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围困战前，居民为五十万左右。  

  

五个月的围困，全城七百余万平方米建筑，230万平方米被破坏。一切木质结构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标志牌，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尽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维系呼吸运动的热量。  

  

 *战后长春只剩下十七万人。  

  

一是存有幻想，二是顾及军心士气面子，围困之处，国民党不准百姓离城。尚传道提出“人人种地，日日练兵”，号召军民同舟共济，保卫长春。郑洞国讲台湾正在训练大批美械新军，即将开赴东北大举反攻，只要守住半年左右，大局能扭转。  

  

幻想成为幻想，口号只是口号。即便人手一把锄头，掘去沥青的马路能长庄稼，也得等到秋后才能吃到嘴里，而存粮只能吃到七月底。五十万张嘴，成了国民党的沉重负担。  

  

七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从八月一日起，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进。  

  

共产党早已森严壁垒。六月二十八日，一兵团政委萧华在围城政工会议上说∶敌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几种∶一、强迫逼出，二、组织群众向我请愿，三、搞抬价政策，收买存粮，逼得群众无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出击护送群众出境。因次我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止，但不能打骂群众，纵有个别快饿死者须要处理时，也要由团负责，但不应为一般部队执行，更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思想。  

  

八月十七日，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在围城部队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在围城时期，基本上还是执行围困封锁，禁止人民与长春市之来往，禁止与长春之贸易关系。但在我警戒线附近，因蒋匪之抢掠驱逐与强制疏散而奄奄待毙之饥民很多，死亡率很大。这些人已经不可能回到长春市内增加敌人之负担，故我们还是必须加以救济。这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及部队的影响是很大的。关于放出与救济这些难民有以下几个原则∶甲、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地区，对是饥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济，至于城内及敌乘隙新疏散出来之难民则暂不能救济，待调查之后听候处理，对于尚存有粮食，或将存粮出卖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批号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区（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员进入难民地区进行调查，将真正的难民予以组织，告以放行之时间地点，并予以证明，每一期预计放行之数目要先期报告，以便准备救济。  

  

丙、在放出之难民中，工人与学生可以吸收者经难民处理委员会转至适当地点收容，但不是号召城内工人学生都出来。对于真正有特殊技术之人才，可以号召争取其出来，亦送委员会。  

  

九月九日，“林罗刘谭”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处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作者： 218.26.169.* 2005-4-18 18:05回复此发言 2历史事实:围困长春的背后（二）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会对我表示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  

  

比之草民百姓的命运，人世间的一切苦难都黯然失色了！  

  

 *白骨之城  

  

“兵不血刃”的长春之战，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推上了第一线。尚传道在回忆录中写道∶“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  

  

 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一篇《长春国防守经过》中写道∶“据最低的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六月末到十月初，四个月中，前后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十五万具。”  

  

长春变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饿殍之城，白骨之城。  

  

 *天遢了  

  

 67岁的宋占林老人，离休前是长春二道河子区城建局环卫科长。  

  

老人说∶  

  

 1948年春节前后，吉林和周围城镇有钱人都往长春跑，中农也跑，大车、爬犁络绎不绝。国民党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流血斗争”，都害怕。长春一下子就变挤了，住房紧张，煤柴紧张。稻草最贵，一斤稻草换几斤大豆。跑进城的难民都有马。那时粮食还不见紧张，大豆有的是，都用豆饼、大豆烧火做饭。我家也是，锅上锅下都是粮食。天热时就不大行了。先是把黄豆磨成面吃，不消化，胃受不了。难民杀马，烤马肉吃，像现在街上烤羊肉串儿似的。最先饿死的不少是难民，和进城谋生计的手艺人。  

  

我就这二道河子生人。父母、兄弟四人，四个妯娌，三个孩子。我们兄弟身强力壮，我和大哥是木匠，儿哥是铜匠，在贫民区中算中上等人家。就这样，十三口之家也死了四口∶父亲叫流弹打死了，孩子全饿死了。  

  

朝阳区东朝阳路九居民委员会主任李素娥老人说∶那时，我家住在老虎公园（今动植物园）北门。一家八口，父母和六个孩子，我是老大，那年十六岁。父亲在南岭运动场画跑道圈，原来就病恹恹的，最先饿倒的，接着是大弟弟。男人不经折腾，女人抗劲儿。我们家全靠我折腾了。爹妈常说∶是素娥救了一家人那！  

