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 《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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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23 09:17 只看该作者

《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

布热津斯基

THE GRAND FAILURE The Birth and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Zbigniew Brzezinski

据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 9 89年版译出

大失败一-20世纪共产王义的兴亡〔美〕兹·布热津斯基著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海淀青龙桥邮政编码10009 1 )军事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X 1168毫米 1 / 32 1 0 . 1 25印张2n8千宇 1989年10月第→版1989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 -80021-209-21 D ·08运价: 7.95元 (甲 ) 6. 35元 t乙)有组织的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这本名日《大失败》的书，系统.全面地反映f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灭亡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死之心。向世人昭告了这样一个铁的事实.西方反动势力从来没育放弃过敌视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立场，它们妄图通过对+社土会主义国家实行..相平演变..不流血的.战争将社会主义国家重新纳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

丰书作者为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持助理布热津斯基。该书今年四月在美国出版，全书约二十一万字，书后附育国表二十二幅。布氏开篇放言.这是一本论述共产主义最后危机的书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的实践与信条将不再与人类的状况布什么关系。.书中除了重蝉老牌帝国主义分子滥调之外，还着意涂抹些”理论袖彩，

I巴 ·相平演变 ·战略进一步系统化 .理论化了。时此，此书出版后立即受到美国和西方政界的重视，成为美国市IliT外交政策的参考书。

任何事物无不具布两重性。毒草是可以化作肥料肥

..

旧的。此书十分反动.且具布很大欺骗性，但又有ll!J f我广大干部认请以美国为首的国

jJ垄断资严阶级的反4!J丰质，提高政治免疫力.以高效地卅脱反相平演变的斗争，坚fE社会主义必将代锋资丰主义这斗力史大趋势的信念a沟此，罕事科学院外国?事饼充部将此书耸立详出.现于出版·奋组织地在内部发付，

f具备级领导十邮作沟反副教材使用。;手立中不妥〈处，;j古望读者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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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年 ω月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

姚云竹县绍崇樊高月何小东马俊矗送来王保存赖小刚柯春桥万伟孟兵袁林王立群裁汉笠刘军何祥康纪春英周好学黄主亮王卫民孙建华

蔡祖络、王保存、许小海、徐存峰等同志也帮助校订了本书的部分内容。

目录

前言……. …..…………………

( I )第一部分大失败… … (1 7)

h……..

第一章列宁主义的遗产·…….. (19)

第二章斯大林主义的灾难…….. (25)

第三章僵化的斯大林主义……..(40)

第四章改革的困境……..……·… (50)

第二部分苏维埃联盟的解体…….……… (63)

第五章从梦幻到修正主义…~.. ….. (66)

第六章解体的十大动因…·…..(78)

第七章共产主义是在发展还是在衰亡…(1 1 4)

第三部分机体排斥……. …… …….、”…… (125)

第八章意识形态的移植和演变…… · (128)

第九章波兰社会的自我解放’…… (137)

第十章从社会团结到政治多元化… ..… ..(144)

第十一章区域性动乱的出现·←…· (155)

第十二章帝国的收缩.. .……· (169)

第四部分商业共产主义………(I75 )

第十三章中国两度进行的三次尝试…(1 7 9 )

第十四章政治冲突及改革的诞生…(1 8 7 )

第十五章改革战略和意识形态的灵活性(1 9 5 )

第十六章真正的文化革命……………… … (208)

第五部分声名狼藉的共产主义实践……. (223)

第十七章从革命的共产国际到年度会议 ( 2 2 7 )

第十八章共产主义同发达国家在政治上无缘… ….. … … (237)

第十九章共产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失败…. ……… (249)

第二十章全球性的意识形态大分化…… (26 6)

第六部分共产主义的痛苦挣扎…. (270

第二十一章共产主义的总危机……….. (273)

第二十二章历史记录……… (278)

第二卡三章对未来的展望..…. (287)

第二十四章后共产主义….. ……..…… (298)

附录 1吨

一2

前言

这是一丰论述共产主义的最后危机的书。书中描述和分析了共产主义制度及其信条的逐渐衰败的过程和日益加深的困境。书中断言，到下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的实践与信条将不再与人类的状况有什么关系。共产主义只有抛弃其内在的实质(即使还保留某些外在的标志)才能兴旺发达，它将作为

20世纪最反常的政治与理性畸形物载入史册。

本书从六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第一部分论证了共产主义历史悲剧的关键问题是苏联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制度遭到了失败。第二部分更加深人地考察了苏联当今为进行改革和复兴社会主义制度所做的种种努力，断言改革成功的可能性微予其微，而内部的衰败或动乱则很可能继续下去。第三部分回顾了苏联强加给东欧的共产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后果，认为东欧以波兰社会的自我解放为前导，已经拉开对苏联强加的共产主义制度进行谴责的序幕。第四部分回顾了中国具有本国特色的共产主义经历，断言由于中国领导人公开放弃已经确立的学说，中国改革成功的可能性正在增长.第五部分集中阐述了国际共产主义的吸引力在思想和政治方面的衰减。第六部分从更广阔的范围上审视了共产主义末日的痛苦，并展望了后共产主义时期可能出现的景象。

共产主义之所以能称雄于

20世纪大半部历史，主要归功于它所起的适时的”大简化”*作用。共产主义把财产私有制看作是万恶之源，自以为是地认为取消财产私苟制就能实现真正的正义，就能使人性尽善尽美.这种前途得到干百万人民的赞成和向往，使他们充满希望.因此，它在心理上恰巧迎合了政治上刚刚觉醒的民众的感情.从这一意义上说，共产主义与几大宗教的吸引力有某些相似之处.这几大宗教中的每一种都提供了一种中心学说，解释生活的自我与意义.这种解释既全面又简明，非常具有感召力，非常具有安抚力，是指引狂热行为的牢靠的路标.

共产主义学说象几大宗教一样，对不同层次的人提供不同的分析，有最简单的解释，亦有相当复杂的哲学概念.对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来说，知道阶级斗争就是生活的全部内容以及共产主义社会将为人们带来巨大的幸福就足够了.从心理学的观点看来，证明反对”人民的敌人”的残酷暴力是正当行为的观点，使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们尤其高兴.这些”人民的敌人”就是那些过去拥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而现在被人幸灾乐祸地贬低、压迫和消灭的人。

*作者在本相中用”大简化”这一术语指共产主义理论把社会的一切罪恶都简单地归结于财产租再制，从而认为消除了租离制就可以消除罪恶，实现正义，完善人性.作者认为这种过分的简单化在当时的历史时期适合于各种文化层次的人，晶于引起大班的感情共鸣曰–译者注

但是，共产主义不仅仅是对人们所深切关注的问题的一种情绪激昂的回答，也不仅仅是自以为是的仇视社会的信条，它还是一种通俗易懂的思想体系，似乎对过去和将来都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见解.它满足了社会新近获得知识的阶层想更深刻地了解周围世界的愿望。因此，对更具鉴别力的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似乎提供了了解人类历史的钥匙，是一种估价社会和政治变化动困的分析方法，是一种揭示经济生活奥秘的精密理论和一系列有关社会动机因素的见解.”历史辩证法”的概念看起来好象是处理现实矛盾的最有价值的方法.同时，强调用政治行动促进救世”革命”，用无所不包的国家控制实现合理计划的正义社会，对渴望采取以理性为基础的行动的那些知识分子特别有吸引力。因此，共产主义对于头脑简单和头脑复杂的人都同样具有吸引力:每白种人都会从它那里获得种方向感，一种满意的解释和一种道义的自信.它使共产主义的信徒们马上充满一种自以为是，唯我独尊，信心十足的感觉.它使人感到一切都那么肯定。它同时宣称自己是一种哲学和一种科学.无论个人的智力素养如何，或者根本缺乏这种素养，它都能为之提供及时的指导和历史的安慰，尤其重要的是，它对通过直接政治行动可以获得的东西进行了大简化.此外，共产主义理论把激情与理智结合在一起，从而决定性地影响着人类行为的这两种中心起源。政治激情可以转化为巨大的政治力量。知识界被社会工程的观念所吸引，而社会工程又是调动政治力量的出发点.政治激情与理性一起造就出巨大的、形成共产主义最明显特征的国家集权.

这样， 20世纪就成了国家的世纪 .这种发展基本上是始料未及的.确实，当时的名人谁也没有预料到，一个流亡的德籍犹太图书管理员精心阐述的‘在 19与

20世纪交替之时被一个默默无闻的俄国政治小册子作者热情采纳的观点，会成为本世纪盛行一时的学说.美国和欧洲都没有想到这一学说可能向现存制度的本质提出任何严重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现存的哲学根基一般被看作是牢不可破的，甚至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正如所预料的那样，随着

1 900年元旦的到来，世界各地到处都充斥着人们对第三个 1

000年的最后一个世纪的前景所作的惯常预测。预测自然是各种各样的。在这两个世纪交替之际，西方世界的主要杂志和政治家反映出来的基调大体上是踌躇满志的。普遍的情况是一种对现状的自鸣得意-

种对繁荣昌盛的前途陶醉般的赞美，种(就美国而言)对增强经济和政治实力所抱有的极大希望.?纽约时报》在 1

900年1月I日的”商业睐望”栏中宣布俨繁荣已进入美国工业的每→个行业.土地劳动者与矿山、工厂和作坊的工人一样，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它的调查分析最后断言”在美国，我们在前进的过程中可望获得无限的繁荣，这将使我们的国家位于世界最前列.”

在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 1 900年 1 2月3日和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1 902年

12月2日分别发表的国情咨文中，也贯穿着与此大同小异的论调。但是，罗斯福总统同时也提到了叶在 20世纪初我们将面临许多问题-

严重的国外问题和更为严重的国内问题”。然而，他也重申，在我们的人民中，物质福利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广为普及…

·当然，当客观条件有利于这么多好东西生长的时候，它们也有利于某些弊病的滋生……这些弊病是实实在在的，某些还具有威胁性。但是，它们并不是苦难和颓废的产物，而是繁荣的副产品.”

新闻界的社论随声附和着这种情绪.相信民主与相信美国被看成是同回事”?北美评论》在一篇题为

?20世纪的负担》的文章中集中阐述了未来的民主问题。它十分自信地声称。”我们必须指望美国，而且只能指望美国…..这→问题的重要性对于人类的前途来说，怎么夸张也不会过分.为了昕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希望在

1 999年或 2000年我们能够重返人间.但愿那时我们看到的答案有利于民主.但愿那是最后的答案!

“1900年l月1日《华盛顿邮报》得意洋洋地重申了美国在海外殖民地的使命，以此来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它兴高采烈地接着说，它们是我们的，所有反对扩张的谈论就象喜鹊的叽喳声一样无聊可笑.”

在欧洲大陆，人们同样充满自信，同样对未来充满希望。在英国，?伦敦时报?(它更为准确地在 1 901年 1月 1日欢迎新世纪的到来

)登载的评论文章充满乐观的沙文主义色影”我们有理由相信，英国和她的于孙在 20世纪末将象在

19世纪末一样胜利地经受住严峻考验.到那时，他们将作为一个团结的帝国民族世世代代生活和繁荣下去，成为‘人类事业的堡垒’飞然而，就美国工业力量的兴起对英国的霸主地位所形成的长期威胁这问题，该报的判断就冷静多了。在

1 900年 12月 31日的《纽约时报》引用该报的一句话中可以看出这样种忧虑”掩盖英国正在被远远地抛在后面这一事实，是毫无用处的.”

在法国和德国，文化和民族乐观主义也构成了那一时期的主旋律.?论坛报》通篇谈论的都是民主不可避免这一中心话题. 1901年l月5日，该报声称

“今天，有三分之一的人类得到了由法律承认和保证的权利.’同一天，《费加罗报》发表了一篇评论，评论中通篇谈的都是科学，甚至包括政治领域中的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希望.它说。”科学使人类看到自己的错误，从而学得心胸宽阔了在德国，也许是由于它地处欧洲中心的缘故，一般报纸所表现的是对国际事务中的持续冲突的欣赏以及对正在崛起的德国的关注.

19∞年

l月1日，柏林《每日评论报》发表社论说”认识到唯命是从任人宰割的时代已经结束，对于英国A来说，不啻是有益的一课.届时，我们将以完全不同的姿态面对英国，将受到更多的尊重。”只有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前进报》弹出一个不和谐的意识形态的音符.它对新年和新世纪的贺词是重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但它也警告说，”我们都知道，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消灭不会进行得象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或者著名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们在

30年以前所想象的那么快.”

在这些设计给大众观赏的未来前景中，显然没有任何针对意识形态或制度学说方面的东西.在法国和德国，由于社会主义者已经出现在国会机构中，社会主义才受到认真的对待.但是，就是在法国和德国，人们在公开的谈论中也没有考虑到发生任何意识形态变化的可能性，更不要说意识形态的冲突了.相反，?费加罗报》的一位巴黎评论员恰到好处地表达了当时的流行看法.他预言新世纪将是一个充满理性而不是充满激情的世纪。

” 20世纪带给我们的将是科学进人社会和私人生活，科学将赋予我们行为的准则”它将是一种光辉灿烂的前景，我很希望看到它的到来.我们希望哺育了我们的

19世纪把愚蠢的仇恨，无聊的争斗和可笑的诽谤统统带走，抛进世纪的无底深渊。那些东西使 19世纪的最后日子黯然失色，有理性的人对它们不屑一顾.”

然而，正如后来所表明的一样，

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不仅被意识形态的激情所支配，而且更确切地讲是被种冒充为科学的理论共产主义的激情所支配.确实，至本世纪中叶，在从易北河到堪察加半岛和上海的这片世界上最大的陆地上，共产主义逐渐流行起来，将

to多亿人民的生活置于它的统治之下.在西欧，共产党开始夺取政权.在拉丁美洲，共产主义的骚动与反美的民族主义活动溶为一体.在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中，在反殖民运动中，马克思主义既广为流传，又被付诸行动。

利用政治权为，运用新近得到的社会工程(工业主义的兴起使其成为可能)的工具，国家现在变成了社会生活、社会服从和个人忠诚的中心.虽然这种发展是世界范围的，但它首先以最激烈的形式出现在苏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是一个信奉国家最终要”自行消亡”的极权主义国家.

共产主义作为

20世纪的重要政治现象的出现，同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的兴起有着前呼后应的关系.事实上，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梓主义一脉相承，在历史上有联系，在政治上又非常梅似.工业时代的创伤，第一代千百万一无所有的产业工人的出现，早期资本主义的不义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强烈的阶级仇恨导致了它们的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沙皇俄国和德意志帝国的现存价值观念和政治秩序的崩渍，同时也在刚刚实行了工业化的意大利引起了剧烈的社会震动。所有这一切激发了社会运动，这些运动把对社会的仇恨隐藏在主持社会正义的思想外衣之下，并且声明有组织的国家暴力是挽救社会的工具.

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与斯大林的苏联后来进行的那场大战，使许多人忘记了他们之间的战争是一种共同信仰的两个派别之间的自相残杀的战争.确实，一个国家宣称自己要一如既往地反对马克思主义，鼓吹前所未布的种族仇恨，而另一个则把自己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宗传人，煽动史无前例的阶级仇恨。但是，两国都把国家看作是集体行动的最高机构，都把残忍的恐怖用作迫使社会就范的手段，都进行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屠杀.两国还采用相似的手段对社会实施控制，例如建立青年团体，培植邻里告密者，对大众宣传媒介实行全面集中的检查等.最后，两国都声称自己是在建设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从列宁和墨索里尼所开创的政治活动中精心学会了很多东西.列宁和墨索里尼是希特勒的前辈，他们在使用新的宣传于段来发动和动员政治上刚刚觉醒的民众方面更是如此.但是，在谋求极权方丽，三人都是急先锋，而且尤其擅长利用政治热情来组建纪律严明的政治团体。他们夺取政权的方法是他们使用政权的方法的出发点。因此，在极权主义国家出现了种新型的政治秩序。

从哲学上说，列宁和希特勒所宣扬的是同一种思想，这种思想要求对社会实行大规模的有计划的控制，把他们自己说成是真理的仲裁人，让社会从属于思想意识道德(列宁的道德建立在阶级斗争论上，希特勒的则建立在种族优越论上)，并认为为了推进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采取任何行动都是正当的.在夺取政权和改造社会方面，希特勒是布尔什维克和列宁的细心的学生，他学会了布尔什维克建设支军事化的先锋党的思想和列宁为了夺取最终的战略上的胜利而进行战术上的妥协的思想.从制度上来说，希特勒从列宁那里学会了如何把国家建立在恐怖的基础之上，又如何用秘密警察机器、司法中的株连法和事先安排好的公审来完善国家机器.

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都逐渐采用了对方的一些主要论调和标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采取了利用民族主义口号‘让文职宫僚也穿上矫饰的军装和高谈阔论”大国政权”的勃勃雄心(这使人联想起纳粹的做法)的方法，不断地使他的新统治阶级合法化.希特勒也常常说，且然斯犬林是-头”野兽”，但这个苏联独裁者至少是一头”伟大的”野兽，是一个人们不得不”无比尊重”的”天才人物”，如果他再掌权10到

15年，他会使苏联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 1

944年发生了反对希特勒的未遂政变之后，纳粹政权使用了与苏联毫无差别的阶级仇恨的语言来证明灭绝德国贵族是正当的.斯大林使列宁主义得出合乎逻辑的结果，希特勒甚至有悖常理地羡慕起斯大林来了，他说，”我常常很痛心地后悔我没有象斯大林那样清洗军官队伍.”

实际上，要说希特勒是一个列宁主义者，或斯大林是一个纳粹分子，是毫不夸张的.从类型特征和历史渊源上看，这两位极权领袖的确志趣相投.两个暴君都根据建立一种新乌托邦秩序的武断而又模糊的概念，以自上而下改造社会作为公开宣布的目标，对国家强行实施全面控制。那种改造只有通过直接使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打碎传统的社会形式和消灭任何社会自发现象才能成功.这样，极权主义就成了最完美的国家主义的同义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个把国家赞美为历史的最高代理的主要人物的失败而告终.但是，它也使另一个主要人物的权力和影响得到极大的发展。 1 9

17等以来主要限制在原沙俄帝国版图内的共产主义制度现在开始了突飞猛进的扩张。到 1 947年，中欧实际上已成了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1949年中国共芦党取得胜利之后，最初也曾宣布它忠实于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制度. 1945年北朝鲜出现共产党政权.

1954年北越也出现共产党政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0年中，已有10多亿人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整个欧亚大陆几乎都成了共产主义的天下，只有其东西两端的地区仍受到美国势力的保护.共产主义似乎在乘胜前进，也许仅仅由于美国向世界上很多地区投入了大量金钱和军事力量，才使共产主义暂时止步.

更为重要的是共产主义思想精髓的间接传播。在过去徘0年中，依靠国家采取行动来对付经济和社会弊端的倾向四处流行。诚然，在具有更牢固的民主传统的社会中，人们特别注意防止政治权力的过分集中和滥用.选择的自由由于公开的政治竞争和宪法的保护而得以保存下来.然而，甚至在高度民主的社会中，认为国家采取行动是促进经济福利和社会正义的最佳途径的看法，也已成为人们的主要观点。

这并不是说民主社会主义或福利国家是传播共产主义的用心险恶的招牌。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常常是同共产主义学说的吸引力进行斗争和为共产主义模式提供另一种民主选择的最有效办法.但是，把国家当作救助社会的主要手段的作法间接地提高了苏联制度的地位，因为苏联制度是国家计划和国家指导的社会革新的最典型的样板.

这种趋势不可避免地促使新创立的几十个原殖民地国家最初采用各种各样的国家社会主义建国方针.其中不少国家最初企图从苏联的经验中寻求灵感，并把苏联的经验当作仿效的样板，而上述趋势则大大促进了这种作法。在

50年代和60年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赞颂苏联模式是实现现代化和社会正义的最佳最快的途径.苏联领导人在国外旅行时被赞美之辞和阿i~奉承捧得心花怒放，随意向别人提供怎样走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意见。

在先进国家中，相同的思潮在知识界也非常盛行.正如保罗霍兰德在他的著作，许多在 20和 30年代到

2吞枣地全盘接受了共产主义提家莱昂福伊希特万格写道”个巨大的国家的试验设法不让我深感同情.，F象许多积极的宗教领袖-样，美国教友派教徒亨利·霍奇金完全接受了苏联政权是大同世界的花言巧语。他说”当我们观看俄国的这种兄弟关系的伟大试验时，我们似乎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它是以一种完全未知的、耶稣式的方式在进行着。”埃德蒙’威尔逊所看见的则是→个更实在的乌托邦，他说，”在苏联，你会感到你是站在世界的道德之巅，在那里，光明从来不会真正消失.’

在这些知识分子中，苏联式的”民主”被看得与西方的民主同样合理(甚至更合理).几乎无人提及斯大林的极权主义，更不要说对它进行谴责了。西德尼和比阿特丽斯韦布坚持认为，斯大林的统治并不是暴君的统治，”他的权力甚至没有美国国会临时授于罗斯福总统的权力那么大，也没有美国宪法规定每一位总统在4年中所享有的权力那么大。”

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社会制度的这种五体投地的佩服，甚至把”古拉格”.也包括了进去.曾任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的 J . L吉林博士写道

“显而易见，设立这样一种制度为的是改造罪犯并使他重新回到社会中去.”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哈罗德拉斯基赞同地写道，他在苏联制度中发现，”人们坚决主张，只要条件许可，囚犯必须过一种完整而自尊的生活。”长期报道苏联情况的记者莫里斯欣德斯在这个问题上则走得更远.报复、惩罚、折磨、苛刻和羞辱在这种制度中根本没有立足之地。”萧伯纳甚至在斯大林的劳改营制度中发现了心甘情愿的成分，他写道.在英国，犯有过失的人进监狱时是一个正常人，而出来时则成了罪犯，在苏联，他进监狱时是→个罪犯，而出来时则成了正常人，只是要劝他出狱十分困难罢了.据我所知，他们愿意在那里呆多久就可以果多久.”

苏联在

30年代努力建设一个新社会的最初的魅力就是靠这些使人误入歧途的观点反映出来的，斯大林打败希特勒更大大增加了这种魅力.甚至随后而至的冷战也不能使许多西方知识分子从用共产主义改进社会的幻想中醒悟过来。在整个

50年代，甚至进入60年代后，在许多西方大学中，流行的社会观点都是某种形式的”左派观点气由于苏联国内由国家领导的社会实验对知识分子有巨大的吸引力，他们常常对苏联的可疑之处给于善意的解释.

更常见的情况是，新的正统学说强调首先要用政治指导社会计划。经历过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混乱之后，世界正走向一个新时代。到那时，社会行为将逐渐通过政治手段得到疏导，经济活动将服从于有计划的政治方向.即使许多新的正统学说的鼓吹者也已意识到苏联的现实已经明显地偏离了他们的理想，但他们仍然认为，实现理想的潜力蕴藏在苏联的社会制度之中，因此，苏联代表着未来。

苏联社会制度的表面胜利逐渐产生的重要影响，几乎把 20世纪变成了-个以共产主义的崛起和影响为主的时代.虽然美国在

20世纪已成为最强大的世界大国，美国的生活方式也散发出无与伦比的巨大魅力，但人们却普遍而不公正地认为，美国在进行一场防御性的阻击战，企图徒劳无益地阻挡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正是由于共产主义传播到中欧和中国，才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共产主义成为知识界议论的主要话题，并似乎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吉兆。

然而，共产主义诞生还不到 100年，就已开始衰落.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实践在共产主义世界内外都已变得声名猿藉.到了

80年代末，为了剌激停滞不前的经济有更高的生产率，为了充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苏联‘中国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反复提出的主张，简直与美国制造商协会年会上提出的主张没有什么两样，于是，根据

1988年8月11日《真理报》的报道，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当时负责马列主义理论的中央政治厨委员)对苏联工人宣布说，当今”主人翁的思想必须是压倒一切的气他又说”灌输所有权的意识是件好事，因为如果一个工人与某种事情有了利害关系，他就可以移山倒海，如果与他没有利害关噩，他就会漠不关心.”几乎在同时，政治局委员斯坦尼斯瓦夫·乔塞克提醒波兰工人说”要使每个人的生活水平得到同等程度的改善是不可能的.那些为国民经济多做贡献的人当然应该得到更多的好处，拿更高的工资。”为了把这层意思表达得更清楚，乔塞克补充说”这就是经济的无情规律。”就在几个月以前，在共产主义世界的最东边，新任政治局成员胡启立从思想上启发中国工人说.”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就是社会主义所要求或者所允许的东西.”

在本世纪最后10年的前夕，几乎每个共产党国家都在摸索改革，这实际上等于在谴责马列主义的经验。最重要的是从哲学上反对共产主义的根本前提。对国家的赞美到处都在让位于对个人、人权、个人创造性，甚至对私人企业的颂扬。

对国家主义的最终背离，对人权的不断重视，对经济实用主义为时过晚的采纳，都标志着观念和基本生活哲学的巨大革命。它很可能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和长久影响的转折点。它已经开始影响世界的政治与经济。很可能到了

2000年1月1日，社会预言家会预言，共产主义的学说对 21世纪的前途无关紧要，只不过将来的预言家做出这种预告是有充分理由的，而

100年前他们的前辈所做的预言则没有充分的根据.

当代共产主义的最后危机突然到来，因此更加富有历史戏剧性.所以，现在应该是提出这样问题的时候了:到底是付么使得在丰世纪这么长的时间内都好象是未来潮流的这一学说与实践衰败了呢9失望、失败，尤其是罪行使最初被看作是现世超度的主要方法的思想、政治运动和社会实验名誉扫地，信誉全无.那么，是什么东西造成了这些失望、失败和罪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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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大失败

苏联经验的失败使共产主义突然陷入了极大的窘境之中。在 20世纪行将结束的今天，苏联的模式曾-

度被视为颇具魅力值得效仿的模式，看来确实有些令人难以置信.这一失败亦表明苏联的经验在世人眼中已威信扫地到了何种程度。但在不远的过去，苏联模式确有过→段万流景仰，甚至争相仿效的时期。所以，我们应该问一问·到底出了什么问题9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反思苏联失败的同时，简略回顾一下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实验所走过的历程是颇有教益的。把一个犹太血统的德国移民知识分子在大英博物馆公共阅览室中苦思冥想出来的、一种基本属于西欧的思想，移植到一个相当遥远的欧亚帝国的准东方的专制传统之中，再由一个专会写小册子的俄国革命者来充当历史的外科手术师，其结果必然是荒诞不经的。

然而，在俄国革命行将爆发之前，马克思主义己不再仅仅是一个迂腐的图书馆管理员的理论了.官早已成为欧洲场重大的社会政治运动，在西欧几个国家中起着重要作用，并呈现出了清晰的政治倾向。这种倾向明白地表现为一种参与社会的意识.当时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用来自我标榜的社会民主(黑体字为作者所加，下同·译者注)这几个字，象征性地表示了这一相对年轻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信仰。因此，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人眼中就成了一种颇具民主意识的思想.

诚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个较小的马克思主义的派别分支己在鼓吹暴力革命的思想了.接着他们又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论点。害怕社会主义假以任何名义崛起的人们，一想起

1 8

71年可怕的巴黎公社就不寒而栗.对许多人来说，共产主义已成了民主的反义词.因此，沙俄帝国的倒台在西方引起了混杂不一的反应，有开始等待民主到来的殷殷厚望，亦有担心出现共产主义专政的惶恐不安.

第一章列宁主义的遗产

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俄国所发生的一切，对细心阅读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著作的人来说不应是始料不及的.这位俄国马克思主义激进党的领袖毫不隐瞒自己的意图.在他的一本本小册子中，在他的一篇篇演说中，他对那些赞成走民主主义道路的马克思主义伙伴们竭尽攻击之能事，他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时机尚未成熟，在俄国，社会主义应该”自上而下’地建立，也就是说要靠无产阶级专政来建立.

反过来，这一专政又只能由无产阶级在名义上来实行.列宁认为，就象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机尚未成熟一样，新的统治阶级亦不具备实际进行统治的政治条件.因此新的专政就需要一个坚强果断并具有远见卓识的代表来代替无产阶级实施。正是由于俄国的落后状况，无论是社会还是相对软弱的产业工人阶级，都尚不适应社会主义.因此，必须由身负重任的革命者组成的有组织的”先锋队”来加速历史的进程.这些革命者清楚地了解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并准备充当自我任命的历史监妒人。列宁的这先锋队组织的思想，创造性地解决了俄国以及俄国无产阶级尚不适应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这一理论难题

列宁的贡献以及锻炼出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职业革命者队伍的决心，对于形成根据社会主义原则产生的第一个国家的政治特点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并不是他所奉行的是否是纯粹的社会主义理论，因而把列宁及其追随者与社会主义的名称联系起来是否合适的问题.对于那些信仰民主社会主义的人来说，任付这类联系都不啻是一种诅咒.但在这里需要记住的是，列宁和他的追随者们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自认为他们已走上了首先进入社会主义，尔后迸人共产主义的道路。因此，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他们都已成为社会主义现象的一部分.

另外，新的布尔什维克统治者们把自己标榜为社会主义，确实大大地有助于他们争取西方的同情.这一标榜，不管是真心还是仅仅玩弄花招，都肯定使他们受益匪浅。它激发了西方不少人的想象力。这些人方面希望民主社，会主义胜利，另一方面又对官能否迅速在固若金汤的资本’主义制度堡垒内部得以实现感到没有信心.尽管社会主义有许多不足，尽管开始时它的形式还不够完善，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星似乎象征着社会主义的黎明.

在俄国内部，列宁主义阶段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模棱两可的特点也有助于赢得西方的同情.尽管远不成其为民主，尽管几乎从一开始就残酷地镇压对立面，列宁主义时代(在列宁于

1

923年死后又持续了二、三年)，确实进行了大量的社会与文化方面的试验.改革创新、破除迷信、开拓科学领域的新天地，在艺术界、建筑界、文学界以及在整个知识界蔚然成风.知识的力量与列宁的意愿在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上并驾齐驱，从而产生了一个适应于俄国的落后面貌及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的折衷方案.著名的新经济政策(主要依赖市场机制和私人企业的积极性剌激经济复苏)是一项历史性的妥协方案，它把在新无产阶级专政下应该立即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推迟到了将来.

客观地看待这一短暂的时期，可以说这是 20世纪苏联历史最开放的文化创新时期. (1 9 1

7年在社会民主党人亚历山大·克伦斯基领导下的民主时期由于过于短暂而未能产生更深远的影响J确实，新经济政策已成为代表开通灵活、缓和稳定的试验摸索期的同义词.即使在过去了

60多年之后，许多苏联人仍认为那几年是1917年革命以来最好的年代。

但事实上，在对

20年代的这种田园诗般的回顾中掺有大量的理想化成分，这主要是与斯大林时期进行对比而造成的.尽管当时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以及其他几个大城市的生活中，表面上曾呈现出一派社会和文化改革的气氛，但凌驾于这一切之上的却是另外一幅景象·新的一党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巩固，大规模的社会暴力制度化，正统观念被强行灌输，以及长期地以意识形态的目标来决定政治手段(包括最专制的手段)的采用.

列宁的这一灾难性遗产中有两个最具催化作用的特点，即政治权力集中于个别人手中和他对恐怖于段的依赖.前者带来的结果是一个日渐官僚主义化的先锋党集中掌握了所布的政治权力，并通过渗透于各级组织的委任制控制了整个社会机构.这种委任制是对所有任免实行从土至下政治控制的一种组织严密、层次分明的制度。列宁肆意使用恐怖于段来对付真正的或想象出来的对立面，包括故意利用集体罪名的方法为大规模的社会迫害巧立名目，从而使有组织的暴力变成了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暴力首先被用来解决政治问题，继而又被用来解决经济问题，最后还被用来解决社会或文化问题。

对恐怖手段的依赖使苏联执政党越来越离不开秘密警察(列宁几乎刚一夺取政权就建立了秘密警察组织L这种情况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对于苏联以后的历史毫无关系的.在列宁去世60多年之后，苏联秘密警察头于维克多切布里科夫

1

987年9月在第一任秘密警察头子的纪念会上的讲话中，还援引了列宁关于必须采取恐怖手段对付俄国农民的观点，这一观点的依据是，”富农敌视苏维埃政权并准备扼死和屠杀成千上万的工人’.

在夺取政权之前和之后，列宁都毫不掩饰地鼓吹使用暴力和大规模的恐怖活动来达到其目的。早在 1

901年他就说过”原则上，我们从未放弃过使用恐怖手段，而且也不能放弃。”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前夕，他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写道，他所谓民主的含义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部分居民有系统地使用暴力的组织.”在他的《列宁全集》中所收录的其他文章和讲演中，他始终坚持这一观点.他公开宣称，对他来说，民主就包吉着无产阶级专政，”当有人斥责我们在进行一党专政时·…我们说，6是的，一党专政’我们就是要一党专政，而且绝不能没有官’“.他还写道.”专政的科学定义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不受任何规定约束，直接以暴力为基础的政权.”

列宁一夺取政权就不失时机地开始将其理论付诸实践。不久，他对暴力的依赖就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恐怖手段不仅被用来控制整个社会，甚至还被用来清除微不足道的官僚主义错误。

1 9 1

8年1月，苏联颁布了一项法令，其目的是为给以任何方式反对布尔什维克统治的那些人规定一些处置政策，在这项法令中，列宁政权号召国家机关”把所有的害人虫从俄罗斯土地上清除掉气列宁还亲自敦促某个区的党的领导人采取”无惰的集中恐怖手段来对付富农、神职人员和自党分子”，并且要”把一切可疑分于都关到城外的集中营里去”。对于政治上的对立面，列宁也是眶毗必报.他认为”，用枪杆于来讨论’比写反对文章讨论强得多”.

集中的恐怖于段由此而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行政措施。对于偷懒的工人，列宁提议”在每十个犯有怠工罪的人当中就地枪决一个”.对于不守纪律的工人，他说”这种违反纪律的捣乱分子应该枪毙掉.”由于一次电话联络不畅，他明确地指示斯大林”警告他们，我们要枪毙掉那个负责电话通讯的自痴，枪毙掉那个不知道怎么更好地安装增音器，怎么使电话畅通的笨蛋.”为了对付农村群众的任何违抗行为，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列宁政府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必须在农民中抓一些人质，如果不把积雪清除干净，就把他们枪毙掉”.

