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希翎女士去世

本主题由张书记于 2009-11-25 15:49 移动会飞的猪

1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1 22:06 只看该作者

林希翎女士去世

林希翎治丧委员会（筹）公告

林希翎治丧委员会（筹）沉痛公告：

中国最后的右派、甲子中国英勇的民主前驱、新五四——五一九最杰出的战士、毛泽东钦定的1957学生领袖、旅法华人林希翎女士于今天北京时间15时在法国Saint

Camille医院去世，享年75岁。

毛泽东钦定的另一学生领袖谭天荣为主任、北大五一九人为核心的林希翎治丧委员会筹备组，特于正式讣告前启动吊唁，以示深痛、竭敬、隆哀与对林希翎女士亲人的慰忱。

诚邀海内外广大自由民主参加治丧委员会，并吊唁。

参祭与吊唁邮箱是：

jyushyur@gmail.com

chgwyh@gmail.com

Terminusbot 整理，讨论请前往 2049bbs.xyz

照顾好你

围观的P民

2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1 22:19 只看该作者

个人简介

林希翎

林希翎林希翎(1935—

），原名程海果，1935年出生，浙江温岭人。1949年考入温岭中学高中部。同年年夏参加了解放军第二十五军，曾任师文工队员。五十年代前期转业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曾被当时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的Hu

Yaobang同志誉为“最勇敢最有才华的女青年”。可是她却“不守本分”，从当时文坛几个“热点人物”林默涵、李希凡和蓝翎三人姓名中各取一字，合成“林希翎”三字，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文学论文，引起争论并受到批评，她不服，进行反驳。

1957年开始“大鸣大放”时，她在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连续发表了几次“惊世骇俗”的演说，从而“一鸣惊人”，一度被誉为“勇敢的化身”、“带刺的玫瑰”。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中，她遭到全面批判，成了“学生大右派”、“反党急先锋”和“戴着天使面具的魔鬼”等等。

由于她“顽固抗拒”，被定成“极右分子”，列为所谓“六大右派”（1）之一，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改造，时身体孱弱，有严重的气喘病，天气一冷便苦不堪言。文革时期又被作为“反革命”逮捕判刑入狱。其本人从此在社会生活和新闻媒介中完全消失。

林希翎为纪念Hu Yaobang逝世20周年撰联直至1973年经毛泽东主席亲自关心过问才得出狱。

1984年，当林希翎获准合家定居香港时，西方世界为之一震，海外侨胞也认为这是邓小平领导的党中央的一种崭新的政治风度，一种出于自信的表现。仿佛是一件稀世古董的“出口”，在西方掀起了一股“林希翎热”，法国、美国都争相向她伸出了手，台湾也向她发出了邀请。她与丈夫离了婚，便带着两个孩子到了法国，进了法国社会科学院高等研究院，任法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顾问。

2002年9月26日朱镕基总理访法，林以旅法华侨华人代表身份受到接见并在《欧洲时报》发表祝词以贺朱镕基总理访法圆满成功。

2009年3月26日，林希翎于法国巴黎郊区圣卡米拉医院加护病房病榻中，为纪念Hu

Yaobang同志逝世二十周年，草撰一联，敬作遥祭，她还提到希望自己最终能够落叶归根。

注：（1）至今仍未被平反的“六大右派”是：章伯钧（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委员、中央交通部部长、农工民主党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委员、中央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储安平（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光明日报总编辑）、陈仁炳（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彭文应（法学家、上海市民盟委员）、林希翎。林希翎是唯一一位尚在人世的右派。

http://baike.baidu.com//view/1330413.htm

我卖糕的该用户已被删除

3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1 22:34 只看该作者

哀悼

我家旺财有喜了

4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1 22:45 只看该作者

活化石又少了一个。。。

走好。

luugoo

拖延心理学：向与生俱来的行为顽症宣战】https://1984bbs.com/viewthread.php?tid=60185

5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1 22:47 只看该作者

08年曾看到她在医院的消息。那时才知道有这么个人。

唉……

谎言要持续多久？

绿洲

6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1 22:53 只看该作者

林希翎就是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三岁小孩的角色，讲了别人不敢讲的真话。

专业围观

7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1 23:30 只看该作者

林希翎为纪念Hu Yaobang逝世20周年撰联直至1973年经毛泽东主席亲自关心过问才得出狱。

这句话……

wufeng33

8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1 23:57 只看该作者

第一次听说，还是同地区的

汪达

9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2 00:18 只看该作者

为有这样的同乡感到骄傲。

彩虹咖啡馆

10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2 00:37 只看该作者

57年的女生领袖（男生领袖是北大的谭天荣，现在还活着，在青岛）。致敬，默哀。

vahine

我很想就你的粗俗说些俏皮话，但那不在你的理解范围。

11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2 00:43 只看该作者

愿家属节哀。

燕归来

“日拱一”小卒

12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2 01:12 只看该作者

致哀

会飞的猪

13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2 02:33 只看该作者

林希翎：中国１９５７年右派的代表与象征（1）

作者：钱理群

林希翎是１９５７年右派的代表性、标志性的人物，这不仅是因为她当时影响很大，她在１９５７年的活动及以后的种种遭遇，涉及党的上层、民主党派、文艺界、新闻界与校园里的大学生——这几个方面正是鸣放与反右运动的主战场；而且她是至今未平反的右派，是特意留下来以证明反右运动的正确性与必要性的“标本”，这样，就把她推到了一个“历史人物”的地位：她成了中国１９５７年右派及其精神的一个象征。但她自己却一再声称，这是一个历史的大误会：“我会成为政治人物，新闻焦点，全是历史的错误。我痛恨政治；我只是希望在以后的岁月里，过一个正当人的生活，搞一些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1。这里所包含的不得不扮演历史所派定的角色的个人性的悲剧，同样具有典型性。

因此，我们研究“１９５７年学”，不能不谈到林希翎。

（一）

我们的讨论，就从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１９７９年７月４日拒绝为林希翎平反的所谓《复查结论》说起。该《结论》给林希翎列举了三条罪名：第一条是“１９５７

年５月２３日至６

月１３日，林借帮助党整风之机，先后去北大和在人大作了六次演讲、答辩，公开煽动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社会制度”；第三条是“反对当时中央的整风方针和部署，煽动同事“；最重要的是第二条：“公布、抄写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制造混乱”，这一条确实是最具林希翎“特色”的：她当时影响大，也就是因为她在第一条所说的北大、人大演讲中，公开提到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谓“煽动改变社会制度”、“反对中央整风方针和部署”，其“依据”都是她由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出的对中国现实的议论。《结论》还具体举出了林希翎有关的“罪恶”事实：“整风运动初期，林搞到一份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她明知这个‘报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造成严重恶果，她也知道不得外传，却在演讲、发言中，都大量引证其内容。她攻击说：‘斯大林专横残暴，严重透顶，历史皇朝无可比拟’，‘阻碍社会发展，倒退了一个时代’。她声称‘秘密报告是很真实的’，给我‘很大启示’。她用‘秘密报告’来影射我们党的工作，说‘我们同志间关系不正常，六亲不认，冷若冰霜’。她在六月一日全校大会上宣布：‘现在我主张公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这里有一份，可以公开’。六月二日她贴出海报，要在六月三日晚上公布，由于校领导和广大师生的反对，她未能得逞。但使学校的整风运动被迫停止了三天。林还把‘报告’给校内同学传阅，又叫人抄寄给北大、西安、南京、武汉等地一些人。当学校让她交出时，她又抄留了一份。林希翎的这些言论和活动，在校内外造成恶劣影响，严重地干扰破了学校整风运动，也使外单位、外地的一些青年跟着犯了新的错误”。2尽管这里的价值判断很难让人认同，但其所叙述的事实，却提醒我们注意到，１９５７年的鸣放运动及其后的反右运动的国际背景：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发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变动与论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整风与反右都是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中国反响。而这一反响，又包括两个层面：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反响与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大学生的反响，正是这两者之间的相互纠缠，决定了整风与反右运动的发动，走向与结局。

因此，我们的讨论还要追溯到中国最高层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反应。据时为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回忆，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报告是１９５６年２月２４

日晚在苏共２０大最后一次秘密会议上作的，中共代表团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只是会后由一位联络员作了通报：把报告宣读一遍就拿走了。3“但是，在苏共２０

大结束不久，西方通讯社就陆续透露这个报告的内容。纽约时报在３月１０

日发表了这个报告的全文，距苏共２０大结束不到半个月。新华社收到纽约时报后马上组织大量人员翻译，译出一部分即印出一部分，全部译完后再装订成本，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开列的名单，分送中央负责同志”。吴冷西清楚地记得，３

