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 [求助]如果想全面的了解文革，应该读些什么书？
naomizhengah
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3-12 15:54 只看该作者
[求助]如果想全面的了解文革，应该读些什么书？
RT
本人80后，对文革只有一些不系统的认识，现在很想好好读一些关于文革的书，包括来龙去脉，包括历史细节，看了wikipedia的条目以后对这方面的外文文献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在这里想请问一下各位大侠，中文的文献都有哪些具有参考价值？专著也好，期刊杂志也好，各位有什么推荐吗？
先谢谢啦~~
Terminusbot 整理，讨论请前往 2049bbs.xyz
michael.zy
美国游客到北京旅游，不慎摔进路边的施工水沟。愤怒地说：在美国，危险场所都会竖起红旗提示的！中方导游辩解到：先生，您在入境时没见到那么大的红旗插在海关吗？
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3-12 16:00 只看该作者
香港科大的一套视频《重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不错… 组里有人发过 …
naomizhengah
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3-12 19:09 只看该作者
嗯 好滴~ 谢谢ls
yangharrylg
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3-12 19:31 只看该作者
那套视频可以做入门重读用，但要是深入了解，乃至研究，那是远远不够~
naomizhengah
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3-12 20:05 只看该作者
那楼上的有啥建议吗？
Diablo
封锁带来觉醒，黑暗衬托光明。
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3-12 20:28 只看该作者
看过HNK拍过一些关于毛和文革的记录片，只是名字忘了。。
《中国：一个世纪的革命》也不错
和谐牌河蟹
和谐社会吃河蟹 @HOY_05
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3-12 22:48 只看该作者
严家琪的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柯云路 《极端十年》
王昭光的 《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研究》
yangharrylg
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3-13 00:55 只看该作者
回复 5楼 naomizhengah 的话题
豆瓣上有关文革的整整一个书单，我看那个还基本过得去。6楼和7
楼列出的纪录片和几本书，都可以作为入门的好教材，为香港那套讲座的补充。如果真要详细了解，我记得香港中文大学貌似有个光盘数据库，里面全面收入了文革从高层到民间的相当多的材料~网上貌似可以下载到~
北国游子
真诚、坦荡，狂热、执着，无怨无悔、嫉恶如仇
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3-13 11:24 只看该作者
红色纪念碑—郑义
晚年周恩来—高文谦
《吴法宪回忆录》
《回顾与反思》—姚文元
文革受难者—王友琴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宋永毅等
直面历史—徐友渔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麦克法夸尔
北国游子
真诚、坦荡，狂热、执着，无怨无悔、嫉恶如仇
1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3-13 12:09 只看该作者
未曾命名的湖和未曾面对的历史
王友琴
迟疑很久，我才开始写这篇文章。我被一个问题萦绕：我为学校作了什么？
一九八一年春天，我是北大本科生的时候，发表过一篇题为《未名湖，你听我说》的短文，写到了湖畔风光和刚刚过去的文革祸难，也写了自己得到某种选择的自由时产生的惶惑、思考和自勉。这篇文章曾做成配乐朗诵在电台广播，也被选入现代散文选集。我曾收到不少读者来信。他们诚挚坦率的言辞给了我温暖的鼓励。
这次前辈校友邀请撰写未名湖，我担心会重复旧话而不能动笔，直到我写完了《六十三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多年以来，我访问了上千的文革经历者，也收集当时的文字资料。在前年完成的五十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一书中，所记六百五十九名受难者出自全国各地，按照姓名拼音次序排列，而这一篇集中于北大一个学校。
我未曾亲眼看见过北大文革。然而我在文革后考入北大，所以熟悉受难者死亡的地点——大多数受难者都是被害死在北大校园中的，也就是说，屠戮场所，就在未名湖周围。当我在电脑键盘上打出一个一个方块字的时候，文字所指代的死亡地点会具体形象地浮现在眼前。
一九六八年，俄语系讲师龚维泰被关在第一教室楼。他睡在地板上，看守他的人睡在床上。十一月七日，他在系中遭到“斗争”，除了“坐喷气式飞机”即弯腰低头双臂被反拧在后形如飞机之外，拧他手臂的学生还用脚往下踹他的肩膀。那天夜间，龚维泰用刮脸刀割动脉自杀。第二天早上看守呵叱他为什么不起床，掀开被子看到血流了一地。他的一个同事那天从门外经过，看到地面湿湿的，刚刚用拖把擦过，后来才知道用水擦去的是龚维泰的血。
我是北大学生的时候，常常在简称“一教”的这个楼里上课。坐在靠窗的座位时，看到窗外成群的燕子欢快地盘旋，我还为此写过一篇散文题为“啁啾”。但是我丝毫不知道脚下的地板上，曾经流淌过人血。看不到有关文字记载。文革刚刚过去三四年，留下的已经是水洗般的遗忘。
进北大西门往北，在校园的西北角上有一个幽静的小湖。这小湖是北大湖群中的一个，却没有名字，似乎是真正的“未名”之湖。地处“海淀”（此“海”并非今日所说的“大海”之海），北大校园有若干小湖，未名湖是其中大者。那小湖岸边有一棵大树，树上有一根横枝伸向湖面。经济系学生杨明爱被指控为“反动学生”并停发生活费。一九六六年九月，当红卫兵们得到免费车票和食宿兴高采烈到全国各地“革命大串连”的时候，杨明爱在那根横枝上吊死了自己。那小湖、大树以及那横枝至今依然还在，杨明爱的名字则没有人知道了。
陈彦荣是中国科学院气体厂工人，三十七岁，家住北大旁边的蓝旗营一〇九号。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傍晚，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抄了他的家，并把他和妻子刘万才一起抓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内。他们用铜头皮带、木棒和铁条毒打陈彦荣刘万才夫妇。下半夜一点，陈彦荣被打死，刘万才也被打得遍体鳞伤。和陈彦荣一起被打死的，还有一名至今不知姓名的老年女人。文革后“平反”，标准做法是付给家人二百四十元。陈彦荣有六个未成年的孩子，因此北大给了他家二千五百元。他的妻子拿到钱的时候说：“我一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呀。”然后她大哭说：“我要钱干什么？我要人呐。”
人在哪里？他们原本是在未名湖边走着、跑着、工作着的活生生的人。在湖边，他们遭到了“斗争”，毒打，监禁，各种侮辱，还有心理摧残和折磨。六十三个人被害死了，占当时北大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五。如今未名湖水依旧，但是永远不会再现曾经投影其中的受难者的身影。
一九九八年为百年校庆编写了两卷本北大历史。我注意到：书中只印出了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正教授的名字，连副教授都不记，更不要说年轻教员和普通职员、炊事员了。（北京农业大学校史印出了包括助教学生在内的三十名文革受难者的名字。不过，清华大学篇幅更长的校史连正教授的名字都没有写。）我为此问起北大出版社的编辑。编辑苦笑着说：就这样，还有人到办公室来纠缠，要把现有校史的文革部分删除。
对比于这种嚣张，是受害者们的沉默。
一九九九年，一位同届北大同学告诉我：历史系俞伟超老师在大教室讲授“秦汉考古”，听课的学生很多，也都看到他缺失手指，听说是在文革中遭到“批斗”（需要一本文革“词典”来解释这种词语，不过本书读者多半还都知其意）后自杀未死留下的残疾。他那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我立刻就往博物馆给他写了信，希望了解他的文革遭遇。
我从未收到他的回信，也没有收到被邮局退回的信。
