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 《粉碎邪恶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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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23 09:38 只看该作者

《粉碎邪恶轴心》

——如何在2025年之前消灭世界上最后的独裁者

作者：马克·帕玛

序：全球民主化行动指南

明居正（台大政治系教授）

几年前，我和大陆的一些朋友在聊天，闲谈间大家很自然地就谈起了对于未来中国的憧憬。由于话题有趣，大家纷纷发言，情况十分热烈。有的说希望中国大陆的言论能更自由些，有的希望政府管得再少些，有的人希望官员贪腐能受到严厉的惩罚，有的人则表示中国必须有合法的反对党，与共产党公平竞争，以促使中国进步等等。听到这里我不禁插嘴说：“其实你们讲的无非就是中国必须民主化嘛！”这时，在座的人全部点头表示同意。

回顾人类社会数千年来的政治发展，我们的确看到所谓的潮流：王权确立、民族主义、阶级革命乃至民主政治等。然而时至今日，民主政治已经超越其他而成为无可辩驳的主流价值了。民主政治的建立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除了精英们头脑中的理想外，它恐怕还必须要有各种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条件的配合，民主政治才能在该社会出现，这就是为什么仅仅三十年前民主政体在全世界都还占少数的原因。这个问题在学界也引发了非常热烈的探讨，出现的书籍与论文不下数百篇，著名的美国政治学者杭亭顿为此还写了《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一书，历数一九七○年代以来的全球民主化进程的起伏进退，并在该书的最后以“政治顾问”的身分提出他个人对于推进全球民主化的一些设想。

杭亭顿的剖析止于一九九一年初，然而全球民主化的大浪就正好在这个时间点上怒潮澎湃地发威了。短短两年多当中，人们非常惊讶地看到，东欧的八个共产政权，波兰、匈牙利、东德、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竟然就像骨牌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地彻底垮台了。最后，更加戏剧性的是，苏联共产政权竟然也轰然垮台了。这一波的巨变再加上其他地区的一些变动，使得全世界增加了二、三十个民主政权。

曾任美国驻匈牙利大使的马克．帕玛先生从年轻时代就关心民主与人权的问题，成年后投身工作更一直致力于推动各国的民主发展。在他担任驻匈牙利大使的几年当中，他不但亲眼目睹了匈牙利共产政权垮台的经过，还亲身参与并推动了该国的民主化进程。此后，无论是身在政府还是转任民间工作，帕玛大使对于全球民主的关切与推动一直未曾间断。更令人振奋的是，现在他将多年来对于民主化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化为文字，期望因此而能将他的毕生理念与更广泛的人分享并进而推动其彻底实现。这本书，《粉碎邪恶轴心》，就是他思想的结晶。

帕玛大使在本书中呈现了他独特而引人深思的国际政治观点：即世界政治的本质其实是民主与独裁专制间的争斗。此外，与别的书最不同的是，本书不只是理念的探讨与咀嚼，它更是行动的指南。直至今日为止，帕玛大使一直是一位行动派。在书中除了明确点名全世界仅存的四十五名独裁者外，他还剖析了这些独裁者的政治劣迹，然后他更具体探讨了如何去结束这些独裁者暴虐统治的步骤与作为，包括：加强广播与电视、散发报刊或传单、接触各国民主运动人士、派遣民主志工、接触各国军队中有民主理念的人士、甚至与独裁者本人进行对话与说服等。从过去经验看来，这些都是可行而有效的方式。

帕玛大使对于中国的情况特别关注。除了他个人的中国情怀之外，他在书中也相当遗憾地表示，中国大陆在一九八九年时曾经距离民主非常非常地接近。事后看来，真的是只差一小步，或者说只要中央政治局当中一位或两位常委改变心意站在赵紫阳而非李鹏那边，中国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想想看：中国的十三亿人如果这十六年来生活在民主体系而非共产专制当中，中国会有多大的不同！两岸会有多大的不同！世界又会有多大的不同！

当然，帕玛大使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设计了许多具体的操作方式，而且他很希望中国能够因此而在二○一五年就结束专制走上民主。不过，最近我们注意到了一个新的发展，这个发展或许会令帕玛大使又惊又喜，因为中国共产党竟然可能会提前解体！在二○○四年底到二○○五年初，北美的华文《大纪元时报》发表了一系列九篇社论《九评共产党》，深刻地揭露了中国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文章一出，在华人社会造成轰动，不但人人争相索阅，更引发了一股退出共产党的浪潮。十个月下来，一共已经有将近五百万人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目前仍然以每天二至三万人的速度增加，而且势头强劲，完全不见转弱的迹象。两个月前，在访问西欧五国时我将这个现象与各国政界与学界人士分享，惊讶之余有人立刻指出：这显示和平革命正在中国发生，中共解体在即！

我们知道民主是世界的潮流，我们更确信中国不会是例外。帕玛大使在本书中展现了崇高的理念，提出了具体的推进民主化的设计，我们相信，不但一个新的、民主的中国很快就会在我们的眼前出现，其余的四十多个专制政体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人类的历史舞台上消失，而本书对于这个历史性的发展会发挥它重大的作用。谨为之序。

明居正 二○○五年九月二十九日书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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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23 09:39 只看该作者

中文版序：最需要关切的国家是中国

马克·帕玛

在这本诉求以和平方式来推翻世界上最后四十五个独裁者的书中，我写到：“其中最需要特别关切的国家就是中国，因为一旦成功的话，将能为近二分之一现今仍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人民，带来民主自由。而且中国人民曾经距离民主只有一步之遥，因为根据中国国家安全部的消息，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五日（编注：六四事件前夕）在中国各省共有一百三十二个城市同时发生示威活动。

如果当时的中国人民与赵紫阳辖下的大部分政治局委员，都能坚持立场而不被年老的邓小平镇压成功的话，中国可能已经名列在民主阵营中的先进国家长达十六年了。并且，中国、亚洲与全世界也将会更安全、更自由、更充满正义；中共与民主台湾之间的紧张关系亦将不复存在，一个自愿性的统合也可望促成；向来倚靠北京独裁兄弟撑腰的北韩独裁者金正日会走入历史，而一个统一且稳定的民主韩国将能实现；中国也将可成为受欢迎的强权国家，而不是如同现在遭其邻国与世界各国反对。

自从本书付梓后，中国的民主进程已成为更急迫与现实的目标。这确实应该是国际社会与中国人自己的当务之急。

中国社会正以惊人的步伐加速改变中，对于腐败的痛恨已经转为一连串由工人、农民与其他百姓在全国爆发的示威抗议行动，在二○○四年有纪录的就有上千件。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旅行海外时亲眼目睹自由社会的实况，以及在层层压制下仍广泛地在内部传播的资讯，对于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憎恨情绪也正日渐扩散。在没有公平自由的选举下，江泽民将统治衣钵传给了胡锦涛，并且直到今天，对于新闻自由、作家、学生与修炼者的镇压未曾稍歇，他们是中国年轻一代的菁英与人民的良知，却仍大量地被拘禁与刑求折磨。香港人民选举特首的权利，甚至仍未被北京当局认可。与廿一世纪社会的快速现代化、教育水准提升与资讯需求孔急相比之下，监控网际网路、掩盖SARS疫情与害怕改变的这个腐败堕落的专制独裁政权，更显得僵化与无以为继，其基础与上层架构正在逐渐解体之中。

中国的持续专政，与世界各国民主进展对比，是更加明显了。在本书中我提过，另一急迫需要民主化的主要区域是大中东地区。但从吉尔吉斯共和国（当我写这些句子时）到阿富汗、伊拉克、黎巴嫩、埃及及摩洛哥，我们见到这些国家在过去二年为民主进程所做的努力，甚至多过其过去整个历史期间总合。确实整个地区现在有热烈的讨论，并决定抛弃曾阻碍个人与国家发展的老旧系统制度。

中国人在人类历史上曾拥有最先进的文明，现在目睹大批近乎文盲的阿富汗人民得以运用投票权选举他们的总统——这是亿万中国人民到目前为止仍被剥夺的权利。

不只是中东，全世界多数现在都专注着民主发展，将其视为达成全球和平、根绝恐怖主义、维持正义、自由与法治社会的成功之钥。布希总统在第二任就职演说中所揭露的外交政策重点提到：“美国的政策是根除每个国家的暴政。支持自由的一方，我们就支持你，你们就是自己国家未来的领导者！”德国总理施若德接着表示：“我很热切地听了布希总统的发言，并感受到他对于所有国家达成民主化的热切期望，我十分赞同他的看法！”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在联合国救济提案中强调民主化的重要性，他特别提出废止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主张，因为该委员会长期以来已被一些主要违反人权的国家用来掩饰其罪行，而应另成立一个小型的人权会议，只有誓言促进人权的国家才可以加入会员。民主联盟的成员，全世界一百九十四个国家中的一百二十个，将在联合国体制内外一起行动。世界银行的新总裁渥夫维兹（Paul

Wolfowitz）也一直是推动民主化的强力推手之一。

本书最后列出的行动计划正引起大家的注意，支持并将其实现的行动正在展开。二○○五年三月三日，美国参众两院的领头委员（马凯恩．莱伯曼参议员与渥夫．蓝托司众议员）提出二○○五年〈促进民主法案〉（Advance

Democracy Act of

2005），其中就包括许多本书所提出的提案。匈牙利政府开始带头创立一个多国的民主转变中心，来进行专制独裁转换到民主制度过程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与经验应用在那些刚刚起步的国家。

中国越来越像是在民主海洋中一个不合时宜的专政小岛，“自由之家”在二○○五年的报告里，再度将中国列入全世界前二十名高压统治的国家之列。然而中国却被蒙古、日本、南韩、菲律宾、印尼、澳洲、纽西兰、泰国、孟加拉、印度，甚至可能包括吉尔吉斯共和国在内的民主国家所包围着。由于俄国在二○○四年从部分自由倒退为不自由国家，中国现在有一个机会可领先俄国成为民主国家，并领先其邻国越南、寮国与北韩。当然中国会希望因其伟大而获致光荣，而非以“政治落后国家”班上的最后一名为傲。中国当然无法容忍沙乌地阿拉伯在二○○五年春天，举行了市政选举而超越她。这是一场中国不能输的奥林匹克比赛。

如果这场竞赛正严肃地进行中，那么有愿景与勇气的中国人民该怎么做呢？

这本书专注于以人民的力量作为主要战略来和平地清除独裁者。我被基尼．夏普（Gene Sharp）所著《从独裁到民主》（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这个主题的工作所吸引。大家可以在http://www.aeinstein.org网站找到这本书的中文翻译。如前文所述，中国人民在一九八九年差点就成功了，也就是同一年，中欧的共产主义被推翻了。过去的两年内，有许多同样的成功例子持续发生，那都是由一般寻常老百姓，没有使用武器，只靠着勇气与组织能力就成功了。乔治亚共和国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橘子革命，以及其他本书先前提到的例子都指引着大家前进。本书中利用完整的一章用来介绍如何在中国达成这件使命。

以下是在本书中介绍过的一些方式，在大多数最近的人民革命行动中也再次展现其力量。

在每年数以千计的示威行动中，中国人民展现了无比的勇气。乌克兰、乔治亚与其他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以国家范围为基础的组织是有需要的。这是一个重要的中心目标。对于偶尔零星出现的示威抗议活动，独裁者是很容易将它处理解决的，但是对于全国性、同时发生的示威活动，将会产生动能促使更多的人加入行动，当镇压的机器由于施行范围过大而显得无力维持时，独裁政权也将难以维系。

中国人民也需要一个聚集群众的理由。在乌克兰、乔治亚、吉尔吉斯共和国与其他国家中，大多有着共通的理由，就是要从当权者手上夺回选举权。但是所有这些事件的背后真正原因是反对腐败与滥权。在中国则还有其他即将面临的情况，一些未能预知其发展而造成全国性灾难的事件，例如处理SARS、矿灾、银行系统崩溃或其他类似的事件。事先准备好并利用这些机会是很重要的，要有一个具可见度与吸引人的平台，来诉诸所有人民，并向他们再次保证政权的稳定转移是可能的。这个平台可以专注于因一党专政、大权独揽所造成的腐败贪污；也因此必须有独立的新闻媒体来揭发所有发生在乡村、城市、省及全国各阶层的腐败人物；有独立的司法机构来对这些人予以审判并加以求刑；有自由贸易工会来争取更合理的工资及工作环境，这是马克斯也会欣然同意的条件；有自由公平的选举，可让人民透过选举罢黜乡镇与全国的腐败官员。

从最近和早期的人民力量所展现的成功案例中，我们学到了另一件事——那就是需要赢取武装安全部门人员的支持，而不要把他们视为敌人。他们也是中国人，而且大部分相当年轻。他们也是爱国的，并且也看到了腐败的状况。在有关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黎巴嫩的事件报告中，美联社报导描述道，虽然政府禁止示威，这些抗议者仍然整天向前来镇压的士兵和员警递送红色玫瑰，有一些士兵最后反而告诉抗议者怎样逃避安全封锁线。在乌克兰、乔治亚、吉尔吉斯与其他国家中，人民设法说服维安部队退出并允许示威者进行关键的行动。

最重要的事是：集中力量于二或三个重要地方，以打开通向民主之门。在迄今所有案例中，几无例外。这表示必须对议会大厦、总统办公室和全国电视台采取行动。如果以中国来说，这表示要把民主进入人民大会堂、中南海和中央电视台（CCTV）。

当解放运动完全由中国人民自己启动运作之后，外国人就能帮忙了。年轻的塞尔维亚人是在贝尔格勒二○○○年运动成功的中坚分子，并将他们的经验与年轻的乌克兰人分享，进而影响了二○○四年在基辅的运动成功。他们教导了举办街头剧场的技巧，藉由嘲笑执政者的方式来减少一般大众的恐惧心理，并且建立与民兵的连系。国际选举教练员和观察员也扮演了关键角色，把一场原是欺骗性的选举，藉机转变成展现人民力量的示威集会运动。

对于个别的独裁者予以关注也是非常重要。在黎巴嫩，叙利亚独裁者阿塞德（Bashar al-

Assad）的巨大广告牌与相片被黎巴嫩人撕毁，其实是受到许多伊拉克人在巴格达将海珊（Saddam

Hussein）的雕像拉下的影响。然而必须为超过二千万人民饥饿和死亡直接负责的毛泽东画像却仍然控制着天安门广场。他和他的继任者胡锦涛都必须被除去。

其中一种方法是把焦点集中于胡锦涛的犯罪行为并要他亲自负责。一个由国际法律学者和律师组成的小组正在运作，以进一步列举其“专政独裁罪行”，并设法收集证据以及对犯行的独裁者提起诉讼。包括胡锦涛在内，每位独裁者都违反了自己国家法律和宪法所保障的各种政治与民权。胡锦涛并且违反了中国必须遵守的国际协定和条款，如〈世界人权宣言〉、二○○五年〈促进民主法案〉提供收集证据并最终审判那些违反人性的独裁者的法律基础，其中并包括一些列举“专政独裁罪行”的工作。

当这个过程进行时，中国律师和民主行动人士可以开始收集胡锦涛的罪刑证据，并促使其受审。甘地（Mahatma

Gandhi）教导我们，当人民开始不合作时，非法和不公正的政权就要垮台了。鼓励不合作的一个主要方式就是宣示独裁者的不合法性。这是有先例可寻的。赖比瑞亚独裁者查理斯．泰勒（Charles

Taylor）被联合国任命的法庭控告，当时他还是赖比瑞亚的总统。国际刑警组织对他发出拘捕令，于是他出逃到了奈及利亚，在本文撰写此时，法院正试图将他引渡受审。南斯拉夫和卢安达的前任独裁领导也被带到国际法院受审。胡锦涛也该当如此，除非他扭转路线，与中国的民主人士组织一个全国圆桌会议，并考虑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受审和遭受拘留的威胁，对于这样的路线逆转是很重要的激励。

在二○○四年九月中共的十六大会议之后，中共的高层领导人提出“党的生与死”植基于“改进治理”。根据他们的定义，改进治理是让党的官员较少腐败并提高对民众关心事务的敏感性。如同《纽约时报》所报导的，温州的一位搬运工说：“当官比当富翁更好！”，一个汽车机械师说：“官员藐视平民百姓。”我们从其他遭受共产主义之苦的国家中学会了，共产党必须真正地“死去”才有可能减少腐败和改进治理。北京的独裁者和所有地方上的独裁者其庞大的既得利益透过组织架构层层紧密结合，致使改革几乎不可能运作。中国可以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国家。只要透过一群具有勇气和愿景的志士，结合所有志同道合的大多数群众，发起一场展示人民巨大力量的抗争，将可扫除所有旧的腐败，为中国全体人民带入平等、正义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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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23 09:39 只看该作者

致 谢

彼得·艾克曼（Peter Ackerman）和马克斯·卡伯曼（Max

Kampelman）鼓励我仔细思考一个战术策略，把这个世界变成百分之百的民主社会。杰克·杜沃（Jack

DuVall）提供了很多理论建议，给予原稿批评意见，并且为“使用非暴力”一节做出了贡献。克特·巴苏恩内（Kurt

Bassuener）和艾瑞克·卫特（Eric Witte）对整部书提供了意见，帮助做研究和修改文字。克瑞斯汀·奎达（Kristin

Guida）和查理斯·哥瑞波（Charles Graybow）为“四十五个最不受欢迎的独裁者”补充资料。德安·考宛（Dean

Cowan）运用他出色的电脑技术输入了原稿。最后，卡尔·泊西（Carl Posey）使得这本书变得更加可读。

我的大使朋友们，海瑞·巴恩（Harry Barnes），麦克·阿姆克斯特（Michael Armacost），史蒂夫·波斯沃斯（Steve

Bosworth），豪沃德·沙佛（Howard Schaffer），史密斯·哈姆斯顿（Smith Hempstone），温和蓓蒂．罗德夫妇（Win and

Betty Lord），罗杰·克尔克（Roger Kirk），以及其他大使均分享了他们的意见和经验。民主斗士朋友们，包括肯·沃拉克（Ken

Wollack），麦克·勒丁（Michael Ledeen），约翰·苏利文（John Sullivan），约翰·福克斯（John

Fox），卡尔·格什曼（Carl Gershman），芭芭拉·海格（Barbara Haig），马克·泊拉特纳（Mark

Plattner），基尼·夏普（Gene Sharp），鲍勃·海勒威（Bob Helvey），珍妮·文瑟（Jennifer

Windsor），爱德壬·卡拉特尼凯（Adrian Karatnycky），史塔特·澳巴赫（Stuart Auerbach），瓦特·瑞蒙德（Walt

Raymond），以及许多其他朋友们分享了他们的经验和建议。 我十分感谢罗曼与雷特夫德（Rowman & Littlefield）出版社的杰得．里昂（Jed

Lyons）和约翰森．斯斯克（Jonathan Sisk），他们决定发表我的宣言。我也十分感谢朱丽·克什（Julie

Kirsch）帮助编辑、校对和印出我的作品。

我的父母，美国海军上校罗比·艾利斯·帕玛（Capt. Robie Ellis Palmer,USN）和凯萨琳·虎克·帕玛（Katherine Hooker

Palmer），来自于缅因州和佛蒙特州。他们的潜移默化给我灌输了强烈的新英格兰独立思考和个人自由主义意识。我记得在佛蒙特州由我父亲主持的西敏寺城镇会议的大厅后座上，母亲站起来大声地宣布：“罗比，这简直是你所做的决定中最愚蠢的一个。”这种对权力（和男人）的态度是民主的精髓；我在世界各地的乡村和城市都看到了它的存在。

在新德里（New

Delhi），一个印度学生意外地被年轻的美国外交官请去西藏修道院吃晚餐，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坐在地板上边用餐边和僧侣们谈论发生在中国的镇压。在我们三十多年的婚姻中，妻子苏什玛（Sushma）逐渐理解并愿意分享我对于持不同政见者和民主的激情，且逐渐发展出她的思想，最终在这本书的孕育和成形中，从主题到结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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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23 09:40 只看该作者

前 言

一九八二年六月八日，美国雷根总统曾经在英国国会表达对各种独裁形式在这个时代引发的诸多非人道行为的憎恶。他号召人们把所有共产主义以及其他独裁者们投入历史的“垃圾堆”。他表现了美国加州人的乐观：“善良的力量必然会战胜邪恶。”在全球争取自由的运动中，我们需要的仅是坚强的领导、时间，再加上一点希望。当时，他的预言遭到了普遍的怀疑。但自此以后，全球的极权政府却一个接一个地倒台了，大片的区域出现了和平与自由。

雷根总统的那次讲话稿是由我起草的。我对人类追求争取自由的信仰来自我个人的生活经验。在六○年代初，我以主修“俄国研究”的学生身分到过前苏联。我相信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俄国学生都和我一样追求相同的生活目标。我还记得一个女学生告诉我，“我多么希望能去看看巴黎、伦敦和纽约啊！”

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阐述了他的愿景。在六○年代初，做为千百名北方白人学生中的一员，我来到南方和美国黑人一起静坐、祈祷、游行，这样的经验告诉我用非暴力策略反对不平等待遇的巨大力量。

在一九六三年夏天，我和基督教“贵格会”的教徒在一个穷苦的墨西哥村庄里一同生活，那一段经历使我亲身体验了受压迫的感觉。自从一九一九年以来，“制度革命党”（PRI）在墨西哥一直是一党独政，这个政府的官员被腐败严重侵蚀。每次他们来到我们居住的村庄都是荷枪实弹，因为他们相信只有威胁和恐惧才能使他们的权力得以维持。当人民恐惧心减弱，起而推翻了这个一党专制政权之后，墨西哥的历届政府成为在国际、国内支援民主和人权的一股强劲力量。

在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九○年期间，我的外交生涯集中在莫斯科、贝尔格勒和布达佩斯。在共产主义制度从僵死的状态向民主制度全面转化的历史舞台上，我扮演一个第一线上的小演员。无论是七○年代在莫斯科大剧院鼓励编剧、导演和演员们演出推陈出新的剧作，还是做为美国驻匈牙利大使参加一九八九年匈牙利的民主（反对派）游行，我们证明了独裁是可以被推翻的。这是要经由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外来的支援，尤其是要帮助人民获得取胜的自信心。

我是亨利．季辛吉的首席讲演撰稿人，他当时是尼克森的国务卿。我曾陪同季辛吉在全球揭露专政的邪恶；也曾在布里兹涅夫当政的前苏联和铁托政权掌权的南斯拉夫工作过六年；在卡特总统执政期间，我在美国国务院主持战略，核武及传统武器控制办公室。在雷根总统执政期间，我被任命为副助理国务卿，主管美国与苏联及东欧以外的外交关系。

我还记得一九八五年在莫斯科准备雷根和戈巴契夫的首次会议时，国务卿舒兹（George

Shultz）教我如何让独裁者参与对话。当他和戈巴契夫及苏联外长交谈时，我注意到他喜欢离开议题去探讨现代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在那个时间，我还提醒他遵循议程。但后来我看到雷根在日内瓦与戈巴契夫的会谈中采用了同样的策略。

观察了两位出类拔萃的外交家的行为，我于一九八六年出任美国驻匈牙利大使，进驻布达佩斯。在对付最后一位匈牙利共产主义独裁首领，哥什（Karoly

Grosz）的时候，我采用了从舒兹那里学来的经验。在那里，我理解并运用了这样一个公理：一个民主国家的大使馆必须是暴政孽海中的一个平稳小岛，她是这些微妙到并不十分微妙的政治变革中的指导者。

自从一九九○年我离开外交工作转向私人企业，我对传播民主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有了更强的信念。在共产主义制度瓦解之后，我是美国进入东欧的首批投资人之一。在那里，我看到前所未有的新兴而稳定的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并体会到我们做为“他山之石”可以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同合伙人一起在八个国家建立了政治上独立的电视台，在“查理观测台”（Checkpoint

Charlie）的地段上盖了一座现代化的办公大楼。这是一个标志，显示一个封闭的社会成功地走向开放：共产主义系统的压制→冷战交锋→最后的解放。

我把我毕生的精力、事业和资金都投入到建立一个全面民主化的世界中。二○○○年六月，我在华沙发起并建立了民主阵营，这里包括了来自一百零七个国家的代表。二○○二年十一月，我们成立了一百一十个国家参加的同样团体。我还是“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民主体制社区理事会和通讯、健康与环境中心的董事会成员。

没有民主的变革，后果是不可想像的。我们只需要回顾过去的一个世纪，就可以预测下一个世纪的前景。血淋淋的事实展现了史达林、希特勒、毛泽东和其他独裁者在人类历史上所犯下的无数反人性的罪恶。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参观了在基辅城外的树林，那里秘密埋葬了近二十万犹太人与其他希特勒统治下的受害者（注）。无独有偶，几天之内，科索沃（Kosovo）传来消息，在塞尔维亚独裁者米洛塞维奇（Slobodan

Milosevic）的命令下，成千上万的人被秘密杀害并埋葬。

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展示未来，而不是重述过去。我相信未来不会是过去的翻版。看看过去的二十五年，专制制度在全球的崩溃情形，我们肯定有能力在二十年到二十五年之间全面消灭专政。我们可以对目前仅存的专制者设定最后期限，并在下一个二十五年之内，一步步完成这个历史使命。

这是一本关于阿拉伯世界的书，那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一个领袖是民主选举产生的地方，而当地民意测验却表明了公众对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观的强烈支持。三十个著名阿拉伯学者在一份研究中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阿拉伯地区是可以加入到民主革命中来的。他们提出了这个地区的三个根本性的短缺：自由、妇女的权利和知识。我曾用了两年的时间试图在阿拉伯世界建立第一个政治上独立的电视台，显而易见，人民是希望有这样的电视台，但是独裁者却极力阻止这一行动。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一日，“自由之家”在埃及集会，纪念埃及民主思想家和民运人士伊布拉辛（Saad

Ibrahim），我当时站在伊布拉辛的妻子旁边，她正在读伊布拉辛在狱中所写激励人心的宣言，他号召埃及以及全阿拉伯世界的人民为民主而战。二○○三年初伊布拉辛被释放出狱的时候，民主运动已经以史无前例的声势进入中东。

这也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一九八九年，当柏林墙被推倒，当匈牙利于奥地利边界的铁丝网被剪断，中国也曾经如此地靠近民主。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参加了在美国国会山庄前举行的法轮功集会，这次集会的资讯十分明确：中国人民要求，并终将得到他们做为人民的权利。法轮功是一个源于中国古老的信仰和修炼法门，江泽民及其幕僚曾推测有七千万人修炼法轮功。就在此刻，数千名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被江泽民政权迫害致死，几年来法轮功的抵制迫害运动前仆后继、英勇不屈、坚持不懈和把握分寸各方面，都可与甘地领导的非暴力运动相媲美。

归根结柢，这本书是关于行动的书。在二○○二年六月《纽约时报》评论员罗森泰（A. M.

Rosenthal）在“自由之家”一场集会上，回忆了一九六四年在纽约的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谋杀案。他问道，什么时候见死不救会成为犯罪？当这谋杀发生在百尺之内吗？当他发生在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当人们被血腥屠杀，饥饿而死，饱受迫害，但你并不身临其境吗？这是当时在他即将获得“总统自由奖章”的前夕所提出的疑问。

我的回答是，当人们被统治着他们的独裁者残杀时，隔岸观火是错误的。我们知道由于金正日，上百万的北韩人民在饥饿中挣扎；我们知道独裁者是恐怖主义和战争的根源。我们必须现在行动。这是一本关于最后的四十五个独裁者的书，这里描述了怎样推翻他们的战略和战术。这里也描述了怎样授权于民，让这些国家的人民最终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前途。

注：阿里珊·斯坦利，〈教皇的艰难之路〉，《纽约时报》，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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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23 09:40 只看该作者

第一章 真正的邪恶轴心

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我们都憎恨任何形式的独裁专政。

为了和平与正义，让我们朝向这样一个世界努力，

最终所有的人民都能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命运。

——前美国总统雷根（Ronald Reagan）

二○○二年元月，当美国总统布希首次发表国情咨文演说时，美国人学到了一个新辞汇：“邪恶轴心”（axis of

evil）。布希总统用它来描述三个与美国死对头的国家：伊拉克、伊朗和北韩。这三个国家中没有一个喜欢被这样单独称呼，或是放在一起称呼。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则视这个新辞汇是导致麻烦的一种轻率之举，如法国外长弗德林（Hubert

Vedrine）等认为这只是把问题过分“简单化”，言下之意似乎指这种邪恶联盟在新世纪里是不可能出现的（注1）。

然而，在我看来，这种邪恶联盟不仅是可能，而且正是今天世界的问题所在。不同的是，我认为仅提这三个邪恶轴心事实上远不能充分描述当今世界实际存在的巨大专制弧圈。这个专制弧圈，让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被控制在少数的几十个人手中。

这个连贯的弧圈，西起中国与北韩，经过哈萨克，到达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再往南直到安哥拉。本书封面里的地图用黑色来表示出这个弧圈。亚洲有八个专制国家：中国、北韩、越南、柬埔寨、寮国、汶莱、不丹和缅甸。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中部非洲地区存在着十一个专制国家：安哥拉、蒲隆地、喀麦隆、刚果、赤道几内亚、几内亚、利比亚、卢安达、史瓦济兰、多哥和辛巴威。另外共有二十三个专制国家是位在中东或其周围地区，占全世界四十五个专制国家的一半以上。而在这块连自由都不准生长的大沙漠外，是最后三个专制国家：白俄罗斯、古巴和海地。

在民主国家里，我们有时会轻率地把专制政权，想成如同古代的铁甲暴君或是骑着马的小人一般，但当今在邪恶轴心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暴君，根本不只是如此而已。中国的独裁者，控制了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把持了巨大的天然和工业资源，更豢养了一支拥有核武装备的强大军队。世界上大量的石油（约50％）蕴藏在中东地区独裁者所控制的土地下，而在那块土地上，恐怖分子也获得大力支援，蠢蠢欲动地发展大规模杀伤力的化学、生物和核武器。

虽然这些独裁者的宗教信仰、政治观点、种族背景和国籍可能不一样，他们却有许多共同之处。例如，他们都喜欢随意使用手中拥有的任何武器，无论是大砍刀或是致命的化学子弹，来对付所有的敌人，包括真正的敌人和假想敌、外国人和本国人。在他们的统治下，数以百万计的人民丧失了性命，巨大的难民潮横扫全球，原本有希望的国家被带往贫穷、饥荒与绝望。

这些暴君根本不把他们自己人民的利益当一回事。海珊把伊拉克人民所处的绝境归罪于一九九一年二十二国联军把他们赶出科威特后，联合国对他们实行制裁的结果。然而，所有的证据却都表明了伊拉克遇到的困境完全是海珊胡作非为的结果：在获准变卖石油以换取食物和其他人道物资后，这个独裁者却把钱用于发展武器，并为自己建立了许许多多的宫殿，这些宫殿很多都是在制裁期间建造的。

而在英美空军保护下的伊拉克北部库德族人（Kurdish），虽然也必须接受和其他地区同样的制裁，但那里用石油换取食物的方案得以按计划实施，生活水准因而稳步上升，婴儿死亡率也下降了（注2）。

在伊朗，哈米尼（Ayatollah Ali

Khamenei）有系统地监禁、酷刑折磨和谋杀争取民主的伊朗人，藉以恐吓伊朗人民来忍受他未经选举的统治。并且持续密切支持对以色列所进行的恐怖活动。而当伊朗民选的议会和政府领导人希望与国际上的和平民主力量保持更开放的关系时，哈米尼及其特勤党羽却背道而驰，不失时机地实行独裁专政。

在北韩，金正日继续步其父亲（即一九五○年发动韩战的金日成）（注3）恐怖统治之后尘。在跃居北韩共产党宝座前就已亲自参与恐怖活动的金正日，正继续制造南北韩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不顾自己国内的百姓已有数十万死于饥饿，他还是尽全力来维持一支百万人的全球第四大军队。金正日对大规模杀伤武器具有异常的高度兴趣，同时北韩也正大量供应其他独裁国家可携核弹头的导弹（注4）。

事实上，这些独裁者对彼此帮助都是毫不迟延，有时甚至是不经意地就帮助了对方。海珊在一九八○年入侵伊朗时，并不是为了巩固何梅尼的权力，但事实上却造成了这样一个结果，以及伴随的几十万人民死亡（注5）。而虽然金正日普遍被认为是有恐外症，但他却与伊拉克的独裁者海珊合作，也与伊朗的哈米尼、古巴的卡斯楚、辛巴威的穆加比（Robert

Mugabe）、白俄罗斯（Belarus）的鲁卡申科（Aleksandr Lukashenko）等其他人有生意往来。

然而，这些事与中国共产党独裁者江泽民铺天盖地的毒网相比，也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中国，做为北韩这个封闭国家的长期保护者和五○年代韩战的参战国，仍与金正日政权保持密切的联系。当中国进行攻打台湾的攻击性军事演习时，很明显地与北韩在南韩水域的挑衅行为互相呼应（注6）。近年来，虽然中共试图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扮演一个和平的仲裁角色，但其动机很可能不是要促进和平谈判，而是阻碍，拖延北韩的民主化与现代化。因为如果北韩推翻他们的共产独裁者，中国的共产独裁者将会惶惶不可终日。正如一个中国官方机构的代表所说的“如果那样的话，朝鲜半岛就会完全被美国及其盟邦所控制。北韩的存在，能使中国免于美国的军事垄断。”（注7）虽然这种合作使平壤和中共的独裁者互相受益，但对北韩和中国两国的人民却是毫无帮助。曾经号称是萌芽中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已沦为饥荒不断、残酷镇压和荒芜的一片恶土。

虽然看似放松控制，事实上中国毫无意愿改善其人民的个人自由。如一九九九年八月，江泽民下令逮捕热比娅．卡德（Rebiya

Kader），一位中国企业家新星。控告的罪名呢？只因这位名叫热比娅的新疆维吾尔族人，正准备交给美国国会研究服务访问团成员一份关于员警骚扰的报告（注8）。逮捕卡德是江泽民继续镇压大量新疆回教少数民族政策的一部分，但结果只是更加强分裂主义者的情绪和极端好战分子的冲动。江泽民一方面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击维吾尔族人中“回教基本教义派”和所谓的“恐怖分子”，另一方面却继续支援那些领头滋长恐怖主义的国家。透过出售导弹和其他武器技术，以及利用其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中共独裁者藉由政治合作以及经济援助等手段，近年来不断地对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苏丹、古巴和北韩提供援助，而这七个国家正是美国国务院登记在案的支援恐怖主义国家（注9）。而前五个国家更被列为支援回教基本教义派有关的恐怖分子，但这次却都成了素以反宗教著称的中国政府的亲密伙伴。例如，二○○○年六月，一名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访问巴格达，以促进中共独裁政府与海珊党派之间的关系。中国代表团正式谴责了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并期望两国执政党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据北京《人民日报》报导，伊拉克副总统拉马丹（Taha

Yassin Ramadan）如此回应：“同中国发展关系符合伊拉克政府及阿拉伯社会复兴党的利益。”（注10）

虽然伊拉克是中共向国际流氓兜售军火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但是其死敌，伊朗的哈米尼，也同样是中共扩建其军火店铺的座上客。据报导，中国涉入给伊朗建造一套先进的防空系统，并恢复销售核武及化武技术给伊朗的独裁者（注11）。这些军售除了明显的影响和平安全外，中共的行为加强了哈米尼及其他强硬派的实力，而牺牲了大多数愿意接受民主方式的伊朗人民利益。

就在恐怖的二○○一年九月十一日那天（编注：美国

911事件），一份巴基斯坦报纸报导一中国代表团刚同阿富汗的神学士（Taliban）政权签署了经济与技术合作备忘录（注12）。后来的报告还揭示，两家中国国营公司已为喀布尔（Kabul，编注：阿富汗首都）的神学士政权建立一套通讯系统，而神学士政权长期以来一直在宾拉登的主导下对中国维吾尔族极端主义分子进行培训（注13）。一位元据说是盖达组织（Qaeda）的高层官员告诉英国《卫报》（Guardian）说，中国支付给宾拉登大笔金钱来购买一九九八年八月美国原本要攻击阿富汗恐怖分子首脑所在的训练营而发射但并未爆炸的巡弋飞弹（注14）。

第一枚“穆斯林核弹头”和发射它的导弹技术，归功于中国和北韩的共产党独裁者对巴基斯坦军队独裁者的协助。

除了支援那些赞助恐怖主义与追求或已拥有核武器的独裁国家，中共还给予相当数量的小国暴君在外交上大力支持。江泽民和欧洲末代独裁者白俄罗斯（Belarus）的鲁卡申科（Aleksandr

Lukashenko）发展了非常紧密的联系，并在二○○一年举行两次热烈而诡秘的高峰会。第一次高峰会时，鲁卡申科为了证明自己对中共有用，向中共当局严密控制的新华社表白说：“白俄罗斯始终支援中国在人权事务上的一贯立场，我赞赏中国在最近联合国人权会议上的成功，并恭喜你们粉碎了美国所提出的一项反对中共的动议。”（注15）《人民日报》报导了七月在明斯克（Minsk，编注：白俄首都）的高峰会，“江泽民说中国感谢白俄罗斯在台湾、西藏和人权方面对中国的支持。”（注16）为了表示回报，在鲁卡申科透过选举舞弊窃取独裁地位前两个月内，江泽民即表达了对鲁卡申科处理白俄罗斯“内政和外交政策”的尊敬。《人民日报》紧接着报导：“中国支持白俄罗斯在反对任何外国干涉及保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方面的努力。”（注17）

当辛巴威在穆加比的错误统治下陷入独裁统治时，中共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当时穆加比把白人农民赶出他们的土地，实际上掏空了南非人的经济来源，这时中共却为其非法占用的农场提供了农业设备（注18）。穆加比因此称中国是“辛巴威的第一号朋友”。因天安门屠杀而恶名昭彰的李鹏，感谢穆加比的“一个中国”政策和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支援（注19）。

二○○○年六月，李鹏会见当时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总统米洛塞维奇，中共的屠夫和贝尔格勒（Belgrade，编注：塞尔维亚首都）的屠夫热情地相聚，纵然有来自塞尔维亚、中国和西方民主力量的批评和压力，此次会见仍然得到了双方预期中的相互允诺与支援。李鹏还发表了一项对北约干预科索沃的正式谴责。据《人民日报》报导，米洛塞维奇对中国政权表示敬意。“中国是提倡国际社会多元领导和反对霸权主义的主要力量，”他说“南斯拉夫支持中共解放台湾的努力和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注20）

虽然北京是一个重要的中心点，但并非所有的独裁者联系都会在那里汇聚。多年来，米洛塞维奇伙同鲁卡申科的白俄罗斯政权为海珊的军队提供防空技术。在二○○○年七月与米洛塞维奇的高层领导会晤时，海珊必不可少地对北约干预科索沃做出了谴责（注21）。

二○○一年五月伊朗的哈米尼（Ayatollah Ali Khamenei）与古巴的卡斯楚（Fidel

Castro）会晤，哈米尼解释双边互利关系时说，“我们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抵抗，是基于回教的信仰让伊朗认为，对世界上任何自大与傲慢者的抵抗，都是正确的行动。”（注22）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新闻社，即哈米尼和其他伊朗强硬派的喉舌，进一步解释道：“伊朗和古巴拥有强大的友好关系，古巴始终支援伊朗在国际事务上的立场。”（注23）

在非洲，利比亚的独裁统治者格达费（Muammar al-

Qaddafi）几乎支援了那片大陆上的每一个暴君。他的政府不仅为赖比瑞亚的独裁者查理斯．泰勒及其犯罪同伙山克（Foday

Sankoh）提供训练，并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法得．山克是狮子山共和国恶名昭彰的革命联合前线的领导（注24）。经由资助西非大屠杀，格达费打开了利润丰厚的非法军火贩售管道，并从受其保护的狮子山共和国童子军开采的钻石矿中攫取大量利润（注25）。据《华盛顿邮报》报导，宾拉登（Osama

bin Laden）的盖达恐怖组织，也经由格达费及独裁者俱乐部西非支部介入了狮子山共和国充满血腥的钻石财富（注26）。

在这种盟友的帮助下，非洲的独裁统治者能在不受任何惩罚的条件下，时常派遣他们的流氓军队越过国境，挑起群体灭绝性的争端，在一九九四年一年就屠杀了超过百万的人民。穆加比对辛巴威民主反对力量的残酷镇压得到了利比亚在政治、石油、经济乃至军队的援助。穆加比公然与自己的人民为敌，派遣数千人的军队支援刚果民主国的金夏沙（Kinshasa）独裁者，造成金夏沙的战争灾难。英国非政府组织“环球见证”（Global

Witness）发表一项报告，披露了刚果政权和辛巴威之间的一项协定，该协定保证辛巴威继续卷入无谓的战争，并许诺穆加比政权大笔财富，这项协议将导致刚果丧失相当于美国加州大小的全部森林（注27）。这项协议资助了穆加比在刚果的战争及其政党，同时给辛巴威的反对派制造更大的麻烦，加深了刚果人民丧失土地的灾难。

非洲之外的独裁统治者，也插手延长这块土地上残存的暴君统治。北韩的金日成曾在八○年代给穆加比发生在马塔贝里兰省（Matabeleland）的大屠杀提供训练与设备，穆加比在那里利用种族恐怖来巩固其政权（注28）。今天，金正日可能是非洲独裁统治者内部安全部队最大的培训者（注29）。

这些人都是实用主义者。沙乌地阿拉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巴基斯坦的独裁者，都是仅剩的承认最近被推翻的神学士独裁政权为阿富汗合法政权的国家。当西方攻打神学士时，他们同样很快地撤回了他们的承认。当塞尔维亚总统米洛塞维奇与克罗埃西亚的领导人杜子曼（Franjo

Tudjman）举行秘密会谈时，他们的国家却因这两位独裁者法西斯式的言论，而走向分裂（注30）。暴君通常在朋友，有时甚至敌人的帮助下生存。

奇怪的是，这些政权都能使用他们最恶劣的本质进行交易，如利用一丁点的人权改善就可以加入世界贸易体系成为完全会员（full

partnership），或允诺约束武器销售而得到高科技技术。民主国家总是被“敌人的敌人一定是朋友”这种幻想所蒙蔽，而总愿意与独裁者坐下来达成某种暂时且非民主的协定。

flld

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23 09:40 只看该作者

第一章

未来与独裁者的关系

布希政府的“邪恶轴心”理论起源于二○○一年九月十一日恐怖分子对纽约和五角大厦的攻击。事实上，这种恐怖虽然骇人听闻，其实不过是在独裁的深层阴影下发芽的一堆毒瘤之一；饥荒、难民、贫穷、环境破坏、腐败、战争、群体灭绝及恐怖主义，一切都在那里盛行。

让我们从饥荒开始，一一列举这些个毒瘤的清单。诺贝尔奖得主、剑桥大学教授阿马特亚．库马．森（Amartya Kumar

Sen）发现饥荒与独裁统治密切相关。尽管自然因素无疑地也起作用，但一个政府对其百姓的命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民主与有效对抗饥荒之间的相关性，是显而易见的：森教授发现，媒体独立的民主国家里饥荒极其罕见（注31）。

甚至在他的出生国印度，虽然那里贫穷遍布，很多人营养不良，而自从独立以来，却从未发生过饥荒。相反的，中国自从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执政以来，连同先前数次，已经发生了多次灾难性的饥荒。每一次，政治因素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论是“大跃进”般的愚行、人为造成的饥荒，还是因自然环境恶化的原因，政府都视意识形态为胜过照顾人民福祉的基本责任。八○年代衣索匹亚（和三○年代前苏联时期乌克兰）的情况显示，食物常被独裁者用做对付人民的武器。而像索马利亚那样无政府的国家，人们得到食物的唯一保证是透过枪杆子，而不是耕种。

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的摩尔（John Norton Moore）教授估计：77％的难民来自非民主国家（注32）。

如果排除正被非民主国家攻击的民主国家，仅8％的难民来自广泛定义的“民主选举国家”。调查显示，世界上难民与国内人民流离失所危机最严重的地方，阿富汗和刚果居首。而虽然喀布尔（Kabul，编注：阿富汗首都）的民主才刚要艰难地开始，逃难的人群已经在逐渐回流。

虽然经济和政治自由，并非必然步步紧密相连，但其中之一若明显不足，终究会影响到另一方。这两方面的自由是互相强化的，当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都达到极高程度时，将会产生明显的效益。“自由之家”最近发现民主自由程度最高的几个国家，创造了89％的全球经济产值。而相反的，政治自由程度最差的那些国家，虽占世界人口的36％，却只产出了全球6％的财富。郭特尼和劳森（Gwartney

and

Lawson）在一九九七年所出版的《世界的经济自由》（注33），极有信服力地证明了经济自由与每人国内生产毛额（GDP）实际增长的密切相关。经济自由最好的前五分之一国家，经济年增长率平均达2.9％，而名列经济自由最差的后五分之一国家，经济实际上每年萎缩了1.9％。他们二○○○年的报告中表明，经济自由也与寿命、庄稼收成，甚至与收入水平成正比。过去的研究中，如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和加拿大弗雷撒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的研究中都显示了专制主义与低经济成长相关连。过去几年里，世界银行已注意到了这些因素，尽管我认为关注还很不够。在政治权力集中的国家，经济权力也趋向于集中，而在民主政治体系中，经济也趋向民主。

东欧和欧亚国家的共产主义制度，对生态的浩劫是众所周知的；一个不计算市场投入成本的经济体制，对资源的利用肯定是低效率的。这种发展失误所带来对人民的危害，只会发生在无需征得公众允许，且有关风险的资讯被严格控制的共产主义制度里。自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解体、民主体制引入俄罗斯以来，虽然苏维埃式的思维仍将环境资料视为重要的国家安全机密，但已经正在受到挑战。民主国家里，虽然也有许多丑闻，但却有民主权力的人民和严厉的自由新闻媒体，会监督公司和政府里的违规者。

尽管腐败不只出现在独裁者和他们的同伙中，但是毋庸置疑，在自由社会中昭昭天日下搞腐败比较不易实现：自由媒体会将腐败曝光，公众也会要求惩处腐败者。德国的非政府组织“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证明：经济自由愈少，腐败的机会则愈大。在“国际透明组织”列出的最廉洁的社会中（注34），只有新加坡一国为非民主国家；而军人统治的巴基斯坦经常被“国际透明组织”评为最腐败的国家之一。

独裁统治也是导致战乱日增的元凶。据夏威夷大学的拉梅尔（Rudy J.