月１７

日晚，他突然接到通知，到中南海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议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会议参加者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最高领导人，以及杨尚昆（时为中央办公厅主任）、胡乔木（中宣部副部长）、王稼祥（中央联络部部长）、张闻天（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据他回忆，毛泽东当时还没有将报告全文看完，但在会上对报告作了两点评价：“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漏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在吴冷西的感觉中，毛泽东的两点论尽管没有展开，却是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了“破题”。4吴冷西的感觉是有道理的：毛泽东以后的一系列思考与行动部署其实都是基于这样两个基本判断。据李慎之回忆，原新华社副社长的陈适五当时就跟他说：“毛主席此刻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5，这也是一个很深刻的观察。所谓“喜”，是因为“揭了盖子”，解除了长期压在毛泽东头上的“紧箍咒”。毛泽东后来在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中，就说到他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都“不是出于内心的意愿”，因为自己所要反对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而且斯大林还一直视毛泽东为“半个铁托或准铁托”，“不仅苏联，就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有相当一些人曾经怀疑中国是否真正的革命”，这对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本人的压力是可以想见的。现在，赫鲁晓夫将斯大林的“盖子”揭开了，毛泽东自然有“解放”之感，甚至称之为”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6，最重要的是，从此，毛泽东可以放手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走自己多年梦想的中国，以至世界革命的“圣人”之路了。但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却又使毛泽东觉得这是捅了一个“大漏子”。深知毛泽东的胡乔木曾经说过：“毛主席在很长的时间认为，他就是中国的斯大林”，其所受的“国际范围内的集权制加上党内的集权制”的斯大林模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此，“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这对于毛主席的刺激是非常深的”。7而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的“方法”，即生前处处顺从，死后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发难，全盘否定，大概也给毛泽东以极大刺激，由此形成的所谓“赫鲁晓夫情结”，是预伏着以后的文化大革命的。正因为有了这一“喜”一“忧”，就有了毛泽东的一系列反应。大体说来，从１９５６年４

月５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到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２９

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毛泽东反应的重心有一个微妙的重要的变化。据参与起草这两个文件的吴冷西回忆，毛泽东对“一论”作了四处修改，“一是明确指出斯大林的主要错误，并且指出产生这些错误是由于他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违背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二是加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一段；三是在有关中国党历史上的路线错误段落，突出了两次王明路线和建国后高饶反党集团；四是强调应以历史的观点看待斯大林”。这四点尽管含有为赫鲁晓夫补“漏子”的意思，但重心还是支持赫“揭盖子”。因此，毛泽东在最后作总结时，一再强调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他认为最主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且重申“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了盖子，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8随后，于４

月２５日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４月２８

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都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寻找“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的自觉努力和尝试。9前引与南斯拉夫代表团的谈话，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出的。但从十月以后，先后发生了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１１月１１日铁托在普拉（南斯拉夫西部沿海城市）的演说，指出斯大林的错误“是一种制度的产物”，“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种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问题”，引发了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激烈的论争；

而铁托提出要反对“斯大林主义”，这大概更是给自命“斯大林”的毛泽东以极大的刺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又写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据吴冷西回忆，在文章的酝酿、写作与修改过程中，毛泽东把重心转向了“捅了漏子的后果”，即所谓“全世界出现了反苏反共浪潮，帝国主义幸灾乐祸，国际共产主义队伍思想混乱”，并且表示：“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不仅要顶住，而且要反击”。毛泽东还据此作出了两个重要的判断：“当前反苏反共浪潮是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当前的问题是教条主义还没没有肃清，又来了修正主义思潮，而且来势凶猛”，因此，斗争的“主要锋芒是反对修正主义”，要“把斯大林这把刀捡起来，给帝国主义一刀，给修正主义一刀”。毛泽东还指示，《再论》“特别要讲清楚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10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论述：“苏联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的，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的。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文章还针对对国家计划管理的“官僚主义机构”的批评，强调“苏联经济的高涨正是劳动人民的国家政权有计划的管理经济事业的结果，而斯大林所犯的主要错误，却很少同管理经济的国家机关的缺点有关”。文章同时又提出：“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依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这都是回应铁托的，大概就是“给修正主义一刀”吧。《再论》因此发出警告：“那些离开无产阶级专政而高谈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而反对无产阶级，实际上是要求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在分析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原因时，《再论》还特别强调了“过去时期的匈牙利还没有认真地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11这背后所暗含的意思，人们也许要经过以后一系列的事变才能恍然大悟。

因此，《再论》虽然主要讨论国际问题，但其国内的背景却是依稀可见的。同年１１月１５日，毛泽东在八届中央委员会二次会议的讲话中，就提出了“里通外国”的问题，并且说这样的人“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中都有。高饶事件又被重新提起——其实毛泽东在断定“当前反苏反共浪潮是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时，大概就想起了高饶事件，因为他早已断定，高饶反党联盟的出现，“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在他看来，国际与国内问题总是有内在联系的，他也因此早已发出过要“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发动的）突然事变，准备对付反革命复辟，准备对付高饶事件的重复发生”的警告。12显然在毛泽东的估计中，这三大危险在１９５６年的国际、国内形势中，是更为严重的，必须认真对付。他甚至发出了这样的自我警戒：“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13这些话看似随意说出，却是更真实地道出了毛泽东内心的紧张，某种不安与隐忧，以后的种种举措是可以从中找到某种心理动因的。因此，当他听到有“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大民主”的概念，就立刻敏感到这是代表了一种“思潮”，14说“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并且也提出了对付的办法，即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去反击“资产阶级大民主”，也就是开展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大搞阶级斗争，“狠狠地斗一下”。15半年以后的反右运动其时已经开始酝酿于心，只不过人们一时未能领悟而已。同时，他也说：“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16毛泽东一生对“官僚主义者”都无好感，他们也是他达到自己的目的的阻力。他发动整风运动当然也含有借助群众运动的力量来“整”一下“官僚主义者”的用意。但他区分得很清楚：“官僚主义者”是“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心里明白，自己的统治是从根本上离不开这些官僚的；而右派则是“敌我矛盾”，是他必除之而后快的。

到１９５７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说得更为清楚。因为据说这时国内已经出现了一些“小匈牙利”事件。毛泽东在讲话中特意提到了石家庄一所学校，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利用学生对毕业分配的不满，煽动游行，要夺权电台，并高喊“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的口号；毛泽东因此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蚂蚁”存在在哪里呢？毛泽东有个分析：除“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这些“被剥夺的阶级”之外，“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跟我们也是对立的”，“学生中跟我们对立的也不少”。对学生的“思想动向”，毛泽东似乎特别注意，并作了这样的估计与分析：“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但是需要时间。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在毛泽东看来，这些学生不过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代言人，“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他们的子弟，这些学生娃娃们，没有经验，把什么‘要杀几千几万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端出来了”。既然客观存在，但又“隐藏”着，并且迟早要引爆，不如现在就将其引诱出来，“让他们唱对台戏”，“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毛泽东当时把这称作“让它暴露，后发制人”策略，17其实就是后来著名的“引蛇出洞”的“阳谋”。到形势已经明朗，要正式发动反右运动时，毛泽东就有了一个更明确的说明：“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浓包），利益极大”。18李慎之先生说得很对，这一“引蛇出洞的战略部署起意于八届二中全会而决策于省市委书记会议”。19也就是说，到１９５７年１

月，罗网已经撒下，只是如何“引蛇”，“蛇”又如何“出洞”的问题了。

这就说到了事情的另一面：当毛泽东已经对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发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变动、大争论，作出自己的国际应对（《二论》、《再论》）与国内部署时，尚不知就里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里的热血青年，却按照自己的理解、理想与意愿作出了独立的，以后却要为之付出巨大代价的反应。

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说，“关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报告既然是秘密报告，中共当然也不会公开宣传，但是事实上中国人知道的范围很广。因为中央决定把朱德从莫斯科带回来的译文印成小三十开的小册子，封面上题目都没有，只印有‘内部材料．注意保存’八个字，随《参考资料》发放。《参考资料》虽然只发到高级干部，但是并不算是机密刊物，也只是刊头上印有

‘内部刊物，注意保存’两行字。因此这个报告的内容实际上传播极广。另外外文书店还发售美国的《工人日报》，上面也载有英译文的全文，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竞相购买，竟致把《工人日报》买光。尤其是毛主席当时一再发出要打防疫针，种牛痘的主张，《参考消息》由于他的旨意而由２０００份扩大发行到４０万份，每个大学生都可以订阅。看来他并不反对让这个报告的内容从各个渠道泄露出去。因此，这个报告已算不得什么秘密了。《参考消息》不能登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但是可以登各国的反应。”20而在北京大学这样的校园里，自由、多元的传统还在无形地发挥作用，如时为生物系的助教姚仁杰先生所回忆：“那时的学校对图书的管制还没有后来那么厉害和严密”，“好读书而又想追求甚解”的老师和学生，也还能“偷得天火”21。据鸣放时期校园内最活跃的北大百花学社的主要组织者人之一的陈奉孝回忆，当时北大数学系的助教任大熊从北大图书馆借出了刊载有秘密报告的《工人日报》，和陈奉孝、陶懋颀一起将报告翻译了出来，在一部分同学中传阅（后来他们三人都被打成右派，任大熊被判无期徒刑，在劳改对里折磨而死）。另一些同学则通过苏联和东欧的留学生多少了解了报告的内容。22还应该提到的是，新复刊的《文汇报》连载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回忆录，对过去竭力隐蔽的“斯大林时代”的社会生活的负面有真切的揭示，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她所引述的英国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使人腐化”，在当时引起了震动，以后更是不断地被人们所引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铁托１９５６年１１月的演说与各国共产党的评论，都曾在中国报刊上公开发表；由于《再论》中谈到南斯拉夫“在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中实行民主管理的试验”，中国报刊上也有了一些相应的介绍：这些，都打破了苏联模式的一统天下，引发了许多独立的思考。新的思想解放的运动开始在孕育中。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回到本文的主要讨论对象林希翎这里来。林希翎曾因在１９５５年在《文艺报》上发表长篇文艺论文而引起广泛关注，后又因为一篇与苏联权威杂志《共产党人》商榷的文章，遭到无端攻击，她因而印发了《一个青年公民的控诉书》，得到时为人民大学校长的吴玉章及任团中央书记的Hu

