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 《走出毛的阴影》（11楼英文版下载）
本主题由 musicool 于 2010-8-31 14:01 合并 陆德斯托克
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25 13:18 只看该作者
《走出毛的阴影》（11楼英文版下载）
RT
前华盛顿邮报北京办事处主任潘公凯《走出毛的阴影》（11楼英文版下载）
[ 本帖最后由 musicool 于 2010-8-31 14:03 编辑 ]
Terminusbot 整理，讨论请前往 2049bbs.xyz
Vvy
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25 16:20 只看该作者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7619496.html
PopBeat
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29 13:02 只看该作者
请问在PC上如何打开.epub文件，楼上的朋友能发个PDF版的么？
蟹帅
国保大兄弟你好
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29 13:45 只看该作者
http://epub2pdf.com/
我楞是搞不懂怎么用 = =
hexiecollege
北国
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29 14:22 只看该作者
http://calibre-ebook.com/
下载这个软件即可阅读。
nicky_hk
烤鸭党粉丝，十二点党粉丝.
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29 15:11 只看该作者
这本书不错
hexiecollege
北国
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30 11:53 只看该作者
http://groups.google.com/group/h … ad/fdab096ba14e0d53
此书的HTML版本，欢迎翻墙下载。
傀儡娃娃
不明真相群众一枚 真理部及影帝头号粉丝 伪文艺青年 论坛溺亡者
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1 15:14 只看该作者
同求 有翻译版么
拆迁办
拆社会主义破房
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8-31 11:28 只看该作者
求《走出毛的阴影》中文版
哪位有，共享一下啊，谢谢~
核子力量
Twitter.com/hzpower
1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8-31 13:52 只看该作者
@mozhixu: 潘公凯《走出毛的阴影》第一章翻译稿，需翻墙，希望译者团队能尽快把全书都翻译出来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mozhixu/archives/167732.aspx
咕鲁鲁老师的翻译
莫之许 @ 2008-8-18 0:05 阅读(9939) 评论(59) 推荐值(0)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我修正了一些人名，挽联的汉译核对过]
公开的葬礼
翻译：咕鲁鲁：http://wmxs1988.blogspot.com/2008/08/blog-post_03.html
《Outof Mao’s Shadow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 New China 》
他们有的来自共产党，有的来自被剥夺的贫困地区，有的来自大学和办公室，有的来自兴旺的城市和中国的非常穷困的村庄。
他们来了，数以千计，蔑视国家宣传工具的宣传和一个世纪以来的惨痛经历。
在一个寒冷的一月早晨，有乘着时髦的轿车，也有乘破旧的出租车，或自行车,或徒步，他们通过安全检查站，没有转回去，既使警察拍了照片并且把他们的名字记
录在国家安全机构的档案上。 慢慢地，他们在北京西部郊外的一座浩大的公墓前聚合了。
那里，在小纪念堂前，在常青叶子围拢的平台上，安睡着他们要来哀悼的人，一个被共产党要求遗忘的老者。
他们最后看见他是在十五年前，那是1989年的春天，天安门广场上，他手里拿着扬声器，满是眼泪，站在强烈要求民主改革的学生。
那时，赵紫阳是共产党的总书记，是毛死后共产党的第三把手，因此，他在5月黎明之前突然出现并走到年轻抗议者中是令人惊讶的。已过七十的他满头白发
戴着一副很大的圆边眼镜，身穿长袍，就像这些青年的爷爷 。 随着摄象机的滚动，他说他同情学生们并且接受批评，并且敦促学生赶快离开。
他的声音因激动而颤动，他的话中隐约预示着悲剧的来临。
“我们来的太迟了，太迟了”，他没说几句就哽噎住了，他的脸因疲惫而憔悴不堪，然后他离开了。直到坦克开进北京，军人们开枪打死了数百，或许数千人之后人
们才了解到，就在来广场之前，赵已经被共产党的元老们挤出了领导层，因为他拒绝武力镇压这次运
赵被软禁了起来，共产党试图把他从公共的记忆中擦除。
他被从照片中抹去，从课本中删除，媒体被严禁提起他的名字。他曾经比任何人都更接近于使这个国家发生民主化改变，但现在看起来他已经消失了。随着他在监管
的衰老，国家对这段历史有了自己的版本： 在天安门的流血是恢复秩序所必需的。
中国太大，太贫穷，太无知，推行民主将导致混乱和内战。，一党专政可以保证世界的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稳定，并且只有稳定才可以保证稳定的经济增长从而使国家 富强。
国家的宣传机器不倦地宣传着这些观点，同时言论检查制度埋没了不同的看法。
随着不断的重复和时间的消逝—还有经济腾飞的帮助—许多中国人逐渐接受对他们的国家的这种观点，世界也欢迎中国回到可敬的国家当中。
但是，赵一直被共产党软禁在北京传统庭院之家中。 他是对中国的发展持不同看法的标志，这种看法仍然与公众产生共鸣，尽管共产党一直努力去消灭。
掌权的人知道这些，他们也很担心。
当赵在八十五岁遇到一系列打击于2005年1月17日离世，共产党的领导召开一系列的紧急会议准备一个将防止他的死亡触发关于天安门大屠杀的一次新的辩论
或民主改革的新示威的回应。
虽然赵当了七年总理和三年的总书记，在20世纪80年代引领了改变中国经济的市场改革，他的后继者禁止国家电视台和广播公布他死亡的消息。
非常少量被允许报道被告知提到他只可以用“同志”而不准提到他过去的职务。 北京晚间新闻隐藏了在第十六页的项目，在一个关于美国金球奖颁奖典礼的简讯下面（！）。
但是自从天安门事件以来共产党对言论的控制能力已经减弱。 关于赵同志死亡的消息通过家庭卫星接收器.手机、电子邮件和短信在他曾领导的全国各地迅速传播。
在几小时之内，公民在互联网电子布告栏上张贴了数以万计的哀痛和记忆的帖子，然后看着管理员设法删除它们。 “当某个人去世时难道我们不可以表达一下我们的悲伤吗？”
一名用户失望的在人民日报，党的官方报纸的网站上写道。 在接下来的几天，当领导层不会给予赵以国葬这个事实越来越清楚，人们开始到他的家送花圈;
很快就足以填满几个房间。 然后送葬者开始在他的家中出现。 数百人前来表达对他的敬意，并且当警察设法阻止他们进去时，他们就站在外面身处寒风之中。
拒绝离开的一些人被强行拖走。
赵的去世揭开了这个国家良心上的伤痕。 多年来，人们设法忘却天安门发生的事。 朋友们避免这个主题，并且父母告诉他们的孩子不要去询问它。
曾参加民主运动的一些人投入了商海，宣称他们对他们的国家的政治命运不再关心。
记忆的痛苦，放弃和继续前进的罪恶——对许多人来说，真的难以承受，并且不再去想似乎是唯一的方式活下去。
但是当赵去世的时候，人们给自己找到了理由去反思那些在1989年罹难的年轻的男男女女，
并且思考他们的牺牲的意义。他们看了看大屠杀以来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并且思考是什么中和了他们的诉求（！！）。
他们思考了共产党将独裁政治和资本经济结合起来的缺陷。 是的，中国越来越繁荣并获取了国际声望。
但是繁荣也隐藏了很多东西，这个国家的麻烦对愿意知道的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
在政治和宗教自由方面令人窒息的限制，特权的滥用，血汗工厂的情形，农村的贫穷落后，环境的恶化，玩事不恭的社会道德退化
赵还是个少年时就是共产党的积极分子，但是，当政治局的强硬派要求他镇压天安门广场的示威时，他拒绝了。
并且，当国家的至高无上的领导，邓小平，命令军队进入首都镇压时，他辞职了。
几年后，当邓提供让他复职，只要他承认他是错误的，并且支持镇压，赵再次说了不。赵说清楚了他的底线。
有多少人敢说同样的话呢？再看看多少人在重复共产党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谎言上签了字以便在接踵而来的变故中保住一官半职？
多少人继续向共产党拍马屁来促进他们的事业或获得在生意上的优势？ 又有多少人敢说他们的手是干净的？
王俊秀刚刚到达他在北京的办公室，绕过政府的互联网控制并且查看国外网站上的新闻。 点击时，他看到了这条消息： 赵紫阳，前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享年八十五岁。
难道这是真的，他不禁沉思。 老人最终还是走了.
三十多岁的王俊秀身材矮胖（！！！）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博客网站 Bokee.com的共同创立者和CEO。
几个星期以来政府检察机关警告他防止关于赵健康恶化的谣言被张贴在他所经营的网站上。
赵生命垂危，他们说，如果他去世，他们不希望网站的五百万名用户闻悉或讨论这个消息。 像往常一样， 王俊秀做了保证。 同时他也知道真的没有警告的必要。
他的公司早就编了软件阻止人们在博客中提及赵的名字.
王俊秀有一种莫名的悲伤。 在监察人员提及赵紫阳之前，他几乎忘掉了这个人的存在。 在过去的15年里，
王俊秀一直埋头于关于存储芯片和编程语言的书中，并且和他的妻子过着舒适的生活，在郊区有一栋双卧室的公寓。
但是赵的去世使他回想起另一生活，他敢为诸如言论自由一类的信念而抗争的生活。 它激起了他对良心的谴责和对他所作出的选择的怀疑。
它使他产生疑惑，这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到底怎么了。
参加在天安门广场的抗议似乎是上辈子的事，但是现在想起了作为数十万的人群中的一员在城市中前行的兴奋; 学生们高喊着自由和民主的口号;
深信他可以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来帮助国家走向更好的未来。 他当时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大三学生，一个从乡下来的害羞的孩子，但他在学生运动中取得了自信。
随着这场全国范围内的学生运动的发展传播， 王俊秀在校园内办了个广播站，同学们就可以播放新闻和讲话。
他经常白天呆在广场上晚上呆在广播站，每次只睡几个小时和靠理想主义这个肾上腺素支撑着。
在军队进京开火的那个夜晚他正在广播站宣读关于这一暴力事件的报道，但是他认为应该是哪里出了错，军队不可能做出这种事，也不会有人枪杀。
当被枪杀的四名学生的尸体被带回大学，他放下话筒，哭了.
