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财富，因而忘记苦难就是苦难的开始。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我选择了历史作为学习方向，并对任何书写历史的行为深表关注。伯笠选择在“六四”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出版他的回忆录，在我看来，是尽到了他的一项义务——见证历史，尤其是见证苦难，我认为这是一项建设性的工作。  

  

可能更年轻的一代大学生已经不能深刻地理解我们在十年前的热情和行为了，正如我们当年对“老三届”一代在“文革”中的狂热大惑不解一样。但我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我记得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高自联”组织全市规模的大游行，当我和伯笠等人率领北大队伍走出校门时，成千上万闻讯赶来的市民围聚在北大南门前，报之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那个时候，我相信队伍里的每一个人都会感到热血沸腾、理性的反思可能会指责感性的冲动。但它忽略了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真诚。历史给我的一大教益，就是让我知道了真诚是多么宝贵。伯笠的这本回忆录可能无法全面地反映八九民运的精神特质，但他通过对自己作为个人在八九民运前後的经历和心路历程的描写，从一个侧面写出了当时“天安门一代”的真诚，我认为这是一个贡献。  

  

伯笠也写到了他经受的苦难，这也是最打动我的一部分。一九九三年我在北京看到一部地下流传的纪录片《我毕业了》描写八七级大学生毕业时生离死别般的情感痛苦，这是一种特殊历史环境下的痛苦，是一杯特殊原料酿就的苦酒。当影片结尾，忧伤的旋律一遍遍地重复着“亲爱的人，再见，再见……”时，我不禁泪流满面。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一代”经受了巨大的精神撞击，从理想主义的狂欢到黑暗下的悲愤与压抑，对一帆风顺地成长起来而又年仅二十岁左右的我们来说，这种精神撞击是刻骨铭心的，它改变了很多人的一生。在篇帙浩繁的有关八九民运的文字中，触及这一问题的少之又少。也许，这是只有我们自己才能书写的历史篇章。现在伯笠已经书写了其中的一部分，我希望还能有更多的“天安门一代”来写一写自己的精神苦难。写一写死亡、镇压、清查、坐牢、流亡对年轻学生的精神冲击。  

  

现在，“天安门的孩子”已经长大了，我们已成为“天安门一代”。历史的伤口已经积淀成内心的隐痛。我们终於可以再次出发了。我们的回忆绝不仅仅是一种怀旧，我们的感伤也绝不是消沉，我们只是不敢遗忘，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历史负责，正如伯笠在文中所说“我不敢遗忘，因为我是这个苦难民族的一分子”。  

  

有一天，伯笠的儿子艾伦会长大，如果当他读到伯笠这本回忆录时，会感到有一些沉重，我将为伯笠感到欣慰。  

有人把八九民运学生领袖张伯笠称作“当代鲁宾逊”，现在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些文字，或可称为当代的《鲁宾逊漂流记》。    

  

光阴荏苒。回想起和张伯笠的初识，已是十几年前的往事了。忆流年，八十年代的伯笠，以报告文学在文坛崭露头角，正青春茂盛。在黄河岸边那块文学的沃土上，我们以文会友，有过许多值得追忆的交往。后来他去了北京大学作家班深造，不期然撞上八九年那场震惊世界的民主运动，命运陡然转折。青年作家比起青年学子，阅历丰厚却又未老奸巨猾，伯笠和他的文友们率先揭竿而起，以诗文拉开了那场自由之战的序幕。那时我恰在北京，常去北大与他们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于是便有了后来那一段我们共同拥有的永生难忘的血泪生涯。    

  

当自由女神被坦克轧碎于血泊之际，一场罕见的大屠杀、大追捕、大逃亡开始了。在我挑着木匠担子浪迹天涯时，未曾料到伯笠已在人迹罕至的黑龙江畔开垦出一片自由的田园。如果沟通音讯，如果我也去了，后来发生的，也不会是另一个故事。在中国，另一个故事是难以构造的。对自由的向往，毫无例外地都必然导致苦难。共产及名目繁多的种种“运动”，迫使许多黎民百姓逃进荒山莽林，并创建了自耕自食的部落，不纳官税、不服徭役、不报户口、不问魏晋，到头来，无论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这些避秦之地终被发现，自由再次失落。把伯笠的这段生涯称为“当代鲁宾逊”，依我看是浪漫了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纵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何处有寸方自由之地！于是便有了偷渡黑龙江，几冻死于俄国农夫草料棚之酸辛。曲折的逃亡之路最后指向香港，指向海峡另一边那个自由的中国，但此时他已身患沉 ，奄奄一息。人之将死，总有一些斩不断的牵挂，于是便有了这本留给孩子的书。类似的情境我也有过，那是在妻子入狱，而我又将躜行于生死之间时。我匆匆回顾了自己一生，特别是那场刚刚被绞杀的和平起义，给妻儿留下了十一封永远寄不出去的信──《历史的一部分》。逃亡之路遥迢艰险，每个路口都有横站的长枪，死亡如影随形，于是生命变得单纯而从容，许多家常庸碌生活中不曾涌动的情愫，流水般从笔下倾泻而出。不知伯笠作何想，对我来说，那是生命中难得纯洁的日子。    

  

比起许多坚守于“６、４”之夜的热血青年，张伯笠还多出两次与死亡擦肩而过的际遇。他的故事，更加戏剧性地述说了当代中国的悲惨与黑暗。当然，这很难说不是浪漫之一种，正如有些美国青年所说，八九年是一个时光隧道，你们迳直走进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战火纷飞的街垒，简直太酷，太浪漫！而对于伯笠，我想，追忆这段往事，是为了告诫自己从哪里来，自己是谁，是为了牢记人世间还有比生命更宝贵之物，不管称之为真理还是上帝，是为了使自己在这至高者面前更加谦卑！尽管如此，我并不否认“当代鲁宾逊”确有迷人的浪漫色彩。我只是说，对于作者和他的女儿，对于无法保持阅读距离的当事者们，并不浪漫。  

  

如果说鲁宾逊代表了那个征服时代对于土地与财富的占有，那么，“当代鲁宾逊”得到了什么？──精神财富。谁有过与死神四目对视的刹那，谁就懂得了生命的意义。这同时也是一种承担：那些横卧碧血的战友已化作闪烁的寒星，正在遥远的苍穹上向我们默默凝望。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我们被迫撤离了天安门广场。    

  

经过谈判，军队同意我们在天亮前撤离，他们在天安门广场的东南方向给我们让出一条窄窄的通道，头戴钢盔的士兵把刺刀和枪口对着我们，像是在押解俘虏一样。    

  

“法西斯！”一个女同学愤愤地骂了一声，立即被几个士兵冲上来用枪托猛打，周围的男同学赶紧把那个女同学拉进队伍里面。那些士兵已经杀红了眼睛，在他们的目光中看到的只有野兽样的凶残。    

  

我们刚刚走出天安门广场，广场内就响起了坦克高速开进的吼叫声，我回头望去，民主女神像被坦克推倒，那一排排整洁而漂亮的帐篷被坦克的履带碾碎，然后像雪片似的高高扬起。同学们都泪流满面地一步三回头地看着在戒严令下坚守了十四天的广场成了军队肆虐的战场，那屈辱的感觉使人想发疯。    

  

我们走到六部口时，看见西长安街上仍硝烟未尽，许多军车和客车还有坦克仍在燃烧。我打开衣袋里的晶体管收音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正在播解放军日报社论，把我们这场持续五十多天的民主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他们用谎言欺骗全世界：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并指责我们是阴谋推翻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    

  

西长安街上血迹斑斑，一个被打得浑身是血的人嘴在不断地吐着血沫子。柴玲痛苦地捂上了眼睛：“他还活着！”    

  

我让同学们把那个人送到车上拉往医院救助，但那个人还没有等到救护车就断气了。    

  

队伍唱着《国际歌》，缓缓地向北京大学的方向流动，后面传来了坦克的轰鸣声和催泪瓦斯的爆炸声，我没带防毒口罩，被那辛辣的毒气呛得两眼流泪，痛苦不堪。后边的同学过来报告：坦克压死了十一名同学。    

  

李录突然说：“站住，我们应该回广场去，我们没有权力把广场丢掉！”柴玲、封从德没有表态。人们坚决反对，也认为这太不现实，而且中共肯定会下毒手，近百辆坦克，十几万军队守在天安门，我们回去不是送死吗？我认为人的生命应是最高准则，我们的责任是让他们安全地回到学校去。    

  

纠察队长墨轩只能说：你们是指挥，你们说去哪我就带队伍去哪！结果我和柴玲、封从德带队伍回北大，而李录、墨轩带着一部分队伍重新向广场折回，也许他们看见跟随他们的旗帜太少，后来又回来了，不过可以看出同学们是多么痛苦地离开广场。    

  

走到动物园附近的一家大宾馆时，同学们看见宾馆在二十几层楼上拉下来的巨幅对联上写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坚决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大字时，气得冲进了宾馆，把那条标语给撕毁了，我们借此坐下来休息了一下。我用高音喇叭讲了一路，嗓子也有些哑了，一坐就不想再站起来。    

中午，我们终于走到了北京大学。    

  

从中关村到北京大学的马路两旁，站满了迎接我们的老师、同学和家长。几乎每个人都在默默地流泪，一个五十多岁的女老师问我：我的女儿呢？她回来没有？我泪流满面，无言以对。北大的大门口站满了人，周围的楼上也站满了人，我们的队伍坐在了校门口，被同学和老师围得水泄不通。我接过身旁的人递给我的高音喇叭，做了我逃离北京前的最后一场演说。    

  

我说：亲爱的母校、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我们回来了，我们是被那些禽兽般的士兵用坦克、机枪和催泪瓦斯残酷地追赶撤出天安门广场的，而还有许多同学他们永远留在了天安门广场，永远留在了东西长安街。当他们离开这个他们热爱的世界时，他们甚至不知道枪杀他们的竟是他们曾经爱过的“最可爱的人”。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说：我和柴玲、李录、封从德等指挥部的同学都在广场坚持到了最后，我们尽了我们的一切，不给我们的母校北京大学丢脸，不给北京大学生丢脸。    

  

一片哭泣声从北京大学的大门内外响起，在那悲痛的哭声中我最后说：现在，那个年迈昏庸的独裁者终于撕掉了他的面纱，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他命令军队向我们开枪，让坦克从我们同学和市民的身上碾过，那些杀红了眼的士兵连老人和孩子都不放过，他们杀人、抓人，在北京实行红色恐怖制造暴乱，但却把暴乱的帽子扣在我们的头上。亲爱的同学、亲爱的老师和亲爱的母校，这个失去理智的政府会很快逮捕我们，甚至枪杀我们，他们也会在全国进行更严重的政治迫害，大批的仁人志士、优秀知识分子将被审查、关押、坐牢甚至被肉体消灭，但是，我们不怕，真理在我们一边，人民在我们一边，世界在我们一边，我相信，总有一天，民主自由的曙光会照耀中国大地！那一天，如果我活着，我再来看我的母校，我的师长和同学，再见了！北大，再见了！    

  

我痛哭失声，再也讲不下去了，周围的人都在相拥而泣。    

  

就在这时，人群中传出一句喊声：“张伯笠，你不是个共产党员吗？”那声音很陌生且刺耳。    

  

我擦掉泪水回答：“不错，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但当这个党指使他的军队向人民开枪的那一刻起，我就发誓退出这个党并和它斗争到底。我决不与这样没有理性没有人性的政党为伍！”    

  

暴雨一样的掌声从四面响起，我听见有的人在喊：对，退党，退出这个独裁党、杀人党、老人党！    

  

我们在数千人的簇拥下进了北大校门。北大筹委会组织的纠察队立即封锁了校门，准备和即将追过来的军队做最后的抗争。我把跟来的几百名外地高校的同学安排好后，到了二十八楼。    

  

就在这时，作家班的同学找到了我，告诉我：你的妻子李雁到了北大。    

  

天哪！我吓了一跳，她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来北大呢？    

  

柴玲关切地说：快回去看看吧，反正咱们也没什么事了，剩下的就是逃亡了。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柴玲、小封，你们要保重啊！”    

  

柴玲说：“你也要保重，实在不行，向沿海移动。”    

  

我说：“我不能走，我要把李雁安全送出北京。”    

  

我们紧握着手，那一刻，我们的眼睛都蒙上了一层雨雾，我们知道，这一别也许是永不能再见。    

北京大学四十七楼三○一一室里挤满了人，那是我的宿舍，几名女同学正在哭，见我进了屋，她们冲上来把我围住，我感觉到同学间的友爱和温情。我简单地向他们介绍了天安门广场清场情况。    

  

就在这时，我的妻子李雁闯了进来，同学们立即给她让出了个通道。近在咫尺，我们默默地相望，那一天她特意穿着我在结婚前从广州给她买的漂亮的连衣裙，头上扎着一条青色发带，自这个学期开学到现在，我一直没找出时间回家看她和孩子，她来信曾告诉我：“五一国际劳动节时放假，会带雪儿来北大住几天。”那时，我已投入学潮，正在主办《新闻导报》，但我仍希望她能带雪儿来京。后来我给她们单位领导打了电话，才知道雪儿又病了，住进了医院，那时我真想回去看看女儿，这小家伙生下来体质就弱，每个月都要到医院住几天。但当时我们和政府正是较劲儿的时候，我怎么能离开呢？而此刻，妻子扔下了孩子，冒着枪林弹雨闯进北京！    

  

李雁猛扑过来，紧紧地把我抱住，我轻轻地抚摸着她那瘦削的肩膀和柔软的发丝，感到她的身子在不停地颤抖。    

  

全班同学全哭了，他们知道，我和妻子的这一面也许是生离死别。    

  

我说：“李雁，亲爱的妻子，你怪我吗？”    

  

她摇头。    

  

我说：“李雁，亲爱的妻子，你不应该冒这么大的风险来北京。”    

  

她拼命地摇头。    

  

我替她擦着流在脸上的泪花，轻声地问：“雪儿呢？我们的雪儿好吗？”    

  

她哭了，哭得泪花闪烁：“雪儿会叫爸爸了。”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猛然地跳动了几下。我的女儿都会叫爸爸了，多快呀！我在开学离家时她还嘻嘻哈哈满屋子爬，而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她就会叫爸爸了。但是，我还能不能亲耳听到女儿那一声爸爸的呼唤呢？  

  

一个著名的女作家冲进了我的宿舍，她制止了那些掩面哭泣的女同学，然后对我说：“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儿女情长？坦克和军队已经快开到人大了，要不了几个小时，他们就会把北大包围，你快收拾一下，跟我走。”    

  

我说：“不会这么快吧？再说，他们还能斩尽杀绝？”    

  

她说：“别傻了，他们会抓你们这些学生领袖的，怎么？你想当谭嗣同怎么着？快，跟我走，还有这个女孩”，她指着抱着我脖子不放的李雁。    

  

“她不是女孩儿，是我妻子。”我纠正她。    

  

她果断地说：“好，一起走！”    

  

全班同学都附和着她，推我和李雁走。远处的枪声已隐隐听到，几架直升飞机在北大上空盘旋，是侦察校园里的情况。    

  

走吧，再迟我们就出不了北大了，她急急地催促我。    

  

我接过同学送给我的自行车，带上妻子，跟着她的车子，从那个古老的西门离开了北大。    

  

一路上我们穿街过巷，那位女作家警觉地看着身后，当确认我们没被“雷子”跟上时，她才在一个四合院的大门口下了车，她按响了门铃。    

  

一个青年女子把门裂开了一个缝，发现是我们，忙开了门，把我们让进院子。  

  

那位女作家介绍说：“这是我的乾妹妹，铁哥们！她又指指我：他叫张伯笠，作家，也是学生领袖。”    

  

那青年女子见腆地朝我笑了笑，便带我们进了客厅，并把我介绍给她的丈夫宫先生。    

  

宫先生更老实，一说一笑，他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便和妻子去了厨房。   

  

不一会，他们弄了一桌酒菜，我什么也吃不下，只一个劲儿喝啤酒。吃过饭后，宫先生说他要到北京市各医院看看究竟死了多少人，他太太和那位女作家也说要回北大看看形势，晚上再回来告诉我。宫太太手拿一些乾净的衬衣内裤让我换上，“洗个澡，然后睡一觉，这两天哪也不要去，枪子不长眼睛。”    

  

我感激地点了点头。    

  

他们都走了，这个独门独院的小院子，显得出奇的安静。天气很热，客厅里的电风扇发出嗡嗡的响声。    

  

李雁准备好了洗澡水，在卫生间里叫我。    

  

我进卫生间，脱掉带着腥臭气味的衣裤，李雁拿着喷头对着我兜头就冲，我畅快淋漓地洗着，李雁在为我身上打着香皂，蓦地，我感觉到她趴在我的背上哭了起来，两只手不停地在我的背上抚摸着。    

  

结婚两年多了，我们是那样的熟悉自己亲爱的人，包括她的软弱、她的任性。我把她的手拉到胸前，对她说：“李雁，如果我被捕了，你就改嫁吧，嫁给一个安份守己的人，中共不会对我手软的。”    

  

她轻轻说：“不，决不。”    

  

泪水涌出我的眼帘，我尽量不让自已儿女情长，但想到很快就不能再和妻子在一起，不能再抱着女儿嬉戏，便心如刀绞。现实是残酷的，解放军正在北京杀人抓人，而我所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残酷，我心里很清楚。    

  

我洗过澡，换过乾净的衣服，问李雁带了多少钱，李雁说只带了几百元，她拿出五百元给我，我摇摇头，封从德曾给了我四千元逃亡费，我放在东城区一个朋友家，加上我现在身上的一千多元钱，逃出北京应不成问题。    

  

晚上，那位女作家和宫先生宫夫人都回来了，宫先生告诉我他在复兴门医院看到百余具尸体，光是大学的研究生就十几个。他说伤者更多，医院大门的那条道上已被救护车滴下的血染红了。    

  

大家又哭，那天心里真难受。    

  

话题转到我的处境，宫先生主张向广州转移，然后找机会逃到国外去，宫太太说也可以去美国或其他国家大使馆申请政治庇护。我都不同意，我说：“那样中共会造谣说我们是里通外国，会使很多中国老百姓对我们失望，最起码也要在中国坚持一年半年，等老百姓知道我们在国内的确很难时再出去也好。”女作家和我的想法较接近，必须先逃出北京，因为在解放军杀红了眼睛的时候，留在北京生命很难保障，戒严部队可以按戒严令在不经法庭审判的情况下随意处决“暴乱分子”。    

  

但怎样逃出北京呢？火车站已被中共军队和警察封锁，机场更别想，最安全的办法是骑自行车出去。    

入夜，天下着蒙蒙细雨，我和李雁穿上雨衣，骑上自行车，从宫先生家出来向北京东城驶去，我准备到朋友家把钱取走，然后骑到通县，从通县再骑到天津。  

  

路过北太平庄时，发现一列列的军车停在路旁，围着军车的民众仍然很多，有的军车正在熊熊燃烧，而那些军人竟视若无睹。这些地区还没有被解放军控制，仍在老百姓手中，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前，我看到一位和我要好的导演，正在一群民众中讲演，我没和他打招呼，低头骑了过去。    

  

三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位于八里庄的朋友家，我敲敲门，没人应，便自已掏出了钥匙开了门，屋子里显得有些零乱，我打开台灯，想开开写字台的抽屉，我的逃亡费就放在那里，但我看到的是空空的抽屉，抽屉里放了一张纸条，老朋友那漂亮的字迹跃入我眼廉：    

  

老王：合同有变，我先走一步，货我提走了，明天上午我会回来，你如来，请稍等。    

  

我和李雁知道，今天不会有人来了，屋子的男女主人好像已经有好多天没回来了，不知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我真担心这对夫妇，他们是多么好的人，难道他们也遭遇了不幸？我睡不着觉，便打开冰箱，拿出几罐啤酒喝。那啤酒还是我们绝食前买的。李雁累了，先躺下休息了，一阵震耳欲聋的坦克声和高射机枪的射击声把她惊醒。她像是一只受惊的小鹿，扑进我的怀里，嘴里喃喃着：“不！不！我不让你走！”    

  

我抱紧自已的妻子，喃喃说：“别怕，亲爱的，我没有走，我不是在你身边吗？”    

  

她紧紧地环抱着我，那身体像火炭一样燃烧着我，像藤条一样缠绕着我，我们夫妻两载，从来没有像那一夜那样，也许我们都有预感；这是我们夫妻的最后一夜？    

  

那一夜，我们在一阵阵枪声中，一阵阵恐惧，一阵阵悸动中度过，我们相拥着刚刚睡着，门被打开了，我的朋友果然回来了。他不顾我们还没起床，便把我抱住。    

  

我们互相庆祝各自还活着。    

  

他说：这屋子的女主人在天安门广场负了伤，由于在躲避射杀时被军人打倒，从飞驶的自行车上摔下来，摔成了严重的脑震汤，她的先生现在正在医院陪着她。据说生命己没危险。    

  

我长长舒了口气，只要活着：大家就有相见的一天。    

  

老朋友拿出我的逃亡费，我分给了他一半。他说先回去收拾一下东西，然后他们有一批人要一起离开北京。    

我和李雁骑上自行车，于中午离开了朋友家。    

  

公路上，到处都是市民围堵军车的路障。我们骑着自行车在路障中穿行，几乎所有的商店饭馆都关了门，北京就像一个刚刚沦陷在外夷侵略者手中的城市，你绝想不到那些杰作，会是执政的中央政府和所谓的人民军队所为。    

  

我们七拐八拐刚刚骑上通往通县的公路，迎面开过来十几辆坦克，坦克车速度惊人，发出震耳欲聋的怪叫。我和李雁以及周围的十几个骑自行车的市民，立即向小巷里骑去，但已经迟了。    

  

第一辆坦克车的高射机枪向我们开火了。子弹打在我们头上方的一座楼角，砖屑和瓦块飞腾起来。我立即喊了起来：“大家快下车，趴下！”    

  

我们连滚带爬摔在路旁，几个骑的快的溜进了胡同。    

  

坦克车继续向我们射击，“嘎嘎嘎，嘎嘎嘎”，子弹从我们头上飞过，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大声骂道：“共产党，我操你妈的，想把北京炸平怎么着！”    

  

坦克车队终于过了，我拉起了惊慌失措的妻子，让她骑上车子快跑。当我骑出几百米后，发现李雁没跟上来。连忙回头找她，附近军队很多，冲锋枪的点射不时传来。李雁推着自行车一拐一拐地向我这个方向走。我忙快蹬几步，在她的身边下了车。    

  

我急切地问：“你负伤了吗？”    

  

她摇摇头：“没有，车子没气了。”    

  

我一看，是车胎被子弹射穿了。我从她手里抢过自行车扔掉，让她坐在我的车后，她说：“最好再找辆车子，一个自行车会累死人的，我们要骑很远的路的，对吗？”    

  

我重新又回到了老朋友的家，他家有辆自行车，放在院子里。正巧，老朋友回来了，我忙问了他夫人的情况。还好，命保住了。他厉声地训斥我：“你怎么还在北京？这太危险了，快走吧！”    

  

我说我是回来取你自行车的，他二话没说，把车子锁头打开了。“骑去吧，记住，到任何时候要冷静，留有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走吧！我回学校去组织大家退党！”    

  

我们把自行车补足了气，告别了老朋友，飞快地骑上了公路。    

  

北京，在枪声和坦克履带下痛苦呻吟的北京，在我们的身后越来越远了。    

  

郊外，看不见坦克和军车了，也看不见死尸和鲜血了，我下了自行车，回头久久地望着这座光荣而伟大的城市，泪水夺眶而出。    

  

妻子默默地站在我的身边，许久许久，她轻轻叹了口气：“该走了。”    

  

我擦乾了泪水，转身骑上了自行车，再也不忍心回头看一下北京。    

  

再见了，北京。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  

苦难和恐怖过早地闯入我的心灵。    

  

一九六二年，中国大陆进入了最残酷的岁月。由于毛泽东的错误所带来的大饥馑使全中国人饿死了至少两千万。    

  

那一年我刚刚记事儿。父亲在县城里的政府人事局工作，母亲则带着我们五个孩子住在城郊，我是靠母亲和兄长们挖野菜活下来的。那时候，我最喜欢的人是我的长兄，他当时在县城里中学读书，每天学校发给他几块黑面的饼干，他舍不得自己吃，全都给我留下来，星期天放假回家带给我吃，在我上小学之前，再未吃过比黑饼干更好的点心了。    

  

郊区村子里几乎每天都有饿死的人，而我们那富裕的松江平原却是中国最著名的产粮区，当我后来成为了报告文学作家后才知道，我所生活的地区几乎是全中国饿死人最少的地区之一。    

  

就在那一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母亲抱着我去参加一次批斗大会，一个四十岁左右的汉子在批斗会上被村干部和民兵打死了。他的“罪行”是因为熬不住饥饿偷了人民公社生产队的青玉米。我永远忘不掉他死时的样子，他两只眼睛大大的望着天空，一缕鲜血从额头流到脏兮兮的脸上；而他的嘴里塞满了嫩嫩的玉米粒白浆，直到被打死他也不愿吐出来。    

  

我发现他的嘴偶尔抽动一下，便喊：“他没死！”母亲把我抱得紧紧的，告诉我，他死了，我感觉到母亲的身子在发抖。    

  

饥饿常常折磨我，而我却不懂事地去折磨母亲，母亲的乳头被我吮得又红又肿，我得不到乳汁而大声哭叫，而母亲只有暗自垂泪，喃喃说我不应该来这个世界。    

  

据姐姐回忆说我小时候最倔，而且不喜欢穿衣服，每天赤条条地和小伙伴在水沟中嬉戏，如果我要吃奶，母亲来得迟了一会我绝不再吃，直到哭乾嗓子为止。  

  

也许是因为我的倔强或我不该来这世界，父亲十分不喜欢我，我甚至觉得他厌恶我，我五岁那年，母亲带我们搬进了城里和父亲住在一起，从此，父亲的巴掌常常落在我的身上，而母亲只好用孱弱的身体护着我。    

  

做为我挨打的补偿，母亲常常在我皮肉受苦后给我讲故事。母亲的故事很少有童话，都是真实的历史传说，譬如：“苏武牧羊”、“岳母刺字”、“包公赔情”等等。这对我人格的形成影响颇大，我从小就幻想长大以后能成为苏武或包公式的人物。    

  

我是一个爱幻想且又敢做敢为的孩子，当我上小学读书后，不仅功课是全班最好的，在体育、音乐、绘画上我也充分显露才华。我是班长，这个职务从小学一直伴随我高中毕业乃至大学毕业。    

  

读小学时，我的记忆力是惊人的，但遗憾的是我那时接受的全是毛式思想教育，当时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风暴袭击了每一个地区。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便能把“毛主席语录”全部默背下来，并且读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七侠五义”等历史小说。这些书，多数是我们从被压封的县图书馆中偷出来的，我们一些小伙伴常常互相借阅，以弥补无书读之苦。那时是我较“风光”的时候，一到下午自习课时，老师开会搞大批判，各班同学便请我讲故事，有时两个班为了争抢我这个业余故事员竟大打出手，制造“流血事件”。这使我的父亲更不喜欢我。    