这种偏执狂般的观点帮助缔造了个脱离社会的统治制度，实质上是制造了一个阴谋权力集团。尽管在

20年代初，社会在非政治领域中的持续的自发运动得到了暂时的容忍，然而，根本的事实是，列宁的政治制度不仅从政治上，而且从心理上都作好了与社会全面对抗的准备.社会的新统治者们无法历史地证明自己的正谬，只好把社会作为最终的打击对象，力图依据政治体制本身的模式来再造社会。列宁式的政治体制绝不可能与一个主要以自发运动为基础而活动的社会共存.这种共存或者会导致政治制度的腐败，或者将引发两者之间的冲突。

列宁的独特的解决方法是，创立一个被赋于至高无上权力的党，强行使社会而不是国家消亡，使其从此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社会必须被砸碎，否则它就会同化，销蚀，乃至完全消除共产主义统治表面的政治掩饰.对列宁来说，权力的逻辑必然导致这样的结论要解开传统的社会纽带，就必须巩固和增强国家的核心地位，使国家成为历史的必然王具.

几十年过去了，

1987年，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致力改革所突然引发的辩论中，一位苏联知识界的领袖人物贸然公开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到底是斯大林创建了他的制度，还是这一制度造就了斯大林1”但是，如果正如这提问所暗示的那样，是制度造就了斯大林，那么，这又是谁的制度呢?正是列宁创建了造就斯大林的这一制度，而又是斯大林接着创建了使自己能够犯下那些罪行的制度.另外，列宁不仅仅造就了斯大林，列宁思想上的独断专行，政治上的心胸狭牢，在很大程度上还阻止了任何其他人物的崛起.事实上，列宁主义不朽的遗产就是斯大林主义.这也是对列宁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起作用的最有力的历史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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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斯大林主义的灾难

约瑟夫’斯大林的天才就在于他非常了解列宁主义遗产的核心含意.他的主要对手列甫·托洛茨基所犯的基丰错误是，企图在进行国内革命的同时使全球发生动荡。托洛茨基所持的观点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已为进行革命准备了条件，俄国共产主义政权的生存系于这场革命的迅即成功。然而，由于他倡导”不断革命”的思想，结果触犯了新近在党内确立了领导地位的官僚们，他们有明哲保身的天性.这些官僚们不准备为了一场时机尚未成熟的世界革命去冒牺牲一切的危险.相比之下，斯大林却巧妙地利用了他们的这种明哲保身的天性，发动了ι场国内革命，以避免发生共产主义政权被生机盎然的社会力量推翻的危险。这样做既迎合了他们的自身利益，又满足了他们意识形态上的狂热需求.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斯大林主张由国家机器对社会进行前所未有的破坏的一句马列主义名言。一小撮诡计多端的领导人夜间在克里姆林宫的几个房间内为自己确定了下述任务:自上而下地改造社会，消灭相当一部分农民和中产阶级，强迫千百万人离开自己的故地.与此同时，他们把国家权力强化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就这样，”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便成了使一个国家完全屈从于至高无上的国家机器的过程.

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国家政权的地位和把国家权力作为改造社会的工具加以利用的程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切都得服从独裁者本人和他所控制的国家.斯大林真是无所不在在旁歌中受到赞颂，在乐曲中受到欢呼，到处为他树碑立传，他主宰着一切.然而，他虽然是历史上少有的暴君，却是通过高度官僚化和制度化的复杂的国家权力机器来进行统治的.为了实现斯大林的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目标，苏联不断强化国家机器，使其地位不断提高，权力越来越大.

政权的金字塔是由一种恐怖制度支撑的。这种恐怖制度使得人人自危，甚至连斯大林最亲密的同志都没有安全感.没有人能避免、成为这位反复无常的独裁者的牺牲品.今天还是斯大林宠幸的政治局委员，明天就可能受到审判遭到枪毙。例如·

A·

A’沃兹涅先斯基在40年代末就突然遭到了这种厄运，许多人认为他是由斯大林推荐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的。对斯大林无限忠诚，甚至为他的罪行尽力开脱的人也很难保证自己不被处死或受到污辱.直接参与拟定被处决同志名单的莫洛托夫和加里宁，可以继续坐在政治局的会议桌旁，而他们的妻子却根据斯大林的命令被赶进了劳改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大约四分之一个世纪中，苏维埃国家的最终生杀大权是掌握在一小撮非常冷酷无情的阴谋家手中的.对他们来说，处死无数的所谓”人民的敌人”只不过是官僚政府的小事一桩。即使有朝一日苏联的档案记录全部公开(在莫斯科出版的持不同政见者主办的《公开性》杂志在

1 9 87年8月报道说，为掩盖过去的罪行，克格勃正以每月 5∞0份的速度销毁从

30年代到40年代的大清洗中被害者的档案).人们也永远不会了解斯大林大屠杀的全部真相。被直接处决或慢慢虐待致死的受害者包括下列各类.政治反对派‘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派、受怀疑的党员、受指控的军官、富农、被打倒的阶级的成员、前贵族、被认为有可能不忠的少数民族人士、被宣布为敌人的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虔诚的信教者、甚至上述各类人员的亲属以及(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全家。

人们不可能用语言讲清斯大林给个人和集体所造成的苦难的全部情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名义下，数百万个农民家庭被放逐到异地他乡，在最原始的条件下生活，最后的幸存者又被赶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定居.须由斯大林负责的还有:在

30年代初的大饥荒期间，数百万乌克兰农民遭受饥饿之苦，共产党人还利用这场饥荒来加快农业集体化的过程，而这场大饥荒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野蛮的集体化运动造成的.在大清洗期间，共产党本身也遭到了破坏，它的大部分高级领导人被处决，死者的家属遭到迫害.逮捕和处决之风席卷了整个苏联，涉及的人达数百万.根据苏联的资料，单是在军界，就至少有

3 .7万名陆军军官、 3000名海军军官在 1937和 1 938年被枪决.这一数字大大超过了苏德战争头两年中苏军实际牺性的军官数。

在斯大林统治下，”古拉格”这个机构一直在不断扩大。单人逮捕和集体逮捕事件不断发生，甚至整个少数民

章，我的心在流血。我记起了我和我丈夫的生活，我们这一代经历过困难的

30年代，然后又度过了战争时期和战后的艰难岁月6现在，人们周文字公开记述基洛夫、因哈切夫斯基、亚基才之以及其他无辜受害者被迫害致死的情况。让伟大人物的命运峰诸于众，这样做的理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假如连伟大的人物都元法幸免，普通人又会怎么样呢?

我的丈夫

A·波洛英洛夫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在革芬战争结束后被逮捕，并被判处死刑，后来减为JO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他在革联北方的一个劳改营里艰难地生活了

4年.后来，他再次被捕.被判有罪，在一间地下室里度过了 15个月.这两次被捕，他都没在判决书上签字.他在北方服刑一共

12年，健康受到了很大损害，得了严重的气管炎。从劳改营出来后，他住在墨克特夫卡 tt .

在分离 42年之后，我和丈夫终于团聚了，上次相见还是在 1940年，我带着刚出世的儿于到列宁格勒-

所临时监狱去看他.我们终于1在一起了..我所得到的印象是十分可怕的，但是我们决定不再分离a他的再婚妻于已经去世，我的再婚丈夫也.已不在人间，我们的孩子已经长大。所以，这5年以来，我当了祀的医生、护士、姐妹和朋友.我丈夫的健康受到了彻底的摧残，但他一直工作到

74岁.我们住在从公家宿舍中分给我的一个房间内，我们的邻居有F位精神病人.这一家时常发生争吵，互相叫骂，住在隔壁的那个女人时常挥舞羊头打架.有关部门不分给我们单元住房，因为我们每人已有6平方来多的居住面积.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下面的事情。 1955年，对我丈夫的第二次判罪进行了平反，但直到 1

985年我们才接到否定第一次判罪、恢复名誉的通知书.这一年，我提出了申诉，要求搞清事实真相。列宁格勒军区军事法院重新审理了他在 1

940年的案件，并以”犯罪事实不足”为由撤消了原判。我丈夫平反后只得到 2 70卢布的补偿金-

一这点钱只相当于苏芬战争前他的2个月的薪金.他在北方劳改营被关押 12年，不断受到审讯，在矿山和伐木场拼命地劳动，所有这一切换来的竟是 2

70卢布『每次我去询问，得到的回答总是，这是法律的规定，并搬出 1 955年的法规.

我丈夫在加战争的权利，在最后一次平反宣布后才得到恢复。他现在是一等残废，已现目失明，我给他读文章，他经常失声痛哭。他有 113卢布的退休金，其中

15卢布是一等残废人员的”护理”费.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断向各有关官方机构写信申诉T因为我认为整个事情处理得不公正.只要他还活着，我还有力气，我就要写信，让大家知道靠我丈夫这样的人是怎样受尽了煎熬而且得不到任何补偿的.他们从未愧对过自己的国家，但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家人的生活都遭到了破坏.他们在社会上不受尊敬，甚至没有参加战斗的权利，因而不能成为光荣的残废军人或老战士，在节日期间接受人们的祝贺!

我并不是在请求你们帮助我搞一套住房。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即使你们帮助我们搞到一套住房，对我们来说也为时过晚了.我丈夫现在已经

82岁了。最近，他患了中风症.但是，我请求你们帮助所有那些也曾无故遭到迫害、由于”对判决不能提出上诉”而无力保护自己的人.

今天，他们在电台上广播了特瓦，jt~夫斯基的诗《怀念的权利?，听了后，我感动得浑身颤抖，眼泪从我丈夫的两只瞎眼中不断流出.过去，他一直是一位劳动者，一位共青团员，在巳中喀什湖的库茨涅茨克斯托洛伊劳动，他的政手长满了老茧。当然，现在他已丧失了劳动能力，但是他意识到新时代已经来临，并坚信这是一次真正的革命。今天，很多情况都在发生变化.人们在十分尊重那些老战士和老工人的同时，如果忘记了曾经遭受严重迫害的人，那是不公平的.为什么不审查修改

1955年通过的法规?为什么遭受过屈辱和折磨的人还得不到任何物质和精神上的补偿9难道还要把他们不能自食其力的责任归罪于他们本人吗?

我求你们帮助我，帮助那些仍需要和应得到帮助的人@现在，你们有时还听到有人说这个人或那个人过去是人民的敌人。他并不是因为祀罪才被投入监狱的。我讲的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说社会应对人民负责。

瓦莲丁娜吉诺维夫娜格罗莫娃于列宁格勒

虽然人们永远不会知道受斯大林迫害的人总数到底有多少，但是可以绝对有把握地估计不少于 2000万人，可能高达

4000万人。英闺历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在其所著《大恐怖? (I969年版

)书中收集了最可靠的材料，作出了最全面的估计，他经过认真计算后同意上述估计的上限.总之.斯大林可能是人类历史ι杀人最多的人.从统计数字看甚至超过了希特勒.

这些大谋杀是建设苏维埃制度的产物。苏维埃制度随着实施集体大屠杀而出现，而发展，而官僚化，最后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但是.这一发展过程最突出的一点是尽管发生了这些罪行，斯大林却成功地使苏联统治阶层和很大一部分新城市居民感到，苏维埃真正取得了成就.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能使人们感到他的政策和他本人与改造苏联社会、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在许多苏联公民看来，斯大林时代是社会得到了一定发展、苏联实现了历史性大跃进，甚至是人们为国家取得的成就而真正感到自豪的时代.

首先是尼基塔赫鲁晓夫在 50年代末和 60年代初，尔后是米晗伊尔·戈尔巳乔夫在

80年代末，对斯大林的罪行进行了揭露。许多普通苏联公民对此作出的反应令人迷惑不解–

除了知识分子租受害者的亲友外，普通群众的反应很冷淡.这种反应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俄国人担心对自己丑恶的过去进行的揭露可能被敌人利用。因此经常出现这样的说法对斯大林主义时代苏联取得的伟大成就，不应该加以抹煞.有些公民反对给斯大林的受害者恢复名誉，理由是，这样做对过去是不公正的，有损于苏联的声誉.

1987年7月23日的《真理报》刊登了一篇题为

“读者来信有感”的文章，可谓既有代表性又有启迪作用.文章说，党的报纸已经收到许多来信，信中表达了人们对现代苏联历史著作中的反斯大林主义倾向感到不安和失望。一位

74岁的读者瓦西里彼得洛维奇普什凯托夫(在斯大林制造的恐怖最严重的时期，他才

24岁)来信说，他可以自豪地讲，他是高喊着”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的口号投入反对纳粹的战斗的。这个例子显然说明了人们广泛持有的观点。普什凯托夫还说，”怎么能够容许人们对这→口号的忠诚产生丝毫怀疑呢?”这位显然不愿意放弃原有观点的老者在结束他的信时指责，反斯大林运动是建立在欺骗和歪曲事实的基础之上的。他问道”为什么容许这类欺骗性言论出现在享有声誉的报刊上1”

《真理报》在自己的评论文章中也说，上述来信表达了许多人的共同观点

这位老兵在夸大其词和故弄玄虚吗?不，从来信判断他完全没有夸张.大批的来信放在编辑部的办公桌上，读者们大多都问同样的几个问题，只是范围是广泛而己…”怎么能把那些无法搞清楚的、各种各样的、互相矛盾的和内容迥然不同的许多现卑、大事件、小事件和事实统统放进一个框框里，纳入一个公式–“个人崇拜’呢9怎么能既谴责我们的失误、消极现象、犯罪、违反社会主义法制和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准则，~责备国家的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文化革命、伟大的卫国战争和战后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呢?……对我们的大无畏精神、我们却热情、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歌声又该如何评价呢?难道我们要把这一切统统抛弃吗?

在这位独裁者死后 30多年的今天，以及在大量的文章公开揭露他的罪行的规模和残酷性之后，斯大林主义的声誉在-

些苏联公民中重新抬头，这证明斯大林至少在一部分苏联公众的心目中仍是一位伟人.

斯大林还十分成功地向国外证明了他的统治方法的正确性，并使→些外国人认为他确有成就。譬如说，许多西方评论家多年来→直不愿谴责他在俄国造成的恐怖，却津津乐道于他给俄国带来的工业化.因此，许多人认为，斯大林时代是一个社会发生巨大变革、实现农材经济向城市经济基本转变的飞跃前进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部分情况是真实的.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的确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大国。它的大量人口的确从农材流到了城市.一个制度化的、由中央全面控制的社会主义体制形成了.而苏联的经济也一直以比较高的速度持续增长.根据苏联官方的统计数字，在第一个5年计划期间，苏联的国民收入猛增了4倍，年增长率几乎高达

1 5 %0这种情况要求人口大规模流动，结果在13年内城市人口增加了 1倍. 1928年至1940年，电力的年产量从50亿千瓦/小时猛增至

483亿千瓦/小时，钢年产量从 4 30万吨增至 1830万吨，机床年产量从2∞0台增至58400台，汽车年产量从 8 000辆增至

14.5万辆.在大战前夕，苏联的工业产值已占整个国民经济的 84 .7%.即使苏联官方报道的数字有所夸大，这些重大成就也是不可否认的。

斯大林时代初期经济的迅速发展可以部分地说明，为什么西方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苏联在斯大林死后仅3年就如此戏剧性地出现了反斯大林运动感到吃惊.那场运动把下述情况公诸于世:苏联国民积怨甚深，无法解决的

i日仇过多，人民遭受了巨大苦难，国民被无辜地大量杀害.这一、切都是斯大林”成就”的无形代价. 1956年，赫鲁晓夫发表了著名的演说.

1961年，在第22次党代表大会上又掀起了第二次反斯大林高潮，并把那些反斯大林的报告编成了文件。上述演说和文件都揭露了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付出的极其高昂的代价。

更应该诅咒的是，尽管苏联工业化初期发展很快，但斯大林时代苏联社会付出的代价却不能用下述说法来证明其合理性:苏联的社会经济变革和现代化模式所取得的发展速度比世界其他地区高.且不说任何此类推理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说法也不符合事实。从对各国所做的相互比较来看，以日本为例，不管是在”明治维新”以后的

19世纪，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发展速度都明显高于他国，而且也没有死多少人。同样，丰世纪意大利在现代化建设方面显然也比苏联取得了更好的成绩(在本世纪初，意大利和俄国的社会经济指数大体相同).最后但绝不是不重要的一点是，沙皇俄国从

1 890年至 1 9 14年一直保持着比斯大林时期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尽管斯大林对其国民进行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迫害。

毫不奇怪，现在的苏联领导人一-

甚至包括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都在设法寻找根据证明，在德国希特勒崛起的情况下斯大林在推行工业化和集体化过程中付出一定的社会代价是理所当然的。现任苏联领导人在他所著《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写道

” 20

-30年代的工业化确实是极其严峻的考验.让我们现在从今天的观点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工业化需不需要呢?难道象我国这样一个大国，不成为工业发达的国家，在

20世纪能够生存下去吗?从另外一个理由也很容易看清楚，当时不加快工业化进程是不行的。法西斯的威胁从 1 9

33年起就开始迅速增长.如果苏联不起来阻止希特勒的战车前进，世界将处于何种境地’我国人民用他们在 20

-30年代建立起来的力量粉碎了法西斯。如果没有工业化，我们就会在法西斯面前处于手无寸铁的境地。”

但是，使苏联社会各界乍分震惊的决定并不是在

1933年、而是在1928年作出的。那时，军国主义化的德国的威胁刷初见端倪，斯大林正用沉重的语调高喊要对付来自英国的”战争危险”，莫斯科正积极地进行阿德国的军事和政治合作。事实上，在

1 9 32年夏，斯大林公开向德国人作出了下述保证(是在与埃米尔-

路德维希进行的一次大肆宣扬的会见中提出阂，苏联报刊也在显著位置作了报道)苏联不准备在违反德国意愿的情况下保证波兰边界不受侵犯.

显然，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苏联为了取得相对说来如此小的社会利益而使本国公民作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正如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西里尔布莱克在他撰写的题为《用比较法看苏联社会》一文(此文全面深刻地分析了苏联的现代化过程)的结论部分所指出的·

50年之后，按人均综合性经济和社会指数排列，苏联的地位可能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根据可以得到的相当有限的材料判断，按人均计算，自 1 9

17年以来苏联没有赶上或超过任何国家..地位排在今日俄国前面的 19个或 20个国家，在 1900年和 1919年也排在俄国前面.

可是，甚至直到 50年代和

60年代，西方的人们还坚持这样→种观点从历史上看，斯大林主义良秀混杂，自相矛盾。不只是西方国家的共产党感到很难解释斯大林主义造成的历史现实。从某些方面看，它们陷入这种困境是可以理解的.斯大林的国家是执政的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实例.而且，鉴于这些党受苏联党的控制，它们在这方面也没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下面这一事实更能揭示为什么斯大林在社会工程方面的试验会对

20世纪的学者产生吸引力西方的很多学者受到了历史学家伊萨克多伊彻(他的著作拥有大量读者.并经常被人引用)所传播的观点的影响.这种砚点是，斯大林主义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是对一个非常原始的社会用政治手段强行快速实现工业化所必需的.

赫鲁晓夫发动的揭露斯大林的运动十分有助于击破这种观点，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一书则把斯大林”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的神话装人棺材，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甚至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也意识到斯大林主义是一个现代政治包袱。意大利共产党在谴责那段苏联历史方面走得最远.但是，亲马克思主义的西欧知识分子在这场揭露斯大林的运动中所受到的震动则更大。因此，斯大林主义逐渐被人们看成是共产主义实践中的一个巨大错误，是应该引以为戒和加以避免的.

可是，斯大林造成灾难的根源要追溯到列宁，即归咎于他遗留下来的武断专权的党和恐怖的秘密警察。斯大林的庞大的官僚机器是建立在一切必须服从于先锋党的基础之上的.一且那个党承担起改造社会的工作，国家权力就必然要加强和扩大。斯大林本人留下的遗产是肆无忌惮地利用国家的暴力来对付社会，建成了一个抑制社会创造性、把任何理性的创新扼杀于萌芽状态的警察国家，形成了一个等级特权制度，把一切都置于中央的政治控制之下.斯大林的这份遗产的很大一部分在他死后依然存在，甚至经过赫鲁晓夫发动的猛烈攻击之后仍安然无恙.因此，它不仅使苏联模式在全世界失去了声誉，而且在赫鲁晓夫之后出现了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长达

20年之久的政治和社会停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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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僵化的斯大林主义

苏联许多普通公民对非斯大林化的作法怀有矛盾心理，这正是勃列日涅夫时代得以持续这么长久并采用这样一种方式存在的原因。勃列日涅夫政权最初打着现代化的旗号，试图使赫鲁晓夫推行的急风暴雨式的改革目趋合理，然而不久它又回到了与斯大林政权相似的老路上去。在社会、经济乃至政治逐步衰退的同时，斯大林体制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令人窒息的集中控制、享有特权的党的干部以及国家官僚机构至高无上的权威，贝~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唯一的变化是斯大林推行的大规模恐怖统治被一种较有区别但仍然专横的高压政治所取代。这主要是因为统治阶层从痛苦的经验中懂得，恐怖丰身所具有的内在力量终将殃及玩火者。

没有由国家发起的社会变革和没有大规模恐怖的斯大林主义，就这样卫延续了

25年。实际上，在苏联共产主义时代中有三分之二的历程是以斯大林主义为特征的，这已成为历史上所谓共产主义的确切标志.斯大林体制得以延续的原因不仅在于勃列日涅夫及其身边的同志依然忠于这种体制并从中受益，而且在于官已成为集特权、统治、赏罚和既得利益之大成的庞大体制，还在于刚刚城市化的苏联大众半个世纪以来被反复灌输着这样一种观念，即他

的经历本身就反映了种巨大的进步，他们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取代目前的制度.

斯大林主义既得以延续又返滞不前，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是一种没有真正的政治生活的政体。最后终于出现了讨论如何对待斯大林主义遗产的公开辩论。历史学家利奥尼德·巴特金在

1 988年第 26期《星期》周刊上指出

–20世纪后期，政治已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消失了民·政治作为现代人类活动的特定领域已不复存在。在这个领域中，所有阶级和集团的利益各不相同，相互冲突，各阶层直接进行公开较量，人们千方百计在某种程度上调合矛盾.政治一旦消失了，一切事物就都具有了”政治性”.

整个社会自上而下实现了政治化，而真正的政治则仅限于最高阶层。这种体制由此得到保护，不受变化的影响。但是，强制性的自我封闭所必然付出的代价就是体制的僵化。

这种僵化不会乖远被忽视@早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后期，苏联上层社会中已有人对这种现象感到不安.人们开始对经济衰退、思想腐败以及文化匮乏等问题有所察觉。除知识界外，政界的某些精英也看到了这点。他们逐渐发现，进步缓慢的苏联与其既定对手美国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拉大，用前面提到的那位历史学家的话说”在斯大林体制屠戮成百万人民时，玻尔、威纳、沃森和克里克他们却在埋头工作，勃列日涅夫体制使我们的国家沦为一个不思上进的国度。与此同时，世界上却出现了激光和私人电脑，并爆发了后工业革命.”

苏联上层人物中出现的历史悲观主义情绪与赫鲁晓夫时代的盲目乐观主义情绪形成鲜明对比.在仅仅 20年前的 1 9

58年，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曾公开宣称·苏联不久将在经济竞赛中”埋葬”美国。或许是陶醉于先于美国的太空计划将苏联人造地球卫星送入太空而在国际舆论主赢得的胜利，或许是根据苏联官方对计划增长率的统计，苏联领导人在许多场合宣称，到

70年代初，在经济产量上”苏联将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将”保证我们的人民享有全世界最高的生活水平”.

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这些公开夸下的海口不能全部归咎于苏联领导人的个性，因为在 1

961年正式通过的执政的共产党的思想纲领中，它们己被奉若神明.换言之，下丽的预言已成为所谓科学的、一贯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当前的10年内，即

1961年到1970年，苏联在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时，人均生产总值将超过最强大、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

似乎仅有这些尚嫌不足，党的纲领接着宣布，在第三个10年中f全体人民必将拥有充裕的物质和文化财富··于是，共产主义社会将在苏联基本建成气进入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阶段将标志着苏联体制最终取得历史性的胜利.苏联社会将比美国更富有，其经济将能发挥更高的效益，”宏伟的共产主义大厦’将有条件贯彻”按需分配的原

目。”.

事实上，这些夸夸其谈到 60年代中期就已成为掩盖经济停滞的痛苦现实的遮羞布了。也许勃列日涅夫曾一度有理由抱一线希望最终弥补差距.

1970年，苏联的经济实力已超过美国的一半，并以略快于美国的增长速度发展，把其他所有对手甩开了相当大的距离。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苏联占 15.3%，美国占

2 7 . 7 %.然而，到了 70年代，苏联的增长速度失去了势头，经济开始萎缩。到 1

985年，苏联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百分比己降到14.7%.而美国却增加到28.5%。更糟糕的是，到80年代末，苏联已不再占据公认的世界第二经济霸主的地位.

70年代初便认定自己要成为世界经济首富的国家却要被日本所超过.日本不仅在经济发展速度上高于苏联，在技术上也遥遥领先.

的确，对苏联上层人土中那些更有洞察力的人来讲，技术上迅速拉大的差距无疑是他们更为关注的问题。他们意识到，经济的进步发展需要科技创新，而苏联的科技则严重滞后，特别是新技术在社会经济中的应用更是落伍.这种现象已尽人皆知，很能说明问题.这个如此炫耀自己锐意革新的国家在工业时代中期却陷入了困境，不能自拔.仅举以下几例便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详见下页表格)

苏联经济一方面在技术竞赛中落后，一方面又存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浪费现象.由于没有激励竞争、合理化和革新的内在机制，不仅苏联的工业部门，甚至连中欧那些与苏联实行同经济模式的国家都已成为官僚主义的低效率

美国欧洲经济共同体日本苏联大、中型屯脑(台) 965∞ 23400”.创 3040 (1983年每百万人的拥有量) 412 135 142

II小型电脑(台) l曲曲。。 240000 700002去创始 (1983年每百万人的拥有量) 4273 1387 588 80机器人(个) 447∞

51877 67435 3胁。 (1981年每百万人的拥有量) 196 201 571 II

和损害生产的资漉浪费的象征.波兰一位经济学家简威尼艾基教授精心搜集了许多资料，于1

987年在伦敦出版了《东西方经济展望》一书.他指出，苏联模式的经济每生产一件产品所消耗的能源，是实行市场经济的西欧国家所需能源的两到三倍.

能 jJ铜铁

每千美元国内总产值每千美元国内总产值

Ii联集团国家

革联 1490 135波兰 1515 135东檀 1356 88匈牙利 1058 88

西欧国家

法国 502 42西德 565 52英国 820 J8

44

在斯大林主义的经济遗产中，意识形态上的荒谬给农业造成的破坏更大，到

70年代，集体化制度长期造成的低效率以及时而出现的恶劣气候，迫使苏联领导人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的硬通货进口谷物.政府于是又不得不对食品价格进行补贴，以免因价格过高，消费者承受不了而引发内部骚乱，然而在同-

时期，农村允许保留的自留地虽然只占耕地面积的 4%.这部分土地所生产出的粮食-由于个人的积极性一却占苏联食品供应的 2 5%。

由此产生的经济浪费以及工业和技术上的落后，也对苏联参加世界贸易的能力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同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样，苏联渐渐成为主要出口农产品和矿物的国家，不能和世界上主要工业品的输出国竞争。根据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年度报告，苏联在出口工业品方面已从

1973年的世界第II位降到1985年的第15位。在这段时间内，台湾、南朝鲜、香港和瑞士超过了它.

更普遍的情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40年后，苏联社会中的部分食品仍实行定量供应，消费品也持续匮乏.每天排队若于小时已成为苏联城市中多数家庭主妇日常生活的-

部分。酣洒的人数不断增加，一般群众的医疗条件普遍恶化.

1987年3月，据苏联新任卫生部长透露，苏联的许多医院没有热水，排水系统不完备，还缺少基本的卫生设施。毫不奇怪，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男性的平均寿命大大缩短，从

66岁跌到 62岁(美国为71.5岁 )，而婴幼儿死亡率却增加到美国的2.5倍，使苏联在世界上居已巴多斯之后名列第

50位。真正躲过了社会磨难的集团只有执政党的官员和军队与政府中的上层人物，他们可以到专门的内部商店购物，到条件优越的医院就诊，还能在专门的度假中心消磨时光，受益于为一个阶级服务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服务于一个阶级的现实直接与社会大同的官方神话相悖，并终于在社会上引起了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 1 9 88年

7月3日，?莫斯科新闻》报道了一次引人注目的民意测验.调查表明，大约半数的苏联人不认为自己生活在”个有社会正义的社会”中.人们对高级官员享有特权的制度表示出最强烈的不满.按照人们对各种特权不满的程度排列，它们分别是”在内部商店选购食物和用品”，”免费提供影剧院等场所的座席和各种书籍”，”在受人尊敬的住宅区内的高级住房中拥有公寓”，以及”国家提供的别墅气群众的生活水平并没有以令人满意的速度逐步提高，相反在某些重要方面却不断下降.这些事实也加剧了社会上的不满情绪。

更严重的是，越来越多的苏联人，特别是许多专业技术人员已经了解到，在国外，甚至在同样实行公有制的东欧国家，人民的生活条件也要好得多.

70年代，知识分子中间已有相当→部分人认识到苏联的落后状态以及苏联影响的减弱。象斯大林统治时期那样虚伪地称苏联人民的生活比任何国家都幸福已不再可能.长期与世隔绝的许多苏联人直到

60年代中期还相信宫方的宣传。

1987年11月7日，苏联某学术机构的一位领导人叶甫根尼阿法纳西耶夫在布达佩斯广播电台对匈牙利听众坦率地说明了苏联为此在文化领域所付出前代价。他说.

苏联社会的国民意识无疑是在完全不正常的情况下形成的。换句话说，这种国民意识与历史观和社会观-样，是片面的 “

I”苏联社会自愿(原文如此)实行文化封闭，也就是说，它对西万世界一无所知·‘我们不关心什么马克斯·韦伯或涂>t干，不是心弗洛伊德、汤团比或施本格勒。这不仅仅是几个名字，它们代在了一些领域时及这些领域的体草，一个社会如果不熟悉这些领域，就会被

20世纪所抛卉，就会被排斥在这个世纪最重要的发明之外.

在全世界范围内，几乎没布一个事例可以证明一种在意识形态方面实行自我孤立而又具有官僚集权特点的体制能赋予经济或社会以活力.在这种体制中，生产每一种消费品几乎都需要政治局作出政治决定.在苏联经历的

70年中，这样制造出来的产品，没有一种能在国际市场上站住脚，这就是斯大林遗留下来并由勃列日涅夫继承的遗产.在这种经济体制中，成百万种产品的定额和价格由国家官僚机构确定.而产品的生产制造则由对革新漠不关心的管理A员监督执行。工人在生产劳动中毫无增加产量或提高质量的积极性.更有甚者，管理人员和工人在向上虚报工作情况时利益一致.结果，近几年苏联官方的国家统计数字越来越不可信，更不足以作为制订合理计划的依据。

尽管苏联仍在不断吹嘘，事实真相却已暴露无遗苏联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均已落后，不用说赶上美国，能在发展中国家里保住最靠前的地位就已经不错了.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里，苏联也已开始遇到一种潜在的威胁，即最终在某些重要领域被更注重革新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所超过.这种危险无疑使苏联领导层中掌握较多情况的人忧心忡忡.苏联的军事领导人敏锐地意识到，现代战争日益依赖于迅速采用最新技术成果的能力，因此这部分人对上述问题特别担心.

在那些更善于用历史的眼光分析问题的俄国上层人物看来，苏联当前似乎正在重蹈上个世纪后几+年俄国衰败的覆辙。 1 8

15年，俄国在打败拿破仑的作战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骑马胜利进入巴黎，俄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强国，其经济在尔后的数十年中迅速发展，政治上也可望发生变革。然而僵化开始降临。

1 870年至 1

890年间，这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实际上出现了滑坡，英国和德国越了过去，法国和晗布斯堡皇室也赶了上来.两场耗资巨大且毫无结果的局部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保加利亚和高加索战役)以及镇压波兰叛乱的行动，使俄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不久，又发生了革命骚动，它反映了人们在政治和社会两方面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历史往往惊人地相似。

1 945年，斯大林征服了柏林，红军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j1J

60年代，苏联领导人越来越有把握地认为，苏联不久也将成为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的强国.但是，苏联经济在 70年代不再发展，到 1

990年，苏联不仅将远远落后于美国，还将远远落后于西欧和日丰.在阿富汗持续了9年的战争以失败告终，东欧国家出现动乱，军费开支过高又给经济带来影

响，这些情况在苏联国内引起社会上普遍的不满，在国外又使苏联威信扫地.

种种迹象表明，苏联在与美国的经济竞赛中正贱牙阵来。这固然不是个好兆头，然而事情还不仅如此e婉荔联的地缘战略角度来看，更令人烦恼的是 1 9

88年”美国综合长远战略委员会’进行的那个不容乐观的预测L它表明，到 20

10年，在世界经济大国中，苏联可能仅’居第5位。那时，美国仍将名列首位，以下依次为西欧(它也许仍然不能形成一支综合性的政治军事力量)、中国和日本e苏联将尾随其后，届时其国民生产总值将远不及美国的半数.

此外，前面的四列强之间的关系将可能好于它们同苏联的关系。克里姆林宫因此将可能处于潜在的对手和经济实力更强大的国家的地缘政治方面的包围之中.这种前景.在战略上租意识形态上所包含的内容

.8使所有的苏联领导人感到震惊。那些将权力建立在共产主义必将打开通向美好未来的大门这样一种信念上的人，对此更是惊恐万状，坐立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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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改革的困境

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人们终于从政治上认识到变化、改革和进一步创新的重要意义。但是.

