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 《革命的僭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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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大中小发表于 2010-3-6 08:32 只看该作者

《革命的僭妄》

四十年兴亡路

波尔布特以及红色高棉

穿过历史的悲怆·吴哥、红色高棉及其他

红色高棉屠夫莫克“大爷”

漫长的审判

以革命的名义

血色记忆

柬埔寨红色高棉大屠杀

红色高棉瓦解之原因

附录

金边的恶梦·红色高棉起诉书

为民主柬埔寨（红色高棉）辩护

柬埔寨共产党 ·维基百科

四十年兴亡路

红色高棉留给世人一个也许永远无法解答的问题，这就是，一个为人类美好理想奋斗的组织，为何在现实中走得如此之远?

●农村包围城市的又一成功实践

１９６０年９月３０日，在金边火车站的一间破旧房屋里，柬埔寨劳动党宣告成立。在新建的组织里，一批五十年代留法归来者如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乔森潘等进入中央领导层。

１９６２年柬共总书记杜斯木神秘失踪，波尔布特继任。从此，“留法派”成为柬埔寨革命的领导核心。六十年代初的柬埔寨，是绝不允许共产党组织存在。１９６３年５月，波尔布特、宋成、英萨利等被迫逃入磅湛丛林，在农村进行革命宣传。

１９６７年４月，马德望三洛地区农民爆发反征税暴动。已正式改名的柬埔寨共产党，他们觉得开展武装斗争的时机已成熟，于是建立起自己的武装——柬埔寨革命军，并在各地发动起义。柬革命军在政府军围剿下东躲西藏，疲于应付。然而，美国对柬埔寨的干涉为红色高棉带来了崛起的意外机遇。正在忙于越南战争的美国对西哈努克政府的中立偏左政策深为不满，１９６９年３月起派飞机轰炸成为北越“庇护所”的柬埔寨领土。民族矛盾上升为柬国内主要矛盾。柬共转而扛起抗美救国的旗帜。年底革命军就增至２５００人。

１９７０年３月１８日美国策动柬右翼势力朗诺、施里玛达等发动政变，废黜西哈努克。1970年４月美国和南越军队入侵柬埔寨南部。大敌当前，西哈努克和柬共拚弃前嫌，携手抗美，结成抗美救国统一战线。

１９７１年底抵抗力量粉碎朗诺政府的“真腊二号”军事行动，已取得战场上的主动。１９７３年８月美机停止轰炸。民族解放武装力量发展到５万人，解放了９０％以上的国土，完全控制金边外围地区。１９７５年元旦，抵抗力量发起总攻。４月１日，朗诺以去外国治病的名义离开金边。４月１７日，金边挂起了白旗。红色高棉取得了抗美救国战争的全面胜利，在世界上再创了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例子。

●要“一举建成共产主义”带来的灾难

金边居民庆幸战争结束，但还没来得及欢迎胜利者，就接到紧急疏散的命令。人们匆忙带着点随身用品，没有明确目标地逃往农村。三天后，２００万人的金边成了“居民不足三万、只有一家商店”、“没有小汽车，人人都靠步行”的空城。至少有两三万人死于疏散途中。

红色高棉称这是因美国飞机马上要来轰炸，后来又说是怕城里隐藏着大量阶级敌人。事实上，是红色高棉没有经验、也不准备学会管理大城市。在他们看来，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象征。它会腐化干部和群众。要建设理想社会，就必须消灭城市。红色高棉宣布要在十到十五年内使国家实现现代化。把柬变成一个农业社会后，它着手推广原在解放区实行的合作社制度。取消货币和市场，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男女老少集体劳动，在公共食堂集体就餐。柬埔寨原是个鱼米之乡，但因粮食产量逐年下降，人们只能勉强喝上稀粥。红色高棉禁止私人拥有财产，取消家庭，甚至婚姻也由组织安排，婚后夫妇要分开居住。禁止人们从事宗教活动，勒令僧侣还俗。视知识为罪恶，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人们不能自由流动。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红色高棉把人分为“旧人”和“新人”。“旧人”是攻克金边前已在解放区的人口，主要是农民。“新人”则是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等?他们处在“旧人”的监督和管制下，食不果腹地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饿死、累死和被随意处死者不计其数。

１９７６年１月柬颁布新宪法，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４月西哈努克被迫退休，随后遭到软禁。他的子女亲属十几人照样作为“新人”下放劳动，最后下落不明。

１９７６年夏，一直处在幕后的波尔布特出任政府总理。年底他忧心忡忡地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而后开始了对党组织的内部清洗。大批革命志士成为自己同志的刀下鬼。仅金边南部的“图士楞”监狱就处决了１４０００名柬共干部及其家属。民柬对外也处在自我封闭状态。到１９７８年底，除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外，全世界只有埃及在这个国家派有外交人员。柬共认为，革命后柬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要消灭各种差别，“在柬埔寨一举建成共产主义”。而柬共的“组织绝对正确”论和波尔布特在党内的绝对权威，使红色高棉的种种极端乃至残暴的政策得以实施。在其执政的三年多时间里，柬埔寨至少有１００万人非正常死亡，而当时该国总人口只有７００万人。

●在十四年抗越战争中重整旗鼓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５日，越南１０万“志愿军”兵分七路入侵柬埔寨。１９７９年１月７日越军占领了柬首都金边。翌日越南拼凑成立韩桑林傀儡政权，即“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民柬执政时代结束。仅仅两周时间，民柬就兵败如山倒，政权不保。除兵不如人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普通百姓希望早日结束民柬的恐怖统治，并不响应政府发出的抗敌号召。四下逃散的红色高棉官兵渐渐聚集起来。他们整编军队，在西北和西南山区建立根据地，进行有组织的武装抵抗斗争。１９８１年后民柬国民军逐渐恢复了元气，摆脱被动防御。民柬领导人也多少进行了一些反思，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宗教政策上，民柬也作出重大调整，重新赢得了部分民心。１９８１年１２月柬共宣布自动解散。１９８５年波尔布特、农谢和切春宣布退休。这些举措改善了红色高棉的外部形象。实际上柬共仍然存在，而且这些“退休者”仍决定着红色高棉的一切。

尽管西哈努克憎恶红色高棉，为了共同的抗越大计，还是再度与之携手合作。１９８２年６月，民柬、西哈努克和宋双三方决定成立民柬联合政府。西哈努克任主席，乔森潘任副主席兼国民军总司令，宋双任总理。团结抗越局面的形成为红色高棉赢得了极为有利的外交环境。到八十年代末，红色高棉是抗越力量三方中最大的派别，也是仅次于金边当局的柬第二大政治军事势力。

●战略失策和内部分裂导致衰亡

１９８９年９月越南从柬埔寨撤军。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２３日，柬冲突四方在巴黎签署《巴黎和平协定》。柬将实现民族和解，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大选。组成新政府。从１９９２年２月起，联合国陆续派出２?２万工作人员，花费近２８亿美元来帮助柬实施和平协定。而作为协定签字方之一的红色高棉却拒绝与联合国合作，抵制大选。除红色高棉外，其他１９个政党都参加了１９９３年５月举行的大选。而红色高棉白白葬送了合法回归柬政坛的历史性机遇。大选后柬组成王国政府，奉辛比克党和人民党达成妥协联合执政，拉那烈任第一首相，洪森为第二首相。红色高棉失去国内盟友和国际支持，陷入全面孤立。红色高棉虽想在新政府中谋取一席之地，但又不愿面对宿敌洪森派控制新政府的现实，更不愿交出控制区和解散武装。双方的两次圆桌会议都无法达成协议。１９９４年７月７日，柬议会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

在政府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红色高棉内部思想混乱，官兵厌战思乡，开始逃离。对此，强硬派领导人始终没有制定切合实际的对策。波尔布特对外迷恋军事斗争的魔力；对内他坚持抗美时期的做法，反对自由经济和私有财产，强化他的绝对领导，清除不同意见者，结果激起内变。红色高棉二号人物英萨利主张政治和谈和内部改革，但不为波尔布特所容，作为“享乐主义”和“投降主义”倾向受到批判。１９９６年８月他率领两个师“与波尔布特派分道扬镳”。拉那烈和洪森马上与他达成和解协议，允许他在其控制区享有自治权利。西哈努克国王还下令赦免英萨利。英萨利的分裂使红色高棉丧失了４０００人的精锐之师，又失去了重要的木材和宝石等经济来源。而政府既往不咎的和解政策，则摧垮了红色高棉官兵的心理防线。红色高棉的解体已是不可避免。不久又有十几个师脱离波尔布特，而后改组并入政府军队。到１９９７年５月，红色高棉已丧失了近８０％的作战部队，大势已去。

１９９７年６月民柬国民军总司令宋成密谋投诚，波尔布特得知后派人枪杀宋成夫妇及其８个子女。红色高棉官兵忍无可忍，第一次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一号大哥”。波尔布特仓皇逃命，但为部下抓获，随后被公审判处终身监禁。红色高棉希望通过此举改善形象，寻找出路，但因波尔布特是红色高棉的灵魂和象征，对他的审判显然更使民柬群众士气涣散。

１９９７年奉辛比克党与人民党明争暗斗，又给残存的红色高棉一线希望，部分民柬武装甚至与拉那烈派结盟反对人民党。然而，７月初洪森以武力驱逐了拉那烈，完全控制了局势。红色高棉的如意算盘又一次落空。此后在国际压力下，柬再次举行大选，拉那烈派与洪森派重新妥协，联合执政。红色高棉对前途已完全绝望。

波尔布特１９９８年４月去世后，剩下的红色高棉领导人陆续走出丛林，形成又一轮投诚浪潮。最后是１２月５日肯农等８位将军率数千余部的投诚，以及民柬前主席乔森潘和前人大委员长农谢的回归。１９９８年成了红色高棉的投诚年和终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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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尔布特以及红色高棉

自共产主义运动崛起于世，红色铁流就猛烈冲刷旧世界的墙基，其间诞生过几多才高绝顶、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共产思想对所有社会缺陷都具有尖锐而刚猛的批判力，任何改良派在大破大立的革命理想面前，都显得苍白而干瘪。没有理由怀疑，他们要建立的新世界之圣洁、公正、和谐、完美，将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终极阶段。

等到共产政权在本世纪相继破土而出，香火至鼎盛时全世界已有三分一的人口生活在共产政体之下，神话随即褪色，油彩开始剥落。探讨红色帝国的兴亡，可有多个角度，但单单历数从它的政治胎盘所孕育出来的党国领袖，便可发现有惊人的同质性。专权、暴戾、多疑、仇外、腐败、玩阴谋、坑杀同僚、视人命如草芥……名著《一九八四》里的“老大哥”，就是这类魔头的一个浓缩象征。

本世纪末，国际共运大退潮，红色政权次第溃灭，如今要按图索骥找一个独夫民贼的活标本，倒要费一阵脑筋了。按说北韩的金正日正是衣钵传人，集专制万恶之大成还要加上他本人的癖好——荒淫无度。不过，金正日并非“马上天子”，只能算为另类标本，真要数打下江山而又把江山坐塌了的混世魔王，那便非波尔布特莫属了。

⊙ 何方神圣

本来，柬埔寨的国土与民情并不适宜生长这种血腥故事。高棉是个佛教之邦，虽系小国寡民，但其古色古香的文明在亚洲乃至世界上都足可自矜。高棉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国王西哈努克威望颇高。比起另一君主制邻居老挝，柬埔寨要富足许多。还有一个邻国越南原来也是君主制的，不过保大王朝在日本占领时期沦成敌伪傀儡，因而丧失了合法性，二战结束后，越南战乱不止，国土一分为二，再无宁日。不免追想，有个国王当镇国之宝，其实挺不错的，也省得手足同胞为政治理想的冲突而妄动干戈了。

柬埔寨正符合这个模式，她固然也有王室、贵族、平民的阶级差别，但总体而言社会矛盾不算尖锐。然而佛经所谓的“魔劫”，乃为一种宿命的轮回，数百年前它降临过一次，瘟疫的巨翼笼罩了整个国土，以至文化古都吴歌窟都消失在热带藤萝里，留待劫后余生的遗民去重新发现。而本世纪这轮浩劫的根须，却种植在一个朴实无华的农家子弟身上。波尔布特出生于远离金边的北部农村，家境还算殷实，笃诚信佛的父亲将儿子送进佛寺，剃度出家，只是少年波尔布特不守寺规，未几就被逐出门墙，他到底触犯了哪条戒律，已无考。不过参照他日后的作为，波氏能洗心向善、诵经说法，倒是怪事了。

波尔布特当然不是池中之物，他出落得高大健硕，见惯了五短身材的东南亚土著，在乡间猛地撞见这尊大汉，还以为是寺庙里的护法金刚跑出来了。从相学上论，此乃典型的“南人北相”，会有很多故事的。

波尔布特读书成绩不怎么好，后考进金边的一所职业中专，学的是木工，那却是“细木匠”的精巧绝活，王宫里的雕栏玉砌，寺院里的莲座金身，不是科班出身都揽不下来这活计。不知是什么缘分，他这农家子弟竟得到了王室的奖学金，于１９４９年前往巴黎留学深造，学电子工程。他在宗主国法国学业如何，已不重要，因为他和另一学友乔森潘都在巴黎奠定了自己的人生路向——参加了共产党活动。

１９５２年波尔布特归国，当然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他在一家私立学校任职授课，至于革命那一摊子也没闲着，他居然能扔下学生不顾，奉组织的派遣秘密潜往中国南方参加了某期军政训练速成班。次年法国结束了在高棉的殖民统治，柬埔寨王国独立了，波尔布特随即不知所终，潜入地下了。

然而，这时的柬共仍属子虚乌有，因为法国人过去把自己治下的越、柬、寮三国统称印度支那，所以共产国际协助组建东南亚的革命政党时，就不去分得太过琐碎了，由胡志明草创的印度支那共产党于１９３０年成立，自然是超越国界的。

胡志明伯伯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情操大概是很赤诚的，只是邻居未必这样去想。越南为地区霸主，古来如是，它历史上一再侵略、欺压过高棉邻国，这笔账从未了结。所以就算是最狂热的高棉籍共产斗士，也不愿在印支共产党的旗帜下面效死，法国人被逐走了，“乌合”的跨国政党随之分裂，理所当然。

１９５７年，波尔布特再次潜往中国南部的游击战训练营地深造，不难发现波氏的智商其实很高，他的中文说听能力与阅读能力都很强，就是写作不行，他勤奋通读了毛泽东的全部军事著作，从武装割据到农村包围城市，他认定毛泽东思想是柬埔寨革命的必由之路。波尔布特在华训练成绩优秀，但营地里都是东南亚地下共运的菁英，他并不显赫出众。何况，当时中共最器重的是来自越南的军政干部，他们堪称本门第一代嫡传弟子，至于高棉，首先是革命火种太过稀零，一小撮游击战士只龟缩于与越南接壤的山林之中；其次是中共与高棉王国关系良好，在东南亚一大片反共仇华的声浪之中，西哈努克亲王是个异数，中共对波尔布特并无特别的兴致。况且在秘密营地里来自各国亡命之徒又傲岸不驯，他们之间摩擦多多，其中最飞扬拔扈的当数来自反帝第一线的越共学员，波尔布特在营地受过越南同志的“胯下之辱”，这未始不是波氏日后寻仇的另一伏笔。那时营地里啸聚的群豪，每有龃龉，中共还须居中调停，感情上向越共倾斜是一定的。没想到若干年后，各房弟子中的马共、泰共、菲共先后式微，其他多叛出门墙甚至欺师灭祖，真正死忠到底的只有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与缅共的德钦巴登顶两家——此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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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大中小发表于 2010-3-6 08:32 只看该作者

⊙ 乱世英雄

１９６０年，独立的高棉共产党正式树旗，其实他们早已叛胡志明而去，亮出牌号只是个形式而已，此时波尔布特已是柬共的三常委之一。至１９６３年，波尔布特当选总书记，他的铁杆左右手是英萨利和宋成，至于巴黎同窗乔森潘则在金边搞白区工作，大抵是当年刘少奇的角色。不过波尔布特此公生性内向而沉鸷，喜怒不形于色，他总是规避抛头露面，以至金边政府都不晓得这人的存在，而他就象魅影一般，强有力地控制着这个由一群死士组成的铁血政党。

１９６７年，高棉西部萨德兰县因地方政府改变稻米征税的计算方法而触发农民暴动，在山中蛰伏多年的那一小队革命萤火虫终于得机出动，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事件本身虽被政府军弹压下去，但已抄家伙走上不归路的暴动农民成了红色高棉游击队的有生力量。然而要夺取全国政权，只怕还是遥不可及。

殊想不到，历史机缘之多方巧合，扭曲了高棉民族的命运。西哈努克亲王奉行的国家“中立”政策，多年来其实象墙头草一般摇来摆去，这是东南亚复杂的地缘政治所决定的。在两极化的冷战时代，对峙中的各个大国都在印度支那下注较劲，西哈努克只好逢人就合十如仪，奉上他那付招牌笑脸。他一度比较亲美，后又由于美国中情局的可疑活动而反美。不管如何，他没让自己的国家卷入战火，主权仍是独立的，这就是他的功德。然而在１９７０年３月西哈努克亲王出访苏联之际，国内右翼的朗诺集团发动政变，废黜西哈努克，成立柬埔寨共和国。亲王的国事访问的下一站本应是北京，但风云突变，何去何去真是颇费踌躇。政变消息是苏联柯西金总理亲自告知他的，克里姆林宫视他如烫手的山芋，急急请他上路。

此时周恩来的案头上摆着中国驻柬、驻苏使馆先后拍来的急电，都是报告政变动态和亲王行踪的。周请示毛泽东，毛一言九鼎，照样以国家元首的礼仪迎接他，但前提是“要让他看到光明前景，看到抵抗斗争一定会胜利”。

周对这两句最高指示的诠释是，在首都机场以礼炮、鲜花、红地毯赚落了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的眼泪后，就在机场贵宾室向对方摊牌：“昨天我和毛主席讨论了局势。我只有一个问题，您准备进行战斗吗？”西哈努克别无选择，答曰：“我准备战斗，而且战斗到底。”

这一来，中共就没白养这个过气君主一场了。怎么“战斗”，是轮不到西哈努克挑拣的，他首先必须认中共为最大靠山，其次要与红色高棉结盟，当然也要和越共联手抗美。

高棉民族的劫难就此启端，朗诺政权将美军这股祸水引进了国土，西哈努克亲王则把红色高棉这股脓血供上了庙堂神案。金边政变的次日，朗诺就批准美军出动庞大的Ｂ-５２机群，“地毯式”轰炸柬埔寨东部的“胡志明小道”，美国军事顾问开始派往金边政府军中，而美机的狂轰滥炸一直延续到１９７３年美国国会表决宣布对柬空袭为非法行动为止。与此同时，红色高棉与越共也没闲着，后者顶着漫天弹雨不屈不挠地继续向南越渗透，从军事物资到伪装过的正规军战斗单位，当然也派出作战老手深入到红色高棉的班排一级，辅助他们尽早夺取全国政权。红色高棉既有北京的供输又有中越两国派来的军事顾问，便如虎添翼，各块根据地迅速扩大并连成一片，当初波尔布特等人亡命丛林的晦暗不明的梦想，忽然之间曙光乍现。

