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 《风雨如晦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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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如晦十五年》

——“六四”惨案十五年纪实

丁子霖 蒋培坤

前言：

这个文稿原题为《风雨如晦十三年》，它开始起草于 2002 年春，其前身或 者说素材是历年来陆续写下的“大事记”。

近年来，有朋友建议我们把“六四”以后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写出来，作为特 定时段的一个历史记忆留给后来者。当时我们觉得这是很好的建议

，因为正如人 们所说：人类反抗强权的历史，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历史。把我们的记忆留下来， 应该是我们的一份责任。我们还想到，这么

多年来，我们这个受难者群体是在相 互抚慰、相互支撑下走过来的，其中有些难友已先于我们而去了，我们活着的人 是不应该把他（她）们

忘记的。我们还想到，今天的“六四”难属，已不再是愚 昧、麻木的一群，也不再是怨天尤人的哭泣者；她们已作为一个有着自己尊严和 诉

求的群体——“天安门母亲”群体站立起来了。她们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存 在，她们的爱与憎，她们对和平、安宁的向往和对强权、暴政的

反抗，更应该有 一个历史的记录。正是考虑到这些，我们接受了朋友们的建议。

但是在那一年，我们只完成了其中前 8 年（1989 年至 1997 年）的草稿，因 忙于别的事情，暂时搁下了。我们把初稿的打印件留在了江苏无

锡寓所，而把软 盘带回了北京。时间不知不觉两年过去了，那份留在南方的打印件，也就一直放 在书桌的抽屉里。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2004 年的 3 月 28 日，这份打印稿却在我被无锡市国家 安全局秘密关押期间抄家时抄走了。这对于专事收集情报的国安

部门来说，不啻 “如获至宝”，因为这个文稿里有许多他们所需要的“敌情”资料，比如，我和 我们这个群体过去和现在曾从事过哪些他们

所认为的“非法活动”；我和我先生 过去和现在曾与哪些“境外敌对组织”有过联络，又与国内国外、党内党外哪些 异见人士有过接触，如

此等等。当然，他们也少不了想从这份文稿里得到有关我 们“经济来源”的信息，因为多少年来他们一直在造谣，说我们用海外捐款来为 自

己造房子；如果这次能侥幸抓到一星半点所谓的“证据”，不就是谎言变成了 事实吗！

同年4月2 日，我和难友张先玲、黄金平先后获释。4 月 6 日我返京后，便 立即与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官员交涉，要求他们归还三人被查抄的

物品，其中包 括我的那份文稿。但是，国安局官员回答我说：“你的东西不在这里，而在无锡 国安局那里。”我说：无锡国安局抓我、抄我

的家，他们明白无误地告诉我，是 受你们的委托。然而，他们对此却矢口否认。9 月中旬，我和我先生回到无锡老 家，当即向无锡国安局提

出了希望归还查抄物品的要求。对方的答复是还要“研 究研究”。于是只好等待，而且一等就是两个月。在我们的催促下，终于在 12 月上旬

我们即将返京的前夕，他们给我们送来了其中的大部分物品，但却独独不 见那份文稿的打印件。我们询问来人，他们的答复仍然是还要留着“

研究研究”。

现在，事情又快过去半年了，仍不见有丝毫下文，看来是压根儿不想归还了。 于是我自嘲说：不还也罢，让我自己来把它“解密”吧。

这里，我们想趁这次文稿的发表，向读者说明以下几点： 一，这个文稿所记录的，除了原计划的 13 年，又往后延伸了两年，前后共

十五年。这样，题目也就相应改为现在的《风雨如晦十五年》； 二,十五年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少重要资料遭到丢失。因此，这个

文稿所记录的，必有很多遗漏，万望有关当事者见谅。 三，文稿采取按时间顺序编排的体例，也兼顾到某一时段的某一重大事件。

为此，我们在文稿中添加了一些小标题，以便于读者检索； 四，为保留文稿的“纪实”性质，一般不加评论，且改用第三人称叙述；但

由于笔者特有的视角，免不了在资料的取舍及安排方面，带有一定的个人色彩。 希望读者在阅读时自己做出判断。

五，为了给历史留作见证，文稿特选择了一些有关的照片。这些照片除了少 数几幅外，均属笔者亲自收集或自摄制。

本文提要：

（一）血腥的黑色周末—— 1989 年

（二）相识于高压与恐怖之中—— 1990 年

（三）第一声呼喊—— 1991 年

（四）惩罚的开始——1992 年

（五）第一份“六四”死难者名单——1993 年

（六）终为中共政权所不容—— 1993 年

（七）人道救助呼吁书与人权呼吁书—— 1994 年

（八）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 1994 年

（九）“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 1994 年

（十）《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名册》出版—— 1994 年

（十一）难属群体第一次上书人大常委会—— 1995 年

（十二）秘密关押—— 1995 年

（十三）“六四”难属心连心—— 1996 年

（十四）“六四”遗孤助学金—— 1997 年

（十五）赵紫阳先生致函中共十五大提出重评“六四”——1997 年

（十六）抵制李鹏——1998 年

（十七）克林顿访华—— 1998 年

（十八）两个“公民权利宣言”—— 1998 年

（十九）中国政府冻结“六四”人道捐款—— 1998 年

（二十）“六四”惨案十周年祭—— 1999 年

（二十一）控告李鹏—— 1999 年

（二十二）“六四”十周年新闻发布会—— 1999 年

（二十三）北京、上海国安局制造扣人、截款恶性事件—— 2000 年

（二十四）斯诺夫人会见丁子霖受阻—— 2000 年

（二十五）文集《生者与死者》出版—— 2000 年

（二十六）哭冰娴—— 2001 年

（二十七）《天安门母亲的话》—— 2001 年

（二十八）为“天安门母亲”争取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提名—— 2002 年

（二十九）关注“六四”失踪者的命运—— 2003 年

（三十）来自大洋彼岸的问候—— 2003 年

（三十一）蒋彦永医生“六四”正名建议书—— 2003 年

（三十二） “文化衫”事件—— 2004 年

（三十三）“六四”十五周年祭——2004 年

（三十四）天安门母亲《告海内外同胞书》——2004 年

（三十五）呼吁释放蒋彦永医生——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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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7 14:42 只看该作者

（一） 血腥的黑色周末

1989 年 6 月 3 日夜，一个血腥的黑色周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首都 北京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六四”大屠杀，历时 50 天的 89

天安门民主运动以流血 惨案告终。

6 月 3 日夜十一时许，中国人民大学附中高中二年级学生蒋捷连喋血西长安 街木樨地，时年 17 周岁。

6 月 4 日凌晨 3 时半，北京西城月坛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王楠于天安门西侧 南长街南口遇难，时年 19 岁。

自6月3 日夜至4 日凌晨，成百上千的中华优秀儿女倒在了共和国的枪口、 刺刀和坦克履带之下，首都街头犹如经历了一场惨烈的战祸，到处是弥漫着的硝

烟，到处是流淌着的血污、到处是凄厉的哀号和哭泣，整个北京城仿佛陷入了世 界末日。

6 月 5 日下午，在人民大学附近的中关村医院，死难者蒋捷连的父母蒋培坤 和丁子霖在亲友陪同下向儿子的遗体告别。事后丁的一位老同学在给外地同学的

一封信中对那次告别仪式作了如下描述：

“没有哀乐，没有花圈，只有一片哭泣，几声哀号。 “一个可爱、可敬、朝气蓬勃、前途无限的年轻生命，就这样被恶魔夺走了，

留给我们的是永远的怀念和无尽的思索。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句话说得多好啊！ “常言道：‘多行不义必自毙！’我想，这一定会应验的。”

这场大屠杀过后，首都北京完全被置于戒严部队的警戒之下，荷枪实弹的野

战军士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标有各种番号的军车呼啸而过，大街小巷一片恐 怖。

紧接着政府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针对学运领袖和所谓“动乱”精英、 反革命“暴徒”的大搜捕行动。一批批被指称为“暴徒”的人不经审判被立即枪

决；更多被控参与“动乱”的人被拘捕、被关押；一些侥幸躲过搜捕的人踏上了 逃亡之路。

与此同时，北京市在全市范围内展开了一场气势凌厉的“清查”运动，逼迫 所有的人表态“拥护平暴”，搞人人过关的所谓“说清楚”。除了每一个人都必

须参加“说清楚”的班组会以外，最后每人都要交一份书面报告，交待自己在所 谓“动乱”的五十天里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有没有加入非法组织，有没有

上街游行，有没有参加签名或演讲⋯⋯。这份报告必须由所在单位党的组织审核 通过。假如报告不能获得通过，则另案处理。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清查”运动中，作为该校哲学系的教员，丁蒋同样被告 知：必须按规定参加“说清楚”的会议。但他们断然拒绝参加会议，也断然拒绝

提交所谓的书面报告。

几乎与“清查”运动同时进行的，是所谓党员的重新登记。丁当时作为一个 有着近 30 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同样拒绝了这次党员的重新登记。丁的回答是：

在政府对我儿子的死作出负责的交代之前，我拒绝重新登记，除非把我开除出党。 在这之后的将近两年时间里，中共北京市委通过学校党委无数次逼迫丁重新登

记，但她都拒绝了。

7 月 21 日，《北京日报》第一版发表署名文章：《请看“北京之音”的真 面目》，批判学运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广播站，指称该广播站是“一个名副其

实的煽动指挥反革命暴乱的黑据点”。并说：“在这场反革命暴乱中，人大死的 学生最多，其中四人和一名人大附中高三学生（实为高二学生——引者），就是

听了‘北京之音’6月3 日至4 日的煽动指挥，不听教师和家长的一再劝阻，冲 到街上去的。”又说，“人大附中的那位高三学生已被家长锁在单元房中，而在

窗外‘北京之音’喋喋不休的叫喊声中，这名中学生破窗而出，最终没有回来。”

为此，丁蒋写信给北京日报，指出上文所称听了“北京之音‘煽动指挥’” 云云，纯属捏造，而且是对死者名誉的严重损害。信中要求《北京日报》作出更

正，转播此文的北京电台和北京电视台亦应作相应更正。但这些中共喉舌对丁蒋 的要求置若罔闻。

（二）相识于高压与恐怖之中 “六四”惨案过后，社会上流传着许多有关屠杀现场、死伤人数、尸体去

向以及一些罹难者、伤残者个案的“小道消息”。蒋是民主党派“九三学社”的 成员，他从一些社员的议论中获悉该学社另一位成员的儿子也在惨案中遇难了，

死者生前为月坛中学高二学生王楠，遇难时才 19 岁。8 月底的一天，丁蒋打听 到王楠父母的电话，并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几天后，一位中年妇女由她的先生陪

同来到丁蒋家里。她详细讲述了她的儿子遇难的经过。她告诉丁，王楠于6月4 日凌晨在天安门附近的南长街南口遇难，其尸体是在天安门西侧北京市 28 中墙

外的一个土坑里挖出来的，当时已经腐烂、长蛆了⋯⋯。她就是王楠的母亲张先 玲女士。

张先玲女士是丁蒋结识的第一位难友。从这一刻起，丁萌生了寻找其他死难 亲属的念头。

9 月 11 日，丁蒋的一些亲属、友人在他们自己家里为亡儿蒋捷连举行了遇 难百日祭奠并骨灰安放仪式。蒋捷连的遗骨被安放于由其父亲手制作的一个樟木

竖柜中，木柜就安置在他生前睡过的小床处。这个简单、庄重的灵堂一直保持到

2003 年丁蒋搬出人民大学，现仍安放在新址的家中。 丁蒋安置好儿子的遗骨，于9月 18 日登上南去的列车，暂时离开了北京这

块曾经给予他们美好记忆而如今除了痛苦、悲凉之外不再有任何留恋的地方。他 们来到了两人共同的故乡江苏南部的太湖之滨，想从童年生活过的地方、从曾经

得到过乡情、亲情的温暖的地方寻找到一份心灵的抚慰。

11 月下旬，丁蒋返回北京。此时北京市区仍处于戒严部队的控制之下，校 内校外依然一片肃杀。但是，作为一名教师，丁蒋意识到自己对学生负有一份不

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或拖着病弱的身躯，或强忍着丧子之痛，又重新走上了讲坛， 直至 92、93 年两人相继被剥夺教席为止。

1990 年 1 月，首都北京解除戒严，但人们并没有因此恢复先前的活力，那 场大屠杀深深烙印在人们心头的恐惧和惶惑仍每时每刻迫使人们保持着一种谨 慎和自律。

在 89 年的那场大屠杀之中，丁蒋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共有 6 名大学生、研 究生遇难，另有两家教工的子女同时遇难。当时，丁蒋出于对同难者命运的关切，

曾托周围的同事、朋友、学生了解死者及其亲属的情况，但除了个别死者的姓名 及死者所属系、所之外，其他一无所知。由于死者档案已经在“六四”后封存，

也由于知情者出于恐惧不愿提供有关线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根本无法对死者及 其亲属的情况（尤其是外地死者亲属的下落）作进一步的了解，也就只好暂时放 下。

这年“六四”后的一天，张先玲女士给丁蒋送来了一张小纸条。她告诉丁， 这是她从万安公墓骨灰堂王楠的骨灰盒上发现的，她说这张纸条看样子还是在清

明节时留下的。纸条上写着：“⋯⋯我们是同命运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 丈夫，现在我们母子俩相依为命。我有许许多多的想不通，如愿意，请同我联

络⋯⋯。“纸条上留下了留条者的姓名、地址和所在单位的电话。于是，丁随即 给这位遗孀写了一封信。几天后，丁收到了回信。信上说，过一些时候她要来看

望丁。大概是这年夏末的一天，一位穿着黑色裙衫的年轻女子来到了丁蒋家里。 她就是那位渴望与难友取得联系的遗孀——尤维洁，死难者杨明湖的妻子。她告

诉丁，她身上穿的这身黑色裙衫，是她丈夫出差广州时为她买的，想不到丈夫一 回到北京就遇难了，都没有来得及看到她穿上这身裙衫。尤维洁，是由于共同命

运走到一起来的第三位难友。

这一年，丁很多时间都是在病榻上度过的。她所在单位——人民大学哲学系

——党组织的领导人几乎每周都要来家里“劝说”她履行党员登记手续，但丁坚

持要政府对自己儿子的死作出负责的交代，结果每次谈话都不了了之。但丁一如

既往，带病去教室给研究生讲课，由于身体虚弱，几乎每次都是由蒋用自行车把

她驮到教室，下课后又由学生用自行车把她驮回家里。

年底，丁蒋收到尤维洁寄来的一张年卡，上面的题词为：逝去的已经永远不

能再回，让我们把伤感留住在心里。⋯⋯这一年，这几位“六四”受难者亲属就

在这种肃杀、悲凉的气氛中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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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声呼喊

1991 年大年初二，遗孀尤维洁由一位熟人陪同一起来到人民大学家属宿舍 看望丁蒋。这位熟人就是丁在“文革”前的学生、原中国新闻社记者高瑜。她因 卷入 89

天安门运动被秘密羁押 15 个月，刚于不久前获释。高原先认识尤维洁的 的丈夫杨明湖，杨曾是高瑜弟弟的同学。这一天下午，丁蒋与尤、高四人又一起

去紫竹园航天部宿舍看望了张先玲夫妇。这是三家“六四”难属第一次在一起过 春节。

同年清明节前夕，高向我们介绍了香港《新报》记者张结凤女士。张女士希 望丁能接受她的采访，丁同意了张的要求。这次，同时接受采访的还有张先玲女

士。这是丁、张以死难者母亲的身份第一次接触境外媒体，向外界披露“六四” 大屠杀的真相和她们儿子遇难的情况。

清明节那一天，香港《新报》以大半版篇幅报道了该报记者张结凤女士对丁、 张的采访，并配发了死难者蒋捷连于 1989年5月 17 日参加游行的照片及其父母

为儿子举行百日祭时所设灵堂的照片，该报同时刊出了遇难者王楠生前的照片和 张先玲女士的一首悼诗。

同年 5 月初，丁蒋在自己家里接待了来访的美国广播公司（ABC）电视记者赵爱 素（中文名字）女士。赵表示希望丁能接受她的电视录像采访。她说她曾接触过

几位“六四”死难者的亲属，但他（她）们出于恐惧都拒绝接受她的采访。她同 时声明，接受此类采访双方都会冒很大风险：她作为外国记者有可能被驱逐出境，

而受访者则有可能被关进监狱。她要丁自己来作出决定，并给予半个月考虑的时 间。

经慎重考虑，丁决定以死难者母亲的身份接受拟议中的采访。

5 月 15 日，丁在自己家里接受了 ABC 记者赵爱素一个小时的电视录像采访。

在这次采访中，丁披露了儿子蒋捷连遇难的经过。她说：我的儿子还只是一个未成年 的孩子，可是在 6 月 3

日夜晚离家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竟没有来得及给父 母留下一句遗言，只留下了一件浸满鲜血的 T 恤衫。

她说，两年来我在生与死之间几度徘徊，有时真想一死了之，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生。 她说她既不需要怜悯，也不需要安抚，但要等待历史作出公正的结论。

丁还在此次采访中谴责了两年前政府当局发动的那场大屠杀，驳斥了当时任总理的李鹏在两代会期间面对

海外媒体散布的有关“六四”事件的谎言（他声称政府不公布“六四”事件死难者的名单是为了尊重死者亲属的

意愿，因为这是一场“暴乱”）。丁要求政府公布“六四”事件的真相，要求国家主席江泽民兑现诺言，公布“六 四”事件中的死者名单和死亡人数。

最后，丁呼吁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不要忘记中国 1989 年 6 月 4 日发生在北

京的那场悲剧，不要忘记那些永远被剥夺了生存权利而再也不能为自己申辩的亡灵。

丁的这次访谈后来整理成一篇短文《我的话》（参见《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名册》一 书，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 94 年出版）。

6 月 3 日，丁又一次在自己家里接受了英国《独立报》记者贺安雷的采访，并向贺提供 了蒋捷连生前与父母的合影和 1989 年 5 月 17

日蒋捷连参加游行声援绝食大学生的照片。6 月 4 日《独立报》以“迫使父母去寻求真相——一位两年前遇难青年的家属与贺安雷•西金

斯的谈话”为题，详细地报道了这次采访。这是丁第一次向英国媒体直接披露“六四”大屠

杀的真相和儿子遇难的情况。《独立报》同时刊登了《我的话》一文的英文译稿，记者所加 标题为：“不要忘却那些再也无法为自己申辩的死者——1989 年 6 月 3

日夜晚被人民解放军 射杀的 17 岁高中生蒋捷连的母亲丁子霖致函《独立报》发出呼吁”。

这一年的 6 月 4 日，香港《新报》撰文介绍“六四”事件的遇难者、中学生蒋捷连。

同时刊登了丁的《向一切有良知的人呼吁》（即《我的话》）、《家属辞灵哭别祭文》（即丁在 儿子火化时给儿子的送别信），还配发了蒋捷连与父母的最后合影及灵堂照片。

6 月 15 日，在香港出版的《当代》月刊 6 月号“六四”专题刊出了丁蒋提供的三篇文

章，其中《我们的儿子蒋捷连》（署名方林）为第一次发表。同时，该刊还配发了一组照片： 其中蒋捷连于 5 月 17

日参加游行声援绝食大学生及其遗体照片系第一次发表。

《新报》和《当代》所刊出的这些文章、照片，后来成了当局用来惩处丁的所谓“罪 证”。

这年 7 月的一天傍晚，刚从秦城监狱获释的广场绝食者刘晓波来人大宿舍看望丁蒋，

并在蒋捷连的灵前致哀、献花。第二天，他又送来了当夜写成的一首悼诗《给十七岁》。刘

为这首诗写了一个题记：“你擎着旗帜倒下时；我却活下来，已经三十六岁。活下来就是犯

罪，给你写诗更是一种耻辱，耻辱应该让语言沉默。我甚至于没有资格给你写诗，我不配。 因为你的十七岁已经超越了语言，超越了所有人为的造物。”

这一年的秋天，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学生、“六四”伤残者张亚来来人大

宿舍看望丁蒋。张谈到了他受伤的经过和受伤后的情况，同时提供了一位死难者

和两位伤残者的名单。随后，丁蒋与那位死难者的妻子取得了联系，同时也与两

位伤残者作了初步接触。

第二年年初，丁蒋又认识了本校、本系的博士生江棋生。江在 89 学运中为

高校对话团成员，在“六四”后的“清查”运动中，他因拒绝“说清楚”自己在

学潮中的所谓“问题”，校方以态度顽固移送北京市公安局秦城监狱关押，17

个月后因难以罗织罪名以“不予起诉”释放。出狱后，江一直关注着丁蒋所从事

的“六四”受难者寻访、救助活动，并开始协助丁蒋做一些事情。

（四）惩罚的开始

从 1991 年起丁在境外媒体的多次“曝光”，极大地激怒了中共执政当局。

1992 年 1 月 20 日，中国人民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在没有说明任何理由的情况下

作出决定：“暂停”（实际上等于取消）丁子霖的硕士生指导教师资格。1 月 30

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就这一决定向哲学系签发了通知。4 月 20 日，哲

学系向丁通报了这个决定。

丁认为中国人民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此项决定侵犯了一个教师的合法

权益。4 月 25 日，丁发出了“致中国人民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公开信”，就

学位评定委员会1月 20 日的决定提出了严正抗议，指出这项决定是对公民权利

的侵犯，是对宪法的公然违背和践踏。但学位评定委员会对丁的此项抗议置之不

理。

2 月，有香港友人托人转给丁一笔人道救助捐款，丁随即把这笔捐款转给了

“六四”遗孀尤维洁。尤的丈夫遇难后家庭收入遽降，却有一个才 5 岁的儿子需

要她抚养。这是丁第一次帮助境外人士向“六四”难属转达人道救助捐款。

这年的春节期间，张亚来、尤维洁与张先玲夫妇来人大看望丁蒋，这是“六

四”难属和伤残者第二次春节聚会。春节后不久，张亚来去了美国。

3 月，丁又收到香港方面托人转来的一笔人道捐款，她把这笔捐款平分给了 两位难属遗孀。

这年的春夏之间，丁蒋在中国科学院出版的《未来与发展》杂志上读到许良 英先生的一篇文章《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该文谴责了“六四”大

屠杀，列举了希特勒片面追求发展经济而政治反动所导致的恶果，以此说明只搞 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几天后，丁蒋去中关村科学院

宿舍拜访了许良英先生。他们向许先生介绍了当时正从事的寻找“六四”死难者 亲属的情况。许先生告诉丁，他曾与死难者萧波（北大化学系青年教师）的妻子 有过接触。

5 月 13 日，中国人民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针对丁的抗议，对该委员 会1月 20 日所作出的“决定”作出书面“说明”。该“说明”称：“暂停丁子

霖硕士生指导教师资格，是基于下述考虑：丁子霖在 1991 年通过境外新闻媒体， 对我国政府平息 1989年6月4 日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一事，发表了严重背离

中央精神的言论。根据国家教委教研[1991]2 号文件《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学 科研究生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的规定：‘对于不能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能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指导教师，应给予批评教 育，切实帮助改正。不称职者应暂停招生或取消导师资格。’根据国务院学位评

定委员会有关规定，中国人民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有权自行审批硕士生导师。我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常委会的决定是符合实际情况和有关文件精神的。”

5 月 21 日，丁向当时的国家教委学位委员会递交了要求撤消人大学位办 1 月 20 日“决定”的行政复议申请书。7 月 29

日，国家教委学位办拒绝了丁的复 议申请。

“六四”三周年前夕，即5月 26 日，丁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召开支部大会， 给予丁“党内除名”的处分。理由是丁通过在境外发表文章、接受境外电台采访，

发表了严重背离“中央精神”的言论。在大会所作的处分决定中，大量摘录了

1991 年丁发表在《新报》、《当代》等香港刊物上的一些言论，尤其是同一年 丁在美国广播公司（ABC）电视节目中所说的话。至此，拖延了将近两年时间的

丁的党籍的去留问题有了最后结果：丁被正式开除出共产党。丁在此次支部大会 及随后的总支委员会上分别作了数小时的陈述性发言，驳斥了上述种种指控，并

再次表明了她对“六四”大屠杀所持的观点和立场。

从此，丁与曾为之服务了 30 多年的中国人民大学除了名义上还保留一份公 职以外不再有任何关系。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丁把寻访和救助其他死难者亲属

的活动当做了自己的一项主要社会活动。

7 月 8 日，丁终因心力交瘁首次引发心绞痛，不得不住院治疗。 这一年秋，伤残者张亚来赴美并加入全美学自联。之后不久，他受全美学自

联委托，负责所属 IIFC（爱抚思）人道救助基金会的工作，并与丁建立了联系。 年底，张亚来托一位留学生带给丁一封信，信中附有一份以 IIFC（人道救

助基金会）名义给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信件复印件。在给江的这封信中，说明了 IIFC 救助基金的非政治人道性质，希望政府有关部门不要扣留或没收 IIFC 给予

“六四”难属的救助捐款。张在给丁的信中，告知 IIFC 的救助计划正在逐步走 上正规，一些筹备工作也已经有了头绪，要丁提出意见。

这一年的年底，丁蒋从北京大学一位朋友那里获知该校化学系青年教师、遇 难者萧波的情况，又转辗了解到萧的妻子的下落。在第二年的春节期间，丁终于

与萧的遗孀及其父母取得了联系。萧遇难时留下了一对仅出生 70 天的孪生子遗 孤，萧的妻子为了谋生无力抚养这对遗孤，托给了远在湖南西部的父母抚养。

这是丁找到的第四位“六四”难属。

1993 年春节期间，回国探亲的两位留美学生来人大看望丁蒋，并带来了由

全美学自联 IIFC（爱抚思）捐助的 3500 元人民币人道捐款。这次见面，来人还

向丁提供了郝致京、段昌隆、袁力等三位死难者的情况。丁随即与这几家死难者

亲属取得了联系，给这几家送去了人道救助款。

在以后的日子里，由于寻访的线索不断增加，张先玲女士接受丁的邀请 一起投入了“六四”死难亲属的寻访活动。至 6 月份，寻访到并建立起联系

的死难者亲属已扩充到了 10 多家，其中包括死难者王超、王一飞、叶伟航、 张瑾、安基等人的亲属。

2 月，有计划的人道救助活动在全美学自联 IIFC 的帮助、支持下正式启动，

最早一批寻找到的死难者亲属得到了数额不等的人道帮助。

这年年初，丁从一些“六四”羁押犯亲属那里获悉，北京市第二监狱关押有

二百多名“六四”后当作“暴徒”被判重刑的学生和市民，其中大部分为年轻人；

又听说每月有一个固定的日子让这些羁押犯的亲属去探监。丁当时想，这些人的

所谓“罪名”绝大部分是强加的，他们同样是那场劫难的无辜受害者，于是产生

了要去寻访他们亲属的念头。为此，丁会同“六四”政治犯陈子明的妻子王之虹

女士于3月1 日那一天一起乘车去了第二监狱，目的是探路，为下一个规定日亲

自访问羁押犯亲属作准备。但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丁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了寻

访“六四”死难者亲属和伤残的活动，也就把寻访羁押犯家属的事情放下了。在

以后的年月里，丁曾通过大赦国际为这类羁押犯向国际社会进行过呼吁，并与其

中一些刑满释放着有过联系，也曾给予其中个别人人道帮助。

这一年的春天，丁在从事寻访和救助活动的同时，还就中国人民大学“暂停”

她的导师资格一事向北京市中级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但是，北京市中级法院却

对此项诉讼作出了“不予受理”的裁定，理由是所控告的对象——人大学位办和

国家教委学位办“不具备行政诉讼被告主体资格”。自 1992 年 1 月开始的这场

关于取消丁的导师资格的“官司”至此以毫无结果告终。

这年 6 月上旬，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在维也纳召开，丁被邀请参加大会的非

政府组织论坛。但是，终因大会发给丁的邀请信及机票被中国政府当局扣没而未

能赴会。

为此，丁于6月 17 日向大会提供了一份书面发言。这个发言以大量事实驳

斥了中国政府所宣称的“人权就是生存权”的虚伪谎言。丁指出：“政府口口声

声尊重公民的生存权，然而在四年前，无数优秀中华儿女的生存权竟在一夜之间

被机枪、坦克所剥夺，难道这不是一种虚伪吗？”

在这个发言中，丁首次披露了当时已经寻找到的 16 位“六四”死难者的名

单。这个名单中的男女青年都是倒在由天安门广场向左右延伸、素有“神州第一

街”之称的东、西长安街上的。丁提供了这些死难青年的姓名、年龄、职业、遇

难情况及经过，披露了这些遇难者的亲属在大屠杀后所经历的痛苦、绝望以及在

恐惧中挣扎的艰难境遇。

这次丁所提供的死难者名单，是“六四”大屠杀后由死难者亲属自己收集、 整理并向世界公布的第一份名单。

丁的上述书面发言公布以后，引起了际社会的广泛关注。6 月中旬，法国国 际广播电台和“美国之音”等海外媒体就“六四”大屠杀和丁的儿子的遇难，以

及当时已经找到的其他死难者亲属的景况等，对丁进行了电话采访。

丁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孙承的采访中，详细地谈到了儿子遇难四年来的心路 历程。她说：“在我儿子刚走的最初两年，我在生与死之间几度徘徊⋯⋯对我来

说，确实活下去要比死困难得多。但是，我的儿子是无怨无悔地走上街头与那些 追求民主理念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倒下的，为了儿子的遗愿，为了与他一起倒

下的人们，我必须学会坚强，必须强迫自己接受这份磨难，不仅要选择生，活下 来，而且还要做一些符合我儿子遗愿的事情，这样我才无愧于做蒋捷连的母亲。”

在这次采访中，记者提出希望能采访其他死难亲属。丁答应帮他征求其他难 友的意见。但由于当时整个社会仍处于人人自危的高压恐怖之下，死难亲属中绝

大多数尚不敢以公开身份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惟有死难者段昌隆的母亲——周 淑庄女士答应了这个要求。她不顾个人及家庭的安危，毅然接受了《美国之音》

记者孙承的采访。在这次采访中，周女士为自己死去的儿子作了名誉辩护，公开 谴责了四年前政府发动的“六四”大屠杀。从此，丁所进行的为“六四”死难者

寻求正义的抗争又有了另一位勇敢母亲的声援和支持。在以后的岁月里，周同丁 一起，义无返顾地承担起了为受难群体代言的责任，直至 99 年周因突患脑栓塞

失去语言表达能力为止。

6 月 20 日，《美国之音》记者孙承就中国的人权状况第二次采访丁子霖。 在对丁的采访结束时，记者又以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政府所持人权观念为题与蒋