20多年的时间白白浪费掉了。结果，旧的传统不仅没有被取消，反而恶性循环，日趋膨胀.当时苏联的社会制度是下列三个紧密联系、相互交错的发展时期的僵化产物l、在列宁领导下的、旨在彻底改造苏联社会的极权主义政党时期.

2、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已使人民彻底成为驯服王具的极权国家时期;.3、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为腐败堕落的极权政党所支配的全面僵化的国家时期.

要对现行的制度进行改革，就必须攻克这三道历史的屏障.然而，这样做就意味着与重要的权力机构分道扬镶并激起苏联民众中已经斯大林化了的人们的不满。因此，任何改革要取得成功，都必须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必须一步-

个脚印，注意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而且还要当心，不能同时触犯所有现存的主观和客观上的既得利益者.

由于勃列日涅夫个人的腐化堕落和这一时期社会的停滞不前以及越来越明显的经济衰退，他的传统最不堪一击.斯大林主义的传统却由于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和部分老一代苏联公民对它残留的忠诚而难以克服.然而，最难以攻克的还是列宁主义的传统，因为它把人们对苏联新经济政策的怀念与关于由少数先进分子组成的先锋队应该起到独特的历史作用的主张联系到了一起，而且还为统治集团提供了历史的合法性.

勃列日涅夫的继承人尤里安德罗波夫率先发起了对旧制度的批判，但仅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那时，社会腐败的蔓延和经济的持续停滞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憎恶，就连那些对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这两个早期阶段忠心耿耿的人们也能够与反对勃列日涅夫的改革派结成统一战线了。然而，使改革派大为遗憾的是，由于这位富有创新精神的领导人于

1 9

84年突然逝世，安德罗波夫时期亦随之迅速结束.此后，曾有较短的一段时间，在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勃列日涅夫本来希望他作自己的接班人)的领导下，旧的制度获得了苟延残喘的机会.但是，在那时，要求继续改革的强烈呼声再也不可抑制，人们希望这一改革至少可以抛弃苏联最近的一套做法。于是，以

1 9 85年契尔年科的逝世为契机，另外一个更富有生气、显然与安德罗波夫这位领导了短暂的、中途夭折了的改革的领导人颇具相同之处的人物被推上了领导位置.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只是模糊地感到他要把苏联重新推上改革的轨道.至于这一改革要进行到何种程度以及应该遵循何种历史模式，则点也不清楚.具体地讲，斯大林主义是否也要推翻?以什么名义推翻它?如果要把受人尊敬的列宁主义作为矫正斯大林主义的工具，那么，应该利用列宁主义的哪些重要原因?是他的新经济政策，还是他关于要建立一个富有新的活力‘富有战斗精神和具有坚定的思想信念的政党的理论?另外，作为个实际问题，不仅从历史上，而且从现实中否定斯大林主义是否也会多多少少地否定列宁主义的实质和真正遗产?对所有这些问题，戈尔巴乔夫则全然心中无底.

不过，必须明白无误地指出，戈尔巴乔夫的出现并非是偶然事件，这一点至关重要。他的执政代表着一种崭新的现实局面在苏联的出现，无论是以客观的还是以主观的标准来衡量都是如此。换言之，即使戈尔巴乔夫不上台，也极有可能有另外个苏联改革派人物在

80年代中期登台。尽管苏联人民的物质贫乏，并长期遭受政治灌输之苦，但到

80年代初，他们己具有了相当的文化素养，其中许多上层人士对外界情况已相当熟悉，因而不再象以前那样容易轻信那些欺骗性的思想宣传。在上层的职业经济学家、世界事务专家以及在主管国际事务的党的机关工作’人员中间，尤其普遍地出现了这样一种认识，即危机日益.加深.改革势在必行.而推行改革的实践反过来又有可能为上述问题提供答案.

戈尔巴乔夫所推行的著名的”公开性”运动并没有马上、或许也不可能马上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一个全面的战略对策。相反，”公开性”运动的开展似乎经历了几个战略阶段.

1985年运动发起之初，揭露的矛头主要指向国家机关、甚至包括至今仍是老虎屁股的警察机关内部的不正之风，经济部门的挥霍浪费和管理不善等弊端.不久，”公开性”运动的范围就扩大到了对苏联的历史进行批判性的重新评价，重点是对斯大林时期的某些不育自明的错误做法进行重新评价。然而，这一运动并没有对那一黑暗时期的传统体系发动全面攻击，因为这样做有可能带来动摇整个政治制度结构的潜在威胁.

尽管”公开性”运动最初只在有限范围内进行，但宫还是为苏联重要的城市地区输入了改革的动力.这就使得戈尔巴乔夫及其伙伴们能够扩大这-运动的范围.到 1 98

7年，他开始推行一项以改革国民经济的计划和管理方式为主的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这项以”改革”命名的计划旨在利用”公开性”带来的动力，加强和调整死水-

潭的经济机构，从而振兴经济的发展.但是，这同样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如果不大规模地触动政治体制，如果不更普遍地打开思想自由之门，那么，苏联的经济改革就不可能真正实现.

因此，如何为改革划定范围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连戈尔巴乔夫本人大概也不知道确切的答案，尽管他在某些讲话中奋过一些进行大规模改革的暗示.拿他在许多不同的公众场合发表的非正式和即席讲话与他对共产党领导部门所傲的经过事先准备的正式讲话相比较，前者的含义总是更深刻，影响也更广泛。

1 9

87年7月中旬，在新闻宣传部门和所谓的创作协会的领导人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发表演讲，呼吁推行苏联新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一词出自西方政治社会学，他借用这样一个术语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戈尔巴乔夫在号召进一步实行民主化时曾说过，”我们现在可谓在重新接受民主教育.我们在学习.我们的政治文化仍有缺陷，我们的论证标准也有缺陷，我们就连对自己的朋友和同志的观点表示尊重的能力这一点t都还有缺陷.”

一另一

由于他所痛恨的诸项”缺陷”不仅仅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遗产，而且还在俄国历史中有着深刻的渊源，所以戈尔巴乔夫要建立新型的政治文化尤为艰难.阿斯托弗德屈斯蒂纳侯爵对俄国进行了长时间的访问之后，于

1939年出版了《俄国来鸿》一书 .书中描写的情况表明，

19世纪的俄国与今日的苏联在政治上有着明显的连续性.使德屈斯蒂纳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当时”建立在委琐、懒惰和腐败之上的”国家机器的无所不在的作用，以及在国家官僚机构中”神秘主宰着一切”的现象.他说，”这暴政的创造性仅表现在它能够变换手法维持其政权”，而且”当这一暴政自称在于好事的时候，正是它最坏的时候，因为这样它就能以自己的意图为借口来为他们所施行的暴虐行径正名，而一旦披上了救世良药的外衣，邪恶行径就会-

发而不可收拾’。他对俄国专制政府的评价同样很适用于苏联的情况”我并不是说他们的政治体制没有创造出任何有益的东西，只是想证明为了这些有益的东西所付出的代价太大。”

同样使德屈斯蒂纳感到吃惊的是对思想自由的限制以及那些权势人物对历史的践踏.他评论道，历史是”沙皇的财产”，他”只让人民了解与统治者的捏造桶一致的历史事实气他说，或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俄国的政治体制经不起与西欧进行

20年自由对话的考验”.

因此，要在实行了 50年的直接或间接的斯大林主义的国家制度和

70年的列宁主义的政党制度之后的苏联建立一种新的政治文化会带来场大的政治剧变，也就不足为奇了.戈尔巴乔夫在 1

987年5月与匈牙利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所举行的一次私人会谈中也暗示了这一点(第二天，这位匈牙利领导人就把谈话内容向本书作者作了叙述).戈尔巴乔夫指出，在他看来，苏联自

1 929年以来的经验全部都是错误的。实际上，据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说，苏联的经验有四分之三以上是令人怀疑的，应该于以否定或纠正.

关’f.这点，就连戈尔巳乔夫在政治局的同事是否完全同意都很值得怀疑.他们中的多数人或许已本能地觉察到，不仅列宁主义的理论是他们赖以合法存在的基础，而且斯大林主义的大部分经验也为他们提供了权力基础。对斯大林主义的体制进行部分修补不仅是可行的，甚至被认为是必需的.但是，他们担心，进行全盘否定将会动摇整个苏维埃制度。人们对改革所持的态度因此不够一致。在把有害的列宁主义传统仍然作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保留下来的前提下，又能够安全可靠地清理掉多少斯大林主义的遗产昵9在这一问题上意见很难保持一致.

事实上，苏联最高领导层中的最根本的(但不公开的)争论议题是列宁主义，而不是改革问题.例如，西方曾对改革派戈尔巴乔夫与据说是保守派和反改革派的叶戈尔·利加乔夫之间的所谓冲突进行了各种分析和猜测。到

1988年秋，利加乔夫仍然是政治局的二号人物，同时还是党的书记.尽管有了”公开性”，但到目前为止，人们对最高领导集团内部的分歧几乎仍然一无所知.但是，利加乔夫显然一直在代表那些虽然不反对改革、但却希望能以

“JIJ宁主义的方式 “自上而下地进行有组织的改革的苏联领导人说话。他们认为，这样才不会破坏党对改革过程的有效领导。

亚历山大格尔曼对这两种方式的区别作了最好的概括。他是苏联电影摄影界党组织的-

名活跃分子，也是戈尔巴乔夫的热心支持者。他在”民主化”和”自由化”这两个概念之间划了一条明确的界限。他的话(1 9 8 8年 4月

9日为《苏维埃文化报》所引用)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说.

民主化为权力、权利和自由提供了再分配，为创建许多独立的管理和信息机构提供了条件。而自由化则是对一切行政体制的基础的维护，只是这种维护来取的是更温和的形式.自由化是一只未攥住的事头，但仍然是同一只手，它随时都可能攥成一只举头。自由化有时只在表面上与民主化具有相似之处.但实质上，它是对民主化的根本的和不可容忍的篡改.

尽管这段话有些夸大其辞，但其中谈到的关于”民主化”的领导与”自由化”的领导之间的区别基本上是正确的.在如何处理好斯大林主义遗产的闽题上，”民主化”领导人主张同过去实行更加彻底的决裂，而”自由化”领导人则倾向于强调过去与现在的连续性。手IJ加乔夫在

1 987年

12月4日接受法国《世界报》一次著名采访时曾有些出格地指出，”我主持召开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会议…并组织它的工作”，而”戈尔巴乔夫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和l加乔夫毫不犹豫地对苏联的过去作出的评价比戈尔巴乔夫本人所作的评价要更加积极。和I加乔犬总是主张进行改革并且完全赞成”改革

“tJ-J剖，同时，他又公开表示，他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毕竟也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e据

1987年8月27日《真理报》报道，他说，呀E是→段令人难忘的时光，人们的确生活得非常充实…就是在那时，在困难的条件衣造就了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同时，他还强调指出，”我们永远也不会偏离列宁主义的道路。”在这里，他特意把列宁主义道路与整个”苏联的

10年光荣历史”相提并论。

人们要求改革的一致呼声体现了在现实问题上的相互让步，也掩盖了在许多历史问题上的重要分歧.这种让步具有双重性质。方面，它允许公开斯大林时期的错误并允许对它们进行批判，从而使苏联的经验和榜样在全世界范围内戒信扫地.另一方面，由于既要保留列宁式的、自称对历史规律具布独特洞察力的极权主义政党，又要保留斯大林式的、使人民处于绝对服从地位的庞大的国家机器，这样就使苏联最基本的极权主义国家的特征得以继续存在，从而严重地限制了改革的幅度.苏联也因此付出了双重代价。它继续丧失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吸引力，却又无法通过真正的体制改革在国内获得广泛的自由来弥排这损失。

因此，苏联的前景很可能是.社会制度使经济发展迟缓，越来越远地落后于西方世界，尽管戈尔巴乔夫不遗余力，尽管他在国际上获得了崇高声望，也仍然无济于事.要避免出现这种暗淡的前景，不仅需要进行场政治文化方面的革命，而且需要对造成苏联现实困境的双重渊源

–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进行真正彻底的制度上的全面否定.如果不废除斯大林主义，不在很大程度上淡化列宁主义的影响，苏联就仍将是一个没有建设性社会内容、没布理想主义或历史远见的庞然大物.这样，官将继续有悖于提高个人权利的世界趋势，继续缺少发挥真正的社会和技术创造性所必需的先决条件。

然而，真正的政治现实是，废除斯大林主义和淡化列宁主义最好是(也只能是)逐步进行，尤其是在处理列宁主义的传统时，要格外小心谨慎.要真正消除斯大林主义，首先必须打破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国家官僚机构，并使农业集体化制度全面解体.在统治集团拥有既得利益的情况下，尤其是在俄国长期存在着国家对社会的至高无上的权力的传统条件下，这些任务是艰巨而庞大的.而且，苏联的多民族特点也是→个特殊的复杂情况，因为任何真正的非斯大林主义化行动都会激发出非俄罗斯民族中越来越坚定的民族主义信念，从而对苏联

自身的存在构成威胁.

列宁主义的问题更难对付。首先，打着列宁主义的旗号较易于对斯大林主义的遗产发起进攻.利用”完美的列宁”可以为贬低斯大林提供必要的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越是对斯大林时期进行谴责，就越是要对列宁时期进行美化。因此，即使是从策略需要上考虑，也得把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与对列宁主义遗产的修正或淡化区分开来。列宁的遗产毕竟可为名正言顺地进行反对斯大林的改革，以及为驳斥所谓改革代表Z修正主义这类指责提供最便利的立足点。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则是加强了列宁主义在苏联政治中的统治作用.

因此，列宁主义的理论依然是统治集团维持其合法性的中心支柱.它使统治集团的权力地位变得名正言顺.对列宁主义的任何否定都等于是心理上的集体自杀。在经历了这么多年之后，苏联共产党统治集团不可能一下于改弦易辙，把自己说成是类似西方社会民主党和早期孟什维克(列宁曾将其粉碎)那样的政党.某些西欧共产党组织的经验表明，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例如，法国共产党人是在民主传统占统治地位的环境下开展工作的，尽管他们可以找到许多政治理由来改变自己的旗号，但时至今日，他们仍未能实现这→变革.

因此，必须公正地说，戈尔巴乔夫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即使是对斯大林主义进行部分的否定，苏联共产主义经验中所剩下的也就只有列宁主义了。如果既否定了斯大林主义，又否定了列宁主义，则将意味着对共产主义时代的全盘否定.我们不可能指望戈尔巴乔夫把他的合法性建立于布尔什维克之前的历史上或者去寻找某一位社会民主主义者作为自己的先驱。因此，他别无选择，只能认定”改革”是以列宁主义为基础，扎根于列宁主义之中，完全是列宁主义的再现.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戈尔巴乔夫将使共产党统治集团重蹈教条主义大简化的覆辙，重新吹嘘共产主义是所有真理的唯一代表，重新要求共产主义对权力进行全面的垄断。这切毕竟是列宁主义的实质，而这一实质又曾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斯大林主义。

由此可见，实现真正”改革”的政治障碍不仅令人望而生畏，而且可能难以逾越。要与列宁主义的遗产决裂，只

主义而不是布尔什维主义。戈尔巴乔夫的某些言论把列宁与民主联系在一起，这暗示着他是倾向于选择这一作法的.他的一些最狂热的支持者似乎正在为此做准备，他们公开发表评论说，当代苏联对马列主义的理解由于斯大林时代而遭到了歪曲。在

1 9 88年 4月 20日的《文学报》上，费奥多尔·布尔拉斯基尖锐地指出·

研究斯大林为社会主义的畸吏辩解的理论非常重要.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社会主义观念是由斯大林一手移交下来的。从

30年代相起，教育制度就是以斯大林所著的《列宁主义闭题》、他所编辑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他·所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依据的.现在所有的教科书，如党史、政治经济学、科学共产主义和哲学，以及社会科学领域的大部分理论研究著作，都不同程度地以这些书为依据。

但是，把列宁重新划为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一理论上的基本变化对执政党的权力垄断构成了明显的威胁.共产党的官僚集团肯定会对任何此类重新确定自己的根源的作法·进行抵制。反过来，这也意味着在一个创造性和多元主义相互依存的时代，苏联仍将受一个坚持政权垄断、独裁和使社会空气令人窒息的机构的摆布，仍将处于坚持列宁主义主张的政党的领导之下。这主张认为，只有党才掌握着真理.并且只有党才有权力、有能力将真理强加给社会.

从根丰上说，苏联领导集团面临的是一个十分棘手的历史难题要恢复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声誉，苏联就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否定自己的大半部共产主义历史.在

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共产主义实验对世界上的多数国家来说，似乎预示着美好的未来。到了 20世纪

30年代，它似乎在建设着这一美好的未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甚至在进入

60年代以后，它似乎仍代表了未来的趋势.然而，到了本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在人们眼中，苏联已经变成一个社会经济发展迟缓、意识形态方面毫无吸引力的范例.

对全世界来说，苏联的经验不再是人们崇拜的偶像。今后，人们将不再效仿它，而只会去避免它.于是，共产主义运动便再也没有一个可供他人借鉴的现存模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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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23 09:26 只看该作者

第二部分

苏维埃联盟的解体

“改革是我们的最后机会，”面色严峻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 1 988年

1月8日说道”停止改革就是我们的末日.”这一预言是在苏联宣传部门领导人的一次会议上说的，后来由于《莫斯科新闻报》给予特别的强调而广为流传，并被苏联上层人士广泛引用。

这与他的前辈尼基塔赫鲁晓夫那种热情奔放的乐观主义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赫鲁晓夫在

30年前也曾谈论过苏联的未来.他一次次地描绘出胜利的社会主义苏联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跨入共产主义时代的景象”在 1

965年后的→段时期内，比如说在5年内，苏联的人均生产水平将与美国并驾齐驱或超过美国a因此，到那时或者更早些，苏联将在绝对产量和人均产量上居世界首位。这将保证苏联人享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这是赫鲁晓夫在

1958年11月14日向苏联军事院校毕业班夸下的海口 .

这种说法并不是漫无边际的胡话或偶尔的疏忽。这一宏愿不断出现在苏联人经常说起的”经济建设宏伟纲要”中，该纲要保证苏联经济在不远的将来跃居世界领先地位.实际上正象前面所说的那样，这个预言甚至被写入了苏联共产党在

1 9 61年通过的党章中，该党章还保证目前? 的这代苏联人将进入全面实现共产主义的神圣阶段。

30年后，历史紧迫感支配着新任苏联总书记及其同僚们的思想。他们无法国避令人沮丧的现实苏联与其主要资本主义竞争对手的差距不仅扩大了，而且在

20-30年内还有被其它国家超过的危险。日本已经超过了苏联。全世界都知道苏联在走下坡路，这已足以危害苏联的国际声望了.难怪戈尔巴乔夫为了激励苏联的上层人士竭尽全力使他们的制度获得新生，竟然说共产主义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西方普遍j)为苏共政治局有”改革派”和”保守派”之分。前者主张变革，而后者却要维持现状.然而，情况恰恰与这种看法相反.到

80年代巾期，绝大多数苏联最高领导人都认为必须对他们的制度进行改革.真正的阻力主要来自各加盟共和国和州的第书记。这些人在自己地盘内的势力根深蒂固，他们缺乏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那种广阔的全球眼光.在苏联最高领导人中，分歧集中在如何进行改革、如何确定改革的规模和在多大程度上通过新闻宣传动员苏联公众直接参与改革过程等问题上。些苏联最高领导人显然主张采取更加谨慎而稳妥的步骤，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将重振社会经济的工作牢牢地控制在执政党手中。但是他们也认为，苏联要避免灾难性的衰落，需要进行重大变革。用前章的术语来说，他们是”自由主义者”而不是”民主主义者”.

戈尔巴乔夫则主张象取一种不同的策略.他公开充当改革浪潮的先锋，有意从下面引起社会压力，促进改革.

这就是”公开性”运动的喋略意义。”公开性”引发了人们就苏联历史和现状展开的全国性辩论。在辩论过程中，许多过去被奉为神圣的东西遭到公开的亵渎，多年来鲜为人知的事情被揭露;国家表面上的致性被打破，在一些人看来，这个制度也前途未卡。这场辩论在

1 9 88年6月召开的党的第

19次非常代表会议上达到了高潮。许多人开始使用几年前要被斥责为修正主义的语言。对个始终都被僵化的正统学说统治的执政党来说，修正主义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罪名.苏联表面上的一致已被一连串有可能引起严重政治冲突的问题所引起的怨恨弄得四分五裂.结果，极权制的苏维埃联盟随时可能解体。

第五章从梦幻到修正主义

苏联新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已逐渐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没有什么能比这一令人吃惊的事实更好地说明这种生机勃勃的新现实.戈尔巴乔夫的言行表明，他已从主张进行经济改革、使之重新焕发活力，变为主张进行更加根本的变革.他不仅要改变苏联的经济结构，还要修改苏联制度的思想基础，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苏联的政治程序。这变化既表明他对苏联的危机有越来越深的认识，也证明了他具有雄才伟略.但它也预示了围绕着共产党是否将继续掌管苏联未来的问题，可能会出现旷日持久的、分裂性的政治冲突。有朝一日党甚至可能丧失对社会的垄断控制.

在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概念经历过一段漫长而痛苦的历史.在苏联的政治词汇中，这个词吉有特定的贬意，多年来它一直指那些背离党的基本学说‘具有明显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人.列宁对社会民主主义深恶痛绝，认为它危害极大，斯大林则竭尽全力想把它斩草除根。列宁主义的遗产对社会民主主义观念表现出特殊的敌意，因为社会民主主义强调真正的民主‘公开性、群众参与决策和对不同观点的容忍。社会民主主义甚至在其自身的运动中也主张通过合法的竞争来取得领导权.列宁及其追随者将这些思想斥责为”小资产阶级”倾向，认为它与无产阶级所需要的‘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纪律严明的政党格格不入。

1 9 17年以后，这个政党不仅变成了职业性的政党，而且变成了无产阶级的永久统治者。

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是在与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就立刻在肉体上消灭了孟什维克.斯大林继续了这场斗争，给他的一些主要的权力竞争者加上社会民主修正主义者的罪名，把那种理论上的批判作为从肉体上消灭他们的正当理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东欧，社会民主主义被斯大林诬蔑为西方帝国主义的驯服工具，成为他报复的特别目标.的确，来自社会民主主义左派的挑战，在苏联历史上一直被视为是非常危险的.这不仅因为两派共同膜拜的马克思主义先驱生性就倾向于把不同意见视为异端邪说，而且还因为苏联领导人意识到:社会民主主义人士所使用的语言和象征手法对处于共产党政治控制下的民众有巨大的潜在号召力，

苏联直对执政的共产党领导层内的切修正主义现象抱有特别强烈的敌意.南斯拉夫的离经叛道，特别是铁托进行的各种工人委员会的实验，被斥为修正主义特别反动的表现，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的背叛.这种谴责在

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使东欧国家在许多公开审判中把受害人一律定为修正主义分子、叛徒和西方间谍

1956年匈牙利和波兰爆发反斯大林主义的民族主义骚动后，莫斯科把修正主义的罪名戴到了 1 9

58年被处决的匈牙利领导人伊姆雷·纳吉头上，谴责他企图建立一个中立的、其实质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匈牙利。莫斯科还一度把批判矛头指向波兰共产党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领导人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莫斯科对哥穆尔卡疑心重重，因为他为了巩固有较多自主权的波兰共产党政权，而准备放弃令人切齿痛恨的集体化制度，向农民和天主教会妥协，从而不可避免地放松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虽然克里姆林宫最终同哥穆尔卡言归于好，并勉强支持7他的政权，但却直十分关注波兰国内局势的发展。在

50年代末J苏联报刊对波兰的一切修正主义现象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攻击，认为波兰存在着让可恶的社会民主主义死灰复燃的潜在危险.

修正主义对苏联的困扰在 1 9

68年的”布拉格之春”时达到了顶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行动纲领》中，阐述了捷共新领导人，特别是第二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所提倡的思想.苏联领导人不遗余力地谴责这些思想.?行动纲领》呼吁实行捷克斯洛伐克政治生活民主化和经济分散化，主张开放意识形态和全面揭露斯大林主义的罪行。莫斯科指责这些主张是”右倾修正主义”，是为”退回到资本主义和脱离华沙条约组织铺平道路”。勃列日涅夫进行军事干涉、撤换杜布切克及其同僚，是”布拉格之春”的必然结果。

然而，如果把戈尔巴乔夫在

80年代末的观点与克里姆林宫前任所咒骂的修正主义观点进行一番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两者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无疑，戈尔巴乔夫的观点并不是→下于形成的。戈尔巴乔夫当政之初与其政治局同事都意识到，在苏联制度内早就该进行改革了.他最初把注意力集中在使苏联经济合理化和现代化上.不是出于谨慎就是因为感到通过改善管理和计划便可大大提高经济水平，戈尔巴乔夫最初向公众发出了消除浪费、经济管理不善、产品质量低劣、纪律松懈、副酒和普遍懒惰等现象的号召。人们有这种印象戈尔巴乔夫最初是以东德为榜样，要建设一个效率高、纪律性强、技术先进的共产主义制度。

然而，戈尔巴乔夫很快就知道俄国人不是普鲁士人，把苏联变成一个放大了的东德的幻想也不可能实现.这无疑使他懊恼不已。他不得不面对现实:他所面临的问题更深地植根于文化和制度之中。其实，戈尔巴乔夫在短短两年的摸索过程中就已认识到，苏联的改革若要成功，就必须大大改变公众的观念，即社会的”政治文化”，甚至改变苏联政治制度本身的特征。

1988年6月，在党的第19次非常代表会议上发生了转折，戈尔巴乔夫在开幕词中把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提高到经济改革之上。他说”我们今天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问题.但哪个问题是关键呢9苏共中央认为，关键就是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经济改革只有在实施政治改革后才能取得成功，才能使苏联真正追求可与世界上更先进的社会相媲美的生活水平，追求足以使苏联与西方进行政治和军事竞争的技术水平，实现许多年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给人们许下的宏愿，证明苏联的意识形态主张是在雄厚物质基础的。人们有这种感觉:

1988年，戈尔巴乔夫希望从匈牙利得到改革的启示.

随着改革重点从经济转向政治，戈尔巴乔夫在 1 9 8 7

年就已经采取了另种方法·用有意激发出来的自下而上的压力(即著名的公开性)促进、甚至推动自上而下的全面改造(即改革)。公开性反过来又意味着苏联要从整个制度上实行范围广泛的民主化.我们必须注意到”公开性”和”民主化”背离了强调自上而下实行全面控制的传统的列宁主义原则.在推动改革向前发展的过程中J公开性”和”民主化”将改变这个制度本身的性质.戈尔巳乔夫在这次非常代表会议上批评了那些坐等自上而下进行改革的人，鼓励了那些努力自下而上地施加压力的人。他在讲话中指出.”各地的人民再写信或议论说，改革还没有来到他们身边，他们问，什么时候才能进行改革a但是，改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改革必须靠城乡人民自己进行，而不能等待某个人从什么地方把它带来。”换言之，推动改革前泣不仅需要制度上的”自由化”，而且还需要制度上的”民主化”。

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认为;他且作为位真正的列宁主义者采取行动的，他正在把党带回到列宁主义真正的理论基础上去，正在使党摆脱斯大林主义的有害影响.但是很明显，戈尔巴乔夫被迫大张旗鼓地宣传这种更加雄心勃勃、更加全面、更加充满社会活力的方法，是因为他越来越意识到，不采用这种方法进行改革，他便将一事无成。他-定已经意识到。如果继续遵循列宁主义的传统原

)il IJ–

只有自上而下的控制才能带来下层的社会变化他将注定被斯大林主义造就的权力与特权机构的残余影响所打败。这迫使他采用了一种有可能被苏联的正统派扣上修正主义帽子的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戈尔巴乔夫即席发表的公开讲演比他的正式发言流露出更多的修正主义论调，因为他的正式发言据信是经过政治局集体同意的。由此我们可以窥见戈尔巴乔夫在这件事上的个人情感。无论如何，戈尔巴乔夫在即席讲演和正式发言中所强调的主题，都在一些敏感的方面使人们回想起杜布切克多年前所强调的问题，至于哥穆尔卡或铁托对马列主义学说更为谨慎的修正就更不用说了。戈尔巴乔夫是以绝望的语调阐述这些问题的，与官方所说的社会主义”必然”胜利那种乐观情绪大相径庭。戈尔巴乔夫不止一次地用预示苏联末日的语言谈到这些问题”

1988年2月18日他向自己的中央委员会提出警告说

“同志们，最重要的一条是民主化在改革的新阶段，党只有利用民主的方式才能保证自己的先锋和领导作用.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一切都取决于这项任务的解决.”

紧迫感成了反复强调的话题。戈尔巴乔夫多次提醒他的昕众们注意:时间正在流逝，必须从现在起开始变革，而且必须是圭面的变革。 1 9

87年10月，他向列宁格勒大街上的人们说”两年来，我们同你们起协商、谈论、争辩和思索，民图找到个正确的答案，来解决生活本身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必须做些fI么呢?现在，我们必须走完这条改革之路.整个社会都必须以这些原则改弦更张·在经济管理和整个社会精神生活中实行民主.一切都必须改变，”他对中央委员会抱怨说..我们在实践中经常可以遇到反对主动精神和对主动精神消极抵制的情况。不仅如此，有许多人不去努力理解别人提出的建议，反而有意寻找借口，斥责主功提出建议的人.这种现象仍然非常普遍.”他不耐烦地警告说”我们不能再容忍这种状况，否则改革就会失败。’

戈尔巴乔夫在列宁格勒一座带有布尔什维克的特殊神秘气氛的城市-

一的另一次讲演中，号召群众支持更加宏伟的第二阶段改革，即政治改革。这个阶段的改革将包括某些制度上的民主化。他告诉昕众.”第二阶段是不可缺少的决定性阶段，所以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字面和决定上.但是同志们，我们过去却恰恰是这样。这是二个教训，个从过去得来的痛苦的教训。我们曾开始做许多事情，并且做得对，但后来却半途而废了s如果这一次再半途而废，国家将遭受巨大的损失.我坚信，我们不应该，也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因为这是人心所向。改革不是做游戏，国家命运和人民生活都取决于改革。”

然而，人们对戈尔巴乔夫的主张却反应不一。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主要是莫斯科各研究所和知识界)热情很高，但他们的热情却被官僚机构和党员干部明显的冷漠态度所抵消。地位稳固的官员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普遍抱有怀疑态度。戈尔巴乔夫不得不首先引用而后再迎头痛击上层人士的”但愿民主不会造成混乱”的习惯说法，由此也可以看出这种怀疑态度。他在反击这种批评言论时说，布这种忧虑的党的官员们”是在为一己私利而小题大做”.但这种说法很可能惹恼那些官员们。

正如《真理报?

1988年2万19日所报道的那样，更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在与他的批评者争论的过程中不得不承认，他的计划遭到了指责.有人指责党的总书记在宣传修正主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戈尔巴乔夫的反驳表明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指责”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人思想混乱了，怀疑我们是否在从社会主义向后倒退…不知道我们是否在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毫不奇怪，马列主义的4捍卫者’同社会主义的送葬者已经一起出现了.他们相信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受到了威胁.”

党的官僚对民主有一种本能的惧怕心理，而对戈尔巴乔夫的普遍怀疑又加剧了这种惧怕心理.他们怀疑戈尔巴乔夫为了争取群众对内容广泛的”改革”的支持，正在有意无意地煽动群众的反官僚情绪.这一指责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根据的。为了克服变革的阻力，这位苏联领导人别无他择，只能争辩说制度上的惰性和对实验的抵触态度阻碍了改革的进程，此外，为了宣传民主化的优点，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借助于民粹主义的口号，强调需要由人民自己来承担为自己谋幸福的责任，强调需要人民更加积极地参与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所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使一些人忐忑不安，怀疑总书记在煽动群众反对自己的党员干部。

戈尔巳乔夫对这些担心也很敏感，这更证明了它们确实存在.戈尔巴乔夫为了安定人心不止一次地专门保证说，最高领导人决不会挑动群众打倒党的干部，出现类似中国”文化革命”的那种情况。例如，他在

1 9 8 7年10月 13日说道

“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需要富有才干和觉悟高的干部.这些干部接近人民，具有重振社会的革命思想·.我这样谈论这个问题，完全不是想让人们把它理解成一个呼吁，即呼吁人们象中国摘‘文化革命’那样向机关工作人员开火.不，同志们，我绝没有这种想法;在另一次谈话中，当谈到j需要撤换对改革漠不关心的干部时，戈

尔巴乔夫急忙补充说”这样做绝不意味着对干部采取不尊重的态度，因为我们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都是富有才于的人，应当受到保护。”

戈尔巴乔夫尽管再三做出保证，但对党员干部却是称赞和警告同时并用。他指出，如果党员干部不愿适应新时代的精神，对他们也不是不能撤换的。他每次称赞”列宁主义干部”的特殊的、甚至是无与伦比的作用时，儿乎都要警告说，被动和缺乏改革精神是不能容忍的.他在一次向街道上的人群发表即席演讲时说.”我们国家的一些人要么就改变自己对事物和对人民的态度，要么就靠边站，给别人让开路。”

戈尔巴乔夫虽然想用列宁主义的外衣保护自己，但他的确在标新立异，他的立场注定会使正统派感到不安。列宁主义关于党是理论真理的唯一守护人的思想在党的官员中根深蒂固，戈尔巴乔夫进行公开辩论的呼吁对他们来说当然不是什么定心丸。他那些更为精心的指示虽然在理论上修正主义色彩不那么浓重，但也使人感到不安。人们猜测，纲领性文献《改革与新思维》书可能是与戈尔巴乔夫志同道合的支持者写的，但这本书显然包括了戈尔巴乔夫本人的严肃思想，人们在这本书中可以对苏联的现实和历史→览无遗。戈尔巴乔夫虽然很谨慎地重申标准的列宁主义原则，但他的论点却不时让人联想起几位东欧共产党领导人和理论家的言论，而他们都曾被克里姆林宫斥责为修正主义者。

戈尔巴乔夫的著作与 1 968年杜布切克时代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纲领》在某些方面如出一辙。这些一致之处

一定使那些更为正统的苏联领导人坐卧不安。诚然，这位苏联领导人强调说，他的目的是要回到真正的列宁主义原则上去，而不是想在任何方面削弱党的领导和与之相关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确定民主在实践中的含义时，戈尔巴乔夫的著作与杜布切克的《行动纲领》之间的差异尤为明显。杜布切克的民主准备采用投票箱，而戈尔巴乔夫则把民主限制在意见箱内.杜布切克的民主化意味着打破共产党在政治权力上的垄断，而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则要求党更多地对人民的意愿做出反应.然而，两个文件都谴责斯大林主义的做法和片面发展经济的政策，批评斯大林主义过分强调粗放式发展。两份文件还责备由此而造成的社会停滞和道德败坏，要求通过更大程度的民主化和更公开的辩论使社会获得新生.