等到波尔布特们已认定朗诺倒台指日可待，他们的头号假想敌就悄悄转移了，准星上的缺口锁定为犹在并肩作战的越共，这内中的原冲动自然还是历史上的世仇情结，其次是红色高棉总是认为中共无偿提供的物资武器被越南侵吞盘剥，过了一手才把残羹剩饭打发盟友。再者，红色高棉唯恐越共设在柬国领土的战时基地会成为其日后赖着不走的理由。总而言之，羽翼渐丰的波尔布特在拿下金边之前就已开始层层清除——至少是钳制越共军事顾问的影响，甚至于对有越南受训背景的本党干部也予以排挤打击，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吾党所宗。

１９７５年，北越军队攻陷西贡之后十七天，红色高棉摧枯拉朽地拿下金边。

⊙ 杀戮时刻

波尔布特在夺取政权之前曾几度秘密访问北京，因周恩来病重，波氏最重要的那次朝觐是直接和毛泽东谈的。不消说，毛对他来说是一尊超神。波尔布特毕恭毕敬地汇报本国的革命形势，谓称：我们不象老挝，高棉民族单一，阶级结构也不复杂，很有希望超越土地改革、工商业改造等过渡性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柬共准备取消王室体制，消灭剥削阶级，消灭工农、城乡差别，全国实行供给制，以物品券取代货币……他敬请中共协助未来的“民主柬埔寨共和国”起草宪法。

波尔布特这套构想从何而来呢？按说他通读四卷雄文，晓得“新民主主义阶段”之重要，岂敢当面去捋毛的虎须？原来，真正领悟毛泽东思想精义的，还真非波氏莫属！其时，张春桥、姚文元于１９７４年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篇奇文，深得毛的欣赏，并译成多种文字，毛泽东早先已向访华的英萨利推荐过。

熟知中共历史的人都晓得，张春桥所以从较低级别的干部而平地青云、荣宠有加，就是他发表于五十年代的一篇“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论文被毛的青眼看中。毛泽东很喜欢有“军事共产主义”色彩的供给制，讨厌二十四级工资制，所以人民公社与后来的“五七干校”都是毛式大同思想的产物，但即使以毛的威权仍不足以在庞大的中国彻底实行之，故此毛经常嘲弄道：“资产阶级法权象块臭豆腐，闻起来很臭，吃起来很香！”意在抨击那些抱着现行体制不放的同僚。张春桥、姚文元的“全面专政”论，正是毛泽东思想辉煌的延伸。而波尔布特作为一个外国人，居然能咂品出其中真髓来，真是难为他了。

总之，毛闻言抚掌称善，慨叹：吾道不孤也！据悉，柬埔寨的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就是张春桥组织班子协助起草的。

红色高棉占据金边的第二天，就开始驱赶两百万居民离城下乡，称为“反对吃闲饭运动”，连老弱病残也不能幸免，数日之内，全国城市都成了死寂的空城。放逐者和原先的乡下农民都被按军事编制分男女住在各自的营房，连夫妻也只能在获得批准的前提下方得一周相聚一次，这正圆了波尔布特“全国军事化”理想。至于以后的情节，奥斯卡金奖巨片《杀戮场》（又译《战火屠城》）已有形象的描述。高棉民族的命途从此进入了一条最黑暗的时光隧道。

电影拍出了“万人坑”、水田里漂浮着的骸骨、专杀懂外语和戴眼镜者、教孩子仇恨自己的父母。但该影片还是不便拍出红色高棉杀人示众时，竟用锄头活活将人砸死；用刺刀捅死婴儿；在水利工地将染病者就地活埋……

从１９７５年暮春至１９７８年底，波尔布特执政仅三年又八个月，就使柬国人民“非正常死亡”了三分之一，其恐怖行径超过了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暴君！红色高棉的嗜杀嗜血，从“民主柬埔寨”的国歌中可见一斑，攻下金边的四月十七日被定为新高棉日历的“元年一日”，国歌歌词唱道：“红色，红色的血／洒遍了柬埔寨祖国的城市与平原／这是工人和农民的血／这是革命的男女战斗员的血／这血以巨大的愤怒和坚决的战斗要求而喷出／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帜下／血，决定了把我们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

你听过这样句句沥血、字字见红的“国歌”吗？其大凶之象跃然其间——果然，就在波尔布特的种族灭绝大屠杀仍在进行之际，另一股血潮又漫过了高棉国土。

⊙ 狂魔末路

波尔布特执政后，已和邻国越南开启战端，在边界打打停停，大有“积小胜为大胜”的意思。殊难料到，越共早就厉兵秣马，以期“毕其功于一役”了。１９７８年底，越军海路空三路全面入侵，闪电般叩关金边。红色高棉仓皇弃城西去，掩护柬共中央和庞大的中国使馆、援柬专家团夺路狂奔，一直流蹿到泰柬边境才逃过一劫。

高棉人民已经破碎的心又被撕成了几爿，有的人憎恨越南人，却不反对他们开过来铲除杀人不眨眼的红色高棉；有的人辗转反侧，还是以民族大义为重，先把异族侵略者逐出国门，再料理家事。无论站在哪一边，这仗打起来就有年头了。

因红色高棉及波尔布特在国际国内恶名昭彰，柬共于１９７９年在豆蔻山根据抵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解散共产党、废除社会主义宪法，前“民主柬埔寨”总理与柬共总书记波尔布特的头衔自然不复存在，他只保留了赤柬游击队总司令之职。

随着抗越同盟战线的扩大，西哈努克系游击队（由王子那拉烈率领）和前首相宋双领导的游击队都不可能接受波尔布特的名字，于是波氏连总司令的头衔都让给了乔森潘。然而只有红色高棉核心圈子的人才晓得波尔布特的控制欲是何等强大，无论是赤柬的盟友抑或是敌人，都不相信波尔布特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

由于中共不惜工本的支持，以及西方暨东盟对越南的强力遏制，越军无法绥靖高棉全境，各系抗越游击队又无法在雨季之外有什么作为，总之来回拉锯，柬埔寨已是山河破碎，碧血斑斑。直熬到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改革，先从在阿富汗抽身退步，继而停止为越南支付侵柬的军费。越共内部也经历一连串震荡，被压制的南方系开始抬头，终于在党代会上将黎笋挤掉，并就他那个时期对外政策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批评。这么一来，仗是打不下去了。越南开始撤军，高棉各方又扭打成一团。民族和解的症结在于红色高棉的未来定位很难摆平，乔森潘曾代表赤柬到金边谈判，会议未开，他们已被暴怒的老百姓打的鼻青脸肿，不得不抱头鼠窜。

等到那拉烈与洪森的“双头”联合政府成立，中共对豢养多年的红色高棉已生倦意，援助连年递减。而象柬共这样一个声名狼籍的团伙，它能生存下来，一是靠强大的外部压力维持自己内部的团结，二是凭借后台靠山取之不竭的援助。现在强敌已去，外援不来，他们之间就嫌隙骤生了。各部赤柬游击队分据山区不同地带，为生存而自祈多福，英萨利一部守住了肥缺，是出产宝石的矿脉，他们早就垄断了泰柬边界的宝石走私与木材贩卖生意。英萨利与波尔布特原是过命的交情，两家又是姻亲，波尔布特指派他占据那块洞天福地，自是信得过他。然而英萨利绝非善良之悲，在当初的“种族灭绝”大屠杀中，他起的作为极坏，故被金边政府列为第二号“人民公敌”。没想到英萨利突然拥兵反水，背叛波尔布特，宣布向政府投诚。势单力薄的第一总理那拉烈王子立刻接受，敦促父王西哈努克予以特赦，有意收为己用。波尔布特那边则通过电台揭露英萨利侵吞了属于全党全军的财产，这恐怕不会假到哪里去。但波尔布特已系人皆曰杀的恶魔，追随着他又有何盼头？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英萨利系甫去，其他各部军心浮动，波尔布特暴怒难已，经下令杀害铁杆战友宋成全家，灭门之后还要用卡车来回碾压尸体，观者为之发指。不旋踵，各营相继倒戈，并漫山遍野追缉波尔布特及其最后几个亲信喽罗，终于将其一网成擒。

⊙ 千夫所指

柬埔寨民众对波尔布特恨不得食肉寝皮，国际社会早就有公审之议。这回连双方关系势同冰炭的那拉烈和洪森都联名致函联合国，吁请设立一个国际法庭来公审波尔布特。联合国首席法官当即表态，安理会或者联合国大会有权设立国际法庭，去审判波尔布特统治柬埔寨时所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当时正在美国丹佛举行的八国首脑会议也表态赞成此议。

这是有先例的，联合国曾先后设立国际法庭审理过卢旺达以及波斯尼亚的种族屠杀罪行。没想到，中共力排众议，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姿态，强硬反对国际公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崔天凯说：红色高棉与波尔布特的问题是柬国内政，中国反对将波尔布特及其他柬共领袖交由国际法庭审判。

这时，人们便可发现，中共虽停止了对赤柬的大规模援助，但其影响力仍是不可磨灭，北京放了话，那些对波尔布特恨得牙痒痒的红色将士，忽而转了口风，无意将波氏交给政府了。他们在丛林里开了党内军内的公审会，波氏确实为恶太多，光是控诉他如何残害战友，就可枪毙他十回了。中共只是不愿在国际法庭上被牵扯出跟自己有关的头绪来，却对波尔布特的生死荣辱并不介怀，如果判他个斩立决，岂不更干净利索！

于是，外间都以为波尔布特在被控诉清算之后，其肉身已被挫骨扬灰，万劫不复。没想到，前不久又有一位深入山区腹地的记者见到波尔布特，他象一条被遗弃的丧家犬，衰颓苍老，形单影只地在泥尘中踯躅。

目睹此情此景，便可推知，曾有过中共秘密收容波尔布特传闻，是永无可能的了。中共是否肯收留他且莫论，只怕首先是波尔布特自己是断断不敢前去投靠的了，因为他不是愚人蠢伯，晓得最想要他闭嘴断气的是哪一家。

追想当年，中共停止了对缅甸共产党的支援，缅共游击队即沦为种毒贩毒的山寇，而且很快就开始出现内讧，你攻我伐，所走过的覆亡之路与今日的红色高棉极为相似。只不过，缅共的反水部队突袭党中央，活捉德钦巴登顶主席是在１９８９年，他们也开了斗争会，控诉一通之后，也没兴致取去他颈上的人头，而是用刺刀将他押过界河，将他扔给中国这边处理，恍如从缅甸的历史上抹去了一个冗长的梦魇。那个日子就在中国的首都发生“六四”之后的半个月。

德钦巴登顶最终仍得以流寓中国，为诞生于这块土地上的光辉理想而全忠全节，末了还能赔上这把骨头为昔日的革命导师殉葬。而真正把毛主义付诸实践的波尔布特，反而失落了终老于中国这个精神家园的荣幸。他已经沦落成为“人渣”，世人皆曰杀，却谁也不愿弄脏了自己的手。

于是，他只好永远在野村里如行尸走肉一般流浪，如同一个活标本，让人清晰逼真地看到那个逝去了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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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历史的悲怆·吴哥、红色高棉及其他

柬埔寨暹粒省的五月，雨季即将来临，气候闷热潮湿，中午气温高达摄氏三十八至四十度，而每天清晨和黄昏却是乌云压顶，水塘和小吴哥周边的护城河近乎干涸，草色发黄，它们都在等待一年一度的雨季的滋润。熙熙攘攘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冒着酷暑和闷热，不远万里，来探望吴哥这座不朽的千年古城。

吴哥文化的亘古绵长，已经诱惑了我许多年。这座遗失了又找到的传奇的古城，在我心底里是那么神奇和优雅……从元朝元成宗元贞元年六月（1295年）吴哥王朝鼎盛时期奉命随使赴真腊的温州商人周达观的著作《真腊风土记》，到小吴哥那些石雕回廊浮雕的神话故事，从垂垂僧人老尼守护的佛像雕塑，到巴戎寺石墙上长达几百公尺的高棉人在十二世纪与占婆人的战争浮雕，从矗立于丛林之间的巴戎神庙五十四座高矮不一、大小各异刻有加耶华尔曼七世的两百多个微笑面容的四面塔，到女皇宫那些红沙岩上精雕细刻美轮美奂的石雕，九百年前的故事历历在目，呼之欲出。这些宏伟建筑和雕塑，因记载的文字极其有限而充满神秘，又因为发现吴哥窟的故事离奇而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它使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为之驻足、凝视、深思和感叹！

本来我到柬埔寨的目的十分单纯，短短一个星期的流连，除了缅怀吴哥王朝的历史，拍照片，采撷吴哥文化的艺术瑰宝，就没有任何其他任务，但是，不论在金边、在暹粒，或是在吴哥，与灿烂的古文化之美相比反差极大的，是当地百姓的贫穷。无论在哪里停留，一群小孩、乞丐、残障者立刻涌过来，团团围住你，伸手向你要钱要东西。我拍过几个乞讨的孩子，他们小小年纪，眼睛里却有那么多凄苦和无奈。我不断解读那些凄美的眼睛背后的故事。二十多年的内战，使柬埔寨的百姓变得谦卑，甚至失去了自尊，虽然战争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但似乎这里的百姓还没有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元气，加上外国游客的涌入，更加大了贫富之间的反差。就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柬埔寨还是中南半岛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而现在，他们却如此贫困。我在旅途中遭遇到的出租车司机、导游，还有那些乞讨的小孩，他们不断向我讲述柬埔寨的历史，讲述他们的亲人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被折磨致死的故事。我总是反复地被这个我本不想触及的令人不愉快的问题所困扰，与当地百姓的接触，使你无法规避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红色高棉给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难。红色高棉对于柬埔寨人来说，犹如挥之不去的阴霾。

在即将离开柬埔寨的前一天，我终于要求导游抽出一个下午的时间，带我去暹粒战争纪念馆。虽然我知道，这不会是愉快的经历。我想弄清楚那些孩子眼睛里与年龄极其不相称的悲哀，我被那些眼睛深深触动。

战争纪念馆实际上是一座庙宇，其中的一座塔的四面装着透明的玻璃，陈列着在波尔布特统治时期惨遭杀害的人的骷髅。塔前有几个小孩，在兜售一本柬埔寨人Loung

Ung写的英文自传，书名叫《他们先杀死我父亲》，书的封面上依次排列着一张张一寸大小的男女老幼的照片。导游说，所有这些照片，都是在红色高棉保留的档案中发现的被红色高棉杀害的人。站在陈列着遇难者骷髅的纪念塔神龛前，心脏似乎被挤压得异常疼痛，感觉喘不过气来。也就是在这些骷髅的面前，人们把红色高棉（khmer

Rouge）时期的惊心动魄的杀戮故事仔细讲给我听。像这样的纪念塔，在柬埔寨有很多，而最大的一个是在金边南部，一个编号为S-21的大屠杀现场。S-21杀戮场之所以出名，是因为红色高棉在那里杀的人最多，而且多为“政治犯”。

细究柬埔寨的历史，实在是悲惨而又令人尴尬。越战期间，美国要求柬埔寨助战，遭到西哈努克的拒绝。美国对西哈努克政府的中立偏左政策深为不满，从1969年3月起，派飞机轰炸成为北越“庇护所”的柬埔寨领土，并把目标转向柬军方，开始扶持朗诺将军。朗诺趁西哈努克1970年3月出访苏联之际，发动了军事政变，废黜西哈努克，由朗诺出任总统。美国对柬埔寨的干涉为一直在丛林里打游击的红色高棉带来了崛起的意外机遇。民族矛盾上升为柬埔寨国内的主要矛盾。忠于王室的柬埔寨子民不能接受国王被驱逐的现实，更不甘心屈服于傀儡政府，柬共趁机打着爱国的牌子扛起抗美救国的大旗。1970年4月美国和南越军队入侵柬埔寨南部。大敌当前，西哈努克和柬共捐弃前嫌，携手抗美，结成抗美救国统一战线。5月5日柬民族团结政府成立，西哈努克任主席，乔森潘担任副首相。民族团结政府得到民众衷心拥护，抵抗力量如星星之火，迅速燎原。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僧侣、朗诺政府官员、军人奔向丛林，加入红色高棉的行列。而朗诺本人庸碌无能，完全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1971年底，抵抗力量粉碎朗诺政府的“真腊二号”军事行动取得了战场上的主动。1973年8月美机停止轰炸柬埔寨。民族解放武装力量发展壮大到五万人，一举解放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土，完全控制了金边外围地区。1975年元旦，抵抗力量发起总攻。4月1日，朗诺以去外国治病的名义离开金边。4月17日，金边挂起了白旗。红色高棉取得了抗美救国战争的全面胜利。

在北越和美国签订了在印支停火的协定后，红色高棉开始与越共分裂，在骂“越南修正主义”的同时，堂而皇之地树起了抵抗越南入侵的旗帜。柬共与越南抗衡，为美国出了一口恶气。于是美国转而通过泰国向红色高棉提供武器和装备，希望借此削弱越共的势力扩张。有了这一层关系，美国对红色高棉日后践踏人权的胡作非为自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扳倒了朗诺政府，开始了所谓的“元年”（Year

Zero）。而这一天，却是柬埔寨人刻骨铭心难以忘却的日子。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实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他发出一号命令，以战备为借口把城市居民遣散出城。这项决定是在红色高棉进城前两个月作出的，但他们对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严加保密，并且欺骗老百姓说美国人要轰炸金边，谁也不准留下，不准携带行李，用不着带出城市的东西，三天之内就可以回家。在士兵的强行驱赶威吓之下，四天之内，所有金边人被迫离开了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放弃所有财产，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素有“东方巴黎”之称、并有两百万人口的金边，数日之内就成了死寂的空城。正是从这一天开始，柬埔寨的百姓开始陷入水深火热且极其荒谬的处境之中。

红色高棉的军人荷枪实弹，强迫城市居民迁往乡下改造，实践所谓的农业乌托邦计划。同年９月，全国所有城镇的人口被全部迁出。红色高棉认为这在世界上是个独一无二的“创举”。而大部分的金边人没有料到，此次的离开，竟是一条不归之路。体弱的人还没到达目的地，就病死在去乡村的长达一个月的徒步跋涉中。有幸到达目的地的，一落脚便开始了刀耕火种的日子。眨眼间，柬埔寨禁止私有制，没有工业，不准商品买卖，不准货币流通，连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也不允许，而波尔布特策划的这次两百万人的大迁移，事先毫无物质准备，直接导致几十万人的死亡。

