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 有人能提供一下朝鲜战争的史料么？表太专业，公正客观即可……
Jason_S
已被和谐
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5 09:17 只看该作者
有人能提供一下朝鲜战争的史料么？表太专业，公正客观即可……
如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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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撮阴毛
不明真相，不怀好意，不可告人
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5 09:20 只看该作者
我只读过一本《远东朝鲜战争》王树增写的，请lz参考下吧。
北国游子
真诚、坦荡，狂热、执着，无怨无悔、嫉恶如仇
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5 11:11 只看该作者
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
·徐泽荣·
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
原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長
現广州市社科院副研究員
朝鲜战争堪称中美两国之间首次交战。中国为何卷入这场战争，又是如何卷入的，是近年来中外史学家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研究课题。本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所涉及的时间跨度是１９４９年５月至１９５１年７月，即从金日成开始准备朝鲜战争到战争爆发，直到交战双方举行停战谈判的时期。
以前，由于来自中、苏、北朝鲜三国的资料十分稀缺，有关朝鲜战争起源的研究是十分困难的。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这一局面改变了。首先是中国陆续公布了一些原始资料［１］。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前苏联方面也开始公布许多原始资料。１９９４年６月，叶利钦访问韩国时，送给当时的韩国领导人金泳三２１６件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后来，美国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出版的《国际冷战研究计划通讯》上，译载了部分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后来，一些能够接近前苏联政府档案的俄国专家的著作或文章也成了有价值的二手文献［２］。
这些资料的大量涌现，构成了此一研究领域中的“资料革命”。不过，这些原始和二手资料并不完整，中国公开的资料仍然十分有限［３］，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虽然透明度高一些，但也有不少缺失。如１９４９和１９５０年之交，斯大林与毛泽东在莫斯科举行的关于金日成战争计划的讨论记录便告阙如。因此，不少关键决策的内幕仍待挖掘。
虽然大部分有关中国出兵朝鲜的原始资料来自中、苏、北朝鲜三国，但建立在这些原始资料之上的二手研究文献中最具价值者，乃由居住在西方的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所提供，因为他们可以比较客观地研究而不受约束。
在西方，对朝鲜战争起源的探讨有过传统和修正两大学派。
传统学派认为，是斯大林连同毛泽东策划了这场战争，其目的在于检验美国遏止国际共运扩张的决心有多大；毛泽东同意斯大林提出的苏联管西方共运、中国管东方共运的分工原则，在此前提下北京答应出兵援助平壤。
传统学派的新生代学者则争辩说，是金日成而非斯大林发动了战争；斯大林害怕朝鲜战争会引发苏美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因此对金日成的主意不表热心；但金日成一再坚持，于是斯大林征求过毛泽东的意见后便对金日成开启绿灯。这些新生代学者认为，中国的卷入乃源于它对美国武装威胁必须作出回应。
而修正学派的观点是，在朝鲜战争中是韩国侵略北朝鲜或诱使北朝鲜入侵。
修正学派的新生代学者则辩称，战争的最终策动者既非莫斯科和北京、亦非华盛顿，战争之起因应从朝鲜的国内因素方面追查；朝鲜战争实质上是“革命的北方”对“反动的南方”的一场内战，追究谁打响第一枪并无意义。美国学者布鲁斯·克明斯领导了这一流派，但学者中附合者甚寡。
１９９０年，一位韩国学者曾指出，除了传统学派的旧生代学者以外，整个西方学术界均倾向于认为，虽然中国对朝鲜战争的策动是知情者，并祝愿北朝鲜获得胜利，但中国事先并未积极介入战争准备。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公开以前，大部分西方学者都同意，中国出兵朝鲜“是对美国对中国领土安全造成的巨大威胁的不情愿的回应”、“是对莫斯科全盘冷战战略的附合行为”。
当中国开始公布相关资料时，几乎所有的官方资料都把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描绘成一个不情愿的介入者，强调当时的中国亟想将注意力放在攻占台湾和国内建设上，并无意卷入这场战争。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被解密公开，现在人们已经了解到，史学界传统学派提出的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解释比修正学派的观点更接近真相。已有几位美国学者利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说明了这点。
本文作者不仅参考了苏联的这些新近公布的资料，也广泛和深入地分析了来自中国的资料。笔者认为：
传统学派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观点较为准确，中国并非不情愿地卷入战争准备；在五十年代上半叶，中苏、中朝之间并不存在可能令北京不愿意响应莫斯科和平壤发动的朝鲜战争的“紧张”关系；中国之所以参与这场战争，不仅仅是被动地回应苏联的请求和美国的威胁，还明白无误地有自己的积极的目标，如换取大量苏联武器为解放军换装、换取大量苏联援助以复兴经济等；在驱使中国参战的苏、美两大因素中，苏联因素更具决定性，而且苏联因素之性质与以往人们所知道的几乎截然相反。
本文提出了研究中的六点主要发现，其中许多地方与大多数学者根据二手文献得出的、目前在学术界仍占支配地位的观点大相径庭：
其一，中国对战争的卷入甚早、甚深，其程度高于人们以往所知。
其二，中国出兵朝鲜有三个前提条件，其中并不包括先行攻占台湾。
其三，中国虽然误以为美国会派日本地面部队入朝，但却正确地预测到，美国不会假道朝鲜入侵中国；此二项预测结合在一起，对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其四，北京曾借助外交手段企图令华盛顿止兵于三八线，但另一方面又设计了诱敌深入的策略，希望利用敌军登陆和北上之机歼敌，因此中国未派象征性部队先行入朝以警告华盛顿不要越过三八线。
其五，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目标是多重的，不过并无支配北朝鲜的意图，这多重目标中主要的十个是：
拯救北朝鲜
打消斯大林的怀疑
让解放军取得现代化战争的经验
用苏制武器装备给解放军换装
取得大量苏联援助以复兴中国经济
加入联合国
占领部分韩国领土以交换美军撤出台湾等
引诱台湾国民党军进攻大陆以便围歼之
消除美国以核武器报复中国本土或中国军队的动机
令南北朝鲜基本恢复战前边界。
其六，中共对苏联的政治依附源于中共建国前苏联的饷械援助。这一依附性不仅极大地局限了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选择，而且在中国建国后希求得到大量苏联援助以保卫和复兴国家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强了。
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将详加分析。
一·莫斯科和北京对平壤发动战争的设想是如何反应的？（１９４９年１月至１２月）
１９４９年初，中共控制了整个东北。北朝鲜既有了一个安全可靠的大后方，又可望直接以解放军中成千上万训练有素的朝鲜族人官兵为基础组建朝鲜人民军的主力部队。于是，金日成便不失时机地两次向斯大林提出他的以武力统一朝鲜的战争计划，但均遭斯大林拒绝。当时，斯大林担心美国的地面部队会入朝作战，但他并未将这一考虑如实转告毛泽东。
中国卷入朝鲜战争远较人们以往所知为早、为深。
１９４９年５月，中共建国以前，金日成就派特使金一到中国与毛泽东商谈以武力统一朝鲜之事。当时，毛泽东请这位特使转告金日成，还得等一等，在中共尚未控制全国、而外国武装干涉中国的危险又未消失之前，北朝鲜不宜过早地对韩国采取军事行动。
但毛泽东对金日成的战争计划是持比较积极的态度的，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金日成，未来若在朝鲜战争中美国派遣日本的地面部队入朝作战、使北朝鲜处于不利地位时，中国会出兵相助。至于中国是否要待日本的地面部队跨过三八线再出兵，当时则未予明确。毛泽东所考虑的出兵前提中，并未包括必须等到中国解放台湾之后这一点。
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特使时，同意将解放军的三个朝鲜族人师及两个团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此即中国卷入战争准备之发端。
西方国家曾长期认为，金日成亲苏而不亲华，其实新的史料表明，金日成像毛泽东一样对共产国际心怀不满。他曾对一中国代表团成员说，“每当朝鲜受苦受难时，就依靠中国。中国人民……是朝鲜人民的最大的恩人”。
毛泽东对金日成的支持乃基于与北朝鲜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相关性和道德义务感、对国民党假道朝鲜反攻大陆的戒备，以及他对美国只会派遣日本部队入朝作战的误判。
当时，毛泽东与金一会面时主要讨论的是日本而非美国地面部队入朝作战的可能性，而金日成和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也持相同的估计。那时，毛泽东认为，美国的人力资源不够，如果要干涉朝鲜就必须利用日本的人力资源；而中国的军事当局估计，日本可用于侵朝的雇佣兵人数至多只有六、七万人，不难对付。
中共和北朝鲜当局当时认为，二战中战胜国的对日和约尚未签订，日本在法律上仍可举兵抗华，这种估计与日本军国主义之凶蛮留给中国人、朝鲜人的心理阴影也有关；同时，二战后美国业已开始重新武装日本，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可能的复活也忧心忡忡。
因此，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共和北朝鲜当局一直把日本部队当做支持南朝鲜部队的假想敌。例如，中共建国后，官方的外交周刊《世界知识》就连篇累牍地刊登文章，强调日本而非美国地面部队入朝作战的可能性。一直到１９５１年７月初，周恩来才正式通知苏联驻华大使，北京现在相信美国不会派日本地面部队入朝作战。
中共１９４９年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的这三个朝鲜族师当时在解放军中的番号为１５６、１６４、１６６师。连同一并移交的另外两个朝鲜族团，解放军共为北朝鲜人民军提供了兵员６９，２００人，构成了朝鲜人民军的作战主力，占朝鲜战争前朝鲜人民军总数１４８，６８０人的４６.５％。
解放军的这些朝鲜族部队主要是从东北的朝鲜族（尤其是延边朝鲜族）地区征集兵员组成的，与中共基于某项中朝两党协定为北朝鲜征募、训练部队有关。因此，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朝鲜族居民被征集入中共东北部队的比率即高达每１７人出一兵，比全东北地区的入伍率（每３２人出一兵）高出几乎一倍。按中共当时的政策规定，在中国境内居住的朝鲜族人属于中国籍，而且这些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的解放军朝鲜族指战员中，大部分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土地等均在中国而非北朝鲜。因此，这些官兵是中国国民而非北朝鲜国民。
由此可见，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军队并不是于战争爆发后的１９５０年１０月才首度跨过鸭绿江的，中共于１９４９年（即朝鲜战争发动前）移交给朝鲜人民军的三个师又两个团官兵，才是第一批中国的“志愿”军。
没有这支解放军部队的加入，朝鲜人民军就可能不具备足够的战力发动对韩国的进攻。所以，高岗的前卫士长魏宝玉曾透露，“中共中央东北局早就知道金日成欲以武力统一朝鲜”。
中国此后又继续为朝鲜人民军补充兵员。据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披露，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于１９５１年１月１６日又输送给金日成１０万名以苏式武器装备的朝鲜族部队。这些部队的兵员包括中国东北的朝鲜族人、北朝鲜人以及五万韩国俘虏兵，是战争打响之后在中国境内受训成军的。
不过，中国从１９４９年５月起介入朝鲜战争的准备阶段时，毛泽东和金日成原来准备对付的并不是美国兵，而是日本兵，这是他们的误判。
二·莫斯科和北京批准平壤的战争计划（１９５０年１月至６月）
中共建国后不久就控制了中国大陆，在对外关系方面，关于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谈判已在进行中，中国已基本上不再面临来自外部的威胁。据斯大林派往毛泽东身边的特使科瓦廖夫回忆，莫斯科曾一度担心沃德事件和“紫石英”舰事件可能引起美英对中国的联合军事干涉，到了１９４９年底这一担心已经消除了。这样的局面增强了斯大林和毛泽东掌控内外局势的自信心。
在１９４９和１９５０年之交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就金日成的战争计划和毛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对朝鲜战争的前景有错误的预测，他以为战争爆发后美国将派日本步兵而非美国步兵帮助韩国，所以毛对金日成的战争计划持积极态度。于是，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了“请求”：北朝鲜攻入韩国后，若有外国出兵入朝、帮助韩国作战，则中国也出兵入朝、帮助北朝鲜作战。
毛泽东和斯大林就此达成了协议，如果在朝鲜战争中发现（中苏以外的）外力干涉，那么，中国将派陆军、苏联则派空军入朝作战。为了避免苏联介入朝鲜战争之事在国际上暴露，毛泽东曾向斯大林建言：“可为中国部队提供日造而非苏造枪械”，真是用心良苦。
根据中、俄新近公布的资料，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会谈中重点讨论了避免使莫斯科与华盛顿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必要性、苏联为中国入朝部队提供武器装备和空中保护的必要性等。这样，毛泽东实际上就把帮助金日成统一朝鲜置于比中共解决台湾更优先的地位上了。
毛泽东之所以答应斯大林的上述“请求”，固然与中共和苏联、北朝鲜的意识形态相关性有关，也是中共成立以来对苏联长期依附的必然结果［４］。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公开以前，中共对苏联的政治依附关系常常被低估了。
美国学者约翰·Ｌ·甘迪斯提到过，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曾指证说，斯大林认为，真正的革命不应当是自发的，而是受莫斯科组织和指导的，凡是莫斯科不能控制的共产党都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前苏联的档案资料披露，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共产国际与中共的接触极为密切。斯大林一直暗中扶持中共，毛泽东并不象中国的党史研究者和部分西方学者所解释的那样独立于苏共，相反，在外交和军事领域，中共的行动大多数都是得到斯大林批准后才实施的。抗日战争末期，斯大林把在东北收缴的大量日本武器交给了中共军队。此后，在苏联红军撤离东北时，又悄悄地帮助中共巩固其在东北的地位。
苏联的大量金钱和军事援助对中国革命起过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很清楚，这都是他对斯大林欠下的旧债，如果他不以某种方式偿还、不继续依附于斯大林，斯大林是不会为他提供中国所迫切需要的各种外交支持、军事保护和经济援助的，而出兵朝鲜则是唯一的还旧债、邀新宠的机会。也正因为如此，斯大林实际上握有对毛泽东发号施令的权力，虽然这些号令表面上被称为礼貌的“请求”，但对毛泽东而言实际上是难以抗拒的。否则，毛泽东就无法为中共的新政权奠定稳固的基础，而毛本人也可能受到莫斯科的冷遇、惩罚乃至抛弃。
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这种关系完全符合“权力”的定义。美国学者艾伦·惠廷曾正确地指出：“在中苏联盟中，权力地位的不对称性，使毛泽东在中苏两国发生政策矛盾时，极端缺乏手段来推进中国的政策。”近年来，中国的官方外交史也已承认，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决策与希求得到大量苏援以启动国内经济建设有关。
在中国出版的相关文献中，有一种极为流行的说法，即毛泽东此次访苏时受到了斯大林的冷遇。而《汪东兴日记》的记载是，在毛泽东访苏的头两个星期内，斯大林每两天半就会见毛泽东一次。如此高的会晤频率怎么能被解释成毛泽东受冷遇呢？
毛泽东在莫斯科时与斯大林之间曾有过一些不愉快，源于斯大林不同意供给中共海军舰只以解放台湾，这并不是大争执。在中共的成长过程中，确实有过“奶大了的孩子不听娘”的情况，而斯大林则用援助和惩罚并举的办法迫使中共服从，基本上是奏效的。
例如，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曾指望毛泽东在南满一带组织八路军作战，防止日军侵苏，并许诺首先在中蒙边境以大量苏援武器为八路军全面换装，但毛泽东惟恐因此可能被斯大林“换马”而一再拒绝。为此，共产国际通过决议谴责了中共，苏共从此便猜疑中共，称中共为“人造奶油共产党”，并采取了报复手段。［５］斯大林藉此给了毛泽东明确的信息：“你不关心我的胜负，我也不关心你的死活。”
后来，在国共内战时期，斯大林曾试图说服蒋介石亲苏疏美，失败之后就转而全力支持中共。
正因为毛泽东和中共欠斯大林及苏联的旧债太多，当斯大林“请求”中共必要时出兵援朝时，有求于苏联的毛泽东是很难拒绝的，而积极主动地配合斯大林的要求则是十分符合逻辑的。
１９５０年１月中旬，毛泽东尚未离开莫斯科，斯大林就通知了金日成，金的战争计划已获批准。不过，斯大林告诉金日成：“此一问题仍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联合作出最后决定。”
因此，１９５０年５月，金日成到北京向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向南朝鲜发动进攻的请求，毛泽东自然依照与斯大林的约定照准，并作出了必要时会派兵入朝的具体承诺。
据前苏联政府档案中一份“有关１９５０—１９５３年的朝鲜战争和停战谈判的情况”的文件披露，在金日成与毛泽东的会谈中，“毛泽东强调，他不相信美国会为朝鲜这么块小地方而卷入战争，并说中国政府将派一支军队驻扎在沈阳一带，以备在南朝鲜吸收日本士兵加入军事行动时入朝作战。”
１９５０年底入朝参战的解放军３８军１１３师师长江潮亦回忆说：“我们的失算在于没料到美国会直接干涉。”
根据以上情况，笔者认为：
中国卷入朝鲜战争既早且深，可以说，这场战争是北朝鲜、苏联、中国三方策划的结果。
在朝鲜战争中，斯大林既扮演了“发令员”的角色，又是中国、北朝鲜这两个“运动员”的“教练”。他安排了一场接力赛，先由金日成起跑，再由毛泽东接棒。显然，若无斯大林做此种安排，朝鲜战争或许就不会发生。
一旦金日成获得了来自苏联的战争物资和顾问、来自中国的久经战阵的官兵，又正式向苏联、中国“请求”向韩国进攻而获准，北朝鲜当局就进入了准备战争的“倒计时”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中国不但不是一无所知，相反，还积极地从旁协助、配合支援。例如，朝鲜战争爆发一个星期后，中国政府情报部长邹大鹏于１９５０年７月４日曾告诉苏联驻华大使，中国已向南朝鲜派出了间谍人员，并允许一支北朝鲜部队从山东半岛渡过黄海到韩国登陆。
三·为参战做准备（１９５０年１月至９月）
１９５０年１月，毛泽东刚与斯大林谈妥朝鲜战争的计划，在北朝鲜人民军发动对韩国的进攻前数月，中国就开始为出兵朝鲜作准备了。
解放军的七个野战师于该月奉调东北，加上东北军区（含内蒙古军分区）原有之部队，那时东北共有军队４０万之众。如此庞大的部队数量远远超出了维持东北治安的需要，毫无疑问，这些部队的集结是为了参加即将到来的朝鲜战争的。
１９５０年２月，解放军４２军行军赴东北途经北京时，朱德曾指示该军军长吴瑞林：“你们要一面生产建设，一面准备战斗。目前，美帝国主义仍占领朝鲜半岛……我们必须解放那里的土地和人民。”
此外，中国还在河南屯兵九个野战师共１２万人（隶属于１３兵团）。后来，朝鲜战争一爆发就急调这些师入东北，与先前抵达之部队组成了东北边防军，以粟裕为司令员。
中国虽然不一定了解北朝鲜的作战计划的细节，但对其大致的构想显然是事先知情的。北朝鲜人民军计划于６月２５日发动进攻，就在进攻开始之前，北京的最高领导层于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２日至２６日连日开会，研究朝鲜局势，东北边防军粟裕司令员专程赴京与会。
中国同时还展开了在韩国的谍报工作，向韩国首都汉城派出了谍报人员王以伦、丁升烈等。北朝鲜人民军攻占汉城及仁川市后，中国驻北朝鲜大使馆武官王大纲随即前往汉城与这几位中国谍报人员秘密会面。那时，王以伦让其侄子每天由仁川骑摩托车前往汉城汇报“仁川的敌情”（即联合国军在仁川的侦察活动），这表明中国早就预料到联合国军可能在仁川登陆。
１９５０年７月下旬，志愿军正式入朝前三个月，解放军４２军军长吴瑞林就奉命率二名侦察参谋，化装成火车头司机，在北朝鲜境内勘察地形达一周之久。此事被北朝鲜的内务部察觉，报告了金日成。金日成根据报告中的描述，发现其中年纪较大者为他的老朋友吴瑞林，于是交代北朝鲜内务部人员不要打扰解放军的谍报人员。
朝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出兵干涉，这才使中国认识到它先前所做的参战准备是很不充分的。中国立即请求苏联为中国即将入朝的军队提供空中保护。
１９５０年７月，斯大林两次向中国保证，如果中国在东北加强兵力，苏联将派一个战斗机师前往东北为他们提供空中保护。当苏联作了承诺后，中央政府马上指示东北地方当局成立一个以林枫为首的机场建设委员会，有苏联军事顾问参与其事。
１９５０年８月，苏联的一个空军师就开进了东北。至１９５０年底，东北当局共修复了３１个日本关东军留下的机场，其标准是满足苏制米格－１５喷气式战斗机起降的要求。这些机场可供３１个飞行团近２，０００架飞机使用，这一飞机数量与联合国军在朝鲜使用的飞机数量相近。由此可见，中苏双方原先准备的空战规模是相当大的。
从毛泽东于１９５０年５月批准金日成的战争计划，到金日成于同年１０月初向毛泽东求救，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中国领导人至少召开了九次会议，讨论出兵朝鲜的问题，平均每个月三次。这说明中央政府积极地进行了战争动员及准备。
在这些会议上，毛泽东支持金日成的意向基本上得到赞同和支持。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能说明，参会的高级军政官员中有谁曾对毛泽东的参战主张表示过重大的不同意见。
在志愿军入朝作战前两个月的１９５０年８月２３日，东北边防军入朝作战预算即已由周恩来主持确定。中国参战的准备大体就绪，在５０万东北边防军（包括１３兵团、９兵团、１９兵团等）和东北地方政府内部也进行了战争动员。１９５０年８月中旬，高岗就曾在一次东北边防军的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必须主动帮助朝鲜人民……让朝鲜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当时，东北边防军屯兵中朝边界时并未及时换上苏联武器，这一点后来使西方史学界产生误解，以为中国迟迟未做好参战准备。其实，东北边防军未及时换装的原因是斯大林坚持“不见兔子不撒鹰”，一定要这些部队入朝作战后才予换装。鉴于斯大林曾给蒋介石、冯玉祥、毛泽东提供过大量饷械援助，而蒋、冯后来都反目成仇、毛也有前述知恩不报的表现，所以斯大林此次有所警觉。
近年来，中国的资料中提到了一个故事，即雷英夫（后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最早提出敌军可能在仁川登陆的预测，先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中国政府再转报北朝鲜。这个故事与史实并不相符。