戈尔巴乔夫同东欧早些时候的修正主义者一样，实际上对党的理论的一贯正确性提出了质疑，只不过没有象后者那样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而已。正确的政策来自于辩论和实践，但辩论不应仅限于党员，而应让更多的人参加。这种观念直接冲击着那种认为理论只能由上面确立、是行动的根本指南的说法。份民主化”的概念，即使远逊于西方那种代表真正的政治选择的民主观念，也同样威胁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权力大厦.需要反复说明的是’戈尔巴乔夫既没有同意，也没有暗示要接受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但由于西方民主与苏联现实之间的鸿沟如此之深，即使是向西方民主的方向迈出小小的一步(尽管比东欧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还要小得多)，也是对苏联既定政策的重大背离。

戈尔巴乔夫向修正主义的逐步转变也在其他几个根本 问题上触及了苏联的传统理论.为了提高生产率和工作效率，他对神圣的平均主义观念发起了攻击.正象他在

1988年2月向中央委员会直言不讳地指出的那样

“平均主义，就其实质来说，不仅对经济起着破坏作用，而且也对道德、对人们的整个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起着破坏作用.它贬低诚实勤勉和创造性劳动的声誉，使纪律涣散，使人们丧失对提高业务能力的兴趣，打击劳动中的竞赛和竞争精神。我们应当直率地说，平均主义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反映J事实上，戈尔!巴乔夫是说，以生产率为基础的工资差别是真正平等的具体表现，这也是工会出现之前许多美国王业家所完全赞同的原则.

最后的点也很重要，戈尔巴乔夫把自上而下的经济制度改革与自下而上地造成社会压力的政治民主化直接联系起来，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削弱党对社会变革的垄断管理权的危险.在苏联创造一种新的政治文化，以使人民能够帮助党进行更有效的统治的这种努力，至少打开了公开辩论的大门-

就象在 1988年6月党的第

19次非常代表会议上所进行的电视辩论那样(这完全违背了苏联固有的公众生活准则)一-甚至打开了公开表达不同政见的大门，最终还会打开始料不及的社会动乱的大门.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所有这些”在客观上”都是修正主义。

克里姆林宫出现一位修正主义的总书记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必定为苏联国内就其生活的所有方面展开的激烈辩论火上浇油，而且必定复活和发展影响更深远的东欧修正主义。它同时还剥夺了克里姆林宫对意识形态的仲裁权.它的特别严重的危险在于瓦解世界共产主义共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简言之，哪怕莫斯科只出现一丁点修正主义，也会加速共产主义的政治崩溃和理论失败。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已经丧失了昔日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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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23 09:33 只看该作者

第六章解体的十大动因

戈尔巴乔夫可能未曾读过德屈斯蒂纳侯爵撰写的《俄国来鸿》一书.该书观察入微、感觉敏锐，论述了一个半世纪以前的 1 8

39年作者访问俄国的情况.要是戈尔巴乔夫读过此书，他就可能对德屈斯蒂纳这位法国人的敏锐看法回味无穷.德屈斯蒂纳写道.”当备受禁锢的俄国最终恢复言论自由的时候，人们将昕到各种各样的主张，使得颇感震惊的世界还以为历史又返回到通天塔*时代了。”

的确，

80年代末的苏联如同神话中的通天塔那样开始争辩起来.全国许多地区在几乎每个重大问题上都在展开广泛的、甚至具有潜在爆炸性的辩论。一些辩论发生在官方控制的大众宣传媒介上，另一些辩论则在刚刚出现、尚处于半地下状态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有限的几份刊物上进行，还有一些辩论干脆发生在大街上，以公开对抗甚或暴力抗议示威的形式表现出来。

*源于《圣经创世纪比最初人类都使用同一种语言，他们为了扬名，要建造一座通天培.这举动激怒了 k帝.上帝让人类各讲种语言，互相平能主流，通天塔也终于未能建成.作者在这里指挥联目前开展的大醉论中有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人人各抒己见，争论十分激烈.译者注

苏联国内为了改革而进行的这场辩论的范围和内容，主要集中在一系列重大的、互相有关的问题上，从总体上说，这些辩论正在强有力地摧毁长期苦心维持的苏联的表面统一.所争论的每个重大问题都与其他问题有关系，从而更加扩大了苏联社会中具有政治或社会意识的集团之间的辩论范围，增强了辩论的势头。公众辩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

10个领域(I)经济改革， (2)社会发展的轻重缓急顺序，(3)政治民主化， (4)党的作用， (5)意识形态、宗教和文化， (6)历史 (或斯大林主义

)， (7)国内民族问题， (8)国内对阿富汗战争的关注， (9)外交与国防政策， (1 0)苏联集团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经济改革尽管在经济领域采取了最具体的改革措施，这些努力却激化了关于国家经济发展前途的辩论。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病与旧伤都在广泛的辩论中暴露无遗。

到 1 988年1月，约

60%的工业企业实行了加强责任制的新制度.由企业负责制定自己的生产计划，选择销售部门，甚至在定程度上自定产品价格和保留部分利润.国家还允许兴办小规模的合作企业，尤其是在服务性行业中。据说到

1 988年中期，这类合作企业已达1.3万个，从业人员达

30万人.国家还允许集体农庄庄员个人租用土地，以增加对城市的农产品供应。戈尔巴乔夫还要实施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打算进-

步深化体制改革，废除膝肿的官僚机构和多余的工作岗位.据他最信赖的经济学家阿贝尔阿甘别吉扬估汁，这类工作岗位达1 600万个.

由于苏联经济体制高度集中化，业已采取的措施充其量不过是有限的开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至少暂时还没有一触及到苏联经济中最落后的部门一集体化农业体制.而这个部门丰身就有可能妨碍国家经济的发展前景。而且，最初的改革也确实造成了混乱.?真理报?

1987年10月

29日就报道过社会上困担心物价上涨而发生的抢购情况，指责敌视改革的”理论煽动家”有意制造公众的不安情绪.害怕失业的恐惧心理也助长了这种不安情绪.同时，苏联外贸机构中权力的突然下放打乱了外贸活动.许多外商抱怨苏联外贸决策工作杂乱无章.戈尔巴乔夫推行初步改革之后，苏联经济曾出现短期的增长，但此后不久就开始滑坡，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在

1 987年和 1 988年都有所下降.

苏联著名经济学家、苏联科学院经济所所长 L · I·阿巴尔金在 1 988年6月

30日党的非常代表会议上曾坦率地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十分明确地认识到经济上没有出现根本的突破，也没奋摆脱停滞状态.在过去两年中，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比停滞年代(勃列日涅夫时期)还要缓慢.”

在对改革的不测结局感到明显不安的同时，公众还对改革的方向和范围展开了广泛的辩论.支持戈尔巴乔夫的学者和经济学家认为，在进行了初步改革后，必须采取更加强有力的、真正全面的措施来撤销高度集中的计划机构.他们说，协调2400多万种产品的年度指标的任务把这些机构压垮了。他们强调必须用经过修正的市场机制来取代中央计划机制。这就表明他们愿意接受由结构改革造成失业的现实，并愿意面对意识形态强制推行的农业集体化的彻底失败.正如戈尔巴乔夫的另一位经济顾问尼古拉什梅尔约夫

1 9 8

7年6月在《新世界》杂志上所说的”我们在一个时期曾提出‘消灭富农’的口号，但实际上我们消灭了农民..我们必须用适当的名称来称呼事物:愚蠢就是愚蠢，无能就是无能，行动中的斯大林主义就是行动中的斯大林主义……或许我们将丧失思想意识的纯洁性，但现在只有在报纸上的童话式社论中还存在这种纯洁性.在这种纯洁性的幌于后面，却是更多的贪污和盗窃.”

毫不奇怪，地位稳固的官僚机构中的主管人员没有这股支持改革的热情.有些人在 1 9 8 7年 11月

16日的《真理报》上公开发出警告，说这些变革有可能引起”极端自由化、无政府状态和混乱”，并指责这是”玩弄民主的把戏气他们不习惯个人负责，喜欢呆在高度集中化体制的保险库中，即只要按部就班地平庸地工作，就能获得预期的报酬.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认为，苏联的官僚机构过于腺肿，需要进行大幅度的裁减。这一点无疑得罪了庞大的苏联官僚势力.?消息报》在

1 9 87年11月2日以威胁的口吻写道。”我们的管理机构确实庞大’它的成员大约有 1800万人f …他们占全国劳动力资源的15%。每6至

7个人中就有1个管理人员。 “

在 1 98

8年6月党的非常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曾提到官僚主义势力对其经济改革的抵制.他说”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还看到有人试图直接歪曲改革的实质，把旧内容塞进新的管理形式中去。一些部和主管部门常常背离企业法的条文和精神，结果正象许多经济工作者所说的那样，企业法并没有完全执行.”他还提到用行政命令迫使企业生产社会不需要的商品的情况，”这样做只是为了保证所谓的‘总产值’“，这是对他的改革的一种歪曲，戈尔巴乔夫把这种作法斥之为”钻死胡同”.

因此，在未来的工作日程表上，依然存在着非常棘手的问题是否要解散和如何解散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如何解决由结构改革造成的失业可能导致的社会不安，以及如何克服官僚势力对意义深远的权力下放措施的反对.每个问题的确都是令人烦恼的经济难题，而意识形态上的敏感性又使问题进)步复杂化.在这个背景下，实践方面还有更为困难的问题，即如何用某种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来代替现行的价格体系，现行的价格体系是人为武断的，并建立在不可靠的统计方法上.这些问题本身就极为复杂，并将必然带穿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分裂。目前，我们还看不到这些问题有很快得到解决的前景。

社会发展的轻重缓急顺序对国家经济前途的辩论自然引出了在社会发展的轻重缓急顺序上的分歧。若干年来，重工业一直是苏维埃制度的宠儿.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标志是重工业生产能力的增长。通过剥夺社会需求而集中投资，被说成是为全国实现共产主义而作出的必要牺牲。苏联借口资本主义对苏联实行包围而耗费大量国家资源(在整个战后时期至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0%)来建设武装力量并进行对外扩张。

对经济的辩论很自然地引出了是否应改变苏联建设工作轻重缓急顺序的问题。而且，到

80年代中期，更多的苏联人对西方国家的生活条件有了相当正确的了解，执政党再也不能继续宣称苏联的生活从根本上说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好了。政府必须更多地强调采取紧迫措施提高苏联的

生活水平，加强消费品的生产，而不再强调投资发展重工业甚或技术革新.甚至高级官员也于 1 988年

3月13日在《劳动报》上公开承认.”对消费品的需求正在迅猛增长，而今天我们却无力充分满足这方面的需要”，再加1:”近 15%的消费品 ..因质量差而无法销售

“，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尖锐起来。

苏联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左右为难。人民群众的要求不能再置之不理了，但是苏联领导人显然有后顾之忧，担心优先投资发展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行业会使苏联在整个经济的发展方面进一步落后于美国、西欧和日本，从而在国际影响仁和意识形态上给克里姆林宫带来严重的后果。莫斯科最可能采取的抉择是，争取从西方获得贷款，以便引进西方的技术和提高消费水平，同时集中国内资源发展那些重要性下降、但仍具有核心意义的传统优先项目。然而，为了获取这些贷款，不仅要在外交政策上作出某些妥协，而且对涉及外国投资、外资所有权、外资利润等问题的国内经济机构也要做必要的调整。这些问题很快就引起了意识形态立的担忧，尤其是因为在过去，东欧人向那个方向迈出任何一步都要被莫斯科谴责为”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行为。

另外两个因素进一步加深了理论上的困窘.第一，苏联内部出现了要求真正平等地分配劳动成果和铲除现存特权的呼声。这些要求导致了莫斯科党委在如何对待党的权贵享受特权的制度的问题上发生冲突，对这一冲突曾有过很多报道.这些特权包括特供商店、专用疗养地、免费供餐、专门学校、配有司机的轿车、私人别墅和专用医院。

主包里斯·叶利钦有段时期曾受到戈尔巴乔夫的青睐，但在

1987年秋却突然倒台，被撤消了莫斯科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党的权势分子对他胆敢以社主平等为名公开提出废除这些特权的行为感到愤怒而造成的。

第二，人们普遍认识到需要更充分地发挥主动性和提苟生产效率.尽管服务性行业引人私人经营成分的步骤进哀不大，但因嫉妒心理作祟，不久就出现了对个人致富行岛的攻击。一位作者于

1

988年3月7日在《真理报》上贡愤不平地写道..无法想象正在建设共产主义的苏联居然之出现‘百万富翁’…某些个人已经积聚了巨大的财富，古们的生活太奢侈了。”事实上，长期对群众进行的思想教

I在灌输平均主义方面可以说已经取得了某些成功 .然可，现在这点却妨碍了确保改革成功所必不可少的个人 t气功性的发挥.

正在进行的关于经济政策或社会发展的轻重缓急顺序

而和仑，不可能仅仅局限于经济或社会领域。这些辩论最终引出了有关国家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中应起何种作用的基本政治问题.这样，这些辩论便与苏联正在展开的关于政治结构的合理组织形式的大辩论直接联系了起来。

政治民主化在基本上还是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制度下，既不能建立起更加强调满足社会物质需要的自我调节成分多、集中控制成分少的经济制度，也不能建立起更加重视真正创新价值的社会。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在推行社会总体统制的过程中产生的，它显然与目前设计的变革不协调，与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进行意义更加深远的改革的热切渴望不相容.这就是

1 988年中期党的非常代表会议认识到迫切需要进行政治改革的原因.

因此，政治辩论的内核便包括下面这些重大问题·当戈尔巴乔夫使用”民主化”一词时，他的实际用意是什么?”民主化”进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容忍自下而上的真正的政治自发性9的确，如果民主化仅仅是自上而下主动给予的恩赐-

不管这些恩赐在事实上多么慷慨大方，民主化能是货真价实的民主化吗?这样来，这场政治对话中的两个中心问题不仅同现任政治领导人发动的体制改革的方式和范围有关，而且还同政府现在对重新抬头的(被斯大林毁掉的)政治生活独立性的要求所能容忍的程度有关.

要求更多地实行真正民主的思潮开始在苏联社会传播，这一点己从苏联报刊发表的某些读者来信中反映出来.例如，

1988年5月14日出版的《消息报》发表的来信批评了名义上的苏联议会(即最高苏维埃)的活动，抱怨那种”几乎全体投票一致通过的现象，而这-

现象在其他国家中根本不存在”。来信还抱怨”我们的立法机关成为批准法律的机关，它们只不过按照指示行事而已飞其他读者还批评党组织发起的讨论机械而缺乏代表性。

这切对执政的权贵们来说都是令人烦恼的难题，因为他们长期习惯于对国家的政治生活进行全面控制。适合自我需要的马列主义观念认为，只有马列主义才是历史真理的宝库和政治智慧的唯一源泉.对受这种观念熏陶的权贵们来说，即使自上而下的有限的民主化也意味着退让，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公开性的实际后果必将是削弱党对大众媒介和文学界的政治控制与审查，从而打开了通向意

党委的政治控制。

的选举程序进行直接控制.

论)可能深为报刊越来越频繁地报道警察机构的违法和腐识形态多元化的大门.进一步强调法制无形中限制丁克格勃的专横权力，并且反过来又削弱了它进行政治恐吓的力量。对人民广泛参与地方政府候选人提名程序(包括可能允许候选人真正参加竞选)的讨论，必将削弱地方或地区因此，那些在政治现状中有既得利益的人觉得某些建议难以接受，也就不足为奇了。1987年11月16日，党的官方喉舌《真理报》表达了官僚阶层中许多人的观点.它指责一些人妄图”把党的机构排除在参与选举领导人的活动之外\把那些崇拜民主的人斥责为”一股盲目的力量飞它有针对性地提醒读者注意，党仍然是”执政党”，而作为执政党，它有权继续对参加地方或国家工作的人员当时的克格勃领导人维克托切布里科夫(政治局委员，据信宦接参与了最高层领导关于民主化许可程度的讨化情况所烦恼.所有这些报道无疑都是由更大规模的公开叫帷一一性引起的.据

1 988年7月 24日的《共青团真理报》报道，在 1 985年至 1 987年期间，因各种非法行为(包括假造案件和串通腐化)而被撤职的警官不少于4万名。

1988年1月20日莫斯科广播电台还报道了这样一个案例一名腐化的加盟共和国官员居然得到一些人的帮助，建立了自己的”地下秘密监狱……~~里面关押着反对他的人”.

受的应力为权行构横机专察的警察弱警削的和出害提损志有杂大律法应联呼苏相与求道要报的些束这约 势头。显然，这将带来潜在的重大政治后果.因此，

1987年9月11日，切布里科夫利用纪念苏联秘密警察的创建人、最初苏维埃恐怖政策的执行者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机会公开宣称，更加严格地遵守社会主义法制不应该成为”限制和抽空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实质”的借口。按照他的解释，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实质就是绝对服从.为了使这一点更加明了，他接着发出以下警告.

..”我们有些人所持的观点和看法是外来的，甚至是公开敌视社会主义的.他们中有些人开始从事反政府‘反社会的行动.还有一些人谋求和利，妄图通过发表煽动性言论和向西方反动集团卖弄风情来获取政治资本…·

我国各阶层人民都是帝国主义特务部门注意的目标’”..为此我们的敌人正在千方百计地把艺术知识阶层中的某些个人代表椎向前台，让他们对我国的一切吹毛求疵，造谣煽动，全盘否定，丑化我们社会发展的某些历史阶段，抛弃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目标一歌颂劳动者。

他的警告毫不含糊.苏联秘密警察头子认为，要求更多的公开性和加强法制很可能是外国敌对势力煽动的政治挑衅。因此，仍要保持传统的社会主义警惕性.至少在苏联警察机构看来，保持警惕性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实行自上而下的民主化的言论正在促成下面白发的民主化，而这种民主化却未受到中央的集中控制。

来自下面的民主化要求的语引人注目的标志，便是许多非正式的自发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组织起来，它们要么致力于发展特定的事业，要么讨论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这些团体的出现，向那种认为社会主动性只能来源于党并受党控制的传统信念提出了挑战，标志着最终的、名副其实的、自治的政治参与已经有了一个开端{当然仅仅是个开端而已)，从而对共产党在各种形式的有组织的社会租政治活动中的垄断地位发起了挑战。

据《真理报?

1988年2月1日报道，苏联全国已出现了大约3万个”非正式团体”，这些团体既不是由政府成立的，甚至有的也未经政府批准。这些团体的出现代表了社会对各种问题的反应，从生态平衡、城市改建、社交活动‘青年音乐团体、保护历史和宗教文物，到政治敏感性比较强的问题，诸如对历史问题的辩论，与法制、哲学、民族语言、宗教活动、历史上的政治逮捕有关的问题，以及政治-

意识形态领域的不同政见等。这些团体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苏维埃各加盟共和国首府，但在中小城市(尽管那里必然要实行更加严格的政治控制)，这种社会自然发展的情况也已初见端倪。

执政党对这种新事态作出了模棱两可的反应。那些致力于推行戈尔巴乔夫改革思想(包括戈尔巴乔夫关于释放来自F面的白发社会压力的指示)的人，往往持积极的，甚至支持的态度.因此，在

1 988年

2月13日”莫斯科广播电台”的《最重要》节目中，苏联著名评论家把这些团体的出现看作是苏联生活民主化的实证和对勃列日涅夫时代令人窒息的停滞状态的自然反应。专门针对苏联青年的

党的官方喉舌《共青团真理报》于 1 987年 12月

11日甚至表示了更强烈的支持.官通过详细的数据分析指出，这些创造性的活动基本上是建设性的，有助于改善苏联的生活，是青年→代对官方垄断的青年组织共青团逐渐发展的腐化现象和官僚主义化所作出的一种积极反应。它所引用的某些数据令人震惊，大意是说，这些新团体在组织领导方面相x1稳定，并且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了它们的活动。

但是，从执政党的角度来看.并非所有新出现的非正式团体都那么令人满意.许多团体把矛头直接对准政治领域中的问题，开始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提出挑战.而且，某些团体开始创办半地下的刊物，在人权、宗教和民族问题上提出具体的要求。这就更加直接地与列宁主义关于党在政治上应控制所有大众媒介的原则发生了冲突.

除了所谓的民主派左翼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发出的挑战以外，党还受到民族主义右翼的挑战.一个新建立的叫做”纪念社”的极端主义团体，明确表示要为恢复真正的俄罗斯历史而斗争，在民族主义右翼的活动中充当了急先锋.该组织的年轻成员身着黑衫(门，胸佩历史上著名的克里姆林宫大钟的徽章。他们组织游行示威，举行讲演，宣称俄罗斯历史因”共济会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影响(这种影响渗入了马克思主义)而偏离了其真E的方向.随着官方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日趋下降，”纪念社”便直接迎合大俄罗斯民众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从党的立场看，这一点是非常危险的。

在这种局面下，戈尔巴乔夫和苏联领导人便面临着一种困难的选择如何既能利用高度的社会积极性推进改革事业，而又不致损害其有效的政治控制.这种情况要求他们对意识形态的工作方法作某些调整，在政治上也要作必要的妥协.苏联科学院的一位院士

1

988年3月3日在《真理报》上撰文，论述了第一个问题.他写道”不久以前，我们还是以某种过于简单的方式来看待我国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统一性问题.人们认为，利益的统一性、甚至一致性几乎是随着私有制和剥削的消灭而自动出现的.但是，现实中的事物要复6k得多……利益的矛盾和分歧并未消除.阶级、社会集团、阶层以及民族和有自己传统的种族集团都有各自的特殊利益.”他实际上是在说，应当接受非敌对性团体参与政治活动，这样做是正常的，甚至是值得欢迎的.

戈尔巴乔夫在党的非常代表会议上提出了一种解决办法，即加强人民大众的政治参与，但不实行根本的自由选择.他还建议提高徒有虚名的地方苏维埃的作用。这些地方苏维埃在政治制度中名义上代表苏联各族人民，实际上不过是装潢党的统治的门面.他强调指出”如果绕过了苏维埃，任何有关国家、经济或社会体制的问题都不能得到解决.”他还建议设立一个新的政府机构，即由来自各行政区和民间蕴织的代表组成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它将每年召开一次会议，通过秘密投票选举组成新的两院制议会，再由议会选举苏联的主席和主席团一它的办事机构在管理国家的经济、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事务方面将拥有实权。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还强调在苏维埃制度中加强法律的作用，限制滥用权力.

尽管如此，如何在可容忍的社会自发性和不可容忍的一

政治叛逆之间划一条明确界线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对后者限制太紧将窒息前者，有损于改革事业，而过于容忍前者又将鼓励后者，有害于党对权力的垄断.因此，归根结底，民主化过程中政治方面的中心问题是党本身的作用的问题.

党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点至关重要’第一，党应在多大程度上进行自身的民主化，第二，社会的民主化卫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对党在直接行使权力方面的作用发生影响。辩论中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但确实触及到的问题，不仅布党本身在非斯大林化方面走多远的问题，而且还有更为敏感的问题.即对列宁的在党内实行严格控制和社会绝对服从的理论应在多大程度上作出修正的问题。

关于后面这点，戈尔巴乔夫很灵活地作出了暗示。正如他所说的，”人们往往把社会主义理解为~种先验的理论模式，把社会划分为发布命令和执行命令的人。我厌恶这种过于简单机械地理解社会主义的行径···。”在党的非常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强调”根据列宁关于共产党员是社会的政治先锋队和苏维埃国家是人民实行统治的工具的观点，必须严格划分党和国家机构的职能。”然而，令人怀疑的是，党的其他高级领导人是否准备走这么远，尤其是利加乔夫，他再一次强调党的领导与核心作用的原则。

尽管如此，改革伊始，领导集团内部似乎一致认为有必要在党组织内重新提倡主动精神，并鼓励人们通过严密控制的竞选程序竞争下属职务.这就导致领导集团有限度地引进了竞选下属党委书记职务(有时甚至是采取秘密投票的方式)的机制，使党更加强调对党的机关干部进行经常的轮换。党的非常代表会议接受了戈尔巴乔夫的建议，确定了高层领导人任职的年限和党政分离的原则.这样，苏联在表面上基本上采纳了中国人一年前采取的措施.

在苏联学者中，偶尔也对建立新的政治组织以便获得更广泛的社会代表性的可行性进行讨论，这种讨论往往具有更激进、更有争论的吉义。他们在讨论中特别提到东欧共产党国家的经验.在这些国家中，所谓的民族或人民阵线是由共产党统治的、名义上是非共产党的党派联盟，据说官们代表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利益。

1 988年2月

25日，苏联外交部组织了一次向外国记者介绍苏联一党统治史的新闻发布会.两位苏联学者对于试验成立类似这些民族阵线的组织的想法竟出乎意料地没有表示反对.据塔斯社报道，其中的一位学者认为，”从理论上看这种想法在苏联是可行的，但要有一个条件.其他政党要有讲台来表达苏联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

提出成立新的政治组织的建议丰身就十分引人注目.它反映了以下事实.向苏联僵硬的政治体制灌注某种活力的作法从本质上看是积极的，最终必将对党本身的地位和作用发生影响。政治民主化的呼声已经促使党员和非党员更经常地在-

起开会和共同讨论国家大事.党员身份本身具有的政治排他性正在被打破.对于党内地位牢固的官员来说，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界线的模糊，新形式的政治参与的大门的敞开，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党自

1 9 17年以来在苏联生活中保持的非常特殊的地位重新进行修正的危险.

意识形态、宗教与文化在信仰领域中，党的进退两难境地是最为明显的。上面强加给人们的应该是什么?

人的价值观念、美学观念和信仰在多大程度上属于私人领地，可以不受党的控制?这些问题似乎早已由列宁和斯大林劳永逸地解决了，但现在却又搅得知识界沸腾起来，使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不知所措。

这样一来，制度的意识形态大厦便深深地陷入危机之中。不仅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实际发展与长期维护的真理相违背，而且党对社会的价值体系的思想控制也受到了威胁.公开的讨论正在动摇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专政是由一个垄断一切的现党在只流行种学说的社会中行使的，而这个社会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强调最优先发展重工业，并实行农业集体化.这是因为公开的讨论总是与已经确立的、受意识形态保护的做法相违背。苏联的文化界正在公开背叛已经确立的学说，甚至宗教也大有卷土重来之势，这就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文化界很快就出现了大张旗鼓地拥护公开性的势头，在各种文学和文化组织中激发了热烈的辩论，甚至引起了政治上的摊牌，而苏联的文化生活正是围绕着这些组织开展的。早在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的初期(1

987年).就爆发了对编辑委员会、作家协会‘电影工作者协会和主要剧院的控制权的公开争夺。尽管 1 9 88年 3月

22日出版的《苏维埃文化报》透露，还有大约

6000部苏联作品仍在查禁之列，但→些长期遭到压制的作品受到了赞扬，并被允许重新出版.此外，以前所定的学术罪名和受到的批判被撤消了，对流亡国外的著名文化人士还发出了邀请，欢迎他们重返祖国.

在最初的激情迸发中，那些拥护实行真正广泛的、基本上不加限制的公开性的人成功地接管了几种关键的文化刊物，并占据了戏剧艺术界的主导地位.他们凭借这些优势，便可以发动某些运动，创作批判斯大林主义的作品(如大受赞誉的电影《悔悟?)，并动员人们支持他们所期望的社会和政治变革。但是，他们在至关重要的”苏联作家协会”中却没有这么一帆风顺.苏联作家协会长期以来一直是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特别注意的目标，协会中的现任领导人在党中央的鼓励下，成功地击败了安插改革派候选人的企图.但是即使在这里，发生这样的争权斗争的事实本身，也促使人们开始自由发表批评苏联现实的言论.

从事创作工作的知识界自然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最热情的支持者，同时还把戈尔巴乔夫看作是自己的一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较为审慎的党的改革派领导人从很早便开始努力抑制知识界的思想热.他们实际上发动了→场反击，领头的是戈尔巴乔夫的副于，当时主管思想文化工作的党的书记叶戈尔利加乔夫。他公开坚持要创作界人士更多地反映”社会的东观面”，并且用人们十分熟悉的语言多次要求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成就进行”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反映。他的支持者们走得更远，他们把公开性对正统观念的攻击比作德国

1 941年(对苏联)的入侵，并且在 1 987年3月 17日出版的《文学俄罗斯》杂志上指责幕后操纵的人是”投机分子、庸才和声名狼藉之辈”.

这些辩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们打破了苏维埃制度的一统天下。随着改革运动势头的增强，→些新闯机构自己也成为改革的积极参加者，它们一方面宣传公开性，一方面又彻底地实践公开性.另外一些新闻机构则表现得格外冷淡。《新世界》和《星火》这样的杂志以及《莫斯科新闻?，甚至《真理报》和《文学报》这样的报纸，都十分明确地公开表示支持进行广泛的变革，而象莫斯科出版的日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和军队的《红星报》这类新闻机构却表现得十分冷静，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为斯大林主义的过去进行辩护@过去苏联的新闻媒介总是根据统的口径进行报道.

1988年初，这种习惯性的舆论一律的局面显然被一件非常著名的事件公然打破了. 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登载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捍卫斯大林主义的文章。

4月5日.?真理报》对此进行了谴责，把该文说成是反对改革的宣言书.这种与惯例背道而驰的做法使苏联的传统派人士大为震惊。它本身标志着一个新事物的出现，标志着与极权主义准则分道扬镶。

传统观念较重的党的官员对新闻界新出现的多样化局面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在党的非常代表会议上，利加乔夫表达了这一部分人的感情。他一反常态地大发雷霆，谴责莫斯科一家主要报纸歪曲事实。他大声喊道”报纸说我们吃的东西都是代用品，而且是象《莫斯科新闻》这样有名塑的报纸说的。我真想把它叫做别的什么东西。”他的讲话博得F与会官员们的热烈鼓掌。

文艺界和新闯界中出现的普遍骚动，反映了官方意识形态丰身已发生了更加根丰性的危机.官方的意识形态既不能应付复杂的现代生活，又不能为对现行社会状况和新的社会需求异常敏感的创造力找到用武之地。这些辩论还暴露了当今苏联的精神空虚状况，使官方真理的捍E者们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官方历来注重物质价值，而社会制度实际上却无法满足人们对物质的需求，从而进一步加重了那种精神上的空虚和普遍的玩世不恭的心态.这样一来，国家的道德面貌便可以用政治上和警察统治的冷酷无情以及职业上的功利主义来概括，这表现\ll它已陷入精神上的贫困状态.

共产党多年来一直不遗余力地宣称自己对社会进行的马列主义教育已经成功地塑造出了具备最高社会主义道德标准的苏维埃新人。因此，对苏联精神面貌所进行的上述非难自然在分量上是格外严重的.

1987年2月14日，《真理报》刊登了钦吉兹-

艾特玛托夫的一篇言辞格外尖锐的文章.他是引起广泛争议的小说《断头台》的作者.党的正统观念的忠实信徒们指责这部作品”寻求上帝”，或宗教色彩过于浓厚。艾特玛托夫直言不讳地说，

70年的苏维埃政权统治的确成功地消除了基督教的价值观念，但却未能用任何积极的东西来取代它们.他指责苏联社会没有”同情心”，而被另→种观念所支配，”只布在商业或服务性行业乃至在对外事务中遵循冷酷无情、尔虞我诈的信条，才有可能在生活中取得成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社会正义观念才遭到了扭曲”。

另位苏联著名作家丹尼尔格拉宁在 1 988年3月 18日出版的《文学报》上也集中谈到了同

→问题。他指出，苏联社会具有冷酷无情的品格，在苏联的价值体系中没有任何怜悯精神.他还追根溯源，指出这种状况来源于强制苏联农村的广大群众实行集体化时表现出的那种异乎寻常的暴庚。他写道”缺乏同情心并不是偶然现象。在群众受到压制的那些困难年月，不允许人们帮助他们的同胞，帮助他们的邻居，帮助那些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家庭。被判罪和被放逐的人们的孩于不能得到庇护。人们被迫公开颂扬重刑判决，甚至禁止对被囚禁的人表示同情.与同情心相近的其他感情也受到怀疑，甚至被认为是犯罪

γ …同情心本来是可以对非法行为和暴行以及对监禁、告发、违法、殴打和肉体消灭等行为进行干预的.但在

30年代和40年代，同情心却从我们的词汇中消失了，从此再也没有用过它。，

党的教义的捍卫者们，即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剧那些职业理论家们，已经从内务部一克格勃工作岗位上退休的老人们和党的机关干部们，在读到这些话时一定会惊得目瞪口呆.对他们来说，讨论共产主义在道德方面的失败不仅仅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向党发出挑战，丽且也是对现行权力结构的一种潜在威胁。在这方面，他们的担忧不无道理，因为人们对道德沦落问题所产生的日益清晰的新认识，为宗教复兴敞开了大门.

