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前领导人万里告诫执政党遵守政治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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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7-31 16:01 只看该作者

传,前领导人万里告诫执政党遵守政治伦理

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

――国庆60周年前夕一位老同志的谈话 (2009-07-30)

建国六十周年了,听说正忙着阅兵准备,我已经老了,腿脚不灵了,可能去不了天安门城楼了。

以前,我不分管宣传报道这一块,但我知道,为了六十年大庆,会有很多大规模的宣传,主要为了宣传国家的成就和进步,这是六十年来的老办法了,一直没有变过。

前些天,中央党校一位年轻的教授到我这里来聊天,他很年轻,很有思想的。他总说他是改革的一代,而我这样的老头子是革命的一代。现在的年轻人思想很活跃,给我出的难题不少,有些看法好像冒犯了我们党的一些说法和做法。可是,和他们谈得多了,我就越相信,他们还是真诚的,没有乱来的意思。有时候,我觉得被他们的问题冒犯了,这可能说明我本人还不如这些年轻人真诚,我只是经常告诉他们,年轻人要多知道一些历史。

前些天,他又来了,说要向我请教历史。问题还不是他提的,而是他教的那个地厅级干部班的学员提的,他说他回答不出来,就把问题提给了我。那些学员干部在讨论时提出的问题是:建国都六十年了,我们国家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会不会变?

他的意思我明白,六十年大庆的宣传报道天天向老百姓说发生了什么样什么样的变化,能不能换个角度来想一下,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六十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六十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疑问,也没关系,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不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建国都六十年了,还不能公开地讨论一些问题,这六十年该当何论呢?我们是过来人,有责任说清楚讲明白,尤其是一些基本事实,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已昏昏,也不能让人昏昏。

我告诉年轻教授,建国六十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事实谁都明白,但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党有7000多万党员,是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六十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六十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六十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即便在党内,六十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

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这都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它们能引伸出什么基本道理,应该好好讨论。这些讨论离不开这些基本事实的,年轻人真应该多多了解历史。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下来。80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这个建议转了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这两件事,也是六十年来没有变化的。

后来,教授告诉我,他自认为对一些问题特别有研究,但还是没有想到怎样来理解这么一些基本事实。我通过很多渠道知道这十多年来的新思潮、新提法,不管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流派,对国家六十年变化了的东西、没有变化的东西,先要搞明白基本事实。有些东西应不应该变、可不可以变、能不能够变,区分起来比较困难。要讨论问题,那就从搞清楚基本事实入手。我对年轻教授说,你提那么个问题,我别无选择,只有说事实,基本的事实。基本事实搞明白了,有头脑的人就会思考了,这种“没有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还是一种政治惯性?还是一种政治停滞?都要好好研究,要具体分析,不要下空洞的结论。

前些年,一位老同志病重,我去看他,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向我说他对国家、对党的现状的种种担忧,说很想跟中央领导同志直接谈。他说他没有这个机会了,我说,我保证转达到。后来,一位常委同志来看我,我就传了话。我特别忘不了的是,这位老同志专门提到,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怎么向老百姓、向历史作个交代,还有那么多疑点没有搞清楚,怎么交代才好呢?

建国六十年了,我想,这是好机会,应该好好总结,好好讨论的。我是个老头子了,为国家为党也工作了一辈子,那种感情是怎么也割舍不了的,可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五十年”、“辉煌六十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

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宣传用的词,也要讲究精准,要符合基本事实。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

在90年代的那几年,我说过不止一次,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那几年治理码头车站上的野蛮装卸,这野蛮宣传也要治一治。我的话没有人听。这六十年来,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变,不但年轻人要想一想,我们这些过来人更要想一想,这叫反思。

六十年了,应该好好庆祝了,也应该好好反思。要举国反思,要举党反思。一个执政党,一个大国的唯一的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的执政党,总应该有起码的反思勇气吧。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是政党的责任。这反思,肯定会引出许多不同的看法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要是搞得气氛紧张,搞一些封杀动作,就显得我们共产党人太没有气度了。在我看来,老百姓的看法,民主党派人士的看法,专家学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这四类人的看法,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六十年了,我还在这里说一些一千多年前古人说过的那些道理,想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有一位八十年代初主持书记处工作的老同志,晚年在深圳住过几年,有一次我去看他,谈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经历,他说,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党,他有一大欣慰,两大遗憾。欣慰的是,他亲手推动的华南地区的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先行者;一个遗憾是,没有能为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冤案平反,另一个遗憾是没有推动党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政策。他的话不多,说完了,我们俩只是相对无语。

建国都六十年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些政策有些政治上的理由,那也不至于六十年来都是如此呀。那些理由现在还存在吗?还站得住脚吗?如果那些理由还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六十年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还能用“辉煌”两个字来概括吗?容忍不同看法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只能说明,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还在作怪:革命建设越成功,敌人的反抗就越严重。否则,何至于六十年在这方面还没有变化呢?

那位老同志前几年已经故去了,他的夙愿还依然是个夙愿。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向历史交代?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分裂开始,到1949年我们赶走国民党,国民党压制了我们22年,封杀我们的报刊,捕杀我们的党员,在学校里压制不同的意见。历史证明,他们失败了。我们绝对不能用类似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对待其他人士。六十年对二十二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时间概念?

我曾经是这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现在享受着很高的政治待遇。我问年轻教授、由我来说出这些话,是不是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呢?他老实告诉我说,他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不可思议。我想要说的是,正因为是高级干部,就更应该从历史责任的高度来考虑问题,否则,高级干部就等于高级官员,这万万要不得。历史责任就是一个政治伦理的问题,对一个政党要负责,就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对许多问题想了很久。记得七十年代末的时候,乔木同志有一次党内讲话时提到了政治伦理这个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有一次开会休息的时候,我专门向他请教,他说他经历了党内太多的风风雨雨,政治伦理问题真是一言难尽。可惜他后来再也没有谈过这个问题。是啊,到了建国三十年,党内才有这么一位大秀才提了这么一句。之后,又不提了。又是三十年了,还是没有人再提。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没有那么高的理论水平,可脑袋里一个疑问转了三十年了:我们共产党人就那么不堪谈政治伦理吗?我要说的是,人家封杀我们22年,我们就有必要花六十年时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这样的道理不就是政治伦理问题吗?我们不公开谈,能阻止老百姓去想这样的问题吗?这么多问题,在那次深圳谈话以后,一直在我的脑袋里撞来撞去,赶也赶不走。说老实话,我还没有想明白,这恐怕不能用“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解释。这正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好好研究的。

去年,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领导人在国庆那一天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行礼献花。后人向过去为主义、为理想的献身者表达敬意,不正是一种基本的政治伦理吗?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共产党掌权,这是基本的事实。可是,有谁站出来向老百姓解释一下,为什么过去五十多年就没有这样做?没有,连个简单的交代都没有。看来,要一下子找回政治伦理也难。你属下几千万党员,你治下十几亿国民,五十多年了,连个庄重的致敬仪式都没有,是不是应该有个庄重的道歉呢。

谁没有做到应该做的事情,谁做错了事情,谁就要站出来担责任的。这是起码的伦理。我们党有不少人总是习惯夸耀说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同时,却对过去为什么不做正确的事情连个起码的交代都没有。人们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金不换要有前提,就是要有反思,要承担责任。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这么一个堂堂大党,总这样含混过去,成什么样子!用人用错了,举荐的人不负责任,考察评价系统也不负责任,协商机制不负责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只管查处,不管用人过程中的失察责任,把人关起来或者枪毙了,就算了结了,还要说查处此人是伟大的成就。这样,这个国家不就成了没人负责任的国家了吗?我们的党不就成了没有人负责任的党了吗?这么下去,这政治伦理又从何谈起呢?