早在１９５０年７月初，毛泽东和斯大林二人便在往返电文中多次谈论到敌军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同月，邓华奉命出掌行将入朝作战的１３兵团时，写过一份给中央军委的报告，预测联合国军将在朝鲜半岛中部登陆。此外，当时的中国驻北朝鲜大使馆武官王大纲也曾从汉城发回密电，报告当地人对联合国军可能于９月１５日大潮时在仁川登陆的预测。１９５０年８月底，东北边防军指挥部通过林彪向朱德建言，让仁川登陆之敌北进到北朝鲜北部宽阔山区部再行围歼。甚至当时国内的公开刊物上也有人讨论过这一设想。［６］
由此可见，不管北朝鲜当局是否清楚联合国军的仁川登陆计划，至少中国的军事领导机关早有防备。中国未设法阻止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可能是出于军事战略上的考虑，欲利用这一机会造成不利于联合国军的战略态势。
例如，解放军３９军前军长吴信泉后来回忆说，若志愿军于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前就入朝作战，势必会挺进到三八线附近，这样敌军就会在北朝鲜的咸兴或南浦登陆，切断志愿军的后路，反而于志愿军不利。
中国的军事指挥机关估计，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成功后极可能向北跨越三八线。联合国军越是向北冒进，中国军队就越有信心将之歼灭在多山的北朝鲜北部地域或与之形成僵持的局面，所以中国军队在联合国军未接近中朝边境前一直按兵不动。
有证据表明，在朝鲜人民军北撤和中国志愿军过江这两个战略性行动之间，有着某种事先精心策划的配合。新近公布的１９５０年８月２６日周恩来的“充分准备、初战必捷”的讲话便是证明。
四·外交交涉和出兵朝鲜（１９５０年６月至１０月）
朝鲜战争爆发之初，中国并没有意识到，可以利用朝鲜战争来争取进入联合国，因此，中国政府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不应与朝鲜战争联系在一起，二者应分开处理”。但是，很快斯大林就告诉中国政府，莫斯科的意图是将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于是中国和北朝鲜立即表示同意。
这一方法具一箭双雕之用，若北京被接纳入联合国，台湾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１９５０年９月下旬，毛泽东在和苏联学者尤金谈话时指出：如果华盛顿承认北京，北京将遵守国际社会要求它遵守的规范；若不承认，北京将不受约束而自行其是。
既然中国和苏联决定利用朝鲜战争这一机会获得外交上的利益，就必须改变一些以往的外交策略。过去，苏联因为未能让中国进入联合国而“抵制安理会”；此刻，中苏却改而实行新的策略，即“利用朝鲜战争”争取让中国进入联合国。其理由是，“联合国若要解决朝鲜冲突，就得让中国参与”，同时随着战事的变化改换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要价。
当时，周恩来拟定了谈判解决朝鲜冲突的五项强硬条件，即：
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美国军队撤出台湾
朝鲜人民自决内政
联合国接纳中国
诸大国准备对日和会
敌方只有全部答应这些条件，才能进入谈判。
中国政府以为，华盛顿和伦敦为了防止中国武装干涉朝鲜，会同意中国加入联合国。因此，在与苏联政府紧密的配合下，中国先后七次通过外交努力以实现其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一是要求联合国正式接纳中国，另一要求是让联合国特邀中国代表参与其会议）。中苏两国设法达到了第二个目的，但却始终未能实现第一个目的。
中国为争取实现其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所作的第一次外交努力是请印度出面，向安理会的两大理事国美国和苏联提出要求（当时苏联正抵制安理会、拒绝参加安理会会议，故不向安理会提出此要求），但未成功。
第二次外交努力是由苏联以安理会理事国的名义直接出面，向安理会提出要求，也未成功。
第三次外交努力是由苏联和印度出面，直接诉诸联合国大会，要求让中国参加联合国大会，仍未成功。
第四次外交努力由中国自己出面，向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提出了控诉美国侵略台湾和空袭中国领土案。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将此案列入了议程，但中国还是未被邀请与会。
第五次外交努力仍是中国出面，向安理会主席、英国代表杰布提出了美国空袭中国领土的问题，未能达成目标。
在第六次外交努力中，中国向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提出了美国空袭中国领土和船只一案，结果安理会同意邀请中国代表参加安理会对美国干涉台湾问题的讨论。
第七次外交努力发生在仁川登陆之后，再次改由苏联出面，向联合国大会的政治与安全委员会提出了解决朝鲜战争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一案，还是未成功。
现在看来，中国当时试图以不干涉朝鲜来换取联合国席位的打算并不现实。而且，随着战事的发展，“周五条”的非现实性也暴露出来。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一方面利用各种外交渠道，一再警告华盛顿止兵于三八线；另一方面，中国也在准备与联合国军作战。
当时制定的军事策略是“初战必胜”，企图引诱联合国军深入到北朝鲜北部山区，以便善于山地伏击的志愿军获胜。然而，要诱敌深入，就必须制造朝鲜北部军力空虚的假象。所以，中国当时刻意掩盖自己即将出兵朝鲜的战略意图，有意不派象征性先头部队到北朝鲜。
这一为诱敌深入所作的战略欺骗是成功的。从军事战略上看，甚至可以说，此一战略欺骗成功的意义超过了联合国军在仁川成功登陆的意义。因为联合国军登陆后贸然北进，恰恰落入了这一战略欺骗的圈套之中。
但是，这一战略欺骗的政治代价是，由于不愿派出象征性部队，这一做法抵消了中国警告联合国军止兵于三八线的外交努力。英国学者杰拉德·西格尔也持此看法。
如果当时中国公开地向北朝鲜派出先头部队，会为中国争取加入联合国以及阻止联合国军于三八线的努力增加不少分量，也许中国和联合国军就不一定会直接交火，双方可能以三八线为界各自停兵。可是当时中国为了军事目的而实行的战略欺骗造成了西方国家的错觉。它们以为，既然中国并不向北朝鲜派出象征性部队，那么中国在外交上警告联合国军不得越过三八线就只不过是一种恫吓和虚张声势而已。
美国学者惠廷认为，“基本上，中苏两国的策略未能达到它的目标。它既不能说服联合国让平壤和北京进入旨在停火的谈判，也不能阻吓联合国军进入北朝鲜”。这样，朝鲜战争的战事就迅速扩大化了。
在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中，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是为了抵抗美国假道朝鲜入侵中国本土的企图，即中国要保家卫国。而笔者在研究中发现，中国领导人其实当时并无这种担心。
他们知道，由于中苏同盟关系的存在，美国不会、也没有进攻中国的准备；同时，由于苏联不肯向中国提供海军舰艇，中国将长期缺乏渡海攻击台湾的能力，因此也不会与美国在台湾地区发生军事冲突。所以，在朝鲜战争是否会扩大到中国这一关键问题上，１９５０年中国政府内部往下传达的的估计是：“世界无大战，远东有战事；中国无大战，广东可能有战事”。这里所讲的广东的战事，是指国民党军队可能渡海挑起对大陆的局部袭击。
可以假设，如果联合国军当时止兵于三八线，中国也许就不一定出兵朝鲜；或许会改而以支持在韩国发动人民战争来代替直接出兵干涉，就象五、六十年代中国在印度支那的作法那样。
当中国发现，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不听警告，越过三八线北进追击朝鲜人民军残部，进入了中国军队可能设伏的山区；而莫斯科又答应为中国出兵朝鲜提供武器和空中保护后，兑现此前向苏联和北朝鲜作出的承诺的时机到了，中国军队立刻大规模出兵朝鲜。
然而，在中国正式派军入朝的前夕，即１９５０年１０月的头１９天里，中苏双方的决策过程似乎都出现了相互矛盾和令人费解的迹象。
在这１９天中，毛泽东曾告诉斯大林，中国将取消或推迟出兵朝鲜；而斯大林则在毛泽东重新确认出兵之后通知毛泽东，苏联将延期出动掩护志愿军的空军。
一些史学家对此的解释是，中苏两国在卷入一场大战之即，都出现过“最后一分钟的犹豫”。而笔者则认为，在是否参战这一点上，其实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未真正地犹豫过，双方的表面上的“退缩”只是彼此讨价还价过程中做给对方看的一种姿态。
毛泽东先表示出“退缩”之意，其动机是想向斯大林施加更大的压力，以获得更多的苏联军事供应和空中保护。这“最后的犹豫”并不是因为当时中国领导人对是否出兵有重大分歧。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２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是志愿军入朝作战前的一次重要决策会议。此会召开前两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在接见派往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中共联络官罗贵波时，便已责成他转告胡志明：“中国已决定出兵援朝”。
在１０月２日的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有意识地让与会者提出几点不宜出兵的理由，以便他向斯大林施加压力时引用。据当时在会场内外值班的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会上根本无人反对出兵。高岗的遗孀李利群和卫士长魏宝玉均说，高岗对出兵一事根本没显露过保留的态度。
此次会议之后，毛泽东派周恩来于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８日前往苏联，会同已在苏联的林彪，面见斯大林，佯称出兵朝鲜困难很大。其实，此时毛泽东调兵遣将的活动并无须臾停顿。就在周恩来出发去苏联见斯大林的当日，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８日，毛泽东就已正式通知金日成，中国决定出兵参战。第二天，志愿军后勤部即开始大量运送战争物资入朝。
中国当时口头上和军事行动上的一虚一实说明了，毛泽东并非不想出兵，而是藉出兵与斯大林讨价还价。斯大林允诺武装五至六个师的解放军，毛泽东并不满足，他想得到更多，最后他实际得到的是１００个师的武器装备。
所以，尽管中苏双方之间藉出兵与否讨价还价，斯大林还是兑现了提供武器装备的承诺，毛泽东也恪守了出兵朝鲜的承诺。于是，在彭德怀统率下，东北边防军改名为志愿军，终于在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９日开始渡江，入朝作战。
志愿军入朝前，毛泽东原希望苏联空军能在志愿军入朝后两个月内即行出动。但斯大林却告诉中国，要推迟出动空军。因为，当联合国军逼近鸭绿江边时，安全降落地带缩小了，斯大林担心苏军飞行员可能被联合国军生俘而引发美苏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
志愿军于１０月１９日入朝后，联合国军全面后撤，发生上述问题的风险降低了，于是苏联空军从１１月１日开始就加入空战，与联合国空军交手了。所以，实际上苏联空军不但没有推迟出动，相反还提前出动了，在志愿军入朝后１１天即进入空战，开始为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
在中、苏两国新的资料公开之前，美国学者惠廷认为，中国与朝鲜战争的关系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中国认为自己首要的任务是解放台湾，而在朝鲜对联合国军采取行动应由莫斯科负责。
二，中国当时面临严重的经济、内政问题，所以它对朝鲜战争唯恐避之不及。
三，中国并未精心策划、引诱联合国军深入朝鲜北部，以便歼灭之。
四，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并无派兵入朝的准备。
另两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郝雨凡和翟志海也得出过类似的结论，他们认为，“当朝鲜战争于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爆发之时，中国像美国一样没有思想准备”。
本文以上的分析证明，这些结论是不成立的。
五·志愿军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及其结果（１９５０年１０月至１９５１年７月）
从中国出兵朝鲜后的行动中可以发现中国在此次参战行动中的诸多目标。
首先，中国要消除因联合国军占领北朝鲜而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军事威胁，保障东北和鸭绿江上水电站的安全。
其次，中国领导人希望借助苏联的援助，让解放军取得现代化战争的经验；并用苏联的武器装备换装，建立中国自己的技术兵种和军事工业；让中国的经济复兴获得新的动力，并增强解放台湾的能力。
笔者认为，中国和西方的史学家可能忽略了这一组物质主义导向的目标。
美国学者查阅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后发现，“在斯大林于１９５３年３月逝世之前，他与毛泽东之间的大部分通信是关于中国请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的”。
中国出兵朝鲜一举，从苏联得到了很高的回报。斯大林及其继任者不仅用崭新的苏造武器替中国装备了１００个步兵师，并帮助中国建立了能有效作战的空军、海军、炮兵、坦克兵等技术兵种，而且还援建了３００多项大型工程项目，使中国得以形成独立的军事工业体系。
如果把苏联从１９４５到１９５５这１０年间为中国提供的武器装备加在一起，足以装备３００余个步兵师。可以说，苏联对中共的武器转让规模是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这样超大规模的援助是毛泽东以前的近代中国的历任统治者无法企望的。蒋介石从美国得到的武器援助远比毛泽东少，而且美国并未为中国援建过大型工程项目。毛泽东的幸运就在于找到了一个坚实的靠山，然而，为了获得这些援助，在朝鲜作战的数十万志愿军付出了生命和鲜血的代价。
中国在朝鲜的作战目标并不是建立在北朝鲜的长期性支配地位，也不是在鸭绿江南岸北朝鲜境内建立便于中国防卫的缓冲区；而是在军事上摧毁联合国军的有生力量、重获战争主动权，在政治上解放全朝鲜、迫使联合国接纳中国、使美军撤出台湾等。
为了实现这一系列作战目标，志愿军入朝后连续发动了五次战役，前三次和第五次是进攻性的，第四次则是防御性的。这五次战役中，前四次是成功的，最后一次则失利了。
志愿军能大量歼灭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令华盛顿大失脸面，使斯大林相当满意。更重要的是，志愿军在远东拖住了美军的有生力量［７］，减轻了北约在欧洲对苏联的压力。同时，由于志愿军的参战，北朝鲜当局免遭灭亡之命运，然后又得以光复三八线以北的原控制地域。
从军事学角度来看，志愿军的第一次战役是隐蔽设伏、突然袭击，因此并不能显示双方真正的实力对比；而志愿军的第二次战役的大获全胜则具有历史性意义。美国军事史作家弗朗克兰和道林认为，这次战役是二十世纪中的决定性战役之一，体现了中国军队具有相当的指挥和作战能力，能战胜装备优势、训练有素的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
但是，由于中国军队缺乏重型武器和空中力量，无法在连续作战中保持优势。这场战争后来变成了双方拉锯式的僵持局面，中国不得不放弃占领韩国全境的计划。
当时，毛泽东一再指示彭德怀以疲兵突破三八线，因为毛担心斯大林怀疑志愿军攻占韩国的决心。由于朝鲜半岛东、西两岸的海岸线不易设防，所以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所要求的攻占韩国的作战目标其实并不现实；即使勉强实现了，也很可能只是个暂时的、昙花一现的成功，很快就会被敌军从后方登陆、切断后路、包抄围歼。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一再顶住来自莫斯科、北京和平壤的要求南进的压力，坚持稳扎稳打，始终未深入韩国追击联合国军，这才使志愿军得以避免重蹈金日成初次攻占韩国失败的覆辙。彭德怀的决策虽然阻止了苏、中、北朝鲜政治领导人的战略企图，但基本上维持住了志愿军作为战役胜利者的姿态。
虽然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在朝鲜的对抗基本上是以地面作战为主的局部战争，但是，这场战争还存在着升级成核战争的可能性。在第四次战役期间，曾出现过美国对志愿军或中国本土实行核打击的可能。
据３８军１１２师３２６团前任团长李耀庭回忆，当时为了预防美国发动核打击，志愿军司令部曾命令部队不得过度南进和过度集中。如何控制战争的范围、避免诱发核战争或世界大战，成了朝鲜战争里中国、苏联、北朝鲜方面不得不小心对待的问题。
例如，在第二次战役期间，作战地域处于以安东为基地的米格１５战斗机的作战半径范围内，如果当时苏、中空军全面出动、实施对地支援，截断西线联合国军的南逃之路、炸沉东线联合国军的撤退船只，将可能成建制地歼灭更多的联合国军，使战果更辉煌。但是，北京和莫斯科却抑制了这一冲动，自我限制空战的规模和烈度，从未空袭联合国军的地面和海上部队，更不去袭击联合国军空军在韩国和日本的基地，以免刺激美国对志愿军和中国本土进行核报复。
中国出兵朝鲜之后，原来针对台湾的军事态势便从进攻性转为防御性。毛泽东曾设想，乘朝鲜战争爆发之机，可对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运用引蛇出洞再歼灭之的策略。他为此指令沿海各省（除少数几个地方外）均不得大建要塞，应当先让敌人登陆和深入内陆再围歼之，以削弱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有利于未来的解放台湾的战役。但国民党当局未曾渡海反攻大陆，引蛇出洞的策略未达目的。
六·通过外交谈判解决朝鲜问题（１９５０年１０月至１９５１年７月）
在出兵朝鲜之前，中国的外交努力旨在争取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和设法让联合国军止兵于三八线。中国出兵之后的外交努力便转变为确立有利于中国、北朝鲜、苏联的停战谈判先决条件。
在朝鲜战争的初期，中国对志愿军能否有效地抗击联合国军心中无数，一度定下了这样的停战谈判底线：只要志愿军能占领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的地区，就可以展开停战谈判。
为了保留停战谈判的空间，中美之间曾通过中间人秘密传递书信，中国方面急切地想知道美国方面的谈判先决条件。但不久以后联合国通过了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这些秘密联系便从此中断了。中国从未承认过这些秘密的递信活动。
在朝鲜战争的停战谈判问题上，斯大林的态度不如毛泽东那么强硬。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毛泽东支持金日成发动战争的态度要比斯大林更积极。斯大林曾经有这样的期待，志愿军占领包括汉城在内的部分韩国领土后，中国可用这些领土与美国交换，争取让美军撤出台湾，进而让联合国接纳中国、诸大国共同签订对日和约以及朝鲜停战协定。中国政府曾接受了斯大林的主意，将这一精神纳入停战谈判的先决条件。
志愿军从第一次战役到第四次战役，作战基本上是顺利的。彭德怀本欲挟第二、第三次战役胜利之余威，向敌方提出举行停战谈判的要求，其目的除了要解决朝鲜问题之外，也包括上述的斯大林的设想。
如果当时能按照彭德怀的意见开始谈判，也许中国获得的利益比后来实际得到的还要多，甚至可能创造攻占台湾的条件。然而，当时毛泽东看到志愿军进展顺利，就想进一步扩大战果，以为志愿军能够迫使联合国军在战败或劣势的地位下坐到谈判桌前来。这样，中国政府提出了四项强硬的停战谈判先决条件：
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朝鲜人民自决内政
美军撤出台湾
联合国接纳中国。
其意图是让联合国军无法接受，从而得不到喘息的机会。这也许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最大的败笔之一。当时，美国提出的停火谈判条件是“先停火、后谈判”，而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地坚持“先谈判、后停火”，并两次拒绝了联合国的和平建议。
联合国的第二次和平建议其实对中国是极为有利的，其中包括寻求解决台湾问题和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题。可是毛泽东当时对军事形势的看法过分乐观，又想在斯大林面前表现出决不对美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的姿态，因而拒绝了联合国的第二次和平建议。
不久，志愿军在第五次战役中失利，此时中国领导人才认识到，在志愿军现有的武器装备条件下，要通过战场胜利把联合国军逼到谈判桌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志愿军第五次战役的失利成了中国对停战谈判的态度由硬转软的分水岭。
由于志愿军在三八线以南的推进相当有限，不但无法为北朝鲜当局夺得整个韩国，甚至连在开始停战谈判前占领更多韩国领土这个目标也无法实现。最后，韩国和北朝鲜基本上还是按战前的边界各自恢复了自己的控制区。
１９５１年７月，中国不得不放弃了上述的四项强硬条件，以与联合国近乎平等的地位坐到了谈判桌前，而中国在停战谈判中基本上什么也未得到。
七·对中国出兵朝鲜的评价
中国留美学者陈建指出，在中国出兵朝鲜的结果这一问题上，流行的观点是：
“朝鲜战争为中国带来的后果是非常负面的：出兵朝鲜导致成千上万中国士兵伤亡，造成军费猛增，阻碍经济复兴，令台湾无法收复，令北京至少在短期内更加依附于莫斯科，令中国迟至七十年代初才被联合国接纳”。
中国军方的学者徐焰则认为：
志愿军的伤亡数字虽然很大，但并不高于联合国军的伤亡数字［８］；同时，尽管１９５１年中国的国家预算中军费几乎占了一半，但到１９５２年这一比例已降为三分之一；虽然中国在出兵朝鲜上花了很多钱［９］，但却从苏联得到了巨额贷款作为奖赏，此一巨额贷款帮助中国奠定了国防和工业现代化的基础。
笔者认为，中国在朝鲜战争中至少有这样一些收获：
首先，中国在朝鲜的军事胜利为它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了大国的地位。
牛津大学战略学教授罗伯特·奥内尔指出，从朝鲜战争的第二次战役开始，在此后的三年战争中，中国冒升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
这一成就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近３０年中源源不断流向中共的苏援饷械所带来的结果。与毛泽东及其同事不诚实的声称相反，中共若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永远也不可能获得这一成就的。
其次，中国成功地以出兵朝鲜换取到了大量苏援，为中国的军事、工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如果不是毛泽东一直采取错误的、有时甚至是愚蠢的经济发展政策，中国的现代化完全可能走得比实际的历程更快更好。
朝鲜战争是否导致中共失去了收复台湾的机会呢？
据中国学者杨奎松描述，１９４９年７至８月，刘少奇访苏的目的之一便是请求斯大林为解放军攻打台湾提供直接的海上和空中援助，但斯大林只答应给间接的援助，如帮助中共建立自己的空军。那时，斯大林担心直接的苏援会引发美苏直接军事对抗，进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１９４９年１０至１１月，解放军渡海攻打两个岛屿失败后，毛泽东于１９４９年和１９５０年之交访苏期间再次向斯大林提出了上述请求，但斯大林仍然未让步。
杨奎松认为，毛泽东在访苏初期对斯大林不满，正是因为斯大林拒绝了毛的这一请求，而不是因为中国国内所流传的斯大林对毛泽东提议签订中苏同盟条约一事的回应模棱两可。因为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中找不出任何真凭实据来证明，毛泽东当时曾对斯大林关于中苏同盟条约的回应产生不满。
斯大林１９５０年拒绝给中共海上和空中支援以解放台湾的真实原因，可能是斯大林想利用台湾尚未统一、中国未被联合国接纳两件大事，迫使中共因需与美国对抗而不得不严重地依赖苏联。为了掩盖这一目的，斯大林将朝鲜问题与台湾问题、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挂钩，他语气坚定地告诉毛泽东，只有朝鲜解放了，才能解决后两个问题。
由此可见，在五十年代初期，由于解放军缺乏海上和空中作战能力，其实并无能力攻击台湾。再加上斯大林拒绝给予支援，所以，在朝鲜战争爆发前，解放台湾的机会事实上就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中共领导人就已决定将台湾战役推迟二至三年。
可以假设，如果中国当年未出兵朝鲜，也许中国可早一些进入联合国，从而有助于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当中国领导人盘算出兵朝鲜的得与失的时候，大量的苏援是非常现实、急需、又可以立刻到手的，而改善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一事则要虚得多。虚实相较，轻重易辩。