作了长时间的讨论。蒋指出：中国政府现在提出的所谓人权标准，即把人权定义 为“生存权”，这不过是为自己侵犯人权的记录做辩护。蒋说，人权这个概念本

身就是一个普遍性概念，凡是人，都应享有做人的权利。蒋指出，中国共产党长 期以来只讲阶级斗争，不准提人性，不准提人道主义，不准提人权，这在理论上

是一脉相承的。近年来可以谈人权了，但中国政府对人权作出了自己的解释，这 种解释的核心就是取消人权的普遍性。

记者希望在报道时引述蒋的一些原话。蒋表示同意。第二天，《美国之音》 播出了蒋驳斥中国政府否认人权普遍性的有关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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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终为中共政权所不容

蒋的这次谈话引起了执政当局的注意。7 月 15 日，蒋所在中国人民大学哲 学系领导受上级指派找蒋谈话：指控蒋不经有关部门批准擅自接受境外媒体采

访，并声称蒋有关人权问题的谈话严重背离了“中央精神”，要求蒋作出检讨， 并保证今后不再接受境外媒体采访。

蒋表示不能接受上述指控，并拒绝作出检讨。他声明，就人权理论发表个人 见解属言论自由的范围，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政府有关部门不应限制公民 行使这份权利。

紧接着，于 10 月 26 日，哲学系领导奉上级指示以口头方式向蒋宣读了学校 对蒋的处分“决定”。“决定”列出两条所谓错误：一，擅自接受“美国之音”

采访，违反了国务院规定的外事纪律；二，在人权问题上，发表了与政府不同的 看法。“决定”对蒋的处分也是两条：一，免去中国人民大学美学研究所所长职

务；二，暂停招收研究生、进修生、访问学者。与此同时，学校取消了蒋的国务 院专家津贴。

蒋当即提出两点要求：一，给本人一份书面的处分决定，以文字为证；二， 对他的处分决定，按学校常规公诸全校师生。但对方的答复是：校方的这个决定

只做口头传达，也不向全校公布，并声明这是上面的指示，系一级领导只是执行 上级的指示。

之后，哲学系又奉校方指令于 11 月 4 日召集了美学研究所除丁、蒋之外的 全体人员，通报对蒋的处分决定（内容如上）。同时还传达了上级的有关讲话：

蒋接受外电采访，反对政府的人权观点，反对我国的人权状况（原话如此），属 重大政治问题。这件事不是偶然的，是有背景的。早在 1990 年（可能有误），

美国一个政府代表团访华时，就曾提出过蒋、丁一家的问题，以后即发生了一连 串的事件。现在，国家安全部、北京市安全局、公安局、北京市委、国家教委都

十分重视他们的问题。你们不要去他们家，保持同他们的距离，不要给他们火上 加油，这样对你们也没有好处。

再接着，共产党的中央宣传部发出内部通知，禁止丁、蒋在国内报刊上发表 文章，在国内出版社出版学术著作；凡出版物均不准出现丁、蒋的名字。

至此，丁蒋终于为中共政权所不容，但他们也因此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解脱。 这一年的夏天，旅居加拿大的中国流亡人士盛雪女士委托其丈夫趁回国探亲

之便看望丁蒋。在此后的数年中，盛多次给“六四”难属转来美加地区的人到捐 款。

9 月，西单民主墙时期的著名民运人士徐文立来人大宿舍看望丁、蒋。徐不 久前获释，去外地作了一次考察刚回北京。这次见面由其夫人贺信彤（康彤）陪

同。丁与贺曾因受邀参加世界人权大会之事有过接触，她也是那次大会的被邀请 者。这次会见，徐谈了他在狱中的情况，丁向徐介绍了当时正进行的有关“六四”

受难者的寻访及救助活动。

这一年的夏天，经许良英先生介绍，我们认识了当时刚从海南回京不久的吴 蓓女士。许先生对丁说：你身体不好，吴蓓可以帮你做些事。以后，吴陆续向丁

提供了一些伤残者和死难者的线索，并帮助丁与其中一些受难亲属建立了联系。 丁也曾委托她给一些受难家庭转送过人到捐款。在以后的年月里，吴蓓女士还向

难属群体提供过不少帮助。

这段时间，丁与张的寻访活动全面展开，不少难友主动加入了此项活动。她 们不分寒暑，奔波、穿行于北京的大街小巷，向外地发出一封封信件，根据来自

各方面的信息和线索，取得与死难亲属的联系，所记录下的死难者名单迅速增加。

在寻访过程中，丁记录下了一桩桩、一件件血和泪的事实，并据此着手撰写

《“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

11 月 18 日，丁收到全美学自联第一笔大数额捐款 3000 美圆。此笔捐款由刘 晓竹（刘当时任全美学自联秘书长）经手汇寄。刘随支票还附上了一份“敬启邮

检者”：“此信所寄款项为救援“六四”无辜受害人，仅从人道主义角度帮助他们 目前所面临的困难，更无它意，请勿扣押或滞留。硬性扣留，只会进一步损害中

国政府的国际形象，且无大用，因为我们还会通过其他方式将此款送达这些人手 中。”

此信最后说：“救人一命，福及子孙，助人一难，尽结善缘，望检信诸君三

思而后行。”署名为“爱抚思人道基金”。

同月 28 日，丁接到茉莉女士从瑞典寄来的圣诞卡。她在信中作了自我介绍：

她于“六四”后因在反对政府镇压学生的追悼会上演讲，被定为“反革命宣传煽

动罪”判刑三年。出狱后流亡海外，最近定居瑞典。她说，她也一直在呼吁全世

界人民勿忘“六四”，因此不能回国。

同月，丁蒋在许良英先生家里与西单民主墙时期另一著名民运人士魏京生见

面。在这次见面中，魏提到，他出狱后不久就听到有人谈起有一个叫“丁子霖”

的人大老师，儿子在“六四”时被打死了，她神经有点失常，疯疯癫癫到处寻找

“六四”死难亲属⋯⋯。魏说他不相信这样的传说，倒是想尽快地见到这位“丁

老师”。

在这次会见中，丁蒋向魏介绍了几年来寻访和救助死难者的情况，还介绍了 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个案。

在以后的日子里，丁蒋与魏有较频繁的接触。魏曾在提供“六四”死难者线

索、与境外媒体取得联系以及向海外募集捐款等方面给“六四”受难者提供了帮

助。

这一年的年底，法国汉学家玛丽•侯芷明女士经魏京生介绍来人大宿舍看望

丁蒋。在这次与丁蒋的见面中，侯芷明女士对“六四”受难群体深表同情。她向

丁蒋详细询问了有关死难者亲属和伤残者的景况。几天后，由丁蒋安排，侯芷明

女士又在丁蒋家里与 6、7 位“六四”伤残者见了面，向他们了解了各自的情况，

最后同他们合影留念。

在侯芷明女士回国之前，她与丁蒋又有过多次见面的机会，但自 95 年以后，

她被中国当局拒绝入境。在以后的岁月里，她始终保持着与丁蒋的联系，也始终

没有放弃过对“六四”受难群体的关注和帮助，除每年转来由她帮助募集的人道

捐款外，还在向法国、欧洲乃至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介绍“六四”受难群体方面，

做了很多事情。

12 月 15 日，在京的一些“六四”难属收到了一封署名为“一群中国公民”

的春节慰问信。信中说：“我们是一群正直、善良、真诚的中国公民。我们难以

忘怀四年前那些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献出了年轻生命和惨遭伤害的同胞。当年我

们有着同他(她)们一样的信念，而且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今天我们仍然执着于这

种信念。岁月的流逝是无情的，但历史是有情的。值此西历圣诞和我国春节即将

来临之际，谨向你们“六四”受难者及家属致以节日的问候，并表示敬意。我们

离你们很近，就生活在你们周围；也许我们并不认识，但并不陌生;我们心是连

在一起的。

（七）人道救助呼吁书与人权呼吁书

自 93 年下半年以来，丁与难友们的寻访、救助活动逐渐受到各界人士的关 注，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向丁提供有关“六四”受难者的线索，这对当时的寻访活

动的迅速扩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94 年 1 月 21 日，丁以个人名义向海内外各界人士发出了《关于给予“六

四”受难者人道救助的呼吁书》。在这份呼吁书中，丁回顾了这些年来寻访活动

的历程，介绍了当时“六四”受难者群体的基本情况。据统计，截止当年 1 月已 寻访到死难者亲属约 60 多家，伤残者（仅限于留有后遗症者）约 40 多人，两类

相加约 100 多人（户）。在 60 多家遇难亲属中，独生子女遇难且留有孤寡老人者

27 户，留有遗孀、遗孤者 16 户；另有 3 户有病困老人，一户为特困户。在伤残 者 40 多人中，重残者 25 人，其中 7

人基本丧失劳动或工作能力，5 人仍在治疗 中。

在这份呼吁书中，丁作了如下声明：“对‘六四’受难者的救助，不管来自 任何方面，均属纯粹人道性质，与政治无关，也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同

时声明，“在目前中国大陆不允许成立任何有形的人道救援组织的情况下， 暂时可由丁子霖女士全权负责救援事宜，力求减少中间环节，以保证所得救

援款项全部用于受难亲属及伤残者。”

上述呼吁书公布后，得到了海外人士的广泛响应。除了全美学自联 II FC 按 计划转来捐款外，94 年初，美国斯坦福大学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以及圣•路易

斯大学、密西根州立大学等学校通过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转来了“六四”后 募集的捐款，丁与张先玲女士把这些捐款按捐款方定下的标准，分送给了一些有

困难的死难亲属和伤残者，每户 200、400 美圆不等。此外，美国的布朗大学， 英国的大赦国际、法国的玛丽•侯芷明，美国的 STING

夫人，英、德、法、日、 澳、加、泰等国的留学生组织和一些个人，以及港、台地区的一些个人也都转来

了数量不等的人道救助捐款。由此，用于对“六四”难属人道救助的款项得到了 基本的保证。

自 93 年中国政府因申奥需要相继释放王丹、徐文立、魏京生之后，国内政 治气氛一度有所放松。这年秋冬之交，秦永敏、周国强、刘念春等一批异议人士

发表《和平宪章》，但是，尽管《和平宪章》的基调极其温和，却仍然遭到政府 当局的严厉打压。一时间，国内政治气氛骤然收紧，北京、上海及一些省区的民

间人士相继因思想、言论遭到当局拘捕或拘询，尤其是刚释放不久的魏京生再度 失去了自由。

鉴于国内人权状况的急剧恶化，丁蒋与许良英先生一起提议发表一封致党和

国家领导人公开信，呼吁政府当局停止对言论自由的压制。经商议，决定由许先 生负责公开信的起草，并分头征集签名。3 月 11 日，一封由许先生牵头，有刘

辽、王来棣、丁子霖、蒋培坤以及诗人邵燕祥、作家张抗抗等七人联署的、题为

《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的公开信在海外媒体正式发表。

这份公开信指出：“最近发生的多起因思想言论而遭到当局拘捕、拘询 的事件，使国际舆论哗然；关心国家民族命运、有志于我国现代化事业的有

识之士无不为之震惊，并深感不安和忧虑。”

公开信同时指出：“中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并且是安全理事会的常任 理事国，理应率先恪守联合国有关人权的各项公约，而不应因国内的人权侵

犯记录而成为国际舆论谴责的对象。”

公开信表示：“只有尊重人权，确保公民各项应有的权利，社会才会有 真正的安定；否则，只会激化矛盾，诱发动乱，以致一发而不可收拾。”

公开信最后呼吁当局果敢地结束我国几千年来因思想、言论、文字治罪 的历史，释放所有因思想、言论而被关押的人员。

这是自“六四”事件以来第一次由国内知识界人士联署的人权呼吁书，也 是丁蒋以“六四”死难亲属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加入国内人权运动的开始。

这封公开信发表后，有海外媒体称之为“七君子”上书，但也有人批评此举为 “挟洋自重”。

（八）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 由于此次上书，丁蒋和许良英先生都受到了政府当局的打压和监控。3 月 10

日，在丁蒋的住所（中国人民大学静园一楼 43 号）周围出现了国家安全部门的

便衣警察和监视车辆。从这一天起，一直到 16 日，丁蒋受到便衣警察的 24 小时 全天候监控，遂使他们与外界的接触完全被隔绝。这是丁蒋自 91 年 5

月公开谴 责“六四”大屠杀以来第一次被剥夺人身自由。

同日下午，台湾《联合报》记者赖锦宏先生、大赦国际工作人员史雯女士(瑞

典)先后来人民大学宿舍看望丁蒋。下午 2 点，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便衣警察、

人民大学的治保人员以及家属委员会的“小脚侦缉队”约 20 余人，突然包围了 丁蒋的住宅。下午 3 点半，他们的住宅电话被切断，失去了与外界的唯一联系。

当日下午四点，便衣警察强行绑架了刚离开丁蒋家的台湾《联合报》记者赖 锦宏先生，审讯达三小时。随后离开丁蒋家的大赦国际史雯女士同样遭到便衣警 察的扣押、审问。

这天夜半，丁心脏病发作，因电话被切断无法向校医呼救，仅靠吸氧缓解。 此后几天，便衣警察始终未曾间断对丁蒋的监视，甚至在校园里当众辱骂丁

蒋为“汉奸”、“卖国贼”。与此同时，在丁蒋家门口频繁地发生绑架、扣押、盘

问来访者的事件。

为此，丁蒋多次通过人民大学校方向国家安全部门提出抗议：要求立即停止 便衣警察的监视、骚扰和辱骂；要求恢复被切断的住宅电话；要求不受干扰地去

校外医院治病（此前丁定期去医院治腰椎病）；要求停止对来访者的绑架、扣押、 盘问⋯⋯。然而有关方面对丁蒋的抗议始终置之不理。

94 年是“六四”惨案五周年。这一年，是中共执政当局在对待丁蒋的态度 和政策方面作出根本性改变的一年。在这之前，执政当局对丁蒋的打压和惩处，

一般通过所在学校的党组织和行政系统来实施；而在这之后，则改为由国家“专 政机器”——国家安全部门直接实施。

3 月 26 日上午 8 点 30 分至下午 4 点 30 分，美籍自由制片人卡玛（中文名

韩倞[Liang]，韩的父亲为中共老朋友、美国农业专家韩丁）与其丈夫、自由摄影 师高富贵（中文名）以及录音师等一行五人由江棋生陪同来丁蒋家里拍摄电影《天

安门》（当时未定名）。

在这次拍摄中，丁谈了“六四”五年后的心情、感想，回顾了五年来走过的 路程：从儿子的遇难谈到自己最初的抗争；从对同难者命运的关注谈到对“六四”

死难亲属和伤残者的寻访、救助⋯⋯。其间，丁以一些有代表性的个案为实例，

讲述了五年来死难亲属所遭受的痛苦与煎熬。这是丁五年来第一次有机会系统、

完整地披露“六四”受难者群体的详细情况。

这次拍摄行动引起了北京市国家安全部门的注意，摄影师高富贵以及陪同他 离开人民大学的江棋生遭到了便衣警察的长时间跟踪，追逐，险遭拘捕。

在此期间，丁还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美国有线电视广播 公司（CNN）、美国华盛顿邮报、加拿大环球邮报等媒体的电视录像采访，内容

除了谈及“六四”后个人的经历、遭遇，还谈及几年来所从事的寻访和救助活动。

3 月 29 日，丁收到美国纽约一家公司销售经理的来信。信上说他从纽约一 份中文报纸上读到了有关丁子霖教授对“六四”难属和伤残者从事救援活动的报

道，他愿意把有关情况介绍给美国的民众，让大家来帮助这些受难者，只要不涉 及任何政治活动。如果条件允许，他本人愿意认养一个儿童（遗孤），尽他自己

的一份心愿。后经多次联系，商定由死难者刘燕生的女儿作为认养对象。

此项个案援助计划自 94 年开始后持续了很多年，使受援者得以顺利地读完 小学、中学并考上大学。

尽管自 3 月以来，丁蒋不断受到便衣警察的监控，给他们所从事的寻访救助 活动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这项活动始终没有停止。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利

用的间隙，不放弃任何一个有可能带来新的发现的线索，以灵活多样的方式与每 一位确知其下落的死难亲属和伤残者取得联系。有时，丁因受监控而无法出门，

就由张先玲女士等其他难友分担寻访工作。

这一年是国家安全部门对丁蒋实行严密监控的一年，但也是他们与难友们的 寻访活动取得重大进展的一年。

自这一年年初以来，人大哲学系博士生江棋生曾协助丁做了一些寻访和救助 方面的事情，由此引起了有关当局的注意。4 月 5 日上午 9 点，江棋生在本市建

国门立交桥外交公寓附近遭到国安部门的便衣警察的无端殴打，并辱骂他为“汉 奸”。

为此，江向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提出了抗议，要求公安方面对他所施之的

暴行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但公安方面却始终不予理睬。

这年 4、5 月间，是美国总统克林顿就是否继续延长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作 出决定的关键时刻，美国朝野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而海内外中国异议人士也

就此事纷纷敦促克林顿总统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此前，美国国务卿克里斯多夫 来华就这一问题与中国政府磋商时，其助手夏塔克曾与魏京生有过接触。

5 月 27 日，“美联社”就最惠国待遇问题对丁进行了采访。在采访中丁表示：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尊重美国总统的决定。但是，“人权”具有普遍性，它是

世界大家庭范围的事情，美国政府作为世界大家庭的重要一员，有责任和义务来 帮助其他国家、推动其他国家改善人权状况，正如中国这个有着 12 亿人口的大

国，也是世界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如果将来中国的人权状况真正得到了全面、 普遍的改善，那么它也有这个义务和责任去帮助世界上人权状况不好的其他地区

或国家，推动改善他们国家的人权状况。基于这样的信念，我对任何来自国际社 会的对于我国人权状况的关注，都表示欢迎。”

在这次采访中，丁列举并谴责了最近时期中国有关当局粗暴践踏人权的一系 列恶劣记录，同时批评了克林顿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政府采取的姑息态度。基于

当时的情况，丁对克林顿总统决定“无条件”延长的做法表示遗憾，她说：“如 果问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这是美国政府的耻辱，历史将证明克林顿是错误的。”

这次采访在海外媒体广播后，丁收到了一封署名为“刘亚平”的天津大学生 的来信。这位大学生在信中辱骂丁为“外国资本的代理人”、“卖国求荣的现代汉

奸”等等。为此，丁专门写信给这位大学生就他的一些观点、看法进行了讨论。 丁指出：“来信对我在采访中谴责政府当局的“六四”屠杀事件和一系列侵犯人

权的暴行不置一词，而竟以所谓‘爱国者’自居，站在杀戮者的立场，肆意辱骂 与之持不同观点的人士。如果这也算‘爱国’，也算‘中国人的良知’，那么，就

让这样的‘爱国’，这样的‘良知’见鬼去吧！”

丁的这封回信按来信的邮编、地址及姓名寄出几天后却被退了回来，回条上 写着“经查无此地址”，原来是一封署了假名的匿名信。

此后几天，丁蒋又多次接到内容类似的匿名骚扰电话，据称他（她）们都是 “爱国”的大学生。

5 月 28 日晚，江棋生来人大看望丁蒋。当他离开丁蒋家后却遭到公安人员

的跟踪、绑架，并以所谓“收容审查”的名义遭到无理关押，历时 45 天。

5 月 29 日，丁蒋在忍无可忍之下发表《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抗议

3 月以来国安部“便衣警察”对他们的监视、骚扰甚至辱骂和威胁。

公开信表示：“在我们儿子的生日和忌日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强烈要求 政府有关部门把我们住宅周围的便衣警察和监视车辆撤走，恢复我们的人身 自由。”

公开信指出：“我们谴责 89‘六四’政府对和平居民的血腥屠杀，我们为 在那场屠杀中被无辜杀害的人们作名誉辩护，这是履行一个公民的合法权

利。……我们以一己之绵薄，寻访‘六四’受害者及其亲属，旨在互助互慰， 呼吁人道救助。对于这个受害群体的痛苦和困难，政府不管，难道也不让我

们同命运者自己来管！我们多次声明，对受难者的援助纯属人道性质，不附 加任何政治条件。难道为‘六四’受难亲属接受并转达此项援助就成了‘汉奸’、

‘卖国’！”

最后，公开信重申：“政府当局应立即停止对我们住宅的监视和骚扰，立即 恢复我们的行动自由。否则，我们将从 6 月 2 日儿子出生的时刻开始至 6 月 4

日，在自己的家里进行绝食抗议,以告慰亡灵于九泉。”

这是五年来丁蒋以个人名义第一次致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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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

6 月 1 日，由香港《九十年代》杂志出版、发行了一本书名为《“六四”受 难者寻访实录•名单》的英文小册子。这个小册子由法国汉学家玛丽•侯芷明管

理的一个基金会提供经费和部分资料。小册子刊登有丁的《“六四”受难者寻访 实录》的“序言”、96 位“六四”死难者和 49 位伤残者的名单，以及丁以个人

名义发表的《给予“六四”受难者人道救助的呼吁书》。小册子同时还配发了有

关照片。最后，小册子呼吁给予“六四”受难者人道捐助，并作如下声明：鉴于

丁在国内受到严密监控，该法国基金会表示愿意代为收转海外人道捐款。

同日，纽约《世界日报》刊登丁《“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序言》。在这个 序言里，丁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一个“六四”遇难者的母亲，并不想给已

经过于沉重的生活再添加些沉重，也不想给生活中那仅有的一点点欢乐涂抹上些 许灰暗；但我不能眼看着那些与我同命运者的苦难熟视无睹！在这个充满着自私、

势利、冷漠的世界上，他们正承受着失去亲人而无人过问、无处诉说的痛苦煎熬。 他们成了被社会所遗忘甚至被遗弃的一群。面对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别人可以

合上眼睛，闭上咀巴，我却不能。

“我不是一位坚强的母亲。儿子喋血长安街头，我曾几度徘徊于生死之间； 但我清楚地知道，我的儿子是为中国的未来而死的；我也只有为中国的未来而活

着。我希望在我们这块灾难频仍的国土上不再有杀戮，不再有无辜的黎民百姓横 尸街头。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包扎好自己的伤口，擦乾泪痕，一家一家地寻访受难

者及其亲属，并把寻访过程中一桩桩、一件件沾满了血和泪的事实公诸于世的原 因。”

从同一天起，《世界日报》开始连载《寻访实录》，每日一篇，共 10 篇。另， 香港《联合报》刊登了另外的 10 篇。《寻访实录》发表后，受到海外舆论的广泛

关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作为专题播出了其中 5 篇，美国和香港许多报刊发表了 评论。

6 月 2 日，纽约《世界日报》又刊登了蒋撰写的“六四”五周年感言：《不 能让受害者再一次被杀害》。该文详细叙述了他这五年来的心路历程。在文章的

开头蒋写道：“这五年来，我终于有了自由的思想和尊严，这是以我儿子的血和 生命为代价的，也是以我这几年间失去的一切为代价的。”该文告诫所有的同胞：

“当我们面对眼前的暴行时，万万不要把眼睛闭上；当我们回首昔日的暴行时， 万万不要把暴行从记忆中抹去。人类反抗强权的历史，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历

史⋯⋯。罪恶一旦被遗忘，就会重演。但愿饱经忧患和苦难的中国人能记住这一 点。”这是 “六四”后蒋在海外报刊发表的第一篇署名文章。

6 月 2 日，丁蒋为亡儿过 22 岁生日；3 日，为亡儿做罹难五周年祭奠。丁蒋

按 29 日《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信》所作之承诺，于 6 月 2 日晨 6 点 25 分儿子 出生的时刻开始至 4 日晚在自己家里进行了为时 48

小时绝食抗议。

这次绝食抗争，得到了海内外人士的广泛声援。

晚 8 时半，时任全美学自联主席的林长胜先生来电告知丁蒋，他与其他 5 位人士于 5 月 20 日至 6 月 4 日在华盛顿白宫外面举行绝食抗议。林于 6

月 1 日 在绝食现场写了一封公开信向丁蒋表示声援，并在给丁电话里念了信的全文。

6 月 3 日，丁蒋收到一封署名为“一伙北京人”的恐吓信，信中辱骂丁蒋为 “汉奸”、“卖国贼”，说他们儿子的死是受父母指使的结果，因此是活该。该匿

名信还声称：“共产党对你们实在太仁慈了，要是在蒋介石国民党时代，你们早 没有命了！”

6 月 5 日，据《美国之音》报道，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六四”前夕发 表声明，向为争取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人权献出了生命的人致敬。

晚 8 点，五个旅美华人组织于华盛顿时间 6 月 4 日下午两点钟，在中国驻美 国大使馆门前举行了“六四”事件五周年的纪念活动。“美国之音”记者钱卫作

了现场报导。全美学自联主席林长胜先生在发言中说：“五年过去了，中国政府 仍然坚持专制统治，在国内，他们变本加厉逮捕了大量的民运人士和不同政见者，

同时他们对很多其他的持不同政见者进行骚扰。两天前我曾经给丁子霖女士打过 一个电话，她于两天前进行了绝食，来抗议中共当局对他们的骚扰，侵犯他们夫

妇俩的人身自由，第二天中共就把他们的电话切断，我们失去了联系。”

6 月 25 日，瑞典“六四”联合会授予丁子霖人权奖。

6 月 28 日，丁蒋收到一位大学生的来信。这位大学生在信中说：“我是一名 大学生，曾经是。虽然我未能拜师门下，但我听到过你们，知道你们及有关你们 的⋯⋯

“我是在这个制度下出生的，并且受它的教育而成长。我隐约觉得，这种教

育使我和我的同龄人中的大多数无法追求、表达真正的自我。

“我想说什么？我内在化了的恐惧使我不能说：丁先生，你真苦啊！蒋先生， 你终于清醒了！我知道，真正使你们痛苦的是无数人的、像麦田（里的麦苗）一

样多的人们的沉默！民族已处于失语状态，不是不愿，而是不能。人们的自由和 同情、人性和人情已从内心被驱除了。”

这封信摘录了北岛的以下诗句： 不是一切呼吁都没有回响 不是一切损失都无法弥补 不是一切灭亡都覆盖在弱者的头上 不是一切心灵 都可以踩在脚下，烂在泥里

不是一切后果 都是充满血泪而不展现欢容

最后他写道：“这个世界上，也许谁也没有错，谁也不该受到责难。也许， 这是我们民族、我们每个人都已注定的劫难。让逝去的永远安息吧！如果那外在

者、那全能者果然存在，我只想和你们一同祷告：请给我们能使我们有尊严地存 在着的自由的祖国吧！”

7 月 23 日，“六四”伤残者方政去人民大学宿舍看望丁蒋。方这次从海南来 京，原为代表海南省残疾人参赛团参加体育集训，以为 9 月 4 日将在北京举行的

“远南”残疾人运动会作准备。但方来京后被告知，他参加的项目已被取消，让 他返回海南，而真实原因则是中国的体育官员发觉了方的“六四”伤残者身份，

他被剥夺了参赛的资格。这天下午 5 点，方由吴蓓女士陪同来到丁蒋家里，晚饭 后 9 点离开。丁蒋送方出校门时，方的轮椅周围聚集着一大群“便衣警察”，可

谓戒备森严；至学校东大门，更是岗哨林立，警察随便驱散路人，直至方政登车

离去。三天后方政被遣送回海南他谋生的地方。

1994 年丁子霖与来访的方政合影

在“远南”运动会开幕前夕（9 月 3 日），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邰培德先 生约见丁蒋。邰向丁详细询问了有关方政的情况，丁把此前所写《“六四”受难

者寻访实录》中有关方政的一篇（其中写到取消方政参赛一事）给了邰，另外给 了一张丁与方政的合影。第二天，邰飞往海南采访了方政。9 月 8 日，《纽约时

报》〉以整版篇幅对方政在“六四”事件中的遭遇、“六四”后的生活以及此次被 取消“远南”运动会参赛资格等情况作了详细报道。

7 月 28 日，丁收到日本 89 岁退休老人吉田美和子女士委托《读卖新闻》驻 华记者转来的一封信。信件的大意为：前几天，读了《读卖新闻》有关您寻找“六

四”受难亲属并给予人道帮助的报道，非常感动，想尽一点微力。花了很多天， 才与《读卖新闻》报社联系上。今天，我委托分社的人，希望他们将东西直接送

到您处，只是一点点金额。这是我及老伴的养老金中的积蓄。希望这些钱能对遇 难家庭派上用场。

吉田美和子女士捐款 20 万日圆，丁和张先玲女士赶在当年中秋节前把这笔 捐款分转给了一些最困难的死难亲属。

（十）《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名册》出版

７月２９日，丁蒋接到香港《９０年代》杂志主编李怡先生来信。信中说，

《九十年代》杂志社拟将丁蒋近年来发表的文章、１５０位“六四”死难者和伤 残者的名单，以及２５篇“寻访实录”，合成一册出版中文版。他同时告诉丁蒋，

日本《文艺春秋》出版社已初步决定把书稿译成日文出版。就此，丁蒋以最短的 时间托人给李怡先生带去了全部书稿及授权书。

８月下旬，丁在自己家里接受了德国汉学家魏士特的的专访。丁就自己目前 的处境、所从事的寻访和人道救助活动，以及对中国时局和海内外民运等问题的

看法作了详尽、坦率的回答。其中对人们所关注的有关人道救助的问题，丁作了 如下介绍：近年来收到的捐款大多是海外留学生在“六四”后募捐来的。收到捐

款后，我们会马上转给受伤的人和死难者的亲属，我对他们没有其它要求，只要 求他们写一个收据，好让我把收据再转给捐款人。在谈到“六四”受难者当前的

处境时，丁作了这样的回答：在“六四”屠杀之后，留下了那么多后遗症，难属 们不仅精神上很痛苦，生活上也很困难。现在我和我的朋友们正在一家一家地寻

找他们。我想当局会知道这件事，因为我并不想隐瞒我做这些事。我想这是我在 中国法律范围内能够做的。我并没有违法，但当局很不愿意我做这样的事。⋯⋯

魏士特这一长篇专访的中文译稿，于第二年发表在四月号的《北京之春》杂 志。

９月１５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对丁实行了所谓的“传唤”。事情的经过如 下：这天下午１点钟左右，丁离家去人民大学对面胡同里一家理发店理发，还没

有等到丁穿过马路，突然开来了两辆无牌的小卧车，从车上跳下了六、七个大汉， 把丁团团围住，并驱散了路旁围观的人群。丁对这种光天化日之下的暴力提出抗

议，但对方全不理会，而且当场开了一张具名为“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传唤 通知书”，把丁强行塞进汽车。丁要求用电话通知家里，也遭到他们拒绝。他们

把丁带到了人民大学附近的双榆树派出所。

在派出所的一间房间里，他们根本不作任何“询问”，而是径直向丁宣布了 三条“罪状”：“一，两年来，你在境外发表文章，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引

