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囚徒赵紫阳的秘密录音
本主题由 抑扬 于 2010-7-23 07:28 移动 换汤不换药
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7 05:51 只看该作者
国家囚徒赵紫阳的秘密录音
國家的囚徒：趙紫陽的秘密錄音
改革历程
——赵紫阳
目录
第一部分 一九八九年「六Si」事件
一、八九学潮初起
二、四·二六社论激化了矛盾
三、两种处理学潮方针尖锐对立
四、决定戒严和武力镇Ya
五、邓的拍板不具合法性质
六、宁愿下台也必须坚持自己的主张
七、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
第二部分 非法幽禁与世隔绝
一、三年审查不了了之
二、非法幽禁岁月漫长
第三部分 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
一、deng小ping和陈云的不同主张
二、一九八一年进一步调整经济
三、开始对外开放
四、探索经济建设的新路子
五、我同耀邦在经济上的不同意见
六、计划与市场
七、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
八、经济过热、软着陆和治理整顿
九、扬长避短发展外贸
十、农村包产到户
十一、探索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十二、关于沿海发展战略的几种不同意见
十三、探索反腐败的道路
第四部分 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
一、胡耀邦被迫辞职
二、防止反自由化扩大化
三、说说胡乔木和邓力群
四、筹备党的十三大
第五部分 一九八八年的经济和政治
一、十三大后出现的好形势
二、市场抢购和银行挤兑的出现
三、治理整顿的负作用
四、闯物价改革关
五、改革开放遭受很大挫折
六、来自中央高层不和谐的声音
七、「倒赵风」的由来
第六部分 政治体制改革
一、deng小ping心目中的政治体制改革
二、政治体制改革阻力重重
三、胡耀邦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
四、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过程
序：历史是人民写的
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 杜导正
1989年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Si”事件，这个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随后赵紫阳为此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罪名是“支持动Luan分裂党”。
1989 年5月17日，赵紫阳召开了紧急家庭会议。赵紫阳对家人说：“我的缓和事态的方案没有被接受，形势会很严峻。如果矛盾激化，在历史上是说不过去的。我既然
在这个位子上，就不能同意这样做。但是，这样做我坐牢也是可能的，一定会牵连你们。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赵紫阳的老伴梁伯琪及孩子们没有丝毫犹豫，一
致表示支持赵紫阳在这生死荣辱关键时刻的历史性决定。
“六Si”后，中Gong中央几次派人找赵紫阳谈话。第一次，赵紫阳的老同事王任重等几位中央要人奉命出面。王任重说，只要你能做出深刻检查，可以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赵紫阳拒绝了。第二次，中央几位要人说，只要你表个态，做个检查，可以保留中央委员的职务。赵紫阳又拒绝了。
当 时，北京政治气氛非常紧张，我和赵紫阳的联系断了两年多。1992年我们恢复了来往。我建议他写一篇文章，作为“六Si”当事的一方，写出事件的全过程，前
因后果，总结一下经验教训。赵紫阳表示不想写。我把话说得更重，我说：“紫阳同志，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你有责任写。你处在这个位置上，对‘六Si’及其前
因后果，治党治国都有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的思考，写出来，留给后人，是你应尽的历史责任。”当时萧洪达也在场，我们一起劝他写。赵紫阳同意了，让我们拉个
提纲，我们问，他来答。
赵紫阳有非凡的记忆力，但他还是怕记忆不够准确，曾经向中Gong中央办公厅要一些公开发表过的有关资料，中办不给。他很受伤，说那就翻报纸吧；另外他说近来也草拟过一个提纲。口述就这样开始了。
开 始，除了赵紫阳之外，参加这个工作的有四个人：前中Gong中央纪委副书记萧洪达、前《光明日报》总编姚锡华、前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再加上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
长杜导正，也就是我。我们都是赵紫阳的老部下。开始时想搞笔录。我相对年轻些，身体好些，又是老记者，有笔录的习惯，就准备让我负责笔录。后来我去广州，
把这件事告诉了前广东省委书记林若。林若很支持这件事，说他有最好的录音机，连同磁带一起给了我。我们就采用了口述录音再整理的方法。
口述完成后，我和萧洪达在盛夏季节关了门窗，躲在屋子里一盘一盘地。共同的感觉是：口述很有条理，逻辑严密，语言准确，只要变成文字的东西就可以直接成书了。
二十年来，赵紫阳的访谈记，围绕赵紫阳谈“六Si”的、谈改革开放的、谈中Gong成败前途的，境外出版了十几种。不过，现在这本依照赵紫阳谈话录音原原本本形成的书，无论在完整性方面，深刻性方面，特别是本人认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方面，无疑都是别的任何有关书籍所不可比拟的。
在这本书里，赵紫阳详细讲述了“六Si”事件的经过。作为当时的中Gong中央总书记，他是最重要的当事人之一，又是被彻底封杀的被告。他的叙述，对于全面客观地把握事件真相，纠正种种误传、偏颇和歪曲，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更进一步，赵紫阳谈了他对“六Si”事件的起因和后果的看法。
再深一层，他探讨了中国GCD在治党治国方面的经验教训，毛泽东的成就和错误，deng小ping的成就和错误。
最后，他还努力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探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和衰落。
赵 紫阳是个求实胆大的实干家。他是从县委书记，到地委书记，到省委书记，到副总理，再到总理和总书记，一路干上来的。“六Si”以后，有时闲了，他开始结合自
己的亲身经历和丰富经验，反复思考各种大问题，海阔天空地放胆自由思考。我也是从他软禁中几十次谈话，以后多次温习他的谈话中，渐渐地感到这位被人尊敬的
老人晚年思想中确有许多值得人们汲取研究的像火花一样的闪亮观念。我甚至以为他晚年的政治思想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因此，在我印象中，他不只是在大是大非
关键时刻敢于承担历史责任的一位伟人，而且他的见解，他的思想，具有大思想家——至少是思想大家－－的深度和水平。
赵紫阳的整个谈话，显示出根本主张上的许多重大变化。他曾经几次恳切地对我说：“老杜，你知道我过去也是很左的。现在我痛定思痛，改弦更张。”现在，翻开这本书，从始至终，我耳边一再回荡着这八个字：“痛定思痛，改弦更张。”
中外古今从无一个完人。赵紫阳绝不例外。他在这本书里的想法见解不一定都对，有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我也不是每一观点都赞成。但他的想法见解背后都有血泪经验的支撑，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本书只是原汁原味地和盘托出。如何评价是读者的事，是历史的事。
从 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我就在赵紫阳的领导下工作。当时赵紫阳是中Gong广东省第二书记，陶铸是第一书记。我是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赵紫阳说他过去很左，确实。
在反右派、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农村社教等等极左性质的运动中，他并不消极。1959年反右倾，错误地把我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他也没有能公
正地站出来讲一句保护我的话。
但 是，比较而言，那时赵紫阳的独立思考比陶铸更多。在处理“逃港”问题上，陶铸主张压制，赵紫阳则要求疏导。不少问题处理上，他比陶铸求实而温和。“文革”
十年，他的人品觉悟有了大的升华。1966年末，广州越秀山十万人批斗赵紫阳大会。我老伴坐在现场前排。造反派逼他自己喊“打倒三反分子赵紫阳”的口号，
他拒绝喊。造反派退一步要他喊“打倒走资派赵紫阳”，他仍拒绝喊，最后他只喊一句“打倒赵紫阳”。就是说我赵紫阳作为个人，可以打倒。但绝不承认自己是什
么“三反分子”或“走资派”。“文革”中被批斗的省委第一书记二十七、八个，像赵紫阳这样连个“走资派”罪名也不承认的，恐绝无仅有，只此一例。一时传为 国内佳话。
作
为一个地方领导人，赵紫阳是优秀的，但我以为并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他的了不起，在于他与胡耀邦是deng小ping的左膀右臂，对中国划时代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卓
越贡献，更在于他在“六Si”前后表现出来的伟大人格。在“六Si”这个重大的历史关头，赵紫阳对中华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对百姓负责，完全不顾个人生死荣
辱，站在真理一边，站在人民一边，绝不妥协，绝不屈膝，绝不退让。他传承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为了人民，为了一个“义”字，可以赴汤蹈火的高尚精神。他是
人们的榜样。因此，人们才可这么深深地怀念他，对他这辈子的某些失误也全都谅解了。我们愿意向他学习，做他那样的人。
赵紫阳下台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没跟上。我们的改革一直在跛足前行。我们要学习赵紫阳和胡耀邦，继承他们的遗志，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2005
年赵紫阳去世时，中Gong中央以新华社公报形式对他作过几句评价，说他在1989年春夏之交，犯有“严重错误”，不再提他“支持动Luan分裂党”的话了。这个提法
的变化，从中Gong中央来说，是一种退让。从中国当代史说，这自然也是一种进步。但与事实相比，实事求是地说，这个评价、结论是不行的。而且时至今日，又四年
了，对赵紫阳的骨灰还未妥善安置。对赵紫阳撤职后任意软禁多年，还没有一句平反的话。赵紫阳三个字至今在大陆媒体实际还在严行禁止之列。这些在历史上说，
当然是一概站不住脚的。不过正如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打倒的时候呼喊的那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历史是人民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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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7 05:52 只看该作者
导言：赵紫阳录音回忆的历史背景
前中Gong中央委员、政Zhi局C委政治秘书 鲍彤
赵紫阳留下了一套录音带。这是他的遗言。
赵紫阳的遗言属于全体中国人。以文字形式公之于世是我的主张，事情由我主持，我对此负政治上的责任。
赵紫阳录音回忆的价值，供世人公论。它的内容关系到一段正在继续影响着中国人现实命运的历史。这段历史的主题是改革。在大陆，在目前，这段历史是被封锁和歪曲的对象。谈谈这一段历史的背景，也许对年轻的读者了解本书会有点用处。
中国为什么非改革不可
“辛亥革命”以降，近百年来，尽管步履艰难，中国毕竟在朝着现代化的方向，缓慢地演变着，发展着。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阻碍了它的进程，却无法逆转它的方向。
1949年内战基本结束后的中国，有了新的契机。
本 来，如何循序渐进，如何实现现代化，要不要搞社会主义，都应该属于可以讨论、可以争论的范围。只要真的按照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
届全体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去做，真的实现“普选”和“耕者有其田”，也就很可以了。真把这两个大问题解决了，中国社会制度方面的其他一些问题，都不难 解决。
全 面逆转中国发展方向的，是1953-1958年以“社会主义改造”为名和1957年以“反右派”为名的两个运动。二者相辅相成。前者是针对所有制的，是模
仿《联共党史》第11章和第12章的模式，决定通过集体化、国有化、计划化，达到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目的。后者是中Gong根据毛泽东的意志，由中
Gong中央整
风反右领导小组组长deng小ping指挥，在全国五百万名知识分子中，打出了五十五万“右派分子”。这两个运动是中Gong执政历史上的转折点，开辟了与民主与法制背道而
驰之路。
走 上了这条自称为“社会主义”的路，就消灭了市场，消灭了“耕者有其田”，也消灭了自由，同时也断送了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许多好的传统。面对建设，这种“社
会主义”乏善可陈，只能把老百姓维持在“少数人饿死，多数人饿而不死”的水平上。在毛泽东时代，有了城市户口，才能拥有凭证消费的保障，比如上海和北京的
居民，凭证消费的限额大约是每天将近一斤粮，三天大约能吃一两肉，每年大约能买做一套衣服的布；对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村居民，包括被迫“自愿”上山下
乡的知识青年，党和国家爱莫能助，大家只能“自力更生”，自生自灭。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使得中国人不仅人人贫困，而且同一百多年以来实现现代化的梦想背道而驰，越离越远。
毛泽东身后，他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党的主席华国锋不得不如实宣布，“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这就是中国非改革不可的背景。
党国领导当时开的药方里没有改革
出路何在？毛的前贴身警卫，党的副主席的汪东兴说，凡是毛主席的决定，必须永远执行，始终不渝。党主席华国锋也跟着他如是说。
当
时的中国GCD内，威信最高的经济权威，是陈云。他三十年代就进入政治局，比deng小ping早了二十多年。他在延安就开始管经济。毛发动“大跃进”之前，陈是第一