仔细想想,我们党的那些重大失误都属于撞到了南墙上才回头的。这堵墙是自然规律、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你违反了规律,就头破血流了。为什么会这样?六十年了,我们国家没有成长起应该有的社会性力量来与我们共产党竞争,来提醒、来监督我们党,那些不同意见统统因为不能反映我们党的正确就听也不听。那么全权施政,那就全权独担责任吧,又不是。六十年里有多少时间,国家发展受到阻碍,国民的发展机会失去了,宪法权利也得不到实现。这种现象是很不伦理的。那位让我传话的老同志对我说过:你我都垂垂老矣,怕的是盖棺难定论呀!我已经走到了晚年的晚年了,这样的自责总摆脱不了。

人一旦有了伦理责任,肯定活得不轻松。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大概也是如此。我这么一个老人总想和年轻人在一起,就是要竖起耳朵,听听这些后来人怎么说我。这位年轻教授对我说,六十年了,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完整意义上的选民,我们党也没有出现权利完整的党员,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容许其他人发挥政治作用的制度,这些是不是您个人最大的不安?我和教授的忘年之交,是因为他通过我的孩子转给我他写的一篇短文,他说他不为了发表,只是希望能在党内流传,引起讨论。文章说的是“党章”上的那么多权利为什么落不到实处,为什么落不到实处却又不加修改。我就找他来谈了很多次,还是要从基本事实说起。从建党的时候起,我们党就说自己代表了农工,四九年以后,又说代表了几万万中国人民,到建国六十年的现在,还是这么来讲。大家同时还看到,六十年了,并没有严肃严谨的政治程序来赋予那种代表权,选举的、非选举的,都没有。

老家的一些省市长经常来看我,我总是对他们讲,你们的职位是需要选举才能得到的,要凭自己的本事来当选,不要老是寄希望于人大代表团中党组织的幕后作用。靠这种作用选上,脸要红的,对有选举权的党员用党纪约束统一贯彻党的决定,这就是“议会中的党员活动”,应该是合法的,可是,在很多情况下,这就变成了压制不同意见的优势,哪里有像共产党这样大的党团呢?这不是平等竞争的机制,六十年来都是如此,没有变,很难说这样的程序是严肃的、严谨的。依照现在的选举法,这没有违法之处,却是违背政治伦理的,等于一家政党掌控了选举机器,民意要真正表达,就是一件难事了。这是谁都看得见的。

党校这位教授告诉我,六十年来,共产党应对各种危机,比如政治动荡、内部纷争、舆论压力、人事不正常变动,已经有了许多很定型的处置办法了,人才也聚积了不少。有这么大的优势,为什么还没有打算搞平等的党际竞争呢?我说,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总觉得竞争选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现在还有人说,在中国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条件不成熟;说中国农民多,素质不高,中国没有民主传统,这都是劣势。可是,当这些劣势转变为优势了,共产党组织的优势可能就没有了,到那时候,就又有理由不开放民主选举了。这政治伦理上的死结,什么时候能彻底解开?六十年已经过去了,还要再等几十年?

建国六十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这个问题,苏联没有搞明白,六十九年就亡国亡党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

我总能收到许多老百姓写来的信,我就让秘书挑一些让我看看,多年来都是这么做的。去年,接到山东一位农民的信,他问我:你们北京的领导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我就想起六十年代困难时期,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我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下到农村,走了两个月,汇总起来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一大堆问题,其中就有这个问题。四十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是让老百姓又问出来了。老百姓从我们的广播电视、报纸上找不到答案,就又问到我们头上来了。

当然,民意本身是很复杂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关键是,我们党是不是正视了民意,又在用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民意能获得充分的、真实的表达。现在电视上报道了老百姓想致富想发展、想生活得好一些。这是一个进步,因为以前不让公开这么讲。这不让讲的责任,由谁来负?现在老百姓老想发财致富吗?他们想参与更多的社会政治事务,想要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为什么不让公开讲?这不让讲的责任,又由谁来负?六十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在民意处理上的失误,是我们共产党最大的失误,这是要写进史书的。90年初那几年,有不少签名信、万言书、公开信,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乱查封杀,人家有话说,就让他说出来,有什么忍受不了的。我的话就是没有人听。一位管思想宣传的领导跑到我那里说,我不敢不管呀,中央说守土有责,我是管这个的,不管就是失责。你看看,这就是他的责任观念,就是不对民意负责。

让我特别痛心的是,有许多人还把对民意的引导庸俗化、功利化。歪曲民意、挟持民意为“人质”,来抵制对改革的正当要求,抵制对一些错误决策的修正。这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更是违反政治伦理的。九十年代末的时候,一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给中央写信,要求禁止一些学者发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认为,这些研究修正了过去的一些定论,让他们感情上受不了。这是民意吧,可这是什么样的民意呢?这些老同志到底了解那场战争多少?那些专家则不过是到前苏联那里查了刚刚公开的档案,做了学术上的研究。这有什么错?有一个学者写信给我喊屈叫冤,我给有关领导转了他的信,最后还是石沉大海了。那些老同志脑袋里的定论到底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外面灌输给他们的。要用事实来纠正他们的一些老观念,就说不行,就说要照顾老同志们的感情,就说“党史无小事”,这是什么政治逻辑?

六十年了,许多应该变而且可以变的东西,在这样的逻辑下,就变成了不能变、不可变的东西,要树立起基本的政治伦理,还有许多障碍要克服。

第一条,六十年了,我们党把国家的治乱要系于一身,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党自身的折腾的。这让我痛心,我们党的折腾殃及了国家,殃及了老百姓。这么多年了,我们告诉老百姓说,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话,就会大乱的,老百姓真是怕折腾怕到极点了,他们对稳定的盼望,就成了我们党再单独执政下去的“民意”,这一循环什么时候能够打破呢?

