鸣的话并非一无道理。唐代以后，汉民族由极盛转向衰落，游牧民族的多次入侵，成为中國的主人。虽然征服者承袭中國的典章制度，并最终都为被征服者部分乃至全部“汉化”，毕竟人为地打断了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无法保持汉唐文明的“原汁原味”。元代是一次大的断裂，清代又是一次大的断裂。尤其是清代，连服装、发式都被迫改制，那里还有“中國人”的影子！多次遭到亡国的不幸，民族的性格心理也发生深刻变化，强烈的自尊与自卑的微妙混合，往往使人陷于看似崇高、实则琐屑无谓的道义之争，而失去汉时的豪放、唐代的恢宏。反观日本，从审美情趣到风俗礼仪、服饰器具，倒是保留了较多的汉唐之风。前面说到电影《木兰》的服装，即为一例。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國，发展成中國特色的禅学，而后却在日本发扬光大。围棋是中國发明的，日本却能够将它形成制度和精神。茶是中國的特产，茶道却形成于日本，并且是“道可道，非常道”。
有人嘲笑，日本学习中國文化只重形式不重精神，有买椟还珠之嫌。我以为这没什么根据。“珠和椟”的比喻，本身就是世俗功利的。以商业价格论，当然椟不如珠；而从文化角度来看，椟的意义很可能胜珠十倍以上。文化的具体表现就是形式，连形式都没了，还侈谈什么精神呢？在中國的大地上，宋代以前的土木建筑几乎都被焚毁一光，你要欣赏一千多年前的“中國建筑”，只能去日本看。我就不信，古希腊的文化精神，还继续留存在雅典的古建筑废墟上。同样我也不信，汉唐那种气度飞扬的文化精神，能够在明清以后的房子里和谐地安居至今。椟之不存，珠将焉附？
甲午战争后，汉文在日本学校课程中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不再被视为“上国之学”。这道理是很自然的，别怪人家势利眼。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好的装备，打不赢人家，说明你的民族你的文化确有毛病。中國不也挺势利吗？以前瞧不起西方人，把人家当“夷”，说什么“腿都伸不直”；被人家打败了，又赶紧派人去学，买人家的枪炮船舰。一直最瞧不起日本人，把人家当“奴”；被人家打败了，割地赔款之后，又赶紧派人去学；人家投降了，又说人家是“小日本”，这不行那不行，摆出一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姿态放它一马，该赔的不赔，该罚的不罚，该杀的不杀，该要土地的不要；人家经济搞上去了，成了世界第二强，这边又看得“羡憎交织”，一会儿要它道歉，一会儿要它赔款，一会儿要跟人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私下里把人家骂得猪狗不如，却对日本货表现出近乎狂热的信任和偏好，……这还不势利吗？一个国家强大，一个民族强势，它的文化对世界产生足够大的影响，自然会成为世人羡慕、学习和吸收的主流；反过来你不行，还一定要别人保持对你尊敬，一定要以你为师，这心理毛病就大了。
从1896年起，大量中國学生涌入日本学习，仅1906年就有大约8 ，600
人。这样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学生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或者叫，学习日本人学习西洋文化的方法，当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经打上浓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识。这些留学生集中了中國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寻找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军事救国……，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黨的绝大部分元老，共產黨创始人“南陈北李”，三分之一的仲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东渡日本留学。
日本书籍的翻译也随之进入高潮。民国建立前十五年间，共有956
本日文书译成汉文；同一时间内，日本从汉文译过去的书只有16本；民国成立后十五年间，日译汉的书有1 ，759
本。日文以汉字构成，大量译书尤其是翻译教科书刊行中國，对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可想而知。中國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白话文运动，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运动，则源于明治时代的日本。前面说到的大量新名词，实际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这一文化资源，对于中國文体的演变，发挥了直接的作用。中國的新小说、新诗、新戏剧，也都受益于日本文学的启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在日本写成；郁达夫的《沉沦》看得出日本私小说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显带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鲁迅的杂文里总有一个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受日本影响的改良与革命
不但新文化运动从日本起步，中國的体制改革和社会改良，也以日本为楷模。日本对西方势力的压迫，及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冲突，有着跟中國人一样深切的感受。美国炮舰以轰击港埠作威胁，强行捅开日本对外贸易的大门的经历，令中國人想起鸦片战争的炮声。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脱亚入欧”，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为中國树立了一个极佳的榜样。1898年戊戌变法，光绪颁布的改革诏令，大部分是从《日本变政考》中照搬过来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这一年也来华游历，打算为中國的改革做点事，帮忙出些点子什么的。当时有一种提议，要聘请伊藤当中國的首相，以推行新政。不料政变骤发，葬送了维新派的理想和命运，伊藤只好怏怏南下。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人物，最大贡献是起草明治宪法和组织两院制议会。由他来中國推行变法，只要人际关系上不出岔子，方策上驾轻就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朝鲜拍过一部电影《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把伊藤描写成一个贪婪、霸道、专横的侵略者、暴君，终于被爱国者安重根一枪打死，大快人心。其实伊藤是一个很开明的政治家，虽然也是一个侵略者。他派兵战败了中國，是日本本国的利益使然，就象历史上中國皇帝“平定四边”一样；他在首相任上，还取消了英国在日本的治外法权。他出任朝鲜总督，一直采取温和、同情的态度，在五年中均阻止日本陆军兼并朝鲜之议。1909年他被迫辞职遇刺，朝鲜才为日本完全兼并，继任总督寺内正毅随即实施严厉的高压统治，朝鲜人形容，“就象一股寒流来袭汉城”。
不但变法源于日本，中國的革命也从日本起步。孙中山足迹遍及各世界强国，最终选择以日本为革命的大本营。他将日本看作中國的“天然盟友”，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到横滨，便剪掉辫子，穿上日本裁制的适合亚洲人体型的西服，蓄起小胡子。他回忆道：“中日战争后，日本开始更受人尊重，因此当我留了发须后，就可以毫不费事地冒充日本人。”此后他终身都是这么一副“日本人”打扮，包括他那套著名的“中山装”，也是从日本式学生装演变而来，后成为“两朝国服”即“民国服”和“毛服”的样本。孙中山本名“逸仙”，“中山”是他取的日本名字（全名“中山樵”），读作Nakayama（那卡雅马），不料竟以此名传世。他创建的兴中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在孙中山看来，甲午战争中大败清军北洋舰队，迫使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吞并朝鲜和台湾的日本不必“驱除”，反而还得联合；倒是代表中國政府的满清皇帝，成了必欲首先驱除的“鞑虏”。为了达此目的，甚至策划招募日本军人参加他的起义军，并以未来政府中安排日本人担任几个重要职位作为回报。此计划后为伊藤博文禁止才告落空。1905年成立同盟会，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共同拟定六条政纲，其中第五条即为：“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孙中山的革命，得到日本政府外务省秘密资金的支助，已经不再是秘密。