北大历史系在文革中有五个人“自杀”身亡。我用了引号，因为不认为这是通常所说的“自杀”，而是被文革谋杀的。俞伟超老师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的时候两次自杀。第一次触高压电，双手食指被烧毁。第二次卧轨，火车头把他铲出了轨道。他活了下来，文革后成为中国历史的最高行政长官之一。我当然不会给他讲历史写作重要性的大道理，也不会跟他说如果北大历史系的文革历史都不写出，遑论别处。他的失去的手指显然也每一天都提醒着他的文革经历。但是，连他也对文革历史讳莫如深。这是因为什么？我确实很想向他询问，而不是自己来猜测。可是我一直没有能找到他的电话号码，也不可能再找到——他已经在去年离世。
北大之湖，名为未名。湖名的字面意思是从未命名，但是这“未名”就成为湖的名字。从起名字的角度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个别致的方式。但是北大的未被面对的近期历史，却不能用这种方式对待，不能总是未被面对下去。
一本世界历史书谈到亚洲文明古国时说：印度是一个宗教的国度，中国是一个历史的国度。这种说法大概过于简略。不过，中国古代文明确实留下了很多历史书。实际上，在中国的传统中，除了记录发生过的事情，历史写作也承担了其他文明中可能并非由其承担的任务，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方面是阐明道德原则和是非基准。正因为此，历史写作也更加具有正面的建设性的意义。我以为文革历史的写作，对当代人尤其可能具有这方面的意义。这项工作是为了面对历史、记录真相，也是为了社会的道德自救。
一九九〇年代，在北大西门内，盖起了漂亮的赛克勒考古博物馆。我在那里看到远古时代的石器，在玻璃背后，在柔和的灯光下，熠熠生辉。可是我也知道：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就在这块宅基地上，在互为直角的“民主楼”和“外文楼”对面，又加筑了两面围墙，围成了“监改大院”，关押了北大二百多名“牛鬼蛇神”。因为被关者不被认为是人，这种校园监狱被俗称为“牛棚”，全国每个单位都建立了。这座大“牛棚”存在了十个月，里面有监规，还有各种刑罚。英语教授徐锡良，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侨，普通话说得不太流利。有一天没有能背诵出毛泽东语录，被罚跪的时候，头上还顶了一块板，板上放了一碗水，水翻出来就遭打。西语系另一教授朱光潜有一天正在“劳改”，一个看守人员叫他过去，扔给他一条绳子，说：“老家伙你活得腻不腻？上吊吧。要不，用剪子刀子也行。”文革中西语系也有五个人被迫害致死。
石器时代的文物当然应该珍藏，但是文革历史如“牛棚”也应该被记载，文革受难者的名单也应该被永久保存在博物馆里面让人看到。在这个科学技术前所未有地高度发达的时代，人的生命和尊严，也应该得到有史以来最高的地位。今天，被希特勒杀害的三百万的人的名单已经放在庄严的大博物馆里和电脑网上的资料库里，被斯大林杀害的一百三十四万个名字已经被刻写在电脑光盘上和大量分散各处的小型纪念碑上。我想，有尊严的北大人不会同意，北大受难者的名字是低人一等不需纪念的，是可以被水洗般地遗忘的。
五年以前，我在网络空间中建立了一座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宗旨是记录每一个受难者的名字。这是一项志愿工作。我想借此文集发行，邀请校友们参与这项工作。我的电邮地址是：ywang7@uchicago.edu。谢谢你们。
王友琴
二〇〇五年七月
naomizhengah
1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3-14 14:30 只看该作者
楼上各位的建议已一一读过，受益匪浅，非常感谢！
naomizhengah
1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3-14 15:50 只看该作者
如果哪位还有建议的话，欢迎继续赐教！
阿鲁卡少爷
外表温顺谦恭内心淫荡闷骚非正常物种研究中心常驻研究猿
1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3-14 23:26 只看该作者
王友琴在天益的文章 http://www.aisixiang.com/data/se … button=%CB%D1%CB%F7
这还有个豆列 总结的不错
http://book.douban.com/doulist/348284/
naomizhengah
1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3-15 12:53 只看该作者
嗯嗯 谢谢楼上！非常有用！
cielsun
路边社搞墙报的
1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3-15 14:54 只看该作者
冯骥才《100个人的10年》
火烈鸟
1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3-15 17:57 只看该作者
黑雁南《十年动乱》。
雷曼兄弟
@trotrotro
1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3-15 18:10 只看该作者
再补充几个吧，徐景贤、吴法宪、王力、陈伯达这些人的回忆录，地摊黄鱼车和网络上都有，有兴趣可以看看
另外，毛左那边还把当年姚、张的文章做了合集的chm格式，你也可以找找
其实毛左整理的东西还真不少的，我感觉，呵呵
现在的华语体系内，叶永烈写过不少东西，翻翻未尝不可
121285115
幼儿园本科毕业
1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3-15 19:48 只看该作者
视频：1989_天安门_六四事件_六四_学潮_纪录片_TAM-2
1989年6月4日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前5分钟）
书籍：赵紫阳 改革历程
六四真相
naomizhengah
1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3-16 11:52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雷曼兄弟 于 2010-3-15 18:10 发表
另外，毛左那边还把当年姚、张的文章做了合集的chm格式，你也可以找找
其实毛左整理的东西还真不少的，我感觉 …
嗯！谢谢提供思路！！
naomizhengah
2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3-23 22:51 只看该作者
最近读了一些材料 晚上居然做恶梦了 俺的心理素质亟待提高啊……
huangfan
2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6 23:16 只看该作者
王年一写的比较好
csxiangqian
2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8 13:19 只看该作者
本人80后，我姑且写之，你姑且读之。不当之处，请大家拍砖，勿做人身攻击。
一 相关研究述评
1 文革通史类著作
国内比较早的文革通史著作有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和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 ；后有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
和席宣、金春明合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力求“探讨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研究文化大革命进程本身的规律性，寻找出防止文化大革命这类动乱以新的形式产生的原则和方法”。
全书分三篇：第一篇“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第二篇“林彪的崛起和覆灭”；第三篇“江青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简而言之，该书是从毛泽东与三个人的关系角度来阐述整个文革的历史过程——第一篇主要内容围绕毛刘关系，第二篇是毛林关系，第三篇是毛江关系。从具体内容而言，该书没有实现作者的意图——对原因探讨很少，事实描述的工作也不完备。所以，王年一评价说：“一部文化大革命史本来应该系统地说明左倾错误的形成、发展、危害、教训等等，”但这本书“在这方面有严重的欠缺”，
“有不少缺点，比较粗糙”。
金春明发表过几十篇相关文章和小册子，《“文化大革命”史稿》是其思考研究成果的总汇。全书分五篇，分别是山雨欲来（文革之前），狂风折梁（文革初期），欲罢难休（文革中期），风波又起（文革后期），余波难平（文革之后），研究时段不局限于1966——1976年，而以50年代农业合作化、八大起笔，以80年代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决议》彻底否定文革收笔，时间跨度为30年。该书从探索社会矛盾的角度，尝试把文革放在更长的历史背景下考察，有助于把握文革的前因后果。《史稿》在文革起因的分析方面具有贡献，总结了导致文革产生的三个恶性循环——“左”倾理论同“左”倾实践的恶性循环；集权体制同个人崇拜的恶性循环；国际反修同国内反修的恶性循环。