朝鲜战争并不是使中国转而依附苏联的分水岭。自中共于１９２１年成立以来，这种依附就始终延续不断。虽然毛泽东在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采取对苏不合作态度曾一度引起了中苏关系的紧张，但在朝鲜战争期间中苏友好关系确实达到了顶峰。只是到了六十年代末期，中苏关系才变得紧张起来。
斯大林支援国、共两党的地缘政治学考虑是，阻止中国落入外国特别是日本或美国之手、或落入对苏敌对的政权之手，他在这方面的努力是相当成功的。但苏联也确实帮助中国在军事上扭转了相对于西方的颓势，此“功”不应被忽略。
当今天中国人强调中国站起来了的时候，不能“忘记”了苏联在中国摆脱外来统治和威胁的历史进程中曾扮演过的决定性角色，不应该对过去俄国人的义举忘恩负义，也有必要从过去对毛泽东才干的过高估计中醒觉。
从国内政治的角度看，朝鲜战争也有负面效果。正如徐焰指出的，其中最严重的是：
毛泽东作出出兵朝鲜的决定之后，中国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这大大增强了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使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在“集体领导”中相信毛甚于相信自己。因而导致毛的专制统治日益强化，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系列苦难。
【注释】
［１］在政府档案方面，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在当事人的日记和通信录方面，有《周恩来书信选集》，还有当事人的回忆录如《彭德怀自述》；在二手文献方面，还有许多面访记录，以及间接提供了史料的一些出版物，如文革后才重新向公众开放的《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一书。
［２］这些俄国专家包括冈察洛夫、沃尔科冈诺夫、巴扎诺夫、丹尼索夫等人。
［３］一位姓陈的解放军院校的教授曾透露：“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就朝鲜战争问题曾有往返电文３１７件。有些文件中提出的预期效果未能达致，便不予公布。即使在公布了的文件中，分析性的内容通常也已隐去。”
［４］苏联插手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军事活动由来已久。
从１９２４至１９２７年，莫斯科给了国民党至少３，０００万元、１２万支枪、５００至６００名军事顾问。由海路运送的苏援枪械先后六次在广州、汕头卸货，装备了蒋介石的部队；而由陆路运送的枪械则经乌兰巴托至五原，装备了冯玉祥部。自接受苏援枪械后，国民党的实力大增，遂得以控制全中国。
苏联对中共的扶持更是中共发展壮大的基本条件。已有不少回忆录透露了中共成立前后苏联源源不断供给活动经费的史实。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记载，中共早期的领袖张太雷每月从他处领取大洋２２０元，是当时香港海员工人月薪的十倍。二战期间苏联驻延安的特使弗拉迪米洛夫在日记中也写道：“我亲眼目睹了这类金钱移交。毛对此十分清楚。他自己就得到了不少。”负责坐镇上海租界领取和分配苏联汇款的人可能就是陈云，中共在各根据地、白区各地下党能否形成气候与经陈云处得款多寡有相当关系。
中共在赣南、闽西建立根据地，也与就近夺取汕头、厦门或广州口岸以接受由海参崴运来的苏援枪械有关。所以，在井冈山时代，中共曾先后八次发动以夺取上述港口为目标的战役或战斗（包括三打潮梅），不过均告失败。江西根据地失陷后，红军在长征中转向绥远、宁夏、甘肃地区，也与靠近外蒙、接受苏援枪械有关。西安事变前，中共与张学良所签密约的核心就是中共同意分拨苏援饷械给东北军。西安事变后，苏联竭力撮合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并同意供给国民党３０个师的重武器和局部空中保护，但交换条件是国民党必须供给共产党每月６０万元的军饷（前后共发了三年）。
在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０年期间，莫斯科可能通过外蒙和新疆为中共秘密运送了数万支（非苏造）枪械。苏联红军于１９４５、１９４７年又两次将日本关东军的７０万支枪械（其中２０万支来自驻朝日军）交给了中共。据原抗联领导人彭施鲁回忆，苏联还曾将在欧洲缴获的部分德造武器和捷克造武器交给中共。这些来自欧洲的枪械可能是通过北朝鲜转运的，据记载，北朝鲜曾将２，０００车皮的“日军遗留”战略物资交给中共。从１９４２年至１９４９年，美国通过大规模美援、为国民党一共才武装了４５个步兵师，而从１９４５到１９４８年之间，中共主要依靠苏援枪械却组建了２１０个步兵师。
［５］当时，苏联对中共采取的报复手段是，突然撤销了苏联对新疆当局盛世才的支持，盛世才因此转而反共，此举使中共失去了连通苏联的后方依托。当盛世才扣押毛泽东之弟毛泽民等中共在新疆领导人时，苏联红军尚未撤出乌鲁木齐，却故意见死不救。时隔半个世纪，中共元老黄火青仍对此事唏嘘不已。
［６］《世界知识》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３日所载的军事分析家邓超一文即暗示了此项战略。
［７］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可在世界各地部署的机动兵力只有十至二十个步兵师，朝鲜战争曾吸住了其中的大部分。
［８］根据志愿军和联合国军的统计数字，志愿军的伤亡人数为３９万，联合国军为５０万。联合国军的伤亡人数应有三分之二即３０多万乃由志愿军造成。３９万对３０多万，双方几乎打了个平手。
［９］关于偿还苏联军事和工业贷款一事，徐焰指出，还款高峰期是１９５７至１９６４年，平均每年还款金额是１０亿元人民币左右，而同期中国的国家财政支出平均每年是４０亿元人民币。
【作者附注】
本文是作者的博士论文——《Ｃｈｉｎａ＇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Ｗａｒ， Ｍａｙ １９４９－Ｊｕｌｙ
１９５１》的中文摘要。该论文已修改成书，书名为《中国出兵朝鲜最新揭秘》，其英文版将由英国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作为ｍａｊ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出版，中文版拟由台湾麦田出版公司出版。
mzzyrq
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5 15:04 只看该作者
看沈志华的讲座吧！
Jason_S
已被和谐
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5 17:04 只看该作者
回复 3楼 北国游子 的话题
谢谢
一匪成神冤鬼哭
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5 17:26 只看该作者
沈志华只是讲起源，对于战争过程根本没有提及，按我看，国内就没什么客观的朝鲜战争史，军科院出过三册朝鲜战争，不过还是有很重的意识形态，叙述上都违背真相！至于王树增那书，是文学作品，没什么意思！
北国游子
真诚、坦荡，狂热、执着，无怨无悔、嫉恶如仇
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5 18:03 只看该作者
该书正文如题。“前言”是书的背景介绍。“代序”是以俄国档案为线索，对整个战争，从策划到停战，的解读。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文件
沈志华
编者前言
2003年7月27日，是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字五十周年纪念日。这场震动全球的东亚战争结束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和史学家们纷纷著书立说，或回忆，或评论，或叙史，或争议，从未间断。关於这场战争的研究成果，确如汗牛充栋。人们之所以热衷於研究一场战争，而且不厌其烦地从各个方面进行探索，不仅是因为它对1950年代及以後的远东和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制约著中国、美国、大韩民国、朝鲜和苏联等一系列国家的对外政策走向；也不仅是因为引发这场战争的基础，即朝鲜半岛的分裂局面依然如故，围绕东亚的危机时常困扰著邻近大国的首脑和半岛南北双方的领导人；更重要的原因还在於：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由於种种条件的限制，时至今日，关於朝鲜战争仍然存在著许多未解之谜，其中既有研究者之间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有尚无法对事实本身做出确切描述的悬案。
研究历史，探索历史事件的谜底，首先应该依靠档案文献。实际上，关於朝鲜战争研究的两次高潮，也正是伴随著历史档案的开放和利用而形成的。
第一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首先是美国杜鲁门图书馆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在朝鲜战争25周年之际召开了一次大型讨论会，出席会议的除一批历史学家外，还有许多当时参与决策的美国军人和政客，如驻朝鲜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Matthew
B. Ridgway）、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格罗斯（Ernest A. Gross）、杜鲁门（Harry Truman）的特别顾问哈里曼（Harry
Truman）、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J. Lawton Collins）、美国驻韩国大使穆乔（John J.
Muccio）等。会後编辑出版了《朝鲜战争：25年後的观察》一书，[1]引起了人们对朝鲜战争研究的再次关注和兴趣。与此同时，从60年代起，美国国务院分年分卷陆续出版的《美国外交关系文件》，70年代中期开始公布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特别是在《1950年，第6卷，远东和太平洋》和《1950年，第7卷，朝鲜》中，[2]载有大量的“绝密”、“机密”和“秘密”文件，使人们对战争期间美国的决策内幕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为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英国外交档案也根据保密30年的规定陆续开放。於是，从70年代後期开始，关於朝鲜战争的研究活动便在英语世界开始升温，出版了一批研究著作，仅1981年便出版了4部颇具影响的专著，西方国家随後掀起了一场规模不小的朝鲜战争研究热。[3]
然而，严格地讲，对於了解这段历史事实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陆续问世。个中原因就在於，作为战争一方的苏联和中国，其有关战争的历史文献始终隐藏在铁幕背後；直到十几年前，由於中国和俄国历史档案的逐步开放，这些秘密才开始展现在世人面前。第二次研究高潮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延续时间长——直到今天尚有新作不断问世；其二是波及范围广——研究者已经大大超出了英语世界。[4]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此期恰逢朝鲜战争爆发40周年和50周年，吸引了各国研究机构和学者注意力，另一方面就是中国和俄国的档案文献不断地披露出来。
1987-1990，年中国陆续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4卷、《彭德怀军事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和其他一些文献。这些文件集公布了大量有关朝鲜战争问题的电报、信件、指示、报告等（大约300余件）；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1988年）和当代中国丛书《抗美援朝战争》（1990年）也引用了大量档案材料。与此同时，中国还出版了一批回忆录、传记和访谈录。[5]此後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1994年）、《周恩来年谱》（1997年）、《周恩来军事文选》（1997年）、《彭德怀年谱》（1998年）以及《抗美援朝战争史》（2000年），也发表或使用了大量有关朝鲜战争的中国档案文献。
90年代初，俄国开始大量发表有关朝鲜战争的回忆录和采访录，其中包括在苏联政治避难的前北朝鲜高级领导人，如朝鲜人民军作战部长俞成哲（Yoo Song-
chol）、朝鲜内务省氨相姜相镐（Kang Sang-ho）、朝鲜驻苏大使李相朝（Lee Sang Cho）、朝鲜劳动党书记处书记林云（Im
Un）等人；以及当年参与朝鲜战争和了解内情的前苏联外交和军事官员，如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T. F. Shtykov）、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贾丕才（M. S.
Kapitsa）、第64防空集团军司令格奥尔基·洛博夫（G. A. Lobov）、担任驻朝军事专家领导工作的格奥尔基·波尔特尼科夫（Georgi
Poltnikov）、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的首席顾问瓦伦丁·索济诺夫（Valentin D.
Sozinov）等人。有关这些回忆和采访的文章在俄国、韩国和美国的报刊杂志上以不同文字大量刊出。
这一时期，特别在研究者中引起轰动性反应的是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开始大量公诸於世。如果说中国有关的档案文献完全是经过国家有关机构挑选和编辑後公布出来的，那么俄国档案则几乎都是未经编辑加工的原件。虽然刚开始披露的一批文献是政府有关部门挑选的，但以後更大量的档案则完全是学者们直接从档案馆中发掘出来的。无论在其数量上，还是在使用价值上，都是目前中国相关档案无法比拟的。1994年，俄国政府解密了一批关於1949-1953年朝鲜半岛问题的档案文件，其中包括史达林与金日成、史达林与毛泽东的会谈纪录，中、苏、朝三国领导人之间以及苏联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往来函电。这些原始档案材料分别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和对外政策档案馆。当时的叶利钦（Boris
Yeltsin）总统把其中216件档案（548页）交给了来访的韩国总统金泳三（Kim Young-
sam），[6]不久韩国外交部东欧局就根据这些文件编译出《韩国战争文件摘要》（韩文），随後在香港便出现了这个摘要的中文本。[7]
与此同时，美国独立学者凯瑟琳·威瑟斯比（Kathryn
Weathersby）专门在俄国档案馆工作数月，又复印了数百页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这批文件的俄文复印件存放在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乔治·华盛顿大学格尔曼图书馆的第七层），研究者可以自由使用。威瑟斯比还将收集到的部分档案（约130余件）译成英文，陆续发表在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该中心编辑的《冷战国际关系史专案公报》上。[8]此外，俄国学者沃尔科格诺夫、巴加诺夫、托尔库诺夫、曼绍洛夫等人也收集了不少朝鲜战争档案，并通过他们的论文或专著披露出来。[9]
目前在国际学界朝鲜战争研究中使用的俄国档案还有两个来源，其一是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根据该馆收藏的文献编写的《朝鲜战争前夕及初期（1949年1月至1950年10月）主要事件年表》，[10]该文件是由档案文献摘录、缩写或编辑而成，对於战争期间苏联对外政策的研究价值不言自明；其二是韩国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影印的一本俄国档案专集，内容全部是关於苏联驻朝鲜军事顾问团的报告、函电及相关文件（100多件），对於了解战争期间的中朝方面的军事部署和作战方针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也许是机缘巧合，笔者在90年代初弃商求学，回到北京从事苏联史和冷战史的研究，恰好碰到俄国档案解密和开放——这确是繁荣史学和推进研究的大好时机。作为中国（大陆）学术界的独立学者，十余年来，笔者利用以前的经商所得，组织专业人员分赴俄国和美国，收集和整理了近15,000余件俄国档案，并通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立项，建立了课题组，将其中8,000多件翻译、编辑成册，於2002年8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34卷36册档案专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但是，由於朝鲜战争问题在中国大陆一直是极为敏感的研究题目，所以，尽管该档案专集是内部出版物（限正教授和司局级以上干部阅读），仍禁止收入任何有关朝鲜战争内容的文件。笔者近年来一直从事有关朝鲜战争历史的研究，对这批材料情有独锺，因而进行了认真的整理、校对和编辑，只希望有一天这些珍贵的史料能为众多以中文为主从事研究和写作的学者所利用。
1996年，笔者曾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合作，将当时收集到有关俄国档案（约270余件）翻译和编辑成册，供内部研究参考。後来又将其中涉及中苏关系的文件（138件）加以注释，发表在1997年《世界史年刊》上。然而，由於上述出版物发行量极其有限，能够看到这些档案文献的不过百十人而已。况且，经过近几年的努力，笔者收集和整理出来的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已有700余件，大大超过了目前散见於国外刊物的俄文、英文和韩文档案文件。[11]所以，笔者很想出版一套有关朝鲜战争的中文版俄国档案专集。
2002年夏天，笔者应台湾陆委会及中央研究院邀请，在台北进行了两个月的学术访问。期间，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新任所长陈永发先生谈起此事，不想一拍即合。近代史研究所决定正式出版这套文件集，而且就在朝鲜战争结束五十周年之际。
为了便於读者利用档案文献集，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加以说明：
一、收入本文献集的档案，主要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А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РФ）、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РЦХИДНИ）、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ЦХСД）、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ЦАМОРФ）。经过整理，将这些档案中554件定为主文件，其余100多件作为附件从属於主文件。除极个别文件因无法找到俄文原件而译自英译本外，几乎全部都译自俄国原始档案。附录中列有关於上述档案馆的简要介绍。
二、就其形式而言，这些档案大多是苏联、中国、朝鲜三方领导人及相应机构之间的往来电文、会谈纪录，苏共和苏联政府从中央到各主管部门的会议纪录、决议草案、请示报告及情况通报，苏联驻中国和朝鲜使馆与国内相关部门往来的电报、信函等等。除对档案本身进行翻译外，对於收件人在文件上所做的手写批语，凡能辨认清楚的，均在注释中做了介绍和说明。
三、档案整理的原则是：首先尽量确定文件的作者、发件人、收件人以及文件形成或收发的时间，然後根据文件的内容及上述要件明确相关文件之间的关系，最後按照文件形成或发出的时间排列档案顺序。为便於读者理解文件的内容，对主要人物、事件和专门用语进行了注释，编写了《人物简介》和《朝鲜战争大事年表》，并对整理和翻译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做了必要的技术性说明。
四、本档案文献集有两组编号，一是冠於档案名前的顺序编号，以标明各文件之间的时间关系；一是文件右上角的编号（SD*****），是按照原始档案复印件收集的时间前後排列的，与文件内容无关。文件的标题为笔者所加，有些档案原件未标明时间或作者，只能根据其内容或字迹做出判断。有少数文件原作者在起草时加有注释或说明，在文献集中，依原文的表示方式，以随文方括号加以标示或在注释中标明。
五、关於档案出处和馆藏号，凡能够查找到的，均以原文附在文件最後；有些文件的档案出处和馆藏号在收集文件时便缺失，限於条件，目前尚无法一一标出。为便於研究者核对原文，笔者已将所有这些档案的俄文原件复制，存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五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台北）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有意者可按照档案编号（SD*****）进行核查。
六、关於地名的翻译。朝鲜的地名翻译最令人头痛，原因是50年代的许多地名，是按日文发音而以朝文表现的，现在又要从俄文翻译成中文，实在不易。加上许多地名现已改变，而当时又没有规范俄文拼写标准等原因，尽管笔者曾找来俄文、日文、韩文、英文和中文五种朝鲜半岛的地图，进行核对，并曾多次向韩国学者请教，仍无法解决全部问题。因此，有些实在无法确定的地名，只得采取音译的办法，并在译文後附上俄文原文。
七、关於人名的翻译。其中比较麻烦的也是朝鲜人名，主要问题是档案作者书写的朝鲜人名，都是根据发音自行拼写的，结果同一个人名在俄文中往往有几个不同的拼法。此外，许多外国人名的中文表达，大陆与台湾差异很大。为解决这个问题，在附录中编排了《外国人名译名对照表》。对照表上标明人名的俄文原文、中文译名，以及英文或罗马化拼写译名（凡无俄文者，为编者所写前言、代序中出现的人名），以姓氏之中文笔画与罗马化分别排序。书中所有外国人名首次出现时，原则上均加入罗马化姓名，如有遗漏，请参照对照表。
八、因参加翻译和编辑的均为中国大陆的学者或工作人员，故名词和用语均采用的是大陆通行的用法，与台湾略有不同，如韩战称朝鲜战争、南韩称南朝鲜等。为顾及台湾以外的华语使用者，经与近代史研究所同仁商议，除一些最常用的地名和人名改为台湾译法（如将“福摩萨”改为“福尔摩沙”，将“斯大林”改为“史达林”等），其余均保留原译文的用语。
此外，藉本书出版之际，笔者必须向那些曾经热心帮助寻找或慷慨提供俄国档案文献的国外同行表示感谢，他们是：原俄国驻华使馆首席参赞冈察洛夫（Сергей
Гончаров）、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索科洛夫（Андрей
Соколов）、美国独立学者威瑟斯比、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关系史专案前後两任主持人沃尔夫（David Wolfe）和奥斯特曼（Christian
Ostermann）、韩国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所长河载平、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现在香港理工大学任教）王晓东、美籍华人学者、佛吉尼亚大学讲座教授陈兼（Chen
Jian）等。此外，韩国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金东吉先生帮助笔者对文件中朝鲜人名的中译名和英译名一一进行了校改，在此一并致谢。
当然，本书得以及早问世，还要感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诸位同仁谢国兴、魏秀梅、余敏玲、张淑雅、张珍琳、张秋雯、汪正晟、江玮平、林志菁等。在笔者离开台湾以後，如果没有他们在後期编辑和出版工作中付出的努力，这部近90万字的著作能在短短几个月内付梓，是不可想像的。
最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献集刊出的全部档案文件由沈志华收集、整理、注释，参加翻译的有刘仲亨、徐晓村、王英杰、孙熙、周绍珩、锺舞春、王谊民、章若男、王会朋、刘志青、李木兰、陈云卿、吴安迪、戴怀亮、彭兴中、唐松波、耿保珍、方琼等人，参加校对和编辑的有沈志华、王启星、方琼，最後由沈志华统一定稿。所以，本书当中的一切舛误和疏漏，均由笔者负责。
编者与出版者的共同愿望是：希望这部以专集形式出版的关於朝鲜战争的中文版俄国档案，有助於推进华语世界对於朝鲜战争、现代国际关系史和亚洲冷战历史的研究。
沈志华
2003年2月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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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rances H. Heller ed., The Korean War: A 25-Year Perspective （Lawrence,
1977）.
