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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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8 14:17 只看该作者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

第一部分春天的呼唤

陈力 芦苇

序：一九七九年，中国大陆沉重的国门打开了一条缝

中国大陆沉重的国门终于打开了一条缝！

这是一九七九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破天荒地送出了第一批留学生，他们满带着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所造成的深刻的创痛和伤痕，步履蹒跚地踏上了被中共诅咒为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世界的土地。

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对中国大陆社会来讲，是一个既充满了转折的新机、而又潜伏着危险的变数的时期，随着统治中国达二十七年之久的一代暴君毛泽东的死亡和“四人帮”的垮台，在专制政权中，一度出现了权力真空，中共上层因陷于权力的重新分配和争权，而不得不暂时放松了对舆论的压制，就在这政权形式变更的空隙中，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反思和求变的思潮，随之而来的，是回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请愿，农民、复员军人的反饥饿示威，含冤受屈者的上访告状等等。这一切，就为中国的新一波的民主运动提供了广泛的民意基础和生存、成长的空间，于是，自“四·五天安门事件”被镇压后一直出于沉寂状态的中国民主运动，又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生气蓬勃地发展起来。

和“四·五运动”一样，北京再一次成为全国民运的中心，西单的民主墙代替了天安门广场前洁白的花圈和挽联。和“四·五运动”所不同的，是这一次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已经站在一个更成熟也更解放的思想高度，不少大字报开始冲破毛泽东思想的禁锢，它们不但要求对“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还要求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及历次政治运动所造成的冤假错案，对共产党执政三十年的专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提出了没有政治的民主化就没有现代化，言论自由是实行民主政治的起点，维护人权、反对专制，体制改革必须走民主化道路，反对个人崇拜、造“神”运动等建国大计，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党专政、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及中共提出的“四个坚持”作了全面的深刻的批判。其间，邓小平也出于向凡是派夺权的政治需要，暂时容忍了“民主墙”的存在，并提出了“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宣布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民主运动借其声势得到了更多迅猛的发展。民主墙的继续伸延，是全国各地的民办刊物的大量涌现，据不完全统计，民刊有五百种之多，当时较为著名的有《四五论坛》、《探索》、《沃土》、《北京之春》、《人民论坛》、《中国人权》、《群众参考消息》、《今天》等，这些民办刊物，虽然其内容和印刷水平都不很高，但它出现在中共统治的专制和封闭的社会，其政治意义要比它本身所包含的内容大得多。它标志着人民的民主意识已经觉醒，并试图打开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缺口。与此同时，也涌现了一大批具有敏锐的思想深度和组织才干的优秀的民运人士，如魏京生、傅月华、徐文立、王军涛、任畹町、胡平、陈子明、刘青、路林、王希哲、何求、傅申奇等。

但是，这一时期就如昙花一现一样，很快消失了，危险的变数终于又再度扼杀了转折的新机，随着邓小平的复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共又再度把中国大陆社会纳入专制体制的轨道，“民主墙”已经失去了为中共派系斗争所利用的价值，并成为威胁其政权的主要危险。

也就是这一年，中共控制了“四个坚持”的缰绳，开始收紧了对思想舆论阵地的控制，并运用法律手段，宣布凡未经“注册”的民办刊物一律为“非法”刊物，不久后，又对“非法刊物”再度施压，上纲成“反动刊物”，并在该年一月逮捕了傅月华，三月逮捕了魏京生，四月逮捕了任畹町，九月封闭了“星星美展”，十一月正式宣布关闭了民主墙。而后，在八零年和八一年对中国民主运动展开了更加凛冽的镇压，一方面，通过对“苦恋”电影的批判，冷却了“伤痕文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八一年三月，中共正式下达文件，全面取缔民办刊物和逮捕民运分子，又一批民运斗士——如王希哲、何求、徐文立、刘青、路林等，一个一个都被送进了监狱。

在中共庞大的专政机器面前，这一波以西单民主墙为主题的民主运动的高潮结束了，但镇压却更进一步让人们看清了中共的本质，社会的基本矛盾也因此变得更为尖锐，民主运动没有消亡，也不可能消亡，在专制的压力下面，他们只是被迫转入了地下，并随着沉重的国门的开启而流向了海外。

因此，在海外建立中国民主运动的组织，绝非偶然，而是当时中国大陆政治冲突的必然趋势，这一发展的具体表现，就是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中国之春》杂志创刊号在美国纽约的出刊，并在一九八三年三月成立了“中国之春民主运动”，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更名为“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中国民联”)，十年来，“中国民联”经历了由幼稚到逐渐成熟的曲折复杂和自我完善的成长过程，坚持不懈地汇集国内、国外的民主力量，不断揭露和冲击中共专制体制，传播民主思想，为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们是一群愿化作惊蛰之雷的留学生

一九七九年十月，在中国的第一批公费留学生中，有一个名叫王炳章的学生，他踏出了国门，来到了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和蒙特利尔临床医学研究所学习，一九八零年一月注册为研究生，一九八二年九月，获得了麦吉尔大学医学院实验医学哲学博士学位。他，就是《中国之春》和“中国民联”最初的发起人之一。

对于王炳章作为留学生毅然参加了中国民主运动的思想动机，王炳章在他的题名为“为了祖国的春天——弃医从运宣言”中，有清楚的阐述，他写道：“我是一名中国医生，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在校时参加文革，当过红卫兵头头，发觉上当而隐退。毕业后，以“老九”放逐于青藏高原，在通天河畔，唐僧当年西天取经的晒经石旁，慕玄奘出国学经之胆略，抒屈原“离骚”之情怀。……一九七八年，我考取第一批公费留学，一九七九年上半年，出国集训期间，西单民主墙运动蓬勃兴起，给祖国带来了初春的气息……然而，魏京生的突然被捕，震撼了我的心灵，使我陷于深沉的思考之中。出国前，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语重心长地嘱托：在国内，你已在医务界崭露头角，今天，你飞出了牢笼……在民族需要时，你应成为一个医学挽留不住的人。”(见《中国之春》创刊号王炳章：“为了祖国的春天——弃医从运宣言”。)王炳章的这段自述，体现出他和中国民运的血缘关系，事实上，以后很多加入“中国民联”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和出国人员，都有着同王炳章相同的经历和感受。

王炳章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繁重的学业，并未挤掉他对中国形势的关注和对民运问题的研究，随着中国大陆形势的日益严峻，魏京生的被审、王希哲的被捕，“苦恋”的被批判，使他更感受到“医学挽留不住”的沉重的责任感。这时，他认识了另一位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李林(磐瑞文)，相同的政治见解和政治抱负，使他们结合到一起了，这一段时期，他们围绕着如何在海外筹建中国民运组织的问题，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总体构想、策略研究、草案计划以及争取捐款等等。一九八二年九月，王炳章获得了博士学位，同年十月，他便携带着成立《中国之春》民运组织的计划来到了纽约，也许纽约是世界上的最大都会的缘故，使他认为这里是开展海外中国民运的最合适的地点。在哥伦比亚大学，他同另外两名中国大陆留学生——宦国苍和梁恒见了面。宦国苍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我与王炳章长谈了几个小时，内容是对中国局势的看法，王表示希望一起合作，在海外成立一个反对派组织，将国内被镇压的民运活动进行下去。我当时也觉得有在海外发展民运的必要……王炳章先生说服了梁恒先生，然后王、梁二人一起说服了我，同意合作共事。”(见《中国之春》第一一六期宦国苍：“我与中国之春”)宦国苍还写到：“王炳章先生是带着一个计划来纽约的，他是《中国之春》的真正发起人。他提议，为了继承北京之春民主墙运动，这个组织应命名为《中国之春》。”

十一月十七日，王炳章作为《中国之春》的对外发言人，在纽约希尔顿旅馆五二四房间举办了首次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待会，参加记者招待会的有“美联社”、《美洲华侨日报》、《申报》、《世界日报》、《北美日报》、《中国时报》、《华语快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以及“路透社”、“中央社”等，中共的“新华社”也接到了邀请信，但拒绝出席。会上，王炳章宣布了两件事情：一、中国当代的民主运动并没有倒下去，她将以更加成熟的姿态重现中国和世界的政治舞台。中国民主运动在海外的喉舌——《中国之春》杂志即将创刊发行；二、王炳章本人决定弃医从运，专职从事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记者招待会的第二天，几乎纽约所有的英文、中文报纸，都以显著版面报导了这一消息，造成了轰动一时的效果。之后，美国的《时代周刊》、《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尔街日报》、《巴尔的摩太阳报》、《匹兹堡消息报》、《华盛顿时报》，加拿大的《环球报》、《蒙特利尔消息报》、日本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产经新闻》、《世界报》、《自由》杂志、法国的《解放日报》以及台湾、香港等地的大报，均对《中国之春》都作过不同程度的报导，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十一月二十四日，王炳章代表《中国之春》，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了第一次公开演讲，演讲的主要内容是宣传和阐述《中国之春》的宗旨。这一次演讲同样也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效果，据《中国时报》十一月二十七日报导：“演讲会于晚上七时开始，到九时三十分结束……哥大物理系大楼四二八室只能容纳二百个座位的空间，为将近四百名听众挤得水泄不通……整个演讲会显得十分平静，听众倾听王炳章的谈话，间或出现掌声及笑声，没有人以任何不良的态度对待他。观众的发问透过字条传达，由王炳章作选择性的回答，没有人提出异议，也没有人提出追问，全场自始至终，除了主持者的程序处理之外，皆是王炳章一个人讲话的声音。”

也就是在这个演讲会上，于一九八一年就在纽约成立的另一中国大陆的民众团体“纽约中国大陆新移民联谊会”(现更名为“中国移民协会”)发表了声明，强调“中国大陆新移民联谊会”将配合《中国之春》，全力支持中国民主运动。声明指出：“中国大陆当前迫切需要的是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团结海内外一切民主力量，造成浩大的声势，克服万难，坚持不懈，才能促成中国之春早日实现。”“中国大陆新移民联诣会”，其成员是由来美的中国大陆移民及留学生组成，其中不乏教授、工程师、艺术家、医生等高级知识分子，该会的第一任会长薛伟(当时以留学生身分向美国政府申请政治庇护)及现任会长杨怀安(教授、访问学者)，后来均成为“中国民联”的重要成员。

这之后，《中国之春》便把工作重点放在留学生身上，不失时机地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洛杉矶分校、斯坦福大学、德州农工大学、休斯敦大学、南迈阿密大学、马利兰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伊理诺理工学院、匹兹堡大学、康乃尔大学、布朗大学、哈佛大学法学院及法国巴黎第七大学进行演讲或参加有关座谈会，通过这些活动，使各国人士对《中国之春》民主运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不少中国大陆留学生也因此加入了《中国之春》的行列。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中国之春》创刊号出刊了，该期的主编为李林(磐瑞文)，执行主编为黄立(宦国苍)，编辑有五名来自国内、四名为中国留学生，其实真正进行《中国之春》编务工作的，是李林、黄立、王炳章、梁恒以及打字员徐晓云五人。发表的主要文章是：“发刊词”、“告海内外同胞书”、《中国之春》编辑部第一号决议”、“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回顾和反省”以及王炳章的“为了祖国的春天——弃医从运宣言”，《中国之春》通过“发刊词”说：“《中国之春》是在中国民主自由这棵希望之树的幼苗被邪恶势力砍倒之后，从伸延出来的根上，生长出来的一棵新的枝芽。她的根深扎在国内，能够直接吸收祖国大地的营养；她的枝叶发展于国外，能够沐浴更多的自由与民主的阳光。”并在“告海内外同胞书”中，阐述了《中国之春》的宗旨：“我们国家和民族处于历史的转折的开头，《中国之春》毅然举起反对封建专制，反官僚特权的旗帜，为在神州大地实现真正的民主与法治，自由与人权鸣锣呐喊。”

该期杂志和后来越来越办得精美的《中国之春》比较起来，显得即粗糙又简陋。但当时的编务人员却为之倾尽心血，这一点，在该期的“编者的话”里，有真诚的坦露：“《中国之春》创刊号终于出现在读者面前了，虽然这个刊物在我们心中酝酿已久，但当我们投入工作时，却发现我们在海外创办一个刊物的实际工作经验实在太少，虽然我们得到一些热心朋友的协助，我们仍觉得这个创刊号比我们预期要达到的水准还相差太远，这只能怪我们的经验不够和人力不足。”

《中国之春》永远忘不了那些给它以无私的热情支持的侨界朋友们，当时，为了把宣告《中国之春》成立的新闻发布会开好，“时代周刊”杂志的资深研究员姜敬宽先生四处奔波，向美国的重要报纸和新闻社发送信息，并亲自安排，商讨开会地点，并在会上充当义务翻译。前“华语快报”社长、现香港“百姓”杂志社主编陆铿先生，不辞辛苦地帮助《中国之春》在香港迅速打开局面，印刷并付诸发行。“世界日报”资深记者李勇先生，热情地带着《中国之春》人士走访华埠的每家商店、企业、并吁请他们的支持和捐款，曾任过中华公所主席的梁声泰、梅伯群、陈炳基等侨界领袖，经常把《中国之春》人士请去开会，促膝交谈，对《中国之春》的成长至为关心。另外，和《中国之春》建立起朋友关系的还有不少侨界人士，著名的学者和作家、报人，如：陈香梅、许倬云、余英时、郑竹园、夏志清、唐德刚、段克文、司马璐、丛苏、邱宏达、谢扶雅、孙启堂、郑心元、徐松林、阿修伯、李东勃、杨文瑜等。这里还要特别提及的，是最早的几期的《中国之春》的印刷，都是交给纽约的EXPEDI印刷厂，该厂老板陈宪中，是纽约文化界的名人，来自台湾的留学生，老保钓分子，同时也是《中国之春》和中国民主运动的热心支持者，他不仅同意以赊帐的方式承印《中国之春》，还亲自和编辑们一起安排版面、贴邮票、送杂志。编辑们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都说，那时，我们在美国连怎样打字、排版、找美工、做版、清样都不会，所以，每当把稿样送到陈宪中先生的办公室，心里就忐忑不安，深恐他嫌我们功夫浅，糟蹋了他垫出来的纸和人工，但他总是鼓励我们，笑嘻嘻的，甚至帮助我们做琐碎的事情。

那时，《中国之春》的编务人员，生活是相当清苦的。他们每月的工资仅四百元，只相当于一个普通的“打工仔”的工资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在房租昂贵的纽约还不够租一间象样的住房，但每日的工作量却在十多个小时，往往是一扑在办公桌上，就从早直忙到深夜，据第二期担任主编的汪岷回忆道：“宦国苍住在全市最穷的哈林区，我和王炳章住在哥伦比亚大学旁边一间旅馆不像旅馆，学生宿舍不像学生宿舍的屋子里，《中国之春》第二期、第三期就是在这个宿舍里编出来的。”(见《中国之春》第一一六期汪岷：“中春人”)。薛伟回忆道：“我的一部五百美金买来的旧汽车，成了接送王炳章到机场的唯一的交通工具，有一次刚送他去肯尼迪机场，回来的路上汽车方向杆失灵，差一点酿成大祸。”(见《中国之春》一一六期薛伟：“早春的日子”。)可见当时《中国之春》在经济上的窘困状态。

《中国之春》创刊号问世后，在纽约的华人社会，其争购、抢阅的情景，简直就像过节一样热闹，曾担任过义务送寄杂志的薛伟写道：“我还开车到纽约的中文书店和杂志摊逐一发行寄卖，受到热烈欢迎……有一个联谊会的会员王仁杰老先生，在自己的地摊上叫卖《中国之春》，半天就售出了一百本……由于第一期供不应求，后来又加印了两千本。王炳章见到《中国之春》杂志如此受欢迎，非常高兴，决定从第二期起将一元一本的售价提高到二元五角。”(见《中国之春》一一六期薛伟：“早春的日子”)为杂志销售价一事，当时《中国之春》内部还曾引起过一番争论。

随着创刊号的发行，以及《中国之春》人士在美国各地的巡回演讲，宣传，《中国之春》不仅在留学生中，同时也在中国大陆的移民及其华人社区中，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大，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是非常感人的，那时，《中国之春》在唐人街孔子大厦建立了第一个公开联络站，并设立了两个邮政信箱，但是，当《中国之春》人士第一次去取信时，邮政信箱却空空如也。大家心里正在纳闷，向邮局查询，才知由于信件太多，邮递员简直无法送，只有改用邮袋来装。那天用汽车运来的邮件就有足足两大袋，人们对《中国之春》的热烈反应，充分说明了民主的理念深得人心。来信有寄自美国、台湾、香港、日本、欧洲各国的，甚至也有极少数寄自中国大陆的。一位叫陈伟宝的留学生写道：“你们勇敢地发起了这一运动，提倡实行民主，使我内心的挣扎，产生了一个归向，希望你们《中国之春》成为我的精神俱乐部，更盼望有更多的中国留学生，都来支持，把《中国之春》运动发展成为救国事业。”日本华侨陈明照写到：“您们在美洲创办《中国之春》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的民主运动方兴未艾，接棒有人。无论中共如何地残酷迫害，民主运动坚韧不拔的根枝总将吐芽、开花、结果”(均见《中国之春》第二期)尤为可贵的是，有一位刚移民来美的车衣厂女工，由于文化低，字写得歪歪斜斜，信内附有十元美金，她说：“在报上读到有关《中国之春》的报导后，激动得流泪，中国要民主，这是人民的心声。……我才从中国大陆移民出来，在车衣厂做工，生活非常窘迫，但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我愿意拿出一点钱来，作一个小小的贡献，今后，只要我还活着，能做得动活，我都要为《中国之春》做一点小小的捐献。”当然，来自反面的意见也有，比如，有的来信谩骂《中国之春》和王炳章是“叛徒”，“民族的败类”等等，这类信件，一些可能是受中共在海外的团体的唆使，一些也可能是出自他们自身的认识水平，但不管怎么说，一石惊浪，各种意见都表达出来了，这也证实了《中国之春》在海外的中国人中确实造成了影响。

自《中国之春》第二期起，也就是一九八三年二月，《中国之春》正式用“中国之春民主运动总部”的名义，发表了第一号和第二号公告，第一号公告公布了《中国之春》联络站的活动宗旨，即：一、宣布《中国之春》民主运动的观点与立场，联络、汇集志同道合的朋友，不断壮大组织力量；二、协助《中国之春》杂志，并为《中国之春》杂志写稿、组稿；三、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组织国事讨论及演讲会。利用一切形式、包括文艺活动、联谊活动等，扩大宣传；四、服务海外华人，如帮助大陆留学生、新移民解决入学、就业、居住等问题；五、运用各种渠道作到外情内达，内情外达，将《中国之春》杂志及信息传入中国大陆，并协助将国内消息及稿件带到国外，以促进国内民主运动的发展；六、为《中国之春》筹款”七、定期向《中国之春》总部汇报并向其他兄弟联络站交流活动情况。在“中国民联”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中国之春》就有了一定的组织规模，并出现了一批有理想、有献身精神、有较好素质和一定工作能力的基本队伍，他们大多来自中国大陆，亦有来自台湾、香港、东南亚等地，如：姚月谦、黄拔、吴俭祥、刘梓

、林燕君、谭纯、薛伟、杨怀安、汪岷、李然、刘万祯、兰剑、吴俭祥、高春泥、郭晓佐、汪洋、杨云、郭平、林憔清、怡文、沙林、南明、冯斌、马汀等人，相继在美国的各大城市如纽约、旧金山、洛杉矶、休斯敦、芝加哥、波士顿、华盛顿、匹兹堡、新泽西州以及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多伦多、温哥华、日本的东京、横滨、名古屋、香港和澳门、欧洲的法国、比利时、荷兰甚至非洲的毛里求斯，都建立联络站。与此同时，也将触角伸向中国大陆，一些中国大陆的省份和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河北、四川、湖南等，也有了秘密联络网络。

一九八三年五月，《中国之春》第三期在其社论中，提出“彻底变革中国社会制度，实现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并提出政治上的五项主张，即：一、废除一党专政；二、党、政、军、法分离；三、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四、各级民意代表及各级行政首脑应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五、实行联邦制，制定新宪法，解决祖国统一、香港及少数民族地位的问题。经济上也提出五项主张，即：一、终止中央集权计划经济，实行指导性市场经济；二、在工业、农业、商业及其他经济领域，允许多种经济体制同时存在并在平等地位上互相竞争；三、制订明确法律保障私人财产、私人投资和私人企业；四、企业由工人和技术人员组成职工委员会管理，党委不能领导职工委员会。五、农民对土地有拥有权和使用权。其中“民主、法治、自由、人权”于该期首次以宗旨提出，并在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即《中国之春》第八期发展成为“中国之春民主运动”的“八字方针”，正如王炳章在“中国之春民主运动一年总结及今后任务”一文(见《中国之春》第十期)中指出的：“‘八字宗旨’的提出……简洁、鲜明地概括了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宗旨，引发了热烈的反响，呈现了巨大的凝聚力。”

“中国之春民主运动”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势力的政治组织，在“中国民联”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通过的章程总纲的第二条里，就明确指出：“本联盟以独立自主为准则、联合一切民主力量(包括国、共两党和其他政党在内的民主力量)，从根本上变革中国现行的专制制度，实现民主、法治、自由、人权。”(见《中国之春》第十期)但在成立之初，在国共两强的夹缝中生存和成长的《中国之春》是极为艰苦的，一方面，它来自中共刻意的造谣、诬蔑和混淆视听，另一方面，也来自一些人士的认识上的错觉及误解，使《中国之春》的独立立场履遭歪曲，对此，《中国之春》为捍卫自身的独立形象和独立立场，做了一些必要的澄清、阐明，对一些恶意中伤的谣言也进行了严正的批评和驳斥。

《中国之春》杂志的发行和“中国之春民主运动”的出现，自然给中共政权以震

撼。虽然《中国之春》从诞生起就采取和平、理性的态度并积极采取同中共对话，

但中共却对《中国之春》极端地敌视。自中共执政以来，对其政治异见者无不采取

铁血镇压的残酷手段，故在中国大陆，持不同政见者是难以生存的，遑论反对派组

织，而“中国之春民主运动”，却以组织形式，顽强地、蓬勃地出现在中共权力所

不能触击的美国，这对中共来说，当然是既叫他们震怒又叫他们感到棘手的事。从

《中国之春》举办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中共控制的“新华社”拒绝出席始，中共便

明确地表明了他们视“中国之春民主运动”为反革命组织”的立场，而这种立场，

直到“中国之春民主运动”发展为“中国民联”的十年后的今天，仍未有丝毫松动

。

和“中国之春民主运动”同步而来的，是“中国之春民主运动”同中共复杂而又

激烈的斗争。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因为主要战场是在美国，故中共无法施展其镇

压机器，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他们只有通过一些“朋友”或其资助的报纸等，施

出造谣、诽谤、人身攻击等手段。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国之春》假希尔

顿饭店五二四号会议室宣告诞生成立，紧接着，便有一些人和一些报刊利用此事大

做文章，说《中国之春》背景不简单，因为希尔顿饭店是纽约第一流旅店，如果没

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和强有力的经济来源的支持，《中国之春》的人怎能住得进去和

利用此地开会呢？并且还谣传出在希尔顿旅店开会时，有一位健硕的美国“保安人

员”陪同，由此，他们进一步称《中国之春》实际为“美国之春”，是由美国中央

情报局(CIA)一手操纵和控制的。为了澄清谣言，《中国之春》专门撰文作了阐明，

指出：首先，《中国之春》没有任何人在希尔顿旅店住过，为了开会，《中国之春

》人士住的是最廉价的旅馆，每天为二十元，而且只有两张睡床的房间，就容纳了

四个人，两人睡床，两人睡地板，此种情况，不仅为许多记者亲眼所见，亦有单据

为证。再，希尔顿旅店的五二四会议厅是临时租用的。租金为一百五十元，加税两

元，一位中国大陆留学生资助五十元，另一朋友资助一百零二元。至于那个被描写

的活灵活现的“美国保安人员”，说穿了实在使谣言的制造者显得又可悲又可笑，

他是希尔顿旅店专门负责安排出租会议室等方面事务的总管。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头

天下午，他还不太愿意将会议室出租给《中国之春》，担心记者会发布的新闻是否

有“爆炸性”，引起骚动或危险，影响到希尔顿旅店的安全。经过一番耐心的说服

，他方才勉强答应借租。开会期间，由于他放心不下，常到会议室来看看，没想到

竟被一些报纸“笔底生花”，写进“一个身强力壮的保安人员”参加了记者招待会

的“神话”里去了。

这一谣言刚被戳破，另一谣言又接踵而来，当时，《中国之春》有两个公开的邮

政信箱，其中一个设在纽约的洛克非勒中心邮局。殊不知，就是这个小小的邮政信

箱，竟引起了一场风波。某报文章称：“民运”的对象就是中国大陆，信箱应该设

在华埠附近或上城区的哥伦比亚大学邮区，怎么会设在少有华人居住的中城洛克菲

勒中心呢？后来，传言越演释越玄，竟被说成《中国之春》的办公室也设在“洛克

菲勒中心”了，并进一步提出质疑，似乎成了《中国之春》得到了美国方面资助的

“有力的证据”。当然，事情虽只是一个小小的邮箱引起，但隐藏在后面的却是充

满杀机的激烈的战场，为了保护《中国之春》的声誉，《中国之春》不得不又著文

戳穿这一谣言。

这时，中共开始在中国大陆内部传达《中国之春》的问题，指出“王炳章等人创

办的中国之春系由台湾国民党方面泡制”。最早对《中国之春》发表意见的，是中

共高层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他在访问法国时，就明确指

出，“台湾”方面的国民党是《中国之春》的“后台”。无独有偶，又有一家由中

共资助的美国华文报纸，紧跟中共的腔调，无中生有地刊载了一篇文章，指《中国

之春》某成员，在《中国之春》诞生之前，曾秘密赴台湾和国民党当局会晤。言下

之意，指《中国之春》是国民党“反共”的“御用工具”。在《中国之春》的驳斥

下，这家报纸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中国之春》的人在何时、从何地、用什么方

法去台湾的？

这些谣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把《中国之春》和美国或台湾国民党连在一起

，把它说成某一政治势力的“御用工具”，进而达到歪曲、扼杀民运、阻扼民众的

效果。

更有甚者，中共还采取了恶毒的人身攻击的手法，抹黑《中国之春》，一九八二

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共假借一家号称持中间立场的报纸的版面，发表了中共新华社

采访的“石家庄长安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的谈话”，这篇稿子是中共驻美的新闻机构

提供给他们的，该谈话针对的并非王炳章的政治理念，而纯粹是揭露王炳章在中国

大陆所谓的“生活作风和品质问题”。与此同时，又有两家报纸刊登了王炳章的前

妻“王玉兰”的公开信，称王炳章如何“行为不轨”、“不讲良心”，劝他“悬崖

勒马、回头为好，赎罪自有机会，否则下场不堪设想”等等。在这里，中共所用的

是一贯卑鄙的伎俩，为了斗倒其政治对手，就先在生活作风上把对方搞臭。姑且不

论王炳章在中国大陆期间是否有“生活作风问题”，但作为一个地方副院长，职掌

司法，居然在案件未经检察官起诉前，就对该案当事人口诛笔伐，大加定罪，显然

是一种定罪于先的违法行为。仅此一点，就充分显示了中共有法不依同时又不懂法

律，藐视、践踏法律的本质，也充分显示了中共将政治超越法律的不公正性。

中共利用“生活作风”问题对政治对手进行攻讦，将一场严肃的政治理念之争变

成了庸俗、卑劣的人身攻奸，自然引起了有正义感的读者的不满，阿修伯著文道：

“海外左派另一个打击中国之春的手法就是针对王炳章的婚姻问题大作文章。其实

，王先生的个人私生活与中国之春民主运动并没有绝对关系，不应混为一谈。”夏

门在“斗臭岂能掩饰真相”一文中指出：“可惜的是王玉兰却被‘政治’利用了，

而这一利用的结果，对王玉兰而言，乃铸成了再也无法弥补的大错与悲剧，中国新

闻社就利用一介弱女子来做政治工具，实在是不可原谅之举。”乐轩在“评论《中

国之春》案件本末倒置”中说：“然而，使人不安的是，围绕《中国之春》事件的

讨论，似有由十亿人口的中国的大方面，降格为纯就该组织发言人的个人道德操守

取代运动本身的意义之嫌。”“笔者希望，我们若确认王炳章乃欺世盗名之徒，宜

仔细就此人的政见及作法引经据典逐点驳斥之，少在其三角关系上做文章。若有哪

一天，中新社发出报导，引述马列理论和中国实际，驳倒王炳章的‘谬论’，则为

国之大幸。”可惜的是，十年过去了，直至今天，中共除了对“中国民联”打棍子

、戴帽子和强力施加政治高压外，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以心平气静的说理态度，来驳

倒“中国民联”的“谬论”的。

“中国之春民主运动”在海外的蓬勃兴起，在那一段时间内，确实给中共以激烈

的冲击，特别是使中共派驻美加的外交部门措手不及、懵头懵脑乱了方寸，他们在

对待留学生和出国人员上，简直手忙脚乱，如惊弓之鸟。有几件事情可以说明，一

件是中共公派出国的地球物理学家刘铣冰，摆脱了中共的控制，以政治难民的身份

申请在加拿大居留，他发表公开申明称，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受到《中国之春》的

鼓舞。而另一名中共公派留学生陈振雄，到中共驻渥太华大使馆领取旅行文件时，

被突然劫持，并押返中国大陆。稍后，还有一名留学加拿大的公费女留学生崔城玉

，在被中共领事馆迫令接受监视居住后，亦自杀身亡。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美国，

在旧金山，中共突然召回五名音乐学院的交换学生。这五名留学生获得了全额奖学

金，计划留学四年，却在只过了十三个月后，突然不明不白地被中共方面通知结束

留学计划，没有多久，他们亦在中共领事馆的监督下离开美国。而很明显的是，这

些被遣返的留学生，都是因为政治原因，得罪了中共，他们或是《中国之春》的支

持者，或是企图“叛逃”分子。上述四椿不寻常的事件，均发生在《中国之春》宣

告成立的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这反映出“中国之春民主运动”确已在

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中共外交人员对他们所采取的激烈手段

和强制行动，证明了“中国之春民主运动”所造成的强烈效果。

《中国之春》从创刊号发行起，即开始小心翼翼地著手建立各种向中国大陆输送

杂志、讯息的渠道，以及在中国大陆设置秘密联络网络，这一工作是艰巨的、困难

和充满危险的，但仍取得了不少成绩。中共对《中国之春》向中国大陆的渗透采取

了特别防范的措施，据美国“华语快报”和“北美日报”八三年七月二十九日载：

中共海关给美联社北京分社一项通告，称：“根据邮递条例，我们已经充公了两本

由美国寄给你们的《中国之春》杂志，因为这份刊物在政治上、经济上、道德上和

卫生上，都是对中国有害的。”这充分表现出中共对《中国之春》的惧怕和提防的

心理。

总之，《中国之春》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就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迅速的发

展起来了。

但是，无须回避的，在《中国之春》内部，也充满了复杂、纷纭的问题，可以说

，自它成立之日起，很长一段时间内，它都处于一种内部的时起彼伏的纠葛、争吵

乃至激烈斗争的状态中，以至有时甚至严重到影响整个组织运作的程度。造成这种

情况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对于其中的是是非非至少在目前，亦很难有明确的结论。

这里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中共。中共在一本题为“无硝烟的战争”的书中，就明确地

提出对待“中国大陆在国外的反动政治势力”的“重要策略”，就是利用矛盾、区

别对待、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但他们是如何应用这一“重

要策略”的，《中国之春》并不全面掌握。再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之春民主运动

”毕竟是一个处在幼芽时期的政治组织，在搜索内部的合理的运作形式的过程中，

难免会引起这方面或那方面的冲突。第三个原因，也可能是一条最值得检讨的原因

，是除了建立一整套民主运作的制度和相互制衡、监督的机制外，组织内部的核心

领导人物的民主素养和锻炼至为重要，要自觉地、主动地服从组织内部机制的制衡

，反对任何方面的“独霸作风”和“黑箱作业”。

从八二年十一月中旬《中国之春》诞生，到八三年十二月“中国民联”第一次代

表大会的召开，仅仅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中国之春民主运动”就出现了二次分裂

，第一次是《中国之春》创刊号发行前不久，李林、梁恒、宦国苍先后宣布退出《

中国之春》，四名最早为《中国之春》做出奉献的人就走了三人。之后，在王炳章

的主持下，再组总部，第二批总部的工作人员有王炳章、汪岷、张伟、杨怀安、马

汀，但工作不到半年，双方就矛盾激化，张伟、杨怀安、马汀又被迫离开，汪岷虽

留任到中国民联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工作了一段时间，亦不欢而去。由于《中国

之春》在中国大陆留学生中的号召力，立志投入民运的大有人在，人事上是不会枯

竭的，所以，王炳章仍不愁重新再做人事安排，正因为这样，很长一段时间，《中

国之春》的人象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当然其中也不乏主动请辞的人，但大多是满

怀希望地进来，败兴失望地离开，还有的人走了，就再也不同《中国之春》来往与

联系，这样不和谐的状况，当然是不能视之为正常现象的。

王炳章在“中国民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做了题为“中国之春民主运动一年总

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他谈到：“我们还应该深刻地检讨一下中国之春运动总部

的工作机构曾出现过的两次分裂……总部负责人应承担的责任是：运用干部不慎、

民主修养不够、未能及时健全各项制度以及对个别人员的工作安排不妥。”他又说

：“在这两次事件中，对以下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一、民运人士要在运动中不

断加强自身的民主意识；二、民运人士要树立正确的民主观；三、民运人士要勇于

面对矛盾，面对现实。”他说的都很对，和他的反对者宦国苍说辞在精神上是一致

的，但理论上的共识却阻止不了行为上的分裂，这一点是很难让人理解的。宦国苍

说，他在辞职并宣布退出《中国之春》时，坦率地谈了他对组织的看法。他说：“

《中国之春》(民联)及海外民运有没有一些值得吸取的经验和教训呢？据我的观察

，下述几点也许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一个追求民主的政治组织不是家族制企业。

需要在内部建立一套完整的民主运作、监督机制，特别防范在财务、人事及内部选

举上的漏洞及作弊；第二，草根组织运作的重要性应远甚于‘明星制’运作。任何

‘明星制’只要他或她是组织成员，就要受到相应的制衡。“名人”政治对政治流

亡组织的害处大于益处。第三，民运刊物应该是一个民主论坛，而不应该是自我或

相互吹捧的工具。有争论应平等地发表双方观点，而不是或者只让一方发表批评文

章，不许反驳，或者以‘编者按’的形式来冒充‘公允、客观’的一方，打另一方

。不然的话，它就与一党专制下的党报一模一样，第四、民运人士要守法。如果在

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肆意触犯刑律，与黑社会狼狈为奸，还谈什么‘民主’呢？

第五、民运组织与民运人士是生活在一个开放社会中而必然要受到社会舆论与媒体

的监督。如果认为非民运团体或成员就不能批评民运人士，那么就等于说不是共产

党就无权批评共产党干部。我相信，套用这种逻辑的朋友也许能‘谈’民主，但却

不会实行民主。从本质看，他们与他们所反对的体制没有区别。”(见《中国之春》

一一六期宦国苍：“我与中国之春”)

反对者的意见是可贵的，宦国苍至少从两个方面提出了意见：一、必须注重和加

强组织内部的建设，即建立一整套适合《中国之春》的民主运作的制度和监督机制

；二、使所有组织内部的人，包括组织核心的领导人物，都要受制于这个监督机制

之下。这个问题，其实早在“中国之春民主运动”兴起之日，就已经严肃地提到日

程上来了。

但现在的“中国之春民主运动”毕竟还处于草创时期，对其不完善或不具备的各

项民主制度及制衡措施，人们尚可因为其“幼稚”而予以谅解。

《中国之春》在成长，在前进，“愿化作惊蛰之雷”(王炳章语)，这个不仅是王

炳章的愿望，也是广大《中国之春》民运人士的愿望实现了，一批一批的中国大陆

留学生，怀着拯救中国、向专制制度挑战的热情，投身到“中国之春民主运动”的

行列中来，以惊蛰之雷的勇气和气魄，呼唤着中国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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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8 14:18 只看该作者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

第二部分在“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旗帜下……

陈力 芦苇

“中国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召开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三十日，“中国之春民主运动”在美国纽约

召开了第一届世界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共五十三人，他们来自美洲、欧洲、澳洲、

日本、香港、台湾、及中国大陆等世界各地。

大会由汪岷致开幕词。

王炳章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执行小组提出了工作报告。

汪岷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执行小组作了关於中国大陆当前形势的报告。

王炳章在题名为“中国之春民主运动一年总结及今後任务”的报告中，对中国之

春民主运动一年的工作作了全面总结与检讨，并对今後的工作提出了意见。该报告

分五大部分：一、理论宣传工作。一年来，“中国之春民主运动”通过下列途径进

行了民运理论和民运信息的传播，即：(1)创办了《中国之春》杂志；(2)借助中外

新闻媒体，造成了民运声势、扩大了影响；(3)举办了讲演会及座谈会；(4)提出了

“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八字宗旨；(5)在理论上，加强了对多元化理论的探讨

和阐述，对“公有制”经济理论进行了挑战，对“四个坚持”作了批判。王炳章还

指出理论研究及宣传工作的不足，即：(1)一支民主理论的队伍尚未形成；(2)理论

研究显得无力；(3)宣传工作缺乏扎实作风；(4)《中国之春》杂志尚没有办出机关

刊物的特点及水平。二、民主运动的推展及组织的筹建。王炳章总结了一年来“中

国之春民主运动”推展的成绩以及各地的联络站的成立的情况，并对“中国之春民

运总部”的两次分裂作了检讨，并指出：(1)民运人士要在运动中不断加强自身的民

主意识；(2)民运人士要树立正确的民主观；(3)民运人士要勇於面对现实、面对矛

盾。三、公共关系。王炳章总结了一年来在拓展公共关系方面的努力，如对“东亚

人权协会”、“美国工人和艺术家支援波兰团结工会委员会”、“国际特赦”、“

国际反集权联盟”等组织取得的联系，以及和华人社团、华裔新闻从业者、学者、

作家、教授等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四、财政工作。王炳章指出，“中国之春民主运

动”的经费来源有七个方面：(1)《中国之春》杂志的订费及赞助费；(2)演讲当场

募捐；(3)举办筹款餐会；(4)会员费及成员赞助费；(5)台湾民间捐款；(6)世界各

地侨胞及侨社捐款；(7)外国友人的捐助。他说：我们在运动开始时曾宣布不接受以

政府名义和执政党名义的捐款，目的是为了保持运动的独立性，我们过去恪守了这

个原则，今後仍恪守这一原则。他还指出：在财务开支方面，由中国之春财务小组

全权掌握。开支的原则是做到三条保证：(1)保证杂志的经费；(2)保证一定数量的

香港联络站的经费；(3)保证一定数量的国内活动经费。五、今後的任务。(1)坚持

独立立场和维护独立形象。(2)充实理论、巩固後方、支援前线、推进主战场。充实

理论即继续办好《中国之春》杂志，并把重点文章译成英文出版，杂志送到留学生

，中共驻外机构及国内重点单位的手里。巩固後方包括继续扩展组织，聚集人材，

加强组织建设，健全各项制度。广开财源。民运内的各级机构要遵守所在国和地区

的法律。寻求国际支持。支援前线即把港澳工作做好，健全港澳联络站，与港澳同

胞争民主的运动相结合。推进主战场就是“中国之春民主运动”的重点是在中国大

陆，这就要求我们：(1)在中国大陆留学生及访问学者中积极开展工作；(2)在回国

探亲、旅游、讲学、定居及从事其他活动的海外侨胞和学者中积极开展工作；(3)在

中国大陆出国探亲者及各种外出访问团中积极开展工作；(4)请自由进出中国大陆的

外国朋友给予协助；(5)利用一切与中国大陆发生联系的途径，从而把“自由民主的

思想、法治人权的观念带回国内。”(见《中国之春》十期王炳章：“中国之春民主

运动一年总结及今後任务。”)

十二月二十九日，代表大会通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章程”，正式将“中国之春

民主运动”更名为“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中国民联”。该章程分三个部分，

即：一、总纲、二盟员、三组织。“总纲”提出“中国民联”的宗旨为：“本联盟

以独立自主为准则，联合一切民主力量(包括国共两党和其他政党在内的民主力量)

，从根本上变革中国现行的专制制度，实现民主、法治、自由、人权。”“本联盟

现阶段主要政治和经济主张为：废除一党专政，实现民主法治，保障私有产权，提

倡多元经济。”“本联盟现阶段之工作重点是推展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近期奋斗

目标为：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四个坚持”，释放一切被捕的持不同政见

者，争取持不同政见的民办报刊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提倡自由选举各级人民代表

。”“本联盟为和平统一中国而努力，中国的统一须有国、共两党以外的政治力量

及人民层面的广泛参与，不容任何政党包办。”在“盟员”部份内，规定了盟员的

权力及义务。在“组织”部份内，规定了少数服从多数、尊重少数人的意见，允许

反对意见存在，以及组织的架构，即设总部、分部、支部、小组四级，上级协调下

级和选举规则：“本联盟最高协调机构为总部委员会，由主席、副主席(1——2名)

和委员若干人组成。总部委员任期暂定二年，连选连任，但主席一职，连任不超过

两届。并设立“监察委员会”，以监督制衡总部委员会之工作。还有罢免等程序的

规定。(见《中国之春》十期“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章程”)

“中国之春第一届世界代表大会”选举了“中国民联”的领导成员，即：

主席：王炳章。副主席：汪岷。联盟常务委员：王炳章、汪岷、吴俭祥、林樵清

、姚月谦、南明、冯斌、蔡小健、刘万祯。联盟委员：少军、王炳章、尹重光、希

民、沙林、汪岷、李国鹏、吴焕章、吴俭祥、林木森、林憔清、马汀、金陵、怡文

、武伟、南明、姚月谦、郭晓佐、陈光、高春泥、薛伟、杨云、杨士心、梁伟宝、

冯斌、张翔、蔡小健、刘梓桑。联盟监察委员为：汪洋、李然、李一谔(日本和香港

委员各一人名)。

“中国之春第一届世界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民联”的成立，并标志

着海外的中国大陆民主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对於“一大”召开的具体情况，“一大”代表陈雪有一段形象、生动的回忆，他

写道：“在纽约一个偏僻的同胞开设的小小的公寓里，楼上、楼下、客厅、厨房，

来自五大洲、四大洋的朋友促膝而坐、抵足而眠、风雨之夜相互扶持、相互关照。

互不相识，却一见如故，倾谈之下，相见恨晚成为莫逆之交、终生之友。新年除夕

，公寓老板无尝捐赠一餐饺子，当众人唱着一曲又一曲‘松花江上’等歌曲，把思

乡之泪、把愤时爱国之泪，把对华盛顿、杰弗逊、卢梭等民主制度和思想的创导者

的崇敬之情，洒在了一起，汇成了巨浪。“一大”是在严密、紧张、热烈的气氛中

举行的。第一天的会议正要进行，突然宣布转移会场。原因是有人报警，说这是一

个暴力恐怖集团在开会，要求警方前来取缔。於是，代表们立即起身转移到另一个

会场。会场门口，雇了一位黑人彪形大汉作门卫，煞是有趣。会上的争论是极其激

烈的，不外路线上的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之争，组织上的政党政治与压力团体之争

，作风上的民主与专断之争，以及人事上的纠纷，财物上的纠葛等等。这说明，这

些问题，从开幕伊始，便就纠缠着这个组织……而关於这个组织的命名问题，也有

以《中国之春》为名，或另起一个名的激辩。最後还是少数服从多数，以“中国民

主团结联盟”为团体之名，以《中国之春》为杂志名称。(见《中国之春》一一六期

陈雪“理性·净化·扎实”)

让中国大陆政府和人民认识和了解“中国民联”

“一大”召开後不久，就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赵紫阳访问美国的消息。

“中国民联总部”召开紧急会议，认为在赵紫阳访美期间，美国的舆论重心及大

众话题将再次转向中国大陆，这是一个良好的时机，各种和中国有关的政治力量都

会利用它显示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意向，并借助大众传播媒介，让社会对自身有

更深入的了解，特别是刚成立的“中国民联”，更需要向中共高层表达他们的愿望

。所以，总部在盟内作了动员，将积极参与“欢迎赵紫阳访美，向中共高层表达我

们的愿望”的活动。

他们首先拟定了“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给赵紫阳总理的公开信”信内，“中国民联

”表示：“我们欢迎赵紫阳访问美利坚合众国”，并向赵紫阳介绍了刚刚诞生的“

中国民联”及其活动宗旨，向中共提出了四点要求，即：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的结社自由的条款，要求“中国民联”在中国大陆合法注册；二、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出版自由的条款，要求《中国之春》杂志在中国大陆合法注册、出版

和发行；三、要求释放在中国大陆狱中的一切持不同政见者；四、要求与以赵紫阳

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会见和商谈。(见《中国之春》十期“中国民联给赵紫阳总理的公

开信”)。

一九八四年一月九日下午，即赵紫阳抵达华盛顿的当天，“中国民联”在离赵紫

阳下塌的麦迪森旅馆数百米外的戈兰玛雪旅馆举行了中外记者会，会上，“中国民

联”发言人介绍了“中国之春民主运动”及刚成立的“中国民联”散发的“给赵紫

阳的公开信”，出席记者会的有：中共新华社、美联社、国际合众社、法新社、美

国ABC、NBC电视台、《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盛顿时报》、《长岛新

闻》、《加拿大环球邮报》、日本《读卖新闻》、《产经新闻》、日本《世界日报

》、台湾华视、《中国时报》等。傍晚时分，“中国民联”成员在麦迪森旅馆前进

行了请愿活动，其时正好碰上赵紫阳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进入旅馆。中国民联成员

手持着“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的标语牌，高呼：“赵紫阳等一

等，公开信交给你！”“我们要民主！”等口号，并把公开信、《中国之春》杂志

及一些宣传资料送到了某些代表团员手中。第二天，也就是一月十日上午，是赵紫

阳总理和里根总统正式在白宫会谈的日子，一大早，华盛顿的白宫门前就挂出了一

条醒目的标语：“用中国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召开迎接赵紫阳总理访美。”

“中国民联”成员在白宫正门再次进行了请愿活动，有的成员则在侧门向中国政府

代表团散发杂志和传单。还有一些人和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个别成员及新华社记者进

行了面对面的辩论和交谈。这些代表团的成员和记者说：“我们承认中国需要民主

，但你们在外国人面前这样作会丢自己国家的脸。“中国民联”的人则回答：“要

民主并不丢脸”，把国家搞得一穷二白才丢脸。民主是没有国界的。”当天下午，

“中国民联”总部的两名常委——中国大陆留学生南明和王炳章应邀参加了美国共

和党华裔全国委员会在白宫举办的中国问题听证会，他们在发言中阐述了“中国民

联”的政治宗旨，提请美国政府在与中国大陆政府打交道时，应关注中国大陆的人

权问题。一月十二日晚，在华盛顿有两个宴会，一个是赵紫阳以主人身份举行的答

谢宴会，一个是左派华人举行的欢迎赵紫阳及中国大陆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中国

民联”成员再度来到宴会大厅外，向中国大陆政府代表团请愿，并散发了宣传品。

当然，“中国民联”的请愿活动并没有得到中共的回应，但却达到了向中共高层

表达“中国民联”的心愿的目的，使中国高层知道了“中国民联”的存在以及“中

国民联”的政治主张。

另一次对“中国民联”和《中国之春》的重要的宣传活动是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

第二十三届世界奥运会上。为了迎接中国大陆的参加奥运的代表队，《中国之春》

杂志在第十四期上发表了题为“欢迎海峡两岸奥运代表队”的社论。中国大陆代表

团第一批人员是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六日抵达洛杉矶的，第二天，在奥运村举行了升