这一分析为从整体把握文革的原因作出尝试。此外，该书在问题阐述和史实评价方面不时体现出作者思想上的个性，在大陆文革研究领域尤为可贵。书中没有遵循其他一些论著把文革的全部或主要罪过归咎于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简单做法，在许多问题上坚持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向读者表明文革中的重大事件乃至文革本身，没有毛泽东的首肯和决定是无法进行或无法出现的。比如，在谈到文革发动过程时，该书写道：“打倒罗瑞卿是林彪同毛泽东的一笔政治交易。”
但该书对文革本身的书写，尤其是1967——1968年的情况描述却显得不足。唐少杰批评说：“史稿对1967年初春至1968年底的文革众多重大事件辍笔而过，对在此期间的许多群众运动、群众组织、群众派别斗争和全国性的诸多群众思潮忽略不计。”
文革的问题离不开群众问题，必须正视群众问题在文革中的地位和意义，确定群众问题在文革中的角色和功能。否则，文革作为一场亿万人民群众参与或置身于其中的运动就无从谈起。对文革中的群众问题重视不够，评说不足，特别是对1967年到1968年状况的评述显得薄弱甚至留有空白，不能不说是史稿最大的缺陷。
席宣、金春明合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被认为是一部进入理论思维的史学著作。该书对历史过程的叙述较为简略，作者力求把读者带到理性分析、冷静审视的境界。该书大致承袭了金春明在《“文化大革命”史稿》一书中提出的“三个恶性循环论”，提出文革“不是真正的革命群众运动”。亿万群众卷入文革的原因有四：一是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信赖；二是50年代后期在党内滋长的“左”倾思想对干部和群众产生了广泛影响；三是政治思想上的强大压力，运动中人们被迫选择表明态度作出抉择；四是林彪、江青、康生一伙野心家、阴谋家乘机蛊惑挑唆、蓄意制造动乱，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所以，文化大革命不是广大群众的要求和需要，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张化对该书秉持的“三个恶性循环论”和“文革不是真正的革命群众运动”观点表示赞成，且对“三个恶性循环”提出了修正和深化的建议。
也有学者认为既然书名为简史应该着重叙史，但本书对历史过程的叙述过于简略，对一些重大事件的叙述缺乏足够的史料。另外，还有学者指出《简史》过于注重政治运动或上层政治活动的介绍，而对社会层面、群众层面观照不够，应该对群众心理、群众活动、社会政策、制度沿革等领域的研究分析。
唐少杰对该书评论说：“简史忽略或回避了人民群众的内在的需要、要求和利益(如利益驱动和利益分化)以及人民群众活动的自发性、自主性等问题，亦即很容易把文革中的人民群众看成是完全被动的、盲目的。如同过去一些关于文革研究的论著那样，简史没有给予文革中的群众问题充分的、全面的、切实的论述和评价，群众问题所占的篇幅可谓是微乎其微。这不能不说是简史一书的最大不足。”
在他看来，人民群众最实际、最深切的生活和感受等等被很多论著置于可有可无或完全忽略不计的地位是不合适的。
之所以将《大动乱的年代》放在最后评述，不是出版时间晚于上述几本著作，而是因为从整体水平上来看，上述著作没有超出1988年出版的《大动乱的年代》。全书分三个部分，第一篇“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叙述1966年5月——1969年4月期间的事件；第二篇“新的斗、批、改和林彪事件”书写1969年——1973年8月的历史；第三篇“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讲述1973年——1976年10月的过程。该书对文革中的事件及其细节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对于一些群众组织及其活动也有论及（很多问题前几本著作均未涉及）。王年一先生是文革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这本《大动乱的年代》是目前最权威的文革通史，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以至于麦克法夸尔在2009年仍然说：“在我看来最好的中文文革著作是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
当然，因现实环境的困扰和作者当时认识的局限，这本著作也有种种缺陷。作者后来曾经说：“今天回过头来看看旧作，字数不少，发现有不少缺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联动’的错误，当时我就没有认识到。”
不可否认，该书大大拓展了文革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其卓越的贡献有目共睹。
另外，在各种中国人民共和国通史著作中，对文化大革命多有专章论述。郑谦、张化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第三卷）》也是一本文革通史，记述了十年文革的全过程。该书具体翔实地记载了诸多细节问题，如辟出小节来谈“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教育革命”等问题。
其他著作还有红旗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中有《内乱骤起(1965——1969)》、《风云激荡(1969——1973)》、《极左哀秋(1973——1976)》将1966——1976年的十年历史分三个阶段进行了记述。
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三卷《十年风雨(1966——1976)》收录了多位学者文章，以专题形式对文革的发动、红卫兵运动、“三支两军”等问题有精彩论述。
csxiangqian
2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8 13:21 只看该作者
大陆之外的学者也有不少文革通史著作。文革期间，中国与世界隔绝，但世界并未忘记中国。文革爆发后，西方学者注意到这一不同寻常的政治运动，开始着手收集资料并陆续有文章面世。美国政府及其情报部门也密切注视中国的动向，开展了持续的情报收集工作。
然而，当时连身在其中的中共党内高层领导都因为不理解而跟不上形势，更加不用说万里之外大洋彼岸的外国学者了。
但有部分学者显示出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惊人的洞察力，研究成果一问世即引起广泛关注。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
从1968年将文革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题材。1974
年，他发表了“文革前史”三部曲的首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内部的矛盾，1956——1957年》；1983 年，发表了第二卷，聚焦大跃进；1997
年，第三卷发行，剖析中共高层在 1961-1966 年的严重分歧。 三卷文革起源的专著奠定了麦克法夸尔在文革研究领域领军人物的地位。
邹谠（Tang, Tsou）在《文化大革命和后毛时代的改革》（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一书中运用政治科学的多种方法——包括系统分析法和理性选择理论——以政治科学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包括文革在内的历史事件。该书第一章题为“革命、重建和共产主义中国的危机”尝试建立起分析的理论框架；第二章“文化大革命和中国的政治系统”体现出鲜明的系统分析风格，认为文革的根源在于毛泽东的思想意识和变化的社会现实之间日益扩大的分歧；第三章“中共党内派系政治”考察了党内高层领导之间的分歧。
其余各章在文革研究的基础上对后毛时代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总的来看，作者侧重讨论的是意识形态和政治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但他指出意识形态并不是影响20世纪中国复杂的社会政治发展过程及其结果的唯一因素。为支持这个观点，他不仅考察了意识形态，而且考察了历史传统、国家与社会关系、政权类型与组织机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不同阶段及其他一些因素。
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是海外文革通史中的高水平著作。该书第二至五章用精炼的语言记录了文革的过程，还另辟专章分析了1949年至1976年的毛泽东思想（第一章），文革期间的经济政策及其贯彻情况（第六章）、教育（第七章）、文艺创作与政治（第八章），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农村（第九章）、城市生活（第十章）、文学（第十一章）。该书的资料来源极其广泛，有效地借鉴吸收了6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遗憾的是对文革过程的叙述篇幅不够。