  

李素娥∶每天都有饿死的人。死在家里的不知道，路边越来越多。我在南关永安桥头卖大米，身后咕呼一声，一个老头就倒那儿了。灌口米汤就能活过来。有收尸队，一路捡，往车上扔，说“喂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宋占林∶  

  

死人最多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什么样子没见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开头还弄口棺材，接着是大柜、炕席甚么的，后来就那么往外拖也没人帮忙了。都死，谁帮谁？拖不动了，就算到地方了，坐那儿就动不了了，也死那儿了，最后也没人拖了。炕上，地下，门口，路边，都是。有的白花花剩付骨架，有的正烂着，刚死的还象个好人。大夏天，那绿头蝇呀，那蛆呀，那味儿呀。后来听城外人说，一刮风，十里、八里外都熏得头痛。  

  

我们家附近没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五口剩一口。西边何东山，也是五口剩一口。前院一个姓曾的木匠，七口人剩个老伴。“杨小个子”一家六口，剩个媳妇。后边一家“老毯儿”（东北称闯关东的河北人为“老毯儿”），六口全死了。  

  

旧历八月初，我临出哨卡走到现在胶合板厂那儿，想喝点水。一家门窗全开着，进去一看，十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横躺竖卧。炕上有的还枕着枕头，女的搂着孩子，像睡着了似的。墙上一只挂钟，还“嘀嘀嗒嗒”走着。  

解放后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给活着的发粮食，“埋死”就是埋死人。我参加“埋死”了。干一天给五斤高粱米，干了个把月。全城都干，全民大搞卫生运动，不然发生瘟疫更了不得。挖个大坑，把钢轨甚么的架上，尸体放在上面烧。大部分是埋的。有的集中一起挖个大坑埋，有的随处挖坑就埋了。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烂炕上了，拿不成个了，唉，别说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长草，那地太“肥”了。  

  

吉林省军区原参谋长刘悌，当时是独八师一团参谋长。老人说∶独八师当时就在二道河子执行围困任务。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太，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团长吴子玉是个老军，说那能有这种事。通信员说，不信我领你去看看。进去一看，锅里还剩条大腿。团长回来跟我说，那天都没吃饭。  

  

宋占林∶我出哨卡前，看到路边一个人两大腿都剔光了。早就听说有吃人肉的，还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时早见不到狗了。1955年，我当区机关党委书记时，有个挺好的党员发展对象，向党交心，说他那时吃过人肉。那还能入党吗？  

  

辽沈战役”之时，长春的守将是郑洞国。郑是与孙立人、戴安谰、杜聿明、廖耀湘齐名的抗战名将。是对中国抗战立了大功的人，共军直接攻打长春，很困难。于是共军就利用人海战术把长春围了个水泄不通，不放一个人出城。其目的是为了迫使城中百姓与守军争食，造成长春粮尽而降。最后直到满州全境陷共之后，郑洞国才被迫出降。说起来，郑将军也真是一员骁将，只可惜了我们的长春百姓，平白无故地被饿死了这么多人。长春围城之战究竟饿死了多少老百姓，有几种说法。其一是解放军中校作家张正隆在《雪白、血红》里说的十五万。张因这一部书，王震叫嚣要毙了他。他本来就不敢在书里披露太多的实情，而他所能得到的对共军名声不利的资料也肯定是被尽量压缩了的。所以他书中所说的十五万不足为信。另外７５年被释放的战犯段克文在他的《战犯回忆》一书中说，长春围城饿死了六十五万。他当时就在围城之中，有一天忽然听说城中有一家店铺在卖熟肉，大家闻讯都蜂拥去抢购。段克文带人去了那家店铺一看，果然不出所料，卖的是人肉，当场就把老板拉出来毙了。段克文在书里说，他当时听说有个解放军连长实在看不下去这么多老百姓被活活饿死，忍无可忍，拔枪自杀。段是被中共关押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战犯”，对中共当然恨之入骨，释放后绝不留在国内，第一批就出去了。他当然乐意扬共军之短，喜欢听扩大共军劣迹造成损失的传闻。所以他的六十五万说也不足为信。日本曾出版过一些满州回归者的回忆录。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后来任日本一家大保险公司总裁的回归者写的。当时他在满州国首都“新京”，即现在的长春。国民党进城后，共军把长春包围了起来。国民党本想遣送他们这些残存日本人回国，但长春的交通已被共产党完全切断。后来城里的粮价飞涨，呆在城里已活不下去，他就和三个日本人一起想逃出去，结果城外共产党军设置了铁丝网防线，不让他们出去。他们身上带的一点粮食又被中国强盗抢走。他们在长春城外的荒野上露宿了三个星期，每天靠吃野草度日。他的两个同伴后来都饿死了。他自己最后从野狗挖的狗洞中爬出铁丝网防线，一路讨饭来到沈阳，找到日本人遣送团，才得以生还回国。据他说，长春城外到处都是饿死者的尸体，他亲眼看到中国人吃人肉的情景。当时日本新闻界估计在包围长春期间饿死约二十到三十万人，留在长春的日本人也大部份都被饿死了。因为日方已经无条件投降，与国共双方都无关系，再加上日本新闻从业人员的竟业精神相对较好，相对比较客观，所以日本估计的长春围城饿死二十到三十万人应该说是比较准的。这个数字和中国报导出来的南京大屠杀的数值差不多。长春解围以后，城中的百姓熟人见面总要问“你们家还剩几口人？”就如唐山大地震以后熟人见面都问“你们家还剩几口？”一样。长春满城百姓没有人家不饿死人的。唐山大地震是人力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长春围城呢？纯粹是人为制造的灾害。而饿死的人数竟然和唐山大地震砸死的二十八万人不相上下。南京建立了大屠杀纪念馆，斗大的“３００００”镶嵌在高墙上。长春围城饿死的三十万人呢？为什么不建纪念馆？！南京的老百姓是人，长春的老百姓就不是人了吗？  