旗仪式，由於奥运会的安全保卫工作做得十分严密，故在仪式中，“中国民联”的

人无法进入。但在升旗仪式结束时，仪式外围参观照相的中国大陆记者团开始离开

现场，可他们却没有料到，刚走了没多久就一下子碰到了派发《中国之春》杂志和

传单的“中国民联奥运特别工作组”成员少军，少军主动向前和他们打招呼，而这

些记者似有闪避之意，但少军满脸是笑，在“盛情难却”之下，一位似负责人模样

的人接受了一本第十四期《中国之春》。“领导”带了头，记者们蜂拥而上，争着

向少军索取杂志和传单，有的甚至说：“多给我几本，我还有朋友要看。”那位“

领导”看见记者争先恐後抢索《中国之春》，感到很尴尬，便对少军道：“你们不

好好念书，怎么来干这种事？”少军回答：“我是从大陆来的留学生，我书读得很

好，已经在北美大学毕业，现在是一名核子工程师。”这位“领导”无言以对。这

些人拿到《中国之春》後，虽然也有个别的两个人出来不痛不痒地指责几句，但大

多数记者都站在一旁听少军的宣讲而笑不作声，也有的忙着翻阅杂志。其中有一个

代表团的成员私下向一个也站在旁边、却没有暴露他的“中国民联”身份的人说：

“我们在国内都听说过中国之春，知道是由留学生搞起来的，但不知道具体他们在

做什么，我们很想借这次出国的机会，多了解一下中国之春。”在七月十七日“中

国民联”和中国大陆记者团的这次接触中，少军一共散发了数十本《中国之春》杂

志。七月十八日，“中国民联奥运特别工作组”和伍凡、张爱等人所领导的洛杉矶

支部决定召开一次记者会，他们向洛城各华文报刊登出邀请的同时，亦派柳期阳、

少军二人前往中国大陆奥运记者团下塌的假日大酒店，向中国大陆记者团发邀请信

，但经请示上级以後，得到了“不能出席”的指示，故在七月二十日下午“中国民

联”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国大陆奥运记者团无人出席。会上，“中国民联”主

席王炳章，讲述了“中国民联”在奥运会期间的活动原则，他说，“中国民联”欢

迎海峡两岸的运动选手共同参加比赛，同时“中国民联”会积极主动与海峡两岸运

动员、工作人员、新闻工作者进行接触，使两岸的同胞更加了解我们，并把他们对

“中国民联”的了解带回大陆和台湾，为此，“中国民联”将积极为海峡两岸运动

员及工作人员的直接接触创造条件，并为来自两岸的运动员提供服务。对中国问题

，王炳章又指出“中国民联”的看法：一、“中国民联”主张和平民主统一中国，

中国应在一个民主宪法下获得统一；二、对於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既不完全否定，

又不完全肯定，而是要“肯定邓小平、批评邓小平、超越邓小平”。七月二十日中

午，中国大陆奥运会第二批队员抵达洛杉矶机场，“中国民运奥运特别工作组”派

出五名人员到机场迎接，这时，中国大陆的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体育报”等单位的记者也在候机坪等候，“中国民联”的人就主动把欢迎传

单和《中国之春》杂志送到他们手中，并与他们三三两两地进行交谈。就在这个时

候，载有中国大陆运动员的中国民航班机徐徐降落了，记者们纷纷集中到被允许摄

影的一个门口，中国大陆驻美国大使章文晋等官员则走向飞机出口处迎接运动员，

“中国民联”的两个成员借这一机会，在记者群中高高举起了“中国之春欢迎您！

”的标语，标语是白布、横幅、红字，十分醒目，章文晋猛一转身，看见了这一标

语，先是一愣，然後迅速向身边的人使了个眼色，那个人就去找保卫人员，指着标

语说了半天，保卫人员客气地走到“中国民联”的成员面前，说这里是记者照相的

地方，举标语可以到其他地方去，“中国民联”的人立即转移方位，选择了在运动

员出机的正前方举起标语，这个地方反倒较原来的地方更为醒目。在以後的日子里

，“中国民联奥运特别工作组”在负责人林樵清、薛伟的领导下，仍坚持不懈地为

“中国民联”作宣传工作，比如，民联成员天天开着挂有“中国要民主”、“中国

之春欢迎您”等标语的旅行车在洛杉矶的大街小巷穿梭，遇到中国人聚集的地方就

停下来演讲，每天黄昏都有民联成员在中国选手住宿的地方等待，一遇到他们便和

他们交谈，并赠送杂志和礼物。在餐会或运动场上，随时都会发现印有民联讯息的

小卡片散播在不同的角落。信息的传播是成功的，几乎所有的来自海峡两岸的运动

员或工作人员，都或多或少地和民联打交道或倾谈过，也有很多人如著名的运动选

手李宁、朱建华等，都收到过“中国民联”的宣传品和“中国民联”所赠的小礼物

——一支刻有“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的表笔。除此之外，“中国民联”还为

中国运动员们提供了不少服务，如交通接送，翻译，照相，传递等，其中民联成员

林樵清在奥运前夕一场圣安东尼学院安排的邀请赛中，做过跳高选手朱建华的英文

翻译，使他顺利地应付了外国记者的采访。

为了让中国大陆政府和人民能够认识和了解“中国民联”，“中国民联”不放弃

任何一个可以和他们接触的机会，如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国民联总部”

派出王炳章、林樵清、薛伟、刘刚等，参加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由美国亚洲学会

举办的中国统一问题探讨会，在会上，和中国大陆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

之短兵相接，李慎之在会上邀请美国、台湾的学者到北京开会，唯独对“中国民联

”不置一词。王炳章起立发言道，李所长邀请的人中，也应包括“中国民联”，北

京政府现在正竭力宣传“一国两制”，可是，连《中国之春》都容忍不了，连自己

派出的、推动改革的留学生都容忍不了，把中国之春一班留学生打成反革命，还怎

么能让人相信它的统战诚意？让人相信“一国两制”的保证？他的发言引起数次热

烈的鼓掌。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国大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访问日本，

在此期间，“中国民联日本分部”向中国驻日大使馆、中国大陆驻日官方机构和团

体组织、各大学的大陆留学生以及日本新闻界，散发了“中国民联日本分部致彭真

委员长的公开信”，并在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借日本某政治团体的宣传车，车上

悬挂着“中国要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在东京闹市区及中国驻日使馆附近进

行了宣传演讲。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国政府国家主席李先念对美国进行了

为期十天的访问，随行人员中有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

二十二日下午，“中国民联”就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散发了致李先念主席的

公开信，然後到李先念下塌的麦迪森旅馆前，举行了请愿、游行活动。二十三日上

午，里根总统在白宫与李先念举行了会谈，“中国民联”请愿游行的队伍移到白宫

正门。二十三日下午和二十四日上午，“中国民联”总部派出一个灵活的小分队，

沿着李先念的代表团参观、访问的路线，采取见缝插针的方式，一有机会，便上前

与代表团成员接触，把《中国之春》杂志和宣传品发给他们。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国大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在班禅、彭冲的率领

下，首次访问澳洲，“中国民联澳洲分部”印制了中英文的宣传特刊，并写了致彭

冲、班禅的公开信，广泛邮寄，散发到有关单位和机构以及各界人士。一九八六年

六月中旬，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问英、法、德等欧洲国家，“中国民联巴黎支

部”、“中国民联西德联络站”也向各界散发了致胡耀邦的公开信，信中要求释放

政治犯、恢复民主墙、允许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团体在中国大陆合法进行各类活动。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由中国大陆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率领的教育代表团一

行九人到达旧金山，“中国民联旧金山支部”的成员向他们派发了“中国之春简讯

”。一九八七年九月九日，中国大陆人大代表团在王任重的率领下，访问温哥华，

“中国民联温哥华联络站”积极开展活动，通过各种可能的机会，与人大代表团接

触，并成功地将十四本《中国之春》杂志送到了每一个代表团成员手中，其中也包

括团长王任重、副团长王汉斌和宦乡。其他还同大陆留学生召开座谈会，到各大学

演讲、参加关於中国问题的研究讨论会等等，由於次数频繁，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

了。总之，“中国民联”总部以及遍布世界各地的分部、支部、联络站等。都十分

注意把握每一个机会，积极、主动地宣传和扩散“中国民联”的影响以及他们的政

治观点。

把中共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的事实告诉全世界

“释放一切被捕的持不同政见者”，是“中国民联章程”规定的“近期奋斗目标

”之一(见《中国之春》十期：“中国民联章程”)自“中国民联”成立以来，他们

一直把这一工作摆在很重要的地位，利用其海外的有利条件，不断搜集中共迫害持

不同政见者的真实情况，并将它传播给全世界，呼吁国际间对中共人权问题的关注

。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是中国大陆著名的民运斗士魏京生被捕五周年的日子

，《中国之春》杂志在其第十二期，刊出了纪念专辑，除转载了魏京生一九七八年

十二月五日在北京“民主墙”上贴出的著名大字报“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

”外，还发表了本刊评论员的“魏京生的历史地位”及艾子由的“魏京生何罪之有

”等文章，在“魏京生的历史地位”一文里，作者指出：“魏京生第一个和邓小平

‘四个现代化’针锋相对，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民主政治现代化’的口号，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口号……它可以作为中国大陆民主政治进程中一个里程碑而永远

载入史册。”艾子由写的“魏京生何罪之有”一文，对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蛮横无

理地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十五年的罪名进行了批驳，他写道：“进一步寻找(魏京生

被捕)的根源，我们便会发现到更为悲哀的事实。那就是邓小平一派向党内反对派(

凡是派)夺权的过程中利用了当时的民主运动……当他们取得权力时，民主思潮便成

了专制政体的最大威胁，因此他们便采取了镇压民主运动的手段……这才是魏京生

及其他成千上万的民运战士被迫害的真正原因。”在同一专辑里，还报导了“中国

民联欧洲支部”同“魏京生营救委员会”、“保障人权同盟”、“国际保卫文艺协

会”、“世界反压迫组织”在巴黎共同发起、参与的一次营救魏京生和一切在押民

运人士及政治犯的活动。三月二十九日晚六时，约有七十余名示威者聚集在中国驻

法国大使馆不远的乔治·五世街，其中多为法国人，有汉学家、作家、大学生，中

国大陆著名的民主运动活动家林希翎女士也参加了活动，并讲了话。首先，示威者

模仿“北京之春”时期的“西单民主墙”形式，用四十个大纸箱砌成了一道高两米

、长八米的“民主墙”，然後又在上面贴满了大大小小的“大字报”、“小字报”

、以及“释放魏京生”、“释放一切政治犯”、“要民主、要自由”等标语。就在

“民主墙”砌成之际，抗议活动刚开始不久，天空突然乌云密布、风云骤起。起初

，“民主墙”在风吹雨打中，东摇西摆，但示威者手挽着手、肩并着肩，保护着“

民主墙”，使它始终没有被风云摧倒。雨停後，各个组织推派了一名代表，组成代

表团，在林希翎的带领下，前往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递交抗议书，尽管示威者多次强

烈要求，使馆人员却充耳不闻，大门紧闭。

一九八四年八月七日，“中国民联”派出代表汪岷、吴俭祥、南明、少军四人，

前往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馆，递交“关於向中国大陆注册、发行《中国之春》杂志

的申请”和“就要求特赦全部在押民运人士及政治犯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开

信”等文件，大使馆先後派出一等秘书孙兆永和一名叫吴鸿侨的官员与“中国民联

”的代表接谈。在“公开信”里，“中国民联”指出：“今年十月一日，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纪念日，由中国留学生创建的群众民主团体中国民主团结

联盟，热切希望中国政府效法波兰政府，在‘十·一’前夕，对所有在押民运人士

及政治犯实行大赦。”中国政府虽然接受了“中国民联”的文件，但对“中国民联

”的要求却石沉大海，毫无音讯。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中国之春》杂志又在其第十八期，发表王申酉纪念专栏，

王申酉是上海市的民运战士，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一九七

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被判处死刑。一位忧国愤时的优秀青年就这样扑倒在正义的血

泊中。专栏发表了王申酉在狱中的‘亲笔供词’以及林希翎女士写的题名为“投向

专制制度的一把利剑”一文，她指出：“不久前在上海也发现了一件张志新式的大

冤案，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研究生，名叫王申酉，是一个非常勇敢正直和很有天才

的青年知识分子……被逮捕多年，最後被枪毙了。……而这样千古奇冤的大血案大

惨案，中共至今还捂着盖子，不予公开平反昭雪、公布真相，孰忍？孰不可忍？我

强烈要求中共将王申酉冤案的真相，王申狱中的“亲笔供词”全文公诸於世，并严

惩杀人凶手。”

一九八五年，《中国之春》杂志在其二十五期上，再次发表社论，以“黄贤能放

”，魏京生为何不能放为题，呼吁中共当局释放魏京生。次年二月，《中国之春》

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中国人民要想真正享有充分的自由和人权，不仅要拆除

中共诸般限制的不合理的鸟笼，而且还须要求保护自身权利的权力，要求监督和制

止任何侵犯自身权益的权力。人民只握有橄榄枝还不够，还要握有弓箭，否则犹如

笼中之鸟，被侵犯时束手无策。”(见《中国之春》三十二期本刊评论员：“鸟笼人

权”)一九八五年十月十日，在美国国会关心中国大陆人权的人士和组织的努力下，

在“中国民联”等团体的促动下，美国国会在众议院雷邦大厦一楼大厅里，举行了

历时二个多小时的“中国大陆人权听证会”，会议由亚太小组主席索拉兹众议员支

持，人权——国际组织小组主席雅特隆致词，多位众议员或官员出席，三位著名的

中国问题专家哈定、丘宏达、黎安友作了发言。“中国民联”主席王炳章以及民联

成员吴军、黄奔、宗继祥也参加了听证会，并在会上散发了一份材料，简要地列举

了十项中国大陆违反基本人权的行径。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在一位北京市公安系统

工作的同情民运的人士的冒险协助下，“中国民联”获得了中国大陆著名民运斗士

徐文立在狱中写就的十一万言“我的申辩”一文，《中国之春》杂志决定从第三十

七期起予以连载，并刊登了本刊编辑部的文章，再次向中共强烈呼吁：立即释放所

有在押的政治犯并修订刑法，取消“反革命”罪，要求中共执法部门不得违背刑事

诉讼法的规定和修正“社会治安管理惩罚条例。”

一九八六年一月七日。中国大陆人大副委员长姬鹏飞访问香港，“中国民联香港

分社”和香港的社团组织一起，集结在新华社香港分社门口，进行请愿示威活动，

要求释放香港民运人士刘山青。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国民联加拿大温哥

华支部”致函加拿大总理马尔龙尼，请他在本年五月访问中国大陆期间，关注中国

大陆的人权问题，马尔龙尼总理於四月十七日，即访问中国大陆前夕，正式覆函给

“中国民联加拿大温哥华支部”，就中国大陆人权问题，表示了他的关切。马尔龙

尼总理说：“在我起程访问中国之前，很高兴听到中国民联温哥华支部对此问题(注

：中国大陆人权问题)的观点……确认人权和基本自由，这是任何文明和仁爱社会的

基础。我们仍然坚信，坚守国际间认可的人权标准，是改善国际了解和增强双边关

系的重要因素。国际社会的成员对此严肃问题毫不存疑，基於此，我国政府尊重人

权与民权……请相信，加拿大将继续密切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权形势。”(见《

中国之春》第三十八期：“海内外民运发展及中国民联近期活动)。一九八六年五月

二十八日，“东亚人权协会”，“中华人权协会”及“中国民联”，就著名民运战

士徐立文在狱中受到中共残酷虐待一事，发表了联合声明，要求中共恢复徐立文家

属探监、通信的权利，并保证徐立文的身体健康、反对逼、供、信，由於徐文立的

狱中手记在《中国之春》的发表，引起了国际社会重视，“国际特赦”的出版物，

对其进行了摘译，刊登，法新社记者在北京政府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还专就徐

文立案向中共提出询问。一九八六年五月九日，“国际特赦”书记处总书记赖瑞·

库克司就徐文立在狱中遭到残酷虐待之事，给赵紫阳总理拍发了一封紧急电报，要

求无条件释放徐文立。六月九日，两度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总部设於伦敦的“国际

特赦”组织亚洲区代表拉珠奇女士，访问了“中国民联”总部，在会见中，王炳章

对“国际特赦”一向关注中国人权表示感谢，拉珠奇女士则表示，“中国民联”是

中国大陆人士第一个组织起来为改善中国大陆人权而奋斗的团体，工作意义重大，

她对“中国民联”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能不断取得国内的第一手资料表示欣赏，双

方还决定今後加强协作。

“中国民联”在此期间为改善中国大陆人权及释放一切被捕的持不同政见者的问

题上，做了大量的工作，虽然他们的努力并未丝毫放松中国大陆的人权现状，但由

於在国际上的广泛宣传，给中共政权造成了相当的压力。

向中国大陆的“主战场”推进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通过的“中国民联章程”里提出：“本联盟现阶段之

工作重点是推展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所以，“中国民联”一直把中国大陆作为

“主战场”，为从根本上变革中国大陆的现行的专制制度，实现“民主、法治、自

由、人权”，“中国民联”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但是，笔者在记叙这一方面的史实时，还面临着很大的困难，这是由於中国大陆

尚处於中共专制的黑暗的铁幕之中，为了保证大陆民运组织的安全，故无法真实地

反映出“中国民联”向“主战场”推进的全貌。这里谨只能以一些已经公开的事例

予以阐述。

一九八四年三月五日，即“中国民联”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不久，处於地下活动

的中国大陆的民运刊物“野草”，给《中国之春》写了一封信，并托人将信和“野

草”杂志一九八四年一月号和二月号带出。信中说：“一月二十一日的信收到了(指

《中国之春》给他们的信)，我们已经获悉中国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会召开的消息

，民主运动又向前跨越了一步，我们真感到高兴。他们谱下了中国近代史雄壮的一

章，‘野草’的同志们对中国的前途更加充满信心。”编辑部接到信後，当即於《

中国之春》第十三期，转载该信与“野草”八四年一、二月号的数篇文章，并发表

了题名为学习‘野草’精神，经受低潮考验”的社论。社论说，“野草编辑小组仅

是和“中国民联”保持着正常联络的国内很多民运小组中的一个。中国之春运动开

展及中国民联成立以来，我们已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沈阳、浙江、四川、

江西等地，建立了联络站或联络地点，条件成熟的，已成立了国内支部。国内同志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突破严密的封锁，经常给我们送来鼓舞人心的消息和有价

值的资料。一个国内外配合运作的民运团体架构正在形成。”“我们要学习他们刊

物的名称‘野草’的精神，野草，在条件适宜时，能茁壮成长，在严冬来临时，能

把能量储存在根内，保存自己的实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对野草精

神的最佳赞赏。”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二日和一九八四年八月一日，《中国之春》编辑部又分别接到

中国大陆民刊“无名草”及“野草·迪”的来信。‘无名草’的来信说：“尽管当

前国内民主运动处於表面低潮期，许许多多无名小草仍在以各种形式坚持战斗，《

中国之春》给国内民主运动带来了希望。“无名草”为国内仍在坚持奋斗的一个不

定期刊物，我们全体成员愿作‘中国民联’忠实的朋友。”“野草·迪”的来信说

：“由陈兄处得悉中国之春的发展近况，中国之春发展为中国民联，标志着海内外

中国民主运动进一步组织化和政治化，我们感到很高兴……谢谢你对我们安全的关

心，环境虽然恶劣，“野草”也很难定期出版，但对你所作的论题，我会尽力写出

，我会尽量向你们提供文章的……最後，希望由中国之春所迸发出来的激情，经过

时间的过滤，在你们身上沉淀为一种历史的定力，去面对一切挫折和胜利的变化…

…”(见《中国之春》第十七期)

在转运著名民运斗士徐文立的“狱中手记——我的申辩”的过程中，也显示了活

动於中国大陆的地下民运组织或民运人士与“中国民联”的密切关系和配合的运作

。王炳章在“接过徐文立的火炬”一文中写道：“徐文立狱中手记的原稿，突破固

若金汤的北京第一监狱，逃过中国海关过筛般的严密搜查，越过重洋，转到了纽约

中国民联总部。我手捧天蓝色塑胶封面，内有徐文立十一万字亲笔记录的笔记本，

真觉得它有千斤重！徐文立的狱中手稿‘我的申辩’，脱稿於去年十二月七日，始

终找不到合适机会运转出来。当中国民联总部从国内的联系得知这份珍贵的文献时

，进行了周密的策划。从运转计划开始实施起，我就日夜记挂着执行任务人员的安

危。在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中，打滚出来的我们，深深知道，有关人员——不小心

，其结果将是什么。两个多月过去了，当我在长途电话中听到‘东西已安全转出’

的报告时，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经过民运战士机智而果敢的行动，徐立文向

世人公布其案情真相的愿望终於实现了。”(见《中国之春》第三十期)

由於“中国民联”在中国大陆很多地区都建立了秘密联络网点，所以，不管在任

何困难、危险的条件下，他们都能获得不少第一手的资料和信息，例如《中国之春

》在国内的“柳平”小组提供各种有价值的信息，以及北京民联三零三小组所提供

的中共密件“若干言论对照”以及“关於若干理论问题的一些材料”等，在一九八

五年北京大学“九·一八民主运动”中，“中国民联”就得到了当时的实况以及校

园的大字报抄录件，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五日湖南长沙学生的大游行以及十二月九日

北京和遍及全国的大学潮，特别是後一次学潮中，“中国民联”不仅得到了北京大

学天安门游行的真实材料(见《中国之春》第五十二期龙秋尧的“北大学生元旦天安

门游行纪实”)，《中国之春》编辑部还写了全国各大城市的联线报导(见《中国之

春》第四十四期本刊记者周纯青的“大陆民运起，狂澜卷全国。”)该报导真实地反

映了当时安徽合肥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安徽大学、北京大学、深圳大学、湖南师

范学院、湖南大学、四川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

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学院、广州中山大学的学潮实况。在这些学潮中，“中国民联

”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该文写到：“在国内传播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和多

元的思想的过程中，由中国民联出版的《中国之春》杂志和《中国之春》简讯，无

疑起到了相当的作用。根据中国民联总部的统计资料，现在，留美的中国大陆学生

和访问学者中，每四、五个人中间平均就有一本中国之春杂志。中国之春杂志已成

为中国大陆留美学生中流传最广、谈论最多的中文刊物。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回国後

，纷纷向同事、同学和亲友介绍中国之春和中国民联。至於‘中国之春简讯’，每

月都有上万份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大陆。在武汉和合肥两地，都有中国之春杂志在秘

密流传。武汉大学和安徽大学的文科大学生，曾千方百计地托人从香港带进《中国

之春》和《争鸣》等杂志。一位读过中国之春杂志的大学生说，他见到的中国之春

杂志，虽已十分破旧，但有心人用纸把封面的破口处糊起来，内容还是保护得好好

的。”

“中国民联总部”谨慎、小心但同时又是十分主动和不断地动员或派遣一批留学

生及华侨盟员返回中国大陆，为中国大陆的民运的推展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些行动

都是秘密的，但对於身分可以公开的某些盟员，《中国之春》杂志也曾做了选择性

的报导，例如在《中国之春》第四十一期和第四十三期，分别报导了民联成员黄奔

和张侠的回国情况。“中国民联”在中国大陆的活动，引起了中共当局的极度警惕

。，一九八七年五月，“中国民联”获得一份福州市公安局的绝密文件，该文件全

文如下：“接公安部通知，最近发现中国民联香港分部派人入境，散发或邮寄题为

‘支持大陆学生民主运动声明’的传单。‘声明’煽动说：‘人民不会永远忍受着

专制统治’、“我们中国民联(香港)坚决支持国内的学生’等。落款为‘中国民联

(香港)’。这种同样内容的传单共两种，分八开及十六开版面，均铅印。请各地注

意，一经发现上述传单，即收缴检扣，并加强监控情况，及时上报市局。”说明“

中国民联”向中国大陆的民主宣传攻势，已经奏效。

“中国民联”成员返国参与和推动民主运动，最具有说明意义的，是杨巍被捕一

案。杨巍，系“中国民联”盟员，一九五五年出生於上海，一九八一年毕业於上海

复旦大学生物系，一九八三年自费公派来美留学，在亚利桑那大学获得分子生物学

硕士学位，一九八六年五月回国，随即卷入学潮，参加和支持了“一二·一九”上

海学生大示威活动，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一日在上海被秘密逮捕，据上海市人民检察

院分院对杨巍的起诉书称：“被告人杨巍，在美国留学期间，於一九八五年夏，参

加了以‘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的四个坚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现行的专制制

度’为纲领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并以桑梓、桑羊等笔名。在‘中国

民联’主办的反动刊物《中国之春》上多次发表反动文章。声称‘要冲击中共的绝

对权威及其四个坚持’，‘创造时机’、‘进行民主政变’，‘煽动推翻人民民主

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一九八六年十二月，被告人杨巍在上海期间，趁本市少数

学生闹事之际，先後到人民广场、交大、同济、医大等院校搜集情况，投送中国民

联总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被告人杨巍到复旦大学，以“中国民联”

、《中国之春》的名义，张贴反动标语，提出反动口号，向闹事学生‘全力支持’

、‘全力声援’。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被告人杨巍收到‘中国民联’总部负

责人亲笔写的‘就民运目标和民运策略致国内大学生的一封声援信和建议信’。…

…唆使杨巍将这封‘声援信和建议信’散出去，还要杨“尽快搜集这次大学生运动

的详情，及时转告我们，并规定了直接联络的地址。杨於次日将这封‘声援信和建

议信’复写後，散发给北京的陈某某、广州的石某某，并要他们‘转抄、翻印、张

贴、继续广为传播’……在此期间，被告人杨巍还将‘中国民联’的反动纲领写成

传单，因被公安机关及时查获而未散发。”上海市的中共检察及执法部门的起诉和

判决是否公正，这里暂不议论，但对於事实，杨巍本人却公认不讳。这充分反映了

中国民联在向中国大陆开展和推动民主运动所做的努力。杨巍并没有犯罪，他所行

使的只是一个公民应享的权利，但却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了两年徒刑。

正由於“中国民联”向“主战场”的不断推进，给中共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恐慌，

并且惊动了中共权力的最高层。早在一九八二年，“中国之春”运动刚崛起时，邓

小平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话，他说:我们有个留学生，叫王炳章，在美国办了个

《中国之春》，鼓吹资本主义。後来又在多种场合下批判《中国之春》。特别是在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二日召开的十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有一个关于“反对资产阶级

自由化的讲话”，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

现在群众中(包括年轻人)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实际上这种自由化

就是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魏京生、王炳章以及郭罗

基这些人都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由此可见，“中国民联”的影响在中国大

陆已经越来越大、已经到了在中共代表大会上邓小平不得不为此讲话提醒中共警惕

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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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8 14:19 只看该作者

第三部分民主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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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力 芦苇

“自由之花为勇士而开”

“中国之春民主运动”及“中国民联”成立以後，他们还面临着一个严重而复杂

的状况，那就是有不少出国人士及留学生，出於政治原因，在向所在国申请政治庇

护的同时，希望“中国民联”伸出援手。一般来说，“中国民联”对政治庇护并不

鼓励，他们希望这些出国人士和留学生都能返回中国大陆，把民主、自由的思想带

回去，从而促进中国大陆政治体制的变化。但是，中国大陆的出国人士申请政治庇

护是有深刻的政治原因和社会原因的，这就是在中共的专制体制下，存在着严重的

践踏人权和迫害持政治异见者的问题。这正如“中国民联”的附属组织——“中国

大陆政治避难者协会”会长薛伟（王思蜀）所说：“我从我自身的经历中，深深理

解大陆留美学人的苦衷，他们当中大多数的家庭和个人都承受过我们这个时代的灾

难，其中有一部分人在大陆曾投身民主运动，来到海外也依然与民主运动有所联系

。……他们需要得到帮助，一切受苦受难的同胞必须团结起来，团结起来才有力量

，才能唤起世界舆论对中国大陆人权的注目”。（见中国之春第五十三期傅英杰“

自由之花为勇士而开”）

在《中国之春》草创时期，由於《中国之春》的号召力，先後发生了刘铣冰投奔

自由和陈振雄、旧金山五名交换学生被强行遣返以及崔城玉自杀等事件，没有多久

，还发生了中国驻日本大阪领事馆副总领事杨苏因同情民主运动、对中共制度不满

而在绝望之中自杀。一九八四年四月，中国大陆某考察团副团长张政高，因厌恶中

国大陆的专制制度，离团出走，意欲寻求政治庇护，遭中共驻纽约领事馆绑架、软

禁、关押，以至逃亡中摔断腿骨，终於被中共强行遣回，生死不明。一九八四年十

二月，路经纽约的中国大陆赴圭亚那纺织代表团成员、山东济南电机工程师张信，

在转机时向美方申请政治庇护，但未获批准，在无处可归的情况下，又回到纽约领

事馆，十二日凌晨，张信被发现死於领事馆内，中国驻纽约领事馆遂发表声明，称

其为自杀。

上述数案，给“中国民联”以极大的震动，认为帮助这些出於政治原因、厌恶中

共政权的孤立无援的人，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张信之死的当天，“中国民联”

总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认为张信之死疑点甚多，但不管他的死因如何，亦是中国

大陆践踏人权的专制制度和美国双重人权标准的牺牲品。“中国民联”决定积极开

展活动，为张信申冤，为中国人的人权奔走。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国民

联”副主席汪岷在纽约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公布了中国民联查获的一些内部资料，

并对张信案发表了看法。随後，汪岷代表“中国民联”参加了纽约侨界组成的一个

临时委员会，以查明张信案的真相。十二月二十一日，纽约各界华人在中国领事馆

前举行祭奠张信仪式，“中国民联”常委林樵清发表了讲话。十二月十九日，“中

国民联”主席王炳章致函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所有议员、以及美国国务院有关单位，

一方面批评了美国政府双重标准政策，另一方面也严正指出了中共政权及中国驻纽

约领事馆践踏人权。十二月二十日，王炳章、黄奔等人，前往国会山庄，见到了众

议院人权及国际组织小组官员凯利·波罗尼斯以及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

官员理查德·布什，向他们当面递交了张信一案的详细材料及有关信件。凯利·波

罗尼斯说，他将为推动国会中大陆人权听证会做出努力。十二月十九日，王炳章就

张信一案与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劳娃·狄翠克通了电话，希望美国政府能改善政

治庇护的双重标准，逐渐批准中国大陆赴美人员关於政治庇护的申请，不应使积案

越来越多，但是，劳娃·狄翠克没有对张信案发表评论，并否认美国对政治庇护案

有双重标准。

在申请政治庇护的人们中，“中国民联”成员薛伟是一个勇者。薛伟为中国大陆

留学生，曾因“反革命罪”被中共逮捕、坐牢，一九八零年自费出国留学，求学期

间，他一边打工，一便积极从事海外民主运动工作。鉴於他的活动的公开性，考虑

到返回大陆可能受到的政治迫害，遂向美国政府寻求政治庇护。但就他的感受，他

认为美国政府当时出於联合中国大陆对抗苏联的总体战略的需要，对政治庇护者，

确实持有双重标准。他的案子交到移民局两年，渺无回音，直到八三年底，才正式

通知他，他的申请已被国务院否决。但这并未使薛伟气馁，他坚信美国的民主制度

，坚信美国是个可以找到正义的地方，坚信民主社会的法治精神，遂在律师的帮助

下，他向地方法院控告美国国务院违反了联合国难民法，在法庭上，他出示了当时

他在中国大陆所在地区对他的“反革命罪”的判决书以及他在海外从事民主运动的

证据，经过三次出庭的唇枪舌战，法院判决薛伟胜诉，美国国务院输了官司。薛伟

一案创下了在美的中国大陆人士通过法律途径获得人权保障的先例。薛伟说：“我

选择政治庇护，目的是告诉美国政府和人民，中国大陆存在着严重的政治迫害，让

他们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到美国後发现，美国朝野对中国大陆的情况知之甚少，

他们把中国儿童的可爱面貌误认为共产党政权了。美国批准我政治庇护，就等於承

认中国大陆有政治迫害的状况。另外，我也想为那些回国後的确会受到迫害的中国

人在美寻求政治庇护，走出一条路子。”（见《中国之春》第二十七期傅英杰“自

由人权获胜利，民主法治奏凯歌”）

也就是从这一角度考虑，“中国民联”和“中国大陆政治避难者协会”曾帮助过

很多确因政治原因而向所在国政府寻求政治避难的人，向他们提供法律咨询，翻译

文件，出庭作证等等，这些人中，有的出於种种原因不愿意公开身份，但大多数人

不仅公开身份，而且後来成为海外民运的积极参与者，总之经他们直接协助或间接

帮助的，已达三百余案例。

这一期间，较为引人注目的是两件政治庇护的案例：

第一是十一名偷渡入境的福州青年向美国政府申请政治庇护的事件。这十一名福

州青年，由於不堪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以及对他们的迫害，逃离家园，途径香港、

澳门，横穿太平洋，辗转流徙，於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七日，在美国迈阿密水域上被

移民局发现，遂被押於迈阿密监狱。这十一个人，有十一部辛酸的血泪史，有的因

父亲曾当过国民党的官吏而饱受迫害，有的因“分田单干”而被抓游街，有的因多

生了一个孩子而被迫结扎，有的因“农村户口”而丧失了工作的权利……他们遂向

美国政府申请政治庇护。十一个福州青年被捕的消息，最早为移民局从迈阿密侨界

聘请来的华语翻译柳燕女士所知，柳燕出於中国人的同情心，决心帮助他们。她在

一份中文报纸上看到了“中国大陆政治避难者协会”成立的消息，立刻和该会会长

薛伟（王思蜀）取得了联系，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五日，薛伟乘飞机抵达迈阿密，在

监狱里见到了这十一个青年，了解了案情，并收下了他们共同签名的“给自由世界

人士的呼吁书”。九月底十月初，他们的“呼吁书”相继在《星岛日报》、《国际

日报》、《世界日报》、《新闻娱乐周刊》等中文报纸上刊登，立即引起了华人社

会极其强烈的反响，很多侨界组织和团体如“中华公所”、“自由福州同乡会”、

“纽约反奴役国家组织”、“中国人权协会”等，有的致电国会，有的刊登大幅广

告，支持十一个福州青年的正义行为。迈阿密移民局法庭於十月二十八日进行第一

次审判，薛伟作为证人，在法庭上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一再向法官陈述中国大陆政

权的残酷性，并且他指出，一旦他们被解押出境，将面临着被中共政权迫害的悲惨

命运，要求美国当局能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给予他们政治庇护。但虽然如此，迈

阿密移民法庭还是认为十一名福州青年申请政治庇护的证据不足，决定通知中国大

使馆，将其遣返回国。判决下达後，十一名福州青年都为他们的前途感到茫然，薛

伟鼓励他们，叫他们坚持下去，进行再上诉，“只要勇於在美国的法庭上揭露中共

对你们的迫害，让美国知道中国大陆的人权的真实情况，你们最终还是会胜利的。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政治避难者协会”又致函美国国会，呼吁美国当局对中国

大陆人权的重视以及对这十一名福州青年申请政治庇护案的关注。函文发出没多久

，“中国大陆政治避难者协会”收到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索拉兹的覆函，索拉兹

众议员表示了对十一名难民命运的严重关切，并要该会提供详细资料。一九八七年

三月，十一名青年被押休斯顿移民局押解出境中心，此时，中国大使馆已做出反应

，只要十一名青年同意，他们将可通过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拿到护照，送他们回国

。面对如此险峻的形势，有四个人完全绝望了，和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取得了联系

。另外七人，则坚决拒绝和领事馆人员见面，当然也使领事馆人员无法达到遣送的

目的。他们抱定必死的决心，如果美国政府一定要遣返，就把他们遣返到大海去好

了，宁可将身吞没於巨浪之中，也死不回中国大陆。这时，休斯顿华侨界也向他们

表示了声援，这些侨界组织有：德州越、棉、寮华裔联谊会、德州三民主义大同盟

、德州中华公所和潮州、福建同乡会等，他们还接受了休斯顿电视台的采访以及《

世界日报》、《国际日报》、《美南新闻》、《华语快报》、《东方报》等记者的

追踪报导。华盛顿美华协会还为他们聘请了德州著名律师关振鹏先生，并通过关律

师重新向美国移民局法庭上诉。“自由之花为勇士而开”，也就在那四名青年被遣

返回中国大陆的第二天，移民局同意了给另外七名青年取保释放，一九八七年九月

一日，他们告别了一年零五个月的囚禁生活，走出了监狱，获得了自由。

另一个就是孙峰骑车走向“自由之路”的事件。孙峰原为广东省深圳市教育局从

事成人教育的一名教师，他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当一名环球旅行家。在“文化大

革命”中，他就数次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过自行车环球旅行的要求，但未被批准，

一九八六年，中共颁布了“中国公民出境入境法”，他依据条文，向政府再次提出

自费自行车环球旅游的申请，经过种种努力，他的愿望终於得以实现，他是中国自

一九四九年以来，第一个骑自行车作环球旅行的旅行家。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孙峰开始了他的征程，自深圳到香港、泰国，接下去是马来西亚、 新加坡、南也

门、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埃及、约旦、希腊、意大利、法国、卢森堡、荷兰、比

利时、西德、奥地利、瑞士、英国、西班牙、加拿大、美国。原计划行程五万多公

里，实走了二万多公里。孙峰在中国大陆时，就已听说了《中国之春》，到香港他

读到了第一本《中国之春》，之後，他每到一地，必千方百计购买《中国之春》。

当他骑车到达约旦的首都安曼时，他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中国大陆学运遭到镇压的消

息，随後，中国驻约旦大使馆又通知他去听“中央文件”，原来，中国大陆又开展

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被解除了职务，这使他大为

震惊，在以後的骑车旅行中，令人不安的消息时有可闻：王若望、方励之、到刘宾

雁被开除党籍，胡乔木、邓力群的“反资”言论甚嚣尘上、“深圳青年报”、“深

圳工人报”被勒令停刊，他带着对祖国的忧虑的心情，来到了意大利的罗马，其时

，中共政府正好派了一个教育代表团，在那儿向出国留学生“解释”大陆最近发生

的事情，孙峰参加了会议，在会上，他实在按耐不住心中的怒火，只说了一句话：

“你们象这样对待手无寸铁的学生，算不算镇压！中国，还能再这样折腾下去吗？

”没想到，这一句话竟惹来大祸。当他骑车到达法国巴黎的时候，中国驻法国大使

馆突然通知他，说“接外交部五月八日紧急电话通知，要你停止旅行，立即回国。

”孙峰知道事情不妙，连夜骑车离开法国，在荷兰的一个小城市住下来，中国驻荷

兰大使馆得到消息，又专门派了两个人，驱车来到这个小城，通知他，说再一次收

到外交部急电，命令他即刻返国，否则後果自负。孙峰又骑车到达阿姆斯特丹，也

是刚住下，中国大使馆的电话就来了。孙峰到达海牙後，去参加一个中文学校的校

庆典礼，在会上又遇到驻荷兰大使馆的人，千方百计要诱使他到使馆去，孙锋已有

了高度的警惕，躲开了使馆人员。这以後，孙峰简直是在和中国驻各国大使馆捉迷

藏，无论在西班牙，英国、加拿大、都有中国大使馆的人“光顾”。九月十八日，

一个大雨倾盆的日子，他蹬着自行车，来到了纽约。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他

给中国驻纽约领事馆数名官员通了电话，再次希望大使馆能给予帮助，弄清他回国

的真正原因，并表示，如果是因为他说了一些不好的话，请对他持宽容态度，让他

把路走完，回国後再说，但他得到的答复却是：“你的事我们再也不管了，你不听

从组织的决定，一切後果由你自己负责。”在逼迫无路的情况下，孙锋找到了“中

国民联”，他说：“我是一步一步被逼上梁山的，也是一步一步认识到中国大陆是

如何需要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九月三十日，孙锋在“中国大陆政治避难者

协会”薛伟的陪同下，举行了记者会，会上宣布，他将向美国政府请求政治庇护，

很快，纽约各报披露孙峰投奔自由的消息，成了一个新闻人物，而孙峰，在“中国

大陆政治避难者协会”的协助下，他的申请也很顺利地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批准。

中国民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

“中国民联”於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了

第二次代表大会，三十八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其中主要是中国

大陆留学生，亦有港、台留学生、教授、华侨等。

会议由第一届“中国民联”主席王炳章致开幕词，他的开幕词与任何传统式致词

都不一样，他没有寒喧，也没有讲这次大会的“什么历史意义”等等，他说，大家

都是推动民运的，现在假定我是一个旁观者，我向诸位提出一些挑战性的问题，如

果大会能予圆满解答，说服我这个旁观者，我们的大会就成功了。接着，王炳章向

代表提出了十二个问题，请求代表们回答，这对於代表们进一步认识形势和体会民

主运作的内容颇有启示性。

接着，大会邀请的贵宾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前副主席、美国总统学者委员会委员

陈香梅及美国民主党政策委员会代表班顿在会上发表了演讲并致贺词。陈香梅女士

在演讲中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她说：“今天各位聚集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

开会，讨论中国的法治、自由、人权和民主的问题，可以说是各位的幸运，也可以

说是各位的不幸。如果我们自己的国家已经实现了这些理想，那么我们还会跑到人

家的首都来讨论这些问题吗？”“你们这个组织前年开第一次大会，今年开第二次

大会，这是不容易的，一个组织，没有人力、没有经济赞助是不行的，今天大家欢

聚一堂，讨论问题，值得庆幸和赞扬。”班顿先生在演讲中对“中国民联”作了高

度的评价，他说：“各位今天正在从事的事业，无论对中国的明天，还是世界的明

天，都将有极大的影响。”他还建议代表们“读一下美国立国的历史文献，读一下

联邦政府保存的有关资料，以便从中了解在美国历史上，开国元勋们为了实现民主

，曾进行过怎样的奋斗。”

此时，中国著名的民运活动家林希翎女士。也来到了华盛顿，在讨论到林希翎女

士是否可以参加会议并发言的问题时，产生了一段插曲，多数代表强调林希翎非本

盟盟员，无资格参加全部议程，其中以巴黎支部代表刘梓桑反对最力。他说：“我

们巴黎支部最了解林希翎（林的居住国为法国），她不是斧头——斧头可以破坏，

也可以建设。她是炸弹——只有破坏。”最後，由全体代表举手表决，以绝大多数

票通过如下提案，即：请林希翎女士演讲一小时，凡愿进一步与之交谈者，可在会

後去其旅馆进行交谈，并将二十八日整个晚上给她，她可以和代表们尽情讨论。二

十八日上午，林希翎到场发表演讲，她对“中国民联”两年取得的成绩作了肯定，

但又对一些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态度近乎於责骂。当晚，部分代表又与林希翎

进行了座谈。

大会分别听取了日本、欧洲、香港分部的工作报告并研讨了中国大陆局势、制定

了民运策略，通过了新的章程、选举了新的协调机构和监察机构。在这次会议上，

重要的文件有：“中国民联二大秘书处公告（第一号、第二号）”、“中国民联总

部第二号文件”、“中国民联世界二大对中国大陆局势的看法”、“中国民联世界

二大对台湾当前局势的看法”、“中国民联世界二大对香港当前局势的看法”、“

中国民联世界二大就要求释放魏京生等狱中民运人士致北京政府的公开信”、“中

国民联世界二大要求中国之春杂志在国内发行致北京政府的公开信”、“中国民主

团结联盟总章程”、“中国民联章程关於组织法的补充条例”、“中国民联章程关

於负责机构、负责人及盟员权责界定的补充条例”、“废除、修改、补充中国民联

章程的提案法”、这些文件均发表於《中国之春》第三十三期。

“中国民联”二大，比之一大，已大大前进了一步，首先，是使“中国民联”在

组织上制度化了，而且，它通过了新章程和根据新章程产生的负责机构，初步确定

了中国民联分权制衡的组织架构。

在章程和组织架构上，“中国民联”实行了如下分权：

监察及司法机构：为监察委员会。监委有联盟章程的解释权和裁决任何盟员是否

违反章程的权力，有停止除总部常委和监委委员之外任何盟员盟藉的权力。另外，

监委对总部常委行使部分罢免权。

常设立法机构：为总部委员会和常委会。它批准总部各项规章制度、批准民联主

席对总部行驶机构的人事任免，批准总部的某些重要计划，制衡监委的工作。

行政机构：为总部。由民联主席委任各位干事组阁，成立总部办公会议，简称总

部。

民联章程规定监委与总部委员不得互兼，故监委的权责完全独立，这是一权。总

部行政机构的决策权独立於监委，这是一权。总部的人事组成、规章制度及某些决

策须经常委会通过，故常设立法机构又成一权。因联盟正副主席同时兼任常委会正

副主席，主席组阁时又可委任常委兼任总部干事，所以，常设立法机构的一权并非

完全独立的。整个民联的组织架构是一个“两权半分立”的架构。

另外，“中国民联”此次大会还确定和重申了另外五项重要的民主原则。一、民

联主席一职不得连任超过两届；二、负责人权责有明确界定；三、团体内部有言论

自由，监委主办的内部刊物“盟员通讯”，发表盟内的各种不同意见，不受总部的

控制；四、分部、支部在获得当地三分之二以上盟员通过後，可抵制总部不合当地

情况的决议；五、反对派在盟内合法存在。

《中国之春》杂志编辑兼记者李兆阳在“代表们是如何学习民主运作的——中国

民联二大记实”一文中，详细记叙了当时选举的情况：“（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

十时十分，大会进入选举阶段。选举之前，有人临时动议应选出选举小组。大会主

持人呼吁大家自告奋勇，於是李然、李兆阳、李明、雪城站起来表示愿为大家服务

，四位同志首先作了分工，李明发票、雪城鸣票、李然和李兆阳监票。……首先，

王炳章同志走上讲台，表示愿意竞选第二届民联主席，并提名柯力思同志为副主席

搭档。柯力思起立表示，愿与王炳章搭档竞选，然後，被提名的候选人有姚月谦、

林樵清、张侠、沙林、南明、李兆阳。除了沙林同志表示愿意为造成民主气氛而接

受提名愿与南明同志搭档竞选外，其余同志均表示不接受提名。接着，王炳章、柯

力思、沙林、南明二对搭档分别发表政见及接受代表们的质询。……大会开始无记

名投票。选举揭晓，王炳章以过半数票当选第二届中国民联主席，柯力思自动为第

二届副主席。关於竞选监委主任，自荐竞选的有李然、薛伟，被提名者有徐煊、李

兆阳、李国愚，唯李兆阳同志申明放弃竞选监委主任外，余均接受提名。然後，监

委主任的所有候选人分别发表主张，提出如何做好监委工作。……选举揭晓，薛伟

以过半数当选为第二届中国民联监委主任。接着，大会以自荐和提名相结合以及无

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郭平、李然、宗继祥、张志明、徐煊、李兆阳等六位监委。…

…下午六时三十分，与会代表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选出了‘中国民联’总部委员会委

员。然後，又由全体与会委员从中以无记名方式选出林樵清、姚月谦、沙林、张侠

、李光等五名常委。”

在“二大”开会期间，全体代表还赴中国驻美大使馆进行了请愿活动，李兆阳在

同一篇文章中记述道：“代表们冒着严寒、高举标语，在使馆门前站立达一个多小

时，特别许多戴着面具的请愿者，更引起了周围居民和行人的注意，许多中外记者

也纷纷到场拍照和采访。在请愿期间，代表们委托王炳章、柯力思、南明三位代表

到使馆内与使馆官员接触，并递交两封致中国政府的公开信。王、柯、南三位代表

进去後，大使馆三等秘书秦叔仁前来接应。他们向秦要求见大使或其他官员，秦表

示，今天负责人都不在。但代表们早已发现秦在传达室里忙着用电话与上司联系，

并听到他在电话中答复上司的指令说：‘是，是，我会先礼後兵。’三位代表欲去

楼上找大使馆负责人，但楼梯处已有人拦道。代表们把公开信递给秦，秦未能接受

。王炳章等代表向秦叔仁及观望的使馆人员讲：‘我们支持中国的经济改革，但中

国只有经济上的改革而无政治上的改革是永远不够的。中国只有实行民主、自由、

人权和法治，改革才有希望。邓小平下令关押了要求政治改革的魏京生等民运人士

，这大大损坏了我们国家的形象。因此，我们诚恳地要求中国政府尽早释放所有狱

中民运人士。我们为无权的中国人讲话，包括在场的大使馆工作人员。为什么中国

驻外使馆人员的待遇这么低？你们不敢讲话，我们站出来为你们讲话。我们希望中

国政府能提高你们的待遇。我们都是从祖国出来的留学生，为什么我们祖国的政府

不能容纳我们呢？政府连我们这些赤诚的留学生都不能接受，何谈对台湾国民党的

统战诚意？最终，代表们把两封公开信分别放在传达室、大使接待厅的桌上以及放

置国内各种杂志报刊的书架上。”