2006年，文革爆发四十周年之际，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和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o ’s Last Revolution）出版，该书弥补了剑桥史的不足，对文革历史作了全景式的描述。
此书涵盖了文革历史的整个过程，囊括了文革的各个阶段，具体地凸显出毛泽东对文革的独特作用这一主线。此书不仅仅限于文革的达官显贵或风云人物，还把关注的目光投入平民百姓的文革生活，以鲜活的话语和真实的记述从不同的角度映现出文革奇异多样的风貌。此书填补了文革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几个空白，最主要的就是对“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和“清查5•16”的揭露和概述。
全书注释共1900多条，几乎所有的资料都经过了严谨的考证并列出了来源。
2008年，港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先后出版，目前已经出版了六卷。该套国史时间跨度由1949年——1981年，大致为一卷涵盖三年时间。阅读了最先出版的三卷后，陈永发评价说：“有丰富的文献档案为基础，史实的可信度极高。”余英时说：“每卷都达到了史学著作的世界水平”。
十卷国史中，直接涉及文革为第六卷卜伟华所著《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第七卷高华著《新秩序和新冲突——从中共九大到林彪事件(1969——1971)》(尚未出版)，
第八卷史云、李丹慧著《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大批批邓(1972——1976)》。
卜伟华在第六卷中，针对过去国内文革研究著作和论文粗疏、大而化之的缺点，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不回避，不省略，不跳过，娓娓道来，处处使人看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给人以完整的印象。
第六、七、八卷国史可构成迄今为止最详细的文革通史，标志着反思和研究文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已有的文革著述相比，国史在史料整理、史实考证、史识方法和观念批判等等方面都有新的、质的飞跃，为结束“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的局面迈出了扎实而可喜的一步。
csxiangqian
2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8 13:22 只看该作者
2 专题类研究
最先将文革作为研究对象的无疑是国外学者。文革爆发后不久，《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亚洲概览》（Asian
Survey）、《共产主义问题》（Problems of
Communism）等学术刊物就有关于文革的文章发表。之后，随着文革的影响越来越大，更多的学者对此倾注了研究的热情。麦克法夸尔、费正清、沈迈克等成为文革研究的佼佼者。国内的文革研究起源于80年代。
以高皋、王年一、金春明等人的通史类著作为代表。直到今天，学者谈起文革，仍不免有“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外国”的慨叹。
文革研究中一直存在两种视角的分野，一是关注上层政治精英，一是侧重普通群众的研究。西方学者最初的研究，材料来源主要是红卫兵的大字报和出版的各种小报，研究的兴奋点在于权力斗争——高层政治精英的清洗和升迁。
对政治精英博弈的研究一开始就成为了文革研究的主流。伯雷汉（Philip
Bridgham）在《中国季刊》上的系列文章均是对毛的关注，如《毛的文革：起源和发展》（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Origin
and Development）、《1967年毛的文革：夺权斗争》（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in 1967: The
Struggle to Seize Power）、《毛的文革：巩固权力的斗争》(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Struggle to Consolidate Power)等。
黄靖从党内派系角度分析政策变动。他认为建政之前，党内派系在各自孤立的区域发展，使得各山头与下属拥有密切的关系网络；在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下，这些既存的关系网络转化成派系。基于此，他把党内派系作为自变量，解释派系如何影响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和决策过程。
研究要重视普通群众的观点之所以盛行，与西方中国学研究的变化密切相关。60——70
年代的美国中国学界，社会史、地方史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法国的年鉴派、社会科学派对美国史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上层人物”、“精英人物”、“官方史学”不再是史学关注的焦点，普通民众、社会底层开始越来越受到历史学家关注。
反映在文革研究领域，很多学者放弃宏观的叙事结构，从个案入手，对某地区或单位的文革进行了观察和剖析，取得了丰硕成果。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注意力转向红卫兵的派性斗争、社会矛盾和冲突。除进一步收集文革期间各种出版物资料外，学者们对离开大陆的中国人做了大量采访积累了可靠、可贵的资料。遵循关注普通民众、社会底层和分析中国社会内部矛盾的思路，形成了解释文革的“社会冲突论”。
最早分析群众分裂对立原因的是韩裔美籍学者李鸿永（Hong Yong
Lee）。他在1975年的一篇文章指出，文革期间放手发动群众的过程中，某些社会集团要求激烈地改变中国政治体制，而另一些人则力图维持现状；二者的基本区别是对运动的看法不同，一派攻击“走资派”，一派攻击知识分子和“牛鬼蛇神”；家庭出身问题成为突出的矛盾。
他指出，激进的群众组织主要由无特权的社会集团组成，而保守分子主要来自优裕的社会集团。
陈佩华、罗森、安德佳对原广州的红卫兵作了长时间的采访，发表文章对李鸿永的观点提出修正，揭示了学生红卫兵派性之后的社会冲突。《学生和阶级之战：广州红卫兵冲突的社会根源》（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陈佩华、罗森、安德佳三位后来分表发表专著，对上述观点作了更详尽的阐述和发挥。
对群众的重视、视角向下的思路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社会冲突论”也得到学界的重视，对于群众的专题研究成果日益增多。
第一，红卫兵运动研究。
对文革中群众组织的研究最初几乎全部集中在对红卫兵的研究。因为文革的蔓延与红卫兵具有直接关系，所以红卫兵一直是专题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前文提到的李鸿永等人，研究的出发点就是红卫兵运动。陈佩华、罗森、安德佳的《学生和阶级之战：广州红卫兵冲突的社会根源》（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大陆学界对红卫兵的研究开始于80年代，比较有影响的论著有朱世雄《从红卫兵运动的历史悲剧看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青运史研究》，1985年第2期）、陆建华《红卫兵：一个社会结构分析》（《当代青年研究》，1988年第1、2期）、刘青峰《民族主义和超意识的复苏——略论红卫兵的精神素质》（《当代青年研究》，1989年第1期）等。这些论著具有拓荒性的意义，但是绝大多数著述都侧重于抽象的理论论述和定性分析，而疏于相关史料的发掘运用，观点和结论显得笼统空泛。有的论著虽然有一些简单的论证，但是这种论证要么完全基于论述这个人的狭隘经验和主观感受，要么完全基于当时报刊资料和领导人讲话的字面解读，在解释红卫兵运动的成因和派性斗争问题时带有简单化和以偏概全的倾向。
90年代以后，大陆学界关于红卫兵运动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学者研究的问题进一步细化和深入。印红标《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流派》一文大致理清了红卫兵的派别和差异。他认为在红卫兵运动的派别分歧中，具有政治和社会意义的主要流派有四个：老红卫兵、保守派、造反派和极左派。老红卫兵是率先打破常规的干部子女“阶级队伍”；保守派红卫兵是依靠党组织的学生“积极分子”；造反派红卫兵是最高领袖指挥的平民子女造反者；极左派是基本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批判者。他们在斗争方向和社会背景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因而显现出各自的政治特点和行为倾向。在四个主要政治流派中，老红卫兵和造反派先后充当了红卫兵运动的主导流派。