[2]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6,
Far East and Pacific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1950, Vol.7, Korea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3]罗斯玛丽·福特的文章十分详细地介绍了美、英、韩等国这一时期的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见Rosemary Foot, “Making Known the
Unknown War: Policy Analysi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in the Last Decade”,
Diplomatic History, Vol.15, No.4, Summer 1991，中译文见《当代中国史研究》，期6 （1995）。
[4]详见代序《苏联与朝鲜战争》一文中的介绍。
[5]其中为学者广泛引用的有师哲的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伍修权的《回忆与怀念》、杨得志的《为了和平》、杜平的《在志愿军总部》、洪学智的《抗美援朝战争回忆》、柴成文和赵勇田的《板门店谈判》、外交部编的《新中国外交风云——中国外交官回忆录》、雷英夫的《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吴瑞林的《抗美援朝中的第42军》，以及王焰等编著的《彭德怀传》等等。
[6]後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要求，俄国又将这批档案分别交给了这两个国家。据说，交给中国的档案存放在外交部，目前尚不许利用。
[7]遗憾的是，在韩国报纸上刊出这个“摘要”不是文件的原文，而是经过编辑加工的，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虽有很大的新闻价值，却较少学术价值。
[8]参见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Washington D.C., No.3, 5, 6-7, 8-9。
[9]Д. Волкогонов, “Следует ли этого бояться?” Огонёк, 1993, №26; А. В.
Торкунов & Е. П. Уфимцев, Корей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 Новый взгляд, Москва, 1955; А.
С. Ор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 в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е 1950-1953 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8, №4; А. Вольхова, “Некоторы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о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е （1950-1953）”,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9, №4; А.
Волохов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еремирии в Корее 1951-1953 г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0, №2; А. В. Торкуно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 Корей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1950-1953 годов （Москва, 2000）; A.Y. Mansourov, “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Sept.16-Oct.15, 1950: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1995/96,
6-7；E. P. Bajanov and N.Bajanova, The Korean Conflict, 1950-1953: The Most
Mysterious War of the 20th Century - Based on Secret Soviet Archives,
manuscript.
[10] 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кануна и начальново периода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ы （янаврь 1949 - октябрь 1950 гг.）。
[11]到目前为止，关於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在俄国只有个别杂志刊登过少量全文，多数都散见於学者的论著之中，而韩国在报纸上刊登叶利钦总统送给金泳三总统的二百多件档案时，都经过了摘录和编辑加工。美国刊物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上陆续刊登的英译文档案全文在英语世界利用率最高，不过总计也只有一百多件。
代序
苏联与朝鲜战争
——俄国解密档案中的历史真相
沈志华
自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字至今，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五十多年来，关于这场战争的历史真相始终笼罩在一种神秘的光环之中，特别是关于苏联与朝鲜战争的关系、苏联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由于缺乏详实的文献证据，人们大多是根据猜测、分析和推断进行描述和评论的。直到最近几年，情况才发生了变化。1994年以来，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历史档案开始陆续解密和公布，使各国学者得以依据不断披露的档案文献从事研究，从而把苏联与朝鲜战争相互关系的真实历史逐步展示出来。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和利用这里刊出的俄国档案文献，本文拟在整理和分析这些俄国档案的基础上，对苏联在朝鲜战争进展各个阶段中的作用和地位进行概要的论述，以反映苏联支持、策划、指导，以及直接参与这场战争的历史真相。
不过，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提醒读者注意：第一，本文的目的只是向读者介绍苏联参与这场战争的背景情况，而档案文献本身反映的历史则要全面得多，细致得多。例如，中苏在战争中是怎样合作的，又有哪些矛盾？苏联对中国的武器装备供应究竟持什么方针和态度？金日成与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分歧和矛盾到底在哪里？苏联对朝鲜的政策在战争进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朝鲜停战谈判的问题上，苏联、中国和朝鲜之间的立场有哪些异同，又有什么变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的解答，都有待于研究者对这些档案文献的进一步解读和研究。第二，要想全面地了解和认识朝鲜战争的历史，仅仅利用这些档案文献是不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还会有更多的历史文件公布于世，这就需要研究者不断地进行发掘和探索。过去的历史已经凝固了，但历史学将伴随着史料的不断出现和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发展。
一、斯大林曾阻止金日成发动进攻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莫斯科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只有一个初步轮廓，即在那里建立起对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保障。1945年6月，由苏联外交部第二远东司提交的关于朝鲜问题的参考报告清楚地说明，在雅尔塔会议后的几个月里，苏联对朝鲜问题的考虑只是原则性的。这份为参加即将召开的波茨坦会议的苏联谈判人员提供背景情况的报告指出：“朝鲜的独立必须足以有效地防止朝鲜变为未来侵略苏联的基地，不管这种侵略来自日本还是任何试图在远东对苏联施加压力的其他国家。朝鲜独立和苏联远东地区安全的最有效的保证就是建立苏联和朝鲜之间的友好密切关系。将来在建立朝鲜政府时必须要反映这一点”。
战后初期，苏联与美国在远东地区既有矛盾，又需合作，既要划分势力范围，又要避免直接冲突，朝鲜半岛上三八线的确定就是这一状况的反映。大体说来，从战后到1949年初，苏联先是试图通过托管或其他方式，与美国合作在朝鲜建立一个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统一的朝鲜政府；与美国矛盾日渐加剧后，又转为加强朝鲜北方的政治、经济力量，并在此基础上促进朝鲜民族的统一，从而保证通过全朝鲜普选建立的统一政府实行对苏友好的政策。尽管此时美苏之间的冷战已经兴起，在柏林甚至出现了军事对峙，但苏联在远东依然与美国保持和平相处；以至金日成在1949年3月访苏前提出与苏联建立秘密同盟关系的要求，也遭到莫斯科的婉言拒绝。
在朝鲜南北双方先后于1948年夏季分别实行选举，并建立单独政府后，苏联立即提出美苏同时从朝鲜半岛撤军，而且首先实行了单方面撤军。莫斯科此举的目的是为了表示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和平愿望，敦促美国撤军。因为苏联一方面满足于对北部朝鲜的控制，一方面相信北朝鲜的能力足以对抗南方，甚至可以通过和平手段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
自从三八线划定以后，分别受到美苏控制的南北朝鲜就一直处于对立状态，特别是南北双方各自成立了单独的政权机构以后，形势更趋紧张。李承晚和金日成都想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朝鲜民族的统一问题，三八线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不断发生。从1949年年初，苏联驻朝鲜使馆就不断向莫斯科发来有关南朝鲜可能发动进攻的告急电报。然而，除了同意向北朝鲜援助武器以装备在三八线的两个警备旅，并决定让苏联海军分队继续留驻咸兴港协助朝鲜进行防御外，莫斯科并没有急于采取任何积极的措施。在3月初与金日成的会谈中，斯大林只是轻松地询问了南北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情况，以及三八线附近发生小规模军事冲突的结果，并对金日成充满信心的答复表示满意。
此后，南北双方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特别是在美国撤军前后，李承晚政权不断发出战争叫嚣，并一再对北方进行军事挑衅和边界侵犯。1949年4月20日，苏联国防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和总参谋长什捷缅科就三八线的形势向斯大林报告说：“我军撤出北朝鲜以后，‘南方人’对三八线有关规定的破坏己经具有挑衅性和经常性。近一个月，这种破坏规定的事件频繁发生”。“从今年1月1日至4月15日期间，在整个三八线上发生了37次破坏规定的事件”。报告估计，南朝鲜“可能对北朝鲜政府军队采取新的挑衅行动，并动用比迄今为止更大的兵力”。考虑到这种情况，苏联军方拟“建议北朝鲜政府军司令部采取适当措施，以回击‘南方人’可能做出的更大规模的挑衅行动”。
5月2日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报告说：“南朝鲜当局为了实行武装入侵北方的计划，扩大了‘国防军’人数。据情报说，‘国防军’人数已从今年1月1日的53600人，增加到了第一季度末的70000人。同时，他们还特别重视技术兵、机械化兵和特种兵，这些兵种增加了1-3倍。”报告还说：南朝鲜当局在三八线附近地区集结的部队已达41000人之多，其中在平壤方向将达到30000人。“进攻北方的作战计划已经制定，并且在第1旅中已传达到营长一级。预计可能在6月份会有积极行动”。
5月28日什特科夫向莫斯科转达了金日成的通报：“南朝鲜军的几个营在金川市以南45公里的鸡井里一带，发动了进攻。南朝鲜的一个营得以向三八线以北推进并占领了高地”。“南朝鲜军指挥部已在开城地区集结了两个营，企图占领三八线以北若干高地”。另据谍报，“在春川地区的铁原方向，南朝鲜已集结了辅助团的两个营和第6旅第8团的一个营”。金日成还通报说：“南朝鲜方面最近把曾参加镇压济州岛起义的部队调到了三八线附近”。
到了6-7月间，形势更加紧张。6月18日什特科夫报告：南朝鲜领导人都主张“用军事办法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只是在确定时间上有分歧意见”。报告说：南朝鲜军队和警察多次在瓮津地区擅自越过三八线。这个地区的战斗，到现在还在进行，而且南朝鲜部队的数量有所增加。南朝鲜部队一度侵入北方地区10公里，由于北方警备旅采取了行动，他们被逐回三八线。北朝鲜部队占领了两个在战术上有重要意义的高地，现在双方正进行争夺高地的战斗。由于瓮津地区事件，李承晚6月11日发表正式声明，说：“正在制定将给共产党分子带来重大损失的突击计划。在最近二三周内，将实现这个计划”。7月13日什特科夫致电维辛斯基说：根据在瓮津地区俘虏的南朝鲜军士兵（属18团2营）供认，“他们的指挥官7月以来多次讲话，断言北朝鲜军企图进攻南方，因此南朝鲜军应先发制人，给北朝鲜军以突然打击，并在8月15日（朝鲜解放日）前占领北朝鲜。”俘虏还供认：“第12团的任务是攻占格里山高地（海州以西30公里）。第18团的任务是从瓮津地区出发，在第13团（据现有情报该团配置在开城地区）的协同下，向北进攻，合围海州，歼灭该城北方军队的集团，在一周内占领海州道。”什特科夫还通报了李承晚声称要“在7月对北方军队发起进攻”的情报。
面对如此局势，金日成一方面不断要求苏联增加武器装备援助，一方面派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问北平，与中共领导人商谈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朝鲜族部队转属人民军的问题，并表露了准备采取军事行动的意向。毛泽东答应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把中共军队中的两个朝鲜师转给北朝鲜；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中共“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特别是上述师的给养和武器”。但是，毛泽东“劝告朝鲜同志”，即使在美国撤军而日本人也没有回来的情况下，也“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
斯大林的态度与毛泽东不谋而合。莫斯科在保证北朝鲜不受侵犯的同时，批准了什特科夫提出的建议；即在美军撤出南朝鲜后，苏联也应设法撤除在咸兴的军事基地，以及苏联在平壤等地所设立的军用飞机场。因为这些设施有可能被朝鲜人民军所利用，从而使苏联在国际局势中处于被动地位。此外，苏联主张在北朝鲜建立祖国统一民主阵线，通过在全朝鲜进行普选实现和平统一。
尽管毛泽东和斯大林都表示不希望北朝鲜主动采取军事行动，但金日成对来自南方威胁的反应却十分强烈，他甚至踌躇满志地认为这是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朝鲜统一的有利时机。除了积极调动军队进行防御部署外，7月初平壤已经下令三八线地区的各部队进入战斗准备，并“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师调回朝鲜：沈阳师配置在新义州，长春师配置在罗南”。做好准备之后，9月3日金日成的私人秘书文日向苏联使馆通报：南朝鲜最近企图夺取瓮津半岛三八线以北的部分地区，并炮击海州市的水泥厂。因此，金日成请求准许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夺取瓮津半岛及其以东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以缩短防线。如果国际局势允许，还准备继续向南方挺进。金日成相信，他们能够在两周，至多两个月内，占领南朝鲜。
由于苏联驻朝鲜使馆代办顿金在报告中提到，北朝鲜提供的关于南方将进攻的情报并没有得到证实，9月11日，维辛斯基回电，责成顿金尽速与金日成会晤，进一步弄清：南朝鲜军队及其数量、武器装备和战斗力；朝鲜南方游击运动的状况；如果北方首先发动进攻，舆论和人民将会怎样看待这个事实；南方群众会给北方军队何种实际帮助；金日成认为当北方发动进攻时美国会采取什么措施；北方如何估计自己的军事能力。同时要顿金做出自己对情况以及朝鲜领导人所提建议的现实性和合理性的判断。
顿金在9月12日和13日两次会晤金日成和朴宪永后，于9月14日向莫斯科报告了南北朝鲜军事力量的详细情况、金日成的考虑以及他本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报告说：“金日成认为南朝鲜军队的战斗力不强”，北方军队“在技术装备（坦克、火炮、飞机）、纪律、官兵训练素质，以及士气等方面，均优越于南方军队”。但是对于舆论和人民对发动进攻的反应，金日成心中无数，他认为：“如果内战拖延下去，他们将在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而现在的条件是不可能指望速胜的。因此，他不主张发动国内战争，只是建议夺取瓮津半岛和该半岛以东大约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并指望在北方军队越过三八线时“能在南朝鲜组织一系列起义”。但如果进展顺利，则“可以继续向南方挺进”。金日成和朴宪永还认为：当朝鲜发生内战时，美国不会直接出兵干预。不过，顿金本人却认为：金日成计划的局部性战役，能够导致，而且一定会导致朝鲜爆发内战。“要对南方进行胜利的速决战，北方军队还不够强大”，而“持久的内战，不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对北方都是不利的”。因此，“发动金日成所预想的局部性战役是不适宜的”。
然而，什特科夫大使却有相反的看法。他在第二天在给斯大林的长电中表示赞同金日成的计划。什特科夫首先强调了朝鲜领导人的基本想法，即在朝鲜人民要求统一，而使用和平方法统一祖国已经不可能的形势下，“如果现在不用军事方式实行统一，那么统一的问题就会拖延许多年”。南朝鲜反动派则会利用这一时机“镇压南方的民主运动”，并会“建立起更加强大的军队以进攻朝鲜北方”，“消灭北方这些年来所建立的一切”。什特科夫详细地介绍了南北朝鲜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他认为：“南朝鲜政府的政治地位是不牢固的”，朝鲜半岛的形势对北方有利。尽管不排除“美国人将干预这场冲突并给南朝鲜提供积极帮助”的可能性，而人民军的数量及其拥有的物质力量现在还不能保证完全粉碎南方军队和占领南朝鲜，但他仍然认为：“发展朝鲜南部的游击运动并给予各种各样的支持和领导是可能的和适宜的”，在有利的形势下，“可以利用南朝鲜人在三八线上的挑衅，并且作为对他们破坏三八线的惩罚，占领瓮津半岛和开城地区”。
应该说，当时整个亚洲局势的发展对苏联与美国对抗的政策是十分有利的：中国革命在没有美国干涉的情况下已经顺利地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美国军队已经撤出了朝鲜半岛；朝鲜人民表现出高涨的革命情绪；南朝鲜社会内部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不稳定等等。然而，斯大林还是拒绝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
9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朝鲜的局势，并做出决议，责成什特科夫严格按照决议的文本向金日成和朴宪永声明：“由于目前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与南朝鲜相比没有占必不可少的优势，因此不能不承认，现在进攻南方是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所以从军事角度看是不允许的”。由于南方的游击运动和群众斗争没有积极开展起来，建立解放区和组织人民起义的工作进行得很少，“从政治方面看，你们建议的对南方的进攻也是没有做好准备的”。此外，进攻瓮津半岛和占领开城地区的局部战役就意味着“朝鲜南北战争的开始”，而战争的持久性“可能给美国人对朝鲜事务进行各种干涉提供借口”。所以，“目前争取朝鲜统一的任务要求集中最大力量：第一，开展游击运动，建立解放区，在朝鲜准备全民起义，以便推翻反动政权和成功地解决整个朝鲜统一的任务；第二，进一步全力加强人民军”。这一决议表明，莫斯科此时的方针显然是希望通过南朝鲜内部的人民革命而不是由北朝鲜采取军事手段来达到统一朝鲜半岛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布尔加宁、葛罗米柯等人起草的另一份指示稿中，还要什特科夫提醒金日成：“他们远没有充分利用争取以和平方式统一国家的一切可能性，如祖国阵线关于和平统一国家的宣言这样一个重要的和政治上对他们十分有利的文件”。这进一步证明，苏联领导人从其整体战略出发，此期主要考虑的还是采取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
金日成等朝鲜领导人虽然勉强接受了莫斯科的意见，但并没有完全停止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10月14日，三八线附近又发生了激烈战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3警备旅对侵入三八线以北1.5公里法音山高地的南朝鲜军队展开攻击，并占领了这两个高地。由于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事前参与讨论并默许和支持了这一军事行动，而事后又未向莫斯科报告，斯大林对此极为不满。葛罗米柯严厉指责什特科夫没有“严格地、坚定地”执行“禁止未经中央允许而向北朝鲜政府建议对南朝鲜采取积极行动”的指示以及“中央关于防止三八线形势复杂化的指示”，并对他提出警告。
在此同时，斯大林还与毛泽东交换了对朝鲜政策的意见，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都认为北朝鲜此时不宜采取进攻性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在去电中说：朝鲜同志想通过武力解决南朝鲜问题，中国领导人曾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斯大林回电说：完全同意中国同志的意见，在朝鲜不应开始一场战争，不能用军事手段统一朝鲜。目前北朝鲜还没有准备好，最好的办法是在南朝鲜组织游击队。
目前掌握的俄国档案文件显示：至迟到1949年底，斯大林都没有改变在朝鲜半岛不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政策，以避免引起美苏在远东地区的直接军事对抗。然而，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和中苏同盟条约签订的结果，使苏联失去或即将失去其在远东以中国东北为基础的政治和经济权益，从而迫使斯大林为保证实现苏联在战后远东地区的战略目标而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即必须把整个半岛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而恰在此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发表的关于南朝鲜不在美国防御范围的演说，为苏联实现对朝鲜政策的改变创造了条件。
二、苏联参与策划和发动朝鲜战争
就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斯大林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1950年1月19日，即斯大林同意与中国签订一个新条约之后，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发来的报告：1月17日朝鲜外务省为欢送朝鲜大使李周渊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职举行了一次小范围的午宴。宴会结束后，金日成激动地对苏联大使馆参赞伊格纳季耶夫和佩利申科谈到：在中国完成其解放事业后，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如何解放祖国南方的人民。他说：“朝鲜南方的人民信任我，并指望我们的武装力量。游击队不能解决问题。南方人民知道我们有一支优秀的部队。最近我夜不能寐，考虑着如何解决统一全国的问题。如果解放朝鲜南方人民和统一祖国的事情拖延下来，那么我就会失去朝鲜人民的信任。”金日成又说：他在莫斯科时，斯大林同志对他说：不必进攻南方，在李承晚的军队进攻北方的情况下，可以对南朝鲜进行反击。但是李承晚一直没有发动进攻，这就意味着祖国南部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统一正在被拖延下来。他认为需要再次会见斯大林，并就人民军为解放南朝鲜人民而采取进攻行动的问题得到指示和批准。伊格纳季耶夫和佩利申科回避了这些问题。于是，金日成又拉住什特科夫，向他提出：希望“同斯大林会面，讨论南方的形势和向李承晚军队发动进攻的问题”。金日成说：如果不能同斯大林会面，那么，他想去会见毛泽东。金日成还向什特科夫提出：“现在人民军比李承晚军强大得多”，“为什么不许可他进攻瓮津半岛，本来人民军在三天之内就可以拿下瓮津半岛。如果人民军发动一场全面进攻，就可以在几天之内进入汉城。”什特科夫汇报说：金日成是借着醉意说这些话的，但“他说这些话不是偶然的，而是预先想好的，目的是要表达他的想法，试探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在谈话中，屡遭批评的什特科夫坚持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9月24日会议决议的精神答复了金日成。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在听到这次汇报后却改变了态度。