起了他们的义愤，他们要找你算账。我们执行任务是为了保护你的人身安全；”

二，你还让一些人到社会上活动（显然指寻访救助活动）；“三，你作为一个大 学教授，诱导学生误入歧途（指丁蒋的一位研究生因抗议”六四“镇压被判 刑）。”

其中一名小头目还警告丁：“这些问题我们清楚，你也清楚，不用我们多说， 你也不用解释。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再有下次，就不是到这里来了⋯⋯。”这显

然是一种威胁。整个谈话过程，警察不让丁作任何申辩。

丁最后对他们的威胁作了这样的回答：“你们要对我怎么样，随你们便。我 已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你们一天不来暗杀我，我就在这个世界上多活一天；你们

一天不来抓我，我就继续做我的事情！”

在“谈话”过程中，一个“便衣”还教训丁说，“自古以来，靠外国人，‘挟 洋自重’都没有好下场。”

丁当即反驳：“你这些话我并不是第一次听到，今年３月份你们的‘便衣’ 就曾辱骂我是‘汉奸、卖国贼，没有好下场。’今年６月份我还接到匿名信和匿

名电话，骂我的话同你们的一模一样。我没有杀人放火，没有贪污盗窃，没有出 卖国家机密，没有出卖国家资源。我的言论，我写的文章，都有事实根据。事实

是你们杀了我儿子，不是我杀了什么人。我不过是要为我的儿子和被你们杀害的 所有人讨个公道！”

便衣不让丁再说下去，把丁推出了派出所。这次所谓的“传唤”，持续了将 近两个小时。在步行回家的路上，丁又一次犯了心绞痛，在路边休息了半小时才 勉强回到家里。

８月底，美国国务院内阁成员、商务部长罗恩。布朗访华，同中国政府谈判 贸易问题。在北京逗留三天时间，获得了将近５０亿美元的商业订单。之后又去

了上海、广州，又签订了相当可观的贸易合同。布朗对此次访华非常满意，声称 此行“获得了成功”。在布朗离京前，又意外地得到中国政府的允诺：答应在不

久的将来恢复中美人权谈判。对此，布朗表示，这是他“中国之行的一大收获”。

中国政府也对布朗访华给予了高度评价，说此次双边贸易谈判“开创了中美关系

的新纪元”。然而，正是在布朗访华期间，北京的一批异议人士却遭到了公安部 门的监视和骚扰，他们被剥夺了行动自由，隔绝了与外界的正常联系和交往。这

些人士中有许良英、丁子霖、蒋培坤、王丹、徐文立等十余人，王丹还曾两次被 拘押、传询。

为此，丁蒋撰写了《写在中美重开人权谈判之前》一文，批评克林顿政府在 人权问题上对中国专制政权实行姑息、迁就的政策，导致人权状况的急剧恶化。

文章希望美方在中美人权谈判中信守诺言，“不要把应该承担的道义责任当做廉 价商品的包装纸扔到谈判桌子底下去。”

纽约《世界日报》９月５日刊登了此文。 从３月到９月，丁蒋在国家安全部门的频繁监视和骚扰下，已很难维持一个

正常人的生活。９月２３日，丁蒋几乎在心力交瘁的情况下，再一次（上一次是

８９年９月）登上了南去的列车，决定在蒋的家乡——苏南无锡农村作短暂的休 整。

８月，日本《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丁蒋合著的日文版《天安门牺牲者寻访 实录》一书。书中收录了９６位死难者和４９位伤残者的名单，收录了丁撰写的

〈“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及序言，同时还收录了丁蒋近年来撰写的有关“六 四”及人权问题的文章。

１０月，香港《九十年代》出版社出版《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名册》 一书。这本书是日文版《天安门牺牲者寻访实录》的中文版本，内容与日文版基

本相同。《九十年代》主编李怡先生为此书写了题为《用生命写成的书》的序言。 他在序言中说：“五年来，中国当局努力要掩盖‘六四’真相，而一位普通的中

国老百姓却以个人的道德力量，抵住中国当局的强大压力，用她的惊人的意志力， 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工程。⋯⋯这是一本用生命写成的书。这样说不仅是由于这本

二百多页的沉甸甸的书里，装载着许许多多年轻有为的沉甸甸的生命，装载着令 人难以呼吸的血和泪，让世人清楚看到了‘六四’前后所发生的具体事实；还由

于这是丁子霖用五年的生命实践所写成的。”

这本书出版后，得到了香港和美国许多人士的推荐，有评论文章称此书为中

国的《辛德勒名单》。

在无锡驻留期间，丁蒋在乡亲们的劝告下作出了一项决定：用自己一生的积 蓄和在海外所得版税在南方农村盖一所住房，以此作为远离北京这块“伤心地”

的休息、养病、避居之地，也为身后给死去的儿子留下一个存放遗物的地方。丁 蒋把这所房子命名为“连园”，以寄托对亡儿的思念。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他

们于１１月２６日返回北京。

１２月７日，许良英先生为王丹遭到便衣警察死亡威胁一事发起知识界人士 联名抗议。这次联署活动有２２人参加，丁蒋在公开信上签了名。同时，丁提议

王丹尽可能避免与警察发生冲突，能不出家门就尽可能耽在家里。

１２月９日，接全美学自联ＩＩＦＣ（“爱抚思”人道救助基金会）负责人 张亚来先生来信。在这封信里，张向丁详细地介绍了基金会对“六四”受难者人

道救助的打算，他并同意丁提出的“纯粹人道性质”和“非政治化”的主张。

１２月１３日，一位来人民大学留学的日本女学生小禄雪奈来访，她带来了 日本《文艺春秋》出版的日文版《天安门牺牲者寻访实录》。本来是请求丁为她

在书上签名的，但当她知道丁尚未得到此书，当即把书送给了丁。丁回赠了她一 张自己的个人照片，作为留念。

这一年，中共当局的国安部门对丁蒋实施了各种手段的严密监控。自３月９ 日至１２月底，丁蒋有１３次共９０多个日日夜夜被置于“便衣警察”的监控之

下；有３次共３１天被切断住宅电话。丁蒋在人民大学的住所，成了人人望而却

步的龙潭虎穴。这使人们明白：在中国这样一个实行专制、暴政的国家里，如果

你要保持自己做人的尊严，就必须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

１９９５年１月１２日，美国国务院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夏塔克来京 访问，与中国政府谈判人权问题。丁蒋再一次遭到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便衣警 察”的严密监控。

１月中旬，《纽约时报》记者泰勒（即邰培德）对邓小平女儿邓榕作了一次 专访，专访主要谈邓的健康问题，也涉及“反右”和“六四”。在谈到“六四”

问题时，邓榕承认死了很多人，包括军人，还说有一些人死得很惨。但她声称事 件之所以如此结局，是因为在处理群众游行的事情上缺少经验。她甚至说如果当

时不这么处理后果会更严重。在稍后一些时候，邓榕还在接受法国《解放报》记 者法朗克兰采访问及“六四”问题时说：开枪镇压“是不得已而为之”，解决了

１９８９年的暴乱以后，中国社会稳定了，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这就 证明，在采取了这些坚决措施以后，社会效果是好的。

针对邓榕上述关于“六四”的言论，丁蒋以个人名义撰写《“邓后”与“六 四”》一文予以驳斥。

１月２９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就丁蒋在《“邓后”与“六四”》一文中对 邓榕谈话的看法作了专题采访报道。

报道引述该文说：丁子霖认为，邓榕对“六四”事件的提法没有新意，与江 泽民、李鹏的说法如出一辙。邓榕不回避“六四”，是因为邓在这件事情上有不

可推卸的责任；现在不提，迟早有人会提。邓榕把解决“六四”的难题推到未来 中共领导人身上，其用意无非是争取主动。

报道还引述了丁蒋提出的解决“六四”问题的三点要求：第一，解决“六 四”问题首先要重新评价“六四”，也就是必须推倒五年前中共当局强加于８９

民运和“六四”事件的荒谬定性（即所谓“动乱”“暴乱”），重新对事件作出 符合事实的结论。而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是要对８９年的事件进行独立、公正、

客观的调查，全面完整地公布事实真相，包括公布死者名单、死者人数；其次，

解决“六四”问题应对造成流血惨案的直接或间接责任者追究法律责任。在涉及

到司法问题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按严格的法律程序办事，不能任由一党一派 或一人说了算；第三，解决“六四”问题必须无条件地释放一切因８９民运和

“六四”而获罪的系狱者，解除对流亡海外民运人士的通缉令，给予他们回国的 自由。对于“六四”事件中的伤残者和遇难者亲属，则应依法公开道歉，并给予

精神上、经济上的赔偿。

该文提出的解决“六四”问题的三点要求后来遂成为“六四”受难者群体 的共同诉求。

３月初，丁蒋离开北京去南方家乡作短暂居住。

３月２７日，海外媒体报道：设在美国西海岸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宣布： 第九届（１９９４年度）杰出民主人士奖的获奖人名单已于２５日在旧金山经投

票产生，当选者有中国大陆的丁子霖教授、台湾作家柏阳、香港立法局议员陆恭 蕙以及在海外出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新闻公告说：丁子霖多年来甘冒风险广泛收集“六四”伤亡者资料。在她编 写的《“六四”受难者名册》中，已经证明死难者９６人，伤残者４９人。丁子

霖教授此举揭露了北京政府侵犯人权的真面目，为此她已被开除党籍，取消教授 资格。

几天后，旧金山民主教育基金会把这个消息通知了丁，并希望丁能亲自出席 颁奖仪式。但丁婉拒了这次邀请。她说她很想去大洋彼岸与朋友们相聚，但在能

够被允许自由出入国门之前，她不得不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

４月２９日，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第九届杰出民主人士颁奖典礼在旧金山举 行。国际科技大学校长陈书伯，香港《争鸣》杂志总编温辉，纽约“中国人权”

代表萧强，前深圳青年报总编曹长青等人出席了颁奖典礼并讲了话。因丁不能前 去领奖，由“六四”伤残者、全美学自联ＩＩＦＣ人道救助基金会主席张亚来先

生代为出席并宣读答词。

《世界日报》、“美国之音”等海外媒体对此次颁奖典礼作了报道。

４月２１日，丁蒋发表《大家都来关心西藏的人权问题》一文。丁蒋撰写此 文，是鉴于当时中共当局在西藏地区加剧对藏人人权迫害的现实。文章历数了中

共自１９４９年以来对藏人的残酷镇压和对藏人民族权利的肆意剥夺，呼吁大家 都来关心西藏的人权问题。文章指出，在共产党的统治下，那对着西藏人的枪口，

同样是对着中国人的。文章最后写道：愿中国人抛弃掉昔日的傲慢，愿中国人不 再有昨日的麻木，愿中国人和西藏人携起手来，为了中国的明天。

也为了西藏的明天。 此文后被收入曹长青先生编缉的英文版《西藏问题专集》４月底，丁独自一

人去苏州吴江县横扇镇农村看望一家“六四”难属、死难者陆春林的父母。丁在

陆家住了一夜，并由陆的父母陪同，去陆春林的墓地进行了祭扫。

５月２日，“美国之音”记者就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下台采访了丁。丁 表示：“这次北京市高层领导集体经济犯罪案引发的王葆生自杀和陈希同下台，

引起国内各阶层的强烈反响。不仅在北京，就是在我们避居的乡间，老百姓也是 议论纷纷。”

丁指出：“北京的老百姓早就对北京市领导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六四’ 事件中陈希同和前市委书记李锡铭充当了邓小平、李鹏的马前卒，‘六四’以后，

北京市领导又大搞整肃，残酷迫害８９民运的参与者，威胁、恐吓”六四“受难 亲属和伤残者。这些共产党的官僚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公仆，现在老百姓知道了

他们的底细，他们原来不仅是一帮”六四“镇压的帮凶，而且还是一帮掠夺国家 资产和人民财富的经济犯罪分子。”

丁还谈到了这次北京市高层贪污案与８９民运的关系，她说：“最近一段时 间，中国大陆各地经济丑闻不断曝光，说明多年来盛行的贪污腐败之风已经到了

不可收拾的地步。大家都知道，在８９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中，学生和民众提出了 两个响亮的口号，一个是要求实行民主，一个是要求惩处腐败。如果当时共产党

能够倾听群众的呼声，顺应民意，今天也不至于走到这般地步。六年来的事实已

经充分说明，当年学生和民主提出的要求是完全正当合理的，可是政府不仅拒不

接受民众的要求，反而动用机枪、坦克把民众的抗议运动镇压了下去。而当年参 与这场镇压的人当中，就有今天被赶下台的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

丁最后表示：“这次陈希同的下台并没有消除民众的疑虑，因为老百姓还要 看一看，共产党是不是真的要反腐败，能不能反到底。如果江泽民仅仅为了树立

自己的权威而用惩处几个贪官来收买人心，或者如海外媒体报导的那样仅仅是以 此来搞掉自己的政敌，用所谓上海帮来撤换北京帮，那么这次反贪运动就不可能

彻底。人们就会问，北京有个陈希同，难道上海以及中央各部就没有张希同、李 希同那样的人吗？⋯⋯碰到腰杆子更硬的，后台更大的，你江泽民敢不敢动！”

５月１４日，丁应许良英先生要求，提前从苏南返京。１９９５年是联合国 规定的“国际宽容年”。为此，许发起了一个呼吁政府通过解决“六四”问题、

释放因“六四”系狱的政治犯、开放言禁等来实现政治宽容的联署活动。丁蒋在 这个呼吁书上签了名，同时签名的知识界人士共４５人，其中有多名政协委员和

包括王淦昌在内的科学院院士。

宽容呼吁书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但引发了许良英与杨振宁之间的一场笔墨 纠纷，事情的起因是杨振宁撰文说王淦昌签名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受许良英的欺

骗。为此，许撰文对此诬陷以事实作了严厉批驳。

（十一）难属群体第一次上书人大常委会—— １９９５年

５月中旬，丁蒋回到北京，着手起草就“六四”问题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 开信，并和其他一些难友着手在死难者亲属中征集签名。

５月２６日，《就“六四”事件及“六四”死难亲属问题致函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

这封公开信表示：六年前，在首都北京街头政府动用机枪、坦克杀害了那么

多无辜的学生和民众，居然仓促定性，强行用“平暴”二字对这一震惊世界的流 血惨案划了句号。这是我们断然不能接受的。六年来，我们强忍悲痛、苦熬岁月，

一直期盼并耐心等待政府对我们亲人的被无辜杀害作出认真负责的交代。然而政 府对我们的要求至今置若罔闻。六年的时间不算短了，我们不能无限期地等待下

去。为此，我们按照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提出了如下要求：一、由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事件进行独立、

公正的调查，以昭示事件真相；二、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六四” 事件中的死者名单、死者人数；三、为了对历史负责，对死者负责，由全国人大

常委会责成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向死者亲属作出个案交代。

这是自“六四”大屠杀以来，“六四”死难者亲属作为一个群体首次发出公 开信。在这份公开信上签名的有丁子霖、张先玲、李雪文、周淑庄、徐珏等２７ 位难属。

５月２８日，公开信的发表引起海外舆论的关注，除西方媒体广泛报道外， 香港、美国的一些流亡人士纷纷表示声援。

５月２６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由哲学系副主任陪同来丁蒋 家里“谈话”，传达所谓校、系领导的意见。

此项“意见”对丁蒋提出了如下指控：“你们在国外发表言论和文章，反对

中国政府，反对社会主义，触犯了中国的法律，由此引起的后果，完全由你们自 己承担。学校要求你们立即停止各种违法活动。”

两人宣读完毕上述“意见”，就要离开。丁蒋请他们留下听取当事人的申述。 丁蒋要求来人说明对他们的指控违反了哪条法律。来人作了如下回答：“我

们没有必要在法律上跟你们一个一个问题讲清楚，你们的行为究竟触犯了哪一条

中国的法律，希望你们对照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你们自己就会明白。”

蒋表示：如果触犯了法律，就应该由司法部门来起诉、审判。你们作为行政 领导，无权判断我们的法律行为。

丁直接提出了两封公开信的问题。她对来人说：“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从 外地赶回北京就是为了签署这两份公开信（丁当着他们的面拿出了两份公开信的

文本——许良英先生起草的”宽容呼吁书“和”六四“难属呼吁书），这两份公 开信都是给人大常委会的，签名者都是合法公民，请问这违反了哪一条法律？”

来人拒绝对丁蒋的申辩作进一步说明，且声称他们不是来讨论法律问题的。 这次所谓“谈话”实际上是奉命向丁蒋提出警告。

当日晚，国安部门的“便衣警察”开始对丁蒋实行监视，同时切断电话。此 后数日，来客均被告知：丁子霖不准会客。来人大看望丁蒋的亲友不断受到盘查、

扣留；有一位难属遗孀甚至被押送到附近派出所审问。

６月２日至３日，丁蒋在自己家里为亡儿举行一年一度例行的祭奠。

６月９日，美国格雷茨曼基金会授予丁子霖“公民成就奖”。在该基金会颁 发的奖状上，引述了罗伯特。Ｆ。肯尼迪的一段话：“能够使历史发生转折的伟

人是罕见的；但是，我们中间的每个人都可以对各种事件施加一份小小的影响， 而这些作为的全部就书写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

该基金会创立者及主席艾伦。Ｌ。格雷茨曼在给丁的一封信中说：“对于生

活在地球另一边的开放和自由社会中的我们来说，要真正理解和懂得您每前进一 步的努力中所付出的艰辛，是很不容易的。您，几乎是独自一人，继续无畏地寻

访六四天安门大屠杀死难者的家属，要让那些勇敢的年轻人当年遇难喋血的情景 得以为人所知，要让他们的英名得到人们深刻的铭记。

“今天，许多中国人的道义责任感被经济利益遮盖了，而您，却坚定地执着 于这样的信念：”在世界的万事万物中，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这是更为重要 的价值取向⋯⋯

“格雷茨曼基金会通过对那些主动促成社会变化的人的成就的认可，来提倡 和播扬人的献身精神和公民责任心。我们希望，我们的这种做法会使其他人认识

到他们同样可以有所作为，会使他们站出来为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而作出自己 的贡献，从而改善我们所有人的生活质量。”

６月１５日，获悉纽约科学院决定授予许良英先生和丁子霖该院１９９５年 度汉恩茨。Ｒ。佩格尔斯（Ｈｅｉｎｚ。Ｒ。Ｐａｇｅｌｓ）科学家人权奖。纽

约科学院于５月２５日签发了授奖文件，颁奖日期定于９月。

这份文件说：授予两位这个奖项是“肯定他们在呼吁在中国建立民主、法制

和同情、支持天安门事件中的幸存者与持不同政见者方面所起的作用。”

文件表示：纽约科学院院长暨人权委员会代理主席亨利。Ｍ。格伦伯格重申 对中国４５名知识分子的支持，他们为个人思想、信仰的更大宽容和重新评价对

天安门事件的定论，在５月１５日签名公开请愿。文件引述格伦伯格的话说：“请

愿者认识到建立能使国家开始从过去的不公正恢复过来的基本民主原则的必要，

许、丁教授对通过利用公开而可靠的民主宪法改善他们国家的生活质量表现了毫 不动摇的承诺。”

为了能顺利举行颁奖仪式，纽约科学院曾派人来北京与许良英先生接洽。来 人提出邀请许、丁赴纽约领奖，但如果许、丁不被允许去美国，也可改为派人前

来北京颁奖，届时将邀请中国的科学家和中外媒体参加颁奖仪式。考虑到两种方 式均不可行，最后经许先生与来人商定，取消了上述打算，改为由当时正流亡美

国的方励之、李淑娴夫妇代表许、丁致答词。丁在这个答词里谈到了由８９天安 门运动引起的一些感想：“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年月里，占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

中国被抛到了世界文明的边缘。在这个曾经是那样封闭、僵化、冷酷的国度里， 人们经历了太多的仇恨和猜忌、屈辱和欺骗、野蛮和杀戮；人的权利和自由遭到

无端的践踏，没有公共事务的参与，没有个人生活的选择。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 人民，强烈地渴望改变这种生存状况。他们不仅要求自己的国家融入到世界经济

的主流中去，而且要求融入到世界民主的主流中去。然而，在以往的岁月里，这 种基于人性的要求一再被无情地压制下去，即使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人的权

利和自由也仍然得不到应有的保障。１９８９年的春天，是当代中国历史上最令 人鼓舞的一个春天；８９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是令全世界都为之感动和振奋的

一个历史事件。它以最明确的语言向世界表明：普通中国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它 使经历了太多绝望的中国民众产生出一种新的希望，一种有可能使他们的生存质

量在整体上得到较大程度改观并由此与令人厌恶的昨天告别的希望。但是，”六 四“的枪声再一次宣告了中国民众幻想的破灭。”

对于未来的中国，答词中表示了这样的看法：“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新的艰 难的转变时期。中国的未来事关世界的和平与安宁。中国不应被孤立，也不应自

我孤立，它应该加入到世界人类大家庭中去，成为这个家庭中充满生机和活力的、 能够对人类事务承担起道义责任的有信誉的一员。为此，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经

济的活跃，物质的丰富；中国还需要人权、民主和法制，需要有言论、思想和信 仰的自由，需要有社会的公正和正义。生活在这片国土上的每一个公民，不仅有

权免遭恐惧、不幸与苦难，而且有权选择符合人类价值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生活

方式。这些都是天安门死难者梦寐以求的，也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为之继续奋斗

的。”

此后，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曾敏儿女士代表纽约科学院来京，给丁子霖颁发 了奖状。

７月７日，丁蒋离开北京回无锡老家暂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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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秘密关押

8 月 16 日，丁接到一位法国友人的电话，说要来无锡看望他们。丁在电话 里告诉那位法国友人，她将于 18 日回京，可于下周四在北京家里会面。当时，

北京正召开世界妇女大会，但丁的这次返京却与妇女大会无关，而是要去北京的 中国银行办理一笔来自香港的人道捐款。

幽禁地点——无锡市郊的一个招待所

8 月 18 日中午，也就是在丁准备乘火车回北京的几小时之前，丁蒋所在的 张泾镇党委书记突然邀请他们去镇招待所会面。由于过去也曾有过类似的邀请，

丁蒋并没有在意。但当他们来到镇招待所的时候，见到的却是无锡市检察院的十 多名警察，说是因重大经济问题对他们实行传唤。随后，警察把他们两人带到了

无锡市西郊一个十分隐秘的去处。两人被以“强制性监视居住”的名义幽禁在一 处仅有三栋小白楼的院落里，历时 43 天。

在幽禁期间，由无锡市检察院出面对丁蒋进行了多次所谓“审讯”。他们以

审查丁蒋在无锡乡下的建房款来源不明为由，实际上是要丁蒋说清楚这些年来从 海外接受“六四”捐款的情况。在这次事件中，无锡检察院不过充当了一个工具，

真正幕后的策划在北京。他们要达到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阻止丁回北京，以防止 丁与参加世妇会的外国人接触；二是想摸清丁蒋与境外人员的联系，切断他们所

从事的“六四”人道救助的款源。但他们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丁蒋断然拒绝交出 人道捐款的往来帐目，也拒绝说明捐款人及收款人的姓名、身份及通信地址等一 切有关情况。

9 月 30 日，丁蒋获释后得知，这次他们被无故羁押，引起了北京世妇会的 高度关注：以克林顿夫人希拉莉为首发起的 81 个政府代表团以及 500 多位非政

府论坛代表都向中国政府递交了要求释放丁蒋的抗议信函。

10月9 日，丁蒋返回北京，与在京难友见面。难友们告知：8 月中旬，当丁 蒋在无锡被关押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在京难友都为他们的处境着急、担忧。难友

吴学汉与徐珏夫妇骑着自行车走遍北京的大街小巷，为向政府当局提出抗议征集 签名，结果由吴、徐及张先玲、周淑庄、李雪文等 16 位难友站出来为丁蒋作辩

护。这份抗议书指出：“作为教师的他们，既不握有权力，又不掌管钱财。即使 近年来经手的救助款也是帐目清楚，分文不差。我们相信他们绝不会有什么经济

问题。”公开信要求政府当局立即释放丁、蒋两人。

难友周淑庄女士为了营救我们，不顾当局的打压，挺身而出接受了“美国之 音”的采访。她在这次采访中对记者说：“丁子霖夫妇不知去向，我们在北京的

难友很快从南方得到了消息，但是被拘捕的原因和地点一直不清楚，也打听不出 来，这令我们非常担心，特别是听说有亲戚为丁子霖夫妇送冬天的衣服，让我们

怀疑丁子霖夫妇在短时间内无法获释。”

她接着说，“在职位上，在经济收入上，在人身自由上，丁子霖夫妇失去了 很多，可以说，他们只有付出，没有索取。⋯⋯说他们有经济问题，我们无法理

解。一个穷教授，既不掌握财权，又不经商，哪来的经济问题？”

她最后表示：“丁子霖作为一个母亲，她的权益已经遭到巨大的损伤，不能

再次遭到损伤了。我们这一群‘六四’遇难者家属希望通过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呼吁，能够促成丁子霖夫妇尽快获得释放。”

此外，在“六四”难属上书人大常委会的同时，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和 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也都展开了营救活动。

在丁于无锡秘密关押期间，其所在中国人民大学作出让丁提前四年退休的决 定。这项决定带有政治惩罚的性质。为此，丁于 10 月 27 日向学校递交了一份“备

忘录”。“备忘录”说：本人由非正式渠道获悉，学校人事处已于１９９５年８ 月对我作出了强制性退休的决定。此项决定事先没有征求本人意见，事后没有向

本人通报。按全国妇联及人民大学有关规定，我均未达到退休年龄。无论从工作 需要，本人意愿或健康状况权衡，都没有理由强迫我提前退休。对此，我保留申

诉的权利。特此备忘。

10 月，难友吴学汉患血液病住院治疗，病情急剧恶化。月底，丁蒋决定回 无锡家乡料理建房结尾事宜。行前，丁去医院与病中的吴学汉话别。这时，吴已

被持续不退的高烧折磨得无法进食了，脸庞消瘦得变了形，长长的头发、长长的 胡须，看着真让人心酸。但他还是颤悠悠地伸出手来与丁握别，且反过来宽慰丁：

“放心走吧！我是学地质的，体质好，能挺过这一关。我们年底见！”

11 月 29 日 10 时 45 分，吴学汉救治无效逝世，终年 55 岁。

12月5 日，在京难友向吴的遗体告别，袁可志老先生宣读他撰写的悼诗〈吊 吴学汉〉：

这是最后的告别/但祗是单方面的话诀/我们凝视着您/您已双目紧闭/让我 献上一束鲜花——/八枝马蹄莲/九朵黄菊花/六枝白郁金香/四朵红玫瑰/挽联上

写着/学汉老弟含冤早逝/诸难友吞泪默哀/问苍天苍生何辜？/骤降劫难于父子！

/此恨绵绵何时了？/愿九泉与儿共安息。

这首悼诗后来由吴的妻子徐珏女士请匠人镌刻在吴的墓碑背面。吴安葬在八

宝山人民公墓，与其在“六四”中遇难的儿子吴向东的墓相距不远。

12 月 21 日，魏京生被正式逮捕。为此，丁于 12 月 29 日以个人名义向历届 诺贝尔奖得主发出呼吁，希望他们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并运用他们的道义力量

对中国政府施加影响，以求拯救魏京生。

1996 年春节初三，在京的一些难友再度在丁蒋家里相聚。这是从 91 年开始 形成的惯例，每年大年初三是在京部分难友一年一度相聚的日子，最初几年人数

不多，以后逐年增加，到 96 年已增加到十几位了。本来是一个祥和喜庆的日子， 但这对于失去亲人的父母、妻子来说，他们已不再有欢乐，有的只是相互间的抚

慰而已。

这次聚会，难友们还商议了有关在“六四”周年前夕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要 求公正解决“六四”问题的事宜。

3月5 日，继丁之后，蒋所在中国人民大学作出了让蒋提前四年退休的决定。 为此，蒋向学校提出了抗议，指出此项决定违反国家和人民大学的有关规定。为

此，蒋声明保留申诉的权利。

3 月初，丁蒋回到家乡无锡。这是“连园”建成后第一次正式入住。从此， 丁蒋在南方家乡有了自己的家，再不必寄居于亲戚家里，这对他们来说至少可暂

时免受警察的骚扰，可以有一个能够安静下来读书、写作、休息、会友的地方。

3 月 10 日，获悉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夫人丹尼•密特朗主持的法兰西自由基 金会决定授予丁子霖“记忆奖”，同时邀请她访法。

为此，丁致函法国友人玛丽•侯芷明女士，请她转达对密特朗夫人的谢意。 关于访法事，丁在信中表示，中国政府能否允许自己回国，无法预料，因此难于

成行。希望密特朗夫人能理解，并请求玛丽•侯芷明女士代为领奖。

3 月下旬，丁蒋对此前起草的“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1996）作了 修改，委托来访的江棋生带回北京在难属群体中征求意见。

3 月底 4 月中，丁蒋撰写了《从文革到六四》一文。撰写该文的一个最主要

的目的，是想告诉当时一些热中于把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所谓“朝野良性 互动”的人们，指出至少在当前，那只是一种幻想。

文章分析了“六四”和“文革”的一个重要的区别，指出：虽然两者都是在 作为中共政权稳固性象征的最高权威（前者为毛泽东，后者为邓小平）受到严重

挑战时发生的，但由于两次危机的起因不同——前者主要来自中共统治集团内部 的挑战，后者则主要来自体制外民间反对力量的挑战——因此结局也就不一样：

“文革”以收拾党内权力斗争的失败者终场，89 民运则以血腥镇压反抗的学生 和民众结局；“文革”可以被“彻底否定”，“六四”则不能“翻案”。这表明

中共解决周期性政治危机的两种不同的模式：对于由体制内反对力量引发的政治 危机，一般通过权力的再分配来解决，而对于由体制外反对力量引发的政治危机，

则通过残酷的镇压来解决。

文章指出：现在有不少人看不清共产党处理周期性政治危机的两种不同的模 式，或者把两种模式混为一谈，以为共产党也会用对待党内反对派力量的方式来

对待民间反对派力量，主张所谓“朝野良性互动”。然而，自共产党执掌政权以 来，人们还没有见到过所谓“朝野良性互动”的先例。中国的老百姓至今仍不改

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里“明君贤相”身上的情结，结果他们的善良愿望一而再、 再而三地受到无情的愚弄。

该文发表于美国《世界日报》5 月 26 日、6 月 2 日两期《世界周刊》。

4 月 5 日，是中国传统的纪念亡灵的日子——农历清明节。 法新社消息：“‘六四’死难者亲属、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教师丁子霖女士今