第二条,涉及到怎么样让老百姓认清历史、认清现实,就是要认清一些基本事实。六十年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段话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换来了红色江山”。这是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我知道,90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来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全部看完了,我还找了一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三四十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其实,那些承诺在毛主席三四十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我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原稿与修改稿,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现在,我能公开说出二十多年前我脑袋里就产生的疑问,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这就等于是把我们党执政掌权的基础建在沙滩上,这能牢固吗?历史总会把真相还给老百姓的,六十年不行,七十年,七十年不行,八十年,老百姓总要知道的。91年的时候,有专家给中央写出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报告,说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毁掉了苏共,毁掉了苏联。我在这个结论下是划了大大问号的。照我看,不是公开性搞错了,而是搞迟了。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有一些人总是把经验当教训,把教训当经验,这不改是绝对不行的。

建国六十年了,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向老百姓说清楚?

80年起草《决议》时,许多同志提出了许多疑问,后来都被一句“粗线条”打发过去了。这个原则在今天还在起作用,被一些人用来作为掩盖真相、推卸历史责任的挡箭牌,让我们党的改革更加艰难。去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一些当事人就那个历史转折的真相做了一点披露,但还是被设置了许多规矩,以致“活人讳”、“圣人讳”成了一种习惯,难改。那一年我到广东视察,就有一些当事人向我聊起1976年月10月6日的一些事情,印证了我以前的一些道听途说,这一事件的内幕,我们的老百姓在去年的一份南方报纸上看到。在处理“四人帮”过程中,党的秘密情报机关起到了特殊作用,难以说明、又不可缺少的作用,老帅要利用自己的亲属与情报机关作沟通打招呼。这一事实被隐瞒了整整三十二年。谁承担这种隐瞒的责任?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运用亲属、情报机关、军队的力量来解决党内纠纷,这种“下不为例”的事情,真的下不为例了吗?周总理在建国之初就告诫过李克农同志,情报机关不要卷入党内斗争,他的告诫防止了我们党内的那些不规范行为了吗?

六十年了,执政党即使不方便向老百姓说清楚,至少也应该先向几千万党内同志讲清楚,在赞扬那些为国家进入新局面做出了特殊贡献的人的同时,也应该明确地否定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这才符合基本的政治伦理。现在,还没有听到这种否定。一个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还不注意这一点,要执政能力有什么用?没有政治伦理为基础的执政能力,会变成什么样的能力?我想,大家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

我们党执政六十年了,开始说到了决策科学化,开始说到了权力制衡,但做得到底怎么样?看来不说到政治伦理不行,光说到还不行,还要有办法、有制度来落实这种伦理。毛主席在没有建国的时候,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是最高的政治伦理目标,可是怎么为人民服务,他老人家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这“服务”不知比“执政为民”要谦卑、要诚恳多少倍,但做得怎么样呢?我的结论是,光有“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的宗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一宗旨也还是要有政治伦理作基础的。有一个姓康的年轻学者前几年提出第三种合法性来源,说是一个政党只要发誓为老百姓服务,就有了执政的合法性,我看,这种看法是不成熟的,对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

六十年了,只要关心国家发展前途的人,都会想到怎么样推进政治民主的问题,我们的老百姓、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治生活既表达不了独立的看法,又参与不了实际政治过程,又监督不了执政党,人微言轻,这种“三不”状态总不能这样延续下去吧,不能总是一成不变地讲话如仪、视察如仪、批示如仪吧。要多想想执政党对国家、对老百姓、对历史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我这么老了,说了这么多。有些年轻人会骂我,在位的时候怎么不说,怎么不做!这种责骂是有道理的,我不能用客观环境、客观因素来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历史责任。说了那么多政治伦理,我本人就要好好养成那种政治伦理。80年起草《决议》的时候,小平同志说,他最有资格来评价毛主席的政治品质。可他却认为,这种评价应该让后人去做。这么一来,难题就留下了。如果后人既没有小平同志那种资格,又不讲基本的政治伦理,这事情又要赖给后后人了。总要有人出来讲话的,我算是其中的一个吧。

(此稿由四次谈话整理而成,经谈话人审定。标题为整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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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goood

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7-31 16:16 只看该作者

初步判定为伪作。

huanglei1983

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7-31 16:17 只看该作者

错略的扫了一遍,

四个字—-“毫无营养”。

路边社记者

路边社驻朝鲜特派员

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7-31 16:19 只看该作者

李锐吧。

xies

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7-31 16:23 只看该作者

看里面的透露的信息,是肠胃一坨。

李锐不够。

一潭浑水

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7-31 16:25 只看该作者

这位老人家是谁啊?

花想容

依据用户管理细则,账号永久停用。

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7-31 16:26 只看该作者

应该是伪作,没有一个执政党员会跟你讲什么政治伦理

xies

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7-31 16:29 只看该作者

回复 7楼 花想容 的话题

普遍人格分裂很厉害,

忠诚的同志基本都是左棍如邓LIQUN之类。

其他的,倒真不好说。

花想容

依据用户管理细则,账号永久停用。

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7-31 16:41 只看该作者

回复 8楼 xies 的话题

嗯 台上台下的时候也许会不同

譬如 刘少奇 被抄家的时候想到了还有一部《宪法》可以拿来抵挡 他迫害彭德怀、迫害大学生的时候从来不讲宪法 也算是死有余辜了

ireno

1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7-31 16:51 只看该作者

这样的老同志应该还是有的。

yylbb78

凌晨4点起床

1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7-31 16:56 只看该作者

大概可信八,算是死前洗一水

kaz

1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7-31 17:01 只看该作者

我想先知道是who,再考虑真伪。

丁丁

领导

1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7-31 17:07 只看该作者

田纪云?

nononothing

地上最强

1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7-31 17:25 只看该作者

细细看了一遍

匪名啦

我是匪名,不是匿名

1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7-31 17:34 只看该作者

谁写的,谁写的。。。拜读一便。。

只看不说话

有时装逼有时牛逼有时傻逼。推特号:@shuxiangyuan

1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7-31 17:50 只看该作者

是谁都不说帖出来有什么意思?意淫吗?

hippies

1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7-31 18:12 只看该作者

是不是伪作难说,不过我相信有这样的人

我卖糕的 该用户已被删除

1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7-31 18:50 只看该作者

应该是真实的。但是他们下台了才讲良心。晚鸟。只能看着中国这艘大船缓缓沉没

jiucaibao

草泥马——为把马勒戈壁建设成草泥马戈壁而努力奋斗

1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7-31 18:58 只看该作者

惊闻斧头帮高级领导干部里面还有追求政治伦理的人。

专业围观

2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7-31 19:45 只看该作者

没有什么好惊闻的

TG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自己本身已经处于失控状态,不但外人约束不了它,连它自己也约束不了自己。