Yaobang的支持而获平反。Hu

Yaobang及《中国青年报》的主编遂派她作为特约记者到西北地区作调查。这一次调查，以及后来她在法院实习的所闻所见，都让她看到了中国社会，特别是底层社会的种种弊端，她为之诧异不已：在此之前，她几乎是生活在“云端”，轻信人们告诉自己的一切，长久地沉湎在梦幻中；怀疑就这样产生了。８０

年代她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谈到自己的思想蜕变：“我原来没离开过大城市，一下子到农村，到山区到玉门油矿，到甘肃兰州都跑了一下，就完全感到农村生活，不像《人民日报》吹牛吹的那个样子——电灯，电话，什么农民生活怎么好怎么好；有的苦得要死，也没饭吃，我非常痛苦，我觉得要说。我们那个时候非常理想主义，想为人民服务，为了解放人民，我们才来革命的。结果呢，人民生活这么痛苦，我们在北京里过不错的生活，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对这些问题，就开始深思：究竟为什么？”23就在这个时候，她从自己的恋人（时为Hu

Yaobang的秘书）那里，看到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鸣放时期，她在人民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这样谈到她当时受到的震惊：“对于斯大林过去我的印象是很好的，因为苏联电影与苏联小说我看得很多。当斯大林逝世时，我在部队里戴上黑纱哭肿了眼，当最初听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时，我想不通，也很生气。但当我亲眼看到这个‘秘密报告’时，我才大为震惊，我感到我过去的眼泪都是白留了。还幸亏斯大林死了，要是再多活几年，还不知道要害死多少正直善良的苏联共产党人和公民。我感到对他在军事上、农业上和对外关系方面犯的错误，都还可以原谅，只是在肃反扩大化这个问题上所犯下的严重错误，甚至也可以说对党和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在感情上是不可原谅的”。24“我感到我过去的眼泪都是白流了”，这上当受骗的屈辱、痛惜、悔恨后的清醒，让人想起了鲁迅《狂人日记》里那句著名的话：“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25或许就在“不再相信眼泪”的这一瞬间，林希翎和她的同代人中的一部分，开始与幼稚、单纯而轻信的“童年”时代告别了。斯大林的（还有中国的）肃反运动受害者的血，将所有的迷信，笼罩在苏联、斯大林、领袖、某种绝对理念与体制……头上的神圣光圈，都颠覆，击碎了。如姚仁杰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所说：“不同的思考和看法油然而生，有如翻江倒海，习惯性的信仰和被别人灌输的一致性轰然动摇，连自己对自己也不那么迷信了”。

这里，或许可以插叙一段我个人的一些北大校园的亲身体验。我是１９５６年９

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在初入学时，还沉浸在响应党的“向科学进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发奋读书，准备将来当作家、学者的梦境中，但接着而来的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却打破了校园的宁静。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半夜里，我们这些共青团员突然被从睡梦中叫醒，集合到大礼堂去看一部反映匈牙利事件的内部记录片：那“反革命分子”将共产党员的头挂在电线杆上的镜头，让我们看得胆战心惊。接着报纸上又发表了铁托的讲话，以及相关的争论文章，还有关于南斯拉夫民主试验的介绍……，对于我们，都是闻所未闻，一时，竟有无所适从之感。由此引发了莫名的内心骚乱，隐隐地感到，一个“校园内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时代似乎正在逼近，但刚刚入学的我，似乎还没有尝够泡在图书馆里的安适、闲寂的乐趣，于是，对即将到来的一切，既怀着期待，又感到不安。我的这种心境，或许与前述林希翎式的觉醒意识有所不同，但却也是反映了思想大一统的局面正在发生动摇：连我这样的并不关心政治，一门心思读书的普通学生，也感到了变动的气息。而且不关心政治当时也是不被允许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后，班级与团支部都组织我们学习。我记得，当时争论最激烈的，就是斯大林的错误的根源何在？与制度有没有关系？在《再论》发表之前，这个问题，同学们私下就议论过。当时的权威观点还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说法，即产生错误的原因是斯大林“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违背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在当时的背景下，自然不会有人公开质疑这一党报也即党的观点，但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是许多人心里都明白的。铁托的演说直接了当地提出了制度的问题，就使怀疑显得似乎更有依据了——由于铁托曾受到斯大林的排挤和迫害，当时许多大学生都对他抱有好感。现在《再论》一方面明确反对铁托的意见，但又承认“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存在“缺陷”：这非但没有解除疑惑，反而更增加了思想的迷乱。在学习时，大家反复讨论如何理解所说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是哪些“环节”？什么是“根本制度”？这两者的关系如何？……等等，都是说不清楚的。记得周扬还专门来作过一个报告，谈及制度问题，大家听了依然觉得一头雾水。

会飞的猪

14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2 02:34 只看该作者

钱理群

林希翎：中国1957年右派的代表与象征（二）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回到本文的主要讨论对象林希翎这里来。

林希翎曾因在１９５５年在《文艺报》上发表长篇文艺论文而引起广泛关注，后又因为一篇与苏联权威杂志《共产党人》商榷的文章，遭到无端攻击，她因而印发了《一个青年公民的控诉书》，得到时为人民大学校长的吴玉章及任团中央书记的Hu

Yaobang的支持而获平反。

Hu Yaobang及《中国青年报》的主编遂派她作为特约记者到西北地区作调查。这一次调查，以及后来她在法院实习的所闻所见，都让她看到了中国社会，特别是底层社会的种种弊端，她为之诧异不已：在此之前，她几乎是生活在“云端”，轻信人们告诉自己的一切，长久地沉湎在梦幻中；怀疑就这样产生了。  

８０年代她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谈到自己的思想蜕变：“我原来没离开过大城市，一下子到农村，到山区到玉门油矿，到甘肃兰州都跑了一下，就完全感到农村生活，不像《人民日报》吹牛吹的那个样子—— 电灯，电话，什么农民生活怎么好怎么好；有的苦得要死，也没饭吃，我非常痛苦，我觉得要说。我们那个时候非常理想主义，想为人民服务，为了解放人民，我们才来革命的。结果呢，人民生活这么痛苦，我们在北京里过不错的生活，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对这些问题，就开始深思：究竟为什么？”[23]  

 就在这个时候，她从自己的恋人（时为Hu Yaobang的秘书）那里，看到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鸣放时期，她在人民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这样谈到她当时受到的震惊：“对于斯大林过去我的印象是很好的，因为苏联电影与苏联小说我看得很多。当斯大林逝世时，我在部队里戴上黑纱哭肿了眼.当最初听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时，我想不通，也很生气。但当我亲眼看到这个‘秘密报告’时，我才大为震惊，我感到我过去的眼泪都是白留了。还幸亏斯大林死了，要是再多活几年，还不知道要害死多少正直善良的苏联共产党人和公民。我感到对他在军事上、农业上和对外关系方面犯的错误，都还可以原谅，只是在肃fǎn扩大化这个问题上所犯下的严重错误，甚至也可以说对党和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在感情上是不可原谅的”。[24]  

“我感到我过去的眼泪都是白流了”，这上当受骗的屈辱、痛惜、悔恨后的清醒，让人想起了鲁迅《狂人日记》里那句著名的话：“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25]  

  或许就在“不再相信眼泪”的这一瞬间，林希翎和她的同代人中的一部分，开始与幼稚、单纯而轻信的“童年”时代告别了。斯大林的（还有中国的）肃反运动受害者的血，将所有的迷信，笼罩在苏联、斯大林、领袖、某种绝对理念与体制……头上的神圣光圈，都颠覆，击碎了。如姚仁杰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所说：“不同的思考和看法油然而生，有如翻江倒海，习惯性的信仰和被别人灌输的一致性轰然动摇，连自己对自己也不那么迷信了”。  

这里，或许可以插叙一段我个人的一些北大校园的亲身体验。  

我是１９５６年９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在初入学时，还沉浸在响应党的“向科学进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发奋读书，准备将来当作家、学者的梦境中，但接着而来的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却打破了校园的宁静。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半夜里，我们这些共青团员突然被从睡梦中叫醒，集合到大礼堂去看一部反映匈牙利事件的内部记录片：那“反革命分子”将共产党员的头挂在电线杆上的镜头，让我们看得胆战心惊。接着报纸上又发表了铁托的讲话，以及相关的争论文章，还有关于南斯拉夫民主试验的介绍……，对于我们，都是闻所未闻，一时，竟有无所适从之感。由此引发了莫名的内心骚乱，隐隐地感到，一个“校园内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时代似乎正在逼近。  

但刚刚入学的我，似乎还没有尝够泡在图书馆里的安适、闲寂的乐趣，于是，对即将到来的一切，既怀着期待，又感到不安。我的这种心境，或许与前述林希翎式的觉醒意识有所不同，但却也是反映了思想大一统的局面正在发生动摇：连我这样的并不关心政治，一门心思读书的普通学生，也感到了变动的气息。而且不关心政治当时也是不被允许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后，班级与团支部都组织我们学习。  

我记得，当时争论最激烈的，就是斯大林的错误的根源何在？与制度有没有关系？在《再论》发表之前，这个问题，同学们私下就议论过。当时的权威观点还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说法，即产生错误的原因是斯大林“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违背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  