从日本方面而言，主张“日中一体”、“共存共荣”，亦由来已久，而非中國革命家们的一厢情愿。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多以“支那”称中國，而回避称“大清”国名，及汉文中通俗称呼的“中國”，具有含蓄的颠覆性的暗示：彼可取而代之也。“支那”一词即英文China
的日本拼音读法，在中國人看来含有污辱之意，日本投降后正式作为战胜国的要求强迫其不得再行使用。支是“分支”，不再是“中央”；而“日出之国”正是蓬勃发展的后起之秀，可以带动中國共同繁荣。
两厢情愿的“中日亲善”
与辜鸿铭的论调一样，许多日本人也意识到，日本才是中國传统光辉的继承者。既然东方与西方，即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最后对抗不可避免，因而日本显然需要与中國联合在一起。如果中國政府没有能力作出反应，或者对日本优越性的种种臆说毫不妥协，那么日本人就必须考虑支持另一个政权来取代现政权。这“另一个政权”，或是孙中山，或是袁世凯，或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或是溥仪、溥杰兄弟，或是蒋介石，或是宋哲元，或是吴佩孚、唐绍仪，或是梁鸿志，或是汪精卫。
日本人中一些“有志者”，开始大胆深入中國、朝鲜进行活动，收集情报。1898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大隈主义”，他在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号召密切中日合作、联合，坚决认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种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反对和援助中國加以反对外别无选择：“中國人民的生存决不只是事关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为此，日本人必须研究中國，到中國旅行，与中國人交往。中國和中國人，成了日本的热门话题。在当时日本的通俗读物中，充斥着“到北京去”一类的流行口号。
孙中山身边的宫崎滔天，直接接受日本外务省的派遣和经费，渗透、影响、参与中國革命黨的活动，向日本政要汇报中國的情报，利用反清势力牵制清廷的反日政策。而负责此项牵制策略的，正是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犬养毅（后出任日本首相）。孙中山之外，其他著名革命黨人也都有日本特务追随和施加影响，如黄兴身边的萱野长知，宋教仁身边的北一辉。兴中会最早见诸名单的129
名会员中，即有犬养毅、宫崎兄弟、六原太琢、副岛、寺尾、山田兄弟、菊池、萱野等多名日本人参加。实际参与者远不止这几位。据萱野记载，跟着孙中山积极活动的日本人，大约有三百人。仅惠州之役，参加暴動的日本人便有平山周、山田良政、尾崎行昌、岛田径一、宫崎寅藏等六七人，其中山田战死。这些同情中國革命的“日本友人”，往好里说是帮助中國推翻專制王朝，往坏里说都是些对中國深怀幻想的扩张主义分子冒险家，是土肥原贤二一类“对华活动家”的先驱。除了政界名人，还有财界人士。更多的是所谓“大陆浪人”，他们由山县有朋、桂太郎等政黨和军部首脑提供经费，同时也接受政黨和军方的操纵。
一方面对中國进行侵略、渗透，一方面又希望中國强大以抵御西方势力；一方面歧视和嘲笑中國人，一方面又崇仰中國悠久的文化；一方面不无善意和诚意地拉拢扶植中國的革命黨、反对派，一方面掩饰不住恩赐的傲慢及冷淡。这些看来矛盾的态度，反映了日本人欲罢不能的中國情结：你不行，而我行，由我来经营中國，肯定不是你这个样子。
日本人究竟行不行，是否比中國人行，是另外一个问题。首先是，日本人有什么资格过问中國的事务？就算中國搞得一塌糊涂，腐朽透顶，就算中國專制不除，民主不彰，人權不保，内战不休，又干卿底事？当然日本人不这么看，他们有危机感，紧迫感，和使命感。正像中國后来也以这种感觉出兵朝鲜，出兵越南，培训缅甸、柬埔寨的共產黨丛林游击队。更早些，有两三百年前清兵入关建立外族政权的镜鉴。只要日本能征服中國，就等于是中國再经历一次改朝换代，等于是番邦外族入主中原，最终能获得中國人的认同而载入正史。
孙中山为了筹措革命经费和赢得日本朝野的支持，曾不止一次地，甚至主动地向日本提出以东北、蒙古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在有计划地对中國进行渗透的同时，不断地受到革命黨和军阀的让步、许诺、暗示的鼓舞，逐步发展和完善了吞并中國的政治野心。1915年1
月11日，日本驻华公使面交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一份二十一条决议书，史称“二十一条”，要中方俱签。这部分原因是日本要求对当年支持中國革命的回报。2 月5
日，中國政府刚刚与日本方面就签约一事谈判，讨价还价之际，孙中山却擅自在日本东京与日方秘密签订了一份“中日盟约”，共十一条。这份盟约，与著名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竟有颇多相近似处。革命黨人的作派，就是比封建王朝和北洋军阀要来得“前卫”。
日本治下的中國土地
日本先占朝鲜，再占台湾，再占满州，再占华北、华东和华南。这些沦陷区，在大的战事结束，社会回复到“稳定状态”之后，虽然游击队及地下力量的抵抗、骚扰未曾停歇，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却都抱持一种“看你怎么折腾”的态度。台湾割让了五十年，收复也超过五十年，现在老一代的台湾人，竟有许多对日据时代的生活充满怀念。日本人讲法制，不象后来的国民黨大搞白色恐怖。教师和警察，是日据时代最受尊敬的两种平民职业。李登辉自称“二十二岁以前还是日本人”，对日本访客大套热乎，如果没有一点老台湾人的“民意基础”，早该被轰下台了。
日本治台时期，开始实行较为科学的数字化管理，设立银行，兴修铁路，不断扩建基隆、高雄两大港口，建立无线广播电台，铺设自来水及下水道，开发民用瓦斯（煤气），开发制糖业（一度占台湾工业产值的六成），兴建电厂，兴修夸耀亚洲、集灌溉、排水、防涝于一体的嘉南大圳与桃园大圳，创立直接服务于产业研究的“台湾总督府中央研究所”，制定各项都市计划及各项法规，不但对台湾的交通、卫生、治安、经济及生活品质的全面提升大有助益，也为光复后台湾的现代化建设制定了蓝图。有些软体建设，作为殖民地的台湾，甚至走在“宗主国”日本的前面。1940年，台湾的工业产值已为农业产值１.
４倍，实现了工业化。（杨永良《日据时代的台湾建设》）我们可以说，日本建设台湾的“出发点”是不好的，手段态度也过于专横、强制，结果却替台湾完成了近代国家的基本条件。用一位作家的话说：日本为了让台湾这只鸡生蛋，却把原本瘦弱的鸡给养肥了。（伊藤洁（刘明修）《谜之岛。台湾》）
满州是清朝的发祥地，本以渔猎游牧经济为主，广袤的处女地长期吸引着内地农民“闯关东”去开垦种植。日本投降时，东北已是重工业基地，份量约占中國的百分之八十，不但有中國数量最庞大和素质最好的产业工人队伍，还有较为合理的经济结构、生产布局。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时将无数工业设备拆卸、劫掠一空，但无法拆卸密布全境的铁路线，其密度在今天仍远远超出其他地区而居中國首位。大连更是中國最好居住的城市之一，布局结构上还能看出日本人数十年规划营造的痕迹。
海南岛是中國的“天涯海角”，自古蛮荒，是流放犯人之地。日本占领后，以为可以经营成第二个台湾，于是进行建设性开发，尤其是它控制较稳、将其当“自个儿地盘”经营的西线。日本人到村子里检查卫生，还给中國孩子糖吃（“满州国”也一样，日本人惯使这种“小恩小惠”）。东线因中國游击队活动频繁，反倒处于“战时状态”，军民（中日）关系紧张恶劣。唯一的一条西线铁路是日本人修的，还兴建了一些矿厂设施。共產黨接手以后，海南岛废省，几十年无甚建设，只对其资源作破坏性、掠夺性开发。好象那块地方本不是咱们的，随时都怕别人来争，捞一把算一把，采了赶紧运走，到大陆去加工。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海南成为大特区后才彻底改变。
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是世界文学作品中的名篇，饱受过侵略之苦的中國人，读它时多会有深切的感受。作品描写普法战争给法国人带来的失土之恨，——老师用法语给孩子们讲最后一堂课，因为从明天开始，占领者当局不许学校课堂上再使用法语，强迫使用德语。从这点来说，中國的沦陷区算是幸运。日本占领者从未有过“不许用中文授课”的规定，在教育方面，甚至还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宽容。以“求学”为目的的青年学生，允许其离开日占区去国民政府控制的大后方。以八年抗战最先沦陷的北平为例，日本投降时，几所著名大学的设备、图书都有增长。抗战前的1936年，中國高等学校是１０８所；1945年抗战结束时，中國高等学校为１４１所。高等学校的教师，从7
，560 人增至11，183 人；学生从41，922 人增至83，984