那天早晨，老师和同学们催促王俊秀赶快离开北京： 他的行为引起了当局的注意，他们担心当局会拘捕他。 赶到火车站，
王俊秀看居民用冒着烟的轿车和公共汽车的残骸来阻拦军队的攻击。
他赶上了第一列火车并最终设法回到了在陕西的故乡，在乡下他收听学生被捕的报道并等待着关于他自己命运的消息。
几个紧张的星期过后，他所在的大学召唤他回去，只要他坦白交代，他将回到以前的校园直至毕业。 王感觉他没得选择。
老师们只要他交代了自己参与的活动，没有强迫他说出参与者的名字。 但是象其他和他情况差不多的学生一样，
王必须支持军事镇压和写书面反省，他是“被欺骗”而参加民主运动。 这是一个谎言，但这仅仅让他逃脱了打击。
取得了法律学位后， 王回到了他的故乡并努力找工作，因为没人想雇用参与因参加天安门抗议而会受不利影响的人。
因为政府推动了市场改革，因此，涌现的私有经济开始影响国家经济，甚至向政治上受到打击的人们提供了工作。
一位法学同学同时也是天安门抗议参与者浦志强帮助王在一家广告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 公司受雇为一家国家报纸编辑以计算机为主题的版面，王受命完成这项工作。
他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努力学习关于计算机产业方面的知识。没过几年他拥有足够的经验和专门的技术来让换份工作，与朋友合办了一家技术咨询公司。
突然他成了北京不断增多的中产阶级的一员。
岁月流逝，过去的那些事，王渐渐忘掉了。
细说这些悲剧令人悲痛，想想那些逝去的生命和没有人会负责的惨剧，想想如果共产党走上了逐步的政治改革道路中国将会有什么改变。
共产党维护了紧握的权力，就像王所说的，他对此无能为力。 于是，象几乎所有人一样，他继续前行。
他将精力放在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在国家的问题，在工作而不是在政治，在金钱而不是在公正.
王因工作时间过长健康受损。 在2000年，他被迫在家中呆几天以便康复，没事时他会上网。
当时互联网相对中国来说仍是新鲜事物，并且政府还没有开始阻止人们浏览令政府厌恶的网站。
就 在王因疲倦而厌烦时， 他看到了大量的有关那次事件的杂文，回忆录，报告，甚而视频。
他被这些深深吸引住了，整天坐在电脑前，一份接着一份地阅读难以抗拒的文章。 一部小说留给他特别深刻的印象。
几个朋友经过痛苦的挣扎决定帮助一名民运分子偷偷越境，却被其中一人出卖，全被关到了监狱，这部小说就是根据这个故事改编的。就是在这段短暂的休息时间王
意识到互联网的潜力，三年后他参与创办了BoKee.com。也是在这段时间，王详细地阅读关于赵紫阳的事迹。
在民主运动最后的日子里，王在校园里看到呼吁保护赵的海报，王也回忆起曾读过关于赵的智囊团的改革方案的报道。由于共产党消除关于赵的记忆的工作十分高效，在从网络上获悉之前，王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赵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人及他所作出的努力。也是在那时，王获悉赵还活着并处于软禁
中。
赵去世后，王觉得有必要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问问自己事件过后这几年是不是偏离自己的原则越来越远。不是的，每年六四他都会去天安门来纪念那次运动。不是
的，他曾经写过要求政府就屠杀道歉的公开信。 但他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多呢？他的公司通过向数百万公众提供表达的机会而挑战这政府的权威。
但是，这些都依从着共产党的网络检查人员，难道这样做够吗？
王想的越多，他越觉得应该向赵表达某种形式的哀悼。那天晚上，他坐在家里的计算机前写了一份悼辞：
您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永不遗忘。我们将永远记住您曾经使用您的身体阻拦射向我们国家美好未来的子弹。您默默忍受了这16年来没有人身自由的生活。您未
曾低下过您的头。 您秉承正义。
您显示一名政治家巨大的勇气。因为您，那黑暗的政治才有了一抹难得一见的亮丽的色彩。然而您设法救赎的懦弱的灵魂却给您以残酷的监禁作为回报。16年来，
您，作为一名普通的公民，令那些损害国家的人胆寒，让懦弱的人们感到羞耻，激发着那些身负正义和理想的斗士们。所有珍惜公正的爱国民众，或年轻或体衰，纵
横南北，紧紧地跟随着您，为您祈祷，希望有一天与您一起为国家的未来而奋斗。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分享着同样的行动的期望，同样的对国家的热爱，同样的对
正义和自由的渴求。 但是现在，在我们实现我们的期许之前，您已仙逝。 我们怎能不深深地追悼？
王在落款写上“八九一代”，并且寄给了几个朋友。
次日，他在网上了解到很多人到赵家向赵的家人表示哀悼，他决定也去。几天后他放下手头工作。
与一些朋友一起，他买了些花并根据网上注明的地址找到了赵家。当他们沿着一条狭窄的胡同走到赵家宅子时，没有人阻拦，但是穿过红色大门，
王注意到几个貌似是国安部门的人。这群人中的一些有照相机并在拍照，但是王不再害怕。他在入口附近的一本来宾名薄上签下名字并且留下他的电话号 码.
赵的房子很传统，在房子之间夹着两个小庭院。悼堂被设置在左边的小书房，堆满了白色的花圈和黄色的菊花，上面写有人们的吊慰。肖像放在中央，赵穿着淡蓝色的衬衫。附近是一条条幅：
“作为您的孩子是一生的荣耀。支持您的选择我们无怨无悔”。（！！！！）
最令王感到意外的是赵家宅子是多么普通，而且已经很破旧。墙壁很脏，天花板很低，并且书房中只有一个破旧的沙发、一张旧书桌和少量的书，之中有美国和苏联
领导的回忆录，农村败落的报告，最近中国农民阶层的调查。看起来赵的房子不比他父母在乡下的房子更大更好。难道这就是这位伟人晚年被软禁住的房子，直至他
去世并被这个世界忘记.
王向赵的亲人表示了哀悼，他们穿着深蓝色的绵质外套，他给了一份悼辞。赵的一位十几岁的孙女，读了这份悼辞后哭了，王看了看她， 发现自己也在拭去眼角的泪水。
一般来说，中国领导人去逝在政治上是十分敏感的事情。
1976年，毛设法限制公众对他长期的助手，周恩来总理，的哀悼。周恩来领导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的恢复的工作，在疯狂的文革期间，他的言行被人们赞同是比
较克制的。但是百万民众排在他的葬礼路线两边，并且以后有数万人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抗议并与警察发生了冲突。
1989年的示威也是由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去逝触发，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作为改革派在两年前被强硬派取代。所以在2005年，领导对赵的葬礼格外小心。
他们希望有一个帮助人忘记赵的一生的葬礼，而不是庆祝（是指对赵先生拒绝镇压的赞扬）。
任务似乎很简单，因为让人们忘记赵从来就不是什么困难的事。赵去职后，西方政府就几乎在也没有提起过他，并且赵的名字从来没有出现在他们的名单中。许多分析家认为赵站在学生一边只是玩弄权术，目的是取得更大的权力，而不是一位真正的民主人士。
他的评论家争辩说，在天安门运动之前他在民主改革上从未显示过兴趣，并且指责他帮助共产党的强硬派弄倒他的胸怀宽广的前任（指胡耀邦）。
赵后来又支持民主运动，他们认为，只是因为他一名机会主义者，想通过这次表演来反对最高领导人邓小平。
这是讽刺者对赵在1989年反对军事镇压的解释，邓和他指定的权力继承者当然支持这种观点。
这些评论者还希望人们记住一件额外的事，赵是历史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者中那个罕见的例外： 一个再也无法与罪恶一起前行的人。
2但是及时地，就有证据显示他是怎样一个人。泄露出来的政府内部文件，和与他一起工作过的人写的回忆录，所描绘出的赵凸现了共产党的歪曲。他不但是被共产党
的保守派认为是异端的资本主义经济改革的勇敢支持者，当党保守主义者与这样政策战斗象思想异端邪说时候，他也是中国民主化的拥护者，虽然是温和的。在他执政的三年间，赵为了减少腐败而促进关于共产党僵化的政治体制的讨论，包括竞选的介绍和给地区和国家议会增加自治权。
他告诉一名助手省级普选可能在十年之内被普及。另一位助手则回忆起，在赵任期内，政治局和它强力的常务委员会没有谈论过一起涉及“政治罪”的事情。
当官员寻求他关于一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新影片的指示，赵建议停止对艺术的干涉。 “我不会调查这些影片，我会去观看”，他说。
“如果我必须对每部电影作出指示，那么我就不看电影了。
当学生们涌向天安门广场，赵是鼓励对话和非暴力的，他提醒他的同志不要动用武力，并且看起来同情那些学生的要求。
“民主是全球化的趋势”，他在5月1日在政治局说了这句话，这是在运动开始的两个星期后，并且是推倒柏林墙几个月前。
“如果我们共产党不坚定的高举国家民主的旗帜，别人会。那么我们就得下台，被历史无情的抛弃。”
几个星期后，赵就民主在早有计划的峰会上向苏联改革家戈尔巴乔夫阐明上述观点，此时正值抗议的高峰。 “共产党能保证民主的发展吗？”
赵向他的苏联同行问道，“民主能有效地控制消极现象和遏制党和国家机构中的腐败吗？” 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上了这段对话：
从赵的陈述来看，当时中国领导层准备在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尽量让民众拥有广泛的民权。他认为，如果这样还不能解决问题的话，多党制的辩论将不可避免的出现。
另外，他强调有必要加强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力，并让民主和法律的关系处于理想的状态。
法由民主，法为民主…坦白说，在这次会见上赵的坦率令我很吃惊…他就在这里，面对着大量学生在民主上的挑战。赵紫阳要知道既然学生突破国家的正常秩序来游
行，那么一定是要求国家体制的改革（！！！！！）。大多数示威者支持他，至少和他分享着同样的信念。他的激情也正在于此。
在与戈尔巴乔夫会见后，赵的激情达到了高潮。 在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邓提出发布戒严令来清理广场结束示威。 赵反对，并在他被否决后提出辞职.
