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 《出没风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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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3-5 20:54 只看该作者

《出没风波里》

叶永烈

第一章 上海的北京作家最熟是北京

一晃，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工作，已经四十多个年头。我常说，上海是我的第二故乡。尽管我并不是上海人，可是如今我出去，人家都称我“上海作家叶永烈”。

如此说来，对于我，最熟的是上海。

我却摇头。

莫非最熟的是故乡——温州？

其实，我在高中毕业之后，便离开了温州。此后，虽说隔几年也回一趟温州，却总是来去匆匆，只住三五天就走。所以，故乡留给我的印象，仍是童年时代的印象。1994年我回温州，写了篇温州散记，那题目就是《不识故乡路》——因为温州这几年已经大大地改变了，除了市中心旧城区之外，我“不识故乡路”了！

最熟的究竟是哪里？

我说：“最熟是北京。”

这倒并不因为当年我在北京大学上了六年学。其实，做学生时，我忙于学业，再说穷学生也没有多少钱“消费”，难得从郊外的学校到市区——那时叫“进城”。一个学期进城三四回，就算不少了。所以，那时我并不熟悉北京城。

如今我说“最熟是北京”，是因为一趟趟出差，老是去北京。妻子甚至说我一年中去北京的趟数比去上海南京路的趟数还多。

老是去北京，早就去腻了。在北京，早上办完事，我下午以至中午就回上海。我巴不得别去北京。

我希望最好是到没有去过的地方出差，富有新鲜感。可是，身不由己，我依然老是去北京。

总是“粘”着北京，内中的缘由便因为北京是首都：

全国性的会议，大都在北京开；

出差办事，上这个“部”，那个“委”，这个“办”，那个“会”，都得去北京；

还有，最为重要的是，我的采访圈，大体上在北京。说来也怪，虽然人家称我是“上海作家”，可是我的作品却大都是北京题材。北京作家们笑我“侵入”他们的“领地”。

作为上海作家阵营中的一员，我常常被文友们称为“上海的‘北京作家’”。这里面，倒也有几分道理：除了我的采访对象大都在北京之外，我的作品也大都在北京出版。

在这“几分道理”背后，有着这样的理所当然的原因：一是我所从事的是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纪实文学创作，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政治中心，我的采访对象理所当然大都在北京；二是我的作品很多需要报审，在北京出版，报审手续要比上海便捷，我的书理所当然大都在北京出版。

其实，我也深感“远征”北京，比写“近水楼台”的上海题材要吃力得多。但是，我却非得一趟趟去北京采访不可。

为什么我要“远征”北京呢？我曾说，这是因为中国的“百老汇”在北京。当然，我所说的北京的“百老汇”，并非美国纽约“百老汇”（BROADWAY）那样的大街。我所关注的是中国现代史、当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由于北京是首都，那些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风云人物”汇聚在北京，成了中国的“百老汇”。我奔走于这样的白发世界，进行一系列采访。在我看来，北京的“百老汇”，是我的创作之源。

我去过纽约。那里的百老汇大街又宽又长，相当于北京的长安街，宽达四十来米，长达二十五公里。北京的“百老汇”，却“汇”在几处。记得，有一回我在北京三里河一个高干大院采访，那里是北京的“百老汇”之一。被采访者问我，你是第一次上这儿？我说来过好多回，随口答出这里七八户人家的名字。又有一回，在北京另一处“百老汇”——木樨地的一幢高干大楼，被采访者得知我曾来这里多次进行采访，建议我索性对每一家都进行采访——如果把这座楼里每家的命运都写出来，那就写出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缩影！

大抵是我反反复复去北京，北京某部门一度要调我到北京工作。我觉得这可以考虑。可是，对方只调我一人进北京。我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我无法接受这样的条件。于是，调北京工作只得作罢。我依然一趟趟出差北京。

每一回去北京，差不多住处都不相同。这回住东城，下回也许住西城。上次住北郊，这次住南郊。这样，我几乎住遍了北京的东南西北，住遍了各个角落，而不像在上海，总是固定地住在一个地方。

也正因为这样，我对北京的大街小巷，对于北京的变迁比上海更熟悉：我踏勘过五四运动火烧的赵家楼；我细察过当年林彪所住的毛家湾；我寻找过北京大学“梁效写作组”的所在地；我曾在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旧址”前踯躅；我也曾研究过当今的钓鱼台国宾馆哪几座楼是当年“中央文革小组”的所在地……

每一回我去北京，都发现北京在变，这里冒出一幢新高楼，那里崛起一座新立交桥……

北京，浓缩着中国的现代史。北京的“百老汇”，聚集着中国现代史的见证人。

所以我说，最熟是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约我为该社的自传性的《百年人生》丛书撰稿，我就从在北京的采访写起吧……

七天印出《陈云全传

1995年4月11日上午，我接到上海作家白桦的电话，告诉我陈云已于昨日去世。白桦说，本来今天上海的《新民晚报》可以刊载陈云去世的消息，但是由于按有关规定这一消息要在今晚七时才由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公开发布，而《新民晚报》是在下午出版，所以无法在今天见报了……

白桦的电话，使正忙于写作的我，在上海报章公布这一重大新闻之前，提前获知了陈云病逝的消息。

陈云去世的消息，4月11日便在香港见报了。当天下午，我接到香港明报出版社总经理朱令华小姐电话，问我能否为明报出版社赶写关于陈云的传记？我说，可以考虑。

紧接着，明报出版社执行编辑吴国源先生又打来电话，与我具体商量写作陈云传记之事。他说，书名定为《陈云全传》。我一听就摇头，我说，我很难写“全”。吴先生解释说，按照香港的习惯，这“全传”之意，是指从出生写到死，写他整个一生。由于陈云已经去世，当然可以从生写到死，成为“全传”。

当天晚上，我正在上海城隍庙“绿波浪”餐厅出席《上海滩》杂志一百期恳谈会，忽然香港《明报》记者的电话居然“追踪”到会场，要我谈陈云的一些历史情况，便于翌日见报。

翌日，朱令华和吴国源先后五次打来电话，急急商谈出版《陈云全传》事宜。朱小姐以不容商量的口气说：“叶先生，希望你能在半个月内完成《陈云全传》！”

我感到惊讶：“朱小姐，现在我一个字还没有写呢！”

她回答说：“叶先生，自从你昨天答应写《陈云全传》，我就着手策划。我已经请人开始设计封面，而且要在《明报》上作新书预告！”

我问：“《陈云全传》写多少字？”

她回答说：“你能写多少，就写多少。当然，越长越好。不过，有一点是不能动摇的，那就是半个月之内，必须交稿！”

我在香港见过这位朱小姐，三十多岁，办事风风火火，说一不二。

明报出版社如此焦急要出《陈云全传》，后来我才知道内中的原委：在海外，邓小平的传记不少，而陈云的传记一本也没有。陈云突然去世，海外各界都希望了解这位在中国政坛上地位仅次于邓小平的中共元老。明报出版社本来想从自己的资料室里找一批各报刊发表的关于陈云生平的文章，“急就章”加以编辑，迅速出版，可是一查，发现就连介绍陈云生平的文章也极少，无法凑成一本书。这样，明报出版社便急急找我，要求我以最快速度推出《陈云全传》。

对于陈云，我很早就注意他。海外报刊曾披露过我在着手《陈云传》写作的打算，消息灵通的明报出版社注意到我的创作动向。

一家出版社曾经约我写《邓小平传》，愿意提供诸多方便。邓小平是中国20世纪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当然值得写。我曾经想写，但是到图书馆一查，《邓小平传》已经有许多本，内中既有中国人写的，也有外国人写的。另外，我很快得知，邓小平的女儿正着手写一本邓小平传记。我不愿重复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也不愿与邓小平的女儿“竞争”。于是，我也就取消了写《邓小平传》的计划。

写陈云，最初没有任何出版社约我，完全是我自己的选择。我选中了陈云，而不去写《邓小平传》，内中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曾说过我选择传主的三项原则：

一是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

二是透过传主可以折射中国当代一段重要的历史；

三是没有人写过。

显然，陈云完全符合我选择传主的标准。对于陈云在中共历史中的地位，我以为，邓小平的一段话，最为清楚、准确。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对几位中共中央领导人所作的题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谈话中，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这就是说，陈云是属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一个主要成员。在当时，陈云的地位高于邓小平。

邓小平接着又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于一个关键地位。”

邓小平所说的“关键地位”，其实也就是他所说的，“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在第二代领导集体中，邓小平的地位高于陈云，陈云仅次于邓小平。

至于中共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众所周知，是以江泽民为核心。

从以上的邓小平的话中，十分明白地勾画出陈云在中共历史上所处的地位：

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陈云是“第五号人物”，而邓小平则排名第六；

在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中，陈云是“第二号人物”，仅次于邓小平。

陈云在中共党内的崛起，始于1930年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二十五岁的陈云，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陈云来了个“三级跳”：

在1931年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跃为中共中央委员；

在1934年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跃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这时，陈云不过二十九岁。

从1930年到1934年，不过四年时间，陈云从中共上海法南区委书记，擢升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奠定了他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

此后，陈云的党内最高职务是在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纵观陈云一生，主要是从事了五项工作：

他是在上海商务印书馆领导工人运动起家的；

此后在他的家乡上海青浦领导农民运动；

接着他领导中共中央特科，从事反奸工作；

到了延安后则从事组织工作；

此后，他转为经济领导工作，以至被人称为中共经济专家。

另外，陈云还负责过中共的白区工作，做过军队工作和工会工作。

陈云一生，虽然也有起落，但是和邓小平相比，还是比较平稳，不像邓小平那样大起大落。陈云得益于他的印刷工人出身。所以，他在共产国际强调在中共领导层中加强工人成分时，得以“三级跳”；也正因为他出身工人，即便在“文化大革命”岁月，他不得不“靠边”，但是还一直保持中共中央委员的头衔，不像邓小平那样被打倒。

陈云办事稳健，为人不显山露水。毛泽东多次说他“右”，但是又不能不在经济发生困难时把陈云“请”出来，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整。所以，陈云有了“调整大师”之誉。

陈云的座右铭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我注意到，虽然陈云当时在中国老一辈政治家中，地位和影响力仅次于邓小平，但是关于陈云的传记，一本也没有。就连关于陈云的报道，也鲜见于中国报刊。他的身世，当时除了《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上登载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为之撰写的一千多字的小传外，鲜为人知。

起初，我不明白内中的原因。我在采访了陈云的两位老秘书之后，才知原委。

他们告诉我两件事：

一是在大型摄影画册《邓小平》出版之后，有关部门编了一本摄影画册《陈云》。理所当然，这样的书，在出版之前，应该送陈云过目。陈云收到书稿之后，不置可否，压在那里，既不点头，也不退还书稿。这样，这本《陈云》摄影画册就一直无法问世。

二是一家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连续剧《陈云出川》，写的是陈云在长征途中，奉中共中央之命，从四川前往上海，然后从上海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情况……电视台知道陈云的“脾气”，拍好后不送陈云过目。这部电视剧播出了几集之后，被陈云知道了。陈云马上通知电视台：“停播！”这样，那部电视剧也就没有播下去。

陈云的老秘书告诉我：“首长很注意报纸、电视、出版物，不愿意宣传他个人。所以，谁要是写《陈云传》，写好了，必定要送他过目，而他一定会压在那里……”

秘书所说的“首长”，指陈云。他们习惯于这样称呼陈云。

也有人告诉我另一原因，陈云很注意与邓小平的关系。邓小平是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领班人”，陈云很注意尊重和维护邓小平的领袖地位，不愿突出他自己。所以，他不愿通过新闻传媒宣传他个人。

后来，我在1995年6月27日来到中南海采访陈云夫人于若木，她证实了陈云老秘书所说的事完全属实。

于若木说，陈云确实是这样的脾气。

她也举电视连续剧《陈云出川》为例。那是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一名干部写的剧本，由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这位干部在工作中了解到：陈云在红军长征途中，奉中共中央之命，从四川秘密前往上海，然后前往苏联。陈云出川的过程，富有戏剧性。有一位曾经担任四川雅安小学校长的席懋昭，在当时受组织之托，护送陈云出川。于是，那位干部根据这位校长的回忆材料，写成电视剧本《陈云出川》。此剧本经陈云秘书和家属商量，同意拍摄，未曾报陈云同意。

《陈云出川》拍好后，经有关部门审查通过，由中央电视台播出。

陈云晚年由于患白内障及青光眼，视力很差，不看电视，只听新闻广播——他每天一早一晚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半小时的“新闻联播”节目。如果有事，总叫人把广播录下来，有空时补听。陈云不看电视，本来不会知道《陈云出川》的播出。陈云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向陈云透露。不料，一位新来的护士却不知道要对陈云“保密”。她跟陈云说起，昨日在电视里看到《陈云出川》，很精彩！

陈云一听，连忙问：“什么《陈云出川》？”

当他知道拍了这么一部电视连续剧之后，当即叫秘书来，了解情况。他要秘书把剧本拿来给他看。看罢，他以为不能播放这样一部片子。他写信给江泽民总书记，要求停播这部电视片……

陈云不愿意宣传自己，他很谦逊。早在1945年5月，陈云便在中共“七大”上这么说：

“假如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还不错，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法？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陈云文选》第一卷，二九三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陈云还写过这样的条幅：“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牟信之等，《陈云同志最后的三二一天》，《人民日报》1995年5月29日。

正是由于陈云非常谦逊，所以关于陈云的报道、回忆文章，在他生前几乎极少见诸报刊。

于若木对我说，一位老同志关于东北解放战争的一篇回忆文章，送到陈云那里审看。陈云看后，虽然同意发表这篇文章，却把文章中关于他的内容全部删去了。

于若木又谈起，一家出版社的总编辑，对陈云的书法作品很有兴趣，收集了陈云每年写的条幅，想出版陈云墨迹选。可是，未得陈云同意，一直不敢贸然出版。

关于《陈云画册》，于若木告诉我，被陈云压了七八年，直至1994年陈云病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人再三劝陈云“点头”，以便在陈云诞辰九十周年时出版。他们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的画册都已经出版了。陈云还是一个劲儿地“拖”。后来，他勉强“点头”。可是，等画册出版时，他已经离世了。

于若木还说及，陈云是上海青浦练塘人。练塘镇政府要修葺他的旧居，他不同意。后来，当地政府在他的旧居旁修建了青浦县革命历史纪念馆，要收集他用过的物品作为展品，他很坚决地说：“不能给！”

我深知，陈云健在的话，是无法出版关于陈云生平的书。我的写作任务又很多。正因为这样，我只是作了写作准备，没有开笔写书。

我第一次接触陈云，是在1978年。当时，我在采写二十万字的《高士其传》。听高士其说，陈云在延安时曾称高士其为“红色科学家”。为了慎重起见，我希望能够得到陈云的证实。

于是，我前往北京三里河，拜访陈云夫人于若木。当时的于若木，每日骑自行车上班。她在办公室里很热情地接待笔者。她谈了自己对高士其的印象之后，对于“红色科学家”之称表示无法肯定，要回家问一下陈云……

两天后，我给于若木打电话。她在电话中说，已经问过陈云，他不记得曾称高士其为“红色科学家”……

陈云的记忆力极好。他说“不记得”，其实也就是说，他没有讲过那样的话。这是陈云给我的最初直接印象。

此后，我在各种采访中，不断接触关于陈云的生平史料，很多人谈起了陈云。我开始注意起陈云，作了写作陈云传记的种种准备：

我曾专程前往陈云家乡——上海青浦练塘采访，受到热情接待；

我在江西南昌，到陈云在“文化大革命”中“下放”的工厂采访，还访问了当时负责陈云生活的马骏以及陈云所住招待所的所长；

我在北京采访了陈云的老秘书……

在陈云去世之后，由于香港明报出版社的“催逼”，于是我坐到电脑前，把有关陈云的词组如“于若木”、“青浦”、“练塘”等等输入电脑。

那段时间，我主要在上午与夜晚写作。下午，我用来处理其他工作。

那一段时间，明报出版社不断来电话，询问进度。他们告诉我，《明报》已经刊出“叶永烈新著《陈云全传》”的大幅广告，还刊登了《陈云全传》的封面。这新书广告，在香港《明报》登了几次。

那段时间，妻帮助我把书中的引文——陈云的文章，从《陈云文集》中输入电脑。

一个星期之后，明报出版社便要求我把已经完成的部分“拷”入软盘，以特快专递寄去，以便编辑能够早日着手工作。那时候，还没有“伊妹儿”——“E-mail”，所以只能寄特快专递。

从1995年4月12日着手写作《陈云全传》，到4月27日完成《陈云全传》，正好半个月！

我按时交出二十五万字的《陈云全传》的全部软盘。

明报出版社以一个星期的速度，推出《陈云全传》。据明报出版社总经理朱令华小姐说，这是明报出版社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出版速度。

这样，陈云去世还不到一个月，《陈云全传》已经在香港各书店里出现了。

当我把《陈云全传》送给陈云夫人于若木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在香港工作的女儿早已托人把《陈云全传》送到她的手中。

于若木对《陈云全传》十分满意，使我深感欣慰。

《陈云全传》毕竟是在短时间内赶写而成，未免仓促成书。我又对《陈云全传》进行全面修订、补充，写成四十多万字的《陈云之路》。

我前往北京中南海，对陈云夫人于若木进行详细采访。她回忆了她与陈云在延安结识的全过程，陈云的家庭生活，陈云的经历以及陈云晚年的生活，还谈了于家的身世。她说，她是第一次谈这些问题。我非常感谢她的支持，使我获得了独家第一手的访谈资料。

她的谈话，我除了写入《陈云之路》，还写成长篇专访《访陈云夫人于若木》。

写罢，我把专访初稿，航寄于若木审阅。

1995年7月13日傍晚，我接到于若木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文章已经收到，翌日她要去北戴河，可以带到那里看。不过，要到7月18日回北京才能寄出。

我在7月21日收到她的来信和修改过的文稿。我看了一下她的信，果真是18日从北京寄出的。

她改得很仔细。有的细节，经她补充后，非常生动。

比如，文章中写及，陈云在家中总是喊她“陆华”——她原名于陆华。她则补充了一笔，说她在给陈云写信时，称他“云兄”。

又如，初稿中提及，她生了大女儿，“陈云为女儿取名陈伟力”。她改成“于若木为女儿取名陈伟力”。她补充了一句：“儿子的名字为陈云所取，女儿的名字则为于若木所取。”他们家这样的“取名规则”，鲜为人知。这样，我后来再度去京，又请她详细谈了陈云和她给孩子取名的经过，“挖”出了许多新的故事。

再如，初稿中提及，陈云不记日记。于若木补充了这么几句：“但每天气象他都记录，每天生活起居也做记录，大便的时间，量的多少都记。”这又从一个小小的角度反映出陈云的细心。

于若木连初稿中的用词也都很细心加以斟酌：

文章中写及陈云生活“简朴”，她改为“俭朴”；

写及她父亲“主办”山东第一师范，她改为“创办”；

写及1994年春节陈云在荧屏上亮相，“海外舆论普遍认为陈云健康情况良好”，她把“海外”改为“海内外”……

这些一字之易，显得更为准确，也表露出她的认真。

她是营养学家，连医学名词都帮我改正。

比如，文章中提及陈云晚年患吸入性肺炎，大夫不得不使用抗菌素杀菌，可是这么一来，把肠内有益的“双曲杆菌”也杀死了，减弱了消化力。她把“双曲杆菌”改为“双歧杆菌”。

又如，文章中写及陈云晚年从喝牛奶改为喝豆浆，“这主要是考虑到豆浆的胆固醇低，更适宜于老年人饮用”。她把“胆固醇低”改成“无胆固醇”。

这些科学方面的改动，充分表明她对自然科学的熟悉。

她送给我三封很珍贵的信的复印件，并同意在文中加以引用。这三封信是陈云去世后才在北京集邮市场上发现的。是陈云、她和她的妹妹在1939年从延安寄给正在英国伦敦的她的大哥于道泉。不知是什么原因，居然流落到北京的集邮市场。幸亏被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发现，买下了这三封信，送给了于若木。由于于若木的帮助，使我有幸首次公开披露了这三封信。

8月8日，我又对她进行补充采访。她回答了我一批新的问题。内中，她谈到一些文章，由于已是好几年前发表的，她怕我查找费事，后来就复印寄我。

这篇专访发表之后，在海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海外诸多报纸转载。于若木告诉我，当她后来前往法国访问的时候，巴黎的《欧洲时报》特地选择了她到达巴黎的那一天，以整版篇幅刊登我的这一专访。

《陈云之路》在北京安排出版。按照国内的规定，必须办理报审手续。经过前后将近四年的时间，有关部门终于完成对这本书的审阅，并给予肯定。在《陈云全传》出版之后五年，《陈云之路》于2000年1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上海《解放日报》闻讯，全文连载了《陈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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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访刘少奇夫人王光美

许久没有露面，听说王光美身体欠安。1991年7月7日，我出差北京时，正值她从外地回京，便去拜访她。

她与中国共产党同龄，那年七十大寿，看上去仍非常敏捷，步态轻盈。时值盛暑，她理着短发。虽然白发不少，但她不染发。她爽快、直率，谈笑风生，心态依然年轻。

她拿出一本英文版精装书THE LONG MARCH—THE UNTOLD

STORY（即《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扉页上有作者题签。那是作者——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送给她的，征求她的意见。书上夹着许多回形针，那是她的阅读记号。

王光美出身名门。父亲王治昌，字槐青，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律系，回国后在北洋军阀政府农商部任工商司长，还曾出使英国、美国。

王槐青曾两度丧妻，有过三次婚姻，三位夫人生下十一个子女：前两位夫人生三子，即长子王光德，次子王光琦，三子王光超。王槐青第二次续弦，夫人名叫董洁如，她生下八个子女，即王光杰、王光复、王光英、王光美、王光中、王光正、王光和、王光平。内中王光英，在王槐青出使英国时出生，王光美则在王槐青出使美国时出生。

王家子女中，王光杰在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时，结识了中共党员姚依林。姚依林是“一二·九”学生运动领导者之一，任北平市学联党团书记。受姚依林影响，王光杰投身于“一二·九”运动。1938年5月，王光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姚依林在1936年后，出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1938年9月，姚依林安排王光杰在天津英租界伊甸园建立秘密地下机关，设置电台。为了掩护秘密工作，姚依林调来一位女中共党员，和王光杰装扮成夫妻，住在那里。这位女党员名叫王新，1936年11月16日加入中共，比王光杰还早。

不料，弄假成真，这对假夫妻朝夕相处，产生爱慕之情。经中共地下组织批准，他俩于1938年12月26日正式结婚。这么一来，在王槐青子女婿媳之中，有了两位中共党员。

王光杰和王新在家中产生影响，使王光超、王光美、王光和、王光平都倾向中共，有的参加了中共地下工作。在王槐青子女之中，也有倒向国民党的，如王光复报考了国民党空军航校。

王光美考入辅仁大学。1945年，她在辅仁大学理科研究所获科学硕士学位。经王光杰、王新介绍，崔月犁结识了王光美。崔月犁是中共北平市委负责人之一（后来在1982年4月至1987年3月任卫生部部长）。

1945年12月，美国政府派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居中”调解国共军事冲突。

于是，在重庆成立了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即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不久，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国民党代表邓介民，共产党代表叶剑英和美国代表饶伯森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需要翻译，经中共北平市委刘仁指示，崔月犁通知王光美，调她去那里担任中共方面的翻译（虽然这时王光美尚不是中共党员）。

1946年8月，马歇尔的“调处”宣告失败。王光美赴延安。

1948年，王光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和刘少奇结婚。对于刘少奇来说，这是他的第五次婚姻：

他的第一个妻子是何宝珍，生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诺两子一女；

第二个妻子谢非没有留下子女；

第三个妻子王前，生刘涛、刘允真一子一女；

第四个妻子王建，结婚半年便离婚；

第五个妻子便是王光美。

内中，刘少奇的第三位妻子王前离婚后，跟聂真结婚。聂真之妹，即聂元梓，“文化大革命”中的“明星”，江青手下的“大将”。

王光美和刘少奇结婚后，翌年生刘平平，此后又生刘源源、刘亭亭和刘小小（即刘潇潇）。王光美性格温和，不像江青那样倔烈，她善于使这个由多位母亲生育的多子女（同父异母）的家庭和谐幸福，视刘少奇几位前妻所生子女如同己生。

解放后，王光美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担任刘少奇秘书。

王光美对我说，红军长征时，她还不过是个学生而已，但《长征》一书多处涉及少奇同志，她尽自己间接所知的情况对书中有关少奇同志的史实加以校核，转告作者，以求在再版时改正讹误。

她说起刘少奇，总是称刘少奇为“少奇同志”。她说，少奇本名刘绍选，由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缘故，他有二十多个化名、笔名，“少奇”原本是他的一个笔名。他用得较多的化名是“胡服”。后来，竟以笔名“少奇”传世，而他的本名反而鲜为人知。少奇同志参加过长征，而且担任“筹粮委员会主任”——这也是鲜为人知的。那时，粮食是头等重要的。党中央要少奇同志出任“筹粮委员会主任”，为的是替全军筹集粮食，确保红军顺利长征。

她拿出《刘少奇画册》说道，由于白区工作时不可能拍照，长征途中又没有条件拍照，那一段时间少奇同志的照片很少。直到进入延安，才有一些照片。少奇同志的工作环境很艰苦，工作担子又很重，所以在1948年，少奇同志的体重只有四十八公斤！长期的艰辛困苦，使他患了胃病。

她说，少奇同志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喜欢思索。他的眉间有很深的川字纹。他陷入沉思时，就皱起眉头。他不像毛主席那样幽默，爱开玩笑，但他也不是不苟言笑的人。他有时也会大笑，但不会像周总理那样仰天大笑。他是一个思想深邃的人。一旦考虑成熟了，他在会议上会清楚地阐述自己的见解。在路线斗争中，他的态度历来是鲜明的。他作报告前，大都事先拟好提纲，但讲话时并不照本宣科，往往会阐述许多新的见解。正因为这样，他在历次重要会议上所作的讲话记录稿和他会前亲笔所写的发言稿，都收入了他的文集。

她说起现在的电影里，一出现刘少奇，便是皱着眉头在那里吸烟。她指了指屋里的一张照片说：“这张流传很广的照片上，正巧他在吸烟，演员们都按这张照片上的姿势，学他吸烟的样子。”不过，他也并非一开会就吸烟，不必老是塑造他的“吸烟形象”。不要简单地模仿他的某些动作，要着重表现出他的气质。他深沉，不轻易说话，但一旦说话，他的见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性格温和，没有大幅度的动作，塑造他的形象相对来说比较难一些——不过，不能老是皱眉头，老是抽烟。

王光美比江青小七岁，她不如江青之处，是她的入党时间比江青晚了十五年，论革命资历比江青差。

然而，在1962年9月，当印尼总统苏加诺挽着夫人的粉臂款款步下舷梯，踏上北京机场时，作为外交礼节，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前去迎接。9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刘少奇夫妇和苏加诺夫妇在一起的照片。翌日，又登载了王光美和苏加诺夫人在一起的照片。

江青看着《人民日报》，怒火中烧。她，作为“第一夫人”，从未在《人民日报》上露过面。她极力要求“战胜”王光美。

终于，她得到毛泽东的允许，第一次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参加会见贵宾——苏加诺总统和夫人。这样，毛泽东、江青和苏加诺夫妇的照片，醒目地出现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众多的中国读者，头一次从《人民日报》见到了江青的照片。

江青一直嫉妒着王光美，特别是王光美作为刘少奇夫人，一次次出访：

1963年4月12日至20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印尼；1963年4月20日至26日，访问缅甸；1963年5月1日至5月6日，访问柬埔寨；1966年3月26日至3月31日，访问巴基斯坦；1966年4月4日至4月8日，访问阿富汗；1966年4月17日至4月19日，访问缅甸。

这六次出访，使王光美名声大振。拍电影，上电视，各报、各电台竞相报道，尤其是印尼街头，出现巨幅王光美画像……

江青的心中不是个滋味儿。中国的“第一夫人”明明是她，可是王光美却四面风光，在海外出尽“第一夫人”的风头。尤其是王光美英语精熟，又擅长交际，海外声誉颇佳。

江青决心要与王光美比高低。江青在《人民日报》上以毛泽东夫人身份出现在与外国贵宾的合影中，是这种比高低的初次尝试。江青在上海搞

《纪要》，借毛泽东的支持和声望，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达全党！

“文化大革命”，使天平朝江青倾斜：江青崛起而为“中央首长”，王光美则随刘少奇一落千丈。

江青终于借助红卫兵揪斗王光美，使王光美受到凌辱。

王光美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专案组混在红卫兵之中前来刘宅抄家，那抄家的“水平”很高，抄走了刘少奇的全部手稿。原本是为打倒刘少奇提供“炮弹”，如今却为编选刘少奇文集提供了完整的资料。历史如此始料不及，完全超出了当年专案组们的意料，仿佛开了个不小的玩笑。

王光美的母校辅仁大学，原本是意大利罗马教廷在中国开办的辅仁社，建校于1925年。辅仁社是大学预科，后来改为辅仁大学，开设文理、教育二院。

审查王光美，使辅仁大学一下子变成了“热点”。1967年7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和妻子袁绍英突然遭到拘捕，其原因是杨承祚原是辅仁大学教授，跟王光美有点瓜葛。

拘捕杨承祚夫妇是“先斩后奏”的。拘捕之后，“王光美专案组”于1967年7月18日向戚本禹、江青递交了报告。

戚本禹在7月19日批：“此事重要，应送江青同志批准执行。”

同日，江青批：“照办。”

同日，戚本禹又批：“立即执行。”

于是，杨承祚夫妇成了重要案犯，受到“王光美专案组”的反复审问。

杨承祚夫妇是怎么忽地遭捕？内中的瓜葛，不过是如此而已：王光美在辅仁大学读书时，跟杨承祚妻子袁绍英的妹妹熟悉，也就常去杨家。袁绍英的弟弟袁绍文，在美国从事航空工业研究。

在“王光美专案组”的眼里，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条线索，因为航空工业即“军工工业”，在美国从事“军工”研究那就很可能是“美国特务”。倘若袁绍文是“美国特务”，杨承祚夫妇理所当然也可能是“美国特务”。王光美常去杨家，可能是前去“交换情报”，加入了“美国特务组织”！何况，在辅仁大学发生过特务情报案。

依据这般荒唐的推理，杨承祚夫妇成了“要犯”！

“王光美专案组”逼着杨承祚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接着，再供认王光美是“美国特务”。1967年9月7日，“王光美专案组”给谢富治、江青的报告中写道：

“遵示，我们加强了对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审查工作，昨天对美特务杨承祚进行突击审讯。杨犯进一步交代了王光美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情报关系。”

江青看了报告，批道：“富治同志：请提醒专案的同志，杨承祚可能不单纯是一个美国特务，应多想想，再进行调查研究。”

江青“启发”专案组“多想想”，杨承祚还可能是“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照此推理，王光美也可能是“三料特务”——“美、日、蒋特务”！

杨承祚经受不了百般折磨，终于死于狱中。

江青把王光美打成了“大特务”。中共“九大”之后，林彪下令判处王光美死刑，要“立即执行”。

判决书送到毛泽东那里，他批了“刀下留人”四个字，才算保住王光美一命！

1972年8月18日，王光美子女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第一次获准去监狱见妈妈。这时，王光美在狱中已被关押五年。见面时，他们惊呆了，因为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母亲王光美如此这般：

“五年不见，妈妈已经瘦弱不堪，满头灰白头发，连腰也伸不直，穿着一身旧军装染的黑衣，神情麻木、迟钝……”

历史终于翻过苦难的一页。

在王光美家的玻璃书柜里放着整套的马克思、列宁著作，毛泽东著作，鲁迅全集。王光美说，少奇同志是个喜欢读书的人。在发还的抄家物资之中，书是最主要的“物资”。最近，子女要从国外回来，王光美不得不把许多暂时不用的书堆放在走廊上。

王光美健谈、开朗，身体已经复原，不日又将离京。我很庆幸当她在家小住时见到她。

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印象

记得，香港一位朋友曾寄赠我港版《江青秘传》一书，书的作者为“珠珊”。当时我不知“珠珊”为何人。后来，我从报上的介绍文章中得知是王稼祥夫人朱仲丽的笔名。

1991年7月8日，我在北京一座宽敞的花园洋房里拜访了她，请她说明“珠珊”的含义，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珠”是由她的丈夫的“王”姓和她的“朱”姓“合二而一”！至于“珊”，也是“王”字旁，而“册”象征着两人之书。

她的父亲朱剑凡是杨开慧父亲杨昌济的密友，曾一起留学日本。朱剑凡先生回国后，在长沙开办了周南女校。1920年，毛泽东在长沙一师附小主事时，经朱剑凡先生介绍，寄宿于周南女校。据朱仲丽回忆，她在8岁时，见过又瘦又高的青年来她家看望她父亲，那青年便是毛泽东。

朱仲丽曾在上海东南医学院学习，又在南京的中央医院工作过两年，后来辗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便从事医务工作。她给毛泽东、朱德等许多中央首长看过病。跟王稼祥结婚后，又一直生活在政治高层圈子里。丰富的阅历，成为她退休之后的创作源泉。于是，她由医生成为作家，写出一部又一部长篇，《江青秘传》是其中的一部，而《黎明与晚霞》则是关于王稼祥的长篇文学传记。

从1931年至1945年，王稼祥一直是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是第一个建议召开遵义会议的人，主张把当时主持中央工作、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博古“轰下来”，曾为在党内、军内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我请朱仲丽谈王稼祥，她谈了许多许多，内中有两件事给我印象最深。

第一件事是在毛泽东与王明的斗争中，王稼祥立了大功。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夫妇从苏联乘飞机飞回延安。

虽说当时毛泽东已经是中共的领袖，然而，王明却是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明摆着是毛泽东的上级。

新来乍到，王明俨然钦差大臣，在延安作长篇报告，毛泽东等“洗耳恭听”。

王明回国不久，他和陈云、康生一起被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37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成立了筹备中共“七大”的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以王明为书记。

三天之后，王明和妻子孟庆树同周恩来夫妇及博古一起去武汉，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进行国共合作秘密谈判。从此，王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王明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日益表面化。