中国民联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选票结果如下：

主席：王炳章。副主席：柯力思。常委：姚月谦、林樵清、张侠、沙林、李光、

王柄章、柯力思。委员：刘桑梓、耿晨、柯力思、明阁、林燕君、马汀、李国愚、

高今航、姚月谦、黄琉、雷雨、张汉良、武炜、谭纯、黄凡、朱林启、南明、王策

、高春泥、杨农、张森、郭晓佐、雪城、怡文、魏西西、黄奔、王炳章、李光、沙

林、张侠、林樵清。

监委主任：薛伟。委员：郭平、张志明、李然、李兆阳、宗继详、洪汝拴。

中国之春控告人民日报案

“中国民联”在海外的迅速发展和向中国大陆的宣传与渗透，所造成的深刻的影

响，使得中共既惊慌又恼怒，最初，他们尚能故作一副持重的神态，只在限定的范

围内搞点“内部传达”之类的小动作，用谎言或者假材料蒙蔽国内的不明真相者，

以期达到“消毒”的目的。他们总以为，几个留学生翻不起大浪，折腾几天就会自

消自灭。但事态的发展却并不象他们所预料的那样，在海外，无论是在留学生或华

人社区中，中共在“中国民联”的冲击下，影响力日渐萎缩，而外交活动也处处受

到制肘，在中国大陆内部，了解“中国民联”的活动讯息的民众也逐渐增多，对於

“中国民联”响应、支持或同情的层面日益深广，於是，中共开始觉得难以再“稳

坐钓鱼台”了，所以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借其党报《人民日报》，第

一次点名攻击批判了《中国之春》。

如果《人民日报》是抱着一种明智的理性的态度，《中国之春》当然是非常欢迎

的，中共自持握有“真理”，而真理只有在平等的讨论中，才能愈辩愈明，“中国

民联”抱着在真理面前修正错误的态度随时准备同中共接触，但遗憾的是，中共并

没有那种泱泱大党的风度，《人民日报》采取的是一种极其低劣的、辱骂和诽谤的

手段。

该文题名为“江南先生印象记”，作者崔陈，以回忆著名作家江南先生为名，借

江南先生之口，这样写道：

“江南……对於以王炳章等人搞起来的‘中国之春’，他曾著文嘲讽，说在美国

的土地上结不出中国的民主之果，指出他们接受台湾津贴推行所谓的‘民主运动’

，是对中国现代化的莫大讽刺，说穿了他们是抛弃大陆的妻女另寻新欢的伪君子，

是借爱国为名，行敲诈华侨之实以中饱私囊的江湖骗子，是一群名利熏心，搞政治

投机的政治娼妓。”

这里出现了如下几个问题：

一、虽然江南先生已经去世，但遍寻其著作，并未发现他写过上述文字。而且恰恰

相反，江南先生还是《中国之春》的支持者。一九八四年三月，“中国民联”二大

当选的副主席汪岷，在旧金山拜访过江南先生，他回忆道：“对於《中国之春》杂

志，江南对我提了很多宝贵积极的建议，他知道在美国办一个中国人的月刊很难，

几乎没有人成功过。他建议我们搞得更加生动活泼，适合海外华侨的特点，搞活版

面，开辟广告栏，以增加影响和收入。他提出要把《蒋经国传》的广告给我们，我

答应了”（见《中国之春》第二十四期）。江南先生的遗孀崔蓉芝女士在一九八五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致“中国民联”信函中，也明确地说：“崔陈在‘江南印象记’

一文中有许多不实之处，至於嘲讽《中国之春》更是无中生有。记得中国之春有一

位朋友来金山见过江南，访问内容也曾刊於杂志上，江南是一个决不隐瞒他自己看

法的人。”

二、既然是“无中生有”，那么《人民日报》假借江南之口登这一段文字的意图何

在呢？众所周知，《人民日报》刊登的文字都是经过精心设计选择、严格审查把关

的，这种假借他们之口而对中国之春进行污辱，无疑是中共对中国之春仇视的发泄

的蓄意的攻击，如果中共：(1)拿不出江南先生的撰文依据；(2)拿不出中国之春接

受台湾国民党津贴、敲诈华侨以及从事中国之春民主运动认成为政治娼妓、伪君子

和江湖骗子等事实依据，那么，《人民日报》就是犯了诽谤罪。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国民联”王炳章、黄奔、宗继详、汪伦等四人

，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高等法院民事庭正式呈递了诉讼状，控告中共宣传部长邓力

群、《人民日报》负责人和作者崔陈、以及人民日报在美国的代理公司“中国书刊

社”。

在美国的法庭上，控告中国共产党的党报，这在美国的法律史上，还是第一次，

而中国共产党的党报，作为被告，惹上了美国的官司这也是第一次，故官司怎样打

法，非常令人注目。

《人民日报》在美国法庭被控告的消息，通过“内参”，报到了中共高层，据说

引起了相当的震动，邓小平得知此情，连声斥责《人民日报》“愚蠢！愚蠢！”同

时中共国安部也报不上《中国之春》接受国民党津贴的任何证据，在与国际法专家

磋商以後，中共高层认为不能与《中国之春》对簿公堂，遂决定动用政府名义，以

外交关系恶化相威胁，向美国施加压力，要求给予《人民日报》以主权豁免。一九

八六年五月六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就王炳章等控告邓力群和《人民日报》案

，给美国政府发了（八六）部条字第一七三号外交照会。照会称：“一九八五年十

二月十四日，中国外交部曾就王炳章等人在美法院控告中国《人民日报》及有关部

门负责人，借以进行反对中国政府的政治活动一事，向美方提出过交涉。然而，时

至今日，王炳章等人的上述活动未能得到制止，中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中国政府

重申，美国政府允许中国公民在美国领土上公然从事反对中国政府的活动，是完全

违反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法则的。……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人民日报》理应

在美国法院享有主权豁免。中国方面认为美国法院无权受理此案。”

《中国之春》虽然控告了邓力群及《人民日报》，但《中国之春》所持的立场一

直是希望寻求一个通情达理的庭外解决的方式，并不一定非要对簿公堂，他们认为

，此案为一司法案件，不是新闻事件，不愿将它过分政治化和过分新闻化。他们付

诸法律的目的，仅在於讨回正义、讨回公理，再说《中国之春》也缺乏打官司的经

济力量。所以，诉讼状呈递美国法院近一年，《中国之春》并未主动向新闻界披露

，只是後来由英文报刊挖出新闻，向外报道，《中国之春》才於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公布此案。中国之春尽了最大努力通过一些途径向《人民日报》提出的庭外解决的

最低条件是：可由“江南先生印象记”的作者崔陈先生写一信函，说明“在写该文

时未详细调查资料，因而造成疏忽。”即由崔陈承担责任，事情就了结了。凡有良

知人士，都可以看出，《中国之春》是非常宽容和礼让的，但是，连这最低的庭外

解决条件，被告也未能接受。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日，原告王炳章等人的律师罗伯特·艾克曼先生与《人民日报

》在美国印刷、推销的公司——“中国书刊社”（被告之一）的律师，第一次在哥

伦比亚特区高等法院唇枪舌箭，“中国书刊社”请求主权赦免，但为法官索尔兹曼

否决，并称：“中国书刊社”不能免於起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书刊社”及其

代表律师，只有寻求与原告之间的庭外解决。经双方接触後，《中国之春》原告考

虑，“中国书刊社”并非诽谤罪的主犯，主犯是邓力群和《人民日报》，因此，他

们同意与“中国书刊社”庭外解决。至於解决的条件，双方因有承诺，故不予披露

。

但《中国之春》并未撤销对主要被告邓力群及《人民日报》的诉讼。可此案自一

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呈递，至今仍未有结果。其原因在於，虽然经过《中国之

春》方面的律师多种努力，被告邓力群及《人民日报》一直不接法院传票，法院在

没有确凿证据证实被告已接到传票的条件下，是无法进行正式审判的。而拒绝接受

美国法院的传票，显然是中共高层制定的对付此案的对策。

虽然这场官司仍然拖着，但可以看出，《中国之春》在道义上已经取得了胜利，

邓力群和《人民日报》由於拿不出证据，自知理亏，所以不得不动用外交主权豁免

，以逃避美国法律的制裁，在某种意义上讲，动用主权豁免等於说：“我犯了罪，

但我是外国政府，请不要惩罚我。”

《中国之春》利用此案无非是希望让中共得到一些教训，帮助他们树立法治观念

，杜绝诽谤恶习。——作为“党的喉舌”的《人民日报》，数十年来，一贯是非混

淆、黑白颠倒、造谣诽谤、误尽苍生，但在一党专制的体制下，它从未受到过法律

的制裁，这一回让它碰了一颗钉子，至少让中共明白，他们可以依仗权力在中国大

陆横行霸道，但要把这种手法运用到国外来，就会受到国际间的制裁。

声势浩大的签名运动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到一九八七年一月，中国大陆政局风云突变，由风起云涌的学

潮运动为启端，继之而来的，是中共对学生的镇压和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等著

名的党内民主派被开除党籍以及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被迫辞职，在这一连串的政治事

件中，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们，与中国大陆内部的民主力量同呼吸、共命运，发挥了

他们特殊的作用，而在海外声援中国大陆民主力量的运动中，“中国民联”和《中

国之春》杂志又充当了不可忽视的重要的角色。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中国大陆学生民主运动从安徽合肥开始後，身居美国的大陆留

学生便行动起来，他们非常关注这场运动，纷纷给国内同学写信表示声援。当时在

宾州大学进修的中国大陆著名学者金观涛和刘青峰夫妇，在接受《美洲华侨日报》

的访问中，就公开表示了对国内民主运动的同情和支持。到了八六年十二月底，留

学生的各种实际声援活动开始展开，如路易维尔大学、加州柏克莱大学、圣地亚哥

加州大学、奥斯汀德州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哈佛

大学、肯塔基大学、爱荷华州立大学、密西根大学、明尼苏达大学，都相继自发地

出现了声援国内民运的大字报、小字报、公开信、传单、串联会以及座谈会。正当

大家急需要知道中国大陆的信息的时候，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龚升来到加州进行访

问，他带来了方励之先生被压的消息，也带来了国内民主运动对海外留学生的期望

，同学们满怀忧愤、气氛热烈，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美国南加州留学的

七十二位中国大陆留学生，写了一封题名为“我们对国内大学生示威游行的看法”

的公开信，先投寄到《人民日报》，得不到发表。再寄给《中国之春》，立即就刊

登在该杂志第四十五期上。这是当时发起最早的一封签名信。中国大陆的政治形势

日益严峻，为了声援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以及地位岌岌可危的胡耀邦，签名运

动继续向前发展，如加州理工学院的白岗同学、奥斯汀德州大学的陈平同学，都分

别在公开信的征集签名中起了积极的作用。由陈平负责联络签名的公开信定稿於一

九八七年一月十四日，发表於一月二十三日的“国际日报”，信中这样写道：“近

一个月来，中国国内事态的发展，引起海外同胞极大的焦虑和外国朋友的严重关注

。我们心忧如焚，不能不出来大声疾呼。……我们沉痛地再进一言：有何用，事後

再评说那治乱反复的千秋功罪？为何不，今天就抓住这百年不遇的历史机会？再不

能重演一九五七！再不能重演一九六六！”

中国大陆留学生的爱国热情，给“中国民联”以极大的鼓舞，他们认为，在当前的

形势下，要因势利导，进一步推动海外民主运动向更广泛、更深入的方向发展。一

九八七年一月十二日，“中国民联”发表了“对当前中国大陆政治危机的声明”，

声明说：“鉴於守旧派的逆流大规模的反扑，在党内进行整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镇压，重演‘反右’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悲剧，扼杀中国改革的生机，我们向人

民发出呼吁：不要再等待了，不要再沉默了，勇敢地站出来，保卫改革的成果，击

退守旧派的回潮逆流……我们向海内外同胞们呼吁：组织起来，行动起来，为未来

民主力量和守旧势力的总决战做好准备！”（见《中国之春》总四十五期）一月十

四日，在《中国之春》总部，“中国民联”邀请了美东、美西和美中北各校的留学

生代表，举行了一次集会，参加会议的留学生是于大海、杨小凯、李少民、余丛 （

冯胜平）、丁楚（房志远）、程铁军、李三元等，会议从十四日上午开始，一直讨

论到十五日凌晨，他们决定发起一场全美中国大陆留学生大规模的联合签名请愿活

动，经过反复讨论和十几次易稿，终於确定了公开信的内容。随後便进入紧张的征

求签名的工作。因为哥伦比亚大学地处纽约，这里的中国同学和和华文报纸保持着

直接的联系，於是，各地留学生纷纷把签名名单向哥伦比亚大学集中。哥大同学王

波明、谢文、史天健等人的电话，从一月十六号开始，日夜不停。他们为了汇集名

单，连续工作了整整四天四夜，并以非常认真的态度核实姓名、愿意公开者一定要

以真名字公开，不愿意公开者，就不公开。一月十七日，签名活动正在进行时，胡

耀邦被迫辞职的消息正式传来，顿时群情鼎沸，如火上浇油。公开信再次易稿，签

名者、特别是公开签名者人数迅速增加。一月十九日，全美各地共五十一所院校的

同学参与了签名活动，征集到的签名已达千人之多，其中四百八十二人愿意公开自

己的名字。一月二十日，美国各地华文报纸刊载了这封公开信及签名者名单。公开

信说道：“我们这些海外的公、自费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十分关切近来国内形势的变

化。我们难以理解在学生游行已经平息之後，中央为什么反而采取一系列严厉措施

，使胡耀邦总书记突然去职，并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进行严厉处置。这

种突然变化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深的忧虑……我们以为，近年来事态的发展是与三中

全会以来的基本国策背道而驰的，并使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等权利受到了严重侵犯

。发展下去会断送我国的经济政治改革。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强烈期望党和

政府坚持改革、反对倒退，坚持民主法制、反对以言治罪。出於对祖国的责任感我

们认为不能不公开向中央和国务院表达我们的心声。”

在发表这封“公开信”时，还出现了一个插曲，附在公开信之後的，又 有一个“

六点声明”，其中有两条涉及到“中国民联”和《中国之春》。声明说：“以上签

名者与《中国之春》及其他一切政治组织绝无任何关系。”“以上签名者一致反对

《中国之春》的立场和一贯的作法。”“中国民联”负责人看到这“六点声明”後

，感到惊讶，遂向签名者进行了了解，很多签名者和积极推动者都表示，我们当时

签名时，只见到“公开信”，并未见到这“六点声明”。“六点声明”是怎么出笼

的，他们都不了解。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六点声明”盗用了广大签名者的名

义。对此，《中国之春》亦发表了一个声明，称：“(一)《中国之春》同意并支持

这封公开信的内容部分，并对推动发表此一公开信的努力表示敬意；(二)《中国之

春》在调查後深信，绝大部分签名者并不知悉信後所附加的六点声明；(三)至於对

个别人擅自在信後附加这六点声明并公诸於众的作法，《中国之春》表示理解和容

忍。《中国之春》认为；如果有个别人认为打击中国之春能使他们自己的处境较为

安全，从而能对推动中国的民主产生更大的作用——《中国之春》愿意承受这种打

击。”（见《中国之春》第四十五期）。

在第一轮签名发表之後，全美各地留学生都知道了这件事，纷纷要求继续签名，

在此情况下，普林斯顿大学的于大海、加州理工学院的白岗、王尤琦、布朗大学的

马戎、王启等人，勇敢地站出来，作为公开联络人，征集第二批签名。这次签名的

共有七十二所院校，六百八十二名同学，其中公开公布姓名的有两百一十九人。

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大陆留学生要求民主、要求改革、反对倒退的行动给中共以极

大的震撼和恐惧，他们也知道他们的作法是逆悖民意的。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一日，

《人民日报》又施展它的造谣惯技，在海外版上刊登了一则“致国内学生”的“留

学生来函”。信中指出：“当前的头等大事是坚定团结在党和政府一边”。署名是

八个留学生。有趣的是，其中一名，竟是“中国民联”的成员。他给《中国之春》

写文道：“一月十五日，我接到老同学从美国西岸打来的长途电话，他二话不说，

劈头盖脸地把我臭骂一顿。我笑着问他：‘怎么了？哪儿得罪你啦？’他说：‘得

罪我了？小事。得罪了十亿人民了……大作登在《人民日报》上，这下可好，名字

响当当喽’！我说：‘甭给我开玩笑了，我什么时候给人民日报投过稿？’等他搞

清是怎么回事後，这才忙去翻《人民日报》，果真，信上赫然印着他的名字。差点

把我气疯了！……我立刻打电话，找找几位要好的同学……结果是，另一个名字上

报的同学，和我一样，全不知情，气都气哭了。其他几人的名字，在当地干脆找不

到，名字全是假的。”由此可见，中共失去民心和强奸民意已到了何等程度！在留

学生签名的高潮时期，当时由李鹏掌管的教育委员会，立刻下令给中共驻外机构，

要他们阻止海外留学生的自发签名活动。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纽约总领事馆都派

出了大批人员，到各个学校巡回检查，调查签名活动的带头学生。留学生不仅不怕

他们，反而还主动地、针锋相对地做领事管人员的“工作”，让他们站到留学生一

边来。海外留学生发表的千人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公开信，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国

大陆，首先使民间深受鼓舞，特别是年青学生，他们奔走相告，说：这回好了，海

外终於动起来了。同时也惊动中共上层，八七年一月下旬，赵紫阳主持了一个全国

省长工作会议，他在会上就签名信发表了看法。他说：国内局势已经引起了外界强

烈的反应，连我们派出去的留学生，都在外面公开说话了。所以，我们要注意，不

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搞得太过火。而身为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鹏，则一

再下令中国驻外使馆教育组，采取紧急措施，防止事态扩大。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

七日，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率教育代表团，访问美国，对留学生进行“说服”、

“疏导”和“安抚”工作，在休士顿对留美学生做了一个“形势报告”，他说：美

国留学生，访问学者给中央的公开信，是年青人不了解情况，心血来潮的产物。既

然写了，也就算了，一定不於追究，该回去的放心大胆地按时回去。细细推究，他

的话里有这几层含意：一、写公开信是不了解情况，因而是错误的。二、只要你认

识到这一错误，中央就不予追究。三、如果你继续坚持公开信，和中共不保持一致

，那中共就有“追究”（迫害）的权利。

千人签名运动的意义是深远的，它第一次显示了海外民主运动从广度和深度发展

的力量，表现了广大留学生对中共专制体制的厌恶和“中国民联”在他们中间的向

心力及影响力，同时也揭开了海外和中国大陆内部的民主运动之间相互联系、相互

呼应、相互推展的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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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8 14:19 只看该作者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

第四部分勇士与好汉

陈力 芦苇

营救杨巍：荆轲般的勇士们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日，在上海。大约下午二时许，一个个头不高的戴着眼镜的年

轻学生背着书包骑着单车匆匆离开了家门，临走时，他对她的母亲留下了一句话说

：他是去复旦大学图书管还书的。

但谁知，他竟自此一去不返，神秘地“失踪”了。

这位年轻学生，就是“中国民联”的成员杨巍。

他是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的，其“罪名”是在美国加入了中共认为的“反动组织

”——“中国民联”，并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上海学运期间，以“中国民联”（中

国之春）名义张贴了所谓的“反动标语”，向设在美国的“中国民联”总部提供材

料等等，因此，被中共认为犯了“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消息很快传到“中国民联”总部，“中国民联”即召开特别紧急会议，一致认为

营救杨巍是“中国民联”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民联”必须全力以赴、竭尽所能

，以阻止中共当局对杨巍的迫害，保护杨巍的人生安全。“中国民联”认为，他们

可做的两件事是：一、把杨巍案迅速公诸於世，利用舆论力量，揭露中共执法以私

、违背人权的罪行，同时游说美国政府、国会，以造成对中共的国际压力，使中共

不能肆意妄为；二、在适当的时机，直接派人闯关，以企在中共的法庭上揭露杨巍

冤案，为杨巍辩护，同中共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八七年二月四日，“中国民联”主席王炳章到达华盛顿，为营救杨巍展开了

游说活动，他和黄奔、宗继祥等人一起走访了一些国会议员办公室，解释了杨巍案

的全部过程，指出了中国政府如不合理处理杨巍案件，将导致严重後果，杨巍是中

国大陆留美学生，如果中共可以用“涉入学运”的理由把杨巍治罪，也可以用同样

的理由把其他留学生治罪，特别是这次中国大陆的学运已经引发了在美留学生的千

人签名活动。与“中国民联”一起游说的，还有以思佛曼为首的“中美人权协会”

，思佛曼博士和一些有关的留学生，分别拜会了国会及国务院官员，就如何营救杨

巍交换了意见。——通过这一次的游说活动，多名国会议员致函给中国政府或中国

大使馆，向他们询问杨巍案的案情。中国驻美国大使韩叙也较及时地给议员们做了

回复。接着，美国国务院也正式通过外交途径，就杨巍一案与中共政府展开了交涉

。

与此同时，美国各大新闻机构、报纸，都纷纷开始报导了杨巍案的情况，借助新

闻传播媒体的推动，杨巍案愈来愈引起美国政界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众议

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两位参议员赫尔姆斯和狄孔西尼，向参议院提出了一个议案，

要求美国国务院力促中共释放杨巍，并给中国大陆留学生延长居留权。议案提出来

了，但要通过议案，必须有民意的支持，赫尔姆斯参议员办公室与“中国民联”联

络，希望让民联发动留学生开展写信运动，支持该项议案。“中国民联”立即作了

布置，六月一日，民联总部安排了加入民联的部分留学生，以“一群关心留学生利

益的大陆留学生”的名义，草拟了一封致各地留学生的信，通过联络管道，寄往散

居在美国各地的中国大陆留学生的手里。六月上旬，赫尔姆斯参议员收到了大批中

国大陆留学生的信函。这次留学生的写信运动，有力地推动了该项议案在美国国会

的辩论。

九月十七日，美国参议院就杨巍案和留学生延长居留案举行了一次“中国大陆人

权听证会”，“中国民联”成员、杨巍的妻子车少莉，专程从德州赶到华盛顿，参

加了会议。在听证会上，赫尔姆斯参议员立法助理翠柏莱特，把一块用中文写的“

释放杨巍”的大牌子，竖到会议的前方，另一块牌子上，则用英文写着方励之、王

若望、刘宾雁的名字。“国际特赦”组织在会上发言，认为杨巍属於良心囚犯，这

一证词，对国会通过杨巍案是非常有利的。

十月三日，即国会将表决杨巍案的前夕，“中国民联”主席王炳章，又来到国会

山庄，为杨巍案的通过，进行最後的游说活动。十月六日至十月七日，“中国民联

”通过盟内的留学生，发起向参议员打电话陈情的活动，这两天，有关参议员办公

室的电话响个不停，秘书们只要一拿起电话，便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支持杨巍

等留学生问题的修正案，希望议员投赞成票……”。十月八日，赫尔姆斯和狄孔西

尼的关於“要求美国国务院力促中共释放杨巍”并给中国大陆留学生延长居留权的

提案终以八十五票对五票的压倒多数，顺利通过，并於十二月二十二日由里根总统

签署，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题案——美国自建国以来，国会是第一次用通过

议案的方式保护中国大陆留学生。可以说，中国大陆留学生的问题，已经进入了美

国国会的立法程序。这对中国大陆留学生的命运，以及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都将

带来一连串的影响。

为了更有效地展开营救杨巍的活动，《中国之春》杂志开辟了“留美学生杨巍被

捕案及其反响”的专栏，随时报到杨巍案的发展以及世界各地对杨巍案的关注和营

救杨巍的情况。

扬巍的被捕，受到震动最大的是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自传播媒体报导了杨巍案以

後，在美的很多大学的大陆留学生都议论纷纷，比如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爱荷华

州立大学、密执安大学、休斯敦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

都举行了讨论会，他们不仅为杨巍担忧，也为自己的前途担忧，特别是在美国说了

一些中共不喜欢听的话、做了一些中共不喜欢做的事的学生，更觉得“心里没底”

，唯恐回国後遭到不测，有的留学生原来已经打算回国了，但一听到杨巍被捕的消

息，又留了下来。更有一些人心灰意冷，干脆向所在国政府申请了政治庇护。绝大

多数留学生都认为，杨巍是为了中国的民主和自由，他不仅无罪，而且还是一位令

人尊敬的爱国青年。同时，大家也认为，不管杨巍触犯了何种法律，都应该进行公

开审判，应该允许家人探望和中外记者采访。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是杨巍案开庭审判的日子，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以

答新华社记者问的方式，首次就“中国民联”和其主办刊物《中国之春》的问题，

陈述了中共官方的观点。该文刊载在《人民日报》十二月二十日的海外版上，该负

责人称：“‘中国民联’是敌视和破坏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意图推翻人民政府的反

动组织。《中国之春》是‘中国民联’进行推翻人民政府的反动宣传的工具。”该

负责人又说：“我们不允许‘中国民联’在中国境内活动，不允许《中国之春》在

中国境内发行。对‘中国民联’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秘密组织，一律予以取缔，在中

国境内传播的《中国之春》一律予以收缴。……在国外参加“中国民联”後，又回

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触犯刑律的，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很多大陆留学生并没有畏缩强大的政治压力，继续为营救

杨巍奔走。十二月中旬，有近百名中国大陆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签名的“就上海市中

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杨巍一案致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公开信”，在美国各华文

报纸及《中国之春》上发表，他们向中共提出了四点要求：“一、对上海市司法部

门违法延期审判，做出说明；二、允许杨巍同学及其亲属自由选择律师；三、对杨

巍同学的审判要公开进行，并给予他充分辩护的权利；四、允许海外留学生代表出

席旁听及作证，并保证他们来去自由。”“中国民联”也在《中国之春》上发表了

“给上海市人民检察分院转分院院长的公开信”，该信说：“一、根据宪法第三十

五条规定，我国公民享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根

据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我国公民对於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

和建议的权利。二、基於上述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中国民联’和《中国之春

》并无违法可言。三、而今，未经审判定型，就认定‘中国民联’为‘反动组织’

，是缺乏客观证据的主观指认，与法律程序是格格不入的。四、杨巍参加了‘中国

民联’，并在《中国之春》上发表文章，是以主观指认作为起诉、定罪的理由之一

，具有“有罪推定”的倾向，与“无罪推定”的公认法则不符。五、杨巍在《中国

之春》发表的均是理性而有见地的富於建设性的文章，检方没有就文章全文立论，

而是断章取义，这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六、杨巍将他在上海目睹的学运情况寄

送海外，投寄海外报章，加以报导，根据宪法，他是完全享有这份权利的。七、杨

巍在学运期间张贴标语、大字报、散发传单，这些行为均为宪法所保障的公民享有

言论、出版的自由。八、根据上述列举的各项事实，证明杨巍并没有触犯法律，应

该立即宣布无罪释放。

正当大陆留学生发表公开信、要求公开、合法、合理审判杨巍，并计划组团赴上

海旁听审判以及杨巍妻子车少莉也委托律师要求前往法庭旁听之际，中共以突然袭

击的方式，於十二月二十一日突然开庭审判，致使上述计划全部落空。中共在审判

杨巍时，是很不光明正大的，在审讯之前，法庭只将审判的日期通知杨巍的律师，

而根本不告知杨巍的亲属，更没有告知关心审判的杨巍的同学、同事和朋友。使许

多本要到场的旁听人都没有到场，而来参加旁听的一百多人，却都是经过事先选定

并安排好的人员。这是没有公开的“公开审判”，没有公开就没有公正，谁能相信

这种审叛是公正的呢？

杨巍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当时，“中国民联”并不知道杨巍案审判的准确日期，但他们估计会在十二月中

旬到十二月底之间，“中国民联”总部决定派一名代表前往中国大陆出席杨巍的审

判。但是，派谁去好呢？显然，派具有中国大陆身份的人是不妥当的，这有很大的

危险性。最好是派有台湾或者其他国家身分的盟员，使中共难以下手。这正如《中

国之春》在第五十七期社论中所说的：“民联拥有多种身分的盟员，这是民联持有

的政治财富。不同的身分，可以发挥不同的作用。”他们研究来研究去，选中了钱

达。

钱达，是一个三十四岁的台湾旅美青年，具有台湾公民身分，毕业於台湾中原大

学，获美国德州阿灵顿大学硕士学位，现在加州一电力公司任工程师。他是“中国

民联旧金山分部”的成员。思想敏捷，行为干炼，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十二月十八

日，“中国民联”副主席柯力思打电话给钱达，征询他的意见，当时，钱达有很多

私事拖累，妻子有孕在身，何况还有一个一岁半的幼子，虽说他有一定的“安全系

数”，但面对的是一个暴戾无常、变化多端的对手，此行仍前途难卜、祸福难料。

但出於对中国的热忱和对杨巍的担忧，他几乎没有考虑，就毅然接受了“中国民联

”交给他的任务。当天中午他就买了到上海的机票，立即启程。民联的另外两个成

员林心声和杨云为他送行，他们的心情都很沉重，在告别的时候，林心声和杨云说

：钱达兄弟！你要勇敢、坚定、沉着，你要多多珍重！风萧萧兮易水寒，愿你早去

早回还。

十二月十九日晚十时，钱达到达上海。第二天是星期日，他起来的第一件事，就

是专程去探望杨巍的父母，向二位老人转达了海外同胞的问候。这时，他才知道中

共将在星期一开庭审判杨巍。情况紧急，钱达又赶回旅社急电纽约民联总部，请求

火速声援。同时，他又电告华盛顿总部驻北京记者，请他第二天赶到上海，以便召

开有外国记者参加的记者会。十二月二十一日清晨七时，钱达老早就等候在上海市

中级人民法院门口，八十半，法院工作人员才陆陆续续来上班。钱达向法院门外的

行人以及前来的旁听者散发“中国民联致上海人民检查院要求无罪释放杨巍的公开

信”，稍後，钱达走进法院大门，向接待人员表明自己是中国民联代表，出示了民

联总部的委托书，要求作为旁听者进入审判厅。法院人员一时不知所措，将他带进

一间房间。这时，钱达看见厅内还有十多个空位，他要求进去，却被法警生硬地拒

绝，钱达在法院的走廊上，对围观的旁听人大声说道：“同胞们，我是中国民联的

代表。现在法庭要审判的是一个政治犯杨巍，他放弃了国外留学和将来在国内的前

途的机会，回国来作出了勇敢的牺牲。他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一份对中国很深很深

的爱。……”但还不容钱达把话说完，他就被强行拉走。不久，他被送到楼上的另

一小房间，由法院工作人员问话，并作了笔录，下午一时，又来了五、六个人，驾

车把他带到了上海市公安局，两个公安干部对他轮流问话，夜十时，他们接到了上

级指令：“立即押解钱达出境”。随後，两辆汽车载着十多名公安警察，把钱达送

回旅社，收拾行李、办理手续，二十分钟後，又把钱达送到机场，当晚没有班机，

公安人员轮流值班监视了他一夜，於二十二日上午，送上到香港的班机，钱达才转

机回到了旧金山。

钱达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後直到抵达香港前，都无法和“中

国民联”取得联系，民联总部的诸位领导人在电话前苦守了一夜，心情非常焦急不

安。这时“中国民联”的另一成员刘梓桑挺身而出，自搞奋勇赴沪援救钱达。刘梓

桑是被迫移居法国的越南华侨难民，具有法国公民身分，现在巴黎大学读书。刘梓

桑於十二月二十二日到达上海，此时钱达已被押解出境。刘梓桑代表民联总部、探

望了杨巍的父母，当他得知钱达已安全返回，一颗心才放了下来。他在完成了其他

某些任务後，也离开上海，返回美国。

杨巍被判刑後，“中国民联”的营救活动仍未停止，一九八八年六月，被国际特

赦组织命名为“杨巍月”，同月，“援救杨巍行动委员会”在纽约成立，总召集人

为杨巍的妻子车少莉。这个委员会里除了大陆留学生组织和民联之外，侨界的各团

体也加入其中，如中华人权协会、大陆新移民联谊会、重光会、政治避难者协会、

越寮华侨组织以及华盛顿的荣光会、工学会、台湾同乡会、中美协会、三民主义大

同盟、学联等。六月五日，“援救杨巍行动委员会”召开记者招待会，主持人为中

华人权协会代表倪育贤。六月二十四日，在“援救杨巍月行动委员会”的召集下，

近二百人前往华盛顿国会山庄示威，参加示威的民联成员有：“中国民联”主席胡

平、监委主任薛伟、总干事丁楚、前主席王炳章、车少莉、杨怀安、任松林、吴方

城、赵京、朱春福、郭城，刘欣虎等人。他们高举“杨巍无罪、释放杨巍”的标语

牌，呼喊着口号。为中国民主长跑的英雄郭城首先发言，尔後，一名刚从中国大陆

出来的名叫刘欣虎的中年人手拿着一件千疮百孔的囚衣，这件衣服补丁盖补丁，已

盖住了原来的颜色，重达几斤，还有一条毛巾，破得连抹布都不如。刘欣虎说，这

就是他父亲在中共监狱的遗物。他父亲原是国民党政府一位看管国库的官员，後被

共产党以反革命罪投入监狱，最後在狱中不堪折磨，自缢身亡。刘欣虎小心翼翼地

收藏了这些遗物，以及难友的血书和文字证据，辗转来到美国，他立志要向全世界

控诉中共践踏人权的事实。刘欣虎的“活的证据”使人们大为激奋，把示威推向了

高潮。紧接着，美国国会参议员赫尔姆斯和基尔曼发表了演讲，赫尔姆斯说：“杨

巍今天不能在我们中间，但他是不会被忘记的，在这个国际特赦组织命名的杨巍月

中，千百万人也在同时呼吁释放他。杨巍被捕了，但他的精神却鼓励着全中国人民

。”

在华盛顿国会山庄示威的同时，洛杉矶民联支部、旧金山民联支部、休斯顿民联

支部也分别举行了小型示威和向中共领事馆递交抗议书的活动。

一条好汉——为民主长跑的郭城

一九八七年一月，在中国大陆学运高潮迭起之际，“中国民联”主席王炳章在柏

克莱加州大学分校进行了一场演讲，当时在场的有一名穿的脏兮兮的打工服的年轻

人，他中等身材，浓眉大眼，给人一种粗犷坚毅的感觉，他凝神倾听着王炳章的讲

话，几乎入迷了，说到精彩的时候，他会忍不住发出叫好声。

第二天，他找到了王炳章以及在总部工作的郑为民，向他们说：“听了你的演讲

，我彻夜未眠。我有一个想法，我愿为中国的民主运动跑遍全美国，跑遍每一个有

华人居住的地方，去宣传民主，唤起海内外华人争取民主自由的信心和意志。你们

支持我吗？

这人就是中国大陆留学生郭城。

当时，王炳章等人都震惊了，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郭城说：“你们放心，这件事我已想了许久，我会说到做到的。我认为民主就是

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所以，我要用我身上流着的炎黄子孙的热血和中华民族争民

主的坚定意志去跑。我就不服这口气，我要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有骨气。所以，

路上我万一遇到了不测，就是爬，我也要爬到目标。如果中国民主运动不能得到胜

利，有一天我会宣布绝食跑，一直跑到死！”

这坚毅刚强的目光，这铿锵有力的声音，使王炳章和总部的人，都深为感动。

“中国民联”总部立即展开了对郭城为中国民主长跑的筹备工作。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九日，郭城在纽约华阜，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郭城民

主马拉松长跑的决定。在会上，他呼吁海外侨界支持大陆民主运动，并通过长跑，

来唤起海外华人的民族心和责任感。二月二十二日，郭城发表了“致中共中央、国

务院的公开信”及支持“大陆民运联合会”（中国民联的副属组织）所公布的“告

世界同胞书第一号、第二号”。公开信说：“为请求停止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

望等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整肃并恢复他们的声望和职位，释放杨巍、林杰以及被抓的

学生和工人们，我开始举行个人的‘民主马拉松环美长跑运动’，以表示为中华民

族求民主求自由求人权的决心和意志，向全世界表示别的民族能做到的事，中国人

也将会做到。”二月二十八日，纽约侨学界针对郭城长跑举行了座谈会，有感於郭

城的热忱和大义，与会者慷慨捐款，并提出“一人一美元”建立民主基金的倡议，

主动开始募捐。三月四日，在纽约中华公所，由侨界闻人杨爱伦女士主持，召开了

“为中国大陆民主长跑”的誓师大会，侨界领袖、中华公所主席梅伯群表示支持，

并祝郭城胜利完成长跑计划。

三月五日，是一个阳光明媚、晴空万里的日子，十时整，郭城在自由女神前点燃

了象征大陆民主自由的火炬，开始了长跑。

郭城的长跑路线由美国东部纽约起，绕美国南部，沿途将经过华盛顿、亚特兰大

、达拉斯、休士顿、洛杉矶，终点为西部的旧金山，行程三千里，跨越了美国四十

四个州，二十七个大城市，接触了两千余人，到达时间是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二日，

一共跑了六个月零八天。

“三千里路云和月”，这艰苦卓绝的长程，不是象当年岳飞的对外征战，而是代

表一个民族的对内的省思。他就象千年前的一位留学者玄奘一样，玄奘是为了中国

开拓了宗教思想的领域，而郭城，则是为了推动中国的民主思潮。正如一位华人学

者所评价的“郭城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忍人之所不能忍的折磨，一心一意要唤起中

国的民主。郭城肩负着这时代的民主的经典，他深信，他每忍痛跨前一步，中国的

民主也就多了一份希望。”（见《中国之春》第五十三期高资敏“郭城的跑道”）

长跑组基本上由三人组成，一人开车尾随郭城，保证安全及饮食、休息等，一人

在前方城市发动侨学界召开会议，进行民主宣传、募捐。

郭城的长跑不仅在全美华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惊动了美国社会。短短几天

内，“中国民联”就受到了近几百封热情洋溢的信，他们赞扬郭城是中华民族的骄

傲，是民主运动的英雄，拥有五家餐馆的民联成员黄奔，不仅捐赠了一千元长跑经

费，而且还捐助了汽车、录像机等。侨界领袖、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驱车十里迎

接郭城，设宴招待长跑组，鼓励郭城。罗杰斯特大学的郑文杰（民联成员）、林宗

儒、周汉昌等人，也连夜赶制了印有“为民主长跑”的背心和标语，并组织了包括

美国教授在内的十余人的助跑队伍，其中郑文杰和陈欣两人还一直陪郭城跑了两天

。三月七日，长跑组的汽车出了故障，一时也 不可能修好，才从大陆出来不到半年

的留学生李信，把自己的车提供给长跑组使用，并志愿当司机。当郭城到达华盛顿

时，受到了美京中华会馆主席李俊奇的热烈欢迎和接待。为了更有效地支持郭城，

各地华人还成立了“郭城加油俱乐部”，负责人为郑文杰，他表示：“‘郭城加油

俱乐部’要为郭城长跑进行服务，向郭城提供国会众议员的名单及通讯地址，制作

印有RUN ACROSS AMERICAN 和FOR DEMOCRACY IN CHINA 的短袖运动衫，为长跑筹款

。”郭城到达休斯敦时，受到了许华章等侨界人士的热忱接待，并举行了座谈会，

此次在会上的募捐创下了最高记录，共计二千三百四十元。在达拉斯，郭城在谷祖

华、牟承华等侨界人士的安排下，举行座谈，周孝儒医生还为郭城免费义诊，检查

腿伤、背部拉伤，临走，捐送给郭城一双一百美元的高质量球鞋，以祝他长跑顺利

。郭城到奥克拉荷马市时，这个华侨人数不多的小城，竟有一百多人来迎接他，当

洛杉矶的华人得知郭城将要到达的消息时，中华会馆举行了盛大的仪式，两辆摩托

车前面开道，高举“为民主、自由长跑”的标语，并有十数位华人团体的人士和郭

城伴跑，场面十分热闹感人。郭城还接受了“中华之声”电台的访问，当郭城说到

他父亲在中国大陆被共产党迫害的苦难家史时，一位女性打电话到“空中交谈”，

但还没讲几句话就泣不成声，因为郭城的事使她也想到了自己的亲身遭遇。郭城经

历了千辛万苦，终於到达了此次民主长跑的终点——旧金山。这一天，旧金山象过

节一样热闹，这个华侨聚居的城市，举办了“金门大桥迎郭城”的活动。下午一点

左右，郭城到达金门大桥，他仍穿着那件陪伴他跑了三千多里的红色运动衫，只是

经过六个月的风吹日晒，已经褪色了，不再有原来的鲜红。数百位华侨组成的伴跑

团，陪着他跑了三千多里的路程，其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最令人感动的，是

一位六十三岁的老太太，也参加了伴跑的行列。郭城来到欢迎会场後，车少莉正进

行“从杨巍案看中国大陆的法治”的演讲，之後，中美人权协会负责人、高资敏先

生（书面发言）、郭城、加州柏克莱大学政治系教授兼国际事务研究所主任DR JAM

ES GREGOR 以及王炳章都做了讲话。王炳章说：现在，中国文化与民族命脉已面临

极其严重的危机，那就是中华民族已丧失了民族魂。我们不崇拜英雄，可是我们要

发扬英雄的精神，只有在海内外中国人心中，普遍地唤醒民族魂，才能挽救整个中

华文化免於危亡。

郭城长跑除了激励了华侨的民主热情外，也使美国人民和美国政界更进一步认识

了中国大陆社会的政治实质，故对郭城也给予了热情的赞扬和支持。在郭城题名为

“用双眼谱写的梦里”，记叙了很多感人的故事：四月十三日，他在长跑的途中，

遇到了一个胖胖的美国女人和一个姑娘，他们问他：“你是为中国民主而跑？我看

见了你背包上的字。”郭城回答：“我要到达的目的地是旧金山。”她们惊讶地睁

园眼睛，说：“哦，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太困难、道路太长了。你要小心点，听说

南方有很多精神不正常的人。”郭城苦笑了一下，平静地道：“我也是疯子，为我

的中国而疯！”在四月十四日的日记本中，他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他在一家餐馆

的吃饭时，三个老人斜坐在他的对面，他们听说郭城是为中国的民主长跑，又是兴

奋又是惊讶，纷纷过来和他握手。他们走後，女招待员过来对郭城说：“你的餐费

不必出钱了，那几个老人已经给你付了。”四月十六日，初春的阴雨夹杂冷风整天

刮个不停，郭城身背行李、帐篷、手提少林棍在艰难地行走着，七个小时的跋涉，

使他精疲力尽，双腿似有千斤重。过往的行人都用惊奇的眼光看着他，有几个好心

的美国人趋车停在他的面前，自愿载他一程。但都被郭城婉言谢绝了。当郭城向他

们谈到他长跑的目的时，这些美国人莫不啧口称赞，并希望中国大陆早日从共产党

的专制中解放出来，走向自由和民主。郭城沿途也得到了许多美国政界人物的接见

，如抵达路易斯安那州时，路州一位众议员听到郭城的故事深受感动，亲自陪伴他

参观了州府大楼，并将郭城介绍给众议员大会。在奥斯汀，他拜会了参议员ARMBRI

STER KEN，接受了当地电台的采访，在达拉斯，郭城在市府受到了副市长JOHN EVA

NS的表扬，并给他颁发了荣誉市民证和荣誉奖章，当地最大的英文报纸《达拉斯晨

报》就此做了大篇幅的报导。在奥克拉荷马州，最大的报纸THE DAILY AROMOREITE

刊登了郭城在该市七十七号公路行进的巨幅照片。洛杉矶蒙特利市市长也亲自接见

了他，还向他颁发了荣誉奖状和市钥匙。

当然，郭城的为中国民主的长跑的活动也激起了中共的仇恨和恐慌。三月二十三

日，刚从马里兰跑进华盛顿的郭城，顾不得劳累，与前来接应的薛伟、郑为民、李

信一起，在当地中华会馆主席李俊奇的陪同下，前往中国的大使馆送“致中共中央

、国务院的公开信”，大使馆的人员拒绝收信，并破口大骂，还威胁要叫警察，最

後，郭城只好把信贴在大门上愤怒地离去。七月六日，郭城又前往休士顿总领事馆

，递交一封致使馆工作人员的信件，也同样受到使馆人员极不友善的对待。教育领

事罗福全起初还和他交谈，但在郭城的正义言辞面前，他几度理屈词穷，最後，只

有频频赶他出去。郭城临走时把信放在桌上，但被罗福全扔出领馆门外。九月四日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就郭城民主长跑发表书面声明，总领事馆发言人王少华称

，郭城长跑是一场反华闹剧，所以，一、对郭城前往总领事馆请愿，总领事馆决定

不予接待；二、外传中共可能会没收郭城护照一事，是没有根据的，总领馆不会那

样做；三、郭城长跑，一直有幕後人士操纵。郭城九月九日写了“就中共驻旧金山

总领事的声明致总领事的公开信”，他说：“一、为中国大陆民主长跑绝非‘反华

’；二、民主长跑并不是‘闹剧’，任何人都可以用任何方式表现自己的追求和梦

想。你们应该学会尊重别人，哪怕是你们的政敌；三、民主长跑是我个人发起的一

种请愿式抗议的方式，并未受到‘别有用心’的人的‘指使’，但我从开始直到现

在，一直公开表示接受各党派的支持和帮助，我是以一个中国人对中国人的角度来

支持接受赞助的。”（见《中国之春》第五十五期）可以想见的，旧金山总领事馆

同样以粗暴的态度拒收郭城的公开信。

郭城长跑是艰辛的。郭城并没有接受长跑训练，更不是什么运动员，在长跑开始

不久即未到华盛顿的时候，腿部肌肉及韧带就拉伤了，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忍着伤

痛，居然还跑了四百公里到达了华盛顿。这时，他的腿伤严重到走一步路都痛得眦

牙咧嘴的程度，使他不得不在华盛顿休养了数日，在此期间，长跑组也感到困难比

原来预想的要多得多，因腿伤使长跑速度减慢，时间拖长，吃饭食宿所化的费用要

增加，还有汽车也坏了，无力买新车，面对这些问题，不能再维持下去。但郭城并

没有气馁，他说：“别担心，你们不陪我可以，还是那句话，就是爬，我也要爬到

旧金山。”他养了一下腿伤，就单枪匹马又上路了。郭城长跑是手握一根防身或防

狗用的少林棍，自己背着近五十磅重的行李，当长跑组的人恋恋不舍送了他一程又

一程，在离别时，终於忍不住流下泪来，可这个刚强的汉子，却开朗地笑着，迈开

大步，头也不回地一直朝前走了。他在四月十一日的日记里写道：“今天我必须一

个人走了，为了中国大陆的民主，即使有再大的困难，也要完成它。”在後来的日

记里，他多次记叙了途中的艰难险阻，他说：“路是漫长的路，天是酷热的天，人

是孤独的人，但梦想却是美好的，”风雨中跋涉，异常艰辛，但对一个具有信念的

人，它却显得是那么富有诗意，他写道：“美国的东部真是得天独厚。春天的雨水

那么丰厚，到处都绿油油的，真让人嫉妒……我侧耳倾听林中树上的鸟叫声，像空

中传来的音乐，是小提琴的高音弦的颤音？长笛悦耳清新的鸣声？黑管那委婉低沉

的回旋？……”

对这样一个侠骨柔肠的好汉，天下还有什么事能难得倒他呢？

郭城，终於到达了他长跑的目的地。正如王炳章在“郭城精神——中国的民族魂

”一文里所指出的：“郭城是一个普通的留学生，但，他是英雄。因为，郭城的壮

举，代表了一种精神——我们中华民族所需要的民族魂。”

郭城是当之无愧的。

郭城是条拗汉子，他在完成了这次长跑以後，又和王洪、张以林，邓伟强、王子

键组织了一个“六·四”环球自行车队，於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日“六.四”烈士百

日祭开始从纽约出发，北上波士顿，然後南下华盛顿——亚特兰大——伯明翰——

达拉斯——休斯顿——奥斯汀，於十二月十二日到达洛杉矶，行程二千七百多英里

。这一次的自行车长途跋涉，由於已冬天，气候条件十分恶劣，气温常在华氏三、

四十度，风向转为西北风，逆风行车使车速降低一半以上，再加上山脉的阻隔，增

加了不少困难，但他们却以顽强的毅力和热情，走完了全程。郭城因为上回长跑受

了伤，就退下来一直负责给自行车队伍搞後勤工作。车队队员沿路向华侨宣传民主

，讲解“六·四”中共的屠城暴行，唤醒民众的救国意识，和上次郭城长跑一样，

他们也受到了华侨及美国人的热情欢迎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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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8 14:20 只看该作者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

第五部分“权利先于是非”

陈力 芦苇

“中国民联”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

从“一大”始，“中国民联”又经历了四年的发展里程。这是一段艰难而又曲折

的路，它是在中共强大的政治压力和组织内部对民主理念不同的认识以及路线的确

定、法制的健全、道德素质与政治洞察力的差距所引起的不断纷争下成长的，但它

终究还是在发展着、壮大着。四年前，如果说它仅只是一颗蕴含着生机的种子，那

么，现在，就已经是一株破土而出的幼苗了。

四年来，特别是经过中国大陆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的民主运动之后，又有一大批留

学生及其他出国人员加入了民联。其中以公开身份进行活动的重要的成员有：胡平

、丁楚、余丛、于大海、李兆阳、江文、黄流、吴方城、徐邦泰、呼延民、伍凡、

倪育贤、王策、吴牟人、陈军、杨巍、郭城、杨漫克、钱达、郑为民、车少莉、齐

光、吕凡、陈雷、杨农、张侠、高格文、李达、莫逢杰、陈纾尘、李台彦、早尚、

赖石、张卓之、林心声、柯力思、谢正一、杨先智、董真海、何明、唐婕、郑文杰

、朱春福、王维真、张志明、余直、孟庆华等人。

但内斗的阴影在这个组织内部仍然连续不断，继李林、梁恒、宦国苍、马丁、张

伟、汪岷之后，又发生了叶小健、吴俭祥、刘万祯、少军、兰剑、冯斌与王炳章的

矛盾与纠葛。最后，这些居领导要职的人带着愤怒和牢骚拂袖而去，相继脱离了民

联的核心。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九八八年一月三日，中国民联“三大”在美国旧

金山湾区召开，出席会议代表共六十三人，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日本

、北美、拉丁美洲、澳洲、欧洲，其中正式代表五十三人，列席代表十人。

民联“三大”是在一种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召开的，即：中共在八七年十二月二十

一日，也就是“三大”召开前十天，通过对杨巍案的审判，已正式将“中国民联”