副总理，全国的经济总管。毛嫌他太实事求是，叫他靠边站。毛宣布自己是主帅，任命deng小ping为副帅，大炼钢铁，结果闯了祸。现在毛死了，陈云给中国经济开出来
的药方是“调整”，纠正比例失调。
这 是陈云实践经验的结晶。“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农民，1962年就是靠陈云“调整”粮食、钢铁等生产指标，才得以收拾残局。陈云反对党的瞎指挥，但不反对
党的领导。从政治上的一党领导，到经济上的全盘公有化计划化，粮棉油的统购统销，陈云不但不反对，而且都是他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制度。改掉毛的这一
套，等于改掉陈云自己。
对 陈云的分析不能简单化。他捍卫国有制，但不捍卫人民公社；他喜欢计划经济，但不喜欢不切实际的指标；他主张政府为主，但允许市场为辅（“大集体，小自由
”）；他认为经济自由度应该像关在笼子里的“鸟”，但反对把它捏在手里；他相信苏联老大哥，不相信西方帝国主义；在“自力更生”,“不吃进口粮”那个年
代，他敢于挺身作证，“我听得毛主席说过，粮食是可以进口的”,一句话，就把“进口粮”的修正主义性质，平反为毛泽东思想的合理要求；他维护GCD的一元
化领导，但对毛泽东破坏党规党法看不惯。这些，赵紫阳在回忆中都有记载，还历史以公道。
另
一位威望极高的元老，是deng小ping。邓是毛的亲信。因为毛指定刘少奇为唯一接班人，邓在文革前才当了刘的助手。文革初，不了解底细的群众把邓和刘误为一谈，但
毛心里明白，没有拿邓跟刘一祥，往死里打。毛晚年企图整肃周恩来，邓却和周走到一起，这下子才失掉了毛的宠信。文革中邓一再被贬黜，“越批越香”，这不是
降低了而是提高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也许，deng小ping能够成为改革毛泽东体制的领导人？
但
deng小ping当时开出来的药方，也不是改革，而是“整顿”。整顿，就是整顿企业，整顿领导班子，撤换不服从领导的干部，以铁腕落实既定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以
铁腕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简言之，不是改掉而是强化毛的体制。整顿是deng小ping的强项。文革后期，毛主席叫“四人帮”抓革命，叫deng小
ping抓生产，邓虽然不懂 经济，但用了“整顿”的手段，硬是把生产搞上去了。
邓 小平的特长是精明。他不糊涂，不迂阔。他心里早就明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那一套也许无法挽救经济的崩溃，也许必须转而向市场经济求救。但他自己不能冒“搞
乱经济”的风险，更不能冒“反社会主义”的风险。毕竟，经济不是他的所长，他是搞政治的，必须在政治上站稳脚跟。1979年3月，他发表了被载入史册的讲
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Zheng，GCD的领导，马列毛的思想。这就是他的政治路线。一年后，他以全党领袖的气魄，发表了进一步
笼罩八十年代的纲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他指点江山，讲国际，讲台湾，重点是讲现代化建设。怎么现代化呢？读一读《deng小ping文选》第二卷中那篇洋洋三十四
页的大文章就清楚了。deng小ping开的是四味药：一、多快好省；二、安定团结；三、艰苦奋斗；四、又红又专。面对毛泽东死后扔下的烂摊子，deng
小ping尽了一个政工人 员的努力，他在加强领导，他在鼓舞士气，但是直到1980年1 月，他的八十年代的纲领里没有体制改革。
后来的历史证明，改革就是改掉毛泽东的体制。不改革就只能在毛的体制里翻跟斗，不改革是死路一条。但当时的党国领导人，从华国锋、汪东兴到陈云、deng小ping，在他们当时开出来的药方里，都没有改革。
四川在探寻改革之路
探寻体制改革之路，怎么改，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到底改什么。
包括deng小ping和陈云在内，当时谁都说不清楚什么叫做“体制改革”。在四川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之前，中央领导人中没有人说得清楚（或者不愿意说清楚）“体制改革”应该改掉什么，说来说去，无非“集中还是分散”,“分散还是集中”。这里有个风险的问题。
但 是，四川想清楚了。不仅说了，而且动手了，稳稳当当开始做起来了。1976年，四川开始放宽政策。1978年起，由政策领域扩展到体制领域，进行了城乡经
济体制改革试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是扩大农民自主权；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自主权”，不像“领导权”、“所有权”、“计
划权”那样耀眼刺耳，但也不像“积极性”那样软不足道。你要“积极性”,给你几块钱奖金，就足以把你打发掉了。你说“所有权”、“计划权”，自居正统的人
非告你离经叛道不可。难道你不懂得“所有权”只姓“公”,“计划权”只姓“国”,“领导权”只姓“党”吗？但“自主权”不硬不软，明确，稳当，从这里入
手，可以解剖得很深入，也能够把阵地守得很稳当。提出“农民自主权”和“企业自主权”,有个不言而喻的前提——把“农民”和“企业”（而不再是“党”和“
国家”）定位为城乡经济的主体。这也正是市场经济的前提。扩大“农民”和“企业”的自主权，和缩小“党”和“政府”的干预权，是百分之百的同义语。
1978 年，四川省委在第一书记赵紫阳主持下，作出了以扩大自主权为内容进行改革试点的决策。这是使改革进入经济生活的实质性的一步，也是赵紫阳走上改革之路的起
点。作为改革家，他的使命就是推动党和国家向农民和企业让步，说得明白一点，就是推动“经济外的行政强制因素”向“经济的主体”让步。当时胡耀邦在平反的
实践中创造了“冤假错案”等一组词汇，赵紫阳也在让步的实践中创造了“松绑、放权、让利、搞活”等一组词汇，这些都是不见经传但不胫而走的历史性概念，令
人沉思，令人回味。
四 川人口全国第一，川北、川南、川西、川东，包括现在的重庆直辖市，包括民国时代的西康全省，都在其内，当时全国十亿人，四川占了一亿。两千年自流灌溉的历
史，使四川成为天府之国。六十年代毛泽东把这里确定为三线建设的大后方，使它成为高精尖军事工业的大基地。“大跃进”时期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是个看毛眼
色行事，不顾百姓死活的人。1959-1961年全国饿死三千万到四千万人，其中四川就死掉一千万！毛的体制把四川整苦了，扩大农民和企业自主权使四川获
得新生。这当然不是领导者个人有回天之力，但无疑凝结着领导者的心血。“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越出省界，传到北京。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稳稳当当搞经济改革，同中Gong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成为当时街谈巷议中的两个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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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7 05:52 只看该作者
进入了改革年代
1978年和1979年，胡耀邦、赵紫阳相继进入政治局。1980年2月，二人同时进入常委，胡任总书记，赵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副总理（代总理），总理。
这就进入了赵紫阳回忆中的改革年代。同赵后来主持的全国规模的经济改革相比，他此前主持的四川改革只是小试牛刀而已。
体制改革，怎么改，谁说得清楚？说得清楚的人，五十年代以来，早就被斗光了。因为毛泽东已经用了几十年时间，致力于一场接一场的以摧毁市场经济为目标的“阶级斗争”，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以讨伐市场为能事的干部和学者，在全民中散布对市场经济的恐惧和仇恨。
现 在又过了三十多年，终于人人恍然大悟：中国的改革，原来就是改掉毛泽东的制度。但在大陆，却有点怪，只许说改革，不许说非毛化。改革必须歌颂，非毛化必须
声讨。三十年后的今天尚且如此，三十年前如果有人提议要改掉毛的体制，无疑会遭到女教师张志新和女字生林昭同祥的命运，改革则将命中注定要被彻底扼杀在萌 发之前。
对 毛泽东经济体制的否定之路，也就是说，经济上的非毛化之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1978年是“自主权”。三年后，1981年11月，赵紫阳提出了一个新
的视角：“经济效益”。他列举1952到1980二十八年经济增长的成绩：工农业总产值8.1倍，国民收入4.2倍，工业固定资产26倍。那么，全国人民
的平均消费水平呢？一倍！走了二十八年的老路子，经济效益如此如此，今后不走新路子行吗！又过了三年，1984年，“商品经济”的概念，在赵紫阳等人苦心
推动下，终于在中国站住了，终于合法了！“商品经济”是当时政治形势下所能允许合法使用的概念，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的代名词。
这就关系到改革的全过程，其中的甘苦与探索，合作与分歧，在本书中都有论述，这是我看到过的迄今最深入和最可靠的史料。
赵与邓的分歧在于党和人民关系的定位上
1989年，deng小ping与赵紫阳之间发生生正面冲突。
胡耀邦之死触发了学潮。邓主张调集国防军镇Ya；赵主张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老百姓最关心的腐败问题和民主问题，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引导全社会把注意力集中到改革上来。
结局是大家所已经看到了的：军委主席deng小ping判决总书记赵紫阳犯了“分裂党”和“支持动
Luan”的罪行；元老们决定由江Z民取代赵。江上台后，把赵作为国家公敌软禁终身，并且从国内的书报、新闻乃至历史中刮掉了赵紫阳的名字。
deng小ping与赵紫阳之间不存在什么个人恩怨。1980年4月赵到北京工作，直到1989年4月学潮之前，deng小ping对赵紫阳的工作是满意的，不是一般的满意，而是很满意。
邓
小平最初对经济改革没有表态，那是因为没有把握，怕出了乱子，收拾不了局面。作为政治家，这很正常。看到四川的实绩以后，deng小ping开始放心。看到赵到中央后
继续稳稳当当，用稳健的改革，来推动计划内和计划外各种经济成分同时稳定增长，邓更加放心了。可以说，对赵紫阳部署的经济改革，邓是言听计从的支持者，没
有保留的支持者，最有力量的支持者。对邓的支持，赵也由衷感到高兴。两个人合作得很好。
问 题完全出在对1989年学潮的性质的判断上和决策的分歧上，深层的分歧发生在对党和人民关系的定位上。赵认为，学生悼念胡耀邦，是合法的，正常的。邓说，
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Luan。赵说，学生提出的要求，反对腐败，要求民主，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通过社会各界协商对话，找出解决的方案，进一步推进改
革。邓说，不能向学生让步，应该调集军队，首都必须戒严。这是5月17日下午在中Gong中央政Zhi局C委会上发生的争论。常委会五个人。赵紫阳和胡启立是一种意
见；李鹏和姚依林是另一种意见；乔石中立。在这种情况下，deng小ping居然说，他同意“常委多数”的决定——就这样，deng小ping拍板了。
十 三届政治局通过的《常委议事规则》规定，遇到在重大问题上出现分歧，常委应该向政治局报告，提请政治局或中央全会作决定。（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十七人，十四
人在北京，虽有三人在外地，半天也能到齐。）deng小ping也许认为，他不是常委委员，不必遵守常委的规则；也许，他认为，这个问题不够重大，他有权拍板，事后通
知政治局追认一下，就行了；也许，在他心目中，根本没有“规则”的观念。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deng小ping也许认为，没有必要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表决，这种程序太麻烦，扯皮，效率低，办不成事。也许，他压根儿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是为“中国GCD的核心领导人”而设的。
《宪法》规定国务院有权决定戒严，但从5月17日常委决定戒严到5月19日实施戒严，这三天内，国务院到底有没有开过全体会议或常务会议，一查就清楚了。我查过了，没有。
就 这样，发生了几十万国防军进入首都，用坦克和冲锋枪对付学生和市民的“六Si”屠城。国防军被用来对付向党和政府和平请愿的老百姓。惨绝人寰的大悲剧发生
了，接着又是全党全军全民大清查大迫Hai。稳定压倒一切，它压倒了改革，压倒了法律，压倒了良心，压倒了国家的主人，压得多少公民家破人亡！
作为公民，赵紫阳也被中Gong中央非法软禁。整整十五年，直到八十五岁去世，这位大改革家才摆脱了软禁， “自由”了。
有 人说，总书记要分裂党，而军委主席要挽救党。根据我的观察，他们二位都是忠诚的GCD人，都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个党连在一起，都想把这个党搞好。分歧在于，
总书记认为，党应该顺应民意，应该服从民意；军委主席认为，党不可以向老百姓示弱，民意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出现不同的意见，对其他党来说是正常的，但共产
党是靠枪杆子崛起的党，一贯靠总指挥的命令来排除不同意见。所以，在中国GCD的历史上，对人民，对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都是家常便饭。
换汤不换药
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7 05:55 只看该作者
“六Si”开创了全民噤声的新局面
我不知道在坦克和冲锋枪下伤亡同胞的数目。我国年年组织讨论日本侵略者杀死中国人的数目，从来没有谈论过中国人民
解放军杀死本国人民的数目。当局在国外公布过“天An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的新闻，这很机智，但不诚实。我家当时所住的“部长楼”内，就有人被窗外飞入的流
弹打死。听说全球都看到了北京屠城的现场直播，我当时已在狱中，没有看到，但我相信，这些活镜头，是deng小ping自己的作品，不是外国人在“妖魔化中国”。
血 案之后发动了全党全军全民大清查，我不知道清查的后果。由于同情学潮，由于反对动用军队镇Ya人民，而受到惩罚的人数，根据经验，想必大大高于直接伤亡的人
数。但到底有多少人受害，这是党国机密，不准打听，不准“扩散”。多少人无家可归，或者妻离子散？多少人被开除公职，永不录用，生活无着？多少人消失了，
被劳教了，被判刑了——谁知道？
党 中央开了武力镇Ya公民的先例。二十年来，历届领导上台，都照例必须像宣誓一般，作出肯定镇Ya的赞美。上行下效，省、市、县、乡、村，创造了多少起官员镇Ya