我向60年前30万长春人的亡灵献上一束鲜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每年的10月19日是东北名城长春的解放纪念日，因此每逢这一天长春都要举行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从1948年10月19日长春的国民党统治土崩瓦解，正式由中共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接管，至今长春已经历了60年的风雨沧桑。按照10年一大庆的惯例，今年的10月19日长春的纪念活动更为隆重热烈，满城会回荡着落英缤纷的赞歌。 然而，我却实在没心情去唱那些媚俗的城市赞歌。我会一个人默默地来到长春的亚洲最大人工森林净月潭国家公园，面对低垂的远山、呜咽的松涛，向60年前在那场特殊战争中死去的30万长春人的亡灵献上一束鲜花，祈祷用生命代价换来一座城市新生、长眠在长春大地上的前辈们天堂里幸福。 60年前的那场国共两党大战，把地处战略要冲的长春投入血海。1948年3月，长春已经处于中共领导下的东北野战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成了地地道道的孤城。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指挥2个军6个师及其他部队共10万人，担任坚守长春的艰巨任务。为此，毛泽东为了减少自身伤亡，采取兵不血刃，围困长春的战略，对长春实行了“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斗争，使其粮弹俱困，动摇时再攻”的方针，约16万大军把长春围困得铁桶一般。围城部队在长春城外方圆25公里的地区，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封锁区。禁止粮食、燃料、蔬菜等一切生活物资运入市内，禁止市内人员出城。这一措施，等于卡住了国民党10万守军的脖子，吃饭成了大问题。6月，守城的国民党正规军每人每天可以吃上1斤5两粮食，到了7月，每人定量减少了1/3。8月以后，除了新7 军每周还能吃上一顿大米饭外，其他各军只能靠高梁米掺大豆度日。到了9月，国民党守军无法发出任何粮食，只好给士兵发钱，由各连士兵自己去买着吃，买到什么就吃什么。后来郑洞国在回忆坚守长春的情况时曾这样说：“因为共军的封锁，四乡粮食来源断。唯靠飞机空投，不仅数量少，而且……既飞得高，又不按规定办法投掷，把许多粮食误投到城外共军的阵地上……”市内存粮日益减少，加以市场投机倒把，粮价一日数涨，市场混乱，市民和军心不安。城内饿死的人越来越多，长春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饿疯了的人们吃光了全城的树皮、树叶，甚至吃人肉，一枚金戒指仅能换一个馒头，一麻袋纸币买不到一个窝头。 67岁的宋占林老人，离休前是长春二道区城建局环卫科长。他回忆说∶1948年春节前后，吉林市和周围城镇有钱人都往长春跑，大车、爬犁络绎不绝。国民党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流血斗争”，都害怕。长春一下子就变挤了，住房紧张，煤柴紧张。稻草最贵，一斤稻草换几斤大豆。跑进城的难民都有马。那时粮食还不见紧张，大豆有的是，都用豆饼、大豆烧火做饭。我家也是，锅上锅下都是粮食。天热时就不大行了。先是把黄豆磨成面吃，不消化，胃受不了。难民杀马，烤马肉吃，像现在街上烤羊肉串儿似的。最先饿死的不少是难民，和进城谋生计的手艺人。我和大哥是木匠，二哥是铜匠，在贫民区中算中上等人家。就这样，十三口之家也死了四口∶父亲叫流弹打死了，孩子全饿死了。家住长春市东朝阳路的李素娥老人说∶那时，我家住在老虎公园（今动植物园）北门。一家八口，父母和六个孩子，我是老大，那年十六岁。父亲在南岭运动场画跑道圈，原来就病恹恹的，是最先饿倒的，接着是大弟弟。男人不经折腾，女人抗劲儿。我们家全靠我折腾了。爹妈常说，是素娥救了一家人哪！她回忆，每天都有饿死的人。死在家里的不知道，路边越来越多。我在南关永安桥头卖大米，身后咕呼一声，一个老头就倒那儿了。灌口米汤就能活过来。有收尸队，一路捡，往车上扔，说“喂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宋占林老人说，死人最多的是洪熙街（今红旗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什么样子没见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开头还弄口棺材，接着是大柜、炕席什么的，后来就那么往外拖也没人帮忙了。都死，谁帮谁？拖不动了，就算到地方了，坐那儿就动不了了，也死那儿了，最后也没人拖了。炕上，地下，门口，路边，都是死人。有的白花花剩副骨架，有的正烂着，刚死的还像个好人。大夏天，那绿头蝇呀，那蛆呀，那味儿呀。后来听城外人说，一刮风，十里、八里外都熏得头痛。我们家附近没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五口剩一口。西边何东山，也是五口剩一口。前院一个姓曾的木匠，七口人剩个老伴。“杨小个子”一家六口，剩个媳妇。后边一家 “老毯儿”（东北称闯关东的河北人为“老毯儿”），六口全死了。旧历八月初，我临出哨卡走到现在胶合板厂那儿，想喝点水。