1月30日，即斯大林与毛泽东进行第三次会谈并确定了中苏新条约的基本原则之后，他亲自回电说：“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当理解：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需要有充分准备的。这件事必须组织得不冒太大风险。如果他想同我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会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在迄今看到的档案文献中，这是斯大林第一次表明他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态度。
第二天，什特科夫便报告说：“根据您的指示，1月30日会见了金日成同志。在提起1月17日朴宪永举行午宴时的谈话后，我准确地转达了您第一点指示的内容。金日成十分满意地听取了我的转告。看来，您同意接见他并准备在此事上向他提供援助一事，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显然，金日成为了再听准确些，便问我：那么，是可以就这个问题去会见斯大林同志喽。我回答说：从这个通知上看，斯大林同志准备接见您。”金日成立即表示：他随时准备着斯大林的接见。
随后，金日成提出再组建3个步兵师，以便把军队总数增加到10个师；并要求把苏联政府将于1951年提供的贷款用于1950年，为计划组建的3个步兵师购买苏联装备。对此，莫斯科立即答复：完全满足金日成的要求。同时，为了加强朝鲜人民军的组织和指挥能力，莫斯科还任命瓦西里耶夫中将为朝鲜人民军军事总顾问，以替代自苏联从朝鲜撤军后兼任这一职务的苏联大使什特科夫。此后，苏联便开始大规模向朝鲜提供武器装备。3月9日，朝鲜照会苏联：“为了给人民军补充装备、弹药和技术器材并加强人民军，请苏联政府于1950年按照以前提交苏联政府的申请单向朝鲜提供1.2-1.3亿卢布的军事技术装备”，朝鲜则相应地保证向苏联提供价值1.33亿卢布的黄金、白银和钼精矿。随后，金日成提供了所需武器装备的详细清单。莫斯科答复：同意朝鲜提前使用1951年的贷款购置武器装备。斯大林还亲自致电金日成：对于“朝鲜人民军所需装备、弹药和技术器材”，苏联政府决定“完全满足您的这一请求”。
在进行物质准备的同时，3月20日，金日成要求于4月初对莫斯科进行秘密访问，并提出将与斯大林讨论“国家南北统一的途径和方法”及“经济发展远景”等问题。在一份“金日成提请斯大林同志帮助解决的问题”的清单中，明确写道：“关于统一国家（南方和北方）的途径和方法，拟采用武装方式统一”，还提到与毛泽东会晤和同中国签订条约的问题。得到莫斯科的同意后，3月24日什特科夫报告：他已经为金日成的莫斯科之行做好了具体安排。3月29日维辛斯基报告斯大林：“金日成和朝鲜外务相朴宪永将于3月30日离开平壤前往莫斯科，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将军随同来访，他们将于4月8日到达莫斯科”。
关于斯大林与金日成秘密会谈的具体内容，目前在俄国档案中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的文献，出现在研究论著中的说法，引用的都是当事人的回忆。但是，1966年8月9日苏联外交部向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提交的《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承认：斯大林“对朝鲜人所拟方案的最终认可，是在1950年3月至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期间”。因此，完全可以断定：在1950年1月至4月间，斯大林决定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即使用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统一的问题。
不过，斯大林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处理，即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因为就在不久前刘少奇访苏期间，斯大林建议：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斯大林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革命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了东方，而现在又转移到了中国和东亚。因此，中共“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然而，斯大林非常清楚：中共目前的军事战略中心是准备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而且就在毛泽东访苏前夕，他本人还表示支持毛泽东关于“北朝鲜此时不宜采取进攻性的军事行动”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当然不便直接向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所以，斯大林嘱咐金日成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务必征得毛泽东的同意。
其实，朝鲜所处的政治地位使金日成比斯大林更懂得在东亚地区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一定要得到毛泽东支持的。于是，在斯大林对自己的意向已经表示赞同的情况下，金日成指示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拜访毛泽东，提出了金日成访华的要求。3月底，毛泽东在会见李周渊时，表示同意金日成访华，同时指出：“如果已经有了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那么会晤必须秘密进行”。毛泽东还谈到：“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朝鲜不可避免也要参战”，因此必须做好军事准备。作为东亚地区革命事业的“负责人”，毛泽东在原则上当然必须支持朝鲜的一切革命行动，但显然毛泽东还不知道金日成已经同斯大林达成了默契。金日成必须得到毛泽东的明确表态，于是决定5月13日秘密访华。毛泽东在金日成到达北京的当晚立即会见了他。会谈中，“朝鲜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同志的如下指示：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但是，这个问题必须同中国同志和毛泽东同志本人讨论”。当夜11时30分，周恩来造访苏联使馆，转达了毛泽东的要求：想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并请求迅速回电。
第二天，斯大林回电：“在与朝鲜同志会谈中，菲利波夫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解决这个问题。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鉴于莫斯科已经明确表态，毛泽东只得同意在进行解放台湾的战役之前首先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并表示愿意支援朝鲜的行动。
至此，通向朝鲜战争的道路对于金日成来说已经畅通无阻，需要的只是确认和实施具体的作战计划了。根据人民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长俞成哲的回忆：5月上旬苏联大量调换了在朝鲜人民军中的苏联军事顾问，以作战专家替换了那些以个人名义在朝鲜负责军事训练的军人，并且为朝鲜军队制定了“先发制人的进攻作战计划”。到5月底，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和苏联军事顾问团联合向莫斯科报告：朝鲜人民军向三八线集结的行动已经准备就绪。在金日成的坚持下，军事行动开始的时间确定在1950年6月25日。接着，莫斯科又接到报告说：按照进攻计划，朝鲜人民军每天可推进15-20公里，预计主要的军事行动在22-27天之内完成。据什特科夫的报告，“人民军在三八线地区的集中开始于6月12日，结束于6月23日，完全按照总参谋部的计划进行。各部队的调动组织严密，未发生意外”。尽管“敌军的侦察大约已发现各部队的调动，但各部队的计划及行动开始时间均得到严格保密”。报告特别指出：“各师作战计划制定及地形侦察过程均有苏联顾问参加”。
6月25日，北朝鲜军队依照计划大举越过三八线，向南朝鲜发动了进攻。什特科夫的报告详细说明了战争开始阶段的真实情况：
战役全部准备措施已于6月24日完成。6月24日已向各师师长发出“Д”和“Ч”的命令。
各部队均宣读了民族保卫省的政治命令，其中指出南朝鲜军队侵犯三八线，挑起军事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布了关于朝鲜人民军转入反攻的命令。
朝鲜人民军官兵以高涨的热情听取了关于反攻的命令。
各部队于6月24日24时进入出发位置。军事行动于当地时间（25日）4时40分开始。进攻前进行了20-40分钟的炮火准备，其中包括定位瞄准和10分钟炮轰。随后，步兵开始行动，迅速展开进攻。在开始的3小时后，个别部队与军团已向前推进了3至5公里。
人民军部队的攻击完全出乎敌军的意料。
敌军仅在瓮津、开城与汉城诸方向进行了顽强抵抗。而较有组织的抵抗则在第一天12个小时以后才开始。
战斗第一天攻克的城市为：瓮津（瓮津方向）、开城、松隅里（地图1：1000000，1943年总参谋部印制）。
在春川方向，人民军部队推进了12公里。
在东部海岸推进了8公里。
就在第一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海军即有两支登陆部队在日本海沿岸登陆：第一支登陆部队在江陵地区，包括2个营的海军登陆部队和约1000名游击队员；第二支登陆部队在蔚珍地区，包括600名游击队员。
登陆部队于6月25日5时登陆，整个过程进展顺利。
游击队登陆部队攻占了蔚珍市及其周围的若干乡镇。
在登陆部队登陆过程中，人民军军舰与南朝鲜军队的舰艇曾发生战斗。战斗结果有一南方扫雷舰被击沉，另有一扫雷舰被击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海军没有伤亡。
6月26日，人民军部队继续进攻，在战斗中不断向南朝鲜领土纵深推进。
在6月26日一天的时间内（从右至左）彻底扫荡了瓮津半岛、开城半岛；第6师的部队强渡海湾并攻占了金浦机场方向的居民点。
在汉城方向，第1、4师攻占了汶山、东豆川等城市，第2师攻占了道府春川市。
在日本海沿岸一带，部队的推进仍在继续。注文津港已被攻克。
与在洪川方向移动的第12步兵师、越过松隅里在议政府方向进攻的第3步兵师及机械化旅整整一天没有联系。
以上情况表明，苏联参与了进攻南朝鲜军事行动的所有策划、准备和实施过程，只是为了避免引起美国的干预和遭到世界舆论的指责，斯大林采取了较为隐蔽的措施。战争爆发前5天，什特科夫报告说：金日成要求苏联提供进攻和登陆需用舰只以及作为驾驶舰只的10名苏联顾问。斯大林立即答复，拒绝这些要求，以免为美国进行干涉提供借口。在进攻开始时，斯大林还下令召回了在朝鲜人民军前线部队中的所有苏联顾问。当时赫鲁晓夫询问其中的原委，斯大林回答说：“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与了这件事”。
斯大林的思路十分明确：从苏联的安全战略出发，莫斯科既要掌握这场战争的指挥权和主动权，又不能公开参与到战争中去，如此就需要中国站出来说话。所以，在策划战争时，莫斯科要求平壤征得北京的同意；而当战争形势发生逆转时，斯大林则想方设法鼓动中国出兵朝鲜。
三、斯大林把责任推给毛泽东
由于把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的行动视为共产党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进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政府对此做出了迅速而强烈的反应。美国的干预使斯大林感到意外，也引起了他对战争进程的极大关注。7月1日，即在美国国会批准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第三天，斯大林急迫地给什特科夫发出电报，询问“朝鲜领导人”是否被美国空军的袭击吓坏了？是否“决定暂停推进”？斯大林指出：“我们认为，必须坚决地继续进攻；南朝鲜解放得越快，武装干涉的机会就越少”。朝鲜政府应该对“袭击和武装干涉”提出公开抗议。斯大林还要什特科夫通知金日成：苏联“决定于7月10日前完全满足朝鲜人关于供应弹药和其他军需品的申请”。
7月2日和4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的报告：尽管由于汉城的解放，出现了普遍高昂的政治热情，但美国的参战，特别是美国飞机的袭击，开始影响人们的情绪，有些人对夺取最后胜利产生怀疑。部分朝鲜领导人认为与美国作战有困难，想探听苏联对此问题的态度。除了要求大量增加军事援助外，什特科夫还请求斯大林批准给朝鲜人民军的每个方面军派两名苏联军事顾问；以及军事总顾问瓦西里耶夫带军官组与前线司令部一起赴汉城，并常驻司令部。斯大林在7月6日的电报中，进一步满足了向人民军提供武器援助的要求，但关于给朝鲜前线的军队派遣军事顾问的请求，斯大林没有答复。至于“军事总顾问瓦西里耶夫的驻地”，电报说：“我们认为他住在平壤更为适宜”。
由于没有得到莫斯科的答复，什特科夫再次转递了金日成给斯大林的亲笔信。金日成恳切地请求：“我深信您帮助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愿望，我谨向您提出请求，允许在朝鲜前线司令部和两个方面军令部里使用25-35名苏联军事顾问，因为我们的军事干部尚未充分掌握指挥现代军队的艺术。”对此，斯大林无法再回避了，但他对什特科夫的这种做法非常不满。斯大林在回电中批评什特科夫未经请示“就允诺给朝鲜人派顾问”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并严厉指出：“您应该明白，您是苏联的代表，而不是朝鲜的代表”。但鉴于金日成直接提出了请求，且形势紧迫，斯大林还是同意了朝鲜的要求。不过，斯大林采取了十分谨慎的做法，即这些顾问只是“作为《真理报》记者”而不是作为军人派去的，而且只“派到前线司令部，而不是战斗部队”。斯大林还特别向什特科夫强调：“您个人要对苏联政府负责，不能让他们成为俘虏。”
与此同时，在美国军队进行干涉的情况下，莫斯科开始考虑如何利用中国这个盟友摆脱困难局面的问题。7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受命与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周恩来当然明白这是斯大林要罗申来探询中国的态度。在谈话中，周恩来抱怨北朝鲜人对美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忽视了毛泽东早在1949年和1950年5月就提出的警告。周恩来还传达了毛泽东对北朝鲜人的建议：鉴于美国军队可能在仁川登陆，要在仁川后方建立一条坚强的防线。会谈中，周恩来说中国有3个军总计12万人已经集中在沈阳地区。周恩来还确认，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装扮成朝鲜人进行抵抗，并询问苏联空军是否可以为这些部队提供掩护。由于中国领导人对朝鲜军事行动的具体计划和时间表一无所知，并且一心想尽早解放台湾，所以对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感到意外，也缺乏应有的思想上和军事上的准备。只是在美国地面部队卷入战争后，中国才开始考虑相应调整军事部署。因此，周恩来关于已经集中了3个军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试探斯大林，其主要目的在于了解苏联出动空军掩护的可能性。
但斯大林对此却非常认真，马上致电罗申，要他转告周恩来：“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是正确的。”斯大林最后答应“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为了催促中国尽快采取行动，7月8日斯大林颇带不满口气地指示罗申：“请告诉毛泽东：朝鲜人正在抱怨中国在朝鲜没有代表。应当尽快派出代表，以便有可能建立联系并迅速解决问题。当然，如果毛泽东认为有必要与朝鲜建立联系的话。”7月13日，斯大林再次要罗申催促周恩来或毛泽东：中国“是否已经决定在朝鲜边境部署9个中国师”，如果已经做出决定，那么苏联准备“派去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师——124架飞机，用于掩护这些部队”。不过，斯大林说明不是由苏联飞行员驾驶这些飞机，而是“打算用两三个月的时间，在我们飞行员的帮助下，教会中国飞行员，然后将全部装备移交给你们的飞行员”。
7月22日罗申转呈了毛泽东关于这一问题答复斯大林的电报，其中谈到：“对于你们用以掩护我军的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师，我们拟将其配置在沈阳地区，其中两个团配置在鞍山，一个团配置在辽阳，这将有助于在我驻安东地区混成航空兵旅各歼击航空兵团的配合下完成对我军及沈阳、安东、抚顺工业区进行掩护的任务。”毛泽东还表示中国有能力于1951年3-4月前“完成接收苏联两个航空兵师全部武器装备的工作”。显然，毛泽东对苏联只提供一个空军师的装备，而且要由尚未掌握飞行技术的中国空军驾驶感到不满，所以暗示斯大林：中国还需要能够掩护即将赴朝鲜作战部队的更多的空军师。对于毛泽东的暗示，斯大林或者没有理解，或者有意回避。7月25日维辛斯基致电罗申只是简单地说：“经菲利波夫同意，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我们同意他们提出的训练中国飞行员驾驶喷气式飞机的步骤和时间安排”。战局的发展迫使中国领导人必须做好出兵朝鲜的充分准备。8月5日毛泽东即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发电，指示：“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8月18日又电告高岗：“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延长至9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鉴于形势日趋复杂，从8月底到9月初，中国又大规模调整军事战略部署。毛泽东考虑要在东北已集中4个军的基础上，再增加8个军。8月25日，周恩来在第47次政务会议上指出：朝鲜战争“拖长的可能性增加了”，朝鲜人民将要“长期作战”。“我们应支持他们”，“坚决帮助他们”。然而，中国领导人并没有将这些部署通知莫斯科，而是再次提出了空军援助的问题。8月27日斯大林复电周恩来：“苏联政府答应您关于派苏联军事顾问——防空专家和空军专家到华东和东北军区的要求。38名顾问将被派到中国，其中10名是防空专家，28名是空军专家。至于其余26名顾问，我们认为不是特别需要派他们去，因为这些顾问的工作可以由派去的38名顾问完成”。对于提供空中掩护的问题，斯大林仍然闭口不提。
总之，在朝鲜战局尚未明朗化时，关于派中国军队赴朝作战和派苏联空军为中国作战部队提供空中掩护的问题，北京和莫斯科之间还没有形成双方都认可的一致意见。
9月15日美国军队成功地在仁川实行登陆以后，朝鲜战局急转直下。到9月26日，形势已经非常严峻。斯大林派往朝鲜的特使马特维耶夫自平壤报告说：“在占有绝对制空权的空军支援下，美国人对人民军的前线和后方进行了狂轰滥炸，因而得以从水原向东和东南方向推进了25-30公里；并在大邱北面和西北面，以部分兵力占领了尚州和安东”。“敌人汉城集团军的坦克部队已经成功地向清洲方向发展，并构成了对第一方面军的包围之势”。人民军部队“损失了几乎所有坦克和许多大炮，正在进行困难的阻击战。部队缺少弹药和燃料，几乎没有补充”。整个部队“从上到下的指挥组织得很差”，通讯联络也根本“没有保障”。这时，斯大林除了焦躁不安，大发雷霆，严厉斥责朝鲜前线指挥部和苏联顾问外，已经显得束手无策。莫斯科开始考虑与美国接触，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了。9月26日，经苏联常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马立克同意，其副代表察拉普金与中间人兰开斯特会晤，了解到兰开斯特可以安排苏联代表与美国人会晤“讨论朝鲜问题”。马立克立即将这一情况电告莫斯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当天便做出决议：“责成察拉普金通知兰开斯特，马立克同意按兰开斯特的建议，同艾奇逊的助手或美国的一位大使会晤。”“马立克应当听取国务院代表的意见，如果美国人在向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方面明显向前迈出一步，则向其声明：他（马立克）将考虑会谈中提出的问题，并在下次会晤时做出答复。”
实际上，朝鲜局势恶化对中国造成的压力丝毫也不亚于苏联，这时，毛泽东进一步考虑了出兵朝鲜的问题。9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立即派遣一个五人先遣小组随柴成文赴朝熟悉情况，勘察地形，做战场准备。路过沈阳时，柴成文将随身带来的一封毛泽东的信交给高岗，信上说：“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9月30日，周恩来发表演说，又对美国政府提出了严正警告。演说中的“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这句话的后半句是周恩来在定稿时特意加上的。其目的显然是要引起美国政府对中国可能参与朝鲜战争的重视。但此时的白宫和五角大楼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麦克阿瑟正在顺利地向三八线进军，根本听不进中国的警告。同样，莫斯科也没有注意周恩来的弦外之音。
这时，金日成却不得不向苏联和中国请求直接的军事援助了。9月29日，什特科夫应金日成的请求与之会见。谈话中，金日成简短地说明了前线的危机状况，并告诉他：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给斯大林写信和要求苏联用空军援助朝鲜的决议。他们还决定给毛泽东写信，信中也有求援的暗示。什特科夫报告说：金日成和朴宪永“焦急不安”，“对于目前的形势感到有些慌张和缺乏信心”。金日成还希望什特科夫告诉他，给斯大林的信该怎样写，但什特科夫对此避而不谈。在当晚给斯大林发出的求救信中，金日成和朴宪永承认“危险的形势已经出现”，美国空军的绝对优势破坏了人民军一切有效的军事行动，“造成我方人员和物资的巨大损失”，通讯联络被切断，给养供应被破坏，处于南方的各部队已被分割包围，孤立无援，“汉城的陷落已经不可避免”。在表示了“要为独立、民主和人民幸福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的决心后，他们“恳求”斯大林“给予特别帮助”，即“当敌军跨过三八线以北的时刻，我们非常需要得到苏联方面的直接军事援助”。接着又提出：“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一支国际志愿部队，为我们的斗争提供军事援助”。
斯大林对朝鲜要求苏联给予军事援助的回答体现在他10月1日收到求援电当天给平壤和北京的两封信电报中。在给平壤的电报中，斯大林指示：“必须立即动员全部力量，不让敌人跨过三八线，同时要准备在三八线以北同敌人作战”。至于提供直接军事援助的责任，斯大林毫不犹豫地推给了毛泽东：关于“要求武装援助的问题，我们认为更可以接受的形式是组织人民志愿军。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同中国同志商量”。在给北京的电报中，斯大林以非常客气但又不容商量的口气向中国提出了出兵援助朝鲜的要求。斯大林先是假称“对朝鲜的局势不甚了解”，随后向中国领导人提出：“根据目前的形势，如果你们认为能够为朝鲜人提供援助部队，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就应立即向三八线推进，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斯大林不愿意毛泽东知道朝鲜曾向苏联提出同样要求并已遭到拒绝的情况，所以他最后又补充说：“关于此事，我丝毫也未透露，而且也不打算透露给朝鲜同志。但我并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时，他们将会感到高兴。”
战争发展到最危急的关头，援救朝鲜的责任终于落到了毛泽东的身上。然而，中国出兵朝鲜面临着重重困难，所以，尽管毛泽东已经决心派兵赴朝作战，甚至起草了给斯大林的同意出兵的回电；但在10月2日下午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中共多数领导人对此持谨慎态度，以为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出兵。于是，毛泽东不得不收起已经拟好的电报，而交给了罗申另一封回电，电报说：
1950年10月1日来电收悉。我们原先曾打算，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派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然而，经过慎重考虑，我们现在认为，采取这样的行动将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第一，派几个师的兵力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们的部队装备很差，与美国军队作战没有取得军事胜利的把握），敌人可能会迫使我们退却。
第二，最大的可能是，这将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其结果苏联也会被拖进战争。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十分严重了。