在当时的背景下，自然不会有人公开质疑这一党报也即党的观点，但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是许多人心里都明白的。铁托的演说直接了当地提出了制度的问题，就使怀疑显得似乎更有依据了——由于铁托曾受到斯大林的排挤和迫害，当时许多大学生都对他抱有好感。现在《再论》一方面明确反对铁托的意见，但又承认“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存在“缺陷”：这非但没有解除疑惑，反而更增加了思想的迷乱。在学习时，大家反复讨论如何理解所说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是哪些“环节”？什么是“根本制度”？这两者的关系如何？……等等，都是说不清楚的。记得周扬还专门来作过一个报告，谈及制度问题，大家听了依然觉得一头雾水。  

因此，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９日，北大校园贴出第一批大字报，对于林希翎式的早已破除了迷信，开始独立思考的先觉者，是蓄之已久的必然爆发：这正是他们期待中的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并且他们很快就将其命名为“５·１９民主运动”。  

而对像我这样的普通学生，是既感到突然，又似乎在预料之中的。而且前述“制度”问题又很快成为校园内的争论的焦点之一。各种意见或争锋相对，互不相让，或互为补充、发明，突然展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自由思考的思想平台，让人感到振奋；而各级党组织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保持了可疑的沉默，《人民日报》又拒绝报道“北大民主墙”，这就又增添了许多不安。  

林希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与气氛下，于５月２３日登上了北大的讲台。她以其特有的明快，一开口就提出“胡风是不是反革命”这个最敏感的问题，并且立即提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点明“我国也是肃反扩大化”。  

这样就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所谈到的斯大林的问题与中国的问题联系起来：这正是犯了大忌。于是，她以后的所有论述都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针对中国现实的，这就注定了林希翎成为“不可饶恕的右派”的命运。  

她是这样说的：“我有很多问题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铁托演说中很多是好的。我就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社会现象都有社会历史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样的国家，因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的话，也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作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她还说：“我经过研究，认为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民主都有局限性，在革命大风暴中和人民在一起，当革命胜利了就要镇压人民，采取愚民的政策，这是最笨的办法。……人民群众不是阿斗，真正要解决问题只有靠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行动起来”。

她最后以这样一句话来结束自己的演讲：“我们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让每一个人过真正的人一样的生活！”[26]

  ——可以想见，林希翎的这一番爆炸性的讲话，会引起怎样的反应，记录稿中说，当场有人为她鼓掌，要求她签名，也有人轰她，甚至递纸条辱骂她。我当时也在现场，可以证实这都是事实，林希翎的演讲确实把北大内部本来就存在的两大派（反右运动以后就被划分为“左派”与“右派”）的争论推向白热化：我记得听完演讲后，回到寝室，两派同学还在争论不休，有的甚至论战了一个通宵。我自己倒没有卷入争论，是因为当时年纪尚小，林希翎提出的许多问题是原来没有想过的，一时也想不清楚，觉得她的某些言词似乎有些偏激；但同时又确实非常欣赏她的独立思考，敢想敢说，认为无论她的观点正确与否，她所提出的问题是应该认真思考的，而她的发言正是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应该允许与鼓励，而不能压制，对那些轰她的人我是反感的，觉得这有违北大的民主传统。——正是这一态度，使我后来被划为“中右”：这在当时北大学生中也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吧。  

今天我们再来看林希翎当年的发言，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首先，她的演说是立足于一个基本立场的，即是她所说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这绝不是一种言说的策略、姿态，而是十分严肃的自觉追求。林希翎直到８０年代还坚持这一点：“我是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想来对待的”；[27] 另一位５·１９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谭天荣当时就明确表示：“社会主义这是我们自己的理想。完全不需要从外面输入进来。可是现在这些现象，我们反对的那些东西，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而是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用哥穆尔卡的话来说，我们要反对的是那种把威信建立在血、牢狱与欺骗的基础之上的本国版的贝利亚主义”。[28]  

 绝不能将５·１９民主运动视为“fǎn社会主义的运动”，社会主义是那一代人的理想，这一点是不能含糊的：当年对包括林希翎在内的“右派”横加“fǎn社会主义”的罪名，是将斯大林式的、毛泽东式社会主义模式视为正宗；今天我们也不能因其对斯大林式、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的批判立场，而将其看作是“fǎn社会主义”。  

科学的态度应该尊重林希翎们对“社会主义”的独立理解与阐释：从林希翎的演说中，可以看出，她所追求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包含两个基本内容，即“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与“社会主义民主制”。这几乎是当时绝大多数有自觉追求的右派的共同立场。因呼吁为胡风平反而很有影响的刘奇弟，在一篇阐述他对北大民主运动基本精神的理解的大字报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万岁”与“社会主义民主万岁”作结束，[29]这恐怕不是偶然的。这样一种社会主义观，是带有浓重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色彩的；而在毛泽东看来，这正是典型的“修正主义”。  

有意思的是，林希翎们用他们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观看斯大林式、毛泽东式社会主义，却发现了“封建主义”，她在演说中，将其称为“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她后来在北大的第二次演讲及《我的思考》等文章中，有更具体的说明：在她看来，当时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庞大的官僚机构，特权，等级制度，对思想、言论自由的压制，对公民权利的剥夺，愚民政策，宗派主义，某些领导的“地主恶霸的作风”……都带有浓重的封建性，追其原因则是因为苏联与中国都是由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  

８０年代，林希翎在追述自己当年的思想时说：“在１９５７年的演讲中我还讲过，为了和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国家相区别，对外来说我们自称社会主义国家是可以的，但是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来说，不仅在中国根本未曾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就连苏联也未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和苏联的社会制度的性质，还处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的过渡时期”。[30]这一概括大体是符合她当时的思想实际的。  

在林希翎１９５７年的演讲中，还表现出强烈的人民主权意识，即她一再强调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要“人民作主”，“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要彻底改革，要发动人民来讨论，社会主义是人民的，不是党员的，应该让全民尽情地提意见”。[31]  在她看来，对现有社会主义模式提出质疑，探讨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都是在履行人民主权，发动民主运动的目的也是在于动员人民的力量来推动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实验与彻底改革，而不是局限于少数人的，上层的，按照既定的旨意进行的“改良”。[32]  

  应该说，林希翎演说中的以上几个基本点，也是代表了许多校园内的右派学生的基本立场的。甚至可以说北大校园关于“社会主义制度”问题所展开的讨论，是围绕她所提出的几个问题展开的。年轻的中国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33]所关注的正是：什么是我们理想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在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方面出了哪些问题，又预伏着怎样的危险？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这是１９５７年中国校园内最大的热点话题。  

百花学社的骨干、哲学系学生叶于生当时写有《我看民主》的大字报，其观点是有代表性的：“民主是先进的社会理想”，“民主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现阶段民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其本性说，要求它的上层建筑具有高度的民主性”，“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平权地位，是全民性的、新型民主的物质基础，人们第一次有可能获得发展个性，自由竞赛的平等机会”，“社会主义民主是最高类型的民主”，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34]  

 而另一位哲学系学生龙英华，则在他的引起轰动的大字报《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北大向何处去》里，明确提出一个纲领性的口号：“我们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化”。[35] 而且论者强调，“５·１９民主运动”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试验，目的是要“形成和发展这样一种民主，不是硬搬苏联的形式，更不是贩卖西欧的形式，而是在今天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土壤中土生土长的民主制度”。[36]  

  而最让这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深感困惑与不安的恰恰是，按其理想与本性应是民主化最有力的推动者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在民主化问题上表现出一种“保守倾向”，使社会主义民主的“巨大潜能，迄今远没有充分展开”，甚至出现了剥夺人民民主权利的现象。[37]  

  在他们看来，１９５７年的中国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破坏与危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制不健全、不严肃，民主权利没有严格可靠的保证”，这正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三害”的“温床”；[38] 二是“权力的高度集中”，即“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与“对国家一切生活的绝对控制”，以及“国家高度权力的集中”。  

批评者尖锐地指出：“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因为如果这个集团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39]  

 人们还这样提出问题：社会发展与国家经济发展的权力完全集中于国家，这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否需要改变？”“将国家所有制形式变为归生产者大家庭的直接民主管理的所有制”﹐“自下而上的建立起人民群众的各种组织直接影响中央政权，并达到使‘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它的发展中依靠社会主义的劳动人民的自由行动，而不是依靠国家的力量’”，这样的体制改革，“是否值得考虑？”[40]  

  由此而提出的是对民主的如下理解：“民主权利除了它的阶级性以外，还有着全民性，即全体未剥夺公民权的人民对政府之约束，后者作为一种暴力机构，很容易伤害人民，人民必须用一种全民平等享有的民主权利来保护自己，来抵制政府可能采取的暴政”。[41]

——所有这些问题与思考，都是以民主讨论的形式提出的；因此，讨论中，有人特意重申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一句话”：“我完全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用生命来保证你说这些话的权利”。[42]

这里表现出来的，是那一代的年轻人，对民主的渴望，以及对民主理念、精神、制度的探索精神，这是我们时隔四十多年仍能感受到并深受感动的。

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讨论，则集中在“特权阶级”是否有可能从社会主义体制内部产生，并如何防范这一问题上。  

问题是这样提出来的：物理系学生沈迪克化名“谈谈”，写了一篇题为《谈谈无阶级社会中人的等级》的大字报，从留学生的选派、生产实习、毕业分配……等“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不平等现象，提出“在新的时代”是否出现了“高贵等级”、“贱民阶级”这样的新的等级区分的疑问[43]；这个问题十分敏感，自然引起了轰动与激烈争论。  