波尔布特掌权之后，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血腥统治，并宣布要在十到十五年内使国家实现现代化。首先要把每一个城里人改造成农民。红色高棉把人分为“旧人”和“新人”。“旧人”是攻克金边前已在解放区的人口，主要是农民。“新人”则是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新人”必须通过改造才能新生。每位新人必须重新登记，交代以前的历史。凡在朗诺政权服务过的人、对新政权不满者、地富反坏、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一律格杀勿论。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士都不是无产阶级，属于清理之列，连戴眼镜的人也不放过。然后是种族和宗教迫害，会说外语也是死罪。禁止所有的宗教信仰，关闭或摧毁所有的教堂和庙宇，佛教徒被迫还俗，回教徒被强迫吃猪肉。除了整肃党内异己，普通百姓以越南、苏联间谍、美国特务等罪名遭疯狂屠杀，大多数遇难者全家都被斩尽杀绝。

红色高棉视知识为罪恶，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只准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人们不能自由流动。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新人”在“旧人”的监督和管制下，食不果腹地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强迫所有百姓必须放弃原来的民族服装和服饰，男女老少一律穿上黑色革命装或者军装。妇女不论多大年纪，必须剪清一色的齐耳短发。红色高棉成员的脖子上则多了一条红白相间的长布围巾。被放逐的“新人”和原先的乡下农民都按军事编制分为男劳动队、女劳动队，一律强制劳动，男女分住在各自的营房，连夫妻也只能在获得批准的前提下一周相聚一次。

吃饭在公社大食堂，每人配以碗筷，定时去集体食堂排队打饭。刚开始时一天三餐，到后来认为吃三餐多余，改为一天两餐，没过多久，粮食配给越来越少，干饭变成了稀饭。野菜、草根、树皮，蚱蜢、甲壳虫、蟋蟀、壁虎都成了果腹的美味佳肴。很快连这些“美食”也找不到了。每天都有人饿死，发展到最后，就像中国古书中记载的大灾之年，人甚至吃死人的肉。

新人们被迫学习农活，种地修渠，为了完成规定的劳动限额，白天必须在田里干十几个小时活，晚上还要开会学习。居住的条件尤为简陋，用竹子搭成无法遮风雨的吊脚楼，家徒四壁，没有任何家具。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必须全数交公。允许种蔬菜瓜果，但收成归公。偷吃瓜果被定为偷窃罪扭送村委会处治。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至少有一百多万人因为劳累、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而死去。

在红色高棉执政的三年八个月二十天时间里，其恐怖程度空前绝后。1976年夏，一直处在幕后的波尔布特出任政府总理。年底他忧心忡忡地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此后就以肃清亲越分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为借口开始了内部清洗。在1975年10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十三个领导人中，就有五个在1977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其中包括内政部长、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1978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杀了近十万名自己人。S-21杀戮场，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党内敌人。据估计，仅在这个中心一处，就处决了两万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S-21发掘出近九千具尸体。还有许多死人坑尚待挖掘。这些人死得极其恐怖，红色高棉为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许多陈列的头盖骨上，留有被斧头砍出的裂痕。1976年1月柬共颁布新宪法，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4月西哈努克被迫退休，随后遭到软禁。他的子女亲属十几人照样作为“新人”下放劳动，最后下落不明。

在大屠杀的同时，民柬对外处于极度的自我封闭状态，国门被关闭，受害者无路可逃，只能束手就擒，惨遭杀戮。到1978年底，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国家与之互派外交人员。

在短短不到四年的时间里，红色高棉取消城市、强制人口迁移、取消货币、取消商品、取消家庭，用暴力达成社会改造，建立一个最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整个国家没有商店、没有庙宇、没有学校或公共设施，文明被践踏，百姓遭涂炭，国民经济全面崩溃。

1984年获得第五十七届奥斯卡三项大奖的影片《THE KILLING

FIELDS》就是描写红色高棉时期的苦难。影片根据真实的故事，再现了红色高棉时期大屠杀的生还者Haing

Ngor经受饥饿和严刑拷打、饱受战争恐怖、亲人死亡的经历。

在长期的抗法和抗美斗争中，柬越曾互相支持，并肩战斗，但也有一些积怨。两国革命胜利后，越南企图通过越柬的“特殊关系”控制柬埔寨，实现其“印支联邦”的美梦。早在1975年6月就趁解放越南南方之机，出兵占领柬埔寨的威岛。而红色高棉不屈服于越南的压力，利用民众根深蒂固的仇越反越情绪予以反击。1977年起两国边境冲突不断。年底因越军入侵鹦鹉嘴地区，柬埔寨宣布与越南断交，而越南则公开号召推翻红色高棉政权。1978年12月25日，越南十万“志愿军”兵分七路入侵柬埔寨。红色高棉自信能轻易击败越南的任何侵略，不料事与愿违，仅仅两周时间，红色高棉就兵败如山倒，政权不保。1979年1月7日越军占领了柬首都金边。翌日越南拼凑成立韩桑林傀儡政权，即“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红色高棉执政时代结束。此后，他们溃退到柬埔寨西北和西南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有组织的武装抵抗斗争。红色高棉如此迅速地土崩瓦解，现任柬埔寨王国政府总理洪森（Hun

Sen）起了重要作用。洪森少年时代出于对西哈努克的热爱和对“美帝”的义愤，投笔从戎，参加了红色高棉，从排长一步步晋升到师长。后来发现波尔布特倒行逆施，残酷镇压人民，他的信心开始动摇。他因拒绝屠杀穆斯林，反被红色高棉追杀，使他遂起倒戈的念头。1977年，洪森率部逃亡越南，不到两年，他联合越军杀回金边，一举推翻了红色高棉。但毋庸讳言，红色高棉的迅速倒台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几年倒行逆施的残暴统治，使得老百姓人心思弃。

1979年以后的历届联合国大会上，绝大多数成员国谴责越南侵柬，要求越南无条件撤军，拒绝承认金边当局。1981年12月柬共宣布自动解散。1985年波尔布特、农谢和切春宣布退休。这些举措改善了红色高棉的外部形象。实际上柬共仍然存在，而且这些“退休者”仍决定着红色高棉的一切。尽管西哈努克憎恶红色高棉，为了共同的抗越大计，还是再度与之携手合作。不过，此时的西哈努克和另一位抵抗派领导人宋双都有了自己领导的小股抗越部队。1982年6月，民柬、西哈努克和宋双三方决定成立民柬联合政府。西哈努克任主席，乔森潘任副主席兼国民军总司令，宋双任总理。1989年9月越南从柬埔寨撤军。1991年10月23日，柬冲突四方在巴黎签署《巴黎和平协定》，并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大选，组成新政府。从1992年2月起，联合国陆续派出二万二千工作人员，花费近二十八亿美元来帮助柬埔寨实施和平协定。这是联合国战后最大一次维和行动。而作为协定签字方之一的红色高棉却拒绝与联合国合作，抵制大选。它先是不让联合国维和人员进入其控制区，后又拒绝裁减军队，不断采取军事进攻，并多次发生扣留和伤害联合国人员的事件，最后是在大选前撤走驻各地的联络站。除红色高棉外，其他十九个政党都参加了1993年5月举行的大选。西哈努克派的奉辛比克党得票百分之四十五点七，出人意料地战胜了人民党。大选后组成王国政府，奉辛比克党和人民党达成妥协联合执政，拉那烈任第一首相，洪森为第二首相。红色高棉失去国内盟友和国际支持，陷入全面孤立。

1994年7月7日，柬议会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在政府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红色高棉内部思想混乱，官兵厌战思乡，开始逃离。对此，强硬派领导人始终没有制定切合实际的对策。波尔布特迷恋军事斗争的魔力，红色高棉军队能征善战，且在根据地周围埋下无数地雷，政府军的围剿常常是损兵折将，无功而返。对内政策仍然坚持抗美时期的做法，反对自由经济和私有财产，强化他的绝对领导，清除不同意见者，结果终于激起内变。红色高棉二号人物英萨利，主张政治和谈和内部改革，但不为波尔布特所容，并当作“享乐主义”和“投降主义”倾向受到批判。1996年8月，英萨利率领两个师与波尔布特派分道扬镳。拉那烈和洪森马上与他达成和解协议，允许他在其控制区享有自治权利。西哈努克国王还下令赦免英萨利。英萨利的分裂使红色高棉丧失了四千人的精锐之师，又失去了重要的木材和宝石等经济来源。而政府既往不咎的和解政策，则摧垮了红色高棉官兵的心理防线。红色高棉的解体已是不可避免。不久又有十几个师脱离波尔布特，改组并入政府军队。到1997年5月，红色高棉已丧失了近百分之八十的作战部队，大势已去。1997年6月民柬国民军总司令宋成密谋投诚，波尔布特得知后派人枪杀宋成夫妇及其八个子女。红色高棉的官兵忍无可忍，第一次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一号大哥”。波尔布特仓皇逃命，但为部下抓获，随后被公审判处终身监禁。红色高棉希望通过此举改善形象，寻找出路，保存组织力量，但因波尔布特是红色高棉的灵魂和象征，对他的审判显然更使民柬群众士气涣散，无所适从。1997年奉辛比克党与人民党明争暗斗，又给残存的红色高棉一线希望，部分民柬武装甚至与拉那烈派结盟反对人民党。然而，7月初洪森以武力驱逐了拉那烈，完全控制了局势。红色高棉的如意算盘又一次落空。此后，在国际压力下，柬埔寨再次举行大选，拉那烈派与洪森派重新妥协，联合执政。红色高棉对前途已完全绝望。波尔布特1998年4月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后，剩下的红色高棉领导人陆续走出丛林，形成又一轮投诚浪潮。毕姜、江裕朗等五位高级官员和马本、波尔布特遗孀梅松等人先后离开红色高棉。最后，12月5日，肯农等八位将军率数千余部投诚，民柬前主席乔森潘和前人大委员长农谢回归。1998年成了红色高棉的投诚年和终结年。红色高棉的兴盛和衰亡，构成了柬埔寨当代历史的重要篇章。

从纪念馆出来，久久挥不去心头的压抑，我似乎看清楚了那些乞讨的孩子凄美的眼睛背后的真相，我仿佛听到成千上万的冤魂在地狱中嘶吼和哀嚎。暴徒们竟以千千万万同胞的生命为代价，去实现一两位暴君的所谓伟大理想！今天，屠杀的现场还能见到蛛丝马迹，但不久的将来，凄凄荒草会长起来，那些痕迹将被掩盖。几年后的孩子将不会知道，在那荒草之下，埋藏着他们父辈对生命的全部寄托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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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大中小发表于 2010-3-6 08:33 只看该作者

红色高棉屠夫莫克“大爷”

红色高棉是二十世纪最後一场共产主义革命，这场革命建立的血腥政权一九七九年被越南军队和起义的柬埔寨人民推翻。从那以後，其主要领导人逃到丛林里，或死於火并，或不得已向政府投诚以换取赦免。最後一个在逃的领导人一九九九年三月落网，即将面临世纪末的审判。

此人名莫克（ MOK

），曾位居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常委，西南大区书记和军事首长但他的官衔今天只有很少人记得，广为人知的是他的绰号塔莫克，意为莫克大爷，外国人往往以为这就是他的正式名字。

莫克之所以有这么个绰号，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全家老少，包括姻亲，都一股脑儿安排进了“革命队伍”，把主管的地区变成了莫家天下他自己也就成了老太爷。莫克的家乡在塔寇省（

TAKEO ）的犬卡 (TRAMKAK)

，他自己也就成了老太爷。随着他地位的上升，这里成了红色高棉的一个样板区，在红色高棉上台前两年这里就开始建立公共食堂，废除家庭了，这个政策後来推广到柬埔寨全国，成了柬埔寨革命的特色。

塔莫有四个儿子、五个女儿。大女婿是犬卡区的书记，後来此人提升为高一级的 109

区党的书记，其职位由他的妻子，也就是莫克的大女儿接任。这个女儿一年後病死，其职位就交给了塔莫的妻兄。此时那位女婿又已官据省委书记和红色高棉海军司令了。塔莫的另外三个女婿也很了不得，一个是犬卡区的工厂书记，一个是第

120

团队的司令，还有一个是纵队指挥官。最後一个小女儿本人是犬卡区医院的院长，他的丈夫被父亲通过和柬共中央的关系安排到金边唯一的波成东机场当了司令。莫克的四个儿子也是官运亨通。其中两个在犬卡区任要职，三个外放到五十五区（

PREY KRABAS ）当书记，第四个也外放到坎波特省 (KAMPOT) 当领导。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塔莫的另一个妻兄，担任了柬东 109

区（相当於省一级）的书记。

塔莫的家庭权力网不过是红色高棉家庭政治的一个缩影。在柬东中央，权力核心是波尔布特和英萨利的政治联盟，他们是在红色高棉政府中身居要职，起码是各级妇联主任。再如後来倒戈的红色高棉将领韩桑林，他本人是师长，他的弟弟和妻兄也是相等级别的干部。

如果以为这仅仅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就错了。这种家庭政治的更深一层原因是红色高棉的统治过於残暴，每个身居高位的人都有难以计数的血债，到处是敌人，以至在自己的队伍里也只有血缘才是唯一可靠的关系。就拿塔莫为例，不说别的，单单死在他手下的红色高棉自己人就不计其数。一九七八年，他奉波尔布特之命从西南区来到东部地区，主持这里的大清洗。他说这里的柬东都是“高棉人的身体，越南人的心”，在六个月内杀了十万人。在平时，他常常亲自枪毙手下那些他稍有看不惯的人。因此，他另外还得到一个“屠夫”的绰号。杀人这么多，甚至手下人都动辄成为牺牲品，当然只有自己的子女和亲戚才信得过了。

“大爷”和“屠夫”这两个绰号典型地反映了红色高棉的一个特征：家庭权力和残暴统治的结合和相互依存。当然，有些人也许不这么看，他们会说：你看，塔莫把自己全家都奉献给了革命，这是一个典型的革命家庭。现在红色高棉已经覆灭，他们更会说这是满门忠烈了。只要看看大陆一些传媒在报导塔莫落网的消息时，只字不提“屠夫”的绰号，而是说他是红色高棉最“英勇善战”，受到战士“敬畏”的领导人，并强调他在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腿的报导就可以知道了。或许他们还会以为“大爷”是柬埔寨人民对这个屠夫表示“热爱”的称呼呢？

刽子手的忏悔

好象冥冥之中柬埔寨的无数冤魂在索命，不让红色高棉的杀人犯太平地告别二十世纪。在屠夫莫克大爷落网之後没几天，今天四月度，又一个红色高棉罪孽深重的在逃犯露面了。

此人名叫杜克（ DEUCH ），是红色高棉秘密警察头子。他原来是个教师，参加红色高棉後主管一个叫圣特波（ SANTEBAL

）的特工部门。民主柬埔寨建立後，对特波大大地扩充，成了红色高棉的盖世太保和契卡，代号是Ｓ２１，地点设在金边南部的一所高中，人称托士楞（ TUOLSLENG

）。

这里先後处决过近两万人，在所有送进来的囚徒中只有七人生还。除了那些在党内斗争中被清洗的老革命，例如内政部长胡容，新闻和宣传部长胡宁，副总理温威，国家主席团副主席索平等等之外，还有很多普通柬埔寨人。他们的罪名从越南代理人、苏联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到前朗诺政府的内奸等等无奇不有。

杜克主管的Ｓ２１不但是一架审讯和处决机器，还是一个拿人体作试验的实验室。例如档案中记载了两个十七岁的女孩，她们分别被用刀砍死和用棍棒打死，然後被放入水中，记下不同的尸体浮上水面的时间。现在我们已经很难知道这种原始而残忍的实验究竟有什么用途，它们倒更有可能是红色高棉以杀人取乐。

一九七八年底越南大军进入金边。杜克在匆忙逃离之前来既没有来得及销毁全部材料，也没有来得及把刑讯室的铁床上捆绑着的死去的囚犯解下，於是给後人留下了红色高棉这个人类历史上嗜血怪物的罪恶的铁证。今天托士勒的原址成了柬埔寨大屠杀的纪念馆，东南亚的奥斯威辛。但杜克本人此後一直不知去向。

一九九五年，一个现在已加入美国藉的柬埔寨牧师，名叫克里斯托佛，在柬埔寨为一个自称罪孽深重的前红色高棉干部作了洗礼。这个牧师自己的父母和兄妹都死於红色高棉之手。他说此人定期来听他的布道，然後决定入教，为自己罪恶的灵魂找一个归宿。但他并没有透露自己的名字。

今年四月，香港《远东经济评论》的尼克，一个热心追踪前红色高棉人员的记者，在柬埔寨采访了一个自称是杜克的人。他的长相和谈吐，使人们毫不怀疑，他真的就是那个双手沾满了柬埔寨人民鲜血的红色高棉秘密警察头子，柬埔寨政府立即命令他前往有关部门自首。而克利斯多佛看了登出的照片後才恍然大悟，这正是自己四年前洗礼的那个神秘的信徒。

然而，使人们奇怪的是：为什么当乔森潘、英萨利和农谢这些更应该为上百万同胞的惨死负责的红色高棉领导人由於交出武装，走出森林和政府合作而心安理得地换取赦免，高唱“民族和解”、“让过去的一切成为过去”时，杜克这个人们已以早已失踪的罪犯却要自投罗网呢？杜克说，自从皈依了基督教，他日益感到自己过去罪孽的深重。近年来他一直隐姓埋名为国际人道组织在柬埔寨工作，但现在他要站出来公开自己的身份并接收审判。他说：“我过去的生活充满罪恶，现在是让我承担後果的时候了。”

人性确实是复杂的。上帝或许也确实具有让人洗心革面的作用。无论如此，杜克可以说是红色高棉那些“大无畏”的革命家中唯一一个敢作敢当的人。他的自首已经引起了乔森潘之流的惊慌，因为杜克无疑会在法庭上和盘托出许多他们难以逃脱干系的罪恶，到那时国内国际舆论会不会继续容忍他们逍遥法外便是一个大问题。在世纪末，正义能不能得到伸张，罪恶会不会被清算，人们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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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审判

联合国与柬埔寨政府经过长达6年的艰难谈判，终于在6月6日签署了审判红色高棉的协定。审判谁？审判什么？是否会将红色高棉神秘的历史昭显于世？随着诉讼程序的启动，一系列争议不休的话题将浮出水面.