毛、王之间，不光是政见不同，而且王明明显地表现出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觊觎。他擅自拟定了中共中央委员名单。他在武汉，经常以中共中央名义，擅自对外发布宣言，甚至以毛泽东名义发表谈话。他还提出要求，把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从延安迁往武汉……由于他的政见与毛泽东不同，因此由他在武汉擅自发表的中共中央宣言，与延安毛泽东的主张不同，在外界造成恶劣的影响。

王明深知欲取毛泽东而代之，最为关键的一步棋，那就是共产国际的表态。

就在这时，有一位苏联人要从武汉回莫斯科，王明暗中托他密告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存在原则性的错误……

王明期待着来自莫斯科的指示。

1938年8月，又一架军用运输机从莫斯科飞往中国，上面也坐着一位重要人物。此人从莫斯科带回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

他，便是王稼祥。

王稼祥是在1936年底前往莫斯科的。他拖着病体，好不容易跨雪山，过草地，到达陕北。由于病情越来越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派红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陪同他去莫斯科治病。

当时，王稼祥穿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来到上海。在上海，潘汉年通过宋庆龄的关系，说是一位植物学教授要去比利时考察，弄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护照。这位“植物学教授”，便是王稼祥。

1937年6月下旬，王稼祥在贺诚的陪同下，终于来到了莫斯科。在苏联，王稼祥得到了精心的治疗，身体日渐复原。

当王明决定回国时，他接替王明，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稼祥的这一任命，是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决定的。

当时年已五十六岁的季米特洛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富有声望的活动家。他是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袖。后来，出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并主管中国事务。

季米特洛夫非常正直。他曾跟王明共事，很快就发觉王明和中国国内领导人关系紧张，而且王明夸夸其谈，又没有实际工作经验。

正因为这样，当王明回国之际，季米特洛夫特地把王明和接替王明的王稼祥一起找来谈话。 据王稼祥回忆：

“季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

当王稼祥回国的时候，从莫斯科带来共产国际极为重要的指示——中共应该以毛泽东为领袖！王稼祥还随身带着一只皮箱，里面装着三十万美元现钞——共产国际支援中国革命的一笔经费。

飞机降落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之后，不能再飞往兰州。一支八路军车队前来接他以及他带回的一批军用物资。车队取道兰州赴延安。

车队离开兰州之后，在茫茫黄土地上前进。途中，突遭土匪拦劫。为首的土匪，络腮黑胡，双目射出凶光。车上那三十万美金现钞，顿时处于最危险的境地。

王稼祥在土匪头子手枪的逼迫下，先是打开几只大木箱。打开一看，箱里尽是一些俄文书籍和杂志，土匪们毫无兴趣。他们的目光，集中在一只小皮箱。王稼祥镇定自若地打开那只小皮箱，取出自己的衣物及一些国民党银行印行的纸币，送给土匪们，又摘下手表，送给土匪头子。他说明自己是八路军，没有钱财。土匪见他和车队的人都一色灰布八路军军装，就叫他们转过身去。过了好久，背后没有动静。王稼祥回头一看，土匪早已不见踪影。

幸亏王稼祥机智，在迪化把三十万元美金转移到大木箱里，上面铺了书籍，躲过了飞来横祸。

自从受土匪惊扰之后，车队加快车速，日夜兼程，不敢在路上逗留。司机极度疲惫。车近延安时，王稼祥乘坐的那辆卡车的司机打起瞌睡来，车子一下子翻进沟里。众人大吃一惊，赶紧停车，跳进山沟，把王稼祥从车内拉出。王稼祥居然安然无恙，从地上拾起眼镜，眼镜也没有摔碎！原来，那辆卡车翻下去时，正好有一棵大树挡了一下……

王稼祥经过两番“历险记”，终于安抵延安。

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因为自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以来，已经相隔四年多没有开过中央全会，许多重大的事情需要讨论解决，尤其是王稼祥带来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

中央决定由王稼祥打电报给王明，要他来延安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毕竟王明在莫斯科多年，可能他已从其他途径获悉共产国际指示的精神，拒绝前来延安。他复电王稼祥，要王稼祥到武汉向他个别传达，甚至要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迁到武汉召开！

王稼祥把王明复电交给毛泽东看，经毛泽东同意，又以王稼祥名义，给王明发去措辞强硬的电报：“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到了这等地步，王明看了电报，不得不于9月15日前来延安。

这样，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从9月29日起在延安召开。会议开了四十天，到11月6日才结束。王稼祥担任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秘书长。会上，由王稼祥详细传达共产国际文件和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指示。王稼祥所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使王明颓然失色，从此失去他的“王牌”——来自莫斯科的“尚方宝剑”！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实际是毛泽东战胜王明的会议。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而中共的这一领袖的更换，在当时尚未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共产国际，又称“世界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宣布自己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领袖的更换，照理是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遵义会议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召开的——中共和红军处于危急之中，而当时又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不经共产国际批准而自己选择了自己的领袖。也正是由于缺乏共产国际批准这一组织手续，毛泽东一直让张闻天担任中国共产党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因为张闻天毕竟是在苏联学习过，受到共产国际直接培养。

到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情况就大不一样：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走出了最困难的境地，赢得了很大的胜利，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一致公认，而且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毛泽东在面临王明的严重挑战时，共产国际明确支持了毛泽东。从此，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完全巩固——尽管这时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名义上还是张闻天。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时，曾高度评价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起的作用：

“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

“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

朱仲丽向我讲述的第二件事，是王稼祥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

以前我一直以为，“毛泽东思想”是刘少奇同志最早提出。朱仲丽给我看了新出的《王稼祥文集》，内中收入王稼祥1943年7月8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重要文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文中明确指出：“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提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正因为这样，建党七十周年时关于党的知识测验题中，大都有一道“谁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的题目，答案是“王稼祥”。

朱仲丽向我详细谈及王稼祥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过程……

最早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概念的是中共的一位理论工作者，名叫张如心。他在1941年3月出版的《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提出党的教育人才“应该是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1942年7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以醒目的标题刊出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

社论是由社长兼总编邓拓亲自撰写的，他提出了“毛泽东主义”这一概念，但是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认可。

一年之后，在中共二十二周年诞辰即将来临之际——1943年6月下旬，王稼祥和妻子朱仲丽刚吃过晚饭，听见警卫员前来报告“毛主席来了！”

毛泽东住的窑洞和他们的住处离得很近，他和江青朝这边走过来。王稼祥和朱仲丽赶紧迎上去。王稼祥的窑洞门口，有一张石桌四个石凳，四个人就在那里坐了下来。

据朱仲丽回忆，那天四个人聊了几句之后，毛泽东便说明来意：“建党的二十二周年快要到了，抗战六周年也快到了，你能不能写一篇纪念文章？”王稼祥当即一口答应下来。于是，毛泽东跟王稼祥谈了起来，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谈抗日战争，谈了很久。

毛泽东和江青走后，王稼祥就开始忙起来。朱仲丽记得，王稼祥那几天一直在思索，在写写、勾勾。大约经过一个星期，王稼祥终于写出一篇七千多字的文章，标题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

王稼祥的文章，详细回顾了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年的历史，指出这“也是寻找、确定和充实中国民族解放正确道路的历史”。论述中国共产党的二十二年历史，大致上就是毛泽东那天跟他一起研究的内容。

然而，王稼祥对这二十二年中共党史加以概括，明确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已不再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也不是“毛泽东主义”。王稼祥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加以论述：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提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克主义。

“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

王稼祥写毕，把手稿交给警卫员张志，送到毛泽东那里。

又是傍晚，毛泽东从他的窑洞，来到王稼祥那里。依然坐在石凳上，谈及了对王稼祥文章的意见。

在两个月前，毛泽东在给凯丰的信中，曾说过“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此时，由于王稼祥的坚持，他还是同意了文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毛泽东说：“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不过，我仍然以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还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

朱仲丽见天色渐晚，请毛泽东在他们家吃晚饭。毛泽东笑道，“可惜你们家的菜里没有辣椒！”

毛泽东在大笑声中离去。

几天之后，王稼祥的文章在7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

这样，“毛泽东思想”一词的首创权，便属于王稼祥——尽管在他之前，已有很多类似的提法。特别是邓拓所写的社论，是早年全面论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章，只是他所提的“毛泽东主义”（其实也就是“毛泽东思想”）未被毛泽东所接受。1948年，吴玉章也曾提出“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未予同意，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重新起用“毛泽东主义”一词，毛泽东仍不予同意。

“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已日渐进入成熟的阶段，即形成一整套自己的思想体系，有了一整套自己的理论、策略、方针。

访张闻天夫人刘英

坐在她家宽敞的客厅里，壁上挂着陈云手书鲁迅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回忆张闻天书赠刘英陈云时年八十一”。

刘英的资历颇深，只消列举一件事便可说明：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机关所在的中央纵队秘书长，最初是邓颖超。邓大姐肺病日重，由邓小平接替了她。遵义会议后，邓小平调往前方工作，接替邓小平的则是刘英。

跟刘英谈了一两句话，便可判定她是湖南人，至今她仍乡音未改。1905年，她出生在长沙。其实她不姓刘，而是姓郑，单名杰。她从湖南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时，临时取了个化名叫刘英。姓刘是随便改的，“英”则是“杰”的延伸——“英雄豪杰”嘛！从此，刘英这名字叫惯了，以至如今她的身份证上也写着“刘英”。在党内，知道她的本名郑杰的只有两个人：一是当年中共湖南省委领导人李维汉；二是她进入中央苏区时的接头人周恩来。解放后，她一度想改用本名郑杰，可是改不过来了。此外，她留学苏联时，还用过一个俄文名字，叫“尤尔克娜”。

采访刘英，气氛是很愉快的。她的记忆力惊人，远远超过她的同龄人，而她又健谈，富有幽默感。第一回采访没有谈完，在1991年7月11日我再度采访她。

她不仅思维、谈吐富有条理，她收集的资料也井井有条。说到什么事，她会随手去取出一本书，加以补充说明。有一次，说到某某人，她建议我去采访。她拿出由她自己编写的通讯录，上面的人名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一查就查到地址、电话号码。

细细听她用湖南口音追溯往事，我如同亲临那血与火的年代，在隆隆炮声之中，却轻轻地穿插着一支爱的浪漫曲……

1935年4月，中国的“铁流”——红军正在“地无三尺平”的贵州艰难地前进着。个子娇小的刘英，穿着一身灰布军装，裹着绑腿，正行进在红军“地方工作部”的队伍里。忽地，通讯员奔来，递给她一张条子，上面写着：“刘英同志：决定你接替邓小平同志工作，即去中央队报到。”落款是李富春。

中央队，也就是党中央机关所在的队伍，是“铁流”的核心。刘英奉命赶到中央队。李富春同志告诉她，中央队的秘书长原是邓小平同志，因工作需要邓小平调往前线，组织上决定由她担任中央队秘书长。

“这工作我干不了。”刘英说道，“我的工作能力，比小平同志差多了。”

“你怎么客气起来了呢？”李富春笑了起来，然后话里有话地说道，“反正有人帮助你嘛！”

刘英不明白这“有人”指的是谁。她无法推辞，也就服从组织分配，来到了中央队。

她在中央队遇见了毛泽东，他用神秘的口吻问她道：“刘英，你知道谁把你调到中央队来的？”

“富春同志呀！”刘英答道。

“点子是鄙人出的！”毛泽东大笑道，“把你调来，可以让小平上前线，那里正需要他。除此之外，还可以‘公私兼顾’——你工作上有什么困难，找洛甫！”

这下子，刘英明白了内中的缘由，脸颊像火烧一般。毛泽东所说的“洛甫”，也就是张闻天。那时，刘英常常到中央队找张闻天，毛泽东已经敏锐地发觉他俩之间“有意思”，于是也就当“促进派”，干脆把刘英调到中央队里来。

毛泽东跟刘英很熟。她是湖南长沙人，跟毛泽东算是大同乡。她在湖南女子师范上学时，好几位老师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毕业生，是毛泽东的同学。这样，刘英跟毛泽东有着许多共同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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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3-5 20:55 只看该作者

刘英告诉我，在江西南部于都河畔，有一座小县城叫于都。1934年9月下旬，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毛泽东来到于都检查工作。他住在于都北门小巷深处一幢灰砖房子里。那儿当时是赣南省苏维埃的所在地。灰砖房朝南，三间，毛泽东住左厢房。正在于都县委工作的刘英，每天晚上要向毛泽东汇报“扩红”（即扩大红军）的数字。她记得，那阵子正是毛泽东最困难的时刻，他正受到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排斥，而且还得了疟疾。有一回，毛泽东发高烧，达四十摄氏度。张闻天接到于都县委打来的电话，急急从瑞金派出大夫傅连暲赶往于都。傅连暲骑着骡子走了一天一夜，来到于都，马上给毛泽东打针……

毛泽东愿为刘英当“月下老人”，是因为他跟张闻天有着不平常的友情。

张闻天是上海川沙人。早在1919年底，张闻天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翌年初，毛泽东也加入了这个进步组织。他们虽然远隔千里，但是从“少年中国学会”办的刊物《少年中国》上读到彼此的消息。

此后，张闻天先是留日，接着留美，然后又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1月，他和杨尚昆一起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1933年初，他进入中央苏区，结识了毛泽东。用他的话来说，他最初跟毛泽东关系“平常”，甚至“不重视毛泽东同志”。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共中央由博古主持，张闻天和他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都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人物。博古进入中央苏区，推行王明“左”倾路线。那时的张闻天也“左”，瞧不起山沟沟里的毛泽东，不过如他所言，“我对他历来无仇恨之心”。博古极力排斥毛泽东。本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后者相当于总理）都是毛泽东。博古让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力图架空毛泽东。

然而，由于同在政府部门工作，张闻天跟毛泽东的接触日益频繁。张闻天开始了解毛泽东，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这样，“老朋友”博古恼怒了，把张闻天派往闽赣做巡视工作，把他从中央排挤出去……

当张闻天从闽赣巡视回来，那时，博古和李德推行的一套“左”倾路线，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惨败，眼看中央苏区都快保不住了，不得不准备“西征”（也就是后来的长征）。

张闻天和毛泽东同住在瑞金郊区白云山的一座古寺里，朝夕相处，思想越发接近。如张闻天所回忆：“我当时感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记得在（长征）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

那时，刘英就去白云山古寺看望过张闻天。自然，毛泽东注意到刘英的“动向”。

张闻天曾回忆：“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五次反‘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紧急的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张闻天和王稼祥在会上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共同批判了李德、博古的“左”倾错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博古从党内总负责的职务上退下来。众望所归，大家推举毛泽东接替博古。毛泽东却说，还是请洛甫负总责。这样，张闻天接替了博古，积极支持毛泽东的工作，毛泽东笑称他是一位“明君”。

政治上的密切合作，使毛泽东、张闻天的友谊甚笃。于是，毛泽东也就当起“月老”来。长征途中，毛泽东把刘英调到中央队来，跟张闻天一起长征，彼此间日渐了解，关系迅速亲密。

有一天，毛泽东遇见刘英，故意问道：“刘英，中央队有那么多男子汉，你看中哪一个呀？”

刘英不响。毛泽东笑道：“洛甫不错嘛！”

刘英依然不作声。毛泽东道：“你默认啦！”

刘英咯咯笑了。毛泽东问：“你既然看中了洛甫，我就等着吃你们的喜糖！”

刘英连忙声明：“我暂时不准备结婚。”

毛泽东问：“为什么？还要‘考验’一番？”

刘英这才说出原因：“一结婚，就会生孩子。我看许多女同志怀孕了，在长征中行动很不方便，所以暂时不想结婚。”

毛泽东一听，点头道：“小刘英，你很有头脑。等以后你决定和洛甫结婚时告诉我，我替你宣布！”

红军经过艰难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到达陕北瓦窑堡。这时，刘英才决定和张闻天结婚。

毛泽东得知喜讯，要张闻天和刘英“请客”。毛泽东还风趣地说：“当年，‘风流天子李三郎，不爱江山爱美人。’而今的洛甫，即爱江山又爱美人！”他的话，逗得大家大笑不已。

他所说的“李三郎”便是唐明皇。

据刘英回忆，她早在苏联莫斯科留学时，便认得张闻天。那时，张闻天是老师，在她的学校教过课。不过，张闻天并未注意到她这个娇小的湖南姑娘。

后来，她在中央苏区遇见张闻天，说起当年在莫斯科曾是他的学生，彼此间觉得很亲切。于是，就有了些来往。她去瑞金白云山看望张闻天，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不过，当时只是同志间的交往。

自从长征时毛泽东把她调到中央队，她跟张闻天朝夕相见，开始对张闻天有了真切的了解。张闻天沉默寡言，学者风度，擅长思索，讲话不快、不多，但颇深刻。虽然遵义会议后他成为党的总负责人，却很容易接近。他年长刘英五岁，像大哥哥一般照料刘英。他为人正派、正直，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喜欢读书、写作，钻研马列主义理论。他富有才华，二十四岁时就在《小说月报》上连载长篇小说《旅途》，还写了三幕话剧《青春的梦》。他懂英文、俄文、日文，为人谦逊，作风民主。他不喝酒，不抽烟，唯一的嗜好是喝茶。在毛泽东的“促进”之下，刘英爱上了文文雅雅的“书生”张闻天。这一爱，情深意切，彼此相爱了一生。

张闻天自从遵义会议后在中共中央负总责，主持中共中央领导工作达八年之久。如毛泽东所言：“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那一时期，实际上张闻天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直至1943年3月毛泽东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在组织上成为中共领袖，取代了张闻天。

此后，在中共“七大”，他仍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后，张闻天出任中国驻苏特命全权大使。1955年初回国，出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在中共“八大”，他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59年，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支持彭德怀，遭到批判、撤职，从此跌入逆境。

然而，历史却证明了张闻天的正确：在遵义会议上，他支持毛泽东，批判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他做对了；在庐山会议上，他支持彭德怀，批判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他又做对了！

在庐山会议上，张闻天被诬为“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成员，而这“俱乐部”据云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张闻天面对这种无端指责，不屑一顾。他对刘英说：“哼，说我是‘文化俱乐部’成员倒还差不多！”

从此，张闻天失去种种官职，成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名“特约研究员”！

刘英说，张闻天是一位“书生”，书卷气十足。他的可贵，在于坚持真理而不动摇。不论他作为中共中央负总责，还是作为普通一兵，他都以坚持真理为原则，不计较个人得失。

张闻天的爱好是打网球、下围棋。他在家里下围棋，对手是刘英。他也喜欢跟陈毅下围棋。平日他爱吃青菜和鱼，不吃辣，而刘英嗜辣。

他喜欢音乐。担任驻苏大使时，凡是有音乐会，他总尽量去，对莎士比亚戏剧也有浓厚兴趣。

他也喜欢散步。特别是在晚年，身处逆境，他每天坚持散步。一边散步，一边思考着。他把自己的思索，不断写入笔记本。晚年，他写了一本又一本笔记。这些笔记，如今已成了弥足珍贵的文献——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大地之际，他在笔记中仍坚持对“左”的批判，难能可贵。

刘英说，张闻天性格文静，从不急躁。毛泽东讲话，幽默生动，而张闻天讲话，哲理性强，条理清楚，但不太生动。跟毛泽东在一起，毛泽东常常开玩笑，而张闻天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张闻天从不讽刺别人，挖苦别人，讲话总是很正经。

张闻天作报告，一般事先拟个提纲。他写东西，写得很快。一般先打草稿，然后左改右改，很认真，遣词造句很考究。

虽说张闻天是位“书生”，但绝不懦弱。在关键时刻，显示出他的品格。比如，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康生煽动红卫兵抓“叛徒”，搞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他们要把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打成“叛徒”，并且追究责任，说成是刘少奇搞的，推行“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张闻天挺身而出，承担了责任。他说，他当时是中共中央总负责，此事经他批准，该由他负责任。像他这样在最困难的时刻，仍挺身保护战友刘少奇及那六十一人，是很可贵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刘英和张闻天一起，受尽折磨。张闻天被审讯、批斗达200多次！

从1969年5月16日起，张闻天和刘英双双被“监护”在北京景山后街寓所。据刘英回忆：“我和闻天住的房子只隔一堵樯，但咫尺天涯。每天只放风一次，时间错开，不让我们碰面。”即便如此，担心妻子个子小，拿不动浸了水的大拖把，张闻天总是把拖把洗净，晾在那里。这样当刘英被允许进入盥洗室时，拖把已半干，不太重又好拖，她不会因拖把不干净而拖不净地板遭看守的斥骂。她呢，见到张闻天的衣服泡在盆子里，总要放上洗衣粉，为他搓干净。如此这般，他们被囚禁523天，夫妇俩“人不见面心相见”！

结束了囚禁生活之后，他俩被“遣送”到广东肇庆，在那里度过漫长的流放生活。张闻天被迫改名为“张普”——那是张闻天自己取的，意即“普通劳动者”。

经过长期折磨，张闻天已病魔缠身。经再三请求，夫妇俩总算获准回到无锡“闲居”。到了无锡，已是1975年8月。

年逾古稀的张闻天，已是垂暮之人了。冠心病、肺气肿、心绞痛，一齐向他袭来。他自知不起，在1976年4月下旬，向刘英嘱咐道：“我不行了，别的倒没有什么，只是这十几年没能为党工作，深感遗憾。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给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张闻天要妻子当场写下了一张字条：“二人生前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给党作为二人最后所交党费。”下面的署名是“张、刘”。

这年7月1日，是刘英永远难忘的日子。早上，张闻天听罢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五周年的“七一”社论广播后，对刘英说：“很失望，讲来讲去还是那些东西。”那时，姚文元把持着宣传大权，讲来讲去是“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到处莺歌燕舞”之类的空话、套话、假话。

他喝了几口米汤。

下午5时许，他的病情突然转危。刘英急请护士来，打了强心针，无效。七十六岁的张闻天，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如果他再多活三个多月，便可亲耳听见“四凶”被擒、乾坤扭转的喜讯……

1979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隆重追悼会，悼念张闻天同志。陈云主持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刘英以张闻天夫人身份出席大会，一个个中央领导同志走过来，紧握她的手，向她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经过时间的淘洗，张闻天终于被历史所承认——他是闪光的金子！一切横加在他身上的污言浊语被洗清了，他的高贵的品格受到了尊重。刘英无限宽慰。

刘英晚年，忙于完成张闻天的未竟之业。在那乌云压城的日子里，张闻天把列宁的一句话写在台历上，作为座右铭：“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张闻天以“自己的脑袋”思索，写下大量力透纸背的论文和笔记。生怕文稿落入“四人帮”爪牙手中，王震对刘英说：“放在我那里吧！”这些闪耀着真理光芒的论稿，在雨过天晴之际，收入《张闻天选集》问世。系统收集张闻天著作的《张闻天文集》，也在刘英和编辑组的努力下，一集接一集出版。

刘英和张闻天婚后，在1939年生下儿子张虹生。张虹生如今有两个女儿。另外，张闻天遭“贬”后，1960年曾和刘英住在青岛。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一个三岁的小女孩饿得慌，挣扎在死亡线上，被张闻天夫妇收养，取名小倩，以纪念青岛。儿子现在南京工作，养女和大孙女在刘英身边。

刘英虽然早已离休，仍很忙碌。她有着丰富的革命阅历，而在她的同龄人中像她这样思维敏捷、记忆清晰的人是不多见的。她成了历史的见证人。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曾访问过她。他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这样写及对刘英的印象：她“还不到5英尺高，娇小得就像小孩子玩的布娃娃……刘英的个子虽小，但她具有钢丝一般坚韧的精神”。

刘英在中央高层领导圈里生活了多年，我请她回忆领袖们的往事，她答应了。她谈笑风生，说起了她的种种见闻。

很自然的，她从毛泽东说及了朱德。

“朱老总肚量大，胸怀广，可以称得上‘海量’！”刘英谈起对朱德的印象。

朱德是一个很朴实的人。身为总司令，没有半点架子。刘英和小青年们要朱德讲故事，他马上就讲，跟年轻人挺合得来。朱德的衣着很简朴，甚至曾被人误认为伙夫！

朱德的业余爱好是下象棋。长征时，战事倥偬，没有功夫下棋。在延安，朱德空暇之际，便跟战友下起象棋来。有一回，刘英在一侧观战，朱德败北，看样子输定了。忽地，刘英见朱德偷了一枚棋子，当场“揭发”。朱老总哈哈大笑，那副天真的憨态，真像个孩子！那时，他的对手常常是彭德怀、任弼时。他不肯输，也不服输，总想赢棋，所以连偷棋子也“在所不惜”！

在刘英的印象中，长征时，康克清是最“神气”的巾帼英雄。康克清担任总司令部警卫连的指导员。她身体非常棒，腰间挂一支驳壳枪，肩上背着米袋，走起路来脚底生风。按规定，她有一匹马，但她很少骑马。她总是把马让给伤病员，自己步行。

贺子珍跟毛泽东结婚后，一连生了六胎，体质变得很虚弱。康克清从未生养。1940年，朱德前妻所生的女儿，十四岁的朱敏，从家乡四川来到延安，康克清非常高兴，视同己出。

解放后，张闻天出任中国驻苏大使，刘英随张闻天赴苏。朱敏在苏联留学。周末，使馆举行舞会，朱敏常来，结识了使馆随员刘铮，彼此相爱了。康克清赴苏开会，见到刘英，知道女儿在恋爱，便向刘英打听：“你们使馆那个刘铮怎么样呀？”刘英说：“这小伙子不错。”

康克清又问：“照你看，他爱的是我的女儿，还是爱的是女儿的爸爸？”刘英笑道：“这个问题，你要问你女儿了！”康克清也大笑起来：“我相信女儿的眼光是不错的。”后来，刘铮和朱敏结婚，康克清很高兴。

刘英跟刘少奇也很熟悉，都是湖南人，谈得拢。不过，刘少奇沉默寡言，而且态度总是那么严肃。刘英说，陈云平日话也不多，但说起话来挺风趣。

不过，刘英发现，一旦跟刘少奇讨论理论问题，他的话就多了，简直滔滔不绝。刘英记得，有一回刘少奇跟她谈人的社会性、自然性，谈得头头是道，概念很清楚，又富有逻辑。

刘少奇的嗜好是抽烟。一边抽烟，一边思索，他的眉头紧皱着，留下很深的川字纹。他也爱散步，一边散步，一边思索。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英读过多遍，很受教益。

刘英印象颇深的一件事，是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在苏联留学时，由于所学的专业不适应，想换一个系。在当时，中国留学生在苏联学习，学什么专业是由组织上统一安排、分配的，每个学生都必须服从分配。刘少奇知道儿子的情况，一次又一次给他写长信，要求他服从组织分配，不能特殊。刘少奇也写信给中国驻苏使馆，希望组织上对他的儿子进行教育。正在驻苏使馆工作的刘英，看了刘少奇的信，觉得很有教育意义。她想公布刘少奇给使馆以及给儿子的信，以便对留学生们进行服从组织分配的教育。刘英打长途电话给刘少奇，征求他的意见。出乎意外，刘少奇不同意公布这些信件。刘少奇说，这些信件是私人通信，如果公布了，会伤刘允若的自尊心。作为父亲，他可以写信劝说儿子，但也充分尊重儿子……刘英遵从刘少奇的意见，没有公布刘少奇的家信。

此事过去好多年。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教育部有关人员忽地告诉刘英，在教育部档案馆中发现了刘少奇当年的那些家信，很受感动。时过境迁，这些信到了可以公之于世的时候了，终于公开发表了，成了教育年轻一代的好教材。

刘英曾在陈云手下工作，陈云跟她同庚。长征途中，陈云担任地方工作部部长，刘英、贾拓夫、吴亮平、蔡畅等都在这个部。

地方工作部是做群众工作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那就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每打下一座城市，地方工作部要派出一支先遣队，进入城市做群众工作。陈云全身心投入工作，办事很细心，经常是先开会布置，然后又严格地进行检查。陈云平时话不多，不抽烟，不喝酒，穿着也很朴素。他喜欢听评弹，可是在长征途中，哪有评弹可听？

刘英记得，在过大渡河的时候，岸边挤了许多部队，都想早点过河，秩序有点乱。这时，陈云担任总指挥，有条不紊地指挥过河。他很沉着、冷静，大家都佩服他，听他指挥。

陈云办事有条有理，讲话也是如此。他原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学徒，很早就跟书打交道，养成读书的习惯。陈云看书，不是东翻西翻，而是一本一本地钻研。他很稳重，肯学习。他本来不懂经济。后来，他很仔细钻研经济理论，成了党内的经济专家。

刘英说，那时对毛泽东习惯于称“主席”，朱德称“朱老总”，对刘少奇、陈云则称“少奇同志”、“陈云同志”，而对邓小平则直呼“小平”。

邓小平很随和，爱热闹，喜欢摆“龙门阵”。毛泽东也喜欢聊天。跟他们在一起，从不感到寂寞。在江西时，“邓、毛、谢、古”（即邓小平、毛泽东、谢维俊、古柏）受到“左”倾路线的批判、打击，邓小平仍很坦然，一派“大将风度”。正因为这样，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打击，又在“批邓”运动中遭罢官，他也都很坦然。他的宽广的胸襟，在江西中央苏区就显示出来了。

邓小平跟朱德、刘伯承、杨尚昆在一起，那就更热闹了。他们都是四川人，爱摆“龙门阵”。

擅长讲故事、讲笑话，大约是四川人的特点吧。刘伯承讲起笑话来，一串一串的。刘伯承讲话，还喜欢用歇后语，诸如“屁股上长疖子——坐立不安”、“外甥打灯笼——找舅（照旧）”等等。刘伯承也受“左”倾路线排挤，被撤了职。在遵义会议前夕，刘伯承被任命为红军总参谋长。他很机智，一路上夺关斩将，立了大功。遵义城就是他用计策智取的。

杨尚昆跟张闻天的交情不错。早在1924年，张闻天从上海到重庆，便住在杨尚昆的四哥杨暗公家中。那时，杨暗公是四川地下党的负责人。后来，1927年，杨尚昆到莫斯科留学，张闻天已经在那里，担任助教，所以杨尚昆称张闻天为老师。

杨尚昆的妻子李伯钊，更是活跃。她是红军中的“工农剧社”社长。长征途中，大家都很累，她却组织剧社为大家演活报剧，忙前顾后的。

叶剑英是广东人，给刘英的印象是“文武全才”，能指挥作战，也会妙手写诗。他风度翩翩，又冷静沉着。不论是在长征中跟张国焘作斗争，以及后来一举粉碎“四人帮”，他都立了奇功。不过，解放后刘英去广东，叶剑英请她吃饭，那些菜叫她受不了，什么“龙虎斗”、“穿山甲”，她实在不敢当。

刘英谈起了林彪。林彪的城府颇深，平时沉默寡言，叫人捉摸不透。林彪能打仗，确实是有战功的。在战争中他受过伤，得了怪病，怕风、怕水，见了血就会拉肚子，等等。不过，他也有“政治病”，形势对他不利就称病不出。他最积极的时候，是反对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很活跃。对于林彪的历史功过，要实事求是地分析。

博古也是有功有过，但博古是坦诚的人，知错认错，表里如一，不像林彪那么阴险。

博古是一位天才的宣传鼓动家。他的嗓门大，讲话富有鼓动性。他的报告，很受工农大众欢迎。他一边说，一边做手势，动作很大。王稼祥讲话则小声小气，显得很斯文。

不过，博古那时从苏联回来，起着“留声机”作用。他照搬来自莫斯科的指令，成为王明的亲密伙伴。

博古作报告时，喜欢来几句俄语或者英语。他的俄语、英语确实不错。但是，来几句“洋文”，不知出于他的习惯，还是显示自己的才能——他的确是“才子型”人物。张闻天作报告，则从无这种习惯——虽然张闻天不仅曾留学苏联，而且留学美国。

哪儿有博古，哪儿就有他的洪亮的声音。他很开朗、活跃，属于开放型、外露型的。作起报告来，理论一套又一套。

在遵义会议之后，博古下了台。他的优点是很快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诚恳地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到了延安之后，博古不论是做统战工作还是宣传工作，都很出色。

刘英记得，有一回开会时，毛泽东对博古说，《解放日报》可否发表一篇社论，批驳一下“原子弹万能论”。会上，毛泽东讲了自己的观点。会议还没有结束，博古便把社论草稿递给了毛泽东，真可谓“倚马可待”！

在中共“七大”，博古曾很坦率地检查了自己过去所犯的“左”倾错误，得到大家的谅解。

很可惜，博古死于空难。不然，他还可以为党多做工作。

长征初期，红军连吃败仗，是因为博古把军事指挥权拱手让给“洋顾问”——李德。李德是德国人，号称“街垒专家”，他所擅长的是阵地战。由他来指挥红军，一不懂中国国情，二不懂游击战，怎么能不连连败北呢？

李德喜欢喝酒。特别是打了败仗，便闷头喝酒，借酒浇愁。但是，红军规定，不能喝老百姓的酒。有一回，刘英见到李德喝得醉醺醺的，一检查，他的酒是从老百姓那里拿的。身为中央纵队秘书长的刘英，发现“洋顾问”违反纪律，毫不留情地当面批评他。人高马大的李德，见这个娇小的中国妇女批评他，借着酒力，拔出手枪，朝天啪啪开枪，吓唬她。谁知刘英不怕他的恫吓，向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作了报告。王稼祥来了，批评了李德。这时，李德才不做声，不耍酒疯。从此，李德见到刘英，爱理不理的。刘英呢，只要你违反纪律，还是照样批评。

刘英还提及了邓发，当年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国家安全局的前身）。邓发跟博古于1946年4月8日由重庆飞返延安时，同机遇难。邓发是水手出身，会做一手好菜。在延安时，邓发常常“露一手”，比如他做的“白斩鸡”，确实又嫩又鲜。不过，他在肃反工作中过“左”，误伤了不少同志。这样，在中共“七大”时，他没有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虽然如此，他仍积极工作。毛泽东也给他许多鼓励。不料，他突然死于空难，才四十岁。

跟刘英结束了长谈，向她告别之际，我对这位“具有钢丝一般坚韧的精神”的长辈，充满深深的敬意……

田家英夫人董边忆田家英

一个很好记的“双十二”之日——1942年12月12日，在延安的一个普通的窑洞里，入夜，一盆炭火旁围着三个人。炭火上架着个铁锅，正在冒着热气，喷溢着红枣的清香。

滚烫的红枣盛入三只搪瓷杯，三个人喜笑颜开，边吃边聊着，婚礼就这样进行着。

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简朴的婚礼：除了新郎、新娘之外，唯一的“来宾”便是证婚人——党支部组织委员彭达章。枣子汤是“婚宴”上唯一的一道“菜”。