天表示，截至目前，她和她的难友们已经寻找到 130 位“六四”天安门惨案的死 难者。⋯⋯她希望有一天所有的“六四”死难者能够安葬在一起，并重新对“六

四”事件作出评价。”

“六四”七周年前夕，不仅丁蒋受到国安部门的严密监控，而且包括张先 玲女士在内的很多位难友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骚扰和监视。

5 月 28 日，丁子霖、张先玲等 31 位“六四”死难者家属再次联名向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出公开信。为了打破人大和政协机关对委员和代表的信 息封锁。这次除了向人大常委会寄出公开信文本外，还同时向十多位人大常委和

人民代表邮寄了公开信副本。

公开信披露，七年来，在已经寻找到“六四”遇难者之中，仅大学本科学生 就有 37 名，此外还有博士及硕士生 9 名，中学生 9 名，小学生 2 名。据查证，

死者无一人有所谓暴力行为者，其中有很多名是在救死扶伤时被打死的，有更多 的人是在居民区内被追杀的。他们都是那场惨案的无辜受害者。

公开信对 1995 年所提出的解决“六四”问题的三项要求作了更完整、更明 晰的表述，即：

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 对整个事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并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六

四”事件中的死者名单、人数；

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向死者亲属作出个案交 代；依法给予“六四”事件的受难者及受难亲属相应的赔偿。

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检察机关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按法定程序 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

公开信最后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上述要求作出相应的决定。

6月7 日，《美国之音》广播了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夏伟

（中国名字）的一篇有关“六四”事件的评论。评论说：

“中国政府为了阻止人们为 1989 年的民主示威作证、为解放军开枪屠杀大 批示威者作证人，也为了不使他们感到难堪，北京的共产党使尽了招术，压制对

历史的回忆。但是，1989 年的事件象是一场无法扼制的梦，更确切地说，象一 场恶梦，不断地冲击着人们的灵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丁子霖，在 1989

年的那一夜，失去了自己的儿子。丁子霖被剥夺了公开悼念自己儿子的权利，她

采取了独特的方式来纪念自己的儿子。她收集了一份“六四”死难者名单，这份

名单上有死难者的姓名、年龄、职业、遇难的情况等等。中国政府拒不公布“六 四”死难者人数。丁子霖教授曾经致函 1993 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她在信中说：

“作为一个受害者的母亲，我无法忘记这些青年男女。我要让世界上的人都知道， 他们曾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这个世界曾经属于他们；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他

们为什么又是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的。”外人也许认为，除了象丁子霖这样的 少数人以外，1989 年发生的那些事情在中国已经被人遗忘了，毕竟“六四”事

件至今已过去七年了，中国也从来没有这么多人一哄而上下海做生意，经商热似 乎掩盖了一切。但是，象“六四”事件这样的悲剧，又是发生在天安门广场这样

具有深远象征性意义的地方，是不可能被人们轻易地忘记的。实际上，时至今日， “六四”事件越发令人难以忘怀。中国的领导人不仅拒不道歉，甚至不允许人们

适当的安葬被害者。死难者没有安息，历史的回忆就将继续徘徊在天安门广场， 徘徊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象一个没有躯体的冤魂被剥夺了最终安息的归宿。”

6 月 10 日，美国之音“新闻人物”专栏对于丁子霖强忍丧子之痛，顶住当 局压力，与难友们一起从事“六四”受难者的寻访、救助活动，以及联合其他难

属向全国人大发出公开信，要求重新调查“六四”、要求依法赔偿、要求追究事 件责任者法律责任等等作了详细介绍。

7 月 7 日晚，在纽约华埠举行“万人杰新闻文化奖”颁奖仪式。本年度同时 获此奖项的有丁子霖、吴宏达和美籍华裔女作家韩秀。因丁无法亲自赴纽约出席

仪式，由旅居纽约的上海女作家羊子代表出席。

丁在一份由羊子代为宣读的答词中回顾了几年来她所从事的寻访和救助活 动。

她表示，她接受这个奖项，内心十分惭愧。她说：“是 1989 年那场血腥的 大屠杀，是我儿子流淌在长安街头的鲜血，才促使我蓦然回首，反思自己所走过

的人生道路。”她接着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曾憧憬着自己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新 闻从业人员，然而，只是在今天，在我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之后，我的理想才

得以实现。“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尽管我已年近花甲，但此志不移。

我将利用目前留给我的极其有限的自由，继续用我的笔为我同胞的权利和尊严而

抗争，为改善大陆人民的生存质量而努力。”

7月 30 日至8月1 日，十四世达赖喇嘛于洛杉矶讲授“圣道三要”时表示 了他对“六四”死难者的哀悼。他说：“在天安门发生六四事件，学生与中共之

间的许多问题，我听到这件事很伤心，我发愿希望有一天，可以在天安门前传时 轮金刚灌顶，希望这个愿望可以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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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六四”难友心连心

10 月上旬，“六四”死难者郝致京（原北京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的父亲郝义传先生（原马鞍山钢铁公司顾问、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自安徽马鞍山市去无锡张泾镇丁蒋的住所小住。期间，郝先生向丁蒋叙述了“六 四”大屠杀过后他和一些亲属如何历尽艰难寻找到他儿子遗体的过程。在谈到难 属群体自

95 年开始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公开信的做法时，郝先生表示十分赞 同。他说，虽然政府当局对难属群体在公开信里提出的三项要求至今不予理睬，

但这个‘经’得年年念，决不能放弃。

10 月中旬，难友张先玲女士来无锡丁蒋家小住。期间，丁蒋陪同张一起去 太湖边上吴江县横扇镇一个偏僻的农村看望了“六四”死难者陆春林（原中国人 民大学哲学系

86 级研究生）的父母，而在这之前的 1994 年春天，丁子霖已单独 去看望过两位老人。当年，陆春林的遗骨由其亲属带回江苏老家被安葬在自家的

一块桑园内。此次再访陆家，丁、张等三人由两位老人陪同，前往墓地按江南习 俗为死者作了祭奠。在墓地，陆的老母亲点上香烛，烧了纸钱，喃喃地对死去的

儿子说：“丁老师，蒋老师，张老师看你来了⋯⋯”，话音未落，大家都止不住 流下了眼泪。

陆春林墓地

10 月 30 日，新华社报道，现年 27 岁的 89 天安门运动学生领袖王丹被北京 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1

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据西方通讯社报道，中国 当局是在当天上午 9 点开庭审理王丹一案的，开庭以后不久，随即宣判。中国当 局拒绝国际观察员出席旁听。200

多名警察从清晨起包围了法庭，两名外国电视 记者的录像带遭到没收。

就王丹受审一事丁接受了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采访。丁对记者说：当我获悉 王丹再次被判刑的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政府去年重判了魏京生，今年又重判

了王丹，再加上此前判处刘晓波三年劳教，并且拘捕了另外许多人，政府当局的 这一系列动作实在太过分了。

丁就当局所控王丹的几条罪状表示：在我们这个国家里，破坏社会安定，危 害国家利益的并不是像魏京生、王丹这样的人，而是像陈希同、王宝森那样一些

贪赃枉法的官吏。但是，像陈希同那样的有极大民愤的腐败官员至今仍没有得到 应有的惩处，倒是一贯主张反对腐败、改革政治的魏京生、王丹被判了重刑。这

是非常荒唐的事情。不要说司法公正，就是连一般常理都不顾了。

12 月 19 日，法兰西自由基金会在巴黎自由广场举行“记忆奖”颁奖仪式， 中国的丁子霖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获得了本年度的这个奖项。

据报道，由法兰西自由基金会资助的 1996 年度“记忆奖”授予中国前中国

人民大学副教授丁子霖女士，是奖励她在 89 年天安门惨案以后寻找死难亲属、 编写天安门死难者名单的艰辛历程。“记忆奖”同时颁发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是表彰这个组织在西非战乱和难民潮中为寻找卢旺达儿童所作出的巨大努力。

“记忆奖”的名誉主席、法国已故总统密特朗的夫人丹尼•密特朗在颁奖仪 式上说：“这次活动是由自由基金会设立的“记忆奖”协会组织和举办的。如果

说博物馆、纪念馆是死的记忆的话，那么这个“记忆奖”的目的是要奖励活的记 忆。活的记忆可以立即反映出当前的世界。今年的奖发给一位那么勇敢的妇女，

丁子霖女士，她不愿意遗忘那些在天安门事件中死去的人，那些青年和少年。我 们觉得她的行动应该得到奖励。”

“记忆奖”协会的秘书长让•克洛德•格德维施在颁奖前发表讲话时说： “卢旺达和中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一个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另一个

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那里发生的事情对人类社会来说都具有其危险 性。一边是由于恐惧和仇恨所引起的混乱，另一边是极权主义和镇压。颁发记忆

奖是要提醒人们注意，记忆并不属于我们个人，记忆属于全人类，透过时间和空 间，记忆对于现在和未来来说，都具有意义，它表明为记忆而进行的斗争也是为

了人和人的自由而进行斗争。人，只有同时成为记忆和计划的时候，才能更为自 由。”

在颁奖仪式上，魏姗姗受丁的委托宣读了获奖答词，并接受了丹尼•密特朗 夫人颁予的寓意“永志不忘”的一尊铜质头像。

法兰西自由基金会颁给丁子霖的“记忆奖” 奖状

12 月 12 日，据《美国之音》等海外媒体报道：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在访美 期间，于 12 月 10 日（星期二）在美国国防大学作了一次讲演，在讲演结束后，

有国防大学的学生就中国 1989 年“六四”屠杀学生和市民一事提出质询，迟浩 田声称：中国军队在 1989 年的“六四”事件中，没有在天安门广场打死任何人。

他说：“我当时作为解放军总参谋长，我这里可以负责的、认真的回答朋友们。 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出问题就出在东西方向和南面方向，有一点问题，

就是有点推推撞撞。”

就迟浩田的这个讲话，丁接受了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采访。她说：“迟浩田 这个讲话从根本上否认了 89 年中国军队血腥屠杀和平居民的事实。堂堂一个国

家的国防部长，撒谎居然撒到美国去了。我觉得迟浩田作为中国政府的一个要员， 而且正代表一个国家出访另一个国家，居然用这种外交谎言来回答人们对一件严

肃政治事件的提问。我不明白，他难道不知道，谎言终究是谎言，它无法掩盖血 的事实。他难道不知道，他这样当众说谎，不仅在全世界面前丢尽了自己的脸面，

而且也在全世界面前辱没了中国的国格？一个人说话、做事应该光明正大，一个

国家说话、做事更应该光明正大，否则还有什么资格代表自己国家的人民说话

呢？”

丁表示：“我愿意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同迟浩田当面对质，请他拿出“六 四”事件中军队没有打死人的证据；我要请他去看一看，至今仍然生活在恐惧和

痛苦中的“六四”死难者的父亲、母亲、妻子和儿女们；我还要请他指证我在

1994 年公布的、经过难友们共同努力收集到的一批“六四”死难者名单中有哪 一个不是倒在人民解放军的机枪和坦克履带之下的。”

最后丁表示：迟浩田的这次讲话，应该使一切善良人们清醒，对于曾经发生 过的苦难和杀戮，我们都不应该忘记；如果稍有遗忘，那些苦难和杀戮的制造者

就会把自己的罪恶一笔勾销，这样的结果将会是人民再一次遭受劫难。

1997年2月6 日（农历除夕），丁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不同的声音”节 目主持人谷季柔女士的专题采访。这是一次不平常的采访。正当中国人家家户户

全家团聚吃年夜饭的时候，丁却要谈的是令人伤心的事情。丁在这次采访中，详 细地介绍了七年来她和难友们一起所从事的寻访、救助和抗争。为了能让此次采

访继续下去，丁把节目所要求她谈的儿子的死放到了最后。但当她接触到这个问 题时已泣不成声。整个访谈气氛压抑、凄切，而且采访开始后不到 10 分钟，电

话就遭到国安当局的骚扰，其间被切断十余次。

2月9 日（大年初三），在丁蒋家，难属例行春节聚会。参加这次聚会的有 张先玲夫妇、袁可志夫妇、杜东旭夫妇等十多位难属。

（十四）“六四”遗孤助学金 年初，丁考虑到国内教育费激增的事实，开始酝酿在难属的救助计划中除例

行的正常救助外另建立一项遗孤助学金，以帮助那些无力承担遗孤教育费的家庭 减轻一些经济上的困难。为此，她约请张先玲女士走访了有遗孤的几家困难户。

她们目睹那这些遗孤求学心切，而家里又确实难以负担她们昂贵的学费开支，经

反复估量，随即做出了设立遗孤助学金的决定。

为此，丁向原全美学自联“爱抚思”主席陶业提出了此项建议，并作了预算， 开列了援助名单。很快，这项计划得到了海外学生组织的赞同，并得以及时启动。

春节期间，陶业夫人秦志宁女士回南京探亲，顺便带回并寄送了一批给“六 四”难属的春节慰问信，结果，秦被南京国安局拘押、软禁了三天。秦返美时南

京国安局给陶业捎话，要陶回国“谈谈”。2 月 20 日，陶业给南京国安局写了 一封信，信中表示接受南京国安局的邀请，时间预计在 5 月（后未成行）。陶还

表示：“在我的道德底线不可逾越时，面临非常状态是可能的。我既决定赴会， 也就不顾其他。我的唯一请求是不论发生什么事情，请不要惊动我的母亲，她的

心脏承受不了哪怕是微小的打击。”

2 月 19 日晚 9 点零 8 分，邓小平去世。在以后的几天里，丁接受了法新社、 路透社、美联社及一些海外电台的采访，回答对邓的去世的看法。丁指出，不管

人们对邓的一生作何评价，但他是“六四”大屠杀的最高决策者，这一点已被载 入历史，是任何时候都改变不了的事实。有人说，像邓小平那样在历史上起过重

大作用的人物，盖棺未必能论定。对此丁表示：有些事要由将来的历史去论定， 有些则不必。像“六四”大屠杀那样的事情，它在中国人的心目里，在全世界人

民的心目里，早已有了定论，不必等待将来历史作结论。

2 月 25 日上午，中共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追悼会，丁蒋的住宅受到众 多国安部门便衣警察的监视。中午， BBC 英国广播公司一位记者趁“便衣”不

备对丁作了短暂采访。记者问丁：邓小平在 89年6月4 日命令开枪，造成了您 儿子和很多其他学生、市民的伤亡；现在邓已经去世，您是否已经原谅他了？丁

答：不能原谅。她说：邓死了，已无法追究他的法律责任，但历史将会对他作出 道义的审判。

3 月下旬至 4 月初，“六四”死难者袁力的父母袁可志先生（原纺织部设计 院主任工程师）、李雪文女士（儿童医院大夫）应丁蒋邀请自北京来无锡张泾镇

小住。袁、李是丁蒋最早取得联系的“六四”难属之一，两位老人均已过古稀之

年，由于过度悲伤身患多种疾病。此次邀请两位来南方小住，是为了让他们的身

心作短暂的调剂。

袁可志、李雪文在“连园”与丁子霖合影

5月1 日，美国之音的“中国报道”披露了这样一件事情：不久前，一位听 众从中国的东北给“美国之音”的“听众热线”打电话说，1989年6月3 日和4

日，军队在天安门广场镇压和平示威时，他是戒严部队的一名普通士兵，亲身参 加了那场所谓的平息反革命暴乱的镇压行动，多年来，每次想起这一段经历，心

情就久久不能平静。时隔近八年之后，他终于向“美国之音”说出他一直埋藏在 心里的话：

“那一次是我在中国当兵唯一参加的一次军事行动，就是去北京戒严，可惜 枪口不是对着敌人而是对着自己的同胞，对着学生的，我感觉到很惭愧。⋯⋯在

当时，并不象中国政府说的那样，是“暴徒”和不法分子（攻击戒严部队），他 们是想掩盖他们那次行动的真实目的。据我看到的并不是那样，我反正没有挨过

老百姓扔砖头或者其他暴力罪行，因为我手里有枪啊！这些年来我一直深感内疚， 因为我当时也开枪了⋯⋯。

对此，丁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丁在谈到上述戒严士兵的谈话时表示： 这八年来，她一直在等待，她坚信当年戒严部队的士兵当中会有人站出来说话的。

丁表示：“到目前为止，她和她的难友已寻访到 150 来位“六四”死难者，

从这些遇难者的情况看，他们没有一个是政府所谓的“暴徒”，因此她相信那位 士兵的话。她说：“在当前政府当局对“六四”还没有放弃谎言欺骗的情况之下，

这位士兵能够迈出这一步，讲出他当年的感受、当年的经历，是需要勇气的。我 想，当年那么多参加戒严部队的军人，尤其是当官的，总不至于全都丧失良心吧。

如果说，当时是受蒙蔽了，那么八年过去了，难道还不能清醒过来吗？所以我坚 信总会有那么一天，会听到他们之中更多的人站出来说话。”

5月 15 日，42 位“六四”死难亲属再次致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要求政府就“六四”事件受难者的问题同受难亲属进行直接的、有诚意的对话。

在这封公开信中，驳斥了国防部长迟浩田在去年十二月访美期间，就 89 年 “六四”事件发表的严重歪曲和掩盖事实的讲话，要求人大常委会在国内公开迟

浩田的讲话，并就他的这次讲话作出澄清。

这封公开信再次重申了 95 年以来难属群体为公正解决“六四”问题提出的 三项要求。

5 月 28 日，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发表，丁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对 公开信作了这样的说明：这次参加签名的难属人数比往年多，第一年即 95 年是

27 位，去年即 96 年是 31 位，今年又增加到 42 位，而且还有几位没有来得及赶 上签名。这封信是 15

日寄给人大常委会的，内容比往年增加了两条，一是要求 就“六四”问题同政府部门进行直接的有诚意的对话。二是要求立法，即要求人

大常委会制定和通过专项的“六四事件受难者赔偿法案”，依法给予“六四”受 难者和受难亲属相应的赔偿。

关于立法的问题，丁作了如下说明：“关于“六四”问题，我们希望能够纳 入法制的轨道来解决。我们之所以要求人大常委会对“六四”事件进行独立的调

查，之所以要求人大常委会制定专项的赔偿法案，并且对责任者进行司法追究， 是希望从处理这件事情开始，改变过去共产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乱整人、整死人，

整错之后再进行所谓“平反昭雪”的做法。”丁还指出：解决“六四”问题，必 须遵循现代文明的准则，必须纳入民主、法制的轨道，必须摒弃按一党一派意志

办事的做法。这样做，不仅不会影响社会安定，而且是避免社会混乱、动荡的唯

一途径。

6 月 4 日，“六四”死难者母亲周淑庄女士接受《德国之声》电台采访。 在这次采访中，周淑庄女士谈到了她对儿子曾经有过的希望，谈到了儿子遇

难后她作为母亲的痛苦和绝望。她说：象许多青年学生一样，她的儿子段昌隆同 样作好了为祖国贡献一切的准备，但她不明白，“政府怎么忍心向这些人开枪扫

射呢！他们是国家的栋梁啊！”

周淑庄在采访中还驳斥了政府为“六四”大屠杀所作的辩护。她说：他们（中 共当局）说什么党采取了果断措施，保证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常进行，那么，6 月 4

日应该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日子，为什么不把这个日子定为纪念日 呢？为什么每年清明、“六四”这样的日子政府当局都要阻止大家去为“六四”

死难者扫墓和举行纪念活动呢？

她愤怒地说，受难者家属不仅要忍受失去亲人的悲哀，还要受到警方的监视。 她说：“象我这样 60 多岁的老妇人，还能给国家构成怎样的威胁呢！当我最后

一次到停尸房见到我儿子时，看到他那死不瞑目的样子，我就发誓说，我将在年 年清明和他的忌日去看望他，我信守我的誓言，即使刀山火海也挡不住我。”她

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母亲，但我知道，一个政府只有尊重人民的愿望，才能 获得成功，如果这个政府违背人民的愿望，它就迟早会垮台。”

周淑庄真诚希望政府重新评价“六四”事件，澄清是非。她说她跟其他受害 家属一道，向全国人大提出对“六四”事件进行重新调查的要求，但是至今没有

得政府方面的任何回音。

同日，自由亚洲电台播出了《北京之春》主笔胡平先生对《丁子霖——六四 受难者名册》一书的评论。评论介绍了丁子霖和她的难友所从事的对“六四”死

难者和伤残者的寻访救助活动，介绍了《名册》一书的主要内容和出版过程。

评论指出：“六四”已经过去八年了，我想大家没有忘记，也不可能忘记。

但是很多人越来越少想起这件事情，我想这也是人类记忆的一个特点，因为他不 愿意太频繁地回忆起那些令人心碎的事情，这可能是一种保护性的本能，否则生

活未免太沉重了一些。⋯⋯评论说：在人类社会，当一些人遭枪杀，一些人受酷 刑，一些人被监禁，其余的人却未必都有切肤之痛。这就是为什么罪恶可以发生，

而并不都能得到及时制止的原因。评论还引述了前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当年 为中国人写下了这么一首诗：

不要恐惧你的敌人，/他们至多杀死你；/不要恐惧你的朋友，/他们至多出 卖你。但要知道，/有一群漠不关心的人们，/只有在他们不做声的默许下，/这

个世界才会有杀戮和背叛。

评论最后表示：在“六四”八周年之际，向朋友们推荐这本《六四受难者名 册》，相信这一定会唤起你当年那种刻骨铭心的痛苦的回忆，并推动我们为追求

正义、追求自由而作出新的努力。

在“六四”事件八周年到来之际，全美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大华府华人支 持民运联络委员会、华盛顿海外香港华人联络会、美国劳联产联、国际声援西藏、

中国战略研究所等 12 个人权组织和政治团体，6月3 日晚8 点在中共驻华盛顿 大使馆前草坪举行烛光晚会，悼念八年前为追求民主自由而丧生的人们。

在晚会开始时，主持人用中英两种语言朗读了丁子霖专为“六四”八周年撰 写的一篇悼文《假如我的儿子还活着》。丁在这篇悼文中说：“当年，我们这些

成年人不敢或者不能承担的事情却由未成年的孩子去承担了。也许，这只是孩子 们出于一时的理想主义冲动吧。可是，为什么我们成年人却不能为了理想而付出 些什么呢！

“人们常常说，子女的生命是父母生命的延续，但是，在我们这个家庭里却 倒置过来了。今天我活着，而且能够从愚昧和沉睡中苏醒过来，而且有了自己的

尊严，这是以我儿子的生命为代价的。我的呼吸、我的声音、我的整个存在，都 是我儿子生命的继续，直至永远⋯⋯。”

会后，这篇悼文由美国国会众议员蓝西•布洛西女士译成英文，并收入 97

年度美国国会记录。

在这次纪念会上，佩洛西议员在她的讲话中说：和往年一样，我们来到这里， 就是要让中国政府知道，我们没有忘记那些为了人权而失去自由的人。我们要让

那些失去自由的人们知道，美国人民非常关注他们的处境⋯⋯。

6月4 日晚（北京时间 5 日晚）纽约各界人士和大赦国际、西藏之家、科学 家协会、探索杂志社、城市剧院一起举办了一个大型的音乐纪念晚会，地点在纽

约市曼哈顿城市剧院，有 1200 多人出席。晚会的宗旨是“悼念六四死难者，声 援受迫害的人士，宏扬 89 民运精神，谴责六四屠杀凶手，呼吁释放一切政治犯”。

晚会开始演奏了一首由美国著名音乐家威斯涅专门为“六四”死难者作的 乐曲，它类似中国的古筝，缓慢而低沉。

在这个晚会上，中国著名异议人士、作家王若望先生发表了讲演。他说：今 天是北京发生大屠杀的八周年，这个惨案震动了全世界，现在已经过去八年了，

但是，时间越长，共产党杀人犯欠人民的血债越多越大。

晚会上还由美国著名音乐家也是这次晚会的主持人梅因先生用英语宣读的 达赖喇嘛的一封来信。达赖喇嘛在信中说：今天，当我们中国兄弟姐妹纪念“六

四”大屠杀八周年的时候，我谨对那些为了你们自由民主和人权而死去的人们表 示我的敬意。我也为那些因倡导人类普遍价值观念而被捕入狱的你们的同胞以及

你们的民主运动的成功而祈祷。我仍然认为天安门悲剧只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 暂时性的挫折，杀戮者的兽性永远不能征服人类对于自由的基本的渴望。人民不

希望被欺凌，被欺骗，无论这种欺凌和欺骗来自一个人还是一个体制。作为一个 信奉非暴力、和平和自由的人，我支持中国的非暴力的民主运动，尽管天安门的

屠杀有多么残忍，以及相继而来的镇压有多么残酷，我祈祷中国的民主运动将仍 然总是非暴力的，因为这才是人类解决问题的途径。他在讲话最后呼吁全世界爱

好和平的人们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

在梅因宣读完达赖喇嘛的这封信之后，会议邀请在纽约的藏传佛教人士为

“六四”死难者作了亡灵超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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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赵紫阳先生致函中共十五大提出重评“六四”

9 月 13 日，海外媒体公布了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先生在中共十五大即将召 开之际给大会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要求此次代表大会就“六四”事件的重新评价

作出审议。赵在信中表示：

89 年的那次学潮不管存在什么偏激、错误和可指责之处，但把它定性为“反 革命暴乱”是没有根据的。⋯⋯既然不是反革命暴乱，就不应该采取武装镇压的 手段来解决。

他说，他当时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就是为了争取另外一种 结局。

对于“六四”事件的重新评价问题，赵说：“这个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早 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在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某种麻烦时

解决好。”他主张把解决这一历史难题的进程引上理性、宽容、和解的正确轨道。 他认为这样既可以使历史问题得到化解，保持国内局势的稳定，同时也可以为我

国的改革开放争取一个更好的国际环境。

最后他希望中共现领导审时度势，早作抉择。 关于赵紫阳先生的这封公开信，丁通过海外媒体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丁说：

“六四”大屠杀已经过去八个年头，赵紫阳先生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一个中共前

总书记，而且是八年前那个事件的当事者，应该站出来说话，人们也一直在等待， 很想知道他今天对“六四”事件的态度。今天他终于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我作

为“六四”死难者的亲属，对赵紫阳先生的这个行动表示欢迎。

对于赵紫阳在公开信里提出的关于处理“六四”问题的意见，丁表示：赵紫 阳先生八年来坚持了他当年对学生运动的看法，不向邓小平、江泽民妥协，这是

很不容易的。我也认同他当年提出来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潮的原则。

当年邓小平不仅不采纳赵先生提出的这个原则，反而把赵先生赶下了台。但赵先

生至今仍不改初衷，不检讨、不认错，这同样是很不容易的。他为此付出了代价。

丁最后强调，关于“六四”遗留问题，仍然应该按照赵先生当年提出的民主 和法制的原则来处理，我们作为“六四”死难者的亲属连续三年向中国人大常委

会提出了解决“六四”问题三项要求，就是希望能够按这个原则来解决问题，惟 有如此，才能最终走出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共处理重大历史问题的怪圈。

赵紫阳给中共十五大的信在海外引起很大反响。有评论说：赵紫阳上书中共 高层领导人和元老们的看法与这几年来党内外要求平反“六四”的呼声是一致的。

“六四”受难者家属、党内外的知识分子、民间有识之士，不怕坐牢和迫害，不 断要求平反“六四”，实际上正是 1989 年天安门运动的继续。他们所要求的仍

然是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实行政治改革。为此，必须正视历史，重新评价中国历 史上最新的冤案之一——89 天安门事件。

10 月下旬，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美国。在中美两国首脑的联合记者会 上，江为“六四”大屠杀辩护。他说：1989 年春夏之交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

严重地破坏了我们的社会的稳定，危害国家的安全，所以中国政府不得不依法采 取必要的措施，迅速的加以解决，以确保国家的稳定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这场政治风波早已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事实也已经证明， 一个 12 亿多人口的国家，如果没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

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克林顿总统对江的这种说法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表示：美国政府对天安门 广场上发生的事情有很不同的看法。他说：这个事情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情，

也包括中国继续不容忍不同政见的做法，使得中国没有能够得到世界上本来能得 到的政治上的支持。

当江泽民以所谓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价值观 念来为中国恶劣人权记录作辩护时，克林顿作了如下插话：

“请允许我补充几句，首先我们认识到，在许许多多问题上，中国是站在历

史的正确一边，对此我们表示欢迎；但是在人权问题上，我们认为，中国政府是 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毕竟现在有人权的普遍宣言。”

对于江泽民此次访美之行，对于两国首脑寻求建立所谓建设性的对话关系， 丁在接受海外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不反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对华关系上实

行所谓建设性接触政策，我也不反对西方国家就广泛的问题同中国政府进行政府 首脑间的高峰会谈，但是我对这样做的后果表示忧虑。我忧虑的是今天的大国首

脑们已经不再把道义原则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首要准则，而是把各自的商业利益 放到了首位。而这一点对于中国的执政者来说恰恰是求之不得的，因为这给予中

国执政者坚持推行其反民主、反人权路线极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我认为，世界上 一切有识之士和正义之士，虽然无法改变首脑们的决策，但是他们可以运用各自

的影响力，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对政府首脑的行为进行有效的制衡和监督，使 它的负面作用尽量减少到最低的程度。”

11 月中旬，北京难友赵廷杰和杜东旭、钱普泰夫妇应邀来无锡张泾镇丁、 蒋家中小住。赵为“六四”死难者赵龙的父亲，海军装备部离休干部；其夫人即

苏冰娴女士（中央编译局德语译审）。赵、苏是 1996 年与难属群体取得联系的， 之后，他们夫妇俩积极参与了“六四”受难者的寻访救助工作，并于 97 年开始

参加群体的联署活动。杜东旭先生为“六四”死难者马承芬的丈夫（原机械工程 兵师级离休干部），妻子遇难后于 93 年与钱普泰女士（女教师）再婚。杜虽为

军队高级干部，但他不怕军队系统的多次警告，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难属群体的活 动。这次相邀三位来锡小住，同样是为了让他们的身心有一个短暂的调剂。

11 月 16 日，中国著名异议人士魏京生获释，去美国底特律就医。丁对此表 示：这次魏的获释，是国际社会和美国朝野长期以来不懈努力的结果。她希望美

国政府这次敦促中国政府释放魏是出于道义原则而不是中美之间达成的一笔政 治交易。她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因为中国除了那些知名的政

治犯之外，还有许许多多不为外界所知的异议人士，他们至今仍然被关押，经受 着牢狱之苦。

11 月底，江泽民访问加拿大前夕，有外国记者询问丁对江的这次出访有何

希望。丁说：“我希望他（指江）做一个诚实的人，希望他说的每一句话，至少 要有事实根据，至少要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靠谎言无助于改善自己在国际上 的形象。”