公民的小天An门事件？有人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有。也许吧。二十年来的小天An门事件中，又有多少受害者？这又是国家机密，当局不告诉，也不准国内
媒体告诉中国老百姓。
有人说，镇Ya压出了繁荣。我只知道，是经济改革改出了繁荣。是人民，用市场经济打破了毛泽东的枷锁，才创造了繁荣。现在有人总结说，繁荣是镇Ya的产物。面对全球经济危机，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正在准备介绍镇Ya的经验，来拯救世界经济。
有 人欢呼中国在鸦雀无声中使自己跃进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相信这是真实的。在忽必烈的铁蹄下，中国早已是马可波罗亲眼看到的繁华的天堂。二
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北洋军阀的统Zhi下，根据名记者邹韬奋先生提供的资料，中国原本就是第三个大经济体，一贯高于德国和日本，仅次于美国和英国。鉴于当时的英
国有许多殖民地，如果按照现在的疆域计算，很可能，北洋军阀时期的中国经济在全球排名中早就不亚于GCD领导下的今天，早已荣居世界第二了，至少那时的中
国还没有遭受到一元化的洗劫。
“
六Si”开创了全民鸦雀无声的新局面。deng小ping南巡后，中国在鸦雀无声中重提经济改革，重新分配财富。谁是鸦雀无声下再分配的受益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全
体被迫鸦雀无声的人，统统都是“六Si”屠城的受害者。即使当时尚未出生的人，既然出生之后必须鸦雀无声，并且必须在不知不觉之中，毕恭毕敬，礼拜权力，聆
听谎言，当然更是无辜的受害者。
赵紫阳的最后遗言
1989 年我下台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过去对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议会民主制，认为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苏联式
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代表大会制度，才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比西方议会制更高级的、更能体现民主的形式。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
所实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少数人、甚至是个人的统Zhi。
纵
观二十世纪以来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君主专Zhi，德、意的法西斯独Cai，都已被历史淘汰；还有一些军人独Cai政权，也是昙花一现，或日益失去了
市场。虽然现在很落后的国家还不断发生这样的事情，如南美国家也常常发生军人政变，但它也慢慢变为这些国家逐步走向议会政治的短暂的插曲。二十世纪出现
的，在几十年时间里与西方议会制度相对立的所谓新兴的民主制度——无产阶级专Zheng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
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
当 然，这种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它也存在很多问题。但比较来讲，只有这种制度比较符合现代文明，比较符合民意，有利于体现民主，并且是比较稳定的一种形式。
这种形式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这样一种议会民主制。几十年来发展比较快的新兴国家，逐步地转向议会民主制的趋向也越来越鲜
明。我想这决不是偶然的。为什么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实行另外一种制度呢？这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
制上的议会民主制。
这是赵紫阳的话。理性，务实，明快，恳切，发自肺腑，是赵紫阳留给同胞们最重要的话。
换汤不换药
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7 06:06 只看该作者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oirAJ_AQ8o&feature=related
周恩来歇斯底里的呼喊：“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换汤不换药
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7 06:15 只看该作者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6TPGCJ-0_k&feature=related
毛， 这也叫游泳
换汤不换药
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8 11:33 只看该作者
每逢“六四”必紧张
图为2010年6月3日晚“天安门母亲”组织发起人之一丁子霖女士在当年其子遇难的地方点燃蜡烛悼念爱子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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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2010年6月3日晚“天安门母亲”组织发起人之一丁子霖女士在当年其子遇难的地方点燃蜡烛悼念爱子的场面
年复一年，中国领导人每逢”六四”必然精神紧张。今年五月底，中国著名异议人士、”零八宪章”起草人之一刘晓波被司法部门从北京监狱转往辽宁，官方的解释是刘晓波籍贯为辽宁。『世界报』记者发表文章认为：
“实际上这是为了发出一个政治信号：当今的中国领导人不会给’六四’参与者平反。从刘晓波的朋友余杰和几十位其他反对派人士5月30日以来又被软禁一事就可以看出，北京当局的神经何等过敏。由大屠杀遇难者家属组成的联合会’天安门母亲’受到监视。美国人权组织’中国人权观察’要求北京领导人，公布事件中遇难者的人数和姓名、惩办负有罪责的人并对这个成为全国不幸事件的悲剧作出总结报告。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天安门屠杀是公开讨论的禁忌话题。
甚至无关紧要的影射也受到检查。例如，6月1日儿童节当天，『南方都市报』儿童版上的一幅画引起了震动：带有儿童涂鸦的一面学校黑板上，可以看到当年那位不知名勇士单身阻挡坦克的寓意图画，接着所有互联网版本都删除了这幅漫画。
甚至对看来什么都不是的东西，当局也做出极度反应。今年年初，德国驻北京大使馆也有所体验。去年十二月，大使馆在中国发出了自制的2010年挂历，其中一张照片是表现’德国统一20周年’的柏林墙涂鸦艺术。在混乱的文字中，隐约可见中文’六四’二字，中国官员找到大使馆，但是挂历已经寄出。”
北京改造钟鼓楼区市民讨论会被叫停
不仅”六四”是禁忌话题，甚至对北京保留部分老城区进行的讨论也不许城市居民参与。今年三月，北京改造钟鼓楼区的市民讨论会未公布原因就被临时叫停。直到最近，对这一问题才重开讨论，『法兰克福汇报』发表评论写道：
“现在终于举行了讨论。想参加讨论的人，必须预先购买价格为一百元人民币的入场券。讨论用英语进行，讨论地点距离有争议的城区很远，在一家专做欧洲菜肴的高级餐馆，餐馆位于一个由传统街道改成的游乐园内。
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这种组合的结果是95％的与会者是欧洲人和美国人以及几个印度妇女，他们在后殖民时代的气氛中喝’下午茶’，对保持北京文化遗产问题交流看法：一场不能更为具有讽刺意义的闹剧。
文化遗产协会的创始人用简短辛辣的讽刺言辞说，我们只要朝窗外看一眼，就可以知道，什么是维护文化的反面，我们必须以更多的知识、更强的市民自信心和政治意志反对那些房地产投资商的不良口味。他这番话的关键之处是，在当前这种交错复杂的中国现实社会中，即使这样微不足道的市民参与也许也可以视为朝着这一方向迈出了一步。”
鹏鹏
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8 11:35 只看该作者
他是好是坏 历史说了算
我支持他
但那个时候我们无能为力
根据传闻 当时差一点就胜利了
中央政治局投票 2比2
换汤不换药
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7-3 12:14 只看该作者
胡 平：关注海莱特 揭露大阴谋
在新疆7.5事件一周年之际，我吁请各界人士关注维吾尔族记者海莱特?尼亚孜。
去年新疆7?5事件发生后，国内有两位维族知识分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位是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的伊力哈木?土赫提，另一位就是海莱特?尼亚孜。
海莱特是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1982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是资深记者，担任过《新疆法制报》总编室主任，《法治纵横》杂志社副社长，《维吾尔在线》的编辑和管理员。去年10月1日，海莱特被当局拘捕，至今未起诉未审判，一直关在乌鲁木齐天山看守所。警方对海莱特的家人说，拘捕原因是海莱特在7?5事件后接受了多家境外媒体的采访，泄露了国家机密。
我以为，所谓“泄露国家机密”，很可能就是指海莱特在去年7月21日接受香港《亚洲周刊》采访，谈到他曾经在7月4
日向有关方面提出预警，并在7月5日上午面见自治区主要领导，提出化解民怨、防止暴乱的三条建议，但是新疆政府一条都没有采纳。海莱特并非异议人士。他以为当局会接受他的建议。事后他发现当局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并造成严重后果，自然十分失望，因此忍不住要讲出这番话。殊不知他的这番话，无意中捅破了新疆政府的一个大阴谋。新疆政府恼羞成怒，为了封口，所以把海莱特拘捕关押。
我在去年7月28日自由亚洲电台的评论节目里（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 …
331.html/story_main）指出：7?5事件幕后大有玄机。因为7.5事件并非突发事件，自从6?.6广东韶关事件传到新疆后，维族民众群情激愤。很多人都意识到要出事，不止海莱特一个人向新疆当局提出预警。在7月5日这一天下午，大批维族学生在广场和平请愿，当局立即出动大量人马，当场抓走70多位和平请愿者，迅速地控制了场面；其后，当部分维族抗议者冲到自治区常委机关大院时，那里早已有军警护卫，固若金汤。可见，当局在打压和平请愿和保护政府机关不受冲击这两方面都做了充分的准备，采取了强硬的应对措施。当局唯一没做的只是没有派军警对汉族平民加以保护。这当然不是疏忽大意的问题。因为在维汉聚居区发生的暴力行为整整持续了4个多小时，大部分地方连警察的影子都看不见，即使有，也只是袖手旁观。照理说，警察制止街头暴力乃天经地义，并不需要再去请示上级；就算你警察担心自己打不过暴徒，你总该立刻向上级报告。在通讯如此发达的今天，那顶多也不过是几分钟的事。因此我推断，警察很可能事先是得到指示的，要他们不要采取行动。这就是说，新疆政府拒绝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故意刺激事态恶化，促成暴乱发生，等到暴乱发生后，又故意按兵不动，导致平民――主要是汉族平民的大量伤亡，然后新疆政府再以“反恐平暴”的名义残酷镇压维族民众，并把这一切推到境内外疆独势力头上。
这一年来，我从多种渠道获知，在国内，甚至在中共党内，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同样的怀疑。上个月出版的《明镜月刊》发表署名文章，说“王乐泉故意引发新疆暴动”。文章说，“有一种‘阴谋论’说法在中共内部都流传”，“2009年7?5事件并非海内外疆独势力所挑起，而是新疆当局的阴谋”。之所以有大量群众死伤，却极少有警察“因公殉职”，可见这不仅是警察和武警失职、渎职，“更说明王乐泉内部下达了指令”（http://www.mirrorbooks.com/news/html/85/n-12585.html）。
应该指出，中国政府并不是第一次玩弄这套阴谋。2008年西藏3?14事件他们就玩过一次了。通过这种十分阴险狠毒的手段，中国政府极大地激化了汉族民众和维族藏族民众的深刻猜忌与仇恨，并以此为借口进一步加强了对新疆西藏等地区的严厉管制。
还要看到的是，在未来，中国政府还可能采取同样的手段。在去年年底出版的政治预言小说《盛世中国――2013》里，作者陈冠中就写道，在2011年，全球经济崩盘，中国经济也发生严重危机，各地群体事件层出不穷，政府故意撒手，听任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老百姓惶惶不安，四处逃难，然后解放军大军出动维持秩序，受到民众夹道欢迎，军队立即展开全面严打，震慑了一切反抗。
不消说，作者以上描写正是基于他对新疆7?5事件和西藏3?14事件的洞察。我们决不可排除在未来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在当前，我们必须对仗义执言的海莱特咸表示关注，大力声援，并彻底揭露新疆政府制造7?5事件的罪恶阴谋。
换汤不换药
1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7-3 12:15 只看该作者
胡 平：反抗冷漠 反抗遗忘――六四21周年感言
北京电影学院的崔卫平教授，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公开讲出六四问题的学者之一。居然有人发问：是不是此人在六四中有什么挫折，受了什么刺激？崔卫平在她的一篇博文里写道：“啊，这是他们唯一的思路了，认为别人做任何事情，只是出于某种个人动机、个人利益，我后来见到许多朋友都遇到诸如此类的情况。”
崔卫平说：“迄今我不能理解（也没有任何人可以说服我）的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善意？不能表达对于受苦同胞的基本关怀？一个不允许、不鼓励人们之间互相关心的社会，可能是一种什么可怕情景？难道人与人之间只有隔阂和冷漠才是正常的吗？难道只有互相利用、互相提防乃至互相坑害，才是畅通无阻的吗？而我们今天的社会，多么需要释放人们身上沉睡的善意，多么需要释放人们身上优良的一面。”
在今年纪念六四的集会上，我专门讲到冷漠。我说：“人类反抗暴政的斗争，就是反抗冷漠的斗争。”冷漠不是罪恶，但冷漠是一切罪恶存在的条件。肖伯纳说得好：
“对同胞最大之恶不是仇恨，而是冷漠；冷漠是无人性的本质。”什么是人性？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和禽兽的区别就只有那么一点点，这就是人有同情心，人有正义感。人在多大程度上丧失了同情心、正义感，人就在多大程度上丧失了人性。
在今日中国，同情心、正义感的沦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以至于在很多人看来，一个人没有同情心、没有正义感，那是正常的；有同情心、有正义感倒成了不正常，成了异类。那些没有同情心、没有正义感的人可以活得理直气壮，问心无愧；那些有同情心、有正义感的人反而倒需要随时向别人解释自己的行为。