新郎、新娘都是中共党员、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政治组干部。新娘二十四岁，叫董边；新郎二十岁，叫曾正昌，常用笔名田家英，后来以笔名闻世。他们的结婚手续极其简单。结婚的当天，董边给党支部书记周太和写了个纸条：“我和家英今天结婚，请组织上批准。”周太和看罢，微笑地朝她点点头，就算是表示批准了。

新房还没着落，怎么办？党支部书记主动让房。周太和原本和党小组长一起住一个窑洞，两人分别搬到别的地方去，腾出那窑洞，成了田家英和董边的“洞”房。田家英和董边把自己的铺盖卷搬过来，那“洞”房的布置就算停当了。

到了傍晚，消息传进同事王惠德的耳朵里。他走进窑洞，见到田家英和董边正在看书，似乎毫无结婚的迹象，将信将疑问道：“听说你们要结婚？”

田家英没吭声。董边答道：“哪有这回事，我们在工作呢！”说罢，照旧看书。王惠德信以为真，走了。待王惠德走远，田家英和董边这才忍不住大笑起来……

这是田家英夫人董边向我讲述的故事。

我去北京采访田家英夫人董边，头一回是在1988年隆冬，我在北京给她家挂电话，不巧，她去南方休养了。

1989年9月我去北京，一打电话，耳机里传出来的正是她的声音：“欢迎你来！”

9月16日下午，我应约去她家。她住在一幢高层公寓里。客厅内一大排玻璃书橱，整整齐齐竖放着一本本书。

已经离休在家的她，患哮喘，但谈锋甚健，一口气谈四个来小时，常常朗朗大笑。

她向我详尽地回忆田家英。那天没有谈完，17日我又去作录音采访，她再度回忆往事……

我在采访董边时，顺口问了一句：“在家里，你喊他‘家英’吗？”

不料，这句话引出她与田家英奇特婚恋的话题。

“不，不，在家里我从来没有喊他家英。只有现在，跟别人谈起他，才说‘家英’、‘家英同志’。”董边说道。

“你在家里喊他什么呢？”我追问。

“喊他‘田鸡’！”她答。

“‘田鸡’？！”

她哈哈大笑，笑了好久好久，把话题拉向那远逝的岁月……

田家英并不姓田，本名曾正昌。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翌年——1922年1月4日，他出生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小康之家。父亲曾国融开一家中药店。母亲姓周，生了三子一女，田家英是最小的一个。

田家英三岁丧父，十二岁丧母。随着父母的早逝，小康之家跌入了贫困的泥沼。才念了初中一年级的他，在母亲病逝之后，不得不离开课堂，在药铺里当学徒。

贫困是砥砺意志的磨刀石。失学的他，在帐子上挂起对联，表达自己的心愿：

走遍天下路，

读尽世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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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3-5 20:56 只看该作者

1935年，只有十三岁的他，开始向报刊投稿。他取了好多个笔名，田家英是他最常用的笔名。他在报上发表散文，也写点诗、小说及书评，得到了一些稿费。他在十四岁考入成都县立中学，继续求学。一边读书，一边仍用田家英这笔名发表文章。十四岁的他，已经显露出才华，也显露出超人的意志。艰难人世，使他早熟。他的同龄人尚在一片混沌之中，他已能在迷雾中判明正确的航向。年仅十四岁，便加入了“海燕社”——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救亡团体。

十五岁那年，他加入了“成都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共的外围组织，简称“民先”。

在加入“民先”不久，他便要求奔向那光明的所在——延安。中共党员侯方岳为他办理了前往延安的手续。中共早期领袖人物赵世炎之姐赵世兰，亲笔为他写了给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以及延安的介绍信。于是，十五岁的田家英便进入了红星照耀下的圣地……

到了延安，几乎没有人知道曾正昌其人——他改名田家英了。从此，田家英这笔名成了他的名字，而他的原名倒鲜为人知。后来，另一个也叫田家英的人进入延安。为了避免同名同姓带来的麻烦，那个田家英改名为陈野苹，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田家英进入陕北公学学习。陕北公学是延安大学的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校长成仿吾。

在陕北公学学习才几个月，1938年2月，十六岁的田家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3月，田家英结束了学习，被组织上留在陕北公学工作。他最初的两项职务，便显示出他日后的特色：一是担任中共陕北公学总支秘书——他办事细致、认真，后来被毛泽东看中，毕生从事秘书工作；二是担任中国近代史教员——喜欢文史后来成为毛泽东和他的共同兴趣。

一年之后，田家英进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在那里学习了一年，留在那里的中国问题研究所工作。

1941年9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室主任由毛泽东兼任，副主任为陈伯达。下设几个组，政治组组长为邓力群，国际组组长为张仲实，等等。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伊始，从各处选拔研究工作人员，总共大约选了四十来人，其中有十九岁的田家英。田家英分配在经济组，后来调往政治组。在那里，田家英结识了董边——她在政治组。

其实，董边也在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学习过，该算是田家英的同学，但是那时他们不认识。

董边，这个1918年出生在山西五台山附近的姑娘，有着一番传奇经历：

她的父亲是商人，“二掌柜”。她的母亲，一连生了两个女儿。她的父亲非要个儿子不可，讨了小老婆。这时，她的母亲又怀孕了。父母都盼望着这一回生一个儿子。母亲临盆了。当时山西农村的习俗，生孩子时蹲在尿盆上分娩。一看生下来的又是个丫头，母亲失望了，盖上尿盆的盖子，不要这女孩。幸亏给隔壁的崔大妈知道了，从尿盆里救起这女婴。崔大妈说：“丫头也是人呀！”这个女婴便是董边！

不过，由于在尿盆里受凉，被崔大妈救起后放在炕上也没人理会，女婴挨冻，从此落了个病根——哮喘。直至今日，哮喘仍折磨着董边。

就因为是丫头，董边从小就受气，母亲也受气。董边心中憋着这口气，发誓要为妇女争气。她的两个姐姐小学毕业后，就嫁人了。她在村里没念完小学，却一定要到城里上高小。父亲不答应，她就在家里绝食，非达目的不可。父亲无可奈何，只得送她到忻县县城里读高小、初中。后来，她还到太原女子中学念高中。

太原毕竟是山西省会，使她的眼界大开。她开始读胡愈之夫人沈兹九主编的《妇女生活》杂志，读《世界知识》、《东方》杂志，思想日趋进步。后来，她到山西临汾，投奔那里的八路军办事处。当时担任山西临汾八路军学兵队女生队长的，是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李伯钊收下了董边。这“学兵队”，是训练青年的学校，大约有六百多人。在那里，杨尚昆给学兵队讲游击队的政治工作，彭雪枫（八路军作战处处长兼驻晋办事处主任）讲游击战术，陈克寒讲现代史，等等。

经过两个多月的训练，1938年1月，董边被分配到山西前线作战。她随部队过了黄河，进入延安。邓颖超大姐把她分配到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4月，她在陕北公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田家英比她早两个月在那里入党。

最初，分配她的工作是在油印室刻蜡纸。每天清早，为了做准备工作，她总是拿着钢板来到窑洞外边，用汽油刷洗得干干净净。不料，在寒风中吸着那汽油味，诱发了她的哮喘病，一下子病倒了，竟病到来年春暖这才好了些。她无法再去刻蜡纸。

于是，1939年3月，她被调到女子大学学习了一年。毕业后，在那里的干部处工作。跟她一起工作的有叶群、余文菲（后来成为陈伯达的第二个妻子）。

1941年7月，延安中央研究院建立（前身为马列学院）。董边和叶群、余文菲、夏鸣、诸有仁（陈伯达当时的妻子）等一起去报考。她们来到了考场——杨家岭大礼堂。

除了笔试之外，还有口试。董边在口试时，居然逗得考官都哈哈大笑。

那考官，乃马列学院教务长邓力群。

邓力群问：“你看过《红楼梦》吗？”

董边答：“看过。”

邓力群问：“你最喜欢《红楼梦》里哪一个人物？”

董边答：“我喜欢贾宝玉！”

考官一听，忍不住笑了——这是“严肃”的考场里从未有过的。

笑毕，邓力群又问：“你为什么喜欢贾宝玉，不喜欢林黛玉呢？”

董边答：“因为贾宝玉反对封建，林黛玉哭哭啼啼！”

董边这么一答，考官满意了。

不久，董边跟叶群、夏鸣、余文菲等一起考入中央研究院。整整三个月，她的任务就是一个——读《共产党宣言》。为了读懂这本薄薄的马列经典著作，她找了许多参考材料。

三个月后，她被调入刚刚成立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分配在政治组。这时，她认得了田家英——不过，大家都喊他外号“田鸡”，也有叫他“田儿”。她竟因此叫惯他“田鸡”，叫了一辈子！

至于她给他写信，则写成“田基”。

那时候，田家英已经结婚。

田家英最初的妻子叫刘成智，是他在成都读中学时的同学，一起搞抗日救亡运动，并奔赴延安。到了延安，当田家英在马列学院工作时，和刘成智结婚。婚后一年多，彼此的性格不融洽，感情产生了裂痕。刘成智主动提出与田家英离婚。

田家英陷入了苦闷之中。

研究室的同事们知道这事儿，想办法弥合。那时，刘成智和董边都喜欢跳舞。田家英是个从不入舞场的人。跳完舞，董边和研究室的女同事送刘成智到田家英住的窑洞里去。但是，刘成智还是走了。

组织上知道田家英思想极度痛苦，派人前去劝慰，做他的思想工作。派谁去呢？董边跟他在同一个组工作，就派董边去！

于是，董边奉组织之命，前去看望田家英。一进窑洞，田家英正在闷闷地抽烟。董边一闻到烟味儿，就像刷钢板时闻到汽油味似的，连连咳嗽起来，田家英赶紧掐灭了烟头。

“去跳跳舞吧！”董边见田家英如此孤独，想用跳舞使他驱除烦恼，说道：“好多人在那里跳舞呢，多热闹。我是个‘跳舞积极分子’。”

不料，田家英的嘴里，蹦出一句话：“跳啥子舞？顶肚皮罢了！”

董边一听田家英把跳舞说成“顶肚皮”，哈哈大笑。笑罢，又跟他争论起来。说他这是“侮辱跳舞！”

他和她都是爽直的人，如此“争论”一番，反而意外地发现——彼此挺谈得来！

这样，奉命做田家英思想工作的董边，无意之中跌入了爱河！虽然田家英结过婚，虽然董边比他大四岁，彼此都不在乎。

这真是奇缘！

天天同在一个组工作，朝夕相处，田家英和董边的感情日深。那时，董边研究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工作，田家英研究中国近代史。

两颗心越挨越近。他俩决定结婚。

董边说，她与田家英的婚礼虽然那样的简朴，没有任何排场，没有金钱和美貌的交易，然而有的是赤诚，是真正的爱情。婚前，董边曾郑重地向田家英提出三条“夫妻公约”：

第一，一切为了进步；

第二，两个人的事，女方做主；

第三，不能因日后分开工作（在战争岁月夫妻分在两地工作是常有的事）而感情破裂。

田家英一口答应了。后来，他俩果真都信守这三条——他俩的“夫妻公约”。

如此简单的婚礼，没有任何排场，没有金钱和美貌的交易，有的是赤诚、真正的爱情，这样的爱情不是“飞鸽牌”，而是“永久牌”。董边对刘成智也不介意，曾与田家英一起去看望她——她在枣园医务室工作。

结婚之后，董边头一回使用“夫妻公约”所“赋予”的权力，即第二条，“两个人的事，由女方做主”。

那是因为董边怀孕了，“由女方做主”，董边不要这个孩子。虽说对于他和她，都是第一个孩子，可是在战争年月，只有首长及烈士的孩子才可能由保育员带养。通常，女同志生孩子，组织上就让她不工作，在家带孩子。董边不愿意放弃工作，决计不要孩子。田家英虽然心中很想要个孩子，但还是服从“约法三章”。

1944年6月，临产的董边住进中央医院。跟她住在一起的一个产妇，是枣园乡西沟村村长的媳妇，叫吴桂花。吴桂花已经生了四个孩子，都没有成活。这一回生第五胎，生下来又死了，吴桂花正哭哭啼啼。

董边决定把小孩送给吴桂花，对她说：“不管我生下的是男孩还是女孩，都给你！”

“给我了？！”吴桂花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一言为定！”董边用很坚决的口气说道。

没一会儿，吴桂花的丈夫来了。她的丈夫一听，自然喜出望外。不过，他还是有点顾虑，问董边道：“你真的不要孩子？孩子长大了，你也不要？”

“口说无凭，立字为据！”董边说道，“我可以写一张永远不要这个孩子的字据给你们。”

这下子，吴桂花和她的丈夫相信了这位女干部说的是真话。

董边分娩了，生下一个胖小子——她的母亲因为只生女孩、没生男孩，一辈子受气；她自己也因为是个女孩，一生下来差点被剥夺生的权利。然而，如今她生下了男孩，只看了一眼，连奶都未喂一口，就送人了！田家英来了，也只看了一眼孩子。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他们哪有一个安定的小窝？哪有精力照料孩子？

董边是个说话算数的人。她完全遵从她的诺言，没有再向那个老乡要回自己的孩子。不过，作为母亲，她总牵挂着儿子的命运。她自己去看儿子不方便。她曾托中央政治研究室同事褚太乙同志在下乡时去乡长家看望过，听说孩子长得很好，她也就放心了。

解放后，她从未去查找过那个孩子的下落。尽管要找的话，是不难找到的，因为孩子所在的那家有名有姓，地点也清清楚楚。但是她立过“永远不要”的字据，她说应当“取信于民”，永不反悔。

那些日子里，田家英从中央政治研究室调往中共中央宣传部，在胡乔木的领导下，他和曾彦修（笔名严秀）一起编写小学课本。

田家英成了延安的“秀才”。他为延安《解放日报》写了许多杂文。他的杂文确实“杂”，古今中外，广征博引，反映出作者是一位道地的“杂家”，有着政治、历史、文学、哲学的广博知识。

他和董边在努力地工作着，“一切为了进步”！

自从和董边结婚之后，田家英便戒烟了。因为董边闻不得烟味儿，怕抽烟引发她的哮喘病，田家英“告别”了香烟。只是喝酒无碍于妻子的哮喘病，他仍喜欢喝两盅。

不过，在生了孩子之后，身体虚弱，董边的哮喘病还是发作了。延安缺医少药，董边一病就病了半年多。

董边病好以后，也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结束。延安处于兴奋之中，大批干部离开延安，去开辟新的红色区。

董边跟田家英商量，报名到前线去。董边给蔡畅大姐写了一封信，表示了自己的决心。第二天，蔡大姐就复信同意。于是，董边告别了田家英，融入了那支浩浩荡荡开赴前线的队伍。

不料，这一别，竟三年未见面。

董边来到冀东，活跃于京、津、唐三角地区。她在那里参加“清匪反霸”、“复查土改”工作，担任党的区委书记。

田家英仍留在延安工作。夫妻间，远山阻隔，消息杳无。冀东和延安之间，隔着一大片国民党统治区，邮路阻断。偶尔，有人前往延安开会，才能捎上一封信。三年之中，只通过两三回信。

一天，田家英正在给理发员们上课，忽听得窗外喊：“田老师，信！”

田家英一看信封上是董边的笔迹，真是“家书抵万金”，顿时泪水模糊了眼眶。他是一个感情容易冲动的人，喜怒哀乐马上“显影”。可是，学生们傻眼啦，怎么老师连信都没拆，光看到个信封，就如此激动？

“今天不上课了！我没办法上课啦！”田家英对学生们说道：“明天，我一定给大家补上。好，下课！”

这件事在延安传为笑谈。就连董边对我重忆此事，也笑得前仰后合。

三年别离，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不论田家英还是董边，都恪守“约法三章”中的第三章：“不能因日后分开工作而感情破裂。”

在那些日子里，田家英曾到晋绥解放区静乐县参加土改工作团。他在汾河流域一个很偏僻的村子里，住了半年。后来，他又到了晋察冀解放区。每到夜晚，土改中那些火热的场面在他的脑海中不断翻腾着。他居然诗兴大发，创作了一首反映土改运动的长诗《不吞儿》。如他在《〈不吞儿〉校后记》中所言：

“每天夜里在煤油灯下，写四五十行，二十来天的时间，居然写成了这‘上部’和‘下部’的三节……”

他的这首长诗，带有浓烈的陕北民歌信天游色彩和乡土气息，受到了诗人萧三的赞许。他爱诗——这后来又成了他和毛泽东的共同点。

1948年，已处于全国胜利的前夜。5月，中共中央移至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田家英也随中央到了那里。

1948年12月，有一批在东北工作的干部要前往西柏坡，路过冀东。组织上考虑到董边和田家英已三年未见，让她搭上大卡车，和那批干部一起前往西柏坡。

她兴冲冲来到了平山县西柏坡，以为能够见到久别的丈夫。可是，田家英竟不在那里——他到东北去了！

董边被安排在东柏坡住下来。她的住处离陈伯达住处很近。她听说，陈伯达已“换”了“两任”夫人，正在物色“第三任”夫人：他和诸有仁离异之后，与余文菲结合。此时，又与余文菲离异了……董边和诸有仁、余文菲都认识，对于陈伯达喜新厌旧的生活作风很看不惯。

到了东柏坡之后，邓颖超大姐把董边安排到中央妇委工作。当时，正忙于筹备召开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董边参加了编书小组编了十二本书。从此，董边一直做妇女工作。

大约过了半个月的样子，一天，两个二十几岁的男青年一起走入董边所住的院子里。前边的一个见到董边，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喊了一声：“师娘好！”

董边从未有过“师娘”的称呼，顿时涨红了脸，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见到后面那位在哈哈大笑，才明白了几分——后面那位正是田家英！

经田家英解释原委，董边才清楚是怎么回事：原来，田家英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先是担任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的教师，后来成为毛泽东的秘书。刚才向董边鞠躬的，便是毛岸英。

毛岸英是在1936年经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安排，送到苏联学习的，直到1946年才回国。由于在苏联多年，他连汉语都讲不好。毛泽东请一位教师来教毛岸英，教语文、教历史。他选中了田家英。从此，田家英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田家英最初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是在1942年1月8日。那天，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读后，颇为赞赏。虽说那只是一篇千余字的杂文，但是可看出作者的文史功底和敏锐的思想。

侯方域是明末的“四公子”之一，入清后参加河南乡试，中副榜，曾向清总督出谋献策。田家英对于这个“生长在离乱年间的书生”，作了精辟的剖析。他写道：

“两年前读过侯方域文集，留下的印象是：太悲凉了。至今未忘的句子‘烟雨南陵独回首，愁绝烽火搔二毛’，就是清晰地刻画出书生遭变，恣睢辛苦，那种愤懑抑郁，对故国哀思的心情。

“一个人，身经巨变，感慨自然会多的，不过也要这人还有血性、热情、不作‘摇身一变’才行，不然，便会三翻四覆，前后矛盾。比如侯方域吧，‘烟雨南陵独回首’，真有点‘侧身回顾不忘故国者能有几人’的口气。然而曾几何时，这位复社台柱，前明公子，已经出来应大清的顺天乡试，投身新朝廷了。这里自然我们不能苛责他的，‘普天之下’此时已是‘莫非’大清的‘王土’，这种人也就不能指为汉奸。况且过去的奴才已经成为奴隶，向上爬去原系此辈常性，也就不免会企望龙门一跳，跃为新主子的奴才。‘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近几年来我们不是看得很多：写过斗争，颂过光明，而现也正在领饷做事，倒置是非的作家们的嘴脸。”

文笔如此老辣深沉，而作者竟然只有二十岁！当毛泽东听说作者田家英的大概情况之后，在他的大脑的记忆仓库里，也就留下“田家英”三个字了。

此后，毛泽东注意起这个“少壮派”来。当需要一位教师教毛岸英时，毛泽东想起了田家英——田家英熟悉文史，年纪又与毛岸英相仿，请他教语文、历史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就这样，毛岸英的同龄人——田家英，成了毛岸英的老师。田家英兢兢业业完成毛泽东交给他的任务。他选用鲁迅的著作作为毛岸英的语文课本。至于历史常识，则是他凭借自己“肚皮”里的学问讲给毛岸英听。他很认真地备课，很认真地教——虽然只有一个学生。

毛岸英非常喜欢他的老师。这两“英”简直如影随形，平时一起出去，一起散步，一起聊天，甚至连上厕所也一起去！师生如同兄弟。正因为这样，当田家英从东北一回到西柏坡，听说董边在东柏坡，急急赶去，毛岸英也随他一起去看董边。

西柏坡和东柏坡相隔不过半里地。当天晚上，董边搬到西柏坡田家英那里住。阔别三个春秋，夫妻这才有时间互道别后情形。

田家英告诉董边，自从担任毛岸英的老师之后，跟毛泽东主席的接触也就日渐增多。那时候，正处于历史性胜利的前夜，毛泽东主席的工作变得异常繁忙，秘书工作也明显加重了。当时担任毛泽东的秘书的陈伯达、胡乔木忙不过来，需要增加新的秘书。胡乔木向毛泽东主席推荐了田家英，一则田家英工作认真细致，颇有才华，二则只有二十六岁，是“壮劳力”。

胡乔木过去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曾与田家英共事，对田家英相当了解。他俩曾合写过《东北问题的真相》等文章。

于是，田家英应召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口授一段意思，要田家英当场拟一电文。

显然，这是一次特殊的“面试”。田家英一挥而就，毛泽东看后表示满意。

组织上经过研究，决定调他担任毛泽东的秘书。

田家英用六个字形容他最初的心态：“拘束”、“害怕”、“紧张”。他生怕自己难以胜任这一重要的工作。

他向胡乔木请教，向萧三请教。他们告诉田家英，要做好毛泽东的秘书，最根本的一条，是学好毛泽东著作，领会毛泽东思想。

田家英拿出一本本用土纸装订的本子给董边看，那上面分门别类抄录着毛泽东著作以及他的学习心得——他听从了胡乔木、萧三的意见，非常认真地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后来，中国青年出版社曾把田家英的学习笔记以《一个同志的读书笔记》为题，作为内部读物印过）。

毛泽东还让田家英“实习”，派他前往东北调查工商业情况。田家英奉命经大连去东北。虽然他对经济问题并不在行，还是圆满地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他刚从东北归来，此行就是他作为毛泽东秘书的第一次“实习。”

经过“面试”、经过“实习”，田家英从此正式担任毛泽东的秘书，达十八年之久。

就在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不久，田家英便接到一项重要任务：1949年1月31日，天未破晓，一架神秘的飞机降落在石家庄机场上。那是一架苏联军用飞机。从飞机上下来四位客人。在机场上等候的吉普车，载着客人直奔西柏坡。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一起会见了客人。这位来自远方的贵客，便是米高扬。担任工作翻译的是师哲，生活翻译是毛岸英，而担任会谈记录的则是田家英。

田家英飞快地记录着，然后又连夜誊清，整理成会谈纪要，送呈毛泽东。田家英高效率而准确无误的记录，使毛泽东对这位新秘书感到满意。

一个多月后——1949年3月23日，田家英随毛泽东离开西柏坡，朝北平进发。

北平那时刚刚解放，城里还不安定，毛泽东住在西郊香山的双清别墅。田家英也住那里，而董边在城里工作。

董边记得，那一阵子每个星期天她都赶往香山。

“来，董边，交给你任务。”每一回，田家英总是拿出一大堆信封，叫董边帮他写。

原来，群众给毛泽东写信，由田家英处理。每星期大约收到二三十封的样子（后来远远超过此数）。内中重要的群众来信，田家英挑选出来送给毛泽东批阅，其余的由他代拟回信。事务冗杂，他写好了回信，每星期天抓董边的“差”，要她用毛笔写信封上的地址、收信人姓名。

“阿，田家英，你的老婆成了你的秘书啦！”人们见了，都这么笑道。

董边还用两块白布缝了个信插，便于田家英把群众来信分门别类地插在上面。虽说已经进入大城市，他们还保持着当年延安窑洞里的办公风格。

那时，他和她只有一只手表——那是田家英的一位同学到香港做地下工作，回北京时送他的。考虑到田家英更需要表，手表由他戴着。

1950年，董边生了大女儿，田家英硬是把手表让给妻子，因为喂奶要定时，需要手表……

新中国呱呱坠地。新政府诞生伊始。毛泽东主席忙着颁发一张张委任状。

为毛泽东主席掌印的，是他的秘书田家英。田家英因此博得了一个雅号，曰“掌玺大臣”——他手中的毛泽东印章，仿佛成了当年的“御玺”一般。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颁发的委任状，是权威性、历史性的证件。田家英“掌玺”，一丝不苟：每一个印，都横平竖直，落在正中，绝无半点歪斜；印油均匀，印章上的一笔一画都盖得一清二楚；盖毕，要等印油完全干燥，这才算完工。

平日工作中很注意节俭的他，为毛泽东买印泥时，却不顾高价了。那天，他骑着自行车来到北京琉璃厂，对那里的印泥挑三剔四，直至寻到一盒货真价实的清朝皇宫用的八宝印泥，这才买下。这种印泥不仅色泽鲜红，有股麝香清香，而且可历经百年而不变色，配得上用于那一张张极为庄重的委任状。

毛泽东一见这盒高贵的印泥，果真非常喜欢。印泥保存在“掌玺大臣”手头，用了多年，从未加过印油，那印色依然鲜艳、纯红、均匀、细腻。

董边拿出一本亲手剪裁、装订的田家英印谱——这位“掌玺大臣”自己的印章。

我翻阅着印谱。这是田家英品格的缩影，是他的座右铭的汇集。

有十几个印章，都刻着“小莽苍苍斋”字样。我不解其意。经董边解释，我才明白：“家英崇拜谭嗣同。谭嗣同的书斋叫‘莽苍苍斋’。他步谭嗣同的‘后尘’，把自己的书斋叫做‘小莽苍苍斋’。谭嗣同的‘莽苍苍’的原意是博大宽宏。”

在田家英的藏书上，都盖着“小莽苍苍斋”印章。他买了字、画，也盖上“小莽苍苍斋”印章。难怪，他的“斋章”多达十几个。

“另一个受家英崇拜的人，是林则徐。谭嗣同和林则徐都是爱国爱民、忧国忧民、气贯长虹、刚正不阿的历史人物，家英敬佩他们。这是刻着林则徐诗句的印章。”董边指着另一页，向我说明道。

那一页印章，刻着两句诗：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那是1850年，林则徐在病中奉诏南征。这位钦差大臣在广东潮州病危时，仍执意征战，哼出了这两句诗。田家英请人篆刻这两句诗，用以激励自己。

在印谱中，有用田家英自己拟的格言刻成的印章：

“理必归于马列，文必切于时弊”。

此外，还有：“实事求是”、“忘我”。

在“忘我”之侧，盖着“无我有为斋印”。那“无我有为斋”，是田家英的又一“斋名”。

我看了田家英的许许多多格言印章，对其中一句“向上应无快活人”不解。

“他的意思是说，干事业的人没有多少时间去‘快活’——玩儿，娱乐。”董边解释道。

“掌玺大臣”自己竟有那么多“玺”。透过这些印章上的一句句格言，可以窥见主人当年的内心世界，精神脊梁。哦，那是田家英的心声！

毛泽东不仅把大印交给田家英，而且把存折也交给田家英保管。毛泽东的稿费，由田家英存着。来了毛泽东的亲友，毛泽东就给田家英写条子，这个送二百元，那个送三百元，由田家英取出存折，勤务员王福瑞去银行取钱，然后交田家英送到毛泽东亲友手中。

解放初，田家英住在中南海静湖。董边在全国妇联工作，平常住在椿树胡同。那时，进出中南海很严格，要凭特殊的出入证方予放行。董边在星期六晚上才回中南海，在那里度过星期日。

田家英由于工作一丝不苟，受到毛泽东的器重，得到不断的提拔。他担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由于田家英熟知毛泽东的著作，他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从选定文章，到写作注释，直至校对、印刷，不分巨细，他都一一去做，不差丝毫。他是《毛泽东选集》四卷九百八十七条注释的主编，他意识到，这不是一套普通的书，是一部影响亿万人民思想的著作，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著作，是一部传世之作。

在编辑委员会（田家英是其中一员）的努力之下，《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1951年10月12日出版，第二卷在1952年4月10日出版，第三卷在1953年4月10日出版，第四卷在1960年9月29日出版。

田家英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这本书虽然直至1977年4月15日才正式出版，但是实际上在1964年就已经编好，排出清样。

他作为毛泽东的助手，曾帮助编辑了那本在1955年曾轰动一时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他编辑了《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和《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

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步上主席台。毛泽东从衣袋里掏出开幕词，抑扬顿挫地念了起来：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

毛泽东的开幕词很短，不过两千多字。根据当时记录，毛泽东致开幕词时，曾被三十四次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其中有五次是“长时间的热烈鼓掌”，足见开幕词在代表心中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开幕词中的“华彩段落”，被人们作为“毛泽东格言”，反复引用：

“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谁都以为，这篇充满“毛泽东风格”的开幕词，当然出自毛泽东手笔。

可是，当代表们赞许这篇开幕词时，毛泽东却坦诚地说道：“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

如果不是毛泽东说出“底细”，那开幕词完全是“毛派”笔调，谁也未曾想到是别人代笔。毛泽东是著作巨匠。毛泽东著作出自他的笔下。不过，在筹备中共“八大”的那些日子里，毛泽东事忙，委托陈伯达起草开幕词。

“陈老夫子”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毛泽东一看，摇头了。

可是，这时离开幕之日已经很近。

“田家英，你来写吧。写得短些，有力些。”毛泽东把起草开幕词的任务，交给了田家英。

田家英干了一个通宵，写出来了。

毛泽东一看，笑了。开幕词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个别处作了一些修改。毛泽东把改定的开幕词装进衣袋里，然后拍了拍衣袋说道：“开幕词落实了，我放心了！”

1963年，田家英在农村调查时，发觉农村干部文化水平有限，通读《毛泽东选集》四卷有困难。为此，他向中央建议，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他的建议被中央接受。为了适合一般干部学习的需要，《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在1964年6月出版了。另外，为了适合战士学习的需要，还编辑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这两种选读本，实际上是毛泽东著作的通俗本、精华本。田家英的这一建议，为普及毛泽东思想作出了贡献。

在1965年，田家英编辑了《毛泽东著作索引》一书。这本书便于人们查找毛泽东著作。

在各种各样的中央会议上，田家英还是一

位“记录大臣”。毛泽东在许多场合随口而讲的话，经田家英记录成文字，整理成文章。例如，毛泽东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就是田家英记录、整理的。

田家英甚至还为毛泽东保管日记。

毛泽东记日记，这是迄今为止所有关于毛泽东的文章中从未透露过的。董边曾见过毛泽东在1958年前后写的日记。

我请她详细回忆，据她说：

毛泽东不用市场上所售的那种日记本记日记。他的日记本与众不同，是用宣纸订成的，十六开，像线装书。

毛泽东从来不用钢笔记日记。平日，秘书总是削好一大把铅笔，放在他的笔筒里。他的日记常用铅笔写，有时也用毛笔。

毛泽东的日记本上没有任何横条、方格，一片白纸而已。毛泽东写的字很大，一页写不了多少字。

毛泽东的日记很简单，记述上山、游泳之类生活方面的事。他的日记不涉及政治，不写今天开什么会，做什么发言。

毛泽东的日记从未公布过。随着时光的推移，世人有朝一日总会见到公开出版的别具一格的毛泽东日记。

采写《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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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3-5 20:57 只看该作者

采写《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

1992年10月，第五届全国书市在成都开幕。我应邀在那里签名售书。

晚上，我正疲惫地回到宾馆，却忽地接到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那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编辑杜世伟先生打来的。他先是打到上海我家中，知道我在成都，便打到了成都。他在电话中告知，八十一岁的胡乔木在1992年9月28日刚去世，他们打算组织采写一本关于胡乔木的书，问我是否愿意承担。

我略加考虑，答应下来。

说实在的，胡乔木早就在我的采访“视野”之中。我同意采写胡乔木，是因为胡乔木符合我的选择传主的原则，即“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透过传主折射中国当代史的重要侧面”、“没有人写过”。

不过，关于胡乔木晚年的一些问题，海外颇有微词，海外种种对于胡乔木的尖锐批评我也见到。正因为这样，对于写胡乔木我曾有过顾虑。在我看来，倘若写胡乔木的一生，他的晚年是无法回避的。这会使作者左右为难：照实写吧，审查难以通过；说假话吧，又是我所不齿。

我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商量，把书名定为《毛泽东与胡乔木》。这样，全书偏重于写毛泽东与胡乔木的关系，也就是着重写40年代、50年代以及60年代的胡乔木。

我决定写胡乔木，还有另外的原因：我采写过《陈伯达传》。陈伯达与胡乔木同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相当于毛泽东的左右手。所以，在写陈伯达的传记时，对胡乔木也有了许多了解。

每当我着手新的采访的时候，总是首先查找有关的背景资料。令我惊讶的是，我只是查到1949年海外一篇简短的介绍胡乔木身世的资料以及胡乔木去世之后新华社所发的《胡乔木生平》。可以说，关于胡乔木本人身世的资料，少得可怜！

我从上海前往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赵广和责任编辑杜世伟设宴招待胡乔木亲属和我，当场谈定了采访意向和计划。

此后，我来到胡乔木家，采访胡乔木夫人谷羽、女儿木英和儿子石英。他们详细回忆了胡乔木的生平。尤其是谷羽，刚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走出来，仍坚持逐一答复我的问题。

如今回想起来，那确是抢救式的采访，因为在采访时，谷羽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好，正在就医。不久，1994年12月10日，七十七岁的谷羽便在北京病逝。

当我来到胡乔木家中，见到墙上挂着胡乔木的巨幅彩色照片，上面披着黄、黑两色纱布。这张照片原是胡乔木和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的合影，强烈的逆光勾出鲜明的轮廓，胡乔木穿一件普通的夹克衫，露出方格衬衫领子，面带笑容——他生前喜欢这张照片，家属也就从中把他放大，作为“标准照”。胡乔木的遗照下，放着他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在他的书房里，他的书桌仍保持原样，笔筒里插着一大把毛笔，旁边是三瓶墨水，一大沓文件，一望而知是这位“中共中央一支笔”伏案劳形的所在。