江访加期间，再次为中国政府 89 年的镇压作辩护。他说西方人在“六四” 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由于西方新闻机构没有能够对事

件进行全面真实的报道，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外国人不能从中国人的位置去看待这 个问题。他再一次老调重弹：如果没有当时的措施，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经济繁荣

和稳定发展，也就不会有今天十二亿中国人民对自己生活的满意。

对于江的说法，丁在接受海外媒体时作了如下驳斥：“我很想知道他江泽民 说这种话的根据何在。我们这八年来在寻访“六四”死难者和伤残者的过程中，

了解到许许多多的事实，这些事实都向人们证明，当年参加运动的学生和市民， 绝大多数是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爱国者，在我至今所寻找到的 150 多位死难

者之中，没有一个属于政府所说的‘暴徒’。对这样的热血青年和民众，政府居 然忍心用机枪、坦克对他们实行血腥的屠杀，把他们杀死之后还要给他们加上“反

革命暴徒”的罪名，天底下还有比这更残忍的吗！难道为了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为了让十二亿中国人过上满意的生活，就没有别的措施可以采取，一定要采取如

此凶残的杀戮吗！”

1998 年 1 月 30 日，难友们春节例行聚会，地点仍在人民大学丁蒋家里，参 加者难属 14 人。这次聚会，难友们商量了在即将来临的两代会期间致函全国人

大和政协要求解决“六四”问题的事情，同时开始征集签名。

春节后的一天，丁蒋由“六四”死难者吴向东的母亲徐珏女士陪同，去八宝 山人民公墓为已故难友吴学汉父子扫墓、祭奠，顺便为之祭奠的还有安葬在同一

公墓的“六四”死难者尹敬。这是丁蒋第一次去北京的公墓为“六四”死难者扫 墓。自 1994 年以来，每到敏感时期，丁蒋都被限制人身自由，不能外出，此次

是利用春节期间当局防范松懈的机会，算是了却了多年的心愿。

（十六）抵制李鹏

2 月 2 日，丁子霖、张先玲、周淑庄、李雪文、徐珏、苏冰娴等 56 位“六

四”死难亲属致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要求撤销李鹏人民代表的资格。

这封公开信指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人民的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应切实履行人民

赋予的权力，充分和如实地表达人民的意愿。为此，我们促请第九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严格审查新一届人民代表的代表资格，以防止不称职

者窃取代表资格。我们认为，1989年6月4 日政府对学生、民众的和平示威的 血腥镇压，完全违背人民的意愿，是对人民的犯罪。因此，凡是对 1989 年“六

四”流血事件负有重要责任者，均不宜再当选为新一届人民代表，更不宜在新一 届国家领导机构和政府中担任要职。我们认为，现任总理李鹏对“六四”事件负

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我们特敦请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撤 消其代表资格。”

这封公开信除了寄给八届人大常委会和九届人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之外，还

寄给了国家主席江泽民、上一届人大委员长乔石、副委员长田纪云、部分全国人 大常委以及北京和外地的人大代表共 100 多封。

2 月 15 日——19 日，丁就上述公开信向多家海外媒体作了说明：“‘六四’ 难属们发表这封公开信的目的，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尤其是作为民意代表的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和我们一起抵制李鹏，把李鹏从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上拉下来。”

她说：“我们作为中国公民，尤其是作为‘六四’死难者亲属，不会忘记李 鹏这个名字，正象全世界人民不会忘记希特勒，不会忘记波尔波特的名字一样。

二战已经结束了那么多年了，但是当年漏网的一些纳粹分子哪怕逃到天涯海角也 还是照样被捉拿归案，所以像李鹏这样极力主张对学生实行镇压并且积极地参与

了这种镇压的人，不应该让他逃脱法律的制裁，韩国的全斗焕和卢泰愚就是先例。 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忘记自己身受的苦难，更不能忘记那些制造苦难的人。”

3 月 20 日，获悉美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创始人黄雨川先生逝世（3月9 日）。 丁曾于 1994 年获该基金会颁发的“杰出民主人士奖”。21

日，黄雨川先生追悼 大会在归金山举行，仪式上播放了丁对黄雨川先生逝世表示哀悼的电话录音。美

国国会议员蓝西•⋅布洛西参加了这个追悼仪式，丁委托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贾 育台先生向蓝西•⋅布洛西议员表示谢意，感谢她多年来对中国“六四”死难者 亲属的关注。

4 月 20 日，1989 年名列通缉学生之首的王丹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释放后抵 达美国。丁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表示，对王丹的获释感到高兴，但对中美之间

的所谓人权外交提出异议。她说，不能因王丹等个别著名异议人士的获释就断定 中国的人权状况有了改善。“把王丹送到美国实际上是一种放逐。无论是这次放

逐王丹，还是前不久放逐魏京生，都是中国政府拿自己的公民当人质，是和美国 政府之间的一种政治交易。”她表示：“如果国际社会真正关心中国的人权状况，

希望中国的人权状况有一个真正的改善，就应该向中国政府提出来，要求释放全 部政治犯，如果一下子不能马上做到，可以分期分批的释放。”

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政府欢迎王丹获释，但否认这是一项克林顿访华前的交

易。

6月9 日，意大利总统斯卡尔法罗访华，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中国政府的正 式欢迎仪式。同日，他在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前

一天已经去过天安门广场，在广场静思和祈祷，怀念那些倒下的人。他说对死难 者表示敬意是他的职责。斯卡尔法罗总统是天主教徒。关于此事，中国外交部发

言人朱光昭说，他并没有注意到意大利总统去天安门广场的事情，但他说，在天 安门广场欢迎外国元首是中国的外交惯例。

丁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赞赏斯卡尔法罗的做法，同时希望即将访华的美国 总统克林顿能够效仿斯卡尔法罗到天安门广场为“六四”死难者默哀。

6月4 日，香港举行纪念“六四”九周年的烛光晚会。丁代表”“六四”受 难者群体发表《致香港同胞书》。信中说：“我作为‘六四’死难者的母亲，每

当从无线电波里听到你们游行时的呐喊声和烛光晚会上的哀乐声，我总是禁不住 热泪盈眶，心潮澎拜。我多么想加入到你们的行列中去呢。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可以从你们那里吸取坚持下去的力量。”

丁在信中告诉香港同胞：九年来，大陆的受难群体尽管承受着巨大的精神痛 苦，而且遭遇到生活上的很多艰难，但是他们并没有被当局的政治高压所吓倒，

始终在为自己的权利作坚持不懈的抗争。⋯⋯他们相信将来总会有一天，大陆民 众也能象香港同胞那样，公开举行“六四”纪念活动，来悼念 9 年前那些为中国

的自由、民主献出宝贵生命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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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克林顿访华

6 月上旬，即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前夕，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不具约 束力的决议，呼吁总统重新考虑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中国政府的欢迎仪式。国会人

权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斯密斯说，在天安门广场受礼，在外交上等于在

无辜而勇敢的天安门受难者的坟墓上跳舞。

6 月 12 日，丁蒋受在京部分难属委托，以他们个人名义致函克林顿总统， 对总统接受中国政府安排，决定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欢迎仪式表示异议。

丁蒋在信中表示：“我们对总统先生作出此次访华决定表示理解，但对阁下 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不恰当的地点接受访华安排深表遗憾。众所周知，自发生

89 年的血腥屠杀事件以来，6 月的天安门已经和无辜死难者的鲜血联在了一起， 接受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举行仪式，将极大地伤害追求自由的中国人民的感情，

尤其是“六四”死难亲属的感情。在这件事情上，总统先生应该意识到，中国领 导人是把礼仪当作原则对待的，甚至把礼仪看得比原则更重要。因此，我们期望

得到总统先生对此事的明确表示。”

这封信提到了克林顿总统在去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期间就“六四”事 件所公开表明的符合人类正义和道义的立场，表示希望总统此次访华再次重申这

一立场。信中说：“我们要提请总统先生注意：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重新 评价‘六四’事件是人心所向，而且刻不容缓。只要‘六四’事件一天得不到公

正评价，那么无论对于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来说，还是对于包括美国政 府在内的各国政府来说，都不可能走出天安门事件的阴影，更谈不上进入所谓‘后

天安门’时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愿意看到总统先生站在历史的正确方面而不 是相反。”

最后，这封信针对海内外舆论要求克林顿总统会见“六四”难属的呼声，作 了如下表示：“我们希望总统先生在访华期间，能够有机会接触中国的民间人士；

如果总统先生能够来我们家里作客，我们将竭诚欢迎。”

这封信在克林顿总统来华前转到了美国白宫和参众两院。

6 月 20 日，《美国之音》等海外媒体报道：中国大陆至少有 70 名异议人士 在一封致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公开信上签名。在这封信中，要求克林顿总统能象当

年的里根总统那样，坚持在访华期间会见异议人士，特别是北京的活动人士丁子

霖和鲍彤。

美国助理国务卿罗斯对于此项呼吁表示，克林顿总统不打算同中国的持不同 政见人士会面，因为担心，他们可能会受到中国当局的报复。

6 月 22 日，在美国国会就克林顿访华举行记者招待会，丁以个人名义应邀 作录音讲话。

在这个讲话中，丁再次重申了此前给克林顿总统公开信中的观点。同时，针 对白宫宣布：由于担心中国异议人士遭到中国政府报复而不准备在克林顿总统访

华期间安排同异议人士会见这一点，丁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她说：“我愿意把白宫的这种说法理解为一种好意。因为谁都知道，在现今 的中国为争取民主、自由将会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九年前，我的儿子正是为了

争取民主、自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从我儿子被枪杀的那一刻起，我就把 自己的存在看成我儿子生命的继续。就我个人来说，除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再

没有什么不能舍弃的了，更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了。⋯⋯我已经在给克林顿总统 的信中表示，我们欢迎总统和总统夫人来我们家里作客。我们既然发出了这样的

邀请，就意味着我们愿意承受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而且已经作好了思想准备。”

6 月 25 日，克林顿总统开始访华行程。在总统抵达中国之行第一站西安之 前，那里有四名持不同政见人士被拘捕，与此同时，北京的不少持不同政见人士

受到了严密的监视。

27 日上午 9 点，中国政府为美国总统访华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欢迎仪式。随 行的《美国之音》记者周有康在天安门广场与该电台华盛顿总部、香港及北京三

地作连线实况报道。在北京，记者安排了对丁的即时电话采访。

丁在此次采访中说：“我刚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了克林顿总统在天安门广场接 受欢迎仪式的全过程，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可以说这是我九年来第一次用这么长

的时间观看了天安门广场的镜头。我认为，当总统先生的双脚踩在红地毯上的时

候，他的每一个脚步都应该是沉重的。因为这块长长的红地毯是由数以千计的“六

四”死难者的鲜血染红的。我想一切有良知的人们，也都会用和我相同的心情来 注视克林顿总统的脚步。我不认为这仅仅是一个仪式。正象刚才你们电台的播音

员介绍，天安门广场，在中国共产党人眼里，已经是一个象征，从 1949 年毛泽 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到 1989 年“六四”邓小平下令开枪屠杀无数的学

生和平民，这时候，天安门广场已经成为一种象征，成为共产党专制、暴力的一 种象征。所以，今天在这个天安门广场上安排欢迎美国总统的仪式，已经不仅仅

是一种礼仪。我认为，这次中国领导人是想借天安门广场的欢迎仪式，向全世界 宣告：中美两国政府已经走出天安门事件的阴影。当然，在这件事情上，中国更

需要美国⋯⋯。”

在问及这次总统访华是否有助于促进中国政府改善人权状况的问题时，丁表 示：“我很难预料。但是，从前两天，一直到今天，西安所发生的抓捕异议人士

的事情，以及我本人的行动受到严密监控的情况看，我想，这个事情本身已经能 够让克林顿总统和他所有的白宫助手们，更具体、更真切地了解中国的人权状况 了。”

同日中午 12 点，美国总统克林顿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举行联合记者招待 会。在由中国中央电视台和电台现场直播的那场记者招待会上，克林顿总统阐述 了他对

89年6月4 日事件的观点，和江泽民主席发生了公开争执。克林顿总统 在回顾天安门广场历史的时候说，九年前在这里，中国各种年龄的公民发出了要

求民主的呼声。尽管我们在许多问题上有一致的看法，但是，我们在这一件事情 上，仍然观点不同。克林顿总统对江泽民说：“我认为，美国人民也认为，使用

武力和造成悲惨的生命损失是错误的。”江泽民对此回应说：他已经陈述过中国 政府有关这件事情的立场。他说，对于 1989 年那场政治风波，如果中国政府没

有采取断然措施，中国就不会有今天这种稳定的局面。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 格就此次对话发表谈话，他说这是一位外国领导人第一次在中国公开评论这件 事。

在这次记者会结束后，丁又忍受着病痛应《美国之音》记者之邀发表了谈话。

她说：听到克林顿总统有关“六四”的评论，我感到欣慰。这表明，在“六

四”问题上，总统先生能够继续坚持他的正确立场，这是应该受到中国人民欢迎 的，对此我表示感谢。我希望总统先生今后在更多的事情上能够坚持同样的原则

立场。这是美国的立国之本。这次访问，是在本世纪末，当今世界上一个最大的 民主国家首脑访问当今世界上一个最大的专制国家，他面临的挑战将是严峻的，

我祝愿他在这次充满荆棘的访问中，能够坚持美国的民主理念，能够对得起美国 人民对他的信任。

此次电话采访丁因突发心脏病而中断。

7 月 17 日晚，美国全美学自联理事任君来人民大学宿舍看望丁蒋，当他离 开丁蒋家从人民大学西门回旅社时，突然遭到北京市安全部门便衣警察的无理扣

押，并被带往南苑看守所盘问直至凌晨 4 点。警察从任君身上抄走了丁蒋委托他 转交给海外朋友的一些私人信件，此外还有一位“六四”死难者的遗体照片、有

关发放“六四”遗孤助学金的预算表、浙江 108 位农民给《中国人权》的有关诉 讼材料等等重要资料。这是国家安全部门自 1993 年以来第二次扣押回国的全美

学自联人员并抄走有关材料。

8月7 日，60 多位“六四”死难亲属在一份呼吁书上签名声援发生在印尼的 迫害华侨的暴行中受到伤害的华侨姐妹。

（十八）两个“公民权利宣言”

9 月 28 日，由丁子霖、林牧、江棋生、蒋培坤、魏晓涛联署的《自由与公 民权利宣言》与《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宣言》发表。两个宣言的起草人为蒋培坤，

发言人为江棋生。宣言以中、英、法等多种文字发表，多家海外媒体如美国的《纽 约时报》、法国的《费加罗报》以及一些海外电台均作了报道。

为此，丁接受了《纽约时报》及《美国之音》等媒体记者的采访。丁在采访 中表示：“六四”以后，有一个问题常常困扰着我们：为什么在中国发生了像“文

化大革命”、尤其是像“六四”大屠杀那样几乎遭到整个国际社会同声谴责的事

件，今天中共仍然能够维持其专制独裁统治？为什么共产党在打天下的时候声称 要争取自由、民主，而在坐了天下之后搞的仍然是专制独裁？为什么中国走向民

主化的历程会那么艰难？

丁对此表示：中国之所以迟迟不能进入民主社会，一方面是因为在中国人中 间，那种既敢于承担责任又有责任能力的人实在太少，往往是在社会情绪高涨的

时候，大家一哄而起；而当社会情绪一旦退潮之时，又都退回到那个“沉默的大 多数”。另一方面，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和传统心理中，十分缺乏自身作为一个

独立个体的意识，更不知道象自由、人权等等都是每一个体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 不懂得一个人如果不能享有这些权利，就没有了做人的尊严，那么他就只能听凭

专制独裁者的任意摆布。

她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从中国的老百姓方面来说，是由于几千年来 皇权主义传统的束缚，他们养成了一种依附性的性格。当他们能够相对安稳地过

日子的时候，就很容易满足，甘心当顺民；而当他们被逼得活不下去的时候，就 一变而为揭竿而起的暴民；而且，即使在被迫造反的时候，他们所追求的也仍然

是希望能有一个“自己的皇帝”。正是这种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交给一个好皇帝 或一个好领导的传统观念，阻碍了他们自己起来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权利。这种情

况一直到今天都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就给了现今中国的领导人一个借口，说 中国国情特殊，同西方不一样，中国首要的人权是老百姓的生存权，中国不适宜

实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

她表示：发表《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就是想改变上面所说的那种状况， 让中国老百姓知道，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是每一个人固有的权利，西方人享有这些

权利，东方人同样应该享有这些权利。在中国，不首先争取到公民的自由权利， 就谈不上真正的民主；即使实行了民主，那也很可能是有其名而无其实，老百姓

的命运依然会受少数几个政治寡头或者政治强人所支配。不懂得自由、人权是实 行民主前提，还可能导致另一种结果，那就是把民主搞成象过去文化大革命那样

的局面。共产党喜欢搞群众运动，中国的老百姓也很容易被发动去参加这种运动， 结果这种所谓的群众运动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到了与群众意愿相反的方面。在共产

党执政的 50 年里，许多践踏人权的暴行就是在群众运动的名义下发生的。这样

的历史教训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发表这个自由和权利宣言，也是为了在 中国结束这种群众运动的历史。

关于“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宣言”，丁表示，这是旨在使人们意识到作为公 民人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经济及社会权利。

她说，在当今的中国，老百姓最痛恨的是腐败。已经有很多人指出，中国的 腐败是一种制度性腐败，也就是源出于中国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现

行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腐败的背后就是这种社会不 公。

至于如何通过政治改革来遏制腐败，她认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地限制政 府和党派的权力，专制体制导致权力的绝对垄断，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所以当前的问题是如何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如何迫使权力退出市 场。

在被问到上述“公民权利宣言”与捷克的“七七宪章”有什么异同的时候， 丁作了如下说明：我们在起草过程中详细研究了“七七宪章”的经验，可以说出

发点是基本相同的，都是为了争取和维护公民权利，都是一种自由表达的活动。 所不同的是，我们的宣言更带有启蒙的性质，因为中国缺乏崇尚自由、民主的传 统。

（十九）中国政府冻结“六四”人道捐款 这一年的夏天，旅德中国留学生给“六四”难属送来了两张总数为 11620 马

克的捐款托收支票，丁在无锡中国银行东门办事处办理了托收手续，托收到期，

银行电话告知丁，汇款已到。待丁去银行兑取时，却又被告知，这笔汇款已被冻 结，不能支付。丁蒋随后赶到中国银行无锡市分行询问究竟：由谁出面冻结，何

时、因何冻结？

银行方面称：这是国家机密，上级交代不能说。在丁蒋的一再追问下，银行

方面不得不告诉是由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出面冻结，并由该行营业部主任向丁蒋出

示了北京市国安局的冻结通知书。丁要求复印，不允，说可以手抄。丁抄下了那 份冻款通知书。这份“通知书”称：“兹因侦查工作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第四条、第一百一十七条之规定，下列汇款请停止支付六个月（自

1998 年 10 月 8日起至 1999 年 4月 7日止），逾期或者撤消冻结后，方可支付。 存款户名：丁子霖。”

对于这件恶性冻款事件，丁于 10 月 27 日以个人名义向中国政府及北京市国 家安全局发出强烈抗议，并向联合国人权专署高级专员玛丽•罗宾逊夫人、各国

政府首脑及议会议长、各国际人权组织、旅居各国的中国留学生发出紧急呼吁， 请求各方采取切实步骤，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力促此次冻款事件得以顺利解决。

在这份呼吁书中，丁对这笔捐款作了如下说明：“这些年来，所有参与“六 四”受难者人道救助事宜的海内外朋友及受援者都知道，‘丁子霖’这个名字已

是‘六四’受难者群体的一个代号，以‘丁子霖’名义接受的“六四”人道捐款 均不属于丁个人，丁只是受捐款人委托向受难亲属转交该项捐款。此次被北京市

国家安全局冻结的款项，同样不属于丁个人所有，而属于整个‘六四’受难者群 体。‘六四’受难亲属作为中国公民，有权接受海内外各界的人道捐助；冻结此

项捐款，是对公民合法权利的严重侵犯。”

呼吁书引述了 1994 年关于《给予“六四”受难者人道救助》呼吁书中的有 关内容，即：对“六四”受难者的救助，不管来自任何方面，都只是属于纯粹人

道性质，与政治无关，也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目前在中国大陆，不允许成 立任何有形的人道救援组织，只能通过个人联系救援事宜，暂时可由丁子霖女士

全权负责，力求减少中间环节，以保证所得救援款项全部用于受难者及其家属。”

呼吁书对政府当局的这种非人道行为进行了谴责：“9 年前的“六四”屠杀 事件，留下了数以千百计失去儿女的孤寡老人、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父母的遗

孤，失去谋生能力的伤残者。9 年多来，他们非但得不到政府方面的抚恤，反而 遭受政府的种种非人道、不公正对待。不少难属孤寡老人难以支付高额的医疗费

用，不少受难家庭无法负担遗孤的教育费用，不少伤残者和受难亲属正面临失业、

下岗困境。如果政府还讲一点人道的话，怎能忍心冻结、扣押给予这些无辜受难

者的人道捐助！政府在 9 年前杀害了他（她）们的亲人，难道在 9 年后的今天， 还要把他（她）们逼向绝路！“

此次冻款事件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引起了在京难属的愤慨，张先玲、周淑庄、 李雪文、徐珏、苏冰娴、尹敏、尤维洁等 51 位“六四”难属向政府当局发出了

抗议书。抗议书说：“几年来，世界各地给我们的人道帮助，虽然也曾受到官方 的种种干扰和阻挠，但终究没有发生过明目张胆劫持款项的事件。这次却由安全

机构白纸黑字下令冻结，并且是在中国政府刚刚签署有关人权公约之后，这种说 一套做一套的恶劣行径，不仅令人作呕，也是自取其辱！”抗议书还作出如下声

明：“在此，我们向官方最高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立即解冻这笔银行汇款。 我们不希望逼迫我们采取更为激烈的行动。”

这封抗议书由张先玲、李雪文、苏冰娴等八位难属代表，排除种种障碍，前 往国家安全部递交给时任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许永跃。事后，李雪文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说：“我们难属们觉得，这些年丁子霖帮我们募集捐款确实是很辛苦的。 她从“六四”儿子死了以后，化了很大很大力量，为难属做了很多很多事情，而

且她还受到很多很多的限制，现在眼看春节要到了，有很多很多人靠了这点钱来 维持生命的啊！——他们（指政府）刚签署了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马上在国

内实行这种打压，这不完全是伪装的吗？你怎么能在国际上取得信任呢？所以我 跟大家去了国家安全部⋯⋯。”

同时前往国安部递送抗议书的周淑庄女士在接受了海外媒体采访时悲愤地 说：“中国政府应该赶快解冻这笔钱，快过年了，中国传统在除夕要吃团圆饭，

但我们的亲人却永远无法团圆了。这是给难属的钱，不是给丁子霖的钱，政府把 他们的亲人杀害了，这些家属政府不管，现在海外的朋友来关心我们，却被政府

扣了，你说怎么向世界交代得过去呢？特别是那些孤儿寡母，因为要留着钱上学 啊！这些钱确实起了作用。最近有 4 位孤儿考上了大学，给他们一些钱，那就起

了很大很大作用。赶快解冻这笔钱！”

在发生冻款事件几天里，中国国内北京、陕西、浙江、湖南等地的 130 多位民

间异议人士以及旅居海外的 20 多位知名人士纷纷发出抗议信，要求中国政府立

即发还此项人道救助捐款。美国西海岸的民主教育基金会、矽谷民主促进会、美 国民联阵以及旅德中国留学生等表示声援国内难属为争取自身权益而进行的抗

争。其他欧美各国的独立异议人士也都纷纷接受媒体采访，一致谴责中共的卑鄙 行为。

11 月 7 日，瑞士自由人权基金会授予丁子霖本年度“自由和人权奖”，颁奖仪 式于瑞士首都伯尔尼举行。由于丁不能前去参加颁奖仪式，由旅居瑞典的人权活

动人士茉莉女士代为出席。据该基金会称：这个奖项之所以颁予丁子霖女士，是 由于她对中国的自由、人权作出了大量的贡献。9 年来，她在行动受到极大限制

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一方面参加了争取人权和自由的抗争，另一方面致力 于寻访和救助“六四”受难者，帮助受难者亲属克服各种困难，这是很不容易的。

在 11 月 7 日的颁奖仪式上，瑞士的一位著名演员（姓名不详）用德语宣读了 丁的获奖答词。丁在这个答词中说：“在 1989 年，我们的亲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

代价；在以后的 9 年多时间里，我们作为死者的亲属为了同样的目的继续付出了 代价。这都是我们自愿的，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将永远不能成为自由人类中

受人尊重的一员。”

在颁奖仪式上，丁还委托茉莉女士展示了一位“六四”死难者的照片。丁对这 幅照片作了如下说明：“照片上的死者名叫吴国锋，生前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工

业经济系三年级学生。89 年 6 月 3 日深夜他携带照相机骑自行车独自离校，于 北京西单附近遭枪击，头部连中数弹，挣扎于血泊之中，戒严士兵又用刺刀猛刺

其腹部，致使肠子流出体外。吴当时以徒手抢夺刺刀，手心处留有深深刀痕。但 终因伤势过重而死亡。”丁说她为了寻找到这位死者的亲属，整整化了八年时间，

而这张照片在死者亲属那里已整整珍藏了 9 个年头。她说：“当我第一次面对死 者的照片时，我的心被当年的那种残暴强烈地震颤了。”

在此次颁奖仪式上，茉莉女士和德国的一位汉学家（姓名不详）为丁的获奖表 示祝贺并作了演讲。

自 10 月 26 日发生“冻款”事件后，《自由亚洲电台》“目击者说”栏目主持人

力万方对北京和外地的“六四”难属及伤残者作了系列采访，作为该台 1999 年

纪念“六四”十周年的重点节目。这次采访一致延续到了下一年的“六四”前夕， 共有 34 位“六四”受难者接受了采访。

1999 年是“六四”十周年。年初，“六四”难属群体经多次商议量，确定了纪 念活动的一些打算：举行“六四”惨案十周年祭；公布新找到的“六四”死难者

名单；公布死难者和伤残者的照片资料；控告李鹏并为此向难属及伤残者征集证 词；为促使政府公正解决“六四”问题组建“六四”受难者对话团；协助自由亚

洲电台“目击者说”做好对难属及伤残者的系列采访。

农历春节期间，海内外人士纷纷来函、来电，向在“六四”惨案中失去亲人 的家属表示慰问。为此，丁代表难属群体通过海外媒体表示感谢。她说：

“我感谢海内外朋友以各种方式向我们这个受难群体表达他们的爱心，正 是这一份爱心，我们才得以坚持这么多年。⋯⋯现在离“六四”十周年虽然还有

一段时间，但是，我们的心却一天一天沉重起来，就象一块石头压在我们身 上。⋯⋯十年了，我们无法说出一句可以让亡灵们得到安慰的话，因为他们一刻

也未曾得到安息，我们只能在心里告诉死去的亲人，希望他们能够耐心一点，再 耐心一点，再给我们一点时间，让我们继续努力，去为他们讨回公道。只有到那

时，我们才能说出一句‘请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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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7 14:45 只看该作者

（二十）“六四”惨案十周年祭

2 月 18 日（大年初三），为避开“六四”前夕的“敏感时期”，在京的难 友决定提前举行“六四惨案十周年祭”。

这是十年来第一次为“六四”死难者举行集体祭奠仪式。仪式于当日晚 7 点举 行，出席者有：张先玲夫妇、苏冰娴夫妇、杜东旭夫妇、丁子霖夫妇、周淑庄、

徐珏、黄金平、袁可志、邝涤清、尹敏、冯友祥、杨大榕、刘梅花母女、郭丽英、 张艳秋、陈秀英、袁淑敏、孟淑英等 23 人。祭奠仪式安排在中国人民大学丁子

霖家里。在居室客厅的正面墙壁上，覆盖着一整幅黑色布幔，上方横幅白底黑字

写着“六四惨案十周年祭”八个大字；两旁是两幅挽联。在黑色布幔的中央，悬 挂着 18 幅“六四”死难者的遗像，他（她）们是：马承芬、杨撼雷、邝敏、王

楠、戴伟、吴学汉、吴向东、叶伟航、杨汝霆、蒋捷连、段昌隆、杨燕声、陈来 顺、袁力、赵龙、王文明、谢金锁、王志英、刘锦华。在遗像下方，摆放着鲜花

和花篮。整个房间肃穆、凝重，哀乐凄婉，青烟缭绕。

仪式由丁子霖女士主持，张先玲女士代表难属群体致悼词。她在悼词中说： “十年前，你们毅然离家而去，从此便成永诀；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从东城、

西城、南城、北城，从你们曾经给我们留下过无尽记忆的地方来到这里，为你们

举行追悼祭奠仪式。作为你们的亲人，今天我们还不能让你们在九泉之下安息， 惟有在你们灵前点上一柱清香，洒上一杯浊酒，但愿你们的灵魂能得到些许慰藉。

“你们不是英雄，也不想当英雄。也许你们死得轻如鸿毛，也许你们的 血会白流，也许你们不会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但你们已经以生命

的代价证明自己是真正的人。这对于你们的父母、你们的妻子、你们的丈夫、 你们的儿女来说，已经足够足够了。

“这十年来，世界上很多很多好心人向我们伸出了同情和帮助的手。从此你们

不再孤独，你们的亲人也不再孤独。你们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你们已经属于

世界大家庭的一员，属于世界自由人类的一员。

“然而，⋯⋯令你们亲人不安的是，今天，在你们曾经生活过的这块土地上， 强权依然存在，残忍和杀戮依然有可能发生。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我们期盼

着尽早结束这样的历史，期盼着我们的国家一天天好起来，期盼着你们的同代人、 你们的下一代不再遭受你们的劫难。请再给我们一些时间吧！等到那么一天，等

到你们的亲人、你们所有的同胞都能象你们一样成为自由人类中受人尊敬的一 员，你们的灵魂将得到真正的安息。“

在祭奠仪式上，还由黄金平女士代为宣读了吴蓓女士给难属的一封信。外地 难友、伤残者方政专门打来电话为“六四”死难者致哀。

按中国传统习俗，难友们挨个为各自死去的亲人洒酒致哀。这是一个撕心裂 肺的时刻，每一位难属皆伫立在亲人的遗像前倾诉着自己的悲痛和思念。

这次祭奠仪式整个过程惊天地，泣鬼神。此情此景，凡亲历者，永生难忘。 美国 CNN 有线电视广播公司记者对这次祭奠仪式作了现场录像。

这次祭奠仪式尽管安排在私人住宅，且避开了敏感时期，却仍然受到国安部 门便衣警察自始至终的严密监控。

在祭奠仪式结束后，经难友们协商，一致同意成立“六四”受难者对话团。 成立对话团的目的是为了就公正解决“六四问题更有效地与国家和政府领导人进

行真诚、平等的对话。

2 月 28 日，在两代会前夕，“六四”受难者对话团第一次致函国家主席江 泽民、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吁请人