一家门窗全开着，进去一看，十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横躺竖卧。炕上有的还枕着枕头，女的搂着孩子，像睡着了似的。墙上一只挂钟，还“嘀嘀嗒嗒”走着。开头见死人掉眼泪，头皮发炸。后来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觉得自己早晚也是这条道。再往后见了打个唉声就过去了，再往后再往后连个唉声也不打了，也不把死当回事儿了。解放后，熟人见面就问∶你家剩几口？就像现在问∶你吃饭了吗？解放后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给活着的发粮食，“埋死”就是埋死人。我参加“埋死”了。干一天给五斤高粱米，干了个把月。全城都干，全民大搞卫生运动，不然发生瘟疫更了不得。挖个大坑，把钢轨甚么的架上，尸体放在上面烧。大部分是埋的。有的集中一起挖个大坑埋，有的随处挖坑就埋了。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烂炕上了，拿不成个了，唉，别说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长草，那地太“肥”了。 吉林省军区原参谋长刘悌，当时是独八师一团参谋长。老人说∶独八师当时就在二道河子执行围困任务。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太，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团长吴子玉是个老军，说那能有这种事。通信员说，不信我领你去看看。进去一看，锅里还剩条大腿。团长回来跟我说，那天都没吃饭。宋占林老人回忆说，我出哨卡前，看到路边一个人两大腿都剔光了。早就听说有吃人肉的，还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时早见不到狗了。1955 年，我当区机关党委书记时，有个挺好的党员发展对象，向党交心，说他那时吃过人肉。那还能入党吗？这样的悲惨景象太多太多了。经过近5个月的围困，突围不成、插翅难飞的国民党守军全线崩溃。10月17日，国民党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18 日，国民党嫡系部队新七军宣布投降；19日，东北野战军正式接管长春，全城和平解放。据有关史料记载，长春的居民人口由围困前的50万左右（包括围城前从周围地区逃至长春以躲避战乱的难民）锐减到围城后的17万人。长春围城之战究竟饿死了多少老百姓，有几种说法。其一是军旅作家张正隆在其长篇报告文学《雪白血红》里说饿死15万人，由于他掌握的资料有限，这种说法不足为信。另外1975年被释放的国民党战犯段克文在他的《战犯回忆》一书中说，长春围城饿死了65万人。他当时就在围城之中，有一天忽然听说城中有一家店铺在卖熟肉，大家闻讯都蜂拥去抢购。段克文带人去了那家店铺一看，果然不出所料，卖的是人肉，当场就把老板拉出来毙了。段克文在书里说，他当时听说有个解放军连长实在看不下去这么多老百姓被活活饿死，忍无可忍，拔枪自杀。段是被中共关押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战犯”，对中共当然恨之入骨，释放后绝不留在国内，第一批就出去了。他当然乐意扬共军之短，喜欢听扩大共军劣迹造成损失的传闻。所以他的65 万说不靠谱。日本曾出版过一些“满洲回归者”的回忆录。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后来任日本一家大保险公司总裁的回归者写的。当时他在“满洲国首都新京”，即现在的长春。国民党进城后，共军把长春包围了起来。国民党本想遣送他们这些残存日本人回国，但长春的交通已被共军完全切断。后来城里的粮价飞涨，呆在城里已活不下去，他就和三个日本人一起想逃出去，结果城外共产党军队设置了铁丝网防线，不让他们出去。他们在长春城外的荒野上露宿了三个星期，每天靠吃野草度日。他的两个同伴后来都饿死了。他自己最后从野狗挖的狗洞中爬出铁丝网防线，一路讨饭来到沈阳，找到日本人遣送团，才得以生还回国。据他说，长春城外到处都是饿死者的尸体，他亲眼看到中国人吃人肉的情景。当时日本新闻界估计在包围长春期间饿死约30万人，留在长春的日本人也大部份都被饿死了。因为日方已经无条件投降，与国共双方都无关系，再加上日本新闻从业人员的敬业精神相对较好，说法比较客观，所以日本估计的长春围城饿死30万人应该说是比较准的。客观地说，长春围城之战是20世纪的悲惨战争灾难之一。它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相当于南京大屠杀和日本长崎、广岛遭原子弹袭击以及唐山大地震的死亡人数。诚然，战争是需要代价的，战场不相信眼泪。二战时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纳粹德军的困城，也使100多万城中居民冻饿而死。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上述的灾难发生地几乎都建立了纪念碑、纪念馆，为的是让后人悼念亡灵，铭记历史，避免人类悲剧重演。今天，享受人间快乐生活的我们，应不应该记得当年为中共胜利付出生命代价的30万长春人的亡灵呢？长春是不是也需要建立一座纪念碑呢？  