他的夫人谷羽以及女儿、儿子跟我聊着，追溯那消逝的岁月。谷羽满头飞霜，但双眉尚黑，她和他一起从战争的烽火中走过来，从时代的风风雨雨中走过来。

我问起了“谷羽”的含义，由此又引出了“乔木”的来历……

其实，胡乔木本名胡鼎新，“乔木”是他的笔名。据谷羽说，这笔名取自《诗经·小雅·伐木》中：“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乔，高也。乔木，亦即高大、挺直之树。类似的话，还见于《孟子·滕文公上》：“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

至于“谷羽”的出典，就是指“出自幽谷，迁于乔木”的鸟。羽即鸟。这样，胡乔木也就给妻子改名“谷羽”。夫妇之名，皆出于“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一句之中，可谓“秀才本色”。

不过，胡乔木给孩子取名，却是“大白话”：

长女曰“胜利”，生下她时盼望抗日战争的胜利；

长子曰“幸福”，希冀在胜利之后过着幸福生活；

次子曰“和平”，企望世界和平。

1963年夏日，胡乔木带三个孩子来到中南海游泳池，跟毛泽东一起游泳。毛泽东问起了三个孩子的名字，然后加以一番“评论”：“‘胜利’当然很好，‘幸福’也不错，只是‘和平’不‘和平’！”

毛泽东随口而出的戏言，使“和平”心中不安。回家之后，这孩子宣称自己不再叫“和平”，而是改名“海泳”——取自“中南海泳池”，以纪念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说的那番话。

此后，“胜利”学弟弟，也自己改名——虽说毛泽东说“‘胜利’当然很好”。她改名“木英”。“木”取自胡乔木，“英”取自李桂英（母亲本名）。

“幸福”步“胜利”的后尘，自己改名“石英”。

如此这般，我在跟胡乔木家属交谈之初，弄清了他们一家名字的来历——只是那位“海泳”没有参加谈话，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去世……

谷羽向我讲述了她与胡乔木在“安吴青训班”认识的过程，把我的思绪带到久远的岁月……

关于胡乔木怎样成为毛泽东的秘书？我记得，过去在采访陈伯达的时候，陈伯达曾说起他向毛泽东推荐了胡乔木。

然而，我后来在查阅一些资料时，发现都闪烁其词，从不提陈伯达三个字。不言而喻，在陈伯达成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之后，人们“习惯”地“避讳”了。

我在采访谷羽的时候，她很坦率，如实地叙述了胡乔木是怎样来到毛泽东身边的。

谷羽指着坐在一侧的女儿木英说道：“木英是1941年1月23日出生的。我记得，在生下木英后半个多月，也就是2月上旬吧。那时，我们住在延安大砭沟的窑洞里，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就在大砭沟，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也在那里。乔木当时已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忽然，王若飞来窑洞看乔木，我也在场，所以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

王若飞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对胡乔木郑重其事地说道：“毛主席那里需要人，决定调你到他那里做秘书工作。”

王若飞的话，完全出乎胡乔木的意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毛泽东会调他当秘书。

胡乔木思索了一下，说出了心中的顾虑：“给毛主席当秘书，我怕当不好。我从来没有做过秘书工作。”

王若飞为了打消胡乔木的顾虑，说出了毛泽东“点将”的来历：

“你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陈伯达看了，很欣赏。他推荐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说，‘乔木是个人才’。所以，毛主席很早就注意你。最近，毛主席那里人手不够，他点名调你去当秘书，你同时也兼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

那时，陈伯达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他跟胡乔木并不认识。既然是毛泽东点名要调胡乔木去当秘书，胡乔木只得从命了。

胡乔木从大砭沟前往延安的“中南海”——杨家岭，当年中共中央首脑人物聚居的地方。杨家岭位于延安城西北约三公里，是个小山村。毛泽东住在小山坡的三眼窑洞里，左侧是刘少奇的窑洞，右侧是朱德、周恩来的窑洞。

谷羽说，胡乔木从来没有做过秘书工作。新来乍到，被任命为文化秘书（后来成为政治秘书）的他，一时竟不知做些什么。毛泽东跟他谈过一次话——那是他平生头一回跟毛泽东谈话。四十八岁的毛泽东，只是问了问这位二十九岁的年轻人的大致经历，便忙于工作了。胡乔木无从插手，只得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坐着。他不敢直接去问毛泽东该做些什么。如此这般，胡乔木心中十分不安。他终于鼓足勇气，走向毛泽东的窑洞。本来，他想去问毛泽东该做什么工作，一进去见毛泽东正埋头校对文件清样，就说道：“让我来校对吧！”毛泽东笑道：“好呀！”于是，胡乔木从毛泽东手中接过清样，拿到自己办公室校对。这是他头一回学会做秘书工作。胡乔木所校对的，是《六大以来》清样。《六大以来》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一本“大部头”文献集，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选工作。此书于1941年12月在延安正式出版。胡乔木当时所校对的，是这本书的文件活页文选的清样……

从此，胡乔木便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他常为毛泽东整理讲话稿，例如毛泽东的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胡乔木整理的。他也常常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为中共中央起草文件。他还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写了五十多篇社论。

谷羽当时也在毛泽东身边，帮助做些秘书工作。她记得，毛泽东也亲自动手写新闻，写评论，写社论。她舍不得把毛泽东的手稿交出去油印，总是抄写了一遍，把手稿留下。这样，她手头保存了一大批毛泽东手稿，毛泽东当时喜欢用毛笔或铅笔写作，写在宣纸上。解放后，谷羽把自己精心保存的毛泽东手稿上交，现存于中央档案馆。由于谷羽保存了这些毛泽东手稿，倒是为确定哪些新闻、评论、社论是毛泽东所写提供了最权威的依据……

谷羽是重要的当事人。她的回忆，把胡乔木成为毛泽东秘书的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正因为这样，我以为，及时地采访谷羽，使我得到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当我得知胡乔木的文集正在编辑之中，希望得到编辑组的支持。很遗憾，他们说，有关文献在出版之前，是不能提供参考的。

我注重于采访。我相信，从胡乔木的亲属，从胡乔木的身边工作人员，是能够获得大量口碑资料。这些鲜活的资料，很多是档案上所没有的。

胡乔木的妹妹方铭在早年和胡乔木一起从事革命活动。尽管她身体欠佳，但是她慢慢地谈着，谈着，终于分几次谈完她所了解的胡乔木早年革命活动情况，以及胡家的身世。她的谈话，非常重要。

我去看望胡乔木的老战友、前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林默涵。他的第一句话，使我非常吃惊。他说：“叶永烈，你害得我好苦！”

我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笑道：“前几天晚上，我看你那本《张春桥传》。本想随便翻翻，谁知道一拿起来，就放不下去，看了一夜。第二天，我整天昏头昏脑，叫你害苦了！”

说罢笑话，林默涵言归正传，详细地回忆了他和胡乔木的多年交往。

胡乔木的老秘书商恺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在采访中，我发现胡乔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遭遇，知道的人很少。即便是谷羽，她也只能说个大概，记不清具体日期，何况她后来也被隔离审查，不在家中，也不知其详。

我偶然得知，有一个胡乔木的老警卫员，当时每天陪着胡乔木。每一次胡乔木被红卫兵、造反派揪斗，他总是陪同前往。只是此人早已调往其他单位工作。

我紧追这一线索。经过多方打听，知道了这个老警卫员的住址。

在一个晚上，在曲里拐弯的胡同里，我终于找到这个老警卫员的家。

老警卫员跟我说起他在胡乔木身边工作的情况。他的一句话，引起我的注意。他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总理非常关心胡乔木的处境。总理办公室经常打电话来问胡乔木的情况，他必须随时回答。为了便于答复，他找了个本子做记录，记下胡乔木每天被揪斗的情况，包括日期、揪斗地点、揪斗单位名称、揪斗单位负责人名字及电话。

我一听，马上追问这本子在哪里？他翻箱倒柜，找到了那个本子。我一看，如获至宝！

这个本子，是珍贵的藏于民间的历史记录。借助这个本子，我才在书中写下胡乔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挨斗的真实情况：

1967年1月5日下午，胡乔木被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造反派揪去，作了检查。

1月9日下午，中国科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革命造反司令部”把胡乔木揪去，召开“斗争胡乔木大会”。

1月10日，夫人谷羽也遭打击，要“留住办公室两天，写检查”，要家中送去被子、洗漱用具。

1月11日下午，《人民日报》社造反派把胡乔木揪去，要他“低头认罪”。当夜，胡乔木吃了三回安眠药，也只睡着两小时。

1月12日下午，被揪到北京邮电学院批斗，至六时半才回家。夜，胡乔木又失眠，精神变得很差。

花样不断翻新，批斗不断升级。1月17日上午十时多，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们又来到胡宅，把胡乔木押上一辆敞篷大卡车，在凛冽的寒风中，在高音喇叭不断呼喊“打倒胡乔木”口号声中，来了一次街批。卡车过西单，过新街口，驶到北京矿业学院门口，再去北京钢铁学校、北京邮电学院。然后，整整一下午，在北京邮电学院批胡乔木。接着，又是游街——这一天，胡乔木算是领教了“一月革命”的滋味儿。

回到家中，胡乔木的鼻孔便不通气了，感冒颇重。可是，他还得写交代——按编号，他已给北京邮电学院写第六份交代了。

翌日，中国科学院“红旗总部”派人前往北京八宝山，砸了胡乔木父母的坟，甚至把他父母的头颅从墓中取走！

紧接着，1月19日上午，“全国中等学校首都战斗团西城区分团”又来揪胡乔木。在批斗会上，红卫兵嫌胡乔木弯腰的“度数”不够，打了他一拳！批斗会结束时，他因弯腰过久，“度数”太大，而双腿麻木，无法走路，只得由两个人挽着，才勉强走出会场上了车……

胡乔木哭了！

关于胡乔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弄清：那就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去看望胡乔木，由于事先没有打招呼，结果没有见到胡乔木。不过，这消息一传开来，红卫兵和造反派就再也不敢去揪斗胡乔木了。

在采访中，很多人跟我谈起此事，都是“听说”如何如何，没有谁能够说清楚毛泽东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决定去看胡乔木的？为什么毛泽东没有见到胡乔木？

后来，我经过多方调查、核实，特别是采访了当事人、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张耀祠，并把张耀祠的回忆跟谷羽的回忆加以对照，这才弄清这一重要史实。

那是1967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毛泽东要上天安门城楼。本来，毛泽东并没有打算去看胡乔木。当他的轿车从中南海出来，驶向天安门城楼，途中经过胡宅。虽说毛泽东从未到过胡宅，他却知道胡乔木住在这里。据说，是毛泽东见到胡宅墙上贴着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5月1日凌晨所贴“打倒胡乔木”大字标语，知道胡乔木住此。而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冲击胡宅，则由于胡乔木的儿子胡石英当时在这个学院学习。

“停车！”毛泽东见到“打倒胡乔木”大字标语，突然发出了这一命令，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感到意外——因为在出发前，毛泽东并未说过要在中途停车。

“去看看胡乔木！”毛泽东说了这话，张耀祠才明白过来。

张耀祠当即下车，去敲胡宅的门。

张耀祠从未去过胡宅。下车后，径直向临街的东大门走去。

胡宅有两扇大门：朝东的大门，是原先大使馆用的。自从胡乔木搬进去之后，东大门一直紧闭着，从未启用。胡家平时进出，走胡同朝北的大门。

张耀祠咚咚敲东大门，胡宅里谁都没注意。张耀祠敲了一阵子，四周许多人跑过来，围观毛泽东。张耀祠见无人开门，以为胡乔木不在家。加上围观者迅速增加，毛泽东只得吩咐开车。

在围观者之中，有不少是胡乔木的邻居。他们迅速把这一消息告诉胡家工作人员。胡乔木知道了，又激动，又深感遗憾！

胡乔木不敢奢望毛泽东来看他，但多么期望毛泽东能够接见他一次，哪怕是对他作一次批示，或者关于他说几句话也成。在那“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毛泽东的一句话，就能把他从逆境中救出。然而，毛泽东居然来看望他，这无疑是天大的喜讯。

可是，张耀祠敲错了门，使胡乔木遗憾万分。

翌日，胡乔木正在草拟致毛泽东的感谢信时，忽地几位中南海的警卫人员来到他家，察看四周的地形。胡乔木接到通知，毛泽东说昨日走错门，今日再来！

毛泽东到底没有忘记他这位做了二十五年的政治秘书，使胡乔木心中非常宽慰。

他忙着整理客厅。自从抄家之后，家中乱糟糟的。他把一张大沙发整理好，安放在客厅中，以便让身材高大的毛泽东坐。

胡宅上上下下，像迎接盛大节日一般，等待着毛泽东的光临。

晚饭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来了，跟胡乔木一起，在客厅里等待着毛泽东的光临。

等着，等着，不见动静。直到夜里十二时，从中南海来电话，毛泽东不来了！

后来才知道，据说那天毛泽东要来看胡乔木，跟江青大吵了一通。

毛泽东虽然没有来，但是说了一句话：“我心到了！”此言后来传进胡乔木的耳朵，他也说了一句话：“我心领了！”

胡乔木发出了致毛泽东的感谢信。他在信中说，如果主席无时间，他可以去看主席。然而，他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毛泽东。

不过，消息迅速在北京城里传开。即使是红卫兵、造反派，也不敢再去揪斗胡乔木。从此，胡乔木有了真正的“免斗牌”。

就连陈伯达，也知道毛泽东仍尊重胡乔木。当中共中央办公厅向“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请示今后如何处理胡乔木问题时，陈伯达说：“‘文革小组’的意见是背靠背地斗，不要揪他。如有人问是谁说的，可告是陈伯达同志。如不问，就算了。”照“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胡乔木仍要“斗”，只是“背靠背地斗，不要揪”罢了。

关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看望胡乔木一事，经过采访几位当事人，经过比较、核对他们的回忆，终于弄清了。

《毛泽东与胡乔木》一书，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时，书名改为《胡乔木》。改名的内情，说来颇为奇特：倘若用《毛泽东与胡乔木》作为书名，因为有“毛泽东”三字，必须报审，而改为《胡乔木》，由于胡乔木的最高职务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可以不必报审——按照规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传记要报审。这本书的香港版则仍用原书名《毛泽东与胡乔木》。

胡乔木亲属为《胡乔木》一书提供了大批照片。谷羽对《胡乔木》一书十分满意，自费买了三百册《胡乔木》，给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们每人送了一册。

1999年，这本书收入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叶永烈文集》，书名改为《“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

访任弼时夫人陈琮英

照相机里的胶卷才拍了一半，我就去美国了。在美国，又继续拍下去，直至把这一卷拍完。

一冲出来，那几张在上海东湖宾馆拍摄的照片，引起美国朋友莫大的兴趣。

“她是谁？你们中国现在还有人戴红星帽？”美国朋友们几乎都这样问。

照片上的她，确实太与众不同：瘦瘦小小的个子，身高不到一米五，不及我的肩膀，却头戴一顶灰色的八角帽，帽子正中，是一颗红色的五角星。帽子下方，露出两绺灰白色的头发。她戴的那顶红星帽，亦即红军帽。在那些描述井冈山斗争的影片中，在那些关于长征的影片中，常可以见到红军将士戴着这样的红星帽。美国记者斯诺，曾给毛泽东拍过一张流传甚广的照片：毛泽东穿一身灰布军装，站在延安窑洞前，微笑地看着前方。毛泽东的头上，也戴着这么一顶红星帽。

毕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女士们风行戴假发或者巴黎草帽，没有谁去戴红星帽。

大约也正因为这样，那位戴红星帽的老太太，引起了一片诧异声。

其实，当我和她在上海东湖宾馆合影时，我也颇为惊讶。记得，就在我拿出照相机的时候，她忽然说：“等一下！”然后，她从客厅进卧室去了。我想，如今，即便是老太太，大约也要略施粉黛吧！

一会儿，她居然戴着一顶红星帽出来了。她指着帽子道：“现在可以拍照了！”

看得出，她对那顶红星帽充满深情。即便在羁旅之中，仍带着这顶心爱的帽子。

1993年11月，她从北京来到上海。那时，我正忙于准备远行，过一个星期便要飞往美国洛杉矶。

就在这时，我接到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的电话，说是她来上海了，有些事要跟我谈。

她叫陈琮英，这名字并不是人们很熟悉的。然而，她的已故的丈夫任弼时，却是大家所熟知的。中共“七大”所确定的“五大书记”，便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只是他由于过分操劳，1950年10月病逝于北京，终年仅四十六岁！

我问起她的年龄，她说比任弼时还大两岁。年已九旬的她，行动十分灵活，视力、听力也都不错。

我问起她跟任弼时的结合。她说，那是“娃娃亲”哪。原来，任弼时的父亲和原配夫人陈氏感情甚笃，只是陈氏在婚后一年便去世了。父亲怀念陈氏，后来，给儿子任弼时订了“娃娃亲”，那对象便是陈氏的亲戚陈琮英。陈琮英十二岁时作为童养媳来到任家，那时任弼时不过十岁而已！

此后，随着任弼时走上了红色之路，这位来自农村的姑娘也随他奔波，经历了风风雨雨。他们的爱情之路是那么的不平常。

当十七岁的任弼时去苏联莫斯科接受红色教育，陈琮英则在长沙老家半工半读了四年，终于摘掉了文盲帽子。

任弼时回国后，在上海已经买好船票准备去接陈琮英来上海，突然接到党组织通知要他去北京，他立即遵命。这样，陈琮英又等了两年，才算和阔别六年的任弼时结了婚。

两年后，任弼时在安徽被捕，陈琮英赶去营救。好不容易，任弼时总算出狱。可是，他们的长女却在风寒中死去；

她跟随任弼时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1931年3月，陈琮英即将分娩，任弼时却奉命前往江西红区。任弼时走后才七天，陈琮英生下一个女儿，没多久就被捕入狱，关押在龙华。

陈琮英这次被捕，是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引起的……

那是1931年6月23日凌晨一时，上海恒吉里一幢石库门房子突然响起急骤的敲门声。显然，来者不善。

开门之后，大批穿藏青色制服的中西巡警涌入。中共中央机要主任张纪恩和妻子张越霞当场被捕，被巡警用手铐铐在一起。

巡警在半夜突然逮捕了张纪恩夫妇，是因为在6月22日发生了中共党史上一桩大事——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

那是在22日上午九时，当向忠发在上海市中心静安寺英商所办的探勒汽车行叫出租车时，被密探扭捕，关入善钟路（今常熟路）巡捕房。尽管向忠发自称名叫“余达强”，但是巡捕却笑道：“你明明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何必装蒜！”

巡捕指着向忠发右手断了一截的食指说：“你不是向忠发，谁是向忠发？”

向忠发被捕，则是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于这年4月25日在武汉被捕。顾顺章叛变了。由于顾顺章是中共特科负责人之一，知道中共中央各秘密机关的所在以及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秘密住所，所以顾顺章的背叛，对中共中央造成极大的威胁。幸亏潜伏在国民党中统机关内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了顾顺章叛变的紧急情报，迅速报告在上海的周恩来，中共中央急忙转移，这才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但是，顾顺章从武汉来到了上海，为了向国民党邀功，还是尽力在暗中对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跟踪。他终于从一个女佣那里得知与向忠发生活在一起的杨秀贞的线索，从而查到向忠发的行踪。这样，向忠发落入了巡捕之手。

陈琮英这样回忆：

“记得在旅馆只住了几天。向忠发在一个晚上来到旅馆，来时说：只待一会儿。但至夜里十二点，我去敲门催他走时，他说：明早走。向忠发在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离开旅馆后即被捕。”

向忠发在上午九时被捕，下午就跪在国民党代表前求饶，供出了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和许多领导人的秘密住所。

当天下午，陈琮英和杨秀贞在旅馆被捕。

周恩来的警惕性甚高。他迅速获知向忠发被捕的消息，立即通知与向忠发有联系的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和机关转移。

邓颖超曾这样回忆道：

“我就迅速地通知他所知道的几个地方的同志马上转移。下午又得到他叛变的消息。当时，我还有些怀疑，紧接着又得到内部消息：他已带领叛徒、军警到他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看文件的地方）……”邓颖超所说的向忠发“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就是张纪恩夫妇所在的恒吉里那幢石库门房子。

于是，半夜，响起了急骤的敲门声……

据陈琮英回忆：“周恩来同志得知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后，立即组织人营救。执行任务的同志刚刚出发，得知向忠发已叛变，就回来了。为了证实这个消息是否准确，周恩来同志亲自到小沙渡后头的高堤上，这个地方能看到他住房的窗户，只见窗帘拉开（这是暗号），晓得出事了。向忠发确实叛变了。”

向忠发在被捕的翌日——6月23日，被引渡到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又过了一天——6月24日，向忠发就被处决。尽管向忠发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就这样，向忠发从被捕、叛变到处决，前后不到三天。

向忠发一案，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案卷上写着“赤匪向忠发”。此案的“同案犯”共四名，即黄寄慈（张纪恩当时的化名）、黄张氏（即张越霞）、陈琮英和杨秀贞。

陈琮英回忆道：“向忠发被捕当天，我和杨秀贞也同时被捕，被押到巡捕房。我被捕当天见到向忠发，见面时，当着敌人他对我说：‘你什么都可以讲，他们（指敌人）早知道了，你不要瞒。’我当时抱着刚出生三个月的小女儿，装糊涂说：‘讲什么呀？我是农村来的，我什么也不知道。’”

也许由于匆忙，向忠发并未说及张纪恩、张越霞的中共党员身份。这样，张纪恩、张越霞虽被列为“赤匪向忠发”的同案犯，但是张纪恩、张越霞在狱中仍以事先编好的口供应付，并未暴露政治身份，未被识破。

张纪恩和张越霞，被捕之后被送往上海戈登路巡捕房。未经审问，便于翌日转往上海浙江路的“特区法院”。然后又转往位于上海南市白云观的国民党侦缉队的拘留所。

到了白云观的第二天，张越霞在上厕所时，遇见陈琮英。陈琮英悄悄告诉她，是向忠发被捕、叛变，使她和张纪恩被捕。她这才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在拘留所，陈琮英还带着李立三的女儿。

于是，张越霞获释，而张纪恩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指把楼上厢房转租给“赤匪”）判处五年徒刑。

杨秀贞虽不是中共党员，却因与向忠发同居关系，判两年半徒刑。

宣判后，张纪恩与杨秀贞被用一副手铐铐在一起，押往漕河泾江苏第二监狱。杨秀贞当时穿一件黑色香云纱衣服。后来逢“大赦”，张纪恩被提前保释。

坐了三个多月的牢，经周恩来派人营救，陈琮英这才出狱，秘密前往江西红区，终于第一次戴上了红星帽。

个子娇小的她，戴着红星帽，艰难地走完长征之路。

在红都延安，她戴着红星帽，双手不停地摇着纺线车，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能手。

她随着任弼时转战陕北，经过千难万险，终于以胜利的步伐迈入北京城。

她正要过几天安定的日子，任弼时却因脑溢血离开了人世。

她抹干了泪水，带着女儿远志、远征，儿子远远，继续在红色的道路上前进……

每一个时代，都给每一个女性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陈琮英漫长而曲折的一生，是在红星照耀下度过的。正因为这样，她深情地爱着那颗红星，爱着那顶红星帽。也正因为这样，当我拿出照相机时，她拿出了红星帽。

在旧金山，《星岛日报》的记者来采访我的时候，见到了那几张戴红星帽的照片，露出惊奇的目光。当他得知她是任弼时夫人时，立即问我能否送他一张。没多久，这张照片就出现在旧金山的《星岛日报》上……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

1998年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为了纪念这次历史性的会议，我创作了纪实长篇《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

“你又去北京！”记得，在1996年5月，当我从上海前往北京采访时，朋友们差不多都这么说。

这一回，我去北京，依然是频频出入于那几处“部长楼”，也去了中南海，还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大院以及《求是》杂志大院，甚至还到远郊的中共中央党校采访。我忙于长篇新著《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的创作。这本书当时已经写了近四十万字。由于需要作补充采访，所以我又去北京。预计全书为五十多万字。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写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本书香港版的书名一目了然，叫《从华国锋到邓小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也就是中共最高领导“从华国锋到邓小平”的过程（当然这一取代过程还延续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我注意到，中国人有句挂在嘴边的话：“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句话，在各种各样的文件上常常见到，在大大小小的报告会上常常听到，在报纸、杂志、电视、广播里属于“高频词”……这一“高频词”现象，真实地反映了这一会议的重要性。

纵观中国共产党走过的道路，有两次会议是至关重要的，是历史的转折点：一次是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从此，中共中央逐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另一次则是197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的领袖地位。从此，中共中央逐步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人们已经习惯地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称之为“新时期”。人们已经习惯地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进行的艰难的工作，称之为“新长征”。

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是“毛泽东时代”；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是“邓小平时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时期的遵义会议”。

我曾在1992年出版了关于遵义会议的纪实长篇《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我决心写一部姊妹篇——关于“新时期的遵义会议”的纪实长篇。

另外，对于我来说，《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一书，从时间上正好与《“四人帮”全传》相衔接：《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一开头，正是从1976年10月6日拘捕“四人帮”写起。

比起遵义会议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难写得多。正因为这样，对于这部长篇的写作，我已是“几起几落”：早在十年前，我便注意到这一重大题材，但是初步摸索了一下之后，马上发觉写作难度很高，未敢着手，撂在了一边。在三年前，又开始着手采写，写了一部分之后仍放下来，中途辍笔。

1995年冬，上海作家协会忽然紧急召集专业作家会议。我来到会场，才知道中国作家协会通知，上报1996年度作家创作计划，以便从中确定若干长篇作为重点选题。当时，给每一位专业作家发了一张表格，要求当场填好。我就填上《转折》，内容是“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纪实长篇”，计划在1996年度完成。

此后不久，我接到上海作家协会的通知，说是中国作家协会从全国各地作家协会上报的一千二百多部长篇选题中，选定了二十二部长篇作为重点，《转折》被定为“主旋律作品”，选中了。接着，《人民日报》、《文艺报》、《文汇报》等许多报纸报道了中国作家协会1996年度二十二部的重点长篇。

列为“重点”之后，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不时来电，询问创作进度。这促使我抓紧这一长篇的写作。我不能不放下手头的其他创作，全力以赴写《转折》，终于写出了初稿。写毕，看了一遍，觉得要作大修改、大补充才行，所以不得不又去北京“百老汇”。

篇名最初叫《转折》，有的朋友建议应该加上一个“大”字，于是改为《大转折》。后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大转折》上映了，为了加以区别，改名为《１９７８大转折》。最后，又加上“中国命运”四字，定名为《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

这回去北京，“马不停蹄”，全天候采访。通常一早就出发，上、下午都安排采访。

有一回甚至采访到夜里十一时。在离开北京时，数了一下，八天里采访了二十多人，录了近四十盒磁带，拍了三卷多胶片。我还特地去当年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场进行拍摄，以求写作时多一点“现场感”。

在北京诸多的采访中，对于胡耀邦长子胡德平的采访，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996年5月29日，我访问了胡德平。他说

，在“文化大革命”中，胡耀邦成了“走资派”，成了打倒对象。1972年4月，胡耀邦甚至被共青团中央的“军宣队”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

胡德平告诉我，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他跟父亲胡耀邦生活在一起。胡耀邦陷入深深的寂寞之中。那时，胡德平的朋友们常来看望胡耀邦。胡耀邦依然保持当年共青团书记的本色，很喜欢跟年轻人交往。

年轻的朋友们给寂寞中的胡耀邦带来了欢笑。

胡德平记得，胡耀邦那时最大的爱好是看书。有一回，胡德平的一位朋友来了，见到胡耀邦在看书，便问：“胡伯伯，您看什么书？”

胡耀邦答道：“《马恩选集》。”

小伙子对胡耀邦说：“我现在什么书都不看！”

胡耀邦很吃惊：“你为什么不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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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3-5 20:57 只看该作者

小伙子说起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学习三部曲”：

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拼命看《毛选》，想从《毛选》中寻找答案。可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他很快就发现，学《毛选》无济于事。因为“造反”、“打倒‘走资派’”之类，是《毛选》中所没有的。

于是，他改学两报一刊社论。不过，很快又发现， 跟着社论跑，也会惹麻烦。比如，两报一刊1967年的“八一”社论，号召“揪军内一小撮”，跟着社论跑就会犯大错误。

所以，最后他改为“看照片”。

胡耀邦一听，很奇怪：“你看什么照片？”

小伙子说：“你只要看看《人民日报》上的照片少了谁，你就明白谁倒了！比如，照片上少了王力，就说明王力倒了；照片上少了陈伯达，就说明陈伯达倒了；照片上少了林彪，就说明林彪倒了……看照片最省力，最管用！”

胡耀邦听罢，哈哈大笑，这才悟出小伙子在那里用辛辣的笑话来挖苦“文化大革命”。

又有一回，报上在宣传“人人成为理论家”。那位小伙子指着报纸对胡耀邦说：“胡伯伯，如果真的‘人人成为理论家’，‘反修防修’就有指望了！”

胡耀邦不明白这位小伙子为什么称赞起当时的报纸来。

小伙子补充说明道：

“‘人人成为理论家’，六亿中国人成为六亿个马克思，写出六亿本《资本论》，那‘反修防修’岂不就成功了！”

胡耀邦一听，又哈哈大笑起来。

胡德平记得，有一天晚上九时多，下着大雨，他从外面回家。推开家门，见到父亲的屋里亮着台灯，传出一阵阵大笑声。

胡德平细细一看，见到父亲躺在床上，床前站着胡克实。胡克实正聚精会神地听着胡耀邦在复述从那位小伙子那里听来的“文化大革命”笑话，两人不时爆发大笑……

正是由于那些忘年之交的年轻朋友，给正处于孤寂和苦闷中的“三反分子”胡耀邦带来了慰藉。

胡耀邦秘书陈维仁给我讲述的故事，也非常动人。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只带着秘书梁金泉一人前往中共中央党校，住进了五十三号楼底层。他每星期一到校，星期三晚回城，星期四早上再到校，星期六下班回城。也就是说，除了星期天之外，他把全部精力都扑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工作上。

胡耀邦一到中共中央党校，就深知工作量巨大。他要求从中共中央党校的干部中，选择一位熟知情况的人担任秘书。胡耀邦选中了陈维仁。

1996年5月28日，我在中共中央党校幽静的校园里，采访了后来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陈维仁。戴着一副深咖啡色镜框近视眼镜的他，娓娓道来，深情地回忆着与胡耀邦共事的难忘岁月……

陈维仁被胡耀邦所选中，大抵出于以下三个原因：第一，他有着多年秘书工作经验；第二，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与造反派无涉；第三，有写作能力。

陈维仁原本是《人民日报》编辑、理论教育组副组长。在1954年至1955年，他曾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的秘书。1959年，他被送往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63年9月学习期满，本来要回《人民日报》工作，却被出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不久的林枫选为秘书。在“文化大革命”中，邓拓成了“三家村”的“黑掌柜”，林枫也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维仁也就被作为“黑秘书”受到批斗。从1969年到1974年，陈维仁在河南周口地区的“五七干校”，度过了五年的“再教育”生活……

陈维仁记得，他是在1977年5月初去见胡耀邦。他来到胡耀邦所住的五十三号楼，一推开门，正在看文件的胡耀邦马上站了起来，跟他热情握手，说道：“我等你好久了！我现在正在做你做的工作。”原来，胡耀邦正在校看中共中央党校揭批“四人帮”的简报。本来，这是秘书的工作。

胡耀邦比陈维仁年长九岁，陈维仁为称呼犯难：叫“胡校长”吧，他知道胡耀邦从来不喜欢“带衔”的称谓；叫“老胡”吧，又叫不出口。

胡耀邦一眼就看出陈维仁的心思，说：“以后叫我耀邦同志吧——全校上上下下都这么叫我，你也不例外。”从此，陈维仁一直叫他“耀邦同志”。胡耀邦则叫他“老陈”，在别人面前，称他“陈秘书”。

陈维仁说，胡耀邦工作非常尽心，每天工作到深夜。胡耀邦看书看报甚多，而且看得很快。他习惯于坐在沙发上看，文件则放在沙发前的长条茶几上。不过，沙发离门口很近，而秘书的办公桌倒是在里面。这样，客人一进门，首先见到的是胡耀邦，倒不是秘书。胡耀邦却从来不在乎这些。

胡耀邦擅长写作，擅长演讲，才思敏捷。他从来不要秘书为他起草讲话稿。只是在讲话后，要请秘书根据讲话稿整理成文。

胡耀邦写文章，总是要写上几句“提神的话”，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警句”吧。他很注意语言的生动性，注意有新的见解。有时，要提出新的观点，胡耀邦总是在小范围内先讲一次，听取大家的意见，然后才在大会上讲。所以，胡耀邦讲话实际上是很谨慎的。

胡耀邦没有架子。本来，作为首长，他应该到北京饭店去理发，可是他却常常到中共中央党校附近的小街上去理发。他跟普通顾客一样坐在那里排队。不过，陈维仁和梁金泉考虑到他的安全，总是跟着他一起去。日子久了，理发师见到这人理发总是跟着两个不理发的人，一打听，才知道是胡耀邦！

胡耀邦对“走后门”极为反感。他曾说，中共中央党校不是做官的地方，而是一所学校。你要学习，请从前门进来。你要做官，这里没有“后门”！

胡耀邦还主张“走冷门”，别“走热门”。谁犯了错误，门庭冷落，倒是应该去看望。别去那些“门庭若市”的地方凑热闹。

胡耀邦最大的嗜好是看书。一边看，一边喜欢用红笔画道道。他看《列宁选集》，连注解都很仔细地看了，画上许多道道。胡耀邦很少出席晚会。偶尔有空，去看历史性的电影。有一回，中共中央党校放映《斯大林格勒大血战》，胡耀邦倒是去看了。胡耀邦喜欢京剧。正巧，陈维仁也爱京剧。听说陈维仁有《杨门女将》的唱谱，胡耀邦向他借来，空闲时看着谱子哼几句。

胡耀邦不喝酒，但是抽烟很多，一天两包。后来，为了他的健康，改由秘书为他保管香烟，一天“定量”十支。胡耀邦常常“超额”，向梁金泉说：“超额了，那就‘超额’完成任务吧！”

为了采访当年批判“两个凡是”的主将之一邢贲思，1996年5月29日我来到当年的《红旗》杂志办公楼，如今是《求是》杂志编辑部。

有趣的是，笔者步入大楼，在总编辑办公室宽大的沙发椅上，见到了邢贲思——当年是陈伯达、姚文元坐在这里。邢贲思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如今成了《求是》杂志总编辑。