美法力促诉讼

一场迟到了近25年的审判终将拉开序幕。“柬埔寨国际法庭”将在2003年底或2004年初审判依然活着的红色高棉领导人。

在1975年至1979年间，红色高棉的刽子手们杀害了200万柬埔寨人，这是历史上最惨烈的屠杀事件之一。

而如今，他们的领导人中只有两人被关进监狱。除了在1998年神秘死亡的红色高棉领袖波尔布特外，其他很多人仍然逍遥法外。

今年底或明年初，垮台近20年的红色高棉将被起诉。绝大多数人对此还不相信，不过，联合国和柬埔寨政府已于6月6日在金边签署了协定。

这是十分重大的事件，因为这将是首次对一个共产党政权提起诉讼，而且全体柬埔寨人民还希望看到波尔布特最后的助手们出庭受审。无论兄弟姐妹、父亲母亲、叔叔舅舅、侄子外甥，还是儿子女儿，柬埔寨几乎每家都有亲人被红色高棉处死。

据历史学家估计，死亡人数大约在170万至200万之间。而法国人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在和平年代让百万人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死于酷刑、处决、饥饿和衰竭的政府。

有人记得，法国1977年首次披露了这个特别的亚洲集中营。此番披露并非媒体所为，而是源于耶稣会弗朗索瓦·蓬绍神父1977年出版的著作《柬埔寨，零年代》。再后来，随着1984年罗兰·若费《破裂》一书的出版，红色高棉柬埔寨才为世人所知。那里被视为置人于死地的理想国度。

可以说，提起诉讼并不容易，因为这是联合国和柬埔寨现政府长达6年艰难商谈的结果。华盛顿和巴黎立场一致，将会全力促成诉讼案的进行。

神秘的波尔布特

审判谁？审判什么？主要被告波尔布特已死于1998年4月15日。不管怎样，由于有关他个人的消息很少，因此他还是备受关注。波尔布特活着的时候就很神秘。例如，他在1975年4月战胜得到美国支持的朗诺，进而当上了柬埔寨总理，而他的名字和长相在两年后才为世人所熟知。

波尔布特只是他的化名，他真名叫沙洛特萨，出生于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学生时代虽然成绩平平，却在1949年获得了前往法国留学的奖学金。

于是，波尔布特来到了巴黎沃日拉尔街的无线电学校。他学习不努力，没能拿到毕业证书，并且失去了奖学金。

有人看到他在1950年夏天与法国一些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在一起，还和当时受到斯大林威胁的南斯拉夫铁托政府有来往。不过，在铁托与斯大林之间，波尔布特最后选择了斯大林。

法国至今还有一些波尔布特的纪念品，如他1951年在巴黎加入法国共产党的党证。那些一心想看档案材料的人多年来恳求法国共产党开放各种档案材料，但都无功而返，因为波尔布特的档案根本就找不到。

1953年，波尔布特回到柬埔寨，他拿起武器反对受法国保护的、年轻的西哈努克亲王，后来又反对从越南乘B-52机赶来救援的美国人。

红色高棉与“越南大象”

波尔布特当时是胡志明的人，后来却杀了许多越南人，这是他不合常理的地方。胡志明在执政时期以铁腕支持印度支那共产党暴动。在抗击美国的战争中，可以说波尔布特是胡志明的优秀学生，因为他在1975年4月17日就占领了金边，而大约半个月之后北越的装甲车才开进西贡。

然而，他后来对越南却恩将仇报。

很久以来，波尔布特抛弃了勃列日涅夭，改为追随毛泽东。执政时的波尔布特只出过两次国，即到北京和平壤访问。胡志明的接班人们一直都记得这个完全是个偏执狂的邻居，他借着他们的力量成为胜利者，在边境对越南村民进行血腥杀戮，手段十分残忍。不过，他当时还算是“同志”，因为越南人长期以来宁愿保持沉默，不肯透露谈判的内幕。可他们却白费心机，因为波尔布特对此毫不重视。

1977年圣诞节，越南大象终于首次给了柬埔寨蚊子一巴掌，他们派出了装甲车，意在警告。但于事无补，因为波尔布特不仅变本加厉，而且还在军队中大搞清洗运动，导致很多人死亡。

接下来的那年圣诞节，越南装甲车真的开进了柬埔寨。1979年1月7日，事情得到了断，越南军队进入金边。

红色高棉政权垮台了，它执政时间仅为3年8个月又20天。它的领导人也都纷纷逃走。

谜底将被揭开

波尔布特及其手下再次走进丛林。

他身后留下的是一片废墟和幸存的百姓，后者惊恐不安，饿得皮包骨，犹如从一个巨大的集中营中死里逃生的幸存者。

越南人和很快赶到的首批外国人看到的金边是一座有名无实的城市，自1975年以来，已有300万居民从这里离开，他们都被红色高棉赶到农村去了，庞大的迁移人群中还包括躺在床上输液的病人，有几千名柬埔寨人因此而丧生。接下来的事情不太为人所知，却造成了更多人的死亡。柬埔寨突然悄无声息，对外部世界完全封闭。几十万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柬埔寨人在稻田和森林里倒地身亡，他们有的是被枪击中后脑而死，有的是被套上塑料袋窒息而死，也有的是遭受酷刑而死，而更多的人则死于饥饿、疾病或体力不支。全体国民都被粗暴地赶去实施一些荒废很久的水坝计划或可笑的没头没尾的农业计划。

在波尔布特和他的助手们看来，存在着“旧人”和“新人”之分，这就犹如其他人所说的“下等人”和“上等人”。包括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城市居民等在内的“新人”需要经过“彻底改造”才能获得重生。在大屠杀结束后，医生、教师、工程师、僧人和艺术家等屈指可数。对红色高棉的起诉有可能就在区分“种族屠杀”和“等级屠杀”时引起争议。不管怎样，从原则上来看，法学家认为，这是对典型的“违反人性罪”的指控。

除非可以“拒绝作证”，否则波尔布特的助手们可能要在法庭上解释他们如何决定有步骤地消灭某个等级的同胞。对历史学家和外交学家来说，即将到来的起诉是一次破解波尔布特之谜的机会。这个谜很厚重，因为除了波尔布特的残忍堪与希特勒相比之外，究竟是什么样的疯狂才能促使他让柬埔寨这个小国与庞大的邻国越南为敌呢？他的国家毫无生气，只有600万居民，而越南则有人口7000万，并且刚刚取得了对“美帝国主义”的胜利。即便在亚洲，这也完全是个谜。

谁是受审者？

本次将受审的是那些最忠于红色高棉的人，只有十来个，也是红色高棉的高层。目前，只有两名重要人物在监狱里等待诉讼。77岁的切春是波尔布特的独腿将军，人称“刽子手”，他的名字在1996年时还能让人不寒而栗。另一个就是红色高棉的秘密警察头子杜克。

在诉讼期间，外交家们将会特别关注著名人物乔森潘的表现。此人是波尔布特永远的“公关先生”，在红色高棉垮台前任名义上的国家元首。

这名前巴黎大学学生已受到西哈努克亲王大赦，目前在金边和拜林（位于泰国边境的红色高棉属地）之间过着宁静的日子。另外一名受到指控的重要人物、73岁的英萨利也已获得大赦，他曾任红色高棉外长。他现在神气活现地往来于纽约和柬埔寨。正是他，从1975年起就处心积虑地让巴黎或其他地区的柬埔寨青年学生回国参加“重建”，所有这些人在回来时或回来后不久都被处死了。

75岁的农谢长期以来躲在幕后，他也将曝光于众人面前。作为红色高棉秘密警察的负责人，他与波尔布特接触最密切。他和其他人一样，对自己的所为没有丝毫的内疚。去年12月，他还出庭为红色高棉的屠林将军辩护，后者在1994年指使人绑架并杀害了3名年轻的西方游客。

这是对红色高棉的起诉，是对冷战的起诉。诉讼的内容限定在1975年至1979年波尔布特执政期间。让西方各国司法部大松一口气的是，此次诉讼不涉及1980年至1993年期间的事情。而这个阶段，红色高棉正是在西方诸国的支持下开始与苏联

–越南相对抗。

1998年4月18日，已是夏季般炎热的柬埔寨，红色高棉前领导人波尔布特的尸体，散发出阵阵臭味。在新闻记者拍摄完照片，证明他确实死亡以后，波尔布特被草草收殓。几个破旧的汽车轮胎，生前的床垫、椅子……都成了加速他尸体燃烧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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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革命的名义

程映红

二十年前，红色高棉建立的民主柬埔寨政权被十万越南大军和自己倒戈的军队推翻。此后，有关这个政权血腥历史的材料逐步公诸於世，主要见之於柬埔寨难民的陈述、西方记者的采访、学者的调查以及越南政府和由它扶植起来的柬埔寨新政府整理公布的材料。但是有关红色高棉的历史记载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主要因为红色高棉制订和推行政策时的隐秘性，执政时国家的对外封闭状态，以及其寿命过於短暂，并没有建立起系统的档案。然而，这种材料的缺失和由此造成的研究的困难正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反映了柬埔寨革命的特点：它如同一场飓风，肆虐过后除了留下一片废墟以外，没有任何清楚的踪迹可寻。

但是过程和细节的有待填补或充实，并不妨碍我们对这场革命的后果作出基本的判断：这是一场以社会重构为目的的民族和种族的大屠杀。所谓民族屠杀，是以 1975-78

年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总的死亡人口为依据的，虽然至今为止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有不同的估计，从保守的 40 万到有所夸大的 300 万。一般认为， 100

万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估计。然而对於一个当时人口在 700 万到 800 万之间的小国来说，即使 100

万也是一个难以想像的数字，它远远超出了许多国家在新政权建立后的政治清算和镇压的规模，因此法国学者拉古特（ Jean Lacouture

）把柬埔寨的这段历史称为“自我灭绝的屠杀”（ autogenocide ）。种族屠杀是指在柬埔寨的 2 万越南裔全部死亡， 43 万华裔死了 21.5 万，

1 万老挝裔死了 4,000 ， 2 万泰裔死了 8,000 ， 25 万伊斯兰教徒（ Cham ）死了 9 万，这些数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应比例。

必须强调的是，有关红色高棉大屠杀的调查最初是由西方新闻媒体和西方学者的工作所建立的，而现今有关这个题目的出版物也多来自於西方。不但如此，西方国家还力主由国际法庭来审判红色高棉。如果有人认为这反映了西方意识形态（例如冷战思维、后殖民心态或国际霸权）的偏见的话，那么笔者希望这种观点不至於发展到对大屠杀这个基本事实也表示怀疑的程度。事实上，对红色高棉的评价，在西方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声音，例如美国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早在

1976 年就出过一本由康乃尔大学两位学者撰写的《柬埔寨——饥饿与革命》（ Cambodia ： Starvation and Revolution

），认为西方媒体故意把红色高棉的政策宣传得毫无理性可言（主要指合作化、撤空城市和大规模集体劳动，当时大屠杀还没有被披露出来），而在他们看来这些是柬埔寨独特的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每月评论》（

Monthly Review ）的编辑、左派理论家斯维奇（ Paul Sweezy

）在书介中说，柬埔寨革命的“全部意义就在於显示了人类能够克服最艰巨的困难，但首先必须忍受烈火般的煎熬，从中锤炼出所需要的人类原材料和领导力量”。此外，在大屠杀的材料逐步披露后，以反体制立场著称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

）表示他怀疑其真实性，因为这些材料的提供者都是反红色高棉的难民。笔者认为，以上观点随著国际上对红色高棉逐步形成了比较一致的否定看法而事过境迁，值得讨论的倒是美国

1973

年对柬埔寨的大轰炸所造成的后果。美国那年在印度支那和越南签订停火协定以后，转而把轰炸的重点转到柬埔寨，企图用轰炸在金边周围制造一个安全区，在五个月的转炸中造成有些美国学者自己估计为

3 万到 25

万人的伤亡。这场轰炸的后果一是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有上百万）为躲避轰炸而逃进城市，加速了柬埔寨农村的崩溃，为红色高棉在农村实行集体化创造了条件；二是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问题：究竟在现在所说的被红色高棉屠杀的人口中，有多大比例应该算在美国的帐上。但一般而言，即使是柬埔寨人自己也不认为

1973 年死於美国轰炸的人口能和红色高棉四年统治时期的死亡人数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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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大中小发表于 2010-3-6 08:33 只看该作者

一构成大屠杀的因素

柬埔寨在 1975-79 这四年中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规模的杀戮，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形成的：第一，大规模的强制性人口迁移。 1975 年 4

月红色高棉夺取政权进入主要城市后，在三天至一周的时间里将全部城市人口强制遣散出城，武装押送到农村。由於这项工作完全缺乏相应的物质准备，甚至最终目的地都没有确定，大量的年老体弱者和妇孺死於饥饿、疾病和疲劳。此外就是对不服从强迫迁移的人和各类异己份子（包括非高棉人和佛教徒）在迁移过程中的有计划的屠杀。

第二，政治清算和镇压。这是针对前朗诺政权的军政人员，包括一般士兵、警察和公务员，也包括朗诺政变前的王室成员（他们此时名义上还属於民族联合阵线）。处决的模式一般为用卡车将大量此类人员运至某个地点，然后或是用木棍殴打至死或是直接枪决。

第三，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存的从城市遣散的人员往往和农民一起被迫从事修筑水渠、农田和道路的工作，由於经济状况的恶化，粮食和生活物资缺乏保障，大量的人口在这种强制劳动下死亡。

第四，内部清洗。红色高棉从一建国就以肃清亲越份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份子为藉口开始了内部清洗。在 1975 年 10

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十三个领导人中，有五个在 1977

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包括内政部长、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等。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 1978

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杀了近十万名红色高棉的自己人。此外在金边南部的一所高中建立了审讯中心，代号

S21 ，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党内敌人。据估计，这个中心一共处决了两万人。

二超过列宁和毛泽东：红色高棉的目标

和二十世纪其他大屠杀不同的是，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不是为了解决种族、部落或者宗教冲突，而是为了彻底重构社会。这种彻底重构又是在它汲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之后，企图在革命胜利之初就一举解决所有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为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

然而，这条道路并没有经过长期的酝酿和理论准备，而是在短短两年中匆忙形成的。从红色高棉领导人早期留下的文件，如乔森潘（ Khieu Samphan

）和英萨利（ Ieng Sary ）在法国留学时的巴黎文献和波尔布特（ Pol Pot ） 50

年代最早发表的〈民主制还是君主制？〉的文章，直到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前 1970 和 1971

年党内两次整风学习的材料中，我们都看不出有任何为夺权后系统而血腥的社会改造所作的安排或者暗示，基本上是只重复实践由中国和越南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

但是自 1973

年开始，红色高棉的政策出现明显的转变，开始强调柬埔寨革命的“特殊性”，首先是在党内开始作和越南决裂的准备。红色高棉原来是在以越共为核心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内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领导人和主要干部都在越南住过或是由越共培养，但

1973

年北越和美国签订了在印支停火的协定后，柬共领导集团有被出卖感，表示不受此协定的约束，加上历史上传统的高棉和越南的民族矛盾，柬共和越共之间开始分裂，越南被称作“越南修正主义”，党内的亲越派受到迫害和清洗。和越共的矛盾促使柬共领导集团决心要走柬埔寨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特色之一就是要比越南更左，尤其是要抢在越南南部实现社会主义之前在柬埔寨实现社会主义。於是自

1973 年 5

月开始，在柬共控制的一些地区开始了集体化运动，这是明显超越了当时所谓革命的民族民主性质的，其他措施有：在一定规模上实行农村人口迁移，强制把人口集中到由柬共控制的地区去加入合作化，为强制迁移甚至放火烧毁原来的村庄；关闭佛教寺庙，强迫僧人参加农村劳动；实行统一服装制度，一概穿黑色农民装；以及实行农村公共食堂制等等。

从历史的演变来看， 1973

年是柬埔寨革命的转折点。柬共领导层抛弃了渐进的民族民主革命路线，以在它控制下的农村开始实行的直接过渡为起点，制订了一个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暴力彻底改造社会的纲领。然而和俄、中、越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相比，柬共在上台以前不但没有一个较长的、相对独立的发展时期，更没有一个较充分的对自己国家和社会的理论分析、讨论甚至争论的过程，在由於美国撤离印度支那而迅速到来的掌权时机面前，整个党的理论素养和政治经验远远没有达到那些大党在夺权时的水平。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柬埔寨的案例体现了一个极其粗糙的理论和一场国家规模的实验之间的鸿沟，红色高棉是一个匆促建立的体制，“匆促到了根本无暇去了解和关心柬埔寨社会的地步，一切先於这个体制而存在的都或是必须被摧毁或是至少必须被彻底改造的”。

然而历史的讽刺是，正是这样一个最缺乏掌权准备的党却提出了一个要一举超过所有其他革命的最革命的纲领，正如柬共第二号人物英萨利 1977

年所说：“高棉革命实验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我们正在做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先例的。中国模式和越南模式都不适用於我们。”当 1975 年 9

月份一些在国外学习的柬埔寨知识份子回国时，看到的口号是“组织胜过了列宁，超过了毛泽东”。负责接待他们的高级干部对他们介绍说，柬革命的特殊性就是撤空城市和废除货币。他说：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但是后来停下来了，而我们每天在搞文革。他特别提到中国还在用钱，私人还可以养家禽，这些在柬埔寨是看不到的。中国在柬埔寨的专家被认为是变“修”了，因为他们不但有工资，而且把钱省下来回国时在海关上买电器或缝纫机带回家。有一次中国专家问柬埔寨人一个新修的水坝花了多少钱，柬埔寨人半不满半骄傲地说：“这是人民修的，我国不用钱。”尤其是中国人（越南人也是如此）还各家分别吃饭，而柬埔寨在革命前就实行公共食堂制度了。根据这些对比，柬埔寨干部认为：“我们的制度比中国人的优越。”可以认为柬共是汲取了国际共运中所谓“右”的教训，企图把当时最左的中国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柬埔寨从一开始掌权就立即全面彻底地解决，不但“跳过过渡阶段立即进入社会主义”，而且是进入共产主义，以此为泰国、印尼和缅甸等国革命建立一个不同於中、越的模式（红色高棉当时认为东南亚革命形势已经成熟，柬埔寨将成为新的中心）。这就是所谓“柬埔寨特色”。这是一个在革命胜利的第一天就彻底重构社会的模式，其开始付诸实行是

1975 年 4 月 17

日（即红色高棉进入金边的当天）在各个城市进行的大迁移。当时，红色高棉对城市居民和难民宣布的理由：一是美国可能的轰炸，二是城市粮食的短缺。这一直是红色高棉官方的解释。直到

1977 年 9

月波尔布特才承认撤空城市是为了“安全原因”，即摧毁那些反革命组织的活动基地。这项决定是在进城两个月以前就作出了，但却对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严加保密。这种保密使得一项涉及到两百万人的大迁移事先毫无物质准备，几十万人的死亡也就是必然的了。

1975 年 5 月 20

日（红色高棉进城一个月后），金边召开了红色高棉全体高级干部会议，在会上第一次向全体干部公布了中央进城后的各方面政策。这次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件（至少至今为止没有发现），现在了解的内容主要是依靠出席者，尤其是那些后来和红色高棉决裂者如韩桑林（

Heng Samrin ，前红色高棉将领，后投奔越南并成为 1979

年建立的新政权领导人）等人的记忆拼凑起来的，其要点是：撤空城市；废除货币；关闭佛教寺院，把僧侣赶下去从事农业劳动；处决所有朗诺政府领导人；在全国建立高级合作社，实行集体食堂制；把所有越南族赶出柬埔寨；派军队去越柬边界准备作战；等等。有的出席者还说废除学校和医院也在其中。韩桑林的回忆部分和这些内容相合，并且补充了废除货币是与废除市场和私人财产同时进行的；另外，他还说把人划分为“充分权利者”和“候选者”（下详）也是在这次会上宣布的。值得重视的是农谢（

Nuon Chea

，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第一天的讲话中强调了“严密甄别”的原则，根据与会者的解释，这就是说在实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可以随时使用暴力，把那些反对者和不满者清除掉，不要把他们留在新社会。