Rummel）教授统计，一八一六年到一九九一年间发生的所有三百五十三次“国际主要战役”中，交战者至少有一方或以上为非民主国家；没有一场战役发生在两个民主国家之间（注35）。尽管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都参与了战争，不需要民众支援的独裁社会对外侵略的可能性因此高出许多。摩尔（John

Norton

Moore）教授研究了一九四五年以来的二十场主要战役，发现只有一例是民主国家侵略别国引起的，那就是一九五六年英、法、以色列入侵埃及引发的苏伊士战争（Suez

War）（注36）。绝大多数民主和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由非民主国家侵略别国挑起，目的是为了反对被卷入战争的民主国家或反对其他国家。民主国家一旦受到攻击，她能够依赖源源不绝的公众支援，所以不易输掉战争。同样的，冷战期间一些大西洋沿岸民主国家经由“北约”组织（NATO），为人类历史竖立了一个最为有效的遏制体制。

独裁者不仅对外发动战争，他们还将矛头指向自己的百姓。拉梅尔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著作《政府致死》（Death by

Government），首次用“大屠杀”（democide）来表示政府屠杀自己的人民。在二十世纪，大约有一亿六千九百万人死于政府的屠杀或是政府的恶性失职，这约是此一期间因战争而死亡战士人数的二至四倍之多，而这个人数必定还在增加中。拉梅尔进一步发现，“屠杀百姓”的发生和非民主政府之间有直接关连（注37）。导致这如此可怕程度受害人数的最大凶手是那些极权统治者，包括希特勒、史达林、毛泽东、赤柬的波布（Pol

Pot）、北韩的金正日、衣索比亚的马里安（Mengistu Haile Mariam）以及乌干达的阿敏（Idi

Amin）。另外一些较小的独裁者，也杀了数以千计的人，例如塞尔维亚的米洛塞维奇、赖比瑞亚的查理斯．泰勒（Charles

Taylor），还有七○年代阿根廷的军人政府。

在美国国务院列出的七个支援恐怖活动的国家中，没有一个是民主国家。伊朗总统哈泰咪（Mohammad

Khatami）的两次上台经过了类似民主选举的过程，但他无法涉入掌握真正权力的“护国议会”（Guardian

Council）和安全机构，而另外六个国家的政体中则没有任何类似民主的成分。

与这种病态社会问题和独裁政府之间的关连正好相反的是，一些杰出的学者指出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指标与自由民主之间是紧密相关的；也就是说，自由选举、法治社会和其他基本因素决定了民主的形式。一个民主体制，无论多么不完善，都要求政府要对人民负责。

因此，反恐战争绝不足以成为与独裁者媾和的藉口（注38）。类似的其他问题——比如人权问题、环境保护条约或经济困境等，也同样不能成为藉口。我认为，民主国家应该将独裁政权摧垮当成主要事务来处理，唯有当独裁者垮台时，独裁政权下的恐怖恶草才会枯萎和灭亡。

看到这里，有些读者可能会要摇头了，以为我忽略了现实政治的课题，那就是：民主政体有时得在不同程度的危害中，艰难地抉择。但是在我看来，现实政治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权宜之计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清除问题的核心，才是根本解决之道。问题的核心通常不是整个国家，而是那些控制这些国家的暴君。我的论点来自于多年的经验和坚定的信念，而不是天真和幼稚。

暴君们的罪恶罄竹难书。成百上千万人在德国和日本暴君的暴行下死去。前苏联、中国、北韩和伊拉克等国家相信，只要投入足够多的生命和资源，就可以赢得他们所挑起的战争。如果没有前苏联的独裁者和他们所操纵的傀儡，就不会有冷战；如果没有古巴独裁者，就不会有一九六二年的飞弹危机；如果没有伊拉克那个独裁者，就不会有第一次和第二次波湾战争。讲起这些事情常会让人听起来像天文数字般——数以百万计的生命、数以兆亿计的金钱，以及古老土地上的文明整个被摧毁。

如果没有大幅度的改变，我们这个新的世纪只会更糟。现在的独裁者不再像上一代一样依赖弯刀、步枪和地雷等来维持统治。随着独裁者所统治的国家在技术上越来越成熟，他们的能力也在悄悄地增长。用来制造致命化学武器的化学工业；用来培养剧毒微生物的医药研究设施；一个有能力运行核反应炉和提炼铀工厂的国家，离拥有核武器仅有咫尺之遥；而用来携带常规武器的飞机和导弹，随时都可以转换为发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平台。举个例子来说：伊朗和北韩是否将会拥有核武器已经不是问题；问题是何时，甚至于他们是否已经拥有。

实际上，生化武器和核武器还不是独裁者们所掌控的所有利器，还有自杀炸弹所引起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

所有支援恐怖主义的国家都是独裁政权，而且他们都得到其他独裁者的支援。但是那些不在美国国务院名单上的独裁政权，也已经变成滋生恐怖的温床。在沙乌地阿拉伯、埃及、阿尔及利亚、乌兹别克以及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腐败的独裁者们一直在试图扼杀所有的合法不同政见，但实际上只是把不同政见赶到地下而已。这些政权的不良统治所导致的失业和贫穷，引发广泛的挫折感，形成一个极易受到极端主义者煽动的群体。在沙乌地阿拉伯和埃及，社会不满一直在不断激化，直到对该国政权及地区乃至全球安全构成威胁。而沙国和埃及穆巴拉克（Mubarak）政权的应对措施，却是试图和这些极端主义的传教者合作，给予极端分子重要的媒体管道。为了转移大众的不满，这两个国家中腐败的精英阶层让极端分子怒斥西方国家的“罪恶”，并纵容极端分子进一步招兵买马。而西方国家却在支援这些政权和他们腐败残酷的统治方式，从而使整个情形变得更糟，并使自己与这些腐败和残酷的统治难脱关系。如果希望有一天这些政权开始有民主人士的空间，来对抗极端主义独裁者，那么西方社会的政策就需要一个大转变。但在这一天来到之前，暴政只会不断制造出更多的恐怖主义。正如布希总统在二○○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所说，“民主价值观的广泛传播将使全世界受益，因为稳定自由的国家不会成为滋养谋杀的温床。”（注39）像沙乌地阿拉伯和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国家，是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主要石油供应国，他们广大的石油生产设施包括油井、管线、运输通道和炼油厂等等都极易受到恐怖分子的袭击。这些恐怖分子希望藉此来削弱他们本国的政府，同时打击依赖石油的美国经济。在二○○○年，美国原油及石油产品净进口量的27.8％来自于那些被“自由之家”划为“不自由”的国家（注40），而美国经济对这些脆弱的不自由国家的实际依赖比这资料还要高。比如说，虽然美国和利比亚及伊朗没有直接经济往来，但利比亚和伊朗的石油出口却直接影响世界石油价格，而反过来影响到美国经济。

导致油价急剧上升的原因，除了那些美国支援的出产石油的独裁国家（如沙乌地阿拉伯）可能的恐怖袭击外，还有这些国家的内战，比如阿尔及利亚和安哥拉的内战。如果这些独裁者的统治一直持续，就有可能导致世界石油市场的极大不稳定性。

以一个悲观主义者的眼光来看，全球政治体系中的独裁成分，正在增加而不是减少。从前苏联分离出来的国家，如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处于脆弱的转型期，印尼和奈及利亚也是如此。在这些转型中的民主政体成熟稳定之前，走回头路的风险是一直存在的，因为对这些国家来说，自由体制经常需要面对令人畏缩的挑战，而他们所熟悉的极权主义统治相对来说简单多了。所以，塞族人试图创建一个“大塞尔维亚”，俄国人试图再造苏联，这些都不难理解。在一个独裁政权处于上升期的世界上，中国有可能感到有更大的机会对台湾、甚至在西伯利亚获得军事成功。而爆发于独裁者之间的冲突，通常会不可避免地将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也卷入其中。

即使没有另外一场世界大战，独裁暴政的进一步扩散也会令民主世界付出巨大成本。恐怖分子会获得更多的庇护和支援，以及更容易取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世界贸易将会受到打击，各国经济会被扭曲，被迫负担更多的国防成本，而不是满足基本的社会需要，比如医疗、教育以及环保等等。世界上的自由将会越来越少，民主政体将会衰落到如同独裁政权的镜中映射。

flld

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23 09:41 只看该作者

第一章

一个民主的世界

幸运的是，在我看来，这个令人沮丧的悲观预言完全不着边际，世界发展的潮流是与暴政相对立的。一九七二年世界上共有四十三个“自由”国家，而二○○二年有八十九个。再加上那些“部分自由”的国家，就占了全部国家的四分之三。而且，在那些仅存的独裁者中，除了有几个精神萎缩且已届中年的儿子外，很多都没有明显的继承人。

我们注意到独裁者们喜欢在他们周围扶植类似的政权。希特勒支援他在意大利、匈牙利、克罗埃西亚、斯洛伐克和法国占领区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伙伴；前苏联坚持需要一个由他们的傀儡共产党独裁政权组成的保护屏障；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费尽心机在现在的辛巴威扶植伊兰．史密斯（Ian

Smith）的种族主义政权，但这是一把双刃剑。在这些国家中，只要有一个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就会使类似的独裁化意识形态在非民主的邻国中失去说服力，从而进一步孤立和削弱剩下的独裁政权。就像在一九八九年的东欧和中欧一样，只要有一个独裁者倒下，其他的就会像骨牌一样纷纷倒下。现在是让他们倒下的时候了。

在刚刚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民主之花在全世界盛开，而且很多独裁者年纪越来越大，我觉得现在我们遇上了难得的机会，同时也是我们的义务，来扫除世界上所有暴政的污点。按一九七四年以来世界民主化的平均速度计算，也就是每年三个独裁政权结束统治，十五年以后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再有暴君了。即使是按这个速度的一半来计算，二○二五年之前所有的暴政也都该结束了。

一个没有暴君的世界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和紧张关系，但很可能成为一个没有国与国之间战争的世界。欧洲到处都是这样的例子。曾经是死敌的法国和德国，边境上再也没有大量的军队和战车。在共产党独裁政权民主化之后，冷战在欧洲造成的分割以极快的速度就愈合了。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似乎也正在解决生活在邻国的两百万名匈牙利族裔的问题。一九八九年之后，欧洲所剩下前南斯拉夫的贝尔格勒（Belgrade）和札格拉布（Zagreb）两个独裁政权只是暂时的例外罢了而这两个独裁政府现在也已经成为历史。欧洲很有希望成为一个全民主的地区。现在只有白俄罗斯还处在一个人的统治之下，但是那里将来的变化也几乎是一定的。这些转变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都是因为民主体制拥有和平解决种族、宗教及历史问题的机制，而独裁体制却没有。

在一个想像中的没有独裁者的世界上，将没有一个国家是由大权独揽的总书记、阿亚图拉（编注：ayatollahs，回教什叶派的领袖称谓）、国王或是老板来统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将完全没有人权虐待，也并不意味着民主国家之间将放弃竞争。世界走向完全民主化，毕竟并不意味着历史的尽头。这些年轻的民主政权，毕竟是由人组成的，会说错话、办错事。但是开放社会终会导致开放的边界和开放的心灵。一个民主政体，即使还不成熟，也比它所取代的暴政要好得多。

在一个民主的世界上，很多我们看起来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根本也就不成为问题了。一个民主的中国将不会去威胁台湾，不管他们之间的关系最后如何。民主的阿拉伯国家们，将对以色列更加宽容；更重要的是，阿拉伯国家彼此之间也会更加宽容。民主或许也将能够消除非洲大陆上永无休止的纷争。

从中欧和东欧的转变，我们知道，民主化以后国家安全态势也会转型。这些以前的独裁国家及其西欧邻国，以及美国的国防预算将降低一半以上。中欧和东欧那些独裁国家的威胁已烟消云散，匈牙利、波兰、捷克以及其他前华沙公约组织成员国已经加入了北约，与世界上其他民主国家在安全、环境和其他议题上开始进行合作。在这些国家中对个人的威胁也已经消除。经济上，经过一个混乱的开端后，转型已经全面展开，并且最终会使这些国家与世界经济整合在一起，使他们的每人平均收入达到西方国家的水准。

如果中国、越南、伊拉克、乌兹别克、埃及、刚果以及古巴这些国家，也加入民主世界的话，一个和欧洲剧变同等重要的变化，也会在这些国家发生。有些人可能会说，变化的过程本身会导致不稳定，比如中国有可能陷入内战甚至四分五裂；比如埃及穆巴拉克风格（Mubarakstyle）的独裁统治，可能会被回教基本教义派政权代替；还有非洲人可能就是没有能力实行民主。我们以后再来反驳这些担心，现在，让我们来想像一下，假如这些残余的独裁国家成功地完成了民主化的转变，这个世界将会怎样。

在非洲，发展的最大障碍不是外债，而是绝对的腐败和独裁者的无能。扭转这个颓势所需的初始条件，便是良好的国家治理机制，而只有民主政体才能提供这种机制，因为只有民主政体才能保证独立的司法、自由且具批评性的媒体以及反映民意的声音。

如图1.1所示，自由国家贡献了全世界89％的经济产出，而独裁国家仅仅产出了6％。那些在西雅图、魁北克和华盛顿所举行的示威抗议，旨在反对全球化、世界银行和跨国公司，他们实在是选错了目标。落后和战争的真正原因是独裁统治，这才是他们应该抗争的目标。非洲的民主国家如迦纳、波札那和南非的光芒照亮了刚果、赖比瑞亚以及安哥拉等国的未来之路，这些国家必须被引导走上民主之路。

正如一些优秀的阿拉伯知识份子认识到的，中东地区之所以在这么多项社会、教育和经济指标上都落后，主要根源是那些独裁者的存在和公民社会机构的空缺。收回那些老板、将军、国王和神职人员的绝对权力，将会释放出这些国家中潜藏的巨大天赋和活力。同样重要的是，这个邻国相残地区的安全形势，也将会有巨大的改观，在那里，战争中的伤亡大都发生在回教国家之间或国家本身内在的冲突中。而中东地区的国家获得安全的唯一途径，就是民主化。其中包括以色列的安全，而以色列的部长对安全问题一直束手无策，前苏联的人权斗士夏兰斯基（Natan

Sharansky）说，他发现“阿拉伯国家民主化的深度，直接影响我们彼此的友善程度”。

在南亚，我们面临同样的情形（注41）。激化的矛盾符合统治巴基斯坦的将军们的既得利益，只要他们在位，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对立就没有彻底解决的希望。虽然神学士在阿富汗的失败给这个地区创造了新的机会，但只有胜利者乘胜前进使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民主化，这些机会才有实现的希望。

在亚洲，最大的危险是由共产党独裁统治并一直以武力威胁台湾的中国。这个巨大的国家将其共党独裁的准则一直延伸到印尼（注42）。一个民主的中国将会是其周边邻国的和平伙伴，并对民主台湾有巨大的吸引力。

不过，完全民主化的真正意义是超越地缘政治和国家的，它最终影响到个人的命运。独裁暴政使很多北韩母亲眼睁睁看着她们的孩子饿死在自己的怀抱里，然后她们自己也丧生于饥饿，而在仅仅一线之隔的民主南韩，食物却充足无虞；在印度成为民主国家之前，饥荒像季风一样频繁地吹遍印度大陆，但在一九四七年印度获得独立以后，一次饥荒都没有再发生；在史达林和毛泽东的暴政下，这两个国家各有两千万国民死于饥饿，贫困的程度令人难以理解。而这样的事情在一个由人民管理的国家里绝不会发生。

暴政毁掉寻常的生活，导致非同寻常的艰辛和绝望。独裁统治的一个古怪副产品是顽固地针对妇女的沙文主义。在最近一趟飞离迈阿密的班机上，我和一位年轻的沙乌地阿拉伯女士开始聊天。她刚从迈阿密大学毕业，我问她将如何运用她所受的教育？她回答说：“看看走道那边，你猜坐在那里的是谁？还有他为什么来这里？”原来那是她哥哥，从沙乌地阿拉伯被派来确保她回去。这位沙乌地阿拉伯女士辛酸地告诉我，她不会被允许利用所受的教育做任何事情——她正在回到一个性别歧视的监狱。

在阿富汗，女律师阿曼德（Nabila

Ahmad）几乎被完全禁锢在位于喀布尔（Kabul）的住所达五年之久，被神学士统治下所实行的男性沙文主义制度禁止工作。当她冒险出门时，当局的宗教员警要求她用黑袍把自己完全包裹起来（注43）。

神学士的下台，给阿富汗的妇女带来了新的希望，她们很多人扔掉了黑袍，开始回去工作，并将女儿送去上学。目前全世界回教徒的女人，有一半生活在民主国家中，她们在追求宗教信仰的同时可以工作，并公开争取她们的权利。

现代社会对独裁暴政的容忍度已在逐年缩小，我们现在正有个独特的机会能将它完全减到零。这些独裁者年纪越来越大，他们所压迫的物件也越来越难控制，是到全球彻底民主化的时候了。只要我们给这个目标多些鼓励，上个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就可以在这个世纪的前四分之一时间内完成它的使命。

那么，民主国家的人们，让我们下定决心，在二○二五年之前，帮助这个世界铲除最后四十五个暴君！

接下来，让我们来考虑一下，该如何达到这个目标。

注1：赫伯特．弗德林〈法国批评美国简单对外政策〉，BBC新闻，二○○二年二月七日，

注2：迈克．鲁宾〈苏里门尼亚报：食品战争〉，《新共和国》，二○○一年六月十八日，

注3：据不完全统计，韩战期间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战争，更多人沦为难民。美方战亡人数达三万三千六百二十九人以及二万零六百一十七人死于他难。南韩军方阵亡人数大约为四十万人。大约有一、两百万共产党部队在战争中死亡。韩战总死亡人数达三百四十万至五百四十万。见罗丝玛丽．福特《胜利的代价：朝鲜停战谈话政见》（爱斯卡，纽约：一九九○年康乃尔大学出版社）。

注4：国际战略研究院《军事平衡》，二○○○年～二○○一年（牛津：二○○○年牛津大学出版社）。

注5：“伊朗对伊拉克战争约有四十万人死亡（约四分之一是伊拉克人，四分之三是伊朗人），大约有七十五万人受伤”。从“走向边缘”到“伊拉克：动荡的历史”，BBC新闻，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注6：“平壤强化一个中国政策”，Stratfor.com，二○○○年三月七日。

注7：〈遏制计划在亚洲被抵制〉，《华盛顿邮报》，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注8：〈中国在被镇压的回教地区拘捕著名的女实业家〉，《华尔街时报》，一九九九年八月十八日。

注9：美国国务院，“全球性恐怖主义的模式——二○○一：国家恐怖主义回顾”。有证据证明中国与这些国家有秘密军火交易，如：对南苏丹战争的支援：“石油与苏丹劣迹的联系”，BBC新闻，二○○一年三月十五日。伊拉克的防空建设，“伊拉克拒绝承认与中国的防空联系”，BBC新闻，二○○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及“分析：美国‘流氓政权’的能力”，BBC新闻，二○○二年五月十五日。

注10：〈伊拉克声明准备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人民日报》，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无意地全面记载了独裁者们相互支援勾结的内容，包括报导不直接牵扯中国在内的独裁者们的相互沟通事实，共产党的喉舌广泛报导有关其他独裁者联手无视世界民主，这是中共一贯支援独裁者们的另一个例子。

注11：“伊朗追求核专案”，BBC新闻，二○○一年九月八日。

注12：〈江倡议联合一致反恐怖主义〉，《南华早报》，二○○一年九月十五日。

注13：美国对外政策委员会，《中国改革观察》，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注14：美国对外政策委员会，《中国改革观察》，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注15：〈鲁卡申科对中国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获胜感到欣慰〉，《人民日报》，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注16：〈中国领导人与白俄罗斯领导人会谈〉，《人民日报》，二○○一年七月二十日。

注17：〈中国领导人与白俄罗斯领导人会谈〉，《人民日报》，二○○一年七月二十日。

注18：〈中国向辛巴威捐献农耕设备〉，《人民日报》，二○○一年四月十日。

注19：〈辛巴威维护一个中国政策〉，《人民日报》，二○○一年七月六日，和〈中国和辛巴威领导人会集北京〉，《人民日报》，二○○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注20：〈李鹏谴责霸权主义〉，《人民日报》，二○○二年六月十四日。

注21：〈伊拉克，南斯拉夫建立战略的联系〉，《人民日报》，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注22：〈何梅尼和卡斯楚会面，反对美国霸权〉，《人民日报》，二○○一年五月十日。

注23：〈何梅尼和卡斯楚会面〉。

注24：道格拉斯．费拉〈以格达费为轴心的连系：在利比亚受训的领导人使用战争保障自己的财富〉，《华盛顿邮报》，二○○一年十一月二日。

注25：道格拉斯．费拉〈来源于钻石交易的盖达组织资金：据悉，狮子山共和国反叛军的宝石销售达数百万美元〉，《华盛顿邮报》，二○○一年十一月二日。

注26：费拉〈盖达组织〉。

注27：“辛巴威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资源殖民主义”，人权团体“环球见证”，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注28：“辛巴威的军队到底有多忠诚”，BBC新闻，二○○二年一月十日，

注29：尚未撰写的一部书是关于平壤与非洲的联系。北韩军队训练了辛巴威第五纵队，这与反对辛巴威的恩德贝勒族人（Ndebele）在八○年代初期遭屠杀有牵连。另外，北韩在非洲大陆训练数以万计的军事和内部安全人员。有几篇文章报导了这一鲜为人知的现象。艾丹．福斯．卡特（Aidan

Foster-

Carter）在他的〈平壤观察：走出非洲〉一文中报导，据悉因为外交工作必须自行筹款，北韩政权的外交官素以犯罪行为而著称。本文可见《亚洲时报线上版》二○○一年六月九日，戴安．赫门二○○一年七月二日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中报导，北韩外交官是象牙贸易商中最恶劣的一群。

注30：斯德潘．梅席奇〈通向战争之路〉，《克罗埃西亚和波士尼亚赫塞哥维纳战争》，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五，布阮卡．梅格斯和艾沃．扎尼克（伦敦：法兰克．卡斯，二○○一），十一至十二页。作者现已当选为克罗埃西亚总统。

注31：阿马提亚．沈：《饥饿的政治经济学》，（牛津：克里瑞敦出版社，一九九○）。

注32：约翰．诺顿．摩尔〈民主和平之外〉（尚未发表的文章，二○○一）。摩尔〈趋向一个新范例〉，《佛吉尼亚国际法学报》三十七期八一四页（一九九七）。

注33：占姆士．郭特尼和罗伯特．劳森：《世界的经济自由》，（温哥华：佛雷撒研究所，一九九七）。

注34：《二○○二年国际透明组织的腐败认识指数》（柏林：国际透明组织，二○○二）。

注35：鲁迪．拉梅尔：《政府致死》（萨莫塞特，新泽西：交易出版商，一九九四）。

注36：摩尔〈民主和平之外〉。

注37：拉梅尔《政府致死》。

注38：摩尔〈民主和平之外〉。

注39：〈用总统的话说：自由民众将维护世界的和平〉，《纽约时报》，二○○三年二月七日。

注40：每日进口量以油桶计算。美国能源部，能源资讯管理局：《二○○○年石油供应手册》，第一章七十页，表二十九，并参照二○○○年“自由之家”国家调查表。

注41：奈田．萨然斯基〈为和平而民主〉，《精典杂文》第一册（华盛顿特区：美国企业学院，二○○二版）。

注42：“中国否认军舰驻扎南沙群岛”，BBC新闻，二○○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注43：〈喀布尔的妇女从掩藏中走出来〉，《华盛顿邮报》，二○○一年十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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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驱逐最后四十五个独裁者

如果不怀抱梦想，就不会拥有成果。

——奥斯瓦多．帕亚（Oswaldo Paya）

古巴乌勒拉计划（Varela Project）

这些政治领袖们对待世事的不同观点，正如同刺猬和狐狸之间的区别一样：狐狸知道许多琐事，但刺猬知道一件大事。

——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

我们所知道的一件大事就是，世界上仅存的独裁暴君正逐渐在消失，自由民主社会明显的优越性，使他们面临灭绝的命运。而我们在短短一世代的时间中，就证实了这一点。自一九七二年到二○○二年，全球“完全自由国家”的数量就增加了一倍。二○○二年自由国家有八十九个，加上五十六个“部分自由”的国家后，约占全世界总国家数的百分之七十五以及总人口数的百分之六十五。

从葡萄牙、西班牙到波兰和俄国，再从智利到南非，以及菲律宾和印尼，一个悄然无声且出人意料的非暴力革命，正在横扫全球，并持续发展壮大中。在二○○二年，就有二十九个国家于民主自由化方向获得进展，然而也有十一个国家在追求民主自由上受挫。今日世界上大多数回教徒都生活在民主选举的环境中；甚至连笼罩在顽劣暴力的反对势力阴影下的伊朗人民，也一次次在投票箱和街道上表达了他们对民主制度的普遍渴望；台湾证明了民主同样可以在华人文化中生根发芽；东欧亦已抛弃那曾存活半世纪之久的共产主义。

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进展，让我们有信心在二○二五年之前，完成全球民主化的任务。那些仍生活在专制下的人们，没有理由不融入民主自由的主流社会中，来选举他们自己的领导者、阅读独立的报纸、加入独立的贸易联盟，以及在和平与包容下实践他们的宗教信仰。

根据“自由之家”的〈世界自由〉年度报告，截至二○○二年底，世界上仅存四十七个不自由国家，以及四十五个独裁国家——其中黎巴嫩被归类为不自由国家，因为它被叙利亚占有，并被叙利亚的巴夏尔．阿塞德（Bashar

al-Assad）控制；虽然阿富汗进步明显，但由于在首都喀布尔外问题不断，它仍然被列为不自由国家，不过显而易见，其总统卡赛（Hamid

Karzai）并不是独裁者（参见表格2.1）（注1）。

正是这四十五个独裁者（而且皆为男性），阻碍了超过二十亿人民来获取他们应得的自由！这些残存的少数独裁者必须被消灭，并且以符合〈世界人权宣言〉的体制来取代：定期自由选举、自由媒体、自由贸易联盟，以及独立的司法─—此宣言是经联合国成员国大会全数通过的（注2）。现在我们必须坚持让那些独裁者们兑现他们对人权宣言的承诺，但这也仅是个开端，紧接着我们必须准备好因应可能发生的困难和危险。

首先，无论在专制铁幕之内还是其外的人们，都必须大立建构这个信念：民主不但可成，也是必成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就是加强这种信念，历史是站在自由这一边、普通人民有能力摆脱压迫者，这是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

其二，民主人士必须被组织起来，以联合发挥其在专制内部、在民主国家中，以及内外力量连结上的作用。独裁者看待这些民主人士的反对势力，会比看待我们这些“专家”更认真，因为他们明白，如果民主人士能坚持奋斗到底，独裁者终将失去权力。

其三，民主人士必须发展政治及经济上的手段和技巧，以达到非暴力推翻压迫者的目的。最近二十几年就有许多成功例子：印尼学生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反对苏哈托（Suharto）；主要由青年组成的波兰团结贸易联盟运动推翻了耶尔左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匈牙利学生剪断了匈奥（奥地利）边界带刺的铁丝网；东德的年轻人推倒了柏林围墙。藉由这些案例，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许多经验。

对于生活在暴政下的人民来说，铲除独裁者将是该国民主政治的首要任务。在过去二十多年中，我们不断地见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独裁国家内部的认知觉醒、策略组织、有协调且非暴力的行动等方面的变化，将会带来势如破竹的民主成功。然而国际社会所起的作用，相较之下却显得不太明显。事实上，境外民主势力只要稍做努力，就能带来相当重大的影响。不难想像，如果能有个创造性的策略，辅以资金和决心做为当后援，境外势力将能颇有作为。

然而是什么使我们退却了？坦率地说，我们局部停滞不前，是因为国家安全、国际关系、外交政策、情报等领域，甚至连新闻界都仍受早期的陈旧思想所束缚。这些领域的观念架构，是在一个与当今都截然不同的时空环境下（甚至早至上个世纪初期）所发展的。他们或许比其他领域更少经历变革的冲击而显得陈旧不堪，因此根本性的重大改变总是姗姗来迟。他们所愿意承认的基本行动者，就是由这些独裁者所统治的“国家”及“政府”。

“实力”的定义，首重其军事力量，然后是经济力量。“关系”则是指政府之间透过外交部门建立的关系。“良好的关系”意味着和那些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人相处良好。“稳定”一词备受青睐，但它同时也意味着缺乏变革。

这样的心态恰好说明了为何影响国家和国际安全的重大发展，几乎总是让外交部、国防部、智库、学术机构和媒体感到诧异万分。每一个民主健全国家的国安及外交政策体制，都是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从诸多个别的民主发展或策略发展下所权衡出来的。讽刺的是，独裁者通常对此根本不感到讶异。

当然，单单把民主高度理想化宣扬是不够的，也应确实地判断那些棘手且一触即发的现实安全威胁。另一方面，专家们经常藉“现实”来当他们长期短视的藉口，这使得民主的根本价值大打折扣。其实在真正的“现实”社会中，民主的传播才是最能保障人道，以及最能保证我们自身安全的方式。简而言之，我们在道义上对民主的关注支持，也将与我们所要追求的安全与繁荣目标完全符合。

然而，最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民主化变革虽然没有出人意料，但是变革的阻力却常常来自那些民主化的国家，而且人们也没有因此从中汲取教训。不论是华盛顿、巴黎、柏林、东京或是其他地区国家安全体系中的保守分子仍坚信，在中东、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是不可能在中短期内能有显著的民主进展。这些保守观念认为，在这些地区大力推行民主反而有碍稳定、欲速则不达，甚至是有悖自己国家利益的。大多数观点认为，我们应该致力于避免新兴民主国家的倒退，打击那些光天化日之下严重违反人权的独裁者，并大力且温和地鼓励逐步迈向民主的运动。

这种误导的普遍保守观念，一而再、再而三地造成冷战时期的许多重大失误，并影响至今。一个经典的例子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一九五三年帮助推翻伊朗民主选出的领导者，把巴勒维（Shah

Mohammad Reza

Pahlavi）树立为华盛顿的反共产主义独裁者（注3）。正如所有的独裁者“盟友”一样，巴勒维更热中于自我利益的保护，而非以维护美国利益为优先，包括在一九七三年的石油危机期间也是如此。美国对伊朗民主运动的反对，却塑造了一个恶意反对美国、忠于恐怖主义的政权。而以民主途径反对巴勒维腐朽政权的方式被否决，就成为一九七九年革命后寻求广泛公众支持的关键因素，而这一机会反过来又被何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劫持利用，形成了回教基本教义派的专政。错上加错的是，为了寻求一个足以和德黑兰恐怖新政权抗衡的力量，美国专家在伊拉克物色了一个人：海珊（Saddam

Hussein）。

那些习惯外交政策思维的奉行者们，试图把美国的安全建立于世界其他地区暴政的基础上，这样做不仅十分失败，而且破坏了美国在全世界的信誉。每当提及人权和民主，美国人往往嘴上说得都很漂亮，但对于那些在美国支援的独裁统治下受苦的人民，如伊朗和伊拉克人民，我们却成了胆小的伪善者。今天，在伊朗，绝大多数人都已经从回教基本教义派中觉醒，进而开始支持民主。伊朗人民两次以压倒性的多数票选出改革派总统默罕默德．哈泰咪（Mohammad

Khatami），而现在他们则公开抗议他对独裁者哈米尼（Ali

Khamenei）的妥协。美国现在有第二次机会可以改正来把事情做好，就是在伊朗人民反抗其独裁政权时积极鼓励伊朗的民主运动。但是我们必须清楚知道我们支持的是谁、支援的是什么，而不仅仅是我们不喜欢什么。

大使们经常发现，他们会陷入本国老套思想与其所得的第一手政治现实之间的两难境地。举个例子：尽管葡萄牙在萨拉查（Antonio de Oliveira

Salazar）独裁统治四十年后，左翼的军事力量，即越来越多的共产主义势力成功夺取了政权，于一九七五年来到葡萄牙的美国大使佛兰克．卡路斯（Frank

Carlucci）却敏锐地觉察到了一个非常现实的民主化可能性。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建议卡路斯大使按照美国的操作常规行事：共产统治的存在已是一个既定事实，我们应该仅致力于牵制它即可。然而卡路斯仍旧依循他的民主直觉，和葡萄牙民主人士配合，经由选举击败了共产党（注4）。

我自己也曾经历过类似的情形，那是在一九八九年的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我是当时的美国驻匈牙利大使。由于大使馆积极地支持匈牙利国内的民主改革，以致外交部长霍恩（Gyula

Horn）向当时的国务卿贝克（James

Baker）抱怨，我也因此被华盛顿召回，并迫切要求我减缓这种举动。在接下来的一九八九年夏天，老布希总统在匈牙利访问期间，我安排了这个国家的一些民主运动领导者和老布希总统在我的客厅里见面。后来，国务卿贝克告诉我：“马克，我知道他们是你的朋友，但是他们永远统治不了这个国家。”这是美国式的老套思想。那时，匈奥边境的铁丝网已经被剪断。四个月后，柏林围墙也倒了。我的“朋友们”很快赢得了大选。他们中的一个，维克多．欧邦（Viktor

Orban），后来成为了匈牙利总理。在一九八九年的时候，他是“费德兹”（Fidesz）学生运动的领导者，这个学生运动在驱逐共产主义最前线战斗，然而他们却几乎被西方完全忽略。

一九九九年，印尼学生成功地推翻苏哈托和苏卡诺的腐败独裁统治，此举震惊了西方的外交官、媒体和专家们，一切尽在不言中。

现代社会的力量

这种全球安全情况的根本变化，却几乎不被民主国家的外交界所理解。所谓的专家仍无视刚刚发生的例子，一再掉入老套思想的框框中。比如，他们相信，国防经费的增加和星战计划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这种自我安慰的陈旧思维方式，倒是使这些专家省得去认识和预测全球变化，但是这种想法忽略了另一方面：正是政治力量，促使苏联放弃共产主义，而走上了民主的大道。

这种思维模式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二○○○年十二月发表的一份报告《全球二○一五年趋势：与非政府专家谈论未来》中也可以看到，这份报告乃立基于内外部专家所谓的“最佳化”思考（注5）。虽然报告中认为中国有可能出现民主，但它主要的资讯却是，在现存的独裁统治国度里，现状恐怕还是难以改变的。这份报告忽视了社会基层大众对改变现行制度的深层力量，更糟的是，这份报告对独裁政权是否走向民主化并没有提供任何分析基础。

对于像沙乌地阿拉伯和埃及这样的国家，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仍然支援、维系、甚至赞扬那些完全腐败的独裁者。然而，沙国和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只关心如何维持统治和中饱私囊，他们长年扼杀民众表达不同政治观点及反对意见的途径。随着民众的不满情绪与贫困日益增加，沙乌地阿拉伯和埃及的社会激进因素也在升高。由于来自基层的威胁变得如此明显，两国政府近年来都在努力安抚那些扭曲回教且不断壮大的煽动政客。两国政府都运用媒体来进行狂热的宣传运动，试图把国内人民的愤怒转嫁到美国头上。二○○一年九一一恐怖袭击时，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结果。这次攻击就是来自沙乌地阿拉伯和埃及，十九个恐怖分子中的十五个是沙乌地阿拉伯人，头目阿塔（Mohamed

Atta）是埃及人，事件的一切经费来源是沙乌地阿拉伯；而在联邦调查局的二十二个首要通缉犯中，就有七个是埃及人。

即使沙国和埃及的独裁政权越来越不稳，西方仍然固执而短视地大量增援、并在政治上帮助这些摇摇欲坠的独裁者。这两个政权都被认为是“战略上的盟友”：以沙国而言，美国主要的考量是其在当地的军事基地、沙国重要的战略位置以及巨大的石油储备；以埃及而言，因为它被认为是一个亲西方的、“温和的”阿拉伯世界发言人、苏伊士运河之乡。要从根本上改变对这些关键国家的政策，从而促使其循序渐进地发生变化是需要技巧的，过于急速的变化可能会导致损失惨重的结局。例如，如果马上要在沙国推动选举，将会导致一个激进的反西方政府，从而切断了美国的石油供给；而在埃及，回教激进分子正蠢蠢欲动，那里有如一个充满反对期望的火药桶，如果西方的援助骤减，将会立刻使它爆炸。

相反的，如同阿富汗的后神学士政府正在进行的一般，政策上的改变可能会更容易造就出一个现代社会的政府。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找到一个取中的办法，来帮助这些受够了独裁和腐败之苦的沙国人民建立起民主的一角。我们可以从向沙国法赫德（Fahd）政权施压来着手，促使它开始民主改革，也可以从加速伊拉克和伊朗的民主化来进行。两伊是主要的石油生产国，两国石油产量的增加能够降低全世界对沙国石油的依赖，而两伊的民主化也将会改变中东地区人民的心理气氛，促使沙乌地阿拉伯的改革者更大胆地迈向现代民主。无论如何，我们急需针对该地区展开新的策略，因为现有的传统策略已无法再维系了。从二○○二年底，布希政府开始较为积极地在该地区促进民主，但仍显胆怯；至于欧洲及其他民主国家则更是谨慎。

在现代社会中，众人仍旧无法把握到权力的本质。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许多国家的政治制度从专制走向民主，从而造成了权力的转移。举例来看，匈牙利、波兰和捷克从华沙公约成员国，变成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因为他们已经成为民主国家。同时，维持民主国家强大的国防力量，则是确保和平与驱逐独裁者的绝对前提。因此，所有支持民主传播的国家，都应该力推健全的国防预算。然而军事开支主要随着政治原因而变化，而来自回教极端主义等方面的威胁，主要是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德国员警报告了他们在二○○二年七月三日所逮捕的一群摩洛哥、埃及、阿富汗和德国人：“这群人致力于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宗教国度，并且不接受民主宪政的体制。”（注6）另外一个我们所面对的主要安全威胁来自共产中国。正如罗斯．特瑞（Ross

Terrill）教授所描述的一般：“共产国家将美国视为敌人来确保其政权的正当性。”（注7）

最近的历史已经证明，外交家们有一种观点极其愚蠢。他们坚信，积极提倡民主和人权听起来很好，但其与保护自身的“国家利益”、“稳定”及“安全”不但无关，甚至是冲突的。就像在东欧和中欧发生的那些国家转型一般，让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让中东主要国家成为民主国家，对全球的和平与安全将有深远而有益的影响，这一点应该是显而易见的。显然，除了亲身经历过的人们，其他人并不这么认为。属于“欧洲新生代”的波兰外交部长最近表示：“民主是在中东实现和平必不可少的条件。”（注8）以下的这些等式，将更能帮助那些“老欧洲”们认识这个事实：

●发扬和悍卫民主，就等于是在维护国家安全。

●民主国家之间的联盟势力越强大，我们能影响世界的力量就越大。若独裁国家的势力越强大，我们能影响世界的力量就越小。

身在民主国度，我们首先需要让自己从过往的观念包袱中跳脱出来。在这个全球民主国家占大多数、显然具备进一步根本改变的潜力、具备完成全球民主化潜力的大环境中，我们需要对权力、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有一个新的认识。我们需要明白，世界并非依据文化、宗教或经济来划分的，划分的标准就是民主与独裁。

这对于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人们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是真正来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的人。卸任后的前总统柯林顿在香港发表关于中国和民主的演说，谈到了今后的五十年，却只字未提世界需要中国成为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对于中国国内那些希望中国能像台湾或其他先进国家一样民主化、希望民主领导中国的人们来说，这传达了一个错误的讯息。而布希总统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在北京清华大学的演讲则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布希强调了民主所带给美国的强大国力，赞扬了中国政治制度中一些适度的改革，比如不记名投票和乡镇层级的竞选制度，还提到他盼望着这样的民主选举能扩大到国家层级。但即使是布希总统，也没有能够充分而坦诚地谈及中国的民主未来，并为此切实安排一个方案，来帮助中国达到目标。

缺乏创造性和新的思考，也往往使我们自己陷入纷扰。当某些独裁者的极端暴行被披露于世时，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想做出回应。但是很多回应方案，不是不适当就是有损我们推行开放和民主变革这一更高目的。决策者只能选择一些无法打动人的方案：军事行动、经济制裁、孤立，或是完全不采取行动。军事行动对于拥有核武的独裁者具有局限性；经济制裁也没能给缅甸和古巴带来民主；在非洲，我们事实上毫无建树。很清楚地，我们不仅需要在策略上大胆创新，我们也需要更好的手段。这些手段大多是使用非暴力抗争、罢工和联合抵制，以及过去被称为消极抵抗的方式。在独裁国家的内部，民主力量需要在最前线战斗，全力促使国家开放、协助抵抗阻碍势力、对抗独裁者。有时候，民主化的手段也需要一些军事支援，以增加非暴力方案的效力。我们需要不断扩大声势，以促使独裁者下台，或是将他们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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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23 09:41 只看该作者

第二章

发扬民主：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

试想一下，如果现有的民主国家都终止支援所谓“友好”的独裁者，并不再容忍“不友好”的独裁者，全球民主化将能得到多大的推进！那么，把这个不支援、不接受（独裁者）的新政策和广泛帮助并鼓励本土民主运动的努力结合起来，就绝对可以在一个世代的时间里，把世界最后的独裁者清除掉。

独裁统治国家境外的民主人士，第一步是应该去鼓励那些在独裁统治国家内部的民主人士；阐明没有独裁者的美好世界愿景，说明它所带来的和平、繁荣和自由等好处；并确立一个驱逐所有独裁者的最后期限。正如前文提到的，二○二五年是一个合理的时间。下一步是在此愿景和最后期限的基础上，形成广泛的国际舆论共识，并开始建立必要的组织机构、方式和资源。

这种策略性典范转移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把发扬民主提升为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首要任务。再怎么无限制的国防开支或是贸易往来，都不如让中国、巴基斯坦和阿拉伯世界成为民主阵营的一部分更能根本改变民主国家的安全和福利。要形成对这种战略的舆论共识，就需要大量的教育、说服、领导和组织。尽管不会轻易或迅速达成共识，但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为此努力。

我们也有一些有力的基础。二○○○年六月，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史无前例地聚集在一起讨论民主，同意成立民主共同体，并一起做为核心小组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中发挥作用。参加建立核心小组的国家形成了坚实的领导基础，包括世界上最大和最老牌的民主国家：印度、美国，以及最年轻有活力的民主国家中的波兰、捷克、葡萄牙、南韩、马利、南非、智利和墨西哥。所有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离完全采纳本书所描绘的策略、战术尚有一段距离。就连这十个创立核心小组的民主国家，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担心被指“干涉他国内政”。例如，印度曾不断声明，不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是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则。当然了，她经常干预邻国的事务。然而她并没有成为公开倡导民主的带头人。

印度崇敬由甘地开创并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甘地认为任何地方的不公正都应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如果一个英国人献身于保卫印度的自由、抵抗暴政并服务于这片国土，”他说，“我将如同对待一个印度人一样地欢迎他。”（注9）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Solidarity

movement）、捷克的丝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南韩的金大中（Kim Dae Jung）以及南非的曼德拉（Nelson

Mandela）都有着共同的理念。和那些积极参与美国民权运动的美国人民一样，他们都明白，这种非暴力的冲突，用甘地的话来说是“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如果我们策略的重点之一是支援人们以非暴力抗争来获取自由，那么在这十个核心民主国家中达到共识，并最终在所有的民主国家中达到共识是可能的。

如果不仅仅是由职业外交官推动，资深的民主政治家们也能够参与的话，那么这种可能就更容易实现了。举个例子，对于印度在民主共同体中担当领导角色这一点，印度总理瓦巴依（Atal

Bihari

Vajpayee）可比外交部的官员们要游刃有余得多了。同样的现象在华盛顿首府也存在：国会议员们总是领先于国务院、五角大厦和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距离本土民主进程最接近的人，更能理解那些在其他国家为建立相似的体制而奋斗的人们。选举产生的政治家们，往往更接近、更能够回应他们的选民对其他国家的民主斗士普遍的同情。而外交官们则更接近、也更能回应其他的政府——其中有些是独裁政府。民主选举的政治家们明白，只有民众选举产生的政府才是合法的。然而外交官们却趋向于认为，存在的政府就是合法的，哪怕它的当权是完全背离其人民意志的。

因而，真正的推动力必须是来自选举产生的政治家或由其任命的官员，以及非政府组织。动员民主国家和民主人士也有一部分是非政府组织（NGO）的任务，往往以“民主共同体”及“世界民主运动”的民主论坛形式出现。来自民主社会非政府组织的支持者，将全世界非暴力抗争的力量汇集在一起。“世界民主运动”第一次会议于一九九九年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受到了印度领导人的温馨欢迎和支持。“非政府组织民主论坛”第一次会议，接着在二○○○年于华沙举行，也为秘鲁的异见人士托雷多（Alejandro

Toledo）提供了一个寻求支援反对秘鲁总统藤森（Alberto

Fujimori）的机会。然而，美国国务院迫于秘鲁藤森政府的压力，公开反对邀请托雷多去华沙，并威胁此论坛的美方筹办者“自由之家”取消其以后的举办权（注10）。然而正如我们都知道的，在一次非暴力运动中，托雷多和秘鲁的其他民主人士设法驱逐了藤森，托雷多被选举为秘鲁总统。

武力的使用

和采取武力相比，虽然我们更倾向于有外援的内部非暴力民主变革，但常常事与愿违。有时候，我们不得不使用军事力量驱赶独裁者，为民主铺平道路。举个例子，二次世界大战盟军打败了纳粹德国和日本，并驻守军队，监视这两个国家完成民主转型。正如美国企业学院李丁（Michael

Ledeen）所说：“最好的民主方案就是美国的军队。”科索沃又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鉴于米洛塞维奇在克罗埃西亚和波士尼亚所犯下的大规模屠杀暴行，当他在一九九八年把目光瞄准了科索沃时，人们没有理由相信和他谈判会得到任何结果。米洛塞维奇采用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办法“边谈边打”，拖延军事介入，使必要的军事干涉经费和风险日增。

历史已经说明，当社会大部分人留意到，一个嗜好群体灭绝和侵略别国的独裁者发出煽动民族情绪的指令时，外部军事力量介入是必不可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前南斯拉夫的战争也已经说明，武力不应该总是被当做最后的选择。拖延会让军事干涉变得更加困难，因为这让独裁者有更多的时间来巩固势力、进一步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造成更可怕的浩劫。独裁者掌权越久，那些受害的人们就会积压更多的怨恨，也使得社会重建和复兴的成本大增。在伊拉克我们看到了同样的事实，如果我们在一九九一年就把海珊驱逐，民主转型会容易很多。国际上“不到最后不诉诸武力”的想法，在卢安达失败了——这种错误的想法导致数以百万的人死亡，而一九九四年大屠杀的后遗症，使得要实现民主变得极度困难。

大多数的独裁者，是被受压迫的人民经由非暴力抵抗推翻的。但是有一种保守思想，阻碍着我们发扬民主，这种思想认为暴力和非暴力界限分明。事实上，这种界限在现实世界中很快就变得模糊了。民主领袖们并没有创造性地去思考：暴力和非暴力如何互相促进、相互补充，比如，稍微使用军事力量甚至威胁使用武力，都可能促成非暴力抵抗的成功。民主领袖们也没有仔细想想，如何恰到好处地利用国际法的强制执行和军事力量驱除暴君。我们需要更加清楚、并充分掌握暴力和非暴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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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23 09:42 只看该作者

第二章

制裁独裁者，而不是制裁人民

与此相关的是，民主国家如何实施经济、军事及其他制裁手段。制裁一般都被施加于那些违反规定的国家，给该国每个人都带来极度的困难——除了那个独裁者之外。据报导，在国际对伊拉克制裁的十年间，海珊仍然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宫殿，使原本就不少的宫殿数目增加为四倍。现在民主人士和政府该反思和改变制裁方式了。他们需要问自己两个简单的问题：（一）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二）什么方式可以起作用？换句话说，他们需要把愚钝的制裁手段变为巧妙的武器。

独裁者在位期间，无时无刻不在对其人民犯罪，对其他国家犯罪。他们是系统地在违反国际法，他们的违法偶尔能够引起世界其他地区人们的注意，人们觉得应该反击、应该惩罚，于是便对整个国家进行广泛制裁。但是往往事与愿违的是，制裁使得独裁者的统治更加巩固，而且制裁常常会在民主国家之间制造出裂痕、暴露他们的弱点、以及拖延民主成功的到来。

暴君在广泛经济制裁的环境下反倒是越来越兴盛，正如缅甸军人政府、卡斯楚、米洛塞维奇及很多其他暴君一样，在伊拉克，海珊仍然生活得非常奢华（编注：伊拉克特别法庭在二○○五年七月十七日正式起诉海珊，十月十九日开始审判，现年六十八岁的海珊面临死刑判决。海珊在一九八二年巴格达北方四十公里的杜杰尔村一批居民行刺未遂后下令军队攻击该村，当场枪决十五人，另有约一千五百人在未被指控任何罪名的情况下遭到监禁，一百四十三人在象征性的审判后遭处决）。由于制裁所迫，导致了走私和其他形式的腐败行为，恰恰符合了独裁者的犯罪心理及手段。制裁中特别允许伊拉克用石油换取伊拉克人民所需要的粮食和药品。海珊却把以此获得的收入用于自己私人和镇压的用途，然后指责民主国家的制裁使伊拉克人民受苦。对伊拉克的制裁，也暴露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曾经联合支援制裁的民主国家们开始分裂。民主国家和那些被压迫的人民，就处在了一种绝对赢不了的处境中；如果在独裁者没有退让的情况下，制裁被取消了，那么独裁者就得到了胜利，民主人士则看起来软弱无能。另一方面，维续制裁则会伤害其人民、并同时分裂民主国家的制裁者们。

要有一个新的、更好的和更大胆的方法，就要认清一个简单的事实：除非独裁者被驱逐，否则违反人权的行径和对和平的威胁将会一直存在；因此，一切制裁的根本目的一定是要把独裁者驱逐。我们采取的战略与战术，应该是要基于那些已被证实有效的方法，而不仅仅是让我们因“做了点什么”而感觉舒服的方法。我们应该记住，无效的制裁只会腐蚀对民主的期盼。

正如“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分部的执行主管威廉．舒尔慈（William F.