定性为“敌视和破坏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意图推翻人民政府”的“反动组织”，再

根据中国民联章程第三章第十四条“主席一职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将采取

无记名投票方式，改选主席。所以，这次会议开得是否成功，新旧班子交替是否顺

利，对“中国民联”的生存与发展有着至关重大的意义。

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时，第二届民联副主席柯力思宣布民联“三大”正式召开

。第二届民联主席王炳章致开幕词。王炳章说：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为了一个

共同的梦，就是有那么一天，我们也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能像今天一样，自由地

想，自由地说，自由地争论，自由地选举。王炳章就他在民联主席任内的经验，提

出了他个人几点看法，即：一、理解民主、相信民主；二、实践民主、体验民主，

学会如何用民主和法治的方式来管理众人之事；三、以多元的方式来推展民主，搞

民运一定要持“有容乃大”的态度，树立和其他政治团体共存竞争的观念；四、不

以xxxxx为目标。对待共产党的态度，并不是要推翻它，而是要求中国的各政

治团体都能和共产党平等共存、有公平竞争的权利和机会；五、提倡“第一次宽恕

”，结束“斗争—复仇—斗争”的恶性循环，以宽容哲学来对抗共产党的斗争哲学

。

其后，由民联旧金山支部代表郭平以东道主身份致欢迎词。接着，选举出大会秘

书处，秘书长为姚月谦，副秘书长为沙林，另有保卫、后勤、新闻、文书、财务多

人。

会议转至对“二大”以来民联工作的经验总结上。首先由王炳章谈两年来民运的

成绩、教训及面临的主要困难，他说，中国大陆最近两年民运的重要事件是：一、

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著名的知识分子公开对民主思想进行传播并遭到了中共

开除出党的打击。二、八六年末的学运，年轻的一代公开提出了自由、民主、人权

的口号，杨巍和一些在大陆的民联成员在这场运动中做了一定的宣传工作。三、方

励之教授的夫人李淑娴通过自由选举当选人民代表，这一事件含意是深远的，即只

要我们善于使用公民的权利，我们就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果。四、胡平的《论言论自

由》得以重新公开发表，这是中国民运的经典著作。五、一九八七年初西藏出现要

求人权的暴动。六、杨巍事件经过民联的奔走、游说，促使美国介入中国人权问题

，美国国会甚至通过了保障留学生的议案。七、中国大陆留学生对胡耀邦辞职反映

强烈，并掀起了近两千人的签名运动。八、留学生郭城长跑，展现了中国留学生追

求民主的崭新面貌，并得到了民联的支持和照应。九、《中国之春》控告《人民日

报》，有力地打击了中共保守派的气焰。十、《中国之春》英文版的发行，对中国

民运国际性的传播有着深远的影响。十一、“中国民联”已被国际上公认，成为中

国的反对派组织。最近，民联被中共公开地、正式地打成“反动组织”，是民联作

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标志。

这之后，日本分部代表姚月谦、香港分部代表柯力思，旧金山分部代表钱达、西

德分部代表李台彦、欧洲分部代表刘辛 、西雅图支部代表魏西西、澳洲分部代表陈

纾尘、华盛顿支部代表宗继祥、新泽西联络站代表郑文杰、洛杉矶支部代表朱春福

、内布拉斯加支部代表杨农、芝加哥支部代表怡文，相继汇报了各自的工作情况。

民联监委主任薛伟也作了两年来监委工作的经验总结。刚从中国大陆来美不久的留

学生呼延民介绍了上海学运的情况，正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胡平作了一九八

六年十二月学运的意义的专题报告。

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大会由秘书长姚月谦主持，首先讨论了组党问题。代表们

基本取得共识，认为成立反对党，在中国形成第三种政治势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

势，也是人民交给我们的神圣使命。但就当前中国大陆的现状，组党时机尚不成熟

。对组党应采取“快筹备、缓建党、高理论、低姿态”的方针。

会议又就中国民运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胡平发言说，中国民联目前的形象

如何，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很好？不好？或者是某些地方需要扭转、改善？他把道

德、形象以及公信力和增强“透明度”的问题提到代表大会上来。胡平的发言是第

一次，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的兴趣，进而产生歧见和辩论。下午二时，会议转入车

少莉报告杨巍的被捕过程和钱达、刘梓桑代表中国民联为营救杨巍而勇闯大陆的经

过。三时，代表磋商，拟定各种提案。四时，大会秘书处汇集提案共二十一件，并

依照提案类别，交付表决，最后通过的主要提案有：在民联的总章程上增加一条：

任何提案、提议，如任何代表认为有重大影响，可要求大会对其重要性表决，经二

分之一以上代表通过后，该提案即为重大提案。凡重大提案及重大提议，必须经三

分之二代表举手通过生效。

一月二日的议程是选举民联主席、副主席、常委、总部委员和监委主任、监委。

除主动参加竞选的两组候选人李国愚(主席人选)和宗继祥(副主席人选)、胡平(主

席人选)和柯力思(副主席人选)外，又由代表推荐姚月谦(主席人选)、林樵清(副主

席人选)参加竞选，姚、林考虑之后，同意参加竞选。三组竞选人来到主席台，发表

竞选政见演说并接受代表质询。

选举结果，胡平、柯力思以多数票当选为民联主席、副主席。其后，又选举出委

员、常委、监委主任、监委多名，名单如下：常委胡平、柯力思、呼延民、余丛、

林樵清、王炳章、姚月谦、沙林、张侠，委员姚月谦、高今航、赵桑、王维真、陈

纾尘、早尚、李台彦、刘梓桑、李国愚、余直、丁楚、宗继祥、杨农、赖石、张卓

之、王炳章、林樵清、沙林、张侠、呼延民、张志明、高格文、王策、郭城、余丛

、林伟、车少莉、南明、林心声、莫逢杰、胡平、柯力思、谢正一，监委主任委员

薛伟，委员孟振华、黄奔、钱达、杨先智、童菁、何明。

一月三日，大会通过了四个表决案，即：一、“创造沟通对话的机会，争取参与

改革的权利——我们对中国大陆改革形势的看法以及对民运路线的建议”；二、“

全面更新国会，抑制两极发展，政治冲击大陆——我们对台湾朝野的呼吁”；三、

“积极参政，建设民主香港——我们对香港人民的呼吁”；四、“积极创造条件、

筹建民主政党”。

十一时三十分，民联新任主席胡平致闭幕词。随后，大会秘书长姚月谦宣布中国

民联“三大”闭幕。

对于胡平，这里作一下简介。正如香港《七十年代》杂志八一年第二期所描绘的

：“……(胡平)细巧的脸骨架与眼镜给人最初并且是经久的特征。一旦站到你面前

，则更是一名典型的中国书生。轮廓分明的面部少有激烈的表情，任何场合的谈话

，即使是系统地论述自己的政见，或应对驳论，他总是流露出从容的、漫不经心和

温文尔雅的态度，和用象是信口开河地随意评这评那的口吻。……若读过他的政论

文章、听过他的一席谈话，许多人都得承认这个外貌文弱的四川读书人骨子里藏着

强韧的劲道……他敏锐地用严密的逻辑思维，深刻、周祥地探讨社会、政治问题。

大家都佩服他在答辩会上敏捷的反应，他善于捕捉提问者的中心论点，甚至能首先

理清问题中的模糊含混之处。”。他一九四七年生于北京，七岁随母到了四川。生

父系国民党起义军官，肃反时被镇压。七七年，全国恢复高考，胡平未被允参加报

名。七八年获准报考研究生，以该专业总分全国第一的优秀成绩被北京大学哲学系

研究生班录取。一九七八年至八零年间，胡平积极参与民主墙运动，在民刊《沃土

》上发表了长文“论言论自由”。其后，又投身北京大学自由竞选活动，被选为区

人民代表。这使中共当局极为恼怒。八一年毕业后，有两年之久未被分配工作。八

三年八月被分配到北京出版社任编辑，八五年七月转至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

所。这期间，参与了多种半民间丛书的编写工作，并受邀到过北京、武汉、重庆等

二十多个城市演讲。八七年元月赴美留学，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被中国大陆留学

生选为中国大陆留美学生政治学及国际关系学学会会长，并在此间加入民联。他对

民运理论研究殊有贡献，著作甚丰，其主要代表作有：《我国经济改革的哲学探讨

》、《哲学手札》、《给我一个支点》、《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中国民运反思

》等。

中共宣布开除胡平公职并吊销护照

胡平担任了“中国民联”主席之后，中共极为震怒。一九八八年三月十日，经过

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的于大海转达，胡平应中共驻纽约总领事馆之邀，前往该处会

谈，陪同胡平去的有丁楚、林樵清、郭城，但进入领馆后，领馆人员迅即将胡平与

其余三人分开，将胡平单独领入右侧一间会客室。在会客室与胡平谈话的是领事馆

负责教育的一等秘书袁义国与领事赵可斌。袁义国打开录音机，向胡平传达了其原

属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口信，口信要求胡平须在一周之内在报纸上公开声明退

出“中国民联”并辞去“中国民联”主席一职，否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要将他开除

，并将情况上报有关部门，吊销胡平的护照。在未作此公开声明之前，不准胡平回

国。胡平理所当然地当面拒绝了中共的无理要求。三月十七日下午，“中国民联”

在纽约唐人街举行记者招待会，在会上，胡平向记者公布了在总领事馆会谈的情况

并对中共当局的错误做法进行了批评。胡平认为：一、中共当局的这一做法完全是

错误的，是明显地滥用权力，是对公民权利的直接侵犯；二、这一做法是目前正在

进行的紧缩留学生政策的一部分，也是自去年以来反自由化运动的一部分；三、中

共常说留学生不要在海外说民主，要回去谈民主，但这次对胡平的处理充分表明，

不是留学生不愿回国，而是当局不准我们回国，不是留学生愿意留居外国，而是当

局迫使我们流亡海外；四、北京市社科院根本不曾接触过“中国民联”，它的决定

完全是基于中共有关领导的压力所致，整个决定实出于地地道道的“长官意识”；

五、胡平的基本政治主张，长期以来是一以贯之的，目前我们所要求的只不过是在

中国大陆实行最低度的民主，即言论、出版、新闻自由等，拒绝这些最起码的民主

要求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对之压制更是完全错误的；六、“中国民联”并不是简单

地提出反对四个坚持，而是提出从宪法中取消四个坚持的条文，其主要理由是宪法

不是党章，不能把要求共产党员的东西用来强行要求全体公民。这一主张是完全合

乎宪政精神的。退一步说，既使这个主张的内容是错的，但既然公民有权提议修宪

，这个主张因而也绝不会构成“反动”罪名；七、上海市公安局对“中国民联”是

“反动组织”的宣判是完全不合法的，因为作出这项判决全然未经任何法律程序—

—没有任何方面就“中国民联是反动组织”提出过起诉，没有传讯被告即“中国民

联”方面出庭，没有辩护律师，没有专门就此事举行过任何审判，因此，即便以大

陆现行法律来看，此一判决也是无效的。

三月十八日，在纽约出版的《世界日报》对此一事件作了详细报导。三月二十二

日，《中报》、《华侨日报》则发表了一则中新社北京十九日的电讯稿，说北京市

社会科学院已正式宣布开除胡平公职，取消其公费留学生资格，此一消息又在第二

天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正式刊出。三月二十四日，美国《纽约时报》以醒目的

版面发表了记者包德甫的长篇文章，就胡平被原单位开除和吊销护照一事进行分析

，谈到中共留学生政策的变化。同日的《洛杉矶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也以“中

国对持不同政见的留学生采取行动”为题，报道了此消息。《波士顿环球报》的记

者用电话采访了胡平并将其采访发表。在此期间，美国《时代》周刊、合众国际社

、美国之音广播电台以及香港、台湾的很多新闻媒介也都刊登了针对此事件的消息

和评论。

三月二十六日，《华侨日报》和《中报》刊登了总领事馆发言人何龙答记者问，

何龙说，胡平既然已被开除公职，故其所持公派护照作废，但胡平仍然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民。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既然仍认为胡平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又要将其

所持的公派护照作废，那么，将用什么文件证明他的公民身份呢？对此，胡平及一

些记者向总领事馆作了询问。领馆人员回答，胡平的公派护照已被吊销，但胡平可

申请改为其他护照。胡平又问：改换其他护照，依据的又是什么规定？所经的又是

什么程序？假如中国领馆将他的公派护照改为其他护照，那么，其他与胡平情况类

似者，是不是也可以更换护照呢？对这些问题，领馆人员回答，胡平是特例，其他

人不可以照办，继而又在胡平和记者的穷追猛打下表示由于不了解政策，不予答复

。

事实上，从胡平吊销护照这一事件上，充分暴露了中共的“人治”特色，即：肆

意侵犯公民权利，法不健全，有法不依或因人制法。

胡平被吊销护照前后，还发生了陈雷退出中国共产党事件。陈雷是美国德州农工

大学物理系学生，一九八七至一九八二年在合肥中国科技大学读书，毕业后进入上

海复旦大学研究生班，一九八四年来美。在他公开声明退党之后，即加入了中国民

联。

陈雷在“退党的公开信”(见《中国之春》第六十期)中，明确指出：“几件事使

我慢慢改变了对党的看法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信仰”，这包括：一、对八七学运

遭到镇压，他有十一个想不通；二、对杨巍，他提出十个质询；三、对留学生政策

、个人隐私权、宗教信仰等问题他都提出了同共产党相异的观点。

陈雷在中共对待《中国之春》(中国民联)的问题上特别写道：“我不知为何政府

对此要如此敏感。他们那些人无非是想做一个中国的反对党，许多思想是北京西单

墙的延续，至少是关心中国的人，而且不是一个暴力组织，为何政府不可以容纳它

呢？设想一下，假如中国有反对党的存在，那反右、文革这类错误就不可能会发生

。反对党、反对派的存在对一个国家起的是安定作用而不是破坏作用，这个事实在

许多国家都已得到证实。”

就“中国民联”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即被中共打为“反动组织”，所有的“中

国民联”成员的公民权利均被剥夺(当然包括他自己)，胡平提出了“权力先于是非

”的论断。他在一篇题名为“权利先于是非”的文章(见《中国之春》五十九期)里

说：“民主政治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权利先于是非。所谓权利先于是非，意

思是说，每个公民都有权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和平方式表达和提倡自己的

政治观点，不论这些观点本身正确与否。你可以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你可以用同样

的方式提出你的观点以及反对别人的观点，但是任何人，包括执政党、政府、都没

有权利去压制别人，不但是你不能去压制别人，当你见到有其他人、尤其是执政者

，试图利用强力去压制别人时，每一个公民都必须站出来反对，都必须坚持维护别

人的自由权利。只有在每一个公民权利得到切实保障的前提之下，相互之间的批评

讨论才能得以正常展开。政治主张的是非是一回事，自由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是另

一回事。我们必须首先考虑权利的保障问题，其次才考虑观点的是非问题。这就叫

作权利先于是非。”他还说：“当与相反的原则是‘是非先于权利’，你的主张合

我的意，我允许你说你做；你的主张不合我的意，我就禁止你说你做。按照这种原

则行事，我们将没有公民而只有顺民，没有独立思考而只有唯唯诺诺，没有对最高

权力的监督而只有当权者的无法无天，人民的政府将不是人民的公仆而变成人民的

太上皇。”作者又指出，对一个人权力的侵犯，就是对一切人权利的威胁，所以，

当权者必须学会保护“异端”的自由权利，而所谓“公民”，就是一个具有坚定的

权利观念的人。

胡平的具有深刻见地的思想，是刺向中共专制制度的锐利的匕首。

民联与《中国之春》的财务危机

胡平担任主席上任伊始，就遇到了一个头痛的问题：“中国民联”与《中国之春

》发生了严重的财务危急。

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七日，民联主席胡平、财务干事丁楚、前任主席王炳章、前任

财务干事林樵清，在纽约举行记者会，就民联财务告急一事，做了详细说明，并回

答了记者提出的各种问题。

王炳章说，《中国之春》杂志创刊五年，“中国民联”成立四年以来，我们在推

动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争取改善中国大陆人权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共对“中

国民联”和《中国之春》深恶痛绝，恨不得置之死地而后快。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

，中共当局在全国运用电视、电台和报纸，对中春和民联进行诋毁。中共当局还发

下文件，在全国各地大小单位传达。文件宣称《中国之春》为反动刊物，中国民联

为反动组织，并通令老百性不得与民联接触，不得阅读《中国之春》，凡接到中国

民联印刷品一律上交。与此同时，中共还成立专门机构，在国内清查民联人员。中

共当局对民联的围剿，说明民联的运动已对中国大陆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但并没有

阻扼大陆人民和留学生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最近，又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民联

。

但正当民联和大陆民主运动力量逐渐壮大之际，民联及中春的经费却出现了困难

，如不再及时解决，将危及《中国之春》的出刊及民联的组织的运作。

王炳章指出，过去，民联的经费来源有：(一)盟员费；(二)中春杂志出售费；(三

)有企业的民联成员的奉献；(四)各界捐款。但是，至八七年十月以后，民联所获得

的较大宗捐款显著减少。个中原因，我们推测，可能是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环境

下，某些捐款者顾及自己的利益不愿再继续捐款。捐款是自愿的，我们感谢过去各

界的捐款和对《中国之春》及“中国民联”的帮助。

王炳章还谈到解决民联财务问题民联总部所采取的应急措施，即：(一)紧急压缩

开支，包括裁减工作人员和招收义工；(二)开设中国之春基金会，公开招股，计划

是将《中国之春》的预算分为六百股，每股每月三十美元，呼吁广大读者能够认购

和承包中国之春基金会的股份，支援大陆民主运动。中国之春基金会是美国政府批

准的可获减税待遇的非牟利机构，认股可以减税。

胡平的发言谈到，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处于经济拮据的状态中，虽然《中国之春

》一再公开呼吁，经济困难始终未获缓解。为保证《中国之春》杂志中文版继续出

版，三月四日总部决定大批裁减工作人员，并将英文版暂时停刊。在未筹得足够款

项之前，总部和《中国之春》日常事务性工作主要以来义工维持。为长久打算，解

决我们经费问题，经民联常委会批准，成立经济开发委员会和筹款委员会，并任命

宗继详为经济开发委员会主任，林樵清为筹款委员会主任。

民联财务干事丁楚也谈到了总部的决定，他说，今后民联的募捐政策要开放，不

论国民党的钱还是共产党的钱，我们都拿，只要不带附加条件。民联与国民党的关

系今后应该正常化，不要再刻意避讳，连共产党都向国民党统战，愿意与国民党来

往，与国民党谈判，民联为什么不可？

民联的财务危急消息传开后，盟员都很着急，不少支部和小组召开了紧急会议，

很多盟员竭尽所能，向总部寄来捐款。如温哥华华侨谭纯，一人就寄了两千美元，

郭城个人承包中春六十股，到处推销中春。但小额捐款仍无法从根本上解除危急。

这期间，民联总部也试图用新的方法解决财务问题，如自办企业、开发商品等，

但均效果不彰。

由于经费问题，民联运作几乎陷于瘫痪。而《中国之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勉于维持，没有出现断期现象。

为了提高透明度和公信力，胡平一上台便对财务工作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他的

作法是公开银行帐号，对之不再保密，使任何捐钱的人都可以主动将款存在帐号上

。这样做就革除了过去帐目“黑箱作业”的状况，既做到为捐款人保密，又做到帐

目透明可查。同时他也拟定了办法将经费开支情况向盟内定期作出交代。

回顾这段艰难的日子，丁楚感慨良深，他在一篇文章里回忆道：“经济危机发生

在一九八八年的春天，那时候第三届总部刚刚开始。我当时是总部干事兼《中国之

春》经理，一上任就接了一个空荷包和一大堆帐单。我记得我主持的第一次办公室

会议就是宣布财务危机的消息。发不出工资，编辑部的所有工作人员都被迫遣散了

，只剩下我和薛伟打了三个月的义工。为了保证杂志不停刊，我们把杂志的页数从

九十六页减为八十页，彩色封面换成了单色封面，总部的所有成员都出动了，四处

找钱，《中国之春》的封里登满了鲜红的紧急呼吁：SOS。最令我感动的是，我每天

都收到一大把小额支票，大部分是盟员和留学生寄来的，几乎每一封信都写着：“

《中国之春》不能倒。”(见《中国之春》第一一六期)

这样的状况一直延续到五月份，捐款才渐恢复正常，“中国民联”和《中国之春

》终于重新振作起来。

肯塔基大学事件以及民联肯塔基支部

一九八八年十月一日，在美中地区的肯塔基大学，出现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

原来由中共控制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竟一分为二，变成了两个组织。他们

的中文名称是一样的，但英文名字却不同。一个是“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

DENTS AND SCHOLARS”(ACSS)，一个是“CHINESE STUDENT AND SCHOLAR ASSOCIAT

ION”(CSSA)。他们在这一天都举办了“国庆和中秋联欢会”，时间一个是在下午五

时，一个是在上午十时。表面上看内容也一样，都为庆祝中国大陆国庆和传统的中

秋佳节而举办，但仔细一观察，却发现两个组织的实质和气氛截然不同。

上午十时召开的“联欢会”是由CSSA主办，在农学院的一个礼堂举行，联欢会也

同时是CSSA 的成立会，会议显得又隆重又阔气，不仅食物丰富，还有电影“红高粱

”供大家观看。最惹眼的是，中共大使馆的二等秘书夏颖奇还携夫人亲临大会，会

上的一切开销都由中共使馆出钱。但奇怪的是，联欢会却充满了紧张的气氛，有不

少同学，显然是出于种种压力、非完全自愿来参加联欢的，故会议时时冷落，很少

听到欢声笑语。另一个下午五时由ACCS举办的“联欢会”，是在两间小教室举行的

，它没有CSSA阔气，但同学们却自带拿手好菜，自己动手做月饼，邀请了许多美国

朋友，气氛极其融洽，大家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中国人的节日。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局面呢？

事情还得从五月份说起。以前肯塔基大学和全美其他大学一样，只有一个“中国

学生学者联谊会”，它的英文名称为“FRIENDSHIP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

ENTS AND SCHOLARS ”(FACSS)，但是，大部分同学不满上届联谊会的负责人，因为

他们经常打学生的“小报告”，充当中共大使馆控制学生的工具。五月二十一日，

在改选的大会上，以多数选票选出了学生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任松林和中国民联的

公开成员吴方城为“联谊会”正副会长。中共使馆知道后大为震惊，宣布不能接受

这次选举结果，并派遣两名官员夏颖奇和俞肇基亲临肯大，妄图扼杀民选结果，并

于六月一日亲自主持并导演了一次重选，选出了中共首肯的学生为正副会长。一个

“联谊会”就这样出现了两个不同的选举来源的机构。肯塔基大学校方原来已经承

认了五月二十一日民选的任松林和吴方城为合法正副会长，后来迫于中共的压力，

重新宣布对两次的选举都不承认。任松林、吴方城一直据理力争，美国的舆论界也

给了他们很大的支持，英文的“LEXINGTON HERALD LEADER”、中文的“世界日报”

、《中国之春》、“少年中国晨报”、“国际日报”以及香港的《争鸣》、《九十

年代》等都发表新闻和文章，认为五月二十一日的选举是合法的，表示支持中国学

生反控制、争民主的斗争。学校当局为了化解矛盾，又提出要求两方会长改名分别

“注册”，任松林、吴方城表示不希望中国同学因此分裂，要求举办听证会，辩明

是非，缓解矛盾，进行沟通。但中共使馆怎么愿意和“中国民联”坐在一条板凳上

？他们的合理要求遭到中共使馆和官办联谊会的坚决拒绝。在这种原“联谊会”已

经名存实亡的情况下，八月底逢新学期开学，又来了许多大陆的新同学。任松林、

吴方城领导的“联谊会”积极帮助新同学安排住宿、交通接送等等，得到了大部分

新同学的赞赏。九月中旬，眼看中秋佳节和国庆已到，为了使肯大的中国同学能聚

首庆祝节日，任松林、吴方城以“联谊会”的原英文名称FACSS 名义出通知，在十

月一日下午五时举办“国庆、中秋迎新晚会”。中共使馆得知后，立即采取“对着

干”的行动，发出通知，宣布成立另外一个“联谊会”，以对抗、抵消任松林、吴

方城在下午五时的“联欢会”。一时之间，许多新生都摸不着底细，心中充满了疑

问。

十月一日上午，CSSA 举办的联欢会及成立大会正式召开，该会会长给每一个同学

发了一张申请表，并宣布了该会的领导成员，要求每一个大陆同学申请参加，但参

加者必须经过他们批准，入会后方可以享受优惠。同学们早知肯大发生过选举风波

，今天又出来一个新的“联谊会”，并且大使馆的夏颖奇亲自坐镇，感到疑问更多

。此时，化学系的吴芳芳以及其他一些同学在会上提出问题，说既然你这个“联谊

会”要求大家参加，那么就希望解答一下你会的背景和经费来源。CSSA的会长拒绝

回答这些问题，并无理地要求吴芳芳出去，顿时引起了许多同学的愤愤不平，其中

还发生了动手打人的粗暴行为。大使馆官员夏颖奇还辱骂提问的同学，当场记下提

问同学的姓名、国内工作单位和签证类别、护照号码。这是明显的欲对提问同学进

行政治迫害，马上引起了大家的公愤，两厢对垒，局面几乎不可收拾。在很多同学

指责下，CSSA 的会长只有溜之大吉。同学们围着夏颖奇，指责越来越尖锐，他们说

，为什么中共使馆要用国家的钱去支持少数人组成共产党式的联谊会来审判、控制

学生？为什么要同学们接受非民主选举的联谊会？为什么少数人就有权批准同学们

是否是“联谊会”的会员？问得夏颖奇理屈词穷，无以对答。

由于中共使馆及其官办的联谊会对民主的肆意践踏，肯大的中国大陆留学生更倒

向真正具有民主基础的以任松林、吴方城为正、副会长的ACSS联谊会了。

在肯塔基大学“联谊会”选举的问题上，中共使馆为什么不惜赤膊上阵进行干预

呢？我们且看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三日夏颖奇第四次来到肯塔基大学在一次会上和学

生的对话记录。

学生甲：请问你为什么支持一个不是大家选举产生的、没有代表性的组织？

夏颖奇：那我总得给个人……否则你说让我给谁？

学生乙：给大家选出来的人，任松林、吴方城！

夏颖奇：(沉下脸来)有意见到《中国之春》那儿提去，我不听。

学生丙：你对同学不一视同仁，支持一些人、打击一些人，你既然来征求意见，

我就给你提条意见吧。

夏颖奇：我不接受。

学生丙：好，你不接受，那么请你带给你的上级领导。

夏颖奇：我不带。

学生丙：为什么不带呢？

夏颖奇：因为你是《中国之春》的人。

学生乙：《中国之春》又怎么了？国民党过去杀了那么多的共产党，你们都还去

和他们握手，言欢、搞统战，“中春”一个共产党也没杀过，只是要民主，你们就

不容，公理何在？！

……

很明显，中共使馆在肯塔基大学的明目张胆和气急败坏的活动，其根本原因是畏

惧《中国之春》和“中国民联”在大陆学生中的感召力，企图通过打击、恐吓和压

制的办法阻碍《中国之春》和“中国民联”在大陆留学生中的影响和发展。

八八年十月十三日，肯塔基州的英文报纸LEXINGTON HERALD LEADER的记者杰米·

鲁克写了一篇文章，他称肯塔基大学“联谊会事件”是一次“平静的反叛”，说明

“中国的留学生要求更多的自由”。他的话是一语中的的。继肯塔基大学“联谊会

”事件不久，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在九月十九日也冲破了中共使馆的重重阻挠，

选举出具有真正民意的负责人，这些负责人虽然没有一个是“中春”的公开成员，

但其性质仍和肯塔基大学一样，首先是出于同学们对官办联谊会的不满——该会的

前任会长秉承中共使馆的旨意办事，监视同学的行动，打小报告，压制同学对民主

的要求。

肯塔基大学的ACSS“联谊会”是海外大陆留学生成立的第一个具有民主意义的不

受中共控制的学生自己的组织，它预示着一个必然的方向，即以选举人的意志为标

志的独立的方向。后来，民主浪潮的高涨，导致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

”(简称“学自联”)的成立。肯塔基大学的ACSS“联谊会”可以说是学自联的先声

及预示。

与此相关联的，是肯塔基大学民联支部的活动。肯塔基民联支部一直是“中国民

联”活动开展较好的一个支部，它的发展为“中国民联”的组织建设提供了宝贵的

经验。

肯塔基民联支部的前身是肯塔基民联联络站，成立于一九八六年。一开始只有两

个人，但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现在已经有了一支初具规模的队伍。它的人数已超

过当地中国大陆留学生、学者的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以上。

他们的经验是：

一、公开化是发展组织的关键。由于中共专制政权把民联打成“反动组织”，许

多中国大陆流学生、学者虽然心向民联、却不敢接近民联，这是民联组织发展局面

难以打开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肯塔基民联支部负责人吴方城在谈到这方面的感受时说：“一九八六年秋，民联

前主席在校演讲，我决定公开站出来主持会议。我首先向到会的观众简短地做了自

我介绍，理直气壮地说明了我的民联成员的身份与职务。与我的担心正相反，在‘

站出来’以后，原来的朋友非但没有减少，反而随着国内外民主运动的高涨，不少

新战友、新朋友来到了我的身边。与我相熟的友人，在短短几个月中增加了许多倍

，接着，他们之中一个又一个的人加入了‘中国民联’”。他认为：“事实证明，

只要敢于公开地站出来，亮明自己的旗帜，民联是不愁得不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

和拥护的。当然，对于一个盟员来说，公开还是不公开，首先要取决于本人的意愿

和客观条件是否许可。但作为一个组织，特别是一个民主组织，其是否有足够的透

明度，则事关重大，它关系到能否得到人们更多的支持，关系到能否更快的成长壮

大。公开化是发展组织的关键。可以想见，一个永远处于地下而又不与人接触的组

织是不可能有太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的。”

二、做留学生和学者的朋友，以自己的人格说话。吴方城认为，要想使人们成为

民联的朋友，进而加入民联，民联的成员就应首先成为大家的朋友，用自己的人格

去说话。抽象的中国民联是不存在的，它的形象具体地体现在我们每一个盟员，特

别是各级负责人的身上。

他还指出，一方面，中国民联从事的事业是崇高的，是得到中国人民普遍认同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能不看到，民联的形象，特别是部分民联领导人的形象

还不够好，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能让人们佩服，从他们身上所看到的民联不足以有凝

聚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民联仅仅有一个高尚的宗旨还远远不够，它还

需要有众多的道德水准高、民主素质好的盟员去为之奋斗。

民运组织和民运人士的道德水准及民主素质问题，可以说是由吴方城通过“肯塔

基支部经验”最先提出的。从“中国民联”过去和以后的发展历史及其他民运组织

和民运人士的状况来看，它确实是一个值得人们重视、深思和反省的问题。吴方城

后来还以道德问题为题目，继续阐明他的思想，写了不少文章，如“海外民运的道

德底线”等，对民运组织的队伍建设及民运人士的素质的提高，都起了振聋发馈的

作用。

三、伸出双手：搞民主不分先后。肯塔基支部再一条重要的经验是，搞民主不分

先后，“中国民联”的大门是向任何一个认同盟章的中国人敞开的。“中国民联”

不是一个排他性的秘密团体，也不是共产党式的所谓的“先锋队”，而是一个群众

性的民主组织，它要把凡认同民主原则，并愿中国最终实现民主制度的人团结到这

一旗帜之下，因此，它必须以最真诚的态度欢迎所有符合以上规定的人加入。在民

主队伍内部，不要搞论资排辈，不要搞名人专利，也不要动不动就指责别人的“个

人动机”。

民联总部高度重视“肯塔基支部经验”，曾数次召开会议，请肯塔基支部负责人

加以介绍，将之推广、发扬、丰富，以期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民联内部的组织建设、

提高盟员们的民主素质和政治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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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8 14:21 只看该作者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

第六部分曲折的道路

陈力 芦苇

首批大陆留学生访台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在台海两岸，发生了一件令人兴奋鼓舞的大事，中国大陆和

台湾相互隔绝了四十年，终于掀开了民间交流的新篇章，这就是首批大陆留学生组

团到台湾参观访问。这批大陆留学生的人选名单为：钱颖一(哈佛大学经济系博士候

选人)、裴敏欣(哈佛大学政治系博士候选人)、吴牟人(纽约市立大学语言分析哲学

系博士候选人)、徐邦泰(加州柏克莱大学东亚系研究生)、许成钢(哈佛大学经济系

博士候选人)。

中国大陆留学生访台的要求，最早是由哈佛大学就读的钱颖一在接受《联合报》

访问时提出，不久后，国民党海工会主任郑心元即表示，中华民国政府正在考虑邀

请留学生赴台参观。八八年六月，由推动此行最为出力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

盟”的主任委员马树礼出面，邀集赵少康、李胜峰等六位立委、教授访美，与美国

各地大陆留学生座谈，进一步直接地促成了他们访台的意愿。

访台时间从十二月二十日开始，至十二月二十九日结束，为期十天，由台湾民间

团体“团结自强协会”安排行程，其中包括团体及个人参观访问项目。访台的经费

，初定由大陆留学生自行负担。但后来，由于有相当多的基金会及民间团体主动表

示支持，他们亦接受了这些经济上的赞助。

对于大陆留学生访台一事，美国政府乐观其成，表示在返美的签证问题上，不会

有所为难。

首批大陆留学生组团赴台参观访问一事，同时也得到了中国大陆政府的认可。中

国大陆驻纽约领事馆主管留学生事务的参赞何龙表示，赞成大陆留学生去台湾访问

，留学生访台与海峡两岸的政策都不抵触，两岸民间交往是好事，对彼此都有益。

这些留学生访台回大陆后，他们不会因为这件事而受到任何影响。

在大陆，中新社和《人民日报》也相继登了简短的消息，中新社还公布了五位留

学生的名单。

在美国的各大华文报纸，如《世界日报》、《中报》、《华侨日报》等，都对首

批大陆留学生赴台一事作了肯定和赞同的评价。

访台大陆留学生之一徐邦泰，后来担任了民联联伟会主任。他一九七七年考入上

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在校读书期间，筹组了学生组织“四五新闻学会”，并被选为

会长，他在复旦大学的《大学生》杂志上，发表了“社会主义报刊民主与新闻法”

及“制定新闻法并非空想”等文章，鼓吹新闻自由。一九七九年，徐邦泰利用《大

学生》杂志，向学生发出了五百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三分之二的复旦大学的学

生不信仰共产主义，过半数以上的人认为特权是中国大陆最大的社会问题。这项行

动，也是在大陆进行的具有真实内涵的首次民意测验，故引起官方的震怒，使其调

查结果未能发表。八零年初，从未搞过直接选举的共产党，决定在区、县试行民主

选举。复旦新闻系的同学，认为这是推动政治民主化的难能可贵的好时机，于是推

选徐邦泰竞选上海宝山县人民代表。其实，徐邦泰已是一名共产党员，在中国大陆

的社会条件下，共产党员是要服从共产党的安排的。此次他以民选身分参加竞选，

自然会引起党组织的不快。一九八零年五月，他当上了上海市宝山县人民代表，这

也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民选代表。其后，中共官方又否定了八零年民选活动，认为参

选的都是一些“不乖”的人，徐邦泰自此惹上了麻烦。校方党委成立了专案小组，

审查他的“问题”。他被定为自由化份子，并开除党籍。大学毕业后，他四处奔波

求职，但一看到档案，便没人敢要。最后是由一家手表厂“收留”了他。徐邦泰在

无法施展抱负的情况下，开始申请到美国念书。一九八五年，他终于得到了批准，

在太平洋彼岸开始了新的生活。

另一位具有民联身分的访台大陆留学生吴牟人，和徐邦泰曲折多难的经历相比，

要显得顺利得多了。虽然他在中国大陆多次政治运动中，都较少波及，但他对共产

党的感触，却甚于许多受过伤害的人。少年的吴牟人就极关心政治，当亲友长辈谈

论政治问题时，他总是静坐一旁，仔细倾听。对光怪驳离的社会现象，他都要问个

“为什么”，加以深刻地思考和分析。他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里记下了他很多严

肃的思考和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愤怒。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就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

哲学研究所，是最年轻的研究生。其后来美国，并毅然加入了中国民联。他认为，

中国大陆的问题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大陆进行的轰轰烈烈的改革，始终控

制在共产党体制框架内，故对中国大陆起不了什么大作用。他说：“有些人不愿意

提政治改革，藉口是怕引起社会的不安，其实专制政权的存在才是大陆最不安定的

因素！”

这五位大陆留学生于十二月二十日抵达台湾中正机场，他们的访问，给两岸隔绝

的台湾社会带来无比的兴奋和激荡。《中国时报》在十二月二十日的社论中说：“

两岸分隔是历史的悲剧。就老一代而言，无论省籍，不分彼此，对于过去两岸的骨

肉分离、思乡情苦，莫不感到极大的悲哀……然而，就两岸新一代而言，彼此间多

了一份陌生之感，少了一份相思之情，加以两岸政、经、社会体制不同，新一代对

政治的认知，对社会的体验，对经济的观察，也都有所不同。是以今天大陆新一代

的留学生打前锋，首先来台访问参观，从两岸新一代交流的观点来看，其意义格外

重大。”

他们刚一踏出机门，就感受到台湾人民火一样的热情，许许多多的记者包围着他

们，镁光灯闪烁不停。当晚，“团结自强协会”设晚宴招待他们，出席招待会的有

该会理事长陈宝川、红十字会会长徐亨、中国人权协会理事长杭立武、台北市议员

郁慕明，气氛十分融洽，宾主尽欢。

自二十一日起，五位留学生就开始了他们紧张的参观、访问和实地考查的活动，

他们首先参观了台大、政大等大专院校。台湾报纸这样描述了参观的盛况：“五位

大陆留学生乘座的专车一到台大行政大楼，负责接待的台大研究生协会立即依计划

，‘两个干部护一人’，与大群摄影机和记者展开了‘保卫战’。专门抵达学生活

动中心后，整栋二层楼挤满了要看‘大陆人’的台大学生。”二十三日，他们访问

了秀朗小学，受到了小学生的热烈欢迎，当天的新闻又这样写到：“……参观教室

时，裴敏欣一时兴起，上台作了五分钟的‘代理老师’，教导学生简体字与繁体字

的差别，小朋友兴趣盎然。而钱颖一在课堂上也问小朋友：‘一匹马掉进十一尺的

坑里，它每次可跳高二尺，几次可跳出坑外？’小朋友齐声答道：‘永远也跳不出

来！’在场人士大笑，徐邦泰也竖起了大拇指说：‘台湾的小学生不是盖的！’”

另外一则新闻更加有趣，十二月二十日，五位留学生前往清大参观，“他们来到台

湾大学女学生宿舍门前，不明白为何要挂‘男宾止步’的牌子？钱颖一不解地说：

‘大陆是不挂男宾止步的，而且男生还可以随时光临，并未设防。’在好奇心地驱

使下，他要求参观女生宿舍……当然，没有事先通报。在交谊厅看电视的女生，见

五个大男生，还有六十多名记者闯进，此惊不小，慌忙警怯地问：‘你们是谁？’

问明来意，女生们的热情自然流露，欢迎不速之客。轻扣门扉后，他们还欣赏了‘

闺房’，对宿舍中的缤纷五彩的晾衣场，分外感兴趣，并掏出相机留影。”

五位大陆留学生此次访台急于想要看到和了解的是台湾自“解禁”以后是怎样实

行民主的，它能否达到目标？遇到了怎样的困难和阻力？会给大陆社会的前途带来

什么样的借鉴？吴牟人说：“我们五人都是独立的知识分子，我们深切地盼望能看

到真正的台湾，说出我们的良知和真正想说的话。”带着这个目的，他们参观访问

了大专院校、研究所、农村、工厂、博物馆、新闻学术机构、以至立法院、政界高

层人士和民进党人士。虽然时间短促，但可以说工、农、商、学、政，无所不包。

对于台湾的新闻自由，五位留学生都有深刻的感受。徐邦泰说：“台湾的新闻界

，非常有活力，这和大陆截然不同。大陆的新闻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不能越雷池

半步。而台湾却不受任何束缚。台湾的记者真厉害，尤其是女记者。”吴牟人说：

“来台访问这几天，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台湾新闻界的竞争与活力。在民主社会，

新闻自由与民主政治被视为理所当然、相辅相成的两个环节，而在大陆的专制体制

下，枪杆子与笔杆子却成了维护政权的两大工具。”

他们在访问了台湾的各大专院校后，通过了解学生团体的发展现况，也充分感到

了校园的民主气息。徐邦泰说：“台大给我的印象是社会活动相当活跃，我还收到

了好多学生自办的报纸和刊物，也看到了许多‘大字报’，在参加座谈会时，大家

意见不一致，甚至在客人面前争辩起来，这更令我印象深刻。”

他们在农村访问时，对台湾土地改革的模式作了较深入的调查，进而和大陆的土

地改革作了比较。他们说，大陆土地改革是耕者“种”其田，台湾则是耕者“有”

其田，一字之差，结果截然不同。裴敏欣、钱颖一对台湾进行土地改革能够和平而

不流血，深表惊讶。他们问：改革之初是否有地主的阻力？如何解决的？土地改革

馆教务的组长谢智容向他们作了详细介绍。他说：“早期台湾搞政治的人都是些有

钱的大地主，他们均以身作则地配合政府的政策。同时，台湾吸取了日本补偿地主

发放现金的办法，改采七成实物债券，搭配三四成大公司股票的方式，使地主所获

补偿不受通货膨胀影响，无形中化解了不小阻力。”五位留学生均感叹道：“这么

好的制度，为什么以前不在大陆实施？”在回顾大陆的土地改革时，徐邦泰认为：

大陆的土地改革相当失败。若说国民党当年因土地问题丢了大陆，却也因土地改革

而创造了台湾奇迹。共产党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号召取得了政权，去也因

土地改革的失败，而产生了很多问题。

对台湾四十年来所创造的经济奇迹，五位留学生也都深为佩服。台湾经济为什么

会这么繁荣？他们一致得出的结论是：台湾自由的市场经济是创造奇迹的主要原因

。

此外，五位留学生还加深了对台湾民主政治的理解。二十三日，他们至立法院参

观，出乎意料的，他们的到来竟遭到了一些立委的“流弹袭击”，民进党某立委指

骂五位留学生来台是被执政党“当成猴戏耍”，进而引起执政党立委的不满，纷纷

上台发言，批驳民进党某立委的观点。对此，吴牟人表示：“我没有被执政党当猴

戏耍的感觉。”其他几位留学生也说民主权利人人享有，我们来到台湾，也可以有

说话的基本人权，别人如果不同意，尽可以加以批评，但不应加以指责。”

当天，他们还与立法院代院长刘阔才会面，并对若干问题交换了意见。徐邦泰说

：“看来担任民主社会的议长似乎很不轻松。”引起了刘院长的一阵苦笑。徐邦泰

说：“在大陆，‘人民代表’是公认的最轻松的工作，是一个不用动脑筋的举手机

器。在民主社会，才感到议员、议长是最难作也最难当的。”

吴牟人、徐邦泰还拜会了民进党主席黄信介，双方就台海两岸的政治问题交换了

意见。

总之，在十天的对台访问中，五位大陆留学生都深切地感到，台湾尽管在目前，

还存在着种种缺陷和不足，但在这片土地上，民主的种子已播下，并开始茁壮成长

了。他们期望的是，台湾的经验能够在大陆登岸，进而影响大陆，成为大陆政治体

制向民主演进有力的催化剂。

另外，这五位大陆留学生还参加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座谈会，在会上，他们就海峡

两岸问题、民主问题、独统问题、大陆的经济改革问题都畅述了自己的观念。他们

表示，大陆和台湾的统一应该在什么条件下进行呢？首先政治上应该民主，经济上

应该采取市场制度。而这两条，台湾都是具备的，不具备的是大陆。所以，希望台

湾在政治经济上能产生示范作用。

时间过得真快！短短十天的访问，转眼就过去了，在惜惜离别之际，吴牟人在他

的日记里写下了这么一首诗：

聚……

只不过是生命历程中，

命定的结合，

散……

只不过是生命历程里，

缘尽后无可奈何的分手。

只要人们相信，

聚不是开始，散也不是结束，

那么真正值得在记忆里铭刻的

该是聚也依依，散也依依。

十二月二十九日，五位大陆留学生乘机返美。

五位大陆留学生的赴台访问，自此打开了大陆和台湾在民间团体互访的大门。这

之后，又先后有不少组团的或个别的大陆留学生前往台湾访问。

对于赴台访问的大陆留学生，一位台湾作家有过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她称他们

是“安静的火种”。是的，通过访问和实际的考查，使大陆留学生进一步认清了两

种社会制度的孰优孰劣，中国大陆的病根在哪里？作为一个深具忧患意识的中国人

，我们应该怎么办？火种在思想深处安静地燃烧，总有一天，它会迸发出来，把智

慧的光芒带回他们的故乡——中国大陆。

罢王风波

但是，就在中国大陆和海外的民运事业正如火种一般迅速燃烧、蔓延之际，“中

国民联”又经历了一次大曲折——严重的内部纷争终于导致了一场“罢王(炳章)风

波”，使民联陷于危机之中。

“罢王风波”发生在八九年一月召开的“三方联席会议”(即总部、联委、监委)