Kakulupia

2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7-31 23:10 只看该作者

深重的無力感

xies

2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1 21:20 只看该作者

据信是万里的。

谎蛋派戏剧

永不落幕永不开演

2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1 21:21 只看该作者

国庆60周年前夕一位老同志的谈话: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

(博 讯北京时间2009年7月31日 首发 )(此稿由四次谈话整理而成,经谈话人审定。标题为整理者所加)

建国六十周年了,听说正忙着阅兵准备,我已经老了,腿脚不灵了,可能去不了天安门城楼了。以前,我不分管宣传报道这一块,但我知道,为了六十年大庆,会有很多大规模的宣传,主要为了宣传国家的成就和进步,这是六十年来的老办法了,一直没有变过。前些天,中央党校一位年轻的教授到我这里来聊天,他很年轻,很有思想的。他总说他是改革的一代,而我这样的老头子是革命的一代,现在的年轻人思想很活跃,给我出的难题不少,有些看法好像冒犯了我们党的一些说法和做法。可是,和他们谈得多了,我就越相信,他们还是真诚的,没有乱来的意思。有时候,我觉得被他们的问题冒犯了,这可能说明我本人还不如这些年轻人真诚,我只是经常告诉他们,年轻人要多知道一些历史。

前些天,他又来了,说要向我请教历史,问题还不是他提的,而是他教的那个地厅级干部班的学员提的,他说他回答不出来,就把问题提给了我。那些学员干部在讨论时提出的问题是:建国都六十年了,我们国家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会不会变?他的意思我明白,六十年大庆的宣传报道天天向老百姓说发生了什么样什么样的变化,能不能换个角度来想一下,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六十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六十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疑问,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不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建国都六十年了,还不能公开地讨论一些问题,这六十年该当何论呢?我们是过来人,有责任说清楚讲明白,尤其是一些基本事实,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已昏昏,也不能让人昏昏。

我告诉年轻教授,建国六十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Gong产党领导,这个事实谁都明白,但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党有7000多万党员,是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六十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六十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六十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即便在党内,六十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这都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它们能引伸出什么基本道理,应该好好讨论。这些讨论离不开这些基本事实的,年轻人真应该多多了解历史。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Zhu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下来。80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这个建议转了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这两件事,也是六十年来没有变化的。

后来,教授告诉我,他自认为对一些问题特别有研究,但还是没有想到怎么样来理解这么一些基本事实。我通过很多渠道知道这十多年来的新思潮、新提法,不管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流派,对国家六十年变化了的东西、没有变化的东西,先要搞明白基本事实。有些东西应不应该变、可不可以变、能不能变,要区分起来,比较困难。要讨论问题,那就从搞清楚基本事实入手。我对年轻的教授说,你提那么个问题,我别无选择,只有说事实,基本的事实。基本事实搞明白了,有头脑的人就会思考了,这种“没有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还是一种政治惯性?还是一种政治停滞?都要好好研究,要具体分析,不要下空洞的结论。

前些年,一位老同志病重,我去看他,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向我说他对国家、对党的现状的种种担忧,说很想对中央领导同志直接谈。他说他没有这个机会了,我说,我保证转达到。后来,一位常委同志来看我,我就传了话,我特别忘不了的是,这位老同志专门提到,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怎么向老百姓、向历史作个交代,还有那么多疑点没有搞清楚,怎么交代才好呢?建国六十年了,我想,这是好机会,应该好好总结,好好讨论的。我是个老头子了,为国家为党也工作了一辈子,那种感情是怎么也割舍不了的,可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五十年”、“辉煌六十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的。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宣传用的词,也要讲究精准,要符合基本事实。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在90年代的那几年,我说过不止一次,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那几年治理码头车站上的野蛮装卸,这野蛮宣传也要治一治。我的话没有人听。这六十年来,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变,不但年轻人要想一想,我们这些过来人更要想一想,这叫反思。六十年了,应该好好庆祝,也应该好好反思。要举国反思,要举党反思。一个执政党,一个大国的唯一的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的执政党,总应该有起码的反思勇气吧。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是政党的责任。这反思,肯定会引出许多不同的看法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要是搞得气氛紧张,搞一些封杀动作,这显得我们Gong产党人太没有气度了。在我看来,老百姓的看法,民Zhu党派人士的看法,专家学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这四类人的看法,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六十年了,我还在这里说一些一千多年前古人说过的那些道理,想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有一位八十年代初主持书记处工作的老同志,晚年在深圳住过几年,有一次我去看他,谈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经历,他说,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党,他有一大欣慰,两大遗憾。欣慰的是,他亲手推动的华南地区的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先行者。一个遗憾的是,没有能为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冤案平反,另一个遗憾的是没有推动党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政策。他的话不多,说完了,我们俩只是相对无语。建国都六十年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些政策有些政治上的理由,那也不至于六十年来都是如此呀。那些理由现在还存在吗?还站得住脚吗?如果那些理由还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六十年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还能用“辉煌”两个字来概括吗?容忍不同看法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只能说明,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还在作怪:革命建设越成功,敌人的反抗就越严重。否则,何至于六十年在这一方面还没有变化呢?那位老同志前几年已经故去了,他的夙愿还依然是个夙愿。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向历史交代?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分裂开始,到1949年我们赶走国民Dang,国民Dang压制了我们22年,封杀我们的报刊,捕杀我们的党员,在学校里压制不同的意见。历史证明,他们失败了。我们绝对不能用类似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对待其他人士。六十年对二十二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时间概念?

我曾经是这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现在享受着很高的政治待遇。我问年轻教授、由我来说出这些话,是不是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呢?他老实告诉我说,他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不可思议。我想要说的是,正因为是高级干部,就更应该从历史责任的高度来考虑问题,否则,高级干部就等于高级官员,这万万要不得。历史责任就是一个政治伦理的问题,对一个政党要负责,就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对许多问题想了很久。记得七十年代末的时候,乔木同志有一次党内讲话时提到了政治伦理这个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有一次开会休息的时候,我专门向他请教,他说他经历了党内太多的风风雨雨,政治伦理问题真是一言难尽。可惜他后来再也没有谈过这个问题。是啊,到了建国三十年,党内才有这么一位大秀才提了这么一句。之后,又不提了。又是三十年了,还是没有人再提。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没有那么高的理论水平,可脑袋里一个疑问转了三十年了:我们Gong产党人就那么不堪谈政治伦理吗?我要说的是,人家封杀我们22年,我们就有必要花六十年时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这样的道理不就是政治伦理问题吗?我们不公开谈,能阻止老百姓去想这样的问题吗?这么多问题,在那次深圳谈话以后,一直在我的脑袋里撞来撞去,赶也赶不走。说老实话,我还没有想明白,这恐怕不能用“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解释。这正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好好研究的。

去年,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领导人在国庆那一天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行礼献花。后人向过去为主义、为理想的献身者表达敬意,不正是一种基本的政治伦理吗?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Gong产党掌权,这是基本的事实。可是,有谁站出来向老百姓解释一下,为什么过去五十多年就没有这样做?没有,连个简单的交代都没有。看来,要一下子找回政治伦理也难。你属下几千万党员,你治下十几亿国民,五十多年了,连个庄重的致敬仪式都没有,是不是应该有个庄重的道歉呢。谁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谁做错了事情,谁就要站出来担责任的。这是起码的伦理。我们党有不少人总是习惯夸耀说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同时,却对过去为什么不做正确的事情连个起码的交代都没有。人们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金不换要有前提,就是要有反思,要有承担责任。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这么一个堂堂大党,总这样含混过去,成了什么样子!用人用错了,举荐的人不负责任,考察评价系统也不负责任,协商机制不负责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只管查处,不管用人过程中的失察责任,把人关起来了或者枪毙了,就算了结了,还要说查处此人是伟大的成就。这样,这个国家不就成了没人负责任的国家了吗?我们的党不就成了没有人负责任的党了吗?这么下去,这政治伦理又从何谈起呢?