Schulz）写道：“提起经济制裁，成功的纪录显然是成败混杂的。单独的经济制裁往往不能推翻一个政府，反倒带来人道的大灾难；但是如果把制裁做为一个更大的战略中的一部分，有针对性的制裁则可能带来有益的影响。”（注11）

一般而言，我们知道什么方法可行，什么方法可以驱逐独裁者、带来民主。首先，由人民决定他们承受极限的时刻，从而开始努力以一种和平但有力的方式除掉独裁者。民主国家公开参与、支援该国人民的民主努力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就像我们在塞尔维亚、菲律宾和智利所做的。要使巧妙的制裁行之有效，不能仅靠几个人或几个政府来实施，也不能只持续一两个月或一两年。我们首先需要集中所有民主政府和个人的力量，团结才能保证成功。然后我们需要在独裁国家内外的民主斗士中、在民主政府中、国际商业及其他组织中，就新的战略与战术达成共识。

全世界民主力量被分裂的一个关键原因是，无法建立和阐明一个有创造性、有力以及和平的战略来对付独裁者。缺乏这样的战略，民主力量往往终归四分五裂，而且往往互相伤害。

要求下台

最有力的单项制裁是迫使独裁者下台，这必须是在宏观层面上完成的。我们必须保证，二○二五年绝对是所有独裁者下台的最后期限。但是，每个独裁者退位的最后期限，必须视其具体情况而定。有些时候，最后期限显而易见，比方说在选举到来之际。而无一例外的是，在国外民主力量的合力支援下，独裁统治下的民主人士将成为设定最后期限者。

对于独裁者极其残暴的行径，境内外民主人士应该高声且持续地强烈要求独裁者退位或将其驱逐。在民主政体中，一旦领导人疏于职守，按规定他要立即辞职或在下届选举之际被撤职，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及总理很少有执政超过一或两届任期的，而独裁者们通常在位几十年，大多数人希望永远保有特权。人民必须限制暴君的势力。除非煽动性的言论被用于合法化暴动，否则是不会血洗首都的。事实上，记录和解释事件的人总是那些亲历者，否则这些事件无法被公认与铭记。这么说来，美国诗人安君．瑞驰（Adrienne

Rich）是正确的，她说“在我们的生活中，言论就像街道、水管、电话、微波炉、放射能、生命复制实验室及核电厂等一样真实的。”（注12）如果说思想是动力，那么言论就如武器。独裁者们深知这一点，而现在则是让民主人士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了。

当媒体大亨梅铎（Rupert

Murdoch）寻求中国政府批准他的卫星电视频道在中国开播时，应“主人”的要求，他这个异国“客人”同意把某些西方新闻频道从节目中拿下去（注13）。但梅铎觉得，看到这些未经审查的西方新闻会惊慌失措的，并非中国老百姓，而是共产党独裁政权。然而梅铎以“国家”及其独裁者是互通性概念这一说法为幌子，逃避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俯首于暴君。结果，民主社会的媒体及政府谄媚于独裁政权的例子源源而来，“中国认为”，“伊拉克认为”，“埃及认为”……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于二○○二年七月十五日写道：“大部分中国人‘继续支援共产党，维护统一，反对全体中国人民都惧怕的动乱。’”

民主对于中国的商家或农民并无危害，感到危害威胁的只是中共当局。民主对独裁政权的威胁在于，民主为政治权力提供了更高度的合法性基础：而非民选的领导人只会反对或诋毁“受人民之讬进行统治”这样一种观念。虽然和前苏联的冷战已成为过去，残余的共产势力及其他独裁政权和人民自治愿望之间的战争仍未结束。我们形容中国政权的这句话——“当今世界仅存最大的共产国家”，必须能让我们时刻不忘这一事实。就连“共产主义者”一词也不再被民主世界的上流社会用来形容中国、北韩、越南、寮国及古巴的体制，只有共产独裁者们还在翻来覆去地用它。二○○三年二月，新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告诉来访的卡斯楚：“同样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古巴的意识形态及理念相同。”（注14）

我们宁愿胆小地用“专制”这个词，也不用“独裁”。

当中国共产党开始用“邪教”一词来形容被其残酷镇压的法轮功时，西方网路及报纸很快跟着拾起这一用语，并广为传用，从而不公平地在千百万人们的头脑中扭曲了这一精神运动的形象。最近，中共也开始用“邪教”一词来称呼那些不愿接受共产政府的控制而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的基督教派。

从一方面来考虑，西方国家那些编辑与制定新闻的人士，采用了独裁者的欺世之言，并不令人惊讶，他们都是些鹦鹉学舌的外交家，向来擅长以花俏而委婉的言辞讨好敌对势力。虽然表面的外交意图是避免对抗，但是随着全球化媒体的发展，其结果却产生了一种迁就性语言。描述及解决与独裁者之间的问题，并不需要用像“非常有才智的”、“有洞察力的”及“我的朋友”这样的辞汇，而这些辞汇却在二○○一年三月被法国总统席哈克（Jacques

Chirac）用于描述穆加比（辛巴威独裁者）（注15）。

生活在这种政府领导之下的人们对他们的处境不抱任何幻想：他们没有自由，这一事实无法掩盖。除非全世界哪怕是口头上团结一致来强调事实，否则，“民主对于人类安宁而言并不重要”的谎言就会得以强化。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对于每一个最终推翻专制政权的民众运动，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和政府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长年反对专制政权，支援专制政权下的民主运动。然而，当伊拉克人民看见法国外交官将海珊描述成双边关系中文明的合作者，当联合石油公司不愿意批评有生意往来的缅甸军人政府——每当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及机构不去谴责无视个人自由和人权的政府——饱受暴君压迫的人们也没有勇气采取策略、反抗暴政，因而也就无法改变现状。相反的，专栏作家迪尔（Jackson

Diehl）写道：“如果美国更常向苦难中的民众提供真诚的帮助，反抗极权政府，让极权政府在抗议声中越来越痛苦不堪，美国的声望和影响力就会更大。”（注16）

肯定自由前景的语言和如实报导独裁者罪行的用语同样重要。但是，当我们的领导者终于站出来为民主直言时，媒体往往轻视了语言的力量。二○○○年三月，欧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成为第一位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发言的美国国务卿，她点名指出中国是不尊重基本人权的政府之一。然而，《华盛顿邮报》却指称她的表现仅仅是象征性的而已（注17），十分恶劣地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如果“象征”意味着没有影响力，那么纽约港口就不会有自由女神像，而挑战中共暴政的中国学生们更不会在天安门广场树立起一个同样的女神雕像。

被暴君囚禁的人们足以给在精美红木桌边和暴君谈判的人好好上一课了。美国大使霍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在他关于巴尔干半岛的文集中，把塞尔维亚总统米洛塞维奇描述成一个彬彬有礼、魅力焕发的人，然而，那几年他和西方外交官尝试容忍这个暴君在巴尔干半岛的暴行，但最终失败（注18）。塞尔维亚非暴力学生运动“抵抗组织”（Otpor）的领导人之一波波维克（Srdja

Popovic）称米洛塞维奇为“死亡的鼓吹者”，斯尔迦和其他异议人士组织起来反抗，直至他们铲除了这个暴君。

对于美国视为对战略有益但暴政横行的地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愚昧地努力抑制这些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而常常忽视了这些区域伙伴在本土的罪行。美国国务院对亚洲和中东这些暴政国家的无视人权表示绝望，却不去鼓励及引导帮助这些国家中的独立社团、地下媒体或非暴力运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极权政府却更清晰地表述了他们所面临的政治挑战。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面对着共产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公众反对声浪，邓小平指称天安门的抗议者们企图“推翻共产党、国家和社会主义体制，代之以亲西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注19）他也许一定程度上歪曲了学生抗议者们的行为，但并没有委婉其词。

我们不愿明讲：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我们不愿告诉中国、沙乌地阿拉伯及其他国家：我们想要多党民主、自由选举、独立贸易社团，以及独立的商业电视台、电台和报纸。相反的，我们总是委婉地泛泛而言“尊重人权”或者着重于某个单独的虐待案例。我们没有表示独裁者必须下台，我们只谈论着改革。我们没有表示我们支援以非暴力的策略和方式驱逐暴君、迎来民主。我们应该表达我们的想法，名符其实地称呼世界上仅存的独裁者们为“死亡的鼓吹者”、“自由体制的敌人”及“历史的失败者”。

我们不应该羞于使用奚落的方式。二○○二年一月，乔琦．安．基尔（Georgie Anne

Geyer）在《华盛顿时报》发表文章，提到了卡斯楚对她写关于卡斯楚一书的回应（注20）。最让卡斯楚恼怒的是基尔在他一张没穿衬衫的照片下写的说明：“一个毫无活力的卡斯楚在打枱球。”他不喜欢“毫无活力”这个词，它在西班牙语中意味着体力上、精神上衰弱——最糟糕的是——性功能衰竭。“很偶然地，我击中了所有的所谓独裁者、元首、强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领袖、全面蛊惑人心的政客或土生土长的超凡领导者的主要弱点：极度自负。很有意思的是，当记者竟敢逼近这种自负时，得到的回应是如此强烈的愤怒，比我们对这些人的政策及其愚蠢和野蛮的任何批评所得到的回应更甚。从本质上而言，在政治上他们就像歌剧中的女主角一样，总是最大限度地使他们的私生活、他们真实的政治个性——甚至是他们大腹便便的肚子——保持远离公众的视线。”

当然他们这种担心并非无理性的，独裁者很清楚他们的权力是建立在民众的畏惧之上。一旦他们的真实面目被奚落并曝光，从而削弱了民众的畏惧心理，他们便时日无多了。对于民主人士和政府，获取每一个独裁者的内幕消息并广为传播相当重要。其他政府用自己便利的方式对独裁者表示不敬，也是十分有效的方法。

强制退位

我们需要直接针对独裁者本身进行强有力的制裁，包括盯住并最终扣押独裁者及其主要支持者的资产。在这方面，民主国家在塞尔维亚等国有过最早的经验，米洛塞维奇及其支持者的资产和业务被鉴别及冻结起来。辛巴威的独裁者也有同样的弱点。一位专家报导：“根据不动产这种最容易追查的资产，财务调查机构认为，辛巴威非洲民族联盟（Zanu-

PF），穆加比党（Mugabe’s

party）的成员极有可能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挪用国库所得，在英国、美国及其他地方购置房屋等不动产。”二○○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的一份联合国报告指出，“穆加比的亲密同盟、高级军队将领们在刚果之战中，利用木材、铜、钻石等捞取私利；军人们拿着成捆成捆从刚果搜刮的钞票，在辛巴威首都哈拉雷购买房屋及商业地产。……追踪这些钱很困难……；国际调查机构，经由伦敦和瑞士的金融机构，追查到奈及利亚前任独裁者撒尼．阿巴查（Sani

Abacha）的十六亿美元；辛巴威非洲民族联盟的很多元老及其家庭成员——以穆加比的妻子格莱思（Grace）为首——往返穿梭于住地和伦敦、纽约之间，忙于购物旅程。正因为这个原因，在一定范围内，辛巴威航空公司的六架飞机，被公认为‘辛巴威非洲民族联盟的计程车’，飞机往往会提前几个小时才被通知、强行募征为半官方生意所用。在财力等方面施压，能击中这些头号人物的致命弱点：舒适地带。也会惩罚有子女在国外留学的高官们。曼噶瓦（Mnangagwa）（辛巴威非洲民族联盟贸易活动的设计者、国会发言人）和司法部长赤纳马撒（Chinamasa）均有子女在美国留学。”（注21）因此，对穆加比的有力制裁，应该包括辨认及冻结该独裁者及其亲信，包括军政府的海外资产，并禁止独裁者及其亲信、家属外游，使其财源枯竭、无法自由行动，并最终将其驱逐。

在我们进行调查并经由特别法庭采取法律行动的同时，也要明确告知独裁者，如果他们不尊重为自由选举和自由媒体而设的国际法律，他们将在海牙法庭被起诉。大家应该公认，独裁本身就是一种反人类罪。法庭将出具传票。无论独裁者是否出庭，他们都将被判有罪。他们若不是出庭受审，就是被全球通缉。即便某些情况下捉拿归案并不实际，或缺乏采取更强硬措施的国际共识，一个被国际宣判有罪的独裁者已经失去了其合法性，脆弱不堪，最终将被驱逐下台。当然，我们还是需要促成采取更强硬措施的国际共识。

这样的制裁，需要有一套更得力的措施。只要有可能，我们亦须采取办法随时随地把独裁者绳之以法。在某些环境下，这可能比一开始时将诉讼案公诸于众还容易。显然，如果众志已定，一旦独裁者出访他国时就可将其投入监狱。即使在其本国，如果本地民主人士和外国大使巧妙配合，还是能以和平方式让其下台。更上一层来说，一个旨在执行法庭判决、以情报机构为后盾的多国特别军队组合，可以确认独裁者身在何处并将其绳之以法，或许还能获得不愿为独裁者效力的该国军队协助。如果这些方法都不成功，就可以采用更强力更直接的办法，高精度导向性军事装备使得在避免伤及无辜的情况下击毙独裁者成为可能。处决一个谋杀他人、使国家陷于贫穷及奴役，并危及邻国安全的人，在道义上和政治上都是合理的。当今社会还有人会惊讶于处决希特勒吗？毋庸置疑。

另一种有力的制裁是，独裁政权内部的民主人士和全球支援其民主的政府及个人团结一致，号召并发动一场非暴力运动，驱逐独裁者。

这需要强大的资源来支援独裁国家内部的民主力量。因此也就需要在宏观层面上操作，建立民主机构及预算，针对四十五个独裁者中的每个人制定方案。如果独裁者做出异乎寻常的举动，可以相应地增设特殊行动并筹募资金。

如果我们切实发挥才智和金钱的作用，就能落实制裁。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直接体现民主力量的团结，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Pope John Paul

II）访问共产波兰，产生了震撼人心而根本的影响，我们应该向独裁国家输送形形色色的民主人士。民主领袖们亲自到中国、北韩、缅甸、沙乌地阿拉伯、伊朗、卢安达及古巴等国，在各种公众及私人场合提倡民主和自由选举，是非常有力的方式。政界及商界领袖也可这样做，虽然有风险，但会收到同样好的效果。如前所述，这样做虽曾导致两位捷克民主人士二○○一年在古巴被监禁了六个星期，但也引发了欧洲对此的关注及支援，向古巴的民主人士表示他们并不孤独。

我们应该在更广泛更坚实的基础上考虑制裁措施，我们应该组成一个全球整体——一个全球民运学生组织，培养成员的非暴力运动技巧，然后他们到中国及其他独裁国家去和当地民主人士并肩作战。并非每个人都会赞成这种想法。但这种方法在美国南方起过作用，也会在其他地方起作用。的确，这是需要做牺牲的，当地的人们远比我们更明白其风险。这也是有回报的，那些愿意付出的人们应该得到帮助、展开活动。

类似的运动已蓬勃发展了。例如二○○一年十一月，来自澳大利亚、欧洲和北美的三十五位法轮功学员来到天安门广场，展示他们平和超俗的功法，表明他们和中国法轮功学员心连心。截至二○○二年夏，已有一百多位外国法轮功支持者到中国请愿。和中国被强大政权关押及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不一样的是，这些外国人在数天之内被释放。虽然这样的事并非经常发生，但这说明了重要的一点：在促进自由民主方面，外国人士面临的危险相对较少，而带来的公众影响却比当地的人士要大。（这些法轮功学员的行为，肯定了我最初对这种团结之旅的建议，也突出了各种运动之间经验交流的重要。）

新联合基础：民主商业共同体

正如早些所提及的，我们必须联合民主力量，使制裁行之有效。一个关键的因素便是组织。重要的第一步是，建立民主共同体，形成二十一世纪的新体系。在类似联合国这样的国际实体中，民主人士并肩工作，可促成具体制裁行动背后的国际共同体及国际法律的重要化与合法化。非政府组织的联合也同样重要。“世界民主运动”（World

Movement for Democracy）及民主共同体的“非政府组织民主论坛”（NGO Forum on Democracy）就是很好的开端。

也有很多事是我们不能做的，以免削弱或偏离了我们的目标。在制裁方面，我们的民主人士往往见解不一。举个例子，专政内外的民运积极人士认为，商人不在乎民主与人权，甚至还支援独裁者、觉得独裁者比民主人士更容易打交道。这些民运积极人士奋力争取大面积的经济制裁。但是传统的外交官们、现实政治的奉行者们以及商界领袖们却认为，追求民主是不切实际的、有碍稳定的、欲速则不达。他们力推增进与独裁政府的关系。

依我来看，两者皆不对。对于民主人权斗士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孤立独裁者，而不是从经济上和其他方面孤立和惩罚整个国家。我一直深信，如果美国尽早积极推进古巴的开放和内部改革，卡斯楚早就被驱逐了。缅甸也是同样，我们应该从内部积极进攻军事独裁者，不是隔离整个国家，从而有意无意地配合了独裁政府。

而且，传统的外交和双边关系也不对。国家利益和国际和平要求我们驱逐独裁者，而不是和他们合作。从双边关系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了独裁者，一切都变得容易了。对于投资者和商家来说，更是如此，他们需要有一个可预知的、透明的、能够保护私有财产、消除腐败的法律体系。在独裁国家，这一切都不可能。

所以民主人士应该并肩作战，并立基于这个为共同目标奋斗的信心：驱逐独裁者，建立民主。我们应该制裁独裁者，而不是制裁整个国家；我们应该制定一系列在本书中提到的政治制裁；我们应该采取经济制裁，直接戳伤独裁者及其支持者。我们应该达成共识：不应采用更广泛的贸易制裁，如针对整个国家的投资及贸易禁令；但可允许针对那些支援独裁者的具体公司或行业进行制裁。我们应该各尽其职。对于商业人士来说，只是争论商业有助于发展、现代化和改革是不够的。他们也应积极明确地支援民主，驱除独裁。这意味着他们应利用其资源和国内的代表，来推动民主。

要达到这个目标，商业界应采取一个新的手段。我建议主要的跨国公司和他们的协会成立民主商业共同体，来与民主阵营的政府单位和非政府组织的民主论坛配合。这个由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企业所组成的新组织，将认同民主和法治是商业正常运作与成功的必要保障。这个组织的所有成员，应同意支援四十五个独裁国家的非暴力组织和运动，于二○二五年之前在这些国家实现民主。这将建立一个百亿美元全球民主基金，来帮助四十五个独裁国家内部的民主人权组织以及所有在国外能够协助他们的民主人权组织。组织成员不能参与腐败行为，尤其不能对独裁者及其家属提供财政资助。该组织成员应配合追踪及揭露独裁者的财产和腐败行为，并在国际法律机构要求时，冻结独裁者的财产。该组织成员公司应在这四十五个独裁国家雇用民主人士，为当地雇员提供民主培训。他们将游说这四十五个国家的企业界驱逐独裁者，建立自由市场和民主的政府体系。当地的企业界，从定义上讲，都是与独裁者为伍，是独裁者生存的重要因素，但是他们之中很多都希望更加合法，希望有一个更少独裁、更多法治的体系，从而保护及扩展他们的利益。

民主人权人士们也必须各尽其职。他们不仅仅要写作，开会和批评，他们必须致力于驱除所有的独裁，建立民主，而不只是揭露独裁者的人权劣行。他们必需不怕被视为有政治倾向，而这似乎就是区分民主和独裁的因素。大多数民主和人权组织在那些正在民主化或已经民主化的国家工作会感到较安心。许多民主人权人士致力于攻击本国民主政府和商业巨头，却忽视了那些人权恶棍和独裁者本身。没有多少人权人士愿意置身第一线、直接参与组织非暴力活动。国家特赦组织美国分部的威廉．舒尔慈（William

Schulz）提到：“新的现实主义……应该把人权问题看做不仅仅是释放良心犯或停止迫害，而是一种全面的诉求，以期建立一个民主权利的共同体，和平相处、公平交易、共同合作保护环境。”（注22）

也许，最重要的是，美国应该在寻求更巧妙的制裁方式方面起主导作用。这种主导应该极大地推动欧盟、日本、印度和其他民主国家参与驱逐独裁者的行列。目前，对独裁政权是采取“结盟”还是“牵制／孤立”政策，这些国家都是各自为政，甚至有些麻木。但最有力的方式是两者并行：和人民／国家结盟，孤立／牵制／驱除独裁者。当然，书面上的共识是不够的。合作方必须围绕本书提出来的一系列新的制裁措施和方案，拿出具体的行动来。

如果在民主中起带头作用的国家和人士能达成共识，就会为全球民主化进程，开辟全新的领域，并且会消除独裁者对抗民主国家的能力，如中国、古巴、苏丹、利比亚以及其他国家，他们在二○○一年和二○○二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如此嚣张，利比亚甚至在二○○三年人权会上成为主持国。

我们的目标在于帮助被压迫的人民鼓足勇气，团结起来驱除独裁者。如果民主国家能够加强各种方式的参与和联系，民主进程就会容易得多。导致交换学生、专业合作和其他“开放”专案减少的传统制裁方式所起到的作用反而是负面的。当独裁者光天化日之下践踏人权的时候，民主国家理应知道如何采取行动。但是最好的回应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和独裁国家人民的联系。总的来说，我们应该在所有四十五个独裁国家迅速开展这些项目。让这些国家更加开放，会是民主阵营中最有力量的“制裁”方式。

注1：“对这些资料所使用的方法学之解释”，见二○○一～二○○二《自由世界报》 （纽约：“自由之家”二○○二年版）。

注2：〈世界人权宣言〉请见联合国网址，

注3：“阿贾克斯行动仍刺痛着伊朗对美国的看法”。见苏珊．希亚瓦西着，《伊朗的自由民族主义：失败的运动》（卡罗拉多圆石城，一九九○年西景出版社）。

注4：《防御前线：大使，大使馆和美国海外利益》。（华盛顿特区：美国外交学院二○○○年版）。

注5：《二○一五年全球趋势：与非政府专家展望未来的对话》，国家情报委员会，NIC2000-12，二○○○年十二月（华盛顿，D.C.：美国政府印刷局二○○○年版）。

注6：彼得．菲恩〈德国汉堡员警关押七人〉，《华盛顿邮报》二○○二年七月四日。

注7：罗斯．特瑞〈中国──不稳定的盟友〉，二○○二年二月十九日《纽约时报》。

注8：波兰外交部长沃兹米奇．西蒙赛维奇（Wlodzimiercz Cimoszewicz）的评论，二○○二年九月十日于华盛顿特区的“自由之家”

注9：《圣雄甘地的杰作》（艾哈默德巴德，印度：那瓦金出版社），10：41.

注10：这段托雷多秘史来自作者当时与会的一些私人对话。

注11：威廉．舒尔慈《为我们最佳利益着想：保卫人权如何有益于我们整体》（二○○一波士顿：灯塔出版社）。

注12：安君．瑞驰《谎言，秘密，和沉默：精选散文》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八（纽约：诺盾，一九七九）。

注13：路柏特．梅铎，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演说被援引在丹尼．谢特（Danny

Schechter）着《法轮功给中国带来的挑战—是精神修炼还是“邪教”？》（纽约：阿卡思书局，二○○○）。

注14：伊莉莎白．罗森塔尔〈中国火花迷眩来访的卡斯楚〉，《纽约时报》，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注15：“穆加比和红色地毯”，《欧洲新闻回顾》，二○○一年三月七日BBC监视，

注16：杰克逊．迪尔〈沉默的信号〉《华盛顿邮报》，二○○二年八月五日。

注17：“国务卿欧布莱特推动人权”《华盛顿邮报》，二○○○年三月十七日。

注18：理查．霍布鲁克《结束战争》（纽约：兰登书屋，一九九八）。

注19：张良（译音）与安德鲁．南森（Andrew J. Nathan）及佩里．林克（Perry

Link）合着《天安门真相》（纽约：公共事务出版，二○○一）。

注20： 乔琦．安．基尔〈古巴的卡斯楚仍在思考〉《华盛顿时报》，二○○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注21：“辛巴威领导人面对财政调查”，BBC新闻，二○○二年一月二十三日。

注22：舒玆《为我们最佳利益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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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民主政体和民主人士的联盟

我相信这是一场为了自由的战斗。我也想使此战成为正义之战——不仅仅是惩治犯罪的正义，而且是为全世界人民带来民主和自由的正义之举

——英国首相布雷尔（于二○○一年“九一一”恐怖攻击之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紧接其后，一个全新架构的国际机构和联盟成立来因应新的形势。乔治敦大学教授约翰．恩肯布雷（John

Ikenberry）在其最近所著的《胜利之后》（After

Victory）一书中，记述了这一巨大的创举以及承传下来大量正面的遗产，从联合国到欧盟，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到世界银行（World

Bank）及国际货币基金会（IMF），一系列前所未见的组织纷纷成立。同时，民主政体公开地干涉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内部事务，促成了他们的民主化。这是一次罕见的将愿景成功地变为行动的实践。

在新的千禧年开始，我们又一次处在“胜利之后”的时期。柏林围墙的倒塌及其后的发展，就有如二战结果一样，是个伟大的人文胜利。和以前一样，现在我们需要新的机构，来适应新的形势；需要新的组织和联盟，以适应世界上民主政体已过半的形势。进一步而言，显然一个更广大的民主世界可能在现今实现。事实上，这些新的国际机构，不仅应该为现有的民主国家服务，而且应着眼于扩大民主的范围。

如果民主国家，将增强他们的影响力做为共同利益，以便获得有形和无形的好处，那么就需要把民主当做共同的事业，认真地调整目标和互相协调。否则，独裁政权、流氓国家、极权主义者和恐怖分子，会继续支配和驱使国际事务，从而排斥更具建设性的努力。这些新的机构和新的联盟的核心，必须是民主政体和民主人士。这样做，不是要取代现有的机构如非常重要的联合国，而是要确保他们向应有的方向努力。

国际权力的新构架

二战以后，欧洲和美国等民主国家发现，当他们联合时威力是如此的巨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因此而成立了。现在我们需要运用同样的威力，来追求一个完全自由的世界，创立一个全球的民主联盟。

前面提到，二○○○年六月在华沙举行的“民主政体联盟”（Community of

Democracies，CD）首次会议已为此一联盟播下了种子，来自一百零七个国家的代表（其中七十个是外长级）批准了一个民主政体联盟成立档。该联盟比北大西洋公约更为重要。二○○二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日，民主政体联盟在南韩首尔举行了第二次会议，一百一十个政府参加并批准了一个行动方案，其内容是：在各自国家保持政治自由，并扩及邻国乃至传播全球。第三次部长会议将在智利举行。但是，民主政体联盟在外交领域中确是保密到家，正如专栏作家迪尔（Jackson

Diehl）所指出：“除了举行会议的首尔之外，民主政体联盟部长会议几乎未引人注意。”（注1）

民主政体联盟仍在发展之中，但它有许多潜在的能力。它的中心目标应该是（尽管仍未实现）开展、采用和贯彻一个宏大的战略，从而把存留的独裁者赶下台。它应该制定一个目标——“到二○二五年全面实现民主”，并且要制定一个行动方案来达成这一目标。《华尔街日报》在报导华沙部长会议时指出：“马克．帕玛（Mark

Palmer）敦促世界民主国家把全球剩余的独裁者赶下台，包括古巴、苏丹、缅甸、和北韩的罪恶统治者。有趣的是，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似乎都在聆听。帕玛先生是促进首次全球民主会议的发起人之一，可见促进民主的力量在迅猛发展之中。”（注2）在华沙发起的“民主政体联盟”应该是推动民主的核心组织。那么它该怎样来运作呢？

让决策委员会自由

华沙的民主政体联盟成立档和首尔的民主政体联盟行动计划，是提供给联合国、区域性或其他国际性组织中的决策者参考的。现在它需要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威廉．撒丁（William

Satine）描述的那种支持：“一个较有创造力的反应行动，应该是将民主政体联盟的力量，注入到受到独裁、寡头国家和流氓国家支配的联合国（及它的决策委员会）中去。”（注3）一个受到适当支持的民主政体联盟，能够使民主列入联合国和其他机构的议程，并集中资源用在那些仍不民主和正在向民主转型中的国家。一个特别令人心寒，急需要民主政体联盟团结和行动的例子，就是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它应该是世界上促进人权的第一个实体，可是，根据联合国的区域决策制度和一个由利比亚独裁者收买的松垮的非洲联合体（African

Union），其决策委员会在二○○二年选择了利比亚——世界上九个人权最差的国家之一——来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主席。在二○○三年一月二十日，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国在一次秘密投票中，五十三个成员国中只有三个国家坚持原则投了反对票，十七个国家弃权，欧盟中的所有七个国家也在弃权国家之列。

全球安全联盟和志愿同盟

尽管以非暴力的方式推翻独裁者，通常比外交干预或内部暴力革命更易于被接受，但偶而使用武力也是必须的（当然拥有动武的能力，会产生巨大的震慑效应）。在执行的时候，民主国家应考虑消除问题的根源——即独裁者和他的统治体系，并计划好后续工作。目前还没有全球民主安全体系或联盟，我相信有此必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联盟，在冷战结束后，它多次不得不“越界”行动，尽管大多数是在欧洲，但最近是在阿富汗。

这样的突发事件将日益显见，需要民主国家超越原来的许可权，动用资源，在遥远的地方行动。而联合国，尽管涵盖全球，却有其运作的缺陷，因为独裁国家有待遇平等的成员地位，并在高层有代表。中国经常性地以“干涉内部事务”为依据，来偏废对其他独裁国家哪怕是最微小的谴责。俄罗斯，做为一个新的民主国家，却和一帮独裁国家关系密切。由于有这些障碍，对民主国家来说，仅仅依靠联合国安理会做为国际行动的最终合法裁决并不理想，有必要成立一个不限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更广泛安全联盟。我认为“民主政体联盟”和一个扩大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应该起这个关键作用。民主政体联盟应有自己的安全理事会，授权民主国家形成“志愿联盟”来处理，但不限于如国外干涉的紧急行动，也要有一个协调组织，来协调针对性的制裁，包括如何处置废黜的独裁者，例如，那些和平离开权位的元首可能需要安全庇护所。如前指出，民主政体联盟的成员国，也可以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体系中发挥他们的力量。

二○○二年十一月在海牙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高峰会上批准的机动武力，可以成为一个新型的“全球民主军事组织”（Global Force for

Democracy）的构建基础——一个全球性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亚洲、拉丁美洲、和其他民主国家也可以为这一军事组织做出自己的贡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在阿富汗进行运作，它应逐渐扩大它的地理范围和成员国。有一种提议，就是利用它做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缓冲。就像在中欧和东欧所为一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可以和中东及其以外的国家建立“和平伙伴”关系，当这些国家完全民主化后，便可正式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

正如专栏作家迪尔（Jackson

Diehl）指出的：“在首尔所制订计划的一部分是要构建地区性的民主同盟，从而互相加强并促使其邻国改变”（注4）。我和“赫尔辛基进程”（Helsinki

process）的创始人之一开帕尔曼（Max

Kampelman）大使及其他人合作，正设法在中东组建一个类似“赫尔辛基”的进程，它也可能推广到亚洲和非洲。以地区性的民主政体联盟国家为中心，紧密地和非此地区的国家和民主机构，如美国、欧盟、“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合作，协调出一个可行的方案，然后在中东、亚洲和非洲实行，使其成为可能。“赫尔辛基”的三要素（政治安全、经济和人权）亦可为这些地区提供一个架构。

在这些后独裁和后冲突时期的地区，特别是在那些已被进行军事干预的国家，来协助建立民主体制和政府，会是世界民主国家能拥有最大自由度，但也是最大责任的场合。刚刚结束冲突的时期总是最微妙的，但它同时也提供了把一个国家置于正确方向的重大可能。这个时期是最不能失误的，阿富汗就是一个最近的例子，在德国波昂，阿富汗过渡政府匆忙召开的一项会议中，产生符合宪法的代表大会，并计划在二○○四年举行选举。周边的独裁国家——中国、伊朗、中亚国家和巴基斯坦，以及仍未完全民主的俄罗斯，不禁对此感到紧张。

做为保护国，牵涉的关系往往最深。在那些完全崩溃或经历内战的国家中，用驻军来全面统治和实现民主通常是必须的。一些军事干预中如在波士尼亚，维护和平的民主国家表现出缺乏远见和实现和平民主的决断，不愿处理关键的问题，如使被起诉的战犯逍遥法外，容忍腐败的法西斯精英阻碍难民的回归，既拖延了这种被保护的状态，又削弱了保护国的信誉。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建立一个民主和法律的体制，从而使国家走上一条长久民主繁荣之路。这一过程需要坚持原则的地方人士参与，不受破坏者的阻挠。通常那些希望维持自己腐败权力的人，会运用民主的语言，来攻击那些建立真正民主所必须的（通常是姗姗来迟的）国际性的努力。若没有个人安全和法律统治，民主只是一句空话，尤其是在像波士尼亚的那些地方。

我认为，在独裁政府被国际干预驱逐之后，世界各民主团体，包括民主政体联盟，和推进民主的非政府组织及世界民运，需要合作起来，制订出一个如何促进民主的综合方案。经由总结经验和聚集一系列特殊人才，保证不失时机地建立起有生命力的民主体制。这种合作（和不断的后续合作）可以应用于将来的国际后冲突时期。做了这样的准备，民主国家就能赶在时间的前面，当类似情形发生时，就能及时处理。我们不能再像在阿富汗那样，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

国际刑事法庭

美国是世界上实行法治的先驱国家之一，我们曾经带头创办了在海牙的“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安达国际刑事法庭”。这些国际法庭在推翻独裁者上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些独裁者触犯了国际法，并且都被判有罪。那么为什么仍有许多人，在华盛顿坚决反对建立国际刑事法庭？显然，是因为担心那些不推行法治的政府，会在这个法庭上担任法官，这样会诋毁这个法庭的诚信，甚至被用来审理美国和美国士兵在促进和平和民主过程中所谓的犯罪行为。解决这一窘境的方法之一是，由美国来说服其他民主政体联盟的国家，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必须来自于尊重法治的国家，即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同时，我们也可以继续运用特别法庭，或是与其他民主国家合作，来将我们要关注的案例，送上国际刑事法庭。

对独裁者进行刑事诉讼是十分有效的方法，必须使用。曾协助处理大批战犯的前美国大使大卫．薛夫（David

Scheffer）说：“在柯林顿政府期间，我常常孤独地作战，整理伊拉克统治集团的犯罪记录、并设法起诉那些涉及的伊拉克官员。至二○○○年底，我们的调查组已经收集了上百万页的档……证明伊拉克政府的反人类罪成立。然而，尽管犯下了二十世纪最恶劣的罪行，仍没有伊拉克官员被起诉。我努力想使联合国批准成立一个特别的国际刑事法庭，但在各国的首都、纽约、甚至在柯林顿政府内部，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通常的藉口是，我们需要海珊的合作进行监察和制裁，而这样的刑事诉讼会妨碍这类合作”（注5）如果真有对海珊的起诉，我们可能就不需要选择使用武力了。

南斯拉夫和卢安达国际刑事法庭，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经验和先例。这些特别法庭，代表现行的国际法律，涵盖在特定时期、特定国家发生的犯罪案例。我们也可以建立综合性的国际特别刑事法庭，既有国际的参与，又有当地的介入，可能适用于狮子山共和国和东帝汶（East

Timor）的案件。这些综合性的国际特别刑事法庭的好处是，当案件了结，国际参与退出，所建立的机制可以增强地方的立法和监督能力。

当获得自由后，有关国家主张重新审理前政权犯下的罪行，这样的例子非常多。通常，这种重审最好在那些民主完善、经由非暴力方式取得政权的国家进行，就像德国的例子，统一后的德国审理前东德时期犯下的罪行。但是，像衣索比亚这样部分自由的国家，当前的统治者是经由武力击败前得克（Derg）政权的，再运用一些合理的法律标准来审理前马里安（Mariam）政权的罪行。在大多数的案例中，独裁者是对自己的公民犯下了罪行，因而，当时机成熟时，运用当地的法治来审理这些罪行更为合适（当需要时，可得到国际民主专家和国际监督的协助）。

国际议会合作

和国际刑事法庭（ICC）一样，“国际议会联盟”（International Parliamentary

Union）亦受到独裁者参与的玷污。例如，由独裁者卡斯楚在哈瓦纳主办二○○一年国际议会联盟的会议。许多这一类的“议会”都不是自由选举出来的，按议会的定义严格来说，他们都不是议会。他们代表部分世界上四十五个独裁者的利益和独裁统治，而不代表选民的利益。因此，美国议会和其他民主国家的议会，对国际议会联盟少有兴趣。

事实上，如果能把世界上民主选举的议会聚集在一起，将是极其重要的。自由选举产生的议员，当然比大多数的外交部官僚，更能从他们自己的经验，来理解民主和专制独裁的差别。历史上，美国国会就比执政部门，特别是国务院，更先认同在国外促进民主的重要。总体而言，民主选举的议会，不仅对在世界上推广民主更加支持，而且有能力提供需要的资源来促进它的发展。

在民主事业上，议员们能逾越党派一起工作。当三藩市的自由派人士南茜．培罗希（Nancy

Pelosi）担任众议院民主党主席时，保守的共和党众议员克瑞士．考克斯（Chris

Cox）宣称：“对全世界生活在专制政权下的人民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评论的：“十多年来，考克斯和培罗希组成了一个为自由而战的两人国会小组……严厉谴责各地的独裁政权”（注6）。

民选的议员们也可成为优秀的民主使者。参议员拉萨尔特（Paul Laxalt）在驱逐菲律宾独裁者马可仕中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参议员泰德．甘迺迪（Ted

Kennedy）一直对智利的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施加压力，英国国会议员对缅甸的独裁政权进行了强有力的公开谴责。曾任国会议员的南韩总统金大中，清楚了解这些向北韩渗透、直接和独裁者打交道、开展民间专案、打开隔阂的冰山等方式，都是通向统一、民主和和平的重要途径。这里，并不是支援金总统所说的每一句话或其采取的每一个步骤（他不太愿意谈论在北韩引进民主的必要），但他确实努力使北韩对外开放。与“围堵”、大面积经济制裁或“恶意忽视”的办法相比，这显然是一个更好的方法。

从君主到民主

民主政体联盟的另一个工作是，建立一个特别的工作组来引导君主制度走向民主。世界上七个独裁国家是王室统治，还有很多国家是国王在一定程度上参政。推进民主的一个基本方法是，让西班牙国王璜．卡洛斯（King