  

父亲是一个十分谦和、对功名利禄又十分淡泊的人。他不高兴我过份活跃，他认为我或早或迟要闯大祸。    

  

记得一次语文老师朱辉给我们讲毛泽东诗词，那首诗词是毛泽东年轻时最得意的诗词，词牌子是“沁园春”（长沙）。毛泽东在这首词中体现了他的“看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远大政治抱负，那是我少年时代最喜欢的诗词中的一首：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桔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出长空，鱼翔浅底……    

  

当朱辉老师读到“鱼翔浅底”的“翔”字时，竟把这个字读成了“翅”。于是，变成了“鱼翅浅底”。我于是举手起立，指出了读音的错误。这首词我的二哥已经给我讲过多遍，当时我不仅能深刻地领会词中的思想，而且能倒背如流。二哥当时正在县城的唯一高中读书，并投身了文化大革命，和同学们一起编了一张“红色造反报”，而那张报纸成了我常常阅读的东西。报纸上经常登载毛泽东的诗词或由二哥亲笔撰写的“社论”。    

  

在我指出来老师的错误后，她震怒了。她把黑板擦向我的头打来，厉声说：“我读翅就是翅，老师还不如你！”    

  

我很吃惊，弄不懂为什么她读错了却要坚持说没错，忙解释说：“老师当然比我有学问，不过，字典上这个字的注音也读翔，难道字典会错吗？”    

  

盛怒之下，朱老师把我赶出了教室。    

  

那是一个多雪的冬天，室外滴水成冰，我衣服单薄，忍不住寒冷的袭击，于是便回家了。    

  

没想到，放学后，朱老师带着几名女学生找到我家来，父亲热情地接待了她们，而朱老师向我父亲汇报了我的“劣迹”。她说我“扰乱课堂”、“顶撞老师”、“逃学”。    

  

于是，父亲把我叫进屋，让我当面向老师道歉，承认错误。我如果承认了“错误”也许不会挨打，但是我觉得有错的不是我，而是朱老师，她不但教育有误，而且给我的三条罪状也是莫须有。我不服气，不仅不承认“错误”，而且把真实情况讲给父亲听，以便为自己洗刷罪名。朱老师恼羞成怒，一甩身走了，扔下一句话：“这个学生我不要了！”    

  

于是，我的噩运又来了。    

  

当老师走后，震怒的父亲猛然给了我两个耳光，并斥令我跪下，我的两颊迅速地肿得很高，两耳高声鸣叫，嘴角的鲜血一滴滴掉在地板上，但是，我没有跪下，任父亲的手一次比一次重── 父亲把我打糊涂了，我究竟犯了什么错？！    

  

我在思考：是我错了？还是他们错了？事实是他们错了，那么挨惩罚的为什么反而是我？母亲抱住父亲，让我快跑。    

  

我不想跑，因为我想如果我跑反而会给父亲造成是我错了的感觉，既然我没错，为什么要跑呢？让他打死我好了。    

  

母亲哭着喊：“小伯笠，你要把你爹气死吗？”    

  

我恍然大悟，要给父亲一个台阶，要不然他如何下台？我痛苦地走出家门。   

  

黑色的夜空飘着鹅毛般的大雪片，朔风在雪中怒吼，我嘴角的血很快冻成了冰粒，寒冬之夜，我去哪呢？    

  

我想起了我的小伙伴一只大大胖胖的白鹅。夏天的时候我每天都到郊外为它割青草，所以它跟我尤其亲热。我和小伙伴们玩耍时，它也常常跟着我，昂头挺胸，像个大将军，我的小伙伴们常常被它啄得四处逃窜。于是，我走到我在柴禾垛里为它掏的窝，钻进去。寒风夹着大雪灌进来，我便用柴草把洞口堵严实。我抱住大白鹅温暖的身子，觉得自已不再孤独。我和它喃喃对话，我说：“大白鹅，你全看见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就因为我是孩子他们是大人吗？”我说：“大白鹅，我长大后绝不会这样，父亲和老师也有错。”我说：“大白鹅，你要多下蛋，重病的父亲吃了你的蛋身体就会健康，他就会多给我们的生活一些快乐。”我隐隐为刚才让父亲那样震怒而忐忑不安，父亲是肝硬化，是生不得气的……    

  

一个十岁的男孩就这样抱着大白鹅在风雪中进入了梦乡。他听到了母亲和大姐玉馥在风雪中的呼喊。听着亲人那带着哭泣的呼喊，在风雪中越传越远而任泪水纵横，但是他没有回应，他和大白鹅渐渐地进入了梦乡……    

  

我记得我醒来时已躺在热烘烘的火炕上，身上盖着温暖的被子。大姐玉馥一面哭一面为我青肿的脸抹药水，母亲也在不停地数落父亲：“这么狠，他才十岁呀！等小伯笠伤好了，我带他回外婆家，他三姨没儿子，给他三姨算了，你们不喜欢他，让他离你们远一点，也省着让他活着难受……”    

  

父亲显然已经后悔，他说：“这孩子我以后不会再管了，等他以后闯了大祸，出了大事，你们就会体会我所做了，那时后悔就迟了！”    

  

父亲的话似乎真有预见性：二十年后我成了中国政府全国通缉的二十一名学运领袖之一。我的通缉令和照片在“人民日报”、“ 中央电视台”上出现，并贴在全国城市乡村的大街小巷，中国铁路公安局长竟命全国铁路警察发现我可以当场击毙。我不知道父亲看到我通缉令的想法，他是否会后悔儿时放弃了对我的管教？不得而知。    

  

我很崇拜的二哥从学校回来，问我：“为什么挨打？”    

  

我回答说：“为了一个字。”    

  

二哥看了看父亲，什么也没说，从印着“红太阳”的旧书包里拿出一本书塞进了我的被窝里。我拿出来一看，书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是苏联的奥斯特洛夫斯基。    

  

父亲放松了对我的要求后，从此我多了一些快乐的幻想，这个世界是神奇、残酷、苦难、沉闷而又多变，使我目不暇给。当时的红卫兵砸碎了所有的机关和学校，县长和演戏的一起挂着沉重的大牌子游街，我们这些小学生没什么事做，每天跟那些挨游街的共产党官员后面瞎起哄或捡红卫兵扔的传单。而我从那时开始重新设计自已，我认为只有自已是真实的、可信的。老师、父亲以及许多的有权威的人并不都能实事求是。所以要想掌握自已的命运只能靠自已，而掌握自已命运的钥匙是知识。于是我把所有的时间用来读书。    

  

文化大革命中，学校从来不给学生留作业，我乐得自由，读自已喜欢的书。不久，我想当画家，便背着画夹到县文化艺术馆去画石膏像，于是结识了和我同龄的关玉良，玉良后来创建了“关东画派”成为大陆很优秀的青年画家。我的音乐天赋使学校所有的音乐老师感兴趣，我是学校业余文艺宣传队的重要人物，十四岁那年我主演过京剧“海港”，我饰演“海港”中的男主角高志扬，我模仿黑头唱的那段“满怀豪情回海港”，把县京剧团的演员震得一愣一愣的，他们鼓励我报考剧团小班，然而我认为我唱戏只是好玩，让我终身唱戏，我觉得是辱没了我。而我最大的理想是想成为一名作家，像雨果、罗曼罗兰、海明威或鲁迅那样的作家。我写了许多诗，有的竟然能发表在县文化馆门前的橱窗里。一九七五年县文化艺术馆办了一期工农兵文艺创作训练班。在训练班里我写了一部独幕话剧，经过几番修改，在县文艺演出中竟获了奖，而且是几个一等奖中的一个。奖品是鲁迅的“呐喊”、“旁徨”以及一套“毛泽东选集”。    

  

从此，我沿着这条路走了下去，并为此一步一步踏踏实实。    

  

随着对社会和家庭观察和体会的加深，一个问题总在困扰我，家里经常来一些乡下亲戚，但奇怪的是他们都是“地富反坏右”。父亲总是要帮他们一些，因为他们都是父亲的堂兄堂弟，而父亲当时毕竟是一个官员。母亲更为慷慨，尽管这些亲戚走后，我们会几天不能吃肉或买菜。这个问题困扰了我许多年，这是我们张家的历史。但我不敢去问父亲，而母亲似乎也不愿意说，我真正知道我家的历史是我成家以后……    

松花江有一个支流叫呼兰河，这条河不仅因为哺育了著名女作家萧红而著名，更重要的是她滋润了两岸肥沃的土地。    

  

大约一百年前，山东省惠民县一个农民挑着自己的儿子，带着自已的妻子来到了这个美丽河边。这是黑龙江的第一代移民，在呼兰河北岸那陡峭的黄色土崖后，展现在那个山东汉子面前的是一望无垠的荒野，以及漫野奔跑的獐□野鹿和可以飞进饭锅的野雉。    

  

于是，那个山东大汉住了下来，他一把火点燃了大草原。大火过后，油旺旺的黑土地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那个山东大汉是我的曾祖父，而挑子中的小孩则是我的祖父。    

  

当我的祖父娶我的祖母的时候，张家已是良田千顷，房屋百间的大地主了，而曾祖父开创基业的地方已成了繁华的水陆码头，人们惯称这个地方为“黄崖子”，官名通江镇，隶属黑龙江省望奎县。    

  

那时候的张家和所有的有钱人一样，为了防备胡子（土匪）的攻击，不仅寨墙高筑，而且长短枪都有，并配有“老母猪炮”。但当时的少掌柜也就是我祖父确是一个当地著名豪爽的人，所以张家很少遭到土匪的攻击。  

  

祖父为人豪爽是众口皆碑的。他从不欺压长工和佃户。据说一个农活技艺很好的长工，因为喝多了酒和爷爷吵了一架，他赌气不再为祖父效力，并扬言：“屙屎也不往张家地里屙。”祖父便和他打赌，说：“如果你把屎屙到我家地里怎么办？”那长工道：“我要是屙到你地里便白给你扛一年活不要钱。”那长工一大早吃饱喝足开始上路，走到太阳西斜，实在忍不住了，便在小屯道的边上屙了滩屎，撒了泡尿，然后去问一个佃农：“这是谁家的地？”那佃农回答：“这是黄崖子张家大院的地。”那长工二话不说，便回到爷爷家拿起锄头去锄草了。当然，祖父还是给他工钱的。    

  

祖父经管着偌大的家业，但遗憾的是奶奶却不曾生育。我们山东人是孔夫子的乡亲，孔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儿女是中国人最大的不孝。    

  

于是，祖母鼓励祖父再娶一房。当时，祖父和兄弟姐妹一起生活，要娶亲就要从大家股上出钱，这理所当然地遭到家族的反对。祖母为了能有子孙，继承家业，便从自己的私房中拿出五个金元宝，为爷爷娶了一个体面人家的女儿，那便是我的亲奶奶。她为张家生了六个儿女，而大奶奶和她相处融□，如手足姐妹，当我记事时，我的大奶奶还活着，她常常骄傲地告诉我们这些张家的子孙们：“你们张家这几十口人都是我五个金元宝换来的。”    

  

如果生活就是这样发展下去，张家的子孙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但是，在爹爹四岁的时候，张家开始衰落了。    

  

爷爷有一个最要好的磕头弟兄（结拜兄弟）。此君天生一副反骨，爷爷给他骏马和快枪，让他去投军，可他在张作霖手下当了半年连长后，却又拉了一批弟兄跑回家乡当了胡子（土匪）。他落草为寇，占山为王，打家劫舍，杀富济贫，后来被击溃，他本人负伤入狱，被判死刑。    

  

爷爷决心救他，发誓把他从死牢中救出来。那时，爷爷已经和弟兄们分家了。爷爷分得数千亩良田，为了救自已的磕头弟兄，爷爷开始卖土地，而这些土地多数被本家兄弟买去了，爷爷用两麻袋银元把人从死牢中买了出来，那人把家人托付给了爷爷，骑上快马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有人说他去了苏联，成了苏联红军，有人说他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总之，这个使张家败落的人永没再回来，但谁会想到，大半个世纪后，就是这个人的后代掩护了我这个全国通缉的要犯.....    

  

后来，爷爷英年早逝，两个奶奶，一个管家，一个管外，带着六个孩子生活，家道逐渐败落，爹爹也只读了几年书便要为生活辛苦了。    

  

一九四六年东北光复，日本鬼子投降了，满州国的皇帝也被苏联红军押到了苏联。读过几年书的爹爹便参加了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改革工作队。父亲在读书时被手拿戒尺的老师灌了一脑子的孔孟之道，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里，父亲注重的是前面两项，而治国、平天下则不去多想，否则，他不会在共产党夺取大陆政权后急流勇退。    

  

据父亲回忆，当时的土改工作队员的素质很低，打击面的扩大使许多小康之家的农民被划为地主成份。由于父亲参加了“革命”，况家道已衰败，我家在土改时被划为贫农成分，而父亲的叔叔们则统统划为地主，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那时候，参加土改工作队的人多数是流氓无产者和青年农民，他们不仅大吃大喝，还奸宿地主家的姑娘媳妇。而动刑杀人则视儿戏一般。一个土改工作队员问一个地主婆坐没坐过火车，那地主婆连汽车都没看过更没看过火车，于是，那共产党员便把铁炉子绕红，然后把地主婆放在炉子上，让她坐“火车”。    

  

还有一次，一个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员把一个地主用绳子吊在树杈上。    

  

土改队员：“看到蒋介石没有？”    

  

地主：“没看到。”    

  

于是，那土改工作队员把绳子往下拉，被绳子吊起的地主又升高了几尺。    

  

土改队员：“这回看到蒋介石没有？”    

  

地主：“没……看……到”    

  

土改队员又拉绳子，地主又升高几公尺。    

  

土改队员：“这回看到了吧？”    

  

那地主被绳子吊得吃不住劲了，只好回答：“看到了。”    

  

那土改工作队员冷笑一声：“去找蒋介石去吧！”    

  

于是把绳子一松，那地主便从十几米的高空中摔在地上，脑浆迸裂，在土改工作队员的笑声中死去了。    

父亲最懂得政治的残酷，这也许是他反对我太介入政治的原因。    

  

父亲当时还算是一个文化人，在由农民组成的土改工作队里显得很突出。他很快成为第二行政区主要负责人，但后来发生在他所在行政区的“河口事件”改变了他的命运。    

  

我的家乡有一家姓郑的地主，郑家有一个男孩十几岁便到北京读书，从此再无音讯，谁会料到，二十几年后他成了共产党的大人物。    

  

他叫林枫，日本投降后任共产党东北局副主席（主席是高岗，中共建国以后，林枫曾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这个林枫在坐上东北第二把金交椅的宝座后，便想起要光宗耀祖。我们的邻县绥化县当时还有日本人修的机场，而从绥化县到望奎县还有五十公里的路程。呼兰河从两县交界处流过，湍急的河流上没有桥梁，来往的车辆行人要靠渡船，交通十分不便。    

  

林枫的座机在绥化机场降落后，他们从安全方面考量，没有到望奎县，而是让共产党望奎县委把他的父亲送到绥化与儿子见面。    

  

郑老爷子在县委书记冯耕夫和一个连解放军的护送下，到绥化见到了儿子，然而在他返回望奎县行到呼兰河时，他们遭到了“土匪”的袭击。就在三辆汽车开上渡船时，埋伏在树丛中的“政治土匪”开火了。船上的汽车被机枪封锁了，“土匪”们喊话，要他们交出林枫，缴枪投降。    

  

被困在车上的望奎县大队政委胡再白建议：既然林枫不在车上，车上又有林枫的父亲和妹妹，是否应该和土匪谈判，以便保全生命。但县委书记冯耕夫坚决不同意，他向战士下达了命令，决不投降，直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解放军开始还击，然而寡不敌众。    

  

遭到抵抗的“土匪”恼羞成怒，把子弹和炮弹像秋风般泼向三条渡船。    

  

只短短五分钟，三辆汽车上一百多人全部遇难，鲜血染红了呼兰河水……    

  

这就是当时震惊东北的“河口事件”。    

  

当驻扎在望奎县城里的解放军骑兵团赶到呼兰河时，“土匪”早已无影无踪，留在河面上的是一百多具尸体和仍在燃烧的木船、汽车……    

  

据说：刚从绥化飞回渖阳的林枫听此噩耗大怒，立即给在哈尔滨的林彪打电话，要林彪动用野战军为他复仇。于是，一个师的四野部队开进了我的家乡剿匪，短短一个星期，他们抓到了两千多名“土匪”，并在埋葬郑老太爷的县城东北角的“花园”开了杀戒。两千多“土匪”（其实大多是无辜的农民）被分期分批处决。行刑者使用的不是子弹，而是大刀或锄刀。他们杀一批埋上一层土，再砍一批，再埋一层土，后来，土堆高了，形成了一座很大的土山，在这土山里，埋着两千多幽魂；在土山的前面不远处，是三座高高的纪念碑，刻着冯耕夫等三个县委领导人的事迹，在纪念碑的后面，是一百多座白色的小坟墓，每个坟墓中安葬着一个为保卫郑老爷子而献身的解放军战士。    

  

我在九岁那年的清明节，在那蒙蒙细雨中，面对着这三座纪念碑举起了稚嫩的手臂，当老师把红领巾系在我的脖颈上，并告诉我那是革命烈士鲜血染红的红旗之一角时，我是噙着热泪高呼着：“准备着，时刻准备着！”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的，我的心里充满了对敌人的仇恨。    

  

我那时候绝对恨埋在土山里的“土匪”。那时候，解放军战士常常在土山后打靶，靶子就竖在山角下，我和小伙伴常常去挖子弹，但挖出来的都是白骨。伙伴们常常吓得跑掉，而我却不怕，常常拿着人的头骨发呆，心想：为什么这些人没有坟墓也没有纪念碑呢？    

  

回家问父亲，父亲瞪我。问母亲，母亲说：“那是土匪。”    

  

读高中时常去县文化艺术馆，那里有几个文人在写县志，听他们讲，才知道林枫的父亲是这样死的。当时想：这个老头死的也真是惊天动地，竟要两千多人殉葬。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林枫老爸的坟被红卫兵给撅了，棺木也给烧了。据说：林枫在北京对此耿耿于怀，并发誓再不回家乡去。不过，这一点他是做到了。   

  

父亲见不了这样血腥的场面，要求去读书，县委同意了，这样年轻，又有文化，将来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于是让父亲去延安。    

  

父亲很高兴，这样可以不必看这腥风血雨了，于是回家向两个妈妈辞行。    

  

我的亲奶奶坚决反对：“父母在，不远游，你要走就是不孝。”    

  

我的大奶奶更是反对，父亲己经订了亲，女方是邻县一个姓宫的地主的女儿，宫家老爷子在土地改革中死掉了，据说是被土改工作队打死的，大奶奶的意见是：赶快成家，救那宫家女儿于水火。后来，这个宫姓地主的女儿成了我的母亲，她是影响我最深的女人。    

  

在县委派人找父亲出发时，奶奶把父亲藏在了柴禾垛里。    

  

从此，我父亲脱离了革命，不过，两年后他不得不又到县政府工作，但他从不再要求加入共产党。而成为了一个“革命”一生的非共产党干部。    

  

四十年后，当我被中共全国通缉，逃离北京大学后，林枫的儿子林言志进北京大学主政，在他的主持下，我被开除了学籍和党籍。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除了苦难和恐惧外，看得最多的是人性的扭曲。当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得课堂里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时，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爱心也随之消失了。好多同学和自已出身不好或被专政的父母划清界限，人们用一个小小的“毛主席语录”包裹住自己的思想和灵魂。不过，那个时候我也常常忘记外边的世界，最值得回忆的便是读书的幸福。我常常和邻家的小伙伴到县图书馆去偷书，或到红卫兵烧书的现场去抢书。慢慢的，书给我展现了一个个陌生而新奇的世界。我那时候读书读上了瘾，一天不读书就感觉是一种人生的浪费，当时读书的感觉就像是赚钱，一本本地读，一分一角地赚。    

  

上中学以后，我开始读欧美作家的作品，雨果、莫泊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海明威....还有日本的川端康成、印度的泰戈尔。记得一次被“沉船”迷住了，竟拿到课堂去读，被老师叫到讲台前去出丑。    

  

书读多了不免爱胡思乱想，并把自已的所感记在日记上，不过，我记日记常常间断。当时只不过是幻想能成为一个对国家和民族有意义的人。    

  

书读多了也开始幻想爱情，但我在爱情上是一个懦夫，同班的女同学有那么几个喜欢于我的，我也看得出来，但当时的男女生是不说话的，谈恋爱也会被视为是一种丢人的事。我在高中时曾暗恋一个女同学，她人长得美，小巧玲珑，但我却从不敢向她表露我的感情，相反，却和她最要好的女伴表现得亲热大方。她对我其实也是一往情深，但一看到我和她的女友大方地谈话，她就很伤心，这都是十几年以后她才告诉我的感受。    

  

一九七四年，我高中毕业了，那时候，毛泽东的上山下乡运动方兴未艾，很多同学都像躲瘟疫一样躲避街道办事处的人，这些人动员你到乡下“插队落户”的功夫会让你是铁也变成豆腐。而大多数人不愿到农村去受苦。    

  

当时我是少数主动要求到农村去的人之一，我已满十五岁，新生活对我有较大的诱惑力。前面的路漫长崎岖却又是未知，而我却跃跃欲试，我当时觉得毛泽东说的有道理：“不了解农民，便不了解革命”，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而这些农民究竟生活得怎么样，以及他们有什么样的诉求和希望，这是我急切想知道的。    

  

于是我在学校第一个报名要求上山下乡。    

  

此举惊动了县广播电台，派个记者访问了我，搞了一个录音专访。我当时对记者说的都是“豪言壮语”：“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扎根农村干革命，一生交给党安排”。我告诉记者，我的同学百分之九十九和我一起到广阔天地去“炼红心”    

  

当记者问我：你们到农村后生活会比城里苦一些，离父母远一些，你能克服吗？    

  

记得我当时当着记者和老师、同学们的面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们到农村后离父母是远了一点，但我们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近了，生活是苦一点，但却能锻练我们的坚强意志。我们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就是要以实际行动粉碎帝国主义预言家们（杜勒斯）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这一代身上的预言，以保证我们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我的讲话使我的老师和同学都激动得流了泪。    

  

当这个采访录音在全县有线广播播出后，街坊邻居都来道贺，说我将来一定有出息。母亲很高兴，只要我下乡，比我大三岁的哥哥张伟便可在城里找到工作，那时三哥已学会了木匠手艺，他心灵手巧，又很体贴父母的难处，对家的帮助很大，而老么的我却是什么也不会，只会读书。母亲说：“下乡也好，可以学点活计做，庄稼活只要肯吃苦就能学会。”父亲则不置可否，好像大家在说一件与他无关的事儿。  

  

记得那天晚上母亲特意多烧了几个菜，过去我是从来不上桌吃饭的，而明天我就要走向新的生活了，开始自食其力。父亲说：“这是大事，应该庆贺一下。”父亲让我坐在他身边，破例给我倒了一杯酒。    

  

那天父亲喝了很多酒，给我讲了许多他们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他说那时候他可以喝一斤多酒。他告诉我酒要少喝，喝多了不仅对身体不好，还容易误事。但他让我把杯中的酒喝掉，说有话对我说。    

  

父亲说：他有七个子女，三个女孩不说了，将来都结了婚找个好丈夫，不挨骂不挨打，饿不着冻不着就行了。父亲说：他这四个儿子谁见谁夸。老大张彬是军官，共产党员；老二张翘在北京铁道部三局二处当科长，也是党员；老三张伟学得木匠手艺，又聪明又能干，将来也准有出息。父亲说：他最不放心的就是我，他说我倔得出奇，这些年脑子里又装了些怪里怪气的东西。他说：他总是担心我早晚会闯大祸。    

  

最后，他告诉我三句话，让我记住：    

  

不要把功名看得太重    

不要把金钱看得太重    

不要把女人看得太重    

  

他让我切记。这三句真言对我以后的人生影响很大。    

  

第二天，我扛起行李到了学校。    

  

一部敲锣打鼓的汽车把我送进了“广阔天地”里。  

不知道为什么，我与农村有一种天然的感情。我很容易适应农村的生活和环境，这对当时的知识青年来说并不是很多。也许是因为我生在农村，虽然长在城市，但与土地那种近乎于血缘一样的关系依然存在。    

  

我当时插队的农村是一个叫正白后二的自然屯，隶属于望奎县红星人民公社，这里满族人很多，村名也按照八旗起的。如正黄旗，正白旗，正蓝旗和正红旗，还有镶黄镶白镶蓝镶红旗。我们插队的正白后二大队有四个生产小队，一千多人口，满族人占百分之三十．其余是汉人。满族人以洪姓为主，他们热情好客．而且还保持着种种旧规矩，对这个村的风气影响很大。    

  

我们的知识青年集体户就建在村子的正南，与小学校有一墙之隔。不久，我被选为户长。成了四十多男女知青的头儿，其实，我当时只有十五岁，还未完全成年，而集体户的知识青年有一半比我年龄还大一些。    

  

在这些青年人中，我的“领导才能”很快就显露了出来：没有粮食吃，我会到生产队借来足够的粮食，至于以后怎么还那是另一回事；那年夏天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油吃，每天清水煮茄子，吃得大家胃酸，我便套上一辆马车，带上本城服务系统下乡的知青到自己父母工作的饭店，酒店去拿。饭店的领导知道是自己的子女来“揩油”也只能苦笑。生产队拨给我们一些土地，让我们种蔬菜，我便带着青年义务劳动，种了许多番茄、黄瓜、茄子、大葱、马铃薯等蔬菜，不仅够自己吃，知青们回城里还可以带一些让父母品尝我们的劳动成果。    

  

在集体里生活你要人们尊敬你，那你必须“一事当前先替别人着想。要把方便留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    

  

到农村时间一长，劳动不再是浪漫的事，繁重的农活使知识青年们叫苦不迭。秋天临近，快开镰了，而我们四十多男女知识青年都没割过庄稼，于是我就和各生产小队协商，把看护庄稼的工作要了过来。这工作在农村谓“看青”。活很翘，你只要拿着步枪保护成熟的庄稼不被偷，不被牲畜践踏就可以了。由于需要不了那么多人，我主动把这活让给别人，自己拿起镰刀和农民一起割地。由于不得要领，镰刀常常割到手和腿，右手也被刀把磨出一片片水泡。一个多月的秋割下来，我已经可以和农民比赛谁割得更快，不仅得到了知识青年们的尊敬，而且也得到了当地农民的夸赞。不到一年，我学会了锄地、割地、刨粪、打绳、骑马、赶车、扶犁、砍树等多项农活，这不仅使我和农民们的感情更为贴近，而对十几年后我在枪口下的两年逃亡生活有很大益处，由于我对农民和农活的熟知，使我在两年逃亡农村的生活里如鱼得水。    