胖乎乎的他，戴一副深色边框的近视眼镜，学者风度，讲话很有条理。他对我说，虽然当年参加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但是从未细细回顾，你的采访，使我有机会回忆那难忘的岁月……

邢贲思笑称他当年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跟胡福明、吴江、孙长江不同。他们有《光明日报》、中共中央党校为依托，有胡耀邦、杨西光作“后台”，署“本报特约评论员”，而他则单枪匹马，每篇文章署“邢贲思”，算是“单干户”。邢贲思卷入这场大讨论，因为“真理标准”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他是一位哲学家，理所当然地加入了大讨论的行列。

我问起“邢贲思”是不是真名？怎么会走上哲学研究之路？邢贲思大笑起来，说起自己颇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他于1930年出生于越剧之乡——浙江嵊州。

他的原名叫邢承墉。1949年，他自己改名邢贲思，取义于《诗经》中的“佼佼白驹，贲然其思”。我问他，那时候他是不是就想当哲学家，“贲然其思”？他笑道，那时候他跟哲学压根儿不沾边。小时候，他喜欢文学，所以从“贲然其思”中取名。他学哲学，纯属“半路出家”！

他是在1949年5月，参加学生运动。在1949年7月，参加“北上外文大队”，来到北京。当时，正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夜，急需外交人才。所谓“北上外文大队”，是当时从上海、南京等南方城市，抽调一批外语基础尚可的学生，到北京外国语学校进行培训。邢贲思原本是在教会学校学习，所以外语基础不错。他学过英语，后来学过法语、日语。于是，他被选中，进入“北上外文大队”。也就是说，当年的他，是作为未来的外交官加以培养的。到了北京后，先是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改造思想”三个月，然后进入北京外国语学校（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前身），学习俄语——因为当时最需要的是派往苏联工作的外交干部。邢贲思在这所学校学习了将近三年，即将毕业，却在一个夜晚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那时，这所学校的马列主义教研室缺少教员，而邢贲思“贲然其思”，思想活跃，平日喜欢在上理论课时发言，竟被马列主义教研室看中。于是，在一个夜晚，组织上找邢贲思谈话，要送他进入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前身）学习，培养他为一名哲学课教师。

那时的青年人，视服从组织需要为天职。邢贲思服从了组织上的意见。已经学了四门外语的他，另打锣鼓新开张，进入马列学院学习哲学。从此，这位未来的外交家，一下子变成了未来的哲学家！

1956年，毛泽东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中国招考第一批副博士。“半路出家”的邢贲思，去报考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副博士研究生，居然考上了！这充分显示，邢贲思这盏灯，点到哪里都能放光明。从此，邢贲思进入中国哲学的研究中心。虽说到了1958年中国又取消了原定的副博士制度，邢贲思转为助理研究员，但是他毕竟成了中国哲学的后起之秀。

在北京中国哲学研究所那幢灰色的大楼里，邢贲思把青春最宝贵的时光花费在哲学的思索上，天天“贲然其思”。到了1978年，四十八岁的邢贲思，已经是中国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这时，他当年的同学，许多人已经成为驻外大使。

在1978年发生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邢贲思第一次亲自感受到：哲学并不像哲学研究所那幢大楼一样是灰色的，而是充满生命的绿色！邢贲思说，他当时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78年4月8日的《哲学与宗教》一文。其实，这篇文章并不是探讨宗教哲学问题，而是批判把毛泽东思想当做宗教，批判宗教色彩的个人迷信。他以为，哲学是智慧的科学。如果把哲学当成宗教，那就没有科学可言。这篇文章，也是对“两个凡是”的批判。

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汪东兴的注意。汪东兴竟然说此文是“反动文章”！

然而，邢贲思从此一发不可收，他接二连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在激烈的斗争中脱颖而出……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地处大西北的甘肃，在各省市委之中，一马当先。甘肃原来的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冼恒汉。自1977年6月17日起，由宋平担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兰州军区第二政委。

宋平的经历，鲜见于报刊。我跟宋平之子宋宜昌是多年文友。1996年5月25日，我对他进行采访，这才得知宋平的传奇经历。

宋平之子告诉我，宋平是山东莒县人，原名宋延平，生于1917年4月。他九岁才上学，连着跳级，很快念完了小学、中学。

一个非常奇特的机遇，使宋平有机会到北平上大学：那是宋平的哥哥参加万国邮政抽奖，得了奖——三百大洋！于是，哥哥把这笔钱给了宋平去北平上大学。这样，宋平进入北平农业大学。

在农业大学念了一年，宋平又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

1936年，宋平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宋平担任过延安马列学院组织科长，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秘书长，南京中共代表团周恩来政治秘书，东北总工会副主席。这样，宋平有了多方面的工作阅历。1949年后，宋平担任过政务院劳动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

1958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热潮，钢铁生产的指标一次次攀升，完全脱离了中国当时的生产能力。1959年，中国钢铁的生产指标定为年产一千八百万吨。1959年春，在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钢铁生产指标时，作为国家计委副主任，宋平作了重要发言。宋平没有正面批评当时的高指标，却是算了一笔细账：要完成年产这么多的钢铁，需要多少铁矿石，需要多少石灰石与焦炭，需要多少运输能力，而当时中国的铁矿石、石灰石、焦炭的生产能力是多少，运输能力又是多少……再说，炼出来多少吨铁，才能生产多少吨粗钢，而粗钢还得精炼，要开坯，要轧材，每一道工序都有损耗……宋平用具体的数字，实实在在地计算，证明高指标远离了中国的生产实际。宋平指出，当年完成一千八百万吨钢是很困难的。

宋平的发言，深为陈云所赞赏。散会时，走到门口，陈云拍着宋平的肩膀说：“质量！质量！”陈云的意思是必须强调钢的质量，克服当时片面追求钢的产量。当时的钢铁很多不符合质量标准，成了废品。后来，在陈云的强调下，总算把钢铁生产的高指标降了下来。

1960年，宋平调任中共西北局委员兼西北局计委主任，这样开始在西北工作。

1963年9月，宋平担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文化大革命”中，宋平曾受到非难。在“牛棚”里关了一年多。后来，陕西要搞生产，成立了“生产指挥部”，让宋平当顾问。这样，宋平才算又开始工作。

那时宋平全家五口人，拥挤在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屋子里，过了两三年。1972年，宋平出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从1977年6月17日起，宋平成为甘肃的“一号人物”。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之后，宋平在甘肃便注意到这篇不同凡响的文章。接着，他又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在宋平的提议下，甘肃接连开了两个座谈会：先是在6月25日由中共甘肃省委召开甘肃省理论工作座谈会。接着，在6月27日，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和《甘肃日报》在兰州联合召开“真理标准”座谈会。

也就是说，中国省级第一个“真理标准”座谈会，是在甘肃召开的。

后来，宋平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他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旗帜鲜明有很大的关系……

在北京的大量采访，使我获得许多第一手资料，使《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有了扎实的基础。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完成之后，香港版迅即出版，书名改为《从华国锋到邓小平》。

与此同时，这部长篇准备出内地版。

由于这部长篇属重大题材，必须报请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出版前花费很长时间办理逐级审批手续。

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国家新闻出版署同意，此书得以在1998年初，由广州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谨以本书献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出版后，我忽然接到中共上海党史研究室一位朋友的电话，告诉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发表长篇文章，对《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进行评论。我没有订《中共党史研究》杂志。那位朋友便送我一册。

《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的评论上万字。评论指出：《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是叶永烈党史纪实文学系列作品中比较好的一部，也是同类题材作品中比较好的一部。

第二章 上海的海也很深

温馨的上海

虽说我是上海的“北京作家”，奔走于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其实我也穿行于上海的弄堂和高楼，寻访诸多历史老人。我写作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历程的纪实长篇《红色的起点》时，很多采访是在上海进行，因为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我写作《“四人帮”兴亡》，很多采访也是在上海进行，因为“四人帮”又称“上海帮”。

自从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工作，上海就成为我写作、生活的基地。

上海是一座充满商业气息的城市。中西文化在这里交融。作为南方人，作为在海滨长大的我，完全融合到这个海派文化的大本营。我爱上海。正因为这样，我宁可一次次前往北京采访，却始终把根据地扎在上海。

温馨之中，夹带着潮润，上海盛夏的夜风轻轻地推开窗帘、轻轻地吹拂着……

家住高楼，而窗口又朝着东南，对于昼夜有着特别明显的感觉。夏日的清早，才五时多，耀眼金色的朝阳，已经把光芒射进我家。到了傍晚，一轮夕阳西下，窗外开阔的天空从橙色转成淡灰。灰色不断加重，一幢幢高楼的轮廓变得模糊。窗外终于变成一片浓，五颜六色的霓虹灯闪烁。我家正处十字路口。俯瞰窗下的马路，车如长河，喧嚣不已。遥望远处，长长的黄浦江上的大桥亮起一串串明灯，像一条银色的项链挂在夜上海的前胸。

我的诸多夜晚，在书房中度过。特别是在赶写长篇的时候，往往夜以继日。书房里耀如白昼，我的十指在电脑的键盘上飞舞。

我也休闲。我喜欢与妻下楼，在夜色中漫步。我家楼下，就是一家一千多平方米的大饭店，灯光一片雪亮。前后左右，二十多家酒家、烧烤店、火锅城、小吃铺、泡沫红茶店、肯德基，组成“吃的连锁”。与二三朋友在餐馆小聚，边吃边聊。我喜欢雅静的所在。一家餐馆老板为了招徕顾客，在店堂里搭了丁字台，时装表演队的小姐们在台上款款而行，音乐声震耳欲聋，我反而从不光顾。

夜色中的人行道，变得拥堵不堪。彩色地砖被各种各样的地摊覆盖，卖“毛栗子”（上海话，即鲜荔枝）、手机皮套、长筒丝袜、沙滩裤的喊声响成一片。我最爱去的是盗版书摊。林林总总的盗版书装满“黄鱼车”（上海话，即三轮车）。据说“黄鱼车”高度“机动”，一有“情况”可以随时“转移”。在那里，我常常买到我著作的最新盗版本——我已经“收藏”了整整一书架的盗版本。

夜十时之后，地摊收场，取而代之的是折叠桌、白色塑料椅，“大排档”上场了。虾肉馄饨、大排面、炒田螺、海瓜子、花蛤汤、白斩鸡，应有尽有。尽管许多人吃得津津有味，我却从来不敢做座上客。我一看那污浊不堪的洗碗水桶，就敬而远之。

离我家二百米处，是一家电影院，而楼上则是图书馆。我只看“大片”、“名片”。有时，倒喜欢在图书馆里翻看各地报纸杂志，犹如在铅字间散步，名曰“文学散步”。

有时候与妻“打的”外出。很多朋友劝我买车。我们这座大楼里拥有“私家车”的人颇多，入夜，院子里停满各种牌子的轿车。我却喜欢“打的”，以为多了一辆车，还得花费不少时间“伺候”。上海的夜色是迷人的。我在欧洲，发觉商店在六时就关门，而上海的商场往往在十时还人声鼎沸。卷扬电梯、大理石地面、中央空调，上海商场的购物环境是一流的。在商场信步，也是一种休闲。

也有时就在家附近散步。家对过就是街心花园。五十米处，是一条颇宽的河。一般我们几乎不愿在河边走，这倒不是怕湿鞋，而是受不了那臭气。这条河是苏州河的支流，直通黄浦江。最近，随着苏州河的河水变清，臭味随之消失。河边漫步，成了夜晚的舒心事。当然，有朝一日河上开通小艇夜游，在皎洁的月光之下，银波粼粼，轻风徐徐，当会更舒心。

当一轮明亮的朝阳又一次早早照进我的卧室，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又开始坐到电脑前，开始我的写作。也有的时候，我背起照相机和录音机，在上海进行采访。

上海这个“海”也很深。我在这个“海”中，寻访了那些格外敏感的人物……

闯入托派禁区

1998年8月1日清早，我接到郑超麟先生的侄孙女郑晓方的电话，她悲痛地告诉我：“爷爷在今天早上四时二十九分走了！”

我即给香港发去电讯：

托派领袖郑超麟在沪去世

受海外关注的中国托洛茨基派（托派）领袖郑超麟，8月1日在上海去世，享年九十八岁，至死坚持政治理想。

郑超麟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的领导人之一，留学法国期间与邓小平同住一个房间，后来曾经担任陈独秀的秘书及以陈为首的托派中央宣传部长，解放后曾因托派问题而被关押二十七年。近年，郑曾亮相于《邓小平》文献纪录片第一集，也曾出镜于中央电视台最近播放的文献纪录片《共产党宣言》。

这里是按照中国习惯，“享年九十八岁”是虚龄。

香港《亚洲周刊》在8月10日发表了这一消息。

当天，新华社主办的《参考消息》，全文转载了这一消息。

由于《参考消息》发行全国，据晓方告知，许多郑超麟的亲友是从《参考消息》上得知郑超麟去世。

郑超麟先生一生坎坷。他曾用一句话向我概括自己的苦难：“在国民党的眼里，我是共产党，所以我坐了七年国民党的监狱；在共产党的眼里，我是托派，所以我坐了二十七年共产党的监狱。”我曾开玩笑地对他说：“对这两种监狱能够有一种‘比较感’的人，非你莫属！”他哈哈大笑起来。

我自从1984年因采访而结识郑老之后，我们成了忘年交。

晚年，他著述不已。就在他去世前夕，还以九十七岁的病躯，写完一部新著，还写出法国纪德所著《从苏联归来》新译者序（30年代他在国民党监狱中曾译过这本书）。他的许多手稿，至今尚未得以刊印，相信日后总会有一天出现在书店的书架之上。

郑超麟的记忆力极好，可以说是“活字典”。李谷城先生写《中共建政前领导核心之研究》一书，在香港查不到朱锦堂的资料，托我代查。我在1995年2月8日请教郑老。他当时毫无思想准备，随口便说：“朱是安源人，我与他在中共‘四大’见过……”

他回忆了许多关于朱的事情，以至于朱的音容笑貌都说得一清二楚。

在郑超麟晚年，他的一部书稿，曾送邓小平看过。此事鲜为人知：

那是我在北京看望王力时，他说起邓小平有一次在北京外出，正好路过王辩家，嘱停车，派人前去敲门。因事先无通知，适值王辩外出，未能见面。王辩乃王力夫人王平权之大姐，过去曾与邓小平共事。

我即对王力说，我看过郑超麟一部未出版的手稿，叫《记尹宽》。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尹宽曾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后来与郑超麟一起奔赴陈独秀麾下而成为托派大将，又与郑超麟一起因托派问题关押于上海市监狱。《记尹宽》一书，曾用相当篇幅写及尹宽前妻王辩。

王力一听，托我回沪后向郑超麟借《记尹宽》手稿。

后来，我把郑超麟的《记尹宽》手稿复印，把复印稿交给王力，而王力则通过“内部途径”，送呈邓小平。这样，邓小平得知郑超麟仍健在……

郑超麟坐冷板凳坐了那么多年，到了晚年，忽然“红”了起来，来访者应接不暇。

1998年1月7日，他因胃出血住院时查出晚期肝癌。晓方不愿让爷爷增加痛苦，便一直瞒着他。

到了5月初，他开始感到疼痛。先是腰的两边痛，后来发展到胸部，痛得半夜睡不着觉。他意识到自己得了重病。他加快写作进度，在5月20日把最后一部书稿全部完成。翌日住进了医院。

这时，他的癌症已经严重扩散，而他自己并不知道。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他觉得病痛轻了些，就坚决要求出院。6月9日，他出院了。

6月28日，香港李谷城博士夫妇来沪，欲访郑老。我给晓方打电话，晓方告知，医生说，爷爷最多只能活两个月了。医生的预言果然很准确。

郑超麟也自知不起，坦然而又泰然地给自己拟好了讣告，而且把身后事一一吩咐晓方。他把后事的细节，都一一安排妥当。

郑超麟在电话中，告诉他的朋友们：

“我这个人什么病都没有。我这个瓜熟了，给了营养也吸收不了。父母给我的生命用完了。我这个瓜，你不去摘它，它也要掉下来。”

7月20日晚，中央电视台将播放文献纪录片《共产党宣言》，内中有他的镜头。他正惦记着在晚上看这电视片，却不慎在中午跌了一跤。晓方接到爷爷电话，急急从单位赶回家中，送他到附近医院，缝了六针。回家之后，他的头脑还清楚。到了晚上六时，他昏迷了，被急送仁济医院，医生开出了病危通知。

从此他在昏迷中度过最后的十一天……

郑超麟的命运乖戾，还不仅在政治上。他漫漫二十七年铁窗生涯终于熬到头的时候，分到那二居室新房，在当时已是很不错的了，而他的患难与共的妻子刘静贞恰恰在这个时候死去！当郑超麟晚年在电视中频频出镜，国内外来访者纷至沓来，那二居室房子显得太旧太狭小，经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黄菊特批，分给他高层新楼一套二房一厅。他刚刚迁入新居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郑超麟晚年，所幸晓方极为孝顺，细心照料，才得享长寿。我曾对郑超麟戏言：“邓小平比你小三岁，生活条件、医疗条件比你好得多，却先你而去。你郑超麟如此‘超龄’，晓方的功劳‘大大的’！”他大笑说：“邓小平比我忙得多，我是‘闲人’一个！”

他“走”后，我最初得到的通知是，告别会在8月7日举行——因为他是最后一个离世的“八七会议”出席者，特意选择“八七”向亲友告别。但是，上海有关部门突然要求提前举行，改为8月5日上午。

我很少出席追悼会，因为追悼会那种压抑的气氛往往使我几天无法正常写作。特别是最近几年，我尽量不出席追悼会。但是，戴厚英的追悼会，我参加了；著名右派分子陈修良的追悼会，我参加了；这一回，郑超麟的追悼会，我也决定参加。

我如期赶往龙华殡仪馆为郑老送行，见到满墙满地都是花圈。据晓方统计，送花圈、花篮的共二百一十九人，唁电挽联五十份，出席告别会的约一百五十人。作为托派领袖，郑超麟去世时能有这么盛大的场面，已是很不错的了。表示悼念的，不仅有郑超麟的亲属，而且有中央电视台、中共党史研究部门、上海市政协、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以及郑超麟的家乡——福建漳平市政府。

郑超麟的家，离西宝兴路殡仪馆近，而送别会却在离他家颇远的龙华殡仪馆举行，据云因为他曾在龙华监狱关过七年，所以他选择了在那里作最后的告别。

郑超麟晚年很“红”。在1997年，频频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成了中国的“热点人物”。

他出现在中国千家万户收看的大型文献电视纪录片《邓小平》中。在第一集里，他曾三度出现。他操着带有浓重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回忆着邓小平。

他第一次出现时，标明的字幕是“原中国留法学生”；

他第二次出现时，标明的字幕是“原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

他第三次出现时，标明的字幕是“原上海市政协委员”。

郑超麟比邓小平年长三岁，年轻时赴法留学，曾与邓小平同住一室。此后，他与邓小平有过许多交往。正因为这样，他是邓小平早年革命活动不可多得的健在的见证人。他多次出现在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中，是理所当然的。

郑超麟先生引起广泛注意，最初是在邓小平女儿毛毛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出版时。

那是在1989年，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来沪时，曾去访问了耄耋老人郑超麟，请他回忆当年与邓小平一起在法国留学的情景。后来，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多次提及了郑超麟。

本来，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被写入《我的父亲邓小平》，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对于郑超麟来说，这是非同寻常的。因为他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他曾被“冷冻”了多年。所以，他的名字出现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曾使许多知道内情的人惊讶不已！

后来，他居然走上屏幕，出现在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中，更是非同寻常。

我望着郑老安详的遗容，记起1984年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我却如同闯进了禁区，进入“地雷阵”——因为在那个时候，托派仍是可怕的名声，尤其是他这样的托派领袖。尽管当时他是上海市政协委员，但他几乎不为记者、作家的笔所触及，而且行动并未完全自由。

当时，我是在上海市监狱采访时，得知了他的特殊经历，要求前去采访。上海市监狱告诉我，必须向有关部门办理手续，得到批准，方可前往。不然，你会“说不清”的！

这“说不清”三个字，表明了郑超麟的特殊。也就是说，弄得不好，我会被怀疑跟托派有什么“说不清”的关系！

我第一次听说托派，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温州是托派相当活跃的地方。我的一位表兄就因为托派嫌疑而被拘捕。经过“学习”、审查，他终于获得自由。他到我家来，反复向我父亲讲述审查结论：“确非托派！确非托派！”从此，在我年幼的心灵中，知道托派是很可怕的名声。

然而，我却又是一个没有太多顾忌、没有“势利眼”的人。三教九流，只要我以为是值得交往的人，值得采访的人，不论他是否受监控，即便是在狱中，我也会坦然前往。

我遵嘱向监管郑超麟的有关部门提出采访郑超麟的要求。想不到，竟然获得同意。

这样，我来到他鲜为人知的住所，与他作了第一次长谈。郑超麟一听到我的名字，就说知道知道。他当时显得很惊讶，我怎么会去采访他这样身份特殊的人。

记得，他当即在我的采访本上，题写一首诗送我：

深巷家居鲜客尘，

闲吟词句学苏辛。

老来敢作孤芳赏，

一个南腔北调人。

确实，当时郑超麟“深巷家居鲜客尘”，几乎与世隔绝。

郑超麟如此特殊，原因便在于他是中国的托派领袖人物。过去，托派在中国几乎等同于“反革命”。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对托派退避三舍。

当时，我虽然对郑超麟进行了录音采访，但是还不能为他专门发表报道。我在1985年初发表的关于上海监狱的上万字的报告文学中，用了一千多字写了郑超麟。这篇报告文学发表之后，香港报纸立即敏锐地注意到那一千多字，加上《中国托派领袖郑超麟健在》醒目大字标题，

转载了那一千多字。

此后，我又多次访问了他。我为他写了报告文学《一个特殊的人物》，他很欣赏这个题目，认为很能反映他的特点——特殊。这篇报告文学却命运乖戾，在三四家刊物“旅行”了一番，谁都不敢发。后来，我在出一本我的报告文学集时，“塞”了进去。可是，在审稿时，别的稿子因为都已在杂志上发表过，用的是剪报，唯有这篇是手稿（那时我还没有用电脑写作）。这样，这篇手稿引起特别注意，仔仔细细地审看，被删去了！

接着，在出版我的另一本报告文学集时，我又“塞”了进去。责任编辑倒很“识货”，以为此文“挖掘”了一个特殊而重要的人物，特地在新书预告的内容提要中标了出来。然而，也正因为这样，此文又引起注意，还是被出版社领导删去。我几乎要跟那家出版社领导“顶撞”起来，仍是不行！内中的原因是很明白的：托派一直没有一个说法，谁敢发表关于托派领袖的报道？！

终于，到了1991年，北京的《炎黄春秋》杂志向我约稿，我当时正忙于长篇，没有万把字的文章可供杂志发表。我忽地想起压在抽屉里的那篇《一个特殊的人物》，便对他们说：“我手头倒是有一篇现成的稿子，只是你们恐怕不敢发！”经我这么一说，他们倒是非要看看这篇文章不可。

《炎黄春秋》是一家有眼力、有魄力的杂志。他们不仅在1992年第一期发表了我的那篇文章，而且把标题改得非常鲜明：《郑超麟和中国托派》！

这样，终于把郑超麟先生从“冷冻室”中推到了广大读者面前……

此后，我仍采访他。在1996年8月8日，我还陪同香港作家李谷城先生去访问他。那时，他已经九十五岁，居然还每天自己走下楼梯去取报纸、信件！他跟我们谈起邓小平时，记忆很清楚。他送书给我，能够亲笔在书上题字……

郑超麟，当时健在的资历最深的中国托派，曾担任中国托派的中央委员兼托派中央宣传部长。托派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简称。过去，我只闻托派其名，不知其详。长时期以来，郑超麟先生一直在云里雾中，不为人知。自从采访了郑超麟先生之后，我开始对这位特殊人物的曲折经历有所了解，对托派也有所了解。

他住在上海偏远的居民新村一幢普通的楼房里。我在1984年第一次去拜访他时，叩门之后，开门者便是他。那时，我已身着春装了，他却穿着厚厚的浅棕色滑雪衫，头戴一顶藏青呢无檐帽，脚穿一双蚌壳式棉鞋，弯着腰，行动显得有点迟钝。

他患冠心病，双膝患关节炎。虽然看上去老态龙钟，然而，他思路敏捷，记忆力甚强，几十年前的事能记清发生在某年某月某日，随口而谈，不用查阅资料。近年来白内障日重，视力差，看书时要摘去眼镜，鼻尖几乎挨着书本，但他每日读书、写作不已。床头柜上，放着他正在阅读的厚厚的《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一书，那是美国罗伯特·艾森·丹尼尔斯写的。床头，摊着几本新到的杂志——《党史通讯》、《化石》、《科学画报》，还有《文汇报》，他说他自费订阅了许多报刊。书柜里，整齐地放着马、恩、列、斯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选集。此外，还有《三中全会以来》、《苏共野史》、《布哈林选集》、《陈独秀年谱》、《新文学史料》、《卡德尔回忆录》、《权力学》、《龚自珍集》等。

由于视力差，伏案劳神，他采取了与众不同的写作方式：把稿纸夹在一块木板上，拿在手中写作。这几年，他写下几十万字的回忆文章，其中有陈独秀、瞿秋白、茅盾、尹宽等。手头正在写作回忆童年的文章，床头放着已写好的一叠厚厚的手稿，字迹清楚、工整。

他曾是上海市政协委员（1988年离任），每月有工资，生活是安定的。他的住房共两间，二十四平方米，在上海已算不错的了。本来他独自鳏居，考虑到他年迈体衰，1984年，政府同意把他的侄孙女郑小芳（后来改名郑晓方）的户口从福建迁入上海。那时，小芳一边照料他，一边在上海某大学念完中文系。后来，小芳成了上海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她甚至成了我的一本书的责任编辑。

他每天夜里一二点睡，上午八点多起床。天气晴朗的话，他吃过中饭就外出散步。市政协开会，他一般都出席，借机会见老朋友。平日在家，就是两件事——看书、写作。

他的客人不多。近年来，来访者慢慢多起来，大都是各地的党史研究者。他阅历丰富，早年与中共领袖人物有过许多交往，所以是难得的“活党史”。

他谈锋甚健，一口气跟我谈四个小时也无倦色。只是他福建口音较重，谈到一些我所陌生的人名时，往往要请他写在我的笔记本上。他确是“一个南腔北调人”。我请他回忆他漫长而跌宕多变的人生道路，他颇为感慨。除了长谈外，他还把一些回忆文章借我参阅，使我对他的身世逐渐了解……

1922年6月18日早晨，十八个中国青年陆续来到法国巴黎西北郊外的布洛宜森林，举行秘密会议——“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

二十一岁的郑超麟，当时在法国蒙达尔勤工俭学。蒙达尔离巴黎不算太远，坐火车三小时便可到达。蒙达尔有许多中国学生。郑超麟和李维汉、尹宽作为蒙达尔的代表，来到了布洛宜森林。在那里，郑超麟结识了一个穿黄色军大衣的人——周恩来。主持会议的是赵世炎。

出席会议的还有王若飞、陈延年等。

他们每人拿了一把铁折椅，在林中空地上围坐成一圈。会议十分热烈。郑超麟还记得，当时周恩来主张用“少年共产团”为名，不同意“少年共产党”，因为“一国不能有两个共产党”。但是许多人认为“少年共产党”有“少年”两字，即表明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周恩来提出入党要举行宣誓仪式，许多人不知宣誓是什么意思，也引起热烈的讨论。

后来，讨论党章、党纲时，“我曾发言说党章和党纲没有分别，何必分成两项来讨论呢？这话一出，好多人都笑我没有常识。以后我自己也明白党章和党纲是两回事，我确实没有常识。我在会上听别人发言，确实感到对于革命方面的知识，别人知道得比我多得多，我应该好好学习”。

郑超麟是在1919年12月初到达法国的。在赴法的轮船上，一位中国同学在看《新青年》杂志，他借来看后，对革命产生兴趣。到了法国以后，他读了法文版《共产党宣言》以及《人道报》、《光明》杂志，渐渐懂得了马克思主义。这样，他出席了“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那时，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

他，1901年4月15日（即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出生于福建省漳平县城农村，郑家是世代大地主，但到他父亲手里家运已衰落。父亲是秀才，母亲也知书识字。兄弟四人，他为长兄。1914年小学毕业。1919年旧制中学毕业。正遇陈炯明（当时任援闽粤军总司令）来福建招考留法学生，每县两名，半官费（即每年费用六百大洋，官方给三百）。他考取了。先到广州学法语。几个月后，从香港坐船赴法。

他在蒙达尔郊区的于山孙橡胶厂勤工俭学。这家工厂在运河岸边，生产套鞋、胶鞋、自行车轮胎之类的橡胶制品。那里，有二十多个中国学生，一起住在一间木棚宿舍。后来，来了一位四川口音的学生，叫邓希贤，也住在那里。邓希贤即邓小平。

“少年共产党”成立后，办起了油印的机关刊物《少年》，发表文章一律用笔名。李维汉用“罗迈”，王若飞用“雷音”，赵世炎用“乐生”，郑超麟用“丝连”等。郑超麟记得，周恩来的笔名为“伍豪”，此名源于周恩来在天津“觉悟社”的社员编号——五号，谐音为“伍豪”；刘清扬的编号为二十五，谐音为“念吾”。

1923年2月中旬，郑超麟在巴黎西郊出席了“少年共产党”的临时代表大会。会议开了四天，选举周恩来为书记。迄今，在郑超麟卧室墙上，还挂着这次代表大会闭幕时全体代表的合影。

这年3月18日，郑超麟和赵世炎、王若飞等十二人赴苏联学习。周恩来同行。郑超麟来到莫斯科，在东方大学学习。

1924年春，郑超麟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旅莫（莫斯科）党支部举行郑超麟入党仪式时，李大钊出席了会议。这样，郑超麟便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之一。

郑超麟于1924年7月下旬离开莫斯科，途经海参崴，坐船回国。9月下旬到达上海，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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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3-5 20:58 只看该作者

1925年1月中旬，中共“四大”在沪召开，郑超麟担任大会记录。7月，中共上海地委改组为上海区委，郑超麟为中共上海区委的七个委员之一，负责宣传工作。他还担任了上海大学教授。

1926年4月，沈雁冰（茅盾）担任了中共上海区委委员，负责民校工作。他与沈雁冰有所交往。

1927年2月中旬，上海工人举行第二次暴动。指挥部设在辣菲德路的启迪中学。他回忆说：“瞿秋白坐镇那里，我也日夜在那里值班。举事那天夜里，周恩来也在楼下听取各方面的汇报。”“二次暴动失败后，中央和区委召集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准备第三次暴动。”郑超麟担任了“特别宣委”。特别委员会由中央局的陈延年、李立三、伍廷康和原在上海的赵世炎、周恩来组成。3月下旬，上海工人举行波澜壮阔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城。郑超麟忙于“采访新闻，起草传单”。

4月12日，晴朗的上海突然乌云密布，蒋介石发动了政变。4月27日，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郑超麟作为“发言权代表”出席了“五大”。会后，他出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

这年8月1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郑超麟出席了会议。

会后，郑超麟复回中共中央工作，来到上海。他编辑过中共中央刊物《向导》和改刊的《布尔塞维克》。他还是《共产主义ABC》第一个中译本的译者。

1928年夏，郑超麟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前往福建整理党务。1929年3月18日下午，他在上海家中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四十多天后出狱。6月，他参加托派。年底，他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党籍。从此，他由马克思主义者，转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与中国共产党分道扬镳。

托洛茨基反对派，本是苏联共产党内的一个派别，始于1923年，首领为托洛茨基（1879—1940）。他曾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在列宁病重、逝世后，托洛茨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产生严重的分歧。1927年，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1929年被驱逐出境。1932年被取消苏联国籍。

由于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产生尖锐分歧，便对中国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大革命失败，关于中国革命的路线之争愈加激烈。托洛茨基指责共产国际当时让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路线是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1928年6月和10月，托洛茨基写了《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就中国革命发表了一系列意见，批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托派分子。

郑超麟这样谈及自己由中共党员转为托派分子的思想过程：“我个人也是自始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在‘五大’期间，我同尹宽闲谈时批评了当时联合‘国民党左派’的政策，尹宽把我的话写入他的文章发表于后来中央在上海出版的内部刊物；在上海，我在《布尔塞维克》第一期上写了文章，断言革命已经失败了……当时我完全不知道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发表了什么言论。我接受托洛茨基主义是有思想基础的。”

也就是说，后来他读了托洛茨基的文章，与其说一拍即合，倒不如说他原先就与千里之外的托洛茨基不谋而合。这里提及的尹宽，在20世纪20年代曾历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上海区委书记、安徽临时省委书记、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后来与郑超麟一样成为中国托派骨干。

郑超麟忆及自己是怎样读到托洛茨基文章的。那是1929年他出狱不久，“一天，尹宽跑了来，拿出几篇油印的文章给我看，说是托洛茨基写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他说，有个青年同志名王平一，山东人，他在山东工作时认识的，不久之前从莫斯科回来，找到了他，拿这些文章给他看。他看了，现在拿给我们看……当时，陈独秀住在老靶子路（今名武进路），在北四川路西边，离我们很远，但他几乎每日来看我们。去彭汪家（即彭述之、汪泽楷家）时多，来我们家较少。托洛茨基文章，是尹宽拿到彭汪家去的，陈独秀也看到了。”

后来，他们把托洛茨基的文章，铅印一本集子，“名为《中国革命问题》，陈独秀拿出印刷费，由王平一等人送去排印的”。他们花了几个星期，讨论托洛茨基的文章。“这几个星期的思想斗争，是一件大事。对于我个人来说是大事，对于我们陈独秀派和陈独秀本人来说也是大事。”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由于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27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他和他的支持者形成“陈独秀派”。

郑超麟叙述了从陈独秀派到托洛茨基派的过程：“从‘八七会议’起，中国共产党内已经形成‘陈独秀派’了。我们有形地和无形地同‘八七会议’后的中央和‘六大’后的中央作斗争，但所争的都是一些琐碎的问题。我感觉到双方分歧不是这些琐碎问题，但我说不出系统的意见。我们斗争，但说不出究竟为什么而斗争。后来，看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以后，经过短时期的思考和讨论，我们恍然大悟了：原来我们陈独秀派是同苏联的托洛茨基派以及国际的托洛茨基派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我们陈独秀派，经过一段时间自己思考和互相辩难之后，就毫不保留地接受托洛茨基的主张了——不仅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而且对于世界革命问题的主张，包含苏联问题在内。陈独秀本人最后也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虽然不是完全没有保留的。”