Juan

Carlos）为首的宪政王室民主政体联盟成员国，帮助那些王室统治的国家向宪政王室过渡，也可以让没有王室历史但有转型经验的民主国家来参与协助。在第九章中，我们会对这一提案更详细地说明。

非政府领域

另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政府之外创建一个世界民主人士的新联盟。这包括那些仍在独裁者统治下受苦的和在外界提供帮助的民主人士。事实是，民主的种子已经种下，只是需要浇水了。

其中之一就是在一九九九年成立的“世界民运组织”（World Movement for

Democracy）。它起始于一次研讨会，研讨会是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U.S.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联合“印度工业委员会”（Confederation of Indian Industry）和“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所筹备的，本部设在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首都新德里。这次会议云集了世界上四百多位民主人士和活动家，奠基成立了世界民运组织做为民主人士的活动网路，规定了至少每两年开一次会，其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二○○一年世界民运组织在巴西圣保罗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工作小组研究了如何在转型国家中帮助发展仍然脆弱的民主，亦有但较少地讨论了怎样突破独裁政权。第三次世界民运会议计划二○○三年在南非举行。

另一个有效的民主种子是“非政府组织论坛”，它和“民主政体联盟”的部长级会议同时举行，从而使和独裁者抗争的民主人士声音有机会经由论坛被民主政府听到。民主人士之间互相交换意见和战术已被证明是成果丰盛的。对与会者来说，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的人在进行类似的战斗是非常感动人心的。另外，民主国家的代表能听见这些民主人士的心声，是很有意义的。在网际网路时代，民主人士和民主团体之间常规的通讯更为可行，独裁者更难以侦察到。

利害攸关

在过去的十年中，未能针对暴君维持一个统一的战线，其损失是巨大的。几年前，《财政月刊》（Financial Times）前专栏作家毛泰摩（Edward

Mortimer）写道：“新世界秩序的真正设计师并非像小布希这类人，而是像米洛塞维奇和海珊这样的独裁者，他们迫使这个世界对他们做出反应，从而根本上控制了国际日程。”

塞尔维亚的独裁者米洛塞维奇娴熟于利用西方和世界上其他民主国家存在的分歧，使其不能保持一致。这帮助了他的政权免于在克罗埃西亚战争、波士尼亚战争、后戴顿时代、科索沃战争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干预及以后，受到真正决定性的压力。民主国家不断地对米洛塞维奇采取不同的政策，从而给米氏较大的活动空间去操纵和利用他们。

民主国家和南斯拉夫民主人士之间缺乏磐石般的团结，帮助米氏保持了权力，导致了流血和镇压的发生。在这一事件中，欠缺了美国的主导。因为美国不愿领导盟军，来制止贝尔格勒（编注：南斯拉夫联盟的首都）指挥的波士尼亚塞尔维亚人（Bosnian

Serb）的“种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使得回教基本教义派成为被困的波士尼亚政府唯一的外援。当美国最终卷入时，却又错误地把它的巴尔干政策建立在独裁“伙伴”身上：米氏和他的克罗埃西亚同伙突杰曼（Franjo

Tudjman）。这两人都镇压国内的政敌，并秘密合伙肢解波士尼亚。戴顿（Dayton）之后，意大利和希腊经由购买塞尔维亚的通讯垄断权，给了米氏所需要的资金，从而使其在一九九七年选举后，得以马上兑现支付养老金的承诺。当科索沃危机加剧时，欧洲国家不愿制裁米氏，民主国家亦未能迫使俄罗斯切断和独裁者的关系，来显示它的民主信度。九○年代错综复杂的巴尔干危机，详实地显示了当民主国家在反对独裁者时，不能统一步调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海珊更善于加剧并利用民主国家之间的政策分歧。法国退出了一九九一年波湾战争联盟，更注视着海珊控制的经济，以获取商业优势。由于缺少促进伊拉克改变的有目标政策，美国只好用制裁代之。直到最近，如何把伊拉克从独裁政权中解救出来，并融入国际社会，仍未有严肃的论证，更不用说统一的意见。伊拉克人民受压迫如此之久，就是因为民主国家未能设计好统一而有效的计划，来驱逐海珊、建立伊拉克的民主，从而在中东树立一个积极的典范。

当世界民主史无前例的发展时，在伊拉克的民主推进却毫无章法，这一事实令人震惊，我认为，简直就是令人咒駡的！尽管民主政体联盟仍处在婴儿成长阶段，但它可以提供一个框架，来纠正那些民主国家缺乏团结的缺陷，帮助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最重要的是，制定一个统一的策略，把民主推广到其尚未扎根的地方，也就是最后的民主新大陆，从而打开其封闭的社会。

注1：杰克逊．迪尔，〈民主被淹没〉《华盛顿邮报》，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注2：理查．敏，〈另一个冷战？〉，《欧洲华尔街时报》，二○○○年六月三十日。

注3：威廉．撒丁，〈需要自由的议会〉《纽约时报》，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注4：迪尔，〈民主被淹没〉。

注5：大卫．薛夫，〈审判他是因为他有罪〉《华盛顿邮报》，二○○二年九月十二日。

注6：伊．J．迪奥尼，〈培罗希：人权好消息〉《华盛顿邮报》，二○○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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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打开封闭的社会

国家主权不能再被用来做为大规模侵犯人权的保护伞。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

“从内部开创变革的压力，必须以了解外部世界来做为比较的基础。”富于经验的俄罗斯民主人士罗曼科夫（Leonid

Romankov）曾如此写道（注1）。我的一位原东德工程师朋友更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东德人从外国电视、电台及访问西德了解到德国马克可买到什么。我们也想和西方人一样有同样的车子、衣服和旅行的机会，是这种需求把人们推上街头的。”然而问题在于，如果要普及民主，对世界上封闭的社会而言，这种了解外部世界以做为比较基础的认识，就不能单靠渗透，而必须被强力注入。

有什么现成的或可发展什么样的途径，来帮助这种资讯的流通？而这些途径需具备什么样的资源？同时，是什么给人们勇气走上街头，相信他们能够对抗不放弃暴力与镇压的政权？

自雷根总统于二十年前在英国议会发表有关促进民主的演说以来，民主的推广虽大有进展，但民主国家仍未以促进自由做为其外交政策中的根本要务，特别是把那些令人担忧的最顽强的独裁者给轻忽了。希欧多尔．皮可尼（Theodore

Piccone）和罗伯．赫曼（Robert

Herman）在对四十个先进民主国家的外交政策进行检验后，于二○○二年发表了一份深具意义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研究结果显示，尽管国际社会已在世界各地协助推展民主及人类自由的课题，民主国家却大都未能将捍卫与促进民主纳入其外交政策的中心要素。不过在越来越多地方，夸言的民主与实际体制间的差距正渐形缩小。”（注2）倘若我们要确保如波斯湾那些腐败又不友善的独裁政权不要对那些以持有恶意反西方观点为时尚的政府让步的话，就绝对必须推广民主。至于本书的议题，我将集中论述美国的情况，然而我认为本书所概述的结构变革，对其他已施行民主的国家而言，不仅同样适用，甚且更为必要。

总统的领导

在帮助国外民主人士方面，尽管有一些才能卓越的人付出了努力，同时也获得了显著的成就，美国政府还需要发展一套严谨的机制，来推翻海外的独裁者，并推行民主。为了尽其所能地帮助那些正在奋斗的民主人士，且为了避免分散我们的目标，美国政府必须即刻着手在其外交政策体制上，发展一套牢靠而预算充足的推行民主方案。其他民主国家也有必要这么做，且诚如前文所述，必须有个协调统筹的单位，以确保让所有独裁政权面对一个强固领导且团结一致的民主阵营。

首先，美国总统本身必须展现出扩展民主法治是一超越国内政治歧见、也超越其行政当局的长期承诺。没有这种坚定的后盾，世界上的独裁者将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无所不用其极，便能规避他们所不喜欢的美国政策，这在当前的环境下更显如此，一些联盟组织有时势力会压过我们所坚持的这些原则。一个总统级的倡议将不只针对那些“敌对国家”，也对那些佯称“盟友”却实行专制统治的国家发出警讯，表示美国终已严正看待促进民主这个议题了。也只有当这样的警讯是发自美国总统，并随之在政策中采取具体行动，世界各地的独裁者才会真正意识到：以往的专制独裁已经是不再被容许的事实。

一个由白宫召开的民主会议，邀请行政和立法部门的重要成员，以及如“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与其附属的相关核心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共同参与，是宣布此一新动议的理想场所。大型企业与基金会的主要人物亦当被力邀与会。我们有数量相当可观的慈善与工商团体，且工商团体将是民主的主要受益者，但政府却未能充分有力地引导这些团体在海外协助推翻独裁政权与推展民主。此一状况有必要加以改变。

大幅增加推行民主的经费预算，可体现美国对此议题的认真态度。在一封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致国会议员与国务卿鲍威尔（Colin

Powell）的信中，五十二位民主和人权团体的领导人呼吁，把预算从目前的七亿美元提高到至少十亿美元。如同该信所言：“大幅增加预算不仅对形势危急的地区如中东、南亚与中亚等地十分重要，对世界其他已接受民主挑战的民间社会、以及仍岌岌可危的新兴民主政权而言，也至关重要。任何有效打击恐怖主义和其他极端暴力主义的长期策略，都必须把民主政体、政府责任、政策透明度、法治、人权、健全的民间社团、民间教育以及正规的竞争性选举置入策略的核心。”

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哈乐德．科尔（Harold

Koh）在其二○○一年的告别演说中，把国家归为四类：封闭的社会、处于转型初期的国家、民主衰退的国家和稳定的新兴民主国家。他主张推行民主的资金应集中投注在第二和第三类国家，并认为在封闭的社会难以有效地运用资金。科尔教授的观点反应出一个广受接纳的认知，但依我所见却未切中要点。尽管转型初期的国家和民主衰退的国家该当获得重大的关注，而稳定的民主国家不应获得这种资助，但就金钱的效用来讲，把资金投入封闭的社会用以推翻独裁政权，对人类的自由和我们的国家安全贡献更大。当百分之九十的问题源自封闭的社会，这些国家却仅获得整体财力与物力大约百分之十的资助时，这便是十分错误的做法。虽然要推翻既有的四十五个独裁政权并不全是金钱的问题，但假使直接用在封闭社会的资金能大量增加，便能更迅速、平和地推翻这些独裁者。

但这将需要一些结构上的调整。一个由总统委任，专门负责推行海外民主事务的美国高级官员，将在由总统倡导的新议案里担任主要的角色。这项关系着国家利益的新议案需要新设一个职务，此即负责民主事务的副国务卿之职，这亦将使任该职者成为国务卿的两个重要副手之一。尽管隶属国务院、负责制定美国对外政策，但这位由总统指派的副国务卿将有权监督整个美国政府的民主成果，包括对国防部与中央情报局涉及民主事务时的监督权。有了总统的认可和专项经费，再加上所属的专职人员，这位元负责民主事务的副国务卿，才有可能克服一般官僚体系的限制。而当他遭遇倍受“委讬人”困扰的外交官阻挠以及其他无可避免的官僚体制阻碍时，他也应有直达总统的管道。此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NSC）里必须有一个专责民主事务的理事，以确保该委员会与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及其他部门间互动与协调的成效。

在这位副国务卿之下，还必须设立两个新的部门，由助理国务卿领导并直接对副国务卿负责。其中一位元助理国务卿将负责民主转型事务，帮助那些转型为民主的国家，也就是部分自由的国家巩固民主政体。这些国家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受到最多民主资助的国家，而这种资助依然十分重要。单靠推翻独裁者并不会使民主牢牢生根，许多大有希望的转型因走错路以致新兴的民主体制掉头转为不民主的统治，或者充其量转型为只有一点点民主的统治。这些国家所需要的援助已有相当好的进展，他们获得大量来自非政府部门的关注，特别是来自“全国民主基金会”与其核心组织、以及像是“自由之家”和“开放社会机构”（OSI）等非政府组织所投入的资助。而这位负责转型中国家的助理国务卿，将主要集中在协助这些组织并在必要时扩张这些组织。此外，他还将负责与美国派驻在转型中国家以推展民主事务的使节官员进行协调（需要更多这方面的官员），以便调整相应政策，并帮助他们在难免顽固的华府官僚体系里推动这些政策。

另一位助理国务卿将负责独裁国家的民主推动工作。推翻独裁者的策略与战略，不同于建立民主国家的策略与战略。这项任务是帮助那些正致力于推翻最专制政体的勇敢民运人士，而目前这种独裁国家有四十五个。担当这个职务的人必须相当娴熟于政治技巧，以便与国会、政府各部门、媒体、非政府组织、决策团体、以及外交盟友们联手完成这项艰难的任务。要达成这个目标，这位元助理国务卿还需具有实权与相当的资源。一旦该职务的重要性获得重视、加上总统的支持与以往国会在对如塞尔维亚及世界其他各地推行民主的一贯支援，要达成这些目标就不至于太难。而美国在促进与巩固民主上居于领导地位，这对美国本身的利益而言，是与保持“强权”同样重要的。

负责推翻独裁政权的助理国务卿主要职责，在于与相关的区域性政府机关与办事处，一同对每个独裁国家制定一个年年修订的“民主施行方案”。区域性的政府机关是个特殊的障碍，国务院的权力照例被把持在他们的手里，他们是“良好的双边关系”的主要维护者。因此，负责民主事务的副国务卿和负责推翻独裁者的助理国务卿，必须身居影响最后四十五个独裁者之所有议题的指挥系统中。在总统和国务卿的支援下，他们还必须有能力抑止会壮大独裁者与军阀的五角大厦短期作战军事渴望，使其不能成为战略，同时也要有能力遏制中央情报局产生类似的倾向。

美国并不需要在促进海外民主上单独行动。德国“政党基金会”（German

Stiftungen）在当初支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民主运动中就起了倡导作用，这两个国家在一九七○年代都已转型为民主政体。德国政党基金会的成就也激励了后来在美国的“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和欧洲、加拿大及其他地区的民主基金会。

当然，在建立联盟来帮助那些成功对抗独裁者的百姓，还没有别的国家能取代美国在外交和政治上的领导地位。民主阵营和与其相应的非政府组织的出现，以及民主论坛和世界各地的民主运动，为这种联盟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架构，帮助召集所需的人才和资源以促成一系列强大的行动。不过我们还得掌握机会，一旦有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愿意参加，就把他们纳入这个联盟。新兴的民主国家在运作上已有足够的技巧与胆识，这可从最近塞尔维亚的“抵抗（Otpor）运动”中青年行动分子指导在白俄罗斯的“野牛（Zubr）运动”中可察见。因此，领导因素仍是项不可或缺的要件，而尽管其他民主国家也会在民主运动中起到主导作用，但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像美国这样具有完备的资源、由政府资助的机构和这么多致力于协助推广与促进民主的非政府组织。倘若美国不能显而易见的站在关注民主国家的前线，以验证美国对民主的承诺，那么地区性的民主领袖（连同独裁者）将会由此得到我们并不希望民主获胜的结论，这将是既悲惨又危险的。

“民主大联盟”（Coalitions of

coalitions）不仅为民主化提供了关键性的深度战略，同时也扮演着重大的协调机制的角色。民主国家政府之间、以及他们与“非政府组织”（NGO）之间必须相互协调。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活动亦需加以协调，以往一些重要的事例已证明其可行性。和北欧及英国政府一样，美国政府也认识到非政府组织的团体能做政府无法做的事，且往往有管道取得远超过政府可获得的资讯，因此美国对非政府组织部门至少已有一些开放性的经验。遗憾的是，这种零星又不完善的合作程度，还不足以为其他民主国家的表率。从加入民主世界非政府组织的人数上看来，大多数的参与者从事民运的经验远比政府部门丰富得多，这些政府往往穷于应付双边关系与其他成规，因此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缺乏合作，实际上对潜在的重要资源而言是一大浪费。加上外交部门与整个政府机关的轮替制度，严重削弱了推展民主的成效和连贯性，这也是美国国务院与其外交部门必须设立一个由民主专业人士职掌的常设机构的理由之一。

整合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民主工作者的联盟，应先依照地理位置，再划出具体区域来组成。例如，要支援在塞尔维亚、白俄罗斯的民运人士，美国、加拿大、欧盟和其成员国、以及塞尔维亚的邻近民主国家如波兰、立陶宛，这些国家的政府代表就可以与该国以及白俄罗斯的非政府组织共同合作。如此一来他们将在协调下筹画媒体、选举、监督、政治组织等事务。这样，白俄罗斯组成的民主大联盟便可有效率地协调各方面的行动，重要资讯也能迅速有效地从掌握资讯的单位源源传给需要这些资讯的单位。人才与资源的汇集将是庞大可观的，且可被用在推翻独裁者成效最卓著的努力上，而利用迅速多变的事件来推进民主的能力也将大大增强。总而言之，整合民主运动工作将大大提高其活动成功的机会。大联盟及各种非政府组织的成员可带来的另一个好处就是效力的倍增。此外，支援的管道越多，独裁者就越难阻截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支援，因众所周知的是，关掉一个阀门比关掉十个或一百个阀门要容易多了。

策略

坚定的支援和明确的承诺，再佐以一个专责的总体组织来协助推翻最后的四十五个独裁政权，接下来便要讨论策略问题。

好比一句著名蓝调歌曲的歌词所言，地方民主人士士气往往已“长期低落到看起来反像是激昂”的地步了。他们奋斗的前景被截断了，尽管这并不是他们的错。在一九八六年，我看到匈牙利的民运人士除了设法要回他们的护照之外，已几乎没有策略可言。援助民运的工作人员，通常得协助地方的民运人士拓展视野，而不只局限在总是应付十万火急的迫切危机。（不过，外来援手的视野被地方民运人士所拓展的事例，也屡见不鲜）。我们必须使他们相信，他们能够战胜暴君，民主将在独裁者奄奄一息的梦幻破灭后来到。鼓励地方民运人士和国际社会相信他们会赢得胜利，或许是支援民主最重要的要素，同时也是成功的民主策略发展绝对的先决要件。当目光短浅的暴君被惩戒后，我们必须询问地方民运人士想达成的目标，从而帮助他们。

事实上，海外民主促进人士，包括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人员及一些依约承办的工作人员，对那些必须肩负重任的地方民运人士的关注往往反应迟钝。但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是个显著的例外，他在东欧及东欧以外地区率先推展民主社会与民主统治的成就，足以使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的“开放社会机构”（Open Society

Institute,

OSI）相当成功地把领导当地民运的能力授予地方民运人士，他的观点是民主促进人士必须得“像创投资本家那样去思考”。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允许当地人来运作，再随时加以指导。一个富于经验的民主推动者，应懂得可以奏效的一般策略，且必须把经验之谈传授给地方民运人士。外来的援手（与出资者）也必须意识到他们不可能熟悉地方情势的琐事，而应当协助当地民运人士针对他们的特殊局势制定一连贯的策略。换言之，民主促进人士必须尊重他的地方民运伙伴，听从他们在熟练事务上的意见。只有互相支援与商议，才能成功的指挥这场民主之战。

外来的援手应该特别注意，勿把个别人士视为民主斗士的化身。那些被神圣化的人，往往并非他们所显现的那样。当然，个别人士可做为重要的象征。例如在缅甸，翁山苏姬就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政治价值，这不单只因为她是经民选又被军方罢黜之故。然而把民主的重任由一个受人爱戴的人物承担，就给了独裁者一个单一目标，首脑一旦被铲除，反对势力便将衰颓。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有一个大规模的前线，来动员一个群众不安的社会，起而对抗独裁者与那支援独裁的体系。整体策略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同时民主促进人士应让那“自负又性情激烈的人”明白，国际援助是用在铲除独裁者的行动上，而非用来赞助他们妆点门面和进行内斗的。

资金与地方的投入

缺乏紧密一致的策略，资源的运用便无法完全发挥效力；好的策略未被赋予充足的资金，特别是在危急的时刻，也将注定失败。需要资金时却得不到援助，从而错失良机，这类事太常发生了。正如开放社会机构华盛顿分会原负责人约翰．福克斯（John

Fox，为政府中富有经验的民运家）最近告诉我的：“四周之内获得十万美元的资助更胜于一年一百万美元的资助。”（注3）在第一线的民运人士必须能够在时机一到就抓住机会，不能被欠缺资金的瓶颈所耽误。美国和那些希望有效支援民主运动的国家，必须有高效率的流程，以允许迅速的周转来因应有需求的援助。负责推行民主的副国务卿，最好有权快速签署对应方案。驻外大使和大使馆的民主事务官员们，更应有在合理限度内可便宜行事的资金。最为必要的是，要同意地方民运人士对需求的优先选择，而非要求那些需求来符合我们官僚政治的模式。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便是在这种方式的运作下，在辽阔的世界留下不可磨灭的公益团体足迹。

在一九九六到一九九七年的示威运动中，索罗斯在塞尔维亚的民主同仁马蒂克（Veran

Matic）和他的团队意识到，一旦地方选举被落实，反对势力（如果不是种族独立的话）便会掌握大部分的市府资产与地方广播电台频道的控制权。马蒂克因此迅速策划了一个涵盖塞尔维亚大多数地区，与网际网路和卫星相连的广播网，在索罗斯应允资助二十万美元后（总资金的四分之一），福克斯偕同马蒂克闪电访问华府，福克斯要求美国政府提供同样二十万美元的资金。有了这些资金，再加上从英国与荷兰获得的等额资助，以及当米洛塞维奇试图关闭这个广播网时，来自欧洲国家坚定的外交支援，在不到六个月内，一个最后拥有三十六个广播站的ANEW新生广播网就开办了。然而，当时美国政府的民主程序表里并未将塞尔维亚放进来，负责欧洲与加拿大事务的前美国助理国务卿霍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还在星期天与米洛塞维奇高调地共进早午餐，米氏那时被视为确保该地区稳定的人。美国政府对媒体的支援，包括长期对新闻记者的培训项目，也与当地媒体的实际情况大不相关。

当地方民运人士要为其示威和活动筹措资金时，一般都遭遇了官僚作风，陷于摇尾乞怜的窘境。要发起一个重要的行动，不单单只需仰赖无所不在的国外培训，尽管一些事例已证明这种培训是有益的。这类行动最重要之处在于产生遍及各地的冲击，即使是一个由公民起而对抗政权、引人注目的非暴力行动。这种行动需要有足够的现金来购买行动电话、电脑、印刷设备、租用办公室、支付交通费用、租用音响器材、播音系统与货车，同时还需备有所谓的可流通周转的款项。

亲临现场是确保纳税人的钱会用在推翻独裁者之预设目标上的一大要素，这部分任务是由活跃的非政府组织和驻外使节们所达成的。譬如：派遣观察员，他们的所见所闻不但可帮助确立资金的用途与协调策略，对如何运用援助也能起到监督批评的作用。通常由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初创基金被认定前景乐观后，政府会随之给予较长期的支援。开放社会机构有好几次就是以这种方式在东欧运作。遗憾的是，驻外使馆和“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往往是实际支援推翻独裁者的最大阻力。

另一个我们必须克服的认识障碍是，不情愿给予政党援助。除了瑞典和其他一些政党基金会曾提供若干援助外，对民主政党的直接援助是十分不足的。因这种援助并不总恰当（但什么形式的援助才算恰当？），舆论似乎也已根深柢固地认为它绝不恰当，但这推论显然绝非事实。不看实际情况就固执地认为援助政党是个坏主意，也是碍于官僚体系影响实效的另一例。鼓励政党联盟通常是个好办法，但这种鼓励必须出自一种评估，确定这么做对陷入问题的政权，能提供最有影响力的对手。协助政党的决定，也不应以援助是否超越了想像中的干涉内政的界线来评定。当政党对独裁政权构成最佳组织的反对势力时，民主国家就必须能够协助政党。“市民社会”固然很好，但民主国家最终还是需要有组织、有纪律的政党、以及工会和独立的媒体。因此，在推翻独裁者这一阶段上帮助这些关键主力，对推翻独裁者的较长期计划与急迫性来讲，都是十分重要的。当然，支援与被支援双方都必须明白，一旦独裁者倒台，双方就不能再有这种特殊关系了。

在支援民主的阵营中，太多的资金被那些协助拨款的国家，或他们所雇用的顾问搁置着。这种现象在依约承办的组织中尤为显著，这些组织仰赖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拨款与类似的资助而生存。在多数情况下，这样子使得所资助的每一块钱的功效被削减了，出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许多顾问，特别是那些短期的合约顾问，本着“一体适用”的心态着手处理事情，未能对被指派的支援工作有适切的体认。另一方面是，处理这种事情的机会成本相当高，特别是考虑到美元在世界多数地区所能发挥的极大效用。因此，分配给协助海外民主活动的款项仅有极少数可直接用来支付地方的优先事项。虽说目前这种方式在分类帐上的责任依据可能看起来清楚些，但却已被证实是有效支援国外民主人士的一大障碍。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必须彻底改变目前的做法。在八○年代美国国际开发署成为注目焦点时，也仅是勉强从事一些针对民主的工作。从那以后，该机构设法把一般性发展工作贴上“民主”计划的标签，藉此来弄点钱，而前文提到的用于促进民主的七亿美元款项，其用途定义又相当广泛。尽管美国国际开发署已承办一些地区性的创新而有成效的专案计划，且已培养一些一流的专家，但在关于推翻四十五个独裁国家的前线上却大都缺席，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多数这些国家中没有驻派使节。因此，领导与管理美国政府给予独裁国家的民运人士之资助必须要来自其他机构，且只有透过一个全新的、具体规划与有组织的运作，任务才能被正确执行。当今的布希政府也已认识到，有必要在美国国际开发署之外再设立一个机构，来管理新“千禧年挑战客户”的奖金计划，那是为了资助某些执政表现良好、尊重人权与市场经济之国家而设立的。一个好比是美国的“推翻专制独裁中心”也有必要设立，它可以是本书提议创立的“推动独裁转向民主国际中心”的美国搭档，且最好能先行设立，因要说服其他民主国家参，无疑需要花点时间。

非政府的民主促进机构

非政府机构在世界上促进民主建设，有着杰出的悠久历史。一九四一年，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尔基（Wendell

Wilkie）共同合作创建了“自由之家”，专门帮助与纳粹分子和共产主义的专制独裁抗争。“妇女选举联盟”（League of Women

Voters）和其他民间组织，积极地促进了战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民主普及运动。德国政党基金会（Stiftungen）在独裁者佛朗哥和萨拉查统治时期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为两国的民主运动奠定了基础并铺平了道路。国际劳工一贯支援民主、法治和人权，尤其是对国外的工会会员的急需，总能做出及时的回应。“美国劳工及产业工会联合会”（简称“劳联–产联”AFL-

CIO）主席莱恩．柯克兰德（Lane

Kirkland）是在冷战时期最坚定支援民主的美国人士，而那时许多美国的著名人士，都对所谓“友好”的不民主国家之掠夺行为视而不见，如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和独裁者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索罗斯的“开放社会机构”在八○年代后期对东欧和中欧的民主运动起到了带路作用，并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提供了举足轻重的资助。

正如雷根总统在英国议会所做的民主演讲中所预言的，一九八三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成立了。该基金会是在民主、共和两大党中有远见的成员、工会和企业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成立的，它附设四个分别代表民主党、共和党、美国商会和“劳联–产联”的机构：全国民主协会国际事务研究会（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国际共和协会（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私人企业国际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rivate

Enterprise）和美国国际劳工联盟中心（Americ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Labor

Solidarity）。这些机构对在全球推行民主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尽管最初国会对促进会的支援，犹如蜻蜓点水般微不足道，但后来状况有了极大改观。现在国会每年提供拨款，使促进会不仅有能力为自己和下属的四个核心机构提供活动资金，而且也能给海外各种民主运动组织提供资金。

但是民主基金会的家族仍然有不足之处，它的资助明显倾向于那些正从推翻独裁专制走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国家。在一九八九与一九九一的事件余波后，这是可以被理解的。只要看一看那些濒临统治失败边缘的国家，例如乌克兰。但是更大的挑战是那些不自由国家。虽然基金会和其所属机构也资助这些国家的著名学者、期刊等，他们很少对旨在推翻独裁政权的组织活动提供实质资助。促进会常常不愿意在大规模的推翻独裁政权活动中起带头作用。例如，在科索沃战争后，美国国务院希望经由基金会给塞尔维亚的民主运动提供一千万美元的初期资金，却遭到了拒绝。全国民主国际事务研究会和共和党国际关系学会，确实为诸如“抵抗”（Otpor）等反对派和独立民间组织，提供了培训、民意调查、和其他贡献。共和党国际关系学会对中国村级选举的资助，也是在这个极权国家推行民主的新尝试。然而，所有的专制国家都需要更多这类支援。一些独立的民主团体，常常不得不迎合美国国际开发署、国务院和基金会。还是那些不依靠美国政府的，以“开放社会机构”为首的非政府组织大力呼吁，才促成国会同意对塞尔维亚的民主运动提供资助，并保证资助能使塞尔维亚本土的非政府组织、媒体和政党直接受益。对那些民主促进机构的依赖，实际上会使一些独立的民主组织变得小心翼翼，常常为保持与拨款机关的友好关系而做出违心的决定。

一旦有合适的理由直接提供民主资助，就应马上实行，许多时候这些资助可以间接实行。比如美国对塞尔维亚民运人士的许多资助，就是经由其邻国匈牙利来进行的。现在非常缺少在专制最严重的国家推行民主的经验，这种经验实在是越多越好。在保持向正在转型的国家提供资助的同时，要在专制最严重的国家推行民主，就需要更多的资金。

最近一次的对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政府拨款数额，大约是三千七百万美元（民间募集的资金仅相当于此数字的零头），这对世界各地的民主运动所需的资金简直是杯水车薪（注4）。如果按“自由之家”的标准，这三千七百万美元中的大部分是用于资助已具有部分自由国家中的民主活动。当用于在全球促进民主的资金还不如一架现代化战斗机的造价（编注：台湾采购的幻象2000-5型战机，每架造价超过五千万美元），我们实在不能说有把民主事业摆在恰当的优先地位。

促进民主的目标应该是：在世界上最后的四十五个独裁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都建立民主促进组织与方案。可以成立民主党派，也可以成立像亚洲同盟会（Asia

Society）、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自由之家”等其他实体。如果有资金的时候，那些愿意到这些高风险的国家促进民主的组织，可以按这样的程式运作：先由非政府组织资助那些前景看好的专案，随后美国政府的资金跟进，因为这种政府拨款，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到位。要是资金充足的话，像“自由之家”、民主党派、工会和工商团体之类的非政府组织，就能更早更灵活的资助民主运动，而不需要依赖美国国际开发署来启动和进行他们的专案专案。这样的话，就能抓住更多的机会，使更多的国家受益。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基金，在应付突发危机时用途更显著。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繁文缛节，却使其资金不能有效的及时到位。当初创建国家民主基金会及附属机构的意图，就是希望他们能够不依赖美国政府各个部门而独立运作。促进会的创始人本意，是要让基金会的资金和专案，立足于民主机构自身的活力，而不是陷于联邦政府的官僚体制之中。然而现状却事与愿违，阻碍了直接针对推翻独裁政权的努力。

国会一直在坚持促进加快民主的步伐。但国会必须更多的参与，并与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民主事务领袖们密切合作。

及时资助民主运动，能防止许多流血冲突的发生。在塞尔维亚，美国和北约同盟国使用了大量的军事力量，来阻止独裁者米洛塞维奇对科索沃的种族清洗。最终花费了几十亿美元，并失去了数千条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人的生命，这都肇因于当初的容忍，才使情形恶化至此。在轰炸塞尔维亚之前，当地反对米洛塞维奇的抗议示威持续了几个月，塞尔维亚的民运人士疾声呼吁国际社会的支援，但是却一无所获。最初要是能把力量坚定地集中在支援塞尔维亚民运人士推翻米洛塞维奇上，包括培训民间人士从事策略性的非暴力活动，可能就没有轰炸的必要了。颇为悲哀的讽刺是，许多不赞成动员政府基金用于海外民主促进的人们，正是那些喊得最起劲反对美国使用军事力量的人，而恰恰是这种漠不关心才导致了不得不使用军事力量。为避免损失更多的生命与财产，我们必须防患于未然，一旦哪儿需要，就及时投入更多的资金去资助民主运动。

自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成立以来，在英国、荷兰、瑞典、奥地利、西班牙、法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相继创建了促进民主的机构，有的与该国一些政党合作。一些其他国家如日本、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和近期民主化的台湾，也正在考虑创建类似的机构。这些机构之间既有共同点，又有各自的特点，诸如与政党合作的组织倾向于推行该党的主张，像社会民主、基督精神的民主、自由主义、绿色和平等。一些欧洲的政党民主组织，侧重于巩固欧洲的民主。“英国西敏寺民主基金会”（British

Westminster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除了针对欧洲和欧亚的前共产政权国家外，还致力于非洲的一些英语国家的民主建设。法国社会党的“尚．饶勒斯基金会”（French

Fondation Jean-

Jaures），受德国基金会的启发，主要侧重于中、东欧国家和非洲一些法语国家。现有工作专案，其实需要所有民主团体共同合作，国家民主基金会曾发起召开民主促进机构高峰会，这种合作有时需要当事人出席，而大多数可以透过网际网路开会。我们应该更主动，并且把重点放在那最后四十五个独裁国家上。“世界民主运动”（World

Movement for

Democracy）的网站会定期更新内容（http://www.wmd.org/），适切地协调各民主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和处在战斗前沿的民运人士之间的合作。

许多新兴的民主国家，最适合与那些还在独裁统治下的国家沟通，并提供帮助。无论是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智利人、墨西哥人、还是南韩人、台湾人、南非人和其他地方人，他们都具有非常丰富的民主活动经验和创造性。这些国家尚无足够的资金来源，使其在国际关系上扮演主要角色，但他们在促进民主方面可以产生重要的影响，因为促进民主相对来说，所需费用较低。他们也应为民主事业，提供一点资源，包括一些资金。这些年轻的新兴民主国家，具有丰富的人才，他们应该创办民主机构，并与其他机构共同合作，以发挥他们最大的效率、影响和特有的优势。那些经济富有的民主国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这些国家的民运人才，而且随着推进民主的广度和深度，对他们的依赖应该更多。南韩就是一个例子，尤其是在东西德合并后，如何促进北韩的民主化，就成为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课题。

北国游子

真诚、坦荡，狂热、执着，无怨无悔、嫉恶如仇

1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23 10:20 只看该作者

至今没有一个居住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之外的人，在无论经济或政治方面，能对这块神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作出准确的判断和预测。

flld

1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23 21:27 只看该作者

第四章

境外民运人士在独裁国家促进民主的经验

境外民运人士在如何冲破独裁国家对外封锁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下面我归纳了一些东欧和其他地方的成功经验，和一些新的打破专制封锁和推翻独裁政权的做法，以供参考。

监督选举

监督选举在形成推翻独裁的公众声势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如果独裁者认为他可以用走过场的形式选举来愚弄公众，有监督的选举则往往可以让独裁者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菲律宾和智利就是很好的例子。八○年代以来，许多地方出现了监督选举。“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OSCE，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Europe）经由它的“民主启动和人权保护办公室”（Office for Democratic

Initiatives and Human

Rights）组织了几十次在民主转型成员国的监督选举，培训有监督和主持选举经验的年轻人成为骨干。这些年轻人，有许多是来自最近已实行民主转型的国家，并为非政府组织的民主促进机构工作。他们能明辨独裁者的各种诡计，成为特别有效的选举监督人。有些人不主张这么做，认为监督选举只是妆门面、走过场（这在中亚一些国家很常见），使形式上的选举合法化。在有些时候确实如此，对选举的监督可能反倒有害无益。但是，在更多情况下，国际社会对有漏洞的选举过程进行监督，并诚实、公开、详细的报导为什么这不是“公平自由”的选举，这对揭露独裁者能起极大的吓阻作用。的确，监督选举的结果常使独裁者们吃惊──以为选举过程在自己控制之中，却无法预知选举的结果。即使是那些极不公正的选举，国际社会的关注也能给新生的反对力量一点成长的空间。让世界上民主社会知道他们存在的这一事实，能激励他们在连续不断的压制中挺过来，并制定新的策略来推翻独裁直到最后取得成功为止。

一九九八年十月，我以“共和党国际关系学会”指定的选举观察委员会主席身分赴亚塞拜然，亲自目睹了监督选举的实地发生。除我们一组十八人外，监督选举的还有“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欧洲人权和民主机构（Office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Human Rights in Europe）、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和全国民主协会（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派出的团队。我们要监督一场几乎会由盖达．阿里耶夫总统（Gaidar

Aliyev）再次当选的黑箱选举。他是一个圆滑的、喜欢恐吓手段和玩弄权术的人（还没放弃他当初做苏联国安局军官和政治局委员时的那一套）。我在前苏联时就不喜欢他，但对他印象很深。亚塞拜然当时被“自由之家”划分为游走于“不自由”边缘的国家。

阿里耶夫在选举前，竭尽所能地想让我们对他有一个正面的评价，甚至表示愿意为我们提供他的私人直升机去观察选举，但被我们拒绝了。他还花钱把另一队人从美国请来，这队人据称是代表共和党的。毫无疑问，他希望这些人能为他掩盖在选举中的不当操作，并以此来抵消我们的观察结果。（当我们发现他这一阴谋时，我们曾大力干预，促使该团体保持中立。）

十月十一日，我们在一个城市的投票点结束了我们的观察，在那儿我们看到选举官员明目张胆的往投票箱里塞票。当他们明白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做法，就快速猛烈摇晃票箱，企图打散他们塞进去的大叠的选票。但是没有成功，因为许多选票在开箱时，仍然是一整叠一整叠的。我们共和党国际关系学会的同事们和其他国际观察组织成员，也都目睹了这种给票箱塞票的行为。在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向公众报告：“这场选举没有达到国际惯例标准，因为在选举前和选举当天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拖延媒体和选举的改革、统治集团动用国家资源投入选战、选举委员会人员的偏向、对政治自由的持续限制、以及在票箱塞夹非法选票等等。”我们在选举前和选举后，都会见了反对派的民运人士。尽管我们的监督选举并没有使亚塞拜然成为自由国家，但却使国际社会关注到阿里耶夫滥用权力的事实，并认同这个国家还不是一个合格的民主国家。更重要的是我们给了当地的民运人士信心，继续为真正的民主选举而奋斗。

人员交流

人员交流是传统的也是最好的打开封闭国家大门的方法之一，所有的专制国家都以某种方式或在某种程度上，允许与国外的人员交流。学生和年轻专业人士的交流，尤其重要。因为年轻人思想开放，而且年轻人有足够的勇气、理想和追求更好的生活等强烈愿望，促使他们冒险走上街头反对独裁者。几十万在美国或其他民主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包括一些中国高官的子女或孙儿辈，对促进中国的民主化有着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遗憾的是在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学生实在太少。但是一九八九年中国全国各地勇敢站出来的学生，显然受到了民主的影响（天安门广场学生建造的自由女神像就是明证）。他们仍然是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先锋。最后，中国将实现民主，而这一过程中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和在中国的外国留学生和教师们的民主经验，将发挥决定性的影响。

专业人士的交流也十分重要。在东欧，许多持不同政见者和共产体制解体后的民主运动领袖都来自科学界，当然这并非偶然。这些科学界人士与观念中的腐败是最沾不着边的，而且他们常常能获准海外旅行或与国外同行们保持联系。独裁国家一些具有自由精神的人们，常因这些原因，而加入科学工作行业。

帕弗尔．旦美斯（Pavol

Demes）就是个例子，他现在是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拨款专员。他是个生物学家，第一次是以科技交流的专案来到美国的。当他在阿拉巴马州时，他的母国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发生了“丝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在资助人加登楠（Ann

Gardner）的协助下，他成立了一个开拓性的专案——把美国的大学毕业生引进到捷克斯洛伐克当英文教师。他后来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联邦政府任职。当捷克斯洛伐克分解成两个共和国后，旦美斯担任了斯洛伐克总统可伐克（Michal

Kovac）的外交政策顾问。可伐克成为权力渐大的、亲苏的民粹党分子米凯尔总理（Vladimir

Meciar）的反对派领袖。旦美斯是“OK’98运动”（OK‘98

campaign）的主要策划人之一，该运动旨在组织反对派选举，以推翻米凯尔的统治。这场运动为克罗埃西亚和塞尔维亚的民主人士提供了经验，并成为其他民主运动的典范。

大学和学术机构

访问教授的讲课可以产生很大的正面影响。有时在独裁者权力无法触及的安全地方召开学术会议也很有作用。但更了不起的是一些愿意在险恶环境中勇敢工作的专业人士，他们可以直接解答学生的疑问，并观察学生的生活。在这种交流专案中所建立的关系网在过去被证实对国外民运人士十分有价值。一九九八年在塞尔维亚创建的非传统学术教育网就受益于这种教授与教授及学生与学生间的联络沟通，该教育网巧妙的避开了米洛塞维奇独裁政体下已政治化的高等教育。

二○○二年十一月九日到十二日，非政府组织民主社会论坛在南韩首尔成立了“全球民间教育专案”，一百一十个政府派代表出席表示支持。此专案的宗旨是，确保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中小学里，教授民主政体的基本知识。

在脱离十八年以后，布希总统在二○○二年宣布：美国将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希望该组织能利用它的教育专案，促进对民主的尊重和消除教科书里的那些仇恨式的宣传。

年轻的法官和律师

在许多领域里对话和接触民主思想是极为重要的。美国律师公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的中欧、东欧法律推广项目，在东欧的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和欧亚地区，进行了法官、律师和普通民众的法律培训工作。一些与当地民运人士共同设计的“生活法律”专案，帮助民众了解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和义务。过去由于许多人对这些权利一无所知，致使已经腐败的专政制度更加肆无忌惮。在克罗埃西亚和其他一些国家，也进行了类似的培训项目，以帮助他们打通民主之途。

军事、情报和执法人员干部

对依靠威胁和使用暴力的独裁者们来说，拥有像狗一般顺从可靠、且愿意随时执行暴力的员警、军队和其他安全系统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接二连三的事例显示，这些专政工具，一旦拒绝对人民使用武力，就会成为使独裁天平倾向民主的关键点。让军队明白不执行道德错误的命令是正确的，当然必须十分谨慎地解释清楚这样做的利与弊。

在军队和执法界，这种不接受命令的做法，是与军队的下级服从上级的纪律传统相违背的。就连民主国家的士兵，即使告诉他们人权、民主和控制民众等等概念与军人服从命令无关，也很难让他们愿意训练外国士兵拒绝执行命令。但是没有民主内容的训练，却为独裁者提供了残酷而有效的工具，来镇压该国的民主人士，如美国给萨尔瓦多训练的阿泰卡特特战营（Altacatl

Battalion）以及印尼的特种部队“卡巴斯”（Kopassus）。二○○二年二月五日，曾经担任将军的国务卿鲍威尔，在议会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指出，我们应该训练他国的军事人员怎样达到并执行民主。

一些饶富经验的军事人员，已将他们的经验和智慧用于推翻独裁政权的实践中。原陆军上校鲍伯．赫尔费（Bob

Helvey）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目前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使用非暴力运动推翻独裁者的专家与教官之一。他的经验应该在所有民主国家的军事武装力量人员中推广。往往，专业人士从专业角度上对同行的崇拜，就能带来预期的效果，即使他们在民主这个问题上持相反的观点。

当与独裁国家的同类机构打交道时，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药品管理局和其他美国安全机构，就面临着和我们一样的危险和机会。在这样一个高度关注恐怖主义的时代，这些机构必须明了：独裁者的压迫是导致某些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之一。如果这些安全机构人员错误地支援独裁者，就会加剧美国的恐怖活动。我们必须让这些人，与制造恐怖主义的独裁者分离开来，让他们站在自己的人民一边。

首先，独裁者的安全部门人员，必须有机会接触民主国家的安全部门。只要有机会，就要让他们看到和体验到这些民主国家的运作方法，与人民、法律、政府的关系，以及怎样处理局部和国家安全的事务。必须让他们放弃认为自己会随着独裁者一起倒台的想法。事实上，我们能提供的最好定心丸，就是确保他们在民主体制下有美好的未来。我们也可以帮助他们与当地的民运人士见面，让这些安全人员亲耳听到民运人士对他们的承诺。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明白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让他们明白他们做为独立存在的个人，如果继续违反人权阻碍民主步伐，他们迟早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严重代价。尤其必须讲清楚的是：向要求民主的人民开枪就犯了杀人罪，当民主最终不可避免的来到时，他们都将受到审判。一旦明白了道理，这些保安队员很快就不再为独裁者卖命，而与其分道扬镳了，这很具有指导意义。二○○○年南斯拉夫的员警与军队对米洛塞维奇的背叛，就是这种可喜现象的一个最近实例。