后来又有一位名叫周大觉的理科学生以“谈论”的笔名写了一篇《论“阶级”的发展》的文章，进一步提出了“随着旧阶级的消灭，新的阶级又起来了”这样的论断，并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分配、社会地位等方面加以论证，还特别指出“官官相护”的现象表明“已开始自觉地形成一个社会集团，他们互相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等特殊的利益”。[44]  

  后来，周大觉又写了一篇《再论“阶级”的发展》，特意谈到他与一位历史系三年级的同学黄良元的争论。周这样介绍他的论争对手：“中共党员，有一定教条主义习气，诚朴，会思考一些问题的好同志”。据说，经过争辩，双方一致认为，“公有制比私有制优越得多。但我们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公有制名副其实，就是公有了以后如何正确地分配。我们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但目前的问题……是不合理的悬殊的差别。这样，纵然占有公有，但实际上在分配过程中，无形中一部分占有了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不能“认为社会发展到公有制就万事大吉”，还必须“考虑如何更完满，以及可能产生的新的阶级分野”，“考虑如何防止党、政府工作人员不脱离群众”，并“要有一定的制度来保证”。另一方面，他们也一致认为，这种政治、经济、地位上的悬殊、不平等还处在发展中，矛盾“现在还不甚尖锐”，同时“制止它发展的因素也在增长，有自觉地自上而下的解决的可能性”。黄良元因此认为应称为“人民内部矛盾”，而不必提到“新阶级”的高度。周大觉则认为，“如果管理、分配、社会地位等问题不得到更好的完善，矛盾可以向前发展，而且基本上（已经）满足‘阶级’关系的定义”。[45]  

  当时，驳难、响应者都不少；但由于很快转入反右，这类现实尖锐问题的探讨，自然就被戴上“fǎn党、fǎn社会主义”的帽子而被扼杀，历史也就错过了一个机会。  

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以后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回过头来看当年的这些充满愤激、懮虑的发言，不能不有一种沉重之感：因为，当这些敏感的热血青年懮国懮民，慷慨陈辞时，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在前文已经说到的事实：毛泽东早在半年以前，就断定这些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出生的”，“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而且他们背后站着的是那些随时准备复辟的“隐藏”的阶级敌人，“这些学生娃娃没有经验，把什么……都端出来了”。[46]  

  这样，当林希翎说到“不要以为共产党用整风的方法，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向人民让点步就够了”，“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到的这一点小小的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47]  

  当有的右派在大字报中表明这样的立场和态度：“对一个人或一个政党，抱着毫不保留的态度而跟着走是很错误的，只要它今天一旦不再能代表人民，违fǎn人民（的意志）了，就应该毫不留情地抛弃掉”[48]。  

对此，当权者自然要视为“大敌当前”，对毛泽东则意味着，他要“引”的“蛇”与“蚂蚁”终于“出洞”了。更为致命的，或许是右派的这些激进的观点和立场，也是１９５７年的大多数大学生所不能接受或持有保留的。  

这里，不仅有当时大多数大学生还没有从对党和毛泽东的迷信中解脱出来这样一个基本因素，也还因为右派们所敏感到的中国社会矛盾，当时还处在一个萌芽阶段，整个共和国还在向上发展，许多问题更是生活与思想都十分单纯的一般大学生所难以体会的——其实，我自己当时就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因此，我可以赞赏右派们的探索精神，但却无法认同他们的观点，最多只是承认他们的尖锐批判是一种“预警”，不加注意，发展下去“可能”有这样的危险，却不是现实的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林希翎们号召要进行彻底的改革，就很难得到大多数大学生的响应，他们那些过于激烈的言词甚至会引起fǎn感。这都是后来的反右运动能够得到响应的内在原因。鲁迅说过，许多问题，敏感的文学家、知识分子“早感到了，社会还没有感到”，这样的“思想的感觉”的“相差”常常要“到三四十年”。[49]  

  这几乎是一切先觉者的宿命。  

可悲的是，右派大学生们非但没有听到前引毛泽东在１９５６年年底和１９５７年初所发出的那些警告，还听到了许多鼓励民主的“激烈”言论。  

李慎之先生在他的回忆中，曾记录了毛泽东当时在内部讲话中的若干惊人之论，如“中央成立一个体制小组，专门研究如何划分权力”，“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之处”，“苏联只有一个党，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等等，[50]  

  这都可以说是典型的“右派言论”，可能是毛泽东的真实想法，也可能只是一种策略，但类似的言论通过不同途径传到林希翎们的耳里，就只能起到鼓励，甚至是煽风点火的作用。至少是产生了两个错觉。一是以为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就是给他们这些“新社会主义的主人”[51] 以一个和毛泽东一起探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和发动民主运动的权利。  

 ——其实，不仅是这些涉世不深的大学生，就是李慎之这样的有经验的老革命也产生了类似的错觉：他听张闻天谈到“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大家都可以发展，不要只靠他一个人发展”，就真的“狂妄地”以为自己也可以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贡献了[52]。  

这是真正地不懂中国政治的游戏规则：“发展”的权力，甚至“批判”的权力，都只属于领袖，即使是高级干部，更不用说是知识分子，大学生，也只有鲁迅所说的“同意与解释”、“宣传与做戏”的义务，[53]若要乱说，就有“僭越”之罪。同样的话，领袖说了，是伟大的“发展”，小民们说了，就是“fǎn党fǎn社会主义”。  

１９５７年的真诚而天真的林希翎们不懂、甚至要硬闯这条中国的政治游戏规则，就遭到了灭顶之灾。  

而且林希翎他们还引毛泽东为同道。  

仔细阅读１９５７年校园里的右派的言论，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毛泽东抱有好感，甚至崇拜。即使是锋芒毕露如林希翎者，谈到毛泽东，虽也有批评之意，如说毛泽东在胡风问题上“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但仍然把毛泽东与斯大林严格区别开来，强调“毛主席可贵的一点在于他有辩证的思想，善于发现错误，改正错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个人崇拜中国也有，但毛主席很清醒”。[54]  

 龙英华在提出“现在是走谁的路，是斯大林路线和南斯拉夫的路线谁胜利的问题”以后，甚至作了这样的判断：“铁托、陶里亚蒂、毛泽东、赫鲁晓夫是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55]  

 而且这似乎是当时许多右派学生的共识。谭天荣也是把“五·一九”运动看作是“全国范围的整风——民主运动在北大的表现”，“而中国的整风——民主运动是苏共二十大以来国际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反映”；他说：“（我）不怀疑毛主席永远支持我们”，并且说：“我们有责任大力支持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看来我们亲爱的毛泽东同志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我们有责任把这次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领导起来，把它引向破坏性最小的道路”。[56]  

  在他和他的同志的理解里，毛泽东发动的“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与北大学生所发动的“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是相互配合的，并且是“国际反教条主义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毛泽东本人与年轻的大学生们是心心相印的相互支持的战友。  

这真是一个可悲的历史大误会：这些一相情愿的热血青年哪里知道，毛泽东早已认定，“南斯拉夫的路线”是一个“修正主义路线”，铁托、陶里亚蒂、赫鲁晓夫都是修正主义分子，而他本人正准备举起斯大林这把“刀子”，砍向国际与国内的打着反教条主义旗号的右派，以证明自己绝不是“中国的铁托”：这正是他发动“整风运动”的目的所在。  

不懂得毛式政治的中国年青人终于为自己的轻信与天真而付出血的代价：这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

会飞的猪

15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2 02:35 只看该作者

钱理群林希翎：中国1957年右派的代表与象征（三）

                      （二）

１９５７中国校园发生的这一切，一直处在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密切注视中。林希翎在北大、人大发表演讲以后，《人民日报》立刻被以“内参”的形式上报，刘少奇遂即作出批示：“极右分子。请公安部门注意”。[57]

可以说，从一开始，“无产阶级专政”之剑已悬在林希翎的头上。

其实早在１９５６年年底，林希翎就曾上访中南海，却因此引发了中南海内部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当时接待她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代表，其中一位王文，是当年的地下党员，解放初期曾担任过叶剑英的秘书，时为秘书室的负责人，就因为前后三次接待林希翎，并将她的意见整理上报，而在以后的反右运动中，却被他的部下、后来在文革时红极一时的戚本禹陷害而打成右派，并株连到家庭：妻子和一个孩子因不堪忍受屈辱而自杀，可以说是家破人亡。连时为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也因为在反映林希翎意见的材料上签了一个“阅”字，在反右运动中被迫作检讨。  

杨尚昆见戚本禹野心太大，想操纵运动，就想整他，戚便求助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田告之于江青，江报告毛，毛泽东于是亲自召集会议说，你们支持左派，还是右派，插红旗还是黑旗？众皆禁若寒蝉，仅一来自延安的女处长发言说汇报情况与事实不符，在文革期间，这位老干部竟被报复，脑部打成重伤。[58]  

  但中共党内高层中对林希翎表示赞赏的却大有人在。  

如前所说，时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的Hu Yaobang在１９５６年底就过问过林希翎被无端攻击一事；据Hu Yaobang１９７９年在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中回忆，１９５７年他曾和林希翎长谈四小时，在林被捕时，他也曾表示过反对意见。中共元老、时为人民大学校长的吴玉章，更是对林希翎的才华与独立思考极为赏识，在她被打成右派以后，还抱病与之长谈，并明确表示不同意对林的处分，以至在开学典礼的报告中提到校内右派名字时，有意不提林希翎，引起轩然大波。  