大常委会及国家和政府领导人改变漠视民意、对人民呼声置若罔闻的态度，就 “六•四”事件及受难亲属问题与受难者对话团进行直接的、有诚意的对话。

这份呼吁书说：“十年前的“六四”大屠杀，给国家、民族造成了严重的伤 害，数以千计的家庭失去了亲人，数以万计的民众致伤、致残。这是中国百年来

和平时期发生的最残忍的暴行，也是 20 世纪和平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最惨

绝人寰的杀戮之一。这场大屠杀现已成为历史，但它留给一个时代的噩梦般的恐

惧，仍然沉重地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呼吁书说：“十年来，海内外正义之士和各界民众，包括我们受难群体在内， 一再要求重新评价“六四”，要求推翻强加于 89 天安门运动的一切不实之词，

还这场伟大民主运动以本来面目；呼吁今天的国家和政府领导人以此为契机，清 算历史，改弦更张，重新启动政治改革，保障公民权利，实行民主宪政。

“为求得政府方面的诚意回应，我们作为受难群体，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始 终以国家稳定的大局为重，以亿万民众的福祉为念，坚持主张通过民主、法制的

轨道，以协商、对话的方式求得“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坚持在政府对“六四” 事件作出妥善处理之前，通过自己的努力，互助互慰，医治创伤；并以非政治性

的民间方式，争取海内外人道援助，在可能范围内使老有所养，幼有所教，伤残 病弱者有所抚恤。”

呼吁书最后表示：“值此“六四”惨案十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我们以 良好的愿望，期待着诸位国家领导人的诚意回应，并就我们的对话要求作出具体

安排。同时，我们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受难群体的命运，促成“六•四”问题的公 正解决。”

3 月.9 日，前《人民日报》社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绩伟先生写信给他 的一位老朋友，心中表示，他至今没有看到丁出版的那本调查记（指《“六四”

受难者名册》），希望能帮他要一本。此后丁托人把此书送给了胡绩伟先生。4 月

10 日丁接到胡绩伟先生的回信。胡在回信中谴责了十年前的那场大屠杀，并表 示支持“六四”难属的抗争。

3 月 10 日，两代会举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政府当局对“六四”受难 者对话团的信件持何态度。在一再追问下，发言人答：这件事党和政府已作出结

论，这个结论不改变。记者对此评论说：这说明他们已收到了信件，而且也算是 有了一个回音，但态度没有任何改变。

3 月间，由丁子霖、苏冰娴、张先玲等人负责，加紧了征集“证词”的工作，

同时由蒋负责开始起草控告李鹏的起诉状。

3 月 22 日，丁接意大利来电，告知意大利亚历山大•兰格基金会决定授予 丁、蒋一项人权奖。

4月5 日，清明节。上午 9 点，丁蒋出人大北门去海淀镇购买祭奠物品，遭 到十多名便衣警察的拦截。丁蒋被告知：“上级决定，你们不能出校门。”并扬

言如果跨出校门一步，立即抓走。旁边停着一辆无牌车。一便衣还当众辱骂丁蒋 为“卖国贼”。丁蒋与之论理，相持 20 分钟。

晚，在家里举行清明祭，丁当着监视她的便衣警察在院外迎春花树上撒下

25 朵小白花，同时在地上洒酒祭奠所有叫得出名字的“六四”亡灵。

4 月 7 日下午 4 点，丁蒋离京回老家无锡暂住。

4 月 8 日中午，丁蒋抵锡，去中国银行无锡分行查询人道捐款“冻结”事。 银行主管出示北京市国家安全局 99003 号通知，谓德国捐款继续冻结半年。此后

丁蒋每年4月8 日、10 月 8 日两次去银行催问，所得回答均为“继续冻结半年”， 至今年（2005 年）已连续冻结 7 年共 14

次。期间，丁曾多次向北京市国家安全 局交涉，对方的回答是：“这笔钱放在那里，你们不动，我们也不动，这是目前 最好的一个解决办法。”

4 月 16 日，获悉自由亚洲电台已把“目击者说”栏目对“六四”难属的系 列采访制作成光碟，标题为“天安门十年沉默

难属们悲愤呐喊”，副题为“纪 念六四事件十周年专辑”。光碟刻录了 8 位难属的采访录音，她们是：王楠的母

亲张先玲、赵龙的母亲苏冰娴、叶伟航的母亲尹敏、吴国峰的父母吴定富和宋秀 玲、孙辉的父母孙承康和于清、张向红的哥哥张立明、杨燕声的遗孀黄金平、王

志英的遗孀张艳秋。这个光碟被人们称为“六四光碟”。一直到今天，仍有世界 各地尤其是中国大陆的许多民众向“自由亚洲电台”索取这个光碟。

5 月 1 日，丁蒋自锡返京。

5 月 8 日，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北京等几个大城市爆发官方组织的大规

模示威游行，美国驻北京使馆被砸，成都领馆被烧，中国掀起了民族主义反美浪

潮。

5 月 12 日，丁所在人民大学的一位大学生给丁打电话，质问丁为何对此事 保持沉默。丁在电话里回答了该大学生的质问。第二天，丁通过海外媒体发表“严

正声明”：1，我作为“六四”死难者的母亲，更能深切地体察此次事件中被害者 家属的悲痛。我由衷地向他们表示慰问。2，我谴责一切滥杀无辜、残害生命的

暴行，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也无论是对外国人的暴行，还是对自己同胞的暴行。

3，人道的原则，是人类的普遍原则，也是人类的最高价值。我期望此次驻南使 馆被炸、记者被害事件能够按照有关国际公约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我呼吁立

即停止发生在南斯拉夫的一切杀戮，使科索沃问题得到和平解决，让阿族难民早 日回到自己的家园，让所有南斯拉夫人民享受和平、安宁的生活。”

（二十一）控告李鹏

5 月 17 日上午，难友张先玲和苏冰娴受难书群体委托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控告李鹏的起诉状。经耐心交涉，最高检察院收下了这份诉 状。

按法律程序控告李鹏，是“六四”难属群体自 1995 年以来一再重申的公正 解决“六四”问题的三项诉求之一，即：“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检察机关对“六

四”惨案立案侦查，按法定程序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

这份诉状说：我们作为 1989 年“六四”事件的受害人，请求最高人民检察 院对 1989 年 6 月发生在北京的政府命令军队大规模屠杀和平示威者及和平居民

的严重流血事件立案侦查，追究参与这场屠杀事件最高决策、并对屠杀事件负有 主要责任的原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法律责任。

诉状中说：“1989 年 4、5 月间发生在中国首都北京的有百万学生、民众参 加的示威、请愿和抗议运动，是中国公民依据本国宪法和法律，依据联合国宪章

及联合国有关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行使公民正当权利的行动。运动自始至终

坚持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在整个运动过程中，首都学生和市民自觉维

持了良好的社会秩序。示威民众的唯一诉求，只是要求政府按民主和法制的程序， 通过协商、对话的方式使双方分歧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得到合理的解决。

“此次示威事件发生后，政府方面置本国宪法和国际人权约法于不顾，断然 拒绝示威民众的合理要求。4 月 26 日，政府在毫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情况

下，通过《人民日报》指称学生、民众的和平示威为“动乱”，导致矛盾激化， 学生被迫绝食抗议。5 月 19 日，政府悍然调动数十万配备有坦克、装甲车和各

种杀伤性武器的人民解放军分多路进入北京市区，紧接着李鹏于 20 日以国务院 总理名义签发戒严令，宣布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致使事态急转直下，不安

和恐惧笼罩全城。但是，即使在如此严重的情势下，首都居民仍然保持了镇静和 克制，各界人士紧急呼吁人大常委会召开临时会议，以求通过法定程序解决分歧、

平息事态。⋯⋯以后的事态表明，在戒严部队奉命向学生、市民开枪之前，学生、 市民没有采取任何暴力行动，更没有发生政府所指称的“反革命暴乱”。在戒严

部队奉命向学生、市民开枪之后，军队的残忍和滥杀无辜激起了民众有限的反抗， 这是民众在生命和自由遭到侵犯时行使正当防卫的权利。

“经我们反复查证、核实，在目前已知的 155 位死难者和 65 位伤残者中， 无一人有任何暴力行为，他们均属于那场屠杀事件的无辜受害者。

“根据以上事实，我们认为，在 1989 年 5、6 月间北京地区未发生任何武装 叛乱或武装暴动的情况下，政府当局调动数十万军队对和平示威者实行武力镇

压，对无辜的和平居民实行残暴的杀害，其行为属于政府权力和国家武装力量的 非法滥用。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之规定；按《联合 国宪章》重申之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按《世界人权宣言》及《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有关联合国人权公约所确认的国际人权准则，即人人有 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此项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我们认

为，政府当局在 1989 年 6 月大规模屠杀和平示威者及和平居民的行为，不仅严 重违背了本国的宪法，违背了一个主权国家所应承担的保护人类的国际义务，而

且已由对人权和公民权的一贯侮蔑发展为反人道的暴行；其行为已构成对公民人

身权利尤其是生命权利的故意侵犯和剥夺，就其造成后果之严重足以认定为犯 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章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四章第一百三十 一条、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原国务院总理李鹏作为这场暴

行的参与决策者和决策的直接执行者，应对这场大规模屠杀事件负主要责任，其 行为应受到法律追究。

“为此，我们郑重请求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此次大规模屠杀事件立案侦查，并 请求检察院对此次事件的被告人李鹏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在这份诉状上签名的“六四”受难者及死难者亲属共 105 人。

5 月 17 日，人大博士生江棋生因呼吁民众悼念“六四”死难者而被捕。

5 月 21 日，许良英、林牧、丁子霖、王来棣、蒋培坤等 5 人签发抗议书， 谴责政府当局无理拘捕江棋生。

5 月 25 日，张先玲、苏冰娴、徐珏、周淑庄、李雪文等 23 位“六四”难属 签发要求政府立即释放江棋生先生的呼吁书。这份呼吁书说：“我们对于政府当

局这种无视公民权利、粗暴践踏国际人权准则的行为，表示强烈抗议和谴责。⋯⋯ 这次政府当局对江棋生等异议人士的拘捕和打压，是一种丧失理智的行为，不仅

完全违背了政府已签署的两个联合国人权公约，而且激化了国内矛盾，危及到社 会的稳定。⋯⋯我们呼吁江泽民主席、朱鎔基总理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

丽•罗宾逊女士关注此一事件，立即制止事态的恶化。”

5 月 24 日，张先玲和苏冰娴女士再次代表难属群体前往高检递交控告李鹏 的补充材料。但这次递交的文件却遭到了接待人员的拒绝。正无奈之际，她们发

现一辆“首长”专车正驶进“高检”的大门。情急之中，她们冲向了那辆汽车， 准备拦车递状，却被两边的警卫粗暴地挡回。然而，她们并没有气馁，又通过电

话与有关主管官员进行了反复交涉，最后接待人员不得不奉命把文件接受了下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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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六四”十周年新闻发布会

6月1 日，纽约时间上午 10 时、北京时间夜 11 时，“六四”受难者群体委 托“中国人权”组织、“全美学自联”及其他人权组织在纽约外交大厦召开新闻

发布会。在这个发布会上，由“中国人权”代为公布了国内难属群体当时已收集 到的 155 位死难者名单、27 位难属和伤残者为控告李鹏提供的证言，以及 60 多

幅死难者生前和遇难照片（包括伤残者照片）。出席发布会的电视台约 20 多家， 其他媒体约 70 多家，世界各大媒体均派记者参加。

发布会会场前方摆放了一排花篮。会议由“中国人权”组织执行主任萧强主 持，会上刘青、王丹、黄慈萍（全美学自联代表）等人发言。会上还播放了鲍彤

先生预先带出国外的一段录象讲话，丁子霖通过电话连线作了现场讲话。

丁在讲话中说：“十年前，中国政府调动数十万野战军，血腥镇压了天安门 的和平示威者，致使数以千计的家庭失去了亲人，数以万计的民众受伤、致残。

这是中国近百年来和平时期发生的最残忍的暴行，也是 20 世纪和平时期在世界 范围内发生的最惨绝人寰的杀戮之一。

“在当年那场大屠杀过后不久，为了寻求相互间的同情和安慰，也为了减轻 同命运者的痛苦，我们开始了寻访其他死难亲属和伤残者的活动。现在，这项活

动已经坚持了十年，参加这项活动的也不再是少数几个人了。到目前为止，我们 寻找到了 160 多位死难者，将近 70 位伤残者。这个寻访过程，对于参加寻访的

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在血污和泪水中艰难跋涉的过程。

“⋯⋯现在，“六四”惨案已经过去十年了。在这十年里，那些失去亲人的 父母、妻子和儿女，不仅遭受到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煎熬，而且承受着别人难以

承受的压力。他们不能公开说出亲人惨遭杀害的事实，也不能公开表示对死者的

悼念。⋯⋯这些年来，我们苦苦期盼和争取的，就是要为死去的亲人讨回一个公

道。”

她说：“我们渴望和平的生活，希望保持社会的稳定。我们并不主张以牙还 牙，以命偿命。我们反对用“血债要用血来还”这样的非理性口号再次制造人与

人之间新的仇恨。但是，李鹏是当年那场大屠杀的最高决策者之一，而且是决策 的直接执行者，他对于那场大屠杀的后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对他进行司

法追究，是为了在中国早日结束无辜平民遭受任意杀戮的历史，是为了让中国所 有的母亲不再遭受我们这样的痛苦。”

她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各国政府和议会、各国际人权组织、所有世界上 有良知的人们，以人类道义的立场，继续关注中国的“六四”事件，关注“六四”

受难者和所有受迫害者的命运。

最后，她代表“六四”受难者和受难亲属对十年来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们的 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次新闻发布会还通过美国邮电局给国内难属安排了 10 条电话热线，但北 京的 7 条仅丁子霖一家接通，外地 3 家有两家接通。因电话听不到现场实况，由

童屹和陈祝怡女士作转述。

发布会结束前，丁子霖回答了多家媒体有关“六四”事件的提问。最后与王 丹通话时，电话被切断。

6 月 2 日，丁蒋住家周围“便衣”人数突然骤增，最多至近 20 名，岗哨一 直设至单元内家门口。丁因心绞痛卧床休息。晚，香港支联会通过传真，邀请丁

子霖于6月4 日晚8 点香港举行“六四”烛光纪念晚会时与司徒华通话，并作现 场直播。随后住宅电话被切断。

深夜丁蒋从手机上接到 10 多次骚扰、恐吓电话，自称是从美国、香港等地 打来。3 日白天持续接到恐吓电话。晚，丁蒋为亡儿过生日。

6月4 日晚7 点，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两位官员在人大保卫处副处长陪同下在

丁蒋的住所分别与他俩谈话。来人指控丁蒋仇恨共产党、仇恨社会主义，警告丁 蒋不要与海外敌对势力联系。谈话直至夜 12 点。

“六四”十周年期间，丁蒋被严密监控整整 50 天，不能出校门，电话经常 被切断。

9 月 6 日，丁蒋再一次离开北京去南方老家暂住。

10 月 8 日，德国马克捐款冻结到期，丁蒋去无锡中国银行询问，被告知北 京市国家安全局已于9月 30 日发文，续冻半年。

10 月 20 日，丁蒋应难友郝义传先生（死难者郝致京父亲）邀请，动身去马 鞍山市郝家。这是丁蒋与郝先生第三次见面。前两次郝先生被邀来无锡小住。

12 月 6 日，接纽约“中国人权”组织传真，谓该组织拟发起一个“母亲运 动”，以此声援国内的“六四”难属。关于称谓问题，刘征询丁的意见，丁认为

可以采用“和平”或者“天安门”等字样。经协商，最后决定用“天安门母亲” 的称谓； 如果作完整的表述，应为“89 天安门民主运动死难者母亲”。丁的这

个提议后来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同。

几日后“中国人权”又传来智利等国开展“母亲运动”的有关译文资料。

12 月 31 日，刘晓波、刘霞夫妇来访，共进除夕晚餐，晚 9 时离去。这是刘 出狱后的第一次会面。关于这次会面，刘有如下回忆：

“1999 年 10 月，我再次走出中共的监狱，从大连回到北京。接近年底，全 世界盼望新千年降临的气氛日见浓烈。那几天，不断有朋友打电话来，约我共度

除夕夜，但我和妻子刘霞想把这个新千年之夜留给“六四”的亡灵们，决定和丁、 蒋二位老师一起为亡灵守夜。

“12 月 31 日夜晚，我和妻子去了二位老师家，吃了简单的晚饭之后，守夜 的气氛一直很沉重，沉默多于谈话。在小连的遗像前，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二位老

师，平时的口若悬河也变得沉默寡言。临走前，丁老师反复叮嘱我好好待刘霞，

决不能再卤莽行事，把刘霞一个人留在有形监狱外的“心牢”里。我很感动，这 才是对我们两口子的真正关心，做政治犯的妻子之难，一点也不次于政治犯本身，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当时想，丁老师之所以关心刘霞胜过关心我，肯定来自 她这些年的亲历，她太了解失去最亲爱者的遗属们的艰难了⋯⋯。

“告别时，丁﹑蒋二位老师把他们历尽磨难编成的难属《证词》送给我俩﹐ 并再一次叮嘱我好好待刘霞。

“第一次读到为纪念六四十周年而出版的《见证屠杀 寻找正义》，那是

155 位死者、65 位伤残者的名单和 27 位六四难属的证词。阅读时的经历和感受， 我都写进了《来自坟墓的震撼》这篇“六四”十一周年的祭文中。⋯⋯”

（二十三）北京、上海国安局制造扣人、截款恶性事件

2000 年元月上旬，蒋去中关村科学院宿舍看望许良英先生，谈及国内某些人对 “六四”难属诉求的曲解。蒋说：“六四”受难者经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和

艰辛，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我们要为他们呼吁，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经济上的 帮助。但是，他们今天之所以能走到一起，是由于亲人们的鲜血，是由于共同的

命运；虽然他们在社会、经济方面是弱者，但在道义上却是强者。他们是有自己 尊严、并且知道自己的权利要靠自己去抗争的政治受难者，因此决不能把他们仅

仅看作乞求施舍的一群。蒋还谈到，不能把寻访和救助看作难属工作的全部，这 不过是整个难属工作的一部分，甚至不是主要部分，难属群体的大量工作，是通

过互助互慰，互相激励，把大家联合起来，为自身的权利而抗争，为死去的亲人 寻求正义、讨回公道。许先生同意蒋的这种说法。

同日，“中国人权”组织的一位来自香港的部门负责人与丁谈及“天安门母亲 运动”的事。丁谈了自己的设想：“六四”受难者只是一个有着共同命运的群体，

既不是什么政治派别或民运团体，也不是什么利益集团，因此不搞任何组织形式， 不突出任何个人。这个群体的一切活动，应始终坚持“独立的、非政治的人道性

质”，不以群体名义参加任何政治活动。鉴于中国大陆自 49 年以来频繁发生社

会动乱，无辜平民惨遭迫害和杀戮的情况，还应把争取和平安宁的生活作为“天 安门母亲运动”的一项主要内容。在谈到这个群体的近期诉求时，丁提出争取三

项权利：一是公开悼念死者的权利；二是接受人道捐助的权利；三是要求与政府 对话的权利。该负责人提出是否可以与世界各国的母亲运动取得联系，以争取她

们的声援和支持。丁同意这个提议。

1 月 13 日凌晨，海外朋友来电告知丁蒋，全美学自联理事会理事、IIFC 主席 陆文禾博士回国探亲时，在北京海淀区魏公村离人民大学丁蒋住所不远处遭北京

市国家安全局无理扣押、搜身，抄走海外朋友给丁子霖的私人信件，包括埃得 加•斯诺夫人的信件。国安部门先把他扣押在北京，后送往上海陆父母住地。这

次陆绕道北京是受全美学自联等团体委托，给丁子霖女士送交一笔“六四”难属 人道捐款的托收支票。陆被押解到上海后，上海国安局逼迫陆在托收支票上写明

“丁子霖”的名字，企图以丁的名义向美国银行骗取这笔汇款，后觉不妥又责令 陆改写为上海市国安局某一人员的名字。不仅如此，上海市国安局官员还逼迫陆

的父亲按他们口授的内容签署担保书，声称如果陆返美后不兑付这笔汇款则由陆 父负责偿还，否则不准陆离境；不仅如此，他们还收缴了陆父母居所的房卡（相

当于房产证），以此作为抵押。当他们得知托收支票已被美国银行退回后，又多 次威逼陆父，企图勒索现金，并恫吓要以拍卖住房来“抵债”。

为此，丁于2月9 日以个人名义致函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对 上海国安当局扣押陆文禾博士、非法追缴“六四”人道捐款的恶性事件表示强烈

抗议，并作出如下声明：

“（一）此次陆文禾博士向我转交的海外捐款，是捐款人委托我转交给“六 四”死难亲属和伤残者的，纯属人道救助性质。死难亲属和伤残者作为中国公民

有权接受来自各方面的人道帮助，追缴此项捐款是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侵犯；尤其 是此次上海安全局的所作所为，无异于拦路抢劫。

“（二）我对陆文禾的父亲、78 岁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元章先生因此事无端

受株连深感难过。我强烈谴责上海市国家安全局这种完全违背人类文明准则的做 法，要求立即发还陆父的房卡，停止对他的骚扰和迫害，并向他赔礼道歉。

“（三）多年来，政府所属国家安全部门无视宪法和国际人权准则，一再阻挠、 破坏海内外各界人士对“六四”受难者的人道救助活动。98 年 10 月北京市安全

局非法冻结了一笔来自德国的 11620 马克人道捐款，至今仍未解冻，此次上海市 安全局又公然非法追缴来自美国的人道救助捐款。凡此种种，竟然发生在政府已

经签署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之后，更令人无法理解和容忍。”

信件最后请求江泽民主席、朱鎔基总理关注并派专员调查北京、上海两地安 全部门此次无理拘押旅美回国人员、非法追缴“六四”人道捐款的恶性事件，立

即归还海外朋友给丁的私人信件，包括埃得加•斯诺夫人的信件，严肃查办有关 违法人员，制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2 月 12 日，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就同一件事发出抗议声明。声明 对中国国家安全部门为盗取“六四”人道捐款而不择手段采取的野蛮行径表示愤

慨。指出上海国安局因截款未成转而将陆文禾父亲的房卡作扣押，其行径之恶劣、 手段之卑鄙，令人发指。

声明强烈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陆文禾博士在国内的亲属的骚扰和威胁； 中国政府必须抚恤所有“六四”受难者及其家属；必须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打压

和封锁海内外的人道援助。

当年的学生领袖王丹以“勒索‘六四’捐款，天理难容”为题愤怒谴责了中 国国安局的卑劣行径。他说：在“六四”难属中，有的是年迈父母失去儿女，有

的是双胞胎幼儿失去父亲，有的是妻子失去丈夫，在普遍下岗的经济困难中，他 们的生存状况更是困窘。对于这样的一个人群，政府从未认真予以调查，更谈不

上救济，相反却不允许他们得到外界的帮助。他说当局这种欲置难属于死地的做 法，不仅丧尽天良，而且令人质疑。

2 月 12 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陆文禾事件显示中国法治之差”

的社论。社论指出：“在美国，无论是支持或反对与中国交往的两派都同意，中 国距离‘法治国家’还遥远得很，只是两派对于北京是否有诚意在这方面做出努

力看法不同，而最近发生的陆文禾事件应可让双方有更清楚的了解。”

关于此次截款事件，在稍后的一次中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及中 国政府是否考虑将外国的人道主义捐款获准送到死难亲属的手中时，发言人章启

月回答说：这是发生在中国国内的事情，任何别的国家都无权干涉中国内政。

2 月 8 日（年初二），在京难属例行聚会，出席者共 14 人。

3 月 1 日，丁蒋离京赴川、鄂两省看望外地难属，同月 16 日返京。整个旅 程，完全由所在省区的国安部门严密监控。此次丁蒋看望了成都市和武汉市的三

家难属。原定还要看望两个省份其他几家农村的难属，但考虑到可能会给他们带 来麻烦，只得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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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斯诺夫人会见丁子霖受阻

3 月 31 日下午，丁接到斯诺夫人女儿从瑞士来电，告知其母、兄（克里斯 多夫•斯诺）已于当日抵达北京，欲于明日（4 月 1 日）上午 11 点前往人民大

学宿舍拜访，问是否可以？丁答表示欢迎。

斯诺夫人为了能使这次会见获得成功，于当日通过媒体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

明，实际上是告诉中国政府当局，她这次拜访丁子霖，纯属私人性质， “是一 个母亲和她的儿子，对另一位失去了儿子的母亲所能表达的同情和安慰，这也是

向所有在十年前的天安门屠杀中失去亲人、又在后来的岁月里被剥夺了正常生活 和自由的母亲和难属们，表达我们母子和他们的团结之心。”

但是，两位母亲的这次会见却遭到中国政府有关当局的无理阻挠。

4月1 日晨6 点，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派出众多便衣警察会同人民大学保卫部 的人员包围了丁蒋的住宅。

随之安全局的官员来到丁蒋家里，告知丁蒋：“根据上级指示，你们不能外 出。”并说：“希望你们采取合作态度，避免发生不愉快的情况。”丁回答：“一 位 80

多岁的老人，又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特地从国外来看望我，我不能拒绝。”

当天上午 11 时左右，在人民大学东大门发生了便衣警察阻拦斯诺夫人的事 件。

这天早上，“六四”难属苏冰娴女士来人民大学看望丁子霖，正遇上丁为斯 诺夫人来访一事与北京市安全官员进行交涉。苏转身离开了丁蒋家，随即去人大

东门外等候斯诺夫人的来访。

这以后发生的情况是：斯诺夫人准时来到人民大学东校门，苏冰娴女士上前 招呼，并陪同斯诺夫人一起向人大校门走去。但是，当她们来到校门口时，却遭

到了便衣警察和人大保卫人员的粗暴阻拦。对方称：他们很尊敬斯诺夫人，但斯 诺夫人没有按规定履行申请手续，不能进人民大学。为此双方发生争执。

其时，校门外聚集了很多围观的人群，还有不少事先等候在那里的外国记者。

记者们纷纷就斯诺夫人的这次来访向苏提出问题，苏用英语一一作了回答。双方 相持多时毫无结果，斯诺夫人遂不得不坐车返回下榻的宾馆，苏同车随行。在车

上两位母亲用英语作了交谈，斯诺夫人把要送给丁的礼物和 1000 美圆捐款托苏 转给丁。

这些情况丁蒋当时一无所知，苏回到家里后在电话里告诉了他们。 丁为此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就斯诺夫人来访受阻一事说：“我认为，这样对

待一位 80 多岁的老人、一位中国人民老朋友的私人访问，是很失礼貌的，也是 违反人之常情的。

“埃德加•斯诺先生和斯诺夫人是众所周知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们从来 对中国人民怀有友谊之心。今天，斯诺夫人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只是为了要对“六

四”死难亲属表示慰问和同情，并亲自向难属赠送她自己和朋友们的人道捐款。 我想，中国政府做出这样的事情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这不仅有损国家的形象和信

誉，而且也是中国人民的耻辱。”

声明最后希望政府当局改变态度，对斯诺夫人以礼相待，并立即作出弥补，以 实现斯诺夫人的愿望。

世界各大通讯社及主要媒体转发了丁的上述声明。

同日晚 8 点多，丁子霖与斯诺夫人用英语通了电话，丁表示不放弃努力，只 求默默见上一面，“拉拉手，拥抱一下”。丁在电话里对斯诺夫人说：“我未能

见到您，很难过。我想告诉您，我已向政府提出请求，在您离开北京之前同意我 能与您见上一面，让我们握握手，拥抱一下；我们可以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

在沉默中交流彼此的感情。

“我盼望目前的状况在最后的时刻能得到改变。我盼望能见到您。我将一直 等待到最后的时刻。”

丁从电话里听到了斯诺夫人激动的声音：“我的上帝啊！丁子霖，我终于听

到您的声音了。我很遗憾没有能见到您，我女儿已经告诉了您所遇到的一切。我 很抱歉给您和您的朋友带来的麻烦。

“我也正在努力申请与您见面，就象您所说的那样，我们可以不说话，不做 什么，只在沉默中握握手，拥抱一下。我不会放弃我的努力的。

“您不要伤心，我爱您，世界上很多人都爱您，都关心您，支持您所做的一 切。⋯⋯”

4 月 2 日晚，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官员第二次来丁蒋家谈话。来人称：绝对 不能见斯诺夫人，这个决定不能改变。并说，这件事并不那样简单，有外部势力

的插手和预谋；你们的事情不仅与一些境外组织有关，而且已成为一个国际问题。 丁回答：“我不管有什么背景，也不想知道是什么背景；我只关心与难属有关的

事情，别的事情我无意过问，也无意参加。这次斯诺夫人来访，她发了公开声明， 我也发了公开声明，光明正大，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4 月 3 日下午 1 点半，苏冰娴女士来丁蒋家为他们回南方老家送行，因为她 知道丁蒋早就预订了4月4 日的车票。按惯例，丁蒋每次回南方，苏都会送来一

大摞预先准备好的烙饼给丁蒋在路上充饥，这次也不例外。但是，这次她却遇到 了不测。当她来到丁蒋家门口时，竟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便衣警察强行塞进事

先预备好的小车。丁蒋闻讯上前阻拦，却被便衣猛力推开。双方又发生了一场冲 突。这次羁押苏冰娴女士，是对她接待斯诺夫人一事实行报复。

为此，丁立即发出了强烈抗议，她谴责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 的这起暴行，要求立即释放苏冰娴，要求国家和政府领导人立即出面制止这种蔑