三以大屠杀为代价的社会重构

红色高棉社会重构的基础首先是从肉体上消灭一部分政治敌对份子，把他们清除出社会。根据波尔布特 1977 年 9 月 27

日广播的（当时他本人在中国访问）宣布柬埔寨革命是“社会主义”的重要讲话，总人口中有 2% 是“反革命份子”，这个数字约 14

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社会上政治敌对份子镇压的高潮已经过去，但仍然有这么大比例的敌对份子有待镇压，可以想像从 1975 年 4 月到 1978

年底越军进入金边为止，以“反革命份子”为罪名被处决的人口之庞大。

除了把“反革命份子”从总人口中清除出去，红色高棉独一无二的政策是公开把柬埔寨人口划分成享有不同权利的两部分。在掌握政权后，它把原来生活在红色高棉控制下的乡村农民称为“旧人”或“根据地人”，意为他们已经参加了革命，那些由城里遣散下乡的称为“新人”或“

4 月 17 日人”，意为在红色高棉进城后被接收的人。这两者原则上享有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配给，前者还负责对后者的改造和监督。

除了根据城市和乡村来划分人口外，另一个分类是把人口分为“充分权利者”和“候选者”（意为权利不完整者）。后来又从这两个类型中进一步分出亚类型。“一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过去没有人为朗诺政权工作只有为革命服务的；“二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既有参加革命又有人在朗诺政权那里的；此外还有“三级完全权利者”，其具体界限不太清楚。而“候选者”也划为两等，第一类是有亲友为朗诺政权服务，但多数是一般人，有些间接为革命服务过；第二类是完全没有亲友为革命做过事的。

通过对社会阶级结构的这种人为组合和划分，红色高棉实际上是恢复了南亚社会的种姓制度。“公民”并非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成为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等级，同时通过把各种异己份子或仅仅是没有积极地参加革命的人排除出“公民”的范畴，使得随意迫害和剥夺他们的生命权有了“合法”的理由，他们的大量丧生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虽然总的来说，红色高棉主要是利用这些“贱民”来从事艰苦劳动，但同时也对他们进行思想上的“再教育”，而这种再教育在方式上也像整个柬埔寨革命一样，具有最直接、最粗俗的特点。一些?存的“

4 月 17

日人”回忆说，在每周两次由红色高棉人员或“根据地人”召集的“生活方式”会上，总是重复这样一些问题：“你和革命一致了吗？你还在想念你的个人财产吗？你劳动时是真的感到愉快还是只好去干？你还想念你的老婆孩子吗？”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根据地人”和“完全权利者”也仅仅是在纸面上享有比前者完整的权利，加上他们可以对前者实行竤众专政，至於在红色高棉面前他们照样是没有任何“完整权利”可言的。例如实行集体化以后，他们没有离开原来村庄的自由，所有财产都被剥夺，私藏粮食查出后要被处死刑。随著经济形势的恶化，他们集体食堂的饭锅里也和他们专政对象的一样，都只有糠皮。

经济上，红色高棉的目的不但是废除商业和其他在正常社会形态下的各种经济和服务行业，而且是要建立一个以大米生产为全部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国，靠大米出口来建设国家。波尔布特强调一个“快”字，他说：“我们和他们（他指的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我们比他们更快。”掌权以后，红色高棉先是提出了每公顷产三吨大米的指标，而过去柬埔寨平均每公顷只有一吨。后来在

1976 年 8

月正式宣布了“四年计划”，政治思想被看作是最有力的杠杆，如一个干部所说：“当一个民族被政治觉悟唤醒时，它能做到一切。我们的工程师办不到的，人民能办到。”他后一句话指的是知识份子受到物质和技术条件的束缚，反而不如普通人有魄力。波尔布特就曾经自问自答道：“我们能达到这个指标吗？答案是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证据就是我们的政治运动。”

当时，大量城市居民被遣散下乡的经济考虑，也就是他们可以被用来当作无偿农业劳动力使用。柬埔寨西北地区是主要产粮区，这项工作很大程度上要由 100

万被遣送到这里的“ 4 月 17

日人”来承担。在两年艰苦的开荒和修筑水渠的劳动中，大量人口因过度劳动、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而死亡。当劳动力大量减员的消息上报到金边时，领导层往往迁怒於“阶级敌人”捣乱，於是又展开在监工的红色高棉内部的清洗和对被怀疑的“

4 月 17 日人”的处决。同时，由中央制订的指标成了政治任务，完成不了就要向地方干部问罪，这就迫使红色高棉基层干部把“ 4 月 17

日人”和农民驱使到极限。以彻底改造国家经济结构为目的的“每公顷三吨”和“四年计划”就这样成为了大屠杀的又一个组成部分。

历史证明，在社会上实行恐怖专政的政权，或迟或早也会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这种专政。因为当有组织的恐怖成为惯性和构成体制的要素时，它必须为自己找到一个有组织的目标，而社会和个人的原子化便使得唯一有组织的统治集团自身成了这种专政的对象。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杀成为红色高棉新建立的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一环之日，也就是定期清洗成为其党内秩序的一部分之时。波尔布特的理论是搜寻和消灭“细菌”。

1976 年 12 月，当 S21 的审讯档案越积越高时他召开了一次“学习会议”，说：

我们还不能确切地知道它究竟在那里。病源必须要暴露出来才能被检查。因为人民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热量还不够……我们在党内搜寻细菌的工作还没有成果。他们埋得很深。然而，当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前进时，他们渗入党、军队和人民的每个角落。我们会找出这些丑恶的细菌……但如果我们有片刻的?搁，这些细菌就会造成真正的危害。……根据我们十年来的观察，很清楚，敌人根本没有消失，因为他们不断地进入党内。

但他又保证说，这些“细菌”最终都会被揭露出来，因为“党有著像菠萝那么多的眼睛”。红色高棉内部清洗的特点是其涉及面广泛到了以某个地区的全部政权组织、军队甚至总人口为对象的程度。在前述

1978 年对东部地区的清洗中，中央提出的口号是这个地区的干部、军人和平民是“高棉人的身体，越南人的心”。结果在六个月中处决了 10 万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

1/70-1/80 。这种大规模的处决已经不是为了解决党内一部分人的问题，而是要把整个一块地区通过消灭很大一部分原有人口而达到政治上的纯洁。

四红色高棉在二十世纪革命史上的地位

笔者认为，能否理解红色高棉四年多的执政史是对於人类理性的挑战。这并非说这里有甚么值得反覆探讨的学术难点，而是从根本上说，人类理性有没有认识和解释这个空前荒谬和空前血腥现象的能力，它是否超出了人类理性认识自身历史的极限。我们有一个种族主义理论来对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提供基本解释，但我们有甚么理论能满意地解释一个政权在短短四年中关起国门，发明出各种莫须有的罪名，用最原始的暴力手段来灭绝自己民族几分之一的人口呢？

这里只是想提出这个问题供有心的读者进一步思考，笔者自己同样深感困惑。或许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共同努力，而历史学只能起到一个收集材料，为这个体制的演变提供基本线索的作用。因此我想在提出这个形而上的问题之后再回到形而下的范畴，从二十世纪革命史的角度探讨一下红色高棉的地位。或许这个角度能为上述问题再提供一点间接的线索。

西方学界对红色高棉到底是一场甚么性质的革命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说它是“一场彻底的农民革命”，是农民起义者对城市的报复，其暴力行为并不来自於波尔布特和乔森潘的思想，而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农民主义压倒共产主义的结果。而且即使是柬共领导人自己也是充满农民浪漫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但很有影响的《波尔布特体制》（

The Pol Pot Regime ）一书的作者柯能（ Ben Kiernan

）根据他所作的五百个采访资料认为，即使是农民也不能在这个体制下生存，红色高棉的农村政策是以牺牲小农为代价的，它摧毁了柬埔寨农民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三个要素：家庭、土地和宗教，把他们直接束缚在国家权力之下，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契约奴农业国”（

Indentured Agrarian State ）。值得注意的是柬埔寨自己的观点。现任首相、原红色高棉高级干部洪森的《柬埔寨 130 年》今年 4

月刚刚出版了中文版（在新加坡和柬埔寨发行）。根据 4 月 5

日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的专题报导，洪森认为“中国文革的思想根源是毛泽东思想，波尔布特的思想根源於毛的思想，毛的思想在柬埔寨得到实践，但也证明是失败的”。在洪森访问北韩以后，他对红色高棉路线的产生根源有新补充，认为波尔布特思想中超过毛主义的东西源於北朝鲜。

笔者认为红色高棉无疑属於二十世纪共产主义革命这条线索，但却是这个革命的极端时期——俄国革命到 1930 年代末为止，中国革命到 1970

年代末为止，和古巴革命到 1960

年代末为止——的继承。本来这三次革命的社会重构就有一个加速度的趋势，一个比一个早，一个比一个快，一个比一个激进。而红色高棉则是它们的缩微版和强化版。其证据是：红色高棉在两三年里就把上述要在最短十年、最长三十年的时间里走完的重构社会的革命历史过程一蹴而就。例如：它几乎没有土地改革，直接进入了集体化，而在苏联和中国，集体化是夺权多年后才实行的；它开始实行“四年计划”也比这三个国家早得多；在这三个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中国），大规模的党内斗争和清洗是夺权政权十多年后才有的，而红色高棉则几乎是一进城就展开了。

然而，这种时间上的大大缩短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红色高棉政策的极端性。说服、教育、限制、利用、改造和赎买等等这些具有“过渡时期”特征的政策在民柬是基本看不到的，唯一的手段就是“组织”的指令和

AK47

冲锋枪。很多研究者指出，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成为贯彻政府号召的主要手段的动员大会或者竤众游行等等，在柬埔寨也很罕见，红色高棉甚至觉得这些都是累赘了。此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以上三个革命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虽然从观念到形态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改造，但其基本结构还在，家庭没有被废除。而红色高棉把废除家庭作为重构社会的起点，在夺取政权以前就实行了，夺取政权后在全国推广，合作社和各种强制劳动组织成为了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一个家庭的成员按照性别和年龄被分进不同的组织，未成年子女和父母分开。男子

32 岁、女子 25

岁以下不准结婚。废除家庭的另一个重要形式，也是实行得最彻底的，是公共食堂制。公共食堂的意义决不仅仅是坐在一起吃饭，而是消灭社会生活的私人空间。红色高棉把废除家庭进餐看成最能体现柬埔寨革命创造性的成就，其干部这样说：甚至中国都还保留著这个“资本主义的结构”。

在高度集权方面，红色高棉不但毫不逊色，而且也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家族政治（ clan politics

）。柬共两个最高级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是连襟，他们从巴黎留学时期就结成了政治同盟。革命的“亲戚关系”使得高级领导人的家庭成员遍布各级领导职位，最有代表性的是被一些中国大陆媒体称为最“善战”、“威严”、受下级“敬畏”的红色高棉西南大区领导人独腿塔莫（

Ta Mok

）。此人不但因血腥清洗东部地区而有“屠夫”之称，而且把自己家庭的几乎所有成员都安排进自己控制的西南区（个别的进入金边地区）党政军要职，包括他的两个姻亲（地方区一级党组织领导人），四个儿子（从工厂党的书记到军队师一级指挥官），五个女婿（从地方省一级的书记到金边唯一的波成东机场司令），五个女儿中一个是

Tram Kak

区的书记（这是红色高棉的样板区，其书记原来由这个女儿的丈夫担任），另一个也是某个医院的院长。正是这种家庭权力网使得塔莫得到另一个绰号：“塔莫大爷”。

红色高棉在让社会其他成员废除家庭的同时，却把自己家庭的功能发挥到了和政权结构相等的程度，这不仅仅是出於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是在红色高棉用如此血腥的手段建立起来的体制中，血缘关系成了唯一能信任的关系。“屠夫”塔莫是红色高棉坚持到最后的将领（

1999 年 4 月落网），这是因为他屠戮太多，无法回归社会，但他能坚持到最后或许也说明了其家族权力网的有效性。

有意思的是， 1978 年秋，在红色高棉政权只剩下两三个月的寿命时，党内讨论过实行“改革”，其措施是从教育开始。部分小学重新开放（有材料说“ 4 月 17

日人”的子女仍然没有权利入学），几百名西方留学回国的知识份子在或杀或关之后此刻剩下了十五人，他们接到命令去办一所技术学院，招收三百名 10-16

岁的学生。此外甚至还考虑过恢复使用钱。红色高棉以为历史还会给他们一次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机会，让他们再创造一次奇迹，在四年内从民族灾难走到“改革开放”。但他们错了。柬埔寨社会被他们摧毁到了已经无法在他们手中重建的地步，柬埔寨人民宁愿接受一个由越南人扶植起来的、起码可以让他们家庭团聚的政权。红色高棉曾经自认为承担了在一场世界范围内不断加速的革命中最后冲刺的任务，结果却是一头栽进了以上百万同胞的白骨为陪葬的万丈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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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大中小发表于 2010-3-6 08:33 只看该作者

血色记忆

（一）：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英勇善战的年轻军队打下了金边。

经过数年的磨练，红色高棉在战火中迅速成长，他们走的也是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路线，力量逐渐壮大。金边被围城了，美国人扶持的那个傀儡朗诺灰溜溜的逃到了法国。金边兵不血刃的拿了下来，柬埔寨解放了，革命终于胜利了！

谁都没有想到的是，神秘的红色高棉最高领导层做出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重大决定–

将金边的200多万居民和其他城市的居民全部疏散出城到农村！！其最高领导人波尔布特自豪的说：“从金边撤出所有人口这样的壮举，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的”

波尔布特原名沙洛绍特，曾留学法国，回国后从事中学教师的工作。他也许是世界上最神秘的领导人了，长期的游击战争养成了他不轻易露面的生活习惯。红色高棉的领导人为未来勾画出了一副美丽的蓝图

—不再有剥削不再有贫富！实现集体化破除私有制！为了这个美丽的梦想，波尔布特和他的伙伴们雄心勃勃的提出了“超大跃进”的四年计划。

愿望是美丽的，但不能和现实脱节，不顾本国的实情一味的追求不切实际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其结果只能是失望。而红色高棉却并没有马上意识到这个问题，1975年红色高棉的外交部长乔森潘来北京接西哈努克亲王回国时，病塌上的周恩来总理善意的向客人提出了最后的忠告。3个月后总理逝世了，他的最后忠告并没有打动波尔布特。

超大跃进造成了一场灾难，几乎与此同时，红色高棉内部又发动了一次大清洗运动。大批高级官员和军队领导被关押，几乎所有的供词都承认犯有反党罪行并供认自己是外国情报机关的特务，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终被处决，具体数字无从知晓，但红色高棉十三位最高领导人之中最终只有八位在大清洗中活了下来，其中，由康克尤任主任的S-21集中营原址现在被保留了下来，是越南工兵的杰作还是红色高棉清洗的地狱实景不得而知，但从现存的审讯记录来看，相当让人吃惊其中的血腥和残酷。

大清洗造成的危害远远要大于超大跃进，随着大量的党和军队中坚骨干“特务”被揭露和处决，人人自危，越南人乘虚而入，1977年12月，越南扶持了原红色高棉的一个师长韩桑林建立了傀儡政权，并在边界上发生重大武装冲突，美国《时代》杂志毫不掩饰幸灾乐祸“共产党国家和共产党国家开战啦！”(COMMUNISTS

AT WAR!)，1978年12月24日，越南12万军队打进了柬埔寨，79年1月7日攻克金边，把红色高棉重新赶进了丛林之中。历史在柬埔寨划了个圈。

迫于全世界的压力，十年后越南人终于撤军了，把柬埔寨留给了韩桑林的接任者洪森。此时的柬埔寨政治军事舞台上活跃着洪森、红色高棉和西哈努克之子拉那列三之主要力量。谁也不敢对丛林之中的红色高棉有一丝的小窥，毕竟那些久经沙场的高棉军队的战斗力是强大不可战胜的。正因为有这些资本，波尔布特敢对联合国的停战协议置若罔闻。期间，红色高棉外交负责人乔森潘曾经回到金边参加和平谈判，但被愤怒的群众冲入府邸打的头破血流。政府军的攻势并没有摧毁红色高棉的阵地，波尔布特仍然有一支无可匹敌的力量。问题依然出在内部，波尔布特此时仍然念念不忘要开展一次新的清洗，1995年促成了军队内部叛逃的开始，97年未经宣布审判便以暗杀方式处决了国防部长宋成夫妻和9个孩子全家更让忠心耿耿的部下心寒，很快宋成的部下哗变包围了波尔布特，走投无路众叛亲离的波尔布特做出了一生中最无奈的决定

–投降。

多灾多难的柬埔寨终于得到了久违的统一和和平，波尔布特在法庭上面对昔日的部下苦苦求命，被判处终生监禁，数年前郁郁而终，洪森掌握了政府实权，红色高棉辉煌一时却流星瞬灭，其兴也勃其亡亦忽也。

（二）在死亡大使的黑色巨翼下

2004年12月20日

文/陶杰

柬埔寨金边赤柬罪恶馆的导游是一个中年华人，他今年四十九岁，但容貌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年。他述说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金边由柬共「解放」之后的悲惨经历，三天之后，所有的城市人都要疏散到农村的「新经济区」。为了建立一个绝对平等的社会，柬共领袖波尔布特废除了货币，杀尽全国的知识分子，金边人驱赶到农村，每天耕地劳动。导游说：他的妹妹在田里扭伤了脚，被赤柬带走，从此没有再回来。赤柬民兵诱哄四五岁的小孩：昨天你有没有东西吃？小孩如果说出父母昨天在田地偷了点农作物吃，赤柬马上把全家抓起来杀掉。

赤柬杀人有许多充满「创意」的方式：叫三个人挖一个土坑，迫他们跳进去，把泥土填上，剩下头颅露在地面，然后往人头淋上汽油，搁一锅水在上面，在一排活人头上点火，把人头当做火炉来烧开水。赤柬为了节约物资，杀人不用一颗子弹。导游说：每天到了吃饭的时间，赤柬喜欢杀人为乐，走进「人民食堂」，随便把几个人叫出来，就可以反绑双手，拖到食堂门外用利锄杀掉。天天吃饭之后，只要狱卒般的赤柬没有叫上自己的名字，就庆幸多活了一天。

赤柬杀人喜欢鼓动十四五岁的少年儿童。这是由毛泽东利用红兵统治中国时学来的。两个赤柬「红兵」，就可以押解二百个成人上杀戮战场。许多人问：「你们明明可以反抗，为甚么没有人做？」

导游叹一口气：「反抗是没有用的。」怎会没有用呢？据报道：「九一一」那天，拉登的恐怖分子骑劫飞机想撞向五角大楼，几个恐怖分子制服了机师，还在机舱与几百个乘客对峙。有人高叫一声：「拼了吧！」（Let’s

roll!）几十人冲上前向恐怖分子反击，但飞机终于还是坠毁了。但在最后的生死关头，Let’s

roll这句话，成为拒绝向邪恶屈服的人性呼声，成为领导全人类反抗恐怖的美国精神。

赤柬统治柬埔寨三年，屠杀了二百万人口。全国有三百多处刑场和万人坑。两个赤柬的红兵提原始的步枪，就可以驱赶两百人去刑场。在漫长的死亡之旅上，没有人敢叫一声：Let’sroll──拼了吧──二百人如果一起反抗，可能会有几个人牺牲，但一定有人能逃出生天。