还有一位元老、时为内务部部长，后来成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也曾在家中多次接见林希翎，和她作广泛交谈。但却无力阻止逮捕林希翎，只能借视察监狱之名，看她一眼。[59]  

  在反右运动中，这些关心过林希翎的中共中央委员们也难逃惩罚：由于他们在党内的地位与影响，当时尚不敢直接加以迫害，就将他们的部下与亲人作替罪羊。Hu Yaobang的秘书曹志雄因与林希翎有恋爱关系，并犯有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泄露给她的“罪行”，被打成右派自不待说；吴玉章的外孙兰其邦与谢觉哉的秘书吉士林，仅因为奉吴、谢之命给林希翎写过信或带过口信，也被打成右派，并同样株连亲人：吉士林被赶回老家当农民，老母上吊自杀，妻子被迫离婚，带走了孩子：又是一个家破人亡！[60]  

  林希翎案还株连到民主党派与文艺界、新闻界的许多人。１９５８年８月将其定为“反革命分子”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里，曾列有“被告……与谭惕吾、黄绍竑等右派分子相互勾结，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名”。  

谭惕吾和黄绍竑都是当时的民革中央委员和常委，是１９５７年的著名的大右派。谭惕吾是法律专家，她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曾大声疾呼：“中国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主张应该建立制度使人民监督共产党；黄绍竑则批评“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这样的“公式”，强调不能用强调成绩来掩盖错误，百分之二三的错误案件，在全国范围内不知要造成多数人家破人亡。[61] 这在当时都是属于“恶毒攻击”的言论，就成了反右运动的主要靶子。  

但林希翎却对他们的历史与现实态度几乎是一无所知，据１９８０年她写给邓小平的万言书里所说，她仅仅在北京东四检察院实习时，为办一个案件，与作为全国人民代表来这里视察这个案件的谭惕吾打过交道，并无其它任何联系。但为了说明“校园内的右派与民主党派中的右派是相互勾结、上下呼应的”，就将她们硬拉在一起了：按当时的“革命逻辑”，只要是出于斗争的需要，是否有事实根据是并不重要的。  

林希翎还谈到，到１９７９年谭惕吾的右派被“改正”，又被任命为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但因为林希翎仍是右派，在她的所谓“改正结论”里，就仍然留了一个尾巴，谭惕吾始终未签字。[62]  

  １９５８年林希翎《判决书》上还有一条：“被告与新社会上的部分反动分子，尤其是文艺界的一些反动分子——洪禹平等建立密切联系，相互勾结，对党和国家的领袖及我党的文艺方针等进行了恶毒的诬蔑”。[63] 这又是一个冤案：洪禹平是北京市幻灯制片厂编辑部主任，因同乡关系与林希翎相识不到半年，整风期间他已调往浙江，对林希翎在北大、人大讲了什么，他根本不知道，却也成了林案的“要犯”，连同他哥哥、姐姐一家人都打成右派。[64] 但林希翎与文艺界和新闻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倒确有联系。据林希翎回忆，当时文坛的最高权威郭沫若读了她所写的《一个青年公民的控诉书》，曾当面表示赞扬与支持，并称其为“才女”。时为《人民日报》主编的邓拓，《中国青年报》的主编张藜群都对她十分重视，据说邓拓还向她谈到肃反运动中的一些内部情况。后来在文革初期，邓拓成了“三家村”的头目，戚本禹给他罗列的一条罪状就是“极右分子林希翎最亲密的朋友”，这又反过来株连到林希翎：不仅将在狱中的她戴上脚镣手铐，关入紧闭室、黑牢达半年之久，而且把她的老母亲抓来开万人大会批斗毒打。[65]  

 更令林希翎感到痛苦，也让我们大为震惊的是，无数普通百姓也被株连。  

林希翎在《给邓小平的万言书》里含泪写道：“单单北京因同我的关系被打成‘右派’的就有一百七十名，而在全国各地则是不计其数。在我这批株连者中既有我相识的，直接接触过的首长、同志、战友、作家、老师、同学和朋友，甚至还有大学里的工友，更多的则是我的根本不相识、从未见过面的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在这些株连者面前，我常常感到自己是有罪的，非常内疚和痛苦。尤其因为我在反右运动初期犯过类似小说《牛虻》中阿瑟的错误。[66]当校党委审查我和社会上与校内外友人的关系时，我是坦然地向组织上交出了我所保存的一切文稿、日记和信件，因为当时我确信我自己以及我的朋友们都是没有任何政治问题的，我同他们的友谊完全是光明磊落的，我是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完全信任党会查清我和我的同志的问题的。哪里知道正是由于我的这些天真幼稚和对党的愚忠迷信，使我自己挨整受骗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最最痛心的是因此而牵连了一大批无辜者，凡是从我这里交出来的信件的写信者，在反右运动中几乎很难幸免不当右派的（而其中还有许多来信都是从一些读过我的文章给报刊编辑部转来的读者来信，和听过我的演讲的听众来信，几乎都是素不相识的）。即使有个别的幸运儿在反右运动中得以‘瞒天过海’，‘蒙混过关’的话，那么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仍是混不过去，还是当了‘漏网右派’，还加上其它帽子”。[67]  

  王文在他的《为林希翎冤案呼吁》一文里，曾举了一个例子：她的一个同班同学魏式昭（也是志愿军转业的），仅仅因为支部派她帮助和照顾林的生活，就被说成了林希翎的“保姆”，不仅她自己被错划为右派，连她的丈夫和远在四川工作的弟弟，以及他丈夫的十几位部队战友，也统统被错划为右派。[68]  

  这样的株连法是可怕的：一切与林希翎有接触者，更不用说同情者，都是可疑的敌人，都要收入专政的罗网中。林希翎还谈到，１９６５年她患重病在北京市监狱住院期间，一位叫张凤云的小护士，出于同情，冒险为她发过一封请郭沫若转给毛泽东的信和家信，不料当年将林希翎称为“才女”的郭沫若，竟把信转退到北京市公安局，这位小护士立即被关押起来，当时她已经是两个幼子的母亲，一年后宣布开除团籍和公职，并不给任何生活出路。十多年到处上访喊冤，毫无用处，文革结束后，北京市劳改局仍坚持“不予平fǎn”，理由是林希翎仍是右派，其同情者自然“有问题”。[69]  

 更有甚者，前引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对林希翎“不予平反”的《结论》，仍然把“林希翎的这些言论和行动，在校内外造成恶劣影响，……使外单位、外地的一些青年跟着犯了错误”列为她的“罪名”，作为不予改正的理由：受牵连的“外单位、外地的青年”依然有“错误”，其罪魁祸首仍是林希翎，这就意味着，“株连”有理，甚至有功。这样的革命逻辑是令人恐怖的。  

最“致命”的，是株连家人与子女：丈夫无端地受排挤，精神大受刺激，孩子也受“左派”邻居的孩子的打骂，回家问母亲：“妈妈，为什么人家叫你‘大右派’、‘坏人’，又叫我‘小右派’？‘右派’是什么东西？”  

林希翎说：“我这个在各种批斗和毒刑前从未流过泪的战士，在听到我的爱子向我提出这种问题时，忍不住抱着他放声痛哭了”，“虽然我在政治上从来不吃后悔药，对我所走过的道路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都从来不感到遗憾和悔恨，然而我唯一感到万分悔恨的憾事（也是不可饶恕的过错），便是我悔不该结婚和生育啊！像我这样当过‘大右派’、‘反革命’的人，乃是这个社会中政治上的‘麻风病人’，不可接触的‘贱民’，还有什么资格成家立业？有什么权利当贤妻良母？！这真是作孽啊！”[70]  

 问题是，这样的株连，是制服林希翎这样的不屈的fǎn抗者，维护“专政”的有效性的必要手段[71]：这不仅是体现了一种伦理的残酷性，更是体现了体制的残酷性。这里，还要顺便提及一个事实：据林希翎回忆：“我在大陆犯了反革命罪名坐牢，我的父亲也在台湾被国民党以‘通匪’罪名，判刑坐牢，理由是我父亲与我通信”。[72]  

  林希翎的特殊性在于，她的命运总是与中国高层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这里，就说到了对林希翎的“处理”。  

据林希翎在《给邓小平的万言书》里所说，他与北大谭天荣的处分决定是经毛泽东批准的：“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当反面教员”。[73]  

 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７月所写的《１９５７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也有过这样的明确指示：“右派学生首领应予彻底批判，但一般宜留在原地管教，并当‘教员’”。[74]  

  也许就因为有了毛泽东这一指示，周恩来主持召开１９５７届大专院校毕业生大会时，还特地让林希翎参加，在讲话中，也只说她是整风中“犯了错误”的青年。但据说北京市公安局于１９５７年１１月已经整理好逮捕她的材料送北京市委审批，却未立刻批准。  

据王文在《为林希翎冤案呼吁》一文中透露，１９５８年在中山公园开的一次联欢会上，刘少奇问起林的情况，人大学生反映她不承认自己是“fǎn党fǎn社会主义”，没有“低头认罪”。刘少奇说：“那你们应当对她加强监督嘛”。不久，公安部长罗瑞卿就亲临人大，在党委召开秘密会议，宣称“林希翎这样的大右派，在人大是改造不好的，还是交给我吧，我有办法对她进行强制改造”。  