流血事件发生后，赵就被软禁。在位于六号富强胡同的家中，赵沮丧地看到共产党就学生动乱对他的指责和国家对他的刻意遗忘。 他设法抵抗。
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他写的两封要求重新审视天安门抗议活动的信被不知名人士泄露给公众。
此后，在他去世前的多次由他的朋友们秘密阻止的采访中，他都尽量表达他对历史事件的观点。
他介绍了他的逐步推进民主改革的计划，并就批评者对他改革力度过小或过大的指责，他也批评了邓小平没有抓住机遇让国家体制跟得上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速度。
他否认曾设法弄倒他的前任（胡耀邦），并且批评他的继任者——中国目前的领导人——缺乏远见和禁止关于政治改革的讨论。他对屡禁不绝的腐败和人们对一党专
政的不满深感担忧，也怀疑由于那些从中国一党专政中受益最多的政客和他们朋友过于强大，而使以后任何一位领导人都无法进行民主改革。
但是最重要的应该是，他谴责天安门广场的大屠杀。 “有种观点认为镇压是唯一的选择，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他说，“我们有很多机会来能解决问题而避免流血“。
赵一直在监视下生活，即使在他将要离世时，国家安全人员还是保持高度警惕。
一些共产党官员穿上白大褂装做医生以便可以近距离的看看他。李锐，一位88岁曾是毛泽东先生的助手的前政府部长，在12月末试图拜访赵时被国安人员阻拦，
经过一个多小时才被允许在监视下进去探望。
在赵去世前几天，75岁的前政治局委员田纪云在15年后终于被允许看望这位一起工作过的同事，但是国安人员坚持呆在房间里监视他们的对话。
赵因肺功能衰竭去世之后，田纪云再次来到医院。 “现在他去了”，他告诉了赵的孩子们，“我们再也不必害怕别人说我们搞什么阴谋了”
赵的唯一的女儿，王雁南，用手机给朋友发送了他父亲去世的消息： “他今天早上安静的离开了。他终于自由了!”
但是赵去世后，安全组织还是没有退出。他的孩子们使用手机打电话时总是有麻烦，明明接通的电话竟然被切断。警察在赵家周围设置检查点，阻拦前来表示慰问的
亲朋好友。国安人员同样扣留了许多请愿者和来自全国各地来的报怨当地官员滥用权力的普通民众，还有那些拉着横幅“记念我们的好领导”的人们。
当72岁的鲍彤，赵以前的助手同时也是天安门事件中被捕的级别最高的官员，正要离开寓所准备去表示一下悼念时，被一群便衣的国安人员强行挤回了电梯。
他73岁的妻子在扭打中被推到了地上，造成椎骨骨折，在医院躺了几个星期。
鲍扭伤了他的腕和一根手指（请注意他已年过七旬了），但是国安人员坚决不让他去看医生，除非他拿掉身上别的白花和黑色的臂章，这些是悼念的传统。
他拒绝了，忍受着痛苦。
在这同时，赵的孩子们开始与被委任处理葬礼事宜的高级官员进行商讨。赵家想亲自主持仪式并向公众开放，但高层坚持由他们接管并限制参加的人员。另一个争议
是衡量赵一生的官方讣告。讣告是高级官员葬礼的标准礼仪，但是赵的家人却拒绝，因为共产党那份草稿中指责赵在1989年犯了严重的错误并且也贬低了在转换
经济模式的市场经济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 他们争辩说，如果非要提到赵”犯了错误“，那么就清楚的指出他犯了什么错误，还要说明他的晚年是在软禁下度过的。
在如何安置赵的骨灰上双方也存在分歧。共产党同意将赵的骨灰安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国家指定的安放革命英雄或高级官员骨灰的场所，但是却只给了个被赵家认
为是供较低级的官员的使用的小纪念堂。此后，赵家要求在向公众开放的墓地中买块地。政府官员撒谎说地买完了，显然是不希望这块墓成为共产党的反对者们聚集的场所。
在一个星期多点的时间里经过16次谈判，最后共产党告诉赵家将会组织一次适当规模只允许受邀请的人前来的葬礼，并将不会发布关于赵的一生的官方评论。赵家
被允许提交一份客人名单，也可以把骨灰代回家。 赵的孩子们勉强同意了，但是在给共产党高层的信中赵家阐述了他们的忧虑。
他们提到，他们的父亲被非法软禁在家里接近16年，要求共产党给那些长时间来被禁止前来探望的人们参加葬礼说声再见的机会。他们说他们的父亲从来没有改变
对天安门运动的态度，他们同样也不会。共产党确实错了，他们写道，无论现在对他做什么评价，“历史将给出正确的结论。”
3在王俊秀到赵家探访的一个星期后，赵的家人安排他也受邀参加葬礼。王知道参加仪式等于挑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这样作肯定对自己有影响。
或许国安人员会把他的名字写进黑名单，或对他的公司的财务进行仔细的核算，或对他的商业伙伴施加压力。 也许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也许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不确定性有扩大恐惧的作用，共产党用恐惧来阻止人们对政治和公共事务关心。共产党更希望人们信奉狭隘的利己主义来分散瓦解民众，使他们不至于走到一起来威
胁共产党的统治。它更希望人们没有来参加赵的葬礼。王很明白这个道理，参加葬礼不会带给他什么利益，只有风险和利益上的损失。 但是他几乎立刻决定去。
他的良心要求这样做。作为八九一代和赵希望保护的众多学生中的一员，他感觉这至少能做到。
在葬礼的那个早晨，王在黎明之前就醒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在城市的另一边，王按照事先约好的和几个朋友一起过去。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令北京感到窒息的被污
染的空气被清新的风卷走，露出出万里无云的蓝天。 尽管天气寒冷，王穿的还是比较单薄，只有一件毛衣和皮夹克。
他乘车先到附近的城铁站，经过二炮总部，联想的办公楼，和一大块将会拔地而起的高档住宅区。 他乘地铁从郊区赶到市内的地铁站，坐上在等他的一位朋友的吉普。
其他三个人和他一起在汽车上： 薛野，一名环境保护积极分子; 莫之许，出版商; 还有莫的出版社雇的司机。
（这里潘公凯似乎忽略了我对他的陈述，也可能是没法fact
check，事实上，这位司机是曾经参加1989年示威的华中理工大学学生华欣远，车也是他的，他也不是我的雇员——莫注））。薛和莫都参加了1989年的那次示威，并且他们是多年的朋友
和薛坐在后面，王注意到三大捆白布。几天前，他和他的朋友带几条纪念赵的横幅到葬礼上，是莫让人去做的。 “您终于自由了!” 一个人读道。
“记忆不灭，理想不死!” 另一个读道。 第三个读道， “大义凛然、沧桑不渝!” 每个都署名“八九一代”。带着横幅王比较激动。
他知道运动的大多数领导者不得不去国外过着流亡的生活，并且这几天许多运动的参加者都被拘留来阻止他们参加葬礼。
他想横幅会说出他们的心里话。他想让其他人知道，特别是那些年轻人，他们这一代没有沉默下去，也没有忘记所发生的。
但是，在他审视着这些横幅时，王意识到一个问题，它们太大太重了。即使不展开，一条横幅也要两个人才拿得动。 在一番讨论后，
莫和薛决定他们先拿着一条横幅，如果没人阻止他们的话， 王再去找几个朋友拿另外两条。
当他们驶向公墓时，王注意到在街道两边有越来越多的警察，还有很多穿着深蓝色制服的人驾驶着摩托车，巡逻车，警车。这么大的规模似乎是准备镇压任何进行示
威的企图。一些官员正在设置检查点和路障，王开始担心他们将不得不听下来参加不了葬礼。薛自言自语道警察是否会把横幅夺走并对他们施以暴力。
他在废纸看似胡乱地写了一些姓名和数字，然后连同他的房子钥匙交给了王。 “如果发生什么事”，他说， “给这些人打电话并我的钥匙给他们”。
王看了看他的朋友，突然意识到他们不再青春年少。八九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了。当他们接近公墓时，已经差不多九点了。
纪念活动四小时前已经在赵去世时所在的医院开始了。
当局禁止鮑彤，赵重要的政治助手，参加葬礼，但是在赵家的一再要求下，共产党允许他在医院的死人纪念仪式上表示他的哀悼。
他被有武装警卫的一列警车弄到医院，走进悼堂时手还因两个星期前的扭打而绑着绷带。
鮑看起来清瘦而虚弱，他的衬衣仍然别着白花，伴随着挽歌，他在赵的遗体前鞠下了躬。 这是他自89年以来第一次被允许看望他的老同志。
“您现在是唯一对一些事有着比较清楚的了解的人了”，赵的儿子对他说，指的是共产党在镇压前的秘密商讨。 “现在大家都清楚”，鮑回答道， “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
人民都知道”。 仪式过后，他与赵的家人站好位置准备合影留念。 但是，当赵的女儿去取她的相机时，政党官员表示反对并想抢走相机。
她的兄弟们忙过来保护她，双方开始争吵而陷入混乱中。 “如果你是人，就不要管我们!” 鮑喊道。直到赵的家人威胁取消葬礼，政府官员们才退却让他们拍了照。
葬礼车队不久之后就离去医院。外面还很黑，警察封锁了前往公墓路上的各个十字路口的交通。车队好像和谁比赛一样快速通过沉睡中的城市，似乎高层担心有人会
醒来在路过时看到车队。赵的家人要求警察表达一下尊重降低行驶速度，但他们没有理睬。
在公墓，赵家为葬礼准备的横幅引起了争执。 “倡民主坚守良知儿女为您骄傲 今西去终获自由风范长留人间 ”。一名共产党官员反对道： “民主， 嗯!