五个月的围困，全城七百余万平方米建筑，230万平方米被破坏。一切木质结构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标志牌，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尽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维系呼吸运动的热量。   

战后长春只剩下十七万人。   

一是存有幻想，二是顾及军心士气面子，围困之处，国民党不准百姓离城。尚传道提出“人人种地，日日练兵”，号召军民同舟共济，保卫长春。郑洞国讲台湾正在训练大批美械新军，即将开赴东北大举反攻，只要守住半年左右，大局能扭转。   

幻想成为幻想，口号只是口号。即便人手一把锄头，掘去沥青的马路能长庄稼，也得等到秋后才能吃到嘴里，而存粮只能吃到七月底。五十万张嘴，成了国民党的沉重负担。   

七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从八月一日起，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进。   

共产党早已森严壁垒。六月二十八日，一兵团政委萧华在围城政工会议上说∶   

敌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几种∶一、强迫逼出，二、组织群众向我请愿，三、搞抬价政策，收买存粮，逼得群众无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出击护送群众出境。因次我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止，但不能打骂群众，纵有个别快饿死者须要处理时，也要由团负责，但不应为一般部队执行，更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思想。   

八月十七日，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在围城部队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中说∶   

在围城时期，基本上还是执行围困封锁，禁止人民与长春市之来往，禁止与长春之贸易关系。但在我警戒线附近，因蒋匪之抢掠驱逐与强制疏散而奄奄待毙之饥民很多，死亡率很大。这些人已经不可能回到长春市内增加敌人之负担，故我们还是必须加以救济。这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及部队的影响是很大的。关于放出与救济这些难民有以下几个原则∶   