人，翻了一倍多。（屈儆诚：《现代物理学在中國率先发展的原因》，華夏文摘总四○四第期）许多新大学建于沦陷区，如上海的交通大学、上海医学院、德国医学院、雷士德工学院、上海商学院、上海音乐院等六所光复以后不为政府承认的“伪校”。照一些“爱国人士”观点，沦陷区应该不办一所学校，青少年没地方读书才有利于中國的复兴。张春桥的“宁要……不要……”论，其实既不是他的独创，也不是他的首创。
向日本学习“学习的方法”
固然这一切“业绩”，不足以抵偿日本侵华造成的破坏、损失之万一，但可以从中看出日本人的经营、治理能力，看出他们确比我们行的一面。许多年以来，有许多出版物对于中日两个民族进行过文化上的比较。一般来讲，应该各有其优劣。一些文章带着偏激的民族情绪，对日本民族进行嘲弄、辱骂，似乎不这样便不叫“爱国”。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无论是战场上的激烈较量，还是和平年代的实力竞争，恐吓和辱骂都绝非战斗。我们去看看那些抗战名将写的回忆录，字里行间哪有这种市井屑小式的轻薄和鼓噪！
人类有自己的弱点，一个民族也有一个民族的积弊，在丑陋的中國人之外，还有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俄国人，也应该有丑陋的非洲人、拉美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为什么丑陋？因为这世界总还有一个抽象的相对美好的形象，为最多的人所公认。本世纪二十年代初，鲁迅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國人的形象：阿Ｑ。说实话，这个形象够丑陋的了，却又确是“我们”的真实写照。稍微反省一下，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糟糕，何以人口只有几千万的一个蕞尔小国，打得我们难以招架、几乎亡国？同样的，日本人也坏得可以，不然何以如此张狂、穷兵黩武，到处开打，落得个无条件投降的下场？不过坏归坏，它的另一面又十分优秀。日本人刻苦勤奋，积极上进，办事认真，讲究实际，绝不马虎苟且，对强手、先进的心服口服、虚心求教，善于模仿与吸收，勇于牺牲，团队精神，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善于汲取教训，……这些都是值得中國人好好学习的。日本人很像蜜蜂，组织结构严密，一丝不苟，高效率，在狭小的夹缝中求生，自觉“生存空间”受到威胁时不惜对敌人进行自杀式攻击。除了最后一条，这些特点都非常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日本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完成它的工业革命，又能在战后迅速走进经济和科技强国的行列，其国民的总体素质是不可忽视的。
一个民族应该善于向其他民族学习，尤其要善于向敌人学习。古代中國是日本的恩师，而近代日本却是中國的恩师。它打了咱们，把咱们家里搞得一塌糊涂，损失惨重，血海深仇，还能叫它恩师吗？是的，它还是恩师。恩是恩，仇是仇，不能抵消，也不能抹杀。即使它干的坏事罄竹难书，我们还是无法否认，它教给我们的东西太宝贵了。我们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如果轻易丢弃，那才是民族最大的不幸。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学习过英国，学习过法国，学习过苏联，还打算过学习南斯拉夫、新加坡，现在学得多的是美国，而学得最持久、最深入的还是日本。我也不愿承认这一点，但不管承不承认，它都是事实。学习英国，并没有使我们完成工业革命。学习法国，也没有使我们的社会获得多少自由。学习苏联，我们跟着它栽进了覆辙。学习美国，发现距离太大，国情也差得太远。学习日本，我们却打败了日本。
日本自己就是一个极善于学习的国家，学什么象什么。学中國就尽量做得象中國人，学西方就力图脱亚入欧，一点也不含糊，不在“为体”还是“为用”的论争上无休止地瞎耗工夫。现在我们打量打量它，发现其现代化的程度，可与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媲美；其传统文化的地道，足令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汗颜。
同是向西方学习，早在甲午战争那场“考试”中，中日双方就交出了优劣悬殊的两份答卷。日本海军的人数和装备皆不及中國，对同中國打仗并没有多少信心。战前北洋水师到日访问，日人登舰参观，见中國水兵懒懒散散，家属也住在舰上，到处晾晒着衣物，诧异之余心中窃喜：打这样的军队不成问题！中國在向西方学习失败后，从日本那里学习到了“学习的方法”，才逐渐向现代型社会转变。
接纳日本加入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曾在长达上千年的时间里领先世界各国，并非毫无根据。接纳和融合外族的血缘、文化，以保持本民族的活力，是一个重要原因。秦统一中國，实现各国民族、文化的大融合，遂有汉代的强大。鲜卑族拓拔氏入主中原建立北魏，由皇帝下令全国实行汉化，为随后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础。清朝的入关更是如此。中國若果能如孙中山所期望的“联合”，接受整个日本的加入，从民族性来讲，其正面效果将显而易见。
中國人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观念强烈的族群，这样才有历代侵略者与亡国奴共建“中國”的传统。宋代因遭外族压迫、打击，特别强调忠节观念，但这一观念的核心是要求臣民“忠君”而非“爱国”。在忠节义士们眼里，最不能容忍的是“世受皇恩”却事二主。中國历史上最有名的几位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主要也是因其忠君而流芳百世。当然，在一定的意义上，“忠君”也是“爱国”的表现之一，但二者毕竟是有本质区别的。岳飞鎮壓杨幺之乱，也是忠君的一部分。文天祥被俘至死不降，只能说明他“忠君报国”，也就是忠于赵氏皇帝和南宋小朝廷，并无忠于汉族、南人的“爱国情操”。他也不反对他的兄弟文天祯仕元，因为他兄弟没做过宋朝的官，不会背上“贰臣”的罪名。抗清明将史可法死后，被清朝建祠祭祀，飨堂眉额大书“气壮山河”，以弘扬其忠诚不贰的气节。清王朝对史可法精神的认同，在于他的“节操”，不在后人赋予他的“民族主义”精神。乾隆时，曾指定史官作《贰臣传》，将那些为清朝入主中原立下汗马功劳的明朝降将叛官们尽列其中，也是为了警省后世为臣为民当忠诚不贰，绝非鼓励所谓“民族大义”。清朝入关既久，当初重名节绝不致仕，乃至图谋反清复明的前朝旧臣和名士鸿儒们，也默认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去和侵略者合作，做清朝的官。知识份子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更习惯于“胜者为王”，“打天下者坐天下”，谁会在乎胜者是“本地人”，还是“外来户”呢？
日本军队侵略时犯下的种种罪行，会使中國人牢记这血海深仇，永远不可能从感情上接纳他们吗？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不会的。中國人是最善于忘记仇恨，最宽宏大量的民族。战犯可以不予追究，赔款可以一笔勾销，钓鱼台岛的纷争可以留给聪明的后人去解决，只要这阵子能关系正常化就行了，就可以“世世代代的友好下去”。这不还没成为咱们中國人呢，要是他们成了中國人，过去的一切岂不都是“兄弟阋墙”，一笑而泯恩仇？
中國历史上侵略者的屠殺暴行
在中國历史上，由侵略造成的暴行比比皆是。以战国时的秦国为例，几乎每攻占一地，每打完一次大仗，都要杀人。公元前331
年，败魏，斩首八万；前312年，破楚师于丹阳，斩首八万；前307 年，破宜阳，斩首六万；前301 年，败楚于重丘，斩首二万；前300
年，攻楚取襄城，斩首三万；前293 年，大败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前280 年，攻赵，斩首二万；前275 年，破韩军，斩首四万；前274
年，击魏于华阳破之，斩首十五万；前260 年，大破赵军于长平，坑卒四十五万；前256 年，攻韩，斩首四万；又攻赵，斩首九万；前234
年，攻赵平阳，斩首十万……。（据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一场统一中國的战争，到底斩掉了多少人头，已不能精确计数。可以肯定的是，以当时中國人口不过上千万，其杀人比例之高、之酷烈，远远超过日本的入侵。
成吉思汗是大蒙古帝国的创业者，也是中國元朝的太祖，可以说是蒙古人，也可以说是中國人。严格的意义上，他生前是中國的侵略者，死后才成为“中國人”。蒙古人的铁蹄曾横扫欧亚大陆，征服数十个国家，每破一城，绝大多数人民尽皆屠殺，所有财物尽予劫取，只留下特殊技能人士、工匠与俊美男女儿童供其利用与玩乐。许多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沦为废墟，人烟断绝。蒙古军大举侵略中國时，因起用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材为宰相，对中國人采用攻心为上的怀柔政策，暴行才有所收敛。如公元1233年，蒙古大将速不台攻下金朝汴京，本拟循例屠城，为耶律楚材力争所免。但他们对别的国家，仍旧不改残忍习性，所到之处，杀人如麻，积尸遍野。蒙军攻下花剌子模国旧都玉龙赤杰，一次就屠殺一百二十万人，平均每一名蒙古兵杀二十四人。成吉思汗攻打巴曼，其爱孙中箭身亡，城破，令将城中居民完全屠殺，鸡犬不留。拔都率军第二次西征，攻入莫斯科城，每杀一人割一耳，共割了二十七万只人耳。破波兰与日耳曼联军，割人耳九大囊。攻陷布达佩斯，辱妇女，焚教堂，劫财宝，逢人便杀。公元1254年，蒙哥遣大将札喇台征高丽，所过城邑灰烬，俘男女二十万六千八百余人，杀人无算。1255年，旭烈兀奉蒙哥命讨伐木剌夷，此即蒙古的第三次西征，共攻克大小堡垒数百个，包括不战而降的城池四十余座，旭烈兀下令不分男女老幼几尽屠殺。大食国都报达开城投降，蒙军屠城七天，将全城八十万居民杀个精光。（据陈致平《中华通史》，花城出版社）