大俄罗斯人中间现存的道德真空和重新被唤醒的民族历史意识帮助他们重新燃起了对俄罗斯东正教以及研究这种宗教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的兴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事态，因为苏联领导人当初镇压俄罗斯东正教时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这主要是由于东正教有屈从于国家权力的传统。结果，官方宣扬的无神论似乎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尤其是在俄国的中心城镇，而有组织的宗教活动仪式却被迫转到私人家庭里进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主要集中在立陶宛和乌克兰西部的为数不多的天主教徒和苏联中亚地区的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却始终在坚持着。对这些信徒来说，宗教仪式除了本身具有精神方面的内容外，还是对苏联以及俄罗斯统治的一种民族反抗形式。在目前阶段，谈论俄罗斯东正教信仰的大规模复活还为时过早，认为东正教会对共产党构成某种形式的挑战(就象在与苏联毗邻的共产党控制的波兰中罗马天主教会的情况那样)，也是不正确的。作为…个组织，东正教仍在党的严密控制之下，党对神职人员的政治渗透卓有成效，甚至还有秘密警察打入其中。然而，作为一种普遍化的基督教信仰，俄罗斯东正教正在引人注目地东山再起.它是作为可以唤起道德良知的唯一的源泉和更持久的民族文化价值的真正体现者而东山再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的复兴是对苏联共产主义已出现的精神和文化荒漠状态的一种具有深刻历史根源的反应.

1988年是古罗斯 (即今天的乌克兰 )饭依基督教

1000周年，这一事实为宗教复苏的趋势加注了活力。庆祝活动重新唤起了公众对宗教及其在俄国历史上的作用的关注.在知识分子中间，向别人展示自己收集的宗教徽章，参加修复早已废弃的、受到瑞污的教堂的艺术工作，己经成为越来越时髦的活动。对越来越多的俄国知识分子来说，宗教正在”走红”，而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时兴了.

拜倒在宗教的感召力下的不仅仅是俄国的知识分子，最能说明宗教精神日渐复苏的，莫过于格奥尔吉·马林科夫大清洗的血腥年代中斯大林最忠实的心腹-

一版依俄罗斯东正教的著名事件.这个事件在国外几乎没有引起什么注意，但在莫斯科却触发了一场大辩论。在他晚年的最后几年中，他全副身心地加入了一个宗教唱诗班，并坚决要求在他死后为他举行基督教葬礼。不论斯大林主义的敌人如何看待马林科夫，斯大林亲自选定的接班人的所做所为，戏剧性地反映了共产党无神论宣传的失败.

在 1

988年召开的党的非常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展认，并且似乎也接受了宗教在苏联复兴的现实.他说·”我们并不隐瞒自己对宗教世界观的看法，我们认为这是非唯物主义的和非科学的世界观.但是，并不能因此不尊敬信教者的精神世界，更不能因此为确立唯物主义世界观施加任何行政压力。”这样，戈尔巴乔夫便含蓄地表示推行无神论(党的宗教)的运动已告失败，并且给了真正的宗教更加受人尊敬的一席地位。

历史(或斯大林主义)在上述每个奋争议的问题中，都有斯大林主义的影子。几乎所有的辩论最终都会涉及到斯大林体系与现实的联系这类政治上极为敏感的问题，并导致对过去的事情应公开到何种程度、对斯大林主义的(不仅限于斯大林的)严重罪行个人应负何种责任这一令人非常窘迫的问题的激烈争论。

斯大林主义的问题为领导层及其政治体制造成了一系列难题，一方面，为了推进改革，不仅有必要克服官僚机构的惰性，而且有必要打破斯大林主义的惯例与传统。改革意味着抛弃长期形成的办事方式，而这些方式布许多是在斯大林残酷地改造苏联社会的四分之-

个世纪中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完全否定过去，会促使人们发泄被压抑的感情，回想起长期受到压制的往事，以致瓦解党的统治赖以存在的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层表现得姑息妥协，其痛苦难言就不足为怪了.在纪念十月革命

70周年之际，戈尔巴乔夫在代表中央政治局对斯大林主义所做的官方评价中，以明确而尖刻的语言谴责了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但他只是一般地提到了”成千上万的”斯大林的牺牲者，而避免说得过于具体。在党的非常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仍然采取有节制的方式，只是说”这是事实(而且我们今天应当承认官).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政治体制在某一阶段上发生了严重的扭曲J其他高级领导人，尤其是利加乔夫，则要求公正地评价过去，以便在揭露过去的黑暗面时，不致把所谓的成就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但是，否定过去那个时代的大门已经打开，再也不可能挡住喷涌而出的悲愤，大量的回忆，对骇人昕闻的残暴行径的回顾和非常危险的索赔要求，甚至进行报复的要求.

苏联的报刊杂志上充满着诉说个人和集体极为痛苦和使人伤心的遭遇的文章。有些文章生动地描绘了大规模的、最后变得残酷无情的斯大林主义的恐怖，如何给极为单纯和普通的人们带来伤害.另外一些文章以亲身经历描述了曾经显赫一时的人是如何遭受劫难的.当时，许多有权势的人突然销声匿迹了，其家人也被株连，出乎意料地被社会抛弃，或遭流放，甚至被处死.例如，被处决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妻于和儿子也都被处死。还有一些人的文章则谈及斯大林的暴政所造成的更严重的后果，诸如在肉体上消灭了多达几百万的乌克兰农民，或大量的苏联军官(这也是

1 941年纳粹人侵时导致苏军最初失败的一个原因)。

令人注目的是，有些问题仍被视为禁区.苏联官方报一刊一直避免开展任何布关斯大林迫害非俄罗斯民族的具体讨论。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压制乌克兰和立陶宛人的民族要求，以及对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人民进行的大规模流放(发生在这些共和国于

1940年和 1944 -1945年两次被占领和并入苏联之后)等问题，均只进行了一般的讨论.对 1 940年隆冬将大约 1

50万波兰人极其残酷地强行迁居到西伯利亚的事件，也是如此.这些波兰人原先居住在根据希特勒与斯大林 1 9

39年签订的条约应归苏联所有的那部分波兰领土上.苏联的宣传媒介对于苏联在

1940年春于卡廷森林和其他地方将15000名于1939年被俘的波兰军官逐个秘密杀害事，–直保持缄默.由此可见，被视为大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斯大林主义，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推崇.

然而，揭露斯大林在国内犯下的罪行必然会涉及到三个新的问题，并且每个问题都可能产生分裂作用。第一个问题是公开提出的、争论越来越激烈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主要是在党的内部关起门来争论的问题，第三个问题从未公开提出过，但是，要想恢复历史真相就必然要涉及到这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个人的罪责问题。应当由斯大林一个人对其罪行负责吗?鉴于暴行的规模史无前例，仅由他一人负责令人可信吗?若不由他一人负责，他的同谋和亲信又要负什么样的责任9可以肯定，他的直接下属均已去世，但是许多行刑人、打于、审讯者、集中营的卫兵‘甚至指挥官肯定仍然在世。在

30年代后期的大清洗中，拷打犯人的年轻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少校当时也许只有 25岁，现在已经 75岁了，在卡廷森林中亲手处决波兰军官的官兵们现在应该是 68

-69岁或者 70岁出头.在反犹太人的大清洗中对被捕者进行拷问的内务部人员以及在 40年代末更庞大的清洗网中工作的人员，现在应该是60岁出头.

不最终涉及个人罪责问题，就不可能揭露斯大林的罪行.到 1 9 87年这个问题终于被提出来了.许多苏联人发表文章明确地提出了斯大林的帮凶的问题。 L -G

-约宁在苏联社会学杂志《社会主义研究? (1 9

87年第3期)上撰文，不仅运用西方关予专制主义的概念分析斯大林主义的观念与实质，甚至还在对其他人的罪责提出疑问时有意使用德语中的”罪责”(即犯有罪行)一词，以期同纳粹主义的罪责相提并论。这一问题也已见诸报端.

1987年12月 26日的《消息报》引用位读者的话说，许多 “迫害者必定仍然在世·。我不禁想到他们正看着你们的文章发笑”.

苏联电视台也谈及这一问题.在 1 988年 6月 22日的一次节目中，当谈到斯大林的罪行时广播员说，有些从前的打手认为自己做的是”有益的工作”，并补充道.

这样就提出了一个符合逻辑的问题:为仲么要靠对待一个偷了钱包或者舶酒后殴打邻居的人那样，对这些可怕的罪行规定一串界限不让人触及呢9对于战犯和叛国者没有规定这种界限。那么，对于枪暴自己的同胞，折磨忠实的苏联人的叛徒们为什么还要规定界限呢?怎么能为他们保持这种界限呢?难道他们不是祖国的叛徒吗9

显然是为了在这一敏感问题上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发行范围甚广的《星期》周刊在 1 9

88年2月出版的那→期上发表了→篇由著名苏联学者撰写的专门论述罪责问题的长篇文章.袍为”契卡”开脱说，它的许多人都”无可指责地忠诚，是坚信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并且肯定地说，”甚至在内务人民委员会-

国家安全部所属的大小单位中工作过的更多的人，绝对没有直接参与大清洗”。同时，他将个别调查人员‘审讯人员、警卫人员和为斯大林主义承担道德责任的告发者单独划分出来.但是，他不准备由此再前进一步，这无疑使许多活下来的受害者产生一种失意感.

虽然这个问题一直公开存在，但却不大会受到深究.因为政治领导人不愿意看到人们在对斯大林主义的争论中出现的分裂加深，同时，还有大量的苏联官员和公民仍然忠于斯大林，而且整个社会还不了解事实真象，因此态度暧昧。人们可能认为，苏联的青年对斯大林倾向于持批评态度。然而，据塔斯社

1 9 88年1月 24日报道，在大学和高级党校对学生和学员进行的民意测验结果表明，仅有 8%的人认为他们对过去有充分的了解，

72%的人对斯大林个人的评价褒贬参半. 3%的人赞扬斯大林 . 18%的人谴责他的政策.

官方的沉默和社会上的矛盾心理都表明，斯大林主义的问题还将继续折磨苏联人的良知，并且不会有最终的结论，斯大林也不会被明确地全面否定，这一点不仅必将使改革过程复杂化，而且必将使共产主义本身难以完全洗刷掉斯大林主义带来的道德污点.

第二个在政治上和想想上都很敏感的问题是，为→些遭受斯大林迫害的最杰出的布尔什维克平反昭雪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936年至

1938年进行的大清洗中审判处决了列宁时期留下来的所有领导人.这些人大多数不被斯大林所信任，一些人在思想理论上与他有分歧.这些领导人被不公正地甚至非法地杀害，这点已不再有什么争议了。于是为他们合法地恢复名誉和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工作开始了，而用这种可怕的方式在名人死后为他们平反昭雪真可以说是苏联的一大创造。但是，为他们的观点平反却使党的领导人感到为难，因为这将破坏党早已发发可危的思想统。有鉴于此，克里姆林宫便尽力在依法恢复名誉和恢复受害者的思想观点之间划一条界限。结果，这种作法方面进一步挫败了完全否定斯大林的努力，另→方面引起了受害者亲属的公开不满。

第三个有关斯大林主义的问题从未公开提出过，但却有着更加深远的影响，即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一书的结论是，斯大林的恐怖做法来源于列宁主义，并具体地指出.来源于列宁的强制进行社会改造的方式。然而，为了保持其在历史上的合法性，苏联领导人不得不在邪恶的斯大林和完美无缺的列宁之间划清界限.在党的非常代表会议召开以前，苏联报纸曾非常谨慎地提出过列宁对斯大林主义罪行应负的责任问题。显然，官方对斯大林主义进行的任何追究，都会在人们追究罪行产生的根源之前停止.可是这样→来，斯大林主义的幽灵必将继续影响苏联的未来.国内民族问题斯大林似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所在的民族问题

–

主要通过杀害所有具有独立意识的非俄罗斯领导人来解决的。然而，即使部分地批判斯大林主义，也会暴露出民族问题仍是国内所有政治难题中最容易引起动乱的潜在问题.在粉碎了苏联非俄罗斯人要求独立甚至要求自治的愿望之后，斯大林制造出了民族和谐的表面现象，主要表现为口头上对俄罗斯”老大哥”的尊敬和热爱，甚至西方的大多数苏联观察家都倾向于相信苏联的”民族”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的说法。这表现在西方不明智地接受了苏联的提法，即只有”大俄罗斯族”才是”民族”而非俄罗斯族-

其人数实际上占苏联人口的 5 0 %-一只是”少数民族”。

旦公开性触及斯大林主义本身的问题，苏联民族大团结的假象就在一瞬间烟消云散了。在几个历史上真正属于苏联的民族中间，它们受压抑的民族情绪和敌对态度迅速表面化，从而说明这些”少数民族”己溶汇成更广意义上的苏维埃民族的说法是欺人之谈.从

1 9 87年1月到 1 98 8年年中，苏联发生了大约3∞次民族骚乱，有些规模还很大.骚乱主要发生在

15个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中的9个加盟共和国，有成千上万人参加的群众集会，也有导致数十人死亡的不同团体之间的流血冲突。

非俄罗斯民族的怨恨集中反映在两个方面:(1)纵向上是反对莫斯科的大俄罗斯人的中央统治，

(2)横向上是公开表现出来的非俄罗斯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反对大俄罗斯控制的一些民族主要要求纠正过去的不公正待遇，如克里米亚的较辑人，他们是在 1 944年至

1

945年间被斯大林强行从温暖的黑海半岛移居到遥远的中亚和西伯利亚的.其他民族，如乌克兰人或白俄罗斯人中的知识分子则公开反对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俄罗斯化.另外一些民族，如中亚的穆斯林，则更坚定地要求扩大其宗教和文化自治权.有儿个民族走得更远，如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他们在遭受了

40年的压制之后，举行了街头示威游行，反对在 1 940年被强行并入苏联。

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发滥的爱国情绪特别具有爆炸性.表面t似乎被斯大林主义征服的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从未真正失去其鲜明的民族意识，这种意识与斯堪的纳维亚的民主国家的共同之处，比与苏维埃俄国的共同之处要多得多.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使这种感情发泄了出来。在大规模的公开游行中打起长期被禁止的国旗，唱起长期被禁止的国歌，便是这种感情的最初表现，甚至一些反苏游击队的老战土也作为主要演讲者出现在一些示威集会上。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的些党的高级领导也感到欢欣鼓舞，公开主张给这些”苏维埃加盟共和国”更高的新政治地位，还要求将莫斯科控制的经济地区改造成为”自由经济区”(这种想法也得到戈尔巴乔夫的经济学家阿贝尔阿甘别吉扬的赞同仁这种想法很象中国沿海地区设置的自由创办企业.吸收外国技资的特区.

自发建立的波罗的海人民阵线制定了争取国家真正自治和半独立地位的宏大计划.它还表明现在已经开始有了一个能够同执政的共产党相竞争的政治组织。只要继续推行公开性，这些加盟共和国早晚会正式提出给予真正的民族主权的要求。

同时，公开谴责斯大林主义成为直接宣泄反俄罗斯情 绪的幌于，因为现在公开宣泄这种情绪仍然是十分危险的。所以，在 1988年 2月

18日出版的《乌克兰文学》杂志上，一位乌克兰作家奥列克隆穆西延科可以公开指责斯大林是在大清洗中杀害乌克兰的政治界和知识界精英、蓄意加剧乌克兰农民大饥荒的”魔鬼”，而不是直接指责大俄罗斯人.

1987年秋和1988年春，波罗的海沿岸的人民可以集会悼念被斯大林主义放逐的受害者，并要求给予更多的权利，而不去直接谴责大俄罗斯人对他们的压迫.革达坦人可以为争取获得重返家园的权利而举行示威，谴责对他们实行强行放逐.中亚地区的穆斯林可以组织宗教祭奠仪式，在墓前悼念那些在反对斯大林对他们的家乡进行镇压时被杀害的毛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拒绝在红军中服役而遭杀害的穆斯林。另外一些民族则可以利用戈尔巴乔夫派大俄罗斯人替换当地非俄罗斯族官员为借口来反对中央控制，如

1 9

86年晚些时候，在哈萨克加盟共和国首府阿拉木图曾发生过长达数日的激烈的抗议活动.所有这些民族主义的要求和行动都有一个共同愿望.削弱以至最终割断莫斯科的大俄罗斯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纽带关系。

宗教作为民族自决的基础，对于中亚地区来说尤其重要。那里有 4 500万至 5000万穆斯林。在宣称已经消除了”迷信”的多年之后，苏联报刊在 1 987年和

1

988年不得不承认，伊斯兰教正在卷土重来，地下宗教活动渐盛，在阿富汗进行的战争使穆斯林实体意识死灰复燃.据说，甚至穆斯林地区的共产党官员也默不做声地参加宗教活动，并且尊重当地习俗和民族传统。一位作者在

1 9 87年 5月 20日出版的《文学报》上抱怨说，在塔什干，

“在普遍受过教育的人工作的共和国专用的通讯中心，几乎每夫都在布告栏上出现‘奇怪’的告示…邀请同事参加各种宗教活动”，而当地的共青团书记还邀请人们”参加朗诵古兰经的→次追悼会”.

横向的民族冲突同样有着引起分裂的严重危险.在某些非俄罗斯民族之间，特别是在高加索地区的各民族之间，从来就没有什么友谊可言。历史久远的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和其他更小的民族之间为宗教信仰和领土而争斗了几百年。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并存的地区(那里由于不同种族混杂在-

起而更加复杂)，民族仇恨在斯大林的一统天下时期处于潜伏状态.

1988年初，这种仇恨在亚美尼亚人同阿塞拜疆人之间发展成一场突发的流血冲突，这场冲突是由于把亚美尼亚人居多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划归阿塞拜疆而引起的，它预示着在未来将有更多的民族和宗教冲突发生。这场冲突中有数十人被打死，亚美尼亚首府埃里温被成千上万的群众控制了数日。克里姆林宫不得不在民族情绪高涨的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之间进行斡旋，垦然这是份吃力不讨好的差事。

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允许所有这些问题暴露出来，理由很简单，不允许公开表达民族不满情绪，就不可能推行或者实践公开性和民主化，哪怕是用比较谨慎的方式实行公开性和民主化，非俄罗斯民族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对斯大林时代留下的痛苦至今感到痛心，对大俄罗斯主义的肆虐仍然记忆犹新，他们不可能不利用公开性带来的机会.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承认，横向的民族冲突甚至会演变为纵向的反对大俄罗斯人的冲突。他在

1 9 88年7月

19日指出，在亚美尼亚人与阿塞拜疆人的冲突中，”情绪已达到了无法控制的程度，出现了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苏维埃和反对俄罗斯民族性质的标语”。再者，只要稍微在经济上下放权力，就会促使地方提出给予更多的直接控制权的要求。这样→来，进行经济改革的要求便与具有更大爆炸性的民族问题混在一起，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就连克里姆林宫中那些具有善良愿望的温和派领导人大概也没有料到事情会发展到如此地步。从民族冲突爆发后莫斯科对民族问题的分析来看，中央似乎被自己的宣传所迷惑，真正相信民族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也因此，人们对民族问题的反应不一.

1988年2月9日出版的《消息报》愤怒地谴责立陶宛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破坏者”，说他们把共产党人视为”民族利益的叛徒”.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分析则更令人不解，他在阿拉木图发生暴力事件之后指出，民族问题不能再用”在祝酒时而不是在严肃的科学研究中”使用的美好词汇来描述了。自

30年代以来政治上无声元息的民族问题再次出现了。这次的出现不仅是推行改革的结果，同时也很可能是向改革发出的最严重的挑战。

国内发生解体的其余三个动因都表现在外交领域，辩论只局限于更小的圈子内，主要局限于制定苏联政策的领导人的范围内.尽管如此，对外交政策问题进行辩论在苏联体制中也是颇为惊人的新鲜事.这既可以说明民主化有了更大的发展，更可以证明党的官员正在逐渐丧失集中控制权。

国内对阿富汗战争的关注这一外交政策中的问题渐渐引起了最广泛的公开辩论。尽管公众起初没有对这场战争的目的公开提出疑问，然而，由于伤亡不断增加，公众对克里姆林宫竭力向他们隐瞒战争实情的做法越来越感到愤慨。战死者被秘密安葬，墓碑上无关痛痒地刻着”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而献身”，回国的老兵甚至残废军人都享受不到特殊待遇，高级官员的于弟悄悄地逃避兵役，所有这切酿成了一种怨恨情绪，对这种怨恨情绪不能永远置之不理，特别是在实行了更广泛的公开性的情况下。

最终，所有这些抱怨(甚至是政治上极为敏感的抱怨)都发泄了出来。例如，在 1 987年11月

25日出版的《真理报》上，党对给于高干于弟特殊待遇的问题作出了一个无论如何也站不位脚的解释.我们是将那些最优秀的、条件最好的人送到阿富汗的.尽管看起来很奇怪，但领导干部的子弟确实常常因体质差而非常不适合在军队中服役。”这种解释只能更加激怒那些在战争中伤残或死亡的士兵的父母.更有意义的是，所有这一切在

1 987年就已见诸报端，从而使这场战争成为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而且，人们的抱怨和不满也导致公众怀疑克里姆林宫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决定是否真正明智，这种怀疑具有更大的政治意义。莫斯科流传的→则笑话说，勃列日涅夫和他的主要同事在大醉之后签署了入侵的最后命令。在苏联最近的历史上，公开批评现行的外交政策还绝无前例。然而，著名的苏联外交事务专家、科学院院士O波格莫洛夫在

1 988年 3月

16日出版的《文学报》上明确披露说，在人侵3周之后，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体制经济研究所向党的领导人递交了→份”分析这一行动的徒劳相有害性质”的报告。另-位苏联外交事务专家A鲍文在

1988年5月22日的莫斯科广播电台节目中指出， “只有在国家的最高立法机构进行了讨论和批准之后，才能派苏联武装部队到国外参加作战行动.”

人们可能会想到，促使苏联最后作出撤军决定的部分原因，是国内的压力，尽管苏联军队和秘密警察很可能为默认失败而产生的深远不良影响深感忧虑。于是，即使在苏联的直接干涉结束之后(特别是如果这一失败在东欧甚或苏联内部进一步引发民族自决运动).关于阿富汗战争的辩论仍会继续进行下去。

外交与国防政策尽管有关外交政策的辩论大都是在各个不同的专门机构内部进行的，但其主要倾向是对过去的设想提出质疑，要求进行”新思维.(法国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米歇尔·塔囹讥讽地把”新思维”称之为过去的”无思维”的替代品)。戈尔巳乔夫的智囊团成员之一、叶·普里马科夫对此提出了最完整的修正主义的说法.他在

1 9

87年7月9日出版的《真理报》上一篇题为《外交政策的新哲学》的重要文章中，号召抛弃那种认为和平共处仅仅是为了争取喘息机会的观点，敦促放弃输出革命的苏联政策，并强调全球互相依赖的新现实.随后，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著作中更加全面地发展了这个思想。与此同时，在军事领域中，苏联战略家们开始制定”防御理论”，并将其作为 司西方建立更加稳定的战略关系的出发点。在所有这些问题上，这些观点与苏联不久前奉行的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苏联集团马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 70周年纪念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强调指出，所有国家的共产党在名义上-

律平等，他还明确地抛弃了关于苏联共产党的特殊领导地位的任何主张。这在理论上是对苏联→贯主张的重大背离，它过去曾要求把它的利益当做世界上所有共产党的行动指南。尽管官方没有宣布抛弃勃列日涅夫主义，但戈尔巴乔夫暗示说，不会用它来阻止在东欧逐渐发生的变革。这反过来使一些东欧人认为，如果当时戈尔巴乔夫掌权的话，就不会发生

1 9 68年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了.尽管这-

猜测无从得到验证，但其结果是鼓励东欧人进行改革，促使他们要求大步地走在苏联改革的前面.对某些苏联领导人来说，戈尔巴乔夫的立场毫无疑问会带来麻烦.正因为如此，东欧出现任何重大的动荡都会引起克里姆林宫对外交政策的更激烈的辩论。

上述所有这些互相联系的辩论产生了一种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复兴经济的要求为民主化提供了动力，民主化进而又对党对权力和信仰的垄断造成了威胁，从而增加了宗教和民族主义对正统意识形态的竞争力，甚至使苏联面临长期的、也许更加剧烈的解体的危险。这些辩论正在进行，而且不再局限于党的内部，这一事实本身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理由有三:

第一，它标志着同长期形成的政治传统的决裂.苏联实行了几十年的专制主义，将社会变成了一个一切从属于正统说教、政治上表面一致的国家。现在，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各抒己见的新的现实与至少从

1 928年以来一直默默服从于斯大林主义的社会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一In

第二，它对马列主义的统一性造成了威胁，甚至可能对苏联的统一造成威胁.知识界在把新科学见解同哲学相融合的基础上开展的无拘无束的学术辩论，从本质上就与那种封闭的，自以为无所不能的理论体系毫不相容。再者，对许多敏感问题的辩论，要么把它们纳入合法的多元体制中进行，要么把它们压制下去，否则，这些争论就会进一步升级，最终威胁苏联自身的完整统「。

第二，具体地说，它使人们丧失了对苏联共产主义的信心，广而言之，它又使人们丧失了对整个共产主义的信心。对过去罪行的揭露和对现在与过去的现象的批评，几乎证实了过去西方学者在其著作中所提出的关于斯大林主义的一切看法，而他们往往因此被苏联的报刊诬蔑为”头脑顽固的反共宣传家”。的确，苏联报刊上对无辜的人遭受的苦难所作的细致、生动和令人痛心的叙述，比起国外所写的报道在思想方面具有更大的破坏作用.同样，辩论中透露出的有关当今苏联经济和社会领域中遭受失败的情况，则证明了西方人士对共产主义的总体表现所做的批评是正确的。

区区柯克

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23 15:49 只看该作者

楼主接着贴完吧，谢谢哈~

flld

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23 16:07 只看该作者

第七章共产主义是在发展还是在衰亡

未来的真正问题不是戈尔巴乔夫是否能长期掌权，甚至也不是他会成功还是会失败的问题;而是苏联共产主义是要发展成一个政治上更加宽松、经济上更具有革新精神的制度，还是要走向衰亡，甚至崩溃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可能被从高位上废黝，也可能不明不白地死亡，但是，他开创的一部分改革事业可能会继续下去，尽管是以更加谨慎的方式继续下去。他也可能继续在位，但却丧失了实权，因为他在国际上享有盛名，让他象葛罗米柯那样担任国家元首对克里姆林宫还是大有益处的.但是，他制定的大部分政策都将被弃而不用.此外，他本人也会放慢甚或加快推行自己的政策以便保住自己的权力，同时排挤掉象利加乔夫这样的政敌.

关键的问题是，苏联的制度能否发展成一个更加多元化的体制，一个能产生更多的社会和经济创造力，从而使苏联在国际舞台上更具有竞争力的体制.这个问题的答案将不仅决定作为个超级大国的苏联的命运，还将决定更广泛的共产主义的发展前景.目前的动乱可能是发生这样一种变革的信号，也可能是苏联制度逐步走向崩溃的第一个阶段.

许多年来，苏联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极权统治，不仅是因为社会被强制服从苏联的政治制度，而且也是因为苏联的社会是用暴力手段按照意识形态的蓝图重新塑造过的.因此，非政治化的正统观念被创造出来，而真正的政治生活则不复存在，万马齐暗的局面却似乎反映了全社会的一致性，政治成了只有高层领导人才能享受的特权。

因此，要想逐步消除苏联制度的极权特点，就需要逐步建立一个政治上更加多元化的体制，这个体制允许社会起更加积极的作用，甚至可以使真正的政治生活成为正常社会存在的一个方面.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发展前景?对此问题的最终答案取决于当前苏联现实中所固有的两个显然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否能够得以解决。第一，如果不给共产党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重新下个真正的基本定义，经济复苏是否能够实现?第二，如果不大大加强非俄罗斯人的权力，以至于使权力的分散最终导致苏联的逐步解体，分散经济权力以及缩小党的中央控制权的任务是否能够完成。

1988年年中，苏联党的领导承认政治改革要先于经济改革进行.党的决议直言不讳地宣称”今天的首要问题是进行政治体制的基本改革。”但是3天后，

7月7日的《真理报》却写道J中央和地方的民主化进程迄今进展缓慢。”党的干部并没有由于经济改革而被精减，戈尔巴乔夫提议进行的改变党的作用的政治变革也没有真正实施。坚持以列宁主义的遗产为中心的作法似乎更加坚定了党保持其特殊地位和垄断权力的决心，而不管这样做在经济上是否行得通。

因此，问题在于如果共产党不愿让权，经济改革是否一

还能够成功。答案看来是否定的.真正成功的经济所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是.引人市场机制，建立以供求关系为基础的价格结构，让劳动力自由流动，产生出勇于承担风险、有冒险投资途径的管理阶层，以及摆脱农业的桓桔.但是这些先决条件也要求大大地缩小党的作用，而缩小党的作用的那些方式却正是苏联机关工作人员所不愿忍受的。公开性和改革之间的巨大鸿沟就植根于这样的条件之中，所以带来具有毁灭性的失望情绪也是必然的。

另外，社会对这些必要的改革还缺少真正的理解.陈规陋习和惰性给变革带来了许多障碍.群众对改革持怀疑态度，他们普遍关心的是改革会立即带来什么样的经济后果。平均主义的最糟糕的特征已经在人们头脑中扎了根.他们对改革带来的奖惩方法抱怀疑态度.农民的传统已被破坏无遗。厂长和经理惧怕承担更大的责任，同时也缺乏E

搞企业的激情。官员们喜欢中央集权制.俄国的历史和苏联的现实两者合成一股力量来抵制改革。

民族问题使改革难上加难.非俄罗斯人，特别是中亚人的人口增长率提高得非常快.中亚人的人口在 1 9 59年到 1 979年间增长了近 72

%.而苏联的斯拉夫人口只增长了大约 1

9%。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样，非俄罗斯人不久将成为苏联国民的大多数.然而，占主导地位的大俄罗斯人实际上仍把持着中央的政治权力，而非俄罗斯人只是象征性地有一些代表.苏联的俄罗斯人比非俄罗斯人更容易跻身于上层社会，政治局委员目前全部是俄罗斯人，苏联的语言政策也有利于俄罗斯人.举例来说，

1986年为生活在苏联的每一位俄罗斯人出版了 14本俄罗斯语的书籍，而为每一位非俄罗斯人却只出版了 2

.4本用本族语写的书籍.除此之外，克里姆林宫的经济政策偏重于在俄罗斯人居住区进行投资和发展.

要想真正地下放权力，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纠正这些不平等现象的要求。然而，以俄罗斯人为中心的控制在现存的管理机构中已经根深蒂固，要进行必要的纠正，就会引起大规模的动乱.实际上这是→种恶性循环.不进行改革会引起民族怨恨情绪，而进行改革则又可能使非俄罗斯人对权力的欲望更大。分离主义的态度，尤其是波罗的海沿岸加盟共和国的人民和苏联穆斯林(受到世界范围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激励和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失败的鼓舞)的分离主义态度可能最终会对苏联国家的统一形成真正的威胁.

另一个重点问题是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中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意识。乌克兰有

5000万人口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在基辅和利沃夫，半公开的乌克兰人的政治、宗教和文化活动利用公开性所带来的松动正在增加.民主运动的重点是强调过去的苏锻政策给乌克兰带来的损失，并坚决抵制进一步的俄罗斯化。不管正确与杏，大多数乌克兰人都把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灾难归咎于莫斯科，也就是归咎于俄罗斯人.乌克兰人认为这次事故是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给他们民族造成的仅次于

30年代大饥荒的严重灾难。乌克兰人民对语言和文化政策的不满甚至在官方的乌克兰新闻媒介中也已公开而又强烈地反映出来，假若这种不满情绪发展成由大多数乌克兰人民所支持的主张独立的要求，那么民族问题将成为与苏联的存亡息息相关的危机.

1988年7月莫斯科的《共青团真理报》报道了在利沃夫市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从中可以窥见这场危机的端倪。这次”数千人”的集会，表面上要求保护历史古迹，但很快就转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民族主义的示威活动.这次集会的领导者都是民族主义活动家，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政抬要求是那次集会的主要特征.俄罗斯的报纸指责在集会上演讲的乌克兰人是些”堕落到不配作人、不配作公民和不配作爱国者的疯于”。

显然，民族问题是改革的致命弱点。到了 1

988年春，苏联的大众媒介终于承认民族问题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与此同时，大俄罗斯人越来越明白存在着反莫斯科的民族情绪，从而使真正下放权力的机会进一步减少.而权力下放也许能够使苏联制度发展得更具有建设性.民族运动更加坚定了大俄罗斯人不惜以经济的低效率换取既得利益的决心，以便继续行使他们的中央统治，要想下放国营经济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权力下放，而要想在多民族帝国的政治体制中实行权力下放，就意味着把权力分给那些从前受统治的民族.所以，要使经济改革获得成功，改革就必须把苏维埃”联盟”重新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邦联国家，结束莫斯科的统治。事实上，这无异于使这个帝国解体.俄罗斯的政治特权阶层是否会用他们帝国的统治权力来换取经济权力下放所带来的好处，这一点值得怀疑.

大俄罗斯人以民主化导致了非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为理由，开始反对实行民主化.?莫斯科新闻报》惊恐地提到了这现象。《莫斯科新闻报》是一家公开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报纸。

1 9

88年4月3日，它报道”许多人相信，随着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民族之间的问题突然变得严重了.黑暗的保守势力已开始谴责革新力量，说他们‘拧松T螺钉.他们还煞费苦心地记录公开性揭露出来的问题，并认为揭露这些问题会‘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1988年5月 .23日的意大利共产党报纸《团结报》报道说，猛烈攻击改革的文章最初是在 1 9

88年早些时候发表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的，如下的一段内容甚至被这个正统的新闻机构删掉了”最大的危险·‘是由象克里米亚的聪辑人和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等微不足道的民族表现出的可耻的民族主义构成的，他们的行为旨在破坏苏联各民族之间的友谊”。

大俄罗斯人对日益增多的民族冲突的惧怕心理会使他们阻碍所需进行的改革，从而使苏联共产主义走向衰亡而不是走向建设性发展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只有通过淡化党的学说、下放党的权力、逐步从莫斯科的中央控制中解脱非俄罗斯族人，才能取得具有创新意义的成功，即建立一个富有创造性‘革新精神和活力的苏联社会。但是无论党的领导和统治阶层多么急切地想实现经济复兴，他们都绝不可能冒险在政治上走那么远.

因此人们布理由怀疑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能否获得真正的成功，我们也可以把改革的成功称为选择一。但是也必须考虑到其他选择.这些选择是。

选择二:长期而毫无结果的动乱;选择三:当改革的热情一过，重新出现僵化状态，选择四。为了对付选择二或三中的局面，发生倒退和镇压性的政变;选择五.作为上述各种选择情况同时出现的后果，苏联发生崩溃.