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的。
当然，我们不派军队援助，这对于正处在如此困难之中的朝鲜同志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我们自己也于心不忍；但是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的整个和平恢复计划就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
因此，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同时积极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更为有利。
由于暂时的失败，朝鲜应该换一种斗争方式，进行游击战。
我们将召开一次党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都要出席。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希望与您商量一下。如果您同意，我们准备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同志飞往您的疗养地，同您讨论这件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局势。
毛泽东既表明了中国援助朝鲜的意向和可能，又陈述了目前出兵的实际困难，其内容与他没有发出的电报基本相同。但罗申在转述毛泽东的答复之后发表了一通他个人的意见：“毛泽东的答复证明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在朝鲜问题上最初的立场。这个答复与以前毛泽东在同尤金、科托夫和孔诺夫，以及刘少奇在同我的谈话（我已及时报告过）中表示的立场是矛盾的。他们在这些谈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和解放军决心帮助朝鲜人民；解放军士气高，如果需要，他们有能力打败美军，因为美军要比日军弱。”罗申认为：“中国政府无疑能够向朝鲜派遣五六个甚至更多的有战斗力的师。当然，这些中国军队需要装备一些反坦克武器和火炮”。罗申还猜测“中方改变立场的原因”可能是“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朝鲜局势恶化，英美集团阴谋通过尼赫鲁呼吁中国人采取克制的态度，以免陷入灾难”。这些看法很可能对斯大林的判断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时，斯大林有些沉不住气了，在接到罗申转来的毛泽东的答复后，他决定撤出在朝鲜的苏方人员。此前在9月30日，葛罗米柯曾向斯大林报告说：什特科夫请求授予他与朝鲜政府协商撤退在朝苏联专家的权力，还请求允许他与苏联驻朝机构协商，并由他决定撤回部分苏联工作人员。对此，苏联外交部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强调撤回专家的具体问题要由朝鲜政府决定，并指示什特科夫在这个问题上“不应发表自己的意见”。至于将驻朝苏联机构工作人员撤回苏联的问题，则“应按以前的程序进行，即通过苏联外交部与苏联有关部委和机构协商解决”。但是到10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便做出正式决议，批准将苏联专家和苏联机构的工作人员撤回苏联，而不再附加任何条件了。当天，什特科夫又发来电报，进一步提出撤回朝鲜族苏联公民的家属、苏联航空代表办事处人员，以及必要时从朝鲜撤出全体苏联公民的问题。莫斯科答复的电报则把撤退的权力完全交给了苏联大使：“关于从朝鲜领土撤回朝鲜族苏联公民家属的问题，您可就地酌情决定”；“航空代表办事处全体苏联人员，以及苏联军事顾问的家属，应撤离朝鲜领土”；“同意您的建议，即在必要时将包括朝鲜族苏联公民在内的所有苏联公民撤往苏联境内和中国境内”。
看来，斯大林对朝鲜的形势已经感到失望，现在唯一能够扭转局面的希望就寄托在中国人身上了。所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再次要求中国立即向朝鲜派出部队，而且以更加坚决的口气提出了更加充分的理由：
我向您提出派五六个师志愿军的问题，是因为我清楚地了解中国领导同志曾多次声明：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就准备派几个军去援助朝鲜同志。因此，我理解中国同志之所以准备派兵去朝鲜，是为了防止朝鲜变为美国和未来军国主义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这与中国是利害攸关的。
我向您提出向朝鲜派兵问题，而且至少而不是至多派五六个师，是出于以下几点对国际形势的考虑：
一、如朝鲜战事表明的那样，美国目前还没有为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做好准备；
二、日本因其军国主义势力尚未复元，没有能力给美国以军事援助；
三、有鉴于此，美国将被迫在朝鲜问题上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做出让步，将不得不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这些条件将有利于朝鲜而使敌人无法将朝鲜变为它的军事基地；
四、基于以上同样的原因，美国最后将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和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计划。
由此我考虑到，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人会把持台湾，把它当作基地。美国这样做，不是为了已没有取胜希望的蒋介石，而是为了他自己或者是为了未来的军国主义日本。
当然，我也考虑过，美国尽管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仍可能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战。这样一来，自然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因为它同中国签有互助条约。这需要害怕吗？我认为不需要，因为我们在一起将比美国和英国更有力量，德国现在不能给美国任何帮助，而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不成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打，而不要过几年以后。到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将复活起来并成为美国的盟国，而在李承晚控制整个朝鲜的情况下，美国和日本将会在大陆有一个现成的桥头堡。
以上就是我向您提出至少派五六个师时所依据的国际形势及前景的考虑。
10月7日斯大林接到了毛泽东的复信，信中表示赞同斯大林的基本论点，并说中国将派出不是6个而是9个师，但不是现在而是过一些时候再派。毛泽东再次要求派代表去莫斯科进行详细会谈。
斯大林以如此的利害关系劝说毛泽东，无非是逼迫中国尽快做出决定。实际上，当时毛泽东不仅已经做出了决定，而且也把这一决定告诉了金日成。毛泽东此时仍然拖延答复斯大林是因为中国出兵朝鲜与美国作战还有一个保证条件，即必须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毛泽东决心出兵的基点在于出战必胜，而且必须速胜；只要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的一切担忧和困难都可以化解。而要在战场上取得速胜，作为同盟国的苏联就有义务而且必须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特别是保证提供空军的支援。正是因为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还没有与苏联达成明确的和具体的协议，所以毛泽东要求派周恩来和林彪去苏联与斯大林直接进行谈判。
关于周恩来赴苏谈判的目的和结果，在研究者中存在完全不同的说法。但会谈后的历史文献表明：会谈的结果是，因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要等两个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故决定中苏均暂不出兵，要金日成撤到鸭绿江以北。然而，朝鲜战场局势的急剧恶化已经不容这两个盟友再互相等待和讨价还价了。10月13日，即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电报发出不到两天，斯大林和毛泽东几乎同时做出了自己的最后决定，尽管这两个决定的目标和方向完全相反。
10月13日上午，斯大林收到苏联海军方面的报告：本日清晨，在咸兴地区海面发现大量美国军舰，同时，“咸兴遭到来自海上和空中的猛烈轰击”。由于咸兴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斯大林很容易估计到：如果美国军队再一次实施两栖登陆作战，那么北朝鲜的政府和军队必将陷入重围；而且朝鲜人民军的后方完全没有防御，联合国部队可以毫无阻挡地涌向朝中边界和朝苏边界。对于斯大林来说，这的确是决定性的时刻。既然中国出兵已经没有指望，斯大林当机立断，于当天下午紧急致电金日成，通报了与周恩来和林彪会谈的情况；并抱歉地通知金日成，周恩来已经表示中国人还不准备参与战争。因此，建议金日成最好把他的残余部队从朝鲜撤到中国和苏联，还命令什特科夫帮助金日成制定一个执行这一撤退命令的措施的计划。什特科夫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于当晚约见了金日成和朴宪永，并向他们读了斯大林电报的内容。“电报的内容使金日成和朴宪永感到意外”，“金日成说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但既然做出了这样的建议，他们将照此执行”。金日成还要求苏联人对拟定撤退计划给予帮助，并于当晚做出了撤退的安排。
在莫斯科决定放弃朝鲜的同时，北京却做出了恰恰相反的决策。毛泽东收到11日莫斯科来电后，紧急电令正准备出征的彭德怀回京，于13日下午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会后毛泽东即给周恩来去电：“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由于没有空军掩护，毛泽东决定战争初期只与南朝鲜部队作战。与此同时，毛泽东把出兵的决定通知了苏联大使，其中又特别强调了空军援助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主要问题是必须有掩护我们的空军。我们希望空军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不迟于两个月”。毛泽东又接着指出：中国政府“目前无法为提供的装备付现款”，而“希望以贷款方式得到这些装备”。电报最后说：为此，周恩来必须与菲利波夫同志重新讨论这些问题。
接到此电后，斯大林立即通知什特科夫转告金日成：“鉴于中国同志的这个新的决定，请暂缓执行昨天发给你们的关于在北朝鲜进行疏散和将朝鲜军队向北撤退的电报。”电报发出后斯大林还不放心，当天再次致电金日成强调：“此前通知您的关于中苏领导同志会谈时提出的建议应予撤销”。
在周恩来的进一步交涉中，苏联方面表示：两个半月后苏联空军也难以出动，更无法进入朝鲜上空作战。尽管如此，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力部队还是在10月19日渡过了鸭绿江，并于10月25日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斯大林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
四、苏联空军直接参与朝鲜战争
在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中，北京与莫斯科在苏联出动空军协同志愿军作战问题上的一番讨论和争执，无疑是对刚刚形成的中苏同盟关系的一次严峻考验。然而，毛泽东力排众议，在中国面临极其困难——由于苏联空军拟推迟出动并表示不能与中国军队协同作战，这一困难就尤为突出——的条件下，毅然决定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这件事感动了斯大林，从而使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对毛泽东和中共的认识。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本人是深有体会的。几年以后，毛泽东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时说：“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
斯大林对毛泽东表示信任，同时也是对赢得朝鲜战争恢复信心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在突破了他本人关于出动苏联空军援助志愿军作战而设定的界限。在1950年10月中旬周恩来赴苏谈判期间，莫斯科在出动空军的问题上表示了两条意见：斯大林先是提出：苏联尚未做好准备，“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可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当毛泽东决定中国先行出兵，等待苏联空军到达再投入作战后，斯大林又指派莫洛托夫通知周恩来：苏联空军只在鸭绿江北岸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掩护中国军队作战。然而，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并打响第一战役后，情况有了变化：苏联空军不仅立即投入了朝鲜的空战，而且不久又把作战半径从鸭绿江上空推进到清川江和大同江一线。
战争初期，美国空军动用了44个驻扎在远东地区航空大队的657架作战飞机来对付北朝鲜，而朝鲜人民军空军还没有喷气式歼击机，只有20架性能落后的战斗机，高射炮也很少，所以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甚至可以在白天没有歼击机掩护的情况下进行作战飞行。而且，美国航空兵对平壤附近的北朝鲜空军基地进行了若干次密集袭击之后，北朝鲜的空军实际上已被摧毁，完全失去了作战能力。而中国空军的作战部队当时还没有真正组建起来。当中国几十万大军和大量军需物资涌入狭长的朝鲜山地时，美国飞机如入无人之境的轮番轰炸将给中国军队带来如何的重创和灾难是可以想见的。
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朝鲜战争中第一次真正的空战爆发了。苏联空军部队共有13个师在1950年8月至12月先后进驻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和中南地区，其中别洛夫航空师是根据斯大林的提议于8月到达东北担负防空任务的。这是在朝鲜参战的苏联空军的第一支部队。1950年11月1日，苏联飞机出现在朝鲜上空。根据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给斯大林的战况报告：这一天，朝鲜飞行团的6架雅克-9飞机“首次在安州地区执行战斗任务。这次战斗的结果是击落了两架B-29轰炸机和一架野马式战斗机。从战斗任务中，有两架雅克-9飞机未能返回”。参战的苏联飞机是在安东—新义州地区投入战斗的，“我们的飞行员用米格-15飞机击落了两架F-82，另两架飞机是被高射炮击落的，共击落4架飞机。在空战中，我方没有损失飞机。”“别洛夫同志的米格-15是从沈阳和鞍山两个机场起飞的，每个机场共起飞了8个架次。”在斯大林眼中，出动空军为中国军队提供援助是最敏感的问题；而苏联空军在志愿军于10月25日正式打响地面战斗后的第7天便投入了战斗，尽管只是在鸭绿江上空，也足以说明斯大林的决心和对毛泽东出兵决策的支持。
第一次空战取得成功后不久，苏联空军在驻守沈阳地区的第151和324两个歼击机师的基础上组建了由空军少将别洛夫指挥（以后是洛博夫继任）的第64独立歼击机航空军。苏联空军的主要任务是保护鸭绿江上的桥梁、发电站和大坝，以及在中朝边境以南75公里之内北朝鲜领土上的交通线和飞机场，以免遭敌机的袭击。此时，第64航空军也从沈阳和鞍山基地转场到中朝边境上的安东机场。仅在11月上半月，苏联飞行员便取得了击落23架美国飞机的优秀战果。同时，斯大林决定分两批再为别洛夫增派120架米格-15新式战斗机。
除了米格-15飞机的性能可以同美国的F-86飞机相匹敌外，苏联空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整体实力与美国相差很远。不仅飞机和飞行员以及后勤人员的数量大大少于美国，而且在地面导航、无线电干扰、雷达侦察、通讯联络等技术装备方面十分落后，甚至为空勤人员提供的服务和生活条件也比美国差得远。但苏联喷气式歼击机投入战斗还是对朝鲜的整个空战局面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对被称作“空中堡垒”的B-29战略轰炸机造成极大威胁。“第64航空军的飞行员与B-29多次交锋，每一次交锋都以美国人遭受沉重损失而告终。重创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和刺激，因为四个发动机的轰炸机价值昂贵，而且常常是10至12名的机组人员也同机死亡。正如美国人承认的那样，喷气式护航歼击机保障不了轰炸机的安全。”到1950年11月底，让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部感到头痛的是无法在鸭绿江地区为实施战略目标轰炸的美国飞机提供安全可靠的保障。例如，11月6日美国驻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拉特迈耶在命令中要求自己的战略轰炸机兵团摧毁鸭绿江上6座战略桥梁和10座北朝鲜的边境城市，但苏联空军的加入使美国空军未能完成任务。过去，美国飞机可以在300米低空俯冲轰炸，还可以反复轰炸；而现在苏联防空火炮的对空射击迫使战略轰炸机只能在6000-7000米以上的高度实施轰炸，从而大大降低了投弹的准确性；而性能优越的米格-15飞机参战又迫使美国轰炸机只能在目标区停留很短的时间，这样也阻滞了美国空军执行其轰炸任务。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军队的空中优势第一次受到怀疑。
尽管如此，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仍拥有强大的空中力量。特别是随着中国军队向南推进，其后方补给线不断延长，而遭受美国空军轰炸和袭击的威胁也日益严重。显然，苏联空军只在鸭绿江上空作战，远远无法保证中国军队物资和兵源的补给。为了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交通运输线，经与苏联政府商定，自1951年1月10日起，由苏联空军出动两个师，掩护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条铁路运输线，以保证后勤供应。
然而，战局的进一步发展要求苏联空军的作战半径继续向南扩展。在第三次战役时，中朝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而苏联空军由于其基地在中国境内，受到飞行距离的限制，无法进一步南下；致使中朝联军在江界、安州一线以南地区的物资运输和部队调动，完全处于敌方空军的威胁之下。1951年初，在中朝联军刚刚进行补充休整时，联合国军发起了大规模反攻。为配合地面行动，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部制定了轰炸中朝军队后方战略目标的方案。北朝鲜被划分为11个区，172个目标，其中包括45座铁路桥和12座公路桥、13个隧道、39个铁路枢纽和63个物资供应站。安东—新义州被认为是最重要的“A”区，平均每天有12-24架次B-29飞机轰炸这些目标。到1951年4月，据苏联军方统计：美国空军完成飞行1416架次（轰炸机420架次，歼击机996架次）；5月完成3500架次穿越飞行，其中轰炸机300架次（白天230架次，夜间70架次），歼击机、主要是喷气式歼击机，达3200架次。美国空军的主要攻击方向是安州地区的渡口，平壤地区建设中的机场，安州、平壤等地的公路、铁路，以及平壤以南地区的各个目标。轰炸机为В-29和В-26，主要以小型机群和单机行动，飞行高度3000-4000米。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延长了几百公里中朝联军后方供给线受到严重破坏，“兵员、弹药、粮食全无补充”，志愿军战士甚至“赤脚在雪里行军”。为了解决遭受敌机严重破坏的后方运输问题，1951年2月24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和彭德怀向扎哈罗夫提出：要苏联出动两个空军师，转场至朝鲜境内，掩护三八线以北的交通线。遭扎哈罗夫拒绝后，彭德怀非常不满，于26日和28日两次与周恩来一同找毛泽东商议，坚持应直接向斯大林提出这一要求。毛泽东于3月1日致电斯大林指出：“目前朝鲜作战的困难，仍为敌人火力强，我方运输力弱，有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的物资被炸毁。敌军将逐步获得补充，有六七万人将于6月底到朝鲜，而我方则无空军掩护。”中国可以派出10个航空兵团入朝，但在朝鲜境内找不到一个可用的机场。主要问题是：“若无可靠的空军掩护”，无法进行机场的修复工程。毛泽东深知：此前苏联空军只在中朝边境作战，进入朝鲜纵深地区，对斯大林来说，又是一个难题。因此，他谨慎地提出：“彭德怀同志十分希望苏联空军能在平壤、元山之线及其以北机场担负掩护任务，并希望苏联空军使用的机场能移入朝鲜境内。据称若不如此，则朝鲜机场无法修成，中国空军亦将无参战可能，而坦克、炮兵的运转亦将增加极大的困难。但此事须从整个国际形势的利害出发来考虑，未知许可这样做否？”
这一次，斯大林没有像以前那样犹豫不决，他立即回电答复毛泽东：“如果您能够在安东地区留两个中国空军师掩护当地的电站和交通线的话，我们同意将别洛夫将军指挥的第151和第324两个歼击机师的基地转移到朝鲜境内去，以便掩护中国和朝鲜的后方。如果朝鲜人已有一条钢板飞机跑道，我们可以从苏联再提供两条钢板跑道。”斯大林还主动提出：“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向您提供高射炮以掩护机场，并供应高射炮炮弹。”3月15日，斯大林又要扎哈罗夫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除了“在前一封电报中，我们采纳了您关于将别洛夫的空军基地转移到朝鲜你们部队的后方去的建议”外，“由于即将到来的重大战役，你们必须有尽可能多的歼击机在前线。因此，我们决定从苏联再调拨一个大型歼击机师到安东去，以便两个原定掩护安东的中国歼击机师调往前线”。毛泽东对此“深表感谢”。这些情况充分说明：斯大林对于使用苏联空军问题的考虑，确实比中国出兵前有了很大改观。显然，如果不是对毛泽东和中国军队有了信心和信任感，他是不会这么做的。
后来由于朝鲜境内机场的修建工作屡遭美国轰炸机的破坏，苏联空军部队未能进驻朝鲜。但随着中朝边境地区庙沟、大堡和大孤山三个新机场的建成，大批苏联空军后续部队加入了掩护中朝联军后方的战斗，从而使第64航空军在机场或空中进行作战值班的歼击机数量从2-3个航空团增加到4-5个航空团。总的说来，到1951年春苏联歼击机在朝鲜上空的军事行动取得了相当成效，完成了掩护鸭绿江大桥的任务，对中朝联军的运输线也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虽说由于飞行距离受限制，未能阻止住美国航空兵对朝鲜中部和东部地区机场和交通线的轰炸和袭击，但是在朝鲜西北部鸭绿江至清川江地区的上空，“米格-15歼击机已成为美国飞行员越来越感到恐惧可怕的敌人”。
1951年8月开城停战谈判中断后，美国又恢复了大规模轰炸，从8月18日开始对北朝鲜的交通枢纽实施密集袭击。8月上半月，美军飞行强度平均每日174架次，到下半月达到248架次。此时，第64航空军有3个航空师（151、303、324-R），2个高射炮师（82和92-R），武器有能够自动定位的高射炮，用于警戒和指挥炮位瞄准的雷达站、一个航空供应师、两个独立探照灯航空团，以及医院和其他后勤分队。但飞机总体数量很少，在安东地区部署的性能优秀的新型米格机只有190架，处于战备状态的米格飞机的数量还要少。这支空军所要对付的美国驻朝鲜的空军有不同型号战略、战术和海军航空兵的飞机达1500架。尽管如此，苏联空军还是从9月1日开始了反击美国空军的积极行动。在9月19日的空战中，米格飞机打下了3架“佩刀式”飞机和3架歼击轰炸机。在10月23日的战斗中，8架B-29飞机虽有34架F-86、55架F-84的严密掩护，但仍被击落3架。10月24日当34架美国飞机轰炸顺川大桥时，40架米格飞机起飞迎战，美国又损失了一架F-84飞机和一架B-29飞机。10月30日，56架处于战备状态下的米格-15中的44架迎战由21架B-29飞机和200架护航歼击机组成的美国机群，敌人损失了12架B-29飞机和4架F-84飞机。其结果是：在苏联米格飞机活动的鸭绿江至清川江的上空，第64航空军已经占有明显的空中优势，以至美国军人把这片区域称为“米格走廊”。苏联空军的英勇战斗，使美国飞机无法对这一区域选定的目标实施有效的轰炸，而只能集中力量轰炸平壤地区的目标。最后，米格飞机在朝鲜西北部地区的空中优势，迫使美国远东空军禁止在白天使用B-29战略轰炸机，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战争结束。据什捷缅科报告：从1950年11月1日至1951年12月6日，苏联空军共击落敌机569架（其中高射炮击落59架），自己损失63架飞机。
第64航空军的另一项任务是帮助中朝联合空军，不仅为其训练飞行员，而且协助他们作战。中朝联合空军是在1951年秋天以后参加作战行动的。由于语言的障碍，中朝空军与苏联空军并没有混合编队和联合作战，但双方在协调作战方针、统一使用兵力等问题上始终都是经过协商的。第64航空军的机组人员负责击退在F-86歼击机强大掩护下的大批轰炸机，而中朝联合空军的飞行员只是负责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增援。他们在前线主要是与小股敌机进行战斗。苏联歼击机还需要为中朝空军提供援助，在危急情况下，拦截追击中国和朝鲜驾驶员的F-86飞机。甚至当中朝联合空军在前线机场安东、庙沟、大堡、大孤山的飞机总数超过了第64航空军的米格飞机时，苏联飞行员仍然需要继续完成比较复杂的任务。如在1952-1953年冬天，复杂的气象条件使得飞行技术尚不熟练的中朝联合空军部队无法投入战斗，因此而加重了第64航空军的作战任务。1953年苏联空军战斗飞行的月平均数量与上一年比较增长了33%。