  

那时候我们这些知识青年最大的愿望是能返回城市和家人团聚。每个人都想方设法找门路或走后门为自己回城创造条件。而我与他们不同的是，我要上大学。当时全国各大学都在招收“工农兵学员”，而工农兵学员的入学条件是“政治标准第一”，需要经过贫下中农推荐，所谓贫下中农推荐其实就是农村共产党的组织用此来作交易，两年多的知青生活使我对贫下中农这个阶级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这是目光短浅而又不甘心为统治阶级效力的集体农民，他们同样没有什么权利，而所谓的当家做主是由他们这个阶级中产生的共产党大小官僚。    

  

下乡一年以后，我被选为出席县的知识青年劳动模范，这是两手老茧换来的。会议一结束，我没能顺路回家看望父母，而是立即回到农村，放下背包便拿起锄头参加劳动。    

  

在中国农村，你必须首先学会处理人际关系，这是中国农业社会中最难掌握的一门学问，你不能显得比他们有知识，那样他们会认为你不谦虚，你也不能显得比他们没知识，那样他们会瞧不起你。尤其在处理和农村干部的关系上更复杂多了，因为他们可以决定你早几年回城或永远回不了城。    

  

记得有一次为了迎接公社检查春耕的工作组，大队长老董让我帮忙把大队办公室布置一下，我用红彩纸写了一幅毛泽东语录“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每个字都像整张纸那样大，贴在大队部的正面墙上显得很有思想性。大队的干部都说不错。董大队长是土改时打地主入的党，算是老干部了。此人不仅说话结巴，而且一字不识，他让我给他读一遍，我念过后他突然把眼睛一瞪说错了。他说政治第一，政治应该放前面，应该是“政治上思想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拿出《毛主席语录》给他看，他愣不看，因为看不懂，他说我不谦虚，不尊重贫下中农，不服从“再教育”，当时屋子里有许多大队干部和知识青年，他们都知道大队长错了，而我是对的，但没有一个肯为我辩白。因为他是大队长，是这个村的土皇帝，那时候人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谁也不想得罪他。    

  

而我绝对不能按照他的意思去改，这不仅是一个是与非的问题，更可怕的是在那个年代你不能把“最高指示”搞错，由于毛泽东讲话“一句顶一万句”，所以，你写错了轻则说你政治思想差，重则说你篡改领袖语录那就罪恶滔天了。我不敢拿毛泽东开玩笑，但我可以揶揄一下大队长。我把这十九个字块都揭了下来，又重新钉在墙上，其实，还是原来的样子，只不过是重复了一次劳动而已。    

  

大队长让我再给他念一遍。    

  

我大声念给他听：“政治上思想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他拍拍我的肩笑了：“这就对了，年轻人要谦虚，我革命这么多年了，政治水平还能没你高吗？”    

  

灵活的妥协给我带来许多好处，尽管在妥协的时候心情不那么舒服。但事后证明，暂时的委屈会使你以后少很多麻烦。    

一九七六年四月，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被镇压后，天安门“诗抄”迅速传遍全国各地，青年集体户是“诗抄”流传的据点，我们每个人都偷偷在日记本里抄录那些令人热血沸腾的诗歌，那些诗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开始关心政治，思考国家的命运，尽管当时我已经填写了入党志愿书，但对共产主义已经不很虔诚了，况且我以为共产党已经得了重病，那就是对“四五运动”的镇压。    

  

我无时不在关心时局的变化，两报一刊上充斥了梁效、罗思鼎的文章，攻击的矛头指向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杀气腾腾，使你感到中国要有大事发生。而那一年的中国真够我这个十几岁的青年眼花撩乱的了。    

  

就在这时，大队党支部推荐我参加了公社的“上大学学习班”。每天除了学习四个小时的文化课外，其余的时间是学政治，被推荐的三十多男女知青每天眉开眼笑，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参加这个学习班就已经是离开农村第一步了。    

  

我是学习班里年龄最小，学习最好的一位，那些比我大许多的知青大姐姐们总爱找我辅导她们功课。公社管文教的党委书记对我也不错，常常笑咪咪地找我们聊天。文化课考试结束后，学习班解散了，我们回到各自的集体户里等通知。而我报的学校是北京大学中文系。    

  

不久，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    

  

又隔不久，毛泽东逝世。    

  

就在此期间，上大学的名额公布了，我居然榜上无名。    

  

这对我的打击很大，集体户的青年都为我鸣不平。我为此也找过公社的领导，他们给我的答覆是：年轻人应该经受住党的考验。而那些学习成绩和劳动表现都不如我的人都不需要经过党的考验上了大学。而当体检的医生告诉我这次上大学的五个女知青有两个怀了孕，而五个人都失去了贞操后，我便缄默了。这就是贫下中农给我们知识青年的再教育？我为我们的姐妹悲哀，那一些不满也随之消失了。    

  

那年十月，华国锋和叶剑英发动了宫庭政变，逮捕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大浩劫。    

  

当“英明领袖华主席”拿着“你办事，我放心”的圣旨抓网治国时，我们黑龙江省的百万知识青年开始大批返城，我们集体户比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返城温和一些，虽然人人可以办理返城手续，但当时只能是以“病返”回城。大队部会计把大队革命委员会的印章挂在墙上，谁要返城自己盖印。    

  

知青都走光了，十几间的集体户只剩我一个人，我不想就这样匆忙地“病返”。况且我没病。我要好好理一理自己的思想，而我当时绝对没把返回城市当成最高人生目标，我想读书。哪怕是一个不很有名的学校。我自幼喜欢文学，向往能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因为我喜欢的人都曾在这所大学生活过，鲁迅、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我想再劳动一年，在农村等待第二年招生，我有充分的耐力等待。于是我一个人生活，每天除劳动外，要自己动手烧三顿饭，还要喂猪喂鸡，十几间大屋空荡荡的，晚上躺在空空的大炕上感受着孤独和寂寞，而往日的吵闹和笑骂声都远离了我。    

那年秋天，我参加了高考，我报了黑龙江的一所师范院校，这所学校对我实在没什么诱惑力，但是可以离开农村。    

  

我居然考中了，而且名列全县第一名。    

  

离开生活了两年的农村时心情是复杂的。几名和我要好的知青特意从城里回到知青户为我送行。我们杀了一头猪，那是集体户最后一头猪，那头猪因为一个月没能好好喂养瘦得就如同一只大狗，那天早晨起床就开始忙碌。煮肉、灌血肠、买酒、烙油饼、我们把大队干部和平时比较要好的农民请来一起喝酒，从中午喝到深夜。不管怎样，我们在这里生活了两年，而这两年又是在人生春天的季节里。  

  

当我饮尽最后一大碗老白乾后，我流泪了。    

  

邻居大娘的一小碗酱黄瓜的温情，使我们可以多吃几碗玉米稀粥的香甜；    

  

逢年过节我们都是老乡家里的座上宾，尽情地品赏他们的烹饪手艺，尽管不如城里的花样多，但大碗肉大碗酒令人畅快淋漓；    

  

风雪交加的黑夜里，农民大嫂们炒一锅香喷喷的玉米花和葵花籽倒在知青户的大炕上，几十个青年抢着吃，然后比赛谁放屁响亮……    

  

这两年我们哭过、笑过、打闹过、埋怨过、企盼过、憧憬过也失望过，然而一旦离开了，才知道那段生活是多么令人不平静。    

  

那天我喝醉了，也说了许多心里话，没能去读北京大学的委屈在心里堵得慌，喝些酒，说一说，心里似乎亮堂了许多。    

  

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刘文祥觉得很抱歉。未能去成北京大学而考了一个师范，我还能说什么？两年的农村生活使我从一个高中学生懂得了社会上许多我不懂的东西，尤其使我懂得了中国的农民，这些财富有许多是我此生受用不尽的。   

  

我应该满足才对。    

  

十年后我曾回到当年插队落户的村子一次。我只在村里住了一夜。当年的娃子已经结婚了许多，而当年我们栽的“扎根树”也已经茁壮成林了。    

  

由于“四人帮”被粉碎带来的变化，我们推迟在十一月初才到开学，报到那一天下着小雪，世界洁白如银。吴晓杰老师和一个很有气质的女同学帮助我把行李安置在寒冷且又脏又乱的宿舍，吴老师给我介绍了这个女同学，她叫郭秀庄，是行署教育局局长郭德昌的最小的女儿，后来我与秀庄相爱，但遗憾没成眷属。   

  

无论如何，离开校园两年后又重新回到学校读书是令人兴奋的。我计划用这几年的时光多读一些历史，哲学和文学方面的书。那是我读书最多的一段时光，有时候把《资本论》拿到课堂去读，使讲课的老师大为光火，但她又知道那是马克思的著作，只好看着我摇头叹气。    

  

有很多书籍是郭秀庄从她爸爸的藏书中偷出来的，后来，她成了我们班的班长，我担任了团支部书记。    

  

当时学校的声乐老师都对我寄预厚望，他们认为我是难得的男中音，他们想把我培养成普契尼或什么歌剧大师，而我也经常参加市和地区举办的文艺演出，还经常得个奖什么的，或让那暴风雨般的掌声满足一下年轻的虚荣心。但我不想成为歌唱家，我的理想是成为一个政治家或文学家。用我的思想去改变中国人的生活以及观念。    

  

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我广交有同样志向的朋友，数学系一位姓陈的同学曾和我一起在同学放假回家度春节时，留在学校，我们每天用冷水洗澡，每晨背一首唐诗，一起研读《资本论》、《 哥达纲领批判》、《 实践论》、《 矛盾论》，也一起到学校附近的工厂和农村搞社会调查。他的想法是毕业后回到农村去，从村长、乡长、县长干起，他想改变一个县或一个乡，而我则主张应去北京发展，我认为要想改变中国人的命运，必须要能影响最高决策人物和决策机构才行。现在想来当时是还很幼稚，但毕竟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年龄。    

就在那个时候，爱情闯进了我的心田。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我爱上了大我三岁的同班同学郭秀庄，她是我们班的班长，又是党小组长，那种特有的成熟和气质使我对她倾心，而当时追求我的女孩的确不少，包括一位大我不多的女老师。  

  

在我下乡插队的时候，父母亲曾给我订过一次婚约，她是一个小我一岁的姑娘，叫姚克力，是医院的护士。他的父母是我父母的老朋友。我们又几乎青梅竹马，但我们订婚后我发现她爱的不是我而是她在中学时的一个同班同学，而她的父母则坚决选择我，因为自己没有儿子，所以把我当自己的亲儿子对待，可以说，他们对我的爱超过了对自己女儿的爱。尽管这爱有时表现得有些自私。    

  

但后来我和姚克力的感情愈发平淡，她对我说，她和我在一起时有的只是和哥哥一样的依赖感和安全感，而和那位同学在一起时心跳就加快，就有一种说不出感觉的冲动。我告诉她“这就是爱情”。她想了想，点头说：“ 也许是吧，但我爸我妈不会同意。”于是，我鼓励她大胆按自己想要做的去做。我会永远把她当成妹妹看待。后来，她真成了我的“妹妹”，而她那个同班同学也真成了她的丈夫。为此，她的父母和我的父母都迁怒于我，认为我没有尽全力让她爱我。其实我倒觉得这结果蛮好的。    

  

后来，我毕业后不愿留在黑龙江的家乡做教师工作，坚决要去闯天下，二哥在铁道部三局二处任宣传科科长，他为我办好的调动手续。为此，我和秀庄发生了争执，我选择了事业。秀庄再不理我，连她后来结婚也没能给我一封信。    

  

当爱情闯入你心中时，你会觉得世界变得很美。两次挫折使我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了我锺爱的文学上。我在山西省歌舞剧院唱了半年歌剧后调入“铁路工程报”工作，与此同时，我和通信两年多的戴晓慧确立了“恋爱关系”。也许，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更适合于我。两年多，我们没见过一面。她在江西九江，我在山西太原。阻隔着长江黄河，遥遥数千里。但在面对着信纸倾诉自己的情感时，我会觉得幸福在心中膨胀，像鼓满风的船帆。戴晓慧是我妹妹的同学，她和我读的是一个小学，一个中学，一个师范，只不过低我几年。她的哥哥戴海力是我的好朋友，那是常常爬进教室把课桌当兵乓球台打的小伙伴。我们常常偷他爸爸的烟抽，他爸爸文革前曾是江西一个县的县长，调回黑龙江后在我们家乡望奎县政府任办公室主任，常会分配一些高级香烟。我们偷烟抽是不瞒晓慧的，她那时刚读中学，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但从来不向父亲告密。她文静、聪颖、有一种清丽的风韵，她的散文写的很好，颇有独到的韵味，每当报上发表她的散文时，她都会寄给我，让我指正。其实，让我写恐怕写不那么好。    

  

这种柏拉图式的恋爱使我们在事业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每月除鸿雁传书外，我们都住在工作的单位。这样可以把大部分精力用于读书和工作。不久，她被提拔为九江市共青团的宣传部长，而我也因为工作突出受到了嘉奖。我也发表了一些小说和诗作，我们那时真像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朝气蓬勃。对我们来说“工作着是幸福的”。我对共产党的改革开放充满了信心，并且向报社的党组织写了思想汇报，重新谈对党的认识。    

  

当时我们报社的总编辑是一个左的可爱的老新闻工作者，他对青年人要求极为严格，报社的几个青年记者都因为谈女朋友“不慎重”受到他的批判，他可以开社务大会批判你的资产阶级思想，使你觉得他仍生活在五十年代。但后来他被迫提前退休。原因是他坚持新闻记者的良心报导了一个列车段副段长以专车接亲的丑闻。那篇报导在报上发表后，当时任副总理的万里亲笔在报上批示：用专车接亲，是铁路史上绝无仅有的，以权谋私竟达到这种程度，铁道部能视若罔闻吗？要严处，要大张旗鼓的教育！《人民日报》转发了我们报发表的以“张副段长好不威风，接亲列车一路绿灯”的调查报告并连续三天发表评论。我们都很兴奋，因为胡耀邦总书记提出要每天报导一个坏典型，这对只能写好不能写坏的新闻工作者是一个莫大的鼓舞。但后来，采写这篇报导的记者，编辑都受到很大的压力，而一手抛出这个新闻的始作俑者老总编辑却在没到年龄下提前离休，当时同意报导的政治部主任刘景印也同样遭到整肃，提前离休。那是我第一次目睹极左派的实力，那是一种潜在的而处处让你莫名其妙的束缚，他会使你还没找到进攻的对象就已遍体伤痕。我觉得活得很累，想做一个新闻工作者不容易，想做一个有良知讲真话的新闻工作者尤其不容易。于是我在心情抑郁的时候想到了结婚。    

  

我应该有个家，父母很赞成我的想法，我是他们最小的儿子，我的婚事一直是他们的心病。于是我写信给晓慧，徵求她的意见并要求她在春节时和我一起回家乡。但是她拒绝了我的要求，她以为我们应该“事业有成”再考虑婚姻大事。而当时我已经对中国的新闻工作失望已极，对这“事业有成”极端反感。    

  

我们开始各自不让步，我一个人孤独地回到家乡和父母过春节。家人和朋友都来问晓慧为什么没一起回来，我无言以对，每天以酒浇愁，索性给她写了一封信：“我此生很难事业有成，不如我们恢复那种兄妹般的关系吧……”后来她给我写了回信，但信寄到了报社，而我则在远在几千里之外的黑龙江。    

  

一个多月的休假结束后，我回到了报社，铁道部给了我一次学习的机会，于是我离开了令人心烦的环境，到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艺术美学。半年后，在学习期间，我去了一次九江，见到了晓慧，也见到了一个不错的小伙子。    

  

当我乘坐客轮离开九江时，我的爱情也随着江水流走了，江鸥在船舷旁翻飞雀跃，九江在隐隐退去，庐山在隐隐退去，我想起了一句古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一刻我感概万千。    

  

爱情像是赶渡轮，迟到一步或错过一站这渡轮就开走了，你只好乘坐下一班次，而下一班次是什么样？她能将你安全送到彼岸吗？谁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因为它是未知的。    

  

两年以后，我结婚了，妻子叫李雁，她小我六岁，美丽且温柔，我们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她那时是个待业青年，而我找的是妻子，对学历、事业、思想、一概不挑。后来我送她到铁路职工技术学校去学烹饪，她会烧一手好菜。我也觉得妻子不错，没什么不满足的。    

  

一年以后，我的女儿降生到了这个世界。妻子生产那天是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农历是小雪，正巧那天太原下了入冬后的第一场雪，满世界变得洁白如玉，于是我为我的女儿起了“张小雪”这个名字。小雪的外婆说这个名子不好，太清冷，怕孩子以后的命不好。我则希望女儿像白雪一样纯洁清新，还有一层含意，我和女儿的名字出于同一句诗：“江上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同时，也寄托着我对家乡的怀念，我的童年里，冬天的白雪永远是我的好伙伴。没想到，雪儿外婆的话还真不幸而言中，雪儿刚刚十几个月时，我就被中共通缉追捕，后来，雪儿的妈妈和一个男人在一起，不方便带她，从此，她过了两年飘泊动荡的生活，直到后来她母亲登报和我离婚，法庭将她判给了爷爷奶奶，她才过上安定的生活，但她只能从照片上看着爸爸和妈妈了。  

我如果不写“成功者说”就不会结识刘小雁，如果不结识刘小雁就不会结识  

一九八一年，我成了一名新闻记者。每年可持一张国务院铁道部签发的铁路  

自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五年我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报告文学和新闻  

由于刘宾雁《人妖之间》的问世在中国的轩然大波使我更坚定认为作家不能  

我也想写出这样“解渴”的报告文学。但这并非易事，除不具备宾雁先生那  

一九八五年春我有了一次学习的机会，带职到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习“文艺  

在苏州学习期间，我在苏州和上海两次采访了当时获中国电影“金鸡奖”和  

刘小雁准时出现在地铁门口，她个子很高很像她的爸爸刘宾雁，两个小时前  

小雁和我谈到她读完《成功者说》的感受。她说一个编辑发现一个好作品就  

当我又一次去北京时，小雁已和东江搬到人民日报住宅区和宾雁一起住了，  

就在刘宾雁被开除党籍的时候，我的另一篇报告文学引起了轰动，那是一篇  

山西是出文人的地方，也许是由于太行山脉的雄奇和俊俏，黄河水的野性和  

我们常常在一起聚会，但却很少谈论文学本身。    

  

我发现，山西的作家都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现实政治的批判意识。而在这个  

郑义是一个颇有才华的作家，但他大部分时间用在了为山西的青年作家作保  

八九民运时，他正在北京参加电影金鸡奖的评选工作，他每天到北京大学帮  

一九八七年元旦我结婚后的整整一年我没有外出采访和写作，一是当时妻子  

那半年时间我采访了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西、天津、北京、  

那时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搞了个“星火计划”，即把科学技术运用到农村  

那几个月的采访给我最强烈的感受是：愈是红色的地方愈穷── 红色和贫  

在漫长的采访中我发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    

  

那些太行山老区和井岗山老区浏阳老区虽然房屋破旧，但纪念碑却修建得巍  

在万里采访途中，我常常倚在车窗口看着漫长铁道线两旁那贫脊的山峦和不  

那次采访结束后，我再也没有写过什么作品，本来正处于创作巅峰状态的我  

值得安慰的是妻子为我生了个漂亮的女儿。小雪越发可爱，我完全被她征服  

雪儿那样弱小，也许正因为她弱小我才觉出做父亲有保护她的责任。她的出  

郑义、赵瑜等朋友到家做客，常发现我抱着女儿走来晃去，甚至有时把她抱  

一九八八年夏天，持续了两三年的文化热现象仍方兴未艾。中央电视台推出  

《河殇》首播那天我正在临汾市采访一位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进牢房一  

记得后来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关于《河殇》讨论会上，王鲁湘和谢选俊遭到一  

《河殇》播出不久，王震在宁夏发表讲话。共产党宁夏的机关报纸刊登了讲  

春节过后我去了一次大庆市，采访了大庆林泉炼油厂，在那里我结识一位年  

但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一个大型工厂的厂长这样做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我记得他要出家做五台山的和尚是一九八九年的春节。我在北大写了一部七  

他的选泽决不是头脑一热，误入歧途，尽管后来五台山没有收留他，他被找  

在一九八八年像他这样苦闷的共产党员很多很多，他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代  

一九八八年的盛夏，山西省作协在太行山区搞了一个“太行山笔会”，想通  

被邀请的人除苏晓康、赵瑜、麦天枢和我之外，还从北京请来了《当代》、  

那次太行山笔会我们参观了一些太行山区的贫困县，晋东南地委和行署十分  

我们还参观了黄崖洞。那是当年八路军兵工厂的所在地，郑义曾在他的小说  

笔会结束时，《太原日报》副刊部主任陈建祖（诗人，我在北京大学作家班  

那篇文章刊出后，我接到了一些友人的电话。一位做报纸编辑的友人打电话  

其实，我是一个家庭观念极强的人。我没有想到我由一个共产主义者向自由  

也许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北京大学第二届作家班开始在全国招生，各省作  

当我到他家徵求他的意见时，他沉默良久后问我：非得要去上学吗？你不是  

考试竞争很激烈，二百多各省推荐来的青年作家被北京大学考得焦头烂额。  

北京大学── 中国民主科学的象徵。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日，我终于跨进了这所著名学府的大门，实现了我儿时的  

放下行李，我便约了陈建祖，非默和何香久，到校园里漫步。一路指点江山，  

三位都是青年诗人，又是多年的文坛好友，这次又从不同省份考入北京大学  

博雅宝塔映在蓝色的湖面上，晚风习习送来体育场的欢笑声，彷佛把我拉回  

开学没几天，中文系主任严家焱教授就给我们班开了个会。严教授是一个文  

我们的班主任是北大中文系最年轻的副教授，他叫曹文轩，是一个相当不错  

我们第一学期开的课有乐黛云教授的“比较文学”、钱理群教授的“周作人  

由于给我们班开课的都是中文系的一流教授，来听课的本科学生和外国留学  

我最喜欢听的课是钱理群教授的“周作人研究”，这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四十  

第一次上钱先生的课就成了游击课，本来以为这课专门性很强，作家班三十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在中国的大学里，每一个历史人物或作家都被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都  

北京大学的学生思想非常活跃，一个围墙把北京大学和外面的世界隔开了。  

我像那些本科生一样，骑着自行车，背着旧书包四处去寻找我自已爱听的课。  

每当夜晚到来，北大的学术气氛更浓了，各种讲座的海报早在一两天前就会  

作家班是北京大学的新贵族。我们都有工资，还有可观的稿酬，比一般的大  

开学不久，我们班就订了个计划，给班级搞点班费，每人写一篇企业家的报  

由于对前途的苦闷和对民族的无望，使北大的学生消极灰退的也占很大的比  

作家班没有托派、麻派，但喜欢跳舞和交女朋友的却不在少数，北大的女孩  

后来这些女同学给我起了个绰号叫：“雪儿她爹。”不久，连作家班的男同  

那时，历史系的王丹，杨涛同学搞的“民主沙龙”已经从室内搬到了室外的  

塞万提斯草坪离我住的研究生楼很近，我每天吃过晚饭都要到那里散步，即  

我参加民主沙龙的活动是以一个普通学生或听众的身分，那时我还是共产党  

吴祖光来讲演那次北京的政治气氛已经很紧张了，中央斗争已经十分激烈，  

吴祖光来那天我第一次感到秘密警察的可恶，我们原订下午二时民主沙龙活  

十几分钟后，几个工人打扮的人带着水龙头来了，他们接上水源，开始喷水，  

那些人倒是好脾气，任你怎样指责，就是一声不吭，水柱一点一点向四外延  

吴祖光很小的个子，头发已经斑白。他主要讲了被“劝退”出党的经过，讲  

有的同学问到新凤霞：“吴先生，您来北大讲演您太太新凤霞阿姨不担心  

吴先生风趣的说：“她不担心，因为她不知道我来北大（笑声），她要是知  

吴先生被掌声包围了。有的同学甚至大声喊：讲的好！    

  

后来，王丹代表吴先生宣读了他给人大常委会的书面发言，具体内容我已经  

那次民主沙龙活动结束以后，在大家围着吴祖望签字的当儿，我提醒王丹：  

除参加“民间”的沙龙活动外，我也经常被请去参加“官方”的沙龙，那是  

李进进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他是北京大学仅有的一个研究宪法的博士生。他  

经常组织研究生会活动的还有程文超等博士生，文超是谢冕教授的博士研究  

后来，我们都成了好朋友。    

我的宿舍──研究生四十七楼三○一一室，也是人们爱聚的地方，刚开始讨  

张 爽朗直率，她先生骆一禾则相反，他话不多，总是微笑着看妻子高谈阔  

没想到，几个月后，他在我们绝食的第一天不幸去世。    

  

一九八九年第一学期开学不久，一位罗小姐开始每周给我送王军涛、罗点点  

还有一张报纸，是北大校报，那张报纸除几条动态新闻外，实在没什么好看  

有传言方励之先生要来北大卖书，是一本物理知识方面的小册子。卖书地点  

卖书的地点又出现一些拿着照像机的人，他们的公开身分也许是研究生或进  

三角地的广告栏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过去卖云南烟，办讲座的广告逐渐被  

一个女同学接替了我，我挤出人群，看见作家班的十几名同学也围在外面。  

她边跟我走边问：“你不害怕吗？”我诚实地回答：“现在有点。”    

  

她说：“不错，你很勇敢，我喜欢这刺激的场面。”    

  

“刺激的场面”在我们走后就发生了，校方派人把方先生的《中国的失望和  

同学们还没学会抗议，只能小声表示“失望”。    

  

三月，美国总统布希访华，在他访问结束即将返国时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了  

当我和几名同学听到消息赶到三角地时，那传单早已被秘密警察撕掉，惨淡  

回到宿舍，我赶紧找那几个碰巧看到方先生亲笔写的赴宴经过的同学。那个  

方励之和夫人李淑贤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著名汉学家林培瑞陪同下，乘坐美  

林培瑞教授说：车内坐着我们总统请的客人，我们要赶去昆仑饭店参加总统  

警官问：“客人是谁？”    

  

林教授答：“是方励之先生和夫人。”  

  

那警官笑道：“你们违章的原因就在这。”    

  

警察打开车门，由一男一女两个身强力壮的便衣把方先生和李老师架出轿  

那位负责警官对林培瑞教授说：“方励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你们总统  

当美国大使馆的车开走后，方励之和夫人被“松了绑”。    

  

方先生问警察：“我们怎么办？”    

  

警察说：“回家去！”    

  