在这些选择中，今后几年最可能出现的就是选择二中的情况。但是面对眉内的阻力，改革很有可能逐步失掉一些锐气。日益严重的国内动乱乃至再一次的僵化状态可能逐渐促使党做出一些新的努力，以加强社会纪律和政治纪律，而政治纪律的加强则可能导致军事独裁，特别是当党在推进变革或维护秩序的过程中显得过于自负和无能时更是如此.发生这种逆转将会严重破坏共产主义的历史前景。经济和技术的停滞更加不利于苏联与美国进行竞争。镇压将意味着这个政权要再一次在国际上名声扫地，而官还没有完全解决好刚刚过去的斯大林时代留下来的问题.

不管怎样，要想把社会的自信再装回极权统治的瓶子里是极端困难的e因为苏联社会已出现了公开的辩论，对外国的思潮从总体上来说也没有那么强的免疫力了.沉洒于公开性的苏联知识分子肯定会以强烈的怨恨情绪对待任何反动镇压行为.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失败，或镇压社会的任何努力都可能使政局日益混乱，并最终导致制度的崩渍。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概括的话就是。极权政治的”上层建筑”不可能与一个不再服从它的全面控制的”社会基础”长期共存。

再用一句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客观上”，而不是有意识地正在为创造潜在的革命形势做出贡献.他的改革正造就出一批改革的支持者.他们怀抱着几乎注定要破灭的希望.他们正在制造动乱.同时，这些动乱的的确确使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更羞。他们正在减少政治恐惧心理，尽管他们也E在增加社会失意感.这样一个混合体自然是具有爆炸性的，为了应付正在出现的困难，可能会做出某些让步并进行孤注一掷的变革，甚至可能在农业方面实行带有戏剧性的改革措施，还可能采取欢迎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回国等象征性的行动.然而，这一切并不能解决制度上的混乱和社会上的幻灭心态等问题.相反，这些措施反而有可能加速己露端倪的政治危机。经济改革的失败己迫使戈尔巴乔夫把实施政治改革放在第一位，这件事本身就能提醒人们认识到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论断，即苏联社会制度的最大谬误是列宁主义的遗产。关于这一点戈尔巴乔夫是不能明说的。

由于没有其他现成的理论和组织可供选择，所以摒弃这一遗产就会释放出当代苏联生活中所固有的腐败‘失望和日益积聚的反抗情绪等强大力量.继续寻求改革可能确实会加剧这些矛盾，这是因为改革可能会使苏联工人丧失在现存的苏联制度下他们已享有的主要利益，而同时又得不到与这些利益相当的好处.这些主要利益其实就是不论工作情况好坏都不会失业，还有工资稳定等。城市无产阶级可能是遭受由改革所带来的短期社会后果造成的最严重损失的一个阶级.短期社会后果包括通货膨胀、房租昂贵(苏联从

1

928年便已冻结了房租!)、或许还有失业。几乎可以肯定，城市无产阶级会在某个时候发泄出他们的不满情绪.结果，在殴治上更加觉醒的苏联工人中间可能会出现小规模的骚乱，最终酿成革命的暴动.他们将认真对待社会主义的口号，要求工人的民主，他们也可能会受到波兰团结工会这一榜样的影响.

由于不满莫斯科的继续统治，在非俄罗斯人之间不断加剧的民族和宗教冲突或民族分离的强烈愿望也可以成为加速苏联社会制度崩溃的因素.苏联不可能躲避掉这个民族主义的时代，而且目前巳出现的瓦解现象业已暴露出它所固有的民族感情的冲突.至少对于某些非俄罗斯人来说，虽然他们尚不会要求真正的独立，他们寻求更多的地方经济自主权的要求已经不可避免地发展为获取更多的政治自主权的要求.这些要求最初可能以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口号作掩护，但其隐藏着的最终目的却能置苏联于死地。如果不求助于某些高压手段，克里姆林宫将难以对付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假如苏联国内的局势进→步恶化，可能会在中央引起一场由军方参加和由克格勃支持的政变.心怀不满的大俄罗斯军官、令人生畏的党中央的官僚分子以及怒不可遏的克格勃官员极有可能结成同盟，共同领导这一政变.他们可能以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名义而不是以苏联社会主义的名义来强制恢复”民族统一气面对国内的混乱局面，他们可能会打出爱国主义的旗号和实施强制纪律，以使他们的行为具有历史的合法性。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共产主义会更加声名狼藉.

简言之，苏联共产主义体制所面临的无可逃脱的窘境是，它的经济要取得成功只能以失掉政治上的稳定为代价，而政治上要保持稳定也只能以经济上的失败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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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23 16:09 只看该作者

第三部分

机体排斥

以下这一严酷的事实成为了解共产主义在东欧的前景的关键所在·马列主义是通过帝国势力强加于这一地区的一种外来学说，它的统治在文化上与被统治的民族格格不人e结果，东欧社会对共产主义进行了机体排斥一种类似人的机体排斥移植器官的现象。民族力量在不断寻求办法使其社会摆脱莫斯科的教条，而苏联则试图找出最终控制这一地区的命运的新方法，机体排斥过程就是在这一争斗中完成的。

虽然马克思主义最早孕育于西欧，但官与俄国的东方专制式的政治文化融为一体后，却使其最初的人文主义本质变得野蛮残忍.当斯大林将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强行移植到东欧国家时，他也同时将马克思主义一列宁主义-

斯大林主义移植到那些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欧文化.宗教和理性传统相一致的社会.结果，东欧的苏维埃帝国在帝国史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臣民们并不认为统治国具有文化上的优势。

尽管被统治者不情愿公开承认统治者的文化优势，但这一优势仍然是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及法兰西帝国延续如此之久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相比之下，东欧的苏维埃帝国则被视为

–不管正确与否→文化上低劣的国家实行倒行逆施而征服的领地.因此，即使在斯大林把苏联的统治强加给东欧达 40多年之后，东欧共产党统治下的社会仍然动荡不安。

然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曾经→度力图弥补这一状况。虽然绝大多数东欧人把俄国统治看作是文化上的倒退，但不少人认为共产主义学说具有加速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潜力.由于当时苏联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实践的样板，因此，意识形态理论不仅用于论证仿效苏联的正确性，而且还用来论证接受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需要)的正确性.

因此，苏联样板的失败给苏维埃帝国的领地带来了灭顶之灾。它进一步削弱了作为帝国统→契约的共产主义学说，同时，也加剧了对外来统治的不满情绪.人们愈来愈意识到这是阻碍这一地区性会和文化发展的根源.莫斯科也深深感到需要用新的关系来加固其帝国的统一.反过来，所有这切又激起了其他民族对克里姆林宫中央集权则更强烈的敌对情绪.

最近几年，克里姆林宫一直力图与东欧建立γ种新的军事和经济联系。它通过不断将其他许多国家的军队置于苏联最高统帅部的领导之下，来加强对华沙条约国的控制.与此同时，为了更进一步推行苏联的经济改革，戈尔巴乔夫尤其重视从东欧国家获取资金，新技术，甚至专业劳务。这些积极的措施同时也反映出莫斯科渐渐意识到，意识形态的约束力正逐渐减弱，东欧的民族主义正在崛起，苏联已经丧失了很多昔日的威望。

结果是，两种对立的力量影响了苏维埃帝国在东欧的势力范围.一方面，一个摆脱苏联意识形态控制的自我解放运动似乎要削弱-一甚至冲破–

帝国的束缚，另一方面，苏联为了加强军事和经济→体化，正不遗余力地对这种离心力进行反击.前者是大多数东欧国家对共产主义的机体排斥，后者则继续依赖克里姆林宫的善意和决策来保证东欧的经济繁荣和领土安全，

第八章

意识形态的

移植和演变

切斯瓦夫·米沃什在他的名著《被禁锢的思想》一书中，以大肆渲染的手笔描述了马克思主义一列宁主义学说最初是怎样对那些先是遭到希特勒的蹂躏，后又被斯大林”解放”了的非共产党的东欧人产生影响的。斯大林政权显示出一种不可一世的威势。与此同时，民主的西方对于东欧的命运则表现出种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一切再加上苏联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的社会实验，就使人愈来愈强烈地感到在这地区实现苏维埃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命运似乎注定了东欧要接受甚至是饭依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们一-新诞生的共产党权贵–中间所出现的狂热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认为自己走在了历史最前列.

1948年7月，波兰最狂热的斯大林主义领导人之米奇斯瓦夫·莫恰尔向波兰执政党中央委员会发出的大声疾呼，十分恰当地反映出那些忠实信徒中普遍存在的心理，”对我们这些党员来说，苏联就是我们的祖国。我已无法确切地说出我们今天的困境线在哪里，也许今天越过了柏林，而明天则到了直布罗陀。”

此外，必须承认，共产主义改造对这一地区最初是具有一定积极的现实意义的，因此，这不仅仅是抽象的意识形态吸引力的问题.东欧从战乱中站立起来，十分清醒地意识到，它与工业高度发达的西欧和新近实现王业化的斯大林俄国相比较，远远落在了后边。苏联强行扶植起呆的共产党权贵决定把有效的社会改革与高速发展的工业化结合起来，作为他们的中心目标，尤其要解决重新给农民分配耕地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他们规定，重工业要在

20年内赶上，然后再超过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欧。实际上，他们在最初阶段，曾一度取得了工业的迅速发展。

共产党在东欧统治的第一个10年，也是为社会上受压迫的人迅速提高地位的10年.这种状况在不太发达的国家尤为突出，例如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但在波兰和匈牙利，情况却稍逊-筹.所有这些国家都有大量的农村贫困人口，同时也有一部分十分激进的产业工人.这些工人愿意并且渴望站在新政权一边.对他们来说，共产党的统治打开了迅速向上爬的大门。而这一切卫都是通过享有更多的教育机会，以及在新的权力机关，特别是警察和军队中工作而达到的。在较小的程度上，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亦如此，虽然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在革命政权中任职的人更多。

在共产主义建设初期，新的统治者同样也能够调动起为国家所倡导的社会工程理论和被共产主义伪科学的幻想所迷惑的某些知识界人士的热情。在最初几年中，新秩序还赢得了许多被新时期的美好憧憬、宏伟的城市和工业规划以及社会改革的人道主义目标所吸引的年轻人的支持。在过去的废墟上建立起新社会秩序的想法确实迎合了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饱受创伤，并且正在寻求某种既切实而又理想的历史发展方向的人们的心愿.

新建立的东欧共产党政权，虽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附于苏联政权，但并不是没有任何真正的社会基础。总的来说，共产主义最初在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得到的支持最大，而在波兰得到的支持最小。前两个国家甚至在苏联军队进入之前就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共产主义运动，同时还与俄国人保持着十分密切的传统关系.而在波兰，抵制苏维埃化的民族热情比较强烈，而且持续不断。

虽然共产党得到了某些人约支持，但是，在任何地方，他们都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实际上，在最初阶段，新的统治者的精力都放在镇压和清除国内一切政治敌对势力上。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实际上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胜利而更加激烈的”辩证”学说，对阶级斗争的概念进行了补充。这种学说又被用来证明在整个地区长期实行斯大林主义式的恐怖统治的正确性。

1 948年至 1

953年间的形势尤为严峻.在这段时间中，苏联对东欧实施了严格的苏维埃化，共产党政权处决了数万人，监禁了数十万人，并且进行了公审和大规模的恐吓活动。

斯大林主义的恐怖统治不仅残酷无情，而且有时还古怪离奇。 1 9

86年，德国作家汉斯亨宁·帕茨克出版了→本名为《在匈牙利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书，书中记述了对匈牙利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各种人物进行采访的情况，其中有一位叫拉斯洛。劳伊克的人.他是一个同名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儿f，这位领导人在

1

949年中被捕，遭受了严刑拷打后被迫承认曾经充当过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间谍，并在同年晚些时候被绞死。他儿子关于自己命运的叙述，生动地描绘了某些个人及官僚机构如何把恐怖统治作为社会子段到处滥用的情况。

他父亲被捕时，小劳伊克刚刚出世4个月，他的母亲和祖母也同时被监禁。刚刚出世的婴儿被国家”收养”，寄放在孤儿院。孤儿院中全是政治犯的孩子。当老劳伊克被绞死时，他母亲被判长期监禁.但是，此判决并没有通知她的家人，因而家里人不知道她是死是活。有关当局也拒绝对任何询问作出回答。他的姨妈以孩于的名义继续提出申诉.尽管她在各种警察机构往往要等上几个小时，但是，仍然得不到任何回答.申诉得到的只是敌视态度和不理睬。

斯大林死了之后，他的姨妈接到秘密警察的通知，让她按照指定的日期和时间站在布达佩斯的某个街角等候。一会儿，一辆官方的小车开过来，一个4岁的男孩被推出车外，然后，汽车就开走了.他姨妈仍然不知道孩子母亲的下落，于是自己收养了他.随后她发现这个孩子的名字(也就是判了死刑的父亲的姓名)已被完全改掉了.根据官方提供的文件称，他改名换姓是”根据他本人的要求”，而他当时刚刚4个月。实际上，这个孩子对于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只是几年以后当他的亲笙母亲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后，他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有些统计资抖虽然没自详尽叙述人们遭受的极度痛苦，但却可以帮助我们F解到在东欧实行苏维埃化时的恐怖程度.根据保罗伦德瓦因在《固执的匈牙利?

(1987年版)一书中所提供的详细资料，当时匈牙利全国人口大约 600万，在 1 950年至 1 953年期间，大约有 38

.7万人被指控为政治敌对分子一一占匈牙利人口的 5%以上，并被投入监狱· 1956年镇压匈牙利叛乱之后，苏联扶植起来的卡达尔政权处死了大约 2000至

4000名政治敌对分于.在 1 9 68年的”布拉格之春”期间，共产党政权本身开始对过去进行反思，从而披露出→些令人震惊的数字。

1951年，在比较顺从苏联的捷克斯洛伐克 .有10万多人(包括 6 100多名教士、僧侣和修女 )被囚禁在集中营内。与此同时，党内的血腥清洗也使 2

78名党内高级领导人被处以极Jfij.在波兰，镇压反共产党统治的武装抵抗运动导致了4.5万人的死亡.随即，大约又有

5000人以各种政治罪名被处死。除此之外，还必须再加上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但是，这个数字至少有几万这些人被关进苏联集中营后，便再也没育出来。

波兰共产党政权下定决心，要彻底清除独立的政治力量的一切标志和象征。在苏联秘密警察顾问的积极协助下，波兰政权把暴力的矛头对准了反纳粹地下组织的幸存领导人，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地下组织-

国民军的前指挥官及般军官.地们遭受到非人的折磨，并且在处心积虑召开的公审大会上，被污蔑为纳粹的”同伙”。在长时间的严刑拷问中，为了逼出口供，有些人身上被贴上用报纸剪成的目字，还有些人则被故意与判了刑的纳梓战犯一起关在死牢里.

通过这种大规模.有组织的暴行，共产党领导人成功地将新的苏联式的极权主义制度强加在东欧头上。他们清除了现存的社会团体，从而得以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但是，如果认为有组织的恐怖活动是极权主义制度下日常生活的特征，那将是一大错误.严酷而全面的恐怖活动既被用作改造社会的方法，又被用作长期维持该制度的根本于段。但是，一且这一制度确立起来，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就会以普遍而卑劣的官僚主义为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和某种意义上，来自多元化和民主化的西方的肤浅观察者是不能理解这一事实的。

在《东欧报道者? (1 987年第二卷第 3期

)杂志上，一位名叫瓦茨拉夫·哈韦尔的持不同政兑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极为精辟地阐述了有组织地、残酷地使用恐怖于段而形成的共产主义制度的本质。他写道.”极权主义是一种人们必须亲身经历才能体会到的东西@这种东西从远处是看不见的·在我们的制度中，暴力主要是对精神而言，而不是对肉体而言。换言之，暴力是秘密的，不公开的。在局外人看来，这里的生活似乎→切正常.你可以看到人们漫步街头愉快交谈，迸出商店，从表面上看，一切都是正常的，毫无任何残酷屠杀的迹象。旅游者或者来访者是绝对看不到我国制度中的暴力方面的.”

接下来哈韦尔指出，西方人要想体验这种制度的真正压抑感，就必须亲自在这个制度下生活，并且长期不断地”听凭大权在握的官僚机构的摆布，他们要做每一件小事，都必须请示某某官员。他们将发现人的精神和最基本，的尊严逐渐遭到破坏..，-人们长期生活在一种蒙受屈辱的状态之中。这就是极权主义制度的特征，而这一切既不能用摄像机拍下来，也很难向来访者解释清楚。要想真正了解，就必须亲自去体验.”

苏联式的制度被强加给东欧之后，个新的统治阶级便应运而生.这个阶级概括地说，应该对共产主义，具体地说，应该对苏联政权感恩戴德.此外，这个阶级所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少，就越想站在它的缔造者和保护者苏联一边.莫斯科可以相信他们的效忠，更确切地说，就是唯命是从。这些人的生存直接取决于克里姆林宫。随着斯大林被捧到权力金字塔的顶峰，自身利益和意识形态也就创造出了一种忠诚和依赖的牢固关系.

但是，苏联集团的这神明显的表面团结现象掩饰了新政权内部潜在的脆弱性.斯大林死后不久，这种脆弱性就显示了出来.在

50年代初期，马列主义大简化理论的美妙幻想的光辉，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已开始逐步暗淡.最初那种对共产主义的有限热情也急剧减弱.因为人们逐渐认识到，西欧的恢复速度更加迅速，这使他们的幻想破灭，怨声载道.此外，斯大林在

1 9 53年突然去世，使苏联领导层丧失了一位杰出而又令人生畏的人物。

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刚刚出现政治分歧，苏联领导人刚开始着于消除斯大林主义的后遗症，危机就席卷了整个东欧. 1953年，东德发生动乱，随即，波兰也出现政局不稳;

1956年，匈牙利爆发了大规模的暴力事件.所有这一切，若不是苏联直接进行军事干涉，肯定会导致共产主义在所有东欧国家彻底崩溃.甚至象捷克斯洛伐克这样民一个先前倾向于莫斯科的国家，在试验过苏联式的制度之.后，亦彻底醒悟过来.被苏联军队粉碎的

1

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表明，人民一直不愿意接受一个明显是由外国传统衍生出来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苏联的军事占领则使东欧共产党政权继续依附于苏联并且充当愧偏的状况更加惹1人注目。

毫不奇怪，在那些与西欧文化联系最密切的国家里，不满情绪往往是最为强烈的，例如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对这些国家来说，苏维埃化就意味着与他们过去的政治和文化传统彻底决裂，在-段时间内，甚至连自己的历史和传统也被一度加以禁锢，并被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二种依靠优势力量获得统治的地缘政治学说(如勃列日涅夫学说)规定了不同意见的最大限度，并造成一种似平稳定的错觉，甚至倡导了表面上的唯唯诺诺.在一段时间内，文化生活也可以意识形态上的百依百顺的表面形式出现，甚至连民族愿望也可以被压制住.然而，在这些现象的下面，不满情绪、失落感和希望却一直在萌动着，等待着一个能够重新显露出来的机会.

苏联的军事干预取得了成功，这就告诉东欧人民直接向苏联的强权以及共产党的制度挑战是行不通的。西方不会帮助他们，而国内那些惊恐万状的共产党权贵则会向苏联求援.苏维埃帝国的统治者则会使用武力进行镇压.因此，他们必须采用更间接和更耐心的方式.演变必须从内部开始，必须采取基本和平的方式，而且必须逐步进行.从某种意义上讲，还必须始终采用历史上惯用的秘密行动的策略。要获得胜利，至少要赢得部分统治阶级的合作。另外，需要与东欧邻国中支持变革的人遥相呼应。同时，还必须充分利用苏联领导层内部有利的分歧.

莫斯科在必要情况下使用武力来维持共产主义在东欧的地位的决心，己经产生了一种更深远的、意想不到的效果.很显然，莫斯科甚至向最软弱的共产党统治集团(例如波兰的统治集团)作出了保证克里姆林宫决不会允许不满的人民起来成功地推翻他们.很自然，这一点大大提高了当地共产党人的人身安全感和政治安全感。同时，统治层的安全感的提高，反过来却缩小了他们与人民之间的差距，这是一种反常的效果.由于慢慢形成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共命运这样一种观念，这些统治者越来越容易被强烈的民族愿望的吸引力所打动。由于共产党统治阶级的政治地位更加巩固，更加具有历史自信心，他们在民族问题上也渐渐变得不那么唯命是从了。

此外，斯大林时期十分短暂，因此不可能使东欧社会发生深刻的变化，不可能消除其文化1见念和民族特征，也不可能消灭其特有的政治传统.随着时间的推移，种独特的个性渐渐出现，但它们在各国出现的程度并不一样.结果，苏联的支配地位受到了损害。在东德，这种个性集中表现在不断寻求与西傣更密切的接触上。在罗马尼亚，则出现了狂热的民族主义和严重的个人独裁，这使人从许多方面联想起战前罗马尼亚的法西斯组织铁卫队。匈牙利在积极争取建立一个权力更分散的经济体制，并且悄悄地与其邻国奥地利开展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接触.甚至最忠实的保加利亚，也在制订雄心勃勃的计划，以发挥具布自己特色的和高度专业化的经济作用。只有在自

1 9 68年苏联人侵后一顾不振的捷克斯洛伐克，默默屈从的状况在整个勃列日涅夫时期似乎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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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23 16:11 只看该作者

第九章波兰社会的自我解放

在波兰，苏联的长期控制及苏联式体制都面临着最大的变革和最强硬的挑战，这一点也不足为奇。波兰在苏联统治的东欧国家中毕竟是国土最大、民族最为单一的国家.它的近代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反对苏联统治的历史。波兰与其近邻和民敌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信奉罗马天主教。这种信仰的作用是增强民族主义意识，并赋予这种意识一种与共产主义思想截然不同的理论内容。波兰社会中和历史上发生的大小事件几乎无一不在密谋反对莫斯科强加给华沙的共产主义制度.

“密谋”不仅仅是个文学词藻e这个词准确地描述了当今波兰人对待在波兰占上风的共产主义制度和苏联人所强加的不平等关系的态度。由于受邻国奴役长达 1

25年之久，密谋反抗已成为波兰人根深蒂固的传统，这种反抗也融进了波兰的民族心理。为了抵抗不断瓜分波兰的企图，保持自己的民族特征，波兰人不得不学会采取一种内在化的民族生存方式。他们不得不暗中密谋以避免民族意识稍有表露便遭到残酷的镇压.

19世纪，俄国人对波兰人进行了最残暴的压迫，因此，波兰人在

20世纪对共产主义学说进行了持久的抵抗，这是一种有悖于波兰自身传统和宗教的学说，又恰恰是被凤敌俄国人强行移植于波兰社会的学说。

在斯大林主义盛行的苦难岁月里，甚至在奴颜婷膝的波兰共产党统治集团内部也滋生了某种反俄情绪。

80年代初，一位颇具胆识的波兰记者泰雷萨陶兰斯卡对当年奉行斯大林主义的旅兰最高领导层中最后一批在世的人(当时都年事已高)进行了系列深入的采访.这些采访内容起初作为地下书籍发行，并恰当地取名为《他们以从书中可以看出，就连这伙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也对莫斯科极为不满.他们不仅彼此把别人说成是莫斯科的仆从，而且相互指责对方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即后来的克格勃)的直接代理人。在陶兰斯卡看来，他们个个都以波兰的”救世主”自居，好象自己在使波兰免遭苏联吞并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民族主义情绪一直很强烈，因此波兰能够在斯大林时代始终保留一部分能体现民族自治权和真实性的重要领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罗马天主教会.知识界也保留了部分自治权，但程度极其布限”

1956年以后，农民从难以忍受的艰难尝试中解脱出来，波兰农业方面不再强制实行苏联式的集体化了.这样一来，国家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对社会实施控制的范围就大大地缩小了.

另外，社会上总有一种自发的现象，即人们向年轻人灌输波兰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事地下活动、抵抗纳粹和苏联人侵者的历史.这种作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共产党政权越是诋毁这种抵抗运动，这种抵抗的传统和所作出的牺牲对战后年轻的一代就越具有吸引力。这有助于维持大量潜在的、无声无息的、密谋性质的抵抗力量，避免它们在精神上被共产主义学说所同化.这种消极的抵抗使波兰人有朝一日可以实现自己更为宏伟的目标-

社会的自我解放.

这一天终于在

70年代到来了.那时，人们普遍对现存体制不再抱有幻想，就连那些当初赞成共产党的某些社会改革措施的社会阶层，最终也把苏联和波兰政权视为社会进步的障碍.知识分子则十分不满，完全倒向西方。每个有抱负的学者和从事创作工作的艺术家的最大愿望，就是去西方呆上一段时间.他们把苏联视为穷乡僻壤.美国赞助的文化和学术交流活动，尤其是那些由福特基金会几年来资助的各种交流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使

20年来波兰政府为把丰国文化与东方邻国的文化融为f体的努力付诸东流。当初波兰青年也曾被建设一个新社会的理想冲昏头脑，而如今他们早已把这种狂热(大部分情况下是偏激的和短暂的)抛在脑后.西方新的生活方式、技术上的进步和文化上的探索使他们大开眼界，心驰神往.获得解放的农民几乎是清色的天主教徒，保持着传统的世界观.

产业工人阶级的政治态度变化最大。尽管战前以农业为主的波兰社会中工人阶级数量不多，但他们却具有一种深厚的工联主义传统和普遍的社会主义倾向.波兰社会党曾经在波兰民族复兴的斗争中站在最前列，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地下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后，共产党摧毁了波兰社会党，而社会党的残存人员被并入了一个完全由莫斯科的共产主义者控制的新执政党，其后这个执政党实

现了战后国家工业化，从而把以前的农民造就成新一代的工人阶级。他们比较容易接受共产党在思想和组织上的鼓动.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 1 9

56年波兹南的工人暴动.暴动是由一批比较年长，传统意识和政治意识又比较强的老工人发起的.这次暴动促使以哥穆尔卡为首的不太顺从苏联的共产党政权在华沙上台，而在新一代工业无产阶级中，对暴动的反响却并不大。

到了

70年代，两个极为重要的动向使得形势急转直下.首先，新一代工业无产阶级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政治意识.这种意识与早期的波兰社会主义传统思想比较相似，但也融人了(由于该阶级来自农民)强烈的宗教精神.其次，无产阶级同具奋社会民主倾向并在政治上积极反对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建立了新的联系。这是一个强大的联盟，它能够明确提出一项替代现行政策的纲领(主要靠知识分子)，能够施加政治压力(主要靠新近产生政治积极性的工人k此外，强大的罗马天主教会也伸出了保护之手。这个教会直到

80年代一直由德高望重的大主教维辛斯基领导，就是波兰的共产党领导人对他也得敬畏三分.

真正具有超凡魅力的工人领袖莱赫’瓦文萨的出现，使这些社会潮流形成了锐不可挡的势头。他个人的经历和政治上的成熟过程就是这股社会大潮流的缩影。他出身于农民家庭，成长在一个宗教色彩十分浓厚的环境中，波兰战后的工业化使他成为格但斯克港的码头工人.他对城市无产者长期贫困的状况深感不满，看不惯自私自利的共产党干部大搞特权、滥用职权的现象，因此，他改变了信仰，开始反对共产党，

70年代初期码头工人和警察之间的流血冲突促使他思考政治问题.最后，在知识界一批政治活动家的支持下，瓦文萨终于成为震撼波兰并得到全世界关注的运动的领袖和代表人物。

运动的名称”团结工会”本身也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极权统治的实质就是消除一切自发的政治生活，把社会中的人分裂成一个个的原子，其目的在于使每个人只能孤立地面对整个制度，从丽使人感到形单影只，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团结工会则提出了与此截然相反的主张.它主张要有共同意识‘集体信心，以及不同社.会阶层和阶级的联合，这是一个全新的天地。团结工会在广阔的战线上同共产党政权展开了较量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团结工会依靠宗教的力量，强调民主，坚定地履行爱国主义义务，在组织上，团结工会积极依靠遍布全国的机构及其同知识分子、青年、特别是教会建立的联盟。

团结工会还利用了共产党体制中的明显缺陷.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在 70年代初从西方借了 3

00亿美元的贷款.这笔巨额贷款本来可以给经济注人活力，但由于无能和腐败，这些金钱全被共产党领导人白白浪费了.由此而产生的经济危机使政府不得不采取紧缩措施，从而不但引起了工人骚乱，而且还使社会上对波兰共产党统治者残存的尊敬之情荡然无存.社会上各大阶级都认为共产主义不再代表社会的进步.

农民由于集体化的痛苦经历而鄙视政府，进而将

40年代中期的土改说得一无是处.住房长期紧张，服务质量低劣，连购买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也要没完没了地排队，食品价格也不断上涨，这一切使得城市居民饱尝艰辛。共产党长期以来引以为自豪的是他们的教育体制，他们总乐于将现在与战前波兰的状况相比，然而，即使教育体制也已不再发挥推进社会的作用.→份提交给波兰社会学协会会议，并于

1

987年6月1日发表在地下刊物《意志》上的研究报告，记录下了这种停滞不前的状况由来自波兹南的社会学家耶日·克雷兹卢斯基提供的关于战前和战后工人状况的比较情况给人.留下

T深刻的印象….他提供的准确数据表明

.-..尽管”现存的制度确实是社会主义的”，但波兰人民共和国工人的文化程度只相当于或低于两次大战之间波兰工人的文化程度.更为严重的是，波兰工人的文化状况是目前欧洲各国中最革的，同第二世界国家工人状况处在同一水平上.人们惊奇地发现，尽管工人于女上国立大学的比例略有提高(战前占学生总数的

25 %.目前占 31%)，但在此方面贡献最大的是天主教会大学，那里的绝大多数学生来自工人家庭。

人们普遍意识到自身的权利被剥夺，他们要求参与政治，体验到了更广泛的社会团结。面对这一切，1981年 12月实施的军事管制也无能为力了

.当时，一种新的民族意识已经形成，这种民族意识把苏联扶植的政权30年来力图消除的民族传统和对历史的回亿与人民群众的世界观融为一体.团结工会在其公开存在的兴盛时期给后人留下的不朽遗产，就在于它恢复了真实的民族特征，从而改变了波兰的政治面貌。

由于实行了军事管制，以前的政治体制得以延续，但团结工会却加速了波兰的精神土的自我解放@尽管先前的制度仍在延续，但政治体制却从此增添了完全不同的内容。军事管制只能从表面上消灭和镇压团结工会的组织，但却无法阻止另-

批已成气候的政治精英的崛起，无法阻止与之相关的真正的政治生活的恢复一-尽管这种新政治生活还没有完全堂而皇之地登上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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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23 16:13 只看该作者

第十章从社会团结到政治多元化

政治生活的恢复，标志着共产主义在波兰的彻底失败.它意味着几十年来效仿苏联经验的努力已付诸东流。它意味着波兰共产党政权极权统治阶段的彻底结束。

共产党政权仍在执政，甚至还在进行着垄断统治，但它再也不能够垄断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了.这种政治生活以其特有的真实性独立存在，不受共产主义政治的控制。它以各种方式表现自己，从完全的秘密活动到半公开的政治讨论、俱乐部活动、乃至示威游行活动。

1 981年 12月实施的军事管制起了关键的催化作用。它促使大量的地下出版物潮水般地涌现出来。据秘密来源提供的目录表明。

1981年底至1987年底这段时间，出版发行了大约1500种地下报刊杂志，约

2400种书籍和小册于。政治生活的恢复还促进了大量秘密政治团体的形成.这些政治团体中有社会民主主义左派团体、较保守的天主教会团体、甚至极端民族主义的右翼分子团体。

地下出版界的所作所为不仅仅局限于反对共产党和极权统治，它还不断地把由一些组织严密的研究团体所制定的关于政治、经济租社会改革的全面纲领和具体方案公诸于世.事实上，对诸如国家生态破坏、波兰农业落后以及工业部门的组织和管理等关键问题，波兰自治政治团体的思想家们的看法比政府的主张更有见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到了

80年代中期，共产主义已失去人心，人们普遍认为波兰政府不过是效仿苏联制度的无能政府，专家学者们认为同独立的甚至是地下的团体合作要比同政府来往体画得多.

政治生活的恢复同样意味着共产党执政前的传统政治场景又以不同的形式重新出现.首先，最活跃最明显的就是现政权自身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民主派别。悲观失望的前共产主义活动家，甚至某些昔日的斯大林主义狂热分于的思想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他们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才是医治现存社会痛疾和社会不公的良药。他们能够吸取战前波兰社会主义党的丰富历史经验，利用该党仍在世的人员来恢复种代替现行制度的社会主义。他们具有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能够为比较开明的共产党官僚所容忍.他们的存在因此而获得了某种有限的合法性.

尽管警方不断阻挠，民主运动左派还是成功地组建了”工人保卫委员会飞宫的建立标志着知识分子与工人联盟的开始，继而促进了”团结工会”的问世J团结工会”的出现具有决定性的历史意义.它为那些在斯大林时期遭到残酷压制的各种政治派别重新抬头铺平了道路.这些派别的观点各不相同，有的坚持战前波兰领袖约瑟夫毕苏茨基元帅的主张，强调民族独立，强调要同乌克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等受到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对抗莫斯科，有的信奉战前保守的理论家罗曼德莫夫斯基的学说，他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赞成曲同一民族的、信奉天主教的波兰与俄罗斯联合起来对抗德国，有的根据波兰农民运动创始人文岑蒂维托斯的历史经验，强调独立拥有土地的农民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关键作用.

这些政治派别修改并更新他们的纲领以适应时代的要求.所以，把这些种类繁多的政治派别的出现简单地解释为历史的重演是远远不够的.例如，保守派在提倡自由经营的时候，引用了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在经济上取得的所谓成功作为例子，认为这才是克服波兰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唯一途径.其他派别则把瑞典看作是在所谓的社会民主方面取得成功的名副其实的典范。他们都从波兰教皇的教诲中吸取精神营养，使天主教的社会教义，特别是”人格至上论”的中心思想成为各自纲领的中心内容.