蒙古人奉行的种族灭绝政策，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皆不能望其项背。然而成吉思汗却以“伟大的民族英雄”载入中國史册，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列，受人尊崇。成吉思汗陵位于内蒙古伊金霍洛旗阿腾席连真东南十五公里处，建筑面积一千五百多平方米，金碧辉煌如同宫殿。远近蒙古族及其他各族人民，每年都要在此举行公祭盛会。为什么没有人把成吉思汗及其残暴的子孙们当做战犯？因为他赢了，成就了“功业”，胜为王而不是败为寇。如果日本人赢了，也就没有人把他们当做战犯，他们的战争罪行也就会为“伟绩”所掩盖，他们的亡灵也就会被供奉在比“靖国神社”阔绰、辉煌和神气得多的纪念堂中受后人祭祀，而不至于像今天这样猥琐于一隅，接受几个行藏闪烁的政客朝拜。
清朝是中國最后一个大王朝，也是历代最好的一个王朝。清朝征服整个中國的过程，同样极为血腥。在与明朝争夺辽东的时候，清军就曾对迁安、永平两地进行屠城，只将财物和少数妇女掠走享用。因破坏了皇太极对汉人的怀柔政策，主事者阿敏被宣布为“国贼”遭到惩处，但皇太极本人拒绝对此事负责，而且后来也没能制止此类屠殺。明将蓟辽总督洪承畴被俘，除了一部分可利用的部属，其余官百余人，兵三千余人，皆就地屠殺，死者家属妇女儿童一千二百余人没为奴婢。明总兵祖大寿投降，清军得锦州，全城居民就地屠殺。清军入关占领北京，摄政王多尔衮发布旨令通告全中國：“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这是一份不折不扣的“屠城宣言书”，其后就有著名的“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杀了多少人？当时的估计是八十万（王秀楚《扬州十日记》）。有人不同意这个数目，估算是二、三十万，这也够惨的了。不光是杀，任何妇女都有可能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轮奸，和三百年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一模一样。嘉定三屠亦是如此，妇女被双手钉在床板上轮奸。史家慨叹：“‘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清军陷昆山，在那里抵抗了三天的义军逃走了，于是对平民实行大屠殺，当天的死难者就达四万。江阴抵抗清军八十天，城破，七万人死于屠殺。不光杀汉人，对其他民族也实施大屠殺。平定西北，厄鲁特人几乎被杀光。在西南，成村的苗民被消灭。
明清之际，屠殺似乎成了家常便饭。满人杀汉人，清军中的汉人也杀汉人，不然杀不过来（满人太少）。侵略者杀老百姓，农民军也杀老百姓，张献忠在四川就杀人一百万。李自成在北京，开始杀明朝降官，杀到后来控制不住，烧杀抢掠行同强盗。老百姓有机会也杀人，清兵占领北京前李自成逃走，北京市民趁机报复，成群结伙袭击掉队的大顺士兵，将他们捉了烧死或砍头，大约有两千人被杀。明朝的官军也杀百姓，动不动就“纵兵劫掠”，滥杀无辜。
“王道”：从屠殺到怀柔政策
我不知道这世界上，是否发生过文明的、不残暴的侵略战争。作为一种“理想模式”可能是有的，实例我却没听说过。英国是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它为了征服中國，竟以大规模贩毒，麻痹和残害整个民族的身心作为手段。法国是近代启蒙运动的精神家园，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焚掠圆明园，曾遭到法国作家雨果的痛斥。苏联是中國的盟国，又是世界无产階級的“解放者”，它的红军在东北干的坏事却教人叹为观止，还拿它毫无办法，——国共两黨都要巴结它，以换取在东北的优势。美国号称现代民主和保障人權的楷模，当年在印度尼西亚“帮助”苏哈托清除共黨势力上台，杀了60万颗人头。后来据说因为“良心发现”，中央情报局曾承认有大约5
千人是自己亲自下手。1973年美国对柬埔寨实行“饱和式轰炸”，使50万平民丧生。越南战争中，美国军队的狂轰滥炸、施放毒气和直接屠戮，杀死了300 万越南人。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可以看做是列强本性的一次大展。攻入北京的联军共两万两千人，其中日本军队八千人，俄军四千，英军三千，美军两千。日军不但人数最多，而且打头阵。义和团兴起，与德日两国结怨最深。但日军却没有像其他同伙那样，在战斗结束后对占领地采取血腥报复行动。一位叫蓝登的西方记者报导：“日本兵是联军中唯一对艺术品有欣赏能力的。虽然他们也当然像别人一样的抢劫，但都做得安静优雅。没有乱摔东西，也没有任意或不必要的破坏。他们搜集喜欢的东西，但不象抢劫的样子。我曾看到一处有日本兵进去过的房子。里面藏有一柜子的瓷器。他们像鉴赏家一样加以抚摸，并在杯子或瓶子的底部研究年代。对于粗劣的美国、俄国、法国、英国更不必说德国大兵，除了打不破的铜器、石器之外，几乎没有不打破的，实在难以比拟。”（梅龙。哈利斯、苏西。哈利斯《日本皇军兴亡记》）
日本军队相对的文明，缘于对中國文化的尊重与认同。是否还有“同种”的因素在起作用，不得而知。日本士兵表现出特别的残暴，是发动大举侵华战争后，以南京大屠殺为标志开始的。其暴行引起举世震惊与公愤。为振兴军纪，“压制犯罪和不正当行为”，日本陆军省于1940年9
月颁布了《改进军纪计划》的小册子，详细列举“中國事变中罪行和不当行为的特质”，要求每一军官“应时时记忆在心”。虽然我们不能期待发动侵略的战犯们，会对其军人“不当行为的特质”作出恰当的判断，但这本小册子至少显示了日本军事当局承认了一部分罪恶，并试图有所改过。七七事变爆发后的两年间，有588
名日本士兵受到军事审判，其中420 人犯抢劫或抢劫加强奸致死，312
人犯强奸或强奸致死。这是日本方面的记录，实际罪犯的数字当然远不止于此。单是南京大屠殺的集体犯罪中，人数就得以万计。攻占南京的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一次斩杀300
名中國人的田中军吉大尉，以“刀劈百人竞赛”闻名的野田岩和向井敏明两少尉，十年后才在南京军事法庭被判处死刑。
我们一般所说的沦陷区，是指被侵略者势力控制的地区。就日军而言，控制区又分为“治安区”与“准治安区”两种。“治安区”基本上都建立了中國人出面组织的伪政权，社会秩序相对稳定，“良民”大体上能够接受日伪的统治：“准治安区”则日伪势力较为薄弱，时有游击队、民兵、敌后武工队、抗日救国军之类小股抵抗力量进行骚扰。在“治安区”内，日本士兵较能遵守军纪的约束，一般发生杀人、抢劫和强奸的罪行，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惩处。而“准治安区”则军纪不保，犯罪行为常与“军事行动”一同发生。
从侵略者的角度来看，南京大屠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恐怖血腥的行为，一是为了对顽强抵抗的报复，二是为了震吓对手，摧毁对手的士气与尊严，三是树立征服者主宰苍生命运的威势，四是借此激发原始的血气之勇。但要想最终达到征服占领地的目的，光靠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有时效果更适得其反。因此他们也得在“治安区”内推行怀柔政策，宣扬“同文同种”，宣扬“共存共荣”，宣扬“讨蒋爱民”，也就是实行“王道”，制止公然的暴行。不能将之一概地称为“欺骗”，要知道这种政策对于饱经战乱、贫困，深受过本国官府、军阀、土匪、流氓戕害的中國老百姓，实在太具实际意义。而且往往就能奏效。
“天地之间有杆秤”？
以中國人的感情，强奸、轮暴是比杀头更难以平息仇恨的罪行。在大量描写抗战的书籍中，似乎日本侵略军只强奸中國妇女，而较为优待第三国尤其是西方人士。这样更足以证明，日本人只不拿咱们中國人当人。事实并非如此。较为优待的是没有与日本交战的国家的公民，而不是什么“西方人士”。一旦开战，凡敌对国家，都没有好果子吃。香港陷落后，一批英国女医护人员落入日军之手，被关到地下室摧残了一个多月。其中一位女医生战后回忆，这段日子她们每人每天要被至少十个日本人强奸，她本人最多一天被十七人强奸。另据一位目击者、加拿大陆军随军牧师巴莱特在东京国际法庭的证词，防守香港西部斯坦利堡阵地的170
名英军及伤员被俘后全部杀害，七名女护士（四中三英）均遭奸杀。其中一名英籍女护士甚至被绑在尸体上轮奸。荷兰妇女也曾遭到类似的暴行。在对待战俘和战败国方面，倒是东西方“平等相待”的。电影《桂河大桥》，真实反映英军俘虏被迫当奴工的故事。1942年4
月，马尼拉沦陷，美菲俘虏及难民共八万人在转移至收容所途中，约有一万七千人被日军虐待致死，其中美军士兵1200名。西方人称之为“死亡之旅”。1944年12月，“马来之虎”山下奉文在帕拉万岛一次烧死150
名美军战俘。