方励之和夫人走到公共汽车站牌下，准备乘公车或搭计程车去赴宴，他们和  

站牌附近立即被警察站满了，所有经过的车辆均不许停车，一辆辆的公车和  

方励之气得险些昏过去。多亏有夫人在旁替他消火。没车坐，那么就走！方  

警察们散去了，显然他们已经圆满地胜利地完成了这艰巨而光荣的阻截任  

后来一辆加拿大使馆的车经过他们身边时，那位加拿大使馆官员认出了方励  

美国政府为此事表示了强烈不满。    

  

中国政府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表示遗憾，并希望不要因为某个人  

说实话，尽管同学们在谈论此事时不免加几句调侃的语言，但我的胸膛已被  

同学们开始分析事态的发展，方励之的小字报贴在北大是有目的的，显然他  

那些天我已经没有心情去跑图书馆了，每天坐在未名湖边看着蓝蓝的湖水发  

我有预感，一场大风暴要来临了，这场风暴也许会使中国这个远离世界主航  

那么这一次呢？北京大学该扮演什么角色？以什么方式出现？会有怎样的  

未名湖水深邃而幽蓝，宝塔的倒影悬在湖中，曼妙的立体声音乐从远处传来，  

我默默地对未名湖说：我不会辜负你！因为我的血管里流着你的血，因为我  

那天回到宿舍，看到了妻子寄来的信和雪儿的照片。雪儿粉红的小脸笑得像  

那些天常常莫名其妙的烦躁，因为心不顺还和同室的同班同学打了一架。义  

一个月前，我们就知道方励之写给邓小平一封信，信中说：“今年是建国四  

几天以后，马原从西藏到了北京，一九八七年他曾去过太原，我和他有一面  

马原是条东北大汉，他不像个作家，倒像个运动员，从张锺教授家里回到宿  

“海子死了？”这怎么可能！    

  

同宿舍的“教练”（小说家何群的绰号）说：“今天是愚人节，不必当真。”    

  

“海子真的死了。”非默又幽幽地说。    

  

我火了：“妈的，玩笑也开得太大了！”    

  

非默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    

  

我和“教练”对视了一下，觉得事情不像是开玩笑，非默是一个不太开玩笑  

我连忙去找陈建祖，他是作家班的班长，和海子的关系也不错。    

  

海子真的死了，是卧轨自杀。    

  

海子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学生。是北大未名诗社的创始人之一，他是中国第  

他的遗书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我哭了，作家班所有的朋友都哭了，海子多年轻啊，他只有二十四岁。  

  

我在那个年龄没他痛苦。    

  

但是，海子解脱痛苦了吗？一个生病的父亲，一个坚强的妈妈，三四个正在  

那些执政的刽子手不怕你死，你死的越多他们会越高兴，因为你从此不再写  

我的心情是沉重的。    

  

那种心情就如鲁迅所形容的：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我们默默地把全班捐的几千元钱寄给了海子的母亲，尽管这无法减轻她心中  

第二天的晚饭后，我们在民主科学雕塑广场举行了海子诗歌朗诵会，那其实  

那天北大当局如临大敌，所有的党群干部都到会，还有数不清的秘密警察，  

海子的诗友们一个又一个地登上民主科学雕塑的底座，朗诵着海子的遗作。  

骆一禾戴着一朵小白花，在同学们的注视和秘密警察闪光灯下沉痛地走上最  

一个月后，骆一禾也死在天安门广场。  

公元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被誉为青年导师，知识分子朋友的前中共总书  

入夜，那不幸的消息随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进入了北京大学校园。    

  

人们惊呆了，前几天朝野都在盛传胡耀邦要复出的消息，说邓小平有意让他  

北京大学的学生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九八六年那次学潮。当时身为总书记的胡  

我和作家班的几个同学骑上车子到三角地，那里的学生三五成群议论著耀邦  

文人们拿起了笔，第一次感受到手中的笔是那样沈重。    

  

我含着泪水，望着屋外的夜雨，提起毛笔写了一首诗词：    

  

长相思    

雨夜送耀邦    

风一程，    

雨一程，    

长歌当哭送君行，    

赤县泪无声。    

  

呼一更，    

唤一更，    

聒碎民心志未成，    

夜深望明灯……    

  

诗词写好了，我却没有勇气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大字抄写的白纸上，为了保护  

北大作家班的悼念祷文最先盖住了三角地广告栏上那些红红绿绿的旧广告：   

  

  

  

  

该死的没有死，    

不该死的却死了，    

这世界为什么这样不公平！    

  

作家班同学贴出的这批悼文立即被数不清的同学包围，同学们流着泪水在雨  

晚上，作家班班委会召开了一次非正式会议，讨论了当前的局势和作家班所  

所以我主张积极介入，推波助澜，联系各界，当好参谋。大多数同学都赞成  

翌日，小羊陪我去圆明园，同宿舍的赵殿云和杨双奇也一起去了，我们站在  

一连两天，小羊都陪我去天安门广场去观察形势，广场的纪念碑下已出现了  

我和小羊相视而笑，她拉着我的胳膊调侃地说：“北大是吓破胆了吗？”    

  

我说：“当然不是！”    

  

然而，北京大学除三角地的大学报铺天盖地之外，还没有走出校园的迹象。   

  

  

  

  

我到王丹宿舍去找他，宿舍无人，民主沙龙的几个主要成员都不见了。    

  

晚上九点钟，我又来到了三角地。三角地有三两百人围成几圈在议论著这两  

一位和我十分要好的博士生骑单车经过三角地发现了我，他跳下车对我说：  

我们刚分手，靠近三角地的二十八楼响起了敲击盒盆的声音和嬉笑怒骂声，  

我身边一个结实的小伙子愤愤地说：“真他妈的，还有这种闲情逸致！”    

  

我随手送给他一支香烟说：“同学们心里都不好受，发泄一下也好，要不然  

他点燃烟，猛吸了一口说：“这个民族要完蛋了！”    

  

我们俩作了自我介绍，他叫郭海峰，是国际政治系硕士研究生，住在四十六  

我说：王丹！王丹会的。因为王丹在同学中已有影响，他的校园民主沙龙在  

我们谈的很投机，不知不觉又走回了三角地，由于两个男女宿舍楼的“战  

这时已近午夜，三角地酝酿着一场新的雷雨。    

王丹出现了。    

  

王丹在噪杂的议论中被推到三角地的广告栏前，他备受指责，同学们认为民  

王丹说：“校方已经同意在学校给耀邦设灵堂，让大家去悼念。”    

  

同学们更愤怒了，“难道给耀邦设了灵堂就讨回公道了吗？”    

  

  

  

  

王丹被挤在广告栏旁，我和郭海峰也被挤在王丹的身边，王丹拉着广告栏上  

人们静了下来，极短的思考后突然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喊声：“游行！游行！  

我站了出来，大声说：“同学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  

“去广场！”哗── 人马响起了热裂的掌声。    

  

就在这时，二十八楼三楼的窗口“刷”地垂下一巨幅挽帐，一丈宽几十米长  

上方写着：永远怀念耀邦同志。下方写着：北京大学师生暨校友敬挽。    

  

人们涌向“中国魂”。楼上的同学向我们伸出Ｖ字手势，我和郭海峰一人拉  

我和郭海峰、王丹、丁小平、白梦等人拉起“中国魂”，带着同学们在校园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八日凌晨，北京大学校园那股数千人的洪流，在雄壮的国  

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我和郭海峰、白梦拉着“中国魂”走在最前面，王丹、丁小平等同学徒手走  

这时，北大教授张炳九先生伸着双手拦住了游行队伍，他是北京大学党委办  

张先生说：“你们不能再向前走了，如果你们到了天安门，事情就会变得复  

“你是谁？在为谁讲话？”    

  

不认识张先生的同学不耐烦地喊。    

  

张先生说：“我是张炳九，在北大党委办公工作。”    

  

“滚开，走狗！”队伍中一阵骂声。    

  

张炳九先生脸上的肌肉在抽动，两眼泪水，流了下来，他忽然张开两手，向  

张先生哽咽着：“同学们，听我一句话吧，同学们，我求你们了……”    

  

不知是哪位同学踢他一脚，我的左腿上替他挨了一脚。    

  

那一脚把张先生踢愣了，他呆呆地看着队伍喝着雄壮的国际歌，从他身边走  

后来在我们绝食的时候，张炳九先生参加了教师声援团，“六．四”镇压后  

张炳九的阻拦给了我一个提示：以往的学潮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提出明确  

我快走几步赶上王丹，跟他说：“王丹，开弓没有回头箭，天亮之前如没有  

王丹说：“你看呢？你不说我还真没想起来。”    

  

我说：“咱们应该提出几条要求，这要求能代表民意，然后送交给人大常委  

王丹说：“你是作家班的，正好，你先整理出几条，咱们再研究。”    

  

于是，我从同班的赵殿云同学手里接过自行车，把举中国魂的一角交给了他。  

  

  

  

  

我骑车前行，远远超过了游行队伍。凌晨，街道上没有行人，一阵凉风吹来，  

行到三里河和阜成门交界路口时，全副装备的警察出现了，大约一百多名警  

我回头指示同学们沿外大街向东走，游行队伍从警察的队伍前经过，那些警  

再未受到阻挠。凌晨四时许，我们顺利到达天安门广场，聚集在人民英雄纪  

郭海峰灵活地爬上纪念碑，还有一个同学也爬了上去，他叫张志勇，是北京  

同学们走累了，很有秩序地围成一圈坐了下来，我把整理出来的几条要求送  

郭海峰说：“现在有个同学提出要给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提几条  

一、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的观点。    

二、尽快公布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确定新闻自由。    

三、查处官倒，国家领导人应公开本人及家属财产收入情况。    

四、要求有关国家领导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误检讨，并追究责任，增加教育经  

五、重新评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并为在其间蒙受不白之冤的公  

七、新闻媒体如实报导本次游行。    

  

同学们都说这七条提的不错，应该选代表送给人大常委会。于是推出了站在  

早六时，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了，几名武警战士正步从天安门走出，中间的士  

同学们虽然生活在北京，但真正看过升旗仪式的并不多。大家都去看升旗了，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的群众买来汽水、面包扔给已经又困又饿的北大同学。  

  

我发现多数同学已经返校，便和王丹商量，我提议应立即给学校打电话，让  

王丹说，他只有李淑娴老师的电话，但怕涉及到方励之。我说：“不管了，  

电话好不容易打过了，李淑娴老师说会把广场的情况通知北大同学的。    

  

李进进赶来了，于是大家也推他代表同学们。一个人大信访办公室的副主任  

数十分钟后，王丹等人出来了。王丹告诉大家，人大常委会信访局答应把我  

下午，我和几名同学回到北大，一进宿舍，“教练”（小作家何群绰号）告  

我知道他找不到我就会去建祖宿舍，果然他和北明都在。他的到来使我非常  

从四月二十八日夜开始，过去神秘肃穆的新华门便被北大等学校学生围住了  

学生们的要求仍是答覆北京大学同学们提出的七条请愿。    

  

没有一个人出来和学生谈。    

  

外国和港台的新闻记者是最活跃的一群人，他们显得兴奋、敏感。新闻嗅觉  

两天过去了，中南海没有任何动作。四月十九日晚，郑义和北明又来到我的  

郑义说，应该先写个绝食的标语，但商店已经下班了，买白布也来不及了。  

当我把“绝食”的床单带到新华门前时，已是四月二十九日午夜了。几个北  

就在几十分钟前，青年学生们曾试图冲击过守新华门的警察，一个在东城区  

我相信他说的话，但我没有走，和那么多同学在一起并不感到害怕。    

凌晨两点左右，数千名军警从新华门里和人民大会堂等地冲出来，向静坐在  

军警暂停攻击。一辆北京市公安局的宣传车在新华门前慢慢来回移动，劝大  

一个穿黄军衣的青年学生在指挥学生坐下后，开始鼓励大家坚持下去。他挥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吾尔开希。他的勇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小时后，军警显然接到“攻击的命令”，他们跑步向学生冲来。静坐的  

我骑车跑到纪念碑下时，数百名军警迅速而飞快地跑过来，皮鞋和胶鞋踏在  

我一看身边的几十人多数是北大的。天已朦朦亮了，校徽上的字更清楚了，  

我惦着新华门前那二百多人，又看见长安街上偶尔有一两个骑车的人上早  

我鼓起勇气骑上单车从前门向天安门驶去，当骑到长安街时，我才发现，东  

骑到天安门的金水桥时，碰到了警察的指挥车，几十名警察正在那议论著什  

我假装不解地问：“干什么？蹲坑儿呢？”    

  

一个警察说：“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装傻呀？”    

  

我说：“装什么傻呢？发生了什么事？”    

  

警察说：“少废话，你证件拿出来看看！”    

  

我把记者证给了他。他一边看一边问：“这么早干什么去？”    

  

“上早班。”    

  

这时我听见天安门城楼门洞里一群警察在打一个学生，那学生不时发出惨叫  

我以攻为守：“哎，你们怎么能随便打人呢？他们犯了什么罪？”    

  

一个警察说：“妨害社会治安！我看你也欠打！”    

  

拿我工作证的警官把记者证还给了我：“走吧，回单位就说什么也没看见！”    

  

  

  

  

我忙骑上车子，刚走几步，后边一声口么喝：“站住！”    

  

我停下来，问：“还有什么事儿？”    

  

那警察说：“把你的书包拿来检查一下。”    

  

我心里格登一下：“你有什么权力随便搜查我！”我大声抗议。    

  

那警官说：“算了，让他走吧，别误了他上班。”    

  

那要检查我背包的警察仍不死心，他在我的书包外摸着，摸到了汽水和面包，  

“上班带的早餐！”我平静地说。    

  

“我看是夜餐吧？！”他阴阳怪气。    

  

老警察不耐烦了：“让他走吧！还有正经事呢！”    

  

那警察不开心地松开我，指着我的鼻子说：“告诉你，别跟那些大学生瞎起  

我骑车赶紧向西行，到南池子后我发现大批军警把长安街切为两段，更看不  

当我骑到中关村时，两辆大客车飞驰而过，车上传来了口号声：“警察打人，  

我几乎和他们同时进北大校门，立即向他们询问新华门前的情况，一个满脸  

我完全相信彭嵘的见证，我建议大家先别散开，在宿舍楼区走一圈，把凌晨  

于是我给他们拟了几句口号，大家一起呼喊：“警察施暴，学生流血，通电  

几乎所有宿舍楼的窗子都打开了，学生们从床上爬起来，看见自己的同学流  

我没吃早餐就去了二十八楼，途中遇到了郭海峰，我建议应该组织新的游行，  

游行队伍在图书馆东门集结好后，我们向清华大学出发。还没到清华西门，  

但清华的大铁门紧锁着，一辆广播车紧对着西大门，广播车上一个学校干部  

我建议取消这次游行，这几天同学们已经精疲力尽了，如果淋了雨，会大批  

雨小了一些后，我们整队出发，人已剩一少半了。途经政法大学时，游行的  

吃饱喝足，游行队伍离开政法大学向天安门广场前进，纠察队的同学拉起了  

晚上七点钟，游行队伍进入了广场，在纪念碑前围成了一个很大的圈。这时，  

一个北大学生跑进来为我撑着伞，我轻轻把他推开了。在这种场合如果有一  

我说：我们强烈要求中央政府：一、就今天凌晨发生的野蛮暴行向被害者和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我显得也有些激动，我接着说：“如果政府仍旧采取用  

掌声雷动，几千人发出齐声怒吼：“通电全国，无限期罢课！接受七条，凭  

我最后说：“今后斗争会更加复杂多变，为了有效地领导我们的和平请愿，  

在同学们热烈的响应下，各高校的同学聚到圈内开始协商。我建议：我们今  

队伍在纠察队同学的组织下，有秩序地经过新华门向西游行。一路上给我们  

经过新华门后，我把队伍停下来，杨涛和赵体国给北大打电话，让学校派校  

那警察用对话机同上级报告后立即帮我们拦了两辆大客车，司机不愿拉我  

我跳下车冒着大雨向调度室走去。一位年轻的教师也尾随我跳下车进了调度  

半个小时后，一辆轿车开来了，那位总经理跳下车和我握握手，然后说：“司  

我略微犹豫了一下，说心里话，几千个人在一起怎样喊口号都不怕，但如把  

当我们在北大门前下车时已是凌晨三点钟了，雨也停了。同学们疲惫地下了  

那位总经理在车下等我，见我下来后，他说他很为学生的精神感动，也为我  

我握着他的手，真有些激动了。    

四月二十一日下午，郭海峰通知我到二十八楼参加“筹委会”会议，在一个  

当郭海峰出来告诉我是参加会的时，她有些不好意思。说现在很乱，什么人  

参加会议的有王丹、郭海峰、封从德、杨涛、熊炎、杨丹涛、赵体国、常劲、  

晚上，王丹、熊炎、郭海峰等人来到我的宿舍，商量筹备北高联的事。郑义  

凭心而论，我们谁也没有推翻共产党的想法，我们想藉此推进中国的民主进  

《人民日报》发了个评论员文章，开始对我们威胁恫吓：“破坏安定团结者  

王丹说：“这何东昌算的还挺准。北京市公安局的朋友们通知我们，四月二  

作家班的同学买来大批的白布、竹杆、毛笔和墨汁，开始为北大各系的同学  

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各大学有秩序的队伍陆续进入广场。北大的队伍更为  

零点前，二十多万大学生都按指定时间进入广场，在指定的地方坐下。有两  

二十多万人退后二十米，谈何容易？！但我用扩音喇叭把情况向同学们讲了  

那个黎明来得好慢好慢，广场寂静无声，同学们都进入了梦乡。北京的天气  

我当众宣读了这封公开信，广场数十万学生欢声雷动。我读的每个人都是同  

这封信给同学们的鼓舞太大了。同学们深深地感到我们不是孤独的，有那么  

上午十时，胡耀邦的追悼会开始了，赵紫阳总书记致悼词，全国下半旗致哀。  

大批军警组成十几米宽，几千米长的人墙把我们和人民大会堂隔开。    

  

同学们一致要求李鹏出来，但无论大家怎样千呼万唤，那个“人民的总理”  

吾尔开希主张全体同学冲进大会堂去。我不同意，我说：“我们不能给政府  

开希说：“那怎么办？难道就这样收场？你们心甘情愿？”    

  

没有一个心甘情愿的，人们都有一种屈辱的感觉。    

  

我说：“把我们的请愿书递上去，如他们不接，那就面对国徽长跪不起，把  

吾尔开希：“我不同意，我们不能给统治者下跪！”    

  

我说：“我们什么时候站起来过？四十年了，哪一个中国人堂堂正正地站起  

封从德手里拿着用大白纸抄好的请愿书，犹豫着。    

  

几十万人的广场蓦地彷佛凝固了。    

  

郭海峰伸手从封从德手中抢过请愿书，和周勇军、张志勇两个同学一起冲过  

天安门广场二十多万大学生惊呆了！    

  

泪水，屈辱的泪水从每个人的脸颊流下，广场在呜咽！    

  

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陈明远从大会堂里走出来看到这个场景，立  

郭海峰他们整整跪了四十五分钟，没有一个人敢接过郭海峰手中的请愿书，  

那四十五分钟，停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新闻自由一直是我们在八九民运中的政治诉求之一。从学潮一开始，我就想  

封从德曾向我建议，请香港报界知名人士徐四民来北大帮助我们办报，由他  

四月二十二日耀邦同志追悼会后，官方报纸很令人失望。《 人民日报》、  

在二十三日的筹委会谘询委员会上，我提出必须尽快地办自己的报纸，以迅  

我强调：重要的应先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吸收一些有热心的同学参加工作；  

于是，同学们分头准备，我负责稿件编辑，另外几个同学负责排版、印刷。  

筹委会开会，决定以罢课抗争。二十三日夜郭海峰来我宿舍，并带来了他的  

我向郭海峰建议：“明天的会无论如何不能让丁小平和张志勇上台，不能把  

没想到，第二天的会出了大事。    

四月二十四日中午，北京大学五四运动场旌旗招展，歌声嘹亮，全校各系的  

但大会令人失望。    

  

王丹代表筹委会讲话，表示要坚决和政府抗争，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  

每个人的发言都引起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但当张志勇走向主席台时会场  

张志勇在讲话中介绍了自己，然后开始抨击筹委会对他的“排挤”……    

  

台下一阵骚乱。    

  

郭海峰抢下张志勇的话筒。而这时熊炎冲上去从郭海峰的手中夺过话筒大声  

就如一盆冷水泼来，人们惊呆了，但马上产生了不同的反应，大家纷纷指责  

同学们都站了起来，全场大乱，无论郭海峰如何制止都无济于事。    

  

官方研究生会主席李进进上了主席台，要求大家冷静下来，不要搞分裂，但  

糟透了！誓师大会成了吵架大会，北大的同学开始怀疑筹委会的素质。    

  

  

  

  

熊炎为此主动提出辞职，并自己写了张向同学们道歉的大字报贴在了三角  

后来筹委会考虑集体辞职，以示对那次大会失败负责，但为了保持校内有组  

两天后，孔向东、沈彤等五人被选为筹委会常委，称五人常委。但后来由于  

这段时间我没有参加筹委会的会议，当时的情况是全校罢课，我每天骑上自  

赵瑜是我的好友，他的报告文学《强国梦》和《兵败汉城》当时正走红，所  

《新闻导报》首先出了个试刊号，汇集了学潮初期的宣言，诗歌、请愿七条  

许多信息立即反应回来，大多数是建议性意见，我马上和王果为等开会，他  

四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在塞万提斯民主草坪上开会，召收了一百多名编采人  

我们报纸的两次全体会议都有安全部的秘密警察参加，果为告诉我会场有  

为了能使《新闻导报》既冲破新闻封锁，又能在校园扎根，我仍决定采取低  

《新闻导报》是在学运中产生的，他真实地报导学运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  

四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全体共产党员开会，传达了“中央领导”的讲话精  

中国的新闻经常能闹出世界上最大的笑话，四月二十五日的广播播出四月二  

这个“四．二六社论”在结尾时又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全党同志，全国人  

这杀气腾腾的文字，令人想起血雨腥风的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    

  

我马上找来两位博士生，一起研究如何回应“四?二六社论”。我给两位出  

一是要旗帜鲜明地驳斥“四?二六社论”，《人民日报》那篇社论决不是一  

我强调：“真理在我们手里，我们应该把掌握的真理告诉全国人民，所以《新  

四月二十六日上午，我们在二十八楼召开了筹委会扩大会议，研究对“四．二  

下午，表姐来校看我，我陪她到“燕春园”吃饭，饭后又到未名湖边散步，  

正行走间，我的师长钱理群教授从我的后面赶上来，他是鲁迅专家，他为我  

我把他介绍给表姐。他对表姐点点头后便把我拉到一旁，告诉我：明天不能  

钱理群教授那双深邃的眼睛似乎闪着泪花，他说：“我担心，你们还是孩子  

我握住钱理群的手：“教授，别担心，我们人多，又有全国人民支持，再说，  

震惊中外的“四．二七大游行”第一次展现了人民对统治者的蔑视，那次游  

游行回来后我们编辑部连夜加班，印刷第二期《导报》和编发第三期。到后  

《新闻导报》第二期和第三期很快与读者见面了，这两期集中了一些重要文  

报导文学作家贾鲁生从山东回京后到北大看我时告诉我，他在济南的书摊上  

在勺园的各国留学生也派人找我们购买，每次买二百份，给二百美金。我也  

西单民主墙的人也找到北京大学，想介入《新闻导报》，一位自称坐了四年  

他们的想法遭到了我的拒绝，我说现在导报不能渗进非校园色彩，那样后患  

刘晓波也到北大发表看法，五月三日夜我们在北大二十八楼开会研究“五四  

四月二十九日晚上，何东昌、袁立本和学生进行的所谓“对话”，在北京大  

那次对话的效果十分不好，老奸巨猾的袁木充分地掌握了对话的主动权，一  

郭海峰回校遭到许多大字报的指责。为此找我倾吐苦水，我在《新闻导报》  

五月四日那场全市大学生大游行后，北高联主席周勇军在没有经过全体高联  

那天我们班的课表是曹文轩教授的《思维论》，我和建祖、非默等几个同学  

曹文轩是北大中文系副主任，也是作家班的班主任，他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学  

我和建祖等人为曹老师鼓掌，然后离开教室。半个月没进教室了，心里不免  

郑义、赵瑜、北明那几天待在北大，我们几经讨论，决定在罢课与复课的拉  

学习鲁迅精神，挺起民族脊梁    

  

另一幅是：    

  

跪久了，站起来溜达溜达。    

  

五月十日那次自行车游行（也有人称为飞行集会）从北大出发，我们把中文  

郑义《老井》    

柯云路《新星》    

苏晓康《河殇》    

徐刚《伐木者、醒来》    

赵瑜《强国梦》    

王兆军《佛晓前的葬礼》……    

  

  

  

  

作家后面是北大教师队伍，再后面是新闻记者队伍，那天通知全市知识界的  

滚滚车轮组成的奇异之游行队伍有数公里长。中国作家协会和“世界经济导  

苏晓康找到我，让我把作家班大旗交给别人，我们找地方开个会。    

  

几分钟之后，我们来到团结湖王兆军的家里。王兆军原是一位小说作家，现  

那天夜里我没回学校，待在人民日报宿舍刘宾雁家里。吃过小雁烧的菜，我  

那一夜，我躺在宾雁那张铺着凉席的旧木床上，迟迟不能入睡，刘宾雁的床  

第二天我去团结湖公园开会，小雁把淘淘给了保姆小王带，和我一起出门。  

她问我：是李东江的意思吧？    

  

我说：“小雁，为淘淘想想吧！”    

  

  

  

  

她沈静片刻：“那你呢？你不为小雪想想吗？”    

  

我说：“我是男人，将来坐牢小雪可以和妈妈在一起，可是你坐牢淘淘的爸  

我们一路上无话，都觉得话题太沈重。    

北京知识界的精英们三五成群地来到团结湖西门，有几位“雷子”神神秘秘  

晚上六点多钟，会议在一家饭店开始了，郑义和李陀主持了会议，我介绍了  

这个声明的执笔工作放在了苏晓康和郑义的身上。    

  

散会后，我和苏晓康、赵瑜、陈建祖骑自行车回北大。已过午夜，路上行人  

我们感觉到了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历史关头。无论是中华民族还是我们个人  

我们无后路可退却了。  

五月十三日，持续了半个月的不死不活的状态被打破了，北京大学等高校的  

绝食的目的是迫使中共否定“四．二六社论”。承认学生运动为爱国民主运  

我因为参加首都知识分子起草五一六声明会议，在回校途中到北京电影制片  

柴玲，封从德等人都在我的宿舍，《新闻导报》的王果为和曹为等人也在我  

柴玲想写一个绝食书，我忙着要出《新闻导报》关于绝食的号外，把白梦推  

临近中午，白梦给了我《绝食书》的原稿。那篇绝食书写的很感性，读来令  

《号外》的稿件基本差不多了，我在设计版式时，同班一位搞广播剧的同学  

我接过那首诗。那首诗的题目是“不要问我叫什么名字”── 谨以此献给  

几个诗人围着我，每个人的眼睛都噙着热泪，他们似乎在说：这是我们作家  

我随着那深沈而惆怅的音乐开始了朗诵：    

他们像知了一样蛰伏在每一条街衢上。    

他们挥舞着羽翼──    

在阳光下挥舞着羽翼，    

那些羽翼上长满了蜘蛛网……    

  