必须指出的是：苏联空军在朝鲜的作战受到了来自莫斯科的种种限制，而这些限制，在心理上和作战技术的发挥方面都给苏联飞行员造成了障碍。在所下达的命令中，严禁任何飞机从苏联领土起飞投入作战；苏联飞机要消除一切自身的标志，有的伪装成中国飞机，有的则涂上朝鲜飞机的颜色；所有苏联飞行员都要穿上中国的军服，并写下保证书，宣誓决不泄露他们曾到过朝鲜作战；苏联飞行员还奉命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在空中通话时使用俄语。最为重要的是，绝对不能有苏联飞行员被俘，因此，严格禁止苏联飞机在联合国军控制区和靠近前线地区的上空飞行和在黄海上空作战；禁止米格飞机跨越平壤—元山一线往南追踪敌机，即禁止跨越北纬39度线，虽然1951年前线已经稳定在三八线。所有这些说明：斯大林在使用苏联空军的问题上始终掌握着一条他最初制定的原则，即不允许苏联空军在前线协同中国军队作战。
斯大林在一份电报中指责空军元帅克拉索夫斯基和别洛夫将军培训中国飞行员的工作进展太慢，并说：“中国军队不能在没有空军掩护下战斗。因此，应当尽快建立一个由8个中国空军歼击机师组成的集团军并将他们派往前线。现在这是你们最重要的任务”。同时要求“别洛夫的一个师可派往靠近中国东北边境的地方，两个师可放在北朝鲜后方，从而给中国歼击机师靠近前线腾出两个机场。这是绝对必要的。应当这样来进行安排，即中国人在前线只能靠自己的空军”。据第64航空军报告：在1951年4-5月最激烈的战斗中，中朝军队“由于没有航空兵支援，在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下被迫撤退”，而出于同样的原因，反攻“大多数是在夜间和恶劣天气条件下实施的”。许多当年参加朝鲜空战的苏联军人都强调：“他们的空军与中朝的地面部队没有任何合作”，甚至也没有通过军事顾问进行过这种工作。由于缺乏联系，竟然发生过北朝鲜高射炮向苏联飞机开火，以及苏联飞行员击落中国飞机的事件。苏联空军在作战中没有出动过配合地面部队作战所必须的轰炸机，而且也没有准备这样做。洛博夫在接受采访时承认：“我们没有轰炸机。我们不曾有过一架轰炸机对美国军舰进行过轰炸”，因为“那不是我们的任务”。中国的材料也证实：仅有的一次轰炸西海岸大和岛等地美韩军队情报站，以配合地面部队登陆作战的任务，是中国空军第8师独立完成的（军中苏联顾问在战斗前已经回国）。
不过应当指出：由于受飞行技术的限制，中朝联合空军也很少在前线作战，他们只是在天气好的情况下才配合步兵作战，而“在恶劣天气下，不实施战斗行动”。到1951年12月，中央军委根据实际情况，对志愿军空军的任务也不再强调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而改变为夺取并保持清川江以北地区的局部制空权，有重点地保卫重要交通运输线、军事目标和工业目标，间接配合和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斯大林所顾虑的，当然是担心苏联空军参战的事实暴露以后，激化美苏之间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华盛顿与莫斯科有同样的顾虑。因此，美国人需要与苏联人共同保守苏联空军参战的秘密。实际上，美国空军很早就知道他们真正的空中对手既不是朝鲜人，也不是中国人——美国飞行员不仅在空中看到了欧洲人的面孔，而且在无线电通话中听到了俄语。这一情况上报以后，美国决策机构认为对此必须保持沉默并封锁消息，以免刺激舆论，迫使政府采取报复行动，从而导致战争升级。在决策机构关于是否应将俄国人参战的消息公诸于众的辩论中，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保罗·尼采起草的文件对此做出了结论。他的的建议是对此必须保密。尼采对后来的访问者说：“如果我们公布真相，公众将要求我们对此采取相应的行动。最终，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只能是扩大战争，卷入与苏联更加严重的冲突。”艾森豪威尔政府也一直将这一消息“束之高阁”，因为如果“泄露出去，将形成与俄国开战的巨大压力”。正是华盛顿与莫斯科的这种默契，使苏联空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历史真相沉寂了40年。
无论如何，苏联空军在中国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整个战争期间，先后有12个苏联空军师投入了空战，轮番参战的空军人数总计为72000人，1952年最多时达到25000-26000人。苏联空军的歼击机总共击落了1097架敌机，高射炮兵总共击落了212架敌机。根据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的统计数字，在朝鲜苏联航空兵损失了335架飞机和120名飞行员。在这场战争中苏联军人的总的损失为299人。总之，苏联空军不仅参与了朝鲜战争，而且在空战中成为中朝方面的主力军。虽然斯大林始终没有满足中国领导人最初提出的要求，即希望苏联空军与中国地面部队协同作战。不过，中国领导人后来对此也表示理解，他们再也没有提出这一问题。毛泽东在要求苏联空军援助的历次电报中，都特别注意提到：只需要苏联飞机掩护后方交通运输线。从前面所引电报的措词中也可以看出，他在讲到这一问题时的谨慎态度，实际上表明他理解斯大林的难处。
五、莫斯科是中朝方面的真正决策者
在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解密档案中，最大量的是莫斯科与北京和平壤之间的往来电报。从这些档案中可以看出：从战争的战略部署到具体的战役和战术安排，从谈判的原则和方针到争辩的技巧和方法，何时该打、何时该停，何时该进、何时该退，北京和平壤都需要征求并听从莫斯科的意见。当中朝之间或前线指挥官与后方决策人之间发生意见分歧和矛盾时，也是由莫斯科出面做出仲裁的。总之，虽说毛泽东的主张在抗美援朝决策中起着明显的导向作用，但是对一切重大问题的最终决定，还是由斯大林及其继承人做出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进行了两次非常成功的运动战，取得了显著战果，不仅占领了平壤，而且把战线推进到三八线附近。这时，在是否立即向三八线以南发动第三次战役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意见。作为前线总指挥，彭德怀认为：经过两个战役后，部队疲惫不堪，病员增加，急需休整补充；后勤供应没有保证，大部分部队还没有冬装，弹药和粮食也接济不上。而且，越向前进此种情况就越会增加。因此，彭德怀在1950年12月8日电报中提出：如对敌人“不能给以歼灭性打击”，即使能够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也不宜这样做。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进军，第二年春天再战。聂荣臻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也认为部队经两个多月连续作战，非常疲劳，物资装备损耗也大，亟需休整补充。况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国军队也不占绝对优势。因此，向毛泽东建议推迟两个月发动下一次战役。
然而，莫斯科从政治上考虑，表示了不能停止军事行动，而要“趁热打铁”的倾向性意见。12月5日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会见了中国大使王稼祥，当王稼祥探询苏联方面对于在目前条件下美国人是否会就朝鲜问题同中国和苏联举行谈判的看法时，葛罗米柯回答：现在美国方面还没有和平解决朝鲜局势的建议。接着，王稼祥问起：“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队在成功地继续进攻的情况下，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葛罗米柯回答：“鉴于当前朝鲜的形势，提出‘趁热打铁’这句古老的谚语是十分恰当的。”尽管葛罗米柯事先声明发表的只是个人看法，但了解苏联政治制度和外交决策程序的人不难想到，这一定是斯大林的授意。
同一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给苏联驻华大使的电报，表示苏联不希望中国代表出现在联合国的讲坛上。电报要求罗申立即向周恩来通报：据维辛斯基报告，美国人即将提出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干涉朝鲜”的问题交联合国大会讨论。苏联代表团将反对把这一问题列入议事日程。然而，如果此问题被列入议程，苏联政府必须知道中国政府的意见。电报强调：“如果周恩来询问苏联政府对此问题持何观点，您应回答说：这一次和安理会讨论麦克阿瑟的报告时一样，苏联政府认为，中国代表不出席联大讨论这一问题更为恰当。”
尽管中国在停战问题上已经有所考虑，但与苏联政策保持一致是必须的。12月7日凌晨3时，周恩来紧急召见罗申说：近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印度、英国、瑞典代表不止一次地向中国代表伍修权探询中国的停战条件。为了掌握主动，并表现出积极性，中国政府打算提出自己的条件。周恩来以书面方式递交了中国政府拟定的五项条件，即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逐出蒋介石的代表；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周恩来表示：“在有关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现有条件送达伍修权之前，中国政府想同苏联政府商量，并请苏联政府就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中国政府希望当天就得到答复。
苏联政府立即回电，说斯大林“完全同意”中国提出的五项条件，同时强调“我们认为，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可能停止”。但另一方面，苏联又建议中国暂不要提出这些条件，而等美国和联合国先提出条件。斯大林甚至起草了中国应如何回答这一问题的具体表述方法。为了与中国协调行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同一天做出决议，并通知在联合国的代表团：维辛斯基关于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建议是不正确的，在苏联代表团的方案中应加上两条，即中国五项条件中的第1条和第3条。
接到苏联电报后，12月8日，周恩来即给中国在联合国的特别代表伍修权及顾问乔冠华发去电报，指示他们对谈判“应采取他急我不急的态度”。电报内容与斯大林的说法完全相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不可能同意彭德怀暂时停止进攻的意见。毛泽东命令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迅速突破三八线。12月13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说：“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显然，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说的“政治”，不仅是对英美而言，也考虑到苏联和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倾向性意见。正如他在12月29日电报中说的：如果不打这一仗，“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
越过三八线的决策已定，但战役如何展开还是个问题。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彭德怀即与志愿军总部将领共同研究了情况并决定，放弃原定过冬休整的计划，坚决克服连续作战部队异常疲劳、兵员不足及供应不及等困难，发动第三次战役，打过三八线去。彭德怀说：现在既然政治形势要求我们打，既然毛主席下了命令要我们打，而我们现在打起来实际上又有很多困难，所以就一定要慎重，要适可而止。政治上要求我们突破三八线，那么，我们就坚决突破三八线。以后，则采取稳进方针。12月19日彭德怀根据实际情况再次致电毛泽东，讲述了部队面临的极大困难，同时指出：“两次大胜后，速胜和盲目乐观情绪在各方面都有增长。苏联大使说美军将速逃，要我军速进，朝方也有如此要求。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纵深加强，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从政治上看，敌人马上放弃朝鲜，对其阵营是很不利。如再被消灭两三个师，可能退守几个桥头阵地，也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我军目前仍应采取稳进，对部队不要太伤元气。我8日给你的电报中，提到暂不越‘三八线’作战，以便充分准备来年开春再战。得你13日复电后，现已遵示越‘三八线’作战。如无意外变故，打败仗是不会有的，但攻击受阻或胜利不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毛泽东也是身经百战的军事家，看来，强迫前线部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越过三八线作战并非他的本意。所以，他在考虑政治因素之余，在军事上对彭德怀提出的关于长期打算、稳步前进的战役部署立即表示支持。在12月21日和26日的电报中，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彭德怀提出的打法，即越过三八线后就收兵，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
苏联驻朝大使拉祖瓦耶夫对此安排却颇为不满，他质问道：中朝联军此战役后休整两个月，南朝鲜人民和游击队遭到镇压如何解决？北京已经宣布三八线不存在，打过三八线又退回，政治上如何解释？是继续作战有利，还是待两个月后雪化路滑时再作战有利？如此等等。然而，战局发展正如彭德怀所料，第三次战役虽然突破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但联合国军是有计划撤退的，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方战斗部队造成什么创伤。就实际战斗力而言，中国志愿军在战场上已成为强弩之末。因此，彭德怀于1951年1月8日命令志愿军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
对于志愿军停止继续进攻的命令，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首先表示强烈反对。1月9日上午，当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作战室得知战役已经结束，在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后，立即表示出极大的困惑和不满。他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虽经聂荣臻耐心的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己见。在朝鲜的金日成和朴宪永则要求立即与彭德怀会面，并表现出对志愿军的决定非常不满；认为部队休整时间不宜过长，主张继续南进。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于1月11日急电彭德怀：中国人民志愿军撤至仁川及汉江以北休整两三个月，并担任仁川和汉城及三八线以北的守备。如朝方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前进，则亦可同意人民军前进击敌，并由朝鲜政府自己直接指挥。在10日和11日彭德怀与金日成的会谈中，中朝双方认识不一致，发生了争论。结果，金日成被迫同意志愿军进行休整，但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苏联大使。拉祖瓦耶夫则向斯大林告状，说彭德怀“右倾保守，按兵不动，不乘胜追击”。与此同时，毛泽东也致电斯大林：说明了朝鲜战场的实际情况，指出只有经过两三个月的休整后，才能“最终解决南朝鲜问题”，“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不然，我们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年6月到9月所犯过的错误”。
面对如此分歧，斯大林一锤定音，解决了双方的矛盾。斯大林在给拉祖瓦耶夫的回电中指出：“彭德怀是久经考验的统帅，今后一切听彭的指挥”，并称赞彭德怀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正是由于斯大林出面干预，关于中朝军队在第三次战役后实行休整的问题才得以解决。在1月16-18日再次与彭德怀会晤时，金日成表示朝鲜人民军单独南进是带有冒险性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中方提出的为了今后更好地实施进攻，而必须利用两个月时间进行休整的建议，是正确的。
不过，毛泽东和斯大林只是同意暂时休整，而不是主张停战讲和。因为他们一致确定的战略目标是把美国军队全部赶出南朝鲜，尽管实现这一目标对中朝军队来说已是力所不能及了。所以，当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的新议案于1951年1月11日提出，并于13日在联合国大会通过后，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拒绝。该议案共有五个部分：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并做出适当安排使朝鲜人民能够选举其政府；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国、美国、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这个在事前几个小时才通知美国政府的新议案使白宫进退维谷：正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指出的：同意这个议案，将“失去朝鲜人的信任，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不同意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支持”。国务院最后决定支持这一议案，不过，艾奇逊“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与美国政府的处境相反，如果接受这一议案，中国方面则可以左右逢源，恰如旅美中国学者陈兼指出的：立刻停火，使志愿军可以合法地占据三八线以南已有的地盘；即使停火失败，亦可使他们获得宝贵的时间以重建进攻的潜力。然而，毛泽东与斯大林协商的结果是：中国政府1月17日以坚持先撤军后停火为由拒绝了联合国的提案。这不仅使艾奇逊松了一口气，而且也使中国丧失了一次在绝对有利于己的条件下实现停战的机会。
中国拒绝新的停火建议还为敌方的反扑提供了借口。正当中朝部队进行休整时，联合国军立即发动了大规模反攻，中朝联军的处境十分危急。彭德怀对敌人的反攻并不感到意外，但敌人由溃退到反攻，行动如此之快，却出乎他的意料。当时，中朝高级指挥员正在开会，他们对形势进行分析后，认为中朝联军极需休整补充，才可再战。经与朝方商议，彭德怀于1月27日致电毛泽东说：根据1951年1月11日“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的决议，“为增加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可否播发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和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北撤15至30公里的消息。如同意请由北京播出。”但毛泽东对形势仍持比较乐观的看法，他于第二天命令彭德怀停止休整，继续南进：“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其目的是消灭2-3万美军和伪军及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的地区”。毛泽东还明确指出：“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向北后撤15-30公里及发布关于赞同暂停军事行动的公报，这对我们是不利的。因为敌人恰好希望当我军向北撤至一定距离，以便使他能封锁汉江时才停止军事行动。”与此同时，毛泽东将他的答复向斯大林做了报告，并询问“这样做从国际形势的角度来看是否合适”。斯大林再次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认为“从国际的观点看，不让敌人占领仁川和汉城，以使中朝部队给敌人的进攻部队以重大打击，是完全合适的”。
事实证明：毛泽东和斯大林设想的第四次战役的目标，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在联合国军的强大攻势下，中朝联军不得不向北撤退。彭德怀回国面见毛泽东，力陈志愿军的困难处境，终于使毛泽东认识到：“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在此种情况下，我军拟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九个军到齐后，再进行有力的新的战役”。“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毛泽东就此与莫斯科商议，斯大林亦表示赞同。然而，在此后几个月的战斗中，志愿军虽竭尽全力，付出了巨大牺牲和严重损失，也只是将美军的进攻制止在三八线附近。
在战争进行僵局的情况下，斯大林开始考虑和谈的问题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和副代表察拉普金于5月初开始与美国方面接触，透露了苏联有进行和谈的意愿。5月18日，已经退隐普林斯顿大学的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应召去华盛顿面见艾奇逊，接受了与苏联方面进行会谈的任务。5月31日，凯南以私人名义拜访了马立克，提出：“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6月5日，马立克在第二次会谈时答复凯南：“苏联政府希望和平并希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越早越好。但是，苏军既没有参加在朝鲜的冲突，苏联政府认为它不能参加关于停火问题的任何讨论”。马立克随后说：倘使凯南先生愿意听听他个人的意见，他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和朝鲜与中国就此事进行接触。凯南注意到：马立克在会谈时，根本没有提到更为广泛的远东国际事务问题，诸如台湾和对日和约等。显然，这表明苏联已经考虑不以中国提出的条件为前提进行和谈了，尽管当时美国国务院对莫斯科的用意还捉摸不透。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也感到战争难以继续下去了。1951年5月下旬，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对中国在朝鲜的战略也进行了一次全面回顾。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概括了此次会议的过程和结果：“第五次战役之后，中央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办，会上多数同志主张我军宜停在三八线附近，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我当时也是同意这个意见的。我认为：把敌人赶出朝鲜北部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停在三八线，也就是恢复战前状态，这样各方面都好接受。”会议确定了这一方针。毛泽东当然知道这件事需要征得朝鲜和苏联的认可。于是，金日成6月3日抵达北京，与毛泽东进行了商议。接着，毛泽东要求斯大林接见金日成和高岗，同时希望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参加会谈。经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岗乘苏联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高岗和金日成与斯大林交流了看法之后，于6月13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斯大林也来电表示：“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
然而，中国不久前在极为有利的条件下拒绝了联合国的停火建议，如今已陷入被动局面，因而很难主动提出停战的要求，毛泽东不得不再次求助于斯大林。在6月13日给高岗和金日成的回电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令斯大林感到棘手的问题：
关于如何提出停战谈判的问题，我们认为现在由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对朝鲜和对中国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最近两个月内，朝鲜军队各国志愿军都在采取守势。
最好这样做：
1、等待敌方提出。
2、最好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声明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
可以同时进行上述两种方法，即一方面由苏联政府进行试探；另一方面，如果敌方提出停战问题，朝鲜和中国将表示同意。最好请你们交换意见并同菲利波夫同志共同解决。
3、停战条件：恢复三八线边界；从北朝鲜和南朝鲜划出一条不宽的地带作为中立区。绝不允许中立区只从北朝鲜领土中划出的情况发生。南北朝鲜彼此有所交错。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不提出这个问题作为条件，因为中国可以援引联合国实际上已成为侵略工具，所以中国现在不认为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有特别意义。