访问

安排恰当的著名人士，包括卸任与现任政府官员，对独裁国家访问也是行之有效的促进民主方式。二○○一年，两位著名捷克民运人士到古巴会见古巴民运人士。虽然这两位捷克人被关进了监牢，但这个事件提高了古巴人民的士气，引起全世界对古巴持续不断压迫的关注，而且消除了一些欧洲和美国之间就如何对待卡斯楚问题的分歧。但是，必须保证这种访问不能反而起到助纣为虐的作用，即访问不是对独裁者和其独裁的承认，而是对人民和真正代表人民组织的承认。这些访问者或代表团应该坚持去会见反对派成员和普通民众，并且表明他们对人权、新闻自由和其他国际社会公认基本权利的严肃立场。

二○○二年二月三日至四日，墨西哥总统文生．福克斯（Vicente

Fox）对古巴的访问及声明，同时说明了什么是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福克斯是第一位会见不同政见的古巴领袖的墨西哥总统。在会见后发表的声明中，他说：“我衷心希望古巴能朝向民主和人权的国际标准迈进，这样日复一日，就会促进拉丁美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安全……我随时乐意倾听古巴社会的多种呼声……卡斯楚总统也认同这是我们的权利，并认同我对人权和民主的重大承诺和义务。”古巴人权委员会和全国协调委员会主席伊里查多．桑切斯（Elizardo

Sanchez）评论说：“政府尽一切努力使人们忽视我们，福克斯总统的来访显示了我们的存在，同时也给了我们发表意见的机会。”

而此行不应该的一点是——福克斯在哈瓦纳街头与卡斯楚公开友好的散步，而他的民主声明却是在他离开古巴后发出的。福克斯的外交部长还声称墨西哥将不担任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批评卡斯楚独裁专制决议案的发起人之一（最终墨西哥还是支持了该决议案）。前总统卡特（Jimmy

Carter）在二○○二年访问了古巴，他带去的民主资讯对古巴人民来说更直接更强烈，但遗憾的是，他对卡斯楚也相当温和。

虽然福克斯和卡特的访问有其正面意义，但其他人的一些访问活动，却给勇敢且正努力推翻独裁专制的民运人士，带去了非常不好且影响深远的负面资讯。令人遗憾的是，美国使节霍布鲁克在按惯例连续去贝尔格勒与米洛塞维奇会晤时，却没有与反对派会谈。霍布鲁克让人觉得只有米洛塞维奇才是重要的，而他对急于想与他合作的不同政见反对派却只是傲慢地象征性挥了挥手。当然现在无法确定：假如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七年，美国对非常活跃的塞尔维亚反对力量提供更多支援的话，会产生什么结果？但美国显然在狄托下台后，对米洛塞维奇太过信任了，以致到后来才不得不艰难地制订坚实的民主发展政策，而这些政策早该制订好了。

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应该有计划地让最高层的政府官员，轮流访问最后仅存的这些独裁国家，给那里带去民主变化的资讯。当然，访问的主要目地不是去看那个独裁者，而是让那里长期遭受苦难的人民知道他们并不孤单，并鼓励他们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会议

独裁者们常常靠举办由外国人参加的国际会议而巩固其独裁统治，而且常常能成功地利用国外的参与来加强他们统治的合法性。但是，在独裁国家，国际会议也可作为给独裁者施加压力和与当地民运人士合作的一种方式。例如在一九八六年九月，美苏在苏联占领区拉脱维亚的亚尔马拉（Jurmala）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二千位拉脱维亚人和俄罗斯人以及二百二十位以私人身分参加的美国人，其中包括一些拉脱维亚裔美国人，还有一些美国政府官员。当地的拉脱维亚电视台，在三天会议期间大幅报导了会议讨论的内容，整个苏联都在不同程度上转播了此次会议。菲力普．特勃曼（Philip

Taubman）在一九八六年九月六日的《纽约日报》上报导，“激烈的争论，包括长达数小时的美国人对苏联内外政策的批评，都是一种迹象，表明苏联人民有更多的机会听到对他们政府的强烈批评。”特勃曼还写道，“那些没有票而不能参加会议的人群，聚集在会议厅外面。美国驻匈牙利大使，不久前才离任的国务院高级苏联问题专家马克．帕玛（Mark

Palmer）像电影明星一样为几十个俄罗斯人和拉脱维亚人签名，并回答许多关于美国的问题。”

在这些会议上，人们常常不大愿意去得罪“主办者”。但真正的主办者是这个国家被奴役的人民，站起来为他们的权利说话是不可能冒犯到他们。

当然，在一些封闭的国家召开某些专题的会议不一定可行。一种替代办法是在国外召开这种会议，但要把会议进程和会议结果等资讯传递到这些国家去。例如，一九八二年，雷根总统在伦敦的议会发表推行民主与和平的演讲后，我们组织了一系列的会议做为后续措施。其中一次会议把世界多国的领导人召集到一起，讨论推行自由选举。另一次会议商议了共产主义国家的民主化。还有一次会议由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为外国同行举办，讨论推行法治的议题。

我们可以继续使用这种方式。在今后的十二个月中，白宫可以针对三个议题召开国际会议：为推展中国的民主化、大中东地区的民主化和非洲的民主化做努力。此类会议也可以适当地紧接在总统民主演讲之后，并可以把内容转播到这些关键地区。

自由出版、海报、徽章及制造方法

在这个资讯时代，有时人们容易忘记，最主要的自由媒体仍然是指印刷媒体，它力求报导世界的真相，尤其是关于政府的真相。对那些身处独裁国家民主人士来说，没有任何事能比独立报导未被歪曲的新闻和客观反映民众意见更具自由意义或更具威力。在上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中，一个地下出版物的报导，往往就会成为席卷全球的民主旋风。在许多国家，政府控制着商业出版社及其出版物，而这种单一宣传的媒体控制，却可以用地下出版物的方式来打破。

民主政府和机构可以用相对低廉的费用，提供关键性的财政和技术资助，以帮助独裁国家的人民建立自由出版社。如能从国外直接运入可携式的印刷设备，这对民主事业和民主精神的帮助更大。现在和从前一样，自行印刷出版仍然是走向民主关键的第一步，独裁者们也知道这一点。

在封闭的独裁国家，书面文字常常带有特殊的神奇力量。人们不但渴望得到国外关于每一领域的书籍，而且还渴望得到国内的有关资料。提供地下出版的工具，对民主事业的帮助，就如同在独裁体制下允许一个出版机构独自运作一样，对独裁者将产生巨大的压力。美国大使馆努力促使当局放弃禁止成立独立出版社的禁令，在这种政治援助下，“自由之家”在吉尔吉斯成立了第一家非国营的出版机构。正如我们二○○○年在南斯拉夫所见，一条简单的标语——“Gotov

Je！”（他完了！）——在全国张贴，对结束米洛塞维奇的统治和使塞尔维亚人民以一个民主现代化国家重回欧洲的怀抱，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地人设计的海报和标语是由当地民运人士所主导的策略性专案，这些都是外界支援的具体例子。大量的资金和推动民主的建议可来自国外，而勇气和人才则来自本土。

语言和其他专案

外语培训是打开封闭国家的方法之一。没有英文或另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就无法让该国人民做出对两种不同社会的比较，并了解现代社会的实质。

在担任美国驻匈牙利大使时，我先说服了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然后，在“和平组织”（Peace Corps）主任柯弗德尔（Paul

Coverdell）第一天上任时我告诉他，和平组织为匈牙利提供英语教师是一个很好的方案。在共产国家提供这种方案还是第一次。柯弗德尔当天就见了布希总统，并得到了首肯。这是我所见过的官僚机构运作动作最快的行动之一。

民主国家必须检查所有语言和食品援助专案，并将这些项目集中在最后四十五个独裁国家。和平组织如把半数以上的专案和资源投入到这些国家，那将会产生戏剧性的影响。例如在古巴，这样做就能戳穿古巴独裁者的所谓“美国反对的是古巴人民而不是古巴政权”的谎言。我们给北韩提供食品援助，但是要怎样利用这种援助，来打开这个世界上最封闭的独裁国家呢？我们必须创造性地重新思考许多这些方案的缺陷。比如，为什么和平组织除了教英文以外，不能教一些公民课程呢？在和平组织提供服务的国家，了解民主政体已成为解决其他发展问题的前提之一。在这种时候，为什么我们还必须一直遵循不参与“政治”项目的原则呢？玛丽．马革若利（Mary

McGrory）提醒我们：“甘迺迪（总统）最初的设想是：所有的志工都成为和平的使者。”（注5）现在民主与和平之间的内在联系已经是很牢固了。

电影、广播和电视

班．金斯利（Ben

Kingsley）的电影“甘地”（Gandhi）是电影可用来教育人民、激励人们的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这一部电影对世界各地民运人士的影响之大，令人惊奇。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的电视剧“一种更强大的力量”（A

Force More Powerful）和“推翻独裁者”（Bringing Down a

Dictator）对在独裁统治下遭受苦难的人民正产生有力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这些电影和电视剧已有不同语文版本，包括西班牙文、法文、阿拉伯文、俄文、中文、帕西文（Farsi）和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文，并且已经由卫星转播到古巴、伊朗、所有阿拉伯国家（尤其是伊拉克）和其他国家。想像一下，在沙乌地阿拉伯有一个家庭，正在从黎巴嫩的卫星频道上看“海上救生员”，一位漂亮的女救生员正在救一位快要淹死的男人。这部片子也许会使一些虔诚的回教徒厌恶，认为那是西方的堕落，但它却是沙乌地阿拉伯最卖座的影片之一。它也清楚地发出了妇女平等的讯息。台湾的连续剧也被卖到中国大陆，目前正在中国大陆的地方电视台播放。

冷战的结束不应该是民主失去声音的理由。东欧的民主人士给予自由欧洲之声（Radio Free Europe）、自由电台（Radio

Liberty）、英国广播公司（BBC）、德国自由之声（Deutsche

Welle）、美国之音（VOA）和其他民主电台很高的赞誉，因为这些电台提供了外部世界的资讯。但对剩余的四十五个独裁国家的电台和电视的工作，长期以来都存在着经费不足、技术陈旧的问题。

我们必须重新努力，把焦点集中在三个地区的独裁政权上：非洲、大中东地区和亚洲。对这些地区的每一个国家，我们都必须做更广泛的观察和研究。

在世界上最贫穷的独裁国家中，大多数人民并没有电视机，而电台的涵盖面广，且作用钜大，应该对此加以大力支援。在独裁专制的地方，政府资助的广播系统是十分重要的。这些电台的连续运作，包括扩大收听范围，是民主国家努力帮助生活在暴君统治下的人民一个关键因素。这些电台的播音员如由当地的特约记者担任则效果更佳，至少可用那些不久前被驱逐出境的年轻播音员和记者。美国之音二○○二年播出的流行音乐和新闻报导在阿拉伯国家中旗开得胜，尤其是在阿拉伯年轻人中大受欢迎。但这并不能取代自由广播电台，如对伊朗播音的阿萨进电台（Radio

Azadi）。专栏评论家迪尔（Jackson

Diehl）说：“每天，学生领袖会用行动电话，从校园给在布拉克的电台总部打电话，现场讲述最新的活动进展情况。每晚电台会重复广播人们的讨论，并在德黑兰的学生记者们与被驱逐的反对党领袖之间协调沟通。”这个电台被停播后以流行音乐和新闻取代，这等于送给了伊朗教派独裁者一个巨大的礼物。对每一个尚未获得自由的国家来说，这两种电台我们都需要（注6）。

对这些最顽固的独裁国家来说，从国外发出的短波电台和其他传播资讯途径是十分关键的。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分支机构“自由计划办公室”（Office of

Transition

Initiatives）为“非洲短波之声”电台（SWRA）提供资金。这个电台在夜间向辛巴威广播。据二○○二年一月英国《卫报》报导：“非洲短波之声开始广播仅一个月，就激怒了辛巴威执政党，因为它为反对党提供了舞台，也为人民提供了获得真实新闻的途径，从而取代了国营电台乏味的、没完没了的宣传和虚假新闻。非洲短波之声由格里．杰克逊（Gerry

Jackson）领导，他在五年前因播放揭露员警暴力的投诉电话，而被辛巴威广播集团解雇。”

这种广播的声援，恰恰是封闭的独裁国家所需要的。这些电台由来自这些问题国家的专业新闻工作者主持，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的听众和人民所经受的压迫。例如，当米洛塞维奇政权开始对唯一的独立全国电视台“B播放台”（Studio

B）施加影响力时，塞尔维亚人就失去了他们唯一独立的全国电视新闻来源。幸运的是，在塞尔维亚还有独立运作的地方——电台电视网，即“独立电子广播协会”（Association

of Independent Electronic Broadcasters）。“B-92电台”（Radio

B-92）是当时新闻界的中流砥柱。在一九九九年当局把此台取消后，该台的原工作人员学习改用不同的频率，以“B-292电台”的方式开始广播。这个电台为塞尔维亚的广播网，提供新闻节目。在北约轰炸以后的那一年里，米洛塞维奇独裁政权加强了对塞尔维亚的控制，这个电台被塞尔维亚人民当做是独立的新闻来源。在二○○○年春夏，专制压迫最严重的时期，这个“B-292电台”和青年团体“抵抗”Otpor）组织，一起维持着反抗的火焰继续燃烧，才使得民主反对派的运动得以开展。（注7）欧洲自由之声和德国自由之声等其他广播电台，都大大依赖本土的特约记者做报导，他们的报导又被这些电台重新向塞尔维亚广播，这大大加强了特定听众对报导的信任度。

除了电台对推动民主有重要作用外，这个世纪另一个重要的传播媒介则首推电视。我对此非常了解。在独裁国家内部和外部，没有任何传媒能比世界各地现场转播的电视报导带来更多的资讯和影响。我曾在中、东欧筹建了八个独立的商业电视台，帮助台湾成立了第一家“非国民党”电视台（编注：民视电视台），也在中东做了好几年这方面的工作。

虽然民主国家政府现在对过去使用的电视形式已有更多关注，但是他们并不明白，创建一个受欢迎的具有竞争力的电视台需要多少资金。美国有一次曾拨出二、三百万美元专用资金，用于帮助建立伊拉克反对党的电视台。当然这是个值得推崇的目标，因为伊拉克人民生活在世界上最残酷的独裁专制的统治之下。然而，这点拨款连购买最简陋的电视台所需要的播放器材、摄影棚设备和雇用技术人员的钱都不够，更不要说支付雇用新闻专业人员和制作新闻、娱乐节目的费用。如果没有重要的大制作，新的电视台就运作不起来，也无法保持收视率。

当然，卫星电视和国内电视的潜力仍是相当大的。带评论的独立新闻报导将是一面镜子，它能反射僵硬的“官方版本”——千篇一律的最高领袖接见一群下属或谄媚拍马的人，或接见“友好”国家的政府代表团等等。在真相被拒绝和隐藏的国家里，人们迫切渴望得到真实的资讯。

娱乐性电视节目也同样重要，而政策制定者几乎还看不到这一点。政府经营的电视节目常常是乏味的，很少不带政治内容，其制作水平也很低。政府电视台有时也会用外国节目来补充一下，但这些节目大多是过时的老骨董。当观众有另外的选择时，他们会到处寻找，以获得资讯或娱乐。白俄罗斯就是一个例子。那里的国家电视台极少放过在电视中显露鲁卡申科画面的机会，也很少播出娱乐性的节目。因此，大多数白俄罗斯人都收看俄罗斯台的娱乐节目，全国各地都能收到。俄罗斯的电视台相对来说，比白俄罗斯的电视台更具独立性，政治倾向性相对小一些，因而也就成为白俄罗斯公众的一个重要的新闻来源。

尽管外国制造的节目能吸引观众，但一个成功的电视台可为特殊观众群播放一些套装节目，如喜剧影集、话剧、专为电视制作的电影、纪录片等。新制作的节目和未经过滤的真实新闻节目，是一个电视台成为重要电视台的必要条件。一旦站稳了脚跟，这样的电视台就能有效地打破政府的新闻独裁，从而促成来自民间对政府更明显的压力。

对独裁国家播放电视有几点必须注意。必须有一个专门的电视频道向阿拉伯国家播送不带偏见的新闻和娱乐节目。中国和亚洲其他华人聚集区，如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必须有播放广东语和华语的频道。在非洲设立几个小型的地区性电视台效果最好。在策略上更为重要的是，在单一语言的国家，如伊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他们更推崇他们自己的电视台。所有方案的目的是：让这些国家有更多的人民接触到专为他们播放的新闻和娱乐节目。

现存的独裁国家最需要这些电视台，因为他们对那里的民主运动大有裨益。可是没有哪一个民主政府愿意或者应该单独提供建立这种电视台的所有经费。

世界各民主国家必须齐心协力，成立一个独立管理的基金，用于创建政治上独立的、由本土运作的商业电视台。这个“电台和电视台独立基金”（Independent

Radio and Television Fund）也可以给缺乏电视机的贫穷国家播放电台节目。“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成员国，应该带头按其国内总收入的相对比例捐出资金，同时也应该鼓励那些经济不很宽裕的民主国家主动捐出一点钱来，做出一个民主国家应有的表态。这个基金的总额至少应达到十亿美元（实际上需要两倍），而且必须长期存在。但此基金的目的是：创建能在市场上自己养活自己的电台和电视台。有了启动资本，基金会的经理们就可以开始为独立商用电视台和电台寻找有潜力的市场，然后招收必要的本土人才，包括被逐出境外的专业新闻广播人才和所在国家的经理人才。

网际网路

在四十五个独裁国家中，网际网路的普及提供了一系列新的机会。即使在政府的控制下，网际网路还是为受镇压和与外界隔绝的人们打开了观察世界的大门。经由对这些控制进行创造性的主动出击，我们可以在网际网路上创立真正的民主。网站、网路贴文、聊天室、对独裁者罪行的报导、呼吁非暴力行为、民意测验、真正的选举、对独裁者个人身分的确认、对独裁者的讽刺以及对腐败的抨击等等，这些内容的传播范围仅仅受限于居民的上网能力和印表机。网际网路对地方、区域、全国及国际间的交流和联络都起到相当巨大的作用。对民主人士来说，它是加速增强力量的利器，而对独裁者们来说，却是大大增加耗资的不祥之物，因为他们企图把所有这些网路联络控制在严密的监视之下。

中国的一个实例就显示出网际网路在这两方面的情况。“记者无疆界组织”（Reporters without

Boarders,RWB）在二○○二年八月六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呼吁当局释放电脑异议人士李大伟，因为他在网际网路上下载了赞成民主的文章而被判十一年监禁。记者无疆界组织报导说：“逮捕、封闭网站、自动检测系统、酷刑、员警跟踪监视和关闭网咖，中国政府现有一整套的镇压机制，证实了它对网际网路的新闻自由的敌意。”该组织还披露说：“原本是员警的李大伟被指控从海外的中国民主网站上，特别是www.89-64.com网站上下载了五百篇以上的文章，并把他们编成了几本未被出版的书。据说他还被指控与据点在海外的‘反动’组织联系……目前在中国至少有二十位网路异议人士被监禁，包括网站设计者黄琦，他在二○○○年六月三日被捕，未经审判而被关押（编注：中国“天网”的创始人黄琦，因网站发表批评当权政府的文章，二○○○遭拘捕，二○○一年一月正式起诉，罪名是颠覆及推翻政府，至二○○三年五月宣判五年徒刑）。杨子立和三位lib.126.com网站的设计者从二○○一年三月未经审判一直关押至今。但是中国民主人士使用网际网路者却比以往大大增加。

记者无疆界组织在二○○二年八月七日还报导说，共产越南政府当天“取消了TTVNonline.com网站，这个网站被誉为二○○一年越南年轻人的最佳网站。”法国新闻机构引用其他官方来源的消息说：“这个网站讨论了一些如一九九九年对中国疆土的让步、政治改革和共产党内的腐败等议题，因而招致政府的愤怒。自从一九九七年网际网路被引入越南以来，当局就一直在严密控制网际网路。现在越南有四千个以上的网咖，为大约六十万越南民众提供上网的服务。”

聊天室和电子邮件的群体参与性给了人们勇气，因为这使他们看到自己并不孤立。在那种氛围下，民主人士可以制订、发动、协调和掌控有关民主活动，而政府则竭尽全力策划反对措施。网路技术简单易学，可由海外民主组织来教。这种培训可采用经济有效的“训练培训者”的办法。在四十五个独裁国家中，有许多国家的政府控制了电信管道，这是民间活动网路组织者的主要障碍。但这些障碍是可以克服的。例如在塞尔维亚，一个荷兰的“镜像网站”就帮助在网路上保留了“B-92电台”的内容，供线民流览。在大多数情形下，网际网路对本土和流亡在外的民主人士，以及有关非政府组织的领导者，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民间和私人专案

索罗斯和他的“开放社会机构”（OSI），以及该机构在独裁国家各地区勇敢的同伴们，为如何开展民间活动提供了一个模式。与其他组织相比，开放社会机构在更多的国家做了更多的事。他还承担了许多国家政府都不敢承担的风险。但总体上说，世界上的各类基金会和私人慈善机构是胆小怕事的，他们对民主运动也不感兴趣。

在基金会界，民主似乎已落入了一种理想化的陷阱。自由派的基金会羞谈民主化，因为他们视“民主化”是帝国主义的代名词。右倾的基金会采用实用政治的观点，认为民主化是不错的，但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未必是重要的。这些基金会都需要一个全新的概念性和纲领性的框架——也就是本书试图提供的那种框架。

一贯以来，很难向私人基金会募集到经费来赞助中国的民主党派、法轮功、缅甸的民主人士、伊斯兰国家的妇女、支援非暴力对抗活动，以及开展其他有价值的活动项目。这种现象特别令人悲哀，因为私营企业家和民间组织的能力，几乎总是大于政府的能力，私人企业和民间组织，应该更乐意做一些非正规的、超越极限的民主运动。无论是个人还是私人企业都能本能地更明白他们的处境是什么，应该怎样做才可能使他们得到最大的好处。投资者艾克曼（Peter

Ackerman）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例子。他积极支援提供非暴力对抗策略和技巧的教育与培训。他的努力包括出版书籍和“公共广播网”（PBS）的系列影片“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和“推翻独裁者”（注7）。由民主而取得的健全法治和腐败减少，无疑能使企业家受益，这也将成为企业主支援民运的动机。我们需要一位元资深、卓越且能得到白宫支援的产业界人士来寻求民间对海外民主运动的资助。

注1：李奥尼德．罗曼科夫，〈对外打开的极权社会：俄国的一个看法〉，《体会人权》，萨曼莎．包儿和格．艾立森编辑（纽约：圣马丁的新闻，二○○○），64页。

注2：罗伯．赫曼和希欧多尔．皮可尼，《维护民主：一次全球性勘测，对外政策趋势，一九九二至二○○二》，（华盛顿特区：民主联合专案组织，二○○二）。

注3：与约翰．福克斯的交谈，二○○一年十一月。

注4：与肯．沃拉克的交谈，二○○一年十二月。

注5：玛丽．马格若利，〈协助耕耘领域〉，《华盛顿邮报》，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注6：杰克逊．迪尔，〈凯西卡或者自由〉，《华盛顿邮报》，二○○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注7：斯帝文．约克的精采影片“推翻独裁者”展示了B-92电台和ANEM电台在反对米洛塞维奇的奋斗中所起的作用。

另外，一本由马修．科林写的新书《游击电台：摇滚乐电台和塞尔维亚的地下抵抗》（纽约：雷声出版社，国家书籍，二○○二）对B-92电台和ANEM电台做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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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23 21:27 只看该作者

第五章 民主进程规划和实施计划

民主是维护人性尊严的绝对保证，也是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公义的唯一道路

——金大中总统（Kim Dae Jung）

几十年来，在经济落后的未开发国家中，计划性经济已成为一种例行性策略。利用规划和执行计划得以突破现有模式，以达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这种策略作法至少可追溯到五○年代。这一作法虽具有强制性，却广泛地被有关的国家政府、国际组织和资助国家所认可。然而对于政治体制落后的国家（通常也是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则还没有一个可以与之相当的策略。这些国家往往由一人统治，结果阻碍了社会与经济的广泛发展。这些国家明显地较无有效的投入效益，独裁统治造成的管理不当和腐败是一个主要原因。目前，在各国际组织、资助国及各种政府组织或非政府组织之间，还没有适用于这些国家的可行之政治或民主进程规画。

幸运的是，随着对经济和政治发展联带关系越来许多的认识，一种藉用经济援助带动民主发展的新态势正在形成。布希总统在二○○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于墨西哥蒙特雷市（Monterrey）召开的“联合国开发筹资会议”（United

Nations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Conference）上的讲话就是一个指标性里程碑。布希总统提到：“已开发国家不仅有责任分享财富，还要倡导生财之源，那就是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法律和人权。”在他提出新的“世纪挑战帐户（Millennium

Challenge Account,

MCA）”要对关键发展专案提高50％的投资，但同时指出：“我们必须将更大的援助和政治、法律及经济改革挂勾。……经由一个自由的、优良的政府，我们可以解救百万人于贫穷之中。”同样的方针也体现在新“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和它的“非洲新经济伙伴发展计划”（New Economic Partnership for Africa’s Development ,

NEPAD），至少在字面上表明，要用增加援助和投资来鼓励民主的实践。经由宣誓实行民主选举、尊重法律，同时可在成员国违反人权时实行干预，非洲领导人确信可吸引已开发民主国家每年六十多亿美元的新贸易投资。

但是，正如“自由之家”执行董事文森（Jennifer

Windsor）于二○○二年七月十九日在《纽约时报》上指出：“一个区域联盟对推动民主发展的保证，可使人们对新组织寄予很高期望，但同时这种保证也可能很快成为文字游戏。例如，独裁统治利比亚三十多年的格达费、二十多年来一直阻挠肯亚民主改革的莫伊，都是新经济伙伴发展计划协会关键成员国的领导人。”在美国，这些期望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用于发展援助的总统新政策还没有实施之前，这些“文字游戏”的敷衍作风，可能就已经有削弱其影响的迹象。正如文森指出：“一些管理部门的官员想要降低对民主和人权的评量标准。”这些迹象来自于商务和财政部，来自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国务院、世界银行（World

Bank）、国际货币基金会（IMF），及其他多边组织。当良好的政府体制和公民参政获得普遍共识的同时，“民主”一词却还是避免被提及。一位支援民主的世界银行官员甚至说，他们没有义务必须倡导民主。

有一些联合国组织也在上述观点上作概念性的推展，尤其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最为积极。在该组织的〈二○○二年人类发展报告：在分裂的世界中加强民主〉中，该署的行政官员马克．布朗（Mark

Malloch

Brown）争辩说：“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成功的人类发展取决于社会各层面深入而广泛的民主管理……以上这个论述主张还是有争议的。”不幸的是，这份报告中用了大部分篇幅讲述已经存在民主制度和正在向民主过渡的国家，而对排在后四十五名的国家却是懦弱地几乎完全不敢提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一份二○○二年针对阿拉伯世界的民主缺陷的报告中，虽有了新的突破，但也只是局限在分析和概括性的建议上。

另外一个概念性的突破是，美国和一些区域组织越来越强调以书面形式记录新的民主承诺，尽管这种概念性的突破还需要努力达成政治上的实现。正如迪尔（Jackson

Diehl）在二○○二年三月十八日《华盛顿邮报》上指出，“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和乌兹别克外交部长卡米洛夫（Adulaziz

Kamilov）签署的战略伙伴声明多达二十多页，内容则是出乎意料的细致。协定中给了卡米洛夫所想要的美国较广的承诺，美国将支援乌兹别克对抗任何外来威胁，并包括提供军事培训和设备。美国所交换的是，乌兹别克的统治者也以书面形式承诺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包括建立多党政治，并确保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媒体独立，还包括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多年来一再督促却不得成效的司法改革和推行自由经济的承诺。”而“美洲国际组织”（OAS）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在它二○○一年九月十一日成立的“美洲民主分会”（Inter-

American Democratic

Charter）章程中，声明美洲国际组织将维护美洲民主，并有相关的详细计划。目前，我们必须从声明阶段过渡到决定性的行动阶段。仅仅声明要达到哪些民主措施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有具体的行动计划和专案项目来实现他们。

因此，为了在二○二五年前实现全球民主化，我们应该有三年、五年、十年甚至于二十年的政治发展计划，作为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并将其应用在四十五个独裁政权的每一个国家。很显然，不可能以一种模式应用于所有的情况，实行过程中将会有无数的修改。最好是能够在社会上造成一种声势，以加快变革的步伐。但是无论有没有造成声势，结果是一样的，就是要在每一个国家达到〈世界人权宣言〉中声明的：“人类应拥有所有的权利和自由，包括自由选举、独立媒体、宪政体制、工会，及不分性别、种族、宗教信仰、或社会地位的人人平等（注1）。”虽然通往自由之路对各个国家是可能不一样，但是对于草拟国家政治发展规划来讲，将有关的原则，阶段和步骤明列出来，是会有帮助的。在原则上，无论我们的具体目标是什么，我们应该在使用的手段上取得共识。计划中要规定：无论从现有政府的角度或者从争取自由的团体的角度来看，暴力的手段是不可取的。政府应该认识到反对派有权力倡导民主，从而不采用暴力手段去镇压那些以和平手段推行民权的民主人士。而民主运动本身，必须遵循甘地的原则，避免用暴力手段去争取公义。

另一个有关手段的重要共识是，采取全国性的社会各阶层的对话，这应该朝向运用全国性的圆桌会议的方法。这一手段在八○年代末期在中欧地区，以令人吃惊的和平方式过渡到民主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独裁的形式各有不同，对于家族统治的王国，也许可以用下述的渐进方式予以影响。在波斯湾，巴林、卡达和阿曼等王国就已经向君主立宪制迈进。尽管整体上有所不足，但至少是朝向正面发展。一些很受民众拥戴的君王，很可能会同意实施某些具体的民主措施。对于其他类型的独裁者，特别是那些透过暴力取得政权、并用镇压百姓来维护政权的独裁者，将不会轻易接受这种民主规划和实施。但是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独裁者往往会高估自己掌控局势和权力的能力，因此假设其有可能同意实施选举或其他的一些民主措施。即使是被拒绝，也是有作用的。至少我们可以昭告世界，这些暴君拒绝渐进和平的民主进程，显示出他们惧怕自己国家的人民，并使他们的合法性受到怀疑，从而激励人民去推翻他们。

民主进程阶段

民主进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下面将具体探讨各阶段步骤。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要经过这些步骤或按照这个顺序。有些国家可能跳过一些阶段步骤，有些国家可能需要做往复的修正。但是，这种对民主进程的探讨可以揭示出向民主过渡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为民主的实施提供一个实施要项和明确的衡量标准。

第一阶段：“初始阶段”

●初始的阶段是很温和的，会使独裁者很难拒绝。在环保、保健、商务、妇女等实用领域建立起各种民间社会团体。

●在基层进行无党派的多候选人的选举。

●在各阶层成立专业的立法机构。

●在非重点工业建立独立工会。

●司法制度的建立。

●商务法和其他非敏感领域的法规建立（例如，契约、民事纠纷、刑事案件等政治性不高的领域），以及在这些领域公正的执法，包括对腐败的揭露与制裁。

●在不敏感的领域如卫生和环保领域，允许媒体自由报导。

●开放国际间的交流往来；允许国际组织、其他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

●开放网际网路。

第二阶段：“半民主阶段”

这一阶段是在各个方面进一步推进。

●民间社会团体将包括监督选举、人权组织、政党和宗教团体。

●地方和省级部门的执行官员、立法官员，以及国家级的立法官员，要经由多党派候选人的选举中选出。

●立法机关可监督指定的执行机构。

●除了极敏感的工业外，工会将有更广泛的活动空间，允许非全国性的罢工。

●地方和省级部门的独立司法机构。

●法律应涉及到敏感的领域，如允许社会团体和平集会与活动。

●政府和独立的社会团体代表，就环保、保健等社会议题进行协商，并允许独立媒体没有限制的新闻报导。

●允许就环保和社会政策等非重要国内事务，进行集会和示威。

●独立的地方和省级的出版业、电信媒体及国家级的出版业。

●允许国际组织、其他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直接帮助推动民主发展，停止对资讯自由流通进行封杀。

第三阶段：“真正实现民主”

这一阶段是全面的建立一个民主化的体制和政权。

●民间社会团体享有全方位的自由，去实现他们的理念。

●多候选人的总统或最高国家领导人的选举；接受国际和地方组织的选举监督；现任总统对选举结果的认可；及总统有限任期制。

●没有限制的全方位协商会议。

●没有限制的集会自由。

●全方位的立法及监督执法机构的能力，包括监督如国家安全部门等敏感机构。

●在所有工业部门允许独立工会活动；允许全国性的大罢工。

●独立的全国性广播电台、电视台；打破政府对电信媒体的垄断。

●国家级的独立司法制度。

●政治领域的所有方面，均以法律规范。

当我们在思考如何实现各个阶段时，我们也不得不想，是否这些规划看起来太简单了。在国际社会中，谁会给予帮助？谁会从中反对？很难想像独裁者会予以合作来推翻他们自己，也许，举着火把和标语走上街头是更好的办法。

谁来主导：让独裁向民主转化的国际中心

目前，还没有一个从事民主规划的国际中心，并且在某些方面说来，缺乏国际问题专家。正如前面提到的，以前推进民主的工作主要集中在那些正在向民主过渡的国家，即“自由之家”所称呼的“半自由化”国家，这一名词是用以与那些根本没有自由的国家作区别。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从事民主和人权的活动，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至于世界银行也开始认识到，在非洲、中东和其他的独裁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来自于缺乏良好的政府管理，因此，虽然它没有明确提到良好的政府管理需要有一个全面民主化的政府，但它已相应地在推动民间社会团体的建设。

但是，按照本书提议的步骤去实施的国际组织目前还不存在，这些组织的任务是专注于独裁问题，全面的去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即使是在民主化的国家，其非政府组织和研究机构对于推翻独裁政府以及民主规划和计划，也相对的没有多少研究。

然而还是有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的。据报导，联合国秘书长安南（Kofi

Annan）曾考虑在秘书处设置一个民主办公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一九九九年通过了一个民主化提案。在二○○○年六月和二○○二年十二月，“民主政体联盟”（The

Community of

Democracies）分别在华沙和首尔召开大会，大多数国家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并达到共识，认为倡导民主是极其重要的。二○○一年“九一一事件”更加证明其重要性。也许，建立一个独裁转向民主化的国际中心的时机已成熟。这个中心的任务就是，经由执行五年和十年民主规划和给本土民主人士提供协助，来推动四十五个独裁国家民主化。而民主政体联盟足以领导成立这样的中心。

这个中心以上述的原则步骤来展开工作，使独裁者接受那些条件，帮助本土民主人士充分利用好这些新机会，并确保民主国家尽最大的努力来施加压力，使独裁者依从。

目前，尚缺乏这样一个让卓越的民主人士和仍然居住在四十五个独裁国家的人联系起来的中心。这个国际中心应培训非暴力抵抗的领导人，教导一些策略和技巧，使他们将来可以运用这些策略和技巧，对独裁政权施压，并有助于他们最终取代独裁政权，建立一个新兴民主政权。这个中心还应培训来自世界各国的民主活跃分子，以使其能有效地活动于独裁政权的不同环境中。也许最重要的是，中心可以帮助民主人士认识到联合起来对付独裁者的重要性，及如何准备选前的枱面技巧。来自民主国家的民主活动家在到领事馆工作之前，也应该在中心待上一两个星期，藉以深入了解当地的民主活动人士。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可从这种培训中获益。

这个国际中心可以像世界银行那样和联合国保持一种松散的关系，注册于联合国但却是独立的机构。这既给予中心做为联合国机构的合法权益，又可最大幅度减少联合国中独裁政权的干扰。而且，由于它不受限于联合国官方机构和档，这个中心可以更快的建立和运行起来。中心的领导人可以是有经验的民主活动家。由独裁转向民主化的国际中心的执行总裁，应该是前波兰外交部长杰瑞马克（Bronislaw

Geremek）那样的人物，杰瑞马克帮助波兰摆脱了共产党的独裁统治。中心的工作人员应包括有推翻独裁政权实践经验的年轻人，如菲律宾人、秘鲁人、塞尔维亚人、捷克人、匈牙利人、马利人等。

当然，在推进民主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国际社会和关键国家的重视，我们不可能期望来自独裁政权的任何合作。但是，这种合作还是有先例可借鉴。国际民间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以及各国政府在推广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都和独裁政府打过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也倡导了一些重要的民主特性，如私人企业、法律条文和反对腐败。然而这种努力的效果不够充分且复杂，这是因为那些合作关系是建立在对民主的理念有危害的基础上。

第二个先例是，起始于一九七二年，在赫尔辛基召开的“欧安会”（CSCE）。苏联想经由对话，将二次大战后的中欧及东欧苏联势力下的各国边境线合法化，并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注2），同时，苏联也希望得到经济上的好处。而对欧安会来说，除了这两个议题外，还有一些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提出的第三个议题，就是促使政治自由化。当就第三个议题和苏联领导层交涉时，包括季辛吉在内的众多外交家和观察家都不够重视，他们只认为这是需要提及的一个话题，但不值得深入探讨。虽然如此，苏联第一书记布里兹涅夫和他手下的人却更了解这项议题的性质，他们激烈持久地反对提议，但没有成功。随后，他们试图把这些提议变成签署后可以不需遵守且无人过问的档之一。一九七五年苏联和其华沙公约组织被说服签署另外的关键档：《国际民权及政治权利盟约》和《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历史证明，在苏联境内及其他共产党独裁国家的赫尔辛基监督机构，对于似乎“坚不可摧”的苏联及其盟国的倒台起了重要的作用。

东欧和苏联的民主人士，藉其领导人在人权文件上的签名，来证明独裁政府的非法和卑鄙的伪善行为。这一历史仍然令那些在白俄罗斯、中亚和高加索的民主人士记忆犹新，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是“欧安组织”（编注：OSCE，由欧安会CSCE改名而来）的成员，欧安会档也适用于这些国家。捷克的“七七宪章”（Charter

77）民运组织就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例子。

一九七七年一月七日深夜，捷克剧作家卡迪维司（Pavel Kabdivsky）、哈威尔（Vaclav Havel）及作家瓦克理克（Ludvik

Vaculik）在布拉格通往捷克联邦大厦的路上被捕（注3），当时他们带着三页标题为“七七宪章”的文件。该宪章指出：“政府于一九七五年签署了《国际民权及政治权利盟约》和《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于一九七六年三月生效。遗憾的是，在欢迎这一宪政变革的同时，我们国家的基本人权只是书面上的说法而已。”档中接着列出了在共产党统治下“秩序正常化”之后，一些违背基本人权的情况。正如哈威尔的传记作家凯尼（John

Keane）指出的：“宪章中的指控是严重的，捷克共和国本应朝向自由和没有阶级的社会迈进，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不讲法律的极权国家，一个不受监督的党国机器下的永久人质。”“七七宪章”明确指出，它不是一个革命组织，而是“由不同信仰、不同宗教和不同职业的人，基于为了使公民权和人权在我们国家以至全世界得到尊重，进而得以达成个人和集体奋斗的共同愿望，而组成的非官方的自由公开团体”。由哈威尔和其他几个人发起的由二百四十三个公民签名的“七七宪章”民运组织成立，正好赶上联合国“政治犯年”（Year

of Political

Prisoners）的开始，及以贯彻赫尔辛基公约为主题的贝尔格勒会议的前夕，因此适时地引起了极大的回响。“七七宪章”成为西方的热门话题，在捷克也是广为人知，因为共产党动用全部的媒体，花大笔钱印制了大量免费宣传品反对它。

包括“七七宪章”章程、哈威尔后来写的关于“生活在真理中”标题为《无权者的权力》的论文，以及根据“赫尔辛基最终协定书”（Helsinki Final

Act）进行的其他民主运动，他们互相呼应支援。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布扎克（Zbigniew

Bujak）写下了《无权者的权力》一文对他们行动的激励：“我们是在一九七九年尤瑟司（Ursus，牵引机）工厂读到这篇论文的，那时我们正处在最低潮，受‘波兰工人保护委员会’（KOR）的启发，我们在商店、各种公众场合或与人谈话中，一直到处讲述工厂、国家和政治的真相。在那时，人们认为我们这样做很蠢。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为什么我们冒这个险？由于看不到任何立竿见影的哪怕是微小的影响，我们开始怀疑我们这样做是否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是否应该想些其他的办法，其他的路？正在这时，我们读到了哈威尔的文章，为我们的活动奠定了理论基础，鼓舞了我们的士气，我们没有放弃我们的运动。一年后，也就是一九八○年八月，情况明朗化了，当权者和工厂的管理层实际上非常怕我们，我们变得重要了……回顾团结工会和‘七七宪章’民运的胜利，我看到，他们是哈威尔文章中理论和预言的实现。”（注4）

经由站出来暴露邪恶政权真相的实际行动，捷克、波兰、俄罗斯、匈牙利和东德的政治异议人士，帮助奠定了重要的群众基础，最终击败了极权政府。我们希望类似赫尔辛基的民主进程出现在中东、亚洲和非洲。

要记住这一点，独裁者十分顾及他们的面子。他们喜欢在门面上得到来自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特别是与钱有关的国际组织的承认和认可，他们需要和世界的先进国家保持良好关系，而这些先进国家都是民主国家。当独裁者为巩固其政权而以掩饰、玩弄与操纵的手段来延续更长的统治时间的同时，他们也会受到民主国家因贸易和投资造成的巨大影响，有时，这种影响会迫使独裁者考虑和他们国内的民主人士调解。

为什么要参与其中

当然非常重要的是，不能让独裁者拖延更长的时间。每一个国家的民主进程计划，要对民主进程三阶段的每一个阶段确立最后期限，要和各国政府、国际财团及非政府组织的努力结合起来。当由于独裁者的不配合而错过最后期限时，要有针对独裁者及其朋党，而不是对人民采取渐进的经济制裁。如果独裁者拒绝在一定期限内向民主过渡，一开始就完全不配合，那么，可以动用海牙国际刑事法庭或特别法庭审判独裁者，解除他的权力。

这样的规划和实施是不是有道理、是否有必要、会不会事实上产生相反的效果？毕竟，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即使缺乏国际社会的这种特殊努力，许多独裁政府仍令人惊讶地被推翻了。复杂和阶段渐进的规划有强制性、费用又高，需要投入政治力量，而且可能被独裁者利用。努力去实施这样的计划，可能造成紧张的局势，或者，使得民主活动人士畏缩不前。历史已证明，本土民主活动人士最终会成功。为什么不直接的鼓励他们走上街头，推翻独裁者？

这种推进民主发展的规划有不容忽视的策略原因。许多独裁者签署了如《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章程》，新的类似《赫尔辛基公约》等的大量档，民主规划不过是顺理成章的下一步，从书面文字到实施民主的行动。

这样的规画，有助于民主政府之间、以及和独裁国家内的民主人士之间的广泛了解。例如，许多人认为，阿拉伯国家需要更长的时间实现现代化和民主化，加速其进展的行动可能导致其不稳定，从而产生更糟糕的政府。然而，不尽快开展这样的行动，那些最糟糕的反民主的政府，几乎可以肯定会加入到独裁者的行列，因此，必须建立一个合法的民主进程来改变这个链结。当然，这是从伊朗王朝事件中得到的教训，由于没有认识到伊朗王朝是多么脆弱，且没有支持温和改革的伊朗民主派，导致给何梅尼和他的继承人哈米尼大开方便之门。

参与政治发展计划和活动项目中的另一个原因是，改变我们和独裁政府打交道的内容和重点。目前，我们只是陪他们玩他们的政治游戏，局限在具体事件或某一暴行上打交道。长期以来，只是着重在结果而不是原因，我们要求独裁者释放某个人，而不是迫使他们分阶段的走向民主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要让所进行的抗争有特定的授权和合法性，民主规划和订出最后期限可以鼓舞当地的民主人士，使其工作更有效。民主规划的最低承诺是，最终要消灭独裁。对独裁合法性的挑战，是参加这一实践的主要原因。

如果独裁者顽固拒绝与民主规划合作，那么这种民主计划对于在民主国家中，特别是对外交部乃至某些人权组织中的发言人来说，将很难把周期性的释放犯人或某些政府声明当成是胜利的“进程”。民主规划应该是加速独裁者的灭亡，而不是阻止或延缓其最后时日。如果在民主计划的期限日之前，全国性的联盟和势态就已形成，那么，就要把期限日提前。当重要的民众基础形成后，民主进程就会有众多突破，变化就会很快。采用这里建议的方式走下去，会有助于巩固极重要的民众基础。从这个概念来讲，即使是不成熟的计划，其结果也是好的。

本章前面提到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最近和乌兹别克独裁者卡里莫夫签订了一项二十页的协议书，详尽地提到了要建立一些特定的民主机构。现在，我们必须紧接着提出一个民主进程规划和时间表，应用在乌兹别克。这是很令人鼓舞的事，来自前苏联大家庭的卡里莫夫很可能如二十七年前布里兹涅夫在赫尔辛基一样，低估了这一协议的力量。