同学，不要问我叫什么名字，    

把你的手伸出来，    

把我的手伸出来，    

把我们的手伸出来，    

让我们的手臂挽在一起──    

把死亡和苦难交织在一起，    

把生命和真理交织在一起，    

在五月的广场上，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躯体，    

挽成一只巨大的花圈──    

不朽的花圈！    

  

是的，五月是树木绿透的季节，    

是我们把自己从生命之树上折下来的日子，    

是无数条葱绿的枝叶在纪念碑下，    

等待枯萎和复活的时刻。    

  

  

  

  

同学，不要问我叫什么名字，    

把你的手伸出来，    

把我的手伸出来，    

把我们的手伸出来，    

让我们的手臂挽在一起──    

先驱者的群像！    

……    

  

宿舍的同学都哭了，大家拥抱在一起，为那些用自残的方式去求民主的同学  

作家班的同学们举着录音机（录音机内的磁带是我朗诵的这首诗），也擎着  

曹文轩老师和一些青年教授在燕春园为绝食的同学送行，赵体国带领绝食的  

“我宣誓，为了促进祖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我自愿绝食，  

我心里很难过，斗争走到这一步并不是我所希望的，五四过后的几天，王丹、  

但北高联决定把绝食地点设在天安门广场，这真给我那种“风萧萧兮易水  

绝食队伍从北大出发了，几辆三轮板车做前导，后面是壮烈的男女绝食团员，  

我和郭海峰边走边谈，他让我快点处理完这期《新闻导报》后立即去广场：  

我们紧握双手，互道珍重，一个法律系的女学生在人群中大声喊：“张伯笠，  

我回头看去，她满眼泪水，但那春花般鲜艳的面容却明明在微笑。她是我五  

郭海峰问我：“你的女朋友？”    

  

我微笑着点了点头，是的，虽然我们刚才相识。    

  

郭海峰拍拍我的肩膀：“伯笠兄，值了！”    

  

我明白他的意思，当你为理想去献身时，有一位美丽的姑娘为你流泪，那你  

《新闻导报》绝食号外于十四日清晨印刷完毕，我派两名同学带到天安门广  

我向郑义提出要去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同学们，但大家不让我去，他们认  

“五?一五大游行”非常成功，严家其、包遵信、李宏林、于浩成、苏晓康、  

到天安门广场后，我们选出严家其、包遵信、郑义、徐刚代表知识界去看望  

为了让更远的群众能听到声明的内容，我读一句，十几万人就重覆一句：    

一切追求真理、热爱自由的人们，──    

  

  

  

  

一切追求真理、热爱自由的人们……    

“都应当为实现宪法所赋予我们每一个公民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  

“都应当为实现……”几十万人重覆着……    

  

那情景真令人热血沸腾，几十万人发出的震天动地的吼声，不知大会堂里的  

晚上回到北大后，我给《新闻导报》的几名主要编委开了个小会， 决定派  

万没想到，第一个死在天安门广场的竟然是我的好友，诗人骆一禾。    

  

五月十三日夜，天安门广场寒风刺骨，骆一禾和妻子张玞坐在声援绝食的队  

天安门广场第一次响起救护车的呼叫声。    

  

诗人被送到了协和医院，经检查，过份激动引发了脑血管破裂──脑溢血。   

  

我呆呆地坐在我宿舍的属于我的那四分之一天地里，听着从诗人身边回来的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我想起张玞，她是我最亲密的朋友，而现在她在哪？她一定在死去的丈夫身  

我听后既难过又着急，难过的是我们真的在付出更大的代价，着急的是柴玲  

我和十几名北大教授及同班同学北溟分乘一辆轿车，一辆面包车到了天安门  

在绝食的同学身旁，北大和其他高校的纠察队围成了一圈，严禁任何人进入，  

在绝食团指挥部，我们见到了柴玲，只短短两天没见，她显得十分憔悴，她  

从此，一直到六月四日，我再也没离开过天安门广场，我不能让那些小弟弟  

在我们的劝说下，要自焚的同学都放弃了这种抗争方式，我给《新闻导报》  

两天以后，绝食团指挥部成立，柴玲出任总指挥，我和封从德，李禄出任副  

白梦、郑义、北明和赵瑜在开完知识界的新闻发布会后，也从北大到了广场，  

除广播站外，我立即动手成立了宣传部，刚开始只有几名同学，我给他们开  

小刘的工作很有成效，但总和其他高校同学搞不好关系。宣传部成立的第二  

当时宣传部设在纪念碑二层的东北角，一张支起的黄色帆布下有两部手推式  

五月十六日，数十万大学生涌进天安门广场了，声援绝食的同学。此时，绝  

下午六点钟，统战部长闫明复在一些工作人员的保护下和王丹、吾尔开希来  

我用麦克风要求大家坐下，保持秩序，并要求纠察队员负起责任，不要再放  

闫明复从我手里接过麦克风，他很激动，衣领敞开着，头上是刚从人群中挤  

同学们静了下来，静静地注视着他。    

  

闫明复的两眼闪着泪花，哽咽片刻才说：“同学们，我只是想说，你们没有  

他接着说：“你们的精神已经感动了全国，希望你们不要用自己的生命来作  

人群中响起了掌声，但并不很热烈。    

  

王丹接过麦克风，也很激动：“同学们，我是王丹，我以我的人格担保，闫  

吾尔开希也抢过麦克风，他穿着医院的住院服，带着氧气袋，他更激动：“同  

闫明复和吾尔开希走后，绝食团指挥部立即召开了有各高校绝食代表参加的  

绝食的同学越来越多地被送往医院了，指挥部成员也大部分休克过，绝食的  

每天凌晨五点钟，我开启广播，然后把新起草的广播稿交给那位女广播员。   

  

在《让世界充满爱》那首悠扬的乐曲中，熬过又一夜黑暗的同学们苏醒了，  

亲爱的同学们，早晨好！今天是五月十七日，是我们绝食斗争的第五天。绝  

掌声像是从远方追过来的六月雨，使广场的宁静被打破，于是，新的一天开  

一天中午，一个中年男人来到指挥部，他叫张朗朗，是一位作家，他说他代  

我对戴晴一直很钦佩，从她的《盼》到《王实味与野百合花》，她的作品我  

我们不知道戴晴要把运动推向何处，她在共产党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四．二  

我对她的“特使”张朗朗先生说：大学生不欢迎她，让她以后不要再来广场  

据说戴晴为此大骂大学生，当六四屠城后她竟幸灾乐祸地说：活该。    

  

和戴晴相反，严家其、包遵信却受到了大学生们的热烈欢迎，严先生的可爱  

严家其先生代表着当时北京知识分子的主流。在五月十七日夜，于浩成、李  

那几天，游行活动也一天比一天声势大。十五日十几万人的知识分子大游行，  

新闻界表现了从未有过的道德勇气，那几天不仅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科技  

中国共产党对局势已经失去了控制。    

  

整个北京城就像是一只滋滋作响的炸药桶，随时有炸毁那个已不代表民意政  

五月十八日早晨，中国红十字会和北京市政府通知我们将有雷雨，他们说，  

但我主持即使是阴谋，我们也要和他们接触，因为我们虽然不能这样因为下  

那天早晨果然狂风大作，柴玲说她身体不适，建议我来担任临时总指挥，代  

那些天北京人变成了世界上最友善的人。客车上互相礼让，两个自行车碰了  

五月十九日□晨，广场的气氛变得格外凝重。我们指挥部的同学们一直在开  

忽然有人报告：赵紫阳和李鹏来广场看望绝食同学。我们立刻拔掉了针头冲  

我和郑义、李录等人仔细地研究了赵紫阳的讲话。觉得问题严重到不可想像  

你们不管怎样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你们是为了我们的国家好，我这次来也  

我知道，你们绝食是为了达到政府和党对你们提出的问题有个满意的答覆，  

我今天来不是跟你们对话的，今天就是说，同志们能不能理智一点，想一想  

我就说这么多，总就这么个心意，你们停止绝食，中国政府绝不会这样子把  

年轻人呀，我们都年轻过，我们也游过行，我们也卧过轨，我也知道当时那  

我们研究完信后得出了结论：赵紫阳已经失势了，保守派全面反扑，邓小平、  

我的一位朋友，在军界服务的朋友冲破了两层纠察队员进了指挥车，他哭得  

这是我们在运动当初的最坏设想，历史就这样残酷。我仰天长叹：上帝呀，  

我请郑义以指挥部的名义起草一个声明，告诉全国人民：邓、李、杨发动了  

然后，我们在天亮时把指挥车开出了天安门广场，在东西长安街上，我们的  

整个北京愤怒了。    

下午三点钟左右，陈建祖来指挥车找我，说知识界的朋友们要见我。    

  

我在他的带领下带了两个北京体院的纠察队员，离开了广场到了劳动人民文  

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大门外，一根麻绳围了一个圈子，圈内有一很大的横标，  

我一看手表，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距离戒严时间只有八个小时。我说：“你  

李陀说：“我们的意见是你们应该抢在戒严令宣布之前停止绝食。”    

  

远志明补充说：“这会使他们的戒严令失去藉口。”    

  

这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事，不要说时间紧迫，许多技术问题要解决，就说我们  

知识界的朋友们把希望寄托在了我的身上，他们在向我晓以利害，我完全明  

回到指挥部我马上找到柴玲、李录、郭海峰等在场的常委商量。大家基本同  

我首先通知各高校代表在晚上七点钟到指定的大客车开紧急会议，并责成郑  

晚七点钟，近二百名各高校绝食同学的代表在纠察队同学的严格验证后进入  

纠察队长说：“如果吾尔开希来呢？”    

  

我告诉他：“无论如何要坚持我们开完会。”    

  

我当时不知道吾尔开希的想法，但我知道他办事的没头没脑和个人影响力，  

我按时宣布开会、柴玲、李录、郭海峰等同学都参加了会议。    

  

我主持了这个不知会是什么结果的会议，如果我当时把马上要戒严的消息告  

我当时很感性地谈到绝食的现状，二千六百多学生进过医院，现在还有一些  

我最后强调：“我们不能为了目的的达到而不顾手段的纯洁，生命是最高准  

其实，当时绝食的同学已经被四处的声援闹得骑虎难下。没绝食的人去广场  

显然，全体代表都被我的讲话所感动，我没有给任何人再发表不同意见的机  

表决结果：一百七十三票同意复食，十七票反对复食，三十三票弃权。    

  

  

  

  

就在这时，车外一阵噪杂。吾尔开希在三五个穿白大衣的医护人员簇拥下闯  

我说：“你来的好，会议的内容是关于复食的决议，现已通过，你也可以发  

吾尔开希说：“我同意复食。”    

  

我说：“那很好，散会。”    

  

我和柴玲、李录、郭海峰等迅速回到指挥车。这时郑义和赵瑜等都上了车，  

当柴玲宣布各高校绝食代表已经通过停止绝食，由绝食改为静坐的决定后，  

我跳下指挥车，立即被人群包围，他们恨不得将我撕成碎片。我在邵岩及十  

十几名新华社、人民日报的记者在对着我拍照。室内除闪光灯和快门的声音  

电话那边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值班电话。”    

  

我说：“我是天安广场绝食学生代表。”    

  

他说：“请报告您的名字和职务。”    

  

我说：“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张伯笠，现任绝食团副总指挥。”    

  

他说：“请讲，我们在录音。”    

  

我说：“我们宣布，从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二十二点整停止绝食。并请中  

我接着把复食宣言的内容复述了一遍。我最后说：“复食并不是我们放弃了  

半个小时后，中央电视台为我们播出了这条使李鹏暴跳如雷的新闻：    

  

  

  

  

“天安门广场绝食团宣布于五月十九日二十二点停止绝食。”    

  

当我和中共中央办公厅通过电话回到广场西北角的绝食团指挥车上时，指挥  

当我问清事情的经过时，封从德已经从车下的“会议”中回到指挥车。他一  

我守着车上的电台，负责电台的北大地球物理系的同学是我绝对相信的人，  

封从德命令：“开机，我命令你开机！我要宣布继续绝食的决定！”    

  

柴玲带着哭腔：“老封，你要干什么，你要冷静一点！斗争很复杂！”    

  

封从德大嚷：“我不能冷静！我要为绝食的同学负责！开机！”他拿起麦克  

我站起来说：“封从德同学，你刚从医院回来，不了解现在和即将要发生的  

“不，我现在要宣布继续绝食的决定！”说着他推开那个管机器的同学，自  

我厉声说：“把机器关掉！”    

  

封从德两眼愤愤地望着我：“你要干什么？！”    

  

我说：“封从德同学，你严重地破坏了绝食团指挥部的民主程序，按规定，  

封从德说：“我不管，我就是要宣布继续绝食！”    

  

我说：“任何人无权凌驾于指挥部集体之上，因为你身为副总指挥，粗暴地  

封从德愣住了，他木然地看着这几名同生死共患难的同学，他不明白为什么  

我说：“全体通过……封从德同学，你现在不是副总指挥了。请把话筒放  

封从德把麦克风一摔：“妈的，不用你们罢免，我不干了！”说完，怨恨地  

我颓然地坐在车上，心里很难过，封从德临下车时眼睛中的泪水使我不忍心  

零点的钟声响了，天安门广场的广播全部打开了，广播员那无情色彩的声音  

鉴于北京已经发生了严重动乱，破坏了社会安定，破坏了人民正常生活和  

接着，中央电台播发了陈希同签属的北京政府第一号令、第二号令和第三号  

对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石景山区、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  

这是杀人的命令。    

  

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人愤怒地发出了怒吼。    

  

《国际歌》在广场响起：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己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围在绝食团指挥车四周的人恍然大悟，我们为什么在两个小时前宣布复食？  

指挥部决定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坚决反对戒严令，并继续抗争。    

  

我们指挥车播放着国际歌的雄壮歌曲，从广场西北角开到了纪念碑北侧绝食  

我表示：为了抗议中共国务院的戒严令，我们决定天安门广场二十万大学生  

就在此时，全国各地声援我们反对戒严令的电报雪片似地飞来，戒严令宣布  

最令人激动的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戒严部队一个连的全体官兵合影，照片  

我们全连官兵的心是属于你们的，我们虽然被迫前来北京执行所谓的“戒严”  

我双手抖动着把这张照片放在了内衣口袋，我怕丢失或落入共产党“雷子”  

绝食团的使命结束了。    

  

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们进入了反对戒严，保卫广场的第一天。  

天亮了，戒严后的第一个清晨传来了军队被堵在市郊的消息。广场上的同学  

四架涂着迷彩的直升飞机在广场上空盘旋，撒下雪片似的传单。我捡起一张，  

绝食团的使命已经结束，绝食的同学大多数都被送到了医院治疗或回到学校  

那天晚上，广场上堆满了口罩、毛巾等物品，是预防催泪瓦斯的，不知谁给  

晚上，我和另一位作家乘车到东城区、西城区等地看军队情况，已近凌晨，  

凌晨闯进徐刚家，徐刚兄不在家，徐嫂给我们在地板上铺上软软的被子，让  

那一夜睡得真香，上午九点多钟才被徐刚唤醒，我们一起回到了天安门广场。  

广场已失去了控制。“狼来了”的消息不断传来，北高联哪一个常委都到广  

昨天夜里吾尔开希曾以北高联主席的名义要求广场的同学们撤到使馆区去，  

我心急如焚，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不用军队清场，我们自己就会乱掉的。    

  

  

  

  

晚上，北高联秘书长王治新来到广场，和王超华，我以及李禄等一起召开一  

王治新主持的这个会开不下去了，八十多代表纷纷质问王治新北高联今后有  

我向王治新要过了话筒，王治新没有丝毫的疑心，他没有想到我要讲什么，  

我由于长期在广场，非常了解这些坚守在广场上的同学们的心理。他们非常  

我对大家说：“同学们，军队已经戒严了，中共中央成立了戒严指挥部，统  

我说：“我提议，成立天安门广场临时统一指挥部，执政四十八小时，北高  

我强调：“在临时统一指挥部执政的四十八小时内，天安门广场所有的学校、  

投票结果，我的动议以多数票赞成通过了。    

  

接下的问题是指挥部人员的产生。    

  

我并没有当总指挥的野心，尽管柴玲、封从德、郭海峰都不在，但我仍觉得  

全场鼓掌通过。    

  

我又追加动议：“北高联必须在三小时之内将广场的财务、后勤、广播站交  

全场又鼓掌通过。    

  

散会了，我和王朝华说：“超华，按大会决议办吧，请在关于移交广播、财  

王超华说：“你简直是在搞政变，我怎么向北高联交待？”    

  

王治新气得转身走了，喊也不回来。    

  

超华叹口气：“好吧，我签字，不过你保证四十八小时以后把指挥权交给北  

我点点头，对超华我是较尊重的，因为他的丈夫徐小村是我同班同学，前一  

我说：“超华，谁来领导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为历史负责，高联现在的状  

超华勉强同意将财务、广播和后勤交给临时指挥部，但她提出不在指挥部担  

临时统一指挥部宣誓就职后，使广场组织林立各自当政的现象得到了有效的  

临时指挥部成立了许多宣传小组，到北京四周的戒严部队里去宣传民运的真  

全国各界对戒严表示了强烈的反对。除知识界、新闻界以及各民主党派、人  

一位母亲在信中写道：  

  

我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一个同学的家长，因出公差到北京。十九日深夜，  

于是二十日凌晨我赶到天安门，因为我女儿在那儿，我想，我和学生队伍在  

我被天安门广场那悲壮的场面震撼了！这里点燃了唤醒中国人民的火炬！当  

廿一日晚上局势紧急，我的女儿又要随学校纠察队去丰台堵军车了，我赶来  

当我看到她缠上纠察队的红布条，爬上卡车振臂一呼，和那些同样年龄的同  

我不相信上帝，但此刻却在悲情地祈祷：上帝呀！如果你真存在的话，那就  

你们已经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表示，你们的枪口决不会对准人民。这一点我们  

看一下李鹏前几天的讲话，他一会说学生是爱国的，一会说学生在搞动乱，  

我把这些信交给宣传部，让他们印成传单，在军队四周散发张贴。军人们反  

也有坚决反对戒严的将领。二十二日夜里，一位上校军官走进指挥部，他说  

斗争已白热化。反对戒严已经成了北京人的主要工作。广场的非学生比例也  

就在这种时刻，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成立了，这是李进进的设想，工人自治  

五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李进进带着几个工人来指挥部找我。李进进是北京大  

简单的寒暄之后，他向我介绍了身后的几个人。刘强、韩东方、贺力力，岳  

李进进向我介绍了这些工人代表的想法，并告诉我，昨晚，北京市工人自治  

李进进告诉我，这些人决不是乌合之众。    

  

我问他：“我可以为你们做点什么？”    

  

李进进提出了几个要求。一是借用我们指挥车电台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  

我回答说，第一条好办，后两个要求我尽量满足，也许是明天。    

  

当天下午，李进进和韩东方、刘强、岳武、贺力力在我们绝食团指挥车的东  

李进进在会上宣读工自联的的《告全国工人书》。宣布“学生的爱国民主运  

“工人兄弟们，让我们全民一心，用暂时的，也许是我们这代人的巨大痛苦，  

我记得那个新闻发布会开得很成功，许多中外记者都到会，会场四周围了几  

会议结束后，岳武找到我，让我批点面包饮料，说大会堂前有几百名工人还  

我很高兴，尽管在此之前已经出现过首都工人联合会的组织，但没有形成凝  

我问岳武：“你现在还坚持武装斗争吗？”    

  

岳武不好意思地笑了：“我那时是出于义愤，看来搞民主运动光靠义愤和勇  

我很高兴，忙握住他手：“昨天我态度不好，请您原谅。”    

  

他说：“是我不好，胡乱讲，给李鹏他们钻空子。”    

  

我相信了李进进的话：他们并非乌合之众。    

五月二十日零点，李鹏宣布了北京的戒严令。在此严峻的形势面前，“工自  

从此后，“全民截兵”的壮观场面而出现在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工自联”在每天动员工人的同时，在五月二十三日由刘强和李进进主持召  

新的常委会经过反覆讨论酝酿，于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产生了中华人民  

这个“临时章程”至今没有引起研究八九民运理论家的重视，这不奇怪，因  

而我本人则认为这个章程是中国工人在建国后第一次觉醒到自己的权利和  

“临时章程”共有会员、誓词、会员大会、常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五条九  

“一、该组织应当由工人自愿参加并通过民主程序建立起来的完全独立的自  

二、该组织的基本原则是根据大多数工人的意愿，提出自己政治上经济上的  

三、该组织应当具有监督工人阶级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功能。    

四、该组织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有权采取一切合法而有效手段监督其法人代  

五、该组织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保障其会员的一切合法权利。    

六、该组织应由自愿参加的个人会员和建立在各企业的分会集体会员组  

在这个工会章程产生的同时，“工自联”通电全国，呼吁首都工人和全国各  

北京当局对“工自联”的活动恨之入骨，他们在镇压之前就开始逮捕工人领  

同日上午十时，以李进进、韩东方代表的“工自联”和以王超华为代表的  

北京市公安局惊慌失措，立刻派一位叫巩时斯的负责人接待“工自联”代表  

李进进代表“工自联”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市公安局应当证实沈银汉、  

据说，负责接待的北京市公安局负责回答了三点：    

  

一、北京工人自治会联合会是非法组织，其活动违反了“戒严令”；    

二、大批工人围堵市公安局大门同样违反“戒严令”；    

三、他只负责接待来访，不了解具体情况。    

  

  

  

  

法律顾问李进进回答说：“工自联”是在宪法允许的条款下成立的合法组  

那位接待的人恼羞成怒，最后说：法律顾问李进进是大学生，无权代表工人  

此时，这位接待的人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承认了工人自治联合会。    

  

为此，李进进退出，由韩东方等人代表“工自联”继续与北京市公安局谈判。  

  

当晚七时许，围在北京市公安局大门口的工人越聚越多，王超华也带了一些  

工人们高呼：“工人也有爱国的权利！”    

  

“救救我同胞，救救我代表！”    

  

大学生高呼：“反对秘密逮捕，释放工人领袖！”    

  

当天晚上十点钟，在“工自联”代表据理论争，以及广大工人和学生示威浪  

北京市公安局大门外沸腾了！    

  

工人们激动地举起了韩东方和李进进。    

  

工人们激动地举起了沈银汉、钱玉明和向东平。    

  

这是“工自联”成立以来第一次和“专制机关”面对面的对抗，他们依靠组  

五月二十三日夜，我接到一个由首都各界联席会任命的名单，联席会是刚成  

参谋部部长：刘刚。    

宣传部部长：张伯笠。    

外联部部长：刘苏里。    

后勤部部长：王刚。    

  

  

  

  

财务部部长：封从德。    

纠察总长：张伦。    

  

我那时正要筹备民主大学，所以用笔在宣传部长后面写上了老木的名字，划  

第二天上午，王朝华和王有才、王治新等北高联常委到广场来，让我在四十  

其实我很理解这些同学，但北高联各自为政缺乏配合也是我和广场的同学们  

那几天我和郑义也发生了冲突。在一次讨论撤与不撤的会议上，我主张撤回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见到他。    

  

我很看重我和他之间的友谊。在我没到北京大学读书前他就把我当自己的亲  

望着他和北明走远的背影，我两眼发热，心口堵得慌，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  

后来，他离开了北京，临时让朋友带话给我：“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要做无  

好多好朋友开始逃离北京，向南方沿海地区移动。人们都预感大的风暴要来  

那几天，指挥部的中心议题就是撤与不撤的争论。意见很难统一。而广场的  

五月二十七日上午，首都各界联谊会在纪念碑上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要  

就在这时，香港的支援到了，大批的帐篷，物资、捐款涌进了天安门广场。  

受命，任广场整理营地的总指挥，带着纠察队员和各高校同学建立一个又一  

只两天的功夫，天安门广场就变得井然有序。从高处望去，像是一个古战场  

五月二十九日，中央美院设计制造的民主女神塑像站立在天安门广场上，民  

我不知道那火炬能燃烧多久。    

  

那一天，我叫了一辆中型客车，把柴玲、封从德、郭海峰、赵世民、项俊、  

在美丽的未名湖边，我们下了车。    

  

未名湖还是那么美，湖畔的柳树枝轻轻拂扑着湖水，一对对的青年情侣在夕  

我们知道：我们车上的这些人将永远告别未名湖了。    

  

一个小时后，我们毅然登上汽车，飞向天安门广场，因为，我们的指挥部在  

我留给未名湖深情的一瞥。    

  

  

  

  

那是我最后一次和未名湖交流心的目光。    

  

车上传出了深沈的歌声：    

  

再见吧，妈妈，    

别难过别悲伤，    

我们已经出发上战场……  

这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    

  

这所大学办学的宗旨是：民主、自由、法治、人权。    

  

自从李鹏宣布了戒严令后，军队多次试图冲进京城，但都被大学生和市民挡  

但广场的问题也愈发严重。    

  

北京市各高校的学生成批地回到学校，外地大学生的比例在增加，尤其在夜  

北京的空气愈发凝重，军队随时有进城的可能，为了能在突发事件发生时有  

二十二日，天安门广场成立了统一临时指挥部，统一指挥广场所有的组织和  

每天带着氧气袋被医生和护士包围的吾尔开希，在二十三日夜里冲进了广播  

此一号召在天安门广场引起轩然大波，首先是外地高校同学的不满，然后是  

那天夜里，临时指挥部的常委们以及一直帮助我们出建议案的“军师”郑义  

吾尔开希提出撤到使馆区的意见也许有他的道理，但问题是他的意见没有经  

就在那天夜里，我脑海里出现了一个新的设想：在天安门广场搞一个民主大  

这些想法在三天前我曾经和带病到天安门广场探望我们的陈鼓应教授谈过，  

我的这一设想得到了郑义等人以及常委们的支持。    

  

第二天，临时指挥部过渡到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柴玲任总指挥，我和封从  

我当时对民主大学的设想是：设教务处、新闻处、后勤处、资料管理处及民  

五月二十四日，从来不接受记者采访的我，在柴玲的邀请下，参加了她主持  

此后，我和赵世民、项俊开始了准备工作：招募愿意参加工作的大学生，聘  

广场上每天都有“狼来了”的消息，戒严的头几天我几乎二十四小时得不到  

时近午夜，指挥部派往北京四周的纠察队员传回消息，丰台和八里桥的军队  

冲突一天比一天严重，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和首都各界联席会立即在中国社会  

会议的第二天，柴玲把一个香港来的女同学介绍给我，她叫潘毅，是香港中  

民主大学未能按预定的计划开学。讲台始终未能运到广场虽然算作其中的一  

五月三十日下午两点整，天安门指挥部和中共中央，戒严指挥部的代表进行  

那位中共代表说：以上四条我想我们的分歧很大，戒严是为了保卫北京首都  

后来我们提出一个交换条件：军队保证不进京，我们就撤回学校。    

  