就在此时——1929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敏锐地觉察到托派在中国的活动，在决议中指出托派“近已侵入中共党内”，“党必须坚决地予以制裁”。

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和组织部长周恩来，一起到陈独秀家进行规劝。8月18日，共产国际代表又和中共中央代表一起规劝陈独秀。陈独秀运用自己过去的影响，于9月下旬组织小派别反对中共中央。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干事会上，作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的报告。

由于陈独秀坚持托派立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9年11月15日通过决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郑超麟说：“我未曾被开除，还在支部会议上抗议开除陈独秀，以后我也被开除了。听说开除我的决议发表在《红旗》报上，但我未见。”

陈独秀在被开除党籍后的一个月——12月15日和刘仁静、彭述之等八十一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郑超麟也是签名者之一。从此，他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决裂，完全站到陈独秀的阵营之中，成为中国托派的一员干将。

郑超麟这么回忆：“1927年下半年以后逐渐离开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1929年后即完全转入托洛茨基主义立场……”

我本以为，托派就是托派罢了。通过郑超麟的叙述，方知中国托派内部有着错综复杂的派系之争。

原来，在中国托派之中，存在过“正统派”与“非正统派”之纷争。所谓“正统派”，以史唐为首。史唐在苏联留学期间，就跟苏联托派取得直接联系，并在1927年十月革命节参加了苏联托派的反斯大林游行。不久，他被遣送回国，于1928年初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出版机关报《我们的话》，称“我们的话派”。他们因为与苏联托派有着直接的联系，所以自视“正统”。

陈独秀派从中共中分裂出来，曾要求加入“我们的话派”。但“正统派”以为陈独秀乃“老机会主义”，只不过是“投机”来了，故加以拒绝。于是，陈独秀派不能成“正统”，便自成一派，出版机关报《无产者》，称“无产者派”。郑超麟属于这一派。他说：“《无产者》报名是我提出的，封面上的法文字是我写的，印刷、校对是我担任的。”

在“正统派”中，刘仁静是一大头目。他在1929年从莫斯科回中国时，特地到土耳其君士坦丁堡会见托洛茨基。回国后，带来托洛茨基起草的关于中国托派的纲领。刘仁静不同意“我们的话派”拒“陈独秀派”于托派门外的做法，于是又自成一派，出版机关报《十月》，称“十月派”。

此外，还有一托派组织，出版机关报《战斗》，称“战斗派”。

这四个托派组织，到了1931年，成员大致如下：“我们的话派”一百二十人；“陈独秀派”一百人；“十月派”五十人；“战斗派”三十人。四派总共三百多人。

“陈独秀派”被逐出共产党，到了托派中却又被视为“非正统”！可是他们又反过来瞧不起“正统派”，以为“那些从莫斯科新回国的学生没有革命经验，我们才有革命经验”。论资历，那些“正统”的青年托派当然无法跟陈独秀相比。

托洛茨基来信了。据郑超麟回忆，信的大意是：“我看到了你们各派的主张，认为并没有什么原则上的分歧，那么为什么要分成几个组织呢？”

于是，中国托派的四个组织，终于酝酿“大联合”。经过多次的谈判以至争吵，在1931年5月1日至5月3日总算召开了“统一大会”，选举七名中央委员，郑超麟当选了。陈独秀为总书记，郑超麟为宣传部长。统一后的中国托派组织，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

郑超麟一跃成为托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而彭述之仅为候补委员，尹宽连大会代表都未当上。郑超麟说及其中的原因，回忆道：“一次在彭述之家里，陈独秀评论干部，曾说：‘郑超麟这个人没有领袖欲。’他这话隐含着另一种意思，即说别的人积极努力，也是想当领袖的。尹宽敏感，听出了这个意思，便回答说：‘郑超麟不是没有领袖欲，而是对革命不负责任。’那日谈话，我不在场，是尹宽事后到我家里来，告诉我的。我不积极，不努力，究竟是没有‘领袖欲’，还是对革命不负责任——直至今天我自己也还弄不清楚。陈独秀不愿在统一的组织中再同彭述之合作，因之不愿彭述之当选为大会代表。但在原陈独秀派中倒有不少的人拥护彭述之，这些人同时也反对尹宽。不让彭述之当代表，就不能让尹宽当代表。代表选举是陈独秀和何资深布置的。他们把我这个一向退后的、‘没有领袖欲的’或‘对革命不负责任的’人拉出来当代表，也就是准备（让）我加入统一组织的领导机关。”

托派们花费了莫大的气力统一了组织，好不容易选出了中央委员，正准备跟中国共产党较量一番。不料，在统一大会开过后还不到三个星期，国民党一举逮捕了七名托派中央委员中的五名，还逮捕了一批托派骨干。在国民党看来，托派也是共产党，同样要加以消灭。总书记陈独秀虽然幸免，想重整托派旗鼓，但到了1932年也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南京。

郑超麟是在上海租界被捕的，被引渡到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他被国民党法院判处十五年徒刑。1931年11月，押往上海漕河泾模范监狱。虽然“模范监狱”名声挺好，其实如同地狱。与郑超麟同时被捕的托派中央委员陈亦谋、候补委员宋敬修，先后病死于国民党监狱。“尹宽生了一场大病，眼见就要死的，监狱当局才许可他保外就医。”

1935年，刘仁静在北平被捕，押往南京。郑超麟回忆说：“刘仁静立即投降，未曾判刑，送去反省院反省半年。……我关在南京军人监狱时，那里有个印刷厂，反省院的刊物也在那里印刷。我有机会看到一两期刊物，其中有犯人写的文章。我看了刘仁静的文章，也看了彭康的文章，都觉得很可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了。国民党迫于形势，释放一部分政治犯。共产党犯人获释，托派犯人也获释。8月，陈独秀、郑超麟获释……

在郑超麟先生的卧室墙上，我看见挂着发黄的“全家福”——妻子穿短袖旗袍，儿子约莫六岁，穿西装。我问及他们家庭情况。

他告诉我，妻子叫刘静贞，结婚多年未育，直到他1937年出狱，妻子才怀孕。1938年生下儿子，取名郑弗来。弗来是法语中“自由”的谐音，用以纪念他出狱，获得自由。出狱后，他在上海一边继续参加托派活动，一边靠译文为生。他懂英法德俄四国外语，还懂世界语，他当时翻译了许多国外小说，以稿费维持全家生活。

郑超麟先生拿出一部厚厚的小说给我看，那是俄国梅勒支可夫斯基著的《诸神复活》，署“绮纹译”。他说：“绮纹，是我的笔名。”这部译著，有五十多万字，于194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他手头保存的，是台湾中华书局1964年重印本，硬皮精装。

他还告诉我：“当时，我曾把自己的译著送给傅雷，傅雷也把《约翰·克利斯朵夫》送给我。”

1945年，郑超麟蒙受了巨大的精神打击——他的独生子郑弗来因患肺病去世了，才七岁！

郑超麟曾这么说及：

“我1937年出狱后第二年生的弗来，自成胎至死亡都在战争期间，母亲怀孕，生产，哺乳又是当我们逃难在乡下的时候，以此营养不良，时常发热，最后发现了肺病。他死于《自序》写成之后三个星期。一个聪明可爱的孩子！我一生未曾受过如此重大打击。”

1948年夏天，彭述之在上海举行他那一派托派的“建党大会”。陈独秀已于1942年死于四川江津。郑超麟没有参加彭述之一派的大会。

解放后，1952年12月22日，郑超麟作为托派骨干分子被捕，关押于上海。“一个人独处一个房间。”1972年9月28日获释，送往上海南汇周浦镇附近某劳改工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郑超麟于1979年6月5日恢复公民权，离开劳改工厂，迁入新居（也就是我采访他时所住的两居室），并成为上海市政协委员。

虽说郑超麟恢复了公民权，而且成了上海市政协委员，但是他毕竟身份特殊，所以他的活动受到限制……

在监狱关押期间，由于当年曾与他一起留法的周恩来的关照，他的生活得到照顾。他不做劳役，可以看书、写作。监狱供应他笔、纸。郑超麟先生告诉我：“在狱中，我写了一百多万字的手稿，其中有三卷政治著作，四本音韵学著作，八卷诗词，一部德国长篇小说译稿，四部中、短篇小说译稿，若干学术著作译稿。这些手稿都经誊清，可以直接付印的。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狱中也不安宁。一位当时的军代表把我的这些手稿统统抄走，据说烧掉了！”

在监禁期间，自1956年起，他曾多次参加监狱组织的外出参观，也曾在上海人民广场参观过五一节、国庆节庆祝大会，还多次参加过政治学习。

到了劳改工厂之后，本来在上海康定东路居住、养病的妻子，获准迁来与他同住。由于周恩来的关照，劳改工厂每月发给他八十元生活费，比当时劳改工厂厂长的工资还高。他和妻子住在一间二十平方米的平房里，但只能在院内活动，不得出院门。外出要请假，要有人陪同。

使郑超麟感到万分遗憾的是，1979年，当他完全获得自由，真正“弗来”，迁入新居才几个月时，妻子却因心脏病去世！她是云南昆明人，生于1902年12月18日，终年七十七岁。

我在那张“全家福”下面，看到郑超麟所写的一首《摸鱼儿》，寄托了对妻儿的一腔深情：

记当年双栖梁燕，一雏初展毛羽。甘泉烽火频惊夜，四野茫茫烟雾，愁几许！但双翦差池，未改原风度。雏儿颖悟，便一笑一颦，一言一动，总有可人处。天何意？嫩蕊先凋霜露，柔枝早折风雨。呻吟宛转三年近，旧眼无言漫注。终莫补！似清夜流星，一闪随尘土。韶华易误，况比翼分飞，故巢久破，追想更凄楚。

我发觉郑超麟先生确爱“闲吟词句学苏辛”，请他出示诗词。他拿出了他的诗词集手稿，封面上写着《玉尹残集》。

我不解其意，问道：“玉尹何意？”

他笑道：“反正总有用意。”

我猜道：“玉尹，是不是‘狱音’的谐音？”

他大笑说：“你猜对一半。玉尹，即‘狱隐’，是在狱中隐藏下来的。因为在狱中写了四百多首诗词，全被那位‘军代表’抄走。出狱后，我凭记忆默写。只忆出八十四首，故称‘玉尹残集’。”

我翻看他的诗集，大都是写他在狱中的所思所念，一吐心曲。如《清明》：

无花无酒过清明，

剩蛋残糖对晚晴。

终胜游魂墟墓上，

祭盘徒羡足三牲。

1984年，我访问郑超麟先生时，他曾告诉我《郑超麟回忆录》一书已于1983年元旦校毕清样，而且已收到两千元人民币稿费，即可出版。但是，他迟迟不见样书。他不知道这本书到底是否已经出版。写信去问，也得不到答复。

想不到，倒是我先发现了这本书！

在北京，有个内部购书处。去北京时，我凡有时间总要到那里“淘书”——因为那里的书是外面书店见不到的。我在1986年11月又一次前往那里，看罢架上的书，请朋友打开书架下面的柜子，我知道那柜子里的书更“内部”。

我马上发现新出的灰皮书，上面印着一行黑字——《郑超麟回忆录》！

在书前的《出版说明》中，我见到这么一段非同凡响的文字：

“作者至今在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种种重大问题上，仍完全坚持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并仍然拥护托洛茨基与陈独秀的种种主张。”

我当时有一种震慑感：一个因托派问题而被单独囚禁达二十七年之久的老人，在出狱后仍公开声明“完全坚持托洛茨基立场”！须知，在中国，托派一度等于“反革命”。在延安，王实味就死于托派之罪（尽管他并不是托派，只是曾经同情过托派）；在陈伯达倒台之后，加在他头上的帽子之一，也是托派（尽管他也不是托派，只是跟托派有过一些来往）。

虽然我与托派并无瓜葛，但是我赞赏他对于政治理想的始终如一的态度。我不由得记起，在20世纪30年代，担任陈独秀秘书的郑超麟被国民党逮捕，别人劝陈独秀赶快搬家，陈独秀笑道：“郑超麟绝对不会出卖我，我用不着搬家！”陈独秀对他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

我当即买了两本《郑超麟回忆录》。因为我知道，这本刚刚以“现代史料编刊社”名义“少量刊印”的“内部发行”的书，连郑老本人都没有。回沪之后，我即送郑老一本。

《郑超麟回忆录》共分两部分，其中《陈独秀与托派》一文约六万字，是1980年新写的，其余是在1944年至1945年写成的。这些四十年前的旧稿，是经过一番“历险”才得以出版的。

那是在抗日战争末期，郑超麟本以译稿为生，由于译稿在当时无出路，他的生活变得无着落，而儿子正病重，急需一笔钱。这时，一家出版社得知他政治阅历甚为丰富，便约他写回忆录，愿预付一笔稿费，要他在1944年下半年完成。

他答应了，以《二十年代》为回忆录的书名，着重写自己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生涯，他计划写十二章。从1944年下半年动笔，到了1945年，已写了十章，共二十万字。因儿子病逝，使他悲恸不已，终止了回忆录的写作。

后来，这部回忆录未能付梓。他曾请人抄写了一份。

1952年，当他在上海被捕时，回忆录的两份手稿也被抄走。他本以为，这部书稿从此再无重见天日的希望。

1979年，当他恢复自由之后，收到北京友人来信，告知他的回忆录手稿保存在近代史研究所里呢！当时，他真是喜出望外。

据告，他的回忆录的一份手稿，曾由上海市公安局送北京公安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装入麻袋，作为废纸送造纸厂。幸遇一位有心人，从十几麻袋的“废纸”中留下两麻袋，郑超麟的回忆录手稿就这样被留了下来。

1980年，北京一家出版社派了一位女编辑来沪，与郑超麟先生商议出版回忆录事宜，又一次使他欣喜万分。那位编辑充分肯定了他的回忆录的史料价值，但因其中一章《恋爱与政治》涉及许多中共领导人的私生活，建议他删去，他同意了。后来这一章单独得以发表于香港《开放》1991年第2期。

另外，那位编辑建议他补写因儿子去世而未写的两章。然而，他再也无法补写四十年前的旧作了，于是便写了《陈独秀与托派》一文，补入书中。书名改为《郑超麟回忆录》。

他的记忆力强，又擅长用文字表达，况且所写的是他亲身的经历，材料翔实、丰富，所以他的回忆录成了研究中共早期党史以及中国托派兴衰史的颇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在出书时，郑超麟坚持要在书前写上那样一段“说明”。这使出版社感到为难。郑超麟说，如果不加上那段“说明”，他宁可不出！

据说，为了书前要不要这段“说明”，出版社向上级请示，而又没有得到及时答复，使这本书迟迟不能印行……

他告诉我，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的处境得到明显改善，心情舒畅。虽然他足不出户，然而消息极为灵通。他视力不好，却手持放大镜大量读书阅报。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苏联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平反，他极为关注。他对我说，为托洛茨基平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有一回，他很深入地跟我谈起托派问题。他说，中国的托派，根源在苏联。托洛茨基，是俄共党内的反对派，而斯大林却硬把托洛茨基派当成敌人，当成反革命。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来说，也就是把“人民内部矛盾”当做了“敌我矛盾”。随着苏联的解体，苏共的瓦解，托派问题早已淡化。

他还告诉我，他注意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85年第五期一篇长文对陈独秀一生的是非功过所做的比过去恰当的分析、评价。他也注意到《世界历史》杂志1985年第七期发表该刊主编朱庭光为即将出版的《托洛茨基评传》所写的长篇序言。他仔细阅读了中共党史专家廖盖隆新近发表的一些文章。他还注意到西班牙共产党书记关于托洛茨基问题的新著，以及苏共近年来为托洛茨基恢复名誉的一系列文章。

他一口气提到了最近国内外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一系列文章。我说他成了“老灵通”了。他笑了：“我理所当然关心这些文章。”

他的《玉尹残集》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老作家楼适夷为之作序。序文还刊载于《新文学史料》杂志上。他的关于中共早期党史的许多回忆文章，近几年不断发表，有的还被《报刊文摘》等所转载。

当我问及他现在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态度时，他沉思了一下，说道：“就理论上的是非而言，我并不认为托洛茨基主义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是，我是托派，我仍保留我的一些见解。”

确实，郑超麟先生是一位很特殊的人物。我如实地把这位特殊人物的特殊的人生道路写出来，孰功孰罪，历史自会评说。

所幸的是，我闯入“托派禁区”，由于事先向有关部门“挂”过“号”，总算没有给我带来政治上的“麻烦”。

也正因为我在采访中敢闯“禁区”，所以我在历史的“角落”发现了诸多值得发掘的“现代文物”……

1990年2月，邓小平的女儿、《我的父亲邓小平》的作者毛毛来到上海，拜访了一位八十三岁的老人，请他回忆邓小平。

这位老人便叫张纪恩。

后来，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这么写及张纪恩：

“1990年2月，我在上海看望了另一位革命老人张纪恩。他生于1907年，1925年参加革命，1928年到党的中央机关工作。他和黄介然一样，都曾在上海法科大学（注：据张纪恩对笔者说，应为上海大学）念书兼作学运工作，该校的校长是沈钧儒先生（注：张纪恩说，校长应为褚辅成，而沈钧儒是教务）。党中央迁上海后，张纪恩开始在永安里一三五号一个中央机关工作，后来转到五马路的清河坊坐机关，机关的楼下是一个杂货铺，卖香烟、肥皂、洋火等什物。

“张老告诉我：‘这个铺子原来是邓小平开的。那时候我们开很多的铺子作掩护。我这个楼上原来是政治局委员李维汉住的，李调到江苏省委当书记后，就不能住在中央机关里面了，而要搬到沪西区江苏省委的地方去，我们夫妇就调到这里来了。在我这个机关，开了好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都来开过会，会上讨论的是浙江问题和云南问题。我们还接待过许多来往的人。周恩来最注意秘密工作，提倡女同志梳髻子，穿绣花鞋，住机关要两夫妇，不要革命腔。我这个机关属于秘书处管。我曾在文书科工作过。’”

毛毛还写道：

“张老后来调到机要部门工作，他说：‘中央政治局开会，邓小平作过记录。他走了以后，叫我作记录。中央很多负责同志都是湖南人，我听不懂他们讲话，作记录可就困难了！’”

我曾在1992年7月两度采访过张纪恩，后来又再度采访他。年已九旬的他，虽说自称“老朽”，其实只是听力较差，给他打电话，每一句话往往要重复一遍，但是他起码能够自己接电话，表明听力还可以。他的记忆力仍很好。回首往事时，滔滔不绝。他说话直言不讳，反映了他直率的性格。

他指着毛毛的书中另一段涉及他的文字：

“文书科科长是张唯一，工作人员有张越霞、张纪恩等人。这个科要负责刻蜡版、油印、收发文件、分发文件、药水密写。这些工作都是分头去做的，而且都是非常秘密的。中央的文件和会议记录，一式三份，一份中央保存，一份送苏联的共产国际，一份由特科送到乡下保存。据说乡下的这一部分没有损失，解放后都拿到了……”

张纪恩说，这句“苏联的共产国际”，就是概念性的错误。共产国际是世界共产党的领导机构，怎么能说是“苏联的”呢？

其实，毛毛说的“苏联的共产国际”，可能是漏了一个“在”字，即“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可是，张纪恩看书，一丝不苟，有一点小小的纰误也不放过。

1980年，多年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张纪恩，曾受中央档案馆之邀，去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

张纪恩为此在中央档案馆工作了三个多月……

中央档案馆把这位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共中央机要主任请来，为的是帮助中央档案馆对一批早年的中共中央档案进行手迹辨认等鉴定工作。

张纪恩一看这些文件，如同旧友重逢，感慨万千。因为内中有许多是他亲笔所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记录，还有许多文件是他当年经手保管的。

张纪恩向笔者说起这些文件的一个“惊险故事”：

1931年6月21日，就在张纪恩被捕的前两天，中共中央派来两位地下党员，即徐冰和浦化人，从张纪恩所住的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机关运走两木箱中共中央文件。

如果这两木箱中共中央文件落入敌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风声已经很紧，所以中共中央采取紧急措施，把戈登路恒吉里机关那两木箱文件转移。这表明中共中央已经估计到恒吉里机关不安全。但是还没有预料事情的变化会那么快。不然，中共中央会下令恒吉里机关迅速转移的。

由于这两大箱文件及时得以转移，使中共中央避免了一场大劫难。解放后，这两大箱重要文件全部进入中央档案馆。

考虑到张纪恩年事已高，中央档案馆每天取几份文件，请张纪恩鉴定。

张纪恩记得，内中有一份支部工作报告，下面的签名像画了一个符号，中央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无法辨认。张纪恩一看，马上说：“这是邓颖超的签名！”原来，当时邓颖超习惯于签一个“邓”字，而这“邓”字又写得“龙飞凤舞”，所以不知内情的人几乎无法辨认。

有几份关于工会工作方面文件的手稿上，没有留下起草者的姓名。张纪恩一看，认出那是项英的笔迹。一核查，张纪恩的辨认完全正确，因为当时工人出身的项英，负责工会方面的工作。

有一份是中共中央代表对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会计的熊瑾玎的财务工作审查结论。中央档案馆不清楚那结论是谁写的。熊瑾玎，当时人称“熊老板”，是上海“福兴”字号的老板。他是湖南长沙人，早年加入新民学会，1927年加入中共。他以“老板”的身份，从事秘密工作，同时担任中共中央会计。尽管“熊老板”是绝对可靠的同志，但是对于来往账目，中共中央还是要派人加以审核的。

张纪恩一看那中共中央代表的笔迹，马上就说：“这是黄介然的字！”

中央档案馆经过查对，那确实是黄介然的笔迹。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是李立三。审核账目本来是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事。李立三很忙，就叫黄介然去审核。

张纪恩对于早期的中共中央档案如此熟悉，清楚表明他这个当年的中共中央机要主任是“货真价实”的。

毛毛那段文字中提及的“张越霞”，就是张纪恩当时的妻子。

张越霞原名张月霞，跟张纪恩同乡，都是浙江浦江县人。

张纪恩说，他出生于1907年。1923年至1924年，他在家乡参加了爱国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1925年，十八岁的他，在杭州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由团转党。

张纪恩记得，张越霞出生于1911年。张越霞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她的大姐叫彩霞，二姐叫翠霞，她叫月霞。后来，是张纪恩给她改成“越霞”，“越”是浙江之意。

张越霞在1927年10月，由郭怀庆、徐素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7月，在浦江县的钟楼上召开党员会议时，负责人朱锡吾介绍说，上级党组织派人来了。此人便是张纪恩。

朱锡吾在会上向张纪恩反映了中共浦江支部处境困难，还说及张越霞正失业在家。张纪恩答应可以帮助张越霞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1928年7月17日（据张越霞回忆是8月17日），张纪恩奉组织之命前往上海，张越霞也去上海。他们分两条路从浦江到了杭州，张纪恩走旱路，张越霞走水路，在杭州会合，一起去上海。

一到上海，张纪恩和张越霞先在一家小旅馆落脚。然后，张纪恩很快与中共中央机关取得联系。张纪恩见到周恩来。当时，张纪恩不过二十一岁，张越霞只有十七岁。周恩来安排他们住“机关”。周恩来说，你们两个组织成一个小家庭，比较好，容易隐蔽。周恩来征求张越霞的意见，张越霞同意了。

于是，张纪恩和张越霞一起住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提到的上海永安里135号中共中央机关。张纪恩和张越霞本来就两意相投，这时干脆结婚，成了正式的夫妻，组成了真正的小家庭。他俩到上海四川路一家照相馆拍了结婚照。张越霞负责油印文件、内部交通以及警戒等工作。那时，从事地下工作没有工资，只有生活费，张纪恩每月十五枚银元，而张越霞为五枚银元。

张纪恩回忆说，这个中共中央秘密机关，陈独秀住过，周恩来也住过。

后来，他和张越霞搬到上海浙江路清河坊住“机关”。这个“机关”，楼下开了个杂货铺。如前文所说，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写及“这个铺子原来是邓小平开的”，而楼上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地方。平时，张纪恩和张越霞就以杂货铺老板和老板娘的身份住在这座楼里。小杂货铺，卖香烟、草纸之类。另外，小杂货铺还是一家“兑换店”，即把银元兑换成铜板。

小杂货店的真正的老板姓倪。张纪恩认识老板的弟弟倪忧人。倪忧人是中共地下党员，印刷工人，在上海书店工作。

张纪恩记得，这个“机关”对面，是土耳其按摩院——是指采用土耳其式按摩，并非土耳其人所开。“机关”后面是清河旅馆，抽鸦片的人常到这个旅馆里来。巡捕甚至还到这家旅馆里抓过强盗。中共中央的“机关”隐蔽在这样的地方，为的是不惹人注意。

张纪恩记得，李立三常来。那时，李立三很激动地在主张实行暴动。蔡和森那时则常咳嗽，后来发现患了肺结核。

在那样紧张的年月，面对特务的跟踪和追捕，中共中央的“机关”不断地搬迁。据张纪恩回忆，三年间，他和张越霞在上海大约住过十个不同的地方。所幸那时上海租房很方便，只要付房租，到处有房子可租。他们因为要装成有钱人，所以租的大都是一楼一底或者二楼二底的房子。这样，楼上便于作为中共中央秘密会议的场所。

1930年，张纪恩和张越霞有了一个女儿。这样，就更有“家庭”气氛了。

最后，他和张越霞搬到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今江宁路）1141号恒吉里的一幢石库门房子，在那里大约住了半年。

这房子一楼一底。张纪恩和张越霞住在楼下。楼上的厢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的会议室和看文件的地方，但是布置成一个单人房间，有床铺，就连脸盆架上都放着毛巾、牙刷、牙膏。这房间看上去仿佛有人住，实际上无人居住。

张纪恩以他父亲的名义租下此房，说自己是“小开”，来沪求学住于此。

他对邻居说，楼上是他登报招租，借给从不相识的人。

张纪恩平素编好这样的话，以便万一楼上遭到搜查，可以推脱责任。

楼上亭子间住着两位女中共地下党员：周秀清（又名仇爱贞）和苏彩（又名苏才）。周秀清以张家“娘姨”（即用人）身份住着，给张纪恩带出生不久的女儿。苏彩则因怀孕住此，公开身份为房客。

常来楼上亭子间开会的有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向忠发、周恩来、陈绍禹（王明）、张闻天、秦邦宪（博古）以及罗登贤、黄文容（黄介然）等。

在这里，由于工作关系，博古与张越霞见过面，彼此认识。当然，这只是一般的认识而已，却为后来博古与张越霞的人生命运作了无意中的“铺垫”。此是后话。

张纪恩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机要（又称文件一处）主任。

1931年6月23日凌晨一时，恒吉里那幢石库门房子突然响起急骤的敲门声。

显然，来者不善。

周秀清赶紧下楼。张纪恩知道事情不妙，但在砰砰的敲门声之中，不得不去开门。在开门之前，他把灶间窗台上的淘米箩取下——那是暗号，取下后表示发生意外。

开门之后，大批穿藏青色制服的中西巡警涌入。

张纪恩回忆说：“来的是公共租界戈登路捕房中西巡捕，即碧眼黄发的外国巡捕带领中国巡捕（三道头）。此外，还有两三个中国的侦缉员，后来知道其中一人名王斌。”

张纪恩用事先编好的口供应付，说自己是“小开”等等。

巡警在楼上查出一份共产国际文件和一份陈绍禹用绿墨水写的手稿。巡警发现这两份文件，逮捕了张纪恩夫妇。尽管张纪恩声辩说，楼上是他“登报招租”，那些文件与他无关，还是无济于事。

张纪恩又按照事先编好的口供说周秀清是用人，苏彩则是房客，怀孕住此，与此事无关。巡警也就放掉了周、苏两人。

张越霞的衣袋里，当时放着一张纸条，写着一位名叫罗晓虹的同志的联络地址——上海同孚路大中里。张纪恩悄悄提醒了张越霞，乘巡警不注意时放进嘴里吞下。这样，使罗晓虹免遭逮捕。

张越霞曾回忆，她和张纪恩被用一副手铐铐在一起带走的。临走时，她用暗语对“用人”周秀清吩咐：她是冤枉遭捕的，拜托她把女儿带好，并请她把被捕的消息转告有关“亲戚”。

张越霞所说的“亲戚”，指的就是明天要到这里来的几位中共中央领导同志。

张纪恩庆幸，就在两天前，中共中央派徐冰和浦化人把那两大木箱的中共中央文件运走了！

敏感的中共中央，在向忠发被捕之前，就已经察觉到形势紧张，恒吉里的机关可能不安全，所以采取防范措施，预先运走了那两大木箱中共中央文件。不过，中共中央没有料到事情如此急转直下——在中共中央文件运走的翌日，向忠发就被捕，而且向忠发马上叛变，供出了恒吉里中共中央机关……不然，中共中央会在运走文件时，会立即通知张纪恩转移的。

张纪恩在被用手铐跟张越霞铐在一起时，轻声对张越霞说：“我们要经得起考验，不动摇，对党忠诚。”张越霞也轻声对张纪恩说：“你放心！”他们都明白，这一回被捕，恐怕凶多吉少！

据张纪恩说，出事之后，苏彩从此失去了党的关系。周秀清后来被分配到另一秘密机关工作，被捕。出狱后到苏联学习。解放后担任吉林总工会副主席，在20世纪60年代病故。但是，张纪恩和张越霞托她照料女儿，后来虽然经多方寻找，均无消息。

那天巡警在半夜突然逮捕了张纪恩夫妇，是因为在6月22日发生了中共党史上一桩大事——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

那是在22日上午九时，当向忠发在上海市中心静安寺英商所办的探勒汽车行叫出租车时，被密探扭捕，关入善钟路（今常熟路）巡捕房。

向忠发在上午九时被捕，下午就跪在国民党代表前求饶，供出了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和许多领导人的秘密住所。

周恩来的警惕性甚高。他迅速获知向忠发被捕的消息，立即通知与向忠发有联系的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和机关转移。

《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及“当时的地下工作者黄定慧（又名黄木兰）”的回忆：

“我当时和一个律师在咖啡馆，在一起的还有在巡捕房做翻译的朋友。那人说，国民党悬赏十万元的一个共产党头头抓到了，是湖北人，金牙齿，九个手指头，六十多岁，酒糟鼻子，他是个软骨头，坐电椅，吃不消。我一听，这不就是向忠发吗！我马上回来通过潘汉年向康生报告了。当天晚上十一点，周恩来、邓颖超、蔡畅几个人赶快转移，住到一个法国的饭店里面。午夜一点，我们布置在恩来住宅周围的装作馄饨担子的特科工作人员，看见巡捕带着向忠发来了。向忠发有恩来的房子钥匙，他们看见向忠发带着手铐，去开恩来的门，结果里面已经没有人。真险哪！”

邓颖超也这样回忆道：

“我就迅速地通知他所知道的几个地方的同志马上转移。下午又得到他叛变的消息。当时，我还有些怀疑，紧接着又得到内部消息他已带领叛徒、军警到他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看文件的地方）……”

邓颖超所说的向忠发“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就是张纪恩夫妇所在的恒吉里那幢石库门房子。

于是，半夜，响起了急骤的敲门声……

向忠发在被捕的翌日——6月23日，被引渡到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

又过了一天——6月24日，向忠发就被处决。尽管向忠发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

就这样，向忠发从被捕、叛变到处决，前后不到三天。

向忠发一案，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案卷上写着“赤匪向忠发”。此案的“同案犯”共四名，即黄寄慈（张纪恩当时的化名）、黄张氏（即张越霞）、陈琮英和杨秀贞。

张纪恩和张越霞，被捕之后被送往上海戈登路巡捕房。未经审问，便于翌日转往上海浙江路的“特区法院”。然后又转往位于上海南市白云观的国民党侦缉队的拘留所。

到了白云观的第二天，张越霞在上厕所时，遇见陈琮英。陈琮英悄悄告诉她，是向忠发被捕、叛变，使她和张纪恩被捕。她这才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在拘留所，陈琮英还带着李立三的女儿。

张纪恩在白云观也见到了杨秀贞。他记得，杨秀贞是宁波人，当时穿香云纱做的衣服。她不算怎么漂亮，但是也不难看。杨秀贞并不是中共党员，所以并不知道内情。

笔者问及他对向忠发的印象。张纪恩说，他跟向忠发有过多次接触。向忠发当时五十来岁，在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中算是年纪偏大的。他个子高，讲一口湖北话，常穿一件棕色中式大衣。向忠发出身工人。那时由于共产国际强调要由工人出身的人担任中共中央领导，所以让向忠发当了总书记。向忠发因工伤，断了右手的一截食指。向忠发的文化水平不高，但是讲话简明扼要。张纪恩常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做记录，他记得每次会议即将结束时，总是由向忠发把大家的发言加以概括。他发觉，向忠发很善于抓住别人发言的要点……

在侦缉队，张越霞过了两回堂。她一直以事先准备好的口供回答他们，即自己叫“黄张氏”，不识字，从乡下来上海不久，什么都不知道，请求“青天大老爷”明断。

张纪恩仍然称自己是“小开”，楼上只是“登报招租”，所以来住的房客出事，与他无关。

半个多月后，他们被移送到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

张纪恩记得，在那里，他关在二弄五号牢房，张越霞则在女监，相距不远，常常“打电话”。

在牢房里怎么还能“打电话”呢？张纪恩笑着告诉笔者：那时，沿女牢里的一条通道，可以来到男牢的后门。张越霞来到男牢后门，从墙壁的缝里塞进一枚铜板，那动作如同现在打投币电话塞硬币一样。投进的铜板马上引起走过那里的男犯人的注意。于是，张越霞就请男犯人“传呼”：“请你喊一下姓黄的！”这样，“黄寄慈”——张纪恩也就来到墙边，跟张越霞隔墙“打电话”……

跟张纪恩关在一起的是向忠发的秘书余昌生。余昌生曾和向忠发一起到苏联出席过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余昌生的妻子，是项英的妹妹项德芬。