注1：〈世界人权宣言〉在许多参考书上都有，也可在联合国的网站上下载

注2：艾．波得《从赫尔辛基向维也纳：赫尔辛基过程的基本档》（乌德勒支，荷兰：马提那斯．尼弗，一九九○）。

注3：约翰．科尼，《瓦次劳．哈威尔：政治悲剧的六法案》（纽约：基本书局，二○○○）。

注4：科尼，《瓦次劳．哈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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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23 21:28 只看该作者

第六章 大使馆是自由之家 大使是自由战士

我们将向恐怖分子和暴君宣战，以捍卫和平……我们将在所有的土地上鼓励自由开放的社会，使和平得以持久。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在范围日益缩小的独裁国家中，点缀着许多自由的岛屿，这就是民主国家派驻在那里的大使馆。在北韩、古巴、沙乌地阿拉伯、中国以及其余的最后四十五国的境内，驻扎着少则若干个，多则上百的民主国家大使馆。有些大使馆，在一些国家帮助非暴力抵抗运动建立民主的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有时候则透过一些著名人士的来访，而起到鼓励作用。

过去在许多国家，已经有许多有关外交官勇敢奉献的故事，其中也包括一些前共产党和其他独裁政权国家，他们都曾努力帮助那些仍然在遭受压制的人们。

九○年代初，捷克派往古巴的大使普瑞毕克（Peter

Pribick）曾任职于自由欧洲电台。他因鼓励自由而闻名。他被派往古巴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表明捷克这个自己才刚刚从独裁统治下解脱出来的国家，愿意帮助在古巴的民主兴起。他一上任就很快与古巴异议人士建立了联系，并开始以各种方式向他们提供帮助。有一天在几名异议人士访问大使馆之后，普瑞毕克太太的汽车被另外一辆车撞了。撞车者显然是故意的，其意图是恐吓。（这一招是西方驻前苏联外交人员都很熟悉的。一九七一年，三名前苏联国安局KGB杀手当着我的面恐吓我的妻子；同事妻子的多辆汽车的挡风玻璃，也都在她们坐在车里的情况下被人用大锤砸碎。）但是普瑞毕克夫妇仍坚持向古巴民主人士提供协助（注1）。

这些努力中，包括两名捷克著名人士到古巴的访问，其中之一是“自由之家”赞助支持的。这两名捷克人，一个是前财政部长菲力浦（Ivan

Pilip），另一位是巴本尼克（Jan Bubenik），一九八九年“丝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中的学生发言人。二○○一年初，他们前往古巴与古巴民主人士会面并交流经验，但是被卡斯楚的特工逮捕，并关押了将近一个月。三十二岁的巴本尼克曾经在“全国民主协会”（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NDI）和“国际共和协会民间社团组”（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on

Civic Society）工作，在保加利亚、南非和辛巴威等国进行文明社会建设工作之研究。他们愿意冒这样的风险也说明古巴与民主的距离还很遥远。

二○○一年十一月，“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成员意大利代表迪布依（Olivier

Dupuis）和四名来自“跨国激进党”（Transnational Radical

Party）的欧洲民主活动人士，在寮国因为纪念两年前的学生民主示威活动而被捕并受审，罪名是“损害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他们被判“进行反对寮国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宣传”，并被处以罚款，判处两年监禁，缓刑而被驱逐出境（注2）。这些民主活动人士之一的克瑞莫夫（Nikolai

Kramov）是俄国人。这代表新近民主化的国家的许多公民，对进一步推进民主这个普遍价值观的热忱。

这样的故事还很多。其中一些是美国的大使。但是与大使馆能够提倡推动民主的广泛机会相比，实际的行动相对还是很少的。即使是在推进民主方面相对比较活跃的国家，像瑞典、英国和美国等，真正实现的还不到10％。其他民主国家实现的甚至不到5％。实际上，更多的民主国家的大使馆起到的作用，反而是维护那些独裁者的权力，而不是推翻他们。

发挥创造性的好机会

大使和大使馆当然要受传统和实际条件的限制，而且在独裁者的土地上情况是不容易的。虽然如此，如果世界上的民主国家确信经由支援民主人士来推进广泛的民主是对和平、安全和繁荣的最佳保证，从而把它做为大使馆的基本使命之一，他们会发现机会是非常多的。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前外交官库伯特．金（Colbert

King）敦促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在与经常性压制人民的独裁政府和国家打交道时，采取一致的策略。在二○○二年二月二日的专栏文章中，金谴责那些主张在外国“入境随俗”的做法。这种见机行事的态度在与沙乌地阿拉伯这样的“盟友”打交道时尤为流行。金引用前外交官员，美军上校诺斯（Gerald

Rose）对这种心态的反映说：“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七年之间，我在南非任职。我可以作证，美国大使馆人员没有采用‘入境随俗’的做法。我们代表着美国的价值观。在南非，我们是‘机会平等雇主’，所有事情都不实行种族隔离。我们对当地的制度持否定讥讽的态度。我们绝不是简单地‘入境随俗’，我们按美国人的方式办事。”我们的代表们应该代表我们认为好的价值观。其行动应该是民主方式的。

到任

当一个民主国家的大使抵达一个专制国家时，传统上，他应该向对方政府——一个缺乏法治、违反国际法、侵犯自己人民权力的当局递交国书。一个以民主为中心的外交，可以让新大使象征性地首先向该国的合法代表——他的人民和帮助他们争取自由的人们“递交国书”。虽然各国的情况都有特殊性，但总有一些机会。

在与独裁者的代表或独裁者本人见面之前，大使可以先与民主人士会面。见面方式越公开明显，影响越大。比如在缅甸，新任大使可以首先给翁山苏姬家里打电话，在二○○二年五月之前，她一直被软禁在家里。以这种方式来表明，我们认为她是合法当选的政府首脑。在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美国大使邦尼斯（Harry

Barnes）首先公开会见了一些反对派政治人物，包括“基督民主党”领导人维尔德斯（Gabriel

Valdes）。邦尼斯大使对我说：“我决定利用我的就职讲话来强调民主。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向公众露面，我可以公开向皮诺切特这样说。”在布达佩斯，我在就任大使不久就在令人瞩目的盖勒旅馆的主餐厅会见了克义斯（Janos

Kis）和瑞克（Laszlo

Rajk），他们在一九八六年是匈牙利的两名头号民主异见人士。（我现在后悔的是，这次会面是在递交正式国书之后——如果在之前就好了。）我告诉克义斯和瑞克说，我是为他们和匈牙利人民赴任的，当我问他们怎样能够帮助他们。他们的要求是归还他们的护照，我们马上答应了这个很简单的要求。然后才开始谈更大的话题。

在大多数国家，都有标志为争取自由的地方，当然也有代表压迫与征服之处所。新大使到任后，应该快速公开地与代表自由的地方联系在一起。比如在北京，大使可以向当地和国际媒体发表声明，然后在前民主墙的地方、或者在一九八九年学生和工人们被所谓的“人民解放军”屠杀的桥上，摆放用彩带装饰的花圈。或者在活动中表明他的国家和其他民主国家的立场。

邦尼斯在就任智利大使不到一个月，就参加了教堂里的一个烛光晚会和一个人权日游行活动。这是由“天主教团结牧师会”（Catholic Vicarate of

Solidarity）组织的活动，支援与悼念被皮诺切特当局关押、杀害或流放人士的活动。

大使在任何地方或者事件的声明中，都要清楚地说明政府要求他做的事情。声明中首先表达，对当地人民的尊重和深切关心。大使应强调：他将加强两国人民的直接联系和合作。

他应该宣布他的政府想帮助该国（比如中国、古巴、沙乌地阿拉伯）人民经由实现民主权利和制度，来掌握自己的未来。对人民的关心、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合作、使人民更充实——这三个要素是无法用价值衡量的外交活动的关键部分。

当地名人和人民的声音

大使及其政府应该明白，大使本人可以成为当地名人，并成为当地暂时无法说话的人民的代言人。比如像《纽约时报》的文章所写的：“美国驻肯亚大使哈姆斯顿的真正贡献是倡导变化。他在一九九○年五月刚抵达不久的一次讲话中说：‘美国的经济援助应该给那些提倡民主制度、捍卫人权，和实行多党制的国家。’哈姆斯顿的这番评论，给当时只有仅仅几个人的反对派运动注入了活力。”哈姆斯顿在私下写给胆小谨慎的国务院的信中，他的职业外事办副官为哈姆斯顿辩护说：“在肯亚人心中，哈姆斯顿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象征。他很可能是在肯亚最有影响力的外国人。我们大使馆经常收到肯亚各行各业民众对他为真正关心自己国家命运的人带来希望的赞扬。”（注3）

我自己任驻匈牙利大使的经验也有类似之处。当时的《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马格若利（Mary

McGrory）写道：“帕玛是个充满活力的人，他像是个离经叛道的奇异人物一样。他代表着匈牙利人几乎可以自己体验到的一个民主政府。”（注4）我离开布达佩斯两年之后，一家匈牙利报纸的调查发现，我是在匈牙利最受欢迎的十个人之一。每一个美国大使，每一个民主国家的大使，都应该努力成为在专制制度下饱受痛苦人们心目中最欢迎的人。

在独裁统治环境下的这种特殊角色，要求我们在挑选大使时格外用心。正如在民主国家里竞选官员的人必须向人民讲话一样，那些到北韩、缅甸、或者沙乌地阿拉伯等国家当大使的人应该具有赢得当地人民欢心的能力，而不是取悦独裁者。形式上可以是多样的。比如，一个到北京做大使的华裔美国人一定要强调两国人民的紧密联系。一个信回教的印度裔驻巴基斯坦或者伊朗大使也可达到类似效果。

选择大使也表明不同的着重点。选择谁或是什么样的人做为大使，可以强烈地表明对民主的重视及其优先性。比如选择前《时代》杂志编辑格兰瓦德（Henry

Grunwald）担任美国驻维也纳大使，向这个仍然受过去战争影响的国家发出了正确资讯，因为格兰瓦德曾经是个逃出被纳粹并吞的奥地利犹太人难民（注5）。

在一些回教国家，大男人主义也许是阻碍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如果民主国家协商起来，在一定时期都派女大使到沙乌地阿拉伯这样大男人主义的国家，一定能够鼓励沙乌地阿拉伯妇女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因此在这里美国的作用是很关键的。一些人会挖苦说，把女大使送到回教国家会削弱影响力。但是可以肯定的说，至少对美国来说不是这样。比如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温蒂．钱柏林（Wendy

Chamberlin）在二○○一年九月十一日迫使巴基斯坦独裁者穆夏拉夫改变做法一事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不管美国派什么人去，他都应该受到等同他所代表的大国一样的尊重。顾虑独裁者的偏见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应该考虑的事情，这样会给希望得到我们鼓励和帮助的人民及独裁者当局送去最不好的资讯。我们应该在妇女受歧视的国家的所有大使馆的前面都贴上这样的标语：妇女权力平等就是说“妇女也是人”。

走上街头的大使们

一旦大使们认识到了他们能够成为当地的政治角色，他们向当地人民表达关心，推动两国人民之间的合作，和支援民主人士的方式就很多了。其具体方式可以是很庄严的，也可以是被有些人认为可笑的，或者至少是轻松的，但却绝不是传统的外交方式。

比如说，假如派往中国的民主国家的大使和外交人员在北京的公园里，在他们有领事馆的城市里，在他们去全国其他城市的旅途中，开始练习法轮功的简单而又容易识别的功法，其意义就不同一般了。这种延伸的联合行动将向中国人民和当局表示，西方对中国压制法轮功，以及其他宗教信仰，包括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回教的批评，不只是走走形式而已。最有力的方式，是所有民主国家的大使和职员们走向天安门广场，手里举着旗帜，和每周都在试图这样做却被殴打、被关进监狱和劳教所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一起，练习法轮功。如果有足够国家人数的大使和外交官这样做，那么中共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这场镇压。

这个做法已经被人采用并动摇着害怕失去政权的中共当局。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三十五名西方抗议者在天安门广场，打开了写着法轮功原则“真善忍”的旗帜，并诵读法轮功的短篇经文。员警的反应快速而又残暴。他们用警车包围了抗议者，逮捕他们，几个人遭到殴打。其中一人挣脱后跑向围观的人群，用中文高喊：“法轮大法好！”但很快被员警抓走。随后几天，《华盛顿邮报》在敍述这次事件时说，“员警对待这些西方人士时，不像对待中国法轮功人士那样凶，至少他们没有抽出警棍。”这些人很快被中国驱逐出境，但是他们的使命很成功的完成了。这次事件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给成百万计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很大的鼓励。四个月之后，在二○○二年的情人节，来自德国、加拿大、英国、芬兰、比利时、瑞士、瑞典、波兰、美国、法国等十个国家的四十名外国人举行了又一次较大规模的抗议。他们全部被逮捕，驱逐出境，报导这次事件的七名记者也被拘留审问。这次事件再次成为《华盛顿邮报》世界新闻版的头条，并迅速传遍全国。

妻子和我为了“民主政体联盟”的发起会议设计了一些大徽章，上面写着“民主外交二○二五”，“所有独裁者下台二○二五”，“男女平等二○二五。”国务卿欧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女士戴着这些徽章在会场里走动并发表讲话。如果民主国家的大使和级别低的外交官们戴着这样的徽章去会见独裁者的代表，或者去见那个国家的人民，那将是个强有力的声明。有关资讯可根据不同国家做些调整。在中东地区，“男女平等二○二五”就比较合适；在非洲，可以用“发展需要民主”，像“选举自由／新闻自由二○二五”等是可以广泛适用的。正如苏联独裁者在一九六○年代无法阻挡我散发“自由”徽章，现在的独裁者恐怕也很难反对民主国家的大使们配戴“为了民主的外交二○二五”和“所有独裁者下台二○二五”的徽章。

这就提出一个基本问题。独裁者会因此而驱逐这样做的外交官吗？或者关闭试图成为“自由之家”的大使馆吗？独裁者的确会这样做的。历史上，有些独裁者以“干涉内部事务”为名宣布一些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前美国驻沙乌地阿拉伯大使哈兰（Hume

Horan）讲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能深入沙乌地阿拉伯社会，了解发生的真实情况。沙乌地阿拉伯独裁者认为这是个威胁，在他上任几个月之后就要求美国将他召回，美国政府懦弱地默许了。当肯亚独裁者莫伊反覆试图强迫哈姆斯顿大使离开，在哈姆斯顿自己的反对和议会的支援下，国务院和白宫终于没有退让。一九七○年代，我的上司斯尔伯曼（Laurence

Silberman）大使为自由而战，在贝尔格勒受到南斯拉夫共产独裁者狄托（Josip Broz Tito）的反覆压力，要求他离开。

所以是否让这些“自由斗士”大使们保留位置，大多数是取决于民主国家而不是独裁者。如果民主大国或者足够多的民主国家一起行动，独裁者就难以独裁了。

独裁者不能轻易地将一连串民主国家的大使馆关闭。当然他们会采取对应措施，但是主动权就不在他们了，而其弱点和恐惧就展现在人民和整个世界面前了。

我在匈牙利的经验显示，民主国家的老百姓明白这种动态，尽管他们有时不敢公开谈论。当外国外交官明确地表示对他们人民的尊重和想帮助他们自己主宰生活和政府时，当地人民并不会认为这是干涉内政。他们欢迎来自现代民主社会的新鲜空气。匈牙利各行各业人民，欢迎我以各种途径在他们的社会中发挥作用。他们甚至让我做选拔匈牙利小姐电视直播的主持人。一九八九年三月，他们邀请我参加街头的自由游行，当我和我的外交人员这样做了之后，回响非常积极。正如邦尼斯大使告诉我的那样：“重要的是有对民主事务明确的兴趣和支援，并且让人看到。”但是，在独裁国家里积极“干涉”受压迫事件的外国民主人士，在已经民主化的国家应该积极奉行“不干涉内政”的策略。这不是说民主国家之间在民主行为上的标准不同，而是“民主政体联盟”就应遵守这个原则。

独裁者和他的大使及大使馆，经常干预他们所在民主国家的内政——这些事实正足以用来劝说民主国家胆小的外交部长们，要对独裁国家内的民主人士们给予强有力的支持。沙乌地阿拉伯驻英国大使写了一首诗，名叫〈殉道者〉（The

Martyrs），于二○○二年四月十三日在伦敦出版的阿拉伯语报纸《生活报》（Al

Hayat）上刊出。他的大使馆，还有沙国驻欧洲、北美、中东、非洲和亚洲的使馆和设施都建有学校，教当地人仇恨当地国家的非回教社会，甚至经常提倡暴力。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及其领事馆，积极参与对美国公民的人身攻击、窃听、跟踪和监视。他们是如此明目张胆，国会在二○○二年七月通过了立法来对付这个问题。美国公民由个人和团体也在二○○二年对中国大使馆提出诉讼。在华盛顿，许多的政治游说人士每年都从缅甸、沙乌地阿拉伯、黎巴嫩，或者其他亚非独裁者的大使馆里接受大笔款项，以非常不透明的方式，影响美国公众舆论和国会。

关键的通讯联络

大使馆可以是生活在封闭社会中人们的关键通讯联络机构——既可以把资讯送出去，也可以接收进来。追溯至五、六○年代，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外交人员就有一个悠久而光荣的传统，就是把俄罗斯或其他苏维埃联邦作家的地下稿件偷偷地从苏联弄出来。

民主国家的外交人员，不应再认为这样的行动是冒着失去职业的危险。这应是所有民主政府的既定政策，来鼓励这种资讯的自由流通。同等重要的是，使馆可对封闭社会中的发展情况提供重要的报导。通常外交人员也是最知情的外国观察员；有时他们是仅有的外国人，能够获取并送出有关镇压和抵抗的资讯。在大多数的独裁国家，外国新闻记者根本就不存在。就算记者是在那里，他们的消息来源也通常受到严重限制。使馆的报告应尽可能让公众知道，并广播到封闭的社会中去。尽管通讯革命削减了这种控制，集权政府仍试图控制人民的所见、所闻和所读。突破这种控制的新手段，必须成为民主大使锦囊妙计中的一部分。而受压迫的民主人士的声音不应被忽视。

使馆可以从多方面协助，把大小资讯带进封闭的社会。外交官应该减少接见其他外交使节以及独裁政府的官员和代表。他们必须走出去，包括走出首府所在地、花时间和各种形式的民主人士在一起。大学和学生是一个主要的目标，还有作家、教授、环保人士、女权主义者、宗教信仰人士——任何一种能够形成文明社会的潜在和已存在的群体——都必须在大使的活动卡片上。

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从另一个更加先进而令人兴奋的国度里来的人会见本地自由人士，可说是一件激励人心的事情。从旧苏联时代过来的人，通常能回想起他们所见到的第一个外国人，当时他们是那么的渴望提问和学习。像在缅甸、北韩和辛巴威这些地方，人们（外国人）会见当地的民主人士，转达他们的观点，让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独，这对提高他们的期望有着无与伦比的帮助。

此外，还可以经由其他的途径送出资讯。如许多民主国家的使馆，在独裁国家里有文化中心、图书馆和其他的设施。我们应该给使馆提供民主图书馆和书刊杂志，并在所在国全面铺开。除了有关民主的基本文章外，应有一些关于用非暴力手段驱逐独裁者、成立民主管理制度的手册。像电影“甘地”和“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和“推翻独裁者”系列，都应该要很容易得手。

我们也必须充分利用电子手段。使馆可提供不受政治审查的自由网际网路的网咖服务。网路上应提供民主图书馆。

我们也可考虑在位置良好的使馆建筑物上设置电子新闻萤幕的可行性。以下是一个很好的先例。德国出版商艾斯布林格（Axel

Springer）在西柏林他的高大建筑物上，竖起一个电子新闻萤幕，让东德人可以越过柏林围墙看到新闻。此外，在使馆的前面放一个大萤幕，来播放民主的新闻和消息，也同样有戏剧般的效应。

在广播中或网际网路上，民主国家的大使、总理和总统可以每周发表“茶余饭后”的谈话，或举行星期六早晨的广播论坛；可能的话，这些讲话应经由卫星或其他独立电视播放。也许这些节目可以叫做“民主时间”，在每周相同时间播放。考虑到独裁国家的数量及相关的语种，和民主国家的数量，这个任务可以分开来做。英国首相可以每周向中国人民讲一次话，而法国总统可以向卢安达人发表讲话，而西班牙首相可以向古巴人演讲；下个星期可以是另一个组合。这类每周讲话的内容在连续的、一致的忠告和坚定团结下，可以产生无法估算的影响。就像英国人和美国人等着每周一次听邱吉尔首相和罗斯福总统讲话，来激励精神士气那样；正在和独裁者进行抗争的人们，在听到以下民主过来人士的证词时，肯定也会清醒地站起来：如南韩的金大中、墨西哥的福克斯（Vicente

Fox）、和捷克的哈威尔（Vaclav Havel）。我们有近一百个新兴或是成立已久的民主国家，可以找到足够的发言人对四十五个独裁统治国家提供演说。

使馆做为运动的指挥部

民主国家的使馆必须进行互相之间的内部重组，集中力量以达成最重要的目标，并且帮助当地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目前使馆主要分成许多项工作，如政治、经济、商业、军事、情报、领事、援助等。虽然他们不太清楚非暴力的战略、组织、战术，以便驱逐独裁者、引进民主，但他们都有重要的资源和关系给这场抗争提供支援。在使馆内亦无组织机构是专责于帮助当地的民主人士去实现其目标。

大使们应把自己做为主要的民主官员（民主总裁）。许多大使倾向于把和民主人士打交道的任务分配给下级官员，而自己和独裁者保持大使亲善关系，这是一个错误。实际上经由和反对派直接接触，大使对独裁者的影响力反而提高。

与独裁者直接交手

全世界的独裁者在理念上、年龄层及掌权时间均有区别，但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特征。西方（Occidental）石油公司的创始人汉默（Armand

Hammer）虽是一个无赖，他对共产党头子和中东君主有着精辟的见解。有一次他和我提到，“独裁霸权如同金字塔——每一个人惧怕他上一层的人，除了在最高处的人外，没有人能为任何事件做主。而独裁者本身并不信赖任何人，包括最亲近的助手、家人和亲信。”汉默说的是实情，因为他亲自见过列宁、史达林、伊德里斯国王（编注：King

Idris，利比亚王国的国王，被格达费所推翻）、格达费、胡笙国王（编注：King

Hussein，约旦国王）和很多其他的人。凡是独裁者都有恐惧症，如季辛吉有一次所说，“这些偏执狂有很多敌人”。他们不但怕丢了权势，还怕丢了命；他们不只担心被推翻，还担心被暗杀。他们大多特别担心年老以后的下场，或如何确保来历不明的财富，如何照顾家人和政治伙伴，还要确保将来历史对他们的评价是正面的。他们明知故犯的罪行暴虐与倒行逆施，造成千百万人死亡，在此情况下，这些担心至少显示出他们仍然是人，有这些人的顾虑。

去了解独裁者如何操作的个中状况是最重要的根本问题。观其外，他们似乎是永久打不倒的，但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一直生活在威胁中。如何在加强对他们的威胁的同时，让他们找到一个和平的方法跳出来，那是至关紧要的。我赞成以非暴力策略和方法闻世的专家基尼．夏普（Gene

Sharp）所说：“对抗运动不能依赖与独裁者进行谈判而带动民主。”（注6）最重要的努力是把他们赶走。

与独裁者在多瑙河边共舞

同时，我也理解到与独裁者沟通是有用的，并且值得一试。这样可以使压力和允诺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在我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一年以后，一九五六年发动大屠杀的独裁者凯德（Janos

Kadar），让位给一个较年轻的，但仍是死硬派的总书记哥什（Karoly Grosz），还有其他共产党的领导人纳密斯（Miklos

Nemeth）总理、外交部长霍恩（Gyula Horn）、还有主掌经济的纳尔斯（Rezo

Nyers）。我在布达佩斯的四年期间花了很多的时间和他们一起，我按着舒兹（George

Shults）在莫斯科教我的去做，我常提到现代经济的本质和如何吸引外国投资。我更常提到民主和匈牙利的民主人士。他们明白，我和匈牙利的民主人士在一起的时间和他们一样的多。我不但在他们的办公室和他们在一起，我还和他们一起饮酒用餐、打网球，事后我也和他们深谈。一九八八年七月，我带着哥什总书记在美国旅游了一圈。一开始就去了芝加哥的麦当劳、洛杉矶的迪士尼乐园、波士顿，并拜访了总统候选人杜卡克斯（Michael

Dukakis）州长。旅游的最后一站是白宫，会见雷根总统。《纽约时报》报导说：“总统在五月份访问莫斯科时曾经一再强调市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意义，‘我希望你将记住你在这里所目睹的一切，即力量来源于自由社会，一个保障基本人权、接受不同意见及人才的社会’。在回应雷根总统时，哥什先生同意地说：‘今天匈牙利将面对一个巨大的目标。而唯有在匈牙利的人民及百姓享受到更多的人权和自由的时候才能达到这个目标。所以我们正在更新我们的政治制度和做法。’一个资深的官员（我）向记者宣告说，匈牙利的人权状况已很有改善。但他也指出还有一些匈牙利人民拿不到护照，并且认为美国外交人员对于匈牙利员警对待示威者的态度‘不一定’感到满意。哥什后来回答问题时还说，他能包容任何制度，包括一个‘多党’的体制。”

哥什在这次旅游之前几乎没有到过西方。他告诉我他这次是大开眼界了。虽然他并没有立刻转变成信仰民主或自由经济，但是他对我们的力量、多元化、富裕和中产阶层感到折服。他拜访了一位住在洛杉矶的姨妈，同时也见到了美国平民百姓的生活。我想他开始了解他不可自拔的处境，他想争斗反抗的想法消失殆尽。他和我建立了一种关系，而这个关系在有足够的压力后，对于做政权和平转移时起到了一些作用。

确实，甚至当匈牙利外交部长霍恩要求美国国务院国务卿贝克（James

Baker）指责制止我的同时，哥什告诉我他担心会受到伤害而请求我的帮助。我再三的保证我们是反对暴力的。一九八九年布希总统访问匈牙利时（布希是美国第一位访问匈牙利的总统），当时我拒绝干预维克多．欧邦（Viktor

Orban）领导的一个叫“费德兹”（Fidesz）的青年团体（欧邦后来成为匈牙利的总理）所进行的请愿游行。这些共产党领导人和我走得很近，一九八九年三月我们甚至一起讨论在一个最对立的工人民兵团体“芒卡欧赛格”（Munkas

Orseg）的游行时是否需要实弹武装部队。我注意到了有些“芒卡欧赛格”的成员是反对犹太人的（有些极端分子认为犹太人带动反对民主）。他们没有任何因应大批人游行，甚至和平游行的经验。我指出，如果民兵真的动火开枪，他们所杀害的人会是美国大使、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其中包括一起参加游行的我和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游行之前我也和“芒卡欧赛格”领导人谈了话。我强调和平理念，并且明确地指出，如果有任何开枪事件发生，他应全权负责。

我也很严肃的和政府领导们谈到打开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边界，让东德的年轻人可以临时留宿在布达佩斯或匈牙利的其他地方，这样他们可以经过奥地利而到达西德。我也和他们谈到匈牙利变成民主制度后的前途。我说服他们如果在政权交替时不用武力反对，他们会有好的下场。例如，共产党的文宣部领导和我谈到他将参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管理，其实他在共产党垮台前就开始这样做了。很多共产党员在民主政治下还是做得很成功。有些被选为政府官员，有些在合法的情况下做生意赚了或多或少的钱。不像原先所担心的，大多数都没有被伤害。哥什退休回到匈牙利东部的老家，几年后安祥的去世。

三度空间的沟通

在这儿我并不是想证实今天的每一个独裁者都急于想用这个方法沟通，但是我认为所有民主国家的领导或外交人员与独裁者相遇时，都应该想办法与独裁者建立友善关系，并且以民主为基点尽量与其沟通，并示意独裁者应放弃专制权力。

何种形式在二十一世纪最有效

大家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人的人权被危害，好比从监狱中救出一个人权运动者或是停止某些特殊的迫害。其实这种方式正中了独裁者的下怀。罗马尼亚共产党的独裁者奇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在一九八○年代期间，和当时的副国务卿伊格伯格（Eagleburger）和我谈判的时候，最擅长于释放几名犹太人和德裔的罗马尼亚人，甚至把他们卖给愿为每一个人头付出代价的以色列和德国。这样的做法，还赢得了西方世界的赞赏。苏联的布里兹涅夫在多次会议后会答应释放几名政治犯，赢得了些赞颂，然后，再抓一些人进监狱。江泽民在这些年也学会了这种诡计。当我们与独裁者谈判时，须提出并且强调某一件人权案件。但是，我们更要让所有的独裁者认清所有组成民主制度的重点：党派间的竞争、工会的独立、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一个基本的原则是：和他们谈二十一世纪所需要的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的政治体系。在最后的四十五个独裁国家的大部分中，我们都还没提出这些论点。

独裁者可受益于民主制度

在和独裁者谈话时，重点应该落在他个人的情形、他的家人、他年老的将来和他在历史中的形象。我们应尽力说服独裁者，如果他愿意合作的话，国内外的民主势力是讲道理的，会愿意与他配合。独裁者需要看到愈来愈多的例子，即其他的独裁者在国家转变成民主制度后仍然是被尊重的。如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他享受着很好的生活，他有自己的研究所，经常的旅行和演讲。他的声望在国内日升。他成为一位大力支持民主的人士。他尖锐的批评了普亭（Vladimir

Putin）想要将苏联独立电视台消音的做法。波兰的克瓦斯尼维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和匈牙利的霍恩（Gyula

Horn）是众例中的两位，他们在改变自己和政党以后，公正的赢得选举，成为总统或首相。他们在期满时也离开了职位。

尚比亚（Zambia）的前任独裁领导者卡翁达（KennethKaunda）的例子可以概括独裁者弃位后的生活相得益彰。二○○二年一月《纽约时报》记者斯望姆（Rachel

Swarns）对此有很精辟的报导，“卡翁达（Kaunda）在非洲政界是个很特殊的人物：他领导了国家的独立，又用铁腕手段统治，然后在选举中失败，接着又很祥和的退位。”斯望尔斯写到，“现在你们看我，卡翁达笑着说，‘你们现在正看着一个很轻松的老人，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令我十分愉快……我在负责一个基金会，尽我最大的力量和爱滋病战斗到底……很久以前，我学到了一个在非洲政界被遗忘了的真理，那就是一个失去权势的人不见得就会失去他的声音。我有责任对大家指出我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有的时候会得到赞成的欢呼，有的时候得到的是寂静的抵抗。我在位时可能没有为这么多人带来过欢愉。’”卡翁达引用一段尚比亚一份独立报纸的编辑的话“卡翁达的声望大大的提高了。”（注7）

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是，一个失势的独裁者在民主制度下成为受益人，这是因为他强有力的声音。他们开始对这一点产生极大的兴趣，并且希望能持续自己的声音和保护自己。民主体制必须提出新鲜的想法和实质的好处，来引发独裁者放弃权位。也许民主制度成立后，在日内瓦湖边或西班牙海岸边设定一份基金或设立一个研究所，让失势的独裁者居住撰写（或重写）他们的回忆录或准备参与选举。也许在耶路撒冷的东边可以有一个伊斯兰民主中心，让前任的伊斯兰独裁者居住、祈祷、谈古论今，讲述他们的论点。也许民主国家或联合国，可以保证独裁者和他的家人在他和平弃职后的安全。

为此，《纽约人》杂志莫菲（Cullen Murphy）建议创立一个“最后的归宿”（the Last

Resort）——联合国出资购买并管辖的一个远离尘嚣的岛屿。独裁者们可以在任内随时（愈早愈好）住进岛上，可以带上大量财产并无人过问。他们的人和钱财将不受警方追查。所有生活条件由他们自己决定，有可能得负担很高的月租或奢侈的生活。联合国可以大做正面的宣传，但是不要提及所有的“贵宾”实际是不许离岛的。由于各“贵宾”的特殊背景，《纽约人》杂志提到，在那种社会肯定会产生社会问题：群斗、黑市或偶发的流血杀人事件（注8）。

在二○○二年末和二○○三年初，有一篇报导声称阿拉伯国家出力想说服海珊离境以避免战争。包括卡达的外交部长和海珊在巴格达的会面上做过这番努力（注9）。

另外的办法就是极刑或入狱

在对话中另外一个同等重要的必须表明的就是，“如果独裁者不合作，其下场将是很悲惨的。”如果一个独裁者阻挡了自己的国家走向世界广大自由、民主、先进国家的行列，历史会予以十分清楚的记载。我们应该讨论一些直接具有负面效应的例子，如：邓小平在《天安门档》中说“我们会被软禁的”（注10），或者凯洛理．哥什曾指着窗外对我说：“他们会把我吊在那根电线杆上的。”原则上他们两人的说法是极正确的。独裁者抵制和拒绝自己的国家成为民主国家的行为是直接违反国际法的，海牙法庭（Hague

Court）或专门为独裁者而存在的特殊法庭将发出传票。如果独裁者不出庭，他将被缺席审判，以至终将被捕和入狱。独裁者必须重视这些选择：米洛塞维奇或嘎拉．霍恩（送入监狱或隐退）。

当然，这种沟通不见得全适用，而且不施加一些压力也一定无效。哈姆斯顿大使说的很对。一般的大使在出使奈洛比（编注：Nairobi，肯亚首都）时都与莫伊（Moi）会见过，但是哈姆斯顿大使写到：“也许我代表的是美国，或者也因为我们互相印象很好，在我三年在奈洛比的任期间，我见到莫伊四十多次。他从来没有拒绝和我会面。即便是在关系很紧张的时候，只有两次我提议开会时被延迟了一些。哈姆斯顿大使在多次特别的会见时用了很多这一章中提到的办法。他在外交部长不在场时与莫伊深谈有关民主的想法。哈姆斯顿使莫伊改变初衷，愿意接受多党政府和选举。否则哈姆斯顿很可能会见到莫伊在肯亚政变时被罢黜。肯亚在二○○二年终于成为民主国家。哈姆斯顿发现莫伊的阻挠基于他的年迈、恐惧和了解不足；他情愿延用旧日压制的方式代替新的妥协的方法（注11）。但哈姆斯顿和肯亚民主人士迫使莫伊同意选举。

在这些沟通中最重要的目的，其实不完全是使独裁者本身转换思维，而是带他走向一个好的方向——选举，并且阻止他对示威者开枪。阿姆克斯特（Michael

Armacost）、波斯沃斯（Steve Bosworth）大使和特使参议员拉萨尔特（Paul

Laxalt）从来没有要求马可仕改变他的政府，但是他愿意和平的离开菲律宾。戈巴契夫在位时从未被说服要支持东欧和苏联的民主治度化——他只是没有去阻拦。

当然一个外交大使无法做所有的事，他也不应该如此。大使馆也需要认真的工作人员。每一个大使馆都应该有一位专责民主方面，对非暴力战略、战术和如何得到外界的帮助等有专门训练的人员。外交界应该在使节圈中为使节们建立一个新的专业或宦途。正如我们已有的阿拉伯、苏俄和拉丁美洲的特派员。我们可以发展各个不同职掌单位的、很富有经验的外交人员，把独裁者赶走。大使应该主持一个民主工作小组，包含着使馆的每一个工作部门。每一年度应该有一个有关民主的活动方案。

在人员充足的大使馆内，应该可以成立新的对内及对外部门，以取代标准的、分开的政治、经济、与其他部门。在对内的部门可包含政治、经济、援助与其他相关的部门，他们必须将工作重点放在推动民主和内政的进展。每一部门都有他们一些特定的支持者，对推翻独裁者起到关键作用。民主国家的大使馆内的情报组和警务组也应该与当地的安全部门、武官与当地的军方人士、商务专员与当地的商业领袖等取得联系。

在宗教占很重要地位的区域，值得考虑设置一个宗教专员。在很多的独裁政权中，宗教学会或宗教领袖通常是极为重要的，这代表有影响力的而且常是独立的力求改变的声音。这是从古巴、非洲到中东至亚洲的不变的事实。有些时候宗教会为民主和包容而发出呐喊。有些时候迫于压迫，它也会成为暴力和新的镇压的代表。宗教的调节作用最终将成为主导地位是极关键的。长期养成的特性和传统的约束，使很多职业外交家在对中东的回教领袖和信徒、中国的天主教徒、基督教徒或法轮功成员对话时显得很不高明。但是在很多的情况下，一个中心的任务是教育宗教团体明智地把政治和宗教分开，并在另外的情况下，帮助宗教团体使用非暴力手段，得到信仰自由的权利。

大使们和大使馆应该藉所有的机会来显示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和使其合法化，其中一个办法是参与他们的法院审判。二○○二年一月十六日，来自各国使馆的代表，包括瑞典、挪威、荷兰、瑞士、英国、比利时、德国、西班牙、加拿大和美国出席了在开罗对民主领袖伊布拉辛（Saad

Ibrahim）的审判。他在同年被释放，与这些民主国家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如“自由之家”的密切合作有直接的关系。“自由之家”是第一个去监狱探访伊布拉辛的组织，并于二○○二年颁奖给他。

另外一种突显民主人士的方法则是将他们和独裁者的代表一起请到使馆。尤其国庆日是邀请所有人的最好时机。哈姆斯顿大使形容，在一次七月四日的欢庆中，政府官员和反对派人士一起笑谈，法官们与那些曾被他们送入监狱的人士聊天，那些很晚仍未离去的人们在草坪上起舞（注12）。但是小的活动、午餐或晚宴也是很好的机会。在大多数情况下，独裁者从未与反对派谋过面。当然或许可能产生对彼此的轻视，但也可以对民主人士的坚强意愿而产生合理的尊重，正如甘地对英国总督所做的。这也给民主人士一个机会，对独裁者和他的政权有一番个人的估量。

目标之一是先推进非正式的沟通，然后同民主人士与旧政权一起召开圆桌会议——这是一个最经典的说服独裁者的方法，如果他很和平的下台，他还是有前途的。这种方法于一九八九年用在波兰、匈牙利及其他地方。所以如果能多次、实质上的互动，往后便更能朝这个方向走。

在此我要直接向一些第一次进驻独裁政权国家的大使说些话：

在本国达成共识：在上任之前，首先与本国政府的各个分支机构，包括立法机构和非政府组织部门达成共识。因为最初所获得的支援，将会对你上任后的推动能力产生巨大正面影响。请记住，你的中心任务是促进一个能够充分运作的民主机制，这意味着独裁统治者或早或晚必须下台。达成了共识（联盟）后，要继续保持联系，并亲自定期报告，以维护这种共识。

表明你的国家的立场：上任后立即明确表达你所重视的是这个国家的人民，而不仅仅是政府的独裁者。假如这个政府阻止你的上任过程，你应该尽量避免被社会大众忽视你的存在。传统的方式是，一个新上任的大使在任职仪式之前不应过于活跃；但是这种形式对最后四十五个非法的、独裁的国家并不适用。间接经由在自由民主集会和活动中会晤重要的民主党人、公众社团成员，发表声明以及接受采访等，都可以使人们了解你的国家倡导民主的主张和愿望。

与当地民众及积极分子共同商讨：仅仅与民主主义积极分子会晤是不够的。你应该倾听当地参与者对于你、你的政府以及其他民主人士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和可能给与他们什么样行动机会的建议。并且要拟出一个大体上主要由民主人士达成共识的系统及灵活的计划。

与执政政体周旋：在不违背以上计划原则的情况下试着与执政党周旋，并寻找机会或在必要的情况下施加压力，以保持民主化的进程，为民主党派提供更多的空间。请注意，当军队和员警被说服不再采用暴力对待自己的人民时，民主进程就会有一个重大的突破。当你与这些安全力量打交道时，要注意把其他人与独裁者区别对待。

发展资源：在与民主分子讨论总体计划时，同时还要寻找支援非暴力变革的资源。这包括与你的政府沟通，以及鉴别哪些政策对你所任职的国家的正、负面影响。

建立国际民主阵营：至少每个月一次与其他民主国家（民主共同体）的大使在民主活动中进行会晤，讨论现状及努力具体协调帮助民主力量建立基本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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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23 21:28 只看该作者

第六章

大使在行动

为了示范如何应用这些原则，我将介绍两个十分不同的人。第一位是职业外交官哈利．邦尼斯（Harry G. Barnes

Jr.），他是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八年美国驻智利的大使。第二位是新闻记者史密斯．哈姆斯顿（Smith

Hempstone），一位自成一格的“调皮大使”，于一九八九到一九九二年间就任肯亚。在两个自命“永远统治，非我莫属”、但又完全不同的独裁者的阴影下，这两位元大使让人们领略了他们为民主进程所做的贡献。

邦尼斯在智利：职业外交官

邦尼斯于一九八五年到达智利。十二年前，一九七三年的九月军队政变，废除了民选总统阿叶德（Salvador Allende

Goshens）的社会主义政权。在智利总统官邸拉蒙那达（La Moneda）被围困的时候，阿叶德也许是死于自杀。夺权的是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将军，一位长期以来与共产主义为敌的军队将领。为了巩固胜利，他迅速地将左翼的真实敌人与假想敌人都彻底扫荡。在此之前，智利，这个拉丁美洲最古老的民主国家之一，从未曾有过军队政变。在这个拥有一千二百万国民的国家中，大多数人都在为结束阿叶德的社会主义实验与对古巴和苏联谄媚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他们也希望能够尽快的回到文明统治（注13）。但是皮诺切特所领导的派别，和其他任何地方的派别一样，都不准备放弃手中的权力。因此清除两年来的社会主义影响以及重建经济还需要更多强大的努力。接下来对共产主义的清算是残酷而且涉及广泛的，包括无法形容的折磨、放逐、海外刺杀和几千人的“失踪”等。指挥这场恶梦般镇压的是一个新建立的秘密员警机构，

DINA（Direcci de Inteligencia

Nacional）。一九七四年，皮诺切特任命自己担任智利的总统。此后的十几年中，镇压达到顶峰然后逐渐退去，人们向独裁者的淫威屈服。虽曾经有过反抗，但是太过理想主义且太懦弱，以致无法成功。一小撮左翼极端分子的几个炸弹在这个政权体系上仅仅弄了个小小的坑。当邦尼斯到圣地牙哥（智利首都）上任时，反抗力量已开始呈现衰弱状态。

在皮诺切特政权早期，美国政府对恢复智利过去的民主制度没做任何努力。在冷战时期，阿叶德的倒台似乎是古巴和苏联对南美渗透的结束。尼克森总统和他的国务卿季辛吉，从经济和部队援助方面支援皮诺切特的军队政变，但是对于他的人权践踏却缄口不语。确实，直到今天，人们还广泛的认为CIA（中央情报局）操纵了对阿叶德政权的颠覆。但实际上，CIA只不过是任其发展而已。正如后来雷根总统的国务卿舒兹（George

Shultz）评述说：“几乎全世界都责备美国将皮诺切特扶植起来并且帮助他稳固政权。”福特总统（Gerald

Ford）的行政机构，同样也没有尽力将智利转向民主，尽管他原本可以采取很多方式，包括调动“巴黎俱乐部”（Paris

Club）债权人、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但是季辛吉对采用这种杠杆作法表示反对，他认为这会将政治渗透到国际金融机构中。当然，美国政府更喜欢智利经济领导者所采用的自由化、紧缩货币（tight-

money）政策。在爱德华．甘迺迪和其他一些人反对支援这个新拉丁独裁者的参议院中，人们对皮诺切特不感兴趣，并且削减了对智利的军事援助。

一九七六年，在圣地牙哥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高峰会议上，季辛吉发表了所谓主要人权演讲的讲话，并且为谴责智利违反人权的决议投了一票。但是他后来把讲话改得温和了一些：重申皮诺切特是在幕后指挥，并建议或许智利应该做些走向民主的姿态。这一切更使得反对派感到不舒服。“季辛吉让人感到他倾向于那个政权一方，”当时的基督教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ts）首领（后成为总统）爱尔文（Patricio Aylwin）指出，“他回到华盛顿后公开的声明他极力赞成的观点。”（注14）

智利密切注视着续任者卡特（Jimmy

Carter）的总统竞选，候选人声明中对人权的倾向给被驱散和围攻的反对派们带来了希望，同时让政变者感到不安。这个新的重点带来了一些确实的结果，但是如同以往一样，在国务院里总是有强调人权和冷战外交政策的不同方针。令人好奇的是，很少有人强调最主要的问题：重新实现民主。

到了一九七八年，皮诺切特已经具备足够自信，他举行了一次公民投票以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选票上这样写着：“我支持皮诺切特总统维护了智利的尊严，并且同意政府的合法化。”公民可以在一个智利单星国旗的符号上勾画以选择YES（是）。没有勾画的选票也算做YES（是）。这个必然的胜利，令皮诺切特终于宣布：“今天新的智利诞生了！”

随后他下令为新智利起草新的宪法，允许将十六年的总统任期减为两个八年，中间在一九八八年再行选举。一九八○年九月十一日的一次宪法公民投票中（政变整整七年），赢得了三分之二的选票。民主异议派不承认选举结果，他们认为是弄虚作假的选举；但是，和皮诺切特一样，他们也没有想到所规定的一九八八年选举竟为民主敲开了大门。