中共代表明确表示：那是决不可能的。    

  

他问我：你们广场有多少人？    

  

我回答：十万人。    

  

他说：夜里有多少人？    

  

我说：两万人。    

  

他把身体往沙发后仰了仰：“我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院里可下两个空降师，在  

我说：什么时间？    

  

他说：还没有最后决定，但不会让你们再长期占领天安门广场。    

  

我最后问：会不会开枪？    

  

他回答：怎么会呢？人民军队，怎么可以向人民开枪呢？决不会的。况且，  

他低估了北京人民的力量。    

  

而我们低估了他们的残忍。    

广场的情况似乎一天比一天糟，部分外地高校的学生白天开始游山玩水，晚  

王文说他要算帐，现在广场出现了贪污现象，为什么别人都给一千元的逃亡  

我说：“柴玲在这场运动中表现十分出色，前些天每个常委分的一千元钱也  

那一天是“六一”儿童节，中共官方电台和电视台让我们“把广场让出来交  

那些天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使我备觉办一所民主大学的实际意义远远胜过  

自五月二十六日我在新闻记者会上宣布要成立民主大学后，中共的广播每天  

六月二日，在刘晓波等人绝食时，我在纪念碑三层见到了严家其先生及夫人，  

下午，我召集民主大学筹备组的同学开会最后确定六月三日晚九点钟正式开  

六月三日一整天我都在民主女神像下忙着民主大学开学典礼的准备工作。潘  

傍晚，广场的形势变得愈发紧张，京城四面的军队已开始动作，警察开始主  

我感到了事态的严重，今天和每天的“狼来了”有很大的不同，北京广播电  

晚上七点钟，一个军队的朋友托人捎信给我：军队今夜要进京，天明之前清  

这时，天安门广场官方广播又响了，那个广播除警告市民不要外出外，又开  

批准，是非法的，组织者要完全负法律责任……”    

  

民主大学筹备组的同学听到广播后又都涌到我的帐篷里。我向他们介绍了今  

我说：“我们不理睬它！”    

  

  

  

  

同学们一声欢呼，拥抱在一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帐篷险些让我们顶破。   

  

我向我们电台的播音员下了命令，通知所有的同学不要离天安门广场，民主  

由香港中文大学提供给我们的大功率电台开启了，播音员向广场的同学广播  

我立即派人给严家其先生打电话，希望他来参加剪彩仪式，严先生表示一定  

九点到了，严先生还没有到，于是我们推到了十点。    

  

十点到了，严先生还是没有到，而从四处传回来的情报看，中共的军队已经  

于是我决定不再向后推了,宣布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正式开学！    

在几万名民主大学首批学员的热烈掌声中，我和柴玲为民主大学剪彩，柴玲、  

我走上主席台致辞，    

  

一种从来未有过的庄严和使命感像风满船帆一样在我心头膨胀。    

  

我宣读了民主大学名誉教授的名单，有包遵信、陈鼓应、李洪林、于浩成、  

参加民主大学开学典礼的同学们在我读到每一个名誉教授的名字时，都给以  

我在雷鸣般的掌声和远处震耳欲聋的枪声中开始了我的演说。    

  

我说：“天安门民主大学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天安门广场是我们的课堂，  

我说：“北京当局威胁我们说我们的民主大学没有经过国家教委的批准，是  

我说：“我们这所大学是中国觉醒的人民自己的大学，每个讲课的人都是我  

我说：“如果我们被迫撤出天安门广场，如果我们还活着，民主大学要在校  

在我结束致辞之前，我发现严家其先生及夫人高皋从人群中挤到主席台后  

我高兴地告诉同学们：民主大学名誉校长严家其先生给大家讲民主大学的第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严先生沈稳地走上主席台，他首先表示了对民主大学  

我想，当时严家其先生还不知道北京四周的情况，军队在枪声中挺进着，李  

我立即调派了二十名身强力壮的纠察队员护送严先生和夫人离开广场。我们  

就在送严先生离开广场时，我在人群中发现了一双熟悉的眼睛，那双眼睛担  

我说：“别太天真了，哥哥。这个时候你不该来这里。”    

  

他说：“但我是你哥哥呀！”    

  

我说：“他们已经开枪了，不久就会到广场，你应该想到他们会在广场干些  

他说：“我一个人回去，怎么向父母交待？”    

  

  

  

  

我们默默无言。    

  

一辆坦克在广场东面的马路由南向北疾驰过来，群众从四面八方冲向了坦  

我和哥哥呆呆地望着燃烧的坦克以及火光中呐喊的人们。    

  

“父亲母亲好吗？”我打破了沈闷，哥哥点了点头：“都很好，你不用惦  

我说：“多替我安慰照顾他们吧，还有，我的妻子和女儿……”    

  

哥哥点点头，说不出话来，但他拉着我胳□的手却在颤抖。    

六月三日过去了，六月四日来临了，那是一个黑色的日子。    

  

我走上民主大学的主席台，台下的同学们都在看着我，我告诉他们，中国共  

就在这时，东面的军队已突破市民的防线向广场挺进。灯光下，钢盔和枪管  

天空已被交错的子弹打得彤红。    

  

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壮感袭上我的心头。此刻，望着子弹飞舞的天空，我欲哭  

我想，也许，我们的最后时刻到了。而这最后的一刻，我才真正地清醒自己  

哀大，莫过于心死！    

  

惟一欣慰的是：民主大学的校旗在硝烟中迎风飘舞。她会在烈火中焚毁，然  

我暗暗发誓：如果我没有死，总有一天我会把民主大学的校旗重新插在天安  

天津火车站。    

这个被称为“中国第一，亚洲第二”的新建的大型火车站那宽敞明亮的候车  

北京的屠杀已经波及到了天津，而对我们二十一名学生领袖的通缉令据说也  

三天前，我在通县扔掉了自行车，换上了一个小型面包车，没想到在车上遇  

到天津后，我立即把妻子托附给朋友带回太原，我不能让她和我一起过逃亡  

分手时，我们似乎都意识到这是生离死别，在我吻别她时，我感到她的嘴唇  

我独自站在天津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像一只飘飞的风筝，不知自己将飘向哪  

两位作家朋友前来送我。我马上要告别所有的亲人和朋友，从此，张伯笠这  

“去哪里？”朋友问我。    

  

我摇摇头，我也不知道去哪里。    

  

“占一卦吧。”年长的作家说，他善此道，面相、手相他都会，我过去以为  

他知道我从来不信他这一套。便说：“那么猜个字吧，你写一个字，随便，  

我接过他的纸笔，略一思索，写了一个共产主义的“共”字。那时我们所有  

他一本正经地看着那个“共”字，然后朝我一笑，那笑显得莫测高深。    

  

几名警察从前面走过来，我们每一人点燃一支香烟，操起天津口音聊起了天。  

另一位年轻一些的作家不以为然：“我倒觉得应该往南走的，伯笠将来在国  

后来还是我做了最后定夺：哪列火车先进站我就蹬哪列火车，去南去北看天  

凌晨三点钟，一列从山东济宁开往黑龙江佳木斯的直达快车进站了。    

  

在我蹬上这次列车的那一刻起，我知道我选择了最为艰难的逃亡道路，那噩  

公元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三日，中共公安部转发了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公开  

那天晚上，我在中国最北方的一个城市的朋友家中，我那位朋友是一位作家，  

朋友为我炒了几样清淡的小菜，打开一瓶红酒，我向他讲述天安门广场的日  

中央电视台在晚间的新闻联播头条播发了王丹等二十一人的通缉令。通缉令  

通缉令并警告全国老百姓，有胆敢窝藏这二十一个学生领袖的将严加惩处。   

  

然后电视萤幕上出现了王丹的照片和特徵描述。我的朋友紧紧地抓着我的手  

此时，我的照片出现在电视萤幕上。那可能是“雷子”在天安门广场偷拍的。  

张伯笠，男，二十六岁，黑龙江省望奎县人。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身高一  

我朋友把手握得更紧。我感觉到那手在颤抖，而我此刻却不像刚才那么紧张，  

我的朋友突然一拍手：“你的家乡话还真标准，这对你太有好处了。”    

  

我知道他在安慰我。我对他说：现在通缉令已经在中央电视台公开播出，估  

他说：你现在哪也不能去，一般不知道我们认识，所以暂时还是安全的。再  

夜深了，我独自一人在客厅里踱步。外面下着倾盆大雨，似乎要冲刷什么。  

这里决不是久留之地。如果在这里被捕会牵累朋友，他有妻子，有孩子，如  

去哪呢？偌大个中国，难道真的就没有我的存身之处？我不相信！    

  

  

  

  

我决定明天离开这个城市，先回到哈尔滨或齐齐哈尔再说，那里的朋友多，  

我分析了中共会如何对待我们。邓小平在六月九日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首长  

那一夜，我彻夜未眠，两包万宝路香烟被我吸得一支不剩。    

  

第二天，朋友上班去，将我锁在家中；我像一只老鼠一样，不能让邻居听到  

我觉得已经被宣判死刑，逃出去不可能，只好默默地等待行刑者的到来。    

  

他家来客人我就要躲到地窖里，那几天的大雨使他家的地窖积了两尺深的  

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周封锁第一个从西安被捕，出卖他的人竟是他的一奶同  

我告诉他，我姐姐的丈夫也是警察，但他决不敢出卖我。    

  

他问：“为什么？”    

  

我说：“很简单，他怕我姐。”    

  

他大笑：“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开玩笑。”    

  

我说：“那你说怎么办？总不能还没等中共抓到你，你自己就吓死了或愁死  

周封锁被捕后，紧接着我的好友北大法律系研究生熊炎在内蒙古被捕，电视  

接着又是我的好友杨涛在甘肃被捕，电视镜头同样是被押回北京时，军队警  

不几天，另一个北大出身的学生领袖刘刚在保定被捕，我的朋友甚为不平：  

那几天，清华的熊炜和北影学院的马少方等相继自首，我心里很难过。中共  

只短短几天，二十一人有近三分之一被捕，我不得不佩服中共公安和秘密警  

六月十五日，我不想等了，决定明天启程。逮捕也好，免得每天受这种精神  

朋友在那天晚上把孩子拍睡后来到客厅，他见我在沙发上坐着还没睡，便说：  

我说：“我明天就走，但我决不会自首，因为我们没错，杀人的是他们，罪  

他说：“我是为你想，我不能想像你这样优秀的人被他们枪毙掉，如果自首  

他一说起妻子和孩子，我心如刀割，这几天夜里睡不着觉，脑海里总是出现  

我打开我的背包，从中拿出一叠钱，那是我所有的经费。还有二千七百多元。  

朋友愣愣地看着我：“那你呢？你现在需要钱呀！”    

  

我说：“我还有几百元，足够了。也许明天在火车上就要被捕，如果能找到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下午四点钟，我离开了朋友家向火车站走去，我身穿  

那古老陈旧的火车站上熙熙攘攘挤满了人，一队新入伍的武装警察也不排  

我恐怕她再喊我让车站的警察认出我，忙快步挤到检票员身旁，低声告诉她：  

那检票员小声嘀咕：“反正没一个好玩意儿！”    

  

我被她骂得一愣，但想，她骂的是武装警察，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不过穿  

火车上人很多，没有空闲坐位，一个喝酒的大汉一人占了两个人的位子，看  

我谢谢他，把提包放在行里架上，正巧列车长走过来，我忙问他有没有卧铺，  

列车上检查的极为严格，三人一组的警察在车厢里走来走去，牢视着每一个  

我把帽檐压得很低，和那个喝酒的大汉聊着天，尽量使自己表现得自然。    

  

那大汉一边喝酒一边吹他的儿子，一个坐在他身边抽着高级香烟的十四、五  

我一边喝酒一边应酬他，但我不敢多喝，怕酒后失言暴露自己的身分。    

  

果然，谈话涉及到了“六四”，那二十一人通缉令成了全中国老百姓议论的  

那大汉说：“大哥，你这时出差，是有任务吧？”    

  

我“嗯”了一声。算是答应他。    

  

他说：“是抓王丹他们吧？”    

  

  

  

  

我说：“不是，我去搞一个外调，部队有同志要转业，我先帮助联系一下。”    

  

“转业对了，这他妈部队还有啥干头？尽挨骂？”那大汉拔下一个烧鸡腿边  

我假装不知：“挨谁骂？”    

  

他说：“大哥，我不怕你生气，谁不骂呀？在天安门大开杀戒……。”    

  

我忙制止他：“你喝多了，这话可不能乱讲罗，在北京那是镇压反革命暴乱  

那大汉还不服气：“我听不明白，他八十多岁能讲什么明白话？我老爹才七  

那个抽高级烟的少年吐了个烟圈：“我爷爷早就老胡涂了。我爸要听他的，  

那大汉得意得两眼放光：“就是嘛，大学生嘛，小孩子嘛，提点意见就开杀  

周围的乘客传来一阵笑声，我怕他把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儿，就小声警告  

他突然一愣，好像才知道我是警官，忙说：“我喝多了，刚才的话就算是我  

已经进入夜间行车，我昏昏欲睡，但又不敢睡，那大汉已趴在小桌上打着响  

凌晨，列车进入了中国北方的一座大城市，这个城市我非常熟，连这个城市  

列车进站了，站台上每隔二十米就有三个警察，他们全副武装，披着雨衣站  

我有些紧张，难道他们发现了我在这次列车上？    

  

列车停稳了，警察们飞快地上了车，每个车厢三个警察，他们把手枪和冲锋  

他们一步一步地向我这面逼进。他们如果觉得哪个人值得怀疑便会让你出示  

在查到距离我不远的地方，警察查出了一名身带传单的大学生，那些传单是  

“这叫秦琼背剑！”一个乘客很内行地说。    

  

喧闹声中，那个被“秦琼背剑”的大学生被押下了车，走在后边的那个警察  

列车终于开出了这个恐怖的城市。我长舒了一口气。经过一夜的紧张旅行，  

我没有到哈尔滨，而是在距离哈尔滨还有一百多公里的一个小站下了火车。   

  

小站也有警察，不过那些警察显得土头土脸的，叨着烟卷，敞着怀，口么五  

我下车出站，他们连看都不看我。在站外乘坐个体户的大客车时，那个售票  

走下公路，进入了乡间小路，路两边种的玉米已到腰部，正是锄二遍草的时  

远远的望见了堂婶家的村子了，十几年没来了，村子似乎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我怕引起人的注意，脱下了少校警服，把衣服和帽子塞进了背包。    

  

天气很热，蝈蝈在麦田和豆田里是比赛着歌声，把乡间的中午衬托得更加宁  

蓦地，我发现乡下的土路上有几道清晰的车胎印，那是军用北京吉普二一二  

车胎印是通往村子里的。而像张家窝棚这样的落后决不会有人养这样的小吉  

我忙闪进林子，偷偷地向村子里了望。村里很静，偶尔能听到母鸡下蛋后咯  

就在这时，村子里走出一个人来，我忙闪进林子深处，透过树的枝干观察着  

我觉得那个人走路的姿势很眼熟，当她走近时，我看出她是一个老太太，这  

老太太走近了，没错儿，是我的婶娘！尽管十多年没见，尽管她已经满头白  

我从树林中闪出，轻轻唤了一声：“婶娘。”    

  

她一愣，突然看见了我，眼神中闪过了一丝游移。我小声说：“婶娘，我是  

“是小伯笠？”她忙走上来抓住我的胳膊。那满是青筋的手把我抓得牢牢  

我什么都明白了，马上把她拉进树林。我问：“婶娘，你先别激动，告诉我，  

她点了点头：“嗯，他们来了，有好几十人，三部小轿车呢！”    

  

我说：“都是些什么人？”    

  

她说：“都是警察和武警，有县里的、省里的、还有北京的。现在正在大队  

好险！要不是我提高了警觉看到了车胎印，要不是婶娘从村子里走出来，我  

婶娘叹了只气说：“前些天就在电视里看到了通缉你的镜头，乡亲们天天上  

我说：“他们吓唬你了？”    

  

她说：“那倒没有，一个北京来的官说话还挺和气，他说你是什么『高自联』  

我暗自好笑，魔鬼总要把自己扮成天使。    

  

我问婶娘：“你从村里出来要干什么去？”    

  

婶娘说：他们走了后，我又睡觉了，做了个梦，梦见你表妹家的猪生了一窝  

婶娘说：走吧，到你表妹家去，先吃饱饭睡一觉再说。    

  

我摆摆手，拿出烟来，给婶娘一支。我们娘俩默默地吸完了一支烟。村里的  

婶娘走了，向另一个村庄走去，我的表妹就住在那个村庄。    

  

半个小时后，一个骑自行车的青年农民把车子停在了我的面前。    

  

“四哥，我是铁柱，是你妹夫。”他自我介绍。    

  

“你怎么知道我是你四哥。”    

  

“嘿嘿……”他憨厚地一笑：“这几天电视上和报纸上都有你的照片。”    

  

“你不怕吗？这要坐牢的？”    

  

“四哥这话就说远了，咱们不是亲戚吗？要没这事，你在北京大学当作家也  

我问他：“警察没到你家吗？”    

  

他大咧咧地说：“没有！中国没那么多警察！”    

  

一路上，我同他聊起了这两年农村的日子，他说他前两年贷款买了一台小四  

他问我有几个孩子，多大了。我告诉他：我只有一个小女儿，叫小雪，才一  

他憨厚地笑笑：“我老丈母娘就说你挑花眼了，连县长的女儿、军长的女儿  

说话间到了村外护村林，村子里很静，看来农民都下田做活了。    

  

表妹家两间土房，很大的院子种着黄瓜，两红柿、豆角、茄子等各种蔬菜。  

两瓶啤酒，三大碗面条下肚，我才感到肚子里有点底了，自天安门广场绝食  

酒足饭饱，我仰在炕上点燃了一支烟，一边吸一边听表妹夫妇和婶娘在争论  

表妹夫说去河套，那个呼兰河和松花江交汇处有一望无垠的荒草滩，是周围  

“牧马人？”这主意不错。    

  

我让表妹打盆水来，然后把长发伸进水中，浸湿后我把剪刀交给表妹：“都  

表妹的手艺还真不错，剪发后，照照镜子，人变了个样，那是当地农民喜欢  

我脱掉雪白的衬衣，笔挺的裤子，白色的绒袜，只穿了一条内裤走到院子的  

换上表妹夫最破的衣服，看不清颜色的白背心上的几个洞可以清晰地看到我  

从炕上拿起一包劣质黑杆烟，叨在嘴上一支，把高级打火机扔给表妹的小男  

表妹趴在婶娘怀里失声痛哭，她抽抽泣泣地问：“妈，这到底是咋的了？”    

  

她的刚上学的小儿子拿着我的高级打火机，戴着朋友采访汉城奥运会回来送  

我猛吸了一口烟：“表妹，别哭，别吓坏了孩子，你说，我现在像不像农民？”    

  

表妹含泪点头：“像……。”    

  

我说：“这就对了。我也不和你们说这值得还是不值得，这人活得不能太仔  

他们似懂非懂地听我说着。    

  

我对表妹夫说：“套车，咱们现在就上路！”    

  

趁表妹夫套车的当儿，婶娘和表妹为我们装粮食，把被子塞到麻袋里。我拿  

好了，我长舒一口气，现在什么也不怕了。不要说是只看到过我照片的警察，  

夕阳西下，田野披上了一层胭脂红。    

  

我们的马车上路了。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走的是一个村子连接另一个村子的  

月亮升起来了，我躺在颠簸的马车上，表妹夫铁柱赶着两匹瘦马，哥俩一边  

铺着松软的稻草，盖着厚厚的棉被，望着天上的明月和闪烁的星星，听着马  

王二姐坐北楼眼泪汪汪，    

想起了二哥他好不凄凉……    

走了一日我划一杠，    

走了两日我划一双呀，    

也不知二哥走了多少日，    

横三竖四我画满墙……    

  

而现在唱这首歌的已不是当年那个有民间歌手美誉的二伯父，而是年轻一代  

我进入了梦乡。那一觉，睡得好香。    

  

我被铁柱唤醒时已是翌日上午九点钟了。    

  

我们的小马车已经爬上了公路，按照我的地图，附近十里路的公路是最危险  

我睡眼蒙胧地从车上坐起来，这时才觉出浑身酸痛，那是一夜车板上颠簸的  

“四哥，你快看。”铁柱一声惊叫，用鞭子指着公路前面。    

  

我顺他所指方向望去，只见远远的汽车和拖拉机、小四轮排成了长龙，缓缓  

铁柱紧张了，脸都吓白了，他说：“咋整？四哥，要不我们先拐回去……。”    

  

我告诉他那是愚蠢的，如果现在拐回去肯定会引起前面的军人怀疑，他们的  

铁柱听说要闯过去，拿鞭子的手都发抖了。我一看这太危险，还没等被警察  

我告诉铁柱，他只要装病就好，不要开口讲话，要装作迷迷糊糊状态，一切  

我打了个响鞭，两匹瘦马跑起了小碎步，离检查的地方越来越近了，我才发  

我把车排在车队的后面，抱着鞭子，叨着劣质烟卷，观察着那些警察。他们  

我决定以攻为守，如果他们检查，万一让我拿出身分证怎么办？因为我没有  

我抱着鞭子走到前面看那个被打的司机，那副模样完全像一个没有知识爱凑  

我颠颠地跑回马车旁，点燃了一支烟。铁柱说：“四哥，我也想抽烟，我快  

我说：“瞎紧张什么？你现在是病人，不能抽烟。”    

  

那个警官背着手慢慢踱过来，我忙从车上跳下来，向他弯弯腰。他走到车旁，  

铁柱脸色惨白，脑门布满了冷汗，浑身还不停地发抖，他紧闭着眼睛，那副  

我忙赶着马车来到前面，被几名荷枪的警察拦住：“干什么？回去排队检  

我装作急扯白脸地说：“你看你看，是那个局长……。”    

  

后面那个警官说：“让他们先过，车上有个病人。”    

  

几个警察看了看铁柱：“哪个屯子的？”    

  

我忙抢着回答：“蓝头的。”    

  

  

  

  

那警察白了我一眼：“去去，没问你！”然后仔细看了看铁柱：“身分证！”    

  

铁柱哆哆嗦嗦：“这，还没发呢……”    

  

我忙补了一句：“相片交了半年了，公社那帮玩意也不知干啥吃的，就是发  

那几个警察显然被我罗嗦烦了，把手一挥：“去去，快走吧！”    

  

我不理他们，一边嘟嚷一边慢腾腾地把车赶上路中间。    

  

一个警察火了：“快点！妈的你磨蹭什么？”    

  

我甩了个很地道的响鞭，两匹瘦马又“得得”地迈开了小碎步。我不敢回头  

铁柱坐了起来，点燃了两支烟，递给我一支：“真他妈吓坏了，四哥，我可  

我说：“我也没搞革命，是邓小平搞革命呢！”    

  

他说：“我真没想到，四哥，你的胆子这么大，还敢和警察说话。”    

  

我说：“你只有不怕他，他才不怀疑你，你一害怕，就要出事。”    

  

他说：“我是吓麻爪了。”    

  

我说：“你吓麻爪就对了，你发抖出汗，脸色惨白，就是医生来也不会怀疑  

我们边说边笑，终于下了公路。一走上乡间土路，我似乎才有了一点点的安  

在一个村子的小卖部，我们买了几十斤挂面条，十瓶老白干、盐、火柴以及  

在吃午饭的时候，我们来到了呼兰河边。    

  

呼兰河，这是条母亲的河，她整整哺育和滋养了我们张家五代人。    

  

中午的大太阳把光辉不遗余力地洒在这片神奇而美丽的地方，正在接近汛期  

河堤外，是一望无垠的草甸子和一片片的杨树林，草甸子里一个又一个碧绿  

这是我儿时常来玩的地方，这些年也常常梦想能回到大草甸子的怀抱尽情地  

警车的怪叫声又打断了我的遐想，又高又大、长如蟒龙的大坝上，迎面开来  

我又感到了残酷的真实。    

  

我看见大坝下有一个渔人在船上捕鱼，便慢慢蹭下大坝，和他聊起了天。我  

我问鱼人这鱼卖不卖，那鱼人气呼呼地回答我：“不卖！”    

  

我和他商量：“我只买两条就好，不多买。”    

  

他口气坚定：“一条也不卖！一个鱼尾巴也不卖！”    

  

我不知他气从何来，但为了拖延时间，我仍和他纠缠不停，铁柱则坐在车上  

我虽然不敢回头，但我已经感觉到摩托车已经停在了我的上方，几名警察已  

我没有回头，心呼呼地跳着，等待着那一声：“张伯笠，你被捕了！”    

  

那我就会长舒一口气，再不用过这种惊心动魄提心吊胆的逃亡生活了。在监  

但令人难捱的是，那一声没有来，几名警察默默地站在我的身后，我佯装看  

终于有了声音，一个警察走到塘边，伸手从一个树根下拉起一根绳子，我发  

水塘里卷起了一阵浪花，随着绳子拉近，我发现，原来水下有一个网袋，网  

那个拉鱼的警察望着网袋里扑愣愣乱蹦的鲜鱼，得意地拍拍手上的泥水：  

那个打鱼人急了：“哎，不卖不卖，这些鱼给乡干部留的，你们买去了，他  

警察笑了：“嘿嘿，你又不是不下网了，跟你们乡长王大嘴说是我买去了。”    

  

那警察说着上了大坝，在我们的马车上寻找着什么，我怕他发现我的背包，  

那警察把麻袋从坝上扔了下来，几名警察接过后把鱼装进了麻袋。然后怕弄  

铁柱怕我弄不动，被警察怀疑，忙跳下来帮我把鱼拉上了大坝，放在三轮摩  

我们刚到把鱼放进托斗，两匹瘦马一边吃着大坝边上的野草一边往坝下走，  

那警察喊：“快，马毛了！”    

  

我和铁柱一看不好，立即撒腿就追，那两匹瘦马跑下大坝后没跑多远就站住  

我们重新装好了车，警察的摩托车也开走了。我跳上车，铁柱赶着两匹瘦马，  

快到两河交叉处，我们发现了一对压出的车辙，不远处的河边有一小小的地  

窝棚旁，一个光着脊梁的老汉和两三个壮汉在喝酒。看见我们来了，其中一  

那壮汉一愣，看看我们俩再没敢吭声。那老汉忙打圆场：“老大，别生气，  

我抱着肩膀站在马车旁一动不动，我知道他们误会了，以为我们也是打鱼的。  

铁柱说：“你别怕，我们哥俩是来放马的，不打鱼！”说着，赶着马车走了，  

我们在窝棚门前挖了一个坑灶，支起锅，铁柱把鱼收拾乾净，扔进锅里，我  

铁柱说：“这一生头一次赶上这样的事，想起来就和打日本鬼子当交通员的  

我说：“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和你一样。”    