为了通过“正常渠道”排泄士兵的兽欲，日本军部特意建立“慰安妇”制度。这是一种惨无人道的制度，其中大部分是韩国妇女，还有一部分台湾和中國妇女，甚至西方妇女，但日本妇女也不在少数；有许多是被迫的，被强拉的难民，甚至是女战俘，但也有“为圣战而贡献青春”的妓女。“慰安妇”们以自身遭受摧残为代价，多少缓解了沦陷区广大妇女的遭受蹂躏的压力。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时任日第11军团长的冈村宁次中将，曾对军中不能杜绝强奸罪行十分气恼，下令宪兵分队长重藤宪文中佐亲自坐镇，加强安抚工作，逮捕所有罪犯交军法会议处理。当他听到法务部长、宪兵队长为罪犯辩解，认为不能构成犯罪时，冈村拍案而起，一拳砸在桌子上吼道：
“胡说！我知道，强奸罪要亲自控告才能成立，但是，人家在刀枪面前，谁敢亲自控告？没有反抗？三个轮奸，怎么反抗？那些日本的法律，能适于战区现状吗？我们出兵不是号称‘圣战’吗？这是个‘圣战’的样子吗？”（陈道阔《长河落日。武汉会战纪实》）
就是这个后来晋升为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在其晚年的的回忆录中，专门有一章节以《贯彻爱民方针》为题，记载了1940年2
月召开的一次师团长、参谋长会议，他的参谋长讲的一段话：
“纵然基于战斗上的需要，将房屋焚毁后，不论如何进行宣抚工作，亦毫无效果；反之，既不焚屋，亦不掠夺强奸，而进行宣抚工作的地方，当敌人发动攻势作战时，当地居民，亦均继续表示好感，而协助搬运物资；但前者的场合，敌人来袭时，居民通敌，于我不利，到现在始痛感需遵守军司令官的爱民方针。”
当地居民表示好感，协助军队搬运物资，这颇有点像共產黨描绘的“军爱民，民拥军”的景象。这是神话吗？是侵略者一厢情愿的幻想吗？——不是。1942年至1943年春，日军进攻河南，当地民众主动为日军带路，甚至帮助日军缴中國军队的枪。仅此一役，就有五万中國士兵被自己的民众缴了械。（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
近年中國有首流行歌（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主题歌）中唱道：“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两军对垒，当中國军队在民众饥饿难捱，挣扎在生死线时，仍只顾横徵暴敛，毫不体恤；而日本军队趁机收买人心，发放军粮救济百姓。中國驻军把城周十数里地的农作物放马蹂躏，士兵进村强索一切供应，稍有不遂，武力随之，更滥征民间车马人力，弄得怨声载道，家破人亡；毗邻的日军则用现金雇工人筑路，不但不侵扰百姓，还施以小恩小惠。在这种情况下，“秤砣”于是向侵略者那边倾斜，什么“民族大义”，“爱国情操”，竟通通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在“秤杆”上压不起足够的分量。
对老百姓而言都是“官军”
中國军队和日本军队，对于老百姓来讲都是“官军”。如果你杀人放火强奸抢劫，不顾百姓死活，你就是强盗、土匪；如果你尊重民众，友好相待，你就是仁义之师。我们可以指责这条简单的法则近乎“浅薄和愚昧”，却又没有任何其他一条“深刻和智慧”的法则比它更接近历史的事实。有人认为：在绝对正确的爱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本主义。孟子曰：“民为本，而社稷次之。”我非常赞成这个观点。进一步说，我认为国家利益应该高于黨派利益，而民生利益又应该高于国家利益。
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胡适，也曾写过一首诗《你莫忘记》，借一位老人之口表达他的人本思想：
我的儿，我二十年教你爱国，──
这国如何爱得！
你莫忘记：
这是我们国家的大兵，
逼死了你三姨，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枪毙了高升！──
你莫忘记：
是谁砍掉了你的手指，
是谁把你的老子打成了这个样子！
是谁烧了这一村，──
哎哟！──火就要烧到这里了，──
你跑罢！莫要同我一起死！──
回来！──
你莫忘记：
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
亡给‘哥萨克’，亡给‘普鲁士’，──
都可以，──
人总该不至──如此！──
胡适的这首诗发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上，大约为1918年。“我们国家的大兵”指的是军阀部队，而亡国的假想敌则是哥萨克、普鲁士。不过不论放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意思都是一样的。抗日战争无疑是神圣和伟大的，但没有任何人、任何黨派、任何国别和民族、任何军队有理由残害百姓，不顾及人民的利益。
中國军队带来的水深火热
看几个例子：
1938年6 月9
日，为了阻挡中原日军西进，国军在河南郑州东北郊花园口炸决黄河大堤放水。洪峰突发，夺路东去，其咆哮汹涌之状据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黄河决口。豫、皖、苏三省44县市受灾面积一万三千平方公里，受灾人口一千二百五十余万，三百九十多万人流离失所，九十万人死于非命，财产损失不计其数。人民付出惨重的代价，“战果”又如何呢？日军土肥原的第14师团一部分被困于中牟，经工兵接应耗费三天结集到开封；中岛的第16师团一两万人陷在黄泛区，经航空兵团空投物资救援，终于度过难关。——如此而已。黄河毕竟没有像大合唱中歌颂的那样，“发出愤怒的吼声淹没侵略者”。它的流量太小了，只有珠江的八分之一，只能淹没那些没有航空部队和工兵部队救助的中國老百姓。一个歪点子，死掉九十万人，这个数字是南京大屠殺死难者的三倍。
1938年11月12日凌晨两点，湖南省政府得到日军已迫近的报告（事后才知道是假情报），为实行“焦土抗战”的既定方针，下令请勿讨论政治话题长沙。由省警备团出动执行焚城任务，放火工具是汽油、煤油、棉花、木棍，另有炸
药包、手榴弹用以炸开封锁的大门。事先没有得到任何警报、正在睡梦中的老百姓，突然陷身在一片火海之中，许多居民被活活烧死，烤死，呛死，或躲在水缸中被煮成肉酱，或逃命不及被踩死、砸死、淹死、闷死。这场大火不停不歇地烧了整整三天三夜，一座千年历史文化名城被焚毁成一片碎瓦颓垣。后来统计，确认死于大火的人数约两万，其他不能确认的外地难民、伤兵则难以计数。文物损失无法估量，大批宋明清代图书珍本、名贵字画化为灰烬，仅一家金号就有440
颗汉代印章融为铜饼、铁锭。绝大部分公共及民用建筑被毁。长沙素以中國最大米市之一著称，一次被烧掉大米、稻谷200
万担。列为“四大名绣”之一的湘绣业，因几辈人存积的优秀画稿和版本毁于一旦，从此在中國的刺绣界黯然失色。我们斥责日本鬼子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其中一光便是烧光。日本军队烧村庄固然令人痛恨，但哪一次比得上长沙大火？
在中國，不知有多少出版物描写过抗战时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一曲《南泥湾》，更是唱得家喻户晓。然而，大生产除了开荒地种粮食、蔬菜、棉花，还种过什么呢？还种过大量的鸦片！国民政府不给共產黨拨款，延安要从经济上支撑远远超编的八路军、新四军，实感困难。粮棉蔬菜只能解决部分衣食自给问题，于是获利较大的鸦片则受到青睐。有作家为了撰写仲共领袖的传记，采访当地的百姓和当年的战士，据他们回忆，每有外国记者来参观，就发动战士们连夜把鸦片挖出来用土盖上，记者走了再翻过来种上。可见共產黨也知道，种鸦片不是件光彩的事。为什么还要种呢，因为要钱来“打日本”。至于被毒害的人民，那是你自己的事了。
一本正面叙述国军抗战的书中，有一段这样的纪实：“总指挥部和纵队，支队司令部，以摊牌民间妇女作杂活为名，选派年轻有姿色的妇女（主要是姑娘），到指挥部和司令部去缝军衣、做布鞋、洗衣、做饭，妇女们请求拿回家做或早去晚归，均遭拒绝，要求一律在军营住宿。每次八至十人，七天轮换一次。凡去当差的妇女，大多遭到强奸，先后被奸污者达几百人。有的回家悲愤交加，精神失常；有的被轮奸致残，甚至含恨自杀。广大百姓对其暴行恨之入骨。”（纯子、蔡农、老加《一江血水向东流——中日武汉大会战实录》）这是谁的队伍？是日本军队吗？不，是中國的政府军。由蒋介石密令成立的“豫鄂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是抗日的队伍。他们派夫派款，强拉壮丁，贩运私货发国难财，倒也罢了；最可恶的是强奸民女。日本侵略军最令人仇恨和恶心的战争罪行，也是强奸民女，但它在“正常”的社会秩序建立之后总还不至于敢公开这样干，要不也不会组织专门的慰安妇了。而国军却是代表政府的，本身应该就是正常秩序的保证，这样的罪行只能说是执法犯法，比日寇有过之而无不及。1943年，爆发随北十万民变，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派出三个师进行鎮壓。
内斗的惨烈甚于外斗
1944年12月24日夜，重庆歌乐山军统局为中美合作所全体美方人员举办晚会庆祝圣诞节，结果台上唱戏，台下秩序大乱。中统局长戴笠特意约了几十个女人陪美军官兵跳舞，有些被当众强奸。这种事发生在战时国都重庆，由“政府机构”出面组织慰问援华友军，次日便有密报呈送蒋介石侍从室，也只好不了了之。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犯下的强奸罪更是超过关东军十几年所为。而且还不许声张，一些对苏联红军的暴行表示过不满的仲共干部，解放后长期受到迫害，不予重用。