雷根总统于第一任期恢复了反对共产主义的强硬外交政策。“皮诺切特让每个人的日子都不好过，”舒兹回忆说，“他并没有和我们站在一边。”新一任美国大使泽伯格（James

Theberge）从当时被苏慕萨（Anastasio

Somoza）统治的尼加拉瓜离任来到智利。雷根政府与国会的想法背道而驰，试图取消对智利、统治阿根廷的派别以及其他共产主义的敌对国家军备限制。

然而到一九八二年，智利的经济模式因恶性贷款、银行与债权人混乱不清以及勉强维持的货币流通而瘫痪。低迷时期导致智利政府开始扼杀经济，并使智利的劳工运动觉醒。在一九七八年丘基卡马塔（Chiquicamata）铜矿工人行动被野蛮镇压后，“美国劳工及产业工会联合会”（AFL-

CIO）威胁要联合抵制智利产品，从而帮助推动了民主进程。智利政府才变得温和一些，允许人们在有限范围内的选举和最多六十天的罢工权力。但是空气中依然流动着死亡的气息，一九八二年，基门纳滋（Tucapel

Jimenez），一个激进的联盟领袖，在对皮诺切特的政权进行了口头挞伐之后遭谋杀。

第二年，一九八一年长达五十九天的铜矿罢工领袖瑟库（Rodolfo

Seguel）成为国家工人委员会的主席，并号召全国总罢工。随后，尽管意识到这个政权会用极端强暴的手段镇压罢工，他仍定五月十一日为全国抗议日。在那一天，智利人敲击着锅碗瓢盆，吹着号角，以及一切他们可以找得到的东西，用瑟库的话说，“独裁者就是独裁者，它是独裁专制，我们要改变。”智利出动国家员警对兴奋的人群使用催泪弹。但是，当人们终于冲破沉默，再也不被压制下去。加上国家经济下滑所引起的越来越紧张的状态，这个政权终于垮台了（注15）。

舒兹利用邦尼斯改变策略

上文提到，国务卿舒兹认为是该换一个新大使的时候了——实际上就是一种新类型的大使——去接管在圣地牙哥（智利首都）的使馆。于是，他选了邦尼斯（Harry

Barnes）。邦尼斯曾任新德里大使，是一个行事温和、善于言辞，属于事业型的外交家。他会以一种安静的方式，尽力帮助智利重获民主政治。

邦尼斯以善于运用语言而闻名。在他周游印度的时候，他用北印度语，和各个阶层的人交谈；印度政府也因为邦尼斯的闻名而感到不舒服。“对于我来讲，他们的不舒服正是对邦尼斯的道地推荐。一个语言的魔术师，去智利吧。”舒兹写到，“在新的岗位上，他会同样地把自己溶入智利人的生活和文化中。”邦尼斯选了钟斯（George

F. Jones）做为他的使团的首席代表。钟斯是一个拉丁美洲专家，曾在哥斯大黎加周游过。

舒兹并且在国务院内做了另外的人员调整，以便推动智利以及其他国家走向民主政治。原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阿伯拉姆斯（Elliott

Abrams）代替了牟特利（Langhorne Motley），成为负责美洲国际间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什艾夫特（Richard

Schifter）取代了阿伯拉姆斯原来的位置。这两个人和舒兹一起工作，推动使智利返回民主圈的政策。当时，德科（Mike

Durkee）是南部地区事务办公室的主任，钟斯说他是“绝对的实力派”。

在上任之前，邦尼斯一边在华盛顿集中学习西班牙语，一边努力去获得实质性的政策导向和援助。邦尼斯认为他有明确的使命去：（一）推动早日回归民主；（二）促进全面的人权；（三）支援自由的市场途径。舒兹认为这样一个议程会有成效，并且智利在民主的课程上并不需要太多。理念和传统早已经注入了智利社会。”除了从政府直接获得援助外，邦尼斯也利用他在华盛顿的时间建立起了一个从非政府组织和国会寻求支援的网路，这在美国对智利的政策上起了至关重要且在历史上得以更加进步的调和作用。

邦尼斯就在钟斯评估完了当代智利的政治前景之后，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上任了。钟斯的评估并不乐观。反对派已经设法联合成了一个大的联盟——“向全面民主过渡的全国协议”（the

National Accord for the Transition to Full Democracy），包括以前存在的“民主联盟”（Democratic

Alliance）和两个右派党派，其中之一是前内政部长贾帕（Sergio Onofre Jarpa）的“独立民主同盟党”（Union of

Independent Democrats）。在新罗马天主教红衣主教佛瑞斯诺（Juan Francisco

Fresno）的鼓励下，协议对于民主统治快速过渡制定了详细的议程。协议包括呼吁全面的人权和公民权，政治团体的合法化，选举总统和国会。皮诺切特政治集团对此协议不予理睬。当皮诺切特在一九八五年的圣诞夜召见红衣主教佛瑞斯诺时，拒绝了红衣主教想要讨论此协议的任何尝试。在送主教出门和等待合影的时候，他对主教说：“我们最好就是跳过这个话题。”这种反应使反对派陷入了无望的恐惧之中。同时，协议之外的强硬左派转向了暴力斗争，说明在小集团中出现了最坏的情况，而且伤害了那些企图避免暴力政变的民主党人。一个外交官把这种反常的回圈说成是一个“良好的共生关系”。专政、恐怖主义和宗教过激主义，确实是相互依存的。

邦尼斯在到了智利后不久，向舒兹报告说：“对于许多智利人来说，美国是绝对真实的，一部分原因是智利以前的政权统治中有民主的先例和联系，一部分原因由于在美国受过教育有影响力的智利人为数很多，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共同的经济哲学。不管什么原因，我们被视为有天生力量的典型。我们所想、所说和所为在地球和世界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邦尼斯向皮诺切特递交国书时，他引用了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言论，“在我们国家……我们相信更加民主是治疗民主政治弊病的最好良药。”这个评论深深地刺中皮诺切特的痛处。智利外交部拒绝为邦尼斯大使安排在稍后一段时间做为新任大使和高级官员的传统会晤。

那以后，邦尼斯开始很公开地和许多政治反对派见面，包括“基督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tic）领导人维尔德斯（Gabriel

Valdes）。和维尔德斯的会面显然更加激怒了皮诺切特集团。那以后不久，致力于为皮诺切特集团的受害者及其家庭提供道德支援的天主教团结牧师会，于一九八五年的十二月十日在大教堂为人权日举行了一个烛光守夜的活动。邦尼斯参加了这个守夜活动，表达对智利政府的极大不满。钟斯对这一举动的评价是“痛恨！暴怒！莫名其妙！美国大使把自己和天主教堂的那些共产主义者联系在了一起。”舒兹注意到一个亲政府的报纸登了一幅漫画，画的是“邦尼斯手里拿着一根蜡烛，在他旁边是一个戴着滑雪面罩、手里拿着一个炸弹的恐怖分子。智利政府想要把人权和恐怖主义进行同等宣传。”但是，邦尼斯使它归正。在他到任的一个月之内，他公开表示了和智利人民的团结。这种变化当时就被注意到了，很有价值。

美国国会继续拥护智利的人权和民主。一九八六年一月，参议员爱德华．甘迺迪在他的拉丁美洲之行中访问了智利。他一直是皮诺切特政权的批评者。皮诺切特集团本来强烈反对他的访问，但是美国政府说服了智利允许这次访问。为了甘迺迪对智利政府的多年批评，智利政府在圣地牙哥机场对于他的来访安排了一个“粗暴的”欢迎仪式；几个前来会见甘迺迪的反对派人物当场被殴打。然而，当机场里那群租来的欢迎人群散去之后，圣地牙哥拥护民主和人权的民众热烈欢迎甘迺迪参议员。

期间，华盛顿对其他几个独裁者不放在心上。一九八六年二月，菲律宾的马可仕（Marcos）专政和海地的杜维利尔（Jean-Claude

Duvalier）的专政结束了；美国划定了最后界限，结束他们的统治，给这些独裁者提供一个和平的出路。甚至连白宫的参谋长黎根（Donald

Regan）对皮诺切特政权也紧张不安，他曾经在支援菲律宾的民主政治的问题上与舒兹是死敌。在被问到美国是否正在试图废除皮诺切特政权的时候，他回答说：“不，不是现在”——对皮诺切特还是多所顾忌。舒兹记得在一九八六年初发生的一次争吵，那是一次“在行政部门内未公开但是却很激烈的争吵，形成了在智利问题上完全不同的立场。”一九八六年三月，美国第一次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议上发起决议案，在人权方面谴责智利。这项议案呼吁皮诺切特政治集团停止对人权的折磨和其他虐待行为，并且采用民主制度。一直以来，美国喜欢“平静外交”（quiet

diplomacy），避免如此公开的谴责。但是，这次行动给智利的政府和民主力量留下了强烈的感想。用舒兹的话讲，“雷根总统的行政部门现在显然支援迅速回归民主的政治和对基本人权给予更大的尊重。智利人民在美国和智利民主事业的团结中得到安慰。所以，皮诺切特政府和他的支持者们认为我们的声明和行动——具体或象征性的——‘干涉’了他们的国内事务，而民主分子们把这些视为支援和尊重的表示。好比一个国家加入联合国以后要接受人权国际公约的干涉恰恰是对的。”

就在那一年稍晚的时候，一个智利军方的巡逻队拦截了两个十几岁的年轻人，怀疑他们参加了圣地牙哥的反政府示威，他们把这两个年轻人泡在汽油中焚烧。被烧死的十六岁的智利人罗杰斯．乃哥瑞（Rodrigo

Rojas de Negri）具有美国永久居住身分。另一个智利人昆塔纳（Carmen Gloria

Quintana）严重烧伤，但是幸存了下来，她非常感谢美国大使馆为她寻找医疗所做的努力。

邦尼斯大使和妻子白特丝（Betsey）受“智利人权委员会”的邀请，回到圣地牙哥参加了罗杰斯的葬礼。其他几个外交官也参加了葬礼。在罗杰斯的棺材旁，大使夫妻以及其他外交官和罗杰斯的亲属合了影。照片是在靠着窗帘放着的花圈前拍的。邦尼斯说：“拍照的时候（那些合影的人所不知道的情况），窗帘打开了，露出有两个主要的恐怖组织徽章的横幅。”第二天，亲皮诺切特的报纸在头版放了一张照片，并写到“政府发起的评论：美国藉由大使的出席在支持恐怖主义。”员警冲过去用催泪瓦斯攻击了葬礼外的大规模示威人群，以及参加葬礼的大使和其他人。

几天以后，助理国务卿阿伯拉姆斯告诉智利在华盛顿的代办说：“智利政府必须认识到驱散葬礼的政治后果。他认为很难让在美国人民信服仅仅由于拿着布告或一点推挤和喊叫，就用水炮去对付是正确的。”但是，参议员何尔姆（Jesse

Helms）在智利访问的时候，和皮诺切特以及其他政府官员会面；他只是在他到达智利后的五天左右和邦尼斯见了一面，训斥他说“用最轻蔑的方式把美国国旗放在了共产主义者中间。”以钟斯的观点，参议员“认为皮诺切特毕竟在除去阿叶德（Allende）中已经对人类做了贡献。对不进行选举的小欠缺，他已经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嘲笑。”据钟斯说，何尔姆对邦尼斯保留了特别刻薄的批评，他认为邦尼斯是一个“左翼大使，他正在试图损害这个高贵的政府。”何尔姆回去之后，试图召回邦尼斯，但是没有成功。相反的是，邦尼斯得到了舒兹国务卿和雷根总统，以及许多国会成员毫无保留的支援。

一九八六年以来，智利的经济正在逐步恢复，比它任何一个邻国都有好得多的结构条件。在这一点上，一个新的世界银行结构性调整贷款正在考虑之中，但是不像以前那样给予政治的考虑，缺乏显著的民主进程，以及对罗杰斯案例的调查都已经包括在平衡的因素中。然后，事件开始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在北部海岸发现了古巴的武器弹药库。九月七日在皮诺切特去他的农场途中发生了一起计划周详、极其近距离的谋杀皮诺切特未遂事件。一个共产主义革命组织声称对此事件负责。由于这起真实敌对示威行动，皮诺切特集团重新进入围攻状态。国务院就此发表一个声明，表达对“在没有任何诉诸司法复审的途径下的审查制度、镇压和武力重新部署的绝对权利”的关注。雷根总统也给皮诺切特发了一个对谋杀企图和新的镇压措施表示悲痛的照会。十一月，结构调整贷款更加剧了国务院和其他管理部门的不和。自七月份以来，国务院一直在想要用无投票的形式制止这笔二十五亿美元的世界银行贷款，但是被白宫否决了。白宫只允许节制。舒兹一直想传送关于智利持续缺乏民主进程的明确消息。然而，他只能在雷根总统脑中充满邀请皮诺切特来华盛顿商议贷款的想法中得到一些安慰。舒兹对雷根总统的这个想法感到憎恶，据说，他告诉总统说：“你不能邀请这个人，他双手沾满了鲜血。”

支援智利民主党人

美国大使馆对智利民主党派的各行其事感到担心，但是认为一九八八年即将来临的公民投票会提供一个关键性的机会。钟斯说：“随着一九八八年十月的到来，很明显有一股力量正在迫使皮诺切特有所作为。从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八年，一直在鼓励反对派参与公民投票，尽最大努力去赢得选举。我们经由“美国国际发展署”（AID）的直接资金、支援民主政治的“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的资金，到“全国民主协会”（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的资金，对帮助他们赢得选举提供了援助。”

要让反对党派相信公平的投票是一个挑战。当我们向反对派指出公民投票是一次让皮诺切特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机会，许多反对派的头儿说，“你在开玩笑吧。你想皮诺切特能让我们在公民投票中获胜吗？你不理解这个人。我们和他一起这么多年。他玩弄、操纵和欺骗了美国政府、每一个美国大使、我们所有的人和主教。看看他怎么羞辱主教的吧。主教去看他，他把主教扫地出门。你的建议简直是异想天开。绝对没办法。我们将会抵制公民投票。这只是一场骗局和愚弄。”从而，美国大使馆的重点在于：要让选民克服这种抗拒心理，转而愿意去参加投票，而不仅仅是安排一个严肃的竞选活动。

有趣的是，随着公民投票的临近，和一些小派别成员的接触显露出一定的改变希望。一九八六年中，代理助理国务卿格尔巴得（Robert

Gelbard）和空军及国家公安部的领导们会面。他们说，与选举有关法律的颁布会防止进一步的示威活动。当时，这些法律，尤其是有关管理选民登记和政治党派的重要法律，还没有颁布，但是，他们期望皮诺切特能在随后的几个月内同意颁布这些法律。格尔巴得陈述了他的观点：当权派不愿意让中等的民主党派在民主的结构下与之竞争，从而把主动反对的领域让给了强硬的左派，而且“除非真正完成了向民主政治的过渡，否则共产主义的力量会不断增长”。开始与反对派接触的是非军方的小集团成员，而不是当权派的那些精心挑选的精英官员。然而，这些官员们抱怨说，反对派的不合作本质使得很难对于即将到来的公民投票进行有效对话，一些小集团成员想把公民投票改成一个彻底的选举。

一些反对派人士也急待有一个公开的选举，而不希望只是一个对皮诺切特选与不选的选举。但是，想选出一个独立候选人的努力落空了。一九八六年十月，皮诺切特集团授权内阁大臣与反对派成员会谈，讨论实行公民投票所需要的法律。但是，所有的反对党派认为这只是“使皮诺切特的政权合法化”的“陷阱”，从而抵制了这次会谈。这个行动使得一直在促使皮诺切特举行这次对话的小集团成员感到很难堪，他们很不高兴。空军的马菲艾（Fernando

Matthei）将军认为，与反对派相比，皮诺切特的成功很大程度是由于“反对派的愚蠢”；除非反对党派能在使国家回归民主政治的这一共同目的下团结起来，他才能看到扳倒皮诺切特的一丝希望。

一九八七年，当权派颁布了允许政治党派和选民登记的法律。反对派现在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参加公民投票，对此他们在理性上表示怀疑；再者就是继续试图在体系外煽动，这样就会更加毫无结果。实际上，这需要各党派登记自己并鼓励选民登记。反对派的萎靡不振和优柔寡断，一直让想用公民投票做为迫切要求竞争性选举的杠杆的小集团成员感到很灰心。

前罗马教皇若望．保禄二世在一九八七年四月访问了智利。他的非暴力和容忍要点有助于改变既有的环境。七月份，随着爱尔文（Patricio

Aylwin）被选为“基督民主党”的主席，事态开始发生变化。他的前任，维尔德斯（Gabriel

Valdes）认为参加投票的收获很小；相反地，爱尔文愿意冒这个险，认为并不会失去什么。在当选为主席之前，爱尔文已经向邦尼斯提过，他所在党派和其他反对党所做的“社会动员”的工作证实是没有用的，是该尝试一些新办法的时候了。“他的想法是敦促选民登记，以便当军方看到有五百万人登记的时候，从而同意公开选举。如果这一设想失败了，反对派仍然可以鼓动公开谴责幕后操作或诈欺行为，最后，组织起来，否决投票。”然而，一直到那一年的结束，情况还是不明朗，新的选举立法机构到位，但是新闻报纸被关闭，团结牧师会的两个成员遭捕，而相关酷刑报告却不断出炉。

美国每年在联合国会员大会上对智利投票中投了弃权票，标志着美国对持续的镇压表示不赞成。由于智利经济的出口量日益增加，美国也否决了提供最惠国待遇。雷根总统和舒兹发布了一项支援智利民主政治的声明，用这种公开表示支援的方式鼓励智利的民主党人。哈克因（Tom

Harkin）参议员成功地提出了一项提议，支援民主政治的“国家捐款基金会”将提供一百万美元的资助，支援智利的选民登记和公民教育。简而言之，美国经由大使馆和它的总体政策，明确表示了智利的回归民主是中心目标。然而，据邦尼斯所言，反对派仍然没有完全对公民投票表态，小集团的激进分子感到他们说服皮诺切特的努力失败了，他们想劝说皮诺切特同意竞争性选举，或者是同意做为一个民间的总统，而不是以一个穿制服的军事领导人的身分来统治智利。如果公民投票能够成为变化的契机，那么很大一部分事情都会改变的。

一月份，支援民主政治的“国家捐款基金会”的主席，格什曼（Carl

Gershman）根据一个月前国会通过的援助专案访问了智利。“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也正在履行一项促进选民登记的活动项目。大部分智利选民对社会党人表示怀疑，但是，“社会党”（Socialist

Party）的主席莱格斯（Ricardo

Lagos）正在努力以克服这些怀疑。除了左派和右派的激进分子，美国大使馆一直和每个政治团体保持联系，包括莱格斯和他的成员。为了把其党描述成一个民主的、亲自由事业的政党，莱格斯组织了“民主党”（Party

for

Democracy），其后，经过了上千人签名请愿过程的严格要求，民主党合法化了。同时，激进主义分子以爱尔文做为发言人创立了一个“坚决说‘不’”的运动，他们还建立了自由选举委员会，来观察登记和选举过程。天主教会在鼓励智利人为即将到来的投票进行登记，尤其经由主教会议的领袖龚萨雷兹（Carlos

Gonzalez）主教进行动员。民主激进分子为强调这种需要，建立起了一个与教会联合的“市民参与运动”，或简称为“参与”（Participa）。国务院已经邀请了“参与”的领袖吉门纳兹（Monica

Jimenez）到美国研究劳工或“妇女选民联盟”动员选民所用过的方法。“参与”利用地毯式和目标式的办法，设法登记到四百万选民。例如，吉门纳兹利用“在摇滚音乐会上播放被禁止的音乐”来瞄准那些很难去登记的年轻人，“我们没有不收入场费，但是要想进去，必须携带选民登记卡。这会促使年轻人去登记。”但是，一部分可能登记的选民的恐惧心理还是一个相当大的因素。散布恐惧心理的亲政府报纸把莱格斯和爱尔文与阿叶德相提并论。当权派也在动员“坚决说‘不’的运动”中具有固有的优势，也就是占有整个国家的机器。

莱格斯是一个活生生可以看得见的人物，他成为当权派集团攻击的主要目标。当权派集团想造成一个莱格斯代表向阿叶德时代的社会主义混乱状态倒退的印象。莱格斯认识这些出现的困难后，明确地表达了他的观点：爱尔文不仅仅是活动的发言人，而且应该领导这个“坚决说‘不’的运动”。另外，莱格斯也在努力消除“坚决说‘不’”的运动与极端左派有关连的说法。共产主义游击队派的主流是和公民投票相对立的，所以对当权派来说，把他们关连起来是相当难的。莱格斯也去过美国，确保投资者和其他人相信：公民投票不会威胁到皮诺切特时代成功的经济改革。

在公民投票的酝酿时期，邦尼斯大使和他的团队继续与政治反对派、政府、人权组织、罗马天主教堂和媒体进行密切接触。部分工作的重点在于防止皮诺切特集团按它的喜好企图作弊。并且，如果选举结果是“不”，确实有皮诺切特会拒绝这个结果的可能。其他小集团成员也说，皮诺切特已经有了如果输了就提出“所有事再来一遍”的想法。随着公民投票的临近，团结牧师会（Vicarate

of

Solidarity）冒着机密人权纪录会被当权集团没收的威胁来了，人权纪录一旦被没收，那将致使一大批人受到迫害和拘捕的危险，甚至导致更糟的地步。团结牧师会的领袖，瓦勒什（Sergio

Valech）主教，邀请邦尼斯大使会面，特别提到他会安排媒体在场以确保会面是公开的。当然了，电视新闻报导了会面的情况，团结牧师会所受的压力也减轻了。

舒兹国务卿认为这是美国大使至关重要的职责，而且在帮助智利的民主势力时“团结的资讯……和我们提供的其他更切实的帮助一样重要”。后来，舒兹写道：“在一个员警国家，我们的大使和追求民主的智利人所做的行动并非微不足道。”当智利政府向美国谈起另一个世界银行结构调整贷款支援的时候，美国财政部要求提供描述“智利政府在人权方面采取的步骤”的档。现在，雷根总统的管理更加与舒兹、邦尼斯和阿伯拉姆斯倡导的政策融合为一体。

投票前的电视广告，阐明“是”和“不”两个竞选运动在处理方法上的不同。尽管他们只是十五分钟的夜间广告，绝大部分的智利公众能够看出“现场的战争”。“坚决说‘不’的运动”的主题歌是“幸福正在降临”，并且内容是积极乐观的。用钟斯的话说，当地广告专家设计的广告是“十五分钟的高水准的政治节目……非常可靠，很适度。没有给那些声称反对派是一群会破坏智利的、易动怒的激进分子的人，留下任何攻击的把柄。”与之相反，“是”的竞选运动强调了如果“坚决说‘不’的运动”胜利后的可怕后果，用一种逼真的黯淡的方式把“坚决说‘不’的运动”和阿叶德时代联系在一起。当权集团决定在选举前，允许那些流亡者回国，并巧妙地利用了共产党领袖泰泰尔伯姆（Volodia

Teitelboim）的回国。当权集团竞选活动的主流是害怕，几乎绝对是向后倒退。

在十月五日投票的前一个周末，“市民参与运动”（Civic

Crusade）的领袖吉门纳兹在爱尔文的力劝下与邦尼斯大使进行了会面。公民势力已经从一个军事消息来源中了解到，在选举的那天晚上，对反皮诺切特的示威活动的镇压计划早就草拟好了。“坚决说‘不’”竞选活动已经投入了很大的精力防止共产主义者的挑衅。而且，新的警告使邦尼斯认为反皮诺切特的示威活动会被当成镇压的藉口。国务院召见了智利的代办来谘询，并表示了美国对任何使投票脱轨的努力及深切关注。邦尼斯大使与空军司令官马菲艾（Matthei）和宪兵司令官斯坦志（Stange）进行了会谈。斯坦志告诉邦尼斯，如果皮诺切特输了，皮诺切特会再提出在公民投票中干涉的可能性。他们两个人还告诉邦尼斯，他们第二天会力争反对对投票进行任何干涉。星期一，十月四日，国务院发言人在每日新闻简报中证实已经照会智利讨论，并且表达了对第二天实施投票的关注。据吉门纳兹说，美国政府通知智利外交大臣，扰乱投票或是使投票脱轨会导致美国拒绝承认官方的结果。

公民投票

第二天的公民投票对皮诺切特是一个彻底的失败，据当晚同时对投票进行计数的自由选举委员会的初步统计，百分之五十三投票反对，百分之四十四投票赞同。监查投票选举的国际观察员记录道，投票有秩序地进行。卫兵接到命令，允许庆祝预料中的说“不”获胜的活动，以便给镇压提供藉口，但卫兵拒绝执行这个命令。连续数小时，政权的官方媒体对得票数避免正面答覆，在内政部长告诉观众赞同票超前反对票几票之后，接着便播放美国连续剧。在天主教大学的电视台上，前内政部长贾帕与爱尔文出现在一个脱口秀节目中，他平静地“定下基调：如果说‘不’获胜，世界末日也不会因而到来。”两人都同意了，看上去也像是这样的。

清晨，集团将要在位于拉蒙那达的总统府聚会。电视摄像机竖立在拉蒙那达之外，正要走进房间的空军将军马菲艾被截住，并被询问事态的进展。在国家电视上，马菲艾平静地给了皮诺切特致命的一击：“看上去说‘不’赢了。”据钟斯说，“一旦马菲艾在摄影机前说了这些，当然他那样做是非常深思熟虑的，在他去与皮诺切特会面的途中那样做，因为他知道不管里面发生什么，皮诺切特的双手将会被马菲艾在外面所说的束缚住。”最初，皮诺切特力劝与他同一团体的成员强加戒严，这一举措失败了。他又交给团体成员一份授予他紧急权力的法令草案；马菲艾将草案撕碎。这时，皮诺切特变得温和，“举起他的手臂说一切都结束了”。在上一次亮相几个小时后，内政部长又出现在电视上，开始宣读结果。最后结果显示，说“不”的票以54％对44％取胜。第二天早上，一百万人在圣地牙哥庆祝了他们的胜利。

皮诺切特没有放弃他的最后一口气，对抗对手的暴力持续一定水准上，但看上去像是被人民意愿所击倒的失败独裁者的后卫行为。公民投票后迅速随之而来的是司法和媒体的自由。一年后，爱尔文在二十年来的第一次自由选举中被选为总统，于一九九○年三月十一日举行了就职典礼，智利恢复了民主政治。尽管皮诺切特在作为军中残余部将的首领、与他的终身参议员、以及要他下台的条件上，造成了一些困难，智利已证明回到了民主政治，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随着民主政治越来越巩固，智利政府和司法部不断地略过十年前被当做必要的妥协及折衷。当皮诺切特在英国被捕时，他于当政时所犯下经他安排而被赦免的罪行这一问题又被摆在了智利的面前，旧伤疤被揭开，民主政治又被测试。最终，智利通过了这一测试，智利司法部甚至找到了司法途径去起诉那些代表政权而犯下严重罪行的人。

尽管与往常一样，决定始终来源于人民而不是外国势力的代表，在这次过渡过程中，美国大使及其随员的帮助显然无处不在。钟斯认为，对于民主政治的重返，美国起到了“虽不充分，却至关重要”的作用。进行公民投票给地方上的民主党人奠定了建立同等竞选活动的基础。美国国会议员和人民，是第一个对被皮诺切特政权所压制的智利人表示团结一心的群体。据邦尼斯说，到雷根总统第二次任职期间，“美国的态度变得不那么耐心和更加严厉。”邦尼斯在参加反对方时，“从未偏离公开站在民主党反对派一方，但他的言论和行为却客观上鼓励了‘反对’的竞选运动并为之创造了空间。每个人都知道美国站在哪一方。”邦尼斯注意到其他美国参与者以前的行动扩大了美国新政策的影响，“国务院和大使馆之间的配合，与许多国会关键成员之间紧密关系的维护，以及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帮助”起到了尤其重要的作用。钟斯感觉到这种影响的重要性在于“虽然许多智利人的努力对于摆脱皮诺切特来说，毫无疑问是必须的，但另一个必要的因素是来自美国的压力。我们说行——这不来源于我们，而是你们决定要进行公民投票，但你们的宪法规定了公民投票，那就让我们看看你们怎样执行宪法并尊重选举结果。”他认为如果对皮诺切特继续采用雷根第一次任职期间的“伙伴关系”方法，可能就不会有一九八八年的自由选举。他也看到了包括国际监察在内对这次选举的注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世界没有注视着智利，公民投票时没有国际监察者，我认为皮诺切特会以多种方式逃脱。”按照邦尼斯的看法，从在智利的经历中可以学到两个经验，“总的来说，美国对智利人行为的影响是边缘性的，但边缘性并不意味着不重要。”经由帮助智利民主党力量去汇集民众，克服他们害怕公民选举是一个陷阱的恐惧，美国帮助他们将陷阱布在了皮诺切特周围，结束了他的强权统治。

当大使邦尼斯、使团首席代理钟斯和大使馆其余人员，出现在一个美国可能对其不具有相应比例影响的国家时，他们的努力显示了坚定的外交家为支援民主党人所能做到的。独裁者难以控制公然传播与公开的资讯。外交家们的行动和言论，对影响专制政权中关键人物的行动，也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是生与死的影响。邦尼斯说大使们在走上岗位等待被信赖期间“不应躲起来”，应该尽其所能去接触广阔的社会阶层。邦尼斯的经历也显示出对在一个不民主国家履行使命所做的深思熟虑的价值。

通常，美国大使并非做为美国的代表，而是做为倾向双边和睦关系的国务院官僚的代表。对于民主政治具有国家安全意义的看法，国务院一直顶多是一个不情愿的同意者。虽然我们可以公平地说在冷战后时期缺乏影响变化之必不可少的财政必备资金，国会做为一个整体却一直在促进民主政治上超前于执行机构。与国会的配合对帮助带来民主主义变化的持续努力起着关键作用。当面对不仅来自于智利，同时也来自于华盛顿右翼分子的阻碍的时候，邦尼斯能够依靠他的国务院上司、国会议员和职员，甚至总统本人的大力支持，在决斗中使这样的后备力量清楚可见，并且进一步增强了大使进行公众外交的能力。

国际行动者之间的协调也可起到关键作用。在智利，邦尼斯帮助成立了“西半球民主政治团体”，此团体经常包括来自阿根廷、巴西和哥斯大黎加的外国大使。“我们交换资讯，讨论我们（和我们的政府）怎样才能更有效地促进对人权和民主的更多尊重。”他也发现法国大使是一个对人权和民主掌握丰富资讯的大力提倡者。其他在智利有代理的民主国家，没有明显地参与类似的协调活动。民主主义团体的到来，应该起到导致民主化支援和方针的协调实践的作用。

民主开放的社会，不仅低估了他们官方公告和方针对被压制国家的影响，同时也低估了文化进口这种“软”性力量的影响。联盟领袖瑟库（Rodolfo

Seguel）注意到了一九八三年在智利放映的阿顿伯罗（Richard

Attenborough）勋爵的电影“甘地”所激起的效应，在同一时间里，铜矿工人的罢工表明了对皮诺切特政权的极度不满。“这部电影我们都看了至少两次，我们必须真正地去实践。”强烈的非暴力资讯，显然对他和矿工们都产生了共鸣，瑟库看见“波兰团结工会”（Polish

Solidarity）领袖华勒沙（Lech Walesa）延续了甘地的道路：“两人都采取了比武装冲突效果更好的非暴力斗争。”（注16）

非暴力民主推翻暴政的胜利，产生了难以衡量的交叉影响，这种影响在其成功之上累加着。紧接着二○○○年米洛塞维奇在塞尔维亚被推翻，辛巴威和象牙海岸的示威者们把他们的独裁者穆加比与盖伊（Robert

Guei）和米洛塞维奇相提并论。在伊拉克军队溃退出科威特之后不久，塞尔维亚早期民主主义示威者唱道：“斯罗伯（编注：米洛塞维奇），你是萨达姆（编注：海珊）！”当巴格达和贝尔格勒在军事合作和逃避制裁方面进行广泛合作时，这种比喻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在一九八六年菲律宾的人民武装革命后，一个任职于东德的外交家注意到一部分东德人对于菲律宾人是怎样非暴力地抵抗一个曾对反对方最高层采用暴力的政权，有着浓厚的兴趣（注17）。毫无疑问，民主政治在邻国的传播使智利民主活动家确信历史和时机在他们一方。现在做为一个民主政治先导，民主团体的十个国家之一，智利将举办二○○五年的“民主政体联盟”部长级会议。（编注：世界民主社群系于二○○○年由智利、印度、波兰、捷克、马利、墨西哥、葡萄牙、南非、南韩及美国十个国家发起，为一以支持民主化，捍卫民主人权为宗旨的国际联盟。CD原则上每两年召开一次部长级大会，由各国外交部长级官员代表参加。智利于二○○五年四月二十八至三十日在首都圣地牙哥举行第三届世界民主社群部长级大会，中华民国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亦正式获邀参加。）

肯亚的哈姆斯顿：无赖大使

与邦尼斯形成鲜明对比，哈姆斯顿曾是一个虚张声势的新闻记者，他像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一样舒适地待在美丽、烦恼的肯亚土地上。他从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二年在这里任职，和海明威一样不太可能屈服于这个国家无所不能的独裁者——莫伊。哈姆斯顿将他的回忆录取名为《无赖大使》（Rogue

Ambassador），我得到他的许可，不受限制地从中摘录以表明一个美国大使在被派往专政政权时所应该做的（注18）。

哈姆斯顿报导说，独裁者“以几乎毫无隐瞒的满意”祝贺了他的被任命。“我是个保守派，熟悉肯亚（因此一定是莫伊的崇拜者），有着冷战分子的声誉。并且，作为一个政治上的被任命者，可想而知我能对布希总统进言。简言之，肯亚人认为他们领进了一个懦夫，我会像那个重命令而不重自由的英国高级专员约翰．强生（John

Johnson）那样毫无头脑地支援莫伊。莫伊和他的宠臣们相信，与华盛顿同乘的船不会触礁，我会使自己很欢愉，去打猎、钓鱼、玩桥牌、打高尔夫球，在海滩上晒太阳，呆呆地观看野生动物，永远都不会说关于民主和人权等令人烦恼的话。毕竟，那就是人们认为所谓与大使相称的生活。这是一个典型看错人的情形。但目前，我的目的是尽量与莫伊合作。我需要获得一个可以施加影响力的位置，透过他而不是对抗他，我有可能劝说他为了他自己以及肯亚的利益，将国家引入一个更自由的轨道。我推论，这样就有可能使这个国家免于爆炸。对别人生活的足够关心并对非洲政治问题寻找一个演化而不是革命的答案。”

因此，哈姆斯顿清楚地定义了一个典型的大使，甚至在工作概念中将大使定位是一个关注多数人都无兴趣的鼓励改革者。开始，他以为莫伊是能够被同化和革新的，他认为暴力不是唯一的选择。他明确地说他不想“驱逐”莫伊。正如我在书中所论，与独裁者合作很重要，但很关键的一点是要认识到独裁者不是傻瓜，他们会用尽手段以保住权力。最终，他们必须被驱逐。暴力之外经常都有另外的选择：用一个全面的策略去提高当地人们的期望，用民主主义的最大力量去帮助他们以非暴力的战术来对抗和驱逐独裁者。

但即便有这些初始的限制，哈姆斯顿对肯亚人的爱，透过他的民主主义的直觉、对国务院改变方针的理解以及他与独裁者打交道的第一手经验，促使他发起了一场非凡与壮丽的自由之战。如果能得到其他人的足够支援，如果肯亚的民主党人能聚在一起，这场自由之战几乎肯定会导致莫伊的被驱逐。

哈姆斯顿认识到“我不仅是布希（George Bush）的发言人，我也是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杰佛逊（ThomasJefferson）、麦迪生（James Madison）、蒙洛（James

Monroe）、维尔逊（Woodrow Wilson）和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发言人。如果我不大声地说出美国的想法和理想，不拥护民主政治，谁又会来说呢？这是与传统外交相反的新型态外交。”（编注：以上人物都是美国历任总统）

他所要对抗的到底是什么，这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哈姆斯顿到来之后很快就变得清晰。正如安哥里坎（Kenyan

Anglican）主教对他说的，“莫伊的内阁是由一些据说是职业杀手的人所组成。”哈姆斯顿二○○○年二月的观察清楚地显示出莫伊自己也有资格得到这一封号，因为莫伊的外交部长伍克（Robert

Ouko）在那时遭到谋杀。莫伊在那个月访问华盛顿期间，只得到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的接见。在此之后，莫伊很显然开始怀疑外交部长伍克在暗中得到了更高级别的接待；可能还对取代莫伊进行了秘密讨论。“据说莫伊亲手殴打了伍克，要求知道布希总统和国务卿贝克在华盛顿对他说了些什么，而且将伍克打得失去了知觉，并下令对他进行折磨。”第二天，在莫伊的办公室里，伍克的头部中了两枪。莫伊是否殴打并谋杀了伍克，不管真实情况如何，正如哈姆斯顿所记述的，“许许多多肯亚人相信这是在过去发生的事实。”莫伊在负责伍克命案的调查委员会呈交裁决之前将其解散，最后还雇用了被伦敦员警厅怀疑下手枪击伍克的执行者。

BBC在二○○一年六月三十一日报导，莫伊起诉大使哈姆斯顿在他书中记敍伍克之死时对他的诽谤。莫伊否认与此谋杀有任何关系。BBC简洁地记述道，伍克的身体“被枪击，泼上了汽油，点着了火。”

在此时注意到这一点很有好处，那就是许多现在当权的独裁者亲自谋杀过人，或者亲口下令去谋杀一些人或团体。人们倾向于将这一事实与个人分开，而宣称一个“政权”、一个“政府”、一个“系统”应为这些行为负责。我们难以应对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一个与美国总统及大使与之共事的人，被邀请到白宫握手甚至赞扬的人，竟是一个杀人犯，而且通常是一个群体杀人犯，然而这却是事实。

就在哈姆斯顿即将抵达奈洛比之时，驻邻国坦尚尼亚的美国大使，职业外交官员彼得森（Donald K.

Petterson）电报国务卿贝克并建议说，现在是与我们的西方同盟军制定更明确和更广泛非洲政策的时候了，要言之，即对非洲开发援助与向民主化推进联系在一起。“原则上讲，我不反对彼得森的电报。”哈姆斯顿回答道。“冷战促使美国去支援非洲和其他地方一些极端令人厌恶的特性。正如彼得森所指出，俄国显然已不在冷战游戏之中。在这些已改变的环境下，美国做为唯一存在的超级强权，没有理由去支援暴君们。如果现在有的话，那就是到了向海外推进民主政治的时候了。”说了那些之后，我确实感到这种政策的支持者严重地低估了在非洲施行这种概括性政策的困难。

在一九九○年第一季，布希总统和国务卿贝克在几次场合里明言，支援民主在非洲的扩展是美国的方针政策。由此，在四月中旬的国务院民主会议上，四十个在非洲的美国大使只能够“互相比赛他们对民主化的支援和信仰的热忱。这种比赛占用了那么多时间，被安排最后讲话的魔鬼拥护者（哈姆斯顿）几乎没时间列举每个大使在实施这种政策时肯定会遇到的困难。我并不很介意，因为我的心站在问题的另一边。无论如何，在热忱地认可新政策后，绝大部分大使回到他们的岗位，在扩展民主的问题出现时遵循了一种谨慎的沉默态度。至于我，回到肯亚后，决心用我能够集聚的所有精力和决心，去实现布希总统的政策。”

一石激起千层浪

五月三日，哈姆斯顿有机会在肯亚首都最具革命性的“国际扶轮社奈洛比分社”（Rotary Club of

Nairobi）做了一项声明。“在我发言的前部分只是一些关于美国在肯亚的贸易和投资等例行公事话题，发言结束的时候才谈到了实质性的话题，我告诉扶轮社的会员们：‘掌控财政预算的美国国会正在酝酿一个大的政策趋势，准备将经济资助集中在愿意实施民主、捍卫人权、实行多党制度的国家。’我不认为我的这些话具有煽动性，但是第二天早晨，肯亚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国家》日报上发表了‘美国以多党制施压’的头版新闻。当时担任肯亚非洲民族联盟（KANU）书记的穆斯欧卡（Kolonzo

Musyoka）发怒道‘不要对我们指手划脚。’总统府官员（前肯亚驻美国大使）奴伯瓦拉（Burudi

Nabwera）命令省行政部门监视我在奈洛比的一切活动。”

对莫伊最热心谄媚的家畜发展部部长王格勒（Elijah

Mwangale）曾在海滨地区的一个发言中宣称，即使是海里的鱼也会向总统鞠躬。他是指责我在财政上支援肯亚异议人士。在商品交易会开幕前三天，肯亚外交部告诉我莫伊不会出席开幕典礼。一个偶然的事件无疑加剧了莫伊的反应，那就是我在扶轮国际社分社发言的同一天，两位前肯亚基库尤人内阁官员马提巴（Kenneth

Matiba）和鲁比亚（Charles Rubia）宣布成立一个“恢复民主论坛”（Forum for the Restoration of

Democracy）的运动（不是政党，那样会不合法），简称FORD。他们要求如下，第一：废除宪法2(a)条款（该条款确立“肯亚非洲民族联盟”（KANU）为唯一合法的政党；莫伊于一九八二年在宪法中加入该条款）；第二、重新选举（即使按照肯亚的标准，一九八八年的选举也是舞弊丛生的）；第三、总统的任期不超过二届，每届四年。莫伊立即公开谴责马提巴和鲁比亚是‘替国外势力卖命’的叛国贼。实际上，我和FORD并没有任何的共谋，在我讲演的四个小时前，我才知道他们要成立FORD。”

这给哈姆斯顿留下了一个难题。一方面人们期待他去鼓励民主化，另一方面美国政策要求他在肯亚促销美国的产品。哈姆斯顿经由幕后的管道递给莫伊一个手写纸条，表明他在讲演中并没有对他无礼的意思。“事实上，如果肯亚迈入一个多党和廉洁政府的时代，我个人和美国政府都希望莫伊领导这个国家（事实上也真是如此）。我强调：变革是不可避免的，不是成为变革的受益者，就是成为变革的牺牲品，即使我们在政治上有分歧，良好的经济关系对两国来说都是有益的。”随后，莫伊就出席了美国商品交易会。

事实上，在哈姆斯顿担任大使期间，即使争吵日益加剧并变得公开化，以及莫伊企图让他离开之下，哈姆斯顿仍然能够在私下得到莫伊在许多重要事件的支援。比如华盛顿认为很难得到莫伊对几百名反格达费的前利比亚士兵安全提供庇护，以及为美军在索马利亚的行动提供基地，哈姆斯顿却能够经由与莫伊的直接关系而得到以上支援。哈姆斯顿明白在大的事件中与外交部长或更低级别的官员打交道是根本没用的，因为这些官员都对莫伊怕得要死，以致于不能做任何决定。哈姆斯顿知道所有的独裁者需要我们多过我们需要他们，如果有人以正确的方式勇敢地面对独裁者，一般来说独裁者会尊重并与之合作。哈姆斯顿注意到莫伊既很喜欢他本人同时很怕他这个大使，我坚信这是很好的结合。独裁者都生活在恐惧中。他们试图使包括外国大使在内的所有人害怕，但独裁者自己也害怕所有人。这是他们生活的写照，我们需要学会利用他这种心态。本质上，哈姆斯顿大使的情况很典型：与独裁者打交道，甚至对独裁者施压并帮助地方力量实现民主突破，尽管做到这点并不简单，但却是可能的。

哈姆斯顿缺乏一个很关键的力量：来自本国的全力支援。“《纽约时报》的东非记者泊尔兹（Jane

Perlez）在一周前描述我是‘唯一在非洲大陆公开提出民主化进程的美国大使’。”哈姆斯顿回忆到，“来自国务院的表扬却显得轻描淡写”。

五月十八日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可汉（Hank

Cohen）随同哈姆斯顿大使一起在奈洛比与莫伊见面，可汉非常清楚地表明他希望两国关系一如既往。“他说美国政府还没有以多党制为经济资助的条件，虽然他承认‘个别的美国国会议员’喜欢采取这个办法。”可汉向哈姆斯顿表明，他不想与任何肯亚的异议人士交谈或会面。从那时起肯亚政府就公开对外宣称与美国关系很好，如果真的有问题他们强调那是哈姆斯顿自行其是。同时宣称要改变这种状况很容易：要不就将哈姆斯顿召回，亦或使他不愉快地辞职，再不然就把哈姆斯顿调走。

可汉破坏了哈姆斯顿帮助民主派的权威和能力，使得情况变得更糟。在八月访问奈洛比期间，可汉甚至同意在哈姆斯顿不在场时与莫伊会面。对于没有外交经验的读者来说，这样的行为并不让人觉得大惊小怪。但事实上，一个美国的大使才是美国总统的私人驻外代表，而国务卿助理不是。大使代表美国政府的所有成员。他与其他国家领袖的关系对美国在国外的活动是至关重要的。