甲、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地区，对是饥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济，至于城内及敌乘隙新疏散出来之难民则暂不能救济，待调查之后听候处理，对于尚存有粮食，或将存粮出卖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批号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区（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员进入难民地区进行调查，将真正的难民予以组织，告以放行之时间地点，并予以证明，每一期预计放行之数目要先期报告，以便准备救济。  

丙、在放出之难民中，工人与学生可以吸收者经难民处理委员会转至适当地点收容，但不是号召城内工人学生都出来。对于真正有特殊技术之人才，可以号召争取其出来，亦送委员会。   

九月九日，“林罗刘谭”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   

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处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会对我表示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   

国共两党内斗比之中国草民百姓的命运，人世间的一切苦难都黯然失色了！   

                                               白 骨 之 城   

尚传道在回忆录中写道∶“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   

长春变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饿殍之城，白骨之城。   

                                                  天遢了   

67岁的宋占林老人，离休前是长春二道河子区城建局环卫科长。   

老人说∶1948年春节前后，吉林和周围城镇有钱人都往长春跑，中农也跑，大车、爬犁络绎不绝。国民党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流血斗争”，都害怕。长春一下子就变挤了，住房紧张，煤柴紧张。稻草最贵，一斤稻草换几斤大豆。跑进城的难民都有马。那时粮食还不见紧张，大豆有的是，都用豆饼、大豆烧火做饭。我家也是，锅上锅下都是粮食。天热时就不大行了。先是把黄豆磨成面吃，不消化，胃受不了。难民杀马，烤马肉吃，像现在街上烤羊肉串儿似的。最先饿死 的不少是难民，和进城谋生计的手艺人。   

我就这二道河子生人。父母、兄弟四人，四个妯娌，三个孩子。我们兄弟身强力壮，我和大哥是木匠，儿哥是铜匠，在贫民区中算中上等人家。就这样，十三口之家也死了四口∶父亲叫流弹打死了，孩子全饿死了。   

朝阳区东朝阳路九居民委员会主任李素娥老人说∶   

那时，我家住在老虎公园（今动植物园）北门。一家八口，父母和六个孩子，我是老大，那年十六岁。父亲在南岭运动场画跑道圈，原来就病恹恹的，最先饿倒的，接着是大弟弟。男人不经折腾，女人抗劲儿。我们家全靠我折腾了。爹妈常说∶是素娥救了一家人那！   

李素娥说∶   

每天都有饿死的人。死在家里的不知道，路边越来越多。我在南关永安桥头卖大米，身后咕呼一声，一个老头就倒那儿了。灌口米汤就能活过来。有收尸队，一路捡，往车上扔，说“喂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宋占林说∶   

死人最多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什么样子没见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开头还弄口棺材，接着是大柜、炕席甚么的，后来就那么往外拖也没人帮忙了。都死，谁帮谁？ 拖不动了，就算到地方了，坐那儿就动不了了，也死那儿了，最后也没人拖了。炕上，地下，门口，路边，都是。有的白花花剩付骨架，有的正烂着，刚死的还象个好人。大夏天，那绿头蝇呀，那蛆呀，那味儿呀。后来听城外人说，一刮风，十里、八里外都熏得头痛。   

我们家附近没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五口剩一口。西边何东山，也是五口剩一口。前院一个姓曾的木匠，七口人剩个老伴。“杨小个子”一家六口，剩个媳妇。后边一家“老毯儿”（东北称闯关东的河北人为“老毯儿”），六口全死了。   

旧历八月初，我临出哨卡走到现在胶合板厂那儿，想喝点水。一家门窗全开着，进去一看，十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横躺竖卧。炕上有的还枕着枕头，女的搂着孩子，像睡着了似的。墙上一只挂钟，还“嘀嘀嗒嗒”走着。   

开头见死人掉眼泪，头皮发炸。后来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觉得自己早晚也是这条道。再往后见了打个唉声就过去了，再往后再往后连个唉声也不打了，也不把死当回事儿了。   