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延安种鸦片，本国和盟国军队强奸妇女，都是一个问题：为了赢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可以不择手段。也就是，目的的崇高，可以略去手段的恶劣。如果这种道理站得住脚，那么侵略者犯下的罪行也就都可以原谅了：他们是为了“拯救”腐败堕落的中國，为了实现一统大中國（或“大东亚共荣圈”）而进行的“圣战”。
有人会说，宁可死在自己人手里，也不愿意死在侵略者手上；宁可被黄河淹死，“人或为鱼鳖”，也不给鬼子劈死；宁可自己一把火先烧光，也不留给鬼子去烧；宁可吸共產黨种的鸦片，也不吸日本人贩来的鸦片；宁可给国军、美军、苏军强奸，也不给日本鬼子强奸，……这话或许有他的道理。不过，这叫什么道理？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记载，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河南听到过这样的民谣：“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汤军”是汤恩伯的部队，蒋介石的嫡系。抗战胜利后，沦陷区的百姓也有民谣：“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同时或前后深受过侵略者和“自己人”灾害的平民百姓，是不会同意一些人的高论的。鲁迅也早就表示过，死在自己人手里是最悲哀的。这是因为，“自己人”最防不胜防；这种死最无价值；内斗往往比外斗更为残酷和激烈。后来发生的国共内战、纹化大革命，都证明了这一点。
内斗超过外斗，并不是中國人的专利。美国的南北战争，就超过它的獨立战争。五十年代韩战的激烈，远非抗击日本入侵时可比。从生物学的角度，同类物种之间的争斗，也超过不同物种之间生存斗争。不同的物种，所需要的资源是不一样的。牛、羊、鹿在狮子、豺狼袭来的时候，只顾各自逃命而不会像一些深刻的思想家所希望的那样，“团结起来用利角去抗争”，却在争夺配偶的决斗中不惜折腿断角抵死相拼。人类社会比生物界要复杂得多，有些简单的道理却是相通的。严格地说，决堤、放火还不是内斗，只是“误伤”。皖南事变才是典型的内斗，国军一次围歼新四军八千余人。而在此数月之前，新四军仅一“黄桥决战”，就歼灭国民黨第八十九军一万一千余人，成为共军战史上一次辉煌的战例。可惜黄桥、皖南虽在抗战期间，打的都不是日本人，是打中國人。
为了防止共產黨势力控制东北，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竟以出卖外蒙作为争取苏联承诺的代价，也可算作内斗的一种“谋略”，尽管它是如此的糟糕。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抗日战争的结果是收回了东北和台湾，却放弃了面积超过两倍于东北和台湾的外蒙。外蒙獨立的意义还不止于领土的丧失，它动摇了元朝的“合法性”，更动摇了“五族共和”的国本，为中國的进一步可能的分裂撞开了一条隐约的、难以弥合的罅隙。
小国比大国容易被征服
有人认为，大中华思想是不对的；有的西方学者提出“小就是好”，如果秦不统一中國，今日中國就会像欧洲那样好。我以为，小有小的利弊，大有大的得失，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还是大一点好。欧洲在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也不过四五百年时间，不能由此得出“小就是好”的结论。国与国之间一旦发生战争，小国缺乏战略纵深和自然资源，就很明显的要吃亏。日本最终就败在这里。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肥。”中國在抗战中什么都不如人家，唯领土辽阔，可以一退再退。所谓“以空间换取时间”（蒋介石），其实就是仓皇逃跑、回避；所谓打一场旷时日久的“持久战”（毛澤東），其实就是各据一方，静待其变。在西方人看来不可思议的“逃避战略”，最终竟然奏效。拿破伦、希特勒横扫欧洲各国如入无人之境，却都在无边无际的俄罗斯的土地上铩羽而归。以日本军队的善战，对付美国也只能采取偷袭其海外基地的策略，对攻击和占领辽阔的美国本土不存丝毫妄想，一当太平洋战争失利，它自己那狭小的国土就成了可以肆意打击的靶子。这时候它才知道，当初轻视身边这个“不堪一击”的庞然大物，提出“三个月亡华”的计划，以至于未能倾全国之军力先行征服中國，是多么的轻率、愚蠢。
中國历史上，外族入侵而成气候者，多是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亦即“大国变成小国”之时。周室威权衰落，再也不能号令诸侯统一发兵征战，遂有秦国的各个击破。东汉末年分裂成三国，虽短暂统一于晋，但诸王割据，使国家化整为零，遂在“八王之乱”后外族相继涌入中原，史称“五胡乱华”。唐末国家再次分裂，契丹入侵，建立辽朝；而后女真人建立金朝，趁辽宋对峙，灭辽与北宋，占据中原；再后蒙古人入侵，灭掉各占中國半壁江山的金与南宋。西晋和北宋毕竟是“大国”，所以北方强敌入侵时尚能退守江东、江南，建立东晋、南宋，各延续了一百多年的命脉，不至于被赶入绝境。当北方强敌再度入侵，已经成了“小国”的南方王朝再无地方可退，只好乖乖投降，或者跳海了。明代是中國的“统一”时代，但其末年国家为朱氏朝廷、李自成、张献忠三大政治势力所控制，形成实际上的国土分裂局面，清军趁势入关。分裂状态，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为入侵者所利用，不能够同仇敌忾地共同抵御外敌，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实际统辖的国土狭小，没有回旋余地，容易被占领和征服。
国家的领土辽阔，对于现代科技和经济，也有极大好处。以航天工业为例，欧洲和日本皆远不及美俄中三国，其土地面积的狭小是重要原因。在不同的经纬度上建立地面站，只有大国才能办得到。欧洲是近代工业革命、近代科学、资本主义经济、现代文明和民主制度的发源地，终因其“春秋战国”式的版图格局，在本世纪由盛而衰，输给了只有两百年历史的美国。这和一堆小公司，竞争不过一个托拉斯的道理是相似的。近年西欧各国力图打破促狭国境的限制，实现经济上的统合，以提升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既是明智之举，又是不得已而为之。欧洲的衰落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都源于“生存空间”也就是国土面积太狭窄，而战乱一开，小国的战争创伤更难以平复。二是海外殖民地纷纷獨立。这两条实际上也都牵涉到国家领土（及属土）的大小问题。
日本“加入中國”的模式
日本一旦加入中國，不论它是以什么方式，想再退出中國，就不那么容易了。那就是分裂祖国，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全体“中國人民”坚决不能同意。除非出现象孙中山、蒋介石那样主意大得很的革命家，以划出日本为代价，换取别国的经济支持。中國“不是菜园子”，你想进的时候就进，想出的时候就出，没那么容易。日本右翼政客一个惯用伎俩，将侵略中國说成是“进出中國”，这是因为他们都没学好历史，不懂得中國进来容易出来难。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灭国四十余个，也包括中國，而蒙古后来成了“中國的蒙古族”，没有成为别的什么国家的蒙古。清兵入关，也使满族成为“中國的满族”。中國人习惯将入侵者说成是“外族”。什么叫外族？说直白了就是外国民族。不然，怎么不以“外族”去称呼今天中國的少数民族？而南方的苗族、瑶族、壮族、土家族，……怎么就从来没当过“外族”？
“加入中國”有哪几种方式？——
一，侵略成功，入主中原（清朝模式）；
二，被中國征服（匈奴模式）；
三，同中國一道被第三国征服（清初蒙古模式）；
四，占领部分甚至大部分中國领土（金朝模式）；
五，由附庸国而最终完成合并（西藏模式）。
六，其他方式。
日本历史上与中國关系密切，视中國为“上国”、“天朝”，汉代即派使臣到中國朝贡，接受中國皇帝的册封。日本曾出土一方汉光武帝赐“倭奴国王”的印绶，有点“附庸番邦”的意思，比西藏之于中國的关系悠久得多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脱亚入欧，这个惯于点头哈腰的小“附庸”，忽然变成了小霸王，中國反倒成了破落的“穷措大”。这种情况下，“西藏模式”显然行不通。而且，中日之间还隔着个高丽，也长期是中國的附庸，如果它都没能以这种方式并入中國，日本就更不容易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日本从来没有对外战败过。它遭受过的最大的侵略战争，是在中國的元代。公元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发兵大举征日，结果一无所获。当时中國南宋尚存，蒙古人挟同高丽参战。六年后，南宋已亡，忽必烈利用（南宋）中國善水战的优势，再度攻日，还预先设置了“日本行省”，不料大败而归，不及逃走的十几万元兵大部分被日兵杀死。以蒙古人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英勇善战，尚且在日本败得如此之惨，看来“清初蒙古模式”也难奏效。