和冷漠的蔓延相伴而行的是遗忘的蔓延。
在今年五四北京大学112年校庆校友会上，几位白发苍苍的反右运动受难者，举着“哭北大”、“右派索赔”、“右派冤”的纸牌，站上主席台，立即引来台下数百人惊异的目光。有人表示敬佩，有人上前慰问，有人茫然不知所以，有人感到尴尬别扭，还有一些身穿便衣的特务，则赶忙举起相机拍照。
著名的非典专家钟南山院士也出席了这次聚会，他应邀给大家讲养生之道。钟南山说：“刚才校友们（在主席台上举冤牌）的情况，我都看到了，很理解。我历经‘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母亲在‘文革’中自杀。我把一切都看透了，这个账怎么算？找谁算？共产党六十年其实就三十年做了正经事，我的养生之道的第一条就是要学会忘记，忘记过去，忘记苦难，要有好心态，要满足现在的好日子……”
一位反右运动受难者的儿子马文都听到钟南山这番话，感慨地说：钟南山底气十足地要大家“忘记过去”。难道要我们忘记这些反右受难老人所经历的那个时代，让这些受难者忘记几十年不堪回首的遭遇，让人们忘记那个疯狂、灭绝人性，使几千万人丧生的历次政治运动？是的，因为你忘记了，你就可以取悦当局而成为既得利益者；因为你忘记了，你就能长寿。可是你想过没有，因为你的长寿，今后可能会有多少人更加的短命；因为你的忘记，正是由于许多人的失忆，才使倍受那个时代折磨的人更加痛苦，而求告无门；因为大家都忘记了，会使整个民族变得麻木不仁，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重蹈覆辙，再受这类苦难！冤有头，债有主，这个账有法算，也必须算，这不仅是为了受难者自己讨回公道，更是要以史为鉴。
我记得北大校友、文革史研究者王友琴博士转述过一个关于牛和鸡的故事。一位被打成右派的教师在劳改农场放牛，牛群中的一头牛老了，干不动活了，人们就在一棵大树旁边把这头老牛杀掉了。自那以后，这位右派教师再带牛群去那棵大树附近吃草的时候，牛群都不肯过去，并且发出悲伤的叫声。一连几次，都是如此。以后，这位放牛的右派教师再也不把牛群赶到那棵大树附近了。原来，牛这种动物竟有着这么强的记忆力和同情心！牛是这样的，不过，别的动物却不一定如此。比如，鸡就不一样。在杀过鸡的地方，别的鸡照样吃喝玩乐，若无其事。有时候，一群鸡中间有几只给抓出来杀掉，开膛破肚，一些肠子什麽的丢在地上，别的鸡还跑过来争抢着吃。王友琴写到：“我听到这个牛和鸡的故事，我想到了人。对生活在文革后时代的普通人来说，我们都被置放到了在牛和鸡之间的某个位子。”
诚如昆德拉所言：“人类反抗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斗争”。钟南山讲话最令人惊讶的一点是，他不但公开号召大家遗忘，而且还底气十足，理直气壮。似乎象他那样主动遗忘才是对的，别人拒绝遗忘倒是不对的。这就和上面那些向崔卫平发问的人一样，那些人自己没有同情心没有正义感不肯仗义执言倒也罢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居然能毫无愧色，心安理得，反过来倒对有同情心有正义感肯仗义执言的人不以为然。
其实，说怪不怪。事情常常是这样的：一个怯懦的人，如果他不肯因自己的怯懦而惭愧的话，那他就一定要对别人的英勇表示不以为然。沉沦并不总是痛苦的；只要你还在痛苦，那就证明你还没有完全沉沦。不消说，冷漠的蔓延和遗忘的蔓延都是暴政的后果；但我们也必须明白，克服冷漠，克服遗忘正是克服暴政的前提。
换汤不换药
1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7-3 12:21 只看该作者
刘 柠：方励之事件始末
作者按：《独立阅读》6月号发表了友人贾葭兄评台版《李洁明回忆录》的书评，将21年前的“方励之事件”旧事重提，也勾起了笔者的回忆。刚好，大约4年前，笔者也写过一篇评介日本人权外交的长文《“普通国家”化，从人权外交开始——兼论西方国家人权外交的历史与现状》（阉版发表于《凤凰周刊》）。其中，对方励之事件也有所涉及。特将此部分拎出，立此存照，以飨博友。
日本真正能动、灵活地展开人权外交并取得了良好实效的，是18年前围绕方励之夫妇的出境问题，以北京为对象的一场攻防战。今年6月，日《产经新闻》首次披露了这方面的密档，使这一历史公案的真相浮出水面。
方一家三口进入北京的美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的翌日（1989年6月5日）。两天后，中国当局召见美驻华大使James
Lilley，要求引渡方夫妇。同时，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罪名通缉全国，并在美大使馆周边地区重兵把守，严密监视。美国方面于1989年7月派遣前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赴北京交涉，谋求问题的解决，但中国以所谓“国内法”和“国际法”为后盾，寸步不让。
对美国而言，引渡是无法想象的。用Lilley大使的话说：“一方面，方与美学术界和人权团体关系深厚，作为民主活动家有很高的声望。另一方面，中国一旦逮捕反革命分子，甚至拥有将其处死的‘合法’权利。”继而，中方展开了揭批方励之等学运“黑手”的政治攻势，将矛头对准了美国。双方剑拔弩张，氛围高度紧张。
但与此同时，旨在和平解决“方励之事件”的政府间斡旋工作，也在水面下悄然展开，不仅当事的中美两国，日本也被卷了进来。事件发生于那一年的“春夏之交”，但整个秋、冬，乃至翌年的“春夏之交”，中、美、日三国都没闲着，中美、中日、日美，双边谈判、多边协调，形形色色的方案被反复权衡、掂量。终于，一个将问题的解决与解除经济制裁挂钩的预案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其契机是中国总理李鹏与日本驻华大使桥本恕的秘密会谈。后者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代日外务省中国课课长，曾主导了日方谈判的方向和进程，深受中方的信赖。
桥本回忆说，1989年12月，斯考克罗夫特第二次访华无果而终。不久，李鹏对日本发出信号，重弹日对华援助贷款（ODA）的历史和意义，呼吁日方“信守政府间承诺，务必实施第三次日元贷款”。第三次贷款本来系1988年前首相竹下登访华时承诺的经援，计划从
1990年起的5年内，总计贷与中国8100亿日元（约56亿美元，相当于1989年末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但在1989年7月于巴黎召开的第15届西方七国首脑峰会（G7）上，作为西方民主国家协调一致的对华制裁措施而被冻结。
对于经济陷入空前绝境中的中国来说，第三次日元贷款与同时被冻结的世行贷款（约23亿美元）一样，不啻为强心剂，其意义完全可以用生死攸关来形容。乃至桥本恕觉得，“李总理拼命游说，令人感到冻结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90年代初，日海部（俊树）政权面对国内财界的强大压力，曾试水解除对华制裁，外务省也制定了于90年7月的休斯敦（G7）峰会上，修正前一年通过的制裁决议案的战略目标，但此举必须首先与美国取得协调。为此，90年春，现驻华大使、时任外务省中国课课长的宫本雄二奉命访美，旨在摸清美方的底牌。
但宫本发回的报告，结论却是否定的：“美国会和舆论非常强硬，即使在政府内，解除制裁也没有讨论的余地。对方励之事件的反弹之强烈，其一日不解决，下一步便无从谈起。”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只有自己往前走，勉力推进。桥本大使秘密拜访了老相识、中共中联部长朱良。照桥本的经验和想法，对华交涉“要考虑对方的面子”。于是，会谈既未涉及日元贷款问题，也未触碰方励之事件，只是就事论事地说，“我们正在面向在休斯敦峰会上解除制裁而努力，希望中国也能加以切实的应对。”
这一次，中方显然理解了日方的意图：在桥本大使与中方接触的一周后，6月中旬，中共当局做出了允许方励之一家出境的决定。在方一家乘坐美空军飞机出境的当天，中方低调发表了关于“方夫妇出国治病”的消息。在两周后召开的休斯敦峰会上，日美协调一致，解除了冻结一年之久的第三次日元贷款和世行融资。但对在方励之事件的解决上日本曾插手斡旋之事，中、美、日三国均未公开。
方夫妇半年后顺利移居美国，现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执教。不明就里的方励之，定居美国后，还屡次批判日本率先解除对华制裁的“机会主义”之举。
猫男
1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7-3 12:51 只看该作者
当时 不该把既得利益者 逼的太急啊 狗逼急都要跳墙 人逼急了 那就真的会做出很多残忍的事情的
换汤不换药
1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7-10 10:39 只看该作者
余 杰：上朝文网无穷密，鲁国春秋一字删——我被第二次传唤的经过
中国真正开放的标志是：当在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温总理最喜欢看什么书时，温总理拿起一本余杰的《中国影帝温家宝》说：这本，毫无疑问是这本，它是我的案头书。
——推友“花花公子”
二零一零年七月五日上午十点，派出所老李上午来电话，说下午三点市局的人要约我在小区的警务工作站谈话，向我了解一些情况。我回答他说，没有时间。我确实没有时间，我正在紧张地修订《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大约半个月之后这本书稿就可以杀青了。国保找人喝茶是他们的工作，喝茶的时间他们是有薪水的；而我的时间不能白白被他们浪费，作为公民，有拒绝喝茶的权利。
老李听到我的“没有时间”的回答，便不再说什么了。这与以前他们反复劝说我出去跟他们聊聊天不同。当时，我就有一种来者不善之直觉，这些人大概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果然，下午四点，我正在修改《取消国保是中国长治久安的第一步》一文，突然听到门口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在一般情况下，若有访客上门，会先通过对讲机，请主人打开楼下的单元门禁，但这一次对讲机根本没有响起，直接就是敲门声。我从猫眼中一看，果然是一群警察守候在门口。
我打开门，发现门口站着六个人，其中有四个便衣，还有两个穿警服的。便衣中有一名平时负责跟踪和监视我的，曾经陪我上书店和图书馆的朝阳区国保王某。其余几名，我都没有见过，一人手持微型摄像机摄像，正对着我摄像。为首一人拿出一张传唤证来，上面写着根据《刑事诉讼法》九十二条第一款，对我进行传唤。（事后，我查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该条款规定“对于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或者到他的住处进行讯问，但是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这一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恶法，成为国保部门骚扰人权活动人士的法宝之一。二零零四年十二月那次的传唤，写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而这一次没有写任何理由。）
我告诉他们说，我需要换一件衣服再出门。他们说，他们必须进门来，否则我不能独自入内换衣服。就这样，他们一拥而入，在没有出示搜查证的情形下，非法闯入民宅。于是，我在厕所内换好衣服，并给妻子打了一个电话。在传唤证上签名之后，跟随他们下楼，楼下停着两辆普通牌照的车辆。他们让我上了其中的一辆越野车，国保王某驱车，车上还有两名穿制服的民警。驱车两分钟左右，便到了我的户籍所在地豆各庄派出所。
他们将我带入一间审讯室。我坐下来以后，便开始低头默祷：主啊，请赐予我勇气和智慧，讲当讲的话，不讲不当讲的话，胜过黑暗和邪恶的势力。主啊，我的一切都在你的掌管之下，若不是你的许可，一根头发都不会落下。主啊，你让我在这逼迫患难中更加与你接近，单单地来仰望和依靠你。主啊，你说过，那杀死人的身体不能杀死人的灵魂的，不要怕他。简短的祷告之后，我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
这时候，坐在主审位置上的中年男子开始说话了。此人年纪大致与我相当，体型偏胖、身穿黑衣，像北方人的模样。他首先自我介绍说，我姓朱，你应当知道我是谁了吧。你的很多朋友我都熟悉。我多年前就关注你的情况，在这个世界上，关于你的资料，我这里可能是最多的。之前我们都知道有对方的存在，今天总算是见面了，很遗憾以这种方式我们才有机会聊聊。听说你对我有很多不好的看法。
我说，这些年来你做的若干事情，包括你们这个部门做的若干事情，是好事吗？能够让人产生好的看法吗？我此前多次与你的手下说，让那个姓朱的直接来找我，不要去骚扰我的朋友。我当然知道你将我作为研究对象，到我年老的时候，如果要写自传了，我就去查这些资料。不过，我相信，那个时候这些资料已经不由你控制了，就像东德等国家一样，当事人可以去档案馆自由查阅。
国保朱说，既然你说愿意跟我见面，那么上午我们约你见面聊聊，你为什么说没有时间，让我们只能用这种办法才能请你出来？
我说，给我打电话的派出所的老李又没有说是你要见我，他如果说是一个姓朱的找我，说不定我会愿意谈谈。另外，你们应当提前预约，不能上午打来电话说，下午要跟你见面。我要在时间上作安排。今天你们的这种做法，无非是想给我一个下马威，这恐吓不倒我。这种方式只能表明你们的愚蠢，你们故意制造对中国政府的形象不利的新闻事件，你们以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为荣。我是个好安静的人，通常在家里一个人写作，一般不会主动去联系媒体，也不喜欢成为新闻事件的主人公。你们就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你们这个部门的所作所为表明，你们才是这个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
国保朱说，看来你对我和我们部门有太的成见。在我们以后的交往中，希望能够消除这些成见。
我说，请给我一杯水。
结果，他们派了一个人跑到外边去买来几瓶冰冻的农夫山泉回来，正是我平时喜欢喝的牌子的矿泉水。
我说，其实倒一杯派出所的饮水机里的水就可以了。
旁边一名国保说，天气热，要喝冰一些的水。派出所的办公条件有限，他们的水不太冰。
换汤不换药
1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7-10 10:39 只看该作者
按照一般的传唤的程序，坐在国保朱旁边的那名笔录者首先询问我的一些情况。整个过程，一台微型摄影机一直对着我摄影。国保朱和负责笔录者均点燃香烟吸起来。
我看到墙上有一个醒目的指示牌，上面写着：室内禁止吸烟。我便对他们说，我说你们这个部门素质低，你们不服气，这里明明写着禁止吸烟，你们仍然不顾禁令随意吸烟，你们这不是在执法犯法吗。
国保朱说，没有看见这个牌子，对不起。虽然他道歉了，但两人并没有停止吸烟。我已经尽了告知的义务，却无法制止他们继续吸烟。此后的几个小时里，此二人一直在吸烟。在场的其他两名国保没有吸烟。
国保朱说，最近你在推特上很活跃啊。不过，你在排行榜上的排名也不太高啊。
我说，你也在上面潜水吧，我的言论不仅是给推友们看的，也是给你们这样的人看到的，我没有任何秘密可言。我不喜欢发表惊世骇俗的话提高排名，有一些知己就够了，不在于数量。
国保朱说，那我们进入正题吧，先谈谈这篇文章，你看看是不是你写的。他拿出一大叠打印的稿件来，将其中一篇递给我。