，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矛盾的种子，早在很久之前就种下了。究其原因，大

约有三条：

一、长久以来，不少盟员存在着对王炳章领导作风的意见，认为他在政治运作上

缺乏民主化、透明化和公开化，特别是对他在担任主席期间的财务制度的“黑箱作

业”深为不满。

二、在人事纠纷上，出现了“倒薛”和“倒王”两方互动的斗争。在民联的核心

中，就“资格”而言，大概只有薛伟可以和王炳章相匹了，王炳章的盟员证是一号

，薛伟是二号。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薛伟成了王炳章意欲清除的对象(连薛伟本人

也不清楚)，胡平接任主席以后，王炳章多次向胡平和丁楚提出，要专门讨论薛伟“

国民党特务”的嫌疑问题，要求对薛伟进行组织处理。但他的意见未得到胡平和丁

楚的响应。之后，林樵清又找薛伟密谈，希望薛伟不要参加“四大”，被薛伟拒绝

。最后，由副主席柯力思出面，写了一份要求处理薛伟的材料，内含很多臆造的人

身攻击的指控。薛伟终于被激怒了，他把证明自己无辜的材料向全盟散发，并在公

开场合下对王炳章、柯力思进行了反击，以至使他们之间的冲突变成了“三方联席

会议”的直接的导火线。

三、另一个原因是王炳章开了一家保险公司和专办政治庇护的DW&C公司，引起了

盟内的不满。DW&C政治庇护公司，收费未请律师；而保险公司打着民运的旗号，发

动盟员买保险，却又未按原定比例把钱交给民联。有人认为有诈财的嫌疑，要求对

这两个公司进行调查和清算，其中最积极的推动者是常委余丛，而钱达、黄奔、莫

逢杰、吴方城以及主持财务的林心声、丁楚也表示支持。

当然，在他们中间，也有人持另外一种观点，一些人要左右开弓，既反对王炳章

大搞神秘化的“专制主义”，也反对胡平不重视组织工作的“取消主义”，持此观

点的以常委呼延民为代表。

这样，一个反对王炳章的力量就组合形成了。

最矛盾的是主席胡平，他本来不想挑开矛盾，但是，盟内的纷争又那么激烈，总需

要一个正当的途径来加以解决。最后，他还是下了决心同意开会。他给会议确定的

宗旨是：提供一个正当的途径解决纷争，交换意见，化解误会，会议录音整理，发

至全盟，让盟员自去辨别是非曲直，对人和事不作结论，不作组织处理。同时，他

觉得把常委、监委从各地召到一起来不容易，因此建议除解决盟内的矛盾外，另加

两个议程：一是总结过去一年的工作，二是讨论民主运动的形势，规划未来一年的

战略策略。

会期原定在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后因王炳章有家事，延期至八九年一月

七日召开，地点在纽约《中国之春》编辑部。

会议其实对人员并没有设限，“会议通知”夹在民联的内部刊物《民运记事》里

，发至每个联络站，唯一的要求就是由于经费紧张，凡愿意来参加会议者，自己掏

钱。在参会人员问题上，也曾发生过一些风波，一是副主席柯力思没有到会，这事

被后来一些人宣传为“阴谋”，其实并非如此。当时柯力思在法国，他在开会前三

天给丁楚打电话请假说：因为圣诞节邮件多，他十一天才收到信，现在订机票又遇

到机场工人罢工，已经来不及了。另一件事是主席胡平曾力劝杨怀安和杨漫克不要

参加会议。因为他们二人都曾被王炳章“整肃”过，胡平劝他们不要来，其实用心

良苦，是希望会议尽量少一点反王的“火力”，不要使事态扩大、矛盾升级。但胡

平却为此付出了代价。会议的第一天，既一月七日晚上，与会者聚集在丁楚家里，

主要是批评胡平，问他为什么在此时调走了柯力思？为何拿的工资比王炳章高？为

什么……？刚好在此时，杨漫克来到了丁楚家，问题又集中在一个焦点上：为什么

不准杨漫克参加会议？为何要剥夺他的权利？几门大炮，轰得胡平有苦难言。杨漫

克显然不希望再为他的事争论下去，他主动提出，为了不给胡平添麻烦，第二天将

不来开会。

第二天，会议正式开始。到会者三十余人，还有不少纽约的盟员前来旁听。会议

确实充满了火药味，其中还出现过两次骚动：一是吴方城、钱达提出修改议程，将

原来“向总部质询”的第三项议程提前为第二项，放在“讨论形势，规划战略”之

前。胡平表示反对，遂引起争论，最后付诸表决，同意了吴、钱的提案。另一次是

在会议进行中，杨漫克突然出现在会场，余丛、吴方城坚持认为他有参加会议的权

利，而胡平则希望他遵守昨天的诺言。丁楚提议表决，而杨则在表决前自动退出会

场。除此之外，整个会议基本无人违规，唯一超过十分钟发言的，是王炳章对批评

的答辩(经主席批准)。而对王炳章的批评，总的来说，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政治

运作中的问题；二是财务问题；三是打着民运的旗号所办的两个公司的问题。会议

正要结束之际，忽然传来为迎接杨巍出狱而派赴大陆的三位盟员汤光中、黄奔、黄

汉被中共拘留的消息，一时间，群情激愤，吴方城、余丛、唐婕等立即报名，要求

回国闯关，非向中共争到探望杨巍的权利不可。晚八时，总部又收到黄奔(此时已被

中共释放)从香港打来的电话，说，中共拘捕他们的理由是他们带了《中国之春》的

“反动刊物”和王炳章的“反动信件”入境。这回胡平生气了，因为胡平曾再三交

代，除了迎接杨巍出狱外，不可再做任何让中共抓到“把柄”的事，而现在出现的

节外生枝，显然都是王炳章背着他所作的。在胡平的质问下，王炳章只好承认了。

这无疑是火上交油，把“倒王”又推向了一个高潮。

当天晚上，与会者都散去了，只留有胡平和杨巍的妻子车少莉，在编辑部给杨巍

打电话。杨巍没有按时出狱(后经证实，他出狱的时间被中共推迟了数小时)，他的

母亲回了电话，她说：“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导，你们派来的人被捕是因为他们

带有《中国之春》杂志和王炳章的亲笔信。求求你们为杨巍着想，不要再带什么慰

问信了。”胡平心情十分沉重，这次行动，他考虑过所有可能发生的后果，他认为

，无论中共采取什么行动，民联都可以在道义上得到分。但现在，他却没有料到，

由于王炳章背着他的动作，不仅使民联道义上失分，也使杨巍和他的亲属又一次陷

入险境之中。

胡平和车少莉打完电话又来到丁楚家，不少与会者正聚在那儿，一听到情况，顿

时象炸了锅。他们打电话给监委主任薛伟。十分钟后，薛伟赶到，他一进门就愤怒

地大吼：“这件事监委要追查、要处分，拿着盟员的生命当儿戏，不能严肃处理怎

么行？”人们一致要求把王炳章叫来质问。二十分钟后，王炳章到了。一发发“炮

弹”猛烈地向王炳章轰来，但王炳章不承认拘捕汤光中等是由于携带《中国之春》

和他的信的结果，这更引起了大家的愤怒，于是程铁军、吴方城等起草了一个弹劾

建议，当场就有十五个人在上面签了字。此后，胡平和余丛又和王炳章谈了很长时

间，希望王炳章能有诸葛亮失街亭自贬三级的作风，主动辞职，这种大度的作风，

一是有助于平息盟员的不满，二是提倡一种敢于负责、敢于认错的精神。王炳章若

有所思，答应回去考虑一下，明天给大家一个答复。

第二天十二点钟，王炳章来到编辑部，大家早聚在那儿等他了，在会上，他说：

“我早上起来，就向上帝祈祷了，上帝给我一个启示，我现在受到一批小人的陷害

。我有如在这里受小人的审判，还不如回国去受中共的审判。”说罢转身就走。王

炳章的发言，一时把大家都弄懵了，许多人愤怒非常，胡平、姚月谦、杨农、郭城

等人纷纷在弹劾书上签了名。林樵清、唐婕等却又十分同情王炳章，唐婕甚至嚎啕

大哭起来。

这时，胡平和林樵清一起去劝王炳章辞职，王说考虑一下，遂把自己关在一间办

公室内。过了一会，他出来了，向大家宣读了他的三点建议：一、他不再履行常委

职责；二、他不再参加民联任何活动；三、他不参加“四大”，让王炳章的名字在

社会上自动消失。丁楚、呼延民等觉得这个方案可以接受。但吴方城、余丛、郭城

、林心声却不赞成，认为既不是辞职，又不履行职责，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为

今后翻案埋下伏线？王炳章解释说，他是不愿为此事引起更大的震动，他愿为盟内

的团结作出牺牲。这话引起了胡平的反感，他问王炳章：你一口一口顾全大局，似

乎你为民主作出多大牺牲似的。承认错误就是委屈你了吗？大家对你的处分不仅只

是为了杨巍的事，弹劾书写了，还有“一系列错误”，包括DW&C公司和保险公司。

你借这个台阶，引咎辞职，不是很主动吗？他提议，首先劝王辞职，若王不愿意，

就将接受弹劾，通过罢免程序。如果罢免通不过，说明民联缺乏起码的是非观念，

那么，他将退盟。胡平说完，王炳章未答一言，即离场而去。

鉴于当时民联一些常委、监委都未到会，遂决定把罢王案的投票延至在二十日以

内，即一月二十九日截止。

在这二十天内，“罢王”和“拥王”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每一个有权利投票的

常委、监委，都成了争夺的对象。

按照中国民联章程，罢免一名常委需经常委会和监委会过半数票赞成方能通过。

一月十四日前，监委会的多数“罢王”票已经形成，七名监委中，薛伟、万宝、杨

先智、童菁已投了赞成票，而常委也有四票赞成，即：胡平、余丛、姚月谦、呼延

民。

常委中沙林休假，联系不上，柯力思和林樵清投了反对罢免票，剩下最关键的一

票，就是张侠了。一月十五日夜，张侠向监委主任薛伟来电，通知他：她赞成罢免

，由于人不在纽约，票随后寄来。这样，实际“罢王案”业已形成。

可是一天后，张侠又忽然改变初衷，提了另一个建议：即成立一个中性调查组，

然后再举行罢免王的投票。

她的建议被否决。因为大家觉得，在选举过程中，票是神圣的，票一旦投入票箱

，就不能再更动。至于张侠的建议，仍有合理的因素，但只能在完成“罢王”程序

以后才能进行。

一月十九日，张侠打电话给胡平，宣布退盟，并称不要再将她的票计算在常委的

票数内。这样，常委的总票数就成了偶数，这也是造成后来更大风波的一个重要原

因。

这时，许多人又转回头来采取了对王炳章的“劝退”的办法，但遭到王炳章的坚

拒。“拥王”和“罢王”之间的缓和的路已被完全堵死。

与此同时，纽约的各家华文报纸也展开了一场笔战。最早的文章是张侠写的，她

建议成立一个中性的调查组，先调查王炳章的问题，再行罢免程序，该文登于一月

十六日的《时报周刊》，参加赴上海迎接杨巍出狱被拘留后又释放返回纽约的汤光

中，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唐婕以《中国之春》记者(并为受《中国之春》委派)

参加了会议，她将民联的内部斗争公布于世，汤光中在会上还透露了一个令人震惊

的“消息”，他说他在上海时，杨巍的亲人曾亲口对他说过，中共对待民联的策略

是“拥胡倒王”，使举座哗然。但数天后，杨巍的妻子车少莉发表声明，说她已向

杨巍的亲人核实，没有人说过“拥胡倒王”的话。

自汤光中记者会后，“拥王”和“罢王”两派把笔战拉到社会的新闻媒体上，主

要战场是纽约的《美东时报》，也有一些文章发表在《时报周刊》、香港的《争鸣

》和台湾的一些报纸、杂志上。而且愈演愈烈，甚至挟有人身攻击，一些文章和广

告直接指控某人是“中共特务”等。面对这种情况，胡平向全盟呼吁，希望双方停

止攻击，即便写文章，也要签署真名，以示负责。但没有得到“拥王”派的响应。

一月二十九日以后，“罢王”派单方面停火，以避免事态的继续扩大。

一月二十七日，双方再次展开协调行动，常委呼延民和王炳章进行会商，一月二

十八日中午，达成协议，即由王炳章作自我检讨并自请停职。方案由呼延民起草，

胡平表示接受。可是事后王又不按协议办，拒不交出检讨。一月二十九日，时限已

到，民联常委会、监委会发布罢免王炳章公告。监委会以五票赞成，一票反对，一

票弃权通过，常委以四票赞成，三票反对，一票弃权，也宣布通过。

民联监委、常委会公告公布以后，引起了盟内极大的反弹，常委沙林在过了投票

截止日期之后，来到纽约，称他反对罢免，并与林樵清、杨农、唐婕等人在《世界

日报》、《美东时报》刊登广告，声明罢免无效，他们的理由是：根据罢免法，常

委只有四票，未过半数。于是，双方又展开了一场有关章程和程序的争论。

按照民联的章程规定，监委会具有对章程的法定的解释权。一月三十日，民联监

委会发出通知，宣布罢免王炳章符合章程。理由是：根据民联总章程二十二条规定

，在双方票数相等的表决中，主席的一票具有裁决权。总章程是母法，而罢免法是

子法，在遇到特殊情况，没有明确规定时，子法应服从母法。

两种不同的观点，造成了民联的分裂，内布拉斯加、芝加哥、香港、澳洲等支部

发表声明，宣布罢王无效，而肯塔基、洛杉矶、华盛顿、日本等支部又宣布支持罢

王的决议。

二月四日，由“罢王”引起的风波又对民联造成了进一步的震荡。这天是星期六

，民联纽约支部原定在编辑部召开新春茶话会，并讨论三月二十九日魏京生被捕十

周年应采取的行动。纽约支部当时没有主任委员，由常委呼延民代管。当天到会的

盟员共有二十五人，会议一开始，就偏离了事先预订的议题，而转到对王炳章罢免

的争论上来，其时，呼延民要忙着去打工，把会议交给副主任委员梁云主持，但他

人刚走，林樵清就提议支部改选。在一场匆忙的选举中，李达当选为主任委员，郑

为民、唐婕当选为副主任委员、接着，郑为民宣读了事先写好的“纽约支部关于罢

免王炳章无效的声明”，得到了通过。春节前夕，“拥王”派又进一步采取行动，

利用林樵清是总部租房契约签订人的方便，占领了总部住房——包括当时在总部住

房的全部重要机密档案。二月八日，由于王炳章对罢免不服，遂向监委会上诉。他

的这一举动，得到了总部的好评，认为他的上诉，表明了他还是愿意回到规章和程

序上来解决纷争的，监委会立即成立了一个由钱达、黄奔、林心声、陈力组成的小

组，重新复查王炳章的问题以及罢王的程序是否合法。与此同时，纽约侨界一些友

好人士，如徐松林、李东渤、刘添财等，也自愿热心参与协调，以图化解民运内部

的矛盾。

二月十八、十九、二十日，调查组分别见到双方的主要成员，拟出了调查提纲，

并提出双方各让一步，就其自己的错误作自我批评，向全盟认错。对此，王炳章立

即表示同意，为了弥补伤痕，胡平还提议成立“民主战略研究小组”，胡平任组长

，王炳章、丁楚任副组长。此时，中国大陆发生了三十三人签名的公开信，要求释

放魏京生，一个新的民运高潮已经到来。在这一派令人鼓舞的形势下，很多盟员都

希望这场纷争能尽快平息，郭城、李达等二十四名观点相异的盟友联名呼吁，停止

内战，以战斗的姿态投入中国大陆民运高潮中去，得到了一致的响应。形势似乎正

在好转。但殊不知情形并非如此，早在二月十七日，即调查组分别与双方主要成员

沟通协调之前，甫由巴黎来到纽约的副主席柯力思，便以“财务监督”的名义，私

自提走了《中国之春》的大部分存款七万五千美元，二月二十一日，又提走了剩余

的三千七百美元，并关闭了帐户。而《中国之春》的经理及总部的财务干事林心声

，是在二十二日去银行存款，才得到此消息的。一时之间，舆论大哗。已经逐渐好

转的形势再度恶化下去。二十四日，柯力思发表声明，提出提款的三条理由：一、

总部滥用钱打内战；二、某人有卷款潜逃的嫌疑；三、总部运作已经瘫痪，将用这

一笔钱召开“四大”。柯力思将提出来的钱，存入私人帐号，同时宣布：“纽约支

部”的李达、唐兴、许一鸣为管理这笔钱的监督小组成员。一时间，总部和《中国

之春》杂志又陷入了经济危机之中，许多支部纷纷出动，紧急募捐，仅洛杉矶支部

就捐出了二千五百美元，支援总部和杂志。在此艰难的条件下，总部和编辑部的人

员又只有靠打义工维持，他们克服各种困难，使《中国之春》第七十一期照常出刊

。

紧接着，王炳章又通知电话公司，切断了《中国之春》编辑部的电话——因为电

话曾是以他的名义安装的，使民联总部和各分、支部的联络中断，总部运作近于瘫

痪。

又经过了十多天反反复复的谈判，仍无所进展，胡平终于忍无可忍地作出了罢免

柯力思副主席职务的决定，又以常委和监委的多数票，罢免了他的常委的职务，另

补丁楚、车少莉为民联常委，最后，监委又以多数票通过了开除王炳章、柯力思盟

籍的决定，同时并对柯力思转移公款一案向法院起诉。

三月九日，王炳章、柯力思以及“财务监督小组”的李达、唐兴、许一鸣分别收

到了传票。法院在此之前已下达禁止令，禁止王炳章等以“中国民联”的名义活动

，后来经过判决，要求柯力思在限定的时间内将钱全部退还，并提前半年召开“四

大”。

而在三月六日，“拥王”派就已开始以总部名义下达召开“四大”的文件，并称

已获得二十一名委员的认同。三月三十一日，王炳章、柯力思等召开会议，四月一

日，命名此次为“中国民联紧急大会”，四月二日，改称为“中国民主党成立大会

”，并宣布“中国民主党”正式成立。

其间，在人事纠葛上又出现了一些变化，如民联常委呼延民，称因鉴于“民联紧

急大会”的代表性，参加了该会议，数日后，他向胡平提出辞呈，自动辞去其民联

常委职务，得到了总部的同意。

“中国民主党”成立后，大部份党员都有双重身份，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召

开的民联“四大”，以六十九票对十一票的表决，通过了张卓之、余丛等人的议案

，即将民主党与民联从组织上分开，具有组织的双重身份者，需在三个月内选择，

或者为“民主党”党员退出“民联”，或者保持“民联”盟员身份而退出“民主党

”。

事隔两年，即在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召开的“民联五大”上，大会又通过了一个

与“四大”相反的中止盟党(民联和民主党)分家案，该提案认为：“四大”作出的

盟党分家案，是一个特殊历史情况下为结束内部纷争的产物，“罢王”曾对民联带

来过沉重的创伤。现在，时间已愈合了这一创伤，欢迎所有因“罢王风波”和“四

大”后离开民联的盟员都回到盟内，本着“联合、团结、和解”的精神，为中国的

民主事业共同奋斗。议案通过之后，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一个压在民

联头上两年多的包袱，终于得到了化解。

这之后，有不少人又重新归队，唯觉遗憾的是，如王炳章、柯力思、林樵清、沙

林、张侠等原民联的骨干成员，却由于“罢王风波”所引起的创痛，一直未再回到

盟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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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8 14:21 只看该作者

第七部分“搞民主要优雅一点”

陈力 芦苇

陈军：优雅的民主战士

一九八九年二月，北京发生了一件轰动世界的签名事件。——这就是由北岛、邵

燕祥、牛汉、老木、吴祖光、李陀、冰心、宗璞、张洁、吴祖湘、汤一介、乐黛云

、张岱年、黄子平、陈平原、严文井、刘东、冯亦代、萧乾、苏晓康、金观涛、刘

青峰、李泽厚、庞朴、朱伟、王焱、包遵信、田壮壮、王克、高皋、苏绍智、王若

水、陈军等三十三人共同署名的致人大常委会、中共中央的“公开信”。

“公开信”全文是：“我们得悉方励之先生于八九年一月六日致邓小平的公开信

后，深表关切。我们认为，在建国四十周年和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实行大赦，特

别是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将会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的和谐气氛，同时也符合当今

世界日益尊重人权的普遍潮流。”“公开信”的日期是：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三日。

三十三人，绝大多数是著名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这种以写“公开信”征求

签名并向共产党大胆表示异见的方式，出现在声隆名重的重量级的知识分子群中，

对中国大陆来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它标志着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觉醒，也显示

了他们开始尝试用一种联合和谏言的形式向中共的专制政权进行抗争。

这一事件的组织者和发起者之一，就是一名当时和中国民联关系极为密切并在后

来加入了中国民联的人——他的名字叫陈军。

陈军，人们都称他是一个“年青的老民运人士”。他生于一九五八年，上海人。

由于家庭出身于“历史反革命”，从幼年起，就饱受磨难，逆境使他过早地成熟了

，二十岁那年，即一九七八年，他就结识了当时活跃在上海的一群民运人士——如

傅申奇、张汝隽、宦国苍等，他家里成为民运人士集会的地点，并负责编辑和刻印

了一个地下民运刊物——《民主之声》。同时写出了十七万字的大部头哲学著作“

论真理”。一九七九年，他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在校期间，成为学生社团“

迥声社”的招集人。有一次，他联合六所大学的学生举行了一次“中国的改革现状

与展望”的讨论会，上海市委嗅出味道不对，意欲阻止，但机智的陈军临时改变会

场，使讨论会得以顺利召开。事后，上海市委为此专发了文件，指出了陈军的活动

，并告诫各大专院校，要警惕在学生中正在形成的持不同政见者。上海市委并将此

事报知教育部，教育部又报给中宣部，中宣部点名指出：陈军这个人能量大得很，

要特别注意他的活动。一九八三年，陈军和美国公民结婚，移民至美。当他看到“

中国民联”主办的《中国之春》杂志后，遂与“中国民联”负责人王炳章联络。八

三年，他作了三个月的《中国之春》特别记者，以“陈洪林”的笔名，采访了美国

著名华裔学者陈香梅、许倬云等人，写了一些文章。与此同时，和“中国民联”结

下了良好的友谊。

一九八七年，由于陈军的女朋友Janny Hotdaway在中国大陆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

作，陈军遂决定和她一起返国。他先到达上海，开了一家“可可树酒巴”，一个星

期后，又在北京开了一家“捷捷酒巴”。陈军原回国的愿望并不在政治，因为他此

时的兴趣已大部分转移到哲学、文学和作生意上，所以他非常小心谨慎，尽量避免

揭露中共和政府。但他不想碰“政治”，“政治”却偏偏来找他。由于他是有“前

科”的人，他一到达上海，便受到了上海市公安局的注意，甚至盯梢。一九八八年

二月，一个曾经是陈军的“朋友”的人，从陈军那里拿走了王炳章给他的三封信，

随后，他又告发公安局说陈军在黑市以美金交换人民币，一直意欲找陈军麻烦却苦

于没有借口的上海市公安局，顿时喜出望外，他们遂以此理由拘留了陈军，当然他

们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交易外币的行为，而是陈军的政治活动。在审讯的过程中，

陈军发现，上海市公安局对他的问题了如指掌。陈军在一次接受访问时说道：“大

陆安全部门对我在美国的情况，比我自己还熟悉。举两个例子，我在美国时曾采访

过许倬云教授。他们问到此事而我却忘了许教授的名字，他们就开玩笑地说：‘怎

么你连许倬云都忘了。’还有一次我去访问陈香梅，由于时间已久，不太记得当时

的情景，但他们却可以说出，我与何人同往，而且还摄影留念。”陈军的被拘留过

程，是时抓时放，反复几次，后来他不耐烦了，曾经质问过他们，要求对事情有一

个明确的交代，但公安局却一直拖着。陈军问：我到底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公

安局的回答也很巧妙：如果你把你所有做得不对的地方都告诉我们，我就会说出你

什么地方不对。一九八八年底，他终于获得了“取保候审”。由于中共对他的拘留

，使他明白了，过去不想再介入“政治”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他遂决定再次踏上民

主的征途。一九八九年初，他到了北京，经营“捷捷酒巴”去了。

“捷捷酒巴”生意作得很成功，这家酒巴，既可以作酒巴，又可以开画廊，不少

现代派的美术作品在这里展览、出售。陈军还自己对酒巴的装璜进行设计，使其店

面在中国大陆一派单调灰暗的背景中，显示了突出的个性和情调。正因为这样，酒

巴很快成了艺术家、作家、外籍商人、记者、各国驻华官员的沙龙。也许正由于“

捷捷酒巴”的特殊性，陈军也就成了北京中共安全部门注意的目标。

也就是在经营酒巴的过程中，他认识很多著名知识分子或著名民运人士，如：方

励之、吴祖光、老木、任畹町、北岛、王丹等。一九八九年春节，方励之约他参加

统战部召开的联欢会，会上，方励之作了一个发言，谈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人权

问题。陈军一时性起，打破了原订的发言程序，插进去做了一个五分钟的即兴讲话

，他讲：我们知识分子，自五四以来，到底作了什么？我呼吁，我们的政府应该释

放一切政治犯，取消反革命罪，取缔任何秘密警察，中国的人权要符合世界的人权

标准。他没有想到，在一个官方举办的会场上，他的大胆的发言，竟招来满堂不绝

的掌声，而拍掌的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和对社会贡献卓越的知识分子。这使他深受鼓

舞，并且增强了信心。

一九八九年，中国大陆将面临着两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纪念节日，一个是五四运动

七十周年，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针对这两个纪念日，陈军产生了

一些想法，他觉得，要利用这个机会，同时对方励之一月六日致邓小平的公开信予

以声援，趁热打铁，发起一个全民性的签名运动，签名针对的问题是：一、释放一

切政治犯；二、取消反革命罪；三、中国大陆应遵守国际人权法则。他把这个想法

和诗人老木作了沟通，老木又找到了诗人北岛，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计划。三天之

内，他们三人分别征集到上述三十三人的签名。二月十六日，陈军等人借“捷捷酒

巴”召开了记者会，来参加会议的有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纽约时报》等世

界各地的记者，陈军在会上宣读了“公开信”，和魏京生共同创办《探索》杂志的

路林，向记者介绍了魏京生过去和现在的情况，同时还做了四个呼吁：一、要把特

赦政治犯一事变成大会的提案；二、成立魏京生问题调查委员会；三、建立一个有

关联系签名的信息中心；四、要求在下届人大会上把“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世界

各国记者反应迅速，第二天，世界很多国家的报纸就大幅报导了三十三人签名致中

共中央和人大的“公开信”的事。

三十三人签名的事很快得到了“中国民联”的响应和支持。民联主席胡平在“把

签名推向高潮”一文中说：大陆三十三名知识分子联署的“公开信”传到海外，“

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广大留学生、海外华人，还有台湾、香

港等地的知识分子和关心国事的人们，纷纷起而响应，一个声势浩大的签名活动正

在蓬勃兴起。”胡平说：“争取民主运动胜利的秘诀只有一个：那就是唤起尽可能

多的人们的广泛投入。这次签名是从大陆内部首先发起的。这再次证明，在推动中

国大陆民主化的斗争中，大陆内部人民的作用是第一位重要的。”他希望身在海外

的中国人，尽力地为这次签名多做一些事情：一、除了自己积极签名外，努力动员

更多的亲朋好友，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无论是大陆人或是港、台人，形成连

锁反应，多多益善。二、对大陆内部投入此一活动的人们给予密切的注视和关心，

用海外舆论的强大力量，努力保障大陆民主人士的人身安全。三、突破大陆的新闻

封锁，可以用书信、电话、电传、旅游等方式，把三十三人签名信和国内外联系通

讯地址尽可能多的告诉大陆的亲友、同事。越多越好，越快越好。

三十三人的签名信启动了海外华人的签名运动，如方励之、余英时、许倬云、李

欧梵、倪育贤等六十五人(内有多名民联成员)首批发起的“敦促大陆民主改革宣言

”的签名，台湾由陶百川、胡佛、王作荣、杨国枢、李亦园、韦政通等三十位知名

学者发起的“呼吁中国大陆进行民主改革的声明”的签名等，把海外中国人关心大

陆政治状况的热情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在签名浪潮的冲击下，中共感到既震怒又尴尬、棘手。八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新

华社报导了中共司法部有关负责人的谈话，\字(27).避提及有关签名者的名单，而

将其过仅归罪于陈军一人。这位负责人指出：“陈军等人企图通过签名的方式，制

造舆论，形成压力，以此来影响审判独立的做法是违反中国法制原则的，因而也是

错误的。”他又说：“这封信主要的组织人陈军曾经是设在美国的反动组织中国民

联主办的《中国之春》的撰稿人，他声称要通过台湾等‘最大最有影响的传播媒体

’支持方励之等人，对中国形成‘压力集团’。”中共对“中国民联”切齿之恨由

此可见。

同时，中共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缩小“公开信”的影响。首先，他们在新

闻上进行封锁，使大陆人一无所知。再次，对签名人分别施加压力，甚至采取电话

干扰、特务盯梢、日夜监控等手段，以求让签名胎死腹中。

在这种极危险和艰困的条件下，陈军等人仍以镇定和智慧继续工作。他们成立了

“八九特赦”办公室。陈军、老木针对司法部负责人的发言发表了声明，陈军说：

“该领导人对公开信的评估，没有给读者提供一个事实基础，故反会有造成舆论混

乱的可能，使公众无法作出客观的判断。公开信从内容到签署人的意愿都基于人道

立场，并对政府寄予希望，且要求大赦是直接向最高权力机构——人大常委会提出

的，我个人以为只有人大常委会才能给予权威回答。”陈军坦承了他为《中国之春

》撰稿一事，并说：“该领导人亦只披露，没作任何批评，我认为是一个进步。”

他最后呼吁：“今天是以合作代替冲突、以和平代替暴力的时代，大家都应该克制

，政府更应该克制自己，以便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有一次机会，用文明的、渐进的民

主协商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理想。”

“八九特赦”办公室成立后，陈军以及他手下的工作人员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了办

公室并安装了热线电话，这在北京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每天把大陆内的动态传送

到美国，然后又将海外的电传分送到三十几个签名者以及关心此事进展的人士手中

。并开设两个公开签名处，由专人负责签名工作。据二月二十二日由记者发至纽约

的报导，签名者已达五十多人，其中包括“李一哲”中的一员——民运人士李正天

，以及薄云、任畹町等。并逐步稳健地向全国的各大院校发展。与此同时，陈军还

以“八九特赦”办公室的名义专访了身困囹圄的民运斗士徐文立的家属。徐文立的

妻子康彤和女儿徐谨说：“我们感谢你们这些素不相识的人，这样关心徐文立的情

况，希望您们能够转告人大，基于人道注主义精神，能尽快地对徐文立实行大赦。

”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八日，陈军以个人名义向全国人大各位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

长万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写了一份“关于一九八九特赦问题的报告”，

“报告”指出：“特赦魏京生等人，这不仅是我们数千名签名者的愿望和建议，也

是符合我们国家改革十年的历史进程和根本利益的。”陈军的报告虽然是递上去了

，但却石沉大海、渺无回音。

但形势却变得越来越严峻了。北京安全部门加强了对“八九特赦办公室”以及陈

军等人的监控，甚至盯梢他们的公安人员也在他们对面设立了办公室，时长日久，

相互都已经认识了。有一次，举行记者招待会，竟招来三辆警车二十四小时的监视

。

三月底，形势突变，上海公安局突然通知陈军返回上海，四月二日，陈军在乘火

车的途中，被上海公安人员扣压，第二天，强行将他驱赶出境，四月六日，陈军由

香港转达纽约。

陈军是一位民主渐进论者，他有一句颇令人欣赏的话：“搞民主一定要优雅一点

。”他说：“中国人搞民主往往都是一些很激进的人，他们适合于‘干革命’，却

不适合于搞民主。搞民主的人不能‘满腔仇恨’。你要在政治上消灭对手，你就不

可能获得民主。”所以他做事的原则一直都是平和、稳渐、有理、有节。

但如此“优雅”民主人士，仍然不能见容于中共，最终还是逃不脱亡命天涯的命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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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8 14:22 只看该作者

第八部分“民联”、“民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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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力 芦苇

中国民联第四届代表大会召开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中国民联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了第四届代表

大会。

这次会议是在极其严峻的政治时局下召开的。仅二十天前，即一九八九年六月四

日，中共独裁政权终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北京开始了举世震惊的大屠杀，把中国大

陆推进了黑暗的深渊。另外，对中国民联来说，形势也很严重。民联一月份发生了

罢王事件，内部出现的分歧和争执仍没有平息。故这次代表大会不仅令每个民联成

员关心，也受到民运支持者和各方的关注。

参加此次会议的正式代表有八十五人，列席代表及贵宾二十人。三天的会议安排

是：第一天讨论形势和制定方针策略，第二天修改章程和团体结构立法，第三天选

举正、副主席、联委会及监委会委员。

六月二十三日，在大会秘书处成员汪岷的主持下，代表们全体肃立，为国内民主

运动牺牲的烈士默哀，并播放了学生领袖柴玲在“六四”屠杀后的录音讲话。接着

，胡平主席作了有关当前形势和政治策略的报告。胡平分析了“四·一五”学潮成

败两方面的教训，并提出了当前民主运动的十大任务，即：一、传播事实，传播理

想；二、救援大陆民运人士；三、继续策划和组织各种形式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四

、保存、巩固、重建和发展与大陆民运人士的联系；五、加强与中共党政军内部有

离心倾向的人们的联系；六、加强与国际上各种民主力量的联系；七、加强理论研

究；八、扩大招收盟员，健全组织建设；九、提高自身的民主素养；十、促成民主

力量的大联合。

由于“六四惨案”刚刚过去，中共的大搜捕尚在继续，一些代表对和平的、非暴

力的民主运作之有效性表示了怀疑。经广泛讨论后，大会终于确立了继续采取和平

、民主方式与中共暴力对抗的大政方针，并研究总结了经验教训。

这天，大会上还出现了两件令人惊讶和兴奋的插曲，一是民联成员邵华强，突然

在会议上公开了他的中共国安部特派员的身份，并宣布脱离国安部。邵华强原是上

海师范大学学生，中共党员，在他申请来美国时，被中共国安部发展成工作人员，

指令他打入中国民联，搜集海外民运情报。他说：“自国内传出民主运动消息以来

，我从未安睡过，也食不下咽。我决定脱离国安部，我们要在我们这一代看见中共

法西斯政权的结束，将来的宪法要写上：共产主义是不合法的。”另一位发言者是

原来在康华公司工作的孙继东，他赞扬了民联在推动大陆民主事业所做出的成绩，

并披露了以邓家子弟为首的康华公司“官倒”的黑幕。

当晚，代表们还听取了第三届民联总干事丁楚作的“总部工作报告”，《中国之

春》经理林心声作的“财务报告”以及第三届监委主任薛伟作的“监委工作报告”

。

二十四日的会议由秘书处成员黄奔以及钱达主持，进入了修改章程和立法的议程

。

代表们通过中国民联“三大”以后的运作，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认

为以往民联的章程存在很大的不足之处，特别是主席的权力过大，而监委的权力既

有表决权，又有仲裁权，两者纠缠在一起难以分清。因此，在讨论章程修改时尤为

热烈，代表们踊跃发言，结果，自总纲开始，凡有时间讨论的每一条章程，均作了

修改。

《中国之春》经理林心声提出，现在民联的章程过于复杂，建议采用美国公司法

，民联组成一个董事会，以雇佣形式雇聘行政人员，但此案遭到了代表们的否决。

代表们更多的注意力是集中在确立“三权分立”的组织架构上。是日，由苏洋提

出“三权分立”的议案得到吴方城等人的附议，遂进入讨论程序。

所谓三权，指的是联盟委员会(立法机构)、监察委员会(司法机构)、主席和总部

(行政机构)。“三权分立”的确立，经过了激烈的辩论过程。与会代表来自世界各

地，处于不同的背景，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模式，如台湾的、日本的、联邦德国

的，虽然代表们在辩论中都自己承认自己不是法律专家，但仍滔滔雄辩，知无不言

，令听众大开眼界。经过几个回合的辩论，最终通过了“三权分立”的主张。在“

三权分立”的结构模式中，规定联盟委员会作为单一的立法机构和法人代表，制衡

主席和总部的行政权力。联委会的多数表决，可以取消主席及行政机构的任何决定

；而监委会则充当解释法理和裁决纠纷的角色。

二十四日的大会还有一个重大的插曲，即由张卓之、余丛等六人提出议案，要求

将中国民联和因罢王事件而引起分裂甫成立的“中国民主党”从组织上完全分开，

只允许在盟党之间选择一籍，不得兼而有之。双重身份者需在三个月内选择自己的

党籍，或者加入民联，或者参加“民主党”而退出民联。此提案获得超过三分之二

的票数表决赞成。议案通过后，大会还邀请了列席代表王炳章上台演讲，王炳章首

先表示了他作为中国民联的创办人，对民联分裂充满了痛惜之情，他不赞同将民联

和“民主党”完全分开的决议，并表示要循法律途径解决“四大”的“非法问题”

。

“四大”六月二十五日的会议由大会秘书处成员刘新华主持，议程是选举正、副

主席、联盟委员和监察委员。正副主席的选举是重头戏。由前主席胡平和黄奔搭档

、加州伯克莱大学的徐邦泰和前总干事丁楚搭档，两对选手旗鼓相当、难分高下，

出现了强势竞争的场面。

徐邦泰和丁楚首先上台发表“施政演说”，他们颁布了一套类似“大军区制”的

工作计划，即将总部的权力下放到各个分部，由各地自行发展盟员，自行筹款壮大

队伍，他们的设想很得各地支部的支持。

形势一开始对胡平很是不利，因为他是在选前一个小时，才在仓促之中临时选定

了黄奔作为他的副主席搭档。但胡平、黄奔的演讲和答辩却十分精彩，再加上黄奔

的鼎立相助，终力克对手，以五十三票对四十八票的微弱多数，赢得了民联“四大

”主席和副主席的职务。

民联“四大”选举结果如下：

民联主席：胡平。副主席：黄奔。

民联联盟委员会委员：徐邦泰、汪岷、吴方城、余丛、宗继祥、李国愚、于大海

、高格文、吕凡、伍凡、江文、姚月谦、张伟。候补委员：陈纾尘、冯斌、郭平、

林伟、良心。

民联监察委员会委员：薛伟、刘新华、莫逢杰、张卓之、董真海、任松林、李兆

阳。候补委员：杨先智、郁易敏、李然。

正如中国民联在“四大”公告中所指出：“中国民联第四届代表大会是在特殊的

形势下提前召开的。这次大会取得超乎人们预料的成功。它标志着民联在自身成熟

方面的长足进步。大会号召全盟加强团结，做好理论和组织上的准备，以迎接下一

次大陆民运高潮的到来。”

民联与民阵的关系

“六四”屠杀虽然把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镇压下去了，但海外却继续高潮迭起。

如果说，“六四”之前海外民运团体主要还只有中国民联一家(另一民运组织“中国

民主党”系由中国民联分裂出去的，且成立时间尚非常短暂)的话，那么到了八九年

的七、八月以后，就形成了多元的架构，其中最重要的是另外两个实力雄厚的民运

团体——“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简称“学自联”)和“民主中国阵线

”(简称民阵)——相继成立。

“八九民运”和“六四惨案”，给旅美的大陆留学生、学者以极大的震撼，他们

在中国大陆这一场声势浩大和惊心动魄的民主运动中，进一步看清了中共的本质，

做出了毅然的抉择。八九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国大陆留美学生、学者冲破了中共官

办的“联谊会”的阻挠，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了斯坦福大学的刘永川和耶

鲁大学的韩联潮为正副主席。刘永川在竞选答辩中明白表示：“‘六四’之后，中

国的民主化，会进入一段低潮，但是中国的社会危机，问题并没有解决，因此民主

的高潮一定会到来。”在谈到和中国民联的关系时，他说：“我们这个组织应该是

独立于中国民联的，但是，因为‘六四’大屠杀，全球左中右各种力量都站到一起

来了，统一行动了，我认为，在未来许多事情上，如果中国民联本身没有矛盾，他

们也遵守合作的规则的话，我们之间可能在一起作些事情。”

另一民运组织是民阵。由于中共政府的镇压、逮捕和追杀，中国大陆的一些民运

份子被迫流亡海外，其中不乏“八九民运”中的风云人物，如吾尔开希、严家其、

万润南、李禄、陈一谘等。全美学自联成立大会召开不久，吾尔开希、严家其等人

就宣布了成立“民主中国阵线”的具体计划。八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民主中国阵

线”在巴黎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选举，由严家其任理事会主席、吾尔开希

任理事会副主席，钱达(具中国民联成员身份)任监事会主席，万润南任秘书长。民

阵在其成立宣言中指出：“民主中国阵线的纲领是保障基本人权、维护社会公正、

发展民营经济、结束一党专政。”

如何处理民联和民阵、“学自联”之间的关系，这对组织各方都是一个新出现的

问题。从理论来说，它们之间应该是盟友关系，因为它们在总的政治诉求和纲领、

目标上大体一致，且都遭受到了中共强大的政治压力和政治迫害。但是，在实际现

状上它们的关系却存在着隔阂，特别是和民阵的关系。究其原因，大约有两点：一

是理念上，民联是被中共公开定性的“反革命组织”，一些还幻想留条后路退到体

制内去改革的人，不愿和民联沾得太紧，二是出于“山头”的考虑，对对方有所防

戒。例如在酝酿成立民阵的巴黎会议上，胡平曾是受邀请者，但到了会场，有人竟

提出不让他参加会议，最后还是通过投票，虽然大多数人同意他开会，可立下了一

个先决条件，就是胡平只能以个人身份、不能代表组织参加。这表现了一种心态，

就是民阵中的一些人显然有意要和民联划清界线。而在民联中，也有部分人持同样

的心态，例如民阵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民联主席胡平和联盟委员主任徐邦泰，

作为正式代表与会，他们的做法，受到了民联内部不少人的诘难，认为胡、徐此举

是“小招安”。(大招安自然是投降共产党)。当时参加民阵代表大会的具有民联成

员身份的还有余丛、王珞、钱达、于醒民等，他们曾开了一个碰头会，就民联和民

阵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有人主张胡平、徐邦泰可以加入民阵，同时保持民联的独立

性。有人则激烈反对。最后胡平、徐邦泰表示，回去即召开联委会会议，对民联、

民阵的关系如何定位，再作决定。

民阵第一次代表大会一结束，为了回报民阵善待民联之举，民联监委会立即向全

盟发了一份文件，文件号召全体盟员要在各方面支持民阵的活动，甚至在生活上帮

助刚从大陆逃亡、立足未稳的民阵成员。此举不仅得到了民联内部的热烈响应，更

赢得了民阵的喝彩。

但双方的阴影仍未除去。也许是出于山头主义的原因，双方都有各自的担心。民

联内一些进取性比较强的人，曾提出过“打入民阵、控制民阵”的战略，虽然并未

得到民联的认同，但他们已采取了咄咄逼人的势态，这当然引起了民阵内部某些人

的忧虑，担心民联会不会最终吃掉民阵？另外还有一种担心来自相反方向，纽约“

美东时报”就曾撰文惊呼：随着民联的大批成员加入民阵，民联将会全军覆没。当

然除了山头利益的考虑之外，两个组织还存在另外一个潜在的危险，就是民阵相较

民联，更显出内部各种派别之间的矛盾。一旦民联卷入了民阵的内部矛盾，同时又

因为民联这种卷入引起两个组织之间的矛盾，如果处理不好，便会加剧摩擦和内讧

，以至出现共产党最愿意看到的场面。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民联决定召开第四届第三次联委会议，并将民联和民阵的关

系列为主要议题，同时邀请民阵主要领导人列席会议。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表达

民联开诚布公、取信对方，同时也从积极的方面调整双方关系，增强双方合作的可

能性。

八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民联联委会在《中国之春》编辑部召开，监委委员和总部

主要干部列席了会议。上午，与会者讨论了民联成员加入民阵的问题，多数人认为

应该尊重个人意愿，组织不做任何限制和鼓励的规定，包括对胡平和徐邦泰，也不

作任何限制。也就是说，盟员可以跨籍。但与会者对胡、徐两人也表达了愿望，不

希望他们加入民阵，这样，主要是有利于保持民联形象的独立性。

联委会的这一决定产生了一个矛盾：即民联“四大”曾规定民联成员和“民主党

”党员不能跨籍，现在又允许民联成员跨籍，是否是双重标准？为此又引起了辩论

，最后大多数与会者认为：一个组织有权规定它自己的双重标准。事实证明“民主

党”和民联相互渗透已经削弱了民主力量，而和民阵的相互渗透则不一定，所以对

后者没有理由限制。

中午，民阵的受邀人员来到会场。胡平、徐邦泰、丁楚、薛伟等出门迎接，表示

欢迎。来宾有民阵副主席吾尔开希、秘书长万润南、理事廖大文、北美地区负责人

金岩石、纽约办事处负责人徐晓峰和流亡学生刘燕。万润南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们是来取经的。”

民联联委会主任徐邦泰首先向客人介绍了刚才讨论的议题和结果，之后，万润南

讲话，他认为民联和民阵最终会走向联合，但不宜操之过急，双方须经过一段联合

的行动，异床同梦强于同床异梦。吾尔开希的发言更是坦率真诚，他首先声明双方

都无害人之心，所以不必有防人之心。这时，刘燕突然宣布她要加入民联，引起了

全场热烈的掌声。钱达道：“我是由民联借到民阵，刘燕是由民阵嫁到民联，现在

是民联、民阵和亲。”

“和亲”之后，整个会场气氛更象一家人了。双方完全解除了戒备心里，建立了

信心，并开始从积极的方面讨论两个组织合作的具体形式，最后双方达成三点协议

：一、在理论研究和对外公共关系方面双方要相互配合；二、促成召开联席会议，

作为协调两个组织之间、甚至海外其他各组织之间的常设机构；三、民联、民阵建

立了互设顾问制度。

根据此，民联联委会当即提出，聘请严家其、吾尔开希、万润南、陈一谘为民联

顾问。

这次会议使民联和民阵的关系得到了定位，双方加深了理解，从而开创了一个两

个组织真诚合作的起点。

一九九零年一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了“海外民运团体联

席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海外民运团体计有：“民主中国阵线 ”、“中国民主团

结联盟”、“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中国民主通讯委员会”(即原退

党委员会)、“全加(加拿大)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六四之声广播电台”

、“新闻自由导报”、“国际团结委员会”、“民主中国(加拿大)”、“六四基金

会”、“解放军民主正义协会”、“自由民主党筹备联络组”、“中国民主党”以

及“美中人才交流基金会”等十数个团体。在会上，他们达成了如下决议：一、各

团体将在今年适当时侯组团考察东欧，从那里吸取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社会的经

验教训；二、各团体将共同筹备今年“六四”纪念活动，并推动国际社会将六月四

日定为“世界民主纪念日”；三、各团体将协同进行有计划的理论研究，其中包括

民主建国的长远大纲和应付变局紧急措施以及民主运动的战略策略；四、各民主团

体共同组成统一的中国人权民主基金会，统一筹措和分配各种民运捐款；五、会议

决定成立一个常设的协调小组，以负责各民运团体的联络，协调和民运团体的活动

。

在会上，民联、民阵分别由徐邦泰和严家其签署，发表了联合声明，两组织之间

初步达成了如下协议，即：一、民阵和民联作为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两支主要力量

，应当在积极合作的基础上迅速走向联合，为我们的共同目标——结束共产党在中

国大陆的一党专政而努力奋斗；二、民阵和民联应当在条件成熟时向组织上的合并

努力，并同时推动有共同意愿的其他民运团体一起合并。此意向在经过双方的最高

权力机构认可后立即付诸实施；三、双方各委派一名代表(民阵方面金岩石，民联方

面汪岷)负责工作上的联络和协调，在今年四月下旬在欧洲召开东欧局势研讨会时，

召开民阵理事会和民联联委会的联席会议，具体研究双方在组织上的合并问题；四

、民联和民阵将在“六四”周年纪念会活动等一系列工作项目上直接合作，组成一

九九零年“六四”工作组，并广泛团结其他各民运团体参加，为双方组织上的合并

以及更广泛的联合创造条件。

同年四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由“民主中国阵线”、东德的“新论坛”、“民

主今日”、“和平人权促进会”联袂发起，在东柏林举行了一个名叫“走向民主的

东欧与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讨论会，会上发表了成立“论坛国际”的宣

言。这是一次难得的盛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一百五十余名代表，较为

重要的政党人士有东德“新论坛”成员福莱穆特、捷克赫尔辛基委员会的施乐卓娃

、“手枪评论”的汉学家马丁、波兰团结工会籍议员切林斯基、苏联“改革”杂志

的法捷耶夫、罗马尼亚“社会对话”组织代表奥伯勒斯库、立陶宛国会议员莱玛等

，民阵和民联许多重要的领导成员亦参加了会议。这个会议主要的议题是：在苏东

波的民主浪潮的冲击下，各国民主党派及政治实体在一起交换民主经验。他们特别

关注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这次研讨会，创造了一个中国民运与东欧民运大联合的

机会。

会后，即四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民联和民阵的重要的领导成员借此聚会之机

，又再度在东柏林召开了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胡平、徐邦泰、严家其、

万润南、吾尔开希、陈一谘、薛伟、王光秋、伍凡、江文、李少民、李国愚、任松

林、吕凡、汪岷、李钟煦、吴方城、金岩石、邵宗懿、宗继祥、马大维、郝一生、

徐国民、高格文、莫逢杰、于大海、许思可、余丛、陈军、黄奔、陈纾尘、张伟、

杨光、阎淮、邝明远、杨漫克、莫利人。

与会人员再次认真研究了民联、民阵两大海外民运团体之间合并与联合事宜，详

细比较了现有各种联合方案的优势，并就海外民运团体大联合的条件和时机等问题

进行了讨论，他们认为，民阵、民联应不失时机的行动起来，广泛合作，促进联合

，推动合并，倡议组党，用联合行动对中共政权施加压力。

民阵、民联的合并，取决于双方最高权力机构的认可和对章程的修改，但在是否

应当立即着手筹备代表大会通过合并议案，与会人士并未取得一致意见。

在反复讨论和协商的基础上，与会人士共提出七个提案付诸表决，会议通过了其

中三个议案， 即，一、倡议成立反对党筹委会，决定从即日起至五月三十日止征集

签名，并起草党纲、党章等有关文件，并于六月四日公布筹备报告；二、民阵、民

联联合运作，增加合作项目，在美国或欧洲联合办公，并鼓励双方成员选择对方会

籍；三、在适当时机召开联合代表大会，并决定自即日起广泛征求意见，并由双方

根据各自的组织程序逐步推进合并。

当然在这一片民阵与民联实行组织合并的叫好声中，在民联内部，也不是没有反

对的声音。一些盟员亦表达了他们对组织合并的疑虑。如日本分部的姚月谦，就在

给徐邦泰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至于民联与民阵或其他民运组织之间的关系，在

大目标一致的前提下，重要的首先是彼此认同、协作，注重思想上的靠拢、整合，

而不一定忙于组织上的‘大一统’。山头林立不是坏事，而是民运兴旺发达的表现

。千军万马中原逐鹿，比都来唱‘逼上梁山’更有活力。”美国乔治亚分部的高格

文，在征求盟内部分成员对两组织合并一事的意见以后说：“民联与民阵的关系，

就我所接触的民联成员，一般倾向于不排除以个人身份加入，但不应有组织合并的

想法，其理由为：一、不同的组织同时为大陆民主事业奋斗，非但不会削弱力量，

相反，更能显示出各组织、各方面的一致诉求。二、民联、民阵有意见相同之处，

也有稍微差异的地方，如果过早地谋求合并，不同意见就会在一组织上反映出来，

可能因此而加强派系的存在。而且，现实民阵不同意见的声音，比民联内部为烈，

如果两组织合并，可能会陷入内斗。三、两组织保持独立，才有竞争性，可以相互

刺激，多为民主运动做事。四、两组织合并就应组党，那样才有力量。但现在组党

，恐怕还不是时机，在海外组党，又不能在国内竞选，意义不大，加上政党运作，

要有经济的后盾，现在尚无条件。”一九九零年二月，《盟员通讯》刊载了吴方城

、董真海、唐宪民、陈雪等九人给民联领导的批评信，他们对民联和民阵一九九零

年一月签署的“联合声明”提出了质疑，指出“公告”的签订人未经联委会表决，

也没有征得广大盟员的意见，就作了签署，“这种做法是不合适的”，并再次表示

：“民联、民阵两组织目前应脚踏实地地在联合行动方面多下工夫，不能把组织合

并的意愿作为联合行动的先决条件。”他们要求“公告”的签署人在盟内作必要的

澄清，以挽回不良影响及其对组织可能造成的损失。

不过，这些反对的声音，并没有引起民联高层领导的重视，组织合并的观念在民

联内部一直占据上风。

总之，民阵、“学自联”等海外民运组织的成立，改变了原来海外民运中民联所

属的领导地位，特别是民阵，因为是由许多“八九民运”中的“明星级”的人物参

加，一段时期内，他们颇“抢”锋头，使民联受到的注意力相对减少。针对这种状

况，《中国之春》杂志专门写了一篇“成功不必在我，功成我在其中”的文章指出

：“也许，象民联这样的组织，天生就是要为民运低潮准备的。这里聚集了一批这

样的人：他们愿意干别人不愿干的事情。只有当他们是少数的时侯，才能显示他们

存在的价值。而一旦高潮来临，大多数人蜂拥而至，他们的存在就无足轻重了，他

们将熔化在人群中，被淹没在众多团体中。也许民联中不少人为此遗憾，但更多人

乐得其所。他们的信念是：成功不必在我，功成我在其中。”当别人都在评论民阵

采取的是“明星路线”或“精英路线”的时侯，民联则强调他们走的是“平民路线

”。他们做了一个颇为有趣的比喻，说民阵好象“走资派”，而民联则是“地、富

、反、坏、右”、民联的成员多来自默默无闻的中国人。有人评论起民联和民阵不

同的特点时说道：民阵占天时，民联占地利，至于人和，还是个未定数，就要看各

自是否绷扎扎实实地做事了。正由于这样，民联以其自身的特点，终于在海外民运

组织蓬勃兴起的局面下，再度赢得了海外一致的好评。

八九年十一月，《世界日报》刊载了三篇介绍民阵、民联、“学自联”的长文，

在丘绍琪的名为“民联由剥而复踏实以进”的文章中，他指出：民联“作风平实、

行情看涨”，内中有这样一段话：

“当然，民联的身价在几个月之内‘暴涨’，并不完全是因为在环境改变，也不

是侥幸所至。经过七个年头的默默耕耘，民联本身也累计了相当雄厚的实力。这些

特点，海外原来不觉察，等到‘学自联’和民阵相继成立之后，大家自然会拿这几

个组织作一番比较，这时候，民联的一些优点立刻凸现出来。

“褒奖的声音掩盖了贬抑的论调，民联的行情也跟着水涨船高。

“在批评民阵轰轰烈烈开了一个成立大会，还没有作出什么具体工作之余，海外

留学生和侨界注意到，民联一直在脚踏实地地做事情。民联的机关刊物《中国之春

》月刊，目前在美印行六千五百份；香港印点出版五千份，对日本、澳大利亚等地

发行。《中国之春》在大陆留学生和华侨当中广泛流传，有不可轻视的影响力。

“特别是在一些大学城和比较偏远的城市，无法买到华文报纸和杂志，信息管道

十分有限，《中国之春》杂志是留学生和华侨唯一的消息来源。在这些地方，《中

国之春》的影响力更加深远。……一位留学生说，民联这种透明度很高的做法，恰

巧与民阵招人批评的‘莫测高深’的作风，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该文的编者按里，《世界日报》指出：