中國从来都把打外国（族）说成是“征伐”、“平定”、“讨逐”，把外国（族）打中國说成是“入侵”、“侵扰”、“犯边”。自古中國“征伐”外国的战果甚少佳绩，往往不及外国“入侵”能大奏奇效。匈奴“侵扰”中國好几个朝代，才被中國“平定”，平定后还老大一阵子不安分，弄出的事比入侵还麻烦，是一个耗时耗力、劳民伤财的跨世纪工程，代价太大，在现代社会似乎更加得不偿失。“匈奴模式”走不通。
最终结果是中國征服日本
最有可能的，是“清朝模式”和“金朝模式”。甲午战争直至清朝覆亡之际，是日本重演清朝入关的最有利的时机。中日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实力极为悬殊；中國还有象孙中山这样鼓吹“中日一体”、唯恐日本不出兵的革命黨人作为内应，条件比明末清初时还要好，至少不会更差。但是它错过了，拖了四十年，到民国才重新开打。这时中國已在国民黨领导之下，初步建立了现代国家体制，及现代装备的军队。难是难得多了，但如果它能按李宗仁事后制定的战略方针打，征服中國仍大有希望。但它又错过了，进退失据，只好重演“金朝模式”。
金朝自公元1126年底攻占北宋汴京，制造“靖康之耻”，到1234年初亡于蒙古，凡一百零七年；如果算上攻取辽国五京的时间，凡一百一十一年。日本自1937年攻占中华民国首都，制造南京大屠殺，到1945年向同盟国投降，只有八年；即使算上发动“满州事变”占领东北的时间，也才十四年。金朝先是扶持建立张邦昌、刘豫伪政权；后干脆自己来干，成了代表“中國”的两个“合法”政府之一。日本也扶持建立了伪满州国和汪精卫政府，但来不及“自己干”，来不及“合法”就投降了。这样短的时间，使它终于没有能够融入中國，被“汉化”成“中华民族”的一员；也使得中國人始终无法消弭“外国入侵”的心头之恨。
如果时间足够长，——到底要多长？不好说，反正十年、八年是绝对不够的。无论如何，日本总归是照着金朝的样子“野”了这么一把，这笔账咱们得记着，说不定将来有那么一天，它还会以某种方式加入中國。清朝的建立者满洲人，是金朝建立者女真人的后裔，而满清初建时的国名就叫“后金”。满清实现了他们的先人的梦想：占领和统治整个中國，而最终也被整个中國所吞没。如果是这样一个结果，我以为即使日本赢得战争的胜利，对中國而言未见得就一定是坏事。可以推断，中國征服和统一日本，与日本征服和统一中國，最终结果是完全一样的。那就是：只有一个中國。一个日本这样的国家，和一个中國这样的国家，都不足以真正令西方人畏惧；而一个日本那样发达的中國，或一个中國那样庞大的日本，却足以使所有的国家不敢小觑。
有人会说，这是善良的中國人的一厢情愿。不对。这恰恰是日本人，而非中國人的“一厢情愿”。虽然一百年来，中國一直在试图以各种方式、走各种道路努力成为象日本那样发达的中國都未获成功，但还是要比日本成为象中國那样庞大的日本，要“容易”多了。咱们关起门来反复折腾就行了，走多少弯路、摸多少石头、交多少“学费”、耗多少资源、死多少人命，都是“自己家里的事”，与别人无碍。只要世界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我们“迎头赶上”，只要我们能无数的打击之下“挺得住”不再被分割、瓦解，就可能熬到“中國的世纪”那一天。而日本，只有发动战争一条路可走，并且还没打赢。毕竟地球上的“生存空间”是有限的，时间的感觉却是“无限”的。何况，必要时咱们还可以“空间换时间”，拖垮拖死一切竞争对手与来犯之敌。
设想日本打赢了中國，当然不能排除“细节”的考虑。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之下，西方各国出于自身在远东的利益，能否坐视中國为日本所吞并？日本得了中國这片土地，能否暂抑疯狂扩张、进而称霸世界的欲火？是马上四处出击，驱使中國庞大的人力资源为其征战他国，还是为稳固这块辽阔的新殖民地，先停下来进行建设、发展和同化，而后再作下一步的打算？甚至一如历代外来王朝那样，终于为他们所仰慕的汉文化熏陶，一改凶悍顽强的民族风格，变得跟汉民族一样儒雅柔弱，不再存称霸之心？
任何一个“不坏”的结果，都不能说明过程的必要与合理。人类发明了战争，发明了自相残杀的武器，发明了以一种文明摧毁另一种文明，或者一种较高（较低）的文明征服另一种较低（较高）的文明，甚至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都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为战争和武器所毁灭，今天的人仍不得不承认，战争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往往起到的促进和催化作用。明白地说，就是所谓“进步作用”。但战争终究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它的过程是非人道的，哪怕现代国际社会设计出那么多的“人道”的战争公约，也还是设计不出一种“人道的战争”方式。
原载：思想的境界
作者:赵无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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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右岸
把你的子宫钉到我的墙上，这样我便会记得你。我们必须走了。明天，明天…
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6-15 20:08 只看该作者
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是世界文学作品中的名篇，饱受过侵略之苦的中國人，读它时多会有深切的感受。作品描写普法战争给法国人带来的失土之恨，——老师用法语给孩子们讲最后一堂课，因为从明天开始，占领者当局不许学校课堂上再使用法语，强迫使用德语。
-——————————————————
这个已经不是那样的味道了 从历史上来说只是矫情
nononothing
地上最强
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6-15 20:08 只看该作者
看的好累 慢慢看
不二熊
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6-15 20:15 只看该作者
除了太长以外，我无话可说
阿文强
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6-15 20:33 只看该作者
我好像和这个赵无眠有点合耶
nicegoal
本人懒得加头衔
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6-15 21:45 只看该作者
我以为你在说本朝
别摸我
80后老三届
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6-15 21:51 只看该作者
长洲藩格格、萨摩藩九王爷？
小龙人
草马族族民
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6-15 21:55 只看该作者
站在一个历史虚无的角度看问题…………………..而不是站在生命伦理的角度看问题…………
一个恶制衡另一个恶,那是他们本性使然.
黑吃黑,可以给受伤者带来片刻安宁,但本质没有变化.
这些不是人性本身的问题, 是历史发展的格局问题. ..和人性是两个层次,不要硬拉在一起.
小龙人
草马族族民
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6-15 21:58 只看该作者
标题是对的, 但是后面的大文实在是垃圾
mxemklh
没有啊真的没有阿真的没有没有没 …
1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6-15 22:23 只看该作者
无聊不无聊
denoan
1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6-15 22:25 只看该作者
代为楼主总结：
历史上是有各种侵略者的，中国是多次亡国了的。
日本侵略者不比其它侵略者好，但是也不比其它侵略者坏。
中国本地的军队和政府，有些时候是比日本侵略者坏的。
所以，我们如果被日本统治的话，是应当心甘情愿并且可以天天yy着有朝一日我们的文化吞并日本的……
－－－－－－－－－－
于是楼主的逻辑便是：
因为大家都一般下作甚至有些还比日本更下作，所以我们挑选一个不那么下作的就好了。
殊不知……在我看来。
在诸般下作的家伙中间委身其一，苟且度日，并且为自己比其它被统治的奴隶境地稍好便沾沾自喜。并幻想着有朝一日可以让那些入土颇久的文化吞没你头上的统治者……
您这般的白日梦，和如今白日梦着被日本爷爷拯救，倒也并无区别呢……
satanla
不管多难，天会再蓝。
1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6-15 22:43 只看该作者
奴隶没有祖国。
Geona
做人少做亏心事，路见不平吃一惊。
1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6-15 22:57 只看该作者
同意题目.文章具长.看了一点就看不下了.