于是在１９５８年７月２１日半夜将林希翎秘密绑架，投入监狱。开始还制造了一个纯属捏造的所谓“殴打监督她的学生宋津生”的口实，宣布对她只是拘留五天，又以“态度不好”改为十五天，最后以“反革命罪”宣布逮捕，随后判处十五年徒刑。[75] 至于公安部长罗瑞卿所说的“办法”，一位半夜审讯林希翎的老情报人员因林表现不驯，在盛怒之下一语道破“天机”：“你看着罢！共产党还对付不了你这个老毛丫头！我要让你年青青地进我这监狱，而把你关到白发苍苍，我要关你一辈子，我要让你断子绝孙！”[76]  

  但连林希翎也准备“将牢底坐穿”时，毛泽东突然在１９７３年向时为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问起林“在哪里工作，好不好”，于是，林希翎又莫名其妙地被宣布“提前释放”了。[77]  

 但林希翎也依然逃不脱罗网，特别是１９７５年她到北京上访，又获得了一个“大右派找邓小平翻案”的新罪名，被押回浙江，遭到了更残酷的批斗。  

 当文革结束，几乎所有的右派都得到“改正”时，林希翎的平反却阻力重重，原因是她无意中又卷入了中共的上层政治斗争。一贯关心林希翎的Hu Yaobang先后作了三次批示，明确表示：“改正有利”，并在林希翎的来信上写了一段鼓励的话：“向你致意，愉快地和过去告别，勇敢地创造新生活”。这里所表现出来的人情味却不符合中国的政治规则，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一点上，Hu Yaobang与林希翎一样天真。  

正如一位人大副校长对林希翎所说：“他的批示对你有害”，“你要不找Hu Yaobang，问题倒可以解决，你找了他就麻烦了”。当时，党的高层中所谓“改革派”与“凡是派”的斗争正处于白热化状态，Hu Yaobang是一个焦点人物；在这样的背景下，林希翎的案子变成了一个敏感问题，蜚短流长，不径而走。[78]  

  Hu Yaobang终于不能再过问林希翎的案件，再加上邓小平仍然坚持反右的“正确性”与“必要性”，这就必然要留下“样板”：于是，中国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再一次选中了林希翎，让她充当右派典型。

会飞的猪

16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2 02:43 只看该作者

林希翎《活寶》

二月 4, 2009 by homecoming8964

林希翎

本名程海果。一九三五年生於上海。一九五七年，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因參與中共建國以來第一次學潮和民主運動，在校園發表公開演講，被打成右派。一九

五八年，先是受到「開除學籍，留校監督勞動」的行政處分，後再被秘密審訊，判處十五年徒刑。一九七三年出獄，被安置到浙江省勞動，在戴著右派帽子的特殊管

制下奉命結婚生子。一九七九年開始右派獲得平反，但因鄧小平不同意，林希翎、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和陳任炳成為「終生右派」。目前，她是唯一仍活著的、

被視為反右的「活標本」、「活化石」。一九八五年，Hu

Yaobang批准林希翎一家出國探望在法國病危的老父。一九九零年參加民陣大會途中遇上車禍致身體殘廢。已入籍法國，居巴黎市郊，可以回國，她曾患乳癌、哮喘、心臟病，現正在法國留院接受治療。

活著為作歷史見證心願盼能落葉歸根

抵法國的第一天，首站第一位要探訪的人物，是住在醫院的林希翎。張倫給我們帶路，剛巧碰到馬德升也在病房裏，他坐在輪椅上正跟林大姐聊天。他們三人，代表了三代親身參與民主運的動中國人，並見證這二十年來流亡法國的際遇。

林希翎在零八年九月六日因心肺衰竭、哮喘發作再被送到巴黎醫院。九月十七日下午，我們看望她的時候，明顯身體和精神已漸康復，正被安排轉送遠郊的專科醫院療養，所以我們在離開法國前特地再去探訪她，請她在紀念冊上贈言。

您們是香港各界人民的真正代表，是考驗「一國兩制」的一把尺子，是保衛香港法制傳統，爭取民主、自由、人權的一盞明燈，維園每年要求平反「「June

Fourth」」的遊行集會是一個真民主的品牌極品。您們的存在和發展是香港人民、兩岸人民、全世界華人的驕傲。

謝謝您們遠道來醫院探望我，您們對我的關心、安慰，對我這個陷於貧病交迫、孤立無援的垂死老人來說，真是雪中送炭，您們是上帝派來的天使！願主與您們同在！

－林希翎匆草於二００八年九月二十日法國巴黎IMM醫院225病房

這位曾多次在死亡邊緣被搶救過來的七十三歲老人，看上去仍然精神充沛，神采飛揚。她滔滔不絕地向我們幾位從香港來、打算探訪歐洲流亡民運人士的支聯會義工，談際遇、經歷和心願。她把我們看成為上帝派來的天使，為我們這次歐洲行程增潤了一層富神聖色彩的任務和意義。

她向支聯會一再表示敬意，說「June

Fourth」維園的燭光集會，她二零零五年在港時參加了，非常感動。她形容支聯會是民主運動的先鋒，近二十年來都能堅持下去，「June

Fourth」以後更營救了那麼多人，籌辦香港「June Fourth」紀念活動，這是一個重要的平台，是全球華人的驕傲。

重病纏身的林希翎，提及小兒子十八歲那年在法國跳樓自殺，對她打擊很大，加上近年衰老體弱，動過乳癌切除手術，又經常呼吸困難和心臟衰竭，令她感到活著受罪，加上孤苦無依，真想過安樂死。她說：「在法國，我是最窮最底層的老人，領取社會福利救濟金，住宿廉價的政府公屋，享用免費的專科醫院。今次病發幸好鄰居及時發現，昏迷了七天，沒有撒手塵寰，感謝醫生護士的醫治和照顧，我能活著，是上帝救了我！」

今年她已是第三次緊急送院搶救，年初抱恙仍堅持參加在美國紐約召開的反右紀念活動。在美國心臟病發，付不起昂貴的住院治療費，得法國政府接收並移送她回來繼續醫治。雖然病患未有痊癒，她仍積極參加「June

Fourth」十九周年及林昭逝世四十周年紀念活動，並在大會演講發言。儘管身體殘弱、晚年淒涼，搶救後脫離危險期的她，滿頭白髮，老態龍鍾，但說話時依然中氣十足，嗓子響亮，一派少艾時初生之犢的亢奮激昂，堅持執著，風燭殘年的生命力仍無比強頑不屈。

她的人生真的既傳奇又苦難。在政治迫害和老弱病殘的多重折磨下，如果不是信奉基督教，早就捱不過走上自殺絕路了。她說：「生命是上帝交給我的，我無權放棄。歷史一路把我推上來，命定要肩負更大的責任。反右的帽子永遠不能摘除，自毛澤東至鄧小平執政以來，中國沒有我可容身之所。這些年來，在兩岸三地見過無數各黨派的領導人，總是內鬥和亂扣帽子的，搞得我裏外不是人，都不再抱怨了。」

在病房裏，馬德升向我們介紹林大姐的性格：「我來法國二十三年了，認識她很久。她這種人，生下來就是要尋找真理，她是只能接受真的、白的，而不能容忍假的、黑的。若把假當作真，把黑說成白，她就受不到，不能接受。這也是她的弱點，因此得罪了很多人。」

林大姐唏噓地說：「我是老實說真話，所以共產黨不能接受我，反右未能平反的五個人就只剩下我是唯一一個未死的。離開大陸去台灣時，我不願當反共義士，國民黨也接受不了我，然後又說我是台獨。最近，我出席神韻晚會後接受《大紀元》採訪，在法國的基督徒朋友知道也嚇壞了，覺得我跟法輪功在一起不好。」

[ 本帖最后由会飞的猪于 2009-9-22 02:47 编辑 ]

会飞的猪

17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2 02:51 只看该作者

仍然戴著未被官方改正的大右派帽子，她成為中共史上碩果僅存的右派活化石。她的心願是把這二十五年來在海外所寫的作品，和這段時期接觸過的相關歷史人物和事件記錄下來，選輯整理，然後出版。這位瀕危絕種的歷史見證人最大的理想，是有人為她作口述歷史留存筆錄記載，幫忙為重要的文字刊物編輯記述妥善存檔，好好收藏在反右文物博物館內供後世研究。

她回國時曾經收集了一九五七年反右的一些刊物，如《廣場》，是第一批中國民運人士寫的文章。「當年遭共產黨鎮壓，人人都要交出來集中在北京大學一起拿去焚燒。有曾經坐牢的學生，冒著生命危險，留下一本埋在地底，是非常珍貴的。後來他把這本刊物交給我保存在另外一個地方，我希望這些東西可以重見天日。」她壓低聲音又充滿期待地，把這秘密告訴我們，希望有機會找到人承繼這重大志業。

為了成全此事，各界友好都想幫她發起募捐籌款，也計劃設立林希翎基金會收集捐贈和贊助經費，但是由於需要籌募很大數目的資金來運作，她自己有病沒法親力親為，既沒有富貴經商的朋友支持，又找不到義務秘書幫忙策劃和經營基金會，所以這個極富歷史意義和學術研究價值的反右博物館，就一直是她在海外苟延殘喘下最想達成的願望；也是她執意要竭盡餘生力氣去實現未完的夢想。