“简称民联的‘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是海外民运团体中，历史最悠久的一支队伍

。成立七年以来，它已在全美及世界各地遍设分部，对民主运动有相当可观的贡献

。不过，和其他国家流亡海外的政治团体一样，民联过去也常为内部纷争而苦。‘

六四’屠杀以后，民联的声势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这些评论，应该说都是颇为中肯且符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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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8 14:22 只看该作者

第十部分永远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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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力 芦苇

我们决不忘记

中国民联在“四大”公告中指出，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工作任务之一，即是：“

进一步打破中共的新闻封锁，让更多的大陆人民了解到这次民主运动的全部过程和

中共当局血腥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民众的事实真相；同时，也要进一步加强自由民

主法治观念的传播和对极权专制制度的批判。通过各种渠道，努力做好对大陆民运

人士的援助和营救工作。”以此任务为重心，中国民联进行了一系列的布置和运作

。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以下所举各项，有的是在“中国民联”直接领导下做的，有

些是和兄弟组织、团体的联合行动，有些则是得到中国民联的大力协助和支持。总

之，这些成果的取得，并非“中国民联”的一己之功，而是海外民运事业共同努力

的结果。

(一)首先，民联总部因应大陆局势，对《中国之春》杂志进行了迅速的调整。在

很长一段时期，《中国之春》都以“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为重点，它刊登了

大量的文章，以无可否认的事实揭露了中共在“六四”事件中屠杀人民的法西斯罪

行，揭开了在中共统治下中国大陆的黑幕，公布了“六四”死难者名单，同时也为

很多的身陷囹圄的民运人士作了大量的宣传和声援的工作，并对“八九民运”进行

了理论的探讨和总结。

《中国之春》杂志自“八九民运”始，就和中国大陆的民主力量亦步亦趋、密切

配合。《中国之春》七十三期(一九八九年六月号)便大篇幅地及时地报导了民主运

动的全过程(参见“中国四·一五学潮国内外联线报导”一文)；七十四期(一九八九

年七月号)又报导“六四事件”的真相(参见“血浴天安门”)，以及柴玲的“我是柴

玲，我还活着”的录音整理，并公布了首批“六四”死难者名单。

《中国之春》刊登的“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的文章，大约分以下几个内容

：

一、揭露“六四”事件真相，登发了一系列“六四”事件目睹者的回忆录以及照

片。

二、公布了死亡和伤残者名单。

三、将中共镇压民运人士的机密文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四、介绍了许多被捕的民运人士的生平业绩及他们的申诉、中共法庭判决书和他

们在狱中的现状，呼吁国际社会为营救他们进行努力。

五、发表了一系列从理论上对“八九民运”进行总结和探讨的文章，并以此为主

题展开了学术争鸣。

这一段时期出版的《中国之春》，深受广大读者欢迎，不仅质量有所提高，数量

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二)出版了《八九民运纪实》。该书近百万字，分上、下两册，于一九八九年八

月出版，由吴牟人等负责编辑。它收集了“八九民运”(四月十五日至六月二十四日

)的各种重大事实和重大文献，所用资料主要采自中国大陆及世界各国通讯社与报刊

的报导、专论，同时也编入了来自各种渠道的北京及各地在运动中印发的宣言、通

告、传单、民间报纸及其他文献，也有一些有关人士的讲话、访问记和目击记等，

是一本较为完整的资料性、文献性而非研究性的书籍。严家其为该书写了序言，并

在序言中对该书的出版做出了较高评论，他说：“《八九民运纪实》详尽地记录了

震撼世界的这一重大事件。它的出版一定会为传播‘八九民运’精神，推进中国民

主化进程起积极的作用。”

(三)创办“六四之声”电台。“六四”事件后，由李三元、胡明、王辉云、杜刚

等留学生(其中有一些为民联成员)共同发起，在芝加哥创办了“六四之声”电台。

他们在创办过程中，条件极其艰苦，首先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经费短缺。最初的

钱都是靠留学生自己捐款，如哥大的同学捐款一千美元，马里兰的同学捐款一千五

百元，李三元自己拿出三千五百元，他们的播音就安排在自己家里，用毯子堵窗隔

音，也没有空调，坐十分钟就一身大汗。他们的播音主要是面向中国大陆，最初采

用的播音方法不固定，有每星期两小时的，也有一星期固定一天播出。后来，发展

到每天八时至九时播音一小时，中国大陆百分之九十地区可清晰听到。当然，他们

的节目和美国的正规电台是没法比的，新闻性较弱，内容也比较粗糙，设备、器材

都很简陋，但他们全力以赴地投入中国民主运动的精神却是可嘉的。“六四之声”

电台坚持了两年多，后终因经费枯竭而停办。

(四)“六四计划”组织成立。“六四”事件前，中国民联和《中国之春》在联合

国广场发起请愿示威，当时有很多团体参加，成立了一个绝食团，绝食团选出了一

个委员会，最初的目的是组织绝食的运作。但到了绝食后期，大家觉得中国大陆的

形势发展很快，大清洗大逮捕开始了，他们认为不能消极地坐着绝食，而要成立一

个相对稳定的团体，长期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奋斗，于是，绝食团委员会的成员讨论

了一个通霄，决定成立“六四计划”组织。他们的重要成员是卢伟力、李丽嫦、王

子键等，其中也有一些人是民联成员或和民联关系极为密切的人。这一组织的工作

目标是：搜集一切有关天安门惨案的资料，加以整理，建立一个档案库。他们希望

他们搜集的档案终有一天能在天安门前的博物馆展出。当然，在中共的高压政治形

势下，要想深入搜集“六四”事件的资料，是充满了困难的。但他们竭尽全力，能

做到多少就做多少。他们一是透过北京的亲友、同学；二是透过香港的大学生和记

者；三是注意向全世界的新闻媒体搜集资料。通过一段时期的努力，他们做出了显

著的成绩。例如他们通过闯关和偷运的方式，得到了一批“六四事件”的照片，而

这些照片是别的新闻媒体从未出现过的。如达姆弹打死的人和坦克车碾过学生、工

人、肠脏外露等，他们得到这些照片后，立即分发到美国的新闻界，《中国之春》

、美国的新闻媒体都采用了他们的照片，一些驻联合国的国家代表也向他们索取照

片。同时，他们还搜集了不少死难者名单、小传以及目击者的报告，并对“六四事

件”死难者的家属筹办了捐款，绝食时该组织已捐得五千元，他们通过可靠的途径

，将钱送到了死难者家属的手中。

(五)组织“六四环美自行车队”。“六四”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星期，即六月十日

，“中国民联”成员郭城以及留学生王洪等，就开始计划搞一次“六四环美自行车

队”的行动。他们先是自行筹款，旧金山的华人杨海萍，一人就捐助了他们五千元

，还外加小汽车、照相机等，最使他们感动的，是纽约华埠老人中心，听说他们是

骑自行车环美向人们揭露“六四”真相，都积极支持，一个老人捐款一元，共捐给

了他们二百六十多元。这个自行车队由郭城、张以林、王洪、王子建等人组成，于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日“六四”百日祭从纽约出发，经过了艰苦的跋涉，先北上波

士顿，然后南下华盛顿——亚特兰大—伯明翰——达拉斯——休斯顿——奥斯汀，

于十二月十二日到达洛杉矶，行程二千七百多英里。他们沿途向华侨宣传民主，讲

解“六四”中共的法西斯暴行，唤醒民众的救国意识，对在美的华人，起到了宣传

和鼓动的作用。在一篇回忆录里，他们描述了自行车环美的艰辛：“从纽约到波士

顿我们骑了四天，其中三天两夜下大雨，一路上就别提有多难。最麻烦的是遇上修

路，还有修车。美国的自行车高级但不耐用，特爱坏。有时候过桥不让骑车，坐巴

士又不准载单车，很使我们为难。有一次过桥，我们截了四个小时才遇上一个开卡

车的老头。起先他不同意，最后耐不住我们左磨右说，终于把我们载过了桥。”他

们沿途受到了人们热烈的欢迎，郭城这样写道：“我们一路上政治影响还不错。这

一次和我上一次长跑有一个很根本的变化。三年前我搞民主长跑，，每到一地出面

迎接的都是台湾、香港的同学，大陆学生不敢跟我这个反革命接触。但这次情况大

为不同，接待欢迎我们的，主要都是大陆同学，台湾同学跟着大陆同学一块来。”

最有趣的是，郭城回忆到这样一件事：“三年前我为民主长跑路过乔治亚州的亚瑟

斯，曾经和那里的大陆留学生有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当时他们对共产党还抱着很多

幻想，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家不欢而散。而这一次，我们的车队又路过亚瑟斯

，当年和我辩论的留学生都主动来欢迎我们，他们说：郭城，当年你是对的，‘六

四’已使我们对共产党的幻想完全破灭。”

(六)举办“六四”画展。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在“六四”事件的震撼下，纽约

的中国籍画家决定搞一个以中国大陆政治为主题的画展，他们这个计划受到了设在

纽约的“亚美艺术中心”的支持，由“亚美艺术中心”出面，组成一个委员会，负

责具体事宜。该计划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张保罗，系画家兼美术史学者，他同时也是

与“中国民联”关系极密切的朋友。为办此次画展，他们向全世界各国的艺术家发

了五千多封信，很多美国画家、拉丁美洲画家、东德、匈牙利画家也送来了作品，

参加画展的中国画家有二十多名。画家张宏图画了三幅作品参加展览，一是“门”

；一是“最后的晚餐”；一是“毛泽东组画”。这些画都深刻地揭示了中共专制制

度的罪恶本质，受到了美国艺术界的好评，张宏图在接受访问时说道：“共产党在

北京杀了那么多人，我作为艺术家也怒发冲冠……我并不过分追求政治性效果，但

出于我自己在中国大陆的人生经验，我知道艺术家是难以摆脱政治的。”张保罗在

谈到对此次画展的评价时说：“我对此次画展的评价是，艺术家的良心是最坦诚的

，参加画展的，不仅有中国画家，还有这么多美国画家和世界各地的画家，真令人

感动。现在我们国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有良心的中国艺术家都应该勇敢地站出

来，画出比毕加索的‘哥尔尼卡’更深刻的作品来，揭露中共的法西斯行为。”

“中国民联”为该画展的主办做了不少宣传方面的工作。

(七)“T计划”。“八九民运”虽然在“六四”的枪声中被镇压下去了，但它在世

界的共产主义国家中却引起了连锁反应，东欧及苏联的共产党政权相继垮台，一九

九零年一月十六日，“中国民联”的“T计划”出炉。“T计划”的最早草拟者是陈

军、吴牟人、宦国苍，后来参加的有胡平、徐邦泰、吾尔开希。该计划的主要目的

是：基于中国大陆目前的政局发展和东欧的经验，中国民主力量将面临大陆一系列

政治解体、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的挑战，为了因应这些挑战，“T计划”要研究出一

套具体可行的应变方案。他们认为：“提出一套可操作的应变方案，也是现在海外

的中国民主力量能否在中国大陆下一次民主运动中发挥重要的思想和策略作用的关

键。”

“T计划”提出的研究大纲是：一、最可能的模式。中国民主运动未来最可能发生

的事变的模型、出现方式、大致进程和特点。面临的主要事变中是否可能出现全国

性或地区性动乱。这种动乱是否会与历史上积有的政治、民族、宗教、宗法派别斗

争纠缠在一起。如何应付这类动乱。三、军队。如何使军队在民主运动中保持中立

，或者使军队采用各种方式支持民主运动，反抗独裁者。如何最小限度地使用军队

推翻独裁体制、如何防止避免军队中的派别冲突。在民主运动初步胜利后，如何尽

快使军队退出国内政治，如何使军队摆脱政治影响，让军队国家化。四、警察及治

安。保证警察在社会治安中的主导作用、如何使警察按照法律保护民主运动。解散

“群众专政”体制。及时释放政治犯，严格依照法律惩处刑事犯罪份子。五、宪法

修改。如何适时提出修改宪法任务，采取何种程序修改宪法。拟定“民主中国宪法

(草案)”。六、民主选举与人民代表大会(议会)。解散原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

地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时机与程序。何时采用何种方式进行全国议会选举。在全

国大选前是否需要一个过度阶段。竞选机制的引入。七、政体结构。除全国议会(人

民代表大会)，是否还有保留原省、市、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必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

府结构设计与变动。“三权分立”的可能性、必要性与实施方法。国家元首制度。

内阁构成。八、政党制度。如何处置原有独裁政党及原有八个“民主党派”。要不

要解散共产党或由共产党改革派自行改组。制定实施“政党组织法”，允许公民自

由组党。多党制的民主政治、政党与政府分离。九、新闻自由。制定实施“新闻法

”，保障公民新闻出版言论自由。报纸、电台、电视台以及出版社的民营与民办。

是否再设立官方通讯社和政府中的新闻出版管理机构。十、企业与工会。在政治变

动中保护已有生产力和经济设施。迅速实施市场经济、保护和发展真正的与官僚集

团无联系背景的个体经济或其他民营集体经济企业。发展原有的国营企业、明确产

权，进行有效变革。保障原有企业经济活动的法令。建立自由工会和工人自治问题

。十一、保障国家财政。原有银行、金融体制的保留与变革。如何追回官僚贪污集

团在海外的资财，取缔与官僚集团相勾结的企业(官倒)之经济特权。十二、农业与

农民。稳定农村社会，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农村物资供应的保障，不误农时发展农

业生产。乡、镇长直接选举的实施。土地所有权的变动。土地改革的实施。农村公

有设施的保护及使用。十三、市场与人民日常生活的保障，主要是粮食及副食品的

保障。此外，还有少数民族问题、香港问题及台湾问题。海外民运人士的作用及国

际关系和外交问题。

在执行对“T计划”的研究中，“中国民联”获得了有一定质量和数量的研究成果

。其中很大一部分文章都发表在《中国之春》上。

(八)“中国之音”广播电台成立。一九九一年二月中旬，民联联委会主任徐邦泰

在旧金山成立了一个叫“中国之音”的广播电台，“中国之音”广播电台每天上午

在北京时间五点到六点播音，星期天重播星期六的节目，“中国之音”的播音频率

是15280千赫。他们的节目分十四个单元，名称大体是：“参考消息”、“自由评论

”、“八千里路云和月”、“神州夜话”、“外面世界”、“真人真语”、“六四

的伤口”、“海外民运”等。徐邦泰在谈到开办广播电台的目的时说：“中国大陆

在海外有十几万学生，他们在学习和工作的同时，也办了各种杂志和报纸。我原来

是学新闻的，在我看来，对中国大陆能产生最大影响的莫过于广播。所以，我就产

生了创办电台的想法。”该电台最早起播的五千元钱是由旧金山湾区的华侨援助的

，后来得到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的鼎立相助。“中国之音”电台以介绍中国为主

，常选用《中国之春》、《争鸣》、《九十年代》、《开放》、《民主中国》等杂

志上的精萃以及各家报系的消息，对中国大陆的民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九)加强对外联系，拓展海外民运活动空间。从八九年下半年起，“苏东波”大

潮汹涌。民联不失时机地加强对外联系。在苏联和东欧各国实现民主转型的关键时

刻，民联及时地、旗帜鲜明地表态坚决支持。在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下令武力镇

压罗马尼亚人民的民主运动时，民联立即发表声明强烈抗议。民联副主席黄奔和《

中国之春》主编丁楚还派遣民联成员、《中国之春》杂志的记者、编辑扬漫克迅速

前往罗马尼亚进行第一线采访，并带上中国民联致罗马尼亚新政府的贺信和民联筹

集的捐款。在赴罗马尼亚采访过程中，杨漫克还顺道采访了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为

海外华人带来了最早的第一手报道。此后，杨漫克的足迹踏遍了东欧、苏联以至古

巴，写了大量的报导、专访，后来还出了一本叫《东欧创世纪》的书，受到广大读

者的热烈欢迎。

不少民联成员还参加了一九九零年四月的柏林国际论坛会议，在会上与来自苏联

、东欧各国的民运人士交流看法，学习别人的成功经验。在随后的捷克斯洛伐克之

行中，胡平与当地的民运人士和民运刊物进行接触并接受采访，采访记要以显著篇

幅刊登在布拉格的一家民运报刊上。与此同时，民联还在苏联、东欧多国先后建立

起联络站和杂志发行网点。

在此期间，民联也大力发展和香港、台湾方面的关系。民联积极支持港支联的工

作，多次协助香港的民主力量从事对大陆民运人士的救援工作以及协调开展联合行

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民联主席胡平偕同其他民运组织和机构的一行十余人联袂

访问台湾。这也是以民联组织的名义第一次在台湾的活动。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胡

平拜会了台湾朝野、政界文化界多方人士，参加了各种研讨座谈会十余场，向台湾

人民系统地阐述了民联的宗旨、立场，以及对时局和各种重大问题的主张，受到广

泛好评。尤其是在两岸关系一类敏感复杂的问题上，普遍都认为胡平的讲话“中肯

平实”。通过访问，加深了双方的了解和信任，并为今后进一步推动大陆民运提出

了一系列积极的设想。

九零年十月，三民主义大同盟在美国德州休士顿举行会议。民联排出了坚强的阵

容。在大会发言和分组发言中，民联成员分别从总部工作、组织建议、杂志的编辑

与发行、基层活动及大陆工作等各个方面，向大会进行了内容充实的报告，展现了

“中国民联”的团结精神和整体行动能力，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十)散步行动与白衣行动。一九九零年四月，《中国之春》编辑部刊登了一份以

北京市民的名义写的“到天安门广场散步去”的传单，传单呼吁：“一切追求自由

民主的爱国同胞们，请在四月一日以及四月五日这两天，再一次相聚在天安门广场

。我们并不是要去天安门集会游行，我们只是要去广场散步游览。这不要批准，也

无法禁止。我们可以一个人独自去，也可以三五成群地去，但不要集合整队去。我

们不要举旗帜标语，我们只需在广场自然地走动。我们可以歌舞，可以欢乐，可以

悲伤。我们也可以仅仅是沉默，只要我们相视一笑，就情景交融，只要我们伸出两

指，就心心相通。我们用无言交换深刻的情感，用含蓄表达明确的意愿，用平静展

示强大的力量。只要有千千万万的人在天安门广场上一站，它就会成为全世界瞩目

的焦点，所有的人，都能够从广场上平静的人群，充分领悟到它的全部内容和全部

意义。”

与此同时，“中国民联”还写了专文说明，指出，到天安门散步“我们认为是一

个极好的设想。”“请大家把这份传单剪下来，贴上邮票寄回大陆，寄回北京，寄

给一切我们知道通讯处的人……‘不积跬步无以成千里’。中国民主运动的再出发

，就取决于我们每一个具体行动上。”

一九九零年五月，《中国之春》杂志再度刊登了一份“白衣行动、悼念国丧”的

传单，号召中国人在六月四日这一天，都穿上白色的衣服，表达我们对“六四”英

魂的悼念，传单说道：“六月正是夏天，穿白衣服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当局永远分

不清在众多的穿白衣服的人中，谁个是表示悼念，谁个是纯属偶然。是的，那个坐

在火山口上、终日惊恐不安的专制统治集团甚至可能悍然下令禁止人们在六月四日

这天穿白衣服。仅此一点，他们就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自己的极端虚弱，在历史上

留下千古笑柄。我们可以装聋作哑。如果他们问我们为什么你今天要穿白衣服？我

们就反问他们：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为什么今天不能穿白衣服？”

“中国民联”总部又对这一传单写了“说明”，他们再次呼吁：“我们热切地希

望一切关心中国民运的人士，继续采用各种传播方式，包括广播、报刊、书信、电

话、传真、会议和耳语，让这份传单的内容尽可能广泛而迅速地深入到全国各地。

”

后来，“中国民联”主席胡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两份传单原来是民联

总部配合国内民运人士拟定的，‘广场散步’和‘白衣行动’是一次运用得当的策

略尝试”，“当初我们想到这个主意时，主要着眼点在于‘低风险，高效益’。人

们对六四屠杀愤怒至极，大家都想表达出来，但还是怕中共再次镇压，而散步和穿

白衣的行动既能收到表示抗议的目的，又把风险降至最低点。”胡平还说了句很风

趣的话：“如果策略得当，养鸟协会也能抗争。”

这两份传单刊登以后，四、五、六月期间，“民联”便同其他海外团体一道，利

用发信、传真、打电话等种种方法大量把消息发回国内，许多没有参加民运组织的

学生这一次都乐于参与，据一些民联支部的报告，仅民联肯塔基一地，发信的邮票

费就花了五百元，发出信件上千封。当然，传入的总数无法得知，但从当时的新闻

媒体传出的消息来看，北京人皆奔走相告，相信传入的份数相当可观。

由于“广场散步”和“白衣行动”具有可行性，中共当局紧张万状，在四、五、

六月间，中共都处于高度的警戒状态，又下红头文件，又封闭广场，又四处布兵，

更有甚者，甚至禁令六月四日穿白衣。这样做的结果，虽然“广场散步”和“白衣

行动”均未达到可观的结果，但中共的表演却从另一方面展示了计划的成功。英国

“经济学家”发表专文，引用了驻京外交官的话说：“这是民运方面的大成功。”

外国电讯将中共封闭天安门广场事件称之为“中国奇怪的稳定”。据悉，前美国驻

京大使洛德的夫人，在一次公众场合下说：“荒唐滑稽害怕到这种程度，这样的政

权可能长久吗？”

除“广场散步”和“白衣行动”外，“中国民联”还进行了多项颇具有策略的运

作，如：发动民众对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家属关心照料，为被捕人士捐款，并把

钱通过特殊渠道送到他们手中。在此期间，仅经民联主席一人之手，向大陆民运人

士输送捐款就达一万三千美元。后来的材料表明，这笔捐款全数送到了国内民运人

士手中，并用到了最有用的工作上。发动民众记“变天帐”，对那些死心塌地、为

虎作伥的人，记下他们的名字，有朝一日，受到历史的惩罚。利用中共尚有的空间

展开合法斗争，例如“民联”曾传送消息，号召国内人民在基层人代的选举中，选

出真正具有民意的代表。结果，逼迫中共下令推迟了选举。在中国大陆召开亚运会

的时侯，“民联”还发出了传单，号召中国人民到亚运会去，用你认为“合情、合

理又合法”的行动，和外国人接触，揭露中共专制的罪行。

(十一)盯住北京的审判。一九九一年一月，中共趁着波斯湾硝烟弥漫，国际社会

的注意力从中国大陆移向中东之机，开始对“八九民运”的被捕者进行了非法的审

判。这清楚地暴露出中共当局不顾国际社会的制裁和谴责而一意孤行。为此，“中

国民联”、“民阵”、“全美学自联”、“人权民主基金会”于一月七日，联合署

名写了一篇“睁大眼睛、盯住北京的审判”的文章，呼吁“一切受良知的中国人，

一切希望中国进步的国家、政府和友人们，请和我们一道行动起来，坚决谴责和制

止这一严重违反人权的行径。”一九九一年三月，《中国之春》评论员路边又发表

了“北京审判：以悬念制造恐惧”一文，指出：“毫无疑问，八九民运的参与者们

为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作出了非凡的贡献，他们所坚持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正

义立场赢得了全世界的同情和敬仰。他们有功而无罪。对他们的逮捕、判决完全是

非法的、不公正的，是对基本人权的粗暴践踏。”同一期，还登载了何频的“从‘

六四’大搜捕，到九一大审判”的文章，披露了中共在“六四”事件以后对“八九

民运”的参与者的大搜捕以及八九年对一批平民百姓“快审重判”和九一年对一批

民运领袖人物的大审判的内幕。

为因应中共对民运人士的大审判，“中国民联”除展开力所能及的营救工作外，

还进一步加强了对身陷囹圄的民运人士的生平事迹的宣传、公布审判的真相、刊登

他们的申诉以及中共检查院、法院对他们的起诉书、宣判书等，以期引起国际社会

的关注，对中共违反人权的行为施加压力。

大审判期间和之后，《中国之春》先后登载了王丹、陈子明、王军涛、刘晓波、

李贵仁、莫莉花、萧雪慧、刘刚、刘苏里、吴学灿、鲍彤、张伟国、王新龙、葛湖

、尹进等多位被捕民运人士的专文，在国际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

，也给中共对民运人士的审判造成了压力。

总之，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中国民联”一步步壮大起来了，在组织运作上也

逐渐走向成熟。

其间，也出现过一些曲折，如“抓中共特务”的风波。“抓中共特务”的事件自

民联成立以来，曾不止一次出现过。对“抓特务”的问题，民联总部负责人所持的

态度是：由于民联的公开性和透明性，中共即便派遣特务也没有什么实质意义，至

于一些需要暂时保密的工作，总部特别注意慎重选人。总之，对特务一是要提高警

惕，但又不可轻信，特别在组织处理上，更要慎之又慎。所以，一般来说，“抓特

务”风波，虽然在外界造成了颇大的舆论，但对民联的组织实际上并没有造成什么

大的损害。

再一件事就是胡平的“辞职”。一九九零年六月二十八日，胡平向民联联委会和

监委会提出“辞职”，要求联委会在一周内对新的总部人选作出安排。造成胡平的

“辞职”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一段时间，民联战线拉的过长，造成经费的短绌，出

现了严重的财务危机，胡平自觉有难咎之责，故本着自责的态度提出辞职。为此，

七月四日至五日，“中国民联”在华盛顿召开了联盟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该会议通

过了一系列议案，其中包括：一、宗继详委员提出的关于修订民联财政预算的议案

。通过精打细算，每月全盟开支将缩减百分之二十。二、吴方城委员提出了中国民

联辞职法，自此，今后有关领导人的辞职将有章可循。三、徐邦泰主任委员提出了

增设联委会副主任的议案，以此进一步加强联委会的运作。胡平经过考虑，收回了

辞呈。为了减缓民联的财政困难，民联总部采取了一系列节源开流措施，终使财政

有了好转，值得一提的是，曾任印地安那州普度大学学生自治会会长的张益唐同学

，一次就向中国民联捐款三千元。他说：“作为一个盟员，我对于总部最近遇到的

困难极为关切，我愿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作出自己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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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8 14:23 只看该作者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

第十一部分低潮中的崛起

陈力 芦苇

中国民联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

中国民联第五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至六月三日在加拿大多伦多市

召开。参加此次会议的共有六十九名正式代表和五十多名列席代表。

六月初的多伦多风和日丽，景色宜人，正是旅游的好季节。但令人遗憾的是因为

签证的问题和经济的原因，有近三分之一的正式代表和许多应邀的来宾未能到会。

由于民联刚刚渡过财务危机，本次代表大会规定正式代表和来宾的路费原则上自己

解决，尽管这一规定使一些财政窘迫的代表未能与会，但另一方面，它却为海外民

运开创了一个朴素节俭的风气。北美到会的代表大部分是开车前往多伦多的，几十

个小时的风尘仆仆，充分显示了他们对民联的向心力和对民主运动的关心。在这里

，还要特别提出的是，多伦多的华侨对于本次会给予了倾力的支持，他们积极捐款

，以尽地主之宜，为代表的食宿提供了保障。

六月一日，中国民联第五次代表大会开幕式在多伦多市政厅圆形大厅举行，由于

会场空间巨大，百多位出席会议者显得稀稀拉拉，但是整个会议却秩序井然，人们

不断地对来宾的发言报以掌声。为欢迎此次会议在加拿大召开，不少加拿大议员以

及省长、市长都写来祝词，多伦多侨界、美加学自联以及很多民运组织也送来贺信

。民阵主席万润南、副主席吾尔开希、工自联负责人吕京花等，都以来宾身份出席

了会议。吾尔开希说，他是特为推动民联和民阵的联合而来的，他希望大家能够象

自家人一样共同商量这件事。万润南也说，希望不要错过民主运动联合的机会。吕

京花在发言中指出，民运组织要提倡说实话办实事的精神。她呼吁人们不要总把眼

光集中在明星身上，要更多地关心普通人的想法。民联的法律顾问，来自洛杉矶的

律师哈泼女士也在发言中幽默地讲道：一个美国人在加拿大的土地上谈论中国的人

权，这本身就说明人权问题是超越国境的。

当天下午，是多伦多市各界纪念“六四”两周年的集会示威，民联的五大在此召

开，更为他们的纪念活动壮大了声势。吾尔开希等“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在示威场

地发表演说，使人们更如身历其境地回到了那腥风血雨的悲壮的日子。吾尔开希说

到慷慨激昂处，因为过于激动而昏倒，把人们的愤怒的情绪推向了高潮。

晚上，多伦多市侨界为欢迎民联“五大”的召开，举行了盛大宴会。在这一公众

场合上，民联主席竞选人和他们的助选班子借机展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生动活泼

的竞选攻势。

在宴会上，最初，是有人递了一张条子，要求主席竞选人上台唱歌。此举正合了

副主席竞选人方能达之意。方能达在民联盟龄不长，根基不深，很多盟员都不太熟

悉他。但他却有一副好嗓子，遇到这种场合，足以应付自如。于是他首先登台，唱

了一首俄文歌，同时也向代表展示了他语言方面的天才，一席表演下来，果然提高

了他在代表中的“知名度”。另一位副主席竞选人伍凡不甘示弱，他按捺不住，携

太太一齐出马跳了一段迪斯科。伍凡和他的太太都是民联的老盟员，他们是在民联

支部的一次舞会上认识的，民联是他们的月老，跳舞是他们的红线，没想到这条红

线今天又在主席竞选时派上了用场。观众显然对副主席候选人的表演不感到尽兴，

他们开始对竞选的主帅叫号。主席竞选人于大海不善歌舞，眼看走投无路，突然从

助选班子里杀出一员大将“护驾”，他就是原监委主任薛伟。薛伟也登台唱了一首

俄文歌，可称和方能达匹敌。接着对方阵营里也推出了苏洋，他的一曲高歌，赢得

一片掌声。之后，于大海唱了一首《中华民族颂》，另一主席竞选人汪岷缺乏表演

细胞，急中生智，请他太太出来“代劳”。他太太的歌声引来了满堂喝彩。一场表

演比赛，轻松活跃，使主席、副主席的候选人都“亮了相”，这种别开生面的助选

方式，对民联来说，倒是第一次。

六月二日和六月三日上午，主要是总结工作和修改章程。民联第四届副主席黄奔

，代表总部作了“民联总部工作报告”。他说，四大以后，民联的工作可分为三个

方面，十二件事件。首先，是大陆方面。海外民运必须面向大陆，这同时也是海外

民运最重要、最艰巨的任务。在这方面，民联做了四件事，即：(1)坚持通过各种方

式，把《中国之春》杂志和其它信息材料送入大陆。现在，每月送入大陆的《中国

之春》杂志有八、九百本左右，“海外通讯”(中国民联编印的不定期活页)寄送量

超过一千份。同时，民联也借助于其它国家、地区或团体的传播工具，向国内人民

传递民联的信息。(2)因地制宜地提出切实可行的活动方案与构想，内外配合，推动

大陆内部各种形式的民主运动。如动员大陆民众记变天帐，打击与分化专制统治者

及其帮凶；动员民众对政治受难者及其家属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关心帮助。在“

四五”前夕、“六四”前夕和亚运会前夕，又先后提出“到天安门广场散步”、“

白衣行动”和“到亚运会去”等活动方案。(3)打破信息封锁，不仅把外边的信息传

进去，而且还把里面的信息带出来。两年来，《中国之春》发表了大量的关于大陆

内部人权遭受严重侵犯的事实报导，发表了国内地下民运组织的宣言和地下民运刊

物的文章，发表了被捕民运人士在法庭内外的英勇抗争事迹，发表了对各界人士，

包括干部、军人、工人、农民、市民、知识份子和学生的采访记录，发表了现仍在

国内的著名民运人士和学者的重要文章。与此同时，又把这些发表的东西送回大陆

内部。(4)从前年秋天起，民联就着手从精神上、物质上给国内民运人士及其家属支

持帮助，发动大家寄贺年卡、慰问信，以及送上海外民众的捐款。第二方面，即海

外工作方面，民联也做了四件事：(1)形成了对中共的广泛的国际压力。两年来，民

联通过演讲、座谈、集会、游说、发行出版物等方式，系统地向国际社会介绍了中

国大陆的政治经济情况和民运动态，介绍了从民主墙运动到“八九民运”的大陆民

运人士遭受政治迫害的状况，发展了与国际人权组织和民主国家政府的友好关系，

特别是在苏联、东欧巨变之后，民联及时派遣人员表示支持和进行采访考察，同时

，民联还派人参加了第一届国际论坛会议，并在东欧和苏联等地设立了自己的联络

机构。在美国，民联则积极参与和促成美国政府与国会提出或通过的一系列有关的

中国大陆议案。(2)加强了宣传工作。民联的机关刊物《中国之春》，近两年来，质

量有明显的提高，被公认是海外影响力最大的中文政论刊物之一，也是最好的民运

刊物之一。此外，澳洲地区的民联成员还自行创办了《中国之春》澳洲版，民联总

部也不定期出版了英文版《中国民主之声》及《海外通讯》等。(3)民联十分重视理

论研究。四大以来，民联在对自由民主理论的阐发、宪政原则的探讨、时局演变的

分析、对极权制度的深入批判以及对大陆民主运动的经验总结、民运的基本战略的

制定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切实的进展。(4)“六四”之后，国内大批民运人士

流亡海外，为了妥善地接应和安置他们，民联做了不少力所能及的工作。这包括打

电话、回复信件、机场车站接送、临时性的食宿安排、介绍工作和介绍社会关系、

联系学校、经济资助、为要求政治庇护的人提供咨询服务等等，这类工作不仅总部

在坚持做，许多基层组织和民联成员也在坚持做。在这些大量的、平凡而琐细的活

动中，表现了民联成员的高度的热情和奉献精神。第三方面是组织建设取得了新的

进展，表现在以下四点：(1)人们对民联的参与程度提高，一是盟员数量大幅度增加

，二是盟员积极投入各项活动的程度提高。现在民联成员已超过两千名，其中包括

一大批直接参加过“八九民运”的活跃份子。(2)民联内部的规章制度进一步健全，

成文的规定日趋细密，并且大体上做到了必要的监督与检查。(3)民联努力推动海外

民主力量的大联合，加强了与台湾朝野间的友好关系，加强了对香港人民保卫自由

权利的斗争和对西藏人民反抗暴政的斗争的支持，加强了与华侨社团的相互理解与

帮助。民联还十分注意与海外其它民运团体或机构的相互合作。(4)由于全盟上下的

不懈努力，民联的形象有了显著的提升。

接着，《中国之春》杂志主编丁楚又做了“《中国之春》编辑部工作报告”。

大会代表还对总部工作进行了质询。整个质询过程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唯一出

现的波动是有两位盟员突然出现在会场，向总部提意见，要求代表权，他们所提的

问题引起会场极大的重视，最后经主席团裁决，同意他们为正式代表。

在质询前，四届主席胡平主动向代表报了两笔流水帐，一笔是他私人帐户的经济

状况，一笔是他参加各种活动的统计数字。在四届主席任内，他提出大陆工作计划

五项，接受媒体采访六十四次，参加民运会议三十九次，参加学术研讨活动十八场

，讲演六十二场，离开总部外出活动二百四十三天，发表民运文章近五十万字。尽

管代表们并没有要求胡平公布自己私人的财务状况，但都对他的这种做法表示赞扬

，同时也对他任内所做的大量工作表示欣赏。

针对胡平对民联的贡献，民联四届监委会通过决议，对胡平所做的大量的工作进

行了表彰。

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和民阵合并的决议”以及“关于中止盟党分家的决议”。

六月三日下午，开始进行领导班子的竞选。

本次代表大会的主席和副主席有三对竞选者，即：于大海和伍凡，汪岷和方能达

，李国愚和金秀红。

选举结果于大海以五票之差获胜。

在联委和监委的选举中，一些曾经为民联作出重大贡献的人让开了，胡平、黄奔

、薛伟、丁楚、吴方城、钱达，均没有接受代表的提名，他们把机会让给了新的人

。一批新鲜血液，尤其是象吴仁华、姚勇战这些参加过“八九民运”的新人，补充

进了民联的领导核心。

中国民联第五届领导机构成员名单如下：

中国民联主席：于大海

中国民联副主席：伍凡

中国民联联盟委员会主任徐邦泰，副主任汪岷，联盟委员：汪小风、方能达、吴

仁华、姚勇战、郑郁、宗继祥、张伟、杨漫克、高格文、苏洋、李国愚。候补委员

：钟锐、梁华、冯胜平。

中国民联监察委员会主任郭平、副主任李兆阳，监委委员：钟锦江、王坚、冯斌

、莫逢杰、李刚，候补委员任松林、金秀红。

中国民联第五届主席于大海，男，一九六一年生，在天津长大。他曾因在全国数

学竞赛中得了奖，获免试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书。八一年九月，他参加了诺贝尔

奖金获得者李政道先生主持的中美物理系研究生联合招生考试，在八百余名考生中

，他以物理总分名列第十三、英语总分名列第九被录取。据此，于一九八二年秋进

入美国宾州大学研究院攻读物理系博士学位，八三年，由于他GRE和托福考得好，加

上美国著名经济学教授邹至庄的大力推荐，他转入普林斯顿大学，改攻经济系博士

，并担任了中国留美同学经济学会首任会长，并被聘为“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特邀

理事。八四年起，他三次回访大陆，曾在体改所、社科院、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

心等单位讲解经济理论，并曾在大陆的经济学刊物上发表数篇文章，参与关于经济

体制改革的讨论。

于大海早在民主墙时期就是民主运动的参与者，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我到北

京(读书)才一个月，中共就为七六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平了反，西单民主墙也

随之出现。我感到新奇，常和一些同学到西单看大字报。那些日子里，西单墙总是

挤得水泄不通，有几次，我在天安门广场遇到了举着‘要民主、要自由’、‘反饥

饿、反迫害’等横幅的游行队伍。这些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八零

年，他参加过北大学生搞的竞选，还和同学编了一本竞选资料集，定名为《开拓》

。八六年底的学潮和八七年初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给他以极大的震动，而且直

接牵涉到他认识和了解的方励之先生。对中共不能容纳象方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

他十分愤慨，于是，便和一些朋友发起、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留学生签名活动，反

对中共的反自由化运动。这次签名活动在大陆造成了震撼。八八年春天，他最后一

次访问大陆后，出于对改革的失望，他开始在《中国之春》上发表文章，并加入了

中国民联。他在总结自己的心路历程时，写道：“我体会到，要在中国结束中共的

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政体，非要有强大的有组织的民间政治力量不可。”“我们要

走的路很长，但民主事业是充满希望的，值得我们为之作出不懈的努力。”

在“五大”将要结束时，于大海作了主席就职演说，他着重谈到了道德标准问题

，他说：“我们民运队伍里，现在有很多不正之风。有些人为了抬高自己，好说假

话、大话或空话，好自吹自擂。有些人好搞小圈子，拉一派，打一派，不择手段地

争权夺利、争风吃醋。这样的坏风气，我们必须花大力气扭转。不少盟友对我个人

的品质表示了信任，对此我十分感谢。同时，我也感到惭愧，因为金无足赤、人无

完人，我和所有的人一样，是在道德上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有毛病并不可怕。关键

是，一个人应当不断地、自觉地反省自己、改进自己。照我看来，谁能做到这一点

，谁就应当算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了。我认为我们所有的民运份子都应该是有道德信

仰的人。在与盟友相处时，道德信仰就反映在‘严于律己，宽厚待人’这八个字中

。”他又说：“目前，中国的民主运动处在一个低潮时期，这对我们每一个民运份

子，都是个考验。我想，我们中国民联是能经得起考验的……人民在考验我们，在

试探我们究竟是用什么材料作成的。……我们别无它求，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他们忠

实的仆人，只有这样，我们的民运才有希望。”

整顿总部及《中国之春》编辑部

于大海及新的总部班子上任伊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进总部及《中国之春》

编辑部的工作。

“五大”前后，民联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状态，就是稳定捐款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左

右，减少后的捐款，仅只够能勉强维持一份《中国之春》杂志的出版。财务的窘迫

，是于大海当主席的总部班子面临的第一个难题。

于大海是学经济的，当然也是理财的高手。在他的领导下，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

面，采取了以下具体措施：

一、修订预算。民联此一阶段的每月收入仅二万三千美元左右。经总部和联委会

共同决定，将其中一万七千元划给杂志社，一千元划给了联委和监委，三千元划给

了香港办事处(杂志社香港分社)，所剩的划给了总部。这个预算，是紧而又紧的。

这一点，可从与以前联委会通过的月预算比较看出。一九九零年一月，民联月收入

有四万八千元，其中，给杂志社的是二万五千元，九零年七月，民联发生财务危机

，但月收入尚有三万七千三百元，其中杂志社是二万一千元。由此可见，于大海上

任的时侯，是民联财务状况最吃紧的时侯。面对此一情况，于大海在写给民联的工

作报告中说：“不过，我们还是有信心继续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按时出版发行杂

志，并用总部仅有的一点钱干出几件事来。”

二、撤销华盛顿总部办公室，总部与设在纽约的《中国之春》杂志社合并办公。

曾有一度时期，为了运作及游说的方便，民联总部在华盛顿设立了办公室。捐款减

少后，新的总部不得不首先考虑撤销华盛顿总部办公室。合并办公是不得不为之的

办法。因为华盛顿的总部办公室负担着民联的很多事务性工作，并负责出版对美国

国会有相当影响的英文月刊《中国民主之声》，而且还是民联一大批骨干的大本营

。于大海开始的想法，是先维持一段时间，但由于捐款状况一直未有大的改善，合

并办公成了唯一的出路。

三、压缩日常开支。民联总部及杂志社的开支，做到了省而又省。例如对电话费

、差旅费、稿费，他们都进行了压缩。至于人工，则尽量做到不裁员和人尽其用。

民联工作人员的工资标准是在新班子之前就已定好的，即使为了抵消通货膨胀，他

们每年也应给予加薪，但是，在目前的财务状况下，提高工资已是不可能了。这就

是说，在民联工作的人，所领取的工资实际上是比两年前少了。

在开源方面，新的总部也做了不少工作。他们主要是寻求新的捐款。在于大海等

人的领导下，他们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取得了联系。之后，NED前来审查《

中国之春》的财务管理状况，《中国之春》有关人员协同会计师向NED介绍了情况，

在《中国之春》杂志社的财务管理的可靠性获得NED的认可后，NED送来了一份关于

由NED向《中国之春》提供经费的合约，于大海和NED总裁Gershman先后在合约上签

字，一九九二年六月，《中国之春》接到了NED提供的第一笔四万五千元的经费。获

得NED对《中国之春》的支持后，民联的财务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善。新的总部接手后

，还清了民联积欠的近二万元的债务。此外，还向过去的捐款渠道加强了联系及公

关工作。

总之，新的总部自上任以来，帐号公开，用钱得当，财务清楚，没有拖欠工资、

印刷费，稿费的拖欠期也缩短了，并做到每月向联委会上报一次财务情况，给民联

的财务信誉塑造了一个良好的形象。

新的总部班子还十分重视改进《中国之春》编辑部和总部的工作。于大海认为，

在民运处于低潮的今天，《中国之春》杂志对于民联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无疑是至

关重要的。一九九一年七月，民联召开联委会，于大海和副主席伍凡交换意见后，

草拟了一套杂志社的运作方案，使编辑部的工作进一步制度化。经于大海提议，《

中国之春》组成新的编委会，除于大海任主任外，另设胡平(《中国之春》主笔)、

薛伟(《中国之春》经理)、方舟(《中国之春》执行编辑，后辞去工作)为委员，编

委会还颁布了“工作条例”，每周编委会都要举行例行会议，总结杂志工作的优点

及不足之处，并对下期的文章、封面进行部署。编辑部对收到的每一篇稿件都要求

做到慎重处理，先由执行编辑初审，再交由各位编委再审，对意见不一致的稿件经

开会讨论后按多数意见决定是否刊登。对编辑部的事务编委还做了明确的分工，采

访和搜集内部消息，主要由方舟或丁楚做，约稿由于大海主要做，社论、观察家评

论等由胡平主要做，编辑部的日常事务和杂志发行，由薛伟主要做。为了提高《中

国之春》的编采质量，于大海还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努力：(1)缩短文章的平均长