在狱中，张纪恩还见到了陈绍禹的弟弟刘威。刘威关了两年半，死在狱中。他也见到了田汉的弟弟。

张纪恩作为“政治犯”，由国民党上海军法会审处主持审讯。首席法官叫姜怀素。

他在审问时把封面上写着“赤匪向忠发”的案卷拿到张纪恩面前，匆匆地翻了一下给张纪恩看。那案卷的第一页，贴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向忠发被捕后坐在椅子上受审的照片，另一张是向忠发被枪决后血肉模糊的身体。接着，是向忠发的供词，那是用毛笔写在十行毛边纸上的，约二三页。然后则是同案犯审讯笔录，有黄寄慈、黄张氏、杨秀贞、陈琮英。

法官给张纪恩看一眼这卷宗，用意是不言而喻的：你是向忠发的同案犯。向忠发已经落了个那样的下场。如果你不如实招供，也不会有好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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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审讯，根据戴季陶起草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张纪恩被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的罪名，判处五年徒刑。

张纪恩说，解放后他曾在公安部门存的国民党警察局档案中，找到了他被捕时的照片，也找到张越霞被捕时的照片——胸前都挂着牌子，牌子上写着名字。也找到了他们的“指印档案”。只是很可惜，没有找到那份写着“赤匪向忠发”的卷宗。很可能由于那份档案被南京调阅，后来带到台湾去了。

张纪恩也曾查过杨秀贞的下落。他从上海公安部门的人口卡片上，查过名叫“杨秀贞”而年纪、籍贯与那个杨秀贞相仿的人，结果没有查到。所以，杨秀贞后来的去向，至今不明。

张纪恩说，张越霞在狱中的表现不错。她和陈琮英一直坚持说自己是不识字的乡下妇女，因证据不足，在拘留了半年后取保释放。

张越霞出狱时，对张纪恩说：“我出去了，等于你半个人出去了！”

张纪恩记得，张越霞出狱那天，他和她当着狱警长紧紧拥抱，吻数分钟之久，弄得狱警好尴尬。

她“出去”了，仍几次到上海漕河泾监狱去探望张纪恩，送东西给他。

张越霞在出狱后，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负责人陈云和她谈了话。不久，她随中共中央秘书长陈铁铮（即孔原）到天津做地下工作。

1934年10月，张越霞回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那时，张纪恩正好出狱了。

张纪恩虽然被判了五年徒刑，但是只关了三年多，便被释放。内中的原因是当时蒋介石和汪精卫“合作”，于是宣布“大赦”，张纪恩被减刑三分之一。五年，原本是六十个月，被减去了二十个月。

张纪恩出狱后，回到家乡。张越霞到杭州时，听说张纪恩在家乡，给张纪恩写了信。

不久，张纪恩和张越霞一起又到了上海。

1934年11月23日清晨七时，张越霞在张纪恩的陪同下，到上海法租界西门路一家洋铁铺亭子间，和中共党员张世民接头。

当时，张世民已经被国民党特务抓走。当张越霞以找房子的名义去敲门时，屋里走出一个不相识的男人。张越霞意识到情况有变，以找错了门为借口，转身就走，被那男人扭住。于是，张越霞第二次被捕。

张纪恩当时在门外，没有进去，赶紧躲开了。

张纪恩为张越霞请了律师，姓潘，事务所设在上海马浪路新民村。但是，请了律师仍无济于事。她还是被判处了七年徒刑，关押在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模范监狱。后来又移解南京晓庄“首都反省院”。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8月20日，周恩来、叶剑英曾来到南京的首都反省院。周恩来与张越霞作了谈话。9月上旬，经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交涉，张越霞终于获释。

张越霞出狱后在博古领导之下担任中共长江局组织部干事。博古的第一位夫人叫刘群先，1928年5月和博古在莫斯科结婚。后来，刘群先和博古一起经历了长征，到达延安。她因病与李维汉的妻子金维映（即阿金）一起赴苏联治疗。苏德战争爆发之后，下落不明。这样，博古与张越霞结合，证婚人为董必武。

这时，张纪恩也另行结婚了。

博古和张越霞婚后，1938年在武汉生下一女，取名秦新华（博古本姓秦），即如今李铁映之妻。李铁映为李维汉之子。

张纪恩在1941年曾奉命调往延安。在经过重庆时被周恩来留下。于是，张纪恩就在重庆工作。抗战胜利后，张纪恩来到上海，在中共社会部从事秘密工作。

1946年4月8日，博古和王若飞、叶挺、邓发一起从重庆飞往延安时，飞机在浓雾中触山失事。当时，张越霞带着小儿子到延安机场正准备迎接博古归来。博古突然身亡，使张越霞悲痛欲绝。

解放后，张越霞曾担任中共北京市西四区委书记，中财委私营企业局秘书室主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推销局副局长、日用杂品局局长、物价局局长等职。张纪恩则在军委联络部——国家安全部的前身工作。

我问起张纪恩的“党龄”。他说，他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没有填过表，也没有支部讨论这样的手续，只是组织上通知他已经获准入团。那时的团员到一定年龄，就转为党员。所以，他并没有专门办过入党手续，就在中共中央工作。他在被捕后，一度失去组织关系。1941年，周恩来在重庆对于张纪恩的党籍问题，曾作这样的处理，即重新入党，不需要介绍人，也不要候补期。解放后在上海，重新审查张纪恩的党籍问题，作了仔细调查，认定张纪恩的入党时间为1925年。

张纪恩迄今精心保存着张越霞去世时新华社在1979年3月1日所发的电讯，拿出来给笔者看。电讯如下：

“政协全国委员、供销合作总社物价局局长张越霞因患心脏病，1979年2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八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送了花圈，四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张纪恩也精心珍藏着张越霞送给他的照片。

张纪恩告诉笔者，解放初，他从上海去北京出差，去看望张越霞。张越霞曾请他到北京吉祥剧院看越剧。张越霞解放后来上海，一下火车，也就来看他。那时博古已经去世多年，他曾想与她恢复夫妻关系，但是方方面面的情况错综复杂，终于无法“破镜重圆”。

张纪恩还说，几年前，他回到浙江浦江。张越霞老家对他的称呼仍是“姑夫”。

张纪恩说起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前来访问他的前因，颇为出人意料……

那是张纪恩去美国时，在中国驻美大使馆里，见到厚厚的《邓小平》画册，由于他跟邓小平有过许多接触，便饶有兴味地翻阅起来。

阅毕，张纪恩感到奇怪，书中怎么没有一张张锡瑗的照片？怎么连张锡瑗的名字都没有提到？

张锡瑗这名字，对于今日的读者来说，已是非常陌生的了。张纪恩却很熟悉张锡瑗，因为她是邓小平的第一个妻子。

邓小平一生，有过三次婚姻：

第一次，1928年在上海和张锡瑗结婚。两年后，张锡瑗难产而死。

此后，和金维映结合。后来，邓小平在江西苏区因“邓、毛、谢、古”事件受批判，金维映离去。后来金维映和李维汉结合。

第三次，1939年9月，在延安和卓琳（本名浦琼英）结婚。

张锡瑗是邓小平留学苏联时的同学，比邓小平小两岁，中共党员。

1927年，邓小平回国不久，在武汉的中共中央机关当秘书，恰巧张锡瑗也从莫斯科来到武汉。此后，中共中央机关迁往上海，邓小平调往上海工作，张锡瑗也调往上海，而且是在邓小平下属的秘书处工作。

这样，邓小平便在1928年和张锡瑗在上海结婚。当时，邓小平不到二十四岁，张锡瑗不到二十二岁。他们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里举办婚礼，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出席。

后来，张锡瑗在生孩子时，难产而死。死的时候，年仅二十四岁。生下的孩子也死了。

在张纪恩看来，《邓小平》画册无论如何，应该有张锡瑗的一席之地。

从美国回来后，张纪恩又去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在那里也见不到张锡瑗的照片。

于是，张纪恩给出版《邓小平》画册的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写了一封信，认为《邓小平》画册应该补上张锡瑗的名字和照片。他的信，写得颇为尖锐，“但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他的性格便是如此，怎么想就怎么写。

据张纪恩说，他的信，由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杨尚昆之子杨绍明转给了邓小平。毛毛看到了这封信。

后来，毛毛由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沈玉琴陪同，前来看望张纪恩。

这样，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专门写了一章《张锡瑗妈妈》，记述了邓小平和张锡瑗的婚恋。书前，还印上张锡瑗的照片。也就是说，毛毛完全接受了张纪恩的意见。

张纪恩说起了那张张锡瑗照片的来历：

张锡瑗死得很早，何况当时从事地下工作，不允许随便去照相馆拍照，所以寻找张锡瑗的照片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不过，张锡瑗有个小妹妹叫张晓梅（原名张锡珍），也是中共党员，由邓小平介绍，和徐冰结婚。徐冰本名邢西萍，是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同学。解放后，徐冰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虽然徐冰和张晓梅都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但是从张晓梅在西安的亲属家中，终于找到了一张张锡瑗的照片。

张纪恩这才明白，在编《邓小平》画册时，确实是因为找不到张锡瑗的照片，所以没有印上去，并非什么“新人”“旧人”的缘故。不过，即便张纪恩的信，写得那么言词出格，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半点责怪他。

邓小平曾说过：“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果真，那照片上的张锡瑗美丽动人。

这样，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也有了张锡瑗的墓和照片。

张纪恩说，他去龙华烈士陵园，在张锡瑗的墓前，献上了一束鲜花。

张纪恩的阅历非常丰富。他劝我去采访一位阅历也很丰富的老人。他拿出一大堆名片，寻找起来。我看到他手中一一翻过去的名片，几乎都是高级干部或者高级知识分子，如杨帆、薛暮桥等等。

我见到苏渊雷教授的名片，便说起我认识他，但是我只知道他是著名诗人、书法家。

张纪恩却告诉我，苏教授也是中共早年的党员，这很出乎意料。他劝我不妨去采访苏教授，请苏教授谈那段鲜为人知的经历，对于研究中共早期党史会是很珍贵的口碑资料。可是，就在我准备与苏教授联系时，年近九旬的苏老却在上海华东医院与世长辞了。

在张纪恩手头的名片中，最为奇特的是越南黄文欢的名片。那名片上除了印着汉字“黄文欢”三个字以及一行越南文“HOANG VAN

HOAN”之外，什么都没有——既没有印“头衔”，也没有印地址、电话。

这一大堆名片，其实也就是张纪恩的特殊的交际圈的象征。

为戴厚英写《非命》

1996年8月25日，著名女作家戴厚英和她的侄女在上海凉城新村寓所遇害，噩耗传出，上海为之震惊。海内外新闻传媒关注这一重大命案。上海市公安局成立了一百七十多人组成的“八二五特大凶杀案”侦察专案组。经过对两千人的调查访问，最后终于侦破疑案……

在戴厚英遇害后的第四日，香港《明报月刊》便打电话来，约我赶写纪念文友戴厚英的文章。

我找出多次与她谈话的录音带和采访笔记，还找出为她拍摄的照片、底片以及她送给我的著作，还有我在十几年前从报刊上剪下的许多过去“批判”《人啊，人！》

的文章，开始着手写作纪念她的长文。

我连夜赶写了一万多字，于翌日——1996年8月29日传真给香港《明报月刊》，题为《从〈诗人之死〉到戴厚英之死》（上）。

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第九期本来已经上机印刷，停机补上此文。几天后，这一期《明报月刊》就发行了。

紧接着，我续写了两万多字的《从〈诗人之死〉到戴厚英之死》（下），传真给《明报月刊》。该刊在第十期发表了。

作为作家，我与新闻记者们的视角不同：他们关注的是侦破工作的进展情况，公安人员如何侦破凶手，凶手是如何杀害戴厚英，法庭怎样审理这一大案……而我呢？我所注重的是用我的笔，向广大读者介绍我所了解的戴厚英，她是怎样的作家，她坎坷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她的人品，她的作品特色……一句话，我关注的是她的“心路历程”。

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第九期，为我的纪念戴厚英的文章加了如下编者按：

著有《人啊，人！》 、《诗人之死》等长篇小说的上海著名作家戴厚英，8月25日下午在家中惨遭杀害。

戴厚英是自1978年起开始小说创作，她的文学作品因为人性和人道主义色彩过浓，曾经一度在中国大陆受到批评。

戴厚英近年来在政治和文学创作上较低调，主要耕耘领域集中在文学理论等课目上，并且对佛学产生兴趣，著述颇丰。

戴厚英出生于1938年，后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60年到上海文学研究所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工作，1979年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第二年转入上海大学文学院。

戴厚英一生坎坷，在文学创作和个人情感上遭遇过多重创伤。上海著名作家叶永烈是戴厚英生前好友，曾数度采访戴厚英。如今，叶永烈那些采访戴厚英的录音已成戴厚英留在人间最后的声音。本刊独家约请叶永烈撰写三万字长文，追踪戴厚英在世时的音容笑貌和她此生走过的心路历程。文章将由本期开始连续刊出。

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第十期，又加了如下编者按：

上海著名女作家戴厚英8月25日在上海家中惨遭杀害，此事引来海内外各界人士的震动。本刊独家约请戴厚英生前好友叶永烈撰写的缅怀文章已自上期开始刊出，并受到读者关注。戴厚英生前极少接受访问，近年更少曝光；叶永烈是少数被接受的采访者。叶永烈多次访问戴厚英，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精心整理成本文；追寻戴厚英的心路历程，行文真实、细腻，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尽磨难的女作家的一生，可说是戴厚英第一篇完整的传记。

本刊为满足读者要求，在本期内将叶文余下的两万字刊出，以此与各地读者共悼戴厚英在天之灵。

我出席了戴厚英的追悼会，还参加了对残杀戴厚英的凶手的庭审——她的一位中学老师的儿子，为谋钱财，丧心病狂地杀害了戴厚英以及她的侄女。

我在《从〈诗人之死〉到戴厚英之死》一文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修改，写出了《非命——著名女作家戴厚英的心路历程》一书，奉献给文友戴厚英在天之灵，也奉献给众多关心她的读者。

我曾说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作为作家，采写过诸多人物，但是我几乎不写同行——作家；

即使不得不写作家，我几乎不写同地同行——上海作家；

即使不得不写上海作家，我几乎不写年龄相仿的作家——中青年作家；

即使不得不写上海中青年作家，我几乎不写异性作家——女作家。

我采写戴厚英，是唯一特殊的例外。

她只比我大两岁，而且是上海女作家，本来我是很忌讳写这样的同行。但是，对她的命运的同情，使我决定采访她：她是右派分子的女儿，她在“清污”运动中遭到“左”的排炮的猛烈轰击……

那是1985年5月21日，在北京返回上海的火车上，我一口气读完了戴厚英的长篇小说《诗人之死》。我知道，她写的诗人的原型便是闻捷，而小说中的“向南”便是她自己。

小说毕竟是小说，是虚构的。我想及写一篇报告文学——《闻捷之死》。

我大致知道戴厚英的处境。尽管复旦大学在上海东北角，我家在上海西南角，到她那里去必须斜穿上海城，光坐车来回就要近四小时，但是我还是未在事先写信与她预约——

因为这样的采访话题她会回避。6月4日上午，我朝复旦进发，七点多离家，到达她那里已九点多了。

她住在一幢六层宿舍大楼的第四层。环境很安静。我担心她不在家。敲门之后，她来开门，双手水淋淋的，正在洗衣服呢。

房子不大，一长间，小小的卧室、灶间，唯一宽敞的是书房，占了一半面积。几个玻璃书橱里放满了书。

她戴着金丝框眼镜，五十岁模样，脸上皱纹已很深。非常健谈，口齿清楚，讲话很有条理。烟瘾很重，一支接一支地抽香烟。桌上放着电话。

一听我的名字，她就知道了。我们无拘无束地交谈着。

我说明来意之后，她沉思了一下，然后说：“写这样的报告文学，你会得罪人的。下午我有课。我上课，一向需要平静的心情。现在谈闻捷之死，会使我激动难以自制。我们另约时间谈吧。不过，我先可以把我的一些情况跟你谈，你心中有底，然后你再考虑写不写。”

她异常坦率，又异常倔强。她是个性很强的女性。

她说，她的父亲是右派，叔叔被镇压。她是一个没有“后台”的普通的人。

1960年，她从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工作。

后来，她结婚了，生了女儿。由于意见不合，与丈夫离婚。

“文化大革命”中，她曾参加造反派，成为闻捷专案组的成员（她强调说，她不是组长——她不是党员，不可能当组长。小说中写成组长）。连她自己也意想不到，在审查过程中，她读了闻捷的作品，被深深感动，爱上了闻捷。当时，闻捷的妻子因受迫害而亡故。

她与闻捷的爱情，受到工、军宣队的干涉。她被送往东北，闻捷自杀离世……她，蒙受了第一次沉重的打击。

“文化大革命”后，她以自己的生活为素材，写出了《诗人之死》。上海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上海某些人闻讯，视为猛兽——因为闻捷之死与那些人有关。此书停了下来。不久，上海文艺出版社还是决定转印，打了纸型。这时，上海某人又借用夏衍之口，压此书。终于此书无法在上海印，转到福建人民出版社，上海又派人追到福建。关键时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给予支持，使此书问世。上海新华书店原订六万册。印成后，受到某些人干涉，上海退书，一本也不让进。后来，总算进了一点点。有人看了，说：“写一个专案组长跟专案对象的恋爱？！”

《人啊，人！》出版之后，戴受到了“密集性”的“批判”。她知道原因何在。可是，声势浩大的“批判”，反而使这本书一下子引起注意。美国出了烫金精装本，香港出了两种版本，法国出了译本，日本、联邦德国也在翻译出版……可是，她不仅得不到版税，连样书也没拿到。她对我说：“就像一个女儿，穿上了各种各样的衣服。我作为母亲，多么想看一眼呀！”

戴厚英还告诉我，外国出版社编辑来沪，要求会见作者。复旦大学党委请示上海市委宣传部，未予同意。德国波恩大学马丁教授求见，也遭拒绝。里根总统访问复旦大学时，复旦大学有关的接待文件上，专为戴厚英写了一条：“如果外国记者问起戴厚英，就说不知道。”

上海某人要把戴打成“三种人”。戴说，那人明明知道她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属“三种人”，为什么强往这上面套？据说，上海市委一位书记在一次会议上，曾提及戴是“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戴说，这显然不符合事实。这位市委书记当时不在沪，不了解情况，显然有人向他乱汇报，欲置她于死地。

戴还说，上海某人访美，美国几乎不知道此人，却不断有人问及戴厚英怎样。尤其是此人看到了《人啊，人！》的烫金精装英文译本，很不是滋味儿。戴说，嫉妒是难免的。由嫉妒发展到压制、打击，那就很不应该了。

戴说，对《人啊，人！》的“批判”，是她一生中蒙受的第二次打击。

打击，反而磨炼了她。她说，一旦看透了，反而很冷静。她无心于功名利禄，唯一的追求就是要在文学上有所建树。迄今她还不是中国作协会员。但是，她说，她在读者中的广泛影响，已无愧于是一位中国作家。最近，中国作协要她写申请。她说，她不写。她不愿打着白旗进入中国作协。

她说，她在上海已待不下去。汕头大学邀请她任教。她已决定去。学校不愿放，她正在努力说服学校。

我问及闻捷的三个女儿的情况。她说，大女儿咏桔在上海当医生，女婿是上海青年报记者；二女儿咏苹在江西；三女儿咏梅在萌芽编辑部。咏桔、咏梅住在一起，在上海体育馆附近。

正说着，电话铃声响了。电话里问：“戴阿姨吗？”戴则笑道：“是小妹呀！”打电话的正是赵咏梅，可见戴厚英与闻捷女儿仍非常亲密。戴在电话中，告诉咏梅，叶永烈要采访。戴征求她的意见。她答：“由你决定吧。”戴说：“他是一位严肃的作家。相信他不会当做一件耸人听闻的社会新闻来写，而是揭露那个时代的黑暗。”

我问起戴，是否愿自己来写？她说，要写的。但是，现在不会写。等到她行将就木，那些干涉、压制她和闻捷结合的人也差不多了，那时她如实地写，揭露一切。她遗憾地说，她与闻捷恋爱时的信件，全被搜去，至今下落不明。那时，还有人盯梢呢！

戴说，她是羊，在狼的面前是弱者。但是，她又是一个看透一切、连死都无所畏惧的人。她说：“我，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女儿不说话！”

她说，上海一位作家曾讲，报纸上批戴厚英，反而把她批出名了，今后关起门来批！

她还说，现在处境好一些。去年，上海市委书记胡立教说，应该对戴厚英落实政策。

于是，她终于从作协宿舍小屋中搬到现在的住所。她说曾在报上看到关于我的报道，原先也住小屋，但她的小屋更小。

她希望读一点我的报告文学作品。正巧，我的包里有一本《文汇月刊》五期，登着我的《思乡曲——马思聪传》送给她。

她说，最近算是对她“开放”了一点。韩素音前几天经沪时，要见戴，算是见了一面。

她谈及上海文学界很复杂，派系多，老的争权势，没有把精力用于培养中青年。我说亦有同感，但是我不打算也不会卷入任何一派。我写我的。她笑了，你一写关于闻捷的报告文学，就会被看成支持谁，同情谁。我也笑了。我说我的笔出于事实，我只是想写我感兴趣的人与事。

最后，她说让她再考虑一下，同时也希望我郑重考虑一下。如果同意了，她会非常痛快地把一切都说出来——她担心，现在是否还太早了一点。

我走后，戴厚英仔细读了我送给她的《文汇月刊》，读了我的新作《思乡曲——马思聪传》。当天，她给我写了一封信：

永烈同志：

读完了大作，很受感动。您写得严肃、认真，又富有才情。

关于闻捷，不知道您是否也能写得这么好。了解他的人实在太少了。记得北京一位同志曾打算写他的评传，结果也不知如何。如果您一定要写，我将尽力给您帮助。但，我不愿意谈那一段伤心的往事，更不愿它在我活着的时候公之于众。一个女作家，又是单身的女作家，这种心情您是可以理解的。我别无他求，只求安宁。我不希望成为人们议论的对象，更不希望让人家议论我的个人生活。而且，我觉得这一段报刊上关于我的文字已经够多了。

不论是美言或恶言，都不能过。过犹不及。因此我希望在今后的一段日子里被人忘却，专心写作。

我的意见就是这样，一切由您自己决定。作为同行，愿意今后多向您学习。

祝

笔健

戴厚英

八五、六、四

于是，我多次前往复旦大学，对她进行详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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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3-5 20:59 只看该作者

我们开始了倾心长谈。

浓雾散去，她显示出真实的面目。她是那样的坦率、真诚。她说，她从未这样详细地谈她自己。

磁带盘缓缓地转动着。她的声音不断地“凝固”在棕褐色的磁带上。时间悄然流逝，一盘又一盘磁带录上了她吐字清晰的声音……

在她的长谈之中，她特别谈到父亲被打成右派分子对于她一生的极其深刻的影响，引起我的强烈共鸣。她的谈话使我清晰地意识到，反右派斗争所造成的灾难，不光是坑害了那众多的右派分子本身，而且给更为众多的右派分子的子女们带来巨大的灾难……

她与“书香门第”、“家学渊源”无缘。她本是赤贫土地上的一棵小草。但她是一棵奋斗的小草。她拥有脚下广袤无垠的大地。

她的家乡流行一句话：“人是一棵草，沾地就能活。”戴厚英正是一棵“沾地就能活”的小草。

1938年3月5日，她降生在安徽淮北阜阳地区颍上县的一个小镇上。那儿是穷乡僻壤。

她对我开始这样的自述：

“我的一家，很普通，也很善良。我的父亲是店员出身的合作商店经理，小镇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仅仅因为对统购统销政策提了一点意见，就给打成右派。

“在我父亲成了右派之后，灾难又波及到我叔叔。叔叔是一家国营百货商店的经理，工作中出了点差错，丢失了一千元现款，硬说成是他偷的，而且是有意破坏！县里公安局派人下来，把他看起来，不许回家。我们家里的人，大约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非常要面子，自尊心非常强。叔叔性格很刚烈，他受不了这样的冤屈，自杀了！二十八岁的婶婶成了寡妇，叔叔死的时候也是二十八岁。他们有一个小女孩，四岁。婶婶肚子里还有一个，几个月以后才生下来——就是我现在的堂弟。婶婶不识字。叔叔死后，她孀居一辈子。她才五十多岁的女人，头发全白了，看上去完完全全是个老太婆。

“就在叔叔自杀后一个月，小偷给抓住了！我婶婶要求处死那个小偷。我们都劝她，小偷毕竟只是偷你的钱，没偷你的命呀！

“叔叔死后，婶婶没法维持生活，就跟我们家合在一起过。那时候，我父亲本来是经理，因为成了右派，被降职降薪，每月工资只有二十九元五角。

“父亲只有一点粗浅的文化。母亲比父亲大一岁，文盲。”

在戴厚英成名之后，母亲无法读懂《人啊，人！》，无法理解为什么《人啊，人！》会遭到“大批判”，但是她常常把《人啊，人！》当做最为珍贵的礼品。每当至好亲朋来访，母亲总是对戴厚英说：“送一本《人啊，人！》吧！”

戴厚英这样对我继续回忆道：

“我母亲在街道缝纫组工作。母亲是很能干的家庭妇女，会做一手好针线、一手好菜。可是，收入也极其微薄。

“家里一窝孩子，七个。我排行第二。大姐早就出嫁。三妹在1958年去新疆，1967年因患糖尿病，没钱买胰岛素，一个月的工资才能买几针胰岛素，怎么买得起？她死了，才二十五岁。她丢下一个小男孩，养在老家。我下面是四妹和三个弟弟。

“父亲被打成右派，影响了我的所有弟弟妹妹的前途。全家蒙受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压力。特别是接着遇上三年自然灾害，我们过着赤贫的生活，饿得躺在床上起不来。

“我爱我的父亲。在那个小镇上，我是有名的孝女，从来没有跟我的父亲‘划清界限’。在经济上，我一直对家庭承担最大的义务。”

戴厚英回忆说：

“在1980年以前，我过着绝对贫困的生活，比《人到中年》里的陆文婷还要穷。

“现在想想，那么多年贫穷的生活，其实我并不是在为家庭承担责任，而是为错误的反右派运动，为父亲被错划为右派承担苦果——本来，这苦果不是应该由我来承担的。所以，我是‘左’的路线的受害者。像我这样，在全国有许许多多普通老百姓，都承受着‘左’的苦难。

“当女儿寄养在安徽老家时，我每个月的工资，当时只有四十八元五角，除了留十几块钱吃饭之外，全部寄给家里。那时，我常常到了月底，没有钱了，连吃饭都困难，就到朋友家里借个三元五元，混过困境。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没有向国家要过一分钱的补助。

“女儿来上海以后，我也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负担家庭。可是家里还不够用，还欠债。到了1964年，家里为了还债，甚至不得不变卖了家具。

“所以，父亲一谈起家庭的往事，就说，‘我们家全亏厚英’！

“直到现在，我仍为父母承担赡养的责任，因为父母都老了，需要我在经济上给以支持。”

戴厚英对父母、对家乡充满着爱心。她几乎每年春节都回家，跟父母、乡亲一起过节——从当年最贫穷的时候到后来成为“著名作家”，一直如此。

戴厚英和故乡，和父母、姐姐、弟弟、妹妹、乡亲，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么多年，她几乎年年要回乡探望。虽然她曾开玩笑地对我说：“每一回回家，我都得‘上上下下打点’！”但是，浓浓的乡情，浓浓的亲情，使她每一回回家，都得到了心灵的慰藉。

戴厚英曾说，她的父亲信奉这样的人生哲学：

“破帽常戴，吃亏常在。”

戴厚英对这句话作了这样的注释：

“破帽子好，可以戴得时间长；吃亏好，可以活得时间长。”

戴厚英还“总结”了戴破帽子的“三大好处”：

“其一，破帽子没有人抢，没人偷，戴得长久。

“其二，天底下总是破帽子多，新帽子少，因此戴破帽子显得‘大众化’。

“其三，戴破帽子的人没人看得起，因此也没有人嫉妒和排挤。”

戴厚英的父亲，正是戴着右派分子这“破帽子”，过着“吃亏”的日子。

父亲错划为右派分子，对戴厚英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由于戴厚英成了右派分子的女儿，她此后曾长期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在政治上得不到信任和尊重。尤其在“左派”掌权的“文化大革命”那些年月。她背着“右派子女”的沉重的十字架，艰难地在人生道路上喘息着蠕行。

戴厚英的作品，一直充满悲剧色彩，究其原因，也源于此。尤其是在她的代表作《人啊，人！》中，戴厚英描写了主人公何荆夫在1957年因所谓的“用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党的阶级路线，用修正主义的人道主义取消阶级斗争，用造谣中伤攻击党的领导”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从此开始人生的坎途。其实，何荆夫身上，有着戴厚英自己的影子。

其实，从戴厚英的生活和创作道路可以看出，1957年那场所谓的反右派运动，不仅仅使五十多万无辜的右派分子贬为“贱民”，而且还深刻地影响了下一代——右派分子的数百万子女。

戴厚英后来坚定地、勇敢地用她的笔与“左”先生们鏖战，就在于父亲被打入“另册”后，使她看透了“左”的危害和可憎……

“一个人头上一颗露水珠，各人享的是各人的福。”

“自己跌倒自己爬，指望人家是瞎话。”

家乡流传的富有哲理的话，使戴厚英明白“一切靠自己”。

人穷志不短。从小就在逆境中遭受磨难的她，练就了倔强的性格。她不知逆来顺受，却只知逆风行舟。她很早就饱尝了“左”的苦难。她懂得了奋搏的含义。

戴厚英曾这么说：

“父母给了我一个不安分的血型‘O’。一个永远画不圆的圆圈，一块什么也不长的石头，这就是‘O’。”

“既然淮河哺育了我，我就应该俯首帖耳地做她忠实的女儿。”她是家中唯一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她的姐姐是文盲。尽管祖父以为女孩子不需要读书，她还是哭着要念书。

她从小学念到初中。从进初中开始，她就住校，离开了家。父母称她为“孤雁”，远离了雁群。

戴厚英却说，她其实不是“孤雁”，她的心一直和“雁群”紧紧系在一起。

淮河的大水，冲走她家仅有的一点财产。于是，家道中落。

她从高中起，靠助学金生活。

“孤雁”越飞越远。1956年，她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因为念师范每月有十二元五角伙食费和三元零用钱。

戴厚英说：“我这样一个来自贫苦地区、贫苦家庭的女孩子，能够上大学，我一直认为是因为新中国给予的。我对解放了的新中国，确实是充满感情的。

“我在上海念了四年大学，不知道上海最大的百货公司在哪里！我从来没有到过上海的南京路！因为我只靠每月三元的零用钱生活。买了书，买了纸、笔，就没有钱了。

“我穿的是母亲手缝的用靛蓝染色的龙头布衣服，完完全全是一个乡下姑娘的打扮。一点也不错，我确确实实是一个乡下姑娘，一棵路边的小草。”

她唯一的嗜好是读书。在大学里，她徜徉于书山报海之中。她的胃口好大，贪婪地“啃”掉了一部又一部中外文学名著。她担任过系学生会的文艺部长。

她提起了同学沙叶新。后来，沙叶新成了上海著名的剧作家。她说：

“我跟沙叶新在一个系里。我们曾同台演出，我演他的妈妈！”

她编过校刊的文艺副刊。她在校刊上发表过一首歌颂青春的散文诗，被《光明日报》转载了。这是她平生迸发的第一颗文学火花。她第一次领取五元稿费。这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是终生难忘的。

1960年，她毕业了，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文学研究所。

她住进上海巨鹿路上海作家协会的集体宿舍。

一间小屋，三位女友同住。

她这样形容自己当年的形象：

“短头发上扎一根橡皮筋，对襟棉袄，那件旧花布罩衫还是一位同学送给我的。我大学毕业了，还是一个乡下姑娘的样子。

“我年轻时，一股子热情。我认为我是党培养的，是‘党的女儿’！我听党的话，跟党走。

“第一次使我伤心，是在1961年。我写了申请入党报告。可是，整整一年，没有一个人找我谈过一次话！后来，我就提意见了，党支部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要求入党，怎么没有人理我呀？终于，一个支部委员找我谈话了，说我要经过长期考验，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右派，叔叔又是那样死的，何况你自己在反‘右’中思想有过摇摆……”

“在反‘右’中思想有过摇摆？”反“右”的时候，她只不过是个十九岁的姑娘呀，刚从乡下来到城里，怎么“思想有过摇摆”？

哦，问了一下，才明白：

那时候，许杰教授被打成右派。他再三申明，他以人格担保，他没有反党。她同情这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她相信这位知识分子的人格。她跟另外两个小姑娘，写了一张很小的大字报，很害怕地贴在一个角落里，说能否让许杰老师与党委书记进行一次公开的辩论，让我们辨别一下是非？这还了得？“貌似公正，同情右派”！

对了，对了。那时候还有人贴出一张大字报，说的是“救救教育事业，老师待遇低”。她想到自己将来也是一名教师，看了以后心里很难过，就在大字报上签了名。后来那张大字报被定为“反革命大字报”。凡是签过名的，都要向党“交心”。她签过名，不言而喻，“右倾”！

虽然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使戴厚英的脑子里多了一根弦，但是她仍然还愿意紧跟共产党。那时，她一星期要给父亲写一封信，劝他对社会主义、对党不要动摇。

戴厚英感叹道：

“那次谈话之后，我真的准备迎接长期考验，一门心思接受思想改造。那时候，我确实是非常驯服的工具——尽管我的本性是桀骜不驯的，但是我认定了信仰之后，我是很虔诚的。我一片真心拥护共产党。”

1962年，她的父亲终于被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她松了一口气。她并不知道摘帽之后，那“摘帽右派”本身也是一顶可怕的帽子！

1964年，她被派往上海郊区——上海县梅陇公社，作为“四清工作队”队员，参加了两期“四清”运动。她本来就是农村姑娘，在劳动中不怕苦，不怕累，受到“四清工作队”的好评，“四清工作队”准备发展她入党，要她再写入党报告。可是，当“四清工作队”跟她所在的单位——上海作家协会联系，上海作家协会党支部不同意，因为家庭问题的阴影依然笼罩着她，说“右派的女儿怎能入党”……

戴厚英长叹一口气：

“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写入党申请报告了。”