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日军俘虏了两万多国军战俘，也只用了两百多人，在短短一两天内把两万多战俘全部枪决，许多历史专家也质疑过：面对两百个敌军，两万多名俘虏为甚么不反抗？

在极度的恐惧下，或许脆弱的人性会全面崩溃，最终连拚命求存的微弱冲动也会消失。或许人人其实在盘算：万一集体反抗时，牺牲的是自己，成全了别人活命，那又跟大家一起毁灭有甚么分别？为甚么我要付出代价，成就其他全不相识的大多数？如果人人有这样自私的想法，两个赤柬小红兵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干掉两百个成人。两百个日军，也可以在长江边架起机关枪，把两万名国军战俘顺利分批枪杀。

当有时世界成为一座屠场，一些人类选择沉默地受戮，是最接近羊群有秩序地走向屠房的时刻。如果世界是一座森林，有狮虎狼豹，有的民族注定成为生物链中的羊群。「为甚么你们当时不反抗？」我追问。「反抗是没有用的。」导游答。「那么当时杀人的赤柬，许多今天还活吗？」「有四万多人，他们都已缴械，现在都生活在柬埔寨西北部的一个特区。」

「你们见到二十多年前的这些凶手，有想过复仇吗？」我问。

「没有用的，」导游痛苦地摆摆手：「冤冤相报何时了，柬埔寨人没有想过要复仇，让过去的都过去吧。今天，我们有一口饭吃，每月领得到薪金，已经觉得很幸福，今天稳定的局面是来之不易的。」

「稳定的局面来之不易」，这句话很耳熟，好像在别的甚么地方也听过。柬埔寨人用这句话麻醉了自己，就这样，杀人狂魔波尔布特，一直到一九九八年才得以善终，死于心脏病，死得很安详。他的副手、外交部长乔森潘还活着，最近出版了回忆录，说当年的灭族是波尔布特一人的主意，与自己无关。

柬埔寨总理洪森不想审判赤柬，因为他自己也曾是赤柬。洪森的政府贪污腐败，但洪森有一句名言：「贪污是不会杀人的。」历劫余生的柬埔寨人很信服这句话，他们认同「稳定的局面来之不易」，他们很拥护洪森两个小赤柬兵「搞掂」了两百人，其实是有原因的──许多年前，我在英国看过一部关于赤柬屠杀的纪录片，片中的记者问国王西哈努克同一个问题，西哈努克说：在柬埔寨流传了一个上千年的传说──有一天，柬埔寨终会遭到天谴，上天会派来一批黑色的天使，把柬埔寨人全部灭绝。当赤柬出现时，他们一律戴竹帽，围一条红色的格子领巾，而且他们全身都穿上黑衣。

一个民族的宿命就是如此决定了的：一半是神话，一半是现实。再向导游追问下去，他快要流下眼泪了。对一个地狱的过来人，这样的追问是不公平的。我没有再说甚么，与他一起沉默下来。我想起了电影《日瓦哥医生》最后的一句话：在那样的时代，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世上所有的屠房，何曾见过羊群会突然反抗？那些可怜的鬈毛动物，也许早已看破了宿命，它们或许只一心想早日还清前世的罪孽，一头头乖乖地排队走向高高举起的屠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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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红色高棉大屠杀

红高棉血洗柬埔寨，是一段残酷得令人发指的历史。

在红高棉统治柬埔寨期间（1975至1978)，究竟多少了死于疯狂的大屠杀，迄今没有正确的统计数字，历史研究者各根据一己的研究资料而作出不同的估计，由保守的40万而至使人侧目的300万，众说纷纭。一般上认为，一百万是一个可被接受的估计。对于当时人口只有八百万的柬埔寨来说，这可说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

去年十二月，来到了柬埔寨，分别到首都金边(Phnom

Penh)和第二大城巴郸邦(Battambang)恶名昭彰的“杀人场”去看，尽管过去读过许多有关红高棉的资料，然而，当我站在这些以具体证据无声地对波博政权发出血泪控诉的历史场景前，我依然止不住地战栗了。有好几天，在旅馆里，我连续地发着恶梦，梦醒时，汗湿衿被……

金边活的见证 S21博物院

从外表上来看，这所建筑，和普通一般学校并无两样，楼高三层，楼前有宽敞的草地。然而，在波博掌政时，它却是杀机重重而人人闻之丧胆的“地狱”。

1975年，波博接管政权后，便把这所原名“Tuol

Prey”的学校改名为“牢狱21”（简称S21），而这所牢狱，迅速成为全国最大的扣留所，主要用以审讯、施刑与处决“党内敌人”。被拘捕的人，包括了前龙诺政权的军政人员、一般的士兵、警察、公务员、亲越分子、政治的异己分子、外国间谍，还有，龙诺政变前的王室成员，等等。根据资料显示，当时这儿曾扣留了大约两万人，然而，到了1979年1月越南入侵时，只剩七人，换言之，所有的扣留者都被杀害了。

现在，改为博物院的S21，已成了历史“活的见证”。

有一位家人悉数死于红高棉时期的妇女告诉我，S21恒远是柬埔寨人心中最大的梦魇，她第一次来这儿，便因触景生情而放声大哭；之后，每次带朋友前来，都悲伤难抑，她说：

“亲人全都死光而自己苟且偷生的感觉，孤独到了极点而又恐怖得难以复述，亲人被杀的伤痛，是一生一世的疮疤，不揭也痛；到S21去，等于亲自把自己身上永世难愈的疮痕大力抓至溃烂！”现在，她再也不敢、不肯、不愿涉足那儿了！

骷髅头空空的眼窝里，盛满了悲哀与痛苦、愤怒和不甘。

失去身分与尊严

任何人，一被扣留，便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身分和为人的尊严，仅仅剩下一个任人使唤和奴役的号码以及一副任人凌辱和凌迟的躯体。在S21博物院的陈列室里，密密麻麻地贴满了当年拘留者的照片。这些拘留者当中，有少数来自澳洲、法国和美国。其中两张照片，拍摄的是同一名西方人——初入S21时，他英姿焕发，精神奕奕；可是，拘留了一段时日后所拍摄的照片，却瘦骨嶙峋，元气尽散，充分显示了他饱受虐待的痕迹，另一张极具震撼性照片，拍摄的是一名拘留者站在一堆半死不活的人前面，脸上流露出一种恐慌到了极点的迷茫、惊悸到了极点的呆滞。

惨无人道的刑具

另一间陈列室，以油画的方式绘出了波博政权多种施刑及杀人的方式，诸如：将拘留者的双手锁死在一个装满蜈蚣的箱子里，让蜈蚣胡乱噬咬、以强力电流击后脑、将十指的指甲剥落再倒上酒精、用大头短棒猛击头颅，等等。

S21也保留了当年的行刑室和种种惨无人道的刑具，处处浮动着令人汗毛直竖的阴影。实际上，任何人一进入S21，便立刻嗅着了死亡的气息，然而，让许多拘留者不寒而栗的，倒不是死亡的本身，而是那种种叫人求死不得的酷刑。

S21博物院内，有张以骷髅头砌成的柬埔寨地图，占据着整面墙壁，个个骷髅头空空的眼窝里，都流满了呼救无门的恐惧、盛满了饱受煎熬的痛苦，溢满了惨遭毒手的愤恨……

送往集中营处决

在S21的拘留者当中，有为数一万七千余名拘留者曾被送到一个唤作“Choeung Ek”的死亡集中营里处决。

Choeung

Ek距离金边约有15公里，原本是盛产龙眼的果园，但却为波博政权化作阴森恐怖的杀人场。波博军人将逮捕者编成五十人一组，由第二组杀第一组，再由第三组杀第二组，余此类推。由于子弹短缺，波博军人采取了快捷直接而又残酷已极的杀人方式——用短棒、锤子、锄头猛击头颅，之后，抛入预先挖好的大坑里，集体埋葬，一个大坑有时埋葬的尸体多达四五百具。极端极端恐怖的一种情形是：头颅被击的那一个人，被抛落大坑时，只是暂时昏厥而已，等他醒过来时，才发现自己被其他血流如注的尸体和自己无法遏制的恐惧硬硬地压着，在尸臭和鲜血里，慢慢地饿死、怕死、或血流尽而死。

柬埔寨人忆起往事，全都余悸犹存而又气恨难消地指出：波博政权最使人痛恨的一点是：它转变人的思想，扭曲人的个性，致使最纯良的青年，也敢于杀戮最无辜的人，甚至杀害自己的父母、亲戚、朋友。

外观庄严的灵骨塔，“囚禁”着八千余个流着泪在嘶喊的骷髅。

血渍斑斑的死亡集中营

Choeung

Ek杀人场原是一个风光优美的地方，绿草如茵，湖水湛蓝。去参观那一天，天气极好，回旋着的轻风，淡淡的绿色，缠在身上时，衣裙也闪出一层又一层变幻不定的绿光；然而，当我站在那一个又一个大坑前，看到迄今仍然未能清理干净的破碎衣物，仿佛看到了无数无数的阴魂化作了一道又一道闪闪烁烁的绿光，不甘地徘徊、幽幽地哭泣。

无辜稚嫩骨头

最惨绝人寰的是，有棵树，注明是孩童“魂归离恨天”的地方——残无人道的红高棉官兵，抓着幼童双腿，以头击树，将他们活活打死。现在，大树旁边，还放着一堆无辜的稚嫩骨头，纵是铁石心肠，看了亦泫然欲泣。据说八十年代初期，整个场地还弥漫着浓浊刺鼻的血腥气和叫人欲呕的腐尸味。

杀人场旁边，就是那驰名世界的“灵骨塔”。高达十五层，八千余个从Choeung

Ek挖掘出来的骷髅头颅，按照年龄和性别，“分门别类、井然有序”地排列着。许多骷髅头颅的后脑勺子惨惨地裂开，充分地说明了致死的主因。骷髅不语，周遭死般的安静，然而，只要稍稍竖起耳朵，便可以听到骷髅的嘶喊，凄厉、凄凉、凄苦、凄惨。

一名柬埔寨人以异常沉痛的语调告诉我：在红高棉时期，整个柬埔寨，没有任何一户寻常百姓的家庭能避开死神狰狞的魔掌；甚至，“诛连九族”的例子比比皆是。

S21博物院的档案照片—苟活的人和一堆半死的人囚禁在一起，在那迷茫和呆滞的表情下，有极度的恐慌和惊悸。

无理性大屠杀

除了全无理性的大屠杀之外，红高棉掌权时许多激进的政治措施，也将许多人民推**亡的深渊。

在杀人场里，有个告示，字字重若千斤而句句泪长淌：

“红高棉掌权之后，撤空城市、废除货币、关闭佛教寺院和大小学校，捣毁历史性的建筑，把柬埔寨的土地和清水转化为血海和泪水，摧毁文化与文明建设，将整个国家化为一无所有的沙漠，回返荒凉的石器时代。

这的确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

巴郸邦庙宇改成的杀人场

位于西北部的巴郸邦，是柬埔寨第二大城。

如果说金边的杀人场是令恶心反胃的，那么，巴郸邦的杀人场则阴森诡谲得叫人头皮发麻；那种极不人道的残酷，着实让人切齿痛恨。

这所庙宇，建在高达四百余米的高山上。行行重行行，攀爬又攀爬，气喘吁吁地爬了不知多少数也数不清的梯级，来到梯级尽头处，竟是一片乱石草丛、稍稍歇息，又再爬、爬、爬、啊，到了，终于到了。

千辛万苦地到这儿来，是因为我想和庙里的一名尼姑谈谈。

森森白骨，揭露多少残酷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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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大中小发表于 2010-3-6 08:34 只看该作者

亲睹种种暴行

这位尼姑，在红高棉时期原是村里农妇，红高棉官兵下令她搬到山上这所由庙宇改成的杀人场，下厨主炊，她也因此亲眼目睹了红高棉官兵的种种暴行。红高棉政府败退后，看尽人生苦难的她，也同时看破红尘，削发为尼。由于她只会柬埔寨语，我们特地找了一名通译壁莱同行。

通译壁莱向她表明来意，她双手合什，脸上浮起平静恬和的微笑，表示欢迎。

首先，她带我们到庙宇里面去。这种神怪的殿堂，在红高棉时期，是鬼哭狼嚎的施刑处。在一个角落，有个石灰砌成的小圆池，当时，红高棉官兵在这儿审讯政治犯。倘若他们不肯吐露实情，官兵便以利刃割他们的喉咙，让他们的血在小池里一点一点地流干、流尽。杀人如麻，当军队在此撤退时，整座庙宇，这里那里，全是斑斑血迹。

接着，她带我们到庙宇外面的行刑处。山壁的铁钉上，还“挂着”锈渍斑斑的手铐。政治犯被铐在这儿，审问、拷打。白森森的骨头

然而，巴郸邦杀人场最使人震惊的，是红高棉利用这儿的险恶的自然环境，神不知鬼不觉地杀害了两万余人。在这山上，有三个深达四十余米的山洞，男人、妇女、小孩，分别被带到山洞处，反绑双手，以短棒击打后脑，然后，推落下洞。

现在，有关当局在其中一个山洞铺设了石级，我们沿着石级走下去，和金边的S21一样，部分受害者的骷髅头被收集了，层层堆叠着，摆设在阴气与鬼气纠缠不清的山洞里。其他两个山洞，不设石级，站在高处向内俯视，依然可以看到白森森的骨头。

木栏围着的大坑，曾经集体埋葬了好几百人。

通译壁莱，现年42岁，忆起波博政权，依然有着刻骨的悲伤、难抑的愤怒，还有，无可名状的恐惧。他的父母亲和五个兄弟姐妹，全被红高棉杀死了。

他以事过境迁依然有火灼般痛的语调说道：

“红高棉进入城市后，在短短几天内，便将全部城市人口遣散出城，押到农村和偏远的地区去，从事农耕劳作。有些地方，尚未开发，草莽与人齐高，毒虫蛇蝎横行，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为了提高农作物的生产量，规定农民每天凌晨四点便得下田工作，晚上九点才可以收工。耕作时，不准聊天，不准歇息。体力消耗多，粮食却又严重缺乏。农民不准自己烧饭吃，搞了大食堂，集体吃饭。开始时，还能吃到米饭，后来，米粮匮乏，惨不堪言，一百个人吃的粥，只用三杯米来煮。喝呀喝的，喝下大量的水，可是，肚子一点也不饱。有时，看到瘦瘦小小的蜗牛，如获至宝，一抓上手，便生生地吞下去。许多人因高度营养不良致死，也有许多人瘪瘪地饿死了。我六岁的妹妹，饿得发昏，偷了一把生米放进嘴里咀嚼，被发现了，活活被打死了。”说到这儿，顿了顿，调整调整了情绪，才继续说道：“近年来，我曾读过好些有关红高棉的报道，但是，坦白说，真实的情况恐怕比许多外界的报道还要悲惨！”

下山去时，日已西斜。夕阳以金黄的灿烂罩住了这个生灵荼炭的地方，映照出一片虚假的瑰丽。

柬埔寨，这块曾经为泪水浸透、为血水覆盖的土地，在经历过让人难以置信的一连串苦难后，尽管还面对着许许多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可是，本性朴实的柬埔寨人却坚韧地说道：

“我们已经历过人类史上最大的浩劫，还有什么是不能忍受的呢？

波尔布特其人

波尔布特是柬埔寨历史罪人，但从他个人来说，是一个历史悲剧人物。他的一生就充满两面性，他出身富裕家庭，却走上革命的道路；他待人接物温和有礼，却手段残暴；他外表慈祥，性格却刚愎自用……。直到今天，国际社会要审讯他在民主柬埔寨时期的“灭绝种族”罪行,但对他后来领导柬埔寨民族主义三派联合抗越战争另有评价。

1925年3月波尔布特出生于磅同省磅斯外县波列斯布村的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本名沙洛特绍,直到1975年民主柬埔寨成立时，才改用波尔布特。在兄弟中排行最小。具体出生日期不详。曾有过两妻两女，他的第一任妻子叫乔藩娜莉，一个柬埔寨知名的知识分子，第二任妻子是他的崇拜者，为他生了两个女儿。

据他的哥哥沙洛苏昂说，波博“小时候胆小而温顺，看到家里杀鸡也会躲得远远的”。六岁那年，波博像其他柬埔寨男孩一样，走进一家寺院做起了小沙弥。在金边莲花寺里学习柬文，12岁时还俗。直到15岁才进学校，先后就读于磅湛和金边的中学，1949年毕业于柬埔寨当时唯一的技术专科学校—金边技术学校,同时以良好的学习成绩获得到法国留学的奖学金。

波尔布特到巴黎之后，就读于巴黎的一所无线电学院，第一年的学习成绩良好。次年，他在巴黎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和另一学友乔森潘都在巴黎奠定了自己的人生路向——参加了共产党并与十几位进步的留法柬埔寨学生在1950年暑假组织了海外第一个“柬埔寨马克思主义小组”，其中一些成为后来柬埔寨共产党的骨干。当年8月，波尔布特到南斯拉夫边劳动边休假，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社会主义国家。他还参加修建萨格勒布市的一条公路。在1978年他执政时，南斯拉夫外长访问金边时还开玩笑说：“你那时修的公路现在嫌窄了，汽车越来越多，看来你还需要再重修一次。”

波尔布特在1952年7月为争取柬埔寨的民族独立，回国加入了森林里的抗法武装斗争，波尔布特是当时留学生中回国参加实际斗争最早的一个。但在那时，柬埔寨革命力量并没有自己的组织，只有越盟控制的“高棉解放运动”，所以他在1953年1月加入该组织。他曾回忆说：“这是一个由越南人控制的组织，政权、军队、通信联络、财政与伙食等等，一切都操纵在越南人手中。但是越南为地区霸主，古来如是，它历史上一再侵略、欺压过高棉邻国，这笔账从未了结。所以就算是最狂热的高棉籍共产斗士，也不愿受制于越盟。因此法国人被逐走后，跨国政党高棉解放运动随之分裂，

1954年越南根据日内瓦和平协议，全部撤出柬埔寨,“高棉解放运动”因失去领导人几乎解体。日内瓦协议提供了“柬埔寨革命运动独立成长发展起来”的“一个历史性的机会”。

1955年起，他们就开始积极筹备成立自己的政党,1957年党的章程和路线起草就绪，经过两年时间的全党讨论和修改，1960年3月，在金边火车站一个荒废的火车厢里正式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了高棉劳动者党正式成立，与会代表21人，其中9人是正式代表，代表当时全国约1000位正式党员。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由三人组成，总书记是杜萨木，农谢是副书记，此时波尔布特已是柬共的三常委之一。