度，要求论说文更加言之有物。(2)扩大撰稿人范围，多用外稿，尽量减少内稿，提

升民运人士和留学生的参与感与向心力。(3)在民运动态和民运理论之外，增加了对

大陆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研究讨论，为即将到来的大陆社会转型提供

高质量的参考。(4)增设文艺园地，使杂志更加生动活泼。(5)汲取新的排版技术，

继续提升排版质量，减少错别字。(6)扩大杂志的发行量。

有一段时间，于大海曾按照联委会的决议，公开向民联内部和社会招聘主编。胡

平、丁楚、方舟、亚衣、华夏子、醒民、倪育贤、王策等纷纷毛遂自荐。但由于于

大海提名的方舟、胡平先后被联委会否决，主编招聘一事便搁置下来了。

经过总部对《中国之春》工作的整顿，《中国之春》杂志的质量又得到进一步的

提高，太多的好稿件使编委会难以舍弃，于是，杂志社经过研究，决定从一零七期

起，由原来的一百页增加到一百零八页。在发行上，从一零三期开始，正式进入了

台湾，由《联合报》所属的联经公司协助订销。同时，又在泰国建立了发行站，并

使北美、香港、澳洲、欧洲等地的发行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在此基础上，编

辑部又从出版十年的《中国之春》杂志中，选出了二百多篇有代表性的文章，编成

了一部一百多万字的《中国之春文选》。一九九三年一月，筹组了《中国民联十年

简史》的写作班子，该书自《中国之春》第一一七期起，开始连载。

在总部工作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措施。

(一)对盟员重新登记。一九九一年十月，经于大海提名、联委会通过，任命杨巍

为民联组织干事。杨巍出任后，即主持了对民联成员重新登记的工作，进一步健全

了盟员的档案资料的管理，加强了和盟员的组织联系，同时也使许多失去联系的盟

员又重新回到了盟内。

(二)相应地，也推动了各分部、支部的工作的开展。例如杨巍在进行盟员登记的

同时，就为纽约分部的重组做了许多工作。经过“罢王风波”，纽约分部的组织受

到极大的挫伤，盟员流失严重。九一年十一月三日，借盟员登记之机，四十多位民

联新老盟员终于又重新聚集起来，这其中，有自民党背景的盟员就占了近一半人，

他们相互握手言和，消除分歧。一位老盟员说，纽约分部有这么多人来开会，这在

纽约分部成立以来，还是从未有过的。他们于当日召开了重建大会，选举了分部的

领导班子。其后，如波士顿分部、华盛顿分部等，都是借盟员登记在杨巍及姚勇战

的努力下，组织得到了进一步的健全。一九九一年八、九月间，总部又委托姚勇战

前往香港和澳门，处理香港分部的事务，促进盟员之间的团结。原《中国之春》书

屋经理、民联香港分部主任黄硫在与姚勇战见面后，答应将原《中国之春》在香港

地区的发行名单交出。同时，还研究了《中国之春》在香港扩大发行的途径。

主席于大海，也亲自参与组织的整顿工作，他先后去过澳洲、欧洲、日本、台湾

、缅甸、香港等地，对民运组织起了相当的整合作用。于大海访问了澳洲，在民运

中，澳洲是一个大头，民联盟员也占了相当大的数量。在澳洲，在和一些民联成员

接触后，于大海了解到不少盟员和留学生居留有困难，有些难民公司在办身份时制

造伪证，靠欺骗赚钱，民联内部的一些纠纷，也与这种弄虚做假现象有关。针对这

一情况，他表示民运人士要在道德水平上严格要求自己，对那些民联内部靠制造伪

证赚钱的害群之马，应给予纪律处分。有鉴于此，民联监委会发布了关于“公私分

明”的决议，决议要求：“由即日起，民联各级组织不得有出具假证明、滥发或出

卖盟员证等以公某私的行为，担任各级职务的成员并且要回避其他类似的利益冲突

，回避方法有二：一是停止参与谋利的活动；二是辞去盟内职务，……凡有以公谋

私情节者，经监委会调查属实，一律开除盟籍……”。同时，为增强民运的宣传工

作，又颁布了《中国之春》澳洲版在澳洲出版的细则。一九九二年五月，民联澳洲

维省分部在召开二大时出现了违背选举原则的现象，民联总部及联委会了解了情况

以后，发表了“对澳大利亚维省分部内部纠纷处理意见”，“意见”承认五月十七

日分部大会及其选举结果的合法性，抵制了来自民联内部的一些歪风邪气。与此前

后不久，澳洲悉尼的民联组织又出现了意见分歧，于大海和总部办公室主任薛伟等

数度调解未果，总部根据具体情况，终于下了“合不成就正式分开”的决心，正式

批准民联纽省分部成立，和悉尼分部分开。十一月上旬，于大海又访问了法国和德

国，在法国，他见到了民联老盟员柯力思、王克平、刘坤宁、周雄等，在重建民联

巴黎支部方面作了一些努力。在德国，他又和民联德国分部主任梁达胜、《中国之

春》德国发行人杨先智商谈了工作。一九九二年二月底至三月初，于大海又到了民

联工作开展最困难的缅甸。缅甸和中国接壤，民联缅甸分部于一九八七年成立，有

数十名盟员，但由于政治形势和地理原因，“三大”以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未与总

部联系，特别是缅甸分部负责人梁超天被中共逮捕以后，缅甸分部的活动近于瘫痪

。自九一年九月起，总部和香港分部就试探和缅甸分部重新取得联络，由于通信周

期长，直到九二年二月初才得到确认。原订计划，于大海应和香港分部一成员一同

赴缅，但由于签证遇到困难，结果是于大海一人前行。在缅甸期间，他的联络工作

受到该国军政府的阻挠，困难重重，虽未达到如期效果，但还是了解了相当多的情

况，并建立了一些关系。

在整顿原有分部、支部的同时，民联总部又开辟了新的战线。一九九二年四月五

日，民联泰国曼谷分部成立。也是从该月起，《中国之春》杂志在曼谷开始发行。

曼谷分部的成员多半是经由缅甸、印度支那逃到泰国的中国大陆人，在泰国无居留

权，活动相当困难。四月底，泰国移民局以非法入境的罪名逮捕了一些民联成员，

六月三日，曼谷分部的三位负责人那天生、林乃湘、李素问又在筹备“六四”活动

时被泰国移民局逮捕。为营救他们，总部将有关材料送给了大赦国际组织和中国人

权组织，同时也向泰国外交部致函，希望泰国政府本着人道主义原则释放他们，并

给他们以合法居留身份。总部还派出香港分部的三名盟员前往曼谷看望了被关在拘

留所的民联成员。经过总部的努力，绝大多数盟员较快地获得了释放。

(三)恢复《中国之春简讯》的出版。一九九一年八月，总部恢复了《中国之春简

讯》的出版，这份刊物主要对象是输往中国大陆，以活页形式，编选一些《中国之

春》杂志的重要文章，装在普通信封中寄出。复刊后，总部通过邮政或特殊流通渠

道，输入中国大陆万余册。一九九二年春天起，总部恢复了在纽约机场向大陆来客

赠送《中国之春》的活动，每月送出数百册。

(四)“五大”以来，民联还在大陆建立了一些新的联络点，一些民联成员在大陆

组织了研讨社会政治问题的秘密组织。同时，也派遣了一些海外的盟员或和民联关

系极深的人回国，秘密开展民运工作。因这方面的问题比较敏感，这里不再详述。

(五)不定期地出版英文《简讯》。上届胡平任主席时，曾与民阵联合出版英文简

讯《中国民主之声》，但民阵方面实际几乎未出过人力和经费。于大海上任后，由

于经费减少，英文简讯的出版出现了困难。但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总部还是不定

期地出版简讯，以期向美国社会和国会施加影响。为了便于和英文世界取得联系，

于大海又于一九九一年九月主持编写了一份英文介绍册，共十二页，旨在向美国社

会介绍中国大陆及海外的民运情况，向国会和美国有关部门散发。

(六)总部和《中国之春》杂志社工作人员经常举办演讲会、记者招待会以及向国

会开展游说等工作。例如民联主席于大海就曾在美国的奥兰多、肯塔基州莱克星顿

、密西根州的东兰兴、底特律、芝加哥、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渥太华、金斯顿、多

伦多、爱德蒙特、加尔各里、法国的巴黎、德国的科隆、特利尔、波鸿、澳大利亚

的悉尼、墨尔本，日本的东京以及香港、台北等地举办过演讲会。《中国之春》主

笔胡平也在美国东兰兴、澳大利亚悉尼、堪培拉、墨尔本以及加拿大的数个城市进

行了演讲。总部办公室主任薛伟、组织干事杨巍、公关干事吕京花等亦曾外出演讲

。此外，总部还加强了对新闻媒体的利用，发布过数十次新闻，举办过十余次记者

招待会。总部负责人并多次接受媒体采访，仅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便有十多次

。

民联总部对游说国会的工作十分重视。例如，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初，民联总部在

综合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确定了支持美国在给予中国大陆最惠国待遇时附加人权

条件的立场，随后，总部派遣杨巍、叶宁、华夏子参加了由全美学自联组织的在美

国国会的游说活动。

(七)加强了和其它民运组织的关系。自于大海任主席以来，和民阵、学自联、自

民党以及港支联等民运组织，一直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和自民党的关系。自民党是“罢王风波”以后，从民联分离出去的人成立的一个民

运组织。于大海上任以后，即和王炳章单独作了长谈，一九九一年六月，自民党召

开特别代表大会，于大海又在会上表示，希望分离出去的盟员能重新回到盟内来，

对化解分歧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一九九一年八月一日，总部从报纸上得到自民党北

京支部创办《中国之春报》的消息，同一天，自民党主席王炳章举行记者招待会，

说自民党使用《中国之春》名义是因为它在大陆已经有相当的知名度，自民党北京

支部的成员许多又是《中国之春》的老成员。事情出后，民联内部反映很激烈，《

中国之春》杂志也发表声明，对自民党侵权行为表示了抗议。后来，经过协商，这

一矛盾终于得到了化解，自民党未再坚持出版《中国之春报》，使民联与自民党关

系的消极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基本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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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8 14:23 只看该作者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

第十二部分人权的勇士

陈力 芦苇

民联支援郭罗基争人权的斗争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国民联、民主中国阵线和全美学自联联合发出呼吁

书，对中国大陆著名学者郭罗基为争取自身人权状告国家教委予以声援。这份由民

联主席于大海起草的呼吁书说：

“我们认为，中共当局确实侵犯了郭罗基的基本人权，也确实违反了中国大陆的

现行法律。事实上，中共当局的所作所为，是中共几十年来以言治罪的一贯做法的

延续。我们希望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能够主持公道，认真审理郭罗基的上诉状。…

…中共的行为违反了宪法，当然要作为被告受到法律追究。我们希望江苏省高级人

民法院本着司法独立的精神，不去理会中共的特殊地位。正如郭罗基在上诉状中所

指出的那样：‘过去没有就从现在开始吧。共产党违法为什么告不得？……共产党

有不受法律监督的特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不健全的症结所在，也是共产党自

身不可抑制地发生腐败的原因所在。’……我们认为，郭罗基提出起诉和上诉的行

动，已经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大陆的社会进步。我们也知道，在今日的中国大陆，郭

罗基表达这些看法是冒了很大风险的。目前，中国大陆还有包括魏京生、王希哲、

王军涛、陈子明、王丹在内的数以千计的异议人士因为发表言论而被中共关押。因

此，我们郑重提醒中共当局，郭罗基只是根据现行法律提出控告，如果中共因此便

进一步迫害郭罗基，人们必定会对中共最近作出的改革开放姿态失去信心。我们也

呼吁全世界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们都来关心郭罗基的命运，以促进中国大陆人权状况

的改善。”

郭罗基，生于一九三三年，江苏无锡人。如同他那个时代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

郭罗基亦向往过共产党的革命。一九五五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由于成绩优

良而提前毕业，留校在哲学系任教。“四人帮”倒台后，郭罗基给北京市委写了一

封公开信，以北大为例，锋芒直指大搞“两个凡是”的北京市委，引起中共高层的

震怒，当时中共最高掌权者华国锋作了批示：“一定要把郭罗基压下去。”一九七

九年十一月，他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文章提出

：严格地划清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线是不必要的，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政治

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他说：“民主政治，就应当允许讨论；不许讨论，就是专制

政治。”该文刊出后，中共政法系统的首脑彭真极为不满，指郭文“违宪”，他一

面亲自组织人写文章批判，一面又对他进行政治迫害，企图将他调离北京。一九八

一年八月，郭罗基在《人民日报》以“马温”的笔名，发表了一篇反对个人崇拜的

文章，终于触怒龙颜，被教育部以“工作需要”为名，逐出北京。不过，郭罗基坚

持不肯离开，一直拖到一九八二年八月，方才去到他新的工作单位——南京大学哲

学系。但郭罗基还未到达南京，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就在全校教职员工大会上宣布：

“郭罗基要来了，大家须提高警惕。”防范工作一直部署到基层，甚至邻居都有监

督他的任务。更令人愤怒的是，郭罗基调到了南京大学后，教育部规定他“只能当

教师，不能当干部”，与此相应的规定还有：不准发表文章，不准出版著作，不准

参加学术活动。他甚至不明不白的连选举权都失去了。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在中共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将郭罗基和魏京生、王炳章并提，说他是“资

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在这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郭罗基只能用笔名发表文

章，有时连稿末的“通讯地址”和“真实姓名”也是向友人借来的。“六四”之后

，南京大学根据“上面的精神”，拒绝了郭罗基的党员登记，剥夺了他教书的权利

，扣发了他的工资。

由于中共粗暴地践踏法律和人权，郭罗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一九九二年一

月二十五日，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呈递了《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

大学校长曲钦岳和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南京

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以中共自定的法律为武器，主动出击，控告中共部门的违

犯行为。通过司法的手段揭发“一党专制”的罪行，在中共建国的历史上，郭罗基

还是第一次。

郭罗基在两份起诉书中指出：“简言之，我的三点看法是：所谓‘反对资产阶级

自由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六四’流血事件是反人民的；‘党员重新登记’是

反党章的。……我因发表了‘三点看法’而被取消了党籍，但是没有人指出，我究

竟错在哪里？唯一的说法是‘和党中央不一致’。本来不一致，确实不一致，就因

为不一致我才表示保留。……如果能证明我有错，我准备随时向真理低头；如果不

能证明我有错，我决心到处对谬误作战。”对南京大学剥夺他的教书的权利，郭罗

基写道：“不许我上课，没有任何教学上的正当理由，完全是政治迫害。所以‘待

聘’也是欺人之谈，待到学期结束始终未聘。……被告们滥用权力，重演了‘文化

大革命’中‘靠边站’的非法行为，使得一个有工作岗位的人失去工作，一个有劳

动能力的人无法劳动。政党是由公民中的一部分组成的，不管这一部分公民自称是

‘优秀人种’还是‘先锋战士’，都不应窃取国家权力。一部分公民组成的政党有

什么理由凌驾于全体公民之上？通过合法手续，政党可以执掌政权，但政党本身不

是政权机构。如果允许某一政党视国家权力为已有，这个国家必定不是民主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不是属于任何政党、任何个人的。政党窃国、个

人专制应在禁止之列，属于违宪活动。”

可想而知，被中共控制的司法部门是不会受理这个案子的。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

九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行政裁定书”，裁定“对郭罗基的起诉本院不予

受理。”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日，郭罗基再呈上诉状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除状告国家教

委、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哲学系及中共南京大学党委外，亦对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的裁定书予以反驳，他指出：“第一，裁定书不符合法律程序；第二，裁定书运用

法律有错误；第三，裁定书所作的调查是片面的。”并“要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将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书发回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由于郭罗基状告中共违法，中共便更加强了对他的控制和迫害，跟踪、盯梢接踵

而来，使郭罗基不得不向海外发出保障他的人身安全的呼吁。

《中国之春》通过可靠的秘密途径取得了郭罗基的起诉书等文件。文件经过辗转

流徙，很多字迹已难以辨认。当民联主席同时也是《中国之春》社长的于大海得到

这些文件时，他深深地感到了它的重量。他知道，郭罗基先生之所以冒着这极大的

风险，使这些手稿交到《中国之春》，一方面表达了他对《中国之春》的信任，另

一方面也可看出海外民运已成为中国大陆民运和国际世界相联系的一条不可缺少的

纽带。郭罗基的第一批文件到编辑部时，当时已经截稿，于大海又急忙安排通知印

刷厂暂停运作，连夜将他的起诉书打好、排好，做到了尽快发表。

郭罗基和中国民联前任主席胡平，有较深的渊源关系，胡平在一篇题为《于无声

处听惊雷》的文章中回忆道：“郭罗基先生是我最尊敬的前辈之一。我敬郭先生为

前辈，不仅因为他年龄比我稍长，更因为他是中国大陆近十余年来推动思想自由和

政治民主的优秀先驱。”胡平说，早在一九七八年，他进入北京大学的时侯，他就

和郭罗基相识了。“和许许多多有幸和郭先生有直接接触的人一样，我从郭先生那

里不仅获得了丰富的知识，而且从他身上吸取了强大的道义精神力量。”“去国五

年，我时常想念郭先生……当我读到郭先生这两份起诉书时，我感到自己再也不能

沉默。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他这样做是冒了何等的风险，两篇起诉书，犀利严谨

，无懈可击。非大智大勇者不能为之。伟大的人格有如火石，遭到的打击越强，迸

出的光芒越亮。真正的勇士未必总是在形势顺利时冲得最远的人，但必是在恶浪袭

来时屹立不退的人。”

为了配合郭罗基的上诉，中国民联总部一方面在《中国之春》上登载郭罗基的情

况追踪，另一方面主动运作，和世界各地民运团体联系，共同发表声明，并倾其所

力，造成对中共的广泛的国际压力。“美国之音”、《纽约时报》以及许多中文媒

体都根据中国民联提供的资料报道了郭罗基的起诉。

中国民联总部还派专人到南京看望了郭罗基先生，给予了他生活上的帮助。

一九九二年十月，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中共不得已作出让步，给郭罗基发了护

照。十一月二十七日，郭罗基飞抵纽约，受到于大海、吴方城等民联成员的迎接，

民联公关干事吕京花向郭罗基献了鲜花。出国后，郭罗基除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研

究工作外，也多次参加中国民联举办的会议以及有关民运的活动，并为《中国之春

》投稿，成为《中国之春》的基本作者之一。在后来民联、民阵的“联合风波”之

后，他担任了《北京之春》杂志的编辑顾问，为民运事业做了很多的工作。

搜集“六四”死亡者及被捕者名单

中共在“六四”以及后来对“八九民运”的整肃中，到底杀了多少人？捕了多少

人？制造了多少冤案？给人民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在专制政权沉重的铁幕后面，直

到今天，仍是一个谜。

但历史是公道的，总有一天，它会把中共这些惨无人道的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

下。

北京有一位杰出的女性，叫丁子霖，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一九八九年“六四

”事件中，她的十七岁的儿子蒋捷连，倒在屠杀的枪口之下。而在这之后，中共不

仅毫无悔意，反而采取高压政策，不准人们议论，妄图使人民忘记“六四”。在忍

无可忍的情况下，丁子霖终于在“六四”两周年前夕，打破了沉默，接受了美国AB

C广播公司的采访，用铁的事实揭露了中共在“六四”期间屠杀人民的罪行。为此，

她招来了中共整肃和迫害。“六四”三周年前夕，她遭到了党内除名和停止研究生

导师资格的处分。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面，丁子霖并未屈服，她默默地做着搜集和

整理“六四”死难者与被捕者名单的工作。她说：“搜集和公布遇难者名单的工作

本来是应由中国政府来做的，而且政府的几位领导人曾就此事向来华访问的有关人

士作过承诺，海外媒体也曾作过多次报道。然而，诺言至今没有兑现。有鉴于此，

我作为受难者群体的一员，作为一个失去儿子的母亲，决定以我绵薄之力，做好搜

集、整理‘六四’死难者及伤残者名单的工作，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从事这项工

作。”

象丁子霖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六四”之后《中国之春》编辑部经常会收到、接

待揭露“六四”真相的信件、来访者。滴水成海。《中国之春》编辑部相信，只要

不断努力，持之以恒，总有一天，会把中共屠杀人民的血腥的罪行的“谜”全部揭

穿开来。

《中国之春》早在“六四”屠杀后的第三天，就收到了由大陆传来的第一批死亡

者十三人名单，这些名单很及时地刊登在《中国之春》第七十四期上。

一九九一年十月，《中国之春》在其一百零一期上，又一次刊登了九百零三名被

捕民运人士名单。

中国民联主席于大海，为这份名单的发表撰写了“编者的话”。他说：

“我们怀着凝重的心情，向《中国之春》的读者献上九百零三位大陆被捕民运人

士名单。这份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名单，是由中国人权民主基金会在各方面的有力

支持下搜集的。

“两年多过去了，数以千计的‘八九民运’参加者却仍被中共关在铁牢里。他们

的‘罪’，仅仅是以和平的方式表达对时局的看法，阐述自己的政治理念。按照国

际公认的人权准则，真正有罪的不是这些民运人士，而是迫害、关押他们的中共专

制政权。

“害怕民众表达政治观点，是一个政权缺乏民意基础的表现。中共政权不断以维

护社会安定为借口来迫害民运人士。实际上，真正的社会安定要以言论、集会自由

为前提，以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为基础的。中共的‘安定’，说穿了，指的是其一

党专政的延续。这种‘安定’，是以扼杀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为代价的。四十多年

来，除了一党专政一直大致安全稳定外，中国大陆在中共统治下并没有什么安定可

言。中共内部不断发生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老百姓饱受政治运动的冲击，生活水

平远远落到了台湾、香港等地区的后面。中共是靠高压手段，靠迫害政治异议人士

才得以维持其统治的。一党专政下一潭死水般的假安定，是中共当权派的利益所在

，却也是中华民族繁荣与复兴必须排除的障碍。因此，我们由衷敬佩敢于向中共一

党专政提出质疑和挑战的国内民运人士。他们不但是民运的勇士，也是民族的英雄

。

“专制统治者怕阳光，害怕真理。为了进行欺骗宣传，他们不但极力垄断政治理

念的表达，也极力垄断信息的传播。中共至今不肯公布‘六四’死亡者名单，所公

布的其它资料，也不允许外界独立地加以核证。因此，大家手中的这份还远不够完

整的名单就显得格外宝贵。它是经过许多人辛勤的劳动才得以问世的。

“被捕的民运人士在替整个民族受难。我们这些享有自由的人有责任尽力营救帮

助他们。我们希望这份名单的发表有助于改善民运人士的处境，有助于推动中国的

民主事业。”

九百零三人名单公布后，读者来信踊跃，一名叫丁颖达的读者来信说：“感谢你

们的刊登，感谢搜集整理这份名单的人们。勇士的血，是信德的种子。烈士的血不

会白流，勇士的苦不会白受。让我们为他们祈祷，愿民主自由的春天早日降临华夏

大地。”更可贵的是，还有的读者来信对名单进行补正或补缺，以使名单做到尽量

的准确丰富。如一位读者给编辑部的一封信这样写道：“看了最新一期《中国之春

》上刊载的大陆九百余名被捕民运人士的名单，我惊喜地找到了我所熟悉的几个名

字，原来他们还未被人遗忘。非常感谢《中国之春》所做的工作。美中不足的是有

些信息不十分确切，可能信息管道有些差错。作为一名当时的知情者，我想补正如

下：原文：李洪波：八九年六月上海被捕，上海广播学院学生。补正：李洪波：八

九年八月十三日于上海被捕，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研究生，八六级。湖北宜昌

人。原文：李殿员：八九年六月被捕，上海广播学院学生。补正：李典元：八九年

八月被捕，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研究生，湖南人。原文：何冬冬：八九年六月被

捕，上海交大。补正：贺东东：八九年八月被捕，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八五级本

科生，湖南益阳人。补缺：彭小真：八九年八月被捕，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动力工程

系研究生。以上四人均于‘六四’一周年前后释放。……”

这批名单的发表，也引起了国际上的强烈反映。九一年十一月四日，德国经济部

长Moellermann访华，他是“六四”后第一位到中国访问的德国部长级人士。德国的

大陆留学生组织全德学联得知消息，向他递交了一份《中国之春》一零一期发表的

九百零三名名单，要求部长先生将这份名单亲手交给中国政府。随同部长一同访华

的经济部参事向学联表示，他们一定会按学联的意愿去做。Moellermann部长到达北

京的当日，就与中国大陆国务院副总理朱熔基会谈。他以德国政府的名义，要求了

解这些政治犯目前的状况。在与国务院总理李鹏、外交部长钱其琛会谈时，Moelle

rmann部长再度递交了这份名单，他明白地向中国政府表示，中国大陆人权现状已成

为德中经济关系的最大障碍，只有释放所有这些政治犯，德中才能充分互相谅解。

李鹏当场答应，中国政府一定会认真研究这份名单，然后给德国政府一个回音。

Moellermann部长于十一月七日返回德国，当天第一个新闻发布会的内容就是谈联

邦德国经济部长将这份政治犯名单交给中国政府的事情。一时之间，德国所有电台

纷纷报道，次日几乎所有报纸都刊登此事，消息传遍全德。“德国之声”电台又将

此消息用汉语向大陆广播，全德学联也成了新闻采访的热点。

十一月十四日，李鹏果然应诺，给了德国政府一个“回音”，但回答的却十分草

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吴建民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宣称，这份名单是不严肃的，

仅此而已。十一月十五日，Moellermann部长再度致函李鹏，要求就对这份政治犯名

单的调查结果，给德国政府一个正式的官方答复。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以联邦德国议会副主席Klein为团长的议会人权代表团访华，

再度讯问有关这份名单的情况。中国外交部代表对此作了正式但却又非常笼统的回

答：

经过对这份名单的调查，在这份名单中：

三百零三人因人名不准和缺乏有关信息以致无法对证；

二百五十七人经审理后被释放；

四十九人未经审理；

二百四十二人犯有刑事案；

二十六人因违法而被送入劳动教养；

十三人因触犯中国刑法尚在审理中；

十三人是台湾国民党秘密特务。

Klein议会副主席待进一步询问时，中国外交部表示，不能给予更详尽的回答。

针对中共迫害政治犯而又欲盖弥彰的态度，吴欣在《中国之春》上写道：“中共

外交部对被捕民运人士名单的答复，又一次显露出中共对于人民的基本尊严和基本

权利的蔑视。被捕名单上的民运人士都是有名有姓有简历的，可是中共作答时却只

给出几个统计数字。也许中共并没去挨个查对这些民运人士的下落，因而拿不出关

于具体人、具体情况的整套资料，中共所提供的数字是编出来的。更为可能的，是

中共有整套资料但又秘不示人。可是，这种资料为什么要保密呢？难道中共治下的

百姓每个人都只是一个数字，一个符号，而不可以有自己人格和个性？即使中共认

为民运人士不该同情，民运人士还有家人子女，他们的悲欢离合、心酸苦辣难道也

不值一顾？……中共就不怕成为天良泯灭、冥顽不化的代名词吗？”

继九百零三人的名单之后，一九九二年六月，《中国之春》在其一百零九期上刊

登了《六十三名被捕民运人士的资料》，名单由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提供，“

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萧强写了前言，他说：“一九九一年，‘中国人权’通过独立

渠道，搜集到六十三名由于政治原因被中国政府逮捕或迫害的人士的资料。其中绝

大部分，在此之前从未报道过。

“这份备忘录，可为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共约四万五

千字的‘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提供对照。

“我们知道，这六十三个名字，还不及同样案例总数的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

。‘亚洲观察’、‘国际大赦’等国际人权组织，多年来搜集了数以千计的中国政

府侵犯人权的记录，那仍是冰山一角。

“取得详实资料，把中国政府一桩桩、一件件践踏人权的行为公之于世，是‘中

国人权’从不间断的工作。在此，仅向每一位协助取得这些资料的人士表示感谢，

也请更多的人士支持我们。”

这批名单以及以后《中国之春》继续刊载的名单，都同九百零三人的名单一样，

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向中共政权洽谈人权问题的重要资料，对中共政权来说，造成了

十分沉重的政治压力。

一九九三年一月，《中国之春》在其一一六期上又刊载了北明的《山西：一个更

为黑暗的中国》，详细地披露了山西省民运人士遭到逮捕、判刑的情况。她开列的

名单是：山西省作家柯云路、北明、郑义，大学老师丁俊泽、胡健、王新龙、葛湖

、姚虎贤以及记者尹进等。她指出：山西，比之北京，是一个更黑暗的王国，在那

儿，民运人士判刑之重，全国罕见，受刑之苦，令人发指。与此同时，《中国之春

》还刊载了葛湖、王新龙、尹进案的判决书以及他们的上诉书和家信。

一九九三年六月，原《中国之春》社长于大海、主笔胡平、经理薛伟为避免民运

组织的内部纷争，另办《北京之春》月刊。一九九三年十月，《北京之春》第五期

又继续刊登了丁子霖所搜集的“六四”遇难者三十人名单和“六四”伤残者名单。

除了公布名单，《中国之春》还刊登了许多在大陆的民运人士的上诉书、判决书

等，如肖雪慧、莫莉花、王军涛、陈子明、李贵仁、吴学灿、鲍彤、王丹、刘刚等

。

这些名单及民运人士的个案，有力地戳穿了中共的谎言，它用铁的事实证明了中

共剥夺人权、迫害政治异议者以及滥杀无辜、草菅人命的罪行，为中国的民运事业

取得国际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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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

第十三部分春天是我们的

陈力 芦苇

中国之春——流亡者之家

随着“六四”镇压的枪声，很多“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开始了他们政治流亡者的

生涯。他们有的逃到法国，有的逃到英国，有的逃到澳大利亚、加拿大，但更多的

，是逃到美国。而遍布在世界各地的民联组织，往往成了他们第一个投奔的地方，

特别是设在纽约的中国民联总部和《中国之春》，更是接待最频繁，也是流亡者最

可信赖和最温暖的家。

中国民联主席于大海，曾对总部工作人员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分部、支部下达过

指示，凡是对从中国大陆逃亡出来的人，只要找到民联，民联一定要热情接待他们

，不仅在政治上要加强关怀，就是在生活上，也要尽其所能，扶助他们在异国的土

地上扎下脚跟。

谈到生活上的帮助，那工作就非常琐碎而又繁杂了。在这方面最能干的就属总部

办公室主任、《中国之春》经理薛伟了。每当一个新的流亡者到来，他都忙着张罗

，去做如租房子、找工作甚至赠送衣被、指导购物、汽车接送诸如此类的事。

《中国之春》编辑部也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个机会，对有代表性的流亡人士进行专

访，一方面利用媒介对他们在民运方面的贡献进行宣传、表彰，另一方面又通过他

们的切身经历和感受，总结民运的经验和教训。

李林、李智，是两兄弟。八九民运期间，李林是湖南省衡阳工人自治会发起人，

李智则在长沙发动全市歌星上街表演，为二十余万示威民众鼓劲。“六四”后，他

们逃到香港，获得了合法居留身份。一九九一年二月，他们得到母亲病重的消息，

又了解到中共总书记xxx刚表示过对返回大陆的民运份子不予追究，便先后返回

大陆探视加人。先行的李智回家后，并未遇到麻烦。但当李林也回到湖南后，中共

当局便以反革命罪将二人一起拘捕。在包括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内的各界人士的纷纷

要求中，中共不得已才将他们释放了。两兄弟于七月返回香港，后又来到美国纽约

。为此，《中国之春》编辑部对他们进行了访问，写了“李林李智：两番虎口余生

”的报导，刊于一零三期上。他们用他们惊险的经历，对中共的专制和恐怖进行了

有力的控诉。李林在专访结尾中写道：“我们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首先是希望

海外的朋友吸取我们的教训，不要轻信中共的任何许诺。什么不追究责任，不秋后

算帐，都是骗人的鬼话。中共会用这些花言巧语诱捕海外民运人士，千万不要上当

。其次我们的经历也说明，海外的声援，对于国内受迫害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非常有效的。这次我们如果没有海外朋友的援助，也不可能脱离虎口。在此

，我要趁此机会对海外曾经帮助过我们的朋友表示真诚的感谢。”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中国大陆九零年和九一年两届六十七公斤级拳击冠军、原国

家拳击队队长、武警上尉袁青海，趁参加在澳大利亚举行第六届世界业余拳击锦标

赛之际，找到了中国民联悉尼分部，并在悉尼分部的帮助下出走，向澳国政府寻求

政治庇护。《中国之春》及时发表了有关他的报导。袁青海在“八九民运”期间正

在北京体育学院学习，他随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一起走上街头。“六四”后，北京

搞起了人人过关，他也受到了株连。正由于这样，他对中共政权已经完全失望，遂

决定寻找“自我流亡”的机会。他说：“在国内，我就知道海外有中国民联这个组

织，所以，到了悉尼后，我立即设法寻找。幸运的是，悉尼的民运相当活跃，我顺

利找到了它。我真诚地感谢民联悉尼分部主任郑郁，他在一接到我求援的消息后，

立即赶来与我联系，热情欢迎我投奔自由，并作了详尽的安排。十一月二十二日深

夜，郑郁和民联干部常潮开车来预定的地点等我，在夜幕的掩护下，我顺利脱身。

次日，他俩介绍我加入了中国民联。今天，我终于踏在了这块自由的土地上，呼吸

到自由的空气。”

一九九二年七月，七七—七八年的北京民主墙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刘青抵达美

国纽约。刘青曾担任民刊《四五论坛》的主编，并被推举为北京民刊联席会议的召

集人。一九八七年春天魏京生被捕后，刘青曾冒险印发了魏京生的辩护词。当中共

当局追究此事时，刘青挺身而出，表示愿承担全部责任。他因此被判处十年徒刑，

至八九年释放。后又被拘留了半年时间。一九八二年《中国之春》创刊时，曾将刘

青列为首位名誉编辑。作为一位中国民运的重要领导者，刘青接受了《中国之春》

记者的采访。在题为“刘青：民主墙的谭嗣同”的采访中，刘青对民主墙作了深沉

的回忆和总结，并谈到了他在牢狱期间面壁十年的反思过程。他说：“我想得较多

的是民主墙运动的教训。我觉得我们可以干得更好。中国的事情不可能一步解决，

我们只能一步一步走。我们的民族是个体弱者，一快跑就会眩晕虚脱。”在谈到海

外民运时，刘青说道：“对大陆的影响，可能在海外你们感觉不到。可是在大陆，

海外的每一个动作都会使他们受到影响和鼓舞。一个消息来了，人们奔走相告。问

题是怎样把海外民运与大陆民运结合起来。”

一九九二年六月，“六四”后被中共公开通缉的学生领袖之一、北京“高自联”

常委熊焱，在被中共关押了一年七个月之后，终于历经艰险，逃抵美国。他在接受

《中国之春》采访时说：“共产党虽然暂时稳住了局势，但‘六四’的代价是民心

丧尽，现在大家都在骂共产党，连公安人员也不敢为共产党公开说好话，他们也只

能强调‘稳定’就我个人体会，过去当‘反革命’象作贼似的，可是现在好象当‘

反革命’变得挺光荣。”谈到海外民运，熊焱说：“在大陆我们都很关注海外民运

的事情。大多数消息都是通过外国电台听到的，也有些口头的传闻……现在最大的

问题是怎样和大陆的民运联系。”

一九九二年九月，“八九民运”期间“北京工自联”领袖韩东方抵达香港。半个

月后，他在纽约接受了《中国之春》记者的访问。韩东方向记者详谈了他在坐牢的

那段日子里，对中国大陆问题的深入的思考。他说，我“还是认为‘和平、理性、

非暴力’的原则是正确的。……我从不隐瞒我反对目前的政府，但我认为必须要用

合法的程序去撤换它。这个过程当然是相当漫长的，而首先的任务就是要让中国人

民相信，用法律的程序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我始终认为中国发展的前途在于社会

的和解。革命和暴力有时可以解一时之快，但是它最终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它制造

了人们的仇恨，冤冤相报，社会将永无安宁之日。”韩东方还谈到了他拟组自由工

会的计划。他说：“现在自由工会在中国产生的可能性不存在……所以自由工会在

中国，首先是一个争取存在权利的问题。”

一九九二年底，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张士敏来到美国，他不仅是“八九民

运”的参加者，在上海曾以作家身份支持过学生运动，而且还是一个“以文载罪”

的“罪犯”——一九八八年，张士敏写出了一部长篇小说《荣誉的十字架》，这是

一部反映劳动模范精神堕落的纯虚构的文学作品，但却遭到了人的指控。有一名“

劳动模范”对号入座，说小说里写的主要人物就是他，遂以“诽谤罪”向法院提出

起诉。这个案件轰动一时。“六四”前，上海徐汇区法院作出了此案在法律上不能

成立的结论。但“六四”改变了张士敏的命运。由于张士敏参加了民主运动，再加

上邓力群在背后煽阴风点鬼火，事情一直闹到xxx那里，xxx竟做了“保护劳

模、严肃处理”的批示。因为上面“风向”变了，下面也跟着变。首先是上海人大

法制委员会向徐汇区法院进行粗暴干预，并撤换办案人员，重定调子。之后是原告

在北京召开的劳模大会上哭诉，全国总工会主席亲口表态：“听说有人利用小说诽

谤你，这我们决不答应。”在这种情况下，徐汇区法院对张士敏的《荣誉的十字架

》一案重新审判，判张士敏的诽谤罪成立。张士敏愤怒之极，他当时就冲出法庭，

大喊：“这是中国法律史上的耻辱，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张士敏来到美国后，受

到《中国之春》的接待，他将《荣誉的十字架》的审判内幕写成文章，刊载在《中

国之春》第一百一十六期上。

在《中国之春》第一百一十七期，《中国之春》又采访刚刚到达美国的周舵和郑

义。周舵是在天安门绝食的“四君子”之一，郑义是“八九民运”时最活跃的知识

分子之一，又是在民联在大陆的组织协助下逃到香港的。周舵在专访中以他个人的

体会对“六四”进行了反思，他说：“‘六四’是长在共产党头上的一个癌症。邓

小平生前不解决它的话，在他身后马上就会爆发。……不难想象，邓小平死后必然

会出现的权力争夺中，只要稍微有点政治头脑的人都能够看出，打‘六四’和‘民

主’这两张牌的好处太多了，谁打这两张牌，谁就会得民心，谁就会成为政治斗争

中的赢家。相反，谁不打这两张牌，谁就会失败得非常惨。”郑义则侧重讲了他在

“六四”以后为躲避中共当局的迫害在大陆流亡并在流亡期间写作《红色纪念碑》

和《历史一部分》的经过，同时也对中国大陆的现状作了分析。他说：“我对于邓

小平现在继续搞开放改革，觉得还是很好的。当然他的目的是什么，我很清楚。我

认为，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改革，矛盾会积累的很尖锐，会出现失控的局面。……

共产党官僚贪得无厌已经达到非常无耻的局面，而且弄得老百姓也很实用主义，你

捞我也捞。但差距实在太大，老百姓如何捞得过官僚？我还认为，中国不管怎样改

革开放，只要极权主义不改变，那么我们过去所承受的一切苦难和灾难性的结局都

可能重现。所以我认为民主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郑义还表示，他将开展对中国

民运的研究。

更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九二年九月，十名政治流亡者：薛伟、杨巍、高新、李林

、熊焱、刘青、倪育贤、王升陛、戚挺华、姚勇战，在《中国之春》编辑部聚集一

堂，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评点中共最近公布的“改造罪犯”的白皮书。他们都是因

和中共持有不同的政治见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蹲过中共的监狱的人。回首铁窗

事，他们既有无限心酸，也有无限感慨。《中国之春》主笔胡平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中国大陆这四十多年监狱的真相究竟如何？看来只能请中共当局把铁幕拉开一

点，让光亮透入其中，使国际社会有可能实际地了解当代中国监狱之面目。就此而

言，一纸白皮书是远远不够的。”这次座谈会揭开了的中共改造罪犯的“白皮书”

虚假的画皮，在大陆和海外造成了积极的影响。

世界的公审

一九九二年一月底，经过“六四”屠杀，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中共总理李鹏

，来到美国参加联合国安理会高峰会议。中国民联总部得到此消息后，率先提出到

联合国广场集会抗议，并迅速参与了和兄弟民运团体的共同运作。

一月三十一日，数以千计的华人在联合国大厦前的哈玛绍广场集会示威，愤怒抗

议“六四”屠夫李鹏到联合国参加安理会高峰会议。被李鹏此行激怒的广大在美华

人，包括民联在内的各民运团体与华侨各界，早已多次协商、统一步调，共同组织

示威向李鹏抗议，并抗议安理会对李鹏的邀请以及布什与李鹏的单独会见。

在当日的示威现场，一大早就搭好了公审李鹏的审判台，还搭了一个中共坦克的

模型。九台大电视机在向人们播放“六四”录像，重现那血与火的场面。人们举着

王军涛、陈子明、魏京生、徐文立、王丹等被捕民运人士的大幅照片以及各种标语

旗帜，呼着“打倒李鹏”、“公审李鹏”等口号绕场游行。

这天上午，民联主席于大海和柴玲、李禄、赵海青等人共同举行了一次大型的记

者招待会，提醒美国各界注意“六四”凶手的到访。

下午一时起，多位著名民运人士和各主要民运团体负责人在联合国广场发表演讲

。刘宾雁指出：“中国大陆导致八九民运的种种危机不但未被解决，反而更严重了

，中国人民正在等待时机。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已经不远了。”严家其说：“本世

纪中国人民遭到两次大屠杀，一次是日寇的南京大屠杀，一次是李鹏政府的‘六四

’屠杀。今天我们在这里公审李鹏，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会把公审台搬到北京去

，让中国人民来公审那些‘六四’屠杀的刽子手们。”自民党代表王炳章呼吁人们

做好进行革命的准备，在下一次类似“六四”的事件中，一举推翻中共独裁统治。

学自联主席赵海青指出，联合国安理会邀请李鹏与会，以及布什总统单独会见李鹏

是错误的，这可能使李鹏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北京，从而加强中共顽固派的影响。

我们要求安理会通过谴责中共政权的决议，给中国人民以正确的信息：全世界没有

忘记“六四”。于大海在发言中说道：今天来联合国访问的李鹏，是我们中华民族

的败类。李鹏及其同伙，屠杀了成百上千的无辜民众，却至今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

的忏悔之意。李鹏并不是有合法性基础的国家领导人，而是还没有被人民审判的冷

血杀手。于大海说，我们提醒世界各国，中共政权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主义

残渣余孽，是世界和平的障碍和隐患。我们呼吁世界各国继续过问中国大陆的人权

状况，积极支持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在会场上发言的人还有：美国香港

华人联会主席吴锦祥，华裔作家包柏漪，矽谷华人民主促进会代表丁元，纽约市议

会中国城选区代表付利达、民阵理事长朱嘉明、劳联—产联中国委员会主席马瑟儿

等。

随后，人权法庭开庭公审李鹏，由原北京高校对话团团长，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

研究生项小吉担任法官宣布开庭，由身穿白袍的民主女神(民阵澳洲理事李娟扮演)

代表“六四”事件的受难者及其家属向法庭起诉李鹏下令戒严、屠杀北京学生、市

民的滔天罪行。被告律师为缺席的被告李鹏作辩护后，四名证人先后登场，以亲眼

所见、亲身所受的事实控诉李鹏当局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以及中共迫害政治犯及其

家属的劣迹。四名证人是“六四”时都在北京现场的李兰菊、柴玲、白梦、姚勇战

。法庭的陪审团由在场的中美人士担任，在一片“有罪”声中，法官宣布李鹏有罪

，要求安理会驱逐李鹏。并宣布将进一步调查李鹏的罪行。

这一次抗议示威活动组织的有声有色，显示了民运组织及海外华人的力量。

由对李鹏的示威事件发端，海外各民运组织又向中共展开了新一波的抗议活动。

一九九二年二月九日，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及各华侨团体共三千多人，在民联、

民阵的统一协调下，同时在堪培拉、悉尼、墨尔本、阿德雷德各大城市展开了声势

浩大的“全澳华人争人权”的示威聚会。这次集会，主要是针对中共副总理朱熔基

到澳大利亚访问。示威民众要求中共释放一切在押的民运人士，民联、民阵在集会

上还散发了致朱熔基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表达了海外民运人士对祖国的热爱和关注

，驳斥了中国政府发布的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白皮书中对于中国人权的歪曲解

释，并列举了种种现存的压制人权的罪行。

一九九二年四月，中共总书记xxx访问日本，遭到了包括民联日本分部在内的

旅日留学生举行的一系列抗议活动。七日，在xxx的一次演讲会上，留学生洪建

兵、王希浩、车宪平等挺身而出，要求xxx承担“六四”大屠杀的责任，并高呼

“结束一党专政”、“民主万岁”等口号。他们的行动，使中共专制者感到难堪，

也使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们扬眉吐气。事后，这三位留学生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六四”屠杀的第三个年头来到了。为纪念这个悲痛的日子，民联、民阵、学自

联、自民党以及很多侨团采取了统一联合的行动，在全球各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纪

念活动。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人们在会场上树起监狱模型。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留

学生张亚来控诉说，“六四”前他学成归国，效力于国家，不料想没多久就在“六

四”惨案中被子弹打穿胫骨，现在装着假肢。他呼吁国际上不要忘记“六四”，要

关心“六四”入狱者和伤残者，给予人道援助。在纽约，中国民联等团体六月三日

晚上起在中共领事馆前举行了二十四小时的绝食纪念活动，之后又在现场召开烛光

晚会。民联主席于大海等参加了悼念活动。难能可贵的是，古巴、阿富汗等国的人

士也赶来致词支持中国民运。说到激昂之处，二十多位古巴人也跟中国人一齐对中

共领馆大喊：可耻！可耻！五月三十一日，在洛杉矶，民联、民阵分部共同举办了

“六四民主长跑”，参加民主长跑的除了民运人士外，还有学生、华侨、小朋友甚

至老先生、老太太。在香港，五月三十一日，由支联会组织，有民联香港分部成员

参加的近万名香港民众的游行，高举着“不忘六四”、“立即释放民运人士”等横

幅，沿途高呼口号。游行抵达新华社门外时，人们抬出一口棺材，向中共抗议，并

向新华社递交了给中共的抗议书。六月六日晚，数以万计的市民参加了维多利亚公

园的烛光纪念会。在巴黎，六月四日，数十名中法人士骑车游行经过市区，由万润

南、严家其、吾尔开希带领，向中共使馆抗议。当晚，著名歌手邓丽君还来到游行

队伍中，和大家一齐唱“血染的风采”，并以悲愤的心情说：“我们绝不向暴政低

头，绝不妥协！”中国人不忘“六四”的愤怒的呐喊，震撼着整个世界。

“六四”的抗议活动使外出访问的中共官员如过街老鼠，在一片人人喊打声中，

惊慌失措。六月一日，中国民联总部得到中共总理李鹏前往巴西开会，要在六月九

日来夏威夷停留的消息，当即打电话到民联夏威夷分部。分部立即做了动员，并决

定联合发动本地各界强烈抗议。在李鹏未到前，民联、民阵夏威夷分部给决定接待

李鹏的中华总商会打了电话，谴责其与屠夫握手的行为；又向希尔顿饭店打电话，

反对它为李鹏提供场地；同时又打电话给夏威夷州州长、檀香山市市长，反对他们

赴招待李鹏的餐会。在民联、民阵夏威夷分部及侨界的主持下，“欢迎”李鹏已一

切准备就绪。但在六月九日，他们突然得到消息，说李鹏决定不来了。据厦威夷官

方人士说，李鹏大概经过权衡利害，似乎觉得没有必要自讨没趣。李鹏这次灰头灰

脸想到夏威夷又不得其门而入，是民主力量的又一场胜利。

以上所述的一些示威抗议事件，只是整个示威抗议活动的很少一部分，事实上，

自“六四”屠杀以后，每到它的祭日，中国民联及其它海外民运团体或侨界社团，

都要联合举办纪念活动，以表达对中共压制人权的愤怒，并寄托对死亡烈士的哀思

。除此之外，民联还经常经常在一些有象征意义的日子——如中共建国的“十一”

等——在中共使领馆门前举行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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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8 14:25 只看该作者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

第十四部分 争回失去的大地

陈力 芦苇

闯关者——叩不开的国门

一方面是中共施用“赶尽杀绝”的恐怖高压手段，迫使大量政治异见人士流亡海

外，另一方面，中共又紧闭国门，严禁“坚持反动立场”的政治流亡者回国。这种

状况，用飘泊在异国他乡的民运人士们的话来说，就是“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大

地。”据披露，中国大陆政府国务院一九九三年十月十八日批准了公安部、国家安

全部关于出入境条例和公安法、国安法的修订条例，其实在这些条例未“批准”前

，早已在各海关实施了。条例规定了八类人不准入境或暂不准入境，这“八类人”

，归根结底，就是和中共有政治异见并在海外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作不懈的斗争的人