  

他一愣，忽然大笑起来。    

  

一斤老白干不一会就见瓶底了，那顿酒喝得畅快淋漓！    

  

那几天真成了牧马人，除了吃三顿饭，我便练习骑马。骑这种没有鞍子的光  

晚上收听半导体收音机，得知继六月十五日上海判处徐国明、严雪荣、卞汉  

一天早晨吃过早饭，我和铁柱骑马到那个打鱼的老汉处散心。老汉热情地接  

老汉姓于，家里分得两亩地，老伴和二儿子就伺养了，他领着大儿子出来捕  

我跳下河帮于老汉插老母猪网，这种网插进河道的泥沙中，网上有“漂子”，  

插完网爬上岸来便躺在青草上抽烟，望天上的白云，想着以后的去处。    

  

  

  

  

铁柱突然大叫一声不好，翻身上马向我们帐篷的方向奔去。我以为是警察来  

眼睁睁地看着帐篷被顶倒，那十几头牛还不甘心，把我们的帐篷和车上的东  

铁柱拾起镰刀向刚走不远的牛群扑去。我怕他干蠢事，忙把他拉住，我告诉  

我们重新装车，然后把车赶到我的芳邻于老汉的土窝棚前。于老汉欢迎我们  

显然，老汉是为了安慰我。但是我有预感，最好尽快离开此地，如中共警察  

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叔叔，他是爷爷结拜兄弟的侄子，我在读大学时，曾经在  

我趁于老汉划船去起网时把这个想法跟铁柱说了。铁柱称善，我让他跑一趟，  

铁柱连夜走了。    

  

那一夜我和于老汉坐在闷热的土窝棚里，卷着又粗又辣的“蛤蟆头”菸抽，  

第二天中午，我正在睡午觉，听见土窝棚上面有人在低声说话。我爬起来，  

我伸出手去和他握手，他显然不习惯，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然后红着脸把  

我问他们：“叔叔有什么指示？”    

  

铁柱说：“叔叔说让你去，全县十几个乡都有亲戚！”    

  

  

  

  

我很感动。    

  

贾大哥说：“叔叔让我先把你接到我家，现在正锄二遍地，我在河套种了些  

我问他：“像这样雇短工的人家多吗？”    

  

他说：“有啦。”    

  

于是，我们决定了，明天早晨上路。贾大哥居住的村子归另一个县管辖，距  

于老汉听说我要走，说什么也要给我弄点鱼带上不可。我尽量轻装，不想带，  

于老汉一个劲儿说没有捕到更多的鱼让我带走心里不安，一边杀鱼做饭。    

  

我把剩下的盐、火柴、香烟，还有几捆较完整的挂面条都送给了老汉。老汉  

我笑道：“何以见得？”    

  

他得意地摸了下嘴巴：“你的眼睛有神呐！和一般人不一样！不管咋说，咱  

我说：“是不容易！要不是于大伯收留我和铁柱，我们就得睡露天地。”    

  

于老汉摆摆手：“别价，这么说就见外了，要不说咱爷俩有缘呢！”    

  

那一夜，我们挤在于老汉的土窝棚里，除我和于老汉那个精神病儿子外，三  

我望着从破门的缝隙射进来的那一丝丝月光，又想起了亲人。父母亲这些天  

当我醒来时，早饭已经摆在桌上了，于老汉炒的小鱼，捞的小米乾饭。我们  

我从衣袋里掏出二十元钱，悄悄地塞在老汉的行李底下。心里默默说：于老  

吃罢早饭，我和于老汉、铁柱告别，跟着贾大哥上路了……    

  

野花似在一夜间开放，野百合、黄花菜、大勺药……红的、黄的、白的竞相  

当我走在大坝时，回头望去，于老汉和铁柱还站在那冒着炊烟的土窝棚外向  

再见了，难忘的大草甸子！  

这是一个距离县城有一百多里路的屯子。也许当年第一个来这里跑马占荒的  

贾家窝棚位于呼兰河边，这两年经常挨水淹，听贾大哥说，去年一场大水把  

贾大哥家是贾家窝棚的上等户，三间大房，正面是红砖贴面的，贾大哥会木  

贾大哥是一个孝子，他家里有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那老太太是他的亲奶奶。  

  

我每天和贾大哥一起下田锄地，头几天累得受不了，回家后连饭也不想吃，  

吃是一个大问题，贾家没有面粉和大米，一天三顿是玉米渣煮的粥或用粥泡  

一天下午我没有下田锄地，贾大嫂给我煮了两只咸鸭蛋，不知从哪弄来的面  

老太太虽然九十三了，但耳不聋、眼不花；她说她看我眼熟，说我长的像一  

从那以后，我不再吃他们单独为我开的小灶。    

  

除贾大哥全家外，我避免见任何人，每天早晨天刚一放亮我就扛着锄头下田  

有一个人例外，就是贾大哥的表弟，一个脾气火爆的小伙子，他叫贾义，常  

村长照例每晚在大街扯开大嗓门喊开会，各家都派小孩去或老人去，不去不  

铲过二遍草后，我在贾大哥和贾义的帮助下在距离村子八里路的河边盖了一  

但很遗憾，这个地窝棚和地道我都没享受到，便被转移了。    

一天上午，天下着蒙蒙细雨，一辆吉普车开进村子，停在贾大哥家的后院树  

那个青年军人推开下屋门，走了进来，我知道他是为我而来。    

  

  

  

  

果然，贾大哥说这是他的表弟，也是我的表弟，是叔叔家的孩子。他和我握  

我问他：“安全吗？”    

  

他笑了：“谁敢到我家去搜查？真胆肥了！”    

  

他告诉我，明天零点开始，全国统一大搜捕，就是针对你们几个人，他告诉  

我问他：“大搜捕要几天？”    

  

他告诉我：“搜捕三天，从七月十五日零点到七月十八日零点，这三天时间，  

我说：“在你家遇到生人怎么办？况且你在部队工作，部队的人必然总去你  

他说：“你别害怕，搜捕这三天我要去执行任务，不在家，哪还有公安人员  

我把洗漱用品装在一个破布包里，跟着他走出了下屋。走到门口，看见了我  

车门开了，开车的司机是一个武装警察。我们上了车，我坐在后排，表弟坐  

介绍说：“这是四哥。”    

  

那个青年武警伸过手和我握手：“久仰久仰。”    

  

他那幽默的样子把大家都逗笑了。我问他：“你知道我是谁吗？”    

  

他一笑：“我和你表弟多个脑袋差个姓，铁哥们，啥不知道？通缉令刚下时  

他飞快地开着车，不一会儿，车已上了公路。    

  

  

  

  

我问他：“路上安全吗？”    

  

他说：“四哥，不是给你吹，这××市谁敢查我的车？借他们两个胆儿他们  

表弟说，开车的也是一个高干子弟，他老爸当过专区的某局局长，不过也退  

那个开车的警察笑道：“现在是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像你们  

车行到距离市区很近的一座桥时，发现前面有许多警察站在桥头。    

  

我提醒二位：“警察！”    

  

那司机笑道：“妈的，铁东区分局的王八蛋，别慌，他们是来游泳的。”    

  

我仔细看，果然男男女女都有，且衣冠不整，大盖帽都拿在手上，不像是检  

我们的车行到桥上停下了，一群警察围上来，让司机给带几个人回城。表弟  

一个警官果然扔进一个大塑料袋：“妈的，你们就这样，啥都要，胃口也好！  

“要不咋叫清廉呢！”表弟笑着说。    

  

“屁！你们的屁股眼儿上有多少屎我还不知道咋的？北京大学生反的就是你  

他们说笑着开开车门就往上挤。一个警察看见了我喊道：“还带个犯人呢！”    

  

表弟说：“放你妈的屁，那是局长的亲戚！”    

  

桥上的警官说：“别挤了，让女同胞先上，她们回家还得奶孩子呢！”    

  

果然挤上来三个女警官，她们笑骂着：“奶你个舅舅！”    

  

我被挤到一个角，三个青春焕发的女警官嘻笑着和表弟他们打趣，说些局里  

警车进了市区，这个我熟悉的城市虽然由县改成了市，但十多年了，并没有  

在火车站附近，三位女警察下了车。    

吉普车开到闹市区，行人纷纷闪避，小车风驰电掣。不一会，在一个大宅院  

“到家了四哥，下车吧。”表弟打开车门。    

  

我下了吉普车，拎着又脏又破的布包，走进了这个黑色大铁门的深宅大院。  

不一会儿，走廊传来了几个人的脚步声，一个慢悠悠的声音传来：“妈了巴  

一个白头发老人进了客厅，还有一个瘦瘦的老太太。    

  

我忙站起来，我知道，这就是我的叔叔和婶婶。    

  

叔叔比我高出半头，虽然头发全白了，但身体硬朗，他趿着拖鞋，拿着一个  

握过手后，他把我让到沙发上，看我这身装束，满意地点点头：“不错，你  

表弟递给我和叔婶每人一只香烟，一一为我们点燃，那个开车的警察给我们  

叔叔笑道：“二小子，你接你四哥去，没害怕吧？”    

  

那个开车的警察笑道：“怕什么？这是咱们共产党的天下！”说完哈哈大笑。  

  

叔叔也笑：“说的好！你四哥上北京大学之前就是共产党员，这邓小个子现  

大家谈论了一会儿当前的形势，叔叔痛骂了邓小平、李鹏，也觉得挺过瘾。   

  

门开了，一个身材苗条的年轻姑娘进来，她管叔叔叫姨夫，她告诉我们，酒  

叔叔站起来，把我往饭厅里让，他对那个开车的警察说：“走，今天有贵客，  

表弟和那个司机却要走，说他们有事，下午局长还要用车。然后和我握握手，  

“对了，有什么情况就快点来告诉一声。”婶婶叮嘱儿子。    

  

叔叔一边领我往饭厅走一边说：“妈了巴子，现在这些年轻人没人愿意和我  

我说：“那是中共造谣。再说，国民党也不是过去宣传的那么坏。”    

  

酒席很丰盛，只有我和叔叔、婶婶，还有一个穿的比我好不了多少的农村老  

我洗过手脸后，那个年轻的姑娘递给我一条新毛巾，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  

我一愣：“你看过我的照片？”    

  

她说：“看过，表哥拿回的通缉令上有你穿西装照的相，好帅呀！”    

  

我照了照镜子，镜子里的我又黑又瘦，而且胡子已长到一寸多长，头发像刺  

那个年轻的姑娘，也就是表妹递给我一件雪白的 T 恤，让我把衣服换下来，  

“家里什么衣服都有，这破衣服又脏又臭还留着做什么？”她不解地问我。   

  

我告诉她：“那衣服就像是道具，是丢不得的，过些天也许又用得着。”    

  

她说：“姨夫说了，你在这住十年八年也养得起你，他不会让你乱走的。”    

  

叔叔已经把酒杯倒满了酒，叫我快点入席。    

  

我在酒桌前坐下来。桌上摆了八大盘菜，有凉菜、鱼、猪头肉、花生米、还  

看我狼吞虎咽连吃带喝，婶婶在一旁掉眼泪，她轻声说：“老四从小到大尽  

叔叔说：“你看你，说说就哭！真是妇道人家。这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  

我点了点头：“叔叔说的极是，不知叔叔在读孟子，而且能恰如其分地援引  

叔叔被我夸奖后得意得满面红光：“我这个人就是读书少了点。当年参加革  

那杯酒，醇醇的，喝得我心里热呼呼的。    

  

吃过饭，叔叔领我到院子里，院里有一个很大的用红砖盖的下屋，我们走进  

我感谢叔叔想的周密。叔叔说，家里常来客人、公安局的更多，所以有这几  

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五日，也就是胡耀邦逝世整整九十天的零点，全中国所有  

为了安全起见，我下了地道。三天三夜没有出来。在地道里，我开始写我的  

三天后，我从地道里钻了出来，那天叔叔闭门谢客，说是到乡下走走。    

  

我们在表妹的小卧室里摆上麻将桌，一边搓麻将，一边谈论这几天搜捕的情  

“真缺德，这么热的天，那粮囤子里闷死人的。”婶婶叹口气说。    

  

我问叔叔这里面有多少涉嫌天安门抗议示威的人。叔叔说有十四个人，其中  

叔叔告诉我，现在中央的精神是从重从快严厉打击，昨天市局报了十几名死  

后来我才知道，那三天全国所有的公路、水运、航空全部封锁，各城市的居  

我在叔叔家住了一个多月，叔叔家藏书不多，我都给翻烂了，一本《三国演  

一天我正在读书，一个农民闯了进来，他说我应该叫他三舅。他一开口就和  

我一听，头皮发炸。这消息如果让公安局知道还得了？如果把贾义抓去，不  

我问三舅，有多少人知道我住在叔叔家。三舅说：“老鼻子了，起码有五十  

我点燃一支烟，思索着：这不是谁跟谁的问题，东北农村的农民大多性情耿  

那天夜里，我一夜未睡觉，外面警车一叫，我就以为是奔我而来，立即掀开  

太阳出来时，我已经走出了这个城市，我一看表，六点三十分，那正是叔叔  

松江平原的九月份已是金秋时节，满山的庄稼都熟了，开始动镰刀了。由于  

我做工的第一家是在一个紧靠呼兰河边的村子里，一个姓杜的种田大户种了  

杜家对我来说已是天堂了，他家三间大房，我是他雇的第一个“盲流”，第  

不过我割的一天地杜掌柜不太满意，尽管我把吃奶的劲儿都使了出来，但一  

晚上，果然来了六个“盲流”，一个又高又大的汉子看来是领头的，我已经  

那些人也不洗脚，倒头就睡，夜里鼾声如雷，咬牙放屁叭答嘴的，什么响动  

第二天一到田地，那个领头的汉子就给我好看了，他轻蔑地看我一眼，哈下  

中午掌柜的送饭来，他们一拥而上，把我那份也给吃光了。待我割到吃饭的  

那个壮汉满脸嫉妒：“妈的，小子还真走运。”    

  

我请他把嘴巴擦乾净再说话：“把妈妈带出来！你敢再骂一句我就敢砍掉你  

他没想到我会愤怒，他胆怯地看了看我握紧的镰刀，他从我那双冒火的眼睛  

掌柜的赶紧来打圆场。说都是闯江湖的，不容易。他还用毛泽东的话说，我  

我没有吃中午饭，也没有休息，又挥动镰刀割下去，到晚上收工时，我割的  

那些人开始对我刮目相看。晚上他们有时打扑克也叫我，但我不和他们赌。  

除了吹牛，他们就谈女人，那六个人都没有妻子，有两个好像有相好的，出  

在他们议论女人时，我常常想到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虽然现在中国已不是株  

十几天过去了，我手上的血泡一层套一层茧子已结得厚厚的，微微隆起的肚  

那几个月我什么都干过，割地、打场、给主人担水、烧水甚至帮助做饭，我  

寒霜过后，天开始下雪了。农村的活也越来越难找，那时我已经流浪到接近  

日子一天天过去，一九八九年秋要过去了，没事我常看地图，蒙古离我住的  

晚上听 BBC，得知逃亡到海外的朋友们在继续为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而奔  

刘四家也没什么活儿可做了，我总不能在他家这样住下去，于是离开了他家，  

我知道，这样乱走是很危险的。    

  

于是，我冒险潜入了哈尔滨，找到一个叫宪弟的人，他是我儿时的朋友，高  

我在宪弟家暂住了下来。我同他谈了想逃亡到海外的想法。我以为我已经在  

窗外落雪了。    

  

纷纷扬扬的雪花使我兴奋起来，第一次大胆地靠近窗子，窗外一片洁白──  

算起来，我在宪弟家已躲藏一个月了，白天宪弟和妻子上班，孩子送到托儿  

我每天心急如焚，被捕的危险和给朋友带来灾难的危险每天在困扰着我。我  

几天以后，宪弟回来了。    

  

那天晚上，弟妹炒了许多菜，宪弟打开一瓶汾酒，我们哥俩个喝了起来。他  

“四嫂不容易啊！”宪弟把杯中的酒一仰脖了下去，感慨地说：“真不容易，  

我的眼眶发热，多好的妻子！我暗暗发誓，待到能重新聚首的那一天，我一  

我问宪弟：“我写给她的信你给她了吗？”    

  

宪弟又一扬脖把杯中酒喝乾，用粗大的手抹了抹嘴，眼圈红红的，半晌，他  

弟妹坐在我身边，一边抹眼泪一边给我挟菜：“别先顾着说话，多吃点，四  

“别打岔！”宪弟对弟妹挥了挥手。    

  

我喝了一口酒问：“见到雪儿没有？”    

  

宪弟摇了摇头，“我没有见到孩子，她又病了，在医院住院，不过你放心，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雪儿那红扑扑的小脸蛋。她是那么弱小，弱小得不如一  

宪弟看出我的心情，握了握我的手，安慰我说：“雪儿没啥大病，还是老毛  

我赶紧抓住他的手，急切地问：“你快说，郑义和北明怎么样？”    

  

他说：“雪儿常住院，六四镇压后没几天就住院了，嫂子说，有一天北明带  

“后来呢？”我问。    

  

“听嫂子说，后来北明就被捕了，关在太原的一所监狱里，据说还怀了身孕，  

我心里一阵难过，小明，我的好嫂子，谢谢你，在最危险的时候还去看望雪  

宪弟又说了赵瑜，也被捕了，不过听说“认罪较好”已经释放了，山西其他  

“笃笃笃……”有人敲门，    

  

我赶紧躲进贮藏室，宪弟和弟妹把我的酒杯藏起，碗筷收起，然后去开门。   

  

贮藏室安有一盏台灯，我坐在一个破沙发上吸烟，偷听着外边的说话。    

  

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小，我听不太清楚。五分钟后，弟把贮藏室的门打开了，  

我低头走出来问：“谁来了？走了吗……”    

  

话音未落，我突然发现我的面前站着一男一女两名警察。    

  

我吓了一大跳，弄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是宪弟出卖了我？！    

  

宪弟忙介绍说，这两位是他的朋友，男的和他在部队时是一个班的战友，女  

我只好硬着头皮和他们握手。两人对我十分客气，男的说久仰，女的说不太  

宪弟解释：四哥，他们说通缉令的照片和你不太像。你现在胡子那么长，比  

大家坐了下来，那位男警官点燃了烟说：“四哥，现在哈尔滨对你很不利，  

分析得这样准！    

  

“有什么根据没有？”我问    

  

“还有更重要的！”他打断了我的话。“前几天我们全国铁路公安干警的电  

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躁热，就像是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等待执行一样可  

宪弟用拳头把桌子一捶：“操他妈的，这么狠，哪个狗屁局长下的令，我先  

宪弟妹忙制止他：“就你能！你先稍停一会儿，让四哥心静一静。”    

  

我此刻反而平静下来，一个大胆的决策在我脑海中形成；我必须尽快离开朋  

我问：“公安部有指示？”    

  

他说：“有可能。”    

  

弟妹说：“四哥，警察抓你你可千万别跑，先举两只手投降。”    

  

我说：“问题是你不拒捕他们照样可以开枪击毙你，然后说你拒捕。”    

  

弟妹说：“不会吧？共产党真能这么狠吗？”    

  

宪弟说：“妇人之见！共产党啥坏事不干？当时我还相信他们绝不对大学生  

妹说：“那你还不退党！”    

  

宪弟长吸了一口气：“□，我一个普通党员，退了党，这个政权也倒不了，  

那个一直没说话的女警察说话了：“你现在正在做一件大好事，你在掩护一  

我说：“现在却是，如果被发现，你要跟我一起坐牢。”    

  

宪弟说：“妈的，牢不也是人坐的吗？王丹能坐，我也能坐！”    

  

那个警官还告诉我们，中央下发了我们二十一人的“罪行”材料。他说这份  

我说：“看来，我只有逃出中国了！”    

  

两人点了点头。    

  

宪弟站了起来：“逃出中国？从哪儿走？香港？缅甸？蒙古？苏联？你想从  

我告诉他们，我想从苏联走。    

  

从香港逃亡当然是最好不过？但王军涛、陈子明的被捕已说明香港的地下通  

缅甸、越南、老挝、蒙古路途遥远，况且地理不熟，没有通道可以联系，成  

而苏联和中国只一江之隔，戈尔巴乔夫又提倡新思维，对“六四”屠杀也进  

有病乱投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闯出一条路，或许就是生路。    

  

不管弟妹多么不情愿，我主意已定，我永远忘不了六月十三日中央电视台新  

一天晚上，弟妹大包小包地抱了许多东西到了我住的房间。一件蓝色羽绒服，  

我有些手足无措，这些东西要一千多元啊！    

  

弟妹一边给我试衣服，一边说：“本想给你找几件旧衣服，但你弟个子高，  

我苦笑着：“这叫啥出国呀？按中国的法律这叫叛国。再说，能不能成功还  

弟妹说：“叛什么国？你国家搞的好，外国人该往中国跑了，你乱抓人乱杀  

看着这个简朴的家，唯一值点钱的东西是一部彩色电视机，而为了我他们什  

“感谢什么？”妹很平静地说：“这些东西算是我借你的，你如果跑到了国  

第二天的晚上，我们吃过了晚饭，准备出发了。宪弟和弟妹在依依惜别。弟  

分别是痛苦的，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分别呢？每一个人都不知道有没有再见  

宪弟提醒我：“四哥，咱们该走了！”    

  

我站起身来，给弟妹深深地鞠了一个躬，然后推开门，走进了黑暗的夜色  

哈尔滨火车站在夜色包围中。    

  

天气很冷。鹅毛般的大雪轻轻地飘着，典型的俄罗斯建筑已被大雪覆盖，只  

哈尔滨，满族语是“晒鱼网的地方”的意思，我青少年时代一部分时间在这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几辆警车十分显眼。一小队接一小队的警察和戴红袖标  

夜里十一点钟，我和宪弟出现在车站广场。寒冷的天气和飘飞的雪花给我创  

我说：“别慌，跟我走。”    

  

在考入北京大学作家班之前，我在铁路跑的几年记者使我对中国最主要大站  

我所乘座的列车午夜十二点四十五分从哈尔滨火车站发车。    

  

我和宪弟十二点三十分出现在车站广场南侧一里之遥的“职工通勤口”。小  

没有警察！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我给宪弟使了个眼色，于是大摇大摆地向通勤口走去，宪弟紧跟着我，脚步  

我顺利地走进了通勤口。然而遭糕的是，老门卫开门出来挡住了宪弟。    

  

我的反应是敏捷的。自通缉令发布之后，我曾和警察发生过多次正面冲突，  

我还没等老门卫开口盘问宪弟，便用标准的哈尔滨腔调骂开了：“妈了巴子，  

蹭！眼看迟到了，这个月的奖金要是泡了汤，看全班弟兄不剥你的皮！”  

  

宪弟反应得很快：“妈的，老子一不想入党、二不想入团，能把老子怎么样！”  

老门卫在后边做开了思想工作：“小伙子，火气不小哇！这年头该忍就得忍，  

我忙回答：“机务段。”    

  

  

  

  

宪弟说：“妈个臭 X，不是人干的活！”    

  

老门卫用火柴棍撮着牙花子：“□，小伙子，哪个段都一样！”说完，他向  

二十分钟后，混在站台人群中的我顺利地蹬上了火车。    

  

而前面的旅程是未知的，连我自己都怀疑能否活着走完几千里路的全程。    

  

但是，列车毕竟驶离了夜幕下的哈尔滨，一个对我危险最大的城市。    

列车严重超员。    

  

过道上和车门口挤了许多没有座位的人。    

  

我和宪弟只挤到两个车厢的连接处就再也挤不动了。我迅速在烧水锅炉旁挤  

列车里乱糟糟，烟草味、汗臭味和其它说不清的味道四处弥漫；打扑克的、  

宪弟拿出香烟，随手递给他身边的两个穿皮夹克的小伙子一人一支，那两个  

“谁的袋子，打开检查！”警察大声喝道。    

  

那两个“皮夹克”说是他们的。警察立刻友善多了，和他们寒喧起来，两个  

让警察给他们解决卧铺，警察满口答应。显然，他们认识。    

  

一个“红袖标”摸摸袋子，看看我，看看那两个“皮夹克”，又看看吞云吐  

宪弟不高兴了，大手一挥，那“红袖标”就地转了个圈。    

  

  

  

  

宪弟说：“戴个红袖标就是人了？看什么？你看我像王丹呢？还是像吾尔开  

周围爆发出一阵大笑，连那两个警察也笑了。那两个“皮夹克”大汉笑得更  

一个皮夹克说：“那王丹和吾尔开希一个在秦城监狱，中央委员待遇，一个  

另一个“皮夹克”说，“那二十一个学生领袖中的张伯笠是咱们省的人，听  

人群又一阵哄笑。    

  

我虽然紧张到了极点，但也只好陪着笑。    

  

一个“皮夹克”说：“这半年都快过去了，那二十一个学生头儿该抓的抓、  

外国去了，就咱们省那个张伯笠愣是没消息，你说怪不怪。”    

  

那个铁路警察接过“皮夹克”递过的烟卷儿，一边点燃一点说：“咋没消息，  

我吓了一跳，这是我在北京大学的宿舍里说过的一句玩笑话。    

  

“皮夹克”说：“妈的，还是咱东北人有种！”    

  

铁路警察说：“不过是猜测，还听说他已在黑龙江活动，你们分局没布置抓  

我的警惕是对的，那两个“皮夹克”是警察。    

  

“皮夹克”说：“抓，布置了，抓了半年了，就那么巧给咱碰上了？前几天  

另一个“皮夹克”说：“人家什么脑袋？咱们是什么脑袋？让咱们小学毕业  

警察问：“这趟弄多少？”    

  

  

  

  

皮夹克：“二百件，一会给你们俩弄件穿穿，这次是内蒙古产品，皮子软，  

警察笑着带“红袖标”走了。皮夹克在后边喊：“卧铺两张，别忘了！”    

  

警察走了，“皮夹克”成了这里的中心，从谈话中我知道了二人的身份：某  

经过了刚才的惊险，我胆子也壮了，蹲在车门口的滋味也真不好受，我拿出  

一个皮夹克说：“昨不好买？看你有没有钱！你肯出钱我给你买。”    

  

我问：“要多少钱？”    

  

皮夹克：“一张硬卧十八元，你给三十六元加一包万宝路烟我就能给你买  

我拿出一张一百元面额的人民币和两包万宝路烟：“那就劳驾大哥帮忙  

那皮夹克瞧瞧我：“我说着玩呢！没想到你还真肯出血！”    

  

我说:[反正公家报销。]    

  

宪弟说：“他是我们厂的供销科长，没问题。”    

  

那“皮夹克”把烟塞进衣袋里，拿着钞票向餐车挤去。半个小时后，他挤回  

我们昏头昏脑地挤过了几节车厢，终于进了卧铺车厢，这和喧闹的普通车厢  

列车在风雪中向北前进。    

  

现在，无论灯火通明的普通车厢怎样拥挤，警察的眼睛怎样警惕，那都是另  

也许是太累了，我居然睡着了。    

  

睡梦中似乎是每次从北京回家一样，前面迎接我的是妻子和女儿的甜蜜亲  

翌日上午，我们顺利地到达某市并换乘开往边境的公共汽车。汽车开得飞快，  

汽车驶过松花江，江面已完全封冻，像一条冻僵的白蛇向远方蜿蜒。下午二  

我必须过桥。    

  

汽车上的旅客常常谈桥变色，据说守桥的武警非常凶狠，没证件的人常常被  

我和宪弟虽然都拥有边防通行证（伪造的可乱真），但我仍不敢闯边防检查  

汽车在检查站前面没有站牌，远远的已经看到桥头飘扬的五星红旗了，我要  

司机很不高兴，继续开车，没有丝毫要停的意思。    

  

边境检查愈来愈近，我心急如焚。    

  

坐在司机身边的售票员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她聚精会神地看着我，悄声  

我点点头。她又瞧了瞧我，叹了一口气。    

  

我查觉到她那大眼睛中闪现的同情，便递给她一包万宝路香烟，求她给司机  

她拿过烟，扔给司机，然后告诉我要沿山边走，千万不要进山，进山容易迷  

汽车扔下我们开走了.    