自由，嗯 ! 你们在有组织上主持的葬礼上不能把这挂起来”。赵家没有退却，而是威胁如果不挂起来他们就马上离开。
但在上午8:10，预定葬礼开始前二十分钟，赵家被要求站好位置来预演一下葬礼的步骤。其实这不是排演，共产党官员实际上开始了真正的仪式。
没有对赵家任何提醒，也没等横幅挂起来，哀乐想起，第一拨客人，共产党领导层成员，走进悼堂。
赵的继任者—退休的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和新的国家主席胡锦涛没有出现，给警察们少添了很多麻烦。国家总理也没有出现，他曾经给赵担当助手（国务院办公室主
任）并且伴随他到天安门广场与学生做了最后一次绝望的见面（赵此时已实际上无权）。反而，来的高层成员是贾庆林，他被认为是政治局中最腐化的成员，确切地
说是赵希望他的政治改革所防止掌权的那种人。贾和其他少数几个共产党要人在其他被允许的人前来之前迅速俩开 了。（！！！！！）
悼念仪式的时间和地点都没有向公众公布。但是外面，上千群众从全国各地聚集到公墓。
已有数百人等在门口。赵家向共产党交了一份接近三千人的名单，包括每个前来拜访或在赵去世后联系过的人。但是很显然有远远多得多的人前来希望向赵表达敬 意。
穿着制服或便衣的警察到处都是，在让那些受邀请的人通过的同时,要阻止没有受到邀请的人们。
一群送葬者打出了“赵紫阳精神万古长青”的横幅，不一会警察就过去对付他们。有人企图穿越警戒线，结果被警察强行拖 走。
王的同伴让王在人群中下了车，他们则把车开到泊车点，准备在那试图通过另一个入口把横幅带进去。王排队并穿过检查点向公墓走着。途中遇到一个又一个老朋
友,看到这么多人来也很惊讶。
在入口处，一小群人围在那里.要求官员让那位没有邀请函的一位老奶奶进去。她看上去八十多了,由她的孙女搀扶着,她的孙女有邀请函。几位客人同官员们争吵
起来,他们希望同情一下她让她进去。没过多久,王又看到有一群人在警察周围聚集起来,王突然发现他的朋友莫和薛在人群中。
警察抢走了他们的横幅。耽误了会后，警察允许他们继续呆在公墓，可横幅还是被拿走了。
王和他的朋友进去的时候落在人群后面。他们四个站成一排，边走边小声的交谈着。50个花圈沿着墙壁放着，赵穿着蓝色牛仔布衬衫的肖像挂在悼堂里。赵苍白而
瘦削的遗体被放置在台上，穿着传统的高领外套，盖着红白的共产党党旗。 伴随着哀乐，王和他的朋友在遗体前三鞠躬。
然后他们和沿墙靠左站立的赵的家属们一一握手。但是谁都不能逗留。 当后来的人进行仪式时，王和他的同伴们由迈着轻快的步伐的便衣警察引导着离开。
在王离开时，他感到心中涌起的强烈的愤怒，留下了不满的泪水。不仅是因为赵应有的国葬大打了折扣。也不是因为警察和国家安全部门无礼的行为侮辱了人们对赵
的记忆和他的遗产。(当局怎么能把装甲防暴车开到一个拒绝派军队进京镇压的人的葬礼上呢？)确切地说，他对赵死后这个国家所做的感到绝望。靠在纪念堂外的墙上，王为这个国家
的问题──日益猖獗的腐败和权力的滥用，越来越显著的不平等和不公平，以及道德的沦丧──感到悲哀，这时他的眼中充满了泪水，而警察却朝着他咆哮。
王注意到附近的人们。送葬者代表了中国的涌现的民间力量。王以前遇见过其中一些人。其他一些人只是听说过。
来的有有环境保护者，新闻工作者，商人，博客撰写者，还有那些运动发生时尚幼的但被它的理想激励的一代人。富有的商人和学者与衣着褴缕的农民和失业者站在
肩并肩的站在一起。有劳动积极分子路坤，她的丈夫因发起
讨论民主改革的研究组织而被关进监狱，还有年轻的艾滋病热心人士李丹，她因揭露地方血库导致的隐形的艾滋病感染。和当局有着激烈的冲突（！！！！！！）。
有李和平，他是站在要求保护普通民众权力并要求共产党遵守自己的法律的斗争最前沿的几位自修律师之一。王也记住了缺失的面孔，那些在这几天被警察拘留以阻
止他们去参加葬礼的人们，其中有他的老同学杰出的推进言论自由的律师浦志强，有在惨剧中失去儿子并和一群母亲一起完成了一份天安门受难者名册的历史学家丁 子霖。
赵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如果有一天这个国家走向了赵所期望的民主，那么这将不是由于共产党高层中赵的懦弱的继任者。那将是由于那些参加葬礼的人──那些不愿忘记历史并愿意为光明
的未来奋斗的人们。无论是十年来剧烈政治混乱的痛苦，还是依靠惯性的繁荣的经济，或许正是因为这些，人们才没有放弃赵期待的更民主的中国。这天早晨，王从
这些人身上中看到了希望。
[ 本帖最后由 核子力量 于 2010-8-31 13:54 编辑 ]
核子力量
Twitter.com/hzpower
1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8-31 13:58 只看该作者
英文版下载
RT @mranti: RT @ahxxm: pdf版的《走出毛的阴影》下载 http://is.gd/cvI3n
取个名字好记的
1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8-31 14:02 只看该作者
国家对这段历史有了自己的版本： 在天安门的流血是恢复秩序所必需的。
中国太大，太贫穷，太无知，推行民主将导致混乱和内战。，一党专政可以保证世界的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稳定，并且只有稳定才可以保证稳定的经济增长从而使国家 富强。
国家的宣传机器不倦地宣传着这些观点，同时言论检查制度埋没了不同的看法。
拆迁办
拆社会主义破房
1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9-1 10:46 只看该作者
这一章也很有料
书名：Out of Mao’s Shadow -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 New China
专书标题：走出毛泽东的阴影：为新中国灵魂而奋斗
作者：Philip P. Pan(潘公凯，华盛顿邮报记者)
出版商：Simon & Schuster
出版地/年份：New York/ 2008
《走出毛泽东的阴影》之富婆
By Philip P. Pan
一．
当推土机推平房子的时候，刘实如正站在远处，躲在看拆迁的人群后面，以免被他哥哥看见。房子是他和儿子们亲手盖的，地是他父亲早年用六十匹布在茶楼从一个中间商手中买的。这是2000年冬天一个寒冷的早上，刘哆嗦在厚棉衣里，看着那群人：几个官员，一些房地产公司的人，一群建筑工人，和三五个警察。刘的几个邻居裹着厚衣，也站在外面，但更多的居民已经打包搬出了小区。刘的房子是这条街上剩下的几栋之一，他心里清楚，今天一过，就都没了。
刘是个高大的男人，梨形身材，不到五十岁就几乎谢顶，只剩下些稀疏的灰白短发。他在一家苦苦支撑的电子器材厂做销售，他知道，他不可能再买得起另一栋象今天被拆掉的这种房子了。从街上看来，这房子二层楼，小而结构简单，每层楼不超过一两间房，小楼后面是个传统院子，一边有苹果树和葡萄架，另一边是空地。最有价值的要数房子的地理位置，位于北京市中心，离王府井商业区不远，在一条安静的古色古香的小街上。这条窄街称为胡同。胡同是个外来词汇，可以追溯到元朝忽必烈建大都城的时候。刘住的遂安伯胡同，取名来自于明朝永乐年间生活在这里的遂安伯陈志。往近了说，建国后一些党和军队领导也曾住在这里。其中的一位，邓拓，著名作家和《人民日报》前主编，文革初期在家中自杀了。
在中共掌权之前，刘的父亲就买下了遂安伯胡同十号的老房子。父亲是位目不识丁的修理匠，在当地医院工作，慢慢地，开了一家生产医疗仪器的铺子。这房子是他多年血汗结晶。在刘出生不久，一家人就搬了进去，顺便说一句，刘一家五个兄弟，他老么。早些年比较艰难，尽管出身下层，他父亲仍然被划为资产阶级，不得不将铺子转交给国家，但刘仍保有很多在胡同长大的美好回忆——过节时母亲准备的美食，绑在桑树上练拳击的沙袋，一同度过的温暖的家庭时光。刘的哥哥们结婚生子，刘最大的侄子比刘小不了两岁。直到后来，刘的哥哥们不再与他说话，刘仍会微笑着想起那时他和侄子侄女们相互追逐，爬树上房，院中充满欢笑的场景。
文革开始，刘平静的青少年生活结束了。1966年夏天，党将有房产者定性为资产阶级成员，并让他们上交产业，刘的父母很害怕，而哥哥们正忙于工作，因此，十七岁的刘上交了房契。刘的一家开始付给政府租金，政府又安排了两家人住进了小院，刘的两个哥哥被迫搬了出去。在刘高中毕业后，与许多同龄人一样，刘上山下乡，在农村干了八年。文革结束后，他被分配到一家国有煤矿工作。直到1989年，刘在离开北京二十年后，终于得以调回。那时，一切都变了，父亲去世了，母亲与哥哥们闹翻了。政府归还了遂安伯十号的房契，但家庭内部因为房产起了纠纷。刘选择站在母亲这一边，几个月后，母亲去世了，临走前将房子留给了他。尽管关系紧张，刘的一个哥哥一家仍然继续住在小院的南侧房间里，而刘与妻子，三个儿子住在北侧。
几年后，刘和他儿子们重建了北侧的房子，加了一个二层。原来的房子太老旧了，另外，重建还有个原因。刘考虑到两个大些的儿子，那时还在上高中，不久就需要婚房。多数父母是不会让女儿嫁给一个无房的小子的。北京房屋非常紧张，多数家庭，几乎不可能在靠近市中心处找到一个能负担得起的地方。刘希望能有足够的空间留给儿子们和他们今后的家庭。他想，也许儿子们还会在这里抚养他们的孩子，也许，欢笑又会重回遂安伯十号。
刘知道他的计划中存在一个变数。北京正经历巨大变革，城市各地的老胡同区相继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办公楼，高级购物中心，和一些高档社区。重建规划提升了市中心的房地产价格。但对于刘这样的房主，这样的规划更像是诅咒而不是祝福。日益增长的房价吸引着开发商，他们大笔投资买地。更多的时候，他们发现了可以便宜拿到地的方法。刘重建房子一年后，妻妹所住的胡同区被强迫拆迁，用以建一个称为财富街的办公楼群。妻妹及不少房主从未收到购买其房产的协议。相反，他们被强制搬迁到市郊的新公寓，其市值只有原来房屋的一部分。目前为止，大约四千户被拆迁，一万两千多人搬家。刘密切关注动向，他担心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小区。
2000年秋天，当有消息传来，遂安伯及附近胡同区被纳入下一阶段大规模拆迁重建计划时，刘更担心了。十月底一个寒冷的晚上，刘正在家看电视，突然听见胡同里一阵骚动，他出去看个究竟。邻居们拥在胡同口，围着刚贴出来的几张告示。刘挤进人群里，读着告示，上书：“致居民拆迁安置书”，正文写道：
“北京市人民政府东城区金宝街城市改建指挥部，暨北京市规划局第0157-2000文件批准，执行拆迁和安置金宝街及其街两侧开发项目，此项目是重要的市政工程，是缓解王府井商业区紧张交通和提升城市建设水平的关键，将对东城区经济繁荣和大力支持北京申办奥运起到积极作用。”
刘开始有些疑惑，这周围没有一条金宝街。但看着看着，他明白市政府批准新建一条穿过胡同区的全新大道，从王府井商业区延伸大约八百米至城市中心商业区。这封信列出了二百多户，包括遂安伯胡同的每一户，需要为新项目拆迁。时间从第二天开始，将历时一个月。