我一看，是我写的《中共是个隐蔽的塔利班》一文，是今年四月二十三日在《观察》网站上发表的。打印稿上注明了发表的网站和时间。
国保朱说，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吧？
我说，当然是我写的，我的文章都是真名发表的，我从来不发表匿名的文章，我对我的每一篇文章负责。
国保朱说，你看这一句“中共的党魁们不仅荼毒国内亿万民众，更试图将共产暴政推广至全球。”这里的“党魁”指的是谁？“暴政”又是什么意思？
我说，党魁就是党的主席或总书记，从毛泽东到胡锦涛都是党魁；暴政还不简单，毛时代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从反右到文革等政治运动，无数家庭家破人亡，邓时代“六四”开枪杀人，一直到今天那么多孩子在地震中死于豆腐渣校舍、毒奶粉、毒疫苗，不是暴政又是什么？还有中共在西藏、新疆开枪杀人。
另一名一直沉默的国保似乎被激怒了，他反驳我说，你就没有看到维族人屠杀汉族平民吗？作为政府，有必要派遣军队和警察维持秩序，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我回答说，我没有否定存在维族暴徒杀害汉族平民的事实，但当局以暴易暴解决不了问题，最大的暴力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要谨慎使用。再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种族冲突事件，是因为当局的民族政策有严重失误。（当时我并未想到今天就是“七·五”事件一周年的纪念日。）
国保朱说，下一句“毛太祖曾云，革命的第一要务，便是认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毛太祖是谁？
我说，毛泽东。
国保朱问，为什么要用“毛太祖”这种说法？
我说，毛就是一个专制帝王，毛自己还说他比秦始皇厉害几百倍。毛是开国之君，古代开国之君就叫“太祖”。
国保朱又问，你再看这一句——“我在电视上看到王光亚举手投反对票的丑陋一幕。这是大独裁者对小独裁者的支持，历史将牢牢记载这一刻”，这里的“大独裁者”和“小独裁者”分别指谁？你为什么认为只要中国担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就阻碍了联合国发挥和平与正义的功能？
我说，大独裁者就是中共当局，小独裁者就是缅甸军政权、北韩金正日政权等等。中国在联合国的投票记录很清楚，通常都是支持国际社会为之不齿的流氓国家。
国保朱又问，你说“中共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中共在非洲越活跃，其独裁政体和独裁思维就会越深重地毒害非洲诸国，使其离民主自由价值越来越远。”你有什么依据这样说？
我说，中共在非洲掠夺资源，支持独裁政权，是众所周知的。即便是国内的媒体，也曾经报道过。非洲国家的劳工对中资企业有诸多不满，多次罢工抗议等等。中国人在当地并不受欢迎。还有，如果不是中共的支持，非洲的很多独裁政权早就垮台了，如苏丹。
国保朱问，那你写这篇文章是什么目的？
我说，我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存在严重的错误。首先是支持那些流氓国家、那些涉嫌恐怖主义活动的国家，使得中国在国际上声名狼藉，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其次，巨额的外援经费根本没有经过人大的批准，也没有经过纳税人的同意，如今不是说财政公开吗，我希望当局也公开这一部分，让外援告别“秘密”的状态。
换汤不换药
1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7-10 10:40 只看该作者
谈完这篇文章，国保朱又拿出另外一篇文章交到我的手中，我一看，是《“大国崛起”的迷梦几时方休？》一文，四月十三日发表在《观察》网站上。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两篇文章来重点讨论，其实这两篇文章并不是我的力作。
国保朱说，你在文章中写道：“近年来，在中共的煽动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此起彼伏，这是当局企图将国内矛盾往外引导的毒计。”为什么用“毒计”这个词语？
我说，如果你看不懂，请自己去查现代汉语词典。我不是语文老师，要这样逐字逐句地解释给你听。此前我不是说过了吗，我接触过的国安系统的人，很多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从来没有向我提过此类比较低级的问题，你们该好好向他们学习，提高一下文化修养。
国保朱说，“毒计”是一个贬义词吧？
我说，当然是一个贬义词。
国保朱说，那你凭什么说民族主义是政府煽动的呢？你说政府在背后煽动民族主义，难道中国人没有权利反对日本侵占我领土钓鱼岛、中国人没有权利反对日本首相和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吗？
我说，中日问题我比你更有发言权，我作过长期的研究，出版过两本书，你不是说最了解我吗，你难道没有看过吗？中国人当然有权批评日本的某些做法，但首先要反对的是赞美日本人、说日本人侵略中国帮助他夺取政权的毛泽东，毛泽东的原话，你在毛的文集中可以找到。其次，爱国主义需要理性，砸日餐厅和日本品牌的汽车不是爱国，在全球化的今天，很难说那些产品是日本产的，还是中国产的，抵制日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些行动根本对日本造不成伤害，反倒伤害了中国人自己。据我的观察，二零零四年中国的反日活动，背后就是政府操纵，是企图转移国内矛盾，是将日本当作一个“公共污水沟”。
国保朱说，那是学生的爱国热情，怎么能说是政府策划的呢？
我说，中国不是有一部《游行示威法》吗，任何游行示威都需要提前申请，到公安部门拿到批文之后才能实施。如果我去申请，能够批准吗？
国保朱：批不批准那是公安部门的决定，你可以去申请啊。
我说，那天学生一下子就起来了，有去申请过吗？据我掌握的信息，他们没有去申请过。那么，这难道不是非法活动吗？为什么政府纵容此非法活动呢？为什么明知该活动非法，政府也要出动大巴车运送学生去日本使馆抗议？
国保朱说，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些车辆是政府提供而不是学生自己找的呢？
我说，我有一个在北大念书的师弟告诉我说，当时是校方安排的车辆。
国保朱说，校方难道就是政府吗？你这个看法太主观臆断了。
我说，校方当然是政府的一部分了，北大校长是副部级，北大党委书记是中央候补委员，哪个学校不在党和政府的管辖下？不懂中国国情的是你。还有，当时学生向日本使馆扔砖头等等，在场的警察全都袖手旁观，根本不去制止。
国保朱说，不是警察不制止，是当年到日本使馆抗议的学生太多，警察的人数有限，根本管不过来。
我说，你们如果想管，哪有管不过来的，当年“六四”时候，人更多，几百万人在北京的街头，一开枪，不就解决了吗？
国保朱又问，好，接着看下面的内容，你的这句说，“所谓‘建国大业’，不过是更加残忍的斧头帮（共产党）战胜了残忍程度稍逊一筹的斧头帮（国民党）。正如法学家萧瀚概括的那样：最基本的中国特色即斧头帮精神——‘试看中国四千年，从商汤到最近的斧头帮，哪个政权不是用斧头砍出来的？’”这里的“斧头帮”是什么意思？
我实在忍无可忍了，对他说，这样谈下去，三天三夜都谈不完，斧头帮就是斧头帮，这是萧瀚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我非常赞同，斧头帮是靠暴力夺取政权的黑社会组织。你去看看周星驰的电影《功夫》吧，里面就有一个斧头帮。我的文章摆在这里，你自己看，自己领会，看不懂我也没有办法，你自己去请家教，我没法这样一点一点地跟你解释。
国保朱说，我们就是水平低，你是北大硕士，文化程度高嘛。你的文章常常写得很长，有时候看完一篇要花好长时间，还看不出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以后多写短文吧，这样我们容易看懂。
换汤不换药
1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7-10 10:41 只看该作者
我说，我的定位是，让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读者都能看懂我的文章。你看不懂，说明你的文化程度在高中一下。你自己去补课。我还就喜欢写长文。写文章总比读文章累吧，我写文章都不嫌累，你读文章还嫌累。那你申请换一份工作吧，做这样的工作没有成就感和尊严感，这是一份脏活，到其他部门去待遇还能好些。
国保朱做出一副为难状说，换工作可不是你想的那么容易。
谈完这两篇文章，国保朱让我在两篇文章的每一页都签上名字，并按上手印。这个程序与我五年多之前第一次被传讯的时候一模一样。那次他们拿出来的文章有十余篇之多，这次却只有两篇。不过，我看到在国保主手中还有其他多篇文章。
其间，我问国保朱说，大概还要谈多长时间，晚上我要给孩子做饭，如果时间还需要比较长，我是否可以发个短信告诉妻子，让她早点回家。
国保朱说，还需要一段时间，大概你是不能按时回家吃晚饭了。你可以给妻子发个短信。
于是，我拿出手机来（此前，他们要求我在谈话期间关闭手机），给妻子发了一个短信。
国保朱说，文章的事情就先谈到这里，其他的下次再谈。下面谈谈你最近的写作情况和计划要出版的书。
我说，我和王怡合作的基督徒的访谈有两卷，题目分别是《一生一世的仰望》和《我有翅膀如鸽子》，以及我的一本关于中国信仰复兴与社会转型的文集《谁为神州理旧疆》，都即将在台湾雅歌出版社出版，整个过程我在电邮中都谈到了，你们进入我的电邮信箱什么看到了。另外，还有一本讨论苏联解体的《泥足巨人》，将在台湾允晨出版社出版。我书都现在只能在香港或者台湾出版。
国保朱说，你的文章都不能在国内公开发表，你自己想过这是为什么吗？
我说，你是做这个工作的，你应当知道是什么原因。你问这个问题，显示你好像是第一天到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一样。说到底，就是中国政府没有接受批评意见的胸襟，中国没有基本的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
国保朱说，还有一本《中国影帝温家宝》吧，你在推特上说最近要在香港出版，大约什么时候写完，什么时候出版，在什么出版社出版？
我说，最近一个月内完成，两三个月后出版。出版社还没有确定。
国保朱说，是谁写序言？
我说，是王怡的文章作为序言，是那篇《写给温家宝的福音单张》。
国保朱说，王怡同意了吗？
我说，王怡当然同意了。
国保朱问，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否可以介绍一下？
我说，主要是对温家宝当总理以来的政策做一些批评，焦点是他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没有什么作为，浪费了历史给他的机遇。
换汤不换药
1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7-10 10:47 只看该作者
国保朱问，这本书主要有几个章节呢？
我说，比如，有对温家宝的经济政策的批评，外交政策的批评，文化和教育政策的批评，对他在救灾中的表现的批评，对他纵容你们这个部门破坏中国法治环境的批评等等。大致分这么几个部分。国保的作为，我将联系自己这几年的亲身遭遇专门写一章。这几年，一到所谓的敏感时刻，你们就派人到我门口，出门做你们的车，你们觉得有意义吗？不是浪费国家资源吗？我去书店和图书馆也要跟着，有必要吗？
这是，旁边的国保王插话说，陪你去图书馆很好啊，我还可以读读书，学到不少知识。
我说，你们这样做就是违法的，此前的一名姓赵的国保自己就说，这样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但这是上级的命令，不得不执行。
国保朱说，他真的那样说过吗，那他的业务素质太差了。
我说，难道不是非法吗，你们拿得出什么法律依据来？
国保朱说，政法口不是归周永康管吗，你什么要批评温家宝呢？
我说，这个问题推特上早就有人提出来过了，我的看法是，公安部是国务院下面的部委，温家宝管理公安部责无旁贷。当然，我也批评国周永康。
国保朱问，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那么多，政治局常委就有九个人，你为什么单单要批评温家宝呢？
我说，去年我已经出版了《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一书，是批评第一号人物的；批评完第一号人物，当然接着就是批评第二号人物了。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我多次说，我批评温，既是针对他这个人的，更是针对他的总理的职务的。
国保朱问，那么你接下来还会批评第三号人物，第四号人物吗？比如习近平？
我说，习近平我也批评过，至于是否专门写一本书来批评其他的人，那要看我的时间安排了。
国保朱说，你认为温家宝不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是他的失误，那么你认为中国应当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呢？
我说，太简单了，比如，开放报禁，实现新闻出版自由；实现宗教信仰自由；启动选举；实行两党制（我认为两党制比多党制好）；司法独立等等。政治体制改革没有那么复杂。再比如，党内民主总可以推进吧，像越南那样由两个人出来选总书记，政治局成员是不是也可以实行两选一？
国保朱说，这些还是太虚，不具备可操作性。
我说，那就按照《零八宪章》的思路来做，这个文本你一定很熟悉吧。《零八宪章》中的十九条建议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早改革比晚改革好。
国保朱说，《零八宪章》的内容不符合中国的现实。
换汤不换药
1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7-10 10:51 只看该作者
我说，那么，你认为中国的现实是什么？我觉得，你这是一种“逆向种族歧视”的思维方式，难道你认为中国人就低人一等，不配享有民主自由吗？就是温家宝也承认有“普世价值”，你比温家宝还不如，真要好好学习一下他的讲话，提高一下政治素质。
国保说，不能将西方的那一套照搬到中国来。温家宝的普世价值绝对跟你们的《零八宪章》的内涵不同，你要是连这点都弄不清，你的智商就有问题。
我说，你们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不就是从西方搬过来的吗，你们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不跟你辩论，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我谈我我观点，你尽量不要反驳我。我只谈我的文章，关于其他人和其他的事情，我不会回答。
国保朱说，你把刘晓波当作大哥吧？你为他写了很多文章。
我说，我的文章中不是写了吗，共产党才是黑社会、斧头帮，我和刘晓波是道义相交，不存在你说的大哥和小弟的关系，刘晓波是我的良师益友。
国保朱说，刘晓波的下场在眼前，你看，那些西方国家谁也帮不了他。
我说，我认为，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刘晓波将是这个民族无可比拟的伟人。
国保说，你有妻子和孩子，不要站在党在政府的对立面，当走到刘晓波那一步的时候，想回头都来不及了。
我说，你也有妻子和孩子，终有一天，你的妻子和孩子将为你的这些恶行而感到耻辱。在我的有生之年……
国保朱说，是的，在你的有生之年，你在好几篇文章中都这样说过。