视人权的恶劣行为，查办有关人员，并确保此类非法行为不再发生。

晚上，斯诺夫人通过外国记者知道了苏被绑架的事情，多次打电话向丁询问。 她对苏的被捕非常气愤。丁劝她尽快离开中国这块地方，要她放心。丁并表示，

她将改变回南方的计划，留在北京营救苏女士，一直到苏获释回家。

第二天，北京的许多难友闻讯赶到丁蒋家里，等待苏的消息。12 小时过去，

苏仍没有释放，大家又当即签发了一份抗议书。

4 月 4 日中午 12 点多，也就是斯诺夫人步入登机大厅的那一刻，北京国安局在 拘押了苏冰娴女士 24 小时后释放了她，并且把她送到了丁蒋家里。

苏冰娴女士回来了，斯诺夫人也离境了，事情似乎有了一个结局。当天的傍晚， 丁蒋登上了南去的列车，离开了北京这块伤心地。一路上他们神情迷茫，觉得眼

前一切都恍如隔世。

到南方后，丁蒋从收音机里得知，斯诺夫人在离境前，为营救苏冰娴女士，曾 作过很多努力；斯诺夫人甚至表示，如果中国当局不释放苏冰娴女士，她将考虑

把斯诺先生的墓从北京大学迁出中国境内。

据知，联合国官员对此次斯诺夫人北京之行受阻一事向她表示正式的慰问。

5 月 2 日，接“中国人权”来电告知，韩国、缅甸、阿根廷等国的母亲团体向 丁及“六四”难属表示敬意。

5 月 7 日，为迎接母亲节的到来，丁以个人名义发表《给世界各国、各地区母 亲们的公开信》。丁在信中说：

“在迎接新世纪第一个母亲节之际，我作为 1989 年中国北京“六四”惨案中 失去儿子的一个母亲，有几句话想向你们倾诉。

“尽管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的不同地区和国家，我们的种族、肤色、语言、 信仰不同，我们的生活境遇也不尽相同，但作为母亲，我们对儿女的爱，对和平、

安宁的向往，对强权、暴行、杀戮的憎恶，对弱势群体及受害者的同情，却是相 同的，因为这一切都出自我们慈爱的天性。

“但是，作为母亲，我们又常常是不幸的。我们承受着比人类其他群体更多 的艰难和痛苦。那些由战争、饥馑、暴行、杀戮所带来的苦难，总是首先落到我

们做母亲的身上；那些由各种天灾、人祸带来的不安和恐惧，也总是首先袭向我

们的心灵。

“我，一个普普通通的的中国母亲，当 1989年6月3 日中国军队的罪恶子 弹夺去了我年仅 17 岁的儿子的生命的时候，当我从失去理智的状态中清醒过来

并意识到我的儿子再也不可能回到自己身边的时候，我这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一 个母亲的不幸和痛苦。

“我想，在新世纪的第一个母亲节来临之际，有必要重申我们作为母亲的 责任。也许我们一无所有，也许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我们拥有一个母亲的爱。我

们有责任用这种爱去呼吁人类的良知，去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和仇恨。当然， 我们更应该为自身权利而抗争，而不是等着别人的施舍。”

6 月 2 日晚，全美学自联与台湾青年协会在华盛顿中国使馆前联合举行烛光悼 念集会。会上斯诺夫人被邀请讲了话。

会上还由“中国人权”主席刘青先生介绍了有关天安门母亲运动的情况，他说： 这个运动的宗旨是声援和支持丁子霖、苏冰娴等“六四”难属为死者讨回公道的 抗争。

6 月 4 日晚，香港地区举行一年一度的烛光悼念晚会。会上丁子霖第一次有 机会作了题为《致香港同胞们》的录音讲话。她说：“在以往的岁月里，您们始

终不渝地为一切在“六四”惨案中受害的人们讨回公道，年复一年地在这悲痛的 时刻悼念“六四”亡灵。我虽然不能前来参加您们的集会，但您们在滂沱大雨中

的游行队伍，您们手中那如星空般闪烁的点点烛光，您们那发自肺腑的悲壮歌声 和呐喊声，使我犹如置身于您们的队伍之中，我为此而激动，为此而落泪，我从

心底里感到莫大的安慰。“

接着丁谈到十一年来“六四”难属们的抗争，谈到难属们关于公正解决“六 四”问题的三项诉求，以及就“六四”事件和“六四”受难者问题与政府对话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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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7 14:46 只看该作者

（二十五）文集《生者与死者》出版

6 月，由“中国人权”编辑、出版的《生者与死者》一书第一版发行。在这 个文集中，收集了丁子霖、蒋培坤自 1994 年第一本书《丁子霖——“六四”受

难者名册》出版以来新发表的署名文章以及他们为“六四”难属群体起草的一些 文稿、文件。

在这本文集的前言里，作者作了如下的说明：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背负着中共当局强加于我们的一条罪名，说是“在

境外发表言论和文章，反对中国政府，反对社会主义，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触犯了中国的法律”；还警告我们说：“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完全由你们承担”。 现在我们自己把这些“言论和文章”收集起来，这样也就免得他们花费人力物力

到处去搜集“罪证”了。至于对这些“言论和文章”作怎样的评说，那是另一回 事，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应该由公众去评判。

“在收集、校阅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们好似跋涉在崎岖的山间小道上。在这 条道上，有难以攀援的悬崖峭壁，有望而却步的峡谷深渊，有见不到尽头的洞窟

和暗河。每当遇到一块可以立足的地方，我们总想停下来歇息片刻。今天，我们 依然走在这条山道上，步履还是那样沉重、那样艰难。我们有一种预感，也许此

生此世走不到路的尽头了。

“人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真实，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象人性、正义 这样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有时会变得软弱无力，甚至不堪一击；而那些兽性的东

西、邪恶的势力却能够轻易得逞。因此，历史总是重复着，总是嘲弄那些无力抗 争的善良者。如今，我们已告别了一个旧世纪，迎来了一个新世纪。我们不知道，

在这新的世纪里，时代的场景和角色会不会有所转换。

“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最终能看到些什么已经不再重要，但我们还会在已经 踏出的路上走下去，为了生者，也为了死者。”

在这个文集的封底上，引述了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黄默先生、香港立法

会议员陆恭惠女士、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天体物理学教授方励之先生以及前北京学

运领袖王丹对该文集的评论。

8 月 24 日，获悉由旅居美国的学生领袖王丹、刘刚、熊焱、周锋锁及“六 四”死难者亲属张立明等人出面。向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法院控告李鹏。9 月 22

日，美联邦法院通知李鹏出席听证会，或由律师代为出席。

10 月 9 日，丁子霖、张先玲、苏冰娴等 110 位“六四”受难者发表《关于 美国联邦法院受理“六四”事件受害人控告李鹏反人道罪一案的声明》，对王丹

等人采取法律行动、控告李鹏一事表示声援和支持。

11 月 4 日，夜，接“中国人权”组织执行主任萧强从巴西圣保罗来电，告知“中 国天安门母亲运动”获世界民主运动第二次代表大会“民主勇气奖”。这是“天

安门母亲”作为群体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奖。

为此，丁子霖于第二天凌晨代表“天安门母亲”群体致电代表大会，向与会 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她说：“今天我们获得这个奖项，说明我们并不孤立，我们

已经同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民主进步力量融合到一起。⋯⋯我们明白，我们的抗 争不仅是为了我们个人的权利，而且也是为了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争取人权和民

主的事业。我们希望继续得到朋友们的帮助和支持。”

12 月 6 日，张先玲女士陪同其丈夫去美国作短暂旅行后回国。在她出入境的时 候，海关均对她实行了搜身检查，抄走了一些有关“六四”难属的材料及私人信 件。

（二十六）哭冰娴

2001 年 1 月 8 日，丁子霖、张先玲、周淑庄、苏冰娴等 111 位“六四”受 难者就《中国“六四”真相》（张良著）一书发表声明。声明对该书的公开出版

表示欢迎，并呼吁中共和政府高层有更多的人士站出来揭露“六四”真相，以民 族大义为重，以国家前途和人民福祉为重，勇敢地与“六四”血案的元凶彻底决

裂，以实际行动促使“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

1 月 16 日，苏冰娴女士突然去世，难友们无不为之惊愕。苏的死因，初步断定 为误服无照经营药品商推销的所谓“排毒汤”，但当时未作定论，尚需法医作解

剖检验。

苏冰娴生前为“六四”难属中的重要一员，她与难友们患难与共，肝胆相照， 不辞劳苦地服务于群体，尤其是遇到冒风险的事情，她勇于担当，在所不辞。难

友们感念她生前为群体付出的心血，希望能在适当的时候为她举行一个小型的追 思仪式。

这年的 1 月 27 日，大年初四，本来是一年一度难友们相聚的日子，这次却 改为难属群体哀悼苏冰娴女士的日子。

这天下午，丁子霖、李雪文、张先玲等 25 位难友聚集在赵廷杰先生的家里， 赵在冰娴生前住过的房间里为她设立了一个小小的灵堂，墙上挂着苏冰娴女士的

遗像，下方摆满了鲜花。追思仪式由丁子霖主持并致悼词。在这份题为《哭冰娴》 的悼词中说：

“自从九五年我们相识以来，你就把我们这个受难群体当成了自己的家。你 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很多；可是，上天给予你的时间实在太少、太短暂了。

“我们还有很多话要说，还有很多事要做，还有很长很长的路程要一起走完。

我们不能没有你！可是你匆匆地离开了我们，连一声嘱咐都没有留下。

⋯⋯ “你倔强地倒下了，倒在了播撒爱心的路途上。⋯⋯你倔强地倒下了，倒在

了寻求正义的路途上。⋯⋯你倔强地倒下了，倒在了为凝聚我们这个受难群体呕 心沥血的路途上。

“我们怎能没有你啊！但是，我们却挽留不住你！你就安安静静地上路吧！ 在天地的这一端，你患难中的兄弟、姐妹将永远怀念着你；在天地的另一端，你

的爱子赵龙，以及和他一起倒下的人们将永远陪伴着你。

“冰娴，我们今天相聚在一起，向你作最后的话别。你放心地走吧，我们知 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我们也知道你想要做的是什么，就让我们去为你完成吧！”

1 月 31 日上午，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了苏冰娴女士的遗体告别仪式，出席 仪式的难友共 30 多位。全美学自联、“中国人权”以及斯诺夫人等海内外朋友发

来了唁电或悼念信函。

3 月 3 日，丁蒋再一次离京赴锡暂住。

3 月 27 日，丁蒋赴苏州为林昭扫墓。此前，丁蒋只知道林昭的墓在苏州， 却不知道确切的地点。此次丁蒋找遍了苏州郊区的几个公墓，最后在灵岩山安息

公墓找到林昭的墓。他们为林昭献上了几束野花，肃立默哀，照相留念，然后离 苏返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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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天安门母亲的话》

5 月 27 日，发表《天安门母亲的话》。这是“六四”难属群体第一次以“天 安门母亲”的名义向海内外申明自己的理念和诉求。在起草过程中，难友们进行

了反复的讨论、协商，最后达成共识。

这个文件说，我们是十二年前那场大屠杀的受害者。我们是一群因共同命运

而聚集起来的 89 天安门民主运动死难者的母亲。

“在以往的十二个年头里，我们曾经在地狱般的黑暗中呻吟，曾经在几近枯 竭的泪海中挣扎；我们也曾经被恐惧与绝望所压倒，曾经被流言与冷漠所吞噬。

但是，我们终于站立起来了——在我们儿女倒下的地方。

“今天，我们身上依然布满着累累伤痕，我们的步履依然是那样的艰难；而 且，在我们这个群体中，已有好几位勇敢的母亲离开了人世，倒在了寻求正义的

路途上。然而，我们已不再是愚昧、麻木的一群，也不再是怨天尤人的哭泣者。 我们既然已经站起，就绝不再躺下。我们蒙受深重的苦难，但这苦难沉积在我们

心底的已不再是牙眼相报的偏狭与仇恨，而是对道义与责任的一种承担。

⋯⋯ “我们在这里庄严地重申我们作为一个母亲群体的责任。作为群体中的一

员，我们每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境遇乃至政治和宗教信仰都不尽相同，但我们

作为母亲，我们对自己的儿女、对所有孩子的爱，对和平、安宁的向往，对强权、 暴行、杀戮的憎恶，对弱势群体及受害者的同情，却是相同的，因为这一切都出

自一个母亲的天性。也许我们一无所有，也许我们做不了什么，但我们拥有一个 母亲的爱。正是这种爱，使我们这些孤立的个体凝聚在一起并激励我们走上寻求

正义之路；也正是这种爱，使我们获得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与自信，并促使我们 加入到世界上为争取自由、民主、人权而斗争的行列。

“今天，我们将把这种爱视为一种责任，希望以此来呼唤人们的良知，来化 解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和仇恨，来改变至今仍遗留在我们头脑里的对生命及人的价

值的漠视。我们相信，这种来自生命源头的爱是伟大的；她作为一种责任，将使 我们变得更坚强、更智慧，也将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理智、更富有人性，从而更

有效地制止暴行与杀戮。

“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 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今天，尽管我们所处的环境仍然是那样

的严峻，但我们没有理由悲观，更没有理由绝望，因为我们坚信正义、真实和爱

的力量足以最终战胜强权、谎言和暴政。”

在这个文件上签名的有 112 位“六四”受难者及受难亲属。对于这个“六四” 受难群体来说，这个文件不仅是一份宣言，而且是一个行动的准则。在以后的年

月里，难友们都自觉地遵守这个文件提出的理念和原则，使群体的抗争走上了一 个新的台阶。

6 月 1 日下午，北京市国安局两名官员来丁蒋家里谈话。来人说：“六四” 这件事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你们还是想开点。我们知道你们的儿子是个好孩子，

是很不幸的，那个日子快到了希望你们节哀。“六四”这件事嘛，还是让历史去 评价吧！

丁问：“六四”这个日子就要到了，是否你们的人又要到我家门口“上岗” 了？

来人答：我们提前来了，今年他们（指便衣警察）就不来了。 谈话的最后，来人透露了此次谈话的真意，即希望丁蒋给他们一个承诺，不

要同外国媒体面对面接触。

丁对此回答：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这一点我们早已同你们说清楚了。这 是一个公民的权利。江泽民可以面对面接触西方记者，甚至与西方政要搞什么伙

伴关系，我们作为公民，为什么不能接触海外媒体。在这点上，我们同江是平等 的。再说，我从来不主动邀请西方记者来我家里，都是他们主动来找我们。他们

来我们家里，我们以礼相待；他们问我们什么问题，我们按事实说话。记者要的 是事实，不需要别的。

此次谈话至此结束。

6 月 2 日至 4 日，为亡儿作例行的生日祝福和忌日祭奠，无异常。

6 月 4 日，安葬在京郊万安公墓的七位死难者亲属去墓地做周年祭奠。死难

者段昌隆的母亲周淑庄女士被北京市西城分局的警车堵在胡同口，经一个小时交

涉才放行，但来回途中均被监控。周因于 1999 年患脑血栓造成半身不遂，她是 由家人推着轮椅去万安公墓的。其丈夫段先生留守家中，亦被警察监控。

这个“六四”周年，有很多位伤残者和死难者亲属受到公安的监控。

9 月 11 日，美国纽约、华盛顿发生恐怖袭击事件。第二天，“六四”难属以 “天安门母亲”名义发出公开信函。信中说：

“我们怀着万分沉痛的心情，向所有惨遭不幸的死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 所有的死难者亲属和伤残者表示人道的同情和慰问。在此艰难、悲痛的时刻，我 们与你们同在。”

⋯⋯ “这次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关系到我们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因为它给

整个地球蒙上了一层死亡的阴影。在这里，我们以曾经在 12 年前遭受同样灾难

的母亲和妻子的名义，愤怒谴责国际恐怖分子对自由人类及世界文明犯下的最令 人发指、最难以容忍的野蛮暴行。我们呼吁世界上所有把维护人的生命视为天职

的母亲和妻子们以及所有热爱和平、热爱自由的人们联合起来，同国际黑暗邪恶 势力作殊死的斗争，并以此为契机，加速推进人类自由、文明的进程。”

11 月 13 日，爱尔兰保护人权工作者国际基金会主任玛丽•罗娜女士来函， 邀请丁子霖参加明年 1 月 17—19 日在都柏林举行的一个名为《前线》论坛的国

际会议。丁考虑到中国政府不会允许她前往赴会，致函玛丽•罗娜女士作了说明， 并表示道谢。

12 月 21 日，获悉王若望先生于纽约病逝，丁给羊子去电表示哀悼及慰问， 并托一美国友人代为敬献花圈。下午羊子来电，告王若望先生的追悼会定本月

29 日举行，并邀请丁蒋参加治丧委员会，丁蒋表示同意。若望先生与丁蒋虽未 曾谋面，却建立了深厚友谊。为此，丁蒋以《无法埋藏的怀念》为题撰文追忆了

他们与若望先生的一段难忘的交往。

2002 年 1 月 1 日晚，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中层干部找到丁蒋家里，向丁蒋提供

了一位“六四”死难者的情况。死者名叫程仁兴，湖北通山县人，生前为中国人 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 87 级双学位毕业生。1989年6月4 日凌晨，程遇难于天

安门广场中央的国旗旗杆下。他腹部中弹，因流血过多，未能及时抢救而死亡。 这位死者在 1994 年的《六四死难者名册》已有记录，但姓名误为“程红兴”，遇

难情况不详，丁寻找其亲属十三年未得。由于这位干部的帮助，此次终于与死者 亲属取得了联系。这是所找到的遇难于天安门广场的第三位死者。

（二十八）为“天安门母亲”争取 2002 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候选 人提名

1 月 10 日，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应“天安门母亲”支持者的要求，发 起为“天安门母亲”争取 2002 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活动。

在全美学自联为此发表的文告中说：“天安门母亲”作为一个群体，是由一九 八九年“六四”大屠杀中失去儿女或亲人的母亲组成的。多年来，她们不畏强权

及高压，收集“六四”死难者的名单，记叙他们被屠杀的经过；对‘六四’死难亲 属及伤残者进行人道救援；要求全国人大组织特别委员会全面调查大屠杀；起诉

‘六四’屠杀的元凶李鹏，等等。

“在这些事迹中，以她们在中共专制极权的层层阻扰下，艰难地收集和整理 “六四”死难者名单的活动尤为突出，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的里程碑。在中国

的历史上，人从来就是不平等的，而无论生或者死都历来被忽视，尤其是社会底 层和贫穷的人。其结果就是：普通人的死亡往往不会被正式记录。例如，在一九

三八年日本侵略军犯下的“南京大屠杀”中，中国政府估算的死亡人数大约是三 十万，但从来就没有收集过一份死难者的名单，更不用说日本侵华期间死亡的三

千万中国人了。而在中共执政的五十多年里，1958 年“大跃进”以后的三年时 间里，官方的统计有三千万人因饥饿而死亡，也没有死亡名单。另外，中共当局

声称十年“文革”中大约有一百万人死于政治迫害，也没有死亡名单。这种无论 是出于政治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对个人死亡没有记录的历史，反应出中国的政府

和中国的文化都普遍缺乏对生命价值的尊重。

“以丁子霖和张先玲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收集名单的活动之所以称得上史 无前例，是因为这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是唯一的一次将个人死亡整理成文字的尝

试。她们的这种尝试，代表着普通中国人对忽视个体生命这一传统的挑战和对政 府强权的反抗，并且也是第一次开始接受生命的普世价值。虽然她们的死难者名

单由于政府的干扰而未能完整，但这个名单涵盖了各个社会阶层和年龄层次。一 百七十三人的名单中，最年轻的死者只有九岁，年纪最大的是五十六岁。如果没

有“天安门母亲”的努力，他们的死亡很可能就会完全被遗忘。这个名单将不单 单提醒中国人，也将使世人牢记：每一个生命，无论其生还是死，都是有价值的；

这个名单也将昭示：所有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而至少在死亡面前所有人都是平 等的。授予“天安门母亲”诺贝尔和平奖将带给中国人、尤其是弱势群体和社会

底层的人们一个重要信息：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忽视个人生命的传统与生命的普 世价值观格格不入。尊重死者将是对生者尊重的开始。”

这个文告呼吁具有推荐人资格的各方人士参与这项提名、推荐活动。文告并 附有全美学自联为推动这次提名活动特地准备的英文资料，包括“天安门母亲”

的介绍、提名理由、丁子霖简介及其他相关文件。

这项倡议得到了很多海内外人士的支持。在一段时间里，他们纷纷撰文或发 表谈话，介绍、评论“天安门母亲”群体多年来所从事的活动和所进行的抗争，

使中国的“天安门母亲”成为一个广为世人所知并受到各界关注的受难者群体。

2 月 16 日下午，例行的难属春节聚会，参加者共 11 位。会上通报了海内外 为“天安门母亲”争取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提名的有关情况，商议了对此次提名

活动应持的态度。难友们达成如下共识：这次提名活动对于难属群体来说，既是 一份荣誉，也是一个激励；能否获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以此提名活动为动力，

更有成效地继续我们的抗争。

4 月下旬，丁子霖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第一次以个人名义表明了对海内 外为“天安门母亲”争取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态度。大意是：作为个人，我希望

天安门母亲群体能够获得这个奖项，因为这是对我们“六四”受难群体十多年来

所作抗争的肯定，也是对十三年前在那场民主运动中死去的亲人们的肯定。但是，

我尊重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的选择。在我看来，能否得到这个奖项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得到了海内外很多人士的声援和支持。我从中外人士尤其是国内人

士发表的文章里看到了一种新的道德、新的价值观念正在形成，这使我们看到了 中国的希望。

在这次采访中，丁还代表天安门母亲群体对各方面关心“六四”难属的人士、 尤其是参加此次推荐活动的中外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3 月上旬，“两代会”期间，115 位受难亲属和伤残者联名向人大代表和政 协委员发出公开信，要求他们履行职责，责成最高人民检察院尽快对“六四”

难属群体三年前对李鹏的控告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答复。

“六四”十三周年前夕，“六四受难者对话团”致函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 重申受难者群体关于公正解决“六四”问题的三项要求，并要求早日就“六四”

事件及受难者的问题实现与政府方面的对话。

6 月 1 日，全美学自联主持召开了华盛顿地区“六四”十三周年纪念会。4 日，纽约地区召开了由几个旅美团体联合举行的纪念会。在这两个纪念会上，都

播放了丁子霖的录音讲话。丁的这个讲话中说：“在今年的“六四”十三周年， 令我感到无比沉重的，是我不能忘怀有这样三位遇难的大学生。他们是中国人民

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的双学士生程仁兴；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硕士研究生戴金 平；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的硕士研究生周德平。这三位中的两位，程仁兴和

戴金平，都是被戒严部队枪杀于天安门广场的，前者倒在“共和国”的旗杆下， 后者倒在毛泽东纪念堂附近。这三位大学生都是农家子弟，生前都肩负着改变全

家贫困境遇的希冀和重托。然而，为了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为了改变我们 中国人的命运，他们毅然放弃了个人和家庭的一切，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我们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记住他们倒下的地点。”

在这个讲话中，丁还谈到了这三位死难者的亲属在漫长的岁月里所遭受的令 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她说：“我今天在这里提起这些，只是想告诉朋友们，

“六四”虽然已成为历史，但它带给我们这个民族的灾难并没有在今天的现实中 终结，历史的伤口也没有弥合。”

6 月 2 日晚 9 点，丁子霖应“自由亚洲电台”邀请，与当年戒严部队的一位

中尉军官李晓明（旅居海外）一起接受了该台的采访。在一个小时的节目中， 通过越洋电话现场回答了国内听众有关“六四”问题的各种提问。两人以完全

不同的身份，从各自的角度对当年的那场大屠杀作了公开的指证。当一位听 众提到当年戒严部队的士兵也有伤亡，要求丁就这个问题表明自己的看法

时，丁作了如下回答：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等值的，戒严部队战士的死亡， 同样是一个悲剧。我理解和同情他们的父母亲属为失去亲人而感到的痛苦，

正如我失去自己的儿子而感到痛苦一样。因此我也不赞成民众采取过激的行 动。但是，作为人民子弟兵全副武装对付老百姓，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

无论怎么说是错的。这里有一个是非问题，这个是非不容忽视。当然，责任 主要在决策者，他们把人民军队拖入了一场罪恶的屠杀，以致军民双方都造 成了伤亡。

6 月 4 日，张先玲、周淑庄、李雪文、尤维洁、黄金平、黄雪芬、郝建等 七家难属，在公安与便衣警察的严密监控下，于京郊万安公墓“六四”死难者

袁力墓前举行了集体祭奠仪式。这是十三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从 99 年起， 这些死难亲属从单独、分别祭奠演变为集体祭奠，参与家庭也不断增加，由 此形成惯例。

6 月 5 日晚，丁子霖应“美国之音”邀请，以嘉宾身份参加了该台“时事大家 谈”特别节目，通过电话回答海内外听众有关“六四”事件及受难亲属的各种问

题，提问者多数持反对镇压、同情死难亲属的观点，也有个别支持“平暴”、 责难 89 学运的。丁代表难属群体对同情者表示了感谢，对责难者作了耐心

解释。听众中有一位姓刘的中校军官，当年参加过北京的戒严。他说当年他 不愿意开枪，暗示属下的战士把枪扔到护城河，事后从河里捞出了 5000 多

支枪。他说战士也有开小差的，但后来受了处分。这次同时作为嘉宾参加对 话的还有当年的学生领袖封从德以及当年的戒严部队军官李晓明。

7 月的一天，“亚洲反失踪联盟”（联合国承认的非政府民间组织）理事长、 菲列宾藉的艾玲•玛丽女士由一位朋友陪同，专程来京看望“六四”难属，并同

难友丁子霖、尤维洁作了长时间的交谈。在此次会面中，艾玲•玛丽详细介绍 了反失踪联盟的宗旨及活动情况，丁、尤则介绍了“天安门母亲”群体形成的

过程及多年来所进行的抗争。艾玲•玛丽女士提出希望中国的“天安门母亲”

群体能加入“亚洲反失踪联盟”。鉴于在已找到的“六四”死难者中有不少是属 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失踪者，更鉴于还有一些失踪者至今我们尚未找

到，而更主要的是为了争取国际声援，丁曾会同在京的一些难友作了反复磋 商，决定接受联盟邀请，加入该国际民间组织。8 月，该联盟在泰国召开理

事会，正式吸收“天安门母亲”群体为该盟成员。

9 月，丁子霖收到寄自香港的两大纸箱邮件，邮签上的寄件人为“香港天 安门母亲运动”。这是 2002 年“六四”期间香港民众为天安门母亲精心制作的

心意卡和亲笔书写的慰问信。其中心意卡共 1553 张，慰问信共 157 封，合 计 1710 件。

同月，在中共 16 大结束并选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之际，114 位难友致函中 共领导人再次提出“六四”问题，要求新一届领导人着眼于国家、民族的未来，

弃旧图新，改弦更张，对中共历史上这一无法抹去的罪恶与耻辱作出认真的反思 和忏悔，并以坦荡的胸怀、勇于承担后果的气度对此次事件尽快作出重新评价。

公开信得到了国内外一些知名人士的声援。国内刘晓波、包遵信、茅于轼、 余杰、张祖桦以及国外王丹、王军涛、胡平、萧强等 16 位人士发表了《支持“六

四”难属致中共十六大中央委员会公开信》的呼吁书。

2003年2月3 日（大年初三），难属例行春节聚会，参加者 19 人。

2 月 7 日，丁子霖由一位天津藉的难友陪同，赴天津武清区寻访“六四”死难 者李浩成的亲属。李生前为天津师范大学的学生，家住天津武清县农村。关于这

位死难者的名字，几年前就知道了，但提供线索者没有提供死者家人的姓名和住 址，只提供了一位间接的知情者。在从 2001 年开始的两年多时间里，丁和张先

玲女士曾赴天津寻找，一直没有结果。这次是第二次，经过了很多周折，终于找 到了死者的亲属，也了解到了死者李浩成遇难的情况。李是在当年6月4 日凌晨

戒严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在广场东南角的一个地方拍摄现场照片时连中 两弹致死的。

2 月 15 日，难友丁子霖、张先玲、郭丽英等 6 人去北大未名湖畔为埃德加•斯

诺先生扫墓。这是“天安门母亲”群体对斯诺夫人作出的承诺。2000年4 月， 斯诺夫人来华会见丁子霖受阻，从此，她不再踏上中国这块令她伤心的土地。为

了了却老人的思念之情，群体做出决定，每年斯诺先生的忌日，难友们都会前往 斯诺先生的墓地祭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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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7 14:47 只看该作者

（二十九）关注“六四”失踪者的命运

3月3 日，“六四”受难者和受难亲属致函正在北京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大 和全国政协，要求与会者关注“六四”失踪者的命运。

这封公开信说：“在漫长的寻访活动中，我们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失踪者。他 们都是在 89年6月3 日及以后的几天里突然消失的。他们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至今下落不明。他们的亲属在过去的岁月里曾多方寻找，但毫无结果。同“六四” 死难者一样，他们都是那场流血惨案的无辜受难者。到目前为止，我们已记录下 了 12

位这类失踪者的名字，而据我们多年来的调查、了解，实际的失踪者数字 要远远多于记录下来的数字，比如当年曾被仓促地掩埋于天安门附近的一些遇难

者尸体至今没有下落。可以断定，这些失踪者已不可能重新回到自己亲人的身 边。”

公开信说：“在人世间，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去 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能允许一个无辜的生命无缘无故地从这个地球上

消失；任何一位活着的父亲或母亲，都不能容忍自己的儿女尸骨无存地永远消失 于曾经生养过他们的家庭。”

公开信要求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新一届人大常委会就“六四”事件失踪 者的问题作出相应的专项决定。此项决定应包括：责成政府有关部门对“六四”

惨案中的失踪者进行专项调查，并公布调查结果；对于确证已经死亡的失踪者， 应委派专人找回死者的遗骨，并负责把遗骨交还给死者亲属；对于确证死者已被

毁尸灭迹，应该对其亲属作出严肃负责的交代；对于失踪者亲属的权益，应该与

死难者的权益同等对待。

公开信最后指出：要求公正解决“六四”失踪者的问题，是一个公民所拥有 的最基本的权利，也是一个政府所应遵行的最基本的人道准则。

在这份公开信上签名的共有 115 位“六四”受难者和受难亲属。 “六四”十四周年前夕，丁子霖在《从“六四”失踪者的命运谈起》一文中

专门谈了失踪者的问题。文中说：“在大量的失踪者之中，至今还没有发现有一

例得以生还的。这证实了当年惨案发生时的许多传闻：有很多死者已被戒严部队 毁尸灭迹。这似乎很难让人们接受，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现在都知道在我们

最初找到的一批死难者中有一位名叫王楠的中学生，他是我的难友张先玲女士的 幼子。人们还知道，王楠遇难后，其尸体是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第 28 中学门前的

土坑里被挖出来的。然而，人们未必都知道，与王楠一起被掩埋在同一地点的死 难者少说也有 20 位之多。至于这些尸体的去向，几乎无人知道。⋯⋯这件事暴

露了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当年确实有很多死难者的尸体被戒严部队秘密地“处 理”了。当时的北京有很多传闻，比如说有很多尸体被戒严部队装进黑色塑料袋