刘和邻居们站在街上，又惊又气。一些居民在胡同生活了一辈子，现在他们必须在几个星期内搬离。信中提到居民房屋每平方米可获得6400元补助，如果搬迁快速，还将获得一次性4000元奖励。对于公房住户和像刘这样的房主，没有任何区别对待。对于房主，没有房产评估和购买意向。居民们站在胡同里抱怨着，直至深夜两点。一些人愤怒地撕下了告示，一些人发誓要抗争。
刘了解妻妹搬迁时发生的一切，所以，他决定捍卫他的财产。他拥有这处房产，如果开发商要推倒它，必须付出合理的价格。他认为，告示中的赔偿方案与实际价值相差太远。北京市中心的房子，每平方米售价超过两万元，而商业楼盘售价更高。刘的房子占地七十平方米，如果开发商建高层，使用面积将约为七十乘以总楼层数。因此，刘决定不理会告示的内容，静观其变。几个星期后，房地产公司的人终于联系了刘，刘告之他拒绝告示中的补偿方案。他们问刘有何要求，刘说他希望对方能认识到房产是属于自己的。在他们认识到这个简单的事实之前，自己将拒绝讨论价格。房地产公司的人并不回应，谈话只持续了几分钟。
几个星期后，房地产公司的人带来了新的补偿方案。他们说开发商愿意将刘一家作为特例，给予额外的拆迁安置费——大约每个家庭成员六万元，总数三十万元。但房地产公司并不认可刘的房产所有权，刘当即拒绝了这个方案。这是一大笔钱，但只刚好在市郊买一处公寓，而且，这笔钱离刘土地的市值差得太远。刘告诉公司的人，无论如何，这不是钱的问题，是关于是否尊重他的权益，关于正确的程序。他希望他们理解，他不会屈服。这是他的房子，如果他们想要，必须请人做一个独立的评估，付出实际的价格。谈话又一次不欢而散。
时间一天天过去，刘变成遂安伯胡同最顽固的一户。他哥哥希望他妥协，但刘拒绝了。同时，邻居们一个又一个与开发商达成了协议，拿了安置费，搬出去。他们认为，这是明智的做法，既然政府已经批准了开发商的计划并将此定为“重大市政工程”，那居民们是否拥有房产或住在这里多久都不是问题。如果开发商拥有政府的支持，它将所向披靡。你可以怨恨，可以诅咒，但到最后，你不得不搬。邻居们逐渐认识到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力将安置费用最大化。然而，刘采用了另一种方法。他不断坚持让开发商承认他的房产所有权。如果一旦获得承认，将增大他的谈判筹码和可能的法律诉讼的胜算——开发商都不希望碰到法律诉讼。这方法看起来愚蠢而轻率，到后来，我问他当时为何如此坚持，刘并不能解释当初的动机。“不是钱的事儿”，他告诉我，“这是原则问题。”
十二月初，开发商与街上所有人达成了协议，除了刘。因此，房地产公司向政府申请了驱逐令，政府批准了。在驱逐令生效之前的几天，刘被叫到设在附近院子的开发商临时办公室开会。两个东城区房管局的官员坐在桌子一边，让刘在他们面前坐下。谈话时间挺长。房管局的人告诉刘，必须搬。他们说，金宝街项目有国家的支持，如果刘反抗，必输无疑。他应该交出房契，接受开发商提出的三十万元额外赔偿方案，否则，房子将被强制拆迁，刘一文也得不到。刘试图与他们争辩，但没有任何用处。官员们警告刘，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刘不愿屈服，离开了。
在刘离开办公室后，他哥哥进去了，希望能拿到安置费用，搬出去，但开发商拒绝支付。像胡同里的其他人一样，他哥哥只算房客。开发商说，直到刘上交了房契，他们才愿意付他哥哥的安置费。这是离间家庭成员的一招，开发商经常用来对付钉子户，而且，确实有效。那天晚上，刘在胡同里散步，他哥哥和另外几个人袭击了他。刘大声呼救，一个警察出现了。警察并没有制止打斗，相反，在别人打刘的时候控制住刘。刘奋力挣脱出来，但，被打掉了一颗牙。袭击发生后，刘不敢待在家里，只好住到岳母那儿。他两个大些的儿子还住在家里，但他们告诉刘，刘的哥哥雇了一群工人把院南侧的房子拆了，而且，刘的哥哥一直在找刘，他雇了一群地痞，扬言要再次修理刘，并迫使其交出房契。刘与哥哥的关系紧张多年，但他从没想到会落到这地步。
拆迁的那天早晨，刘站在街上，谨慎地扫视着人群。他哥哥太了解他，知道他会回来看拆迁，作为了断。刘知道他哥哥就在附近，但刘并不想找麻烦。站在人群前面的是他妻子，儿子们和妻妹。一个官员走上前，说了些什么，并与他妻子握了握手。刘意识到这个官员正式要求他们离开房子，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
一群工人走过他的家人，进了他家，开始往停在外面的卡车里搬他家的东西。有两个人在拍摄这一过程，而警察们陪着他的家人离开了房子。家具搬完后，有人爬上推土机，点着引擎。在一片隆隆声中，推土机向前，推倒一堵墙，又一堵，不久，只剩下一堆瓦砾。一切发生的比刘想象中的要快得多。当人群散去，刘站在那里，望着那一团尘土，那，曾经是他的家。他感到愤怒，沮丧，无助，却哑口无言。
刘知道这个承建金宝街项目的房地产公司的名字，但直到后来——当他住在市郊的贫民区之后，当在他家的原址上宣布兴建一座豪华饭店之后，当他提交的法律诉讼毫无着落之后——他了解到是谁在经营这家房地产公司。她的名字叫陈丽华，她是中国最富有的女人。
二．
当金宝街工程破土动工之时，陈丽华已经是北京城一个传奇人物。她体格粗壮，带一副宽边眼镜，头发烫得很糟糕，看起来像是位刚中了奖的乡下阿姨。市民们偶尔提起她，就两个字，“富婆”。她五十九岁，主管着一个巨大的房地产集团，在政府的咨询或顾问机构拥有显赫的头衔。她住在城市东边的一座十层的公馆内，公馆前面，正是她所建的一座博物馆。她是入选2001年福布斯中国财富排行榜两名女性中的一位，排行榜中名列第六，总资产超过5.5亿美元。政府媒体肉麻地吹捧她的白手起家和慈善事迹，公众们茶余饭后谈论她与小她十岁的电视明星迟重瑞先生的婚姻。也许是为了打消关于迟先生娶陈女士只是为了钱的流言，她的公关人员加班加点地在媒体上宣传这对贤伉俪的缠绵悱恻的罗曼史。几乎每次我在交谈中提起陈丽华，人们总是先谈她的婚姻，再讨论她的财富。但是，真正引起我兴趣的，是她的财富，以及她是怎样获得的。
西方有一种假定，中国的不断增长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将成为民主改革的一股力量。这些商界人士，如同全世界的商界人士一样，更喜欢自由贸易的政治环境，而民主制度比专制制度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具体说来，他们喜欢法律的可预知性，不喜欢党政官员的独断专行；他们喜欢能够履行合同，解决纠纷，保护私有财产的公正的法庭；他们对政府控制银行心存不满，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影响经济政策，而政府官员却在市场中如鱼得水。一部分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符合这一描述。比如，2003年，著名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在发表了一些批评当地政府的言论后，以“非法融资罪”被投入监狱五个月。但是，这种依靠资产阶级领导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想法，极大地可能只是痴人说梦。中国新兴的商业精英是想法各异的一群人，他们中的一小部分渴望政治改革，但更大的一部分支持和依靠专制制度，坚信一党制，并通过一党制取得商业上的成功。陈丽华属于后面一部分，她的故事告诉我们，那些最有钱的人——因此也拥有最大能量去维持现状或者推进变革的人——却是最有可能与中共一条心的人。
陈丽华攀登财富之巅的过程是资本主义通常在中国如何运行的一个夸张的例证。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政治动荡之后，如陈一般的雄心勃勃的一群人将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看作千载难逢的致富的机遇。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随着旧的计划经济的瓦解，不断地有新的市场在放开，这些创业者意识到致富的诀窍在于先抢占这些市场——通过获得执照和经营许可证，或者一些低价购买商品的特权，来收购行将破产的国有企业的资产，或在黄金地段开发房地产。最成功的商界人士，他们中很多都是前任或现任政府官员的子女，知道最佳的确保优势的方法就是赢得政府官僚机构的青睐。像陈这样的强盗大亨所做的并不是完全非法的。在制度不断变化的时候，他们钻了制度的空子，人们称这叫做“原罪”。当政治的风向标改变，他们在党内的保护伞失去权力的时候，这些新兴的富豪中的一部分被以腐败相关的罪名起诉，投入监狱。但如陈一般的另一些富豪，成功地免受政治波动的影响，笑傲江湖。
陈丽华的故事在政府媒体上宣讲过多次，但真实的版本，由于诸多粉饰和省略，变得象谜一样。她经常自称满清贵族后裔，甚至是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远亲，在颐和园附近长大。但是，这样的描述总让人感觉不太靠谱。陈说，文革期间，为了避免迫害，她家里销毁了能证明血统的材料，使得确认她的贵族身份变得不可能。就算这是真的，陈的童年和早年生活仍然是一个谜。清王朝1911年被推翻，三十年后陈才出生，关于陈的公开资料，没有任何陈的父母在王朝覆灭后的所作所为，以及中共掌权之后，他们如何生存的描述。当我初次与陈会面并且提出这一疑问时，她又一次强调她的父亲是满清贵族，但我往深里追问的时候，陈只说她父亲从事“普通”工作，并拒绝详细说明。
毫无疑问，文革期间，因为家庭出身不好，陈苦苦支撑，受了些罪。她那时二十多岁，做着裁缝的工作，是位年轻的母亲，丈夫是位公职人员。一位陈当年的邻居告诉我，那时红卫兵拉陈去游街，脖子上挂了块牌子，中伤她是道德败坏的女人，这是政治运动中针对女性被批斗者的常见指控。这一切都没有出现在陈的官方资料中。相反，当陈谈到文革时期，她通常会回忆起关于她家的古董家具的一段故事。她说，红卫兵抢夺和损毁了多数家具，但她却抢救了一件大而精致的紫檀木的衣柜。她把衣柜拆开，埋在乡下的猪圈附近。十年后，文革后期，她回来找到猪圈，挖出衣柜重新组装。令她惊奇的是，衣柜完好无损。据此说来，从那时起，陈就对檀木产生了热情，并以檀木作为事业的起点，开了一家修复古董家具的工场。
关于陈如何攫取第一桶金，官方资料对此语焉不详。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陈号称几次前往东南亚找寻稀有而濒临绝迹的紫檀木。在一些媒体报道中，陈将自己定位为虚张声势版的女印第安娜.琼斯，在丛林中骑驴穿行，击败过毒蛇，侥幸躲过毒蜂的致命攻击。然而，在这些报道中，有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好像陈在尝试不同版本的人生经历以确定最喜欢哪一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陈成功地移民并定居香港。官方记录只含糊地提到陈在香港从事“国际贸易”并通过投资房地产赚了钱，没有任何细节的说明，然后，官方纪录飞快地跳至1988年，当陈重返北京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富有的女人。在这之前，她与第一任丈夫离了婚。1990年，陈嫁给了电视明星迟先生。