印的文章其实只是北京红卫兵的划分，所以突出强调了老红卫兵，并认为老红卫兵和造反派先后成为运动中的主要派别。在北京之外，很多省市的情况是没有单纯的老红卫兵组织，高干子弟都在所谓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中，亦即在北京之外的很多省市，保守派和造反派才是红卫兵组织的主要派别。所以，徐友渔在《“文革”中红卫兵的派别斗争》和《形形色色的造反》等文章和著作中，均认为红卫兵的派别对立首先有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斗争，保守派失败后，造反派内温和派和激进派严重对立，大武斗发生在造反派内部，派性斗争长久不能解决。
唐少杰在《从清华大学“文革”个案谈红卫兵运动的失败、情结及评价问题》文章中考察了清华大学红卫兵的产生、演变和派别。
叶青充分运用档案文献对福建的红卫兵组织名称、派别、组织特征及演变过程有深入细致的分析。
其他关于红卫兵的著作还有唐少杰的《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 陈焕仁的《红卫兵日记》，
鲁礼安的《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红卫兵狱中吁天录》、 周孜仁的《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中国文革四十年祭》， 宋柏林的《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
此外，由于大陆与海外学界的交流增加，一些新的观念、视角和方法被引入，以往那种带有过于宏观和抽象的思维方式和叙事结构开始改进，更多的史料得以采集、发掘和运用。徐友渔通过对文献、口述史料的收集整理，在《红卫兵行为动因的调查和分析》一文中对红卫兵运动的产生和红卫兵行为的原因作出阐释。他分别考察了文革前的教育和社会文化环境对青年学生成长和性格养成的影响，提出了革命至上、反文化和反文明倾向、斗争哲学、阶级路线、意识形态的限度五个方面的因素。他们投身运动的普遍性因素是青春期激情，在此基础上，老红卫兵对阶级斗争的狂热宣传和推行、党的两种声音、文革发动者的策略手段以及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都是重要原因。
这些观点在《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中有更加全面和详尽的表述。
同时，该书吸收了陈佩华等“社会冲突论”的成份，对普通群众和社会矛盾均有深入探讨。董国强认为，在新一代学院派研究人士的思想意识中，关于群众运动的研究已经不是文革研究的侧翼或点缀，而是主攻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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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红卫兵之外的群众组织研究。
90年代以后，由于对群众组织研究的越发重视，学者的目光超出红卫兵的范围，把研究对象扩展到学生之外的其他社会群体，对文革中的工人、市民组织均有不少研究，拓宽了研究的领域，从而将文革研究引入更深层次。
王绍光在《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中对包括红卫兵组织在内的所有群众组织都有描述，如武汉文革的主力军——“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为“钢工总”），“工总”的同盟、武钢及一冶产业工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简称“钢九•一三”），“武汉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造总司”），“百万雄师”等等。经过分析，他认为不同社会集团的人心中的领袖形象不同，由此导致了不同的行为方式。运动中的人们对毛指示的解释并不真正关心其“本来的”或“真正的”含义，他们的解释实际上是个人背景、愿望和需求的产物。
王芳在文献资料基础上，围绕普通工人为何及如何参加武汉“钢工总”，以及“钢工总”组织如何运动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口述历史调查。《记忆中的底层文革——关于文革时期武汉“钢工总”的口述历史研究》一文阐述了“钢工总”的产生和崛起过程，分析了组织领导人和普通成员的造反动机，理清了“钢工总”与其他群众组织的关系，剖析了“钢工总”内部结构，介绍了其章程和制度、财务状况和领导更替情况。
李逊原为上海总工会工作人员，利用编写《上海工运志》的机会，接触了上海工总司的档案材料，并用心作了收集和记录，写了《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一书。该书主要以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的造反史为线索，用3/5的篇幅详细记述了1967年8月4日“踏平联司”之前“工总司”的崛起和发展。该书资料丰富，许多分析颇有见地。
李逊与裴宜理合作完成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文革”中的上海》（Proletarian power：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一书1997年出版，是又一本关于上海文革的专著。全书共七章，主要研究文革时期上海的群众组织——工总司、赤卫队、红卫兵、闹“经济主义”的群众组织以及写作组等的活动情况及其特点，对一些重要人物如王洪文、潘国平、王秀珍、耿金章、等进行了介绍和分析，也专门讨论了一些重要事件如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上海“人民公社”事件等。裴宜理在《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中，研究解放前上海工人运动后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
《无产阶级的力量：“文革”中的上海》打通了解放前和解放后，观察到了工人状况的延续和变化，认为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和其它城市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关键是工人的作用和角色，上海的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不同的社会取向——造反派向党的权力要权，保守派相反，闹“经济主义”的群众组织则要求社会经济的公正待遇。她认为很特殊的情况在于，当军队在全国对群众组织已经取得控制权时，上海的核心政治权力仍由造反派控制，上海的造反派实际上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文革激进派的社会基础。
刘国凯《广州红旗派的兴亡》一书详细记录广州造反派组织“红旗派”和保守派组织“东风派”在1966——1968年间的争斗全过程。该书深入群众组织内部，分析了组织成员的构成，指出广东省的文革运动主要集中在城市，广州重工业少，工厂规模有限，60年代的工人中，其父辈也是工人的很少，他们的家庭出身多是小商小贩、个体手工业者、职员、技术人士等，因此在造反派中其非红非黑人数最为强大，这也是文革期间大中城市造反派能居优势的原因之一。该书还注意到“红旗派”里有一部分是支青队伍，他们加入红旗派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希望借助造反回城就业。
作者还分析了不同社会群体各自的政治和经济诉求，认为正是不同层次的诉求导致了“红旗派”内部的分歧。
叶青认为福建群众组织的对立与演化是毛泽东所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统一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方面，是与整个文革的历史进程相适应的。群众组织间对立与演变，即某个组织合与分、分与合、分分合合都是错综复杂的，诸如中央政治气候的变动、各个组织（人群或阶层）素质、历史因素、现实利益、文革本身、本地区特点，等等，甚至是诸因素兼而有之。
赖正维在《“文革”时期的农民“造反”组织及其活动管窥——以福建为个案的分析》一文对文革时期福建农民组织的建立、活动和影响有所描述。文章认为，农民为主体的群众组织的建立与红卫兵大串联有关；大多组织庞大，分工细致，设置严密；组织成员的行为动机主要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同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但不可否认也夹杂着诸多的其他因素。