对理论学说的热烈讨论只不过是真正的国民政治生活恢复的一种表现形式.对怎样重新掌握民族命运的讨论也同样开展得轰轰烈烈。有的赞同实用的渐进的演变，甚至包括在一定程度上与现政权合作，如果现政权愿意尊重社会自治并且允许自由工会存在的话.莱赫·瓦文萨就是主张这种方式的代表人物.另外-

些派别则坚持只有推翻现政权，才能保证必要的改革得以进行，他们认为新的对抗是不可避免的.为了避免苏联的军事干涉，有些人强调有必要建立起东欧被压迫国家的统一战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正积极寻求建立起一个东欧地区性的反对派运动的联盟组织。还有些人认为苏联内部的困难使其不可能直接采取行动.他们断言共产党政权不可能自行演变，因此，应该准备推翻这个政权.在波兰的西里西亚，上述观点赢得了极其强烈的支持.这个观点是由一个纪律严明.活动极为诡秘的组织提出来的。这个组织有一个十分恰当的名称一”战斗团结工会”。

但是，无论具有何种政治倾向，自发出现的政治对话中充满了对真正的独立的怀恋.波兰共产党的官方报纸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1988年1月31日华沙出版的刊物《现实》以极其坦率的态度概述了这种民族向往:

波兰没有自己的政治，也不可能有自治的政策。这种观点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似乎很流行…

..人们深信，我们依赖于我们东边的邻国。这个邻国决定着波兰的政治.因此，波兰的政治不再具有波兰特色，而仅仅成了苏联政治的延伸，发挥着苏联政治的作用.人们也许会说，这种观点主要是反对派所赞赏的观点。但是.这种观点已深深地浸透于民族意识之中。它伴随着对旧日的感叹和对两次战争之间那段时间的回忆.那时，第二共和国有着自己独立的政治，没有任何局外人来发号施令.

波兰政治生活的恢复带来了更为深远而重要的后果·它意味着一代新的政治精英重新崛起，他们势必在某一天取代现存的共产党统治者.这同样是具有深远意义的进展.它将不但抹掉斯大林主义的主要特征，而且抹掉列宁主义的主要特征.

80年代中期，波兰已不再是一片政治荒漠，只布共产党人代表着参政的社会阶层.由于苏联的支持，共产党仍在当政.但它再也不能垄断政治思想、政治生活，或者一一象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一国家的政治前途.

此外，波兰共也党人自身也在进行着转变.领导这个政权的是一个多少有些贵族血统的职业军人.尽管他是个死心塌地的共产党分子，他的言谈举止表面上却给人们留下了某种与国家的历史密切相关的印象。在这个方面，波兰战后初期的共产党领导集团则完全是另一副面孔.他们信奉外来的学说，甚至主要由外族人组成，向莫斯科献媚屈从.雅鲁泽尔斯基与他们大不相同。在业已形成的政治竞争中，为了争取政治上的忠诚，这位将军的政权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放宽对新闻和书籍的审查制度.否则，地下出版业就会更加兴旺发达.但放宽的代价是，人们更加公开地讨论国家大事以及以前所忌讳的问题，从而进←步淡化了官方的意识形态.

的确，到 80年{C:中期为止，已不能确定官方意识形

E态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冲击。斯大林主义遭到了彻底的、甚至是官方的怀疑，对列宁主义也只是表示一些口头上的奉承罢了，在同苏联人共同举行纪念性活动的时候尤其如此.于是，执政党的学说的实质不但变得模糊不清，而且还在某些方面使人回忆起更具传统特鱼的波兰社会主义理论.

发表在 1 987年中期波兰共产党官方思想理论杂志《新路》月刊(1 9

87年第6期)上的一篇文章代表了这种思想倾向。虽然这是由一位不知名的党的理论工作者撰写的文章，这家杂志还是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登载它。该文猛烈地抨击了正统的列宁主义对社会主义进行的说明。文章的开头指出，波兰正在进行的变革给人以一种”不可抑制的印象，即我们当今社会和经济活动所依据的各项原则是否正确值得商榷”，?新路》月刊进一步讲到，有必要在这个背景下重新审查建立现行制度所依据的基本设想，即社会主义将”产生社会生活的高级形式……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废除外资的剥削”…消灭社会不公…·消除失业.教育不足、医疗保健缺乏.流离失所等社会弊病……确保理性主义战胜各种形式的非理性主义”.这份党的杂志进而问到户实行这个纲领已经

40年了，收效如何呢俨这家党的理论喉舌作了非常坦率的回答”很遗憾，我们很难对此问题作出肯定的答复J更有甚者，文章进而承认共产党政府的现行政策”在许多方面……回到了早先批判过的形式上去气如正在恢复私有制、吸引外资、引人市场机制、扩大收人差别、容忍失业现象、信奉宗教，等等.文章不无痛苦地问道”这是不是意味着当我们进衍这样的变革的时候，我们正在背离社会主义俨问题的答案可以在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体制改革-

包括上述各项措施–

中得出.这些改革都是在提高效率、发挥更大的积极性，以及实现真正的社会正义的名义下进行的.甚至官方宣扬的无神论也遭到了排斥，因为”宗教的道德观与社会主义有许多共同之点，宗教世界观对社会主义是有益的”。因此，”社会主义没有理由积极地反对宗教世界观”。文章进而否定了”国家无所不能”的作用，提倡由下而上的主动精神.它认为社会冲突要通过谈判和妥协来解决，而杜绝以权压人的现象，则”必须建立一个制度化的有章可循的体制”(即多元化体制)。

在权威性的《新路》月刊看来，那些反对这些变革的一人把社会主义”庸俗化”了，他们认为保持”现行的权力结构”就是社会主义.此外，文章认为，这类党的官员”以这种方式进行思维和行动，好象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行使权力，而不是为了什么目的去行使权力”.?新路》月刊最后认为，”这种观点剥夺了权力所包含的所有其他重要含义，于段变成了目的气寥寥数语就精辟地批判了列宁主义遗产的实质，准确地揭露了当权的共产党领导人的真实动机。

因此，毫不奇怪，另一位波兰人在 1 9 87年8月 22日和

23日出版的主要报纸《华沙日报》上主张，马克思主义和天主教的社会思想要互相补充。他还对”社会主义人格至上论”观念在波兰日益深入人心，从而使当今教皇所倡导的教义与官方学说相适应的情况表示赞赏.即使讲这番话主要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因为在这个国度里，绝大多数人都忠于天主教，加上天主教皇又是他们的同胞，因此对天主教产生了特殊的忠诚，但是，这番话还是不可避免地腐蚀了共产主义学说中的唯物主义和元神论本质，与此同时，它加强了重要的竞争机构罗马天主教会的吸引力.

党的新闻媒介和理论家的自我反省反映了同时也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在波兰迅速淡化的过程，这种淡化将来有可能带来共产党自身的逐渐演变，虽然迄今为止，这种前景还很渺茫。实际上，与苏联共产党不一样，波兰执政党的共产主义运动正日益受到已经觉醒并具有自我意识的社会的困扰，官好象越来越经不起缓慢但最终将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变革的冲击，它将演变到与传统的波兰政治文化更相适应的形态上去。

这一进程无疑遭到了阻挡.执政党的官僚们仍死死抱住权柄不放，他们采用的一种方法就是不时地镇压威胁其政权的改革运动，而后又将改革的主要内容据为己有。这种于段在

50年代、 60年代和 70年代都曾奏过效–尽管每次改革浪潮都或多或少地动摇了斯大林主义大厦的根基。对列宁主义一斯大林主义体制的逐渐削弱使

80年代中期在波兰进行必要的、更深一步的改革直接威胁了斯大林主义的残余体系，甚至威胁到了列宁主义的基本实质，即理论教条与严密组织结为一体的思想体系。

然而，现在需要进行的改革的范围己经非常广泛了.经济需要放权，政治生活需要真正的多元化，社会则需要给予个人充分的机会来表现自身的创造力.因此，雅鲁泽尔斯基和他的领导层面临着比其前任更为严峻的困境。哥穆尔卡以及后来的爱德华·盖莱克在紧握重要的权柄的同时，作出了某些让步，有些甚至是比较大的让步，才得以保住共产主义的大厦.这些让步是实行非集体化，但仍然保持对经济的全面政治控制;与教会和睦相处，但仍对大众媒介实行官方审查和垄断控制，容忍某些政治反对派，但仍牢牢掌握着高压统治的于段.

相比之下，雅鲁泽尔斯基面临着更为艰难的选择:要么继续保持社会经济的停滞不前，这样终会导致政治上的大爆发，要么在大范围内实行政治和经济的多元化，这样又势必会危及共产党的垄断权力.在团结工会时代已经激起了热情和军事管制已经造成了两极分化之后，实行部分改革已不再能够满足需要。同时，在共产主义体制中，已经没有多少采取折衷办法的余地了.在军事管制法实施后的一段时间里，社会的淡漠和政治上的疲惫给了波兰共产党政权二个喘息的机会.从表面上看，它的权力甚至显得很牢固。但是，与此同时，这个国家的基本社会经济问题却更严重了，可供选择的措施也已寥寥无几。

要恢复经济，就必须引进市场调节机制，甚至连雅鲁择尔斯基的职业经济顾问们也承认这一-点.但是，实施这一步骤本可能与政治上的多元化分开.要获得经济上的进步，就必须以实行对话和展开争论这一原则为基础，接受公开的政治生活。社会的自我解放运动使政治生活已经独立存在，但是却没有形成制度，也没有得到政府的正式承认.要在法律上承认实际上早已存在的东西，必须对体制进行-

次质的变革，这是一次决定命运的飞跃，执政的官员们自然是惧怕这个飞跃的.

共产党人害怕政治上的多元化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受意识形态上的制约，他们更害怕丢掉特权.在二个拥有

3900万人口的中等大小的欧洲国家里，根据多次民意测验，至多只有

10%的人同情这个政权。而就是在这个国家，几乎绝大多数的社会要职都是专门留给党员的.据官方的《政治周刊?

1988年5月14日透露，国家的120万个管理职位中，有 90万个由党员占据着.根据这家周刊自己的说法，这种情况表明，”成员总数仅为 200万的政党有

50%的党员在领导着其他人J据这家周刊报道，在 1986年，有444人被任命到最高层的管理岗位上，其中94.3%是党员

.三分之二的波兰大学校长、五分之囚的中小学校长，以及四分之兰的卫生系统负责人也是党员.

社会对真正的多元化政治的要求日益强烈，对这种根深蒂固的特权构成了威胁.四面楚歌的政权对社会维护自己权利的要求所作的反应，是提倡”社会主义多元化”的概念。雅鲁泽尔斯基的领导班子清楚自己政治上的虚弱和社会上的孤立，显然也明白克里姆林宫不会再让它一昧实行镇压。同时，它也迫切希望得到西方的经济援助.因此，虽然十分勉强和犹豫，但它还是开始进行政治上的让步。雅鲁泽尔斯基成立了个”顾问委员会”作为他的顾问机构，其成员主要是善于独立思想的著名的非党人士。这个委员会能够疏导(虽然不是直接纠正)各种社会不平。对许多原来讳莫如深的问题不再进行官方审查。政治反对派己被允许发表他们的观点，虽然不是通过官方渠道。独立俱乐部和讨论小组大量涌现出来，进一步促进了真正的政治生活的恢复。不时发生的反政府游行示威有时也得到宽容，这也许是把游行示威当作排遣社会失落感的安全阀吧。

1 9

88年中期，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促使政府发言人‘天主教会的代表和半地下的团结工会领导人之间举行了认真的讨论，讨论的内容主要是有没有建立一个”反危机”或”亲改革”的全国联盟的可能性。

这些让步反映出了这个政权的虚弱本质，它在经济上遭到失败，在意识形态上感到迷惑.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多元化”的幌子下，承认列宁主义对权力实行垄断和斯大林主义对政治生活实行全面压制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执政党目前所提倡的”社会主义多元化”与自我解放.丁的社会所要求的”民主多元化”相去甚远.社会不仅要向执政党争取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而且要争取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利，并且争取最终获得作出基本政治选择的权利。

因此，”社会主义多元化”与”民主多元化’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权力共享是问题的要害，这也是列宁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分水岭.在今后几年中，将会出现一个转折点。与此同时，这个政权要么戏剧性地崩溃，而这几乎肯定会招致苏联的干涉;要么突然实行大规模镇压政策，而这很可能导致群众起义和苏联的干涉。除此之外，波兰共产主义最可能的前景是，外国强加的特点进一步得到削弱，政治t逐步实现”波兰化”。这个政权早已对斯大林主义进行了公开否定，对列宁主义也只是口头上表示拥护.此外波兰制度中的苏联特色正在继续削弱.因此，波兰与其原来实行的苏联模式之间的裂缝将会更大，实际上，过不了多长时间，波兰的共产主义制度就只能在最高政治层保持其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了.

共产主义者–他们自己曾经是革命者，但现在是革命者的统治者-

一就这样在直接反对他们的统治的第一阶段革命中被击败了。这个阶段曾被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恰当地定为观念斗争的阶段。根据他的理论，下一阶段就是对国家机器丰身群起而攻之的阶段.就是在这一方面，共产主义经济的失败成了民主多元化势力的秘密”第五纵队”.这种失败使共产党官员丧失斗志、脱离群众，最高政治领导层也日益孤立。这表明，波兰共产党领导集团不得不逐渐放弃其政治垄断权，或者不得不在某个时刻而临横扫一切的革命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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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23 16:16 只看该作者

第十一章区域性动乱的出现

波兰的许多非共产主义活动家，正在不断谋求把波兰的解放事业同其他东欧邻国的解放事业联系起来，这种新的动向使克里姆林宫对以下两种前景愈来愈感到忧虑:一是共产党统治逐渐削弱，二是发生反对共产党统治的革命性动乱.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企图使上述努力变得更加容易实现，并给非共产主义活动家们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口实。他们可以指出某些东欧邻国(暂且不论苏联的立陶宛和乌克兰加盟共和国，这些地方极易受到波兰的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并没有进行改革，并且认为这种现象是反社会主义的僵化的例证，是当地共产党领导人不愿效仿苏联的例证。

戈尔巴乔夫同修正主义的调惰，以及他关于所有共产党国家都享有主权的信口之言，也正在驱散着苏联镇压”布拉格之春”给人们造成的恐惧心理.赫鲁晓夫突然给于铁托的异端邪说以合法的地位，对

50年代中期奉行斯大林主义的东欧国家产生过影响;而戈尔巴乔夫则与先前属于异端的东欧改革者们的思想一脉相承，这两件事有着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毫无疑问，改革不仅在东欧激起了更大的希望，而且为反对派提供了便于周旋的合法地位.

在此背景之下，波兰人率先号召反对现存苏维埃制度的东欧民主势力结成更加广泛的联盟。鉴于波兰社会出现了自我解放的情况，与那些受到更严密控制的持不同政见的邻国同盟者相比，波兰人更容易聚集起来，建立组织，从事活动.对于其他东欧人来说，任何这类活动都会带来更大的危险和更高的代价。波兰人以前做出的牺牲已为自己从官方赢得了一定限度的宽容·.1比外，波兰人还有日臻完善的进行密谋活动的传统.由于波兰人特有的历史，他们有一种自然倾向，总是以整个地区为战略出发点，来考虑反对苏联(早先是俄国)的统治.

1986年，波兰反对派甚至创办了一份叫作《新同盟》的特别刊物，专门鼓动反对共产党统治的”区域性”活动.它报道的范围不仅涉及所有东欧国家的首都–

华沙、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布达佩斯、布加勒斯特以及索非亚，而且还涉及到苏联有可能发生民族分裂的所有邻近的加盟共和国首府基辅.明斯克、维尔纽斯.里加和塔林.

1987年，在苏联人侵捷克斯洛伐克19周年之际，来自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著名反对派人士在塔特拉山脉边境地区的一个秘密地点，召开了一次联合会议.与会者发表了一份要求享有基本人权的公报.他们还给苏联科学院院士安德烈萨哈罗夫发了一份特别声援电，此人长期以来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代表，还高度赞扬了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行的改革，并把这些改革作为要在东欧进行更深刻变革的理由。

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表面上赞扬几句并不可能使苏联领导人消除疑虑.对他们来说，即使没有更广泛的反对苏联统治的东欧联盟来火上浇油，波兰的事态也已经对他们构成了足够的威胁.显然，克里姆林宫没有采取血腥镇压(那将在国际影响上付出代价)的于段，而是让自己强咽下给波兰更多自主权的苦果.但是，苏联领导人又难以容忍波兰的这种状况蔓延到周边其他的东欧国家.这种前景会使苏维埃帝国本身的凝聚力毁于一旦.

然而，这种状况还是蔓延了开去。 1

988年初，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的民主反对派率先发表了联合声明，要求在他们的国家实行民主化，从而迈出了更加勇敢的一步。第一次有 3

00人在联合声明上签名，第二次有 4

38人签名，其中还包括了南斯拉夫甚至苏联的一些人.这种事是前所未有的，它在心理上和历史上都取得了突破.自斯大林推行地区霸权主义以来，反对苏联统治的东欧反对派联合组织能够携手合作，公开亮相，这还是第一次.

.接着，在苏联人侵捷克斯洛伐克 20周年之际，波兰和捷克反对派组织的

26名代表署名发表了一份《波捷联合声明?，要求修改华沙条约，以保证每个国家的主权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声明坚决要求”公布下列布关文件:

1968年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文件， 1980年和1981年威胁干涉波兰的文件， 1939年、1941年、1944年和1948年大肆逮捕波兰公民的文件，

1940年卡廷大屠杀的文件，杀害伊姆雷纳吉及几百名支持者的文件，有关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活动的文件，以及有关 1 948年和 1 9 5

6年捷克斯洛伐克法庭大屠杀的文件”.

主要发生在波兰(同时也发生在大部分东欧国家)的巨大变革，对莫斯科不雷是一场挑战，它进一步加深了莫斯科在国内改革中所遇到的困境.要想确定如何对这种局面做出反应，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除了潜在的民族情绪有可能爆发之外，与日俱增的地区性经济危机对这些政治变革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危机，与苏联本身遇到的困难起因同出一辙，因此建立在简单的警察式镇压基础上的反应措施便不那么布效了.把人关迸监狱非但不会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反而会引起区域性暴乱.因此，苏联相东欧的领导人不得不谨慎从事。

与此同时，东欧的经济困难有可能加剧，进而使政治动乱升级.除了获得大量资助的东德政权(宫每年得到西德几十亿美元的援助)之外，苏联在这个地区扶植的政权中，没有一个堪称社会经济方面的成功范例.它们的经济发展远不及西欧邻国.有些国家，尤其是罗马尼亚和波兰，甚至在经济上一败涂地，如临深渊.罗马尼亚由于极其腐化的个人独裁者的领导，形势更加糟糕.这个独裁者所提倡的个人崇拜，只有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和北朝鲜的金日成才能与之相比。

《纽约时报?

1987年12月20日的一篇述评，用极其明确的字眼概括了该地区共产主义经济的严峻形势和更加严峻的前景.述评的结尾写道”当第三世界新兴的工业国家运用最先进的技术修建工厂的时候，东欧已渐渐成为早期工业时代的博物馆……东欧正迅速成为第三世界的-

部分，而许多第二世界国家正在经济上超过东欧….新加坡，一个只有 2ω万居民的亚洲城市国家，向西方出口的机械竟然比整个东欧还多 20 % . ?

区域性经济的恶化，波兰社会的逐步自我解放与苏联

了由谁来接替他的政治问题之后，改革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匈牙利如今进退维谷，一方面人们意识到有必要在经济上继续放权，另一方面执政党又想继续实行政治集权，因此经济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开始走人歧途.外债增加，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和失业现象相继出现，引起了社会动荡。而上层官僚的腐败又发展为极其普遍的现象.

匈牙利政治和经济领域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使寻求可以接受的经济补救办法的过程复杂化，引发了教条主义者和专家治国论者之间的激烈斗争.然而，总的趋势是进一步下放权力，进一步扩大市场机制，征收个人税款和尽量利用外资兴办合资企业，所有这些措施都进一步淡化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匈牙利与波兰十分相似的另一个情况是，苏联的意识形态在群众中名誉扫地，40年来的思想灌输已经造成了奇特的政治健忘症.关于这一点，”布达佩斯广播电台”在

1 9 85年 5月1日的庆祝活动中进行的采访提供了极好的例证@

这些采访是在布达佩斯的主要广场一一卡尔马克思广场上随机进行的.记者向过路人问到谁是马克思，回答(根据广播记录)如下’

第一个过路人.”哦，不要问我这是事情.”

记者”简单说几句也不行吗?”

第一个过路人”我不想说，可以吗?”

记者”为什么呢?”

第一个过路人”事实上，我没有时间学习这些玩艺儿.”

记者”但您在学校里肯定听说过他的事情.”第一个过路人”我经常旷课.”第二个过路人”他是一位苏联哲学家，恩格斯是他的朋友。嗯，我还能说些什么呢?他是上了年纪才死的.”

第三个过珞人”当然，他是位政治家。还有嘛，他是…您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列宁的…·列宁，列宁的著作–他把那些著作译成丁匈牙利文.”

第四个过路人”学习他是必修课，所以我们了解他。”记者.”那么，说几句怎么样俨第四个过珞人”得啦，别拿我八年级上的谏来考我也八年级时我们必德国人.他是位政治家……我想，他被处决丁。”

在捷克斯洛伐克，自 1 968年以来已经销声匿迹、而且似乎已由苏联的人侵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的一些问题，又被戈尔巴乔夫本人重新提了出来.

1987年，戈尔巴乔夫访问了布拉格。在一次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当人们问到戈尔巴乔夫与 1

968年”布拉格之春”的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之间的主要不同之处是什么时，戈尔巴乔夫的发言人根纳季格拉西莫夫一语道破了天机，他的回答只有两个字: “19年

. “他在这里所暗示的是，杜布切克只不过是超越了历史现实，而并非真的是一位犯有煽动罪的修正主义分子.戈尔巴乔夫政权有可能重新考虑 1

968年的苏联干涉是否妥当的问题，在 1 9 87年 11月莫斯科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

70周年的时候，戈尔巳乔夫的支持者公开提出了这个观点。这元疑使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人感到寒心和不安，因为他们就是由于那次干涉才得以上台的.

情况最糟的要数罗马尼亚。已经恶化了的经济几乎降到战时水平.食品匮乏，冬季缺少暖气和电力，尤其严重的是没有消费品.罗马尼亚政权以病态的民族主义作掩护，一味强调罗马尼亚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强调其领导人在理论学说上对世界社会主义做出的所谓开拓性贡献.在那里对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罗马尼亚的新闻报道中，他时时得到颂扬。譬如.

1988年7月党的机关报《火花报》赞颂他是”民族英雄中的英雄、杰出的战士‘革命的爱国者和思想家、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杰出人物、和平英雄、捍卫民族独立和主权斗争及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象征”。他通过个人的努力，使”罗马尼亚的名字无论在何处被提到，都能激起人们的羡慕和崇敬J罗马尼亚还随心所欲地镇压其少数民族，尤其是居住在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数百万匈牙利人。在一次极其残暴的行动中，齐奥塞斯库把几千个由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居住的村落强行合并为一些标准的农业城镇.其理由是，这样可以让他们提前进人全面的共产主义阶段.这次强制性的迁移迫使许多特兰西瓦尼亚人逃往匈牙利，这样自然引起了布达佩斯的强烈抗议.两个共产党政权都利用传统的民族主义来争取公众的支持，结果两国关系陡然恶化.

的确，到

80年代中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在东欧已经灭亡，传统的民族主义占了上风.例如，保加利亚人公开奉行沙文主义，迫害土耳其少数民族.波兰人和东德人就领海权纠纷展开了公开论战。在由来已久的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相互指责.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合理分配国内发展的经济资源的问题上争吵不休。只是在谈到俄国人时，波兰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往往才能观点一致f

但是，东欧仍然缺乏公开的、正常的政治生活。除了波兰之外，不同政见仍然还限制在比较小的团体里，限制在不定期发行的地下刊物及偶尔发生的抗议活动中。然而，政治生活突然恢复的可能性在明显增长。它从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运动中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合法地位，也从一直在波兰发生的事情中得到了激励，间时新的传播媒介以及与西方日益增加的接触也为它提供了便利条件.出于经济的需要，共产党政权不得不接受与西方交往的现实.在不太远的将来的某一时刻，由于某种比较大的经济或政治动乱，政治作为要求实行多党制民主的真正社会愿望的表达方式，一定会回到东欧的生活中来。这一点几乎是确定无疑的.那种故意对社会进行政治阉剖，使其隶属国家的苏联模式，正在逐渐走向灭亡。

匈牙利在恢复政治生活方面虽然从范围和强度上不及波兰的自我解放运动，但迈出的步于却是最大的。政治生活已开始在多硝河上翻起波浪。 1

987年，匈牙利政治反对派的存在已成为既成事实，他们有足够的信心在布达佩斯举行半公开的集会乃至一些示威游行活动.反对派已经

能够举行非正式的讨论，并表达他们要与政府公开对话的要求.地下出版物也开始急剧增多。更有甚者，在共产党政权的上层人士中，竟然也有人提出了应当正式给予政治反对派合法地位的意见.匈牙利政权所庇护的组织

–爱国人民阵线的领导人伊姆雷·被日高伊(许多人认为他是匈牙利思想最开明的高级领导人)已经走得相当远了。他在 1 9

87年底曾暗示，目前的一党专制必须被看作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

从政治上讲，匈牙利的发展趋势在一个重要方面与波兰不同.匈牙利政治变革的许多原动力来自执政党内部一些更明智的领导人.与那些在国内日趋孤立的波兰领导人相比，匈牙利领导人更加老于世故，政治上更加自信，而且已经开始积极行动，准备接班.他们愿意公开承认，现政权必须改组，某种多元化的政治形式不可避免，”党的领导作用”必须重新加以限定.他们意识到卡达尔的日子已屈指可数，并积极开展活动以确定他的接班人.他们中间的公开争夺不仅与下层的社会压力交织在一起，而且还促进了政治对话的重新出现，而这种对话已不再只限于党的上层领导之间了。

因此，匈牙利与波兰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政治变革在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己自上而下推进到了个重要的阶段。这个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决意以先发制人的方法来对付不断增长的要求实行更多基本改革的社会压力，并且在

1988年5月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来重振精神，从而再度对进一步变革的步子和方向实行严密的控制.党的领导者们成功地让卡罗利格罗斯替换了亚诺什·卡达尔.卡罗和~.格罗斯是一位年轻力壮精力充沛的领导人。他以前在意识形态上持保守主义观点，这对党的官员们来说是一种保证，即改革不致于失去控制;而他的相对年轻则预示着更旺盛的精力和创新精神.

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局同时进行的大改组使得支持改革方针的人明显地占了多数.波日高伊在党的最高机构里有了席之地，此举意义重大。许多人认为他终将成为真正的更加民主化的匈牙利领袖。但是，只有当在国家控制的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所必然出现的内部经济困难与多元政治的要求相互产生影响的时候，新的领导阶层才会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那时，实现真正的多党制的要求将与党的官员们(甚至可能包括党内改革者)保住其权力的愿望发生正面冲突.在布达佩斯，公开要求实行多党制的呼声日益强烈.因此，虽然比起波兰社会的自我解放运动来，匈牙利人民的运动更加微妙，其激烈程度亦稍逊一筹，但匈牙利人民有可能最先尝试列宁主义的和平消亡，而列宁主义能否和平消亡，目前尚不能断定.

尽管在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警察控制更为严密，但人们依然怨声载道. 1988年初，罗马尼亚发生了大规模的工人骚乱事件.在捷克斯洛伐克，自 1

968年以来便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的杜布切克，于 1 9 88年l月在意大利共产党的喉舌《团结报》的采访中直言不讳，打破了沉默.杜布切克把他自己在 1

968年执行的政策与戈尔巴乔夫目前推行的政策做了明确的比较.他既谴责了苏联的干涉，又谴责了由苏联扶植的他的那些继任者们所推行的教条主义的僵化政策.虽然布拉格官方霉斥了他的观点，但是.与此同时出现在日本共产党的喉舌《赤旗报》土的评论，以及一位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苏联科学院院士的评论，仍使当政的捷共领导人忧心忡忡，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确是一个错误.此外，杜布切克大胆地在公开场合表示他继续恪守”布拉格之春”的目标，这一简单的事实表明，过不了多久，捷克斯洛伐克也会经历一场政治上的再生.

“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在前往西方旅游的东欧人中进行的民意测验，预示了在东欧恢复政治生活是大势所趋.尽管这类民意测验往往是在获得官方批准并计划返回国内的旅游者中间进行的，但结果几乎一致表明，衷心拥护共产主义的人最多只占

1

5%.这个比例在波兰人中略低二点，在保加利亚人中则略高一点.参加民意测验的绝大部分人都宣称，他们支持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或自由倾向的西欧式政党的立场.到了

70年代末，社会民主主义仍然有着相当的吸引力.但是到了

80年代中期，自由市场经济的吸引力遁然增加，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它比社会主义更成功，因此人们对某种形式的保守自由主义产生了兴趣.

这些民意测验还证实了大众宣传对革命的政治态度的巨大影响。共产党的新闻媒介除了要与”自由欧洲广播电台”进行竞争之外，还要与通过录相机大量播放的未经审查的电影、政治讨论、和持不同政见者的讲演进行斗争.随着东欧录相机的迅速普及，尽管官方竭力实行某种控制，共产党对国内宣传工具的传统控制仍越来越放松.据”自由欧洲广播电台

” 1 988年 1月 20日的”自由无线电报告’节目估计，截至 1 988年初，波兰大约有\00万台录相机，匈牙利有 30万台，捷克斯洛伐克有

15万台，一直受到严格控制的保加利亚也有5万台.

虽然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但这种政治生活的逐渐恢复是与一种历史的、尤其是具有文化特鱼的中欧(而并非东欧)意识紧密相联的。在捷克斯洛伐克，真正的政治生活受到的控制比在波兰、甚至匈牙利更严格。即使在这里，对区域文化特色的强调也代替了更为直接的政治专断.值得注意的是，杜布切克在采访过程中直截了当地宣称，在谈到欧洲时，”我不用‘西’和‘东’这两个字眼，这绝非偶然……捷克斯洛伐克按其地理位置、传统和经历，属于中欧气此外，这种具有中欧区域性特征的历史性自我划分(尤其是捷克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和波兰人的自我划分)，包含了对苏联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共同享有”社会主义”文化这→概念的否定.几十年来克里姆林宫一直在竭力灌输以莫斯科为中心的文化共同体的观念，所以这种自我划分的意义不应低估。除了拒不承认莫斯科为文化辐射中心之外，另一个积极的内容也可以使中欧的概念具有生命力，即中欧的概念包括区域性的含义。这种概念预示着一个更广泛的文化社会的出现，这不禁使人在某种程度上回想起古老的奥匈帝国和

19世纪”中欧罗巴”的文化概念。它含有这样一层意思，即”欧洲并不是一个可以明确划分为两个实体的统一体-一一个西欧‘→个东欧，而且各自依附于一个超欧洲的势力

–而是一个文化历史的共同体，其经历.价值观和文化既相互交迭、又有所区别.这种观点的产生包含了这样一种设想，即在未来的欧洲，

西欧可以自然地，或者可以说是”有机地”与一个自治的、甚至可能是中立的中欧交往.反之，这样一个更具自己特色的中欧本身也可以与真正的东欧保持联系，并且远远超过西欧与东欧的联系。这个真正的东欧指的是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乌克兰以及俄国的欧洲部分.

因此，这种文化发展趋势的历史意义是革命性的.在东欧(或者说中欧)各国，这种文化趋势是与真正的国内政治生活的逐步恢复联系在一起的。它恰恰预示着现在分裂为两大集团的欧洲将不复存在，从而导致更合理的东欧制度的重新产生，而这种制度的基础是土生土长的传统而不是外部强加的学说。因此，一个再次感到自己属于中欧而并非东欧的地区对外来学说的机体排斥，就成了地球上最后一个现存的多民族帝国最终解体的起点.

娃踏落

我左八荣，右八耻，代表挂腰间，和谐贴双乳，人挡弑人，佛挡弑佛

1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23 20:59 只看该作者

为楼主的无私奉献顶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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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23 21:19 只看该作者

第十二章帝国的收缩

戈尔巴乔夫的积极支持者亚历山大·鲍文在 1 987年 7月11日的《消息报》上指出，

“在一些信奉社会主义的国度里，局势仍然不稳定，而且容易出现倒退现象.”非同寻常的是，这样一位苏联的主要评论家竟然承认莫斯科在

40多年前扶植起来的一些政权从根本上讲是虚弱的

.这表明克里姆林宫逐渐认识到，苏联在制度上和意识形态上所强求的统一已无法再维持下去。其结果是苏联不得不在区域性战略中从推行意识形态体系转向帝国自身的防御.

与帝国防御的战略密切相关的三个主要方面，到了 80年代后期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这三个方面都具有连续性，并没有与过去彻底决裂，但其总的目标是加强切实而有形的苏联既得利益与形式主义的理论学说之间的联系。第一方面是进一步强调军事合作和共同的地缘政治利益。第二方面是注意加强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第三方面是在更加容忍国内不同政见的情况下，特别强调党内统治阶层维护其权力和特权的共同利害关系.总而言之，莫斯科希望这三个方面构成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以消除东欧的政治与文化所具有的摆脱束缚的倾向。

地缘政治的因素对于维持帝国自波兰的关系尤为重要，对于维持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也相当重要.这两个国家仍然在考虑它们将来与德国的关系。对它们来说，与强大的俄国(不管它是什么意识形态)保持某种积极的政治关系，是对付德国的潜在的领土野心必不可少的保证。相反，对莫斯科来说，这种基本的民族顾虑可以有效地替代渐渐削弱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联系，另外还可以用来作为华沙条约组织继续存在，甚至进一步加强的理由，否则，这些国家的统治者都可能认为成立华沙条约组织是帝国对他们国家主权的侵犯.