她曾經多次回國找老朋友共同為此努力，也有繼續向統戰部爭取摘下右派帽子。有一年胡錦濤外訪法國，她也應邀在大使館內與胡握手見面談話，但這個問題始終未能解決。今次在巴黎住院期間，大使館也派官員送上月餅和桂花酒來探望，她也特地提出這個要求：「明知他們無能為力，也請立此存照，平生遺願是徹底給我這大右派、反革命份子的冤假錯案平反改正。」

一個在海外漂泊了二十多年的中國老太婆，死神多次擦身而過，最後只盼望上帝垂憐眷顧，她真不知道還有沒有力氣為「我要回家」運動的文集寫稿。在病榻上，林大姐跟我們談了個多小時後，滿面病容，喘著大氣，自行抽下氧氣罩輔助呼吸，我們不敢久留，怕她激動過勞，再傷元氣，誘發舊病。

她說：「我還要求回去祖國，希望落葉歸根，我在家鄉已為母親買了山墳墓地。雖然我已經是法國公民十五年了，也把法國當成第二祖國，我的母親和兒子在這裏客死異鄉，我是想回去終老，並為他們做墳，葬在一起的，可是我仍未儲夠錢，做一個墳要二萬歐元。」

她靠法國給老人的福利救濟金維持生活，獲得很好的食宿及住院照顧，也因此連年遭逢災劫也能得保性命。兩日後，我們再次探訪她，因為知道她要移送往法國遠郊的療養院，交通不太方便，巴黎的親朋好友將不能經常探訪她。她筆下的天使，體貼地代關心民運的香港人給她送上誠摯的祝福和問候，希望她能實現理想，在反右博物館上親身見證歷史，為最後一個右派冤假錯案的活寶平反。

「如今當我漸漸地走出了林希翎的政治陰影，找回程海果的自我，再來自我總結時，我覺得我從來就不是任何甚麼『分子』，而只是一個不會講假話的普通人，在以往的政治歷史舞台上我只不過扮演了安徒生的童話《皇帝的新衣》裏的那個三歲小孩的角色而已。如今我的民主政治理想雖然在現實生活中破碎了，但是為了這些理想我曾獻出了我最寶貴的青春、愛情和大部分的生命，也在為實現理想而奮鬥中流過汗、淚和血，因此在歷史和人民面前我是撫心無愧的。」（《中國的良心──民運百人的心路歷程》，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一九九三年六月，51頁。）

竹本无心

鉴定大脑短路+人格缺失精分患者的砖家

18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2 06:29 只看该作者

默哀

人大的复查结论说她“坚持错误”地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这种“坚持”和“错误”，尤让我感动和钦佩。

林希翎，坚持说真话的人，致敬。

ZBI

19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2 06:44 只看该作者

默哀，半个老乡。

路上拾荒

20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2 11:22 只看该作者

“头号学生大右派”林希翎去世

从 BBCChinese.com 中国报道

被称为中国最后的大右派的林希翎女士在巴黎逝世，享年74岁。林希翎当时是受到毛泽东本人关注的右派大学生，始终未获得当局平反。

路上拾荒

21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2 11:26 只看该作者

RFI

中国最后一個大右派林希翎于今天（2009年9月21日）巴黎时间十点半在法国巴黎圣佳米耶医院（Hopital Sainte Camille）逝世，终年74岁。

林希翎女士1957年于反右运动时被划为右派，由于不肯承认错误，第二年入狱，被关押达十五年之久，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离开中国到法国定居，并加入法籍。

直到此前，林希翎是中国最后一个健在的未予“平反”的全国知名右派。近来林希翎健康情况恶化，长期靠输血维持生命。现居巴黎的林希翎之子楼信达先生向本台表示：“林希翎一生为了理想，为了国家，为了政治，牺牲了家庭，牺牲了个人。她生前一直希望能够获得平反，终于未能如愿。”

1957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反右”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以来几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之一。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共当局为五十五万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

“右派”的人履行了“改正”手续。据研究反右运动专家，《阳谋》一书的作者丁抒先生考证，目前仍有不到一万名当年被划为右派的人，没有得到改正。

著有《1957年学》一书的中国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认为：林希翎是１９５７年右派的代表性、标志性的人物。她至今未获平反，是特意留下来以证明反右运动的正确性与必要性的”标本”，是中国１９５７年右派及其精神的一个象征。

-——————————–

谢谢斑竹快速并贴

^-^

22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2 12:00 只看该作者

zou hao

马克西

五毛党路边社工作委员会书记

23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2 12:12 只看该作者

《六月雪》、《原上草》、《荆棘路》

记述五七年那一代精英言论与遭遇的这三本书，是我的启蒙读本

哀悼

吃河蟹的草泥馬

24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2 12:13 只看该作者

惭愧了

也居然第一次听说这么一位女士

坚壁清野

25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2 12:17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吃河蟹的草泥馬于 2009-9-22 12:13 发表

惭愧了

也居然第一次听说这么一位女士

也是。

人道空空

26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2 12:33 只看该作者

哀悼之

燕西

在历史的车轮面前，谁不是在螳臂当车呢？公义和良知的力量最终会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

27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2 12:35 只看该作者

为什么还有那几个右派未被平反？

a84809

28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2 14:10 只看该作者

来几本书吧各位

路上拾荒

29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2 14:26 只看该作者

《禅机》

season

30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2 14:32 只看该作者

哀悼，致敬!!!

小宸宸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李宇春还是曾轶可，都是我滴哥我滴哥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日头从坡上走过，不管是拜春哥，还是拜曾哥，保佑我及格，不挂科！

31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2 14:37 只看该作者

虽未能等到平反的那天，但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终会得到平反！

小龙人

草马族族民

32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2 14:47 只看该作者

伟大的神的战士

恼出血

33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2 14:58 只看该作者

哀悼之。

她和同时代的林昭，张志新等都是伟大的女性。

只是看看

34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2 17:17 只看该作者

去年就听说了住院的报道，还是没扛过去啊

另外，2L这句看不懂

“林希翎为纪念Hu Yaobang逝世20周年撰联直至1973年经毛泽东主席亲自关心过问才得出狱”

只是看看

35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2 17:18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燕西于 2009-9-22 12:35 发表

为什么还有那几个右派未被平反？

老邓点名这几个不能平反

xiaohui

广告位出租

36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2 19:24 只看该作者

拜读

燕西

在历史的车轮面前，谁不是在螳臂当车呢？公义和良知的力量最终会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

37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2 19:47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只是看看于 2009-9-22 17:18 发表

老邓点名这几个不能平反

怪不得《往事并不如烟》（《最后的贵族》）被孔庆东批判啦！

周游列国

38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2 19:52 只看该作者

哀悼

藏獒兄

狼牙山五壮士要多壮有多壮 @wang2

39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2 20:35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专业围观于 2009-9-21 23:30 发表

林希翎为纪念Hu Yaobang逝世20周年撰联直至1973年经毛泽东主席亲自关心过问才得出狱。

这句话……

是哦。这句话实在太过高深，洒家道行尚浅，着实参不透哇。

单手扶墙

活了几十年年，没能为党为人民做点什么，每思及此，心神不宁。

40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2 20:59 只看该作者

纪念

左岸←右岸

把你的子宫钉到我的墙上，这样我便会记得你。我们必须走了。明天，明天…

41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2 22:04 只看该作者

死生之事··唉···

坚壁清野

42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2 22:35 只看该作者

哀悼

王九蛋

43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2 22:56 只看该作者

献花

musicool

44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2 23:27 只看该作者

细细读了钱理群那篇回忆林希翎的文章

未来他老爸

45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2 23:43 只看该作者

是转帖的版式搞乱了

林希翎(1935—

Yaobang同志誉为“最勇敢最有才华的女青年”。可是她却“不守本分”，从当时文坛几个“热点人物”林默涵、李希凡和蓝翎三人姓名中各取一字，合成

“林希翎”三字，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文学论文，引起争论并受到批评，她不服，进行反驳。

由于她“顽固抗拒”，被定成“极右分子”，列为所谓“六大右派”（1）之一，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改造，时身体孱弱，有严重的气喘病，天气一冷便苦不堪言。文革时期又被作为“反革命”逮捕判刑入狱。其本人从此在社会生活和新闻媒介中完全消失。直至1973年经毛泽东主席亲自关心过问才得出狱。

林希翎为纪念Hu Yaobang逝世20周年撰联

2002年9月26日朱镕基总理访法，林以旅法华侨华人代表身份受到接见并在《欧洲时报》发表祝词以贺朱镕基总理访法圆满成功。

2009年3月26日，林希翎于法国巴黎郊区圣卡米拉医院加护病房病榻中，为纪念Hu

Yaobang同志逝世二十周年，草撰一联，敬作遥祭，她还提到希望自己最终能够落叶归根。

彩虹咖啡馆

46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3 00:51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只是看看于 2009-9-22 17:18 发表

老邓点名这几个不能平反

他是反右急先锋，所以得留个尾巴，一来为自己打圆场，二来继续否定右派的思想，否则TG和他自己就没法收场了。

心灵天空

47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3 01:40 只看该作者

哀悼

用裤衩思考

路边社社员

48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3 07:34 只看该作者

悼念林老师，照片两张

07年6月30日，在洛杉矶看见林老师，听说她老住医院，身体不好。

左边讲话的是朱学勤，右边那个老外，中文非常非常流利，是著名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中间是林老师

下面这张是我与林老师的合影

zhongyan

49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3 07:41 只看该作者

志哀！

冲袋奶粉给党喝

50楼大中小发表于 2009-9-23 13:22 只看该作者

我一直以为是五大右派….

68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