仔细想想,我们党的那些重大失误都属于撞到了南墙上才回头的,这堵墙是自然规律、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你违反了规律,就头破血流了。为什么会这样?六十年了,我们国家没有成长起应该有的社会性力量来与我们Gong产党竞争,来提醒、来监督我们党,那些不同意见统统因为不能反映我们党的正确就听也不听。那么全权施政,那就全权独担责任吧,又不是。六十年里有多少时间,国家发展受到阻碍,国民的发展机会失去了,宪法权利也得不到实现。这种现象是很不伦理的。那位让我传话的老同志对我说过:你我都垂垂老矣,怕的是盖棺难定论呀!我已经走到了晚年的晚年了,这样的自责总摆脱不了。(boxun)

人一旦有了伦理责任,肯定活得不轻松。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大概也是如此。我这么一个老人总想和年轻人在一起,就是要竖起耳朵,听听这些后来人怎么说我。这位年轻教授对我说,六十年了,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完整意义上的选民,我们党也没有出现权利完整的党员,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容许其他人发挥政治作用的制度,这些是不是您个人最大的不安?我和教授的忘年之交,是因为他通过我的孩子转给他写的一篇短文,他说他不为了发表,只是希望能在党内流传,引起讨论,文章说的是“党章”上的那么多权利为什么落不到实处,为什么落不到实处却又不加修改。我就找他来谈了很多次。还是要从基本事实说起。从建党的时候起,我们党就说自己代表了农工,四九年以后,又说代表了几万万中国人民,到建国六十年的现在,还是这么来讲。大家同时还看到,六十年了,并没有严肃严谨的政治程序来赋予那种代表权,选举的、非选举的,都没有。

老家的一些省市长经常来看我,我总是对他们讲,你们的职位是需要选举才能得到的,要凭自己的本事来当选,不要老是寄希望于人大代表团中党组织的幕后作用。靠这种作用选上的,脸要红的,对有选举权的党员进行党纪约束来统一贯彻党的决定,这就是“议会中的党员活动”,应该是合法的,可是,在很多情况下,这就变成了压制不同意见的优势,哪里有像Gong产党这样大的党团呢?这不是平等竞争的机制,六十年来都是如此,没有变,很难说这样的程序是严肃的、严谨的。依照现在的选举法,这没有违法之处,但却是违背政治伦理的,等于一家政党掌控了选举机器,民意要真正表达,就是一件难事了。这是谁都看得见的。

党校这位教授告诉我,六十年来,Gong产党应对各种危机,比如政治动荡、内部纷争、舆论压力、人事不正常变动,已经有了许多很定型的危机处置办法了,人才也聚积了不少,有这么大的优势,为什么还没有打算搞平等的党际竞争呢?我说,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总觉得竞争选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现在还有人说,在中国搞真正意义上的民Zhu选举,条件不成熟,这好像是说,中国农民多,素质不高,中国没有民Zhu传统,这都是劣势。可是,当这些劣势转变为优势了,Gong产党组织的优势可能就没有了,到那时候,就又有理由不开放民Zhu选举了。这政治伦理上的死结,什么时候能彻底解开?六十年已经过去了,还要再等几十年?

建国六十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这个问题,苏联没有搞明白,六十九年就亡国亡党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我总能收到许多老百姓写来的信,我就让秘书挑一些让我看看,多年来都是这么做的。去年,接到山东一位农民的信,他问我:你们北京的领导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我就想起六十年代困难时期,毛主席号召我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下到农村,走了两个月,汇总起来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一大堆问题,其中就有这个问题。四十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是让老百姓又问出来了。老百姓从我们的广播电视、报纸上找不到答案,就又问到我们头上来了。当然,民意本身是很复杂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关键是,我们党是不是正视了民意,又在用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民意能获得充分的、真实的表达。现在电视上报道了老百姓想致富想发展、想生活得好一些。这是一个进步,因为以前不让公开这么讲。这不让讲的责任,由谁来负?现在老百姓老想发财致富吗?他们想参与更多的社会政治事务,想要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为什么不让公开讲?这不让讲的责任,又由谁来负?六十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在民意处理上的失误,是我们Gong产党最大的失误,这是要写进史书的。90年代初那几年,有不少签名信、万言书、公开信,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乱查封杀,人家有话说,就让他说出来,有什么忍受不了的。我的话就是没有人听。一位管思想宣传的领导跑到我那里说,我不敢不管呀,中央说守土有责,我是管这个的,不管就是失责。你看看,这就是他的责任观念,就是不对民意负责。

让我特别痛心的是,有许多人还把对民意的引导庸俗化、功利化。歪曲民意,挟持民意为“人质”,来抵制对改革的正当要求,抵制对一些错误决策的修正。这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更是违反政治伦理的。九十年代末的时候,一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给中央写信,要求禁止一些学者发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认为,这些研究修正了过去的一些定论,让他们感情上受不了。这是民意吧,可这是什么样的民意呢?这些老同志到底了解那场战争多少?那些专家则不过是到前苏联那里查了刚刚公开的档案,做了学术上的研究。这有什么错?有一个学者写信给我喊屈叫冤,我给有关领导转了他的信,最后还是石沉大海了。那些老同志脑袋里的定论到底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外面灌输给他们的。要用事实来纠正他们的一些老观念,就说不行,就说要照顾老同志们的感情,就说“党史无小事”,这是什么政治逻辑?

六十年了,许多应该变而且可以变的东西,在这样的逻辑下,就变成了不能变、不可变的东西,要树立起基本的政治伦理,还有许多障碍要克服。第一条,六十年了,我们党把国家的治乱要系于一身,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党自身的折腾的。这让我痛心,我们党的折腾殃及了国家,殃及了老百姓。这么多年了,我们告诉老百姓说,这个国家没有Gong产党的话,就会大乱的,老百姓真是怕折腾怕到极点了,他们对稳定的盼望,就成了我们党再单独执政下去的“民意”,这一循环什么时候能够打破呢?