我说，在我的有生之年，必定能够看到对你们的审判，不过我会以受害人之一的身份请求法庭赦免你。当然，法庭是否采纳我就不知道了。
国保朱说，你这样说，以后你当权了，我还得求你放我一马？
我说，不是求我放你一马，我也没有权力放你一马。我不会当权的，我永远是一个批判型的知识分子，我对任何权力都敬而远之。我刚才只是说，我愿意原谅你对我做的那些恶事，即便你不认罪悔改。
国保朱说，我要提醒你，你不要被某些反华势力利用了。你看，美国奥巴马上台之后，美国使馆也不跟你们接触了，美国是靠不住的。你批评奥巴马，不就是因为他没有像布什那样接见你吗？
我说，我是独立知识分子，不受任何势力的利用。我批评共产党，不是因为有美国保护我，我才敢批评，美国的政策如何，并不会改变我对共产党的批评态度。你研究我的文章就可以看到，奥巴马上台之后，他不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但我对中共当局的批评并没有减弱。其次，我批评奥巴马，不是因为他没有见我，我从未主动要求与这些政治人物见面。那次与布什的会面，我们事先并不知情。如今，我批评奥巴马，是因为我的政治立场是铁杆的共和党人。不说奥巴马的对华政策，就是他的国内政策，我也相当不同意，如果我是一名美国的知识分子，我将比批评温家宝还要尖锐地批评奥巴马。
国保朱说，你想像中的民主自由就是美国那样的吧。你那么热爱美国，认为那里有民主和自由，干脆到美国去生活得了。
我说，我就是要生活在中国，这说明我比你更爱国，无论这里的环境如何恶劣，我就是要在这里生活、观察和写作，努力推动中国的进步。
换汤不换药
1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7-10 10:55 只看该作者
国保朱说，你说我们被洗脑了，我认为你们被西方敌对势力洗脑了。
我说，你当然可以这样认为，我也不想说服你，正如你也不要试图说服我。
国保朱问，这本书大概会发行多少册？
我说，两千册左右吧，我在香港和台湾的出版的书，大都是这个发行量，那边看书的人本来就不多，关心大陆问题的人更少。
国保朱说，原来这么少啊。
我说，现在经过你们帮助宣传，很多海外媒体报道，可能就会多一点了。
国保朱说，那么你写书也挣不了太多钱啊，一本书也没有多少稿费吧？
我说，我不是为了钱，如果为了钱，成为余秋雨那样的御用文人，还不腰缠万贯。我现在写一本书也就几千元的稿费，但对我来说，钱够用就可以了。
国保朱说，你认为你当畅销书作家会超过余秋雨？
我说，文章的价值不是根据畅销的程度来衡量的。
国保朱说，关于温家宝的这本书，我劝你还是不要出版，否则后果自负。
我说，批评作为总理的温家宝，是每一个公民的言论自由的一部分，我认为，我对他的批评在宪法和法律保障的范围之内。如果我批评温家宝，涉嫌对他的诽谤，损害了他的名誉，他个人可以撰文反驳，或者用法律手段处理，将我告上法庭。
国保朱说，温家宝不是一个普通公民，而是国家领导人，批评温家宝，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引用道听途说的信息，可能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利益，要付严重的刑事责任。这就不是温家宝来自己起诉你的问题了，而是你要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了。关于这一点，最高法院的一条司法解释说得很清楚，我相信你不会不知道。
我说，我愿意为我的每一篇文章负责，我仍然会在香港出版这本书，任何机构和任何人都不能阻止这本书的出版。你们要言论治罪的话，是你们的事情。你们对刘晓波因言治罪，判决书中引用的六篇文章的观点，在我的许多文章中都可以找到，即便我不出这本书，你们随时可以像对待刘晓波那样对待我。
国保朱说，你知道就好，继续往前走很危险。
我说，像刘晓波那样生活和写作是我的荣耀。
国保朱说，好，你的这一表态让我很佩服，你至少不像某些人那样，一遇到压力就变成软蛋。但我感觉你是一个相当固执和主观的文人。
我说，每一个人都是主观的，我发表的是我自己的看法，从来不代表任何群体。
国保说，你想过没有，你有很大的影响力，很多人看了你的文章之后，可能往坏的方向发展。你必须承担责任。我给你一个建议，你应当在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之后再发表意见，有很多人认为你是一个纯粹的“骂客”，不作建设性的工作，你也可以考虑改善一下自己的形象。
我说，首先，垄断证据和信息的当局，我倒是希望当局公开更多的资讯，供所有公民来使用和分析并形成自己的判断。其次，除了批评之外，我也在做若干具有建设性的工作，我写了那么多文章，批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我不是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而是“持自己政见者”。前者是以中共的立场为标准，后者是以自己的立场为标准。对我来说，跟中共同或不同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表达的是不是“我”的观点。并不是我的所有观点都跟中国当局“不同”。我的观点从来不随大流，都是我经过独立思考之后形成的，我也不是谁是跟共产党作对就支持谁。比如，我对杨佳案的看法就与那些激进人士不同，有人说，只要是警察就该杀，我认为那些被杨佳杀死的警察是无辜者。所以，有一天民众拿石头来砸你们的时候，我愿意来保护你们。
国保朱说，再谈谈教会的问题，我给你第二个建议，不要利用政教搞政治。这种做法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换汤不换药
2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7-10 11:08 只看该作者
我说，我建议你不要评判别人的信仰，这是每个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只有上帝才能评判。我知道此前你对方舟教会的牧师和同工有过多次很过分的骚扰，我今天正式跟你说，以后关于我个人的事情，你直接来找我谈，不要去骚扰教会的会友。你常常对我们教会的会友以及其他教会的人士说，余杰不是基督徒。你的这种离间的做法不会有任何的效果。我们在主里是合一的。如果你继续骚扰我们的会友，我只能公布的名字和电话，并呼吁网友对你进行人肉搜索。
国保朱说，我是做这份工作的，我不怕你这样做。当然，你也要付出响应的代价。我跟你们的牧师沈权和教友老徐谈，他们都还挺维护你的嘛。你对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看法？
我说，我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我从不在教会中宣讲自己的政治观点，我们的很多会友都是单纯的信仰者，对政治不感兴趣。我在外面的发言，也从来没有说过是代表方舟教会的。
国保朱说，你所宣扬的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和社会使命不就包括了从事政治活动吗？
我说，基督徒个人当然有权参与政治活动，基督徒也是公民。政治是一种公共生活，一种权力分配，政治不是共产党垄断的专利。
国保朱说，不管怎么说，根据宗教事务条例，你们目前的存在方式就是非法的，你们没有去登记。
我说，该条例是法规，不是法律，没有经过人大的审批。所以，你可以说我们违规，不能说我们违法。对我们来说，我们首先尊崇圣经的教导，然后尊重宪法，宪法中有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我们遵守宪法，而不承认与宪法相违背的下位法和政府部门的法规。
另外，为登记制造障碍的，正是政府部门。我们不反对符合圣经原则和宪法原则的登记。
国保朱说，圣经中不是说要顺从掌权者吗？作为基督徒，你难道不愿不遵守这句话吗？
我说，看来，你还读过圣经，或者你就只知道这一句经文。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圣经是整全性的真理，不能断章取义。这句话要放在整本圣经中来领会，与“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和“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等观点联系在一起。所以，当一个政权侵犯我们的信仰自由的时候，我们就有权批评和反对它。
国保朱说，我希望你们不要让外国人来参加聚会，包括香港、台湾和海外的牧师，否则我肯定要关注的，后果也是由你们直接承担。
我说，教会按照教会的原则存在和治理，你无权对教会提出什么要求。罗马帝国以来，两千年来多少强权迫害教会，教会依然存在至今，而那些强权全都灰飞烟灭了。
国保朱，最后谈一点，你对独立中文笔会的看法。
我说，我已经任满了副会长和理事，两年前就是一名普通会员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现在的情况如何，我不知道。我当然认同笔会捍卫作家的言论自由的宗旨。
国保朱，那你也交会费吧。
我说，我当然交了会费，这是会员的义务。
国保朱说，你自己的书，你那里都还有多余的吧，能不能送我几本，我也好好学习学习。
我说，我不送书给警察，你自己去香港买吧。以后你不作这个职业了，也许我会送给你读的。
国保朱说，我们工资不多，香港的书也太贵，买不起，何况我们去香港也不容易。
我说，你们这个部门经费很多，可以去报销啊，这是办案经费的一部分嘛。还有，北京海关扣留了那么多我的书，他们的扣押行动都是你们指使的，你们去海关取来读啊。
国保朱说，我们这个部门不是你想像那样，有那么大的权力，海关也不是听我们的指挥。
我说，今天的这个局面，不正说明你们可以为所欲为吗？
国保朱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来日方长，虽然你不愿与我们见面，但今后见面是不可避免的。我也希望以后不要用这种方式了。我们也在改进工作方法，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与异议分子沟通，从西单民主墙到八九，再到现在，这些年来我们的变化也很大。所以，你这方面也要有所变化。
我说，这是我今天听到的唯一我可以部分接受的话。我自己当然有存在可以改进的地方，我并不认为我的每一篇文章都完美无缺，每一个观点都正确无误，我的文章都可以作修订。另外，我从来不将你们当作敌人，你们只是专制机器上的螺丝钉，我的原则是，尽量不与你们发生激烈冲突。不过，你们也不要有将小事化大、邀功请赏的想法，如果想靠整我来升官，那我们只能发生激烈冲突。
国保朱说，我是不会靠你来升官发财的。但是，北京这块地面上是我们说了算，如果你好好配合我的工作，你的日子就会比较好过，甚至有机会公开发表文章。
我说，我不会配合你的工作，我认为你的工作是非正义的，我只服从圣经的真理和宪法的条文。
晚上八点半，我在笔录上签字画押完毕之后，与国保朱握手告别。另一名王姓国保驱车送我回到家中。
晚上，若干媒体来电访问。两天内，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共同社、纽约时报、英国广播公司、自由亚洲电台、德国之声、美国之音、德国世界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产经新闻、澳大利亚电台、瑞士电视台、南华早报、明报、苹果日报、中国时报、台湾中央广播电台等媒体均对此事作了详细报道。
国保朱先生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每当受到国保的一次严重骚扰，我就会写更多的文章批判专制制度。这群国保对刺激我的写作能力可谓功不可没。而此次传唤事件，也让更多的媒体和读者关注到《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国保的做法，不是帮我做免费的广告又是什么呢？
没有任何黑暗的势力可以真正实现“防民之口，如同防川”。在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起了《左传》中的一个典故来，如今中共大大追捧国学，温家宝也喜欢引用中国古代的经典。那么，我就以这段故事来结束这篇用好友徐晋如多年前赠我诗句作题目的文章吧：
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国的太史伯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命令太史伯改过来，不要太直露，伯坚持不改，结果被杀死。又换其弟为太史仲，还是不肯改用曲笔，又被杀死。后来又换了一个弟弟为太史叔，还是不愿意改，仍被杀死。
最后又换了最小的弟弟为太史季。季又书，杼执其简谓季曰：“汝三兄皆死，汝独不爱性命乎，若更其语，当免汝。”季对曰：“据事直书，史氏之职也。失职而生，不如死。昔赵穿弑晋灵公，太史董狐以赵盾位为正卿，不能讨贼，书曰：‘赵盾弑其君夷皋。’盾不为怪，知史职不可废也。某即不书，天下必有书之者，不书不足以盖相国之丑，而徒贻识者之笑，某是以不爱其死，惟相国裁之！”崔杼叹曰：“吾惧社稷之陨，不得已而为此，虽直书，人必谅我。”乃掷简还季。
季捧简而出，将至史馆，遇南史氏方来，季问其故，南史氏曰：“闻汝兄弟俱死，恐遂没夏五月乙亥之事，吾是以执简而来也！”季以所书简示之，南史氏乃辞去。
二零一零年七月七日，“七七事变”中国国耻日
北京家中
zhansong1220
2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7-10 17:49 只看该作者
这次谈话很精彩，让我对国保又有了新的认识。
zhansong1220
2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7-10 18:02 只看该作者
这里有好几篇主题文章，建议楼主下次每个主题可以单独发一个新贴讨论，不要用跟帖。个人的一点小建议。
换汤不换药
2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7-15 02:28 只看该作者
余志坚 “再谈刘晓波案” 2010-07-13 00:07:33 [点击:268]
在刘晓波案一审宣判后的第三天，我曾写下了《我对刘晓波案的几点判断和分析》一文。现在,大半年过去了,我发现自己对刘案所作的五点判断仍然成立。只因当时行文只谈刘晓波其案，不谈刘晓波其人，加上其分析也未免失之于过于简单，这里，结合一些新的实际情况，我愿意再次谈谈我对于刘晓波一案的较为详细的看法。
以下文字的结构完全与我的前文一致。
一、为什么说刘晓波自己大概也没想到会被重判11年？
这个理由不仅仅是因为，刘晓波首先说过不上诉的,但后来又决定上诉了；也是因为从99年到08年，刘晓波有近十年一直在北京坚持自由写作，而与中共的国家机器基本上保持相安无事的状态。其实，我记得还是在06年的下半年，在《自由中国论坛》，刘晓波就说过，胡温政权对异议人士的打压，要轻于江泽民时期。
当然，说刘晓波自己大概也没想到会被重判11年，并不是说他有什么道德上或者智慧上的问题。本来，中共抓了刘晓波，不判，轻判，重判，于中共而言，都是各有利弊的事情。最后为什么选择了重判,这恐怕就只有鬼知道了。
这就象此前湖南的谢长发被重判13年，事先谁又想到过？说实话，我就没想到，就象我也没想到刘晓波会被重判11年一样。一段时间内，从高智晟、胡佳，再到黄琦、谭作人，有那么多的异议人士被抓被判，事先又有谁切切实实的想到过？
最新的例子是刘贤斌，他刚从监狱出来才一年半，也就是发表了一些很温和的文字，和从事了一些很低调的维权行动，但他还是被抓被捕了。如果只是为了不做“事后诸葛亮”的话，现在几乎可以断言，抓捕刘贤斌绝不会是中共四川当局的地方行为，而且已经抓了捕了，接下来肯定会判，甚至也不完全排除刘贤斌有再次被重判
10年以上刑期的可能。
善良的人们总是容易把一些善良的愿望加诸于中共身上,尤其是当看到这个政权偶尔也有人性化表现的时候，就往往轻易地把中共在某个特定时间对某些异议人士的所谓让步，看作是它的某种常态化的东西。似乎只有大难临头了，这才终于认清中共政权的专制和嗜血的本质。