老月
1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6-15 23:55 只看该作者
有人会说，宁可死在自己人手里，也不愿意死在侵略者手上；宁可被黄河淹死，“人或为鱼鳖”，也不给鬼子劈死；宁可自己一把火先烧光，也不留给鬼子去烧；宁可吸共產黨种的鸦片，也不吸日本人贩来的鸦片；宁可给国军、美军、苏军强奸，也不给日本鬼子强奸，……这话或许有他的道理。不过，这叫什么道理？
=====
这叫和谐
wobsni
1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6-16 00:27 只看该作者
文章观点很新颖，我看了不到一半，今天实在没时间了，剩下的明天一定看完。文章观点还是比较中立诚恳的。先说说前面的一些看法和对我的启发吧。
1。中国现在版图的确定，就当年历史现实来讲，很大程度上不是我们自己争取的结果，而是烈强们博弈的结果。没有日本的搅局，很有可能中国就被分成若干个蒙古了。而且就现在普遍存在的地域歧视来看，这是很有可能被当时的中国人接受的，毛就喊过建立湖南共和国嘛。但是我们不用去感谢日本，如果非要感谢的话就拜拜天，感谢苍天不弃我中华好了，重要的是要反思并认识到当年的中国的确病入膏肓，如果认识到了中国当时的现实，今天不要随便搬出祖宗来骄傲。中国不需要骄傲来增强民族性，中国需要的是知耻而后勇。
2。关于中日文化融合的走向不太同意，至少是不太肯定作者的观点，首先作者举的被中国同化的例子都是，入侵文化劣于中国文化，而当时日本文化对中国来说应该是相对强势的文化，从他们吸收西方文化比我们好就可以看出他们当时是一个更开放的文化。这还不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那时候已经进入现代，信息的传播方式是古代不可比拟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很大原因是国家推行普遍的现代教育机制。而日本这两项当时基本都有了，反观中国，私塾教育，民族意识根本都没有诞生。这时候日本完全可以在占领中国以后推行日本化的全国普遍教育。这种情况下，日本不大可能融入了中国，我觉得更有可能的是中国融入日本。那样至少中华大地上要讲日语，就像印度讲英语一样。我现在持这种观点，但是仅保留这种观点。
3。作者文章中我最大感受是，对一个大国来说，它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实在太重要了，反观国人“排日仇日”被普遍接受，而且认为正当合理，他们根本没有正视日本现状，对日本了解的越少就越仇日，并且从仇日中找到一种民族凝聚力。这是这个文化最可怕，最没有希望，最畸形的地方。真的不知道“仇日心理”走向何方。另外“中医”在国内大行其道，反映出的更是这个文化的僵硬，固执。对中医从来就没打个问号。
信息交流的更加便捷，必然导致信息更加对称，必然导致价值观的趋同，各种文化的碰撞，不同的文化元素被共同的价值观筛选。一个世界文化逐渐形成。在将来形成的世界文化里会有多少中国文化的影子呢？
numberscis
收二手或库存的老钢笔、蘸水笔。免费维修钢笔，免费调校、打磨笔尖。尊重世界上所有以匠人性格工作和治学的民族，毋论是日耳曼还是和族。
1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6-16 03:03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denoan 于 2009-6-15 22:25 发表
代为楼主总结：
历史上是有各种侵略者的，中国是多次亡国了的。
日本侵略者不比其它侵略者好，但是也不比其它侵略者坏。
中国本地的军队和政府，有些时候是比日本侵略者坏的。
所以，我们如果被日本统治的话，是应当心甘情愿并且可以天天yy着有朝一日我们的文化吞并日本的……
－－－－－－－－－－
于是楼主的逻辑便是：
因为大家都一般下作甚至有些还比日本更下作，所以我们挑选一个不那么下作的就好了。
殊不知……在我看来。
在诸般下作的家伙中间委身其一，苟且度日，并且为自己比其它被统治的奴隶境地稍好便沾沾自喜。并幻想着有朝一日可以让那些入土颇久的文化吞没你头上的统治者……
您这般的白日梦，和如今白日梦着被日本爷爷拯救，倒也并无区别呢……
代您总结：
弱者若不与强者来个鱼死网破即是下作。
因为大家都一般下作甚至有些还比日本更下作，所以您就显得不那么下作了。
殊不知……我还真没看出来。
越是奴才遍地的地方，越是有人喜欢谈论辈分问题。
可能不想当爷爷的孙子不是好孙子，
故，为避免您又自以为被我们这些不想、也不能当爷爷的人所代表，
还是请您还是回去找吴妈去研究关于下作及其爷爷问题的若干意见好么？！？！？
当然了，如您般伟岸的孙子，想必一直是用上面来操作的~~~~
“儿子才下作呢！！！！”
核子力量
Twitter.com/hzpower
1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6-16 11:25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numberscis 于 2009-6-16 03:03 发表
越是奴才遍地的地方，越是有人喜欢谈论辈分问题。
经典
gekko
Gekko
1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6-16 12:54 只看该作者
奇怪的逻辑 还有人叫好
LZ说了 由于中国人（这个概念在你眼里是个P
）以前一直是、现在仍然是、将来永远是奴隶，所以中国人不配拥有祖国，所有我们不去争取不做奴隶的权利，反倒要争论去做谁的奴隶。
有人喜欢引鲁迅，那就把鲁迅说的送给你：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 本帖最后由 gekko 于 2009-6-16 13:04 编辑 ]
西门吹牛
1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6-16 15:42 只看该作者
很是佩服楼主能花这么大精力来写一篇垃圾。
numberscis
收二手或库存的老钢笔、蘸水笔。免费维修钢笔，免费调校、打磨笔尖。尊重世界上所有以匠人性格工作和治学的民族，毋论是日耳曼还是和族。
2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6-17 01:25 只看该作者
我很佩服楼上看了不到1/7就敢回帖。
numberscis
收二手或库存的老钢笔、蘸水笔。免费维修钢笔，免费调校、打磨笔尖。尊重世界上所有以匠人性格工作和治学的民族，毋论是日耳曼还是和族。
2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6-17 02:14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gekko 于 2009-6-16 12:54 发表
奇怪的逻辑 还有人叫好
LZ说了 由于中国人（这个概念在你眼里是个P
）以前一直是、现在仍然是、将来永远是奴隶，所以中国人不配拥有祖国，所有我们不去争取不做奴隶的权利，反倒要争论去做谁的奴隶。
有人喜欢引鲁迅，那就把鲁迅说的送给你：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把沦为异族奴隶之苦告诉国人，是很必要的，但是切莫使人得出结论：那么，我们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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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的血本家与民众的关系不同。流寇不怕杀光抢光，专做一锤子买卖。土匪就好一些，通常不吃窝边草。军阀吃不吃，取决于驻防时间的长短，有没有建立根据地的打算。至于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除非逼急了，饿疯了，一般不肯杀鸡取蛋，因此百姓欢迎皇帝统一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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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誓：我完全彻底断绝并彻底放弃对我迄今为止所隶属或作为其公民的任何外国王子、当权者、国家或君主的效忠和忠诚；我将支持和扞卫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和法律，反对国内外一切敌人；我将信念坚定，忠诚不渝；我将根据法律要求为美国拿起武器；我将根据法律要求在美国武装部队中执行非作战服务；我将根据法律要求，在文职政府领导下从事对国家具有重要性的工作。我自愿承担这一义务，毫无保留，决不逃避。帮助我吧，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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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祖国来说，没有比一切都满意的爱国者更可怕的敌人了。”
DarkStar
自由主义真正关心的只是底线问题，而其它主义者关心的大多是蓝图问题，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除外。
2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17 20:03 只看该作者
“
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是世界文学作品中的名篇，饱受过侵略之苦的中國人，读它时多会有深切的感受。作品描写普法战争给法国人带来的失土之恨，——老师用法语给孩子们讲最后一堂课，因为从明天开始，占领者当局不许学校课堂上再使用法语，强迫使用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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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已经不是那样的味道了 从历史上来说只是矫情”
——————好像都德他们 本来就是德国人 被法国割走了 搞了好久的爱法教育 然后被德国人又弄回去的… …
RFI曹国星
2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17 20:16 只看该作者
好文章
砸不碎的蛋
2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17 20:49 只看该作者
看见东北一年不如一年，有时候还真有这种想法
柳叶眉 该用户已被删除
2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17 22:47 只看该作者
好复杂！又贼长。一边要罗列被侵略的好处多多，一边还要承认反抗的必要，真的好累！生怕大家都不够势利，随时可能跳起来大喊：你这狗汉奸！这么冒险有多大必要啊？
我没看完。不过我时刻准备着汉化外族入侵者。
柳叶眉 该用户已被删除
2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17 22:59 只看该作者
抱歉，上面太轻率了。这是篇好文，虽然有点长。
SrAcer
党强加于人的世界观在无法理解它的人们那里最容易被接受。——《１９８４》
2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1-17 23:26 只看该作者
日本侵华，早来也好，晚来也好，偏偏在剿共的关键时候来，这不给我中华添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