然而，在这些含糊不清的官方纪录背后，陈的发家史是女强人式的发家史，她很早就意识到，在中国的经济转型期，最快速的致富方式——与政府官员拉上关系。根据不少那时就认识陈的人的描述，文革结束后不久，陈与一位当官的邻居交上了朋友，在政府派遣这位邻居去香港工作期间，陈照顾了他的女儿。陈用这第一层关系移民去了香港，随后，她不断将自己的关系网向北京市政府的中高层蔓延。陈如何使自己与体制内的方方面面保持融洽关系，这是她成功途中的谜团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陈已经拥有足够的关系，足以建立一条前往北京市南边一家国有家具厂的通途，这家具厂有满满一仓库文革时期红卫兵搜刮来的古董家具。根据家具厂员工的描述，陈定期来厂，以极低的价格购买古董。这些都是明清时期的值钱的家具，其中很多，由于是文物，国家禁止其出口。但是，厂里的工人们说，陈利用其关系网将很多购买的家具出口至香港。工人们还说，在她来访的时候，对于仓库的员工，陈总是大方地发送礼物，她还曾经送给厂长一辆苏联产的小汽车。几年后，厂长因为腐败进了监狱，而陈没有受到任何处罚。调查人员告诉工人们，陈拥有来自上层的保护。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陈转向了房地产，但是，她的开山项目不是居民小区，不是办公楼，也不是商场。相反，她建了一所私人俱乐部——在北京算是第一家——以此来吸引首都政界和商界的精英。这座十层楼的会所，造价四千六百万美元，拥有顶级饭店，紫檀家具装饰的豪华休息厅，网球和壁球场地，游泳池，甚至还有保龄球馆。自1995年开业以来，很快就成为城市新富与权贵聚会的首选场所。陈的长安俱乐部离天安门广场和紫禁城都不远，就坐落在横穿北京市中心的长安大街。那时，政府仍然严格控制着房地产业，只有关系最深厚的私人开发商才有资格在如此黄金地段建楼。当我就这个项目问陈的时候，陈告诉我，为了项目的审批，她花了六年时间游说政府官员，并暗示她与市政府领导交情非浅。她回忆道，一天晚上，由于担心项目，她夜不能寐，深夜两点步行到现场，拾起根铁锹，自己就开始破土动工。“那天晚上很冷，有大风，”她说，“有人报告了副市长张百发，他赶到现场。当他看见我在挖地，挺担心的。他让我把锹给他，进屋里去。他挺感动，告诉我他会搞定批文。”
长安俱乐部是一项极精明的投资。陈回忆道，甚至在建成以前，她就认为其潜力就像一处“金矿”。在毛泽东去世大约二十年后，私营产业如雨后春笋，新兴的商人阶层显示出实用主义的追逐利益的特性，他们认识到接近政府官员的重要性，并舍得花钱与之建立联系。对他们来说，长安俱乐部提供了绝佳的平台，使他们可以向官员们示好，建立联系，达成协议。因此，商人们时常来这里坐坐。俱乐部给陈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但是，陈更看重的是作为俱乐部老板带来的无形资产。俱乐部给她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一个认识所有来客的借口，一个了解所有谈判和协议的机会，一个向包括最高层领导在内的政府官员大献殷勤的平台。她，比任何一个前裁缝都更靠近权力的中心。张副市长也许帮助她修建这所俱乐部，但是，陈很快就与政治局委员们建立了联系，比如，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甚至，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与她也有交情。李瑞环曾被人拍摄到在长安俱乐部与新加坡总理同打网球。
陈将其公司，富华集团的总部，设置在长安俱乐部的顶楼。陈是董事会主席，她的儿子是首席执行官，她的女儿是董事会成员。1999年，公司开发第一处居民社区，豪华的北京丽苑公寓。北京分为十六个区，每个区都有政府。陈的俱乐部和居民社区都建在东城区，这个区位于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东侧，人口超过五十万。陈精心培养与东城区政府官员的关系。一些官员甚至退休后加入陈的公司。对于陈的成功来说，与基层政府的联系十分重要，并不亚于与政府高层领导的联系。基层政府的支持对于陈的雄心勃勃的开发项目至关重要，比如，金宝街工程，同样横穿东城区。遇到问题，陈不能拿起电话，直接就拨给一位政治局委员，然而，她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做。只要基层的政府官员知道她在高层有靠山，她通常就能无往不利。
偶尔，陈的大胆开发也会遇到阻碍。2004年，当陈的公司在东城区为新项目清理另一片老城区时，一个市政部门拒绝签发土地转让权。居民们抱怨对自己的小区的拆迁，这一事件成了国外媒体的头条。政府机构中有人明智地决定暂缓这一项目，哪怕只是暂时。陈决定给有交情的李瑞环写信，李瑞环曾做过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曾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之一。一年后，我看到了这封信的复印件。这是一封手写在白纸上的信，陈在纸的上端写下了公司的名称。行文比较正式，开头感谢这么多年来李瑞环对公司的大力支持，接着，陈用职业的口吻陈述了目前的困境。她强调，她遵照了所有的程序，符合土地审批转让的所有条件，并且，她表达了对于延期转让土地的困惑：
“李主席，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实在不能理解。经过几年的规划，我们已经在利山大厦项目上投入了亿万元的资金，仅在赔偿安置费用上，就投入了六千万元。所有的前期手续都已经完成。我们获得了各部委的批准，项目也早已宣布合法。为什么不能根据规定将土地转让给我们？这一切都令人费解。附上之前的审批手续的文件，请您过目。我们的情况万分紧急。我们衷心希望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关心一下我们的情况，并指示北京相关部门协助我们解决。”
这封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在陈发出信的当天，李瑞环将信转发给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的继承人，并附上批语：“贾庆林同志，请审查并协调。”三个星期后，贾将这封信转发给北京市长，并附上另一条指示，“岐山同志，请调查研究。”第二天，王岐山市长，加了一条批语，“志华，请研究并解决。”副市长，刘志华——三年后，他因为与奥运相关的腐败事件被逮捕——随后将信转发给一位下属，“家声同志，请研究并解决。”在陈发出信的一个多月后，土地转让被批准，又一个大型城市重建项目破土动工，同时，陈将变成更富有的女人。
三．
北京城曾经是城市规划史上的奇迹。北京位于华北平原的北端，在大约九百年前的金朝，首次作为首都。十三世纪，蒙古侵略者将北京城夷为平地，随后，忽必烈重建了城市并在此定都，与众不同的胡同就在那时出现。明朝时，北京城已经初具现代城市的规模，高大的城墙围起了方圆六十五平方公里的土地，内中有街道、湖泊、公园和寺庙。那时，北京也许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城市的中心，是皇宫，也就是紫禁城。城里的路几乎是呈网状结构对称分布的，贵族和精英们住在最靠近皇宫的地方，工匠和艺术家们住得远些，而多数老百姓被搁在城外，这一分布暗示着权力和地位都是以皇宫为中心向外辐射。雄伟的设计定义了城市的结构，而胡同定义了老北京的生活。平静的小巷，不到四米宽，两边是住宅的院墙，典型的传统社区。胡同见证了明朝、清朝和短命的民国政府的兴亡，见证了数百年的沧桑。
当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一个城市规划的新时期开始了。苏联建议中国政府彻底抛弃北京的封建过去，将城市改建成拥有宽阔大道和巨大的国有工厂的现代
化工业城市。一些知识分子反对这一建议，力劝党和政府保护城墙和城内社区，但是，对于毛泽东来说，帝王统治下的建筑奇迹并没有多大用处。上世纪五十年代城
墙被推倒，上世纪六十年代，大多数城市的主要城门被毁坏。上百座寺庙被关闭，被摧毁，或被改建成办公楼和工厂。紫禁城南面的广场被扩建成天安门广场。它是
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广场，广场两侧庄严地耸立着雄伟的社会主义风格建筑，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毛泽东将中共中央迁进了附近的中南海，而政府办公机构
占用了很多曾经的精英阶层的住宅。随后的几十年，工厂不断新建，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总人口迅速膨胀，然而，由于毛泽东的抑制生产的经济计划并没有向房
屋建设倾斜，严重的过渡拥挤现象发生了。情况持续恶化，原先一家一户的四合院分配给了多达十二户人家。即使如此，大多数情况下，胡同区仍然保留着。
直到毛泽东逝世以后，老北京的社区才被毁坏，取而代之的是如今的拥挤着混凝土、钢筋和玻璃的杂乱无序的社区。改革开放激起了拆迁和建设的狂热，然而，真正
使城市转化成为可能的原因是政府关于剥夺房产所有者土地所有权的决定。1982年，政府第一次宣布其拥有所有的城市土地，但很快又宣布让人民保有土地使用
权。这一区别给真正的房地产市场打开了门，由于北京及其他城市长期的住房紧张，土地的价值猛增。开发商们察觉到了致富的良机。如果他们能够说服政府机构以
大大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土地使用权，他们将一夜暴富。
大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的官员会选择与开发商合作。有时是因为大笔的贿赂；有时是因为开发商承诺要修建公路，或政府办公大楼，或政府公务人员的公寓；有
时，仅仅是因为出于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的需要。然而，政府机构与开发商合作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希望将驱赶和搬迁多个社区的困难工作承包下去。在北京，政府拥