金大陆对上海文革中的红卫兵小报、群众报刊等“宣传品”的种类、出版情况、发行渠道作了详实的记述和分析，对研究上海文革中的群众具有独特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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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8 13:24 只看该作者
第三，文革与社会矛盾。
“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讲是一场政治运动，其核心问题是政治性的矛盾——党内斗争，但是一些复杂激烈的冲突也反映了社会性的矛盾。
林怀特（Lynn T. White）的《政策混乱：文化大革命中暴力现象的组织原因》（Policies of Chaos: Administrative
Causes of Violence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将1949年作为研究的时间起点，以上海为例分析了镇反、合作化、反右、大跃进、国民经济调整、夺权、武斗等历史事件和工人、学生、市民、干部等多个社会群体在各个阶段的反应；认为文革是先前已存在的社会情形的自然继续，根源于极权模式（totalitarian
model）及与之配套的社会管理制度，文革中的混乱和暴力是中国社会矛盾共同作用而产生的；社会矛盾的三种来源分别是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使人们具有不同的政治地位，单位中群众和领导的人身依附关系和周期性的政治运动使得暴力合法化。
印红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一文中考察了1966年至1969年的历史事实，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第一，知识分子问题与社会矛盾。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文化教育界和知识分子状况的强烈不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知识分子中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是第二位的任务。这不仅是政治斗争，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展现了带有社会性的矛盾即领导层与知识分子的矛盾。第二，群众运动与社会矛盾。在具有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社会中，领导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是植根于现实的、普遍存在的社会性矛盾。在缺乏有效协调机制的情况下，一遇机会，群众平时积聚的对领导干部的不满就会以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1957年整风鸣放、1963至1966年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革中的情况。第三，政治斗争与社会矛盾。文革期间，群众与领导层的社会性矛盾被纳入党内斗争的轨道，但干群关系远没有尖锐到导致政治运动的地步。所以一般群众不满领导的官僚主义压抑、特殊化、特权等弊病，又真诚地对领袖、对执政党寄予希望，在思想上易于接受以旧制度阶级关系解释新制度社会矛盾的观点，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解释新制度下的社会矛盾。另外，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盛行。群众相信毛泽东的正确性，习惯于在他的思想框架内寻求扫除社会不公正，创造理想未来的出路。
王绍光认为是探寻平等和追求发展两者之间的基本矛盾给社会主义中国提供了内部政治的动力，并产生了最终导致文革的典型特性和压力。这个矛盾在三个层次上展开——错综复杂的政策侧重点的变换，领导层的分化和无所不在的社会冲突。他指出，作为社会的两个组织原则，精英统治和平均主义取向各有其特殊的组织目标，各有不同的手段，并有明确的社会力量的支持。任何政策上的转变必将使一些人感到满意而同时加重另一些人的不满。政策倾向上侧重点的复杂变化，使不同利益的社会团体感到他们彼此总是处于对抗之中。对于地位、权力和稀有资源的估价或要求，或明或暗地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冲突。文革前的中国有三个重要的社会分化，精英与群众间的垂直冲突，精英之间的水平冲突，群众之间的水平冲突。在文革前的中国，社会冲突导致了紧张、失意、缺乏安全感和不满情绪的增长。没有一种使紧张得以放松的机制，就有可能来一场大爆炸。
李逊与裴宜理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文革”中的上海》（Proletarian power：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对上海出现的“经济主义”浪潮有细致研究，所得的结论王绍光的看法有一定契合。
“工总司”也就是造反派，“赤卫队”是保守派，另外还有一派叫做“经济主义风”。这三部分工人运动具有很大差别，特别是他们的斗争目标不一样——“工总司”的造反派主要目标是为了推翻掌权者，保守派的“赤卫队”是为了维护当时的掌权者，“经济主义风”这一派主要是为了改变他们自身的经济状况。他认为，前两者具有政治目标，第三派“经济主义风”则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主要是一些合同制工、临时工等等；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经济处境。“上海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迫使中共上海市委，中共中央华东局及上海市劳动局的代表签字同意他们的六条要求，就在政治内容之外，涉及到用工制度。产业工人直接指向了经济利益。部分学徒工反对学徒期延长，到主管单位造反，要求补发转正的工资差额。各单位职工找种种理由要求发放交通费、早餐夜餐费、加班费、洗澡费、工作服装、工作手套、工作鞋、洗脸毛巾、肥皂等等。可以看到，裴宜理特别注意运动参加者群体间的区别。
第四，政治文化、群众心理和社会思潮。
陈佩华的专著《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和经历》（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ly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最早尝试揭示文革前个人政治社会化过程。该书通过对11个人的深度访谈，选取四个代表人物，划分为顺从的、有纯正癖的、反抗的、讲求实际的四种积极分子类型，考察了他们小学时期的政治教育与性格形成的关系、青春期的政治社会化、在文革期间的表现和文革中后期的变化，讨论中国的政治社会化与权威人格。他认为新中国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国家对价值观形成和行为的影响具有深远意义，尤其是那些前政治积极分子；家庭在价值观形成方面的作用十分微小，儿童们对党、国家、毛泽东和英雄模范的情感取向部分地代替了对家庭的情感取向。同辈群体之间的竞争压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随着研究的细化和深入，从文化、心理层面进行思考的成果大量出现。唐少杰《从清华大学“文革”个案谈红卫兵运动的失败、情结及评价问题》文章指出，红卫兵运动有“造反有理”情结、准救世主情结、革命实用情结、泛敌意识情结、迷信领袖情结、暴力崇尚情结、血统出身情结、道德专政情结、英雄主义情结、理想至上情结等，这些“红卫兵情结”不是形成于文革之际，而是与文革的孕育和发动密切相关；红卫兵的孕育和形成于新中国的历史密切相关，“红卫兵情结”为一代红卫兵带来沉重的历史抱负，但是红卫兵运动也是20世纪中国青年运动中最大的一次破产或异化。
《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一书也涉及到清华大学造反派的思潮论争。
近年来，关于社会思潮的研究不断有成果出现。
王绍光的《文革中的新思潮》（‘New Trends of Thought’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一文重点考察了“新思潮”的代表——湖南“省无联”和湖北“北决扬”。“新思潮”的观点认为文革的目标不是改组官僚政治，而是要创造以巴黎公社为模型的新社会。革委会的建立顶多只是一种表面改革，真正重要的是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没有压迫和剥削，没有官僚政治和经济上及其他方面的不平等的生活。