二、为什么说刘晓波案二审不太可能得到改判
我在我的前文给出的理由是：“判11年的决定不会是北京一中院作的,也不是上一级的高院有权力改变的。这之间也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能让可能作出这一决定的中共中央政法委(甚至是政治局)改变其决定”。
当然，刘案的二审早已尘埃落定，事实虽已证明了我的判断正确，但这也实在是一个太过于常识性的问题。《刑法》105条一直是中共悬于异议人士头上的达摩里斯剑，而用该条第二款给人判刑11年，九七年以来，我的印象中是最重的一次。至于，刘案和中共政治局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回关系，由谁拍板？为何重判？相信以后的历史能给出答案。
三、为什么说刘晓波不太可能被中共礼送出国
邓小平开了中共“人质外交”的先河。方励之是1989的头号通缉犯，可惜的是在随后的“方励之避难”事件中，唱主角的不是方，也不是布什，而是邓。邓小平不愧是一个关键时刻敢杀人、能杀人，也敢出丑的家伙，他处理此事的手法，可谓真正做到了是，“既当了婊子”——把方励之礼送与布什政府，“又立了牌坊”
——实质性地改善了当时很难改善的中美关系。
如果说毛共的外交是“夜郎国外交”的话，邓共的外交则可以用“装孙子外交”来形容。邓死了，江泽民主政。这之后，中共的“人质外交”就随着中美贸易的扩张，而一路滔滔了。魏京生、王丹、徐文立、王有才等等，都先后由监狱直飞美国。
大概是从05年起吧，中共的“人质外交”突然嘎然而止，这就是现在的胡温新政。
刘晓波被抓被判以后，中美的人权谈判已有过一两个回合了。美国方面肯定要求放人，但中共就是不给。至于究竟是中共开价太高，美国不接受，还是中共根本就不开价，免谈，由于连美国政府方面都保密，外界也就只能瞎猜一通了。反正中美谈判年年有，死心眼的人也就不妨拭目以待吧。
四、刘晓波不太可能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由于刘晓波这次的被抓被判，也由于他的“六四”表现和此后的“三进宫”，更由于他二十多年来坚持的颇有影响的自由写作，特别是由于他这次起草后发起的“零八宪章”运动，因此，今日的刘晓波，也就可谓实至名归地拥有了“中国头号异议人士”的声望。
很多的民运人士，对同一件事情的判断，公开的面对大众的说法，与他私下里的说法，竟然完全不同。如果你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会说“不能泄了大家的气！”或者说“这就是政治！”
坦诚的说，我是很难承认在中国异议人士中，有谁有着极其充分的资格，充分的就象曼德拉一样，充分的就象达赖喇嘛一样，能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一荣誉的。不错，刘晓波当然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合适人选，这就如同说“天安门母亲”，或者魏京生，或者别的什么人，都应该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合适人选一样。一句话，“合适”不等于“充分”。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不指出的是“诺贝尔和平奖”的精神，它不仅仅是和平性的，建设性的，同时也是追求事功性的。
事情似乎起了很大的变化。几个月前，很高兴的看到了有哈维尔、图图主教、达赖喇嘛等人对刘晓波的推荐。以哈维尔等人的声望来看，其影响力自然够大，但是否大到让诺奖委员会改变他们一贯的判定方式，这就未必了。唉！看到中国民主运动这副不死不活的样子，有时候我就想，难道非得给它打一针叫做“诺贝尔和平奖”
的强心剂不成吗？
“零八宪章”我是签了名的。不仅如此，我还动员了一共五位亲友签署了这份文件。我非常殷切地希望，“零八宪章”运动既是书斋政治，也是街头政治。如同我在前文所说：“除非中国的‘零八宪章’运动,今后能够得到上百万(而不是上万)中国民众的实名签名,并有数以百计的人士,不惜为之和平奋斗而遭到中共监禁判刑。那样的话,‘诺贝尔和平奖’要不颁给刘晓波都难,除非它叫‘诺贝尔专制奖’了。”
五、为什么说刘晓波很有可能要坐满11年牢才能出来
此文中提到了方励之先生。说实话，方先生一直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位人物，无论过去，还是现在。1989年，我们率领“湖南各界请愿团”的四、五十人，正是打着“倒邓拥方”（即“打倒邓小平，拥护方励之）的大旗进京的。可没意料到的是，我们不仅没见到我们想拥护的方励之，反而被我们想打倒的邓小平彻底打倒了。
09年3月吧，我还在泰国，从《北京之春》杂志上读到方励之的一篇文章。标题我忘了，但文章写得实在是立论高远而且妙不可言。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当时的感受：首先是瞠目结舌，接着是哈哈大笑，最后是通体舒泰。有感而发，本来我是很想写一篇《方励之先生的乐观和悲观》的文字的，可拖到现在，也没写成。
不管怎样，中国的宪政民主似乎注定还有一段非常漫长的道路要走。因为无论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还是从内部现实的角度，还是从外部世界的角度去分析，中共政权恐怕都能维持下去。这个时间甚至可能超过现在最保守的估计。
刘晓波先生是我的一位“交浅言深”的朋友。我不讳言，对刘晓波曾经有过的某些做法和说法，我是不尽认同的。然而，纵观刘晓波二十多年的异议生涯，他一直在进步，并且，现在的刘晓波是最优秀的刘晓波。刘晓波的精神是一种坚持的精神，坚持在国内，坚持抗议，坚持宪政民主的目标，并且，永不言弃。
现在，刘晓波已被转到锦州监狱服刑去了。他虽有过“三进宫”的经历，似乎确实没有尝到过真正坐牢的滋味。但是好了，他现在总算有机会尝到真正坐牢的滋味了。
以我对刘晓波的了解，他是不太相信在他的有生之年（他今年55岁），能看到中共的垮台。也就是说，刘晓波多半要到2020年才能出狱，对于这一点，他应该是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的。而只有有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思想，才能于以后漫长的监禁日子里，得着快乐与平和。
祝福刘晓波，祝福刘霞。也祝福所有在监狱里的异议人士和他们的亲人们。
2010.7.12
换汤不换药
2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7-15 02:28 只看该作者
这里有好几篇主题文章，建议楼主下次每个主题可以单独发一个新贴讨论，不要用跟帖。个人的一点小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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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汤不换药
2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7-15 02:30 只看该作者
陈映真的假天真
曹长青
在中共对众多异议作家严酷镇压之际，台湾却有陈映真、朱秀娟、莫那能等三名作家给共产党“献礼”，加入对岸的“中国作家协会”。媒体报导说，中共方面喜出望外，因这是首次吸纳台湾会员，认为可以此做突破口，扩大对港台作家的统战。
作家加入“作协”，本无可厚非；但中国作协，却是一个明码标价的洗脑机构，其网页上明确写著，中国作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其主要任务是∶组织作家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进行文学评奖、创作和文艺批评等。
陈映真、朱秀娟等人，是真的不知道中国作协是怎麽回事？还是要到这个组织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然後像中国官方作家那样，写歌功颂德共产党的文字，给台湾人洗脑？
在中国，正直的作家，近年都在退出作协。几年前，就有湖南两名作家退出作协；连山西省作协副主席、作家李锐，《山西文学》主编张石山等，都发表公开信，退出中国作协。今年四月，中国知名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也公开声明，退出中国作协，理由是中国作协难以促进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
作家被称为“灵魂工程师”，但为什麽中国作协的名声狼藉到如此地步？除了因为它帮助中共对百姓洗脑、毒化之外，它还是由政府出钱供养一大批平庸写作者的官僚机构；还把作家分成一级、二级，官位等同於政府的部级、厅局级等；他们拿著政府薪水，养尊处优，却不出成果，被称为“不下蛋的鸡”。他们的升迁荣辱主要是根据对党的忠诚度。
在自由世界，作家靠版税而生存，以作品而赢得尊敬。在中国，则是靠加入作协，或爬到作协主席高位，进入权力场，靠政府的撑腰而招摇过市，狐假虎威。例如现任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中共六四屠杀後，是第一个公开表态支持武力镇压的省文联主席（当时她在河北文联）；靠忠诚共产党，还不到五十岁，更无重要文学成就和资历，居然接任巴金，出任了“全国作协”主席。当然，圈内人知道，直到五十岁都单身的铁凝，是长袖善舞的女人，在老男人成堆的文化官僚圈中，她的得宠，可想而知。铁凝的“成功”之路，是标准的共产世界文人获得顶戴花翎之路。
以对政权冷嘲热讽而目前在中国百姓中最有人气的青年作家韩寒曾说，“如果我当作协主席，下一秒就解散中国作协。”而河北省作协副主席则回应说，“要是我当韩寒他爹，那下一秒就把他打死。”这就是中共作协高官的水准，其思维堪比皇朝太监，其口气粗野超过黑社会。
在当今中国，“作协”已成为一个耻辱的象徵，中国网路上流行的幽默是∶甲∶听说你在作协？乙∶你才在作协呢，你们全家都在作协！
就这样一个作协，陈映真们却要巴结进去，实令人不齿。二十多年前，在旧金山市一个文学研讨会上，我被安排和陈映真住一套房间。言谈中感觉他比较亲共，所以我用了大半个晚上，给他讲中共的残忍，中国人的苦难。他没有反驳，只是说，真没想到，好像他并不知情。後来得知，他一路亲共，却又无法反驳那些事实，只好装出天真的样子。
这次陈映真加入中国作协，更不是天真。陈映真、朱秀娟早就申请加入，对於这次被“批准”，陈映真撰文谈喜悦，朱秀娟则一副卑贱口气地对北京记者说，“台湾这麽多作家，能挑出我，肯定我，我自然高兴。”她同时坦承，“前三四年我说自己要退休了，因为我觉得写不出来了。”写不出作品了，就加入中国作协。这才是朱秀娟一语道破真谛的最精彩之作。
换汤不换药
2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7-15 02:41 只看该作者
曹长青：文强案的三个荒唐
原中共重庆法制局长文强，因巨额贪污罪等，被判处死刑，最近被执行。虽官方媒体报道，对这种打黑、反贪，百姓称道，甚至欢呼，但中共对文强一案的处理，起码有三个明显的荒唐：
一是其“打黑”方向。中共试图用杀一儆百解决官员贪腐问题，结果是连冰山一角都没碰到，不起根本性作用；而且方向也不对，因为人人皆知，当今中国贪腐问题，是一党独裁的制度造成的，杀一个文强、一百个文强，也不能制止住贪腐。有人幽默地说，现在共产党官员的贪腐，是杀了一个，又来十个，是“前腐后继”。
比文强级别更大的官，这些年来，当局也抓、判，甚至杀了不少，但都没能从根本上制止腐败。例如，当年沈阳市长慕绥新因巨额贪污被抓，死在狱中，当时该案牵扯出十六个地方“一把手”，都遭处罚，但也没能制止住沈阳官场的腐败。后来比沈阳市长级别更高的，是黑龙江的副省长韩桂芝，也是买官卖官，该案涉及官员多达九百名，当事人也被重判，但照样没有制止住黑龙江官场的腐败。三年前，中国国家药品管理局的局长郑筱萸因贪污受贿，被判死刑，也像文强这样被执行了。但杀了这个局长之后，中国国家药品管理局照样贪腐，不久前，这个局的副局长等一批官员再次落马，不是被双规，就是被逮捕。
中共官员都不怕抓，不怕关，甚至不怕杀吗？当然会怕。但诱惑实在太巨大，而权力者永远都会在侥幸心理下，成为诱惑的俘虏。因为一是各种条件，都使中国官员很容易贪腐；二是制度四面都是漏洞，“漏网”的机率实在很高；被查获的，只占极小的比例，绝大多数还是贪腐成功，获巨大利益。根据北京市检察院公布的官方数字，九十年代中期至今，中国外逃官员有一万八千人，卷走款项八千亿人民币。八千亿是个多大的数字？中国工业生产总值最高的上海市，去年的产值是一万五千亿人民币。中共官员外逃带走的款项，相当于整个上海全年产值的一半！
贪婪、贪腐，是人性的弱点，全世界哪里的人都一样。关键是要有一个制度性的监督制约，才可能降低或制止住。像西方等民主国家，不是靠人治，更不是靠什么严打、快抓快杀等，而主要靠三个条件：一是定期的民主选举，二是新闻自由，三是独立的司法。
像文强等这类官员的案子，根本不用发展到后来这么严重的地步，早就会被媒体揭露报道出来，形成舆论批评和民众愤怒声浪，当局就得处理。在西方，媒体的监督所以有作用，最主要是有选举制度，因为丑闻一公开，下次就无法再当选，不仅自己的政治生命将被结束，所属的政党也会受到连累，所以，这个官员所属的政党，都会主动开刀，逼迫这个官员下台。像在日本，前首相鸠山，才上台不到九个月，就被迫辞职，就是因为他的手下被查出非法“政治献金”，他所属的民主党，为了在全国选举中不失败，所以要求他下台。但最近日本参议院改选，民主党还是败选，因政治献金的“阴影”仍在。
在中国，没有独立于政府的媒体，报纸电视等在本质上仍是党的喉舌，根本无法起到西方媒体的第四权的监督作用，不能及时、深入地揭发丑闻。甚至是，上级让你调查谁，你才可能揭发谁。否则，查到丑闻，被禁止报道，媒体也束手无策。而且由于没有投票选举制度，即使被揭发出来，只要上面有人保，他们就可以调到其他省份，继续当官。
像中国这样今天抓一个慕绥新、陈希同，明天杀一个郑筱萸、文强，不仅根本不起作用，甚至还起误导作用，好像政府在反贪腐，在为民除害。事实上，真正的大害，就是这个专制制度，这是一个每一分钟都在制造千百个文强的制度。
文强案的第二个荒唐是其撒谎方式。文强被处决后，媒体报道说：在重庆市法院、市委、市纪委门口等，均有群众拉着横幅，上面写着“贪官亡，冤魂安，党英明，国昌盛”、“处决文强，共产党万岁，法律万岁”、“党中央打黑除恶，国泰民安”等，“整个城市洋溢着庆祝的装扮”。
任何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根本就是造假。当今中国人人皆知，共产党处级以上的官，拉出来全枪毙，可能有冤枉的，但隔一个毙一个，一定有漏网的。说明中国几乎是无官不贪，官员的信条是“有权不使，过期作废”。所以，中国老百姓怎么可能还来喊“共产党万岁”“党英明”？
这种宣传让人想起青海玉树大地震时，温家宝赶去视察，在正抢救废墟下幸存者的现场，温家宝一到，就有所谓“当地群众”打出条幅，新华社照片显示，上面是正楷毛笔大字“总理辛苦了”。在那种地震后救人的紧张时刻，哪有“群众”还能找到纸张和笔墨，写这种条幅？这明摆着，是当地官员的谄媚之作，硬安在了所谓
“当地群众”头上，跟这次薄熙来统治下的重庆政府打出的条幅，是异曲同工之“谎”。
第三是其杀人方式。当今全球很多国家废除了死刑，仍保留死刑的，都相当严谨使用，毕竟生命只有一次。中国是世界处决死刑犯最多的国家，多年来一直保持全球第一。从这次处决文强的方式可再次看出，中共之残忍，令人不寒而栗。文强虽然贪污受贿金额很大，但他没有人命，不少中国法律专家指出，文强罪不至死。尤其中国最高法院打破常规，以最快速度批复，立即执行文强的死刑，也让人看出这是人治，是按薄熙来等高官的意志行事。文强的“死刑”，不是根据他犯罪、认罪程度，而是根据共产党当局的政治需要，或者说是薄熙来等当地官员的权力考量。