第二条,涉及到怎么样让老百姓认清历史、认清现实,就是要认清一些基本事实。六十年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段话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换来了红色江山”。这是关于Gong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Gong产党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Gong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我知道,90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我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我全部看完了,我还找了一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三四十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Zhu、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Dang不搞民Zhu,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Gong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其实,那些承诺在毛主席三四十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都被那个毛泽Dong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我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原稿与修改稿,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现在,我能公开说出二十多年前我脑袋里就产生的疑问,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这就等于是把我们党执政掌权的基础建在沙滩上,这能牢固吗?历史总会把真相还给老百姓的,六十年不行,七十年,七十年不行,八十年,老百姓总要知道的。91年的时候,有专家给中央写出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报告,说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毁掉了苏共、毁掉了苏联。我在这个结论下是划了大大问号的。照我看,不是公开性搞错了,而是搞迟了。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有一些人总是把经验当教训,把教训当经验,这不改是绝对不行的。

建国六十年了,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向老百姓说清楚,80年起草《决议》时,许多同志提出了许多疑问,后来都被一句“粗线条”打发过去了,这个原则在今天还在起作用,被一些人用来做为掩盖真相、推卸历史责任的挡箭牌,让我们党的改革更加艰难。去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一些当事人就那个历史转折的真相做了一点披露,但还是被设置了许多规矩,以致“活人讳”、“圣人讳”成了一种习惯,难改。那一年我到广东视察,就有一些当事人向我聊起1976年月10月6日的一些事情,印证了我以前的一些道听途说,这一事件的内幕,我们的老百姓在去年的一份南方报纸上看到。在处理“四人帮”过程中,党的秘密情报机关起到了特殊作用,难以说明、又不可缺少的作用,老帅要利用自己的亲属与情报机关作沟通打招呼。这一事实被隐瞒了整整三十二年。谁承担这种隐瞒的责任?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运用亲属、情报机关、军队的力量来解决党内纠纷,这种“下不为例”的事情,真的下不为例了吗?周总理在建国之初就告诫过李克农同志,情报机关不要卷入党内斗争,他的告诫防止了我们党内的那些不规范行为了吗?六十年了,执政党即使不方便向老百姓说清楚,至少也应该先向几千万党内同志讲清楚,在赞扬那些为国家进入新局面作出了特殊贡献的人的同时,也应该明确地否定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这才符合基本的政治伦理。现在,还没有听到这种否定。一个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还不注意这一点,要执政能力有什么用?没有政治伦理为基础的执政能力,会变成什么样的能力,我想,大家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

我们党执政六十年了,开始说到了决策科学化,开始说到了权力制衡,但做得到底怎么样?看来不说到政治伦理不行,光说到还不行,还要有办法、有制度来落实这种伦理。毛主席在没有建国的时候,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是最高的政治伦理目标,可是怎么为人民服务,他老人家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这“服务”不知要比“执政为民”要谦卑、要诚恳多少倍,但做得怎么样呢?我的结论是,光有“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的宗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一宗旨也还是要有政治伦理作基础的。有一个姓康的年轻学者前几年提出第三种合法性来源,说是一个政党只要发誓为老百姓服务,就有了执政的合法性,我看,这种看法是不成熟的,对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

六十年了,只要关心国家发展前途的人,都会想到怎么样推进政治民Zhu的问题,我们的老百姓、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治生活既表达不了独立的看法,又参与不了实际政治过程,又监督不了执政党,人微言轻,这种“三不”状态总不能这样延续下去吧,不能总是一成不变地讲话如仪、视察如仪、批示如仪吧。要多想想执政党对国家、对老百姓、对历史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我这么老了,说了这么多。有些年轻人会骂我,在位的时候怎么不说,怎么不做,这种责骂是有道理的,我个人不能用客观环境、客观因素来推卸我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历史责任。说了那么多政治伦理,我本人就要好好养成那种政治伦理。80年起草《决议》的时候,小平同志说,他最有资格来评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政治品质。可他却认为,这种评价应该让后人去做。这么一来,难题就留下了。如果后人既没有小平同志那种资格,又不讲基本的政治伦理,这事情又要赖给后后人了。总要有人出来讲话的,我算是其中的一个吧。

[温哥华001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谎蛋派戏剧

永不落幕永不开演

2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1 21:21 只看该作者

据传这位老同志是万里。

蒙泰尼里神父

一位意大利神职人员

2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1 21:24 只看该作者

我也收到朋友转来此文。

只看不说话

有时装逼有时牛逼有时傻逼。推特号:@shuxiangyuan

2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1 21:27 只看该作者

这帖重复了,楼主不看别人的帖吗?http://1984bbs.com/viewthread.php?tid=18405&page=1#pid186098

谎蛋派戏剧

永不落幕永不开演

2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1 21:29 只看该作者

小组里原来已经有此文,但是标题太隐晦了漏看过去。

《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爱得有些伤了,那么那么深》——书记改的标题太销魂,眼拙真没看到。我是刚才在推特上看到宋石男提到此文搜到后贴过来,贴之前还特意看了看近两天的标题。http://1984bbs.com/viewthread.php?tid=18405&extra=page%3D1

咸鱼干

米国西太平洋大学性学博士、哥伦逼样大学女性心理学博导、加州理工大学前戏研究室主任

2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1 21:39 只看该作者

一些老不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乐得说些讨巧的话,以免鞭尸。

鬼头鬼脑

2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1 21:42 只看该作者

有一位八十年代初主持书记处工作的老同志,晚年在深圳住过几年,有一次我去看他,谈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经历,他说,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党,他有一大欣慰,两大遗憾。欣慰的是,他亲手推动的华南地区的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先行者;一个遗憾是,没有能为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冤案平反,另一个遗憾是没有推动党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政策。他的话不多,说完了,我们俩只是相对无语。

——这位应该是习仲勋

咸鱼干

米国西太平洋大学性学博士、哥伦逼样大学女性心理学博导、加州理工大学前戏研究室主任

3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1 21:47 只看该作者

对TG抱着美好而柔软幻想的年轻淫还真是不少啊

谎蛋派戏剧

永不落幕永不开演

3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1 21:48 只看该作者

老段子:某美聲,慣于演唱時故意拉長尾音,博得熱烈掌聲之后方肯告一段落。一日正在炫耀,忽然從前排站起一名觀眾,背對舞台向全場喊話:“都別鼓掌,憋死丫的。”

单手扶墙

活了几十年年,没能为党为人民做点什么,每思及此,心神不宁。

3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1 21:49 只看该作者

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六十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六十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