偷偷运走了，又比如说戒严部队曾接管北京东郊火葬场数日用来焚毁尸体，等等。 对于这类传闻，当局始终讳莫如深，民间更无从查证，但我们想，事情的真相总

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

（三十）来自大洋彼岸的问候

自 2002 年 11 月中旬至 2003 年年初，丁子霖陆续收到来自美国近四十多个州 的 200

多份慰问信卡。这些慰问信卡的邮寄者几乎全部是美国公民（仅有一封来 自意大利）。据了解，这次寄卡活动是由美国的一个人权组织——“人权观察” 发起的。

在“人权观察”就这次寄卡活动向美国公民发出的一份公告中说：“1989 年

6 月 3 日晚至 4 日，政府军队在镇压聚集在被视作倡议和平政治改革的天安门广

场上的争民主的示威者期间，杀害了上百个男子、妇女以及儿童。在那场被称之

为天安门大屠杀中，士兵们可耻地向抗议者和围观者射击，有些疯狂的坦克则碾

向那些未及躲开的人群。在随后的日子里，还有一些民众被士兵们草草枪决。在 军队干涉期间，北京至少有上百民众被杀，上千民众受伤致残。在此之后，在全

中国则有上万人被捕。

“丁子霖的儿子，蒋捷连是一位才 17 岁的高中生。他被子弹从后背射穿过他 的心脏。丁子霖化悲痛为行动，聚集了一个被称之为“天安门母亲”的人权群体。 从

1989 年开始，这些母亲和其他亲属们勇敢地从事寻求正义的运动，企图迫使 当局设立公开调查屠杀的小组，并同意给那些死难者家庭和伤残者以赔偿，他们

搜集关于被害的详情并为那些伤残者和死难者家庭提供救济。由于公开挑战政府 屠杀的立场，天安门母亲们遭受到政府持续的威胁和迫害。

“您可以在寄给丁子霖的慰问卡中表示对其他母亲和亲属们的支持。” 读着每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慰问信卡，让人无法遏制内心的激动。这里只能

摘录其中几份信卡的留言（译文）：

“亲爱的丁子霖以及所有那些在天安门广场被杀害者的母亲们，在美国我们 非常清楚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什么，我们通过电视看到了一切，我们还在我

们的报纸上读到有关的报道。我们对你们失去家人和朋友深表同情，我们对你们 为自由、正义以及和平所作的抗争表示关心和支持，愿这一天早日光临于中国人 民。”

“亲爱的丁子霖，我有你、你丈夫和你们的儿子的合影，我也有一个身材高 大的儿子，然而我是如此幸运，因为我们富有生气地活着——他永远不必去面对

曾经发生在中国天安门广场或其他地方的恐怖的事情。我为您和其他的母亲们感 到骄傲，因为你们没有使你们死去的孩子的精神丧失。为你们大家祝福！”

“作为一名美国大学生，我称赞并支持你们的孩子们对民主、正义及自由的 追求，尽管 1989 年时我才 9 岁。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像你们孩子那样勇敢

的民众去作出努力，民主是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

“向天安门母亲们及其家庭致以节日的问候：横贯万里，至少有一个人在关 心着你们，祈祷者在为你们祈求和平与欢乐。在世界各地用如此众多的方式欢庆

新年之际，愿你们能寻求到和平，并对爱、欢乐、和平怀有同样炽热的希望。”

“丁子霖和天安门母亲们，在这冬季气候寒冷天空阴暗的时候，我送上这些 文字，让你们知道你们不会被遗忘，保持希望，我们关心着你们！”

4 月初，刘晓波、刘霞夫妇去无锡张泾镇丁蒋寓所小住，期间，由丁蒋陪同 一起去了苏州太湖旅游区三山岛休憩逗留了三天，后又一起前往苏北泰兴县黄桥

镇凭吊丁的二伯父丁文江先生故居。丁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奠基人，又是在 2、30 年代与胡适、傅斯年等创办《努力周刊》、《独立评论》的自由派著名人士。刘

晓波夫妇在无锡、苏州、黄桥的整个旅程，均被置于当地国安部门便衣警察的监 控之下。

6 月，丁又收到了寄自美国马里兰州的给“天安门母亲”的 3000 份慰问卡。 这些信卡白纸黑字，整齐划一，上面用英、德、中、法（或西班牙）、希伯来文

等五种文字分别写着：“勇气不会消失，我们祝福你们！”、“放心，我们不会 忘记你们！”、“不要因此沮丧，我们不会忘记！”等等。这三千份信卡每一份

都有寄卡人的亲笔签名。

这些信卡是由专人负责收集起来后装在一个纸箱里通过国际邮局寄给丁的， 但丁第一次前往领取时却遭到海关的开箱检查并扣押，后经多次交涉，才在几天

后发还。后经了解，这次寄卡行动同样是由“人权观察”发起的。

丁为此代表“天安门母亲”致函“人权观察”并通过他们向所有寄卡人表示 感谢。丁在信中说：“今年（2003 年）6 月份，我非常意外地收到了你们——3000

位素不相识的马里兰州朋友们寄来的慰问信卡。这对我们这些在 14 年前的大屠 杀中失去了亲人的母亲和妻子以及其他受难亲属来说，是一件最珍贵的礼物。它

体现了远方朋友们的同情和爱，体现了人类的一种普世价值。同时，这也表明了 你们对地球这一端的中国人的命运的关注。

“我已把你们信卡的复印件分送给迄今已找到的每一位“六四”死难亲属和 伤残者，让他（她）们一起来分享你们的这份温暖和关心。你们的信卡的原件，

经我们商议决定，将全部妥善地保存起来，把它们留给历史，留给未来，为的是 让我们的同胞永远记住：在那没有自由、没有尊严、充满着苦难和杀戮的年代里，

有一群美国朋友曾经支持、帮助过我们。”

7月1 日，香港同胞为抗议特区政府的所谓“23 条”立法，发起了有 50 万人 参加的大游行。为声援香港同胞的正义要求，“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表声明，声

援和支持香港同胞为取消 23 条恶法而进行的抗争。在这份声明中说：“多少年 来血和泪的洗礼，使我们深深懂得人的自由之可贵。失去了自由，就失去了一切！

剥夺了自由，就剥夺了一切！但是，自香港 97 年回归以来，我们眼看着香港同 胞的自由、尊严和权利一天一天地被侵蚀、生存境遇一天一天地趋向于恶化。对

此，我们始终怀有极度的忧虑。我们绝对不愿意看到香港同胞遭受到大陆同胞曾 经遭受的而且现在仍然继续遭受着的种种厄运，我们真诚地希望香港同胞能真正

地享受“港人治港”的各项权利，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香港《苹果日报》 刊登了这个声明。

9 月的一天，青年评论家余杰由刘晓波陪同看望了丁蒋两位，余带来一盘本 年度万人杰新闻文化奖颁奖仪式的实况录象（余为该奖获得者，不久前去美国出

席了颁奖仪式）。在录像带里，除了有余杰的画面，还有另一位获奖者杨逢时女 士的画面，杨所致获奖答辞感人至深，其中谴责了十四年前发生在北京的那场大

屠杀，并对那场大屠杀的受害亲属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事后，丁给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已经很久不愿在人们面前落泪了， 但我这一次怎么也无法忍受，而晓波和余杰竟也当着我的面相抱痛哭。想想今天

每日每时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一切，我们似乎生活在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如今已 被厚厚一层尘土覆盖得难以辨认也难以寻觅了。但我依然相信，这才是一个真实

的世界！一个保留着人性光辉的世界！我牢牢记着您的话：‘为天安门母亲说句

话，只不过是一个人起码良知的自然表白。这不是政治，是良心。⋯⋯总有一天， 天安门前也会竖立起一座不朽的纪念碑，所有“六四”殉难者的名字及每一个被

专制铁蹄摧毁的生命都将永远地镌刻在历史的墓志铭上。’对您的这些话，我很 难用用更多的语言来表达，惟有说一声‘谢谢！’”

5 月 29 日，“亚洲反失踪联盟”理事会主席玛丽•艾玲女士致函丁子霖，祝 贺中国的“天安门母亲”被接纳为该联盟成员。

在这封信中说：碰巧今年的 6 月 4 日，是亚洲反失踪联盟的成立纪念日，它 已经五周岁了，而天安门母亲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成了这个联盟的会员。

信中表示：虽然目前从争取公义、真理和纠正错误方面来看，我们尚没有足 够的理由来庆祝，因为中国政府仍然拒绝调查真相，惩罚屠杀者，仍然拒绝让受

难者家属和伤残者获得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可是您和您的难友们的勇气，在政府

强大压迫下不屈不挠气概，却是我们不能忘记的。⋯⋯在“六四”14 周年之际， 我们与您一起怀念死者和失踪者，同为他们流泪，我们也与您一起迎击恶劣的环

境及人权侵犯者。让我们携手创造新的真实!

8 月 17 日，丁子霖复函给玛丽•艾玲女士并转斯里兰卡失踪者父母及家庭成

员协会（OPFMD）、拉丁美洲失踪及被拘禁者家庭协会联盟（FEDEFAM）、印尼失

踪者家属协会（IKOHI）和失踪者与暴力受害者委员会（KONTRAS）、克什米尔失 踪者家属协会，感谢这些国际的受害者组织对中国“天安门母亲”的声援和支持。

在这封信里，丁叙述了中国“六四”受难者亲属在以往岁月里走过的艰难的 道路，并通报了为即将来临的“六四”十五周年纪念活动所作的准备 。

8 月中旬，在京难友就筹备“六四”十五周年纪念活动的事宜作了初步的商 议。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涉及到十五周年的口号。经难友们反复磋商，达成了

如下共识，也就是十六个字：“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 这十六个字既是我们今后努力的目标，也是向海内外各界人士发出的呼吁。

8 月下旬，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几位成员来访。为协助国内“天安门 母亲”准备十五周年纪念活动，她们提出找几位“六四”死难亲属作一次录像采

访，并把此次采访制作成一套“六四”受难者证词光碟。经双方努力，这次录制 活动于几天内完成。在录制成的这套光碟中，由六位死难者亲属讲述了她们亲人

遇难的情况，以及十五年来她们的痛苦与挣扎。丁子霖利用这个机会，呼吁人们 特别关注当年那场大屠杀中的失踪者的命运，因为这些失踪者“活不见人，是不

见尸”，他们的亲属更需要人们去关注和同情。

在这次来访中，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的朋友还向在京难属赠送了几件当 年专为“六四”周年制作的文化衫。因数量有限，丁建议由专人保管留作纪念。

来人当即表示，他们可以帮助国内难属代为印制一批同类的文化衫，以作为“六 四”十五周年的纪念品。丁、张接受了这个提议并表示感谢。经在场难友协商，

决定这批文化衫的图案如下：前胸，借用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图标；后背， 则印上“1989—2004”的字样。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批文化衫竟成了 2004 年 3 月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羁押丁 子霖、张先玲和黄金平的所谓“理由”。

9 月上旬，丁蒋回无锡家乡暂住。

（三十一）蒋彦永医生“六四”正名建议书 这年秋末的一天，丁在南方接到北京三 0 一医院蒋彦永医生的电话。对方自

我介绍说：“你不认识我的，我是三Ｏ一医院的蒋彦永。”当时丁很感意外，于

是说：“我们是不认识，但我们都知道您，都很尊敬您，您救了中国那么多人，

也挽救了中国人的形像⋯⋯.”就这样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开始了电话中的交谈。

蒋医生在电话里问及丁蒋的健康情况。当他知道蒋患有冠心病且频繁发作，他就

催促丁蒋赶快回北京。他说：“赶快回北京治病，不要耽误。”在他的多次催促

下，丁蒋提前于 11 月中旬回到了北京。

回京后，丁蒋带了病历前往一 0 一医院干休所宿舍拜访了蒋医生。他请来了三 0 一医院两位有经验的主任大夫给蒋会诊，两位大夫建议蒋立即动手术。

那次，丁蒋给蒋医生带去了在海外出版的第二本书：《生者与死者》（2000 年 出版）。另外，还送给他一本“六四”十周年时由“中国人权”出版的小册子：

《见证屠杀，寻求正义》。这次见面，三人的心情都很沉重。蒋医生详细地向丁 询问了儿子在 89 年遇难的情况，丁对此作了回答，同时介绍了这十多年寻访到

的一些同命运家庭的情况，其间列举了几家比较典型的例子。丁流著泪讲，蒋流 著泪听。听完丁的介绍，蒋医生向丁蒋讲述了当年六月三日夜里他所亲身经历的

事情。他当时作爲一个外科专家，是医院里抢救伤员的总指挥。他告诉丁蒋，当 时他们共收治了 89 个伤员，其中抢救无效死亡者 7 人。丁告诉蒋医生说：“在

我们所收集到的名单中，死于三 0 一医院的只有三位，还有四位没有找到。”丁 询问他是否知道死者的名字，他说他不知道，但他答应以后帮助寻找。虽然是初

次见面，但一谈起“六四”这个话题，似乎双方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丁表示，

对“六四”死难者和失踪者的寻找工作还将继续下去，为死者讨回公道的抗争也 将继续下去。他对丁表示：“‘六四’问题的解决是早晚的事。”

爲了证明他的看法，那次他曾告诉丁蒋，在 1998 年的时候，他曾见过杨尚昆。 他说：“杨当时表示：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已经

无力去纠正，但将来是一定会得到纠正的。“他接着说：“其实在高层里边有杨 尚昆这种看法的，绝对不止一个。”当时丁蒋听了很感意外，因为谁都知道杨当

时参与了镇压；但他们相信蒋医生所说的，因爲蒋医生在 SARS 疫情上说了真话。

在以后的日子里，丁蒋与蒋医生除了经常通电话，又有过多次来往，直到他 于 2004年6月1 日被羁押、被软禁。

2004 年 3 月 7 日，蒋彦永医生终于给当时正举行的两代会和中央政治局发出 了一封公开信，信里建议为 1989

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蒋医生此举揭开了 “六四”十五周年纪念活动的序幕。在这封公开信里，他详细披露了当年他参加

抢救伤员的情景，也曾谈到吴祖光先生为平反“六四”所作的努力，谈到党内一 些开明派人士对“六四”事件的看法。信中还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最近读了‘天

安门母亲’丁子霖写的《为了中国的明天——生者与死者》一书，使我清楚地知 道了，她作为一个在六四事件中被残杀的 17 岁的热血青年的母亲，十多年来经

受了各种压力，忍受了极大的痛苦。她和难属们千方百计寻找和联系了近二百位 死难者家属和致残者的，并以各种方式表到他们的愿望——要求政府对他们的亲

属被无辜杀害作出认真负责的交代——这是一个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谁没有父 母、子女、兄弟姊妹？谁的亲人被这样无辜杀害，都会像他们一样提出这种要求。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中国人、一个人，都应该理直气壮地支持他们的正义要 求。他们从 1995 年开始，每年都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公开信提出严正的要求。

但遗憾的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对这样一个严肃的请求，竟然置若罔闻， 一字不答。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是交代不过去的。 ”

3 月 11 日，也就是蒋医生发表公开信的第四天，自由亚洲电台“中国透视”专 题节目主持人陈奎德先生邀请丁子霖就蒋医生的“六四”正名建议书进行了座谈。

在这次座谈中，丁首先回忆了她与蒋医生从最初的一个电话到彼此建立起真诚友 谊的过程。她说：从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就觉得现在在中国大陆像蒋医生这样待

人热情、心地纯正、平和谦逊的人很难得，甚至非常难得。她提到，有一次蒋医 生对她说：有人称呼蒋爲“蒋先生”，蒋不让；说：“我是医生，你们就称我‘医

生’好了。”她说：作为一个老党员，老军医，他今天能够站出来，敢于为弱势 群体仗义执言，如果不是有一颗真诚的心，这是很难做到的。她说读蒋医生的那

份建议书，可以从字里行间感觉到一位真诚爱国者的情怀。 在那次座谈中，丁表示，她从蒋医生身上看到了一个人做人的准则，那就是说真 话。她说：与蒋医生在 SARS

病上的作爲相比，这封信虽然同样是说真话，但却 大大跨前了一步。因爲这封信份量很重，非同小可，它触及了一个最敏感的话题，

涉及到中共第二代、第三代，乃至第四代核心都绕不过去的问题。这一次，他用 确凿无疑的事实向专制制度编造的谎言直接挑战了。他真是豁出去了，丝毫不顾

及自己的利害得失。

在座谈中丁还表示：这封信的发表，可以想见，对那些现在还活著的“六四” 大屠杀的决策者、参与者乃至与“六四”有关联的一些人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让这些人明白：人们没有忘记“六四”，也不可能忘记“六四”，强权无法掩盖

杀人的事实。他们必须认罪，承担责任。对于那些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来说， 也会促使他们思考。也许当局会对会议的参与者封锁消息，但会后他们总要回到

社会上去，这封信是瞒不住的，那么他们如果还有一点良心，总得想一想自己该 怎么办？现在保持沉默，难道一直沉默下去！面对“六四”问题，他们同样是绕

不过去的。⋯⋯

flld

16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7 14:48 只看该作者

（三十二）“文化衫事件”

3 月 28 日，两代会开过不久，北京和无锡两地国安当局分别羁押了丁子霖、 张先玲和黄金平三人。这就是曾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的所谓“文化衫事件”。

这个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3 月 28 日上午 10 点至 11 点，北京市国家安全局 的便衣警察突然闯进“六四”难属张先玲女士和黄金平女士的住家，抓走了张、

黄二人，并抄了家；而几乎在同一时间，无锡市国家安全局的便衣警察则带走了 当时正逗留在南方家里的丁子霖女士，随后也抄了家。这次拘捕行动的起因就是

所谓的“文化衫事件”。事情的原由是上一年的 8 月，丁子霖和张先玲等难友经 商议，决定接受由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代为制作并赠送的一批文化衫（详情

请参阅上一年度的“纪略”），准备在“六四”十五周年的时候分发给难属留作 纪念。结果，这批文化衫于3月 28 日从香港寄达北京张先玲和黄金平女士家时，

被随后跟进的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便衣警察作为“罪证”当场“截获”，并随即对 两位当事人实施了所谓“刑事拘留”。而在南方，则对丁子霖实施了所谓的“强

制性监视居住”，理由是她涉嫌参与了张、黄的所谓“违法活动”。

当局指控三人的“罪名”是：“与境外组织相互勾结，共同策划，采取报假 货名、伪造发货人姓名等欺骗手段，从境外寄送违法物品，逃避海关监管。”具

体地说，就是从香港寄给张、黄两人的包裹单上写的是毛巾、婴儿用品，而实际 寄的物品是文化衫， 而且寄件人用的是化名。另外，他们指控 50 件文化衫的数

量超过了自用品的数量规定，因此违反了海关法。

很显然，所控这一切“罪名”并不能成立；而且，即使成立，也与收件人无 关。

从法律上说，国内难属接受来自香港方面的邮件这件事情本身完全属正常交 往，并不构成违法，更谈不上“互相勾结，共同策划”。他们作出此项指控的一

个重要依据是说难属们准备在“六四”十五周年的时候穿着邮寄来的文化衫上街 示威。然而，这纯粹是无中生有的诬陷，他们根本拿不出所谓难属们要上街示威

的证据。另外，他们指控这次邮寄在手续上违反了所谓“海关法”。然而，按职 权范围，邮件入关时究竟是否违法这应该由海关来判断、处理，不应由国安部门

越俎代苞；而且，所寄物品的数量即使违反了海关法的有关规定，也与收件人无 关。

由此可见，这次由国安部门一手制造的所谓“文化衫事件”， 仅仅是一个 借口；当局的真正目的，是要在“六四”十五周年之际一举摧垮被当局视为“不

安定因素”的“天安门母亲”群体。

事后，当局为了欺骗舆论，通过官方的“中新社”发布英文稿“消息”称： 在审查过程中，丁子霖等人交代了与境外组织相互勾结，共同策划了种种“非法

活动”，“警方依法对其进行刑事拘留并教育训诫，她们对自己的违法行为表示 悔过”云云，则完全是为了掩盖其任意羁押的非法行为，并以此来败坏受害人的 名誉。

此次非法拘捕事件在媒体曝光后，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同声谴责。海外的人权 组织和留学生团体、国内的民间人士、在京的 80 多位“六四”难属纷纷向政府

有关当局提出强烈抗议。香港同胞为营救三位“天安门母亲”举行了抗议示威。 世界各地七十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学者联名致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中

国政府逮捕了六四死难者家属丁子霖等三人表示震惊。在这封信件中说：“我们 敦促您调查这些案子，根据中国宪法确保这些中国公民的权利得到充分尊重。如

果有证据证明她们违法了法律，我们敦促您确保她们立即送到法庭依法处置。如 果经过调查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她们涉嫌任何刑事犯罪，我们敦促您确保她们立即 获得释放。”

另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艾瑞里在一份声明中敦促中国政府立即 释放三名“八九”天安门事件的死难者家属； 并指出：“中国政府拘留三名“天

安门母亲”运动的代表，并且拒绝重新评价当年天安门的镇压以及继续关押敢于 表达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政治犯和宗教犯，这些都让人质疑中国所称人权状况

正在改善的说法。”

在国内国际各方的呼吁和施压下，国安当局不得不于3月 31 日和4月2 日先 后释放了黄金平、张先玲和丁子霖。丁于4月6 日从无锡返京后，立即约见了北

京市国家安全局的有关官员，就此次无理羁押及抄家事件提出了强烈抗议。同时， 丁还向他们提出了归还查抄物品的要求。然而，几天后他们只归还了从张先玲、

黄金平家里抄走的部分物品，他们推托说丁的物品不在他们手里。

此次所谓的“文化衫事件”，至此算是有了一个了断。

4 月中旬，丁蒋应邀去蒋彦永医生家里做客，这是丁获释后第一次与蒋医生见面。 大家自然谈起因“文化衫事件”引发的那一场无妄之灾。同时，丁蒋也很为蒋医

生的处境担忧，因当时他的“正名”建议书正受到海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根据 以往的经验，当局会找茬秋后算账。但蒋医生对此十分坦然，他说他是按正常渠

道递交给中央的，没有理由问罪于他。然而，事情却不出丁蒋所料，时隔不久， 蒋医生突然“失踪”了。

5月2 日，丁子霖在香港《苹果日报》上发表专文《母亲节的梦》。文中说：“一 年一度的母亲节又将来临了。就我的理解，母亲节是一个具有浓郁家庭、人伦气

息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子女们以孝道来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而为母者，则 不仅尽情享受着亲情之温馨与甜美，而且还品味着由生命之延续得来的喜悦与欢 乐。

“我，作为一个养育过儿女的母亲，也曾体验过这样的幸福。记得在 1986 年隆 冬的一天，正值我五十岁生日，全家高高兴兴地为我祝寿。正当要切开生日蛋糕

的时候，连儿突然叫停。他搬来了一把我平时坐的大椅子，座北朝南，端端正正 放到了屋子的中央。然后把我按到了椅子上，一本正经地朝我跪拜叩头。此时连

儿的身高已经有一米七八了，看着他高大的身躯匍匐在地上，一付虔诚的样子， 我心里觉得好笑，却也令我陶醉。

“此情此景，我永生难忘。 “然而，那种令人陶醉的日子并不长，仅仅过了不到三年，一场血腥的屠杀就夺 走了连儿年轻的生命，也终止了我此生的幸福。”

她说：“在这个节日里，我首先要说的是：让我们一起来保护所有的孩子们。 这是我们作为一个母亲的天职。我们在 1989 年的时候没有保护好他们，这已经

铸成了无可挽回的大错。我们决不能再疏忽大意了。我们要向那些杀子弑母者说

‘不！‘我们要请他们放下手里的屠刀！人类已经进入了 21 世纪，这种在中国

已延续了数千年的蒙昧和野蛮难道还能让它继续下去吗！”

最后她表示：愿意与香港的母亲们和姐妹们站在一起。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也为了我们自身的尊严和安宁，让我们携起手来吧！

（三十四）天安门母亲《告海内外同胞书》

5 月 30 日，发表题为《为了生者与死者的尊严》的《“六四”十五周年中国 天安门母亲告海内外同胞书》，以重申“六四”受难者及受难亲属的理念和诉求。

此文件在起草过程中经过难友们的反复商议和修改，最后以中、英两种文本在海 外多种媒体及互联网上公布。

《告同胞书》公布了截至当时已经收集到的共 182 位死难者的数字，并 通过一系列典型的案例来见证当年那场大屠杀的残忍和惨烈。它向海内外同

胞发出呼吁：“让我们记住这恐怖、这残忍、这惨烈吧！⋯⋯我们应该记住： 我们置身于其中的这个制度是多么野蛮，多么没有人性，又多么虚伪。如今，

共产党的权力核心已经从第二代过渡到第三代，又从第三代过渡到了第四 代。但是，这个制度的基本职能却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扼杀‘自由’、扼

杀‘民主’，扑灭任何来自文明世界的火种，无情地镇压一切向这个制度说

‘不’的挑战者。”

《告同胞书》驳斥了中共当局在为当年那场大屠杀作辩护时提出的种种所谓 “理由”，指出他们的那些辩辞无异于告诉国人：“死人不要紧，人命不值钱；为

了‘稳住大局’，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在所不惜。”《告同胞书》质问当 今的国家领导人：难道不杀人就没有今天的政治稳定；不杀人就没有今天的经济

奇迹；不杀人就没有今天和明天的强国地位！？

《告同胞书》警告当今的执政者：“请不要再欺骗、愚弄善良老百姓了！ 他们已被欺骗、愚弄了半个多世纪，这难道还不够吗？”《告同胞书》表示：

“今天的中国领导人需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已摆脱了中世纪的野蛮与愚昧， 更需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已放弃了曾经在半个多世纪里肆虐于整个中华大

地、令千百万生灵涂炭的‘中国特色’共产极权主义，而不是搞那些苍白无 力的“亲民”形象工程。他们需要有一种勇气，一种敢于与传统专制制度及

其意识形态决裂的勇气，一种敢于抛弃伪善和谎言转而追求真诚、真实的勇 气，一种敢于直面历史罪恶、作出良心忏悔的勇气。”

《告同胞书》指出：1989 年天安门民主运动遭到镇压的一个最直接的灾 难性后果，就是在全社会造成了对于自由和尊严的畏怯与逃避。从此，中国

再一次踯躅于世界文明圈之外，整个社会被一种到处弥漫着的晦暗、冷漠、

绝望、堕落所笼罩，没有公平、没有正义，没有诚信，没有羞耻，没有敬畏， 没有忏悔，没有宽容，没有责任，没有同情，没有爱⋯⋯。但是，这不是民

众的选择，而是专制者的选择。因为，这一切恰恰是专制制度赖以生存的土 壤。

《告同胞书》最后向海内外同胞发出呼吁：“让我们一起来推动时代的变 革、民族的新生吧！不要做怨天尤人的旁观者，更不要做旧制度的维护者。”

“一个靠谎言和欺骗来维持的制度是该诅咒的，但要改变它则需要有一种持 久的理性。面对这样一个制度，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

来“说出真相”。‘真相’是一种力量，‘说出真相’是无权者的权力。没有 真相，就没有历史的记忆，也就没有正义与良知。我们热切地希望所有海内

外同胞都能自豪地生活在真话和真实之中。这将使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公正的 对待，使所有人的自由与尊严都能得到平等的尊重——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 去的。”

6 月 2 日，美国国会民主、共和两党领袖联合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有关“六四” 问题的提案，此提案于 6 月 3 日在众议院以多数票获得通过。

该决议草案呼吁中共：一、重估六四事件的判决；二、成立六四事件独立调 查委员会；三、释放所有良心犯；四、立即释放杨建利及其它所有因言论、结社、

宗教而被逮捕或监禁的人士。

在 6 月 3 日的听证会上，“中国人权”组织的代表宣读了〈“六四十五周年中 国天安门母亲告海内外同胞书〉英文文本。

6 月 4 日，按多年来的惯例，在京的约 7、8 家“六四“难属都会聚集在京郊 万安公墓死难者袁力墓前，为死难的亲人献花、洒酒，举行祭奠仪式，但是，这

一年的集体祭奠活动却遭到了公安和安全部门的骚扰和阻拦。他们采取分割手 段，不让几家难属同时进入墓区。张先玲女士只被允许当天下午去公墓，段昌隆

的母亲周淑庄女士因患脑血栓多年靠轮椅行动，也被告知只能在他们指定的时间 前往墓地。但尽管如此，难友们还是据理力争、冲破阻力，在警察的严密监控下

分别完成了祭奠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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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7 14:48 只看该作者

（三十五）呼吁释放蒋彦永医生

6 月 1 日，蒋彦永医生突然“失踪”。后来知道，他和他夫人一起被关押在一 个秘密的处所；又后来，获悉他和他夫人先后回到了自己家里，但不能外出，也

不能接待来访者。从此，他失去了自由。

为此，丁子霖代表在京难友于6月6 日致函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 家宝，要求他们关注蒋彦永医生被强迫失踪这一严重的事态。

信中说：“最近以来，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多次申明中国已经是一个法制国家， 一切都要依法办事。那么，我们有理由要求政府检察部门按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确保蒋医生的公民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

丁在信中呼吁国家和政府领导人立即责成有关部门恢复蒋医生的自由。她说： “一位敢于说真话的医生居然被无端地剥夺了说真话的权利，这对于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究竟意味着什么？难道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还需要由别人来告诉你们 吗？

“我今天之所以不得不写这封信，是因为实在再无法容忍下去了。做什么事 都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会激起天怒人怨。我想，这一点同样是无需由别人来告诉

你们的。因此，我希望你们作为一个国家的首脑和行政首长，责成有关部门立即 恢复蒋医生夫妇的人身自由，彻底查处这种任意剥夺神圣公民权利的违法行为，

让刚刚载入宪法的人权条款得到真正的落实。”

6 月 28 日，美国国会二十名议员致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呼吁中国政府立 即采取行动，释放蒋彦永医生。信中说：

“蒋医生是受人尊敬和爱戴的医疗专家，他爲中国和世界的安宁做出过巨大 贡献。他在警醒世界，使其关注“萨斯”疫情蔓延中所起的作用是衆所周知的。

没有他的英勇行爲，疫情的规模很可能会更大，使无数中国人的生命受到威胁， 还可能让疫情扩散到全世界。

“蒋医生于今年二月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写信，呼吁重新评定 1989 年的天安 门广场镇压事件。如果蒋医生因行使他最基本的言论自由的权利而受到拘留，我

们认爲这是不可接受的。相反，对蒋医生不屈不挠的精神，对他这样一位关心时 事的公民和医疗专业人士多年的服务，应当予以赞扬。”

7月1 日，丁就此事再次发表公开信，表示赞同并支持美国 20 位国会议员给 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信；并再次敦促政府有关当局，立即恢复蒋彦永医生的人身自 由。

2005 年 3 月（全文完）

wist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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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7 16:34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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