这种“新思潮”在文革最初的几个月就已出现，伊林•涤西的公开信是“新思潮”初试啼声。随着时间推移，“新思潮”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尽管从未成为造反势力的主要倾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湖南的“省无联”和湖北的“北决扬”。他们试图根本改变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但由于他们缺乏历史、哲学、经济的基础知识，所以只能从经典著作中摘取只言片语来支撑自己的政治纲领——巴黎公社之所以成为他们所推崇的模式，是因为这是他们所知道的接近其理想的唯一模式。同时，他们也从未思考过巴黎公社实际上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一书收集了“血统论”、“出身论”、“怀疑一切论”、“四三思潮”、“五•一六思潮”、“省无联思潮”、“北决扬”、“四•一四思潮”、“李一哲思潮”等社会性思潮的原始文本。该书高度评价“出身论”，认为它是追求人权、追求平等权利的杰出代表；而“李一哲思潮”承递了遇罗克关于政治权利平等的追求，并进一步把这一诉求推进到健全法制的新的高度。其次，该书认为“省无联思潮”、“北决扬”是从左的方面追求民主，追求人民群众对于国家实际的管理权利，形成了独立于官方理论之外的反特权、反官僚的异端体系；“联动思潮”、“四•一四思潮”等则是从右的方面抵制文革的思潮。作者认为，无论左的还是右的异端思潮，都已在文革中汇成了一股挑战与颠覆正统的合力，是文革留下的思想财富之一。
印红标在研究红卫兵的过程中对青年心态、思想和社会思潮等问题有所论述。他与唐灿、米鹤都、陆建华的主题对话梳理了红卫兵及其同时代人的思想轨迹。几位学者提出红卫兵是文化革命前十七年教育结下的一颗苦果，他们率先卷入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于需要从心理学、社会学等多个角度加以说明，重要因素之一是文革前十七年社会环境对青少年的教育和熏陶，他们思考所依据的理论是错误的。
在文革的的各个阶段，红卫兵群体的思想和行为都有转变。最后，他们上山下乡，正式步入社会后由于人生阅历的丰富思想也因此发生了更多的变化。
印红标较早的文章还有《坚冰下的潜流：文革中的知识青年思潮》 和《抗争者的冲突：遇罗克与联动的论争》
等，其在思潮方面研究的集大成者是专著《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
该书对文革十年先后出现在老红卫兵、保守派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及其他青年群体中的一些或显（如联动思潮、极左派思潮、“新阶级”思潮、李一哲大字报代表的思潮、四五运动前后的各种思潮等）或隐（当时并未公开发表或遭到批判从而没有得到传播造成影响）的重要思潮个案都尽可能地搜寻、荟集起来，作了客观的记叙与冷静的评说，对不同时期的重要青年思潮，作了分门别类的发掘和梳理，资料之丰富，涉猎之广泛，堪称一部文革十年青年精英政治思潮的“小百科”。
专门研究遇罗克个人的资料有徐友渔等主编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 和遇罗文的《我家》 等。此外，杨健对文革“地下文学”的研究 和徐晓主编的《民间书信》
都从不同侧面对青年思潮有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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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8 13:25 只看该作者
第五，个人文革史和地区文革史
文革以后，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传记之外，大量其他人的自传或回忆录也得以出版。文革一段的经历无疑是这些著述的重头戏。关于陈伯达的回忆类书籍先后有《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
和《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中央文革小组另一成员王力在香港先后出版了《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记事》和《王力反思录》。
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写的回忆录《十年一梦》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于2003年12月出版。原外交部工作人员马继森的回忆录《外交部文革纪实》于2003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在北京出版，吴德曾先后任北京市长、市委第一书记。
2005年，《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在上海出版，陈在文革爆发前后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曾任江青秘书的阎长贵和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的王广宇合作推出接近回忆录性质的文革研究专著《问史求信集》，对自己所了解的高层人和事的情况有详尽交待。
文革“五大领袖”之一的聂元梓所著回忆录2009年在香港出版。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将自己的回忆类文章和自传付梓，得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普通人在文革期间的状况。同时，因为普通人的“文革回忆”侧重于个人在文革中经历，所以这些回忆录通常也成为个人视野中的地方文革史。徐友渔的《蓦然回首》即可视作其个人的“文革回忆录”，也可以视为其所观察到的四川文革史。
前文提到的一些红卫兵，先后推出了自己的回忆录，周孜仁的《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中国文革四十年祭》是对四川文革情况的反映，作者曾是四川重庆“重大八•一五战团”的头号理论家，担任过《八•一五战报》的主编。
陈焕仁的《红卫兵日记》 和宋柏林的《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
是北京文革史研究的宝贵资料。鲁礼安是“新思潮”中“北决扬”的代表人之一，其回忆录《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红卫兵狱中吁天录》
对武汉地区文革和“北决扬”都有详细记叙。吴焱金口述，钟逸整理的《四十三年望中犹记》也是武汉文革史的重要资料。吴焱金文革爆发时是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工人，文革中参加造反任武汉“工造总司”勤务员。1967年6月，“7•20事件”前夕任武汉“揪陈抗暴总指挥部”副总指挥。8月下旬任“新派”联合成立的“武汉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总司令部”总指挥，后任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市总工会副主任，是武汉文革的风云人物之一。此书从一个青年工人、造反派负责人的角度对武汉文革历史作了详细回忆。
另外，王绍光的《理性与疯狂》作为武汉文革史专著，其研究方法和视野都有独到之处。
杨小凯的《牛鬼蛇神录》和陈益南的《青春无痕》既是个人文革史，也是长沙文革史。杨小凯亲历了1966——1968年长沙的各个重大事件，还是“省无联”的骨干成员，写了《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而被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点名批判。《牛鬼蛇神录》记录了其在湖南多个看守所、监狱和劳改农场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个人的思想历程。
陈益南的《青春无痕》则是一个普通工人在文革中的造反经历记载，对长沙文革的重大事件都有个人的细致观察。 丁学良的一些回忆文章对安徽文革史有诸多记载和描述。
近些年来，由于网络的广泛运用，很多人的回忆得以在网络空间留存供后人传阅。
2007年6月，原中共中央委员、兰州军区第一政委、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冼恒汉中将生前口述写成的回忆录《风雨八十载》，由其女儿冼玲放上博客公开发表。这是文革时期担任过大军区和省级革命委员会一把手的高级干部中第一部全景再现式的回忆录。书中记叙了作者所了解的甘肃地区文化大革命全过程，对作者亲历或参与过处理的一些重大事件特别是有争议的事件（如青海“赵永夫事件”，宁夏“青铜峡事件”等）作了详细记叙。