你不能简单地阻碍大使的工作，然后把大使扔在国外不管。这里只有两个选择：不是支持大使，就是撤换大使。不幸的是，可汉并不是唯一以投独裁者所好的方式同独裁者打交道的人。季辛吉对所有美国驻共产国家的大使采取同样的方式，以致于有一次他去莫斯科会见苏联领袖，美国大使竟然被蒙在鼓里。

在处理皮诺切特和其他人的情况时，大家就觉得华盛顿的高层并不支援美国大使为民主化所做的努力。这种想法延长了独裁者在位的时间，并冒着大规模暴力冲突的危险。虽然美国大使有时得到来自华盛顿或者其他地方足够的支援，但是对肯亚和哈姆斯顿来说这一切来得太迟了。

即使如此，哈姆斯顿大使仍然艰难地推动着民主化。七月四日，在由国外官员、异议人士领袖、肯亚和美国商业事务领袖、牧师、大使、农场负责人、律师、野生动物专家、军官和医师等近六百位人员出席的招待会上，哈姆斯顿大声宣读了独立宣言中的关键两句话：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哈姆斯顿又补充道，“美国并不想侵犯其他国家的主权，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个政府被自由地选举产生，并真正的代表与服务人民时，我们会非常欣喜并支援那个政府。”

独立宣言中的这段话，应该在每年七月四日国庆日的招待会上被每一驻独裁国家的美国大使大声宣读，直到没有独裁者为止。

毫无疑问，来自民主国家的大使都能从本国或者其他国家发现类似的话，并在他们的国庆时以此来表达相同的观点。这是一个极好的创造性促进自由的例子，只要有决心就能实施。

哈姆斯顿大使很早就意识到他需要与很多的机构共事，同时为其提供指导。因为认识到这些机构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所以在前往奈洛比的途中，他在伦敦、巴黎、罗马和梵谛冈做了短暂停留。

当哈姆斯顿开始努力的时候，以上这些政府或者大使没有和肯亚的民主派结盟，只有天主教和其他宗教真正与民主派结盟。

丹麦、瑞典和挪威在这件事上很坚定。事实上，因为挪威为居住在挪威并被莫伊逮捕过的肯亚民主党人提供法律上的辩护，莫伊因此中止了与挪威的外交关系并驱逐了挪威大使。

日本的熊谷直博（Naohiro Kumagai）和德国的莫金根（Franz Freiherrvon

Metzingen）是两位影响力很大的大使，因为他们给予肯亚很多经济援助。

这两者我都没有争取到他们的支援。虽然莫金根的接任者穆兹伯格（Bernd

Mutzelburg）后来成为我亲密的朋友，他是政治事业的接班人，勇敢地为自由而奋斗的斗士。

熊谷的接任者是日本少有的女性大使之一，在最后提供了一些帮助。虽然他们有些是我的好朋友，但是大使们都认为：驻非洲大使不能批评非洲国家的元首以及政府。

很多来自南亚、拉丁美洲、阿拉伯和东欧大使不是对此事不感兴趣，就是太关注于他们自己的职业，有的是小心谨慎地不表明立场。

当哈姆斯顿持续不断地在他的同事中做努力的同时，莫伊连续不断的野蛮行动导致其他政府把注意力集中在莫伊身上。一九九一年夏天，事情有了可观的进展。随着新任德国大使的到来，哈姆斯顿能够组成一个由德国、丹麦、瑞士、加拿大和美国大使组成的强大五人集团。但是英国大使仍然不参与。英国的外交部长赫得（Douglas

Hurd）和伦敦的其他政客为他们和腐败的莫伊有着亲近的关系而感到越来越难堪。

无论来访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对莫伊说了什么，那年夏天访问奈洛比的民主党参议员里艾（Pat Leahy）、得康思尼（Dennis De

Concini）、西蒙（Paul Simon）、罗伯（Chuck Robb）和米库斯基（Barbara

Mikulski）对哈姆斯顿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他们表达了对人权和民主的特别关心，也同时表明了我并不是一个不讲道理而自行其是的无赖大使。”

哈姆斯顿写道，“到一九九一年夏天我个人对肯亚政府的看法有很大的变化。当我一九八九年到达奈洛比的时候，我对莫伊的看法是正面的，我打算给莫伊时间，我相信他是一个被腐败和残忍的顾问包围着的好人。但是当我更深入地了解到他内心深处的黑暗残忍，事实已经清楚地表明就是一个人导致了肯亚政府的现状，而那个人就是莫伊。”

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想法：并不是总统残暴和腐败，而是总统不能控制下面的人或压力集团，一些极端主义分子不允许他实施更多的民主。事实上，任何真正了解专制真相的人都能确切的分辨谁应该对镇压负责——那就是独裁者本人。

选择

七月底，哈姆斯顿大使面临着“可以改变历史的难得机会……七月二十八日，肯亚省的圣公会（Anglican

Church）、国家教堂理事会以及法律界，在奈洛比的全圣大教堂（All Saints

Cathedral）联合举行感恩节祷告仪式。我也许该念一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至二十节（《圣经．新约》中的一卷）中很贴切的一段。基于肯亚当时的政治气候，那也是能产生不凡效果的时候（安全人员威胁肯亚的民主领袖，如果他们敢来参加，将被逮捕）。以弗所书中这样写到：

最后，我的兄弟们，上帝的威力会使我们坚强。在上帝的保护下，你会在魔鬼的淫威下岿然不动。因为我们不是在和人搏斗，我们是在和侯国、权力、黑暗世界的统治者以及高层的邪恶反道德的灵魂在搏斗。因此在上帝全力的保护下，你不会在邪恶的日子里倒下。用真理做你的腰带，用正义做你的铠甲，用和平的福音做你的足履，在此之上，用坚定的信念做你的盾牌，你会经受住磨难，熄灭邪恶的火焰。拯救人类是你的头盔，精神信仰是你的利剑，这是上帝的福音；在你的灵魂中与所有的人一起祈祷，坚定不移的祈愿所有的圣徒：而我，我会大声的说，那是我的使命，我会开口的，我会让人听到神秘的福音，我应当开口。

“我给可汉打电报时告诉他……我们已经到了‘历史时刻，一个在肯亚历史上的分水岭。’”哈姆斯顿回忆道，“美国政府‘可能最终会愿意做它该做的事情，且不可能不站在天使的一边。’我承认这一举动会使我们和智利的关系更僵，但是‘对肯亚的后莫伊时期会自然产生巨大的益处。’‘你怎么认为？’我最后做出结论，‘我应该开口还是保持沉默？’我想我该质疑答案是什么。后来我被命令不许读以弗所书，也不可以参加仪式。”

在决定是否应取得华盛顿的许可去参加仪式并发言的过程中，哈姆斯顿面临着另一个更需要他注意的事情，即在为民主而奋战的时候，“自由之家”大使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面对早先所遭到的破坏，哈姆斯顿曾写辞职信函给国务院副国务卿（第二号人物）伊格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伊格伯格回信说：“干好你的工作，不要再为那些小事担心，那些负面的家伙和老妇人会塞满这个地方。我会既照顾好他们，也照顾好你的。你所面临的唯一危险是你开始怀疑你自己和你的作为，因为你开始担心在后方我们会不会支援你。别像这里所有的人一样，成为这种病菌的牺牲品。我希望能看到你正常的、糟糕的、可爱的、自我调解的、谦逊的、坚强的自我！”

在我们离开之前，我想把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至二十节推荐给所有在独裁国家任职的大使，为了在未来产生好的效果，应该在公共场合朗诵出来，让大使们寻找机会，自己挣脱束缚，并大胆的声明“和黑暗世界的统治者以及高层的邪恶反道德的灵魂搏斗！”

尽管国务院在七月间显得很胆怯，肯亚的民主派和一些民主国家的大使以及他们的政府，在秋冬时对莫伊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异议派做出计划，并要求允许他们集会，但他们的成员却被抢先一步逮捕了。当他们安排十一月十六日在卡马库基（Kamukunji）集会时，他们遭到殴打，许多人被捕。英国首相梅杰（John

Major）、伊莉莎白女王和外交部长赫得（Hurd）在九月和十月开诚布公地与莫伊进行讨论。梅杰告诉莫伊人权状况必须改善，必须和异议派做内部对话，并且要实施新的清白选举。但是，正如哈姆斯顿所说的，英国这个对异议人士不以为然的国家认为变化只能来自莫伊。

这种对民主人士不以为然的态度十分普遍，并成为民主国家试图废除独裁统治的绊脚石。政府似乎看不到可以取代独裁政权的成熟领导能力。在大使和外交官员之间没完没了地讨论着几乎所有运动及其领袖的弱点，认为他们不能成为未来的政府。但是这种寻找万无一失的替代方案是行不通的。民主的力量在于它能不断地产生不可预测的领袖，并提供比较快速且和平的机制，以去除那些不再符合标准的人。那些异议人士通常不会被平民选为总理或总统，尽管人们尊敬他们带来的自由。事实上他们不具有成为政府的素质。无论如何，关键在于民主政治可以提供比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独裁者都要好的统治管理。

哈姆斯顿对民主派的态度和关系似乎是正确的。在他就任大使的早期，他意识到并非在政府或首府内部发生的事一定是最重要的。他和肯亚社会上所有方方面面都建立了关系，包括和异议领袖的私人关系。他在奈洛比以外四处旅行，与肯亚所有地方的反对派领袖会晤。他甚至到英国与一个流亡在外的反对派领袖见面。他密切地保持和异议人士的关系，向他们谘询，提醒他们小心，并鼓励他们，询问该如何帮助他们，并再三强烈地干涉莫伊及其亲信以保证异议人士的权利。但在这一切中，他也保持了一个对异议人士理智的怀疑态度。

当压力越来越大时，莫伊变得更加紧张和滥用职权。在十一月十八日，莫伊让他的外交部长艾尔（Wilson Ndolo

Ayah）召集，并笼络德国、丹麦、加拿大、芬兰和美国的大使。艾尔指责哈姆斯顿企图颠覆政府，鼓励异议人士违反法律，并“操纵反对派”。他指哈姆斯顿为种族主义者，并为布希总统指定了一个和他自己一样的人做为肯亚的大使而感到遗憾。第二天，形存实亡的橡皮图章国会照会美国政府召回哈姆斯顿，其中一个国会成员建议哈姆斯顿应该被捆绑起来。哈姆斯顿回应说，如果他真的在操纵反对派，他们一定比现在组织得好的多。他为自己辩护，根据《维也纳公约》（Vienna

Convention），他认为他有权保持和异议人士往来，并声明他永远会公开反对对基本人权和自由的践踏。

“突然间，莫伊意识到肯亚的援助者将在一个星期内在巴黎召开会议，看来他们因为镇压卡马库基集会以及对美国大使的谩駡攻击，而感到不快。”哈姆斯顿写到“如果莫伊曾经对美国将在巴黎会议上的可能态度有所怀疑，那么十一月二十二日，由国会两翼二十一个议员连署给布希总统的信已经说明一切。当肯亚的经济失败，加上它对民主理念的疯狂镇压，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为自己辩护了。只有法国和意大利可能不会参加辩论。英国，这个曾经是莫伊坚定拥护者的国家，也弃之而去了。”援助者们宣布，他们将在六个月内冻结所有的援助。

团结才有力量：肯亚的民主势力被各个击破

肯亚的反对派为这个消息欢欣鼓舞，FORD的领袖史库卢（Shikulu）公开宣布“没有哈姆斯顿，我们必定不会这么快达到这么远的目标。”十一月二十六日哈姆斯顿在给华盛顿的一封电报中曾预言莫伊会采取戏剧性的步骤。果然，“还是有些令人感到意外，实际上在这几天以前，这个政府还在咒駡我是‘一个罪犯、一个毒品推销商、和国家的敌人’”，莫伊居然同意和哈姆斯顿会晤，并在十二月二日拜访副助理国务卿胡德克（Bob

Houdek）。莫伊敦促美国“不要和异议人士交往过密，要尊从外交惯例。”胡德克说他被命令催促莫伊不容迟疑公开宣布，肯亚要进行全新的、允许非“肯亚非洲民族联盟”（KANU）候选人参加的竞选。在十二月三日，“令所有人吃惊地”，莫伊公开宣布他要再次使多党政治合法化，尽管他抱怨说是被外国人强迫之下做的决定并警告会有种族冲突。在十二月六日，一篇来自奈洛比的《华盛顿邮报》的报导说：

大约五百名奥廷加（Odinga’s）FORD的支持者沿莫伊大街游行到美国大使馆，看起来像是自发的人群情绪高涨，表示他们对美国大使哈姆斯顿所做出的卓越成绩而表示感激之情。他对民主的呼声让肯亚政府感到头痛，但是却使他成为反对派的英雄。游行者有的坐在使馆前挥舞着树枝高喊“拥护哈姆斯顿！”这些人不肯离去，直到哈姆斯顿隔着安全栅栏发表了简明的讲话。

然而不幸的是，哈姆斯顿说“当反对派开始分崩离隙的时候，多党政治合法化几乎等于零……一个人不需要很好的数学脑筋就可以明白一个统一的反对党可以赢得总统竞选，而四分五裂的却行不通。”哈姆斯顿、德国大使和一些肯亚的民主领袖，无法说服反对党的三大头领同意选出一人参加总统竞选。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是大选的日子。“由于政府和反对派在组织、财力和武装势力上相差悬殊，虽然羽毛尚未丰满的反对党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哈姆斯顿写到，“但是他们被自己的不团结统一打倒了。同时，按照肯亚宪法，90％的权力掌握在总统的手中而不是在国会手中，因此他们在失去总统的位置时，失去了所有的一切……不管他们赢得了多少议会席位。”

哈姆斯顿接着写到，“当一九九三年二月，英国海外发展部部长，同时也是梅杰首相政府中最主要的非洲独立运动拥护者查勒克（Baroness

Chalker）访问肯亚时，自选举以来笼罩肯亚人的酸楚情绪正在蔓延。当查勒克到达时，那些相信英国仍没有完全脱离开莫伊的反对派民主党的示威者向她投掷臭鸡蛋、红柿和垃圾。之后他们来到美国使馆高喊支持美国的口号。”后来，哈姆斯顿离开了肯亚，在几年的干涉后，他还是看到了悲剧的、但也许是可以避免的事：莫伊又继续掌握了十几年的政权，肯亚人民饱受痛苦，每况愈下，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不断地成为恐怖主义行动的目标。

在他论文集的结尾，大使哈姆斯顿提供了一些不同的想法：

对于我来说，每一位美国大使都应该有两个责任，一个是安慰那些遭受痛苦的人们，另一个是让那些过于舒适的人尝点痛苦的滋味。最终，一个政府的职责应该是为他的百姓服务，而不是对他们巧取豪夺。

认为在非洲不可能实现民主的想法是极端种族主义者的想法。困难确实有，而且很糟糕，这个过程会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自己和非洲人民都有义务去支援那些正在奋斗中的民主力量。对人权的支援和加强民主进程永远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部分，但我们需要决定到底这一部分占多大的比例。

我不相信自一九六三年以来我们对肯亚投入的十亿美元对一般的肯亚人生活有什么改善，其实这些资金应该花在建立和扶植民主机构、专业人员、妇女组织、出版发行等方面。

非洲人的穷困和倒退，使罪恶总是源源不断。干旱、蝗虫瘟疫、森林砍伐、全球下滑的日用品价格、殖民主义的遗产（造成非洲社会主义的根源）等这些都对这块大陆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但是自非洲独立几十年以来，一直在这块大陆上贪污腐败、无法无天的统治者，才是真正的祸首。

除非等到非洲的莫伊被仍进历史的垃圾堆，否则，肯亚或非洲大陆不会有什么希望。这个过程会漫长而艰难。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们不去帮助非洲的理由，也不能成为非洲人自己不去解救自己的理由。明天会带来新的一代和崭新的未来。

肯亚显示了领事馆、领事、大使馆、大使的重要意义。在BBC《非洲焦点》（Focus on

Africa）杂志二○○二年一月至三月的期刊上，蒙巴萨（编注：Mombasa，肯亚的第二大城市，也是肯亚回教徒的大城）的回教团体领袖之一的海德（Mohamed

Hyder）教授写道：“如果回到一九九一年，我们会发现美国是肯亚回教徒的好朋友，尤其是蒙巴萨人的好朋友。那时候美国的外交官保护蒙巴萨回教徒的利益。一个最重要的人物是在蒙巴萨任职的美国领事斯泰勒（Don

Stader）。他在蒙巴萨回教徒和美国政府之间建立了牢固的关系。他们经由他和美国大使及重要的参议员频繁会晤。在那个时代，如果非执政党有超过十个人在一起集会，就可能被认为是叛逆行为。因此透过斯泰勒，让蒙巴萨回教徒成员自己能够互相会面，就很重要。在十分严峻的情况下，斯泰勒替被员警追逐的肯亚回教徒提供了人身安全保护。但从那以后，美国驻蒙巴萨的领事馆被关闭，美国和回教徒的关系逐渐恶化。一九九八年美国在肯亚首都奈洛比的使馆被炸，此后员警对回教徒实行更加严格的检查。自从斯泰勒和其他能协助回教徒的美国外交官被撤走以后，回教徒对肯亚政府的愤怒和肯亚回教激进主义者的人数同时增长。我曾经试图说服肯亚政府，要解决回教徒对政治失望的情绪不是靠增加警棍。不幸的是，莫伊总统没有心情听我讲话。自‘九一一’事件以来，政府对回教徒的情绪没有多少安抚……布希总统和布雷尔首相一遍遍的重复这场他们发动的战争不是针对伊斯兰的，而是针对恐怖主义的……算得上是正面帮助备受歧视的回教徒，提高他们在肯亚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的行动。”

在哈姆斯顿的论文集中，他指出美国领事在蒙巴萨完全是孤军奋战，斯泰勒没有得到过美国的支援，甚至连个秘书都没有。维持领事馆的继续开门的费用是最低的，当华盛顿决定关闭领事馆的时候，哈姆斯顿尽最大努力反对这个决定，他甚至主动提出大量削减他在奈洛比的开支。但是普遍来讲没有什么人能明白在独裁政府的国家中维持——其实应该是扩充─－主张民主的领事是我们所拥有的能够减少对我们安全构成威胁并帮助那些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最合算的武器。大多数那些已经开始的、进行中的，最后终于赢得非暴力抗争胜利并将独裁者赶下台或打败恐怖主义者的行动，都是在首都以外的地方进行。

从一九七五年开始，我一直极力主张美国应派外交官去科索沃，并在对外部门中建立使用阿尔巴尼亚语言的能力，从而可以通晓和影响科索沃以及大阿尔巴尼亚地区的发展（几十年来，我们从未对阿尔巴尼亚派驻大使）。现在没人能够知道，但如果当初我们就去那里，历史也许不是这样；成千上万的生命可能得到拯救，科索沃、阿尔巴尼亚，甚至塞尔维亚的民主可能会更早的到来。我们现在应该充分利用我们在如中国一样独裁统治国家的领事馆和其他民主同盟的力量。我们应该仔细的研究这四十五个独裁统治者，从而决定在哪个地方（首都以外）增加新的领事馆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在北韩或是伊朗这样连美国大使馆都没有的国家，我们应该积极的努力设立大使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承认独裁统治的合法化；设立大使馆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当地的民主力量。

当然，一个国家是否能最终决定回归或发展民主，取决于本土公民的领导阶层。如果没有那些联盟、政党和天主教团体中勇敢的领袖挺身而出，愿意以非暴力的方式面对一定的危险与独裁政权对抗，智利也许会将拉丁美洲的民主浪潮压制得更久。如果肯亚人当初能团结在一起采用非暴力的策略，他们也许会将莫伊更早的赶下台。这个明显的事实提醒民主世界的人们履行他们帮助在独裁统治下的民主人士的责任，同时，这也是那些正在努力的民主人士不可推卸的职责。

布达佩斯的大使

大使邦尼斯和哈姆斯顿为我们示范了如何在拉丁美洲和非洲与独裁者周旋。在一九八六年到达布达佩斯时，做为一个精神饱满、充满了新鲜感的四十五岁大使，我在工作中学到，即使在欧洲对付独裁者，许多同样的方法亦可奏效。在这本书中的许多地方，我都提到我四年任期中的一些例子。关于这些年来美国大使所做的其他的努力则交给记者来讲了。从帮助米老鼠、麦当劳穿破铁幕，到在共产国家建立第一个商业学校，到见证纳吉（编注：Imre

Nagy，匈牙利首相，领导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民主革命，失败遇害）的再次被埋葬，到街上的游行，我希望这些图片（图6.1～图6.10）和文章可以让你略见一斑，为了帮助他人得到他们的自由而努力是多么的有趣、令人愉快，当然有时又是多么的艰难。在专制国家里墨守成规的、缄默的大使，正在失去他们人生中最有意义的时刻。

注1：作者与随同捷克外交官的研究人员和“自由之家”职员的讨论，二○○二年二月。

注2：“欧洲活动家被寮国判刑”，BBC新闻，二○○一年十一月九日。

注3：史密斯．哈姆斯顿《无赖大使》（希瓦尼，田纳西：南方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

注4：玛丽．马格若利〈协助耕犁新领域〉，《华盛顿邮报》，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注5：皮尔．布兰顿〈时间旅客〉，《哥伦比亚新闻评述》（一九九七年一月至二月）。

注6：基尼．夏普《从独裁到民主》（波士顿：亚伯特．艾因斯坦研究所，二○○二）。

注7：瑞吉儿．斯望姆〈看看现在的他〉，《纽约时报》，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注8：库伦．莫菲〈最后一招〉，《纽约人》，一九九二年四月。

注9：简．伯勒兹〈伊拉克的邻居〉，《纽约时报》，二○○二年十月八日。

注10：张良与安德鲁．J．南森及佩里．林克《天安门文件》（纽约：公共事务出版，二○○一）。

注11：哈姆斯顿《无赖大使》。

注12：哈姆斯顿《无赖大使》。

注13：智利的故事来自以下三处：

乔治．舒玆《动乱和胜利：我做为国务卿的岁月》，（纽约：查理斯．思森，一九九三）；乔治．F．钟斯《前线民主：美国外交事务口头历史收藏》，一九九六采访（阿灵顿，维吉尼亚：外交研究培训协会，二○○○）；哈里．G．巴恩斯〈美国人权政策和智利〉，美国学院和平人权实施专案专题论文，华盛顿特区，二○○一年。

注14：巴恩斯〈美国人权政策在智利〉。

注15：彼得．艾克曼和杰克．杜瓦《非暴力抗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纽约：飘古，二○○○）。

注16：艾克曼和杜瓦《非暴力抗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注17：督思克．杜德和路易士．布兰森《米洛塞维奇：暴君的造像》（纽约：自由出版社，一九九九）。

注18：哈姆斯顿《无赖大使》。补充材料采于与哈姆斯顿大使的交谈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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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23 21:29 只看该作者

第七章 非暴力力量的使用

千万别怀疑一小群有思想、有奉献精神的人们能改变这个世界。

实际上，这就是唯一的事实。

——玛格丽特．米德

民主和专政的权力基础根本上并无不同。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能够一直保有权力。如果人民群起反抗，政府就不能以武力使人民屈从。史达林时期的俄国常被用来证明极权主义统治（如果它真能算是极权）是能够稳固的。但如果不是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俄国的入侵，给了史达林获得广泛支援的契机，那么他在三○年代掌控权力的手段——亦即杀害所有可能的对手——最终可能会导致起义，以反抗他那喜怒无常的残暴。也就是说，如果你威胁到每一个人，将会导致众叛亲离。

形势会不时地迫使国际社会或某些国家向独裁者施压，以缓和他们对人民的压制，或改变他们的统治方式。设法迫使独裁者改变他们最恶劣的行径，必然有助于减轻人民的痛苦。但缓解压制并不能彻底改善，消灭独裁者才是正本清源的唯一途径。历史证明，没有一个独裁者在掌权时会变成民主者，或主动放弃权力。催生民主的唯一方式就是把独裁者赶下台。

对独裁者的挑战方式，决定了他能否被推翻以及何时会被推翻；而这对稳固的民主能否出现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武装起义通常会失败，甚至经常在开始前就失败。即使武装起义成功了，取而代之的通常不会更好，甚至更糟。游击运动的领袖们对暴力的使用了若指掌，当他们获取政权后还会保留这些技能。所以暴力革命通常会产生压制性的政权。人民继承的仅仅是一批新的独裁统治者。

还有另外一种策略也能瓦解独裁的统治并建立民主，且有着傲人的成功纪录。在艾克曼（Peter Ackerman）和杜瓦（Jack

DuVall）的论文集《非暴力抗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A Force More

Powerful）中，他们记录了十几个案例，都是普通民众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使用非暴力运动，从独裁统治者手中夺回了权利。我个人也能从美国民权运动、以及在共产国家外交生涯的经历中证实这些观点，也就是对于那些剥夺人民权利的政治体系，最好是从内部由其人民自己瓦解它。

所有独裁者在位时都会引发民怨。对协助其镇压的打手们所支付的酬劳，最终会导致腐败，这是最不得人心的。对年轻异议人士的迫害，也会造成其父母永远的仇恨。另外，只有少数独裁者拥有经济管理的才能，频繁的经济危机会积累民众更多的不满情绪。

有组织的非暴力反抗从开始那一刻，到独裁者下台，也许会经过几年的时间，也许只有短短的几个星期。从七○年代初期第一次出现有组织的异议人士反对波兰共产政权开始，到格但斯克造船厂（Gdansk

shipyard）罢工时出现的“团结工会”（Solidarity），大约经过了十年。但此前四十年，萨尔瓦多（El

Salvad）人民的总罢工在几天之内推翻了军事独裁者。两者的区别不在于国家准备采取多大的暴力——萨尔瓦多的军事领导人是其国家最血腥的统治者之一。成功的关键在于：抗暴运动要能拟定并传递明确的奋斗目标、广泛的组织和发动人民、向支撑政权的基础施加最大的压力，并在受到必然的镇压时能保护自己。

非暴力冲突的主要理论家，基尼．夏普二○○二年出版了一本有重大影响的小册子《从独裁到民主》（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波士顿：爱因斯坦学会，二○○二）。在这本小册子中他列举了一百九十八种不同的非暴力行动。这本小册子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并被世界各地的异议人士奉为圭臬。这些非暴力行动可以分为三大类：非暴力抗议和劝服；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不合作；以及非暴力干预。详情请参见第七章的附录。

关于每一类的描述及史例，可在夏普的《非暴力运动的政治》（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一书的第二卷中找到（注1）。从社会及经济制裁，到产业罢工及拒交租金，从直接的不合作到实质性的干预，比如静坐及占领。非暴力行动的武器实际上是非常多采多姿和富有创造性的，远非有偏见的媒体所认为的是仅仅只能吸引一些无所事事市民的游行而已。

非暴力抵抗可以在瞬间变得强大、精确、广泛并且时机恰到好处，外界通常感到意外，而做为他们反抗目标的那些独裁者却不这么认为。他们不会像别人那样以为非暴力运动只是消极、起反作用的，运动的领袖都是新手或和平主义者。艾克曼和杜瓦认为，有些非暴力运动会制定一整套战略来削弱对手、夺取权力。虽然使用的资源和武器不同，这些非暴力运动也会故意卷入冲突。他们选择的抗争方式与暴力压迫者擅长的方法不同，他们经常一开始就使独裁者处于劣势。大多数非暴力领袖会默默地埋头苦干数年，在这期间构想出一套推行自己运动的办法并付诸实行。这些人起初也许只是普通老百姓，但是几年之后他们就已经是对重大冲突有丰富经验的行家。

尽管这些战略用不到枪或者炸药，但这绝不是懦夫的冲突方式。非暴力斗士们在解救他们的人民之前，通常要付出长期的物质和经济上的代价。许多人必须承受拘捕、监禁和酷刑，甚至被杀害。然而为了获得自由和公正，在全世界持续不断的冲突中，还是有数以万计的勇士愿意面对这些风险。

精明的领导层能使运动的风险降到最小，但对独裁者造成的政治伤害扩展到最大。在需要社会各阶层人士无论公开或私下都能支持的运动中，领袖们仅能经由各种管道向人们证明抗争的目标是值得的、战略是合理的来吸引更多阶层参与，这与采用暴力的组织不同，非暴力运动不能像军队那样严格的自上而下地运作，他们的领袖必须靠民主的说服和鼓励，让普通民众主动参与。当一个非暴力运动使独裁者无法正常维持事务运行时，它就会见效。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各地的民众都来参与此项挑战。

因此，非暴力运动的力量总是扎根于某个人的头脑和行动中，在抗争初期，有些行动看起来是软弱无力的。捷克学生领袖巴本尼克（Jan

Bubec）在写给我的信中说，在中欧和东欧，大多数反对共产统治者的运动都始于地下出版物，或自已出版的书、小册子和其他材料。七○年代末在阿根廷遏制军事独裁的市民行动，也只是从少数失踪者的母亲们在首都中心的广场单纯的游行开始。非暴力斗士明白一些独裁者不明白的道理，那就是社会或政治行动要想持久，必须基于其中个体的选择，而不是基于强迫不情愿民众顺从的国家法令。

虽然非暴力抵抗始于个体，但是在征募受压迫的社会各阶层参与方面，它比暴力起义更具潜力。与员警或士兵的暴力冲突也许对年轻的造反者有吸引力，却让那些年纪较大以及不喜欢肢体冲突的人裹足不前，而这些人是一个社会中最稳定的因素，他们的支援对持久的社会或政治变动至关重要。如果能为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包括儿童）提供适合他们的参与方式，非暴力的战略就可以增加足以破坏政权的资源和工具。

这种和平而广泛的发动支援的方法，甚至可能延伸至政权内部的人。对独裁者的不满不仅仅是出于政治目地，下至底层的共产党员上至侍卫队，都经常生活在恐惧和矛盾的心理当中。独裁者的压制越严重，让那些卫士改变忠诚的机会就越大——然而绝对不能在运动中对他们进行辱駡。当斐迪南．马可仕一九八六年在菲律宾下台前，以及米洛塞维奇二○○○年在塞尔维亚下台前，他们的军警都拒绝执行镇压反对派的命令。可是如果非暴力组织者妖魔化这些机构或与他们发生战斗，情况就会完全改观。

无论是人山人海的公共集会，还是因被联合抵制而空荡荡的店铺，无论占据大工厂的喧闹，还是进行总罢工的寂静，非暴力运动的活力总是那么令大众期待，它起到了其他方法起不到的作用。人们只有看到胜利的可能才会采取行动，不然他们永远不会相信会有什么改变。最有利的假定就是：独裁者不相信会受到强有力的挑战；当他真正受到挑战时，那些维持其权力的支持者就会逐渐对其失去信心。随着一个又一个人的参与行动，整个国家就会意识到独裁者的政权已经岌岌可危。

一旦一个非暴力运动打开了反对的空间，所有的独裁者都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如果你认为中共和平壤的独裁者太残忍，不为非暴力抵抗所动，那你应该重新读一读伊色列（Charlotte

Israel）的故事。这个德国妇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柏林的市中心组织了一次静坐示威，最后迫使纳粹释放了她的犹太裔丈夫和其他数千名被送到死亡集中营的犹太人配偶。

上个世纪有几个恶名昭彰的独裁政权未被解除，但这不能证明不使用暴力就无法把独裁者赶下台。在非暴力群众的力量下倒台的独裁政权和殖民地政权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并且它证明，潜在的新民主或即将复苏的民主恰恰在独裁政权看似稳固的地方显现。下面列举几例：（注2）

一九二三年，非暴力抵抗粉碎法国入侵德国鲁尔（Ruhr）。

一九三一年，印度的英国总督被迫与甘地谈判。

一九四四年，萨尔瓦多的马丁内茨将军（Gen. Maximiliano Hernandez Martinez）被迫辞职。

六○年代，在美国南方合法的种族隔离在非暴力运动下被迫取消。

一九八○年，波兰共产党政权被迫承认“团结工会”为合法政党。

一九八六年，马可仕在菲律宾被迫辞职。

一九八七年，非暴力组织使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下台。

一九八九年，东欧和蒙古的共产党政权在非暴力运动下解体。

一九九○年，南非政权被迫谈判结束种族隔离。

二○○○年，非暴力起义使米洛塞维奇下台。

这些政权在其权力顶峰时，人们认为只有暴力革命才能战胜他们。其实这些独裁政权看起来也许无懈可击，但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他们完全依赖人民的合作，依赖逼迫人民接受其所认为的正确体系，让人民感到恐惧和孤立，此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使个体和团体站出来公开揭穿“国王的新衣”。

然而，在几乎每一个成功的范例中，最终的胜利还需要另一个要素，即外部盟友明智的支援。这些盟友为此类运动提供资金和训练，或剥夺该政权的商业特权和政治认同。没有国际社会对竞选和监票的支援，针对皮诺切特和米洛塞维奇的抗争也许不会成功。没有波兰天主教会的关键作用，以及对普利托里亚（编注：Pretoria，南非首都）白人政府的经济制裁，共产主义和种族隔离将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被瓦解。民主国家明确表示他们不再支援独裁者是至关重要的，尽管有时这种表态并不及时。

然而，在过去五十年里，与西方常见的针对独裁政权的暴力斗争相比，国际社会对非暴力运动的帮助明显不足。虽然他们看到当地民众用非暴力手段反抗独裁者的意愿，以及他们在此类运动中体现出的创造性，但国际机构和西方国家也只提供了很少的物资和经济援助。他们显然不了解使用非暴力运动的策略来推翻专政是多么的普遍。当发生冲突时，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军事干预，而不是致力于把革命的手段从暴力的转为非暴力的。

为了全球的民主事业和未来的世界和平，这种对非暴力冲突的忽视必须改变。国家必须由其人民来治理，这一点要靠人民的非暴力运动来实现。

推翻独裁者的两阶段运动

让我们来看看，对于那些想采用非暴力的两阶段运动来推翻独裁者的人们，外在世界能做点什么。二○○二年一月，在“自由之家”和“非暴力冲突国际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n Nonviolent

Conflict）共同发起的研讨会上，来自十六个国家的民主活动人士制定了以下架构，他们中有些已经取得成功，有些尚在进行中。

第一阶段：交流和组织

在这一阶段初期，公民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或是非常有限的。警方会压制任何可能的独立活动。大学、媒体、议会和工会或被迫解散，或处于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此时非暴力运动的宗旨也许只是一个雏形。最初，也许仅限于个人之间的交谈，以及开始秘密写作或分送资料。因为即使是勇敢的公民也不愿意介入反政府活动，所以对有关思想的教育和传播非常重要。初期的议题和组织可以是非政治性的，而且对政权不构成威胁——比如健康和环境问题。

当运动获得支援时，可以建立团体和组织，一起行动、相互掩护或共同前进。地下刊物、智囊团和政治团体，共同致力于削弱独裁者的威信和势力范围，创造一个运行良好的市民社会。一名有经验的非暴力运动家写道，这种运动可以“开创两个并行世界的情况。一个是形式上的世界，拥有美丽的街道、晚餐聚会和合宜的礼节。另一个则是地下世界。”在《小同谋者》（The

Little Conspirator）一书中，一名地下世界的大师披露了一些技巧。《小同谋者》于一九八二年由别列茨基（Czelaw

Bielecki）、斯科斯卡（Urszula Sikorska）和克鲁斯（Jan K.

Kelus）著作和出版，它是波兰当年最流行的地下刊物，并且是指导最终推翻共产主义政权的工作手册。以下节选取自第一章，由别列茨基撰写：

谋反的前提是当局和他们的行为是非法的。他们不仅违反了他们自己签署的人权条约，违反了他们强加给我们的宪法，甚至违反了他们自己的员警行政条约，比如禁止在禁闭室使用警棍。

当你开始建立你的地下组织时，首先是在你的好朋友中寻找同谋者。你信得过的人，你认识多年的人，以及你亲自检查过其背景的人。然后，一旦你的基本组织结构形成了，事业开始滚雪球似的发展壮大，只有到那时，你才应该和其他地下团体联络。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组织，别充当主要谋反者。

地下组织的原则是：小组织也可以作大事业。团体越自治，它被铲除的机率越小，它所遇到的组织问题也越少。公司应该把内部以及和其他团体的联络减到最少。像任何成功的企业那样，每个专职部门都用最少的联络管道，把成品转交给其他公司。

建立地下出版业是以自身为目地的。对于因安全考虑而彼此隔绝的不同部门，报纸可以作为他们之间沟通的桥梁。并且报纸是领袖们确认他们特殊才智和政治地位的论坛。

报纸不仅能传播思想，对地下人士来说，他们还是最佳的资讯、资金和物资的来源。一个地下出版组织就是一个训练基地，它教授新手谋反的技巧，它教他们如何应付和克服恐惧的心理。衡量一个新手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是否进步的方法，就是看他分发了多少包报纸。

制作和散发地下报纸的过程可以教授谋反所需的基本技术，它提醒了部门间彼此隔离的必要性（比如印刷部门和发行部门之间），它也要求在编辑和印刷之间采用“隔离邮箱”（编注：dead-

letter box，彼此传递物品而不碰面的地点，譬如公共场所的某个隐蔽的角落）。发行人及参与批发运输者与零售报纸的人之间也要隔离。

开始时每人都会遇到问题。当他们第一次运送地下报纸，在一个奇怪的地方把它交给一个陌生人时，每个人都会害怕，接报纸的人也害怕。但当双方克服了恐惧时，就像两个牢房间的门打开了以后，他们会一起再打开下一扇门，再下一扇。然后他们会彼此微笑，同时意识到自由不是一种信仰，而是一种实践（注3）。

国际团体可以协助人民克服他们最初的恐惧及不愿参与的心理，向独裁者施压，支援人民尝试成立组织。采取的行动包括：

点名：非政府组织、媒体、个别国家和国际组织可以在突出独裁者的人权迫害及缺乏民主措施方面充当关键的角色。他们能收集资讯，揭露具体案件，并引起广泛的关注。“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和其他人权团体在此方面充当了特别勇敢而且重要的角色。

羞辱：在今天的全球性文化中，独裁者越来越希望至少获得表面的合法性。而由国际知名人士及团体公开使暴君丢脸，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战略建议：研讨会的与会者提到，如果他们在运动中能更早地知道非暴力反抗的战略想法，对他们会很有帮助。虽然不是所有方法都适用于各种情况，但是了解可能的选择能为运动开辟一条新路。与会者建议了散布消息的多种方法，包括分发一本有关非暴力冲突战略规范的教科书，以及推动全民参与的电台节目。这些都是重点。

对具体专案的物资援助：在早期阶段，种子基金是需要的——比如，印刷设备或资讯发行都需要资金。民间社团的资助，对运作并发挥功效非常重要。

在初期，局外人士所能做的最重要的是让全国的民众知道在其他有类似处境的国家，民众已把他们的独裁者赶下了台，所以他们也一样能成功。即使是在异议人士内部，以及外界的民主提倡者之间，开始时期望值也是惊人之低。所以此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改变这些人的想法，使人们能为自由社会的前景而激励，同时能证明非暴力手段一旦大规模展开，将迅速地、有决定性的见效，从而激发人们的力量。

反对提高人民期望心理的主要论点是：这一做法是“不负责任的”，鼓励人们公开示威只会招致进一步镇压，这样做国外人士一定会动用军事力量干预。可是在暴政之下，即使人们没有组织起来和平上街，镇压和苦难仍是每天都存在的现实。当然，这样做无疑是有风险和牺牲的，而且第一次未必能成功，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本就别无选择。如果北韩、缅甸或伊朗的人民继续遭受数十年的压迫、腐败和倒退，没人会谴责这些民众。然而世界各国也不应该再忍受这些独裁者对和平的威胁，以及对恐怖主义、毒品走私和其他侵略掠夺行为的支援。

在一九五六年之后，美国和各国政府在鼓励争取自由的抗争方面动作迟缓。据了解，当时“自由欧洲电台”曾向匈牙利人民许诺，如果他们起来反对苏联军队的占领，美国军队将会支援。实际上，在普丁顿（Arch

Puddington）的名著《广播自由：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的冷战胜利》（Broadcasting Freedom:The Cold War

Triumph of Radio Free Europe and Radio）中记述，“自由欧洲电台”从未广播过这样的承诺（注4）。

最终，只有实际参与者自己能做出是否要抵抗独裁者的决定。他们知道其中的危险。可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其实能成功，而且今天的民主社会和民主人士已准备好提供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援（甚至为提供必要的协助，有时也可采取军事支援）。这些人认为帮助被压迫的人民获得民主是应该承担的责任。

第二阶段：面对和推翻

在这一阶段，反对者已获取了足够的力量来面对政府。正如一位运动领袖所说，政府也许是“建筑物和国家形式上的主人，但我们是全民社会的主人”。冲突现在公开化了，一方经由罢工、抗议、全民不服从或联合抵制来作战，另一方则经由拘捕、殴打或流放来威胁。反对派也许还没有力量实现其主要的目标，但它已足够强大，即使它的主要领导人倒下了，它仍能继续存在。因为最初的恐惧已被克服，整个组织力量正在不断壮大。

此时运动的目标是：

．制造无所不在的感觉。比如，塞尔维亚的“抵抗运动”在街道上贴了一百五十万个标语和小册子。

．争取外界支援。

．经由各种非暴力策略向独裁者施加压力，包括罢工、演讲、地下媒体或电台、游行、公众集会、联合抵制和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等方面的不合作。

．寻求法律手段，以便经由竞选、法律或国际章程和条约来挑战政府。在智利，皮诺切特号召全民投票为反对运动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

．试图拉拢政权的重要支持者，尤其是政府的镇压工具，包括军队、员警和公务员。在塞尔维亚，曾有一个周密的计划，确认哪些警力在非暴力运动的后期能帮助并保护示威者免受暴行，并把独裁者赶下台。

在这一阶段，外在因素能为运动的成功扮演关键角色。当抵抗运动在进行中时，国际团体可经由以下方式推动运动的进程：

．提供物资援助。此时，运动应已形成一套连贯的战略和具体战术，但它可能缺乏必要的财力来推动。此时如果国外能提供符合需求的援助，可能会成为运动成功的重要因素。

．培训非暴力战术的领袖。在塞尔维亚，由“国际共和协会”（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自由之家”和其他组织提供的培训人员，在帮助像“抵抗运动”这样的团体从事非暴力运动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从国际上向专政施压。当反对派获得力量时，国际团体能经由有目标的制裁和公开指责，来协助迫使独裁者做出更具体的让步（比如公平竞选）。也可组成针对某独裁者的“世界同盟”。

．建立游戏规则。国际团体可建立一套规则，以使和平解决成为可能，并经由国际条约、法律和法庭追究独裁者的责任。

．为民主运动提供支援。国际团体还可提供民众监票、投票的教育，或用经济支援鼓励民众“出去投票”。

．破坏支撑政权的基础。民主国家应建立起与独裁者的军事、员警、情报和其他安全部门之间的联系。他们应该利用他们的影响力说服这些部门拒绝接受独裁者向民主人士开火的命令。做到这一点是符合非暴力过程的关键。

能否发现问题和事件之间的关系是重点。非暴力行动可由许多原因引发。所有专制中普遍存在的不满，以及对独裁者及其盟友的普遍对立的态度，都可能因某一具体事件而引发行动。起因可以是拘禁或谋杀一位著名人士，来自国际社会的质询能帮助揭穿事实并引发行动。有时是经济问题，外界可在独裁者采取某种行动的前提下提供声援帮助。或将察觉到的独裁者弱点小题大作，导致其在世界上失去立足之地。这些机会可被利用来激化专制政府内部的危机，为反对派提供更大的政治空间。

另一种支援抵抗力量的办法是在国外组织活动。比如，我在担任国务院官员期间曾与白宫及世界各地的阿富汗团体合作，帮助组织了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的“阿富汗日”，以抗议苏联的占领。雷根总统为此发布了褒奖令，我们在白宫东厅举行了仪式，在华盛顿纪念碑有一个集会，在世界各地的苏联使馆都有示威活动，我们还出版了记录苏联占领阿富汗暴行的特刊。（当然，在阿富汗境内对苏联的反抗采用了暴力手段。到今天，阿富汗人还在设法解除双方的武力对抗，寻求和平的方法治理他们自己的社会。）（编注：二○○四年，阿富汗有了第一位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这是神学士政权下台三年后，阿富汗民主建国进程的一个里程碑。随后于二○○五年九月十八日完成了首次国会议员选举，在整体席次中，有25％的妇女保障席次，这让回教立国的阿富汗民主制度更往前推进一步。）

这样的机会还有许多。伊朗的教师和学生正在走上街头要求他们的权利。这一行动需要海外民主人士的支援，他们可经由宣布和组织世界性的“伊朗民主日”来表示支援。随后我们还应举办“中国民主日”、“沙乌地阿拉伯妇女平等日”以及“没有独裁者的非洲日”等等。

待续

nitrogen

1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24 00:57 只看该作者

明居正在法轮功的电视台上做过几期节目，说实话，还行。只从节目的质量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