CMGS

虚空中的神

3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1 21:59 只看该作者

无论真伪,也差不多写出了TG的现状。

单手扶墙

活了几十年年,没能为党为人民做点什么,每思及此,心神不宁。

3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1 22:00 只看该作者

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

方沂鸣

本人网上书店http://shop34623878.taobao.com/

3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1 22:15 只看该作者

阅。那一届看来真是最优良的。

玉古台

3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1 22:15 只看该作者

回复 6楼 咸鱼干 的话题

能这样说已经不错了,没必要一棒打死,反对魔鬼时,要记得避免使用魔鬼的方式,不然只不过换了个庄家而已。

躲猫猫粉丝

3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1 22:43 只看该作者

四一按:此文是一友人发来的文档,据说老同志即万里。我询问该讲话的可靠性,友人称,讲话出于万里,已为周瑞金证实。另,文中部分段落以红字强调,系原整理者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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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博国际上看到的

花想容

依据用户管理细则,账号永久停用。

3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1 22:46 只看该作者

哦,万里,我几乎已经忘记他也是中共党员了。

和Hu Yaobang一样,万里不能代表该政党,请各位童鞋注意。

Phillip

路边社特邀围观群众

3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1 23:44 只看该作者

当年G党能赢得统治地位, 跟这些有理想的人是分不开的, 但这些人的理想到现在仍旧是理想而已.

fanb99

4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1 23:45 只看该作者

是实在话啊

luugoo

拖延心理学:向与生俱来的行为顽症宣战】https://1984bbs.com/viewthread.php?tid=60185

4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2 00:11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花想容 于 2009-7-31 16:41 发表

嗯 台上台下的时候也许会不同

譬如 刘少奇 被抄家的时候想到了还有一部《宪法》可以拿来抵挡 他迫害彭德怀、迫害大学生的时候从来不讲宪法 也算是死有余辜了

嗯。我们老师说,他也有那么一天?

追谣人士

4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2 00:21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鬼头鬼脑 于 2009-8-1 21:42 发表

有一位八十年代初主持书记处工作的老同志,晚年在深圳住过几年,有一次我去看他,谈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经历,他说,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党,他有一大欣慰,两大遗憾。欣慰的是,他亲手推动的华南地区的改革开放成为国家

1980年9月,习仲勋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后又兼任法制委员会主任。

1981年3月,他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同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 … B&variant=zh-cn

中国心

4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2 00:22 只看该作者

其实人家TG什么都明白

sixapostle

闷骚男 我们不要一个被科学游戏污染的天空 我们不要一个被现实生活超越的时空 我们不要一个越来越远模糊的水平线 我们不要一个越来越近沉默的春天

我们不要被你们发明变成电脑儿童 我们不要被你们忘怀变成钥匙儿童

4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2 00:22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花想容 于 2009-7-31 16:41 发表

嗯 台上台下的时候也许会不同

譬如 刘少奇 被抄家的时候想到了还有一部《宪法》可以拿来抵挡 他迫害彭德怀、迫害大学生的时候从来不讲宪法 也算是死有余辜了

学毛主席呢,当年老毛也不一手拿宪法一手拿党章到会场夺权么

sixapostle

闷骚男 我们不要一个被科学游戏污染的天空 我们不要一个被现实生活超越的时空 我们不要一个越来越远模糊的水平线 我们不要一个越来越近沉默的春天

我们不要被你们发明变成电脑儿童 我们不要被你们忘怀变成钥匙儿童

4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2 00:23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花想容 于 2009-8-1 22:46 发表

哦,万里,我几乎已经忘记他也是中共党员了。

和Hu Yaobang一样,万里不能代表该政党,请各位童鞋注意。

也不能这么说,老的一批干部里还是有很大一批的。

不过这批人观念一般都比较左,怀念毛泽东时代

追谣人士

4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2 00:30 只看该作者

万里

[ 本帖最后由 追谣人士 于 2009-8-2 01:33 编辑 ]

愛在瘟疫蔓延時

熱衷於圍觀全世界

4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2 00:59 只看该作者

一篇營養稀薄的長文

顧影自憐

強盜忽然做思考狀,,,很獵奇

uwen

4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2 02:00 只看该作者

万里算不错的了。

mj_luck13

4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2 02:20 只看该作者

今天在四一的牛博博客看到此文,震惊中!!

mj_luck13

5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8-2 02:54 只看该作者

老同志关于政治伦理的文章,有两点我八卦一下

关于《历史的先声》这本书:

1999年9月 ,笑蜀将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以前该党的 《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上主张民主自由、民主、平等的文章汇集成册,取名为《历史的先声-

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作为“草原部落黑马文丛”之一,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

也许有读者对《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陌生,在此简单介绍一下。《解放日报》创刊于1941年共产党延安时期,是中共早期的政治理论刊物,建国后是中国上海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出版的一份日报,现为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新华日报》(1938.1.11-1947.2.28),原中共机关报,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成为共产党在国统区合法出版的刊物,并持续至国共内战爆发,1947.2.28被国民党下令取消。现为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在国统区的八年期间,有时稿子被扣,但可以刊登启示或“开天窗”,用以说明稿子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扣发。这两大报纸上的文章多是中共在与国民党争夺政权的斗争中,由共产党领导人或理论家亲自撰写的。这些文章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控制新闻舆论,破坏平等民主自由等。

1945年中国取得对日的“惨胜”,国共两党在“妥协”失败后,面临得是“惨斗”。1945年10月1日,国民党政府取消新闻检查制度,这是《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的一个转折点,意即取消前和取消后,它们的“话语目标”与“话语方式”是不同的,这可以从当时的相关文章的标题看出。比如抗日战争期间,发表《建立宪政规模》(1939.9.21)《不能因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1939.12.25)《论学术自由》(1942.10.11,)《言论自由与民主》(1944.4.19)《新闻民主-

民主的基础》(1945.3.31)《以出版自由繁荣出版业

接触精神匮乏的不二法门》(1945.6.26)等等呼吁民主与自由的文章;取消新闻检查制度后,《新华日报》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发表《反动派也该想一想,人民岂可轻侮》(1945.12.9)《民主一日不实现

中国学生运动一日不停止》(1945.12.9)《希特勒的法宝应该收起了》(1945.12.4)《报纸应各处专制主义者

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1946.1.11)《一党独裁,遍地是灾!》(1946.3.30)《谁使中国不能安定?专制政府!》(1946.5.17)等一系列文章。以上所摘文章均来自《新华日报》。