。中共这样做，其目的主要是企图消除或减弱著名的民运人士对大陆人民的影响力

和号召力，从而减轻或缓解自身面临的巨大的政治压力。

为了揭穿中共这一卑鄙的阴谋，很多中国民联的成员或同中国民联关系极深的民

运人士，都相继采取了闯关的形式，通过这一行动，他们向中共索回被剥夺了的公

民对祖国认同的权利以及其它最基本的人的权利，从而把中共压制人权的丑恶嘴脸

，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于大海任主席的这段时间，先后发生了如下几椿闯关事件：

一九九一年七月，刚刚卸任的前民联副主席黄奔，在香港申请进入中国大陆遭到

拒绝。中共的工作人员声称他们有权拒发签证，但对为何拒绝签证的理由则未作任

何解释。

一九九一年八月，四名自民党女党员同时又是民联盟员的杨铮、宁勤、徐如雪和

柳期阳，以旅游签证的方式进了中国大陆。到达北京后，她们随即成立了慰问团，

准备前去探望王军涛、陈子明、徐文立、魏京生、任畹町等被捕民运人士的家属，

这些家属她们有的找到了，有的还没有找到，但由于她们的公开活动，很快被中共

公安部门发觉并予拘捕，次日，她们四人被遣送出境。

一九九二年五月，中国民联成员、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研究生龚小夏与知名异议人

士戴晴，分别于二十八日和三十日在香港被中共当局海关拒绝入境。龚小夏和戴晴

都持有因私出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效护照，且均无其它国家的居留或难民身份。

经过一番周折，戴晴终于获准六月七日进入大陆，而龚小夏则被迫于六月十日由香

港返回美国。龚小夏在一篇刊于《中国之春》111期的题为“中国大陆的棉花墙”一

文中指出：中共不允许她入境，侵犯了她回家的权利。“我的回国受阻不是一个孤

立的事件，它反映了中国政府一再宣布的留学生来去自由的开放政策在国内某些层

次遭受的阻力。更严重的是，我返穗受阻与戴晴回京被拒证明了传闻已久的中国政

府对国外留学人员所开的黑名单的存在。而作为守法公民的戴晴和我之所以被列入

黑名单只能与我们的思想和言论有关，中国政府如果不对这种根据思想、言论开黑

名单并且剥夺名单上的人的最基本公民权利的做法作出说明和进行反省，广大留学

生对政治迫害的疑惧就无法消除，对开放政策的信任就无法产生，因而回国服务的

决心也就无法坚定。”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五日，刘宾雁笔下“第二种忠诚”的主角、民联成员同时又是

自民党副主席的倪育贤，乘坐“中国民航”的班机强行闯关，当天下午五时许抵达

上海。当倪育贤通过检疫口，进入第二门交验护照时，四名武警和一名便衣就迅速

将他围住，一名军官说：“你是倪育贤吧，请跟我走。”他们把他带入一间小房内

，一小时后，又进来几名便衣，倪被四名武警挟持着押入一辆红色轿车，驶离机场

，到达一家名叫“虹桥宾馆”的大楼。从十五日下午六时，一直到晚上十二时，国

安部人员共换了四批，和他进行了长达六个小时的“对话”，话题从对邓小平的讲

话的评价到“六四”事件的看法，从中国大陆的改革前途到民运组织的价值，双方

辩论十分激烈。

从他们的以下“对话”中，可以充分看出中共企图镇压民运组织和强行剥夺公民

的最基本权利的做法是多么蛮横无理和肆无忌惮。

倪育贤：我先要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把我抓起来。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有权回到自

己的国家，你们有什么权力剥夺我回国的权利？

国安部官员：为什么不让你进来，原因你自己也明白。你不是一般的留学生回国

，你是海外反动组织的头目，你在国外从事了大量严重的反政府活动，你做的事，

我们一清二楚。

倪育贤：……民运组织大部分是公开的，不象你们共产党，老是偷偷摸摸搞阴谋

……

国安部官员：闲话少说，你先回答，这次你回来想干什么？

倪育贤：最近，邓小平、xxx、李鹏都公开说欢迎国外持不同政治态度的留学

生和知识分子回国。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姿态。所以，我想来亲身体验一

下共产党的诚意。但想不到这么经不起考验，我一下飞机，就把我抓起来了。

国安部官员：对一般留学生，我们当然欢迎回来，即使有一些人在海外受了错误

宣传的影响，一时说错了话，做错了事，如参加了游行什么的，我们既往不咎，只

要认识了，我们不追究。你不同于一般做错事的留学生，你们在国外上窜下跳，组

织反动组织，叫喊要xxxxx，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你是有罪的。

倪育贤：我既然登上“中国民航”回来，我就是准备来面对你们的处理。如果你

们认为我在国外的行为触犯了你们的法律，你们完全可以将我按照司法程序进行审

理。但是你们这样不通过司法程序，在海关拘押持合法护照的中国公民，剥夺我回

国的公民权，这是违法的。我要对你们的非法行为提出抗议！

……

国安部官员：你坚持顽固立场，我们就没有协商的余地了。奉上级命令，我们通

知你，由于你在国外从事反政府活动，宣布你是不受欢迎的人，限时离境。

倪育贤：宣布我是不受欢迎的人，真是不伦不类。按国际法，只有从事非法活动

的外国人才可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我本身是一个中国公民，回国是我的当然权利

。我并不要求你们来欢迎我，这是我自己的国家，即使共产党不欢迎我，我也有回

国的权利。

国安部官员：我们只是宣布你是不受欢迎的人。你应该注意我们没有象外国人一

样用“驱逐出境”的字眼。将来有一天你宣布退出反动组织，我们开车到机场来接

你。我们说话算数。

一九九三年六月，又发生了中国民联成员、前民联总部公关干事、北京工自联常

委吕京花闯关被阻事件。当时，吕京花在香港参加一个有关人权、工会权、民主方

面的国际会议，由于思念大陆亲人心切，她尝试回大陆的办法。但没有想到，她居

然顺利地拿到了签证，这可能是中共疏忽所造成的一个“意外”，也可能是中共有

意安排的一种“杀鸡儆猴”的办法。但不管怎样，由于得到了签证，使吕京花喜出

望外。六月十三日早晨，她乘上了直达北京的飞机。但当她下了飞机，来到北京机

场的入境口的时侯，却过来一个身穿绿色制服的警察。他把她带到一间小屋，里面

早已坐着五、六个便装人员，然后便开始了对她的审讯。其中一人问她：“说，你

到底这次来北京干嘛？”吕京花道：“探亲，就是探亲。我的父亲自从我走之后，

他已第三次进医院做手术，我怕……”但是，还不容吕京花把话说完，几个便衣警

察就打断了她的话，命令她跟他们走，吕京花问：“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

你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警察说。吕京花知道她将面临着被驱逐出境的命运，于

是挣扎着拼命地回头，想从那入境口之外拥挤的人群里，找到来接自己的亲人。这

时又跑来四个女警察，一齐动手，强拉死推着吕京花。她们越是推拉，吕京花越是

想见亲人一面。于是，她死死地抓住路边的广告架，和警察对峙起来。吕京花已顾

不得她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了，她大声嚷嚷着要见亲人，只要见一面，她就离开。

但是警察执意不准。这时，一群外国旅客从她身边走过，惊奇地看着警察和吕京花

扭扯成一团，吕京花高声用英文嚷着：“这个国家不讲人权！我只要看看我的亲人

，他们都不许，还虐待我。”听到吕京花的喊声，几个警察上来，堵着她的嘴，反

扭着她的两臂，不断地推搡着，将她强行押上了回香港的飞机。经过这一番折腾，

使飞机因此而晚点了三十分钟。吕京花在后来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在飞机上

我望着渐渐远去的大地，百感交集，我为见不到我的亲人而伤心，但与此同时，我

心中又升起一种严肃的责任感：为了我们的人民，为了我们的祖国，对那个践踏人

权的专制政权，我们还有多少事要做啊！”

鹰出牢笼任翱翔

一九九二年八月五日，被中共污蔑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祖师爷”的中国民

运的重要人物王若望，偕其夫人冯素英(羊子)也被迫流亡到了美国。

王若望，原名王寿华，一九一八年生，江苏省武进县人。他一九三三年就加入了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宝鸡中心县委书记等职。

一九四九年，中共夺取大陆政权后，他担任上海总工会党总支书记兼宣传部长、上

海柴油机厂厂长兼党委副书记，中共华东局文艺处副处长，《文艺月报》副主编。

一九五七年，王若望由于主张文艺自由化，写了《步步设防》和《释“落后份子”

》等文章，被打成右派。一九六八年，又以“恶毒攻击毛主席罪”，入狱四年，出

狱后继续被当作“现行反革命”，续以劳动改造。一九七九年中共搞“右派”平反

，王若望遂恢复党籍，任《上海文学》副主编，并被中国作家协会选为理事。也正

由于王若望有这些“革命”的“老资历”，所以被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誉之为“共和

国近卫军老战士”。

但王若望和中共却根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他所著《饥饿三部曲》纪实文学，敢

于打破文艺上的禁区，描述了中共监狱的非人生活，是公认的“黑牢文学”的开路

先锋。这当然引起了中共文宣部门的警觉。一九八三年八月，中共负责意识形态的

头面人物胡乔木，曾找王若望谈过话，他指责王若望：“有些人在组织上入了党，

但思想上没有入党，你就是这样的人，一个共产党员烧成灰还是共产党员，你现在

还没有烧成灰，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一名香港记者曾问过他，你本来是一个坚

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怎么会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王若望答道：“共产

党在反对国民党时，是主张民主自由的。毛泽东一旦掌握了政权，就要做独裁者，

共产党又是按照阶级斗争的理论建立起来的。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一理论著作

，强调国家是专政机器，它是用来镇压反动阶级的，不是保护人民的。这就使毛泽

东有理由不断地镇压他所谓的‘坏人’。中国国内受迫害的，包括精神的、物质的

、肉体的迫害，人数达一亿人。反右时七十万，文革变成一亿。这不是共产党的错

误越来越多吗？越来越不可救药了吗？共产党这些做法，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

到，这个党，我跟它没有一点好处，只有活受罪。”“我早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

明，我不相信共产主义，那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想主义。我现在对自由民主的信仰

比我年青时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要强烈十倍！我之所以能在几十年中百折不挠地同专

制政权对着干，也同我个人的坎坷经历有关。我在中共淫威下遭遇了三个‘二次’

——二次戴帽子，二次坐黑牢，二次被开除党籍。我从血的教训中看出了中共的不

人道、违天理。二次坐牢，使我同人民、尤其是生活在十八层地狱之下的人民接触

，坚定了‘为民请命’的意愿，决不为邪恶的政权效劳。”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王若望和刘宾雁、方励

之一起被中共公开宣布开除党籍，并在新闻媒体上展开了对他们的“大批判”。中

共这样做，是秉承了邓小平的旨意，早在一九八六年底，邓小平就讲过一段话：“

王若望猖狂得很，我早就说过要开除党籍。”他们对王若望罹织的“罪名”是，指

王若望在《镜报》两次发表文章批评中共，其中最使邓小平恼火的是王若望在一篇

批评“第三梯队”的文章中说：“‘第三梯队’是父传子、子传孙的家天下的继续

”；又把王若望在一些报刊上发表的《一放就乱》、《对两极分化之我见》等杂文

，指称为“反对党的领导”、“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特别是发表在《深圳工人

报》上的《对两极分化之我见》，是标明与邓小平“商榷”的，当然也是一次公开

地向邓小平挑战，所以，大大触怒了邓小平，《深圳工人报》也因此被封闭。

一九八九年，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再度掀起了高潮，王若望此时不顾个人安危，

积极参与民运，带头上街游行。四月二十五日，他公开上书，写了一篇《致邓小平

的公开信》，王若望在该信指出；“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似不应将青年

人争民主争自由的群众运动视若洪水猛兽，应该把他看做推动历史的动力。而你(指

邓小平)在对待一九八六年底的学生运动的谈话和决策，违反了这条原则。……大方

向错了，具体的步骤便形成一系列的倒行逆施。”

中共“六四”在北京对民运采取严酷的镇压和屠杀手段，王若望的厄运也接踵而

来。一九八九年七月，他为了躲避“风头”，到浙江农村去“避难”了一个多月。

社会上一时盛传他“失踪”。九月中旬，他回到上海家里。第二天就有公安人员上

门拉他去传讯，第三天即告拘捕。王若望被关押在上海市第三看守所共一年另两个

月，他回忆起这段铁窗生涯时，说：“这是我铁窗生涯中最幸运的一次，我获准可

以读一些书刊，我读了二十几本《资治通鉴》……同时，每天还特配给香烟六、七

支，但不给火柴，要看守临时供给。饭可以吃饱，每周还可吃两次肉和准看半天电

视。最坏的是不准‘放风’，不能出监房走动。以致出狱后拔掉两颗牙齿。”

在王若望入狱一个多月后，即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日，上海的《解放日报》、《

文汇报》紧锣密鼓，双箭齐发，发表了两篇批判他的文章。当时海内外关心民运的

人士都莫不为之焦虑不安，认为对王若望的刑期至少要判十年以上。但颇使人感到

“意外”的是，一九九零年初冬的一个下午，公安局竟同意了王若望的夫人羊子的

要求，让他“取保候审”，王若望这才回到家中。一九九一年，公安局对王若望仍

控制严厉，他们怕王若望同境外新闻记者和民运人士来往，甚至下令拆去了他家的

电话。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作为一个年已七十多岁的老人，王若望仍坚持初衷，

保持旺盛的斗争精神，并在他夫人羊子的协助下，发挥了巧妙的斗争艺术，并筹出

民办刊物，被公安局发觉连续审问三十多小时。

一九九二年，中共对没有刑事记录的民运人士采取了“任其流亡”的“放行”新

策略，在戴晴、刘青、韩东方都相继离国后，一天，王若望被通知到公安局，公安

人员宣布：“你的案子，现已查明，决定撤销你的‘取保候审’，但你不要忘了你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翌日，王若望所属的单位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宣告：“

接公安局通知，从今天起，你可以申请出国了。”

王若望终于获得了自由，他自称是“带着满身伤痕来投奔自由的。”这位满头银

发的老人，一到旧金山，刚下飞机就接受了记者的访问，他用锋利的言词，对中国

大陆的问题，一口气提出了五点：“结束一党专政，继续改革开放，推行市场经济

，实施新闻自由，平反‘六四’冤案。”对于他的愈挫愈勇的敢言作风，美国新闻

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旧金山的一家报纸指出：“近年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民运人士

，对中共多有不同的批评和看法，甚至有个别人迂迥地替中共辩护而尽说些矫情的

话，王若望毫不含糊地直话直说，颇予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八月九日，即王若望到达旧金山的第四天，王若望在这里接受了“中国民主教育

基金会”颁赠的“杰出民主人士”奖，同时，王若望宣布加入了中国民联。然后，

他未扑尽身上的风尘，顾不得劳累，便开始了以“考察海外民运”为目的的世界之

行。八月底，他和夫人羊子访问了加拿大的温哥华和艾得蒙顿。九月七日，来到纽

约。把家刚刚安排定了以后，十月二十七日，又到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和多伦多。十

一月十日，转赴欧洲，先后到了法国、德国、英国。而后，又到香港、澳大利亚。

所到之处，王若望都受到了当地的海外民运人士的热情接待，同时在侨界或大学进

行演讲，并拜会当地国政要。在澳大利亚悉尼的纽省工党礼堂，王若望作了到澳洲

的第一场演讲。记者对这次演讲会的盛况作了如下报导：“演讲原定下午二点开始

，但由于听众过多，故稍推迟了半个小时，其实二点左右，工党礼堂已是座无虚席

，座位四周也已站满听众，连走廊也站满。”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王若望应作家柏杨和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团结

自强协会之邀，到台湾进行为期两周的访问。王若望一下飞机，就在台北机场向记

者表示，他此行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考察台湾的民主政治的发展，他想看看“中国

人自己实践的民主政治到底是怎一回事。”在台期间，他先后拜会了中国大陆灾胞

救助总会、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陆委会、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行政院

新闻局、政治大学、《联合报》、并参观了国父纪念馆、故宫博物馆、历史博物馆

，访问了桃园农家、新竹科学园区高雄石油钢铁两大企业，拜会了星云大师等。王

若望说：“以台湾的经验而言，台湾到了一定阶段，在蒋经国总统时代，和现在李

登辉总统主政时，都逐步推动了政治上的改革。若是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就

很难再起飞。所以中共虽致力于经济方面的改革，但若不思考政治民主化，前途是

不乐观的。”王若望还呼吁中共领导人，在去“见马克思”之前，一定要好好想一

想，实施民主改革是真正聪明的做法。一九九三年元旦，王若望到总统府前参观了

升旗典礼。六点多钟，行政院长郝柏村来到现场。当他走到王若望面前时，郝柏村

停下来和王若望握手。六点半钟，李登辉总统来到现场，和王若望“不期而遇”，

双方进行了亲切的谈话。李登辉总统说：希望大陆同胞也能享受自由、民主、平等

的生活。王若望认为：台湾政府的首脑们对王若望的接见，表现了他们对大陆人民

血肉相连的感情和对大陆民主事业的关心。

一九九二年十月，王若望在《中国之春》上发表了题为《民运的三条最低纲领》

的文章，这是他在访问加拿大东部时的一篇发言稿，他说：“我建议的民运的三条

当务之急的最低纲领是：一、结束一党专政；二、开放新闻自由；三、给‘六四’

平反、释放一切政治犯。”在谈到海外民运时，王若望说道：“大陆的知识分子对

待海外民运是很关心的，他们通过海外短波知道你们的重要的行动，你们的活动更

多的是给国内知识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可以告慰大家的是：你们在海外所化的

心血，辛苦没有白费，是有效的。”但是，也“应该承认：大陆来的朋友，灵魂深

处都有个小毛泽东的阴魂在作怪。我是共产党的资深党员，我身上的小毛泽东一定

更顽固，因此我们都面临着一个驱鬼附体的任务，那就是需要时时提醒自己，事事

检查自己，要培养从肉体到精神上浸透了文明的民主气息，这是一个长期的自我修

养的任务。”王若望在这篇文章里还提出了四条民运人士的行为规范，与诸位共勉

，即：一、以平等精神尊重他人；二、不搞山头主义；三、排除小团体习气；四、

不患得患失，服从整体利益，顾全大局。

王若望于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五日在多伦多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将于一九九三

年一月下旬在华盛顿举行的民联民阵合并大会中，出马竞选主席职位。他说：能否

当选主席将由选票决定，假如他真的当选，他将发挥与中共打交道数十年的经验，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争取民主运动进一步的胜利。他表示，他虽然现在已届

七十四岁，但觉得目前是他这辈子最幸福的年代，也是最光辉的日子，能够有今天

的自由，过往所受的磨难已经获得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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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8 14:25 只看该作者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十年简史》

第十五部分 挫折与反思

陈力 芦苇

严重的挫折——民联民阵的联合大会

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九日，酝酿已久的民联、民阵联合代表大会在华盛顿正式开

幕。

在这之前，即一月二十八日晚，民联主席于大海、民阵主席万润南，分别主持了

两个组织的代表会议，民联代表一致通过了关于《中国之春》杂志的定位的决议，

决议指出，《中国之春》将继续保持原来的编辑方针，坚守自由、民主、法治、人

权的阵地，为促进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发展作出贡献。

民联主席于大海还在会上向十二名“中国民联的忠诚战士”颁发了奖牌和奖品。

这十二名民联成员是：

杨巍，曾因在上海参加八六年和八九年的民运而两度被捕，他的被捕引出了美国

国会第一次通过有关大陆留学生居留问题的法案。九一年八月到美国后，又义无反

顾地进入民联总部工作，担任组织干事；

吴方城，民联肯塔基分部创始人，曾参与创建第一个独立于中共官方的大陆留学

生联谊会，也曾任民联联委会副主任。他撰写的有关留学生在海外居留问题的文章

造成了很大振荡；

汪小风，曾任民联加拿大分部主任。他为民联五大的成功召开和民联、民阵在加

拿大的联合作出了重要贡献；

梁达胜，民阵民联德国分部副主任。他为民阵民联德国分部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

献，并曾积极在近年到东欧的中国人当中发展民运力量。

梁华，香港人，民联香港分部主任，《中国之春》香港分社社长。他是民联大陆

工作的一个重要执行者。

胡尧，《中国之春》澳大利亚版主编；

姚月谦，民联资格最老的成员之一，多年来一直负责《中国之春》在日本的发行

，

吴仁华，曾积极参加八九民运。流亡海外后，担任《新闻自由导报》主编，兢兢

业业，埋头苦干，使《导报》摆脱了不稳定状况，质量明显提高；

张伟，民联资格最老的成员之一，为筹备华盛顿大会做了大量具体工作；

亚衣，复旦大学哲学博士，《中国之春》执行编辑；

钱达，台湾人，正直不阿，英勇豪放，曾为营救杨巍闯入大陆，也曾热情帮助多

位由大陆逃出的民联成员及其他民运份子。由于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了民运工作上，

几次被公司解职；

齐光，民联密西根分部创始人。在他的领导下，密西根分部的成员与当地留学生

打成一片，将联谊与传播民主理念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民联的“密西根经验”。

在当晚的预备会议上，民联、民阵的与会人员通过了大会议事规则，选举了包括

于大海、朱嘉明、杨建利、王光秋、汪岷、姚勇战、汪小风、伍春萌、王珞、杨中

美、齐墨等十一人在内的大会主席团。得票最多的于大海和得票次多的朱嘉明为主

席团召集人。

会议召开第一天，二百四十位与会者全体起立，为多年来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包

括“六四”事件中为中国民主运动献身的死难者默哀一分钟。美国联邦参议员戈登

向大会表示祝贺，名作家刘宾雁、郑义、全美学自联主席耿晓、中国人权执行主席

刘青、华府中华会馆主席吴澄敏、大华府华人支持民运联委会主席严笑梅、华府三

民主义大同盟秘书长陈惠青、前中华公所主席麦立已应邀在大会上讲了话。

下午和晚上，与会人员认真地讨论和审定了大会的政治宣言《中国民主运动所面

临的形势和任务》。

三十日，大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通过新组织的章程，由于争论颇多，直至次日凌

晨，还未讨论完毕，后面的议程也就只得顺延。也就是在这一天，一些与会者提出

本次代表的资格的合法性的问题，民联日本分部代表周小萌、焦柏固先后指出，许

多“递补”进来的代表是非法的，为了保证大会的合法性，这些“递补代表”应当

立即退出会场。但经过表决，授权大会主席团全权处置。此意见并未受到足够的警

惕和重视。

著名政治异见者、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教授和他的夫人李淑娴教授也在这一天赶

到会场，在当天的午餐上，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同坐一席，他们三人，均在一

九八七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中共开除党籍。

三十一日——也就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大会的日程显得特别紧张。仅仅是为了新

组织的名称，代表们就提出了好几个方案。经过长时间的商讨和争论，新组织定名

为“中国民主联合阵线”，简称“民联阵”。

在新的领导机构的选举办法上，与会者通过了正副主席分开选的办法。在参选人

的资格、报名竞选的时间截止期上也多有变动。原联合工作委员会规定的竞选报名

截止期被否定，预备会议确定的大会主席团成员不竞选主席和副主席职务的意见被

改变。任何成员，只要有二十人联署，都可以立即报名竞选主席职务。这一系列“

改变”原议的行动，开初令很大一部分与会者困惑莫解，不知为什么要这样做。比

如说竞选报名原定有截止日期，这是非常符合常规的，候选人的提早报名，有利于

基层组织的层层酝酿和评估。又比如说，预备会议原确定大会主席团成员不竞选主

席、副主席，是因为凡作为主席团成员，因其有主持会议的更多地表现自己的机会

，他们如果参选，就会对不在主席团的候选人有很大的不公。这种“改变”，给后

来的混乱种下了“祸根”。

据大会主席团宣布，报名竞选主席的有：王若望、胡平、岳武、徐邦泰、华夏子

五人，报名竞选副主席职务的有万润南、汪岷、张伯笠、马大维、杨建利、钱达六

人，汪岷和杨建利在报名前申明退出主席团。

竞选开始。华夏子第一个发言。徐邦泰接着演说。他在阐述了自己在大陆工作和

文宣、外交、组织、人权的工作计划后，同时说明了自己为什么要参加竞选的思想

过程。徐邦泰曾经在多种场合表示过对王若望竞选主席的支持，在最初参选的报名

中，他报的是副主席。但那时他好象就预料到选举方式会有今天的变化，写了一个

“但书”，即在选举方式改变后，他也会改变他的报名。不过，这个“但书”，在

大会召开前几乎无人知晓。在这之前，他表面上一直是以王若望的支持者和游说者

的姿态出现的，现在他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报名竞选主席，使很多人感到意外和

惊讶。徐邦泰在解释这一点时说：他和王若望最初的交流只是“协商”，而非“契

约”，他说他几个月前在报名竞选副主席时就表示过，假如选举方式改变了，他将

及时改变他的报名。过去他和王若望“协商”时，是在“搭档”竞选的条件下，现

在已改成主席、副主席分别竞选，所以他的报名，并没有什么前后不一致的地方。

“在谦让和责任之间，我选择了后者”。

对此，王若望另有看法，王若望争的不是主席，而是民运队伍的正气。他一是认

为徐邦泰的参选，是严重的道德问题，是一种阴谋和耍手段。二是认为，徐邦泰为

了能当上主席，不惜置正常的民主程序于不顾，成为一支内斗的枪。因为王若望在

预备参选主席的活动中，一直坚持民运内部各派系之间团结和联合的原则。他始终

坚持徐邦泰作为民联的代表、万润南作为民阵的代表，共同成为他的副手。但他的

想法却遭到反万润南一派的反对。而这些人则成了徐邦泰竞选主席的坚决的支持者

，并且用非法手段操纵了会场和代表的“递补”。王若望觉得如果这股“邪气”任

其所为，不仅会给民运队伍造成严重的道德污染，且会升高不同意见的双方的斗争

，正由于这样，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王若望成了徐邦泰的牺牲者。为此，王若望

发表了演讲，他表示自己之所以在垂暮之年来支持民运，是鉴于民运组织的声誉不

好，他决心在道德上、财务上，改善民运组织的形象。但是在海外，有人向他拨冷

水，明一套、暗一套，搞阴谋诡计，在欺人太甚的情况下，他不得不作出一个无可

奈何的决定，宣布退出竞选。

岳武也在自我介绍后宣布了自己的执政纲领。

胡平最后演讲。他表示虽然王若望退出竞选后给他带来了相当大的机会，但他对

王若望退出竞选的理由深有同感，所以他也宣布退出竞选。胡平表示他之所以投身

民运，除了对民主、自由的理念外，也希望明天的政治能搞得清明一点，理性一点

，公正一点。胡平批评了在海外搞民主政治中“玩小手段”的做法，并指出：“民

主能保证少数人不腐败，但它不能保证多数人不腐化。”

王若望和胡平的退选演讲，多次被掌声打断，还有不少人起立鼓掌。

之后，王若望、胡平退出。岳武也继而宣布退出。在副主席的候选人中，万润南

、马大维、钱达也宣布退出。自此，主席候选人只留下华夏子、徐邦泰二人，副主

席候选人有汪岷、张伯笠、杨建利三人。

在主席团内，姚勇战、杨中美、齐墨也宣布退出。

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与会者宣布退出，并有一些人代表自己所属的分部，宣布

退出。

顿时，会场出现了混乱的场面，有人抗议，有人哭泣，有人捶胸顿足，有人奔走

呼号，钱达在其演说词中愤呼：“我们的民主运作中，最可怕的，不是幼稚，最可

怕的是充满了一股邪气。”“我们是魔鬼的婴儿，给我们一点清洁干净的民主。”

。

本来主席团在此时如采取及时沟通的办法进行挽救，情况就可能好得多，但他们

仍然决定速战速决地开下去。在四十名正式代表未能与会(代表总数一百五十名)、

三十四名与会代表拒绝投票、六名主席、副主席候选人(候选人共十一名)退出竞选

的情况下，主席团宣布徐邦泰以七十七票当选主席，杨建利以七十三票、张伯笠以

五十六票当选副主席。

在会议和之后，人们发现了很多问题，如钱达在会议上当场拿获了不具民联或民

阵盟籍的两名冒牌“代表”，此二人在身份弄明白以后，自动退出了会场。而他们

的“代表”身份，有的是经过徐邦泰的推荐，有的则为主席团的个别成员认可。澳

大利亚的与会者秦晋，提出了澳大利亚代表资格的合法性问题。他说，澳大利亚民

运人士内部，早就有谣传，说这次去美国开会，不在于谁是代表，而在于他是否能

拿到签证。谁能到美国，谁就获胜。澳大利亚是一个中国大陆民运实力很强的地区

，但在这次签证中，很多代表未能如愿赴美，故留下许多空额。在一些人的运作下

，另外一些其它国家的民运人士被当做“递补代表”补上，秦晋质问：为什么不是

澳大利亚的却拿着澳大利亚代表的资格，澳洲来的本分部的人，却不能代表本分部

！他认为：这次代表的公正性，是否真正代表了全球组织的意见，是要大打问号的

。其实，这次大会的代表“候补”问题，确实违背了当时民联、民阵联合工作委员

会的决定。当时规定参加会议的代表民联、民阵各为七十五人，共一百五十人，若

由于签证或其它原因，正式代表不能到会，可由基层选的候补代表补充。假如候补

代表补上还不够人数的话，那就以实到人数代表开会，不一定非要凑够一百五十人

。大会的毛病主要出在这里。为了凑够一百五十名代表的名额，大会以“候补”名

义塞进了许多非基层选举的“代表”。这就为舞弊造成了可乘之机。姚勇战提出：

民阵在代表递补上有非常严重的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民阵美国分部递补了澳洲

的九个名额，九个名额哪里来的？是美国分部理事会自己决定的。民阵美国分部理

事会把九个名额递补到国外去，这合法吗？而且更奇怪的是，说是民阵分部理事会

决定，却拿不出决议的文字根据来。民阵美国理事会有九个理事，据说是八个人同

意，一个人反对，但现在拿出的文字根据是只有两个人签过字。……类似这样的疑

问，还有很多很多。

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九日和二十日，在胡平等人的倡议下，为弥补双方的裂痕，召

开了一个“辩论会”，会议开了两天，双方把问题摊开来，但仍各说各词，没有找

到让步或沟通的共同点。

一部分人认为这次联合大会是一次失败的大会，但另外一部分人却认为是一次成

功的大会。

认为它是一次失败的大会的人，主要集中在如下一些问题上：

(一)如果你翻开《中国之春》一一七和一一八期，就会看到这次代表大会的两份

不同的代表名单，第一份是通过基层选举的正式代表的名单，第二份是实际参加了

会的代表的名单，两份名单存在着惊人的差异。经基层选举的一百五十名代表，其

中民联、民阵各七十五人，但竟有四十名代表因故(？)未能赴会，其中民联代表十

九人，民阵代表二十一人。而第二份出席会议的代表名单与实际情况还有出入，即

民联代表七十五名，民阵代表在名单上的实有七十三人，加上没有在名单上，但却

拿到了代表证、并参加了部分大会表决的二名假代表，也是七十五名，共计一百五

十名。不在原代表名单而在会上补入的代表中，民联与民阵两方恰好各有二十名，

补入的代表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人有二十四名之多，占补入总数的百分之六十。这

些补入的代表中，虽有一小部分是基层选举的候补代表，但大多数是经由某些人舞

弊而补入的。

(二)会议上出现了一些舞弊、违规现象，如：大会主席团两位成员公然违背自己

定的民主法规，自食其言，临时参加副主席竞选，其中一位并当选副主席；会议后

成立的“民联阵”架构上仍为“三权分立”，主席、副主席一权仅代表行政，但由

于会议导致了民运组织内部的分歧，“民联阵”受到了欧洲、澳洲、美洲、日本等

很多原民联、民阵分部组织的抵制，立法(理事会)、执法(监事会)两权都没有建立

，在此情况下，只有仅仅的“一权”(行政)、而且又是靠舞弊当选的“一权”独自

就向各基层组织发号施令，对此，遭到了很多基层组织的反感。

(三)关于徐邦泰出其不意竞选主席一事，虽然徐邦泰有他的说法，但持反对意见

的人则认为是一种不顾全大局、早有预谋、处心积虑的“政治道德极为低下”的表

现。

很多民运人士认为应该从这次大会的失败总结教训。

钱达说：“今天我们如果真想救中国，就得先救自己，如果我们自己是一团漆黑

，我们如何能把中国带向光明？”

刘宾雁说：“我们不能没有良知和真诚，我们不能再干伤天害理的事！”

项小吉说：“人无信不立。诚信，说话算数，与人为善，是最基本的道德标准。

”

王若望呼吁：“警惕心中的小毛泽东！”

齐墨说：“民运队伍中有理想主义、有良心、坚持正义的人看不惯一些人玩弄‘

厚黑’手段。”

当然，针对这些指责，一些人也有他们的说法。他们认为，徐邦泰的参选在道德

上是站得住脚的，整个会议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更没有什么“铁票”、舞弊

的现象存在。然而，他们一直避而不谈非法递补代表的问题。

由于双方各执己见，分裂事态已难以避免，相继有民联肯塔基分部、民联纽约分

部、民联澳洲纽省分部、民联日本分部、民联密西根分部、民联南加州分部等宣布

继续以民联分部的名义活动，不参加“民联阵”。许多民阵的分部也宣布不承认“

民联阵”的合法性。亚太地区和欧洲地区的大多数合法代表会后决定搁置“民联阵

”理事、监事的选举，至使民联阵的理事会和监事会未能合法产生，从而给“民联

阵”的合法性带来了更多的疑问。

民运组织的分裂也造成了《中国之春》编辑部的震荡。

《中国之春》的负责人是社长于大海、主笔胡平、经理薛伟，他们对此次联合大

会也同样持有失败的看法，但为了顾全大局，认为还是应该力所能及做一些弥合、

协调工作，因此，胡平主动发起辩论会，目的是想求取共识，找出一个双方妥协的

办法。在对刊物的运作上，他们认为，不宜被双方的分裂所干扰，而要紧紧掌握民

运的大方向。在纠纷化解、法理弄清之前，应按大会前的方式维持运作。但事与愿

违。大会后，当选“主席”徐邦泰以及后来才被“选”为“理事长”的朱嘉明提名

留任《中国之春》社长于大海，并表示《中国之春》原班人马“两年不变”，但《

中国之春》杂志必须标明“中国民主联合阵线主办”，被于大海拒绝。因为编辑部

负责班子知道，就算大会上的选举合法，“民联阵”也还只有行政一权。在理事会

和监事会都没有合法建立的条件下，这种任命是无效的。再说，一旦标明“中国民

主联合阵线主办”，便会将刊物拉入内斗的纠纷中去，而严重影响面向大陆的工作

。

过不多日，徐邦泰等人背着当时《中国之春》的负责人，另刻钢印，提走了《中

国之春》全部经费。《中国之春》负责人发现后，即向银行陈诉真相，银行发现了

他们的失误，将钱如数追回。徐邦泰见此路不通，又以“民联阵”的名义，宣布他

自任社长，带领一班人马，强行接管《中国之春》，但遭到了《中国之春》原班人

马的抵制。

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民联阵”采取更激烈的行动，上诉美国法院，状告

《中国之春》社长于大海、经理薛伟、主笔胡平。《中国之春》负责班子研究决定

，如果和“民联阵”在官司上纠缠下去，不仅要耗费得来不易的民运资源，还会造

成旷日持久的更严重对峙，损害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形象。于是，他们以主动妥协

的姿态，和“民联阵”达成庭外和解，停止了参与有关《中国之春》杂志的工作。

一九九三年六月，于大海、胡平、薛伟为了继续推展大陆和海外的民运，又在美国

复刊出版前民主墙时期的《北京之春》。于大海在其第一期“‘北京之春’精神长

存”的文章理沉痛地说：“这些年来，民运、尤其是海外民运遭遇到很多挫折，我

们为此需要深刻反省。……目前，民运队伍中拉帮结派、崇拜‘实利’和‘实力’

之风盛行，内斗的‘斗志’十分旺盛。其结果，是民运的道德感召力空前低落。民

运的另一个危机，是理论与实践脱节。许多人整天把民主挂在嘴上，却不能从民运

的立场分析大陆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在行动中也不懂得尊重别人的权利。这样下

去，‘民主运动’会慢慢由一个崇高、响亮的口号异化成一个令人反感的空洞的名

词。”他又说：“我们今天在海外重新出版《北京之春》，就是为了提供一个论坛

，和大家一起寻求民运的出路，将‘北京之春’运动‘推行民主政治，崇尚理想主

义’的基本精神发扬光大。”

在民运队伍的分裂所引起的动荡中，还出现了很多令人生疑的“神秘”事件。一

个是在大会召开不久，很多民运人士的家里收到了一份匿名的传真，该传真自称为

“知道薛伟底细的人”，并大揭薛伟的所谓“老底”，对薛伟进行了纯属捏造的、

恶毒的人身攻击。而这篇传真的部分内容，在《中国之春》编辑部和“民联阵”矛

盾升高之际，又被一个化名叫“王禾”的人写成文章，刊登在海外的一家刊物上。

无独有偶的是，纽约的一家华文社区报纸，由于其编辑是“民联阵”的成员，竟立

即用“民联阵专刊”的形式将此文转载于该报上。他们这样做，显然是认为薛伟是

拒绝移交《中国之春》的强硬份子。虽然该报事后公开向薛伟表示道歉，承认所登

文章“纯无事实依据”，但已对薛伟个人的声誉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给海外民运之

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迄今为止，这个发传真的人和这个“王禾”，都没有敢站出

来为他们的行为负责，人们仍不知其人到底是谁。为了洗刷清白，也为了讨回公道

，薛伟以诽谤罪状告该社区报纸和“民联阵”。另外，一段时间内，纽约社区内又

突然出现了以“美东台湾同乡会”两名会员的名义发的传真，要求资助者切断对海

外民运的捐款。在被问到此事时，台湾同乡会会长亲口证实，根本没有这两名会员

，该会也没有类似的决定。他并认为，“只有你们内部或中共才会干出这种事”。

海外民运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许多民运人士大声呼吁：海外民运中的正直人

士，决不应放弃自己的责任。在此困难时刻，民联、民阵这两个海外最大的民运组

织的忠贞成员应当继续把民主大旗高高举起来。

深刻的反思——协调会的成立与民联“六大”

民联、民阵联合大会的失败，使海外民运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严重挫伤。

为了尽量减轻内斗所造成的无谓消耗，迅速扭转海外民运偏离的方向，一九九三

年二月二十日，中国大陆三位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共同发

出倡议，召开“人权与民运联席会议”，得到了很多民运人士和组织的响应。一九

九三年五月七日至九日，该会在美国的洛杉矶市举行。

五月七日上午，来自世界各地的五十多位与会者，以及四十多位中外各界来宾出

席了大会的开幕式。洛杉矶市市议员贺南德斯、国会议员西拉的助理林碧慈、国际

人权特赦组织美西地区主席艾维拉、克莱蒙研究院亚洲研究系主任毛思迪、洛杉矶

中华会馆主席马树荣、南加州各界支持大陆民主运动委员会召集人余国柱等，分别

致词，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

同时身为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筹备委员的毛思迪，在谈到海外民运的现状时说：“

如果说，美国人民把‘重建美国’看成是当今美国人的重任，那么，海外中国民运

应该把‘重建人’放在重要地位上。”

大会发起人之一的名作家刘宾雁，在谈到海外民运的前景时，也认为充满了不祥

和险恶。他说：“大陆文化中断而造成的道德、教育、法律、宗教的破坏，在海外

民运一些人身上也可以看见。”

联席会议的积极推动者王若望在发言中感谢各方人士对大会的支持，他指出：因

为华盛顿联合大会没有达到整合团结、使民运道德水平高一点的目的，所以他和刘

、方三人倡议召开这次联席会议，来补救面临分裂的危机。有人说我们在搞分裂，

在另起炉灶，而这次会议恰恰是要挽救分裂，不过确实要另起炉灶，由于有很多人

不承认“民联阵”的合法性，就要给这些参与民运的人第二个选择。

联席会议的另一名倡议者方励之因故未能赴会。会议上宣读了他给王若望、刘宾

雁的信，他表示，他对这次会议寄予期望，希望“珍惜时间，珍惜机会”。

对大陆形势和现状的介绍和分析，是这次会议的主题。克莱蒙研究院研究员林长

盛对他不久前在大陆两个月的考察作了发言。民阵主席万润南极其仔细地分析了大

陆经济在表象下的危机。对海外民运的诸多问题进行反思，是联席会议的第二个主

题。在发言中，钱达揭示了民运队伍中“劣币逐良币”的负淘汰现象，其原因在于

民运团体坚持了“服从多数”，但忘记了“尊重少数”，然而“服从多数”和“尊

重少数”二者同为民主的基本原则。吴方城对民运队伍里面一些人的道德问题进行

了尖锐的抨击。王若望也再次批评华盛顿联合大会的“黑箱作业和舞弊之风”，他

说，对“民联阵”的态度是听其发展，和平竞赛，在大陆工作上可以携手合作，对

于内斗则相应不理。

联席会议给海外民运带来了深刻的反思，也带来了新的思维。本来，华盛顿联合

会议前，大家都有一个很好的愿望，就是通过两大民运组织的合并，把资源、人才

等各方面集中起来，这样既减少了成本，又可形成一个统一的局面。但它的失败使

人们重新检讨这一思路，感觉到搞大一统恐怕并不是一个好的办法。民运组织内部

出现的种种问题，基本上是两个原因，一是受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影响，二是不考虑

自身条件，将一些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方式，比如“三权分立”、“搭档竞

选”、“任期限制”等等这样一些东西，生搬硬套到组织中来。其实，一个政治组

织和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一些基本理念是相近的，但它们毕竟属于两个不同的范

畴。

也许就是在这种反思的基础上，许多与会者和团体代表在联席会议结束之后，签

名发起成立了“中国民运团体协调会”。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通过了“中国民运

团体协调会章程”，章程指出，“中国民运团体协调会”是中国大陆各民运团体和

持不同政见者的联系、协调、合作机构，其宗旨在于推动中国大陆民主化和改善人

权状况，倡导清廉、公正、诚信、宽容的风气，进行多元合作。会议推选产生了协

调委员会，王若望为总召集人，项小吉为秘书长。由召集人王若望发布的“中国民

运团体协调会公告”指出，协调会欢迎所有中国大陆民运团体本着共同推进中国民

主化进程的目标参加“协调会”，并在各组织之间建立平等、多元的协调合作关系

。

九日下午，《中国之春》主笔胡平在“协调会”的会议上报告了《中国之春》杂

志被迫陷入被民联阵控告的诉讼案中，现在已危及到刊物的正常运作和生存。与会

人士通过吴方城等人提议，决定以第三方身份加入诉讼，挽救《中国之春》。与会

者当场捐款三千五百六十美元，作为紧急支援于大海、薛伟等人法庭听证的律师费

用。之后，又成立了“对民联阵的法律起诉小组”，由马大维、吴方城、莫逢杰、

项小吉负责，向美国法院控告民联阵的非法性。后《中国之春》一案虽得到庭外和

解，但控告“民联阵”非法性一案，至九四年五月仍在审理之中。

在“协调会”成立的同时，民联和民阵在会上都发表声明，宣布其继续存在，并

将分别在适当时候召开民阵“三大”和民联“六大”。在民阵“三大”和民联“六

大”未召开之前，两个组织的总部仍继续担负其对基层机构的协调指导的作用。

在联席会议及“协调会”成立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不少民运队伍中的有识之士，

如钱达、杜智富、张伟等为愈合伤痕、达成整合作了大量的工作。一九九三年十一

月二十一日，在中共总书记xxx访问美国并与柯林顿总统举行高峰会晤之际，美

加一批著名民运人士会师西雅图，并发表了有三十九人签署的《西雅图宣言》，签

署的人中间，包括了对华盛顿联合大会持不同意见的双方重要骨干人物。他们为弥

合分歧，曾利用西雅图聚会达成了一项不得互相攻击、求同存异的协议，但之后没

有多久，“民联阵”负责人在签字后又对这个协议单方面予以否定。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民主中国阵线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澳大利亚墨尔本隆

重开幕。大会听取了第二届总部、理事会和监事会工作报告，认真讨论通过了“民

主中国阵线章程修改案”，原则通过了民阵和民联的《联合宣言》。大会决定将民

阵下一步的工作重点从国外造声势逐步转向国内布局，并争取经济自主。

会议选举出民阵的领导班子，由理事会和监事会组成，主席万润南，副主席马大

维、齐墨、孙继生，监事会主席杜智富。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一日，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第六次世界代表大

会在澳大利亚悉尼市召开。来自美洲、欧洲、亚洲和澳洲的六十多位代表、列席代

表出席了大会。会前，中国民联主席于大海在悉尼了解了会务的筹备工作，筹备委

员会召集人之一项小吉拜会了澳大利亚外长伊文斯，并向澳洲政府通报了中国民联

“六大”的情况。

二十八日晚，出席大会的代表举行了预备会议。会议讨论了大会的议程和规则，

审查了代表的资格，选出了大会主席团。大会主席团由项小吉、齐墨、薛伟、谢洪

、吴方城、赵冬明、周小萌等七人组成。

二十九日上午，大会正式开幕。全体代表与来宾首先向“六四”死难者肃立致哀

。之后，部分来宾向大会发表贺词。民阵主席万润南、全美学自联主席林长盛、全

加学联主席姜勇、“八九民运”领袖吾尔开希和侨界代表先后致词，“中国民运团

体协调会”总召集人王若望发来贺电。

大会第一天，代表们听取了于大海主席的书面报告，认真讨论了《民联民阵联合

宣言》，分析了当今世界的潮流和中国的局势，明确了中国民联的宗旨原则和近期

目标。来自各分部的领导人介绍了他们这两年来的工作经验和基层组织的情况。代

表们在充裕的自由发言时间里，畅谈了他们的各种主张和观点。

大会第二天，代表们讨论修改了《中国民联章程》，重申了“自由、民主、法治

、人权”的基本政治纲领，并鉴于过去组织结构的弊病，采取了大幅度的精简机构

措施，撤销了联委会和监委会，只设中国民联总部委员会，委员会包括十五位委员

，其中主席一人，副主席三人，地区委员八人和直选委员三人。这样做的结果，使

民联总部的大部分权力转移到基层，增强了基层的责任感和能动性。

民联章程在其总纲第一条中继续规定：本组织全名为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

中国民联”，主办《中国之春》杂志。

三十一日，全体代表在认真、诚挚、和谐的气氛中，选出了中国民联“六大”领

导班子，即：主席吴方城，副主席项小吉、谢洪、周小萌。颜荔、姚勇战、赵冬明

当选为直选委员，地区委员为李伯特(香港)、焦柏固(日本)、孙达圣(澳洲维省)、

庄贤康(澳洲纽省)、莫逢杰(洛杉矶)、舒昌清(纽约)、贾文薇(肯塔基)和潘永忠(德

国)。

民联“六大”主席吴方城，辽宁省人，一九四四年生于四川三台，抗战后随父母

迁居北京。六二年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六八年分配至内蒙古。七八年考入首届中国

科学院研究生，八一年获植物病毒分子生物学硕士学位，同年赴美留学，八六年获

博士学位后，受聘于美国肯塔基大学任研究员。九一年至今从事美式快餐连锁店生

意。他八四年加入中国民联，先后担任肯塔基分部主任委员、总部委员、联盟委员

会委员、副主任等职务。

新当选的民联主席吴方城、副主席项小吉、谢洪、周小萌与新当选的民阵主席、

副主席于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一日下午在一艘称为“米兰达”的游艇上分别代表民联

、民阵共同签署了《联合宣言》。该宣言分析了中国民运的外部和内部条件，论证

了民联、民阵在中国政治中的角色与目标，列举了两个组织近期的具体任务。民联

、民阵将其之间的关系，定位于“独立存在，密切合作”。作为“中国民运团体协

调会”的成员，民联民阵将积极促进所有民运团体，包括和自己有重大分歧的民运

团体如“民联阵”的和解与协调，开创民运组织多元并存、宽容合作的新局面。民

联、民阵还决定，今后将把工作重点转向中国大陆，促进中国大陆向民主的方向转

变，以战斗的姿态，迎接“后邓小平”时代的到来。

但民阵“三大”和民联“六大”结束后不久，“民联阵”就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

，拒绝承认民联、民阵的合法性，并保留法律追诉的权利。同时，“民联阵”理事

会决议，凡筹备“民联六大”和“民阵三大”的民联阵成员，被视为自动脱离民联

阵，不再和民联阵发生组织关系。

“六大”以后，民联在组织上进行了全面的整顿，目前，在世界五大洲，从美国

、加拿大到香港、日本、东南亚、澳洲、西欧、俄罗斯、南美，以至中国大陆，中

国民联都建立了自己的基层组织，民联的分部、支部、联络站遍于全球。

风风雨雨的十年过去了，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作为海外第一个全球性的中国民运团

体，走过了艰难的历程。挫折又一次给中国民联的成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使他们变得更成熟了。他们认识到，海外民运组织在“民主、自由、人权、法治”

的宗旨下，其任务不仅是结束中共的一党专制，同时也面临着自身的“重建人”的

艰巨的工作。在这艰难、曲折的征途中，他们不止一次地跌倒，又不止一次地爬起

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以求索”。只要中国的牢狱中还关押着一个政治

犯、良心犯、思想犯，只要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社会制度还未在中国大陆建

立，中国民联就将继续高举理想与正义的大旗，奋斗不息。他们相信，只要怀着执

着的民主的信念和探索真理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他们一定能肩负起改造中国的历史

重任，让我们苦难的祖国早日越过寒冬，走向生机蓬勃的灿烂的春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