有城市中心的大约三分之二的土地使用权，而私有房屋所有者拥有剩下的土地。任何一项大型工程都包括两项艰巨的任务——其一，支付给被驱逐的公房居住者补偿
费用，尽管社会主义承诺为居民提供合理价格的住房；其二，私有房屋所有者的土地权收购。通过邀请开发商的加入，地方政府将难题转交给了他们。
在房地产业蓬勃发展的早期，一位圈内人士告诉我，开发商只需要支付最终工程价值的百分之十，即可从政府手中购买北京中心区域的土地使用权。最大笔的工程支出不是建筑造价，而是居民的拆迁安置费用。自然而然地，开发商希望尽可能少的支付居民安置费用，从而获得更大利润。私有房屋所有者最令开发商头疼，因为他们可以要求以市场价格出售甚至拒绝出售。实际上，尽管当地政府经常批准项目和出售土地使用权给开发商，无需经历收购或抢夺私有房主土地使用权的麻烦，但是，官员们会与开发商密谋，对房主们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土地。开发商们通常会雇佣当地的恶棍前去恐吓居民，而警察们却视而不见；当地机构有时对钉子户们停水、停电、停气。如果必要的话，政府部门会代表开发商出面，发布缺乏法律依据的强制拆迁令。1991年至2003年期间，在北京，有超过五十万的家庭被强制搬迁。一位中国的学者估计，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的私有房房主在土地上损失最少45亿美元，而北京的公房居住者的安置费用比政府规定的费用少支付了超过70亿美元。同时，如果市政府以公开拍卖的方式出售土地，而不是与开发商达成私下达成交易，那政府将增加最少55亿美元的财政收入。尽管如此，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发商和北京政府诈取了公众超过170亿美元——这一数字几乎等同于1995年整个北京市的经济产量。
房地产公司与政府官员无耻勾结进而掠夺房主私有财产的行为并不是没有遇到挑战。数以万计的居民对北京市政府和开发商提出诉讼，针对拆迁驱逐的街头抗议活动此起彼伏。但是，政府指示法庭撤销诉讼，使用警力限制和打压示威游行。有些时候，房产冲突导致致命后果。2006年二月，一位市民不愿自己的房子因为兴建居民小区而被强行拆除，拒绝搬迁，而开发商雇用的五名保安将其殴打致死。同一个月，北京西面的一片胡同区行将被拆，一群恶棍袭击了一座四合院的房主们，打死了一位老太太。
针对大规模拆迁的抗议活动几乎发生在中国每个主要城市。在西安，一群修女试图阻止开发商夺取一片教堂的土地，结果惨遭殴打。在南京，一名绝望的房主在开发商的小区拆迁办公室内用汽油自焚。城市风光越令人惊叹，越有可能的，是这风光建立在开发商和政府官员对于普通居民的权利的践踏上。这是隐藏在中国的巨变的大城市中簇新的办公楼群和居民小区后面的肮脏秘密。北京的驱逐和拆迁为全国定下了基调，但最为恶劣的违法行为发生在上海，在这里，政府领导和开发商们建立了新的城市空中轮廓线，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标志性图景。上海喜欢将其展现为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但实际上，上海市政府官员中的专制倾向比中国其它城市更严重。新闻被更为严厉的监控，安全机构也更具威胁。为了城市重建，超过一百万的家庭被强行驱逐，当大批群众极力反抗的时候，城市官员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粉碎了他们的示威运动。市民们在没有任何罪名的情况下被投入监狱或者送入精神病医院。代表居民利益的律师，郑恩宠，2003年由于将斗争的信息与纽约的人权组织分享，而被判处入狱三年。同时，权力机构为了缓解公众的愤怒，逮捕了城市最知名的开发商，周正毅——他在福布斯中国财富排行榜上排名第十一。2006年，周的保护伞，权倾一时的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也在权力争斗中被清除。
金宝街工程是北京和其它城市房地产开发中的典型案例。1998年，陈丽华的公司低价从政府手中获得土地使用权，每平方米2000元。作为对低价的回报，陈同意修建一条新路和一栋东城区的政府大楼，并同意支付四千至五千户居民的拆迁安置费用，这些家庭中的三分之一是私有房房主。总的来说，陈为这个项目抵押贷款，投资了7.5亿美元，用以拆迁老北京城中的五十五英亩土地，并且修建办公楼群、商场、两家酒店、一座豪华居民社区、学校和一些市政设施。这是陈所从事过的最大型最雄心勃勃的工程。这也是一项几乎毫无风险的买卖。她的初始支出很少，因为，一旦她获得了土地使用权，她就可以用其作为担保，获得大笔的国有银行贷款。后来，陈说服地方政府允许她增加计划中新建的一部分楼群的高度，将工程完工后的总使用面积翻倍——她的潜在的利润也同时翻倍。
2002年末，也是陈的公司开始新建金宝街两年之后，这条崭新的大道正式开通。街两边的建筑计划在2008年奥运之前完工。陈的公司仍然在吹嘘他们是多么顺利多么迅速地将居民们驱赶出旧社区并推倒其家园。“我们花了28天就拆迁了2100户，”王寿元——前政府官员，陈聘请其担任项目总经理——告诉我，“这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完成了街两侧的拆迁和安置工作，在北京城引起了轰动。完全没有投诉和负面反馈。”
我问王，公司是如何说服如此多的居民迅速地搬迁。“拆迁迅速，取决于实力和力量，”他回答道，“实力意味着拥有足够的资金，力量意味着获得政府的支持。这就是关键。”
四．
当然，王寿元所说的金宝街工程没有任何负面反馈，实属夸大了事实。刘实如就是拆迁小区中试图反抗的居民之一。很多被拆迁居民无奈地接受了拆迁安置，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可能斗过富有而神通广大的陈丽华。最著名的项目反对者名叫华新民，她是北京一位众所周知的文化保护者。她的祖父华南圭，建国初期曾担任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工程师；她的父亲华揽洪，建国后曾担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也是曾向毛泽东进言保护北京老城区的诸位学者中的一位。文革期间，华一家逃到了法国，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华新民回到了北京，继续她父亲的事业，极力阻止开发商推倒古老的四合院和其它一些建筑古迹。这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在抗争中，华输得多，赢得少。然而，她对金宝街项目的反对，更加具有个人化色彩：华就是在这些被拆迁的胡同区中的一所房子中长大。
关于保护北京文化古迹的重要性，华新民已经明确表达过多次。然而，当她决定捍卫自己家园的时候，她采取了另一种策略：她投诉开发商侵犯了私有房房主的财产权。这是一项有力而政治敏感的指控。这一指控威胁到了中国城市改造商业模型的基础，暴露了政府许诺保护私有财产权的虚伪性，尽管这一权利2004年已经写入宪法。同时，华的争辩巧妙地挑战了党和政府的一贯说辞：为了社会的发展，个人牺牲是难免的。华指出，普通百姓为城市改造项目做出牺牲的同时，有权有势的人——如陈丽华一般——占尽了所有的好处。
多年以来，华新民与诸多政府媒体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一家杂志曾提名她为全国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但是，记者们写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报道是一回事，去质疑政府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承诺是另一回事。尽管华百般努力，没有政府媒体愿意挑战陈丽华和金宝街工程。另一方面，陈丽华却从不担心找不到记者来写一些溜须拍马的文章。陈以对记者出手大方著称，送钱送礼物，而通常，这些钱花得很值。报纸上充斥着金宝街是如何缓解交通和刺激经济增长的报道。对于老胡同区的拆迁工作，只有那些对其家园被拆迁持积极态度的居民的话被引用：“党和国家努力提高普通老百姓的居住条件，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一位被采访者如是说。同时，陈丽华被包装成有爱国心的，母亲般的形象：她对被拆迁居民慷慨补助，使他们能够搬出“破旧的”小区，住进现代化的新公寓。一篇文章写道，当陈丽华巡视拆迁区域时，居民们打出横幅感谢陈，并表达对“奥运和首都改造”的“狂热”的支持。
偶尔，编辑会不经意地发表一些针对这位富婆的文章。2005年1月，上海一家商报发表了一篇尖锐的文章，质疑陈为何能抵押居民们仍然拥有的土地来获得贷款。几天之内，这家报纸的总编辑就飞到北京，当面向陈道歉。随后，报纸发表声明收回原先的文章，并刊登一篇对金宝街项目大唱赞歌的文章。其它的发表类似质疑文章的报刊杂志也被迫发表回收声明。就连香港的报纸也没能逃出陈的掌控。几家报纸的记者，包括英文报纸《华南晨报》的记者，告诉我，他们的编辑要他们停止报道金宝街的故事。不久之后，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明报》驻北京记者写了一篇关于华新民反对金宝街项目的报道，随后，这位记者在一家饭店被三个人搭讪。三人分别是，陈的拆迁公司的经理、陈的律师和一位政府官员。记者告诉我，那时候已经是晚上，但这三人坚持要他去见陈富婆。当记者拒绝的时候，拆迁经理——记者形容他像个恶棍——威胁道，如果记者不在两天之内消除文章的影响，他就要“采取其它方式解决”。第二天，这位记者为了安全，撤回到香港。《明报》拒绝了陈丽华的收回文章的要求。当陈威胁说要告上法庭，报纸开始准备针对陈的更多的文章。记者告诉我，就在这些文章付诸印刷之前，陈成功地与报纸的编辑达成了和解——条件是，只要安排电影明星成龙为陈丽华说几句好话。
有些时候，对于保护自身权益，陈丽华展现出不同寻常的预见性。2002年，在北京市民对于大规模拆迁驱逐民愤不断扩大的时候，一些报纸开始刊登律师高志晟所写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都是反对拆迁并认为这一行为侵犯了私有房房主的财产权。后来，高成为全国最著名而敢言的维权活动家之一，是政府认为必须投入监狱的人。然而那时，高只是首都的新移民，几乎无人知晓。但是，陈丽华看出了高作为麻烦制造者的潜质，她决定做些什么。