  

在汽车扬起的云雾掩护下，我和宪弟迅速地下了公路，躲进林海雪原。按照  

下雪了，而且雪愈下愈大，纷纷扬扬的大雪如棉絮似鹅毛，天气异常寒冷，  

边境检查站的五星红旗成了我们校对方向的座标轴心。我们从一个林子奔向  

我的周身已被汗水渍透，两腿发软，两只脚似乎不是自己的。宪弟也是一样，  

我说：“先歇会吧！”于是两人无力地将自己的身体扔在雪地上。我点燃一  

朔风从树梢掠过，发出怪怪的声音，风雪中偶尔能听到狼和别的什么野兽的  

宪弟用菜刀砍了两根树枝，递给我做□杖，于是我们又站起来继续走，惟一  

星星被冻得闪着眼睛，雪白的山头反着微弱的星光。两个小时后，我们终于  

而对白雪皑皑一望无垠的开阔地，我和宪弟小声地欢呼起来。在不远处，两  

蓦地，一只雪亮的比汽车灯光要亮几十倍的探照灯柱在我们前面不远的地方  

公车已经没有了，其它车辆很难见到一辆，即使有，在这寒冷的午夜，司机  

我和宪弟靠得紧紧的坐下。这才觉出又饥又渴又冷。带的面包已经冻成冰块，  

多希望有一堆火啊！但边境检查站就在千米之外。宪弟已经睡熟，他枕在我  

我的羊皮手套因为被汗水湿透，现在冻得和铁一般坚硬，我搓着麻木的手，  

宪弟一边往火堆上加纸，一边□着歌。那是在东北流行的一首囚徒唱的歌，  

正月里，正月正，    

年轻的朋友做事情，    

做错了事情要法办呐哥们儿呀，    

政府送我上法庭啊嗯嘿哟……    

  

二月里，龙抬头，    

我在狱中不自由，    

一天到晚挨审讯呐哥儿呀，    

身上没有好皮肉呀嗯嗨哟……    

  

宪弟小曲哼得很浪，味道浓浓的，尤其在“哥们呀”和“嗯嗨哟”后的拖腔  

我从怀里掏出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火光下，女儿的脸蛋红红的，像是一个滴  

同在一片国土，我已经有近十个月没有见到刚刚会叫爸爸的女儿和妻子了。  

明天或者后天，我也许能成功地越过国境，也可能在越境时被逮捕或枪毙，  

“七月里，七月七，    

天上牛郎会织女，    

神仙也有团圆日我说哥们呀，     我和我妻两分离呀嗯嗨哟……”    

  

宪弟看我凝视着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突然不唱了。他是怕勾起我对往事的回  

我说：“唱吧，唱起来心里好受点……。”    

  

  

  

  

就这样，风雪夜中两个孤独的逃亡者，一簇小小的火苗和一曲东北小调，留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俄国十二月党人流亡之情景，哼起了我喜欢的一首俄罗斯  

冰河上跑着三套车，    

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    

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    

  

小伙子你为什么忧郁，    

为什么低着你的头，    

是谁叫你这样伤心，    

问他的是那乘车的人……    

  

凌晨三点钟，三本杂志烧光了，小小的火苗熄灭了，四周一片黑暗。十几分  

凌晨三点钟左右是被当地人称为“鬼龇牙”的时间，（比喻一天中最冷的时  

公路像是一条冻僵的白蛇，静静地伏在雪原上，大片的雪花无声的飘落。公  

天朦朦亮了。漫天飞舞的雪花使眼前的这个小镇像一幅俄罗斯的油画，只有  

我和宪弟看见一个小酒馆的门开了，便闯了进去。那掌柜的为我们炒了一盘  

两个小时后，我们挤上了开往 A 县的公共汽车，车上挤得满满的，住在边境  

宪弟终于给我找到了一个座位，而我则开始呕吐，我想可能是食物中毒。我  

宪弟略一思考，同意了。他对我说：“你现在只有治病，别无选择。”    

  

  

  

  

宪弟说离这个镇十几里路有一个边境小村，他有一个表姐住在村子里。我们  

宪弟背起我，艰难地向镇外走去。我们不能在此久留，更不能去医院。    

  

天色很快黑了下来，昏迷中我听到了狗吠声，灯光告诉我，我们进村了。宪  

当我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热哄哄的土炕上，宪弟手里拿着一个用饮料  

宪弟看我醒了，便说：“吓死我了，这是我表姐，没外人，没事的。”他还  

我明白。这种土办法我当年插队时也见到农民们用过，说不出什么科学道理，  

我感到一阵剧烈疼痛，扎过十几次后，大表姐的锥子发生“嘎蹬嘎蹬”的响  

她一边说一边挑，似乎挑出了许多“毛”，我忍着痛不使自己哼出声，十几  

表姐为我擦掉额头的冷汗，然后跪在炕上祷告，原来她是个基督徒，她向耶  

说来奇怪，当我几个小时后醒来时，不再恶心呕吐了，昏沈沈的头也清凉了  

表姐拔下火罐：“啧啧，瞧瞧，拔出的血都是黑的！”    

  

我点点头表示感谢，并请宪弟拿烟给他们抽。宪弟拿出“万宝路”递给大表  

当表姐知道这烟要十二元人民币才能买一包时说：“抽金子吗？这支烟够我  

我问她：“你知道我是谁吗？”    

  

  

  

  

她说：“知道！宪弟都告诉我了，前几天电视里还有你的镜头呢。”    

  

表姐夫说：“那是通缉令。”    

  

表姐：“反正是上了电视，管他什么令。”    

  

我说：“表姐，你们不害怕吗。”    

  

表姐：“怕什么？你又没偷没抢没杀人，也真苦了你们，听说你们在天安门  

我告诉她，我此行的目的──偷渡去苏联。    

  

表姐吓了一跳：“老毛子把你送回来怎么办？”    

  

我说：“也许不会。我不想连累你们。”    

  

表姐说：“等几天吧，你现在的身体过不了江的。”    

随后的几天，我又高烧不退，表姐为我熬药拔罐。还把家里的鸡都杀掉了，  

有一天我刚喝过鸡汤，表姐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红布包对我说：“你喝了我的  

我打开了红布包，立刻被惊呆了，那是一本手抄的《约翰□音》。    

  

“你信基督？”我惊奇地问。    

  

表姐点了点头：“我信了好几年了，有时觉得活得太累，把主权交给神就好  

我好久没有读书了，虽然不信耶稣，但是有书读总是好的，况且每天喝表姐  

没想到，读着读着就放不下了。每天都点着油灯读。当读到耶稣被钉在十字  

以后数日，表姐向我传□音，我虽然不信，但每次都和她认真讨论。这样每  

表姐很重视祷告，她家里的鸡被黄鼠狼吃了也向耶稣祷告，我笑她迷信。她  

姐夫和宪弟每天到边境“侦察”。他们画了几张路线图，哪有边防军，哪有  

万事具备，只等我身体复原就可以行动了。    

  

一日，我感觉好多了，刚刚从火炕上爬起来，三个大汉来到表姐家。他们和  

其中一个穿皮夹克的大汉是村长，他问了我一些生意上的事，宪弟和他乾了  

村长问我：“生意怎么样。”    

  

我告诉他，赔了。但老本还在。    

  

村长笑笑，扔我一只“红梅”烟，他把杯中的酒喝乾，朝我亮了底说：“有  

于是，大家慢慢地喝酒，点头附合。    

  

直到喝到掌灯，人人都喝得舌头硬了，村长才带着另两个人回家。    

  

表姐夫去送村长，回来后把门掩上，紧张地告诉我们：村长认出了我，我的  

我感到危险在逼近，决不能在边境出事，这要给宪弟和他表姐家带来灾难的，  

一片反对声。理由是我身体还未复原。    

  

我急匆匆拿起笔，脑海里浮现妻子和女儿的脸。我给她们每人写了一封信。  

今天是你两周岁的生日，爸爸祝你生日快乐！平安健康！爸爸本来想在昨天  

在我的面前，摆着你的一张照片。那是你妈妈在今年二月二十四日你刚满十  

自从爸爸和叔叔阿姨们走向天安门广场到现在，你的这张照片始终放在爸爸  

“六四”是中华民族的悲剧，独裁者竟动用了几十万军队对手无寸铁的人民  

今年六月十三日，独裁者向全国通缉了爸爸和其他二十名叔叔阿姨，有的叔  

在这半年多的逃亡生活里，爸爸每时每刻都有被捕杀的危险，中国铁路公安  

窗外飘着雪花，世界洁白一片。望着飞舞的雪花，我想起了两年前的今天…  

那一天，窗外也飘着这样的雪花，于是，你来到了这个寒冷的世界，哭得嘹  

我亲吻了你的小脸蛋，发誓让你幸福快乐地长大成人，像小树一样茁壮，像  

当时，爸爸是一个穷记者，妈妈休假没有工资，经济不很宽裕。每天夜里，  

不久，爸爸考上了北京大学，那是爸爸少年的梦想。上学后与你在一起的时  

可是，这一切都被独裁者的血腥镇压摧毁了。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和爸爸一样  

雪儿，爸爸要走了，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风雪很大，路很遥远，爸爸是  

当爸爸即将告别这个苦难而又难舍难分的祖国的时候，多想亲吻我的女儿，  

雪儿，你知道吗？这封信也许是爸爸留给你唯一的遗物，等待爸爸的也许是  

如果爸爸死了，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你为爸爸采一簇小花放在爸爸的照片  

如果爸爸没有死，我们父女就会有相聚的那一天。爸爸期待着那一天，与我  

再见吧，我亲爱的雪儿。听妈妈的话，长大了好好读书，等着爸爸。    

写完信我翻开日历，明天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日历下面写着：不宜  

然而，我决定── 走！    

  

表姐看劝不下我，便开始和面，切成宽宽的面条，她说，要走也要吃碗她的  

表姐夫一声不吭蹲在地上，把我的皮包装进一个尿素口袋，然后用麻绳系成  

宪弟把我写给妻子和雪儿的“遗书”放在内衣口袋里，泪水流了满面。    

  

  

  

  

大家谁也不睡觉，都在陪我聊天，大表姐夫说邓小平活不长久的，劝我想开  

我于是把我的收音机送给了他。    

  

半夜十二点钟，表姐开始煮面，我们就着辣酱，腌黄瓜唏哩糊噜吃了起来，  

表姐在一旁为我祷告，她是一个基督徒。她说她常常走几十里山路去教堂做  

我已经酒足饭饱了，表姐又为我盛了一大碗。还用围裙边擦眼泪边说：“兄  

不信基督的表姐夫说：“有什么用？念佛似的。”    

  

表姐不服：“你是罪人，你不懂！”    

  

蓦地，村西传来了一阵狗吠声，接着全村的狗像是被传染了似的都狂吠起来。  

表姐喊：“谁呀？三更半夜的。”    

  

一个女人的声音：“大姐，是我，快开门！”表姐出去了，那女人和她说了  

表姐跑进屋告诉我们：“警察和民兵进村了，挨家查户口、查生人。”    

  

宪弟把酒杯一摔：“妈的，一定是村长告的密，看我给他放把火，烧死他兔  

我说：“别慌，咱们立即就走！这事和村长没关系。”宪弟穿上皮大衣：“明  

我告诉他们，如果是他告的密警察就不会按惯例从村头挨家搜查了，他们会  

我穿戴整齐，表姐夫背上我的旅行袋，宪弟拿起手电筒，我们迎着寒风走出  

天气真冷，但却一片星光……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四点整，我伫立在黑龙江边。    

  

黑龙江上的积雪有一米多深，冰排起伏，犹如冰浪滔天。过了这条江就是戈  

几个小时的急行军使我们有些精疲力尽，宪弟一屁股坐在雪地上，用棉皮大  

我缓缓地跪下去，对着南方，对着北京，对着我的双亲、妻子和女儿。我说：  

我哭了。自六月四日凌晨我在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的讲台上看到军人和坦克  

宪弟也跪在雪地和我相拥痛哭，表姐夫则安慰我：“快走吧，留有青山在，  

星星开始隐退，东方灰朦朦的，天快亮了。    

  

表姐夫催促我：快走吧，天快亮了。    

  

我站起身来，对宪弟说：“如果你四嫂要离婚，让她把雪儿交给我父母抚养，  

江上的积雪齐腰深，比我想像的要难走的多，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但愿边防军的哨兵在了望塔上睡着了。    

四个小时后，我终于逃到了苏联。    

  

  

  

  

当我踏上苏联国土时，一轮又红又大的太阳已从地平线上升起，白桦树、松  

早晨似乎是被冻僵了，没有一点声音，静得令人恐怖，我拿出宪弟给我的菜  

中午，我终于发现前面有建筑物了──一个高高的大架子，据我所知，中苏  

当我艰难地走近了望哨时才发现，那个了望塔是在黑龙江中国那面，而苏联  

我失望地继续往前走，树林中经常突然飞起一只野鸡或跑出一群野鹿、兔子、  

天色渐暗下来，鹅毛般大雪从天而降，起风了，而且愈刮愈大。    

  

我发现远处似乎有一幢房子，想奔房子去，也许会找到人，但是大风吹得我  

突然，我在江边发现了一个暗哨，暗哨建在低矮的灌木丛中，有些像中国的  

我把苏军的子弹箱拆了，在了望哨里点火取暖，吃点乾粮，但好景不长，几  

去哪儿呢？    

  

逆风走已是寸步难行，顺风走是今天走过来的路，没有村镇，没有人烟。我  

一个小时后，天色全黑了，我看了看手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我终于爬  

我走进棚子，风雪相对棚外减弱了许多，我一头倒在草包上，再也站不起来  

蓦地，附近的山林中传来了野狼的啸声，那声音像是啼哭的婴儿，令人心烦  

我拉起一捆草包，想把它立到棚边顺风的地方，但草捆太重，而我又疲惫不  

我从怀里拿出妻子和女儿的照片，她们仍在向我微笑。那种撕心裂肺的思念  

我喝了几口酒，酒精使我觉得不再那么寒冷，脑细胞也在酒精的刺激下活跃  

突然，我看见十几米外有人走过来，但火光一暗那人又不见了，我拿起菜刀，  

身上的汗水很快结成了冰，我上下牙不住的抖颤，人开始发高烧，我知道，  

我突然想起临行时姐姐对我说的话：“孩子，你要祷告，耶稣会帮助你。”    

  

我虽然还不信，但真的开始祷告，反正也没别的办法了。    

  

我向主耶稣祷告、求神保佑我的父母、妻女、也保佑那些被捕坐牢的同学。  

就在我昏迷之际，彷拂一道大光照进黑暗，我顿时温暖极了。我睁不开眼睛，  

就在那一刻，我成了耶稣的信徒。    

  

大光消逝了，只有怒吼的大风雪在草原上肆虐。在这摄氏零下四十多度的风  

当我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下午，我发现我正躺在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俄罗  

几十个高大的苏联人围着我，那抱着我的青年正在把热水瓶里的热咖啡灌进  

我发现，我的背包已被他们检查过了，妻子和雪儿的照片正在十几个俄罗斯  

一个满脸胡须的看似是领头的人把照片还给了我。我告诉他，那是我的女儿  

大胡子苏联人告诉我：他们是一个集体农庄的人，他们来拉牛草，在被大雪  

他告诉我他知道我是中国人，但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偷渡过边境：“你有那么  

我告诉他：我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学生，组织和参加了八九民运，六四屠杀后，  

那个抱着我的俄罗斯青年做了一个扫射的姿势向我：“邓、小、平──嘟嘟  

大胡子还告诉我，他们一个月才来边境拉一次草。他说：如果他们不来就不  

我同意了。我别无选择。    

  

我想站起来，但除意识清醒外，两条脚似乎是不属于我自己。    

  

高大而英俊的俄罗斯青年抱起我，走到一台拖拉机前，把我扶上驾驶室。十  

车下也响起了一片喊声：    

  

“达斯维大里──达斯维大里──”    

  

我心头一热，泪水涌上了眼廉……    

  

主耶稣，是你救了我，我值得您如此的爱吗？    

拖拉机开进了一座边防军营。    

  

高高的了望塔下一幢白色的楼房，硕大的列宁画像耸立在楼旁，路边的板报  

一个上士示意拖拉机停下，俄罗斯青年跳下车和他急促地讲些什么，他向后  

我的脚放在雪盒中犹如放进了温暖的棉絮里，随着俄罗斯青年的揉搓，我慢  

当我的脚已现出红润，而换过几盆的雪也开始融化后，上士站了起来拍拍俄  

没有人来审问我。    

  

他们正在仔细地检查我的背包。并向我索取能证明我身分的文件。我给了他  

下午一点钟，两个士兵把我扶进了餐厅。一个亚麻色头发的炊事员正在为我  

为表示对他的感谢，我给他一支烟，他看了看，点燃后吸一口连声说好，我  

上士打开了餐厅的门，把我带进了一个很大的办公室。办公室的正前面墙上  

上尉示意我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他指着头上的戈巴契夫问我：“他，你认  

上尉笑了。向头上伸了伸大姆指说：“他很好，比邓小平好，你同意吗？”    

  

我说：“我同意。”    

  

上尉站起来，把摆满他桌子上的我的东西收起来，把证明我身分的《光明日  

下午三点多钟，我们等待的人终于到了，两个身材高大的军官走进了边防站  

上校用急促的俄语问话，我只能听懂几个单词，少校为他翻译。    

  

问：“你是张伯笠？”    

  

答：“是。”    

  

问：“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以证明你身分的文件吗？（他指着《光明日报》  

答：“没有。”    

  

问：“你到苏联的目的？”    

  

答：“要求贵国出于人道将我引渡到西方。”    

  

问：“为什么不要求在苏联政治避难。”    

  

答：“我不想影响两国刚刚恢复的正常关系，况且苏联并没有强烈谴责中共  

问：“准备去哪国？”    

  

答：“美国或法国。”    

  

上校不再问了，他用俄语和翻译说了些什么，然后拿起边防站的电话。这时，  

上校放下电话走过来：“张伯笠同志，我们需要换一个地方。”    

越野吉普车在积雪的草原上津津有味地走着，十几分钟后，我们上了公路。  

一个小时后，我们的越野车开到了一个大门前，大门的两侧是绵延不尽的铁  

我问翻译，这里面是军营吗？    

  

翻译笑了：不是，这里面是苏联。    

  

我恍然大悟，这就是早晨救我的集体农庄的农民告诉我的“边境”，这道铁  

公路愈行愈平坦，两侧的村镇也出现了。在公路两侧，车灯的余光中会出现  

我们的“吉尔”越野吉普车在公路上行驶了近六个小时才驶进一个城市。火  

吉普车驶进了一个很大的院子，那像是一座学院，但操场上在雪地上跑步的  

吉普车在一座八层大楼前停了下来，那是一座白色的现代化建筑，建筑物前  

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也曾在图书馆阅读过关于 KGB 内幕的书，这是一个令人  

而此刻我的命运已掌握在 KGB 的手中。    

  

他们把我架到一个地下室，在一个审讯室中他们让我脱掉所有的衣服，然后  

翻译把我带进一个沈重的铁门，一个走廊里站着四个又高又壮的青年士兵，  

翻译先走进去，然后士兵把我扶进去，这是一个有八平方米的房间，正面墙  

“这是牢房？”我问。    

  

翻译脸上现出一丝尴尬，“这是你休息的地方。”他没有正面回答我。    

  

我仔细打量了一下，昏暗的灯光下一张小床，小床上的白床单和毛毯使你觉  

翻译拍拍床：“你可以好好睡一觉，这里很温暖！”    

  

室内的暖气烧得太热，使只穿一件单衣的我有喘不上气的感觉，这和昨天夜  

跟着感觉走吧！我安慰着自己。    

门外开锁的声音使我从睡梦中醒来。照例，士兵端来早餐，放在桌上后把门  

这几天每天照例被提审，多次是一位个子很矮的少校，他有一双狡黠的灰眼  

昨天的审问中，他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你应该说实话，中国派你到苏联  

我疑惑地看着他，他摆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不错，我们有可靠的情报  

我不理他，看着他不停地挥动着拳头，觉得他挺滑稽，我说：“我不是张伯  

他逼进我：“你是谁，这正是我们需要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    

  

我说：“如果我不是张伯笠，我也不知道我是谁了，抱歉，你能告诉我我是  

他脸色阴沉：“我会把你送给中国公安，让他们帮助确定你是谁，我不喜欢  

我点燃一枝烟：“这个你决定不了，你不用吓我，你知道我不怕你威胁。”    

  

有一天，他摆来一个很大的彩色电视机。他告诉我那是他们苏联产的，效果  

他们给找放一部片子，是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供的：“北京反革命暴乱真  

当王丹、吾尔开希、柴玲等人的镜头出现时他会立即停格，问我：“这个是  

他说：“我问你，电视说你们是暴乱对吗？”    

  

我说：“不对。”    

  

他指着群众扔石块的镜头说：“这是真的吧？”他指立交桥下吊起的一个军  

我说：“因为他向人民开枪。”    

  

他说：“他是军人，他应该执行命令。”    

  

我说：“那不是军人，那是杀人机器。真正的军人也是人，他们绝不会去屠  

当我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下讲话的镜头出现后，他又定格了：“这个人是  

我说：“那是张伯笠。”    

  

他突然眼睛一亮：“你认识他？他现在在哪？”    

  

我点燃一支烟：“他现在就坐在你面前，少校同志。”    

  

他也从我的烟盒里拿出一枝烟点燃：“目前还不能最后确定。”    

  

慢慢地，我已经可以下床自己走路了，嘴上的水泡已经定疤，而且每天夜里  

走廊里的四个士兵两人一班轮流值班。我常常给他们烟抽，也抽他们的苏联  

经常和我在一起的军官除两个少校外，还有一个上校，他很年轻，个子高高  

一天早晨我刚吃完早餐，牢门开了，“伊凡诺维奇”上校和翻译走了进来。  

原来一九九○年的元旦到了。    

  

我说：“谢谢你们给我带来这么好的消息！”    

  

上校很奇怪：“你不是有带日历的手表吗？”    

  

我苦笑：“被狡猾少校收走了。”    

  

上校说：“一会儿会送还你的。”    

  

翻译给我送来几十本中文版的《苏联画报》、《苏联妇女》、《苏联青年》  

上校说：“我们经过查证，已证明张伯笠没有被中共公安机关逮捕，同时也  

他告诉我：“如果你同意，可以每天到外面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于是，在这一九九○年的第一天，我穿上了脱掉四天的棉衣，走出地下室。   

  

那天阳光灿烂得炫目，过好久我才敢睁开双眼。地下室的外面是一个只有四  

上校和翻译与我握握手，在告别时，翻译告诉了我一个惊人的消息：罗马尼  

我太兴奋了！中国的八九民运虽然失败了，但是她所形成的冲击波已经在东  

我仰望蓝天，一群鸟儿自由地从我的头顶飞过，我多想和它们一起飞，去寻  

几天后，KGB 一个将军、五名上校和一个穿便衣的翻译对我进行了一上午的  

他们是从莫斯科来的。    

  

他们询问了八九民运的全部经过。并询问了二十一名学生领袖现在的处境。  

我遣责了中共的屠杀和追捕，并希望苏联政府能以人道主义出发将我引渡到  

一位年龄稍大一点的上校说：“我们已经决定将你送给中国政府。你会觉得  

我回答：“我反对。”    

  

他又说：“中国政府会枪毙你吗？”    

  

我说：“我不知道，也许会吧。”    

  

他说：“你要知道，我们将你引渡给西方，中苏两国刚刚恢复的友好关系就  

我回答说：“但如果你们将我送给中国政府，如果中共的叛国罪加反革命组  

他很坦诚：“这正是我们的难处。”    

  

末了，他说：“我们还需要等待，等待最后的决定。”    

  

我回到牢房，禁食向主耶稣祷告，我相信主会救我的。    

一九九○年元月十日中午，伊凡诺维奇上校和少校翻译走进我的牢房，他们  

他们没有回答我，而是用厚厚的毛巾捂住了我的眼睛。只听见翻译小声说：  

我被搀扶着走出地下室，当我坐进一部车子时，车子立即发动了，我听见车  

翻译解下我的“眼罩”，我看见几个熟悉的军官和看守我十五天的四个年轻  

吉普车开动了，我的眼睛又被罩了起来，四周一片漆黑，只能感受到热呼呼  

吉普车大概行驶了六个小时后，翻译为我解下了罩在眼睛上的厚毛巾。天色  

当我们开到边防站时天已彻底黑了下来。上校下了车，翻译和司机陪我坐在  

上校坐进车，我被翻译和上尉挤在车后座的中间。    

  

上校透过翻译告诉我：他们政府决定将我送给中国政府。上级决定由他负责  

此刻，我的猜测被证实了，但我仍不相信苏联政府会那么愚蠢，那一定是  

我冷笑一声：“谢谢你上校同志。你的任务可以说是光荣而艰巨。”    

  

吉普车在雪地上颠簸前进，十几分钟后车停在黑龙江边。    

  

上校拿起红外线高倍望远镜向中国一方了望，我想，他也许是等待中共过来  

上校一边观察一边说：“张伯笠先生，我们没有通知中共的边防部队。我们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已经做好被暗杀或长期坐牢思想准备的我没有任何欣  

我不知道。    

  

上校让司机关掉汽车发动机，四周很静，没有一丝风，天气异常的冷。上校  

我同意了。    

  

我伸出手去：“那么再见吧，我不知道我们以后还能不能见面，我把你当成  

他蓦地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他的声音也变得抖颤：“朋友，请你理解我们，  