而且在处决文强的手段上，也再次展示共产党的无人性。在中国古代，虽然是皇朝统治，但对要送往法场的囚犯，还要给最后一顿好饭，甚至给点酒喝。但从报道来看，文强死前的晚饭，跟平常一样，而且也没有告诉他即将被执行死刑。而第二天清晨五点，文强就被叫醒，他还迷迷糊糊，就被送往法庭，然后从那里直接押送刑场执行。文强连早饭都没吃上，更别说像古代犯人那样吃顿好饭。更无人性的是，当局居然没有让文强跟他的妻子见最后一面。虽然他们安排了文强跟他姐姐和儿子见了最后一面，但他们都不知道文强马上要被处决。而且跟儿子见面，只给了十分钟，还有旁人在场监视。
官方媒体说，文强可能是被注射药物处决。但这个说法也令人质疑，因法庭宣判执行死刑之后，文强被十多辆公安车队拉走，穿过重庆市区，押送到当年国民党关押共产党人的著名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的歌乐山，“在山巅处执行了死刑”。如果用注射药物，好像不需要开到山顶进行。
整个文强被处决过程，都没有告诉他的家人。媒体报道说，只是后来通知文强的儿子去领骨灰。文强的妻子，在丈夫的最后时刻，不允许见个面，道个别；死了连看一眼丈夫遗体的机会都不给，只送你一袋骨灰。实在残忍得过份了。文强被判死刑后，他妻子曾多次询问，能不能再见丈夫一面。文强无论做过多少对不起他妻子的事情，但他妻子说，如果时光倒转，她还会选择文强，说明夫妻感情仍在。当局对文强发狠，总不至于让其家人受这份惩罚吧。
共产党的狠毒，从对文强的处理上，再次清晰地展示在世人面前。在西方民主国家，不管怎样的死刑犯，都要尊重他的人权，都要体现出人性。而到了共产党手里，即使文强是他们自己人，曾抓获张君等恶性杀人犯，作出贡献的人，也要如此残忍。人们无法知道文强走上歌乐山刑场时的最后想法，可能他会仰天长叹，千错万错，错在加入了共产党这个邪恶集团，最后成为恶的一部分。结果是大恶灭了他这个小恶。大恶毒起来，小恶只有束手待毙。
2010年7月12日于美国
换汤不换药
2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7-19 10:51 只看该作者
附1：被以煽动颠覆罪判刑的部分案例
1.刘宪立，1999年5月，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
2.郭庆海，2001年4月，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2004年9月获释，2008年底流亡泰国。
3.陶君，2001年8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有期徒刑3年。
4.王金波，2001年12月，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5.吕新华，2002年1月，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有期徒刑4年。
6.牟传珩，2002年9月，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7.黄琦，2003年2月，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
8.陶海东，2003年2月，新疆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9.颜钧，2003年4月，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有期徒刑2年，剥夺政治权利 3年。
10.赵常青，2003年8月，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有期徒刑5年。
11.蔡陆军，2003年9月，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
12.王小宁，2003年9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13.罗永忠，2003年10月，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14.何德普，2003年11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 2年。
15.姜立军，2003年11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
16.罗长福，2003年11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
17.桑坚成，2004年1月，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有期徒刑3年。
18.欧阳懿，2004年3月，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有期徒刑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19.杜导斌，2004年6月，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有期徒刑3年，缓刑4
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2008年7月，法院撤销缓刑，执行原判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20.张林，2005年7月，有期徒刑5年，2009年8月提前获释。
21.郑贻春，2005年9月，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22.汪达林，2005年9月，劳教2年。
23.任自元，2006年3月，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24.李元龙，2006年7月，贵州省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有期徒刑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25.郭起真，2006年10月，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26.李建平， 2006年10月，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有期徒刑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27.高智晟，2006年12月，有期徒刑3年，缓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28.张建红，2007年3月，有期徒刑6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29.严正学，2007年4月，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2009年7月减刑获释。
30.陈树庆，2007年8月，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31.杨春林，2008年2月，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32.胡佳，2008年4月，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33.吕耿松，2008年4月，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34.陈道君，2008年11月，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35.刘晓波，2009年6月23日被捕[41]，2009年12月25日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36.张起，2009年7月7日，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37.谭作人，2010年2月9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附2：被以颠覆罪判刑的部分案例：
1.徐文立，1998年12月，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2002年12 月24日以“保外就医”名义流亡美国。
2.秦永敏，1998年12月，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3.王有才，1998年12月，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2004年3月以保外就医名义被直接送往美国。
4.岳天祥，1999年1月，有期徒刑10年，2008年1月获释。
5.高洪明，1999年8月，有期徒刑8年，2007年6月获释。
6.刘贤斌，1999年8月，有期徒刑13年，2008年提前获释。
7.佘万宝，1999年8月，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2010年3月获释。
8.吴义龙，1999年10月，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9.王森，2002年5月，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10.胡明君，2002年5月，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11.杨子立，2003年5月，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12.靳海科，2003年5月，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13.张宏海，2003年5月，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14.徐伟，2003年5月，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15.孔佑平，2004年9月，有期徒刑15年。
16.黄金秋，2004年9月，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17.许万平，2005年12月，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18.杨天水，2006年5月，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19.王荣清，2009年1月，有期徒刑6年。
20.谢长发，2009年9月，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21.郭泉，2009年10月16日，有期徒刑10年。
22.薛明凯，2010年2月10日，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换汤不换药
2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7-19 10:56 只看该作者
希望关心的人士把每个判刑的法官的名字都搜集起来，将来实现民主以后审判这些法官，像德国，以色列缉拿纳粹分子一样，中国人最不认真，所以面对强盗毫无反抗之力。
良心犯对恶法官（持续更新）：
刘晓波—贾连春；
高智晟—贾连春；
“新青年”四君子—贾连春；
胡佳—贾连春；
谭作人—刘菡；
黄琦—税长冰；
甘锦华—李静；
张起—肖明；
郭泉—陈晓钟；
王金波—徐明刚；
陈光诚—徐明刚。
希望知情者接着添加。
换汤不换药
2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7-19 11:23 只看该作者
独立中文笔会征求“刘晓波写作勇气奖”提名通告
奖名：刘晓波写作勇气奖（Liu Xiaobo Courage to Write Award）
得奖人：每年一人；
提名范围：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名单中仍在系狱或获释后仍在“剥夺政治权利”期者；
提名者：任何三人联署或任何一个笔会团体提名
提名时间：每年6月23日（刘晓波被正式逮捕周年纪念日）开始，9月23日截至；
公布日期：每年11月10日的国际笔会“狱中作家日”；
颁奖项目：奖状或奖座，奖金，颁奖辞。
奖金：两千美元；
提名信必须以中文或英文书写，应该包括以下几项：
1）被提名人姓名
2）提名理由：说明被提名人的成就，或提供至少一篇代表作（语种不拘）
3）被提名人主要著作表（如果有）
4）提名人姓名、团体和联系地址
提名信请电邮到独立中文笔会秘书处和狱中作家委员会的以下两个地址：secretariat@chinesepen.org and wipc@comhem.se
提名截止日：2010年9月23日
背景：
“刘晓波写作勇气奖”原是本会2006年设立的“狱中作家奖”，今年为了纪念已被判重刑11年的本会前会长、现荣誉会长刘晓波20多年来的写作勇气以及对本奖的一向支持而定现名。刘晓波也是国际笔会纪念狱中作家委员会成立五十周年文宣
“因作家畅所欲言”五十案最后一年（2009年）的代表(http://www.internationalpen.org. …
6E-26605C8214A0D2AE )。
独立中文笔会是国际笔会——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权组织和国际性文学组织的145个成员分会之一，致力于维护全球中文作家的言论和写作自由，维护世界各地因从事其专业工作而遭监禁、威胁、迫害或打压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权益。关于笔会致力于保护作家和维护言论自由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http://www.chinesepen.org。—————————–
换汤不换药
3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7-23 04:29 只看该作者
美国媒体称，为了促进网络自由，美国国会和国务院应该拨款资助相关组织，帮助中国、伊朗等国网民突破网络封锁，享有真正意义上的网络自由。
美国《华盛顿邮报》7月21日刊文称，世界上还有数亿人受到网络自由的限制，比如在中国和伊朗独裁统治下的精密防火墙，使得有些网民在监察和审查系统以及严厉法律的威胁下，不能享有网络自由，其中还有可能被判监禁和死刑。
文章称，美国国务卿希拉里（Hillary
Clinton）2010年1月曾表态强烈支持网络言论自由，并表示支持建立所有人都能够获得知识和思想的自由网络，所有人都是世界信息基础设施的一部分。之后，美国国务院就将网络自由带至外交议程，并同网络供应商和社会媒体公司一道，促进网络自由的公私伙伴关系发展。这种合作很重要，因为一些独裁国家时常委任私有公司对日常网络流量进行审核。
美国国会也对发展网络开放度做出承诺，于2009年至2010年拨款3,500万美元用于促进网络自由，这部分款项还有待向受益团体拨付。美国国务院最终将2009年此项拨款中500万美元的指定受益者名单送至国会进行审核，预计2010年的拨款资助也将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