在高志晟被释放后，他告诉了我他与陈丽华的一些过往的遭遇。这件事就像曝光幕后花絮一样，帮助人们了解到政府是如何成功地平息反对意见，并且帮助人们认识到政府与通过其政策获利的陈富婆的关系，以及陈的个人风格和手腕。高回忆道，上世纪九十年代，当他正在北京开展律师业务之时，一位记者把高介绍给一位女士。这位女士正在寻找律师代表一位商人打一场腐败案件的官司。这位女士在统战部门工作，这个部门的任务就是团结党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统一战线。随着时间的推移，高逐渐了解这位女士，并把她当成朋友。2002年的一个下午，在高开始写抗议大规模拆迁驱逐的文章的时候，这位女士打电话给高，并表示要把高介绍给一位潜在的客户。虽然高已经下定决心不代表房地产开发商，但直到他意识到是被带去见陈丽华的时候，想拒绝已经太晚了。
陈的公馆坐落在北京郊区的一片安静的地方，离邓小平的一个儿子的家不远。陈的家看起来不象住宅，更象一栋巨大的政府办公楼。房子外面围墙围起了个院子，院子前面就在她建的展示其收藏的紫檀博物馆。当高和他的朋友到达的时候，他们被领到了二楼一间会议室，高被安排坐在富婆旁边的一张雕花椅子上。陈热情地欢迎了高，他们先寒暄了一小段，谈了谈高的背景和工作情况。然后，陈告诉高，她是房地产开发商协会的一员，协会已经注意到高的文章。陈继续道，没人害怕高，但由于统战部是大家共同的朋友，她想给高一些建议。陈希望高能把她看作一位大姐，因为她在北京的阅历比高多得多。“你不知道这水有多深，”她说，“在房地产行业，每个人背后都有政坛保护伞的支持。你不可能伤害到他们。唯一的结果是，他们将会伤害你。”
陈问高，为何将家从新疆西部搬到了北京。“不是为了谋生和挣钱吗？”陈说，然后她快速地承诺道：“我们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在谈话的最后，陈展示了送给高的一件高档礼物——一件陈放书法和绘画的精致雕花紫檀盒子。陈吹嘘说这件盒子比她送给政治局常委的相似盒子还要值钱。高接受了礼物，但陈不让高自己搬回家，而是命令手下将盒子装上她的奔驰车，送到高的府上，按照高的要求摆放在家。随后，陈送高离去，在下楼的电梯里，陈又一次提醒高，她和她商界的朋友们会照顾好高。“听我说，”陈小声道，“我甚至可以给你房地产。”然后，当陈送高出门的时候，陈抓住了最后的机会又奉承一下，说她通常并不走下楼送别访客。陈说，她对高的送别，就好像送别来访的江泽民总书记和朱镕基总理。通常她对其他的政治局委员都不会这样。
对高来说，陈丽华的示好是相当意外的，因为高从来没有在文章中提到金宝街项目或者陈的其它项目。高不断写文章，在报纸拒绝刊登后，他又将文章贴到了互联网上。不久以后，高的统战部的朋友又一次打来电话，坚持带高再来见陈。这一次，陈提出聘请高担任公司的法律咨询顾问，年薪三十万元。这是很大数目的一笔钱，几乎是高目前年收入的一半。陈补充说，如果高嫌少，报酬还可以商量。当高拒绝的时候，陈表现出了惊讶，告诉高，很多律师事务所都抢着要被自己雇佣。随后，陈把自己的儿子叫进房间，告诉儿子所有他聘请的律师都“狗屁不如”，而高是“一名真正的律师”，陈强调，而且从现在开始，高将成为公司的首席法律顾问。高又一次拒绝了，但陈告诉高不要急着决定。她会与高保持联系，而且，她将付给高每小时五千元的服务酬劳。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陈将高招至家中两次以上，每次陈都付以高薪酬劳。陈不断地劝说高改变主意，告诉高，大姐关心他，如果不听大姐的劝告，会吃苦头。高接受了陈的钱——后来，高不好意思地告诉我，毕竟陈占用了他的咨询时间——但高仍旧继续写批判文章。
高最后一次见陈丽华，也是第一次高主动要求去见的。华新民，自己家园的保护者，找到高寻求帮助。高同意把华介绍给陈。这次会面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华请求陈不要推倒自己父亲的房子，陈礼貌地倾听但不做任何承诺。后来，统战部的朋友告诉高，陈觉得高带华新民来见面是对自己的一种冒犯。从此，高再也没有陈丽华的任何消息。
五．
陈丽华与我会面过两次。这两次，她都送给了我礼物。在我采访她之后，她让我关掉录音机，然后，挥手示意她的秘书——站在我们边上的一位年轻而干练的男士——过来。秘书急忙拎着大包小包的礼物走上前。第一次，陈送给我一件丝绸唐装和一件羊绒长大衣，而且，她坚持要我在离开前试试尺寸。从未撕掉的标签牌来看，大衣价格将近五百美元。第二次，陈又给了我一件丝绸唐装，并让秘书在唐装的口袋里放上一千元港币。这两次我都极力拒绝，并告诉陈，收受礼物违反了《华盛顿邮报》的规定。但是富婆丝毫不为所动。她说，世界各地的记者都采访过她，并接受了她的礼物，如果我拒绝，她将认为这是对她个人的一种冒犯。这两次，我们都为此推来阻去好一会儿。当我最终妥协并表示我会把这些礼物捐献给慈善机构时，陈富婆就会因达到了目的而看似非常满意。
我们是在她的公馆二楼的会议室见面的，很可能就是陈向高志晟律师示好的同一间房间。房间门外的过道边悬挂着陈与当时的政治局九大常委握手的照片，以及陈和过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国外名流的合影，其中包括美国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就我亲眼所见，比起在电视上的形象，陈可以说是走下神坛，更加贴近生活。陈是一位高大的女人，散发出一种母亲般的光彩。她明显对于访客的到来非常高兴，但同时，由于有限的学历和低微的出身，她又表现出了一些不安全感。她经常试图使用成语连成紧凑句子，来表达她的想法，显示她的学识，但问题是，她的成语用的完全不是地方，也使得的她的话支离破碎。她用了大段的时间谈论紫檀——紫檀的美丽，紫檀的历史，紫檀的稀少——有一次，她甚至要我捏捏她的胳膊，来显示紫檀的健康功效。“我已经六十多岁了，你看得出来吗？”她问道。我礼貌性地回答看不出来。“我患糖尿病已经十七年了，你看得出来吗？”她继续道，“看不出来吧。所以说，紫檀对于治疗我的糖尿病作用极大。”
陈非常高兴地重复了她在文革期间抢救古董衣柜的故事，随后，她热切地谈论了在缅甸的丛山峻岭间她与一群杀人峰的遭遇。但是，当我询问她是如何致富的，陈总是顾左右而言它，或者老生常谈。“都是辛勤劳动的结果。”她告诉我，“一些记者问我钱从哪里来。他们都想问这个问题，今天你也问了。我会给出同样的答案。我钱挣得合理，花得也适当。换句话说，我的劳动所得，我想怎么花都行。我对在中国投资非常有信心，也证明我的钱也都是合法所得。有些事情是很私人的，我不想谈太多。”我试图理解陈的逻辑，但我的汉语水平却使我无法理解陈的回答。然而，陪同我采访的一位中国同事事后证实，陈是在胡言乱语。
后来，我采取了更加直接的一种方式。我问陈是否拥有某种特殊的门路，可以购买北京南边家具工厂仓库里的古董家具，而这些家具都是文革时期红卫兵掠夺来的。陈大笑着说，她只从仓库里购买了少量不值钱的家具。然后，她补充道，她从未卖过任何一件自己收集或者修复的古董家具。这是非常令人费解的陈述，因为陈已经告诉我，在投身房地产业以前，她是做古董家具生意的。如果她什么家具都不卖，那她靠什么谋生呢？“我有储蓄，我也有我的商业机密,”她回答道，“我不想再谈这个了。”
陈承认在中国做生意，关系网至关重要，但是，她否认与政府领导们有任何特殊的联系。“关系确实非常重要，但与你想象的不同，”她说，“不像人们通常说得那样，关系可以盖过法律，可以胜过一切。就我的经历来说，并不是那样。”相反，陈说，她与政府官员的关系是光明正大的，是建立在诚实和信任的基础上的。“你需要良好的信誉才能建立关系网，”她说，“你按照规定和政策办事。他们怎么说，你就怎么做，然后，他们才会信任你。”一旦他们信任你，陈继续说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滥用这种信任。“一些关系培养了数十年的朋友，我可能从没有让他们帮过忙，”陈说，“领导人是属于国家和人民的。你可以尊敬他们，但你不能向他们提要求。如果你向他们讨好处，完全依靠他们，好像靠在靠背椅上，这就会产生问题……领导们就会与你保持距离。”
当我问陈，如果没有与政府官员的特殊关系，创业者是否也能成功时，陈坚持说这是可能的。她说，你所需要做的，就是“遵循法律和改革开放的政策，去政府各职能部门。去土地局，规划局，还有当地政府……去喝杯茶，尽力了解情况。”就这么简单，陈坚持说，并且补充道，没有必要请政府官员吃大餐或送上重礼。她说，她自己只送给官员们一些艺术品，比如她的工匠们制作的一些檀木器具。（在这次采访之后，陈送我一千元港币。她的秘书说这是给我的午饭钱。）
陈为北京老城区的大规模驱逐和拆迁进行了辩护，称自己是有远见的开发商，为老百姓的利益着想，而老百姓并不理解她。“一些群众不想搬家，这是可以理解的。故土难离嘛。尽管他的房子小，但他长在这儿，习惯了。”陈说，“如果你让他搬，他可能开始并不理解。但是，当他离开后搬入公寓楼，改变了生活方式、习惯和品位，他自然会觉得开心。”陈说，当一些居民抵制拆迁的时候，“我们尽力与他们协商。”她声称，在没有达成协议之前，她从没有驱逐任何人或拆掉任何一栋房子。陈开始和我谈起金宝街项目，吹嘘没有一位被拆迁者提出异议，但是，她一定是感觉到了我的怀疑，因为她提起了华新民，虽然华的名字她老说不对。在那时，陈的公司已经推倒了华家的房子，开始在上面修建一家私人俱乐部。
“我与政府签订了合同。我并没有和华建民签任何合同，但华建民老是给我找麻烦，”陈说，“她指控我侵占了她家房子的地。她是法国人，她以法国人的口气对我一个中国女商人说话……我不管你是法国人还是其它什么国家的。我将使用本土的合理合法的手段搬迁你的家。政府给了我这样的权力……她不应该来烦我，她应该去找政府。”
一次又一次，陈强调她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法律依据的。她并没有抢夺私有财产；她依据法律，从政府手中购买了土地使用权。她并没有依靠在长安俱乐部建立的与政府官员的关系来谋取特权；她去政府相关机构咨询并研究法律法规。她并没有依靠关系移民香港；她是在“探访亲友”之后合法移民香港的。她并没有恐吓记者；她只是在记者发表充满谎言的文章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于每一个问题，她都有回答或者借口，只有一次，她看起来有些不安，那是我提起高志晟的时候，此时高已经被逮捕。当我说出高的名字，陈看起来非常痛苦，她的脸刷地变白。她说她从没有听过高的名字。
当我问起像她这样的创业者怎么看待专制的政治制度时，陈也显得有些慌乱。她含糊地说了一些在中国的外资的事情，直到我明确表示，希望她谈谈更喜欢一党制还是多党制。“我想，对于中国来说，一党制更好。因为多少代以来都是这样，”她说，“我并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但我希望仍然是我们现在的一党制。一党制有很多好处，它意味着有人会治理这个国家，指明方向……”我提醒她，在毛泽东的一党统治下，发生过一些灾难和破坏，包括陈自己在文革中也吃过苦头。“那都是改革开放之前的事。改革开放以来，一切都非常好。”陈回答道。她停顿了一下，满面笑容地说：“我是一个简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