1962年因总书记杜萨木被杀害,波尔布特当选为总书记。他的铁杆左右手是英萨利和宋成，乔森潘则在金边搞白区工作，1966年“高棉劳动者党”正式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60年代初,为掩护地下活动。波尔布特曾在金边一所私人中学当过几年教师。但当西哈努克1963年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公布了要追捕的红高棉分子名单后,他就撤出城市，和乔森潘等战友一直在全国各地的森林里传播革命思想，组织农民斗争。

在越南战争期间，虽然柬共与越共进行密切的合作,但他一直到1965年才从柬埔寨，穿过寮国，步行到达河内。当时他以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身分访越，受到隆重接待。他在越南三个月，学习有关党与国家的建设与理论。越南党与国家主席胡志明会见他三次,宴请两次，与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举行了15次会谈，但是会谈很不顺利。

波尔布特说，就是在那时他才强烈感到越南不允许柬埔寨和寮国有独立的地位,他在学习共产党理论时，看到从1930年印支共产党时起的文件中,越南的就一直把越寮柬看作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旨在实现它们的“印支联邦”计划。

接着，波尔布特冲破越南阻拦，在1965年11月到中国访问,一直逗留到次年2月回国。后来波尔布特多次到中国与越南。1970年3月18日朗诺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哈努克时，波尔布特正好也在北京。1967年，高棉西部萨德兰县因地方政府改变稻米征税的计算方法而触发农民暴动，波尔布特等人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事件本身虽被政府军弹压下去，但却因此建立了高棉游击队的有生力量。然而要夺取全国政权，却还是遥不可及。

然而在1970年3月西哈努克亲王出访苏联之际，国内右翼的朗诺集团发动政变，废黜西哈努克，成立柬埔寨共和国。朗诺政权将美军这股祸水引进了国土，金边政变的次日，朗诺就批准美军出动庞大的B-52机群，“地毯式”轰炸柬埔寨东部的“胡志明小道”，美国军事顾问开始派往金边政府军中，而美机的狂轰滥炸一直延续到1973年美国国会表决宣布对柬空袭为非法行动为止。与此同时，为了抗美救国，西哈努克亲王也同红色高棉尽弃前嫌搭成合作，红色高棉与越共也没闲着，后者顶着漫天弹雨不屈不挠地继续向南越渗透，从军事物资到伪装过的正规军战斗单位，当然也派出作战老手深入到红色高棉的班排一级，辅助他们尽早夺取全国政权。此时红色高棉便如虎添翼，各块根据地迅速扩大并连成一片，深入丛林里展开游击战。对保护越南战争中生命线胡志明小道起倒了重大作用，1975年，在他的精心指挥下一举击败由美国支持的朗诺政权。

领导史无前例的“革命”

柬共在1975年胜利后，成立民主柬埔寨。波尔布特根据他极左的意识，企图在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都非常落后的柬埔寨进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完全超前的“社会主义实践”。

红色高棉占据金边的第二天，就开始驱赶两百万居民离城下乡，称为“反对吃闲饭运动”，连老弱病残也不能幸免，数日之内，全国城市都成了死寂的空城。放逐者和原先的乡下农民都被按军事编制分男女住在各自的营房，连夫妻也只能在获得批准的前提下方得一周相聚一次，这正圆了波尔布特“全国军事化”理想。

波尔布特在柬埔寨领导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结果柬埔寨没有象波尔布特追求那样成为“人类社会的天堂”，而是把柬埔寨的富人消灭了，统统都变成穷人；城市消灭了，人人拿起锄头种田。有“东方巴黎”之称的金边，成了无居民的“鬼城”。家具、冰箱、电视、汽车等生活用品，被当作“革命”的对象，烧掉，砸掉；黄金白银、美金钞票，成了粪土，失去价值。机器也是奢侈品、丢掉不用，而用汗水洗心革面。关闭学校、庙宇，强制推行农业主义，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城市人驱赶到乡下种地；

知识越多，头脑就越复杂，坏主意也越多，就需要改造；改造不好的，就要消灭，简单到消灭肉体。举凡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僧侣、少数民族，统统在杀戮之列。柬埔寨遂成为“战火屠城”。4年时间，全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二百多万)被处死。而当时的柬埔寨只有500万人,从1975年暮春至1978年底，波尔布特执政仅三年又八个月，就使柬国人民“非正常死亡”了三分之一，据说，年轻的行刑者为革命节省子弹，干脆用锄头铲断囚徒的脑袋。

最后家庭也解体了，成立男劳动队，女劳动队，一律强制劳动，一起吃大锅饭，一样穿黑色革命服装或军装。后来左到认为，人一天吃三顿饭是多余的，两顿就够；婚姻不必自由恋爱，由“组织”当月老，指定配对就好；如果体弱“偷懒”,挨不住饿偷捕鱼虾或摘果子吃,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由于波尔布特的这种思想与理论完全违背社会发展的规律，完全扼杀了人的积极性，经济的竞争活力，所以它严重地破坏了柬埔寨的经济和社会机构，造成国家经济崩溃，生产力直线下降，结果一向以鱼米之乡著称的柬埔寨，在波尔布特执政的三年中，饿死了无数人。所以这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波尔布特还热衷于搞内部清洗，仅仅在执政的三年间，就搞了大规模的清洗四、五次，不仅把越南培养的共产党清除，而且把与自己意见不同法国留学生出身的干部也清除掉。常言道：“水至清则无鱼”。直到去年还把宋成杀害，最后落到楚霸王的下场。

波尔布特不仅在国内搞极左，外交上也非常失败，结果当越南于1978年底，越军海路空三路全面入侵，却得不到国际广泛支持，国内不得人心，兵败如山倒，仓皇逃到西部边境。1981年后民柬国民军逐渐恢复了元气，摆脱被动防御。民柬领导人也多少进行了一些反思，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宗教政策上，民柬也作出重大调整，重新赢得了部分民心。1981年12月柬共宣布自动解散。1985年波尔布特、农谢和切春宣布退休。这些举措改善了红色高棉的外部形象。实际上柬共仍然存在，而且这些“退休者”波尔布特仍决定着红色高棉的一切。虽后越南撤军，但此时的红色高棉已失去了民心，而日渐江河日下，最终众叛亲离逐渐瓦解了。

1998年4月16日深夜11点15分在柬埔寨北部边境，红色高棉从林战士最后基地安隆汶，已被叛变部下软禁了的73岁的波尔布特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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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高棉瓦解之原因

英萨利与红色高棉分道扬镳

1996年8月8日，红色高棉的一位名称索佩的师级指挥员和其他一些军官，在柬西部拜林、梅莱山地区的一基地，以红色高棉450师、415师和250师（约3000名游1击队员）的名义发表声明，拥立英萨利为他们的领导人，同红色高棉的“强硬派”分道扬镳。另有519师和705师已与柬王国政府取得联系准备投诚。这是自红色高棉於1979年失去政权以後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分裂。

8月15日，索佩率领1000名官兵和两辆坦克攻打主张镇压脱离红色高棉的宋成的指挥部和尼空的320师所在地，但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宋成和尼空一的经过。涅本蔡说：“我们代表王国政府方面同以乔森潘为首的红色高棉之间的对话是从1997年5月16日开始的。那天，我们派遣柬驻泰外交官龙萨伦前往红色高棉的最後据点安隆文，与乔森潘的代表毕文烈和狄昆纳尔等就结束战争实现国家统一进行对话，双方达成了一致。5月25日，我带领三名助手亲自去安隆文，与乔森潘的上述代怫表就同一问题举行磋商并取得良好结果。6月1日，我们4人再次前往宋隆文，与乔森潘本人举行会晤，也都取得了一致意见。”但是，6月11日涅本蔡再次前往安隆文商量有关红色高棉馀部加入王国政府的事宜时，情况发生极为诡秘的红色高棉强硬派取得了联系。尼昆曾是游击队指挥官，於1996年向政府投诚，与洪森的党结盟。涅本蔡说，杀死宋成夫妇是波尔布特的命令。因为他发现宋成兄弟俩同洪森的特工有联系。

不论宋成为何被杀害，外交官和分析家坚持认为，这起杀害事件起码同柬埔寨明争暗斗的两首相拉那烈和洪森这间争夺地盘的持续战斗有一定关系。为了赶在1998年举行的选举之前获得支持，这两位首相一直积极争取红色高棉的支持，并争夺结束该国旷日持久的内战的宣布权。

波尔布特之死

1997年6月11日凌晨，波尔布特下令部下将宋成一家满门抄斩後，他带着200名游击队胁持乔森潘等人逃跑，但被民柬国民军总叁谋长切（亦称达莫）率领精兵1000名追赶并在19日逮捕了波尔布特。波尔布特被“人民法庭”判处终身监禁。不久波尔布特於1998年4月15日病死在柬泰边境上的丛林中。波尔布特死後，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乔森潘、农谢等逃离总部安隆文，不知去向。1998年6`月11日，以乔森潘为总理的“民族团结临时政府”副总理兼外长江裕朗等5名成员向政府投诚。

乔森潘、农谢走出丛林回归社会原柬民族团结临时政府副总理兼外长江裕朗去年底向外国记者透露“争取国家独立、人民幸福的理想没能在我们手中实现。现在红色高棉已经完结，我们的使命也该结束了。这就是促使包括乔森潘、农谢在内的红色高棉成员先後走出丛林回归社会的原因所在”。在波尔布特在柬泰边境丛林里病死之後，江裕朗曾向乔森潘提出一起向王国政府投诚事宜，可是，当时乔森潘说切春军权在握，万一出现纰漏就必死无疑，出於这一考虑，一直未敢采取行动，但也没有放弃投诚的打算。1998年6月11日，江裕朗、马本等5名红色高棉高级分子向政府投诚。洪森对他们表示欢迎。11月30日以洪森为首的王国政府成立。12月3日，红色高棉最後一批由8名高级军官率领的500`名官后向政府投诚。在江裕朗等五名高级分子向政府投诚後，他们一直和英萨利一起安排乔投诚之事。尤其是英萨利一直与洪森保持联系，从中穿针引线。据说，洪森对乔森潘一直比较尊重，希望他能回来。

1998年12月25日下午，民柬时期曾任政府总理的乔森潘和曾任人大委员长的农谢在拜林与洪森直接通了电话後又分别致函洪森首相表示，他们尊重西哈努克国王的崇高地位，尊重柬王宪法，尊重以洪森首相为首的王国政府，只希望以一个平均身份回归社会。洪森当天复函乔、农二人表示，热烈欢迎并通报了还在北京养病的西哈努克国王，得到国王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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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大中小发表于 2010-3-6 08:34 只看该作者

红色高棉瓦解的原因

红色高棉的彻底瓦解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有内因，也有外因，而内因是主要的，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

一、红色高棉内部因对联合国主持的柬埔寨大选的态度不同而分成两派。红色高棉分歧由来已久。在联合国安理会５个常任理事国及有关国家在1991年10月签署的柬埔寨问题巴黎协定後，联合国於1993年主持了柬埔寨大选。当时，英萨利等人主张民族和解，结束内战，叁加大选。他们派警察部队接受联合国训练，以便与联合国组织的大选相配合。然而，他们的主张与做法遭到波尔布特、农谢、切春等红色高棉“强硬派”领导人的反对。英萨利披露，波尔布特、农谢、宋成和云亚等为了对付大选，把红色高棉控制区划分成两个军区：一是柬埔寨北部军区，由波尔布特、切春领导；二是柬埔寨西部军区，由农谢、宋成领导。至於他本人从1993年起就被波尔布特等剥夺了军权。英萨利被剥夺军权後，他动了心脏手术和腰瘠手术。他一边养病，一边管理梅莱山区的行政。英萨利的儿子英武说，尽管波尔布特剥夺他父亲的权力，但他父亲手下的450师、415师坚定不移地跟随他父亲。这样，红色高棉就造成“一分为二”的局面。投向柬王国政府的红色高棉官员江裕朗认为，红色高棉的致命错误是抵制由联合国主持的1993年5月大选，否则不会落到今天的`地步。

二、红色高棉强硬派继续实行极左政策不得人心。

据柬埔寨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分裂的直接原因在於1996年7`月中旬，红色高棉领导人在柬西部柬泰边境附近召开的重新研究政策的会议。最高实力人物波尔布特与掌握军事部门的宋成和切春主张实行军事优先的强硬路线。英萨利等人认为，在保持军事力量的同时，也应该有重点地开展政治斗争，以便为叁加1998年的大选作准备，然而，英萨利等人在会议上受到孤立。

另据《曼谷邮报》援引一些消息灵通人士的话说，红色高棉领导层近年仍然推行过於严厉的政策，引起了红色高棉内部一些人不满，尤其是师团级干部的不满，导致了红色高棉第一次大规模分裂公开化。

1995年5月，红色高棉领导机构曾向梅莱山至戈公一带发出一道指示，禁止各种贸易活动，禁止信佛和修建寺庙，禁止同外界联系，汽车、摩托车、便携式收音机等交通工具和通信器材被没收，农业成为唯一允许的谋生手段。一个由中央控制的商店成了红色高棉人购买日用品的唯一去处。这一指示导致了相当数量一批人投向金边政府方面。1996年5月，红色高棉中央又发布了一道新的指示，要求没收村民用来运送种子和柴木的手推车和小货车，并宣布违者将受逮捕，送去受训。支持英萨利的红色高棉的450师师长索佩站在村民一边，反对执行这项命令。1996年8月5日，波尔布特命令索佩到第250师指挥部向北方地区指挥官切春将军报到。

索佩知道这个命令意味着甚麽。大约在同一时间，驻在拜林的第415师师长伊钱也接到类似命令。但两人都没有服从命令。三天後，切春派了三卡车官兵去抓索佩。

就在双方紧张对峙的时候，索佩宣布，他要麽保持自由，要麽就死。他还说：“我们都准备死。如果你们进来抓我，我手下的人就会向所有的人开火。”最後，索佩得以率领500`名武装军人撤走。8月8日下午，红色高棉的秘密电台谴责索佩和他的部队是叛徒。同时还谴责英萨利为叛徒。该电台还报道说，波尔布特已发出紧急命令，说驻拜林的一个坦克部队和一个步兵师去消灭索佩一伙。但红色高棉总部却从拜林收到否定的回答和公开挑战：拜林驻军愿意支持索佩。450师、415师和250师宣布忠於英萨利本人，并支持他的民族和解政策。

三、专制使红色高棉从分裂走向灭亡。1993年，英萨利因主张叁加由联合国主持的大选，被波尔布特削去军权，而驻扎在拜林、梅莱山和三洛根据地的数千名红色高棉部队及几万名家属支持英萨利的民族和解政策，宣布与波尔布特和切春决裂，投向柬王国政府。这一事态的发展使红色高棉失去了它控制的一半江山和主要经济来源。

1997年6月，波尔布特的部下在宋成家里发现宋成有与洪森联络的通信设备，没有调查也没有审问，就下令将宋氏一家杀绝。随後，波尔布特胁持怀疑准备向王国政府投诚的乔森潘等人逃跑。由於波尔布特的独断专行，引起了众叛亲离，跟他逃走的人只有200`多名亲信。但被原来国民军叁谋长切春派兵追赶，并逮捕了波尔布特。从此，红色高棉内部出现了空前分裂。不久，又有3500名红色官兵向王国政府投诚。安隆文被政府军接管。

四、洪森采用了和平手段。

据柬埔寨问题专家最近透露，洪森首相早在1996年3月的柬驻外使节会议之後，确定了三项重要政策，其中之一就是用不流血代替流血、用和平手段代替战争手段来解决红色高棉的问题。

1996年4月，柬王国政府军向英萨利部下驻地的拜林和梅莱山发动了猛烈攻势，但没有取胜。洪森改变手段，派得力助手、副总叁谋长波尔沙伦和在1996年3月投诚的红色高棉第七师师长盖鹏做英萨利的工作。8月8`日英萨利在拜林宣布向王国政府投诚。

接着，洪森又通过原来与红色高棉长期合作的团结阵线党的将领说服了红色高棉国民军总司令宋成。乔、农1998年12月25日在拜林分别致函洪森首相，请求王国政府接受他们投诚。洪森在去年12月27日谈到乔、农二人投诚时说：“此事是我一手策划和安排的。”

近些日来，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和农谢投向王国政府一事在柬国内外引起不同反响。泰国等国和广大柬人民对柬将因此实现真正全面的和平与民族和解感到欣慰和高兴；美、英、法等国却坚决要求将乔、农交给国际法庭审判，否则将危及柬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柬国内也有一批人对乔、农如此“轻而易举”地回归社会，并且受到“贵宾般”的欢迎表示不满。在此情况下，西哈努克国王公开表示拒绝赦免乔、农二人，支持成立有关法庭审判红色高棉罪行，如有必要，他愿意“对簿公堂”，一旦被判有罪，他“愿坐牢”。这时，洪林也发表声明，“我从来没有改变要求审判红色高棉罪行的立场”。

在西哈努克、拉那烈和洪森对乔森潘、农谢的态度发生变化後，乔、农於1999年1月3日返回了拜林。1名1个月前和政府讲和的红色高棉将军肯温6`日说，如果企图逮捕乔森潘有可能重新发生内战。

关於围绕是否审判红色高棉问题展开的争论将如何发展，国际社会正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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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金边的恶梦·红色高棉起诉书

（1975年，金边。波尔布特和他的红色高棉游击队企图把柬埔寨变成无人区。年仅14岁的育昌及其家人和几乎全国的人口一道都被赶到了乡下。）

红色高棉的人用枪把我们从家里赶了出来并把我们驱赶到一大群正被他们赶往乡下的人群里。他们把我们划为“不可靠”的城里人，并且要把我们全家赶到地处马德望省的“新村”去。士兵们马上把我送到地里干活，并对我母亲说，我过3个星期就能回来。然而我一去就是3年，在这3年里，我多半饿着肚子在地里插秧，收割，以及挖水沟。夜里我们只能睡在田地旁边，我常常靠凝视星空背诵着妈妈给我讲过的柬埔寨神话故事打发苦日。其中一个描述的是一只老母鸡的故事：当它得知农家主人第二天要杀掉它时，把真情告诉了小鸡，并让小鸡要坚强地活下去。老母鸡说它死后会变成一颗星星，这样小鸡每天晚上都可以眺望星空。第二天，当农家主人杀了母鸡后正准备把它放到锅里煮时，小鸡勇敢地跳到锅里和妈妈一同走了。后来老母鸡和小鸡变成了两颗星星。因此，每当想妈妈的时候，我就久久地凝视着夜空。

3年后我终于回到了村子里。当时我走的时候还住着约莫千把户人家。然而令我惊讶的是我回来时村子几乎空了。我亲眼看着人们不断地死去，亲耳听着凄惨的痛哭声。简陋的房子倒塌了，数以百计的人们不是惨遭伤害，就是被活活饿死，或者由于得不到最基本的治疗而死去。我快要到家门的时候，一个邻居拦着我说，红色高棉把我从村里抓走后，妈妈在地里偷偷地藏了一个西瓜好等着我回来吃。但西瓜烂掉了，因为妈妈拒绝在我回来前就把它从藤上摘下来。我被深深地打动了。但接着他又告诉我，当地的红色高棉分子把我姐姐、姐夫和他们的女儿杀害了。他们之所以被害，是因为他们受过教育。我姐夫是在国外受过教育的技术员，我姐姐是学校的教师，这是他们惟一的罪状。