解放后，熟人见面就问∶你家剩几口？就像现在问∶你吃饭了吗？   

解放后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给活着的发粮食，“埋死”就是埋死人。我参加“埋死”了。干一天给五斤高粱米，干了个把月。全城都干，全民大搞卫生运动，不然发生瘟疫更了不得。挖个大坑，把钢轨甚么的架上，尸体放在上面烧。大部分是埋的。有的集中一起挖个大坑埋，有的随处挖坑就埋了。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烂炕上了，拿不成个了，唉，别说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长草，那地太“肥”了。   

吉林省军区原参谋长刘悌，当时是独八师一团参谋长。   

刘悌老人说∶   

独八师当时就在二道河子执行围困任务。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太，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团长吴子玉是个老军，说那能有这种事。通信员说，不信我领你去看看。进去一看，锅里还剩条大腿。团长回来跟我说，那天都没吃饭。   

宋占林说∶   

我出哨卡前，看到路边一个人两大腿都剔光了。早就听说有吃人肉的，还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时早见不到狗了。   

1955年，我当区机关党委书记时，有个挺好的党员发展对象，向党交心，说他那时吃过人肉。那还能入党吗？   

国共两党辽沈战役之时，长春的守将是郑洞国。郑是与孙立人、戴安谰、杜聿明、廖耀湘齐名的抗战名将。是对中国抗战立了大功的人，林彪根本不是对手。于是林彪就利用人海战术把长春围了个水泄不通，不放一个人出城。其目的是为了迫使城中百姓与守军争食，造成长春粮尽而降。最后直到满州全境陷共之后，郑洞国才被迫出降。说起来，郑将军也真是一员骁将，只可惜了中国的长春公民，平白无故地被饿死了这么多人。   

长春围城之战究竟饿死了多少中国公民，有几种说法。   

其一是解放军中校作家张正隆在《雪白、血红》里说的十五万。因这一部书，王震差点儿要毙了他。他本来就不敢在书里披露太多的实情，而他所能得到的对解放军名声不利的资料也肯定是被尽量压缩了的。所以他书中所说的十五万不足为信。   

另外1975年被释放的战犯段克文在他的《战犯回忆》一书中说，长春围城饿死了六十五万。他当时就在围城之中，有一天忽然听说城中有一家店铺在卖熟肉，大家闻讯都蜂拥去抢购。段克文带人去了那家店铺一看，果然不出所料，卖的是人肉，当场就把老板拉出来毙了。段克文在书里说，他当时听说有个解放军连长实在看不下去这么多老百姓被活活饿死，忍无可忍，拔枪自杀。段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关押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战犯”，对“新中国”当然恨之入骨，释放后绝不留在国内，第一批就出去了。他当然乐意扬人之短，喜欢听扩大对手劣迹造成损失的传闻。所以他的六十五万说也不足为信。   

日本曾出版过一些满州回归者的回忆录。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后来任日本一家大保险公司总裁的回归者写的。当时他在满州国首都“新京”，即现在的长春。国民党进城后，解放军把长春包围了起来。国民党本想遣送他们这些残存日本人回国，但长春的交通已被共产党完全切断。后来城里的粮价飞涨，呆在城里已活不下去，他就和三个日本人一起想逃出去，结果城外共产党军设置了铁丝网防线，不让他们出去。他们身上带的一点粮食又被中国强盗抢走。他们在长春城外的荒野上露宿了三个星期，每天靠吃野草度日。他的两个同伴后来都饿死了。他自己最后从野狗挖的狗洞中爬出铁丝网防线，一路讨饭来到沈阳，找到日本人遣送团，才得以生还回国。据他说，长春城外到处都是饿死者的尸体，他亲眼看到中国人吃人肉的情景。当时日本新闻界估计在包围长春期间饿死约二十到三十万人，留在长春的日本人也大部份都被饿死了。因为日方已经无条件投降，与国共双方都无关系，再加上日本新闻从业人员的竟业精神相对较好，相对比较客观，所以日本估计的长春围城饿死二十到三十万人应该说是比较准的。   

如果我们把代表解放军的张正隆中校所说的十五万和代表国军的段克文所说的六十五万两个向不同方向的夸张值取一个算术平均值，则是四十万。取一个几何平均值，则是三十一万。那么中国方面国共两党的估计值应在三十万到四十万之间。日本方面的估计在二十万到三十万之间。则三十万人正好是两个估计之间的值：日本估计的最高值与中国估计的最低值。这个数字和中国报导出来的南京大屠杀的数值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