应当考虑一下，是否值得把台湾问题作为条件提出来？为了同他们讨价还价，我们认为应当提出这个问题。
在美国坚持台湾问题单独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将做出相应的让步。
为了和平事业，我们首先解决朝鲜问题。请你们向菲利波夫同志提出并获得他的指示。
高岗和金日成立即将毛泽东的电报转交给斯大林。斯大林决定满足毛泽东的请求，尽管马立克此前曾向美国方面表示苏联不能出面提出和谈问题。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发表广播演说，提出交战双方立即停火的建议。第二天，斯大林就致电毛泽东：“您应当从马立克的发言中知道，我们关于提出停战问题的承诺已经兑现”。经6月27日美国驻苏大使柯克与葛罗米柯会谈后，美国确认马立克的演说代表了苏联政府的观点。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通过广播电台正式提出停火建议。7月1日，中朝方面对李奇微的建议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从此，朝鲜战争进入了漫长而艰苦的“边谈边打”的阶段。
毛泽东在6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承认：“马立克的讲话保证了我们在进行和平谈判方面的主动权”，同时又提出：“如果谈判开始，最好您亲自领导他们，以免出现不利的局面”。虽然斯大林没有“亲自领导”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但从俄国档案文献可以看出：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电报频繁往来，中朝方面所采取的每项具体措施和确定的每个具体方针，都是经过请示斯大林并得到批准的。
当1952年停战谈判陷入僵局时，中朝之间再次出现分歧：朝鲜方面表示希望做出让步，以便迅速达成停战协定；毛泽东则坚持不能在条件不利的情况下退让。这时，又是斯大林出面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并说服金日成继续边谈边打的方针。
还在1952年1月底，朝鲜方面已经表示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后来，停战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拖延下来。7月14日，金日成又向毛泽东提出：应接受美国方面的条件，以便立即实现停战。毛泽东在7月15日的电报中，竭力说服金日成，告诉他：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战争中加强了自己的实力，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推动着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战争把美国的主要力量吸引在东方并不断蒙受损失，使苏联的建设和世界民族革命运动得到发展，“这将意味着延缓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在表示中国将“竭尽全力保证朝鲜人民渡过难关”的同时，也告诉金日成：“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解决您的问题，那我们将同您一起去请求菲利波夫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还说：中国的这一建议和方针，“会告诉菲利波夫同志并征求他的意见”。金日成虽然在7月16日的回电中表示接受中国的意见，但他与苏联大使谈话时还是坚持：“在开城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开城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
对此，斯大林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认为中国“在停战谈判中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8月20日斯大林与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当周恩来反应中朝之间在遣返战俘问题上存在分歧时，斯大林再次表示：“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当然，要理解朝鲜人，他们有很大牺牲。但应该向他们讲明白，这是一件大事，需要毅力，需要耐心。”斯大林对中国意见的支持，并不仅仅是出于对毛泽东的勇气和英雄气概的欣赏，他很可能还有更加深远的谋略：把美国的人力、物力和精力长期吸引和消耗在东亚，对于苏联在欧洲与美国的抗衡来说，是有利而无害的。无论如何，在中苏领导人的莫斯科会谈之后，1952年10月8日，朝鲜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了。
出于对战局发展的估计和政治心理因素的考虑，中国领导人决心把与美国人的战争长期进行下去。12月16日，彭德怀在空军党委会上指出：朝鲜战争明年有可能扩大，我们的方针是一面打仗，一面建设。此后，毛泽东也致电斯大林说：“我们认为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比方说一年之内），朝鲜的军事行动会更加频繁”。毛泽东还预计“敌人将有可能在我后方西海岸和东海岸一带发动登陆作战”。为此，毛泽东告诉斯大林：中国已开始在国内征新兵，“并打算在明年给人民志愿军部队送去25万补充人员”，还要派海军部队赴朝参战。总之，中国“准备竭尽全力去打赢这场战争”。毛泽东的想法得到了斯大林的肯定和支持。于是，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上满怀信心地宣布：“抗美援朝的斗争必须继续加强”。“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然而，一个月后，斯大林去世了。苏联对朝鲜战争的政策立即发生了重大变化，北京不得不服从莫斯科的决定。
斯大林的葬礼刚刚结束，他的继任者们便开始商讨以缓和国际关系为核心的对外政策新方针，这一方针的起点就是解决朝鲜战争问题。3月13日，马立克指示拉祖瓦耶夫呈交联合国部队总司令克拉克在三个星期前就朝鲜交战双方交换伤病战俘问题给金日成和彭德怀的信件。3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就此做出决议，批准了苏联政府给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以及给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在给中朝领导人的信中，苏联政府指出：在朝鲜战争的问题上，“如果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如果不对这一路线做一些符合当前政治特点和出自我们三国人民最深远利益的改变，那是不正确的。”苏联新领导人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不能仅仅机械地执行过去一直推行的路线，而应表现出一种主动精神；或者说，利用敌方的主动精神，按照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根本利益，按照所有其他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找到使中国和朝鲜脱离战争的出路。为此，莫斯科做出了具体安排：
1、需请金日成和彭德怀对克拉克将军2月22日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发出的呼吁给予肯定的回答。
2、紧接金日成和彭德怀的答复发表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威代表（最好是周恩来同志）应在北京发表声明，着重表明对待交换伤病战俘建议的积极态度，同时指出积极解决整个战俘问题，从而保证朝鲜停战和缔结和约的时刻已经来到。
3、与北京发表上述声明的同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首相金日成在平壤发表政治声明，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上述声明的正确性，并表示充分支持。
4、我们认为这样做也是恰当的，即紧接上述北京声明和平壤声明之后，苏联外交部表态，完全支持北京和平壤的表态。
5、配合上述四项措施，苏联代表团在纽约联合国代表大会上应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以支持和推进以上新政策方针的实施。
苏联部长会议还责成联合国大会苏联代表团与波兰代表团商议，“对有关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威胁的波兰决议草案，做如下涉及朝鲜问题的修改：删去原提案中的第6条（关于让所有的战俘返回祖国），代之以下文字：‘6、立即恢复双边停战谈判，既着眼于全力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达成协议，也着眼于全力就整个战个俘问题达成协议，从而全力消除妨碍朝鲜战争结束的障碍。’”
3月21日晚，苏联新领导人一起同赶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的周恩来会谈，提出了莫斯科的新方针。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
朝鲜对于苏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前往平壤转达莫斯科指示的库兹涅佐夫和费德林报告说：金日成认为目前的形势再拖延下去对朝鲜和中国以及社会主义阵营都不利，与美国人进一步讨论遣返战俘的数字没有意义。苏联的建议是“最明智和正确的”，“必须尽快实现”。至于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立场的态度，目前尚无历史文献可以说明。但从实际行动看，北京还是按照莫斯科的安排发表了致克拉克的复信和周恩来的声明。4月26日，板门店谈判重新开始。
说中国方面在此时不想将战争停止下来，是有根据的。1953年夏季，中国志愿军在战场的兵力占绝对优势，兵强马壮，粮弹充足，士气旺盛，前线阵地更加巩固，反登陆作战也做好了全面准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给志愿军总部的指示是：停是谈判会场的事，军队“只管打，不管停”，一切按原计划进行。于是，中朝联军在最后谈判阶段连续发动了三次进攻，共攻击敌军目标104处，攻占土地240平方公里。以至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宣称：“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事后，毛泽东还向苏联大使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从纯粹军事的观点来看，用一年左右的时间继续打击美国人是可行的。当然，毛泽东并没有打算背离莫斯科制定的总方针。步履维艰的板门店谈判终于有了结果，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听从莫斯科的指挥。斯大林已经不在了，朝鲜战争也结束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从此开始受到中国的挑战。而在亚洲的冷战对峙中，中国已经取代苏联，站在了社会主义阵营战车的最前沿。
Jason_S
已被和谐
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6 11:27 只看该作者
回复 6楼 一匪成神冤鬼哭 的话题
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帖子，但不记得在哪里看的了……
zjh1984
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6 11:33 只看该作者
建议楼主到”战史沙龙”去看看.
蟹帅
国保大兄弟你好
1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6 11:56 只看该作者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4827345.html?from=isametaste
抑扬
小组男客服（Twitter @yiang_）
1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7 00:40 只看该作者
朝鲜战争五十年祭
https://1984bbs.com/viewthread.php?tid=11297&page=1
Jason_S
已被和谐
1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9 08:44 只看该作者
回复 11楼 抑扬 的话题
找的就是它，谢谢
伞兵游泳
说羽有奇功，舜亦重瞳。
1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10 14:37 只看该作者
战史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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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伞兵游泳 于 2010-5-10 14:45 编辑 ]
argylls
低教会派立宪保王党 阿盖尔郡义勇民团团员
1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10 15:16 只看该作者
在大陆好找的简体中文公开出版物，又要兼顾通俗的话，矬子里拔将军，只推荐一本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768861/
王书增的报告文学只配煽情骗FF眼泪，和三国演义差不多，第一作者自己为了文学渲染效果而再创作的成分太多，第二作者单方面占有中共方面材料就不全面，或者说因为审查制度存在，很多军内材料，作者并不敢用，第三，作者严重缺乏联合国军方面的材料，看起来他不但不很精通英文，而且并不了解联合国军阵营里各国情况，即便有一点资料，甄别提炼能力也不高。最后，中国大陆60年的培养体制下，史学领域被摧残严重，更兼是军内作者的背景，指望这种人能写出全面客观的作品纯属缘木求鱼。
。简体中文公开出版物里，作者为中国大陆的几乎可以全部摒弃，外国作者译著里，日本自卫队战史研究室编的《朝鲜战争》一书重心放在战例上，不是全面介绍战争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与影响的书，并且偏重军事上的细节，不适合普通读者阅读。贝文.亚历山大是一名义务洋五毛糊涂蛋（英文原文没读过，不晓得是否是因为审查制度而被五毛的）。还有80年代引进的三卷本《美国陆军在朝鲜》，翻译质量不错，但史料比较旧，反应的研究观点也比较旧。且偏重战争宏观层面的的高层政治决策的来龙去脉，缺乏对其他社会、经济、人文、军事细节领域的全面介绍，时间段上也注重在1950.6-1951.6，不全面。
[ 本帖最后由 argylls 于 2010-5-10 15:26 编辑 ]
argylls
低教会派立宪保王党 阿盖尔郡义勇民团团员
1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10 15:20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伞兵游泳 于 2010-5-10 14:37 发表
战史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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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go 这个也是唯一值得推荐的。
战沙的朝鲜板块，应该是国内目前审查制度下客观上能达到的最好水平的半公开BBS，非其他在严格审查制度阴影下充斥着大量鱼龙混杂的自我感觉良好但是不折不扣真傻帽的傻×与揣着明白装糊涂又装逼自以为是高等华人的犬儒五毛的那种军事论坛所能比的。
zymysy
1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12 08:34 只看该作者
推荐一个网站战争研究:http://warstudy.com/,书籍较多。
nkpoper
1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12 08:48 只看该作者
上面贴出来的两篇文字（就是有内容的），完全胡说八道啊！汗。
xiaolee
草泥马一匹
1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14 14:03 只看该作者
回复 1楼 Jason_S 的话题
《开国第一战》（分上、下册）写的不错，我看过了。推荐一下
阿波
1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28 20:28 只看该作者
顶下。
明月照积雪
2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9-25 21:21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北国游子 于 2010-5-5 11:11 发表
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
·徐泽荣·
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
原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長
…
一、
徐泽荣（1954年1月14日—）又名高卫国，学者、作家、翻译家，出版家，因学术研究收集、交流、发表敏感资料和独立出版发行，2000年6月24日，徐泽荣被广州市国家安全局秘密拘押，7月29日正式逮捕。
他被指控在1992年初以写关于朝鲜战争的博士论文为由，借到1950年代出版的《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卷一至卷四，复印、翻拍、微缩后偷带到香港，并指使其前妻袁秋讯将全书文、图复印件和战例图微缩胶卷从香港寄给韩国战略研究所所长洪晨泰，收取对方2500美元的报酬，而这些资料在破案后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保密委员会办公室鉴定为尚未解密的绝密级文件。此外，他还被指控自1993年12月至2000年3月在深圳先后以“香港社会科学服务中心”、“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亚洲科学出版社”的名义非法从事出版书刊业务，印刷和出版《变化中的台湾：观察与思考》、《再看台湾》、《世纪之交的台海关系》、《开心炸弹》第二期、《香港回归与南中国区域社会的发展》、《台湾的政治转型》、《跨世纪的曙光》、《南中国的崛起》、《海峡两岸土地法律制度比较》、《海峡两岸律师制度比较与律师协作探讨》、《海峡两岸司法制度比较研究》(1000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与研究》、《江泽民风采录》、《福州生活指南》、《人书》、《厦门商贸旅游图》、《网络通讯》1999年第九期、十一期、2000 年第一期、《转轨时间的政治发展》、《人的驯化、躲避与反抗》、《小小环球：杨漫克国际评论集》、《星条旗在燃烧：杨漫克美国评论集》、《混血情结：杨漫克人文评论集》、《透过历史看台湾》、《台海两岸的发展前景》、《蔬菜的光温生态反应与利用》（上册）等二十五种书刊共60900册，经营额约为人民币33万元，而经深圳市出版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均为非法出版物。2001年12月20日，徐泽荣在拘捕近一年半已超期羁押后，才被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不公开审理判决，以“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两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2003年11月8日，又在继续超期羁押近两年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其上诉，但将“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改成“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维持原判徒刑和罚金。
徐泽荣案令海内外深感震惊，普遍认为中国当局逮捕和重判他的真实原因是其发表的著述——尤其是他被捕前刚发表在香港《亚洲周刊》的《马共秘密电台湖南曝光》一文触及到言论禁区。
二、
国际学界就徐泽荣被判重刑给江泽民的公开信 【大纪元2月23日讯】
作者：宋永毅译
尊敬的江泽民主席：
我们，这一公开信的下述签署者们，是来自世界各国中国专业或与中国同事一起工作的学者、新闻工作者、公务人员和商界人士。我们写此信给您是爲了徐泽荣博士最近被判十三年一事，这一重刑引起了我们的严重关注。
徐博士是中国研究国际关系的受尊敬的学者。在2000年6月24日被拘押时，他在中山大学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他又曾是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的研究生，在那里1999年获博士学位。
根据我们所获得的资讯，2002年在深圳市进行的审判判处徐博士经济罪3年和泄露国家机密罪10年。看来，他的第一项罪名和所谓的非法出版书刊以及书号有关。而第二项判处他十年徒刑的罪名，则和他爲他的朝鲜战争（1950－1953）研究而收集材料，包括中国对美国、南朝鲜的分析以及某些说明志愿军参战的文件有关。
如果徐博士所用的历史材料成了他被定爲泄露国家机密罪的主要依据，这是明显地违反了学者的学术研究的自由和他们的创造力以及获取研究资讯不应当被限制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国际民事和政治权利公约的第19条和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的15条所明文保证了的。
本公开信的许多签署者是研究政府决策的学者。我们无法接收任何分析半个世纪前的任何国家的军事政策的研究是什麽“泄露国家机密”。我们要求和寻找在进行与中国有关的此类研究时我们应有的免除任何牢狱恐惧的权利和保证。
我们深爲关注徐博士自2000年6月被拘押以来的境况。在他被审判前的整整18个月中，他显然被禁止和外界通讯和接受来访。他在牛津大学的教授探访他的要求曾被拒绝。我们所得到的资讯使我们对徐博士的人权是否得到尊重以及对他的拘押和审判是否公正産生了很大的疑问。
我们一致强烈要求您，主席阁下，能亲自关注徐博士一案并尽早释放他。我们同时强烈要求贵国政府能执行你们对于尊重和保护在中国的学术自由和人权的承诺。这样才能提供一种贵国和我们所属的世界其他各国的继续学术交流.
你诚挚的，
马略克·戈定爵士 （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院长）
罗森马丽·弗特 [中文姓名：傅诗]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圣安东尼学院院士，徐泽荣博士论文导师）
斯蒂夫·曾 [中文姓名：曾锐生]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圣安东尼学院院士，徐泽荣博士论文内聘主考）
迈克·雅呼达
（英国伦敦大学政治及经济学院教授，徐泽荣博士论文外聘主考）
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全体在校学生
以及340多位美国、法国、瑞典、澳洲、加拿大、新西兰、日本、香港、台湾等地的学者
2002年2月19日
三、
徐泽荣在狱中不失学人本色，尽管环境恶劣，身患高血压、糖尿病、钾流失等疾病，图书资料匮乏，仍坚持研究写作，有《马克思主义批判大纲》传出，2009年获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奖”。
徐泽荣现被关押在广东省广州监狱，已两次获减刑共19个月，预计将于2011年12月23日刑满出狱。
[ 本帖最后由 明月照积雪 于 2010-9-25 21:24 编辑 ]
yangharrylg
2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9-26 12:01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北国游子&明月照积雪 的话题
这些我原来都发过呀！！真可惜徐先生的书最后还是没出出来，如果出版了沈志华一定不会如现在般风行了，徐先生的观点和沈相差无几，但是徐先生的材料却更权威更全面更有说服力，沈毕竟是商人出身，没有办法接触到最敏感的军内资料，而徐先生的文章里却大量的这样的资料！真是可惜！可惜！如果弄到他的博士论文，可能情况会好些！谁可以呢？
明月照积雪
2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9-26 13:01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yangharrylg 于 2010-9-26 12:01 发表
这些我原来都发过呀！！真可惜徐先生的书最后还是没出出来，如果出版了沈志华一定不会如现在般风行了，徐先生的观点和沈相差无几，但是徐先生的材料却更权威更全面更有说服力，沈毕竟是商人出身，没有办法接触到最敏感的军内资料，而徐先生的文章里却大量的这样的资料！真是可惜！可惜！如果弄到他的博士论文，可能情况会好些！谁可以呢
3楼那篇节选也可管窥他的博士论文了。郑義《中共建国以来十大战争真相》的韩战篇就是大段引用徐文，而且书中也提到徐的高干子弟身份和因文章被判入狱13年的事。
[ 本帖最后由 明月照积雪 于 2010-9-26 13:03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