现在我正在仔细地搜集材料、照片以及证人的证词。我要控告红色高棉的罪行，我姐姐以及170万无辜的柬埔寨人的所作所为是有罪还是无罪。法庭不开审，柬埔寨就不能成为一个法制的国家。此外，我也在收集并珍藏方方面面的历史事实来教育我们的后代，并且决不让这一历史悲剧在任何地方重演。也许只有亲自置身在波尔布特的统治之下，你才能理解那种恐惧。我们都说我们害怕恶梦，然而，波尔布特就是已经成了现实的最恐怖的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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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主柬埔寨（红色高棉）辩护

瑞典汉斯·伊萨克森

我们对历史和社会的看法是根据历史事实得出的，但如果我们不能搞清客观历史的真相，我们就会一直被愚弄下去。

例子实在太多了，其中之一就是今天被大肆渲染的柬埔寨。如果我们相信主流舆论千篇一律的大合唱，那么目前被软禁的波尔布特就是当代的最大的杀人犯，而我们曾帮助和鼓励过他。按照鲁默尔教授发明的更高明的术语来说，我们所帮助的不是“种族灭绝”，而是

“人口灭绝”。这位教授是该领域中的专家，也是波·阿尔马克（瑞典自由派作家和前牧师）的最新顾问。人口灭绝当然要更坏。人口灭绝包括种族灭绝、政治谋杀和大规模屠杀，但不包括战争死亡。这真是个聪明的定义，特别是假如你代表那个在二十世纪里进行了比其他各国所进行的战争总和还多的战争的国家。如果碰巧是一个炸弹而不是大棒落到你的头上，你就不是一个被谋杀的人，而是战争伤亡。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

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种族灭绝”的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呢？1955年柬埔寨独立后，类似过去历史曾出现过的情形，被包围在美国的两个盟国之间——北面的泰国和东面的南越。南越的领土被美国的傀儡集团所控制，尽管1954年日内瓦和平协议规定越南是一个单一国家。泰国和南越政府都声称拥有柬埔寨的部分领土，但由于长期的法国殖民统治而被搁置。而越南从1946年到1975年间进行了长期的战争。

西哈努克政府对外采取中立路线，对内则实行残酷统治，依靠一个为数很少的地主贵族阶级的支持。1962年，由柬埔寨共产党和沙络特绍（波尔布特的真名）领导的社会反抗运动开始了。国王则以包括政治谋杀的白色恐怖和日益增强的镇压来对付。西哈努克给予越南共产党以支持，其后柬埔寨抵抗运动也给予越共支持，但都遭到了美国1973年－1975年的大规模轰炸作为惩罚。1970年美国入侵柬埔寨，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但仍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战争在柬埔寨进行了13年，中间几乎没有停顿。1970年西哈努克被美国发动的政变所推翻，这时由波尔布特领导的抵抗运动和他先前的敌人西哈努克结成了联盟。当1975

年和平降临，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进入早已被洗劫一空的金边时，柬埔寨的基础设施，包括灌溉系统都已被炸得粉碎。这个国家看上去千疮百孔，到处都是带着疟疾病毒的蚊子在弹坑里兴旺地繁衍。自1973年巴黎协议后，红色高棉和正在越南取得胜利的抵抗运动的关系急剧恶化。除中国以外，没有什么强大的力量支持红色高棉，而且中国在南部的邻国越南，和有敌意的苏联结盟，需要密切关注。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对也许错，柬埔寨的新领导人无论从眼前还是长期考虑，都把用全部力量恢复农业基础设施看成了唯一的出路，通过保证这一年的粮食收获来应付一场可怕的大规模饥荒，而且尽可能地把城市人口疏散到农村，以使国家安全不受威胁。

对大多数人来说，疏散意味着回老家。1920年以前柬埔寨几乎没有任何真正的城市。几乎所有人都完全依靠耕种大米来谋生。其次，在早期法国和日本的统治下，还依赖橡胶生产。1970年，金边只有50万居民，由于战争期间大量难民的涌入，人口急剧膨胀到200万，这么多人都靠美国的援助维持生活。这种援助现在不再能指望了。因此，就多数而言，是在城市没有牢固根基的大量人口，他们在短期内被以强制手段送回农村种地。随后，发动了广泛的农业集体化运动（经常是在地主逃跑或在战争中被打死的的土地上），也开始了大规模的灌溉系统的建设。科学、医疗、教育界的大部分骨干都跟着美国的附庸政权逃跑了，他们带走了能移动的几乎一切东西。缺少医药，没有医院床位。由于战后疟疾瘟疫的传播，人口健康状况更加恶化。政治上的反对势力，既有亲越南势力，又有原政权的残余，成为动荡不安的根源。共产党的干部大多数既年轻又缺少经验，军队也一样。因而在1975年－1979年间，柬埔寨因各种原因不必要地死了许多人。按照美国大英百科全书的权威资料，估计至少2万人被处决。你可以说，那些没有犯任何罪而被处决的人，属于被谋杀。

而这类信息来源，在很大程度上依据的是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的最初几周里，被作为战争宣传发向全世界的信息，这种信息来源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被当真的。在入侵后的仅仅几个月里，入侵军队及其所扶植的政权就在金边国际舆论界面前用死者的头颅堆筑起给人印象深刻的金字塔，这些死者被故意说成都是波尔布特的牺牲品。很清楚，这所谓的历史记录的需要是服务于战争宣传的，当时的观察者也大多是把它当作战争宣传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新闻媒体、鲁默尔教授和著名作家众口一词地得出结论说，在1975年－1979年间，不多不少有2,035,000人被杀害。这顶多是说明了他们具有超人的特异功能而已。柬埔寨战前最后一次人口统计是在1962年，人口数为590万。在民主柬埔寨政府1979年的一次报告中说，其人口为800万。从1962到1979年的15年间战争连绵不断，内战，大规模的美国轰炸，生存环境十分严峻。假如大规模屠杀的指控是真实的话，那么一个公正的人口估计是能够证实的，但这样的公正的人口估计并不存在。但确有一种政治利益的需要去夸大死亡人数，从而对资料的来源就不加以认真追究了。

一些头脑还稍微清醒的评论家至少承认：也许不能把所有人的死亡都归罪于波尔布特本人。通常的情形是：指控民主柬埔寨政权所推行的政治致使一、二百万人民的生活艰难，其艰难程度足以使他们非正常死亡，因而犯下了种族灭绝罪。这是一个全新的、扩大了的种族灭绝的定义。其隐涵的假定是：内战、美国入侵和轰炸，解放战争和越南入侵都一概无关紧要，和柬埔寨的死亡人数毫不相关。这真是个大胆的假设。这个定义也太愚蠢，因为它会反弹到其提出者自身。如果每天有四万儿童由于不合理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而非正常死亡，则制度的设计师和从中获利者就是种族灭绝的凶手。

我们民主的西方国家热情万分地欢呼俄罗斯的新统治阶级上台，帮助它建立起自由市场制度，但短短几年时间里，俄罗斯的人口预期寿命下降了7-10岁，这意味着每年数百万人的非正常死亡，死亡原因，同样可说是“生活艰难”。以上最後两个例子是“看不见”的种族灭绝的例子。所谓“看不见”，是因为这类屠杀在我们的世界中太正常了，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已经习已为常了。特别是对那些认为世界银行版本的资本主义是唯一的自然状态的人来说，这种屠杀更是天经地义。这是所有希望得到赞助拨款的“严肃”的历史和社会科学的所定义出来的。

然而，不正常的、可见的，是波尔布特和民主柬埔寨为改变那种“自然状态”而做出的绝望的和失败的努力。因此，要接受审判的是波尔布特，而不是叶利钦或世界银行。这场审判的主要证人将是越南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因此会进一步接近上等人的圈子。他们已经清楚地显示了他们急于达到此目的。在河内，来自美国、英国、日本还有新的强盗贵族南朝鲜、台湾和新加坡的公司，又一次取得了统治权。万宝路和希尔顿正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展开广告战。美元接管了越南盾，美国控制着金融流动，日本放贷给消费者，新加坡控制着不动产市场，台湾和南朝鲜则占领了免税加工工业。

越南已经加入了世界银行的项目，承诺建立起了一个可以安全地剥削劳动力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经济差距在扩大，资本的重要性压倒一切。这意味着：越南人民争取自由的三十年漫长斗争，都白搭了。因此，民主柬埔寨领导人是否在任何意义上犯下了种族灭绝罪仍是有待证明的。即使能够证明确实如此，这仍不能解释为什么西方要发动一场如此激烈仇恨的运动来反对民主柬埔寨政权，这个政权的残部看来现在正在柬埔寨的丛林里瓦解。对资本主义的冒犯，对资本主义的彻底反叛，这才是民主柬埔寨所犯下的大罪，因此必须得到惩罚，以“杀一儆百”。这种仇恨和马丁·路德对德国农民起义的诅咒是一致的：

“还有什么比造反的人更邪恶吗？你会因此而发臭，而窒息，而被打倒。你若因而死去，那就太好了，你只有那样才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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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共产党 ·维基百科

红色高棉即赤柬（高棉语：Khmaey Krahom，法语：Khmers

Rouge），1950年成立时为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分支名为柬埔寨共产党，1970年后改名为柬埔寨民主党(Party of Democratic

Kampuchea)。该党是一共产主义组织，曾于1975年至1979年间成为柬埔寨的执政党。

在柬埔寨共产党的“三年零八个月”管治期间，处于战乱的柬埔寨估计可能有200万人死亡。按被杀害的人及全国人口比例来计算，这是20世纪中最血腥暴力的杀戮之一。自赤柬结束管治至今，并没有任何的红色政权领导人受审。目前在柬埔寨发现的埋人坑超过20000个。

印度支那共产党于1931年成立，其分支柬埔寨共产党最早于1951年出现，后来的红高棉领袖波尔布特则坚称该党于1960年正式成立。在早期仍是从属于越南共产党，在六十年代中期曾于越南边境联同越共一起与美军交战。

该党在1970年代中期仍被称为“柬埔寨共产党”(CPK)，至1980至1990年代改称为“柬埔寨民主党”，但媒体则常以法语名称“赤柬”或“红高棉”来称之。该名称的起源是来自西哈努克亲王在1950年代形容该党的政治取向。

在红高棉管治时期（1975-1979），该党中央的领导人如下:

波尔布特 (Pol Pot, 原名沙洛沙) - “头号人物”，运动领袖，1963年2月起出任总书记直至1998年逝世

农谢（Nuon Chea） - “二号人物”，总理 (在生)

英沙里（Ieng Sary） - “三号人物”，副总理 (在生)

塔莫（Ta Mok） - “四号人物”，赤柬最后领导，西南部地区书记 (已故)

乔森潘（Khieu Samphan） - “五号人物”，红高棉主席 (在生)

宋先（Son Sen） - 国防部长 (已故)

云雅特（Yun Yat, 已故）

Ke Pauk - “13号人物” (已故)

Ieng Thirith - (在生)

红高棉的领导在1960年代至1990年代中期没有多大改变，而该党领导人多来自中产阶级及在法国的大学接受教育。大多数红高棉战士多从贫穷农民中征召，而经济来源则为军用兵器、炸药，以及中国政府的支持，现时的游击队约有8,000多人。

意识形态

红色高棉的意识形态结集了斯大林思想、欧洲左翼的反殖民思想。属于共产党分支中的极端派别。

红高棉的崛起

柬埔寨共产党于1950年代成立，当时是越南共产党的分支。至1970年代改为柬埔寨民主党（Party of Democratic

Kampuchea），后被称为法语的“红色高棉”。

在公元802年至1970年间，柬埔寨的政治是世袭君主制，至1970年3月18日，朗诺将军（Lon Nol）趁管治者西哈努克亲王（Norodom

Sihanouk）出国访问时把他推翻，夺取权力。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名高层当时的分析，中情局认为如果朗诺成功夺权，他会衷心地欢迎美军。美国迅即与朗诺政府建立关系，并在金钱上给予支持，当时美军正与越共和红高棉交战。

西哈努克其后流亡北京，当时赤柬与朗诺政府为敌，西哈努克遂支持赤柬去对抗朗诺政权。

1975年4月17日，赤柬攻占金边，推翻了朗诺政府，并建立了“柬埔寨民主共和国”（红高棉），其领导人为波尔布特。

红高棉的管治

红高棉试图一步把柬埔寨改造为无分任何阶级的社会。在执政期间实行非常恐怖统治，将所有城市居民强行驱赶至农村，进行全国大清洗。初期被清洗者包括原城市居民，特别是与西方有接触、受西方教育的知识份子，和为政府工作等人。后期被清洗者则包括红高棉革命时的各级干部。在波尔布特的统治下，货币被取消，人民于公社内劳动，并禁止在公共食堂以外取食。在赤柬的四年管治下，大部份柬埔寨人被当成牛马一样的农业生产奴隶，每天在饥俄或半饥俄下长时间工作。大量人因饥饿、疾病、过度工作而死亡；亦有大量人因为政治原因、或因犯各种小错而被杀。据不同的统计，死于红高棉管治的柬埔寨人为一百二十万至三百万，占当时人口的约五分之一。当中五万至十万人是被处决。

红高棉的衰亡

随著边境冲突及有大批柬埔寨难民涌入越南，1978年12月，越军进攻柬埔寨，并于1979年1月7日攻占金边。纵使不少柬埔寨人对越南的统治感到恐惧，但越军仍在不少投诚红高棉人士的引领下，成功瓦解红高棉政权，而投诚者也成为后红高棉时代的政府核心。其后赤柬势力撤往西部，并控制泰柬边境附近地区近十年。他们受到泰国军队的非正式保护，而资金大多来自走私钻石及木材。

在苏联的扶持下，越军的入侵后，成立“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当时的中国、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对此不满，透过向联合国的投票，仍承认红高棉政权为柬埔寨的合法政府。这也成为日后引发中越战争的一大潜在诱因。

难民

部分柬埔寨人在红高棉管治之前已逃到邻近国家的难民营，而未能逃亡的则一直在农地工作直至越军的到来，他们后来也被送到难民营。不少人越境进入泰国寻求庇护，及后也准许前往美国、法国、加拿大、澳洲等国家定居。

复元及审判

柬埔寨于1990年在人口及经济上已大致恢复到赤柬政权管治前的状态，但不少人对赤柬的恐怖管治仍存在著心伤。虽然当地学校的课程内包括赤柬的暴行，但由于当地人口的平均年龄偏低，尤其至2005年，有近1/3的总人口的年龄不足20岁，普遍对赤柬的认知不足，新一代的青年对赤柬的深入认识多从老一辈的口述中得知。

在越军击败赤柬后，S-21集中营负责人康克由曾试图销毁有关赤柬暴行的文件，但仍留下近10万页未能销毁，另有10万页推测藏在宋先生前的居住地。不少赤柬政权前领导人均住在拜林市或匿藏于金边。

1997年，当地政府成立了“审判赤柬委员会”。该小组由300多人组成，在法律及司法架构上以战争罪、群体灭绝罪及反人类罪起诉及审判仍活著的赤柬领导人。但洪森政权对此事并不积极推动。当局总是以当下要优先发展经济、资金短缺为理由解释审判小组进展缓慢。日本和印度为此事提供的拨款，但截至2006年审判进展不大。

阿波

8楼大中小发表于 2010-3-7 13:22 只看该作者

看了两天，全文看完

阿波

9楼大中小发表于 2010-3-7 13:27 只看该作者

为民主柬埔寨（红色高棉）辩护

瑞典汉斯·伊萨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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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个辩护的反驳

“自1973年巴黎协议后，红色高棉和正在越南取得胜利的抵抗运动的关系急剧恶化。除中国以外，没有什么强大的力量支持红色高棉，而且中国在南部的邻国越南，和有敌意的苏联结盟，需要密切关注。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对也许错，柬埔寨的新领导人无论从眼前还是长期考虑，都把用全部力量恢复农业基础设施看成了唯一的出路，通过保证这一年的粮食收获来应付一场可怕的大规模饥荒，而且尽可能地把城市人口疏散到农村，以使国家安全不受威胁。

”

-————请问下73年之前柬埔寨的吃饭问题全都靠美国和外界支援？包括“东方巴黎”？

阿波

10楼大中小发表于 2010-3-7 13:36 只看该作者

“对大多数人来说，疏散意味着回老家。1920年以前柬埔寨几乎没有任何真正的城市。几乎所有人都完全依靠耕种大米来谋生。其次，在早期法国和日本的统治下，还依赖橡胶生产。1970年，金边只有50万居民，由于战争期间大量难民的涌入，人口急剧膨胀到200万，这么多人都靠美国的援助维持生活。这种援助现在不再能指望了。因此，就多数而言，是在城市没有牢固根基的大量人口，他们在短期内被以强制手段送回农村种地。随后，发动了广泛的农业集体化运动（经常是在地主逃跑或在战争中被打死的的土地上），也开始了大规模的灌溉系统的建设。科学、医疗、教育界的大部分骨干都跟着美国的附庸政权逃跑了，他们带走了能移动的几乎一切东西。缺少医药，没有医院床位。由于战后疟疾瘟疫的传播，人口健康状况更加恶化。政治上的反对势力，既有亲越南势力，又有原政权的残余，成为动荡不安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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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下，杀戴眼镜的，杀懂外语的，杀知识份子是赤柬的政策之一吗？如果是又何谈

“随后，发动了广泛的农业集体化运动（经常是在地主逃跑或在战争中被打死的的土地上），也开始了大规模的灌溉系统的建设。科学、医疗、教育界的大部分骨干都跟着美国的附庸政权逃跑了，他们带走了能移动的几乎一切东西。缺少医药，没有医院床位。”

“政治上的反对势力，既有亲越南势力，又有原政权的残余，成为动荡不安的根源。”这些人难道不能存在吗？要从肉体上消灭，不消灭就“成为动荡不安的根源”？

阿波

11楼大中小发表于 2010-3-7 13:53 只看该作者

“我们民主的西方国家热情万分地欢呼俄罗斯的新统治阶级上台，帮助它建立起自由市场制度，但短短几年时间里，俄罗斯的人口预期寿命下降了7-10岁，这意味着每年数百万人的非正常死亡，死亡原因，同样可说是“生活艰难”。”

你是说这是“看不见的种族灭绝”？

第一个“预期”，法律里没有可能，预期，或许。等要明确。俄罗斯91年才有，如果作于2000左右也才10年间。

如果你把俄罗斯人口寿期的减低归功于俄罗斯人酗酒，那么自由化真的是种族灭绝，哪天估计要把喝酒，开车，动手术都一切非原始的死亡人口都算到自由化对人类的种族灭绝上才可以。一个人拿枪把你打死和一个人自己喝酒喝死是一样的吗？

阿波

12楼大中小发表于 2010-3-7 13:58 只看该作者

6“越南已经加入了世界银行的项目，承诺建立起了一个可以安全地剥削劳动力的社会，”

你真的是个律师吗？

此文不值一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