1945年美国报纸主笔协会(ASNE)代表团,根据国会通过的议案,游历欧亚,呼吁各国将新闻自由列入战后和平条约。3月28日,福勒斯特、麦吉尔、亚更曼到达中国。4月1日晚,麦吉尔访问中共的《新华日报》,看到一些被删得支离破碎的送检稿件,十分惊异。4月2日,福勒斯特等人受到蒋介石的接见。中央社报道“美国新闻界代表团普谒蒋主席报告任务”,“畅谈约一小时,始兴而出”,那谈了什么呢?据钱钢查这次谈话的记录,载于1984年(蒋死后第九年)由国民党史委员会编辑的《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该书记录“委座”的谈话:“余对新闻自由之原则,甚表赞同。”引起钱钢注意的:一、福勒斯特谈到“现在苏联对外宣传,至为积极”;二、亚更曼建议将大力发展广播,作为防御外来宣传的武器;三、麦吉尔认为“中国政府让中共说话之机会太多”,“似应在中外报纸披露中共种种事实,使中外人士明了中共之真相”;四、蒋介石斥责,“中共之一切宣传,借为虚伪的、欺骗的”。钱钢认为国民党方面的记录,可能突出了对自己有利的部分,但伪造的可能性不大。这份记录当时没有公布,否则将是中共抨击国民党的重要证据。

对于新闻自由,中共领导们又是如何看待的呢?毛泽东与其秘书林克有过一段谈话:“主张新闻自由实际上与上大街(注:游行示威)差不多。”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的一段话:“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热闹仔细研究他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的空子。没有新闻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

政治的游戏,历史的诡异,由此可见。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历史的先声-

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一书出版后,中宣部与新闻出版总署专门就此书开了一个会议,认为此书是“借我党领导人早期批评国民党的文章攻击我党与政府,居心叵测”,“应当严厉禁止今后再出版这类借历史影射攻击现实的书”。出版该书的汕头大学出版社因此被停业整顿,编者笑蜀也被迫离开原来任教的大学。

笑蜀现为《南方周末》评论主持。在其个人博客里我看到一篇写于2007年9月9日的文章,很有意思,摘录过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但事过7年,戴晴老师还这么隆重地表扬《历史的先声》,毕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当然我也很清楚,这份光荣其实并不属于我——《历史的先声》并非我原创,而不过是照搬而已。光荣只属于原创者,即属于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哈。只是,现在不仅连历史上的耻辱不能面对,就连这份历史的光荣,居然也不敢面对了。真够喜剧的。”

http://www.enoya.com/thread-3574819-1-1.html

关于抗美援朝的档案材料,几年前我在网上看过上海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在香港演讲视频,现在还保存着。

本来在沈志华李丹慧的官网上还有文章及视频资料,现在刚刚发现已是一片空白,连目录也没有了。

http://www.shenzhihua.net/

看过其关于中苏关系及韩战的演讲,即可知道当今教科书“历史乃是个小姑娘,任人打扮”。

现沈教授在和讯开有博客:http://shenzhihua.blog.hexun.com/

沈志华的档案人生

央视国际 2004年09月07日 14:13

“我差点被当成杀人犯”,沈志华回忆起30多年前自己的“档案事故”,仍心有余悸。那时他是部队里的技术尖子,却始终入不了党,最后被勒令复员。当时,团长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我不能跟你说是怎么回事,但是你留在部队里是没有前途的,还是回到地方发展吧。”

后来,指导员到北京出差,终于忍不住吐露了真相,“看你这么傻乎乎地蒙在鼓里,我真是不忍心,如果你档案里的那份东西不拿掉,你永远都没有前途。”原来有人揭发沈志华曾经杀过人,部队虽然查无实据,但却将这份材料放进了他的档案。

沈志华根据指导员提供的线索,找到了揭发者,问“你认识我吗”?对方说不认识。表明身份后,对方承认自己是为了积极表现,瞎编的。沈志华让他写了证明材料,这才把“杀人材料”从档案里抽了出来。

“如果我找不到那个人,我这辈子冤不冤?都不知道为什么?”说起此事,沈志华至今还愤怒不已。

“杀人”事情虽然抹平了,但档案的风波还没有完。粉碎四人帮前夕,他被莫名其妙地戴上了反革命帽子,被投入监牢;第一年恢复高考,又因为档案政审不合格,失去上大学的机会;以后破格考上了中国社科院世界史专业的研究生,又不能够毕业。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沈志华的档案无人接收。

沈志华自嘲自己的前半生真是倒霉透顶。他成为了无业人员,不得不下海,好在从商的运道还不错,他成了一名富裕的书商。

1992年,已是成功商人的沈志华突然结束了自己的生意,开始研究国际史。他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定位在苏联史、冷战史和中苏关系,并把大量精力放在解密档案的搜集上。

沈志华说,如果把历史研究者看作厨师,档案就是食粮,没有一手档案,难为无米之炊。

1996年至2002年间,沈志华与社科院合作,个人出资140万元,专程到俄罗斯和美国搜集俄国解密档案,并组织翻译、整理、出版了36卷《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档案搜集的过程让沈志华感慨万千。第一次到俄国查阅档案时,常常是到小窗口先递上介绍信,等两个小时后,被告知今天看不了。后来沈志华发现俄罗斯对自己人要宽容得多,就委托俄国同行查,给每人几百美金作为劳务费,有效率还省钱。沈志华的商人天赋,不经意地流露出来。

1997年,沈志华飞到美国查找档案时,感觉顺利多了。在那里,只要能够开放的档案,不仅一路绿灯,还有志愿者服务。又方便又快捷。

不管是受到冷遇还是周到服务,沈志华都在国外达到了自己的搜集目的,最令沈志华挠头的,反而是在自己家门口查档案。开国际会议的时候,他常常被问到,你研究中苏历史,为什么只有苏联的档案,没有中国的档案?他无言以对。他曾经去过中央档案馆三次,手续复杂不说,连个纸片也没有见着。一次想查找苏联专家的资料,向一个部委的档案馆求助,被对方干脆地拒绝说,不向外人开放。沈志华问什么叫外人,对方回答:该部委以外的人都是外人。

沈志华又自费沿中苏、中蒙边界跑了十多个省包括重点市的档案馆,“为什么跑那么多省,就是因为在上面看不到,只能去地方看。”然而,即便到地方,他也不一定有收获,这完全要看当地档案馆的具体执行人。千里迢迢赶过去,有的可以随便看,有的单位连门都不让进。最令他焦心的是有时要查找机密一些的档案,不得不先让领导审,一审就是三天,赶上领导开会、出差的话,等待的时间更长。

在沈志华家里,专门腾出两个房间,搁放搜集到的两万多件档案,“在苏联冷战史这方面,我的档案全国最全。”他不无自豪地说。许多人做博士论文,专程到沈志华家查找资料,甚至韩国、美国等地的学者都远道而来求助。中国社科院一位苏联史专家认为,有了这批档案,不仅苏联史要重新认识、重新书写,对20世纪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都要重新思考。

2004年1月,中国外交部部分档案公开解密,第一拨就赶去查阅的沈志华说,“非常惊喜”。(新闻周刊)

http://www.cctv.com/history/20040907/101579.shtml

看了老同志的文章,原来沈教授的真话不仅惹恼了疯青,还惹了某些花岗岩脑袋。挺佩服沈教授的,也佩服万里这位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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