因此，在 70年代后期和

80年代初期，苏联竭尽全力加强了该集团的军事→体化.虽然罗马尼亚强烈反对，波兰军方内部也显然有人持保留意见，但莫斯科还是成功地把新的指挥体系强加于华约组织.该体系使得苏联最高司令部能在向北约组织发起攻击时，直接调遣华约组织中各国的部队，而且不用事先通知东欧各国的政治首脑机关.莫斯科强行建立的体系的具体细节，是在

80年代初期波兰上校雷斯扎德-

库克林斯基叛逃到西方之后才披露出去的.这一严密的指挥体系以及其他旨在提高军事一体化程度的措施，是把这一地区在政治和军事上置于苏联控制之下的重要手段，因而已成为克里姆林宫精心策划的加强华约组织的政策的→部分.

进一步强调加强政治和军事上的联系，旨在弥补日渐削弱的意识形态上的联系，这与处心积虑扩大东欧共产党国家和苏联的经济一体化联系是一致的.除了现存的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之外，苏联领导人在

80年代中期采取了若干积极措施，展开王业部门之间，乃至各个公司之间的直接合作.这神直接合作由于不受当地政府的控制，因此引

起了东欧的恐慌。东欧担心苏联的措施意在进一步控制该地区的经济.戈尔巴乔夫公开表示对鼓励东欧向苏联经济投资颇感兴趣，而且莫斯科一再强调要利用东欧和西方的关系为苏联获取西方最先进的技术服务，因此，以上的顾虑更加难以消除.

对许多东欧人来说，苏联强调与东欧建立更密切、更统的经济联系，标志着东欧社会苏维埃化这→漫长过程中的又一个阶段.东欧不仅被迫效仿苏联工业化的模式，而且还被迫采用苏联式的工业体制，因此别出心裁地强调横向联合和共同投资就产生了真正的危险，会使东欧与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进一步隔绝，从而阻碍东欧自我解放的演变过程。与苏联经济形成更密切的联系就意味着不得不与莫斯科一同处于技术落后的状态，而这一前景也是非常不妙的.

在这问题上，”波兰广播电台 “ 1 9 87年 10月 31日对苏联大使弗拉季米尔布罗维科夫的采访很能给人以启示-

这位苏联大使先赞扬了一番苏联和波兰企业在工业部门这一层次上的横向协议所产生的”新的合作动力”，接着又哀叹了一番阻碍扩大这类联系的”许多问题”、”困难”和”胆怯心理”。随后他声称，他的大使馆已经”采取了有力措施，以消除这一领域的障碍”.这些话证实了波兰不愿屈从苏联指挥的报道.

最后的点也很重要，尽力扩大”互相的依赖性”所具有的重要的潜在好处(按照苏联人的观点)，在于让东欧的党内上层人物更直接地依赖苏联的经济繁荣。苏联竭尽全力发展更紧密的经济联系的方针，在波兰体现得最为明显，这也许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个国家的确已经表示了争取自我解放的最强烈的决心·

1987年4月，戈尔巴乔夫和雅鲁泽尔斯基签署了两个执政党在意WJf3态、科学和文化方面进行合作的联合声明.这类声明在苏联势力范围内尚属首次。有人或许会猜测，戈尔巴乔夫和雅鲁泽尔斯基的部分利益是一致的，因为雅鲁泽尔斯基肯定意识到，波兰的社会正在逐步地自我解放，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政治生活如果在波兰重新恢复，势必会对他以及其他上层人物的权力构成威胁.这就进一步说明了雅鲁泽尔斯基政权为何迫不及待地响应戈尔巴乔夫的主张，加强该地区与苏联在经济上，乃至意识形态上的联系.

更密切的经济联系会产生共同的特定利益，而更紧密的军事联系则基于地缘政治上的共同顾虑，经济和军事联系都可以作为该地区在意识形态上和体制上必然要出现的多样化局面的补救措施。莫斯科终于认识到，这种多样化局面是无法阻止的.在盲目模仿苏联经验的基础之上强求理论上的一致，这种作法已经证明会产生反作用，会促成对苏联模式更强烈的机体排斥.因此，在布尔什维克革命

70周年之际，苏联领导人正式放弃了在别的国家发号施寺、指导别人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然而，由于放弃了这种方针，莫斯科以其他方式加强统一就变得更加重要，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苏维埃帝国的迅速解体。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允许某些思潮出现，而这些思潮又势必影响控制和依附的关系，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他关于”欧洲大家庭”的说法，旨在使西欧人摆脱美国。同时又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使得东欧向谋求统一的西欧靠拢成为合法的事情，从而进一步侵蚀了苏维埃帝国大厦.所有这一切都加剧了东欧要求解放的主观愿望和东欧继续依附苏联的客观现实之间的冲突，其结果可能是长期的衰败和绝望，不时暴发的动乱和日益动荡的局势.这个地区显然需要，而且也迫切希望有条不紊地从苏联式的国家社会主义过渡到某种多党制的民主福利国家形式.这地区更加渴望成为真正民主化和多元化的欧洲的丁部分，该地区认为自己在文化上本身就是这样个欧洲的组成部分.

然而，这个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上层统治阶层却不能引导国家向这个方向演变，因为他们知道，演变的成功会使他们在社会上遭到抛弃，丧失自己的历史地位.这正是匈牙利领导层谨言慎行的原因所在.今天，匈牙利的政权在东欧也许是最具有改革意识的.惊恐的共产党统治者们之所以始终对密切与苏联的关系津津乐道，而东欧卫之所以一直难以摆脱长期存在的可悲局面(以及一触即发的危险)，原因也就在这里.

由于无法推进和平演变，无法使人们获得关键政治决策上的真正社会参与权利最终的权力共享权，东欧的共产主义很可能最终要走向灭亡.简而言之，该地区的人民如今已充分认识到，共产主义体制是他们追求自身幸福和全面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如今大部分公众的心中都潜藏着革命的意识，他们一致认为苏联强加于东欧的体制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这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共产党独揽大权，而其根本原因则在于苏联的统治。在东欧被迫接受共产主义

40年之后，许多人已经意识到，消除以上两种现象是社会复兴的必要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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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23 21:23 只看该作者

第四部分

商业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主义的改革很可能取得成功.这一成功将使中国大为受益，但它也会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统观念和中国共产主义在政治上的统一付出高昂的代价.简言之，与在东欧所遭到的机体排斥不同，共产主义在中国面临的前景是，这个国家悠久的传统和价值观念将会对它进行有机的吸收。

在今后的数十年中，一个更加现代化、.更加强大的中国可能会在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在指导中国进行这→具有历史意义的复兴过程中，共产党统治者们自己也在经历着一场指导思想方面的重大变革.他们的主要观点，甚至他们的政治语汇变得愈来愈不象一个自称代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政党所应有的东西，而更象一个代表了正在中国兴起的、商业阶级专政的和致力于现代化的政党的特点.

确实，中国共产党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更确切地说，该党的大多数领导人曾是一些最初对政府不满后来才变成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激进学生.当时，民族主义者、农民和城市居民对一个正在觉醒但又一片黑

睹的中国十分不满.他们的不满情绪互相激励、不断增长.这些充满了幻想的积极分子成功地将这种不满转化成一场所向披靡的意识形态革命@他们的这场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的，这个政党通过实施一项最初(特别是

50年代初)几乎完全依据苏联模式制定的速成的工业化规划，来完成改造中国的使命.

20年后，为了克服国内不断出现的挫折，该党的第二代领导人虽然仍由邓小平这位第一代革命家中的幸存者领导，却引导该党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向外面的世界敞开大门变成了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手段，这个外部世界曾预见到中国终将成为一位重要的商业伙伴。

中国共产主义的历史轨迹因此大大不同于东欧或苏联的共产主义.与东欧的共产主义不同，中国的共产主义基丰上是土生土长的。它既不是由国外引进的，也不是自外部势力强加的，中国共产党的多数领导人甚至不是由苏联培训的。中国革命中的主要人物是逐级成长起来的.奋些领导人，如毛泽东和朱德将军，原先是激进的学生，后来才升为→支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军队的领袖。其他一些人，如周恩来和布小平，在更直接地投入国内的革命活动之前，是作为学生在西欧特别是在法国第一次真正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陶的。而所有这些人都共同经历了中国红军那具有传奇色彩的长征.

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榜样对这些年轻的中国领导人来说具有鼓舞人心的重大意义，但是他们并未将它看作是自己必须仿效的楷模.中国的情况和历史同俄国的情况和历史相去甚远，因此中国的领导人认为有必要根据他们的特殊情况重新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古老文明的传人，他们具有知识上和文化上的自信心来开创自己的革命事业，制定自己的战略.甚至当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之后，斯大林的个人威望达到顶点之时，中国的领袖们也未准备接受他的战略建议，即寻求一个分阶段的、而不是迅速全面的革命胜利.他们继续展开一场全面的革命攻势.他们在

1 949年取得的最后胜利，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独立自主意识和政治自信心，他们与那些对苏联唯命是从的东欧同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与他们在苏联集团中的同志们不同，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将他们的意识形态更加有效和直接地同中国自己的历史结合起来。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不仅来源于社会冲突，而且来源于西方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民族屈辱中产生的爱国主义感情，这一感情后来由于日本的人侵而猛然爆发出来.中国不同凡响的历史于

19世纪衰落到最低点，从而在许多具有文化优越感的中国人心中激起了一股极其强烈的愤慨，他们既痛恨可恶的外国人，又憎恨自己腐败无能的统治者。

因此，现代民族主义的崛起以及对于激进的社会复兴理论的向往在中国历史性地走到了一起.中国的共产主义将这两者融为一体，使具有历史感的爱国主义与共产主义变成两种互相并不排斥的主张.确实，共产主义的胜利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也同时代表了摆脱掉令人憎恶的外国统治的民族主义的解放。在苏联控制的东欧，情况则全然不同.在那里，共产主义对许多人来说意味着服从某个外国势力.甚至在苏联，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也只是在对德战争的艰难日子里才部分地结合在一起。

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融汇贯通，使准备着手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中国革命领袖们非常自然地倾向依靠自己的文化和社会传统，而没有回过头来照搬苏联的经验，或昕从苏联的指手划脚.因此，中国模仿苏联的时间非常短暂.在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里以及在对美国怀有强烈憎恶的情况下，中国与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亲密关系表现为发自内心地而不是迫不得已地欣赏苏联的东西，以及开始模仿苏联在国家指导下进行的工业化.

回顾起来，模仿苏联的时期非常短暂，而且中国共产党人在试图重建中国时更倾向于依赖他们自己的传统和价值观，这两点都是令人称道的.这种转变一旦发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强烈的民族意识就要求他们必须对中国的共产主义本身重新进行解释。中国先进的文化，包括它杰出的儒家哲学、它的报效国家的士大夫阶级的独特传统、以及它先进的商业技巧，的确代表了一股巨大的力量，不会不发挥强有力的建设性影响.

第十三章

中国两度进行

的三次尝试

共产党当政是中国为了克服自己的落后和消除民族屈辱在

20世纪作出的第三次重大努力。而在掌握了政权之后，共产党也曾三次对自己的路线作出重大改变，以试图建立一个崭新的和更加现代化的中国。在各个互相衔接的阶段中，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已愈来愈少地受到中国与其他共产党国家、特别是苏联所共有的那些意识形态学说的支配，丽愈来愈多地把这种学说与中国的具体情况、固有的传统和更加现实的民族需要结合起来。

西方很少有人能够全面领会 19世纪中国所存有的那种心理.一方面，中国人感到自己拥有独-

无二、自成一体以及(在他们看来)文化上优越的文明;另一方面，他们又意识到自己在入侵的西方列强强加在自己头上的屈辱面前软弱无力.

19世纪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条约、协定和治外法权条款，使人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不仅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地位低下，而且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同样地位低下。这一衰败的现实同中国人的启我意识发生了猛烈的冲突.中国人认为在过去，甚至就在不久以前，他们在文化上和政治上还都比那伙蛮横的侵略者们富有和强大得多.

事实上，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发生大滑坡只是近代的事.甚至迟至 18世纪，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还大致与英国相同。而且直到 1 8

60年，中国在制造业方面还居世界第二位.根据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书的论述，中国的工业产品占了全世界工业产品的 1 9 . 7%，仅仅稍逊于英国产品所占的

1 9 . 9 %.远远超过其他所有的国家.确实，中国在

20世纪初曾经是毋庸置疑的产品生产大国，它生产了全世界三分之左右的产品，大大领先于其它任何国家.这些事实驳斥了西方流行的看法-

中国是一个停滞和颓废的帝国，而更加生机勃勃和更富进取精神的欧洲人可以随时欺侮官.这些事实还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中国人如此痛恨西方，为什么中国人如此急于消除与西方的差距，从而恢复中国在历史上的显赫地位.

结果，本世纪目睹了中国人为重新唤醒、整顿和振兴国家所作的三次重大努力.其中的任何一次努力都不是孤立和个别的历史现象.每一次努力的前后都伴随着一些历

E史事件，这些事件又构成了环环相扣的更大的历史链条中的部分，而中国人对他们的衰落状况所表现出的不断高涨的愤怒.则使这些历史链条不断延续.然而，这些事件又可以根据其领袖人物轻易地划分开来.本世纪中国革命的三位杰出人物领导了这些事件，他们是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

这二人中的每一个人都不仅从中国穷人的强烈不满中，而且还从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特别是从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思想中汲取了政治力量.每个人都借鉴了外部世界的政治思想来创立振兴中华的学说和指导振兴中华的运动.最初的一次尝试是

1

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他试图使基本上属于西方世界的立宪主义、共和主义和民族主义概念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一尝试还部分地受到了日丰的影响，因为日本看来已成功地模仿了西方取得的工业和组织成就.孙中山作出努力之时，恰值中国的陈腐帝制进行垂死挣扎之际，他所掌握的历史时机最为合适，虽然事实最终证明，在强大的旧时代的文化和政治残余面.前，他的努力终于未能成功.

经过一个时期的动乱之后，他的一个在后来左右了20年中国动荡局势的追随者提出了更高的振兴标准

.蒋介石的革命同样也是一次企图使西方的现代思潮与更加动荡不安的中国局势相结合的尝试，但在这第二次尝试中，这种结合与第一次尝试中的情况已大相径庭了.虽然蒋介石本人曾受过苏联人的熏陶，并且曾一度与崭露头角的中国共产党积极分子携手参加过一场建立新中国的斗争，但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站到一起，不过是出于一种团结的愿望而已.随着所谓的统一战线的垮台，国共合作也于1927年结束，随即开始了22年之久几乎从未间断的反共斗争.蒋介石非常重视军队，将军队视为防止中国衰弱，在政治上分裂的工具.为了表示新的民族统一意识，他创立了一个与苏联的共产党和欧洲的一些法西斯政党十分相似的垄断政党一一国民党。蒋介石自己改奉了基督教，同时又十分看重中国的传统，并且时时表现出一种土大夫的作风。凡此种种进一步突出说明了在争取中国振兴的斗争中，陈旧的内部渊源与崭新的外部动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多么复杂.

同孙中山样，蒋介石也未能成功地将人们对旧时代的不满转化成对他所设计的未来蓝图的拥护，抗日战争初期他曾升华为民族抵抗的象征，但后来他却又完全丧失了力量和感召力.他无力克服自己阵营内部的军阀主义和贪污腐化这一对孪生弊病，与此同时，他自己这颗爱国主义之星也逐渐暗淡下来.蒋介石的踌躇不前使另外一种新的变革方式得以产生.这→方式更加积极地利用了当时国家和社会的弊端，以更加清晰的学说对其进行了分析，并且把变革的任务放在一个纪律更严明、战斗力更强的政治组织的肩上.事实证明，自

30年代中期的长征以来，一直由土生土长的马克思主义领袖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红军，在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伟大觉醒采取什么历史模式和哲学内容的争夺战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组织上，都占有了极大的优势.

这位新的领袖不仅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还是革命理论领域里的创新者.他创造性地把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中国作为→个农业国的具体实际结合了起来.自

20年代初起，毛泽东便积极投身到中国初期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之中.到了 40年代，他已具备了足够的才干来为中国革命制定一套独立自主的理论.的确，当 1

945年暮春(大约4年后，中国共产主义便夺取了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中国红军司令部所在地召开之时，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贡献被奉为”毛泽东思想”，并且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一种发展，上升为党的指导原则。此举不仅证明了毛泽东在知识方面相当矜持，而且还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上的臼信.

然而，毛泽东象在本世纪寻求中国复兴的两位先驱一样，也是一个沉洒于本国历史的爱国的中国人.正如研究现代中国的史学家们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心中的英雄之一是于公元前

221年统一了中国的秦始皇‘毛泽东之所以钦佩他，毫无疑问是因为毛泽东意识到中国的衰败是由于当代中国缺少统一而造成的。历史学家们还注意到，中国共·产党打算建立的是一个统治一切的改良主义政府，而秦朝则强调由个思想清晰、道德和精神优越的官僚阶级来维护秩序和进行永.久统治。两者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但是，新秩序最初不仅压倒了旧秩序，而且还支配着中国新一代国家领导人的思维和规划。共产主义的原理和早些时候共产主义在苏联取得的经验为改造中国的初步努力奠定了基础。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进一步认识到正统的共产主义模式已经失败，一个融汇了新学说和中国自己的经验教训的新模式开始形成。共产党制定了一项较为灵活的计划，以实现国家的全面新生。在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正在觉醒的情况下，毛泽东取得的对蒋介石的胜利促使共产党人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尝试(其中两次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以弥补上-

个世纪中拉得极大、对中国十分不利的历史差距.第一次努力(最终发展成所谓的大跃进)之所以进行，主要是它既有理论基础又可以得到苏联的帮助.由于过于简单地轻信重工业将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极大的好处，共产党人在

1949年取得最后胜利后，→经巩固了全国的政权，便在中国开始I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计划。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尽快地吸收消化苏联的援助和技术.这是一个在许多方面都会令人联想起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期。苏联顾问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中国学生成群结队地涌入苏联院校，中国的新闻界欢呼苏联所取得的成就.但是中国领导人有些迫不及待了，他们不愿意承认在漫长的社会主义道路中，他们的发展必须经历好几个历史阶段.他们在理论上的急躁以及不愿仅仅步苏联后尘的倾向，最终导致他们在

1 9 58年5月召开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一项紧急计划，以实现中国农业合停化和经济工业化.

正如人们所公认的那样，用官方学说和客观数字这两项标准来衡量，中国依然基本上是←个落后的农业国。但为了证明这个国家确实需要大步跃进到工业化时代，毛泽东必须制定新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随意修改他俯1的学说时从未表现过任何畏缩

.

1956年9月，在1949年胜利后第一次召开的第八次党代会首次会议上，他们武断地宣称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高级阶段飞在实现T大跃进的宏伟目标之后，中国马上就将进入真正的共产主义阶段.为了表明中国人民对由外国帝国主义统治所带来的痛苦记忆犹新，中国不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规定了自忌的任务，而且还提出在工业能力上先是赶上、然后超过英国的目标。而就是、这个英国，仅仅在一个世纪以前，还是唯一一个在工业产量方面能与中国平起平坐的国家。也就是这个英国，曾经给中国带来了最大的耻辱。中国以狂热而又相当蛮横的方式将农民重新组织成所谓的人民公社，结果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毫不夸张地讲，数百万计的农民(据某些估计有二千七百万)死于接踵而至的混乱、暴力和饥荒。在工业方面，中国的情况也不太妙。由于中苏关泵崩现了破裂，经济形势恶化了，而这一

破裂到了

50年代后期导致苏联彻底中止了一切对华援助.这一情况严重扰乱了正在进行的工业计划.特别是当苏联的技术专家突然撤离，苏联零部件的供应中断之后，中国的工业突然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大跃进的灾难演变成一次历史的大倒退，整个经济工作一片凄凉。根据

G’C周的《中国经济》一书的论述， 1958年至1962年间，农业产量实际下降了 2 8 %.轻工业下降了 2 1 % .重工业下降了 2 3%。

对未来的幻想破灭之后，便马上出现了对现实的偏执.大跃进令人痛心的失败导致了一个更加咙剧性的时期.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改造中国的三次尝试中的第二次.从

6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有意制造了一种半无政府主义的动乱，它被委婉地称为文化革命.突然爆发的暴力行为袭扰了中居，年迈又越来越昏暇的毛泽东怂恿他的部下在这场旨在振兴革命的斗争中互相毁灭.苏联的经验此时遭到彻底的批判，并被认为助长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产生，因此必须通过反对当权的官僚和反对旧传统的内部斗争来恢复革命的纯洁性。

结果，中国从 1 966年到

70年代中期经历了一系列的残酷清洗，成千上万的党员干部和军队指挥员(其中包括一些参加过长征和中国革命的最受人尊敬的杰出人物)遭到屠杀，数百万A被监禁和被放逐到劳改营.尽管人们永远无法知道准确数字，但这一时期的情况在许多方面同斯大林主义最黑暗的恐怖和清洗年代的情况十分相似.暴力行为主要是由毛泽东和他的几位重要同伙煽动起来的，但为争夺政治继承权而进行的激烈斗争却使暴力行为愈演愈烈，正是在这场斗争中，起码有两位毛泽东的既定继承人在挨整后丧生。

周恩来这位毛泽东的精明同事进行了好几年的耐心工作，一些幸免于难的前高层领导人，例如邓小平，也逐步恢复了工作.此后文化革命的破坏力才被控制住.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以后，恢复正常局势的进程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即使如此，也只是在过了5年之后.XJl小平才将政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直到 1 9

82年9月召开第十二次党代会时，他的主要对手才被解除了职权，从而使中国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来寻求实现民族复兴和争取国际尊严这一难以捉摸的目标.

7(}年代末提出了一项在随后几年中不断得到充实的新计划，这就是所谓的”四个现代化.(即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计划.这一计划要求向西方世界进行一种完全实用主义的开放，并更加明确地表示出愿意修改国内意识形态中的正统观念.

在迈向新的道路时，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不仅在 1 9

78年底全面恢复了与美国的关系，而且中日两国出于对苏联矿张的共同担心，在经济和政治上开始了广泛的合作.与此同时，中日贸易也迅速增长.中国对外关系的转变有助于中国放弃他们那种认为核战争注定要发生的教条主义观点，也有助于他们采取一些新的、更加灵活的方针来指导中国愈来愈频繁的国际贸易和外交活动.实际上，正在推行的这项改革计划将会变成中国的明治维新，而日本正是靠明治维新才迅速地进入现代世界的行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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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23 21:24 只看该作者

第十四章

政治冲突及改革的诞生

新的规划是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诞生的.因此，激烈的权力斗争决定了这-

规划的内容。邓小平这位中国新出现的统帅人物，在进行了大约10年的持续不断的政治拼搏后，才强行制定了一项全面的规划，引导中国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正如早先在苏联，斯大林同托洛茨基之间的重大斗争中曾经发生过的那样，意识形态的更新不但受政治冲突的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由人物的个性所决定

o 30年代，毛泽东重新解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强调指出，农民的激进主义是革命力量的源泉.为了加强个体经济，提高商业效率，邓小平现在也必须重新解释社会主义.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最初的政治安排是一种双重权力结构。政府由毛泽东的信徒、比较年轻的华国锋领导，这样似乎保证了毛泽东体制的连续性.文化革命中最著名的受害者邓小平则负责党的实际领导工作，从而表示要恢复正常局面和结束文化革命.表面上，邓小平似乎郑重其事地宣’布了他对毛择东的领导的忠诚，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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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6年提出每一个中国公民必须遵循”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然而事实上，他一方面表示要保持连续性，一方面已经开始精心修改党的既定路线.在这个过程中，他不得不克服一系列十分重大的政治障碍，这些障碍包括:新老换代的停滞，政治和意识形态中的正统观念，以及党内外确实存在的公开对抗.这些障碍使确立和推行新的路线，从而把中国推入现代世界的进程变得更加复杂。年龄老化问题非常严重，毛泽东以后的中国高级领导人都是一些年迈者.华国锋这位名义上的领袖，按照中国通常的标准来说，还算比较年轻。但高层领导主要由毛泽东的同代人组成.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从个人能力上和理论观点上未必对邓小平都感到心悦诚服.另外，老革命中的多数人不仅对邓小平制定新方案的作法充满疑虑，而且对他大声疾呼要实现高层于部年轻化自然也深感不安.

上述问题还同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互相影响。邓小平的汁划是逐步提出的，他最初提出的实现”四化”的号召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因为这千号召既没有明确改变党的作用，也没有对继续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提出明确的质疑.然而，更为保守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仍旧对主要依靠向西方开放来迅速实现现代化这一点表示忧虑.在他们看来，甚至这些初步计划’也会明显增加管理方面的困难，削弱党的特殊作用，耐且，这些计划显然不是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统理论制定的。

即使是邓小平早期实施的谨慎的改革措施，也鼓励怂忌了对共产党专政的反对，从而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学生运动现在带有→种坚决反对现有政权的特点，在理论上具有破坏性，带有西方民主主义的倾向，与文化革命时期的学生运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甚至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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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年，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游行和在离北京紫禁城不远的著名”民主墙”上贴出的大字报，就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倾向.学生领袖魏京生打出了”没有民主便没有现代化”的口号，集中表达了示威者们的心声.然而，邓小平决不是一个只会空谈的自由主义者.魏京生号召实现”第五个现代化”而换来的是

15年监禁，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政治上的审慎和思想上的坚定决定了布小平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审慎要求他决不能对这些未来的学生民主运动家表示任何同情，因为稍有不慎，便会激起党的领导人和政府官员们反对他渴望进行的改革.这些改革毕竟是为了在10年大规模动乱之后恢复执政党的正常统治，推行国家的现代化.他的坚定表现在他决心从上而下地保持对改革进程的控制，以免使改革演变成为一场重新威胁党的权威的动乱。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决不意味着他本人或是他的党拱手交出政权.

恰恰相反，与毛泽东的冲动型革命浪漫主义不同，邓小平谋求在保持稳定和连续性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他认为这样才有可能实现中国社会经济复兴的长远计划.因此，不仅需要领导班于年轻化，而且邓小平交班的程序也必须有条不紊。否则，共产党又将重新陷人前

20年那种给国家造成严重破坏，给党的领导造成极大损害的动乱之中.但是，为了确保交接班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这位党的最高领袖必须首先加强自己的权力，清除任何现存的潜在政敌，确定前进的方向，指定自己的接班人并巩固其地位.从

80年代初以来，这一直是邓小平从事的主要工作.

尽管遇到了某些严重挫折，邓小平仍然竖定不移地从事这些工作，并且闯过了好几道难关。截至 1 9

82年止，他成功地正式解除了华国锋的职务，彻底肃清了毛泽东的心腹(即所谓的”四人帮”)集团中最激进的残余分于.”四人帮”中包括毛泽东的遗孀，其所有成员都因为在文化大革命的暴虐中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行而被判处长期监禁.而且，他还成功地提升了-

批他亲自选定的年轻接班人。

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隆重而正式地批准邓小平选择胡耀邦作为下一任党的领袖，选择赵紫阳为政府首脑.在权力问题上，邓小平取得了重大突破。

但是，理论和计划方面的问题依然存在.在后来的几年中，激烈的内部辩论仍在继续，终于酿成了一场新的政治危机。在辩论中，胡耀邦由一名比较谨慎，只赞成进行有限改革的人，转变为一名改革先锋.

1982年，他在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并没有提出什么新鲜东西，而现在，他不仅要求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而且还率先提出新主张，即根本性的政治改革必须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这引起了更大的争论。在他看来，经济改革如果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内，将会徘徊不前.这一观点切中了所有共产党国家改革成败的关键.他不仅在公开场合阐述这一观点，而且还在私下里更明确地谈论宫.

1986年夏，胡耀邦与一位美国前高级官员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私下会谈，然后设便宴款待了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这次便宴本身就体现了这种新精神.宴会所用的不是传统的中国菜肴，而是最好的法国”新式菜’和法国葡萄酒’他所款待的这位美国官员就是本书作者.在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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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时的交谈中，胡耀邦畅谈了他对中国必须进行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看法。他的讲话非常坦率，没有参考任何文件记录。他所使用的概念，通常不会出自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之口.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必须改革现存的政沪体制。虽然最高领导层要花费一段时间才能拟定出基本文件，以决定进行哪些必要的改革，但是他坚持认为.在中国，上层领导管得太多了，现存的中央控制机制太僵化，太呆板，因此需要下放很多权力。他补充说，党相政府的中央各部委中广泛存在着人浮于事的现象(好几十万高级官员挤在

107个这样的独立部门里)，问题非常严重。简而言之，国家机器非常需要进行次大修。

他承认政治上的改革必须借助于法制。他特别提到了制定适用于所有公民的、公正的和不能随意更改的法规的重要性.没有这样的法规，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可能卫会出现武断专横、随心所欲的情况，从而对社会的发展造成不良后果。他在论述这种需要时指出，必须更加明确地区分党和政府的作用.他还批评党过多地直接参与了行政管理工作.另外，他还进一步指出，需要通过扩大中国的非共产主义”党派”的参政范围，来激励人们更多地公开参加政策讨论.中国的这些党派，相当于东欧的那些由共产党控制，据说代表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特殊利益(非对抗性的)的政党.据胡耀邦讲，中国共产党对这些组织目前管得过多。

在讨论官方意识形态的性质和作用时，胡耀邦也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他解释说，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它分析世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共产主义的传统学说，总是强调几项教-

条式的原则的重要性.胡耀邦在解释他对这一学说所下的含糊其辞的定义时说’马克思主义本身仍在发展之中，必须通过切实的成就来检验.他指出，从今以后，党在农村发展新党员时，将吸收那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率领其他人发财致富的人，尽管某些人可能会比其他人先富起来.胡耀邦的这一看法，充分表明了他在理论上的实用主义。

他的整个谈话模棱两可，让人难以理解。他所有的主张中的核心是: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政治改革，而且这些改革必须与党的领导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准备推行的经济改革同步进行。这一点他讲得非常明确，讲的时候非常激动.既然已经开始的经济改革把重点放在大规模下放权力上，那么，政治改革也同样会把政治权力的下放包括进去。他在论述这些问题时，毫不迟疑，毫不含糊.另外，对于极其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他也谈得特别坦率，他从宏观上解释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没有重复列宁主义通常包括的那些信条。

但是，当讨论到党的作用时，胡耀邦显然受到了既得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他象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人一样，认为只有自己才能正确解释周围复杂的现实情况.他断然声称，必须继续发挥党的作用，就象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一样。而”民主集毕制”不过是列宁为使人们盲目服从而有意提出的一个错误口号.这又反过来说明，改革的最大难题

–究竟如何恰如其分地划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界线←仍没有解决。

中国其他的高级领导人(其中多数不象胡耀邦那样富有创新精神)，在这个极其重要而且十分复杂的问题上，显得更加困惑不安.毫无疑问，在内部辩论如何进行目前的改革时，个人之间的争斗也始终起着作用

o~~小平选择胡耀邦作为自己的主要接班人，这一选择看来并未受到党内高层领导人的普遍欢迎，从领导层对 1 986年

12月再次爆发的大规模学潮所作的反应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几十万人在中国的大城市里示威游行，要求更多的自由，呼吁实行民主改革，并且普遍反对党对改革计划的垄断.党的领导人镇压了这些抗议活动，其中许多抗议活动是由党的领导干部的子女所领导的.党做出这种反应是值得反思的.同时，党的元老们亲自呼吁，要求那小平解除胡耀邦的职务。他们指责胡耀邦起码应对最近的动乱，以及政治思想上的修正主义倾向负部分责任.

胡耀邦的下台再次提出了接班人问题，并且使改革的总战略这一难题悬而不决。邓小平又次在困境中亲自出来掌舵，以确保他引退以后的政治上的连续性。邓小平用了 1 9

87年的大部分时间来恢复新的平衡，确定新的接班人，完善改革计划，以及彻底清除残余的年迈反对者和持怀疑态度的人.

1月，邓小平在压力面前作出了让步，很可能他自己对其继承人喜欢领导政治改革的嗜好也感到不安。胡耀邦被宣布解职。在春、夏两季，高层领导人一直在进行长时间的协商.到

1 987年秩，一个新的班子已经准备正式登台了.赵紫阳调任负责党务，而一位较年轻的党的领导人，已故总理周恩来抚养过并视为养子的李鹏，被指定担任新的政府首脑。

这两个人显然代表了改革派，但党的官员们并不认为他究会对她们的既得利益构成威胁。两人都表示赞成邓小平的观点，认为国内的现代化必须伴之以相应的对外开放.而且两人都承认必须进行某些精心准备的政治改革，以配合推行更加宏伟的经济改革计划.然而，两人也和邓小平持同样看法，认为决不能允许国内的不同政见超越经济改革的发展，而且必须压制不同政见，改革才能在上层的坚强领导下进行下去.

1987年10月的晚些时候，在北京召开了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会上赵紫阳作了报告，全面论述了中国改革的总路线。在总结了

70年代末以来进行的各项改革之后，他勾画了更为广阔的改革前景，并且力图指出以往的努力和今后的规划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意义.这次大会还正式推举了一个新的党中央领导班于，其最高领导人大都是由邓小平选定的，从而实现了他渴望已久的党的高级干部的大幅度年轻化。胡耀邦非但没有在政治上销声匿迹，反而继续留在政治局中，并且在整个大会期间作为大会主席团的一员而格外引人注目。这一事例充分证明了领导集团致力于改革的决心.

因此，这次代表大会标志着毛泽东之后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今以后，党内斗争的焦点，不再是确立还是不确立邓小平的核心领导地位，以及需要不需要进行全面改革的问题，而是如何更好地推行改革战略的问题。的确，这个问题可能会越来越严重，而且到某个关键时刻必然会演变为政策上的更大分歧，特别是在发生一场新的继承权斗争的时刻。然而，以后的斗争可能将由邓小平的接班人在推行宏伟壮观的改革计划的过程中进行。

待续

roleyzhang

1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25 13:06 只看该作者

发个完整的吧

nkpoper

1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25 13:10 只看该作者

文字符号混杂，乱七八糟的…

区区柯克

2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26 13:45 只看该作者

楼主受累给贴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