大抵由于我从不抽烟，面对着烟雾袅袅的女性，感到奇怪，感到纳闷。

我记得，戴厚英在《人啊，人！》中写到本不抽烟的赵振环，学会了抽烟。原因是“闲茶闷酒无聊烟”。

我问起了她什么时候开始抽起这“无聊烟”？

没想到，她说，她把香烟当做心灵的止痛剂！

她跟我谈“文化大革命”中的痛苦经历；

她跟我谈与丈夫离婚的痛苦过程；

她跟我谈《诗人之死》一书遭受的磨难；

她跟我谈《人啊！人》一书遭受“大批判”的苦难……

戴厚英不仅抽烟，而且酒量也不错。她的性格和为人，更多的像男性。所以，我曾笑称她是“男性化的女作家”。

但是，戴厚英在女儿面前，却是中国典型的良母；

在父母面前，是绝对的孝女；

在姐姐、弟弟、妹妹面前，在乡亲面前，有着深深的亲情。

所以，戴厚英既有男性化的一面，也有典型的东方女性的一面。

经过多次采访，我写出了报告文学《雾中的花》。

我请戴厚英改定。她一边看，一边抽烟，不时抽泣着——因为《雾中的花》勾起她许多痛苦的回忆。

她非常喜欢这篇《雾中的花》。

我也以为在这篇作品倾注了诸多心血，是我新作中不亚于《思乡曲》的作品。

我本来想在《文汇月刊》上发表《雾中的花》。遗憾的是，他们一听写的是戴厚英，就摇头了！

我曾与上海其他刊物联系。一听说写的是戴厚英，也摇头了。

我也曾与北京其他刊物联系。一听说写的是戴厚英，同样也摇头了。

我明白，在北京与上海不可能发表这篇报告文学。

正巧，青海一家杂志——《人才天地》向我约稿。我只得把《雾中的花》“发配青海”。

青海的《人才天地》杂志毕竟影响有限，虽然那一期特地用戴厚英像作封面。也正因为这样，《雾中的花》最初没有像《思乡曲》那样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广泛注意。

戴厚英喜欢《雾中的花》。当她的《诗人之死》出版香港版的时候，她把《雾中的花》作为附录收入。

从此，我与戴厚英有了许多交往。特别是当她有一段时间与国外通信不便，就由我代转代收。她后来去德国访问，德文版《人啊！人》的德译者马丁（中文名字为马汉茂）教授的邀请信，就是寄到我家的。

后来，她去了德国，又发生与马丁的争执。马丁也是我的朋友。对于他们的争执，我持中立态度。

戴厚英刚从德国回来，给我来信：

永烈同志：

刚刚从欧洲回来，见到您的信，谢谢您寄剪报给我。

《随笔》在香港出版，样书还没寄给我，等寄到之后，一定给你一本。

行前，一位德国女记者将马汉茂为我的《人啊！人》德文译本写的后记译给我看了，他把“清污”时某些人造我的谣言当做事实加以宣扬，说我是靠极“左”路线起家的，所以，这一次欧洲之行是一场斗争。马丁太太竭力要我相信这是一场误会。我问她叶永烈的文章（叶注：指《雾中的花》）读过了吧？她说人家对叶也有看法。中国文坛如此卑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但马某显然别有所图，他要多方面讨好，以求以后在中国获得更多的东西。他不尊重事实，不听小人物的意见，而作卑鄙的政治交易。我在德国充分揭露了他。希望你今后也提高警惕。

我7月中旬回老家探亲。有事请中旬前找我。

祝好！

戴厚英

1987年6月28日

此后，马丁又给我寄来一封信，托我转给戴厚英。戴厚英给我来信：

叶永烈同志：

您好！

谢谢您转来马丁的信。我将直接给他回信。

不知道文章发在什么刊物上需要把照片登在封面上。寄去一张。不知是否合格。因即将离沪，忙。握手。

祝好！

戴厚英

1988年7月11日

我还向韩素音详细介绍过戴厚英。后来，韩素音与丈夫一起来沪的时候，托我约戴厚英见面。那天，正好是韩素音七十大寿，我和戴厚英跟她以及她的丈夫陆文音度过愉快的一天。

在写《雾中的花》的时候，还有许多事情不能写进去。后来，戴厚英突然遇难，使我深为震惊，我为她赶写了《非命》一书，把许多不能写进《雾中的花》事情，都公之于众了。

《非命》，取义于“死于非命”之意。

不过，令人惊讶而遗憾的是，《非命》出版之后，我拿到样书一看，傻了：书中最重要的一章——第四章：“大批判”洗礼全部被删去！

要知道，在给我看清样的时候，这一章一个字也没有动过。

《非命》总共五章。第四章：“大批判”洗礼被删之后，原先的第五章《我手写我心》，被改成第四章！

这么一来，不知内情的读者，根本不知道第四章：“大批判”洗礼被删！

在《非命》一书中，四万多字的第四章：“大批判”洗礼是核心。这一章，详细记述了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遭到了密集性的“大批判”。“大批判”先生们原本想把她一棍子打死，但是，事与愿违，戴厚英反而在“大批判”的烈火中成名。她，一个弱女子，不倒，不垮，不降，不死！《人啊，人！》被译成各种文字。她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

没有《人啊，人！》，没有《人啊，人！》遭到的“大批判”，就不成其为戴厚英了。

然而，没有打任何招呼，根本不征求作者的意见，擅自删去了全书的“灵魂”！

我极为生气。但是，书已经印出，已经发行，木已成舟，奈何奈何！

后来听说，是这家出版社在终审《非命》的时候，担心这一章会“出问题”，粗暴地决定在付印前删去——连作者意见都不征求。

倘若当时我知道第四章被删，我绝对不会同意出版“残本” 《非命》的。

正因为《非命》被删得残缺不全，变成一本没有“灵魂”的书，我没有把《非命》送给任何一位朋友。就连老作家峻青打电话向我要《非命》一书，我都说，这本书没办法送！

后来，当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我的《名流侧影》一书的时候，我把《非命》中被删去的第四章改名为《戴厚英和〈人啊，人！〉》收入书中。出版之后，至今没有听任何人说起“有问题”——当然也就没有“出问题”。

第三章 追踪一九五七

我应严慰冰之妹严昭之约，为我的老师、北京大学副校长傅鹰教授写了报告文学《敢说真话的傅鹰》。

傅鹰先生是北京大学原副校长、著名化学教授。

记得在1957年，我刚入北京大学化学系，一年级的普通化学课程便是傅鹰先生亲自讲授。上第一堂课时，铃声响了，教室里鸦雀无声。这时一个中等身材、微胖、戴着眼镜的老人，踱着八字方步走上讲台。他一声不响，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这么几个字：“绪论——化学的重要性”。写好他回过头来，这才用北京口音说道：“关于化学的重要性，就不讲了。因为在座的诸位，都是以第一志愿报考北京大学化学系的，都是深知化学的重要性才来到这儿的，所以用不着我多讲。下面，我就开始讲第一章……”傅鹰先生就是这样，在教学上很注意抓重点，抓难点，详略分明。凡是学生容易懂的或已经懂的，一笔带过，叫学生自己去看看讲义就行了；凡是学生不容易懂的概念、公式、定律，他就反复讲、详细讲。他老是爱讲这句话：“学化学，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要记住牵牛要牵牛鼻子，抓住关键。”

傅鹰先生讲话饶有趣味，学生爱听，课堂上常常爆发出一阵阵笑声。记得有一次上课之前，傅鹰先生在黑板上写了“爱死鸡，不义儿”六个大字。同学们见了，议论纷纷，不知道傅鹰先生今天要讲什么。后来，经傅鹰先生一讲，这才明白过来：在最近的考试中，他发现好多同学写外国科学家的名字时很随便，爱怎么译就怎么译，以为只要音近就可以了。傅鹰先生说到这里，指着黑板上的六个字，问大家知道不知道？原来，他仿照同学们乱译人名，把我国著名哲学家艾思奇译为“爱死鸡”，把英国著名化学家波义耳译为“不义儿”。直到这时，同学们才恍然大悟，笑个不停。从此，我们都深刻地懂得了乱译人名的坏处，记住人名的标准译法，并且遵照傅鹰先生的意见，一定要同时记住外国科学家名字的原文。

傅鹰先生讲课时，概念讲得非常清楚，善于用非常形象、浅显、明了的语言，讲明抽象的科学概念。比如，他讲什么是物质时，是这么说的：“化学既然是物质的科学，第一个问题当然是：什么是物质？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实际上却非常复杂。物质的定义几乎和女子的服装一样，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我们没有工夫去叙述这个概念的历史。化学是一种实验的科学，因此我们从实验的观点给物质下一个定义：凡是有重量的东西就是物质。根据这个定义，思想、道德、感情等等全不是物质，而钢铁、石油、馒头、肥料等才是物质。”正因为傅鹰先生讲课条理清晰，深入浅出，所以使我们得益不少。普通化学是一门基础课。傅鹰先生讲课时，除了讲述基础知识之外，还常常讲在这门科学中，哪些问题现在还没搞清楚，需要进一步研究。当他讲完了这些科学的“X”之后，就用目光扫了一下课堂，然后语重心长地说：“解决这些难题的重担，落在你们这一代的肩上了。”他在讲义中，也多处写道：“这些难题，有待于新中国的青年化学家们努力啊！”后来，傅鹰先生对青年一代的这些热切期望，竟被说成是“腐蚀青年”、“鼓动青年成名成家”。其实，像他这样国内知名的教授，愿亲自给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上基础课，正是体现他对青年一代的殷切期望。

傅鹰先生除了上大课之外，有时还亲自上习题课，或到实验室里观看同学们做实验。有一次，我在做实验时，把坩埚钳头朝下放在桌上，傅鹰先生走过来，一句话也不讲，把钳子啪的一声翻过来，钳头朝上。然后只问我三个字：“为什么？”我想了一下，说道：“钳头朝下，放在桌面上，容易沾上脏东西。再且坩埚钳夹坩埚时，脏东西就容易落进坩埚，影响实验。”他点点头，笑了，走开了。虽然这次他只问我三个字，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此，我不论做什么实验，总是养成把坩埚、坩埚盖之类朝上放在桌上的习惯。

还有一次，我闹了个笑话：那时我刚进校不久，听别人喊傅鹰为“傅教授”，误以为他是“副教授”。这个笑话传到傅鹰先生耳中，他毫不介意，笑着说：“我姓傅，永远是副教授、副校长、转不了正！”

傅鹰先生直爽、敢言、刚正、乐观、谦逊，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到母校采访傅鹰事迹，连介绍信都用不着，因为我所访问的傅鹰生前好友也几乎都是我的老师。

在采写关于傅鹰报告文学的时候，我开始接触敏感的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这是我跨进北京大学之后的“阶级斗争”第一课。

傅鹰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毛泽东定为“中间偏右”的典型。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多次提到傅鹰。

在1980年第二期《福建文学》发表了我关于傅鹰的报告文学《敢说真话的傅鹰》，《新华月报》全文加以转载，引起各方面的注意。

龚育之先生看到了，给笔者的文友王通讯先生去函，请王通讯转交笔者。龚育之的信，以他亲身经历，说明毛泽东对于傅鹰评价的来历，更正了笔者报告文学中的几处讹误。

龚育之先生是湖南湘潭人，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长期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并从事哲学和自然辩证法研究。1977年后，曾任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理论组组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1988年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后来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龚育之在1980年11月17日致王通讯的信中写道：

上次和你谈到叶永烈同志记傅鹰的文章，我很赞成多写一些向人民介绍我国科学家的文章，尤其是像傅鹰这样的科学家，他在科学上是辛勤严谨的，在政治和道德上是正直的，敢讲真话，是党的诤友。叶文中有几处事实，因为我恰是当事人，了解详细的情况，愿意向叶同志说明，以便纠正以讹传讹之处。讹传不自叶文始，周培源同志过去的文章中就有，因为他也不了解情况。我已向周说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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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3-5 20:59 只看该作者

主要两点：

一、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不是指的傅鹰在《化学通报》上发表的《一个三部曲》那篇文章。

傅的《三部曲》确曾引起领导注意和争论。发表之前，《化学通报》编辑部曾将原稿给我看过（我那时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我们那时很赞赏这篇敢讲话的文章，不但主张发表，而且建议登在第一篇。发表后，因为其中有一些尖锐的批评党的干部与工作的语言（有的是临发表前傅新加上去的），引起了注意和争论。三种意见：一种认为傅文有“反对党的领导”的性质；一种认为从通篇可以看出傅文是爱国的，拥护党对整个国家的领导的，想改进工作的，但对党领导的科学和教学则有不满；一种认为，对这样的批评意见，我们党应该能听得进去。认为傅文错误的领导同志，曾在内部场合和口头报告中对傅有所批评（温和的）。

据我所知，乔木同志是持第三种意见的。当时未曾听到毛泽东同志对傅鹰此文有何评论。这是1955年的事，议论延续到1956年初。

1957年4月整风，中宣部科学处一些同志去北大，参加各种会议听取意见。我去参加过一次化学教师的小会，会上傅鹰发言，对党的干部与工作又有很尖锐的批评，甚至用了“特务”（指党员汇报他人思想情况），“木头牌位”（指党员在位无能）之类的语言，同时又很诚恳很感人地说明了自己爱国之忱，从小时候父亲的教育（小外交官，痛感中国孱弱，每次办外交，总是丧权辱国），讲到紫石英号的炮声。由于傅已是引起注意与争论的代表性人物，由于我们感到对傅必须有全面的评价，所以在向上反映情况的时候，我们没有采取通常的摘取几段最引人注意的语言的办法，而采取了不多用的纪录全文的办法。傅的这个讲话全文，登在中宣部向中央领导人反映情况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上。傅发表意见的那次会是个小会，那次会及会上发言均未登报。

毛泽东同志提到的“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就是指的《宣教动态》上的这篇东西，从它的全文，当然可以“看得出来”傅是善意的。

叶文讲到市委领导人当时找到傅谈话，讲到《三部曲》，这个情况我不知道。由于毛泽东同志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对傅作了判断，傅成了政治标兵人物。这时，又将他的《三部曲》重印若干给领导人看，是可能的。这篇《三部曲》也的确可以印证毛的判断。但说毛的判断是从《三部曲》而来，不合事实。只需看毛说的是“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便可明白，因为《三部曲》是发表过的，虽然不在报纸而在刊物，那性质是一样的，《宣教动态》上的内部反映，才属于“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

由于《宣教动态》分送数量很少，一般人包括许多党政领导人都看不到，所以这个情况不为人所知。而《三部曲》事件，以前在口头在较大范围内讲过，知道的人较多。所以有些人便将《三部曲》与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所讲的傅的批评，混为一谈了。

二、说毛泽东同志看过傅的化学讲义，是猜测之词，没有根据……

啰唆写来，不过是订正两件事实。叶的文章是很好的。如来得及，将两点事实改正，则更圆满。顺便向叶致意。

敬礼！

龚育之

1980年11月17日

采写傅鹰生平，使我开始注意起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后来我写了《沉重的一九五七》和《反右派始末》两书。

我的报告文学创作的转折点是从写《傅雷与傅聪》开始的。

喜欢音乐的我，很早就注意到傅聪其人。但是，他曾有过“叛国分子”的可怕名声。

1979年4月，傅聪从英国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上海，出席父亲傅雷的追悼会。这时，傅雷的冤案已经平反，可是笼罩在傅聪头上的“叛国者”阴影并未散去。关于傅聪的报道，在当时是严加控制的。就连傅聪的报道不能超过多少字，必须安排在第几版，都有严格的规定。我当时从《中国青年报》的一份内参上，看到详细的傅聪的动向报道，傅聪又爱国、又“叛国”的曲折经历，引起我的注意。

我对傅聪有了些了解之后，我发觉他和他父亲傅雷都有一颗火热的爱国之心。尽管当时无法发表关于傅聪的报告文学，我还是以他为模特儿写成一万五千字的小说《爱国的“叛国者”》，发表在《福建文学》杂志上。

《傅雷家书》由傅雷次子傅敏整理。最初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因为傅雷是在上海出生并在上海工作的，而且傅敏有一位老同学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工作，愿意为此书的出版牵线搭桥。意想不到，这么一本好书，竟遭上海人民出版社退稿！那是因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当时的领导人“左”的思想相当严重，总以为傅雷曾是右派分子，傅聪是“叛国分子”，出版这么一本由右派分子写给“叛国分子”的家书集，不妥……

北京三联书店总编辑范用得知，马上“抢”走了书稿。《傅雷家书》由三联书店出版之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印了一版又一版。这时，上海人民出版社才后悔莫及！

由于《傅雷家书》的大量印行，1983年8月，当时任上海《萌芽》杂志编辑的作家赵丽宏，约我写关于傅聪的报告文学。我一口答应下来。

然而，当时傅聪远在英国伦敦，无法直接采访。我只得在上海着手采访。我访问了傅雷诸多亲友。内中特别采访了傅雷家的老保姆周菊娣，因为傅雷夫妇晚年和周菊娣生活在一起。

我到上海江苏路傅雷故居采访的时候，意外地遭到“白眼”：傅雷的房子是租的。傅雷夫妇死后，房子已经住进另一家人家。我进去采访的时候，一提到傅雷，住户马上不悦，不让我进去参观。我好说歹说，才让我进去，匆匆看了一下，却不许我拍照。

后来我才明白，傅雷夫妇当年自杀于屋里。后来搬进的这家，最初并不知道此事。当他们知道之后，心中感到害怕，再也不许别人提及此事。正因为这样，当我前去采访、拍照，理所当然，他们不予欢迎。

1983年9月14日，我应中央电视台之邀，飞往北京，编写电视系列片《小灵通》。我借此机会，在北京进行采访。

在北京，我得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1982年2月19日对傅聪问题作了明确的批示：

“应该欢迎这种特殊情况下出走者‘归队’。”

“要较充分地体现国家对这样一个艺术家的慈母心肠。”

胡耀邦的批示，更加坚定了我写好傅聪的信心。

在北京崇文门宾馆，我写出了报告文学《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最初是以傅聪第一人称写的，我以为这样读来有一种亲切感。正巧赵丽宏也出差北京，他看了之后，认为写得很好，唯一的缺点是以傅聪第一人称来写，不妥。我同意赵丽宏的意见。他说，改一下人称，属“技术性修改”，可以由他带回上海改一下，马上发稿。《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迅速排出清样，本来已经安排在第十二期《萌芽》杂志头条地位。已经箭在弦上。

就在这时候，发生了变故：那支在弦上的箭，没有射出去！

原来，形势陡然发生变化：“清理精神污染”开始了！

本来，这篇报告文学与“清理精神污染”无关，但是在《萌芽》主编、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哈华脑子中，傅雷那右派分子、傅聪那“叛国分子”的影子并未去除。满头飞霜的哈华是个大好人，但是那一次次政治运动把他整怕了。他担心这篇报告文学会出什么麻烦。他对我说：“叶永烈，你为什么不写点别的，偏偏写傅雷、傅聪这样‘麻烦’的人物？”

哈华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应该送审！

赵丽宏得知，坚决反对。他说，这篇报告文学为什么要送审？根据什么文件规定要送审？

我强调胡耀邦对傅聪问题作了批示，哈华说，他没有看到过！

毕竟主编说话算数。《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清样被送往有关部门审查。

《萌芽》杂志是在每月15日付印。13日、14日，《萌芽》杂志接连打电话向审查部门请示，都说“没有时间看”。这分明是在打“太极拳”！

《萌芽》无法，只得临时抽下《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

赵丽宏非常焦急，因为这篇报告文学是他主动约我写的，而且他认为写得很好，没有任何理由不予发表。在无奈之中，他把《萌芽》的清样转给了江西《百花洲》编辑洪宜宾。

于是，重演了《傅雷家书》被上海退稿、成为北京三联书店畅销书的一幕。

《百花洲》当即决定发表，并排在头条地位。直至这时，赵丽宏才把有关情况告知我。

那一期《百花洲》尚未运到上海，上海《文学报》倒是先发表了关于《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的消息！

紧接着，上海发行量甚众的《报刊文摘》刊登《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的摘要！

许多报纸也摘载了《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

接着，《报告文学选刊》全文转载了《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

我还航寄傅聪和傅敏，也寄赠了傅雷诸多亲友，他们亦均表示非常高兴。

人们笑话《萌芽》编辑部是“买了炮仗给人家去放”！

澄清傅雷夫妇死因

在采写《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的过程中，我采访了诸多傅雷亲友。我继续进行采访，着手写关于傅雷的报告文学。

这篇报告文学，题为《傅雷之死》，交给《人民日报》主办的杂志《报告文学》。

之后，我紧急通知《报告文学》编辑部，《傅雷之死》暂缓发表！

为什么我要求暂缓发表呢？因为我对《傅雷之死》要作重大修改。

我庆幸在《傅雷之死》发表之前，发现了我的重大差错！

傅雷家的保姆叫周菊娣，是浙江镇海人。从二十九岁起，周菊娣就来到傅家工作，尽管她与傅雷夫妇非亲非戚，然而十一年朝夕相处，如同一家人。

我采访了她。

她回忆说：“傅先生是好人。有几次，我生病了，傅先生把医药费放在我的面前，一定要我上医院看病。我不去，他就发脾气。我看病回来，他才放心了。我的女儿住在浦东。有时我去看女儿，如果晚上八点还没回来，傅先生就坐立不安，生怕我路上出什么事情。有几次我把饭煮烂了，觉得真过意不去，赶紧向傅先生打招呼，他并没有生我的气，高高兴兴吃烂饭。还有一次，我失手把一盆大排骨翻在地上。我赶紧向傅先生道歉，他反而笑笑，幽默地说成了‘拖地板排骨’啦，没有责怪我……”

她说起了傅雷的为人：“傅先生正正派派，整天埋头于书房写作。来了客人，占了时间，他当天晚上就多工作一会儿，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有时候，我到书房里擦玻璃窗，他连头也不抬，一句话也不说，只顾自己工作。他的脾气非常直爽，见到不对的地方，就当面‘开销’。他心地好。傅太太性格温和，为人善良。我在傅家工作那么多年，从未见过傅太太发过脾气，她整天笑嘻嘻的……”

在傅雷夫妇晚年，长子傅聪在英国，次子傅敏在北京，唯一与傅雷夫妇生活在一起的是保姆周菊娣。

第一个发现傅雷夫妇自杀，是保姆周菊娣。

去派出所报案的，也是保姆周菊娣。

正因为这样，我认为根据周菊娣的回忆写成的傅雷夫妇之死，当然是准确的。

周菊娣告诉我，傅雷夫妇是喝敌敌畏自杀的。

傅雷的两个儿子傅聪和傅敏也这么告诉我。

我把傅雷夫妇喝敌敌畏自杀，写进了报告文学《傅雷之死》……

我差一点掉进错误的泥潭！

幸亏在发表前，为了更加准确起见，我认为应该到公安部门核实一下傅雷的死因。

在上海公安部门的帮助下，我查阅了傅雷的死亡档案，这才弄清傅雷之死的真实情况，更正了种种误传——我明白，就连傅雷之子傅聪、傅敏，就连当时唯一和傅雷夫妇生活在一起的保姆周菊娣所说的情况，都与档案不符！

验尸报告指出，傅雷颈部有马蹄状索沟。报告还附有傅雷夫妇所用自缢的床单的照片，这些档案确凿无疑地证明傅雷夫妇是上吊自缢……

那么重要的目击者、当事人保姆周菊娣为什么说傅雷夫妇是服敌敌畏自杀的呢？

我再度访问了周菊娣，又访问了法医及当时处理现场的户籍警，终于弄清真相：

那天上午八时半，周菊娣迟迟不见傅雷夫妇起床。按照傅雷家的规矩，保姆是不能随便进入主人卧室的。只是由于情况异常——傅雷夫妇连续被斗四天三夜，今天这么晚没有起来，会不会发生意外？

一直等到九时三刻，仍不见有任何动静。

当周菊娣走近傅雷夫妇卧室的时候，敲了敲房门，傅雷夫妇没有回答。

周菊娣又敲了敲房门，傅雷夫妇仍然没有回答。

周菊娣把房门敲得很响，傅雷夫妇还是没有回答。

周菊娣感到情况不妙，她非常紧张地推门，门没有反锁。她见到傅雷夫人直挺挺躺在地上——实际上，傅雷夫人当时并没有倒在地上，是保姆神经过分紧张造成的错觉。

周菊娣吓坏了，不敢再看一眼，就连忙跑到派出所报案。

户籍警左安民赶来，进入傅雷夫妇卧室，保姆一直不敢进去。

后来，当周菊娣终于硬着头皮进入现场时，傅雷尸体已经被左安民放在躺椅上。周菊娣见到傅雷身上紫色尸斑，误以为服毒身亡。保姆凭自己的推测，以为傅雷夫妇是服敌敌畏自杀。

为了详细了解傅雷之死，我在1985年7月10日找到了当年的户籍警左安民。他是第一个进入现场的人。他的回忆，澄清了一些关于傅雷之死的误传。

以下是根据他的谈话录音整理出来的：

1966年9月3日上午九点多，我接到傅雷家保姆的报告，就赶去了。

当时，傅雷卧室的房门关着，但是没有反锁。我使劲儿一推门，看见傅雷夫妇吊死在卧室的落地钢窗上（注：卧室外为阳台，他们住在底楼）。钢窗关着。夫妇俩一左一右吊在钢窗的横档上。傅雷先生在右边，傅雷夫人在左边。

我推门时劲儿太大，一股风冲进去，傅雷先生上吊的绳子就断了。他掉了下来，正好落在旁边的藤躺椅上。

我赶紧把门关上，打电话给长宁分局，治保科的经志明等来了，我们一起进入现场。我走上前，把傅雷先生扶正，躺在藤椅上。所以，后来进入现场的人，都说傅雷先生是躺在藤椅上死去的。其实不是那样，是我把他在藤椅上放好的。

他们上吊用的绳子，是浦东的土布。那是一床土布做的被单，撕成长条，打个结。你看，死亡档案上有当时拍的照片。这土布上有蓝色方格。照片上右面那个断了的布条，就是傅雷先生的。

当时，地上铺着被子。被子上是两张倒了的方凳。我把傅雷夫人放下来，放在棉被上（注：这点与保姆周阿姨的口述不一致。据左安民说，保姆当时神情非常紧张，不敢正眼看，可能记错）。

长宁分局治保科经志明和长宁区法院有关人员，一致认为傅雷夫妇是自杀。当时，除了把上吊的布条拿回去拍了照之外，现场没有拍照。

傅雷先生死去的时候，穿的是汗衫、短裤，夫人穿的也是睡衣。尸体曾用车送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法医检验所检验，法医是蒋培祖。他们根据颈部有马蹄状索沟，断定为自缢致死。身上有灰紫色的尸斑，说明死亡已有好几个小时。

区法院来了十多个人。我当时跟他们一起在傅雷家清点财产。我记得，花了两天两夜。

当时曾发电报给傅雷在北京的一个儿子（引者注：即傅敏）。他回电说，后事托他舅舅（引者注：即朱人秀）处理。

傅雷死的时候，留下遗书和好几个信封。信封里装着东西，上面写着给谁。我没有动过。后来，舅舅来了，他跟法院一起处理的。舅舅是老干部，那时候靠边了。

我听保姆说，她在那天早上，很久没见傅雷夫妇起床，就在门外边喊傅先生。里面没有答应。她这才推门，一看，吓坏了，赶紧把门关上。她当时没有走进去看。一方面她有点害怕；另一方面傅雷有规矩的，未得同意，保姆不能随便进他的卧室的。

我进去的时候，记得有一盏很暗的灯还点在那里。那时候，傅雷夫人挂在那里，这是很清楚的。是我亲手把她放下来的。

傅雷卧室的门，如果开了一点点，只能看到傅雷夫人——窗的左边。窗的右面是看不到的。

当时，我管的地段，文化界的人很多，五百多户中有二百多户被抄家。

一开始，遇上抄家，我就赶去查看有没有抄家证明。著名影星祝希娟（电影《红色娘子军》女主角）也住在那地段。当一些中学的红卫兵抄她家的时候，我赶去了。一问，他们没有证明，我就不许他们抄。他们骂我是“老保”。我说，要执行《十六条》。他们说，《十六条》之外，还有第十七条哩，跟我吵。尽管当时我对运动也认识不清，但是，我们做公安工作的，总还是按照制度办事。没有抄家证明的，就是不给抄。

后来，抄家的越来越多，根本不跟派出所打招呼，社会上越来越乱，我也顾不上。

傅雷家，本来我以为不会有什么单位来抄家的，因为他不属于什么单位。上海音乐学院跟他们家没什么关系。他们的红卫兵来抄家，没跟我打招呼。所以一直到傅雷夫妇死了，我才知道。

那时候，自杀的很多，差不多天天有人死。当时，考虑到傅雷是社会上很有影响的作家，所以特地请市检察院的法医来验尸。不是重要的案件，市里的法医是不来的。

我是在1958年开始当这一地段的户籍警，1968年7月21日离开。那时候公检法搞“清队”，我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我有一个本子，曾把我管的地段哪一家什么时候被抄家，什么单位来抄的，负责人是谁，都记下来。还有各单位来抄家时交给我的证明、抄家物资的收条，我都收集起来，有一大堆。很可惜，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之后，这些东西都丢了。

我管那个地段十年，傅雷家我常去的。傅雷待人很客气的。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并没有看不起我这个民警。一开始，我管那个地段，他成了右派。我总喊他“傅先生”。第一次去，问了他家几口人之类的。慢慢的，我们熟悉了，正好遇上傅聪出走。我常常上他家，他们都很和气，和我聊天，有什么说什么。他那样悲惨地死去，很可惜的。

应当说，左安民的这些回忆，是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他的回忆，纠正了保姆当时在神经过分紧张情况下所造成的错觉。

又据保姆回忆，1966年9月3日下午四点多，一辆收尸车驶入上海江苏路，停在一幢贴满大字报的花园洋房——傅雷家前。在公安人员的监视下，傅雷夫妇穿着睡衣、光着脚，被抬上了车，说是送往万国殡仪馆。

保姆把傅雷夫妇前几天穿的外衣熨平，自己花钱买了两双黑色的软底鞋，于翌日赶往殡仪馆，给傅雷夫妇穿上……

其实，傅雷夫妇的遗体并没有直接送往万国殡仪馆，而是前往上海市公安局法医处。

据上海公安部门告诉我，傅雷因属著名人物，所以在他自杀身亡后，曾送上海市公安局尸检——这事，当时连他的保姆都不知道，只说尸体送火葬场，而实际上是送往公安局法医处……

查阅档案，使我的作品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失误。

起初，傅雷的亲属不相信傅雷自缢——因为他们一直是听保姆说是服毒而死。经我说明了档案所载的事实，出示死亡档案复印件，他们信服了。

根据档案以及户籍警的回忆，我在报告文学《傅雷之死》中第一次披露了傅雷自杀的真实情况：

经过多方查询，1985年7月，我终于在上海公安部门的帮助下，找到了这份案卷。

牛皮纸的封面，写着：

案别：上吊自杀

姓名：傅雷

朱梅馥

受理日期：1966年9月3日。

结案日期：1966年9月12日。

承办单位：××分局××科。

这是一份触目惊心的死亡档案。其中有案情报告、验尸报告、《周菊娣陈述笔录》、傅雷和朱梅馥遗书、上吊绳索照片以及查封物品清单等等。

案情报告一开头，就非常清楚地写明了死者的身份：

傅雷男五十八岁，上海南汇人，作家。

朱梅馥（傅雷之妻）女五十三岁，上海南汇人，家务。

发现（非病死亡）1966年9月3日。

报告1966年9月3日。

验尸1966年9月3日。

这是关于傅雷夫妇之死的最准确、最详尽的历史档案。我逐页细细阅读着，我的视线被夺眶而出的泪水所模糊。我仿佛听见屈死的亡灵的愤怒呼号，仿佛又回到中国历史上那灾祸深重的年月。

傅雷夫妇有两个儿子。当时，长子傅聪客居英国伦敦，次子傅敏在北京工作。在傅雷夫妇身边，唯有保姆周菊娣。周阿姨是第一个发现傅雷夫妇愤然弃世的人。案卷中的《周菊娣陈述笔录》，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历史文件。现全文抄录于下：

陈述人姓名周菊娣

性别女

年龄四十五

籍贯镇海

职业佣工

文化程度小学二年

陈述时间1966年9月3日上午

问：你怎么发现他们自杀的？

答：平时我每天早晨起来后，买菜，打扫书房，洗洗东西。他们夫妇俩一般在八点多起来，我再进宿舍（指卧室——引者注）打扫。今天上午到八点半未听见他们夫妇俩起身的声音

。

我到上午九点三刻左右仍未听到他们起身动静，我就静静（系“轻轻”之误——引者注）开开他们房门一看，床上无人，我将房门再开开一点一看，朱梅馥睡在地上。我立即到××路××小组支玉奇处报告，由支玉奇打电话报告派出（所）。

问：昨晚他们夫妇俩晚饭吃了没有？讲些什么？

答：他们夫妇俩均吃过晚饭。在八点左右我事情做好后到书房内去，他们夫妇俩均在。傅在写东西，朱在房间内。我也在房内坐下，三人一起。约九点不到，朱梅馥叫我早点去休息。

在吃晚饭时，朱梅馥说，明天小菜少买一点。

问：他们（家）有哪些单位来搜（指抄家——引者注）？什么时后（候）来的？

答：在8月30日下午，有区房管局来搜，到七点半左右离开，到楼上宋家去。

在当晚十一点多，由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来搜，一直搜到9月2日中午一点不到才离开，他们夫妇俩这几天均没有睡过。

问：平时你听到他们讲过什么话？

答：在上星期二（即8月23日——引者注）里弄突击读报回来后，他们夫妇俩整理一些旧画、小古东（董）。在星期三（即8月24日——引者注）晚，傅雷在书房内讲：“音乐学院可能要来扎（砸），要扎（砸）让他们扎（砸），最多大不了两条命！”其他什么话我未听到。

问：最近家中有什么人来过？

答：有一医生×××，工商联××。8月28日，朱的姑母来。其他人没有。

依靠档案查清傅雷夫妇之死这件事，给了我深刻的教训，从此我更注意依靠档案，发挥档案的作用。

我在1986年第二期《报告文学》杂志发表的《傅雷之死》，被许多报刊所转载，并选入《历史在这里沉思》等书。就连远在纽约的我的表妹，也见到当地华文报纸连载，只是改了标题——《傅聪之父傅雷之死》，因为在海外傅聪的知名度超过了他的父亲傅雷。日本译成日文发表。

在采写《傅雷之死》的时候，一个神秘的“戴大口罩的姑娘”引起了我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