继周孜仁之后，重庆另一位曾任《八•一五战报》主编的黄肇炎也写出了回忆录《沧海一滴》，其中第九章为《文革亲历》，发表于个人博客。原“重大八•一五战团”成员、校广播站工作人员张德昂，先后写出了《文革杂忆》、《文革岁月》，在其博客上连载。此外，原“重大赤卫军”成员黄昌国的回忆录《文革中我在重庆当保皇派和炮打中央文革的回忆》，已经在网络上流传。原重庆“反到底”负责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木森已写成《亲历重庆大武斗——重庆反到底派一号勤务员自述》（何蜀整理），王年一、余汝信分别为其作序。
湖南衡阳退休老干部应山红主编《雁阵惊寒：湖南衡阳文化大革命史事》一书汇集了多人撰写的衡阳文革史文章。《荣辱浮沉南柯梦》一文详尽介绍了文革时期衡阳群众组织的名称、派别和演变发展情况。《十年天地干戈满，四海苍生痛哭深》一文历数了发生在衡阳的11次大小武斗。《火烧后院，祸起萧墙》一文记载了衡阳地、市党政机关在文革中的情况，尤其难得的是忠实记录了这些机关中的中下层干部中造反活动。该书由应山红先生自费印刷并广赠国内外大学和研究机构图书馆，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图书馆、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以及美国部分大学均纳入馆藏。邵阳退休老干部陆芒的回忆录《老虎坪纪事》和张介山的《非常岁月》均记载了邵阳地区文革的重大事件和不同人的遭遇。两书忠实记载了邵阳地区抓“黒杀队”、“刮红色台风”、“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政治运动，反映了文革对基层和农村干部、群众的极大伤害。尤其是对抓“黒杀队”运动的记载，为了解“道县事件”的影响和危害具有重要的补充意义。
第六，其他主题。
不少学者在其他方面的研究都有很多成果，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教育革命、文革时期国家制度和机构、文革文艺等等。
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后知青研究的升温，大批知青研究著作和文章出版，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 《中国知青口述史》，
杜鸿林的《风潮荡落：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托马斯•伯恩斯坦的《上山下乡》，
刘小萌、定宜庄等人主编的《中国知青事典》，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和《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潘鸣啸的《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
等。研究文革前知青的有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初澜》， 邓鹏的《无声的群落》 和《无声的群落(续集)》
等著作。其他大多是回忆性的文章，散见于各地文史资料和知青回忆录。
csxiangqian
2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8 13:27 只看该作者
部分参考文献，尚未整理，有可能重复。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M]．北京：(内部出版)，1988．
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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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xiangqian
2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11 12:27 只看该作者
叶永烈的就当小说看吧。
他连人家的密室会谈都能够写出对话来。
yuechi
3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11 15:14 只看该作者
引用:
原帖由 michael.zy 于 2010-3-12 16:00 发表
香港科大的一套视频《重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不错… 组里有人发过 …
需要一个位置 坐标 连接入口 九一
ccitsoft113
3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12 16:06 只看该作者
亮剑
陶艾婷是马甲
你要一直相信，这世界不该是你看到的这个样子。
3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12 22:33 只看该作者
徐友渔《自由的言说》
naomizhengah
3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19 10:28 只看该作者
(⊙o⊙)~~
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楼上的！！！ 尤其是csxiangqian！！辛苦辛苦~ 向您鞠躬致谢！
csxiangqian
3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21 10:57 只看该作者
我主要列的是关于群众的书，也可以说是普通人的文革。
高层领导人的文革缺乏资料，不好说怎么回事。
网络低俗风
1984BBS四书五经党元首，专注于昏暗油灯下的考据工作
3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21 12:50 只看该作者
哇啊啊，LZ写的那个很厉害啊，收藏了。
boboxia
12点党小党棍
3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21 12:52 只看该作者
去搜索文革abc吧，这是我读过的最深刻的论述文革的文章，网上有，猫眼的一个牛人写的！
网络低俗风
1984BBS四书五经党元首，专注于昏暗油灯下的考据工作
3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21 12:53 只看该作者
聂元梓回忆录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7/0811/19/27122_667216.shtml
还有一个最近的对蒯大富的采访。
山姆爱吃土豆
闲蛋超人
3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21 15:56 只看该作者
大家倒是给出下载地址啊…………尤其视频的地址……
张小夏
3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4-23 19:05 只看该作者
马可
sinomajesty
4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6 17:09 只看该作者
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这是一套光盘，还不错
PopBeat
4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12 22:46 只看该作者
我也是最近看了袁腾飞的视频后特别想深入了解下这段历史,组员给了这么多书，准备抽空看下！
万俟
4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27 11:34 只看该作者
mark
自由中国
宪章签署者。建立公民意识，推进公民社会。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Twitter @jht81
4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28 12:17 只看该作者
还是读个穿越小说吧
呵呵
开个玩笑...
无相客
不在有关单位上班，不加入组织
4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29 01:07 只看该作者
这贴留着慢慢看，顶以上各位
syriana
FREE TALK 組長 1st Gen / 隱於市朝 • 與84諸兄相望江湖
4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29 01:33 只看该作者
文革被抄家、祖父被噴氣式的組員含淚飲恨飄過。
csxiangqian
4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15 23:13 只看该作者
顶
174157872
我就是一无知者
4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16 00:18 只看该作者
MARK
qiang_cynthia
4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24 11:18 只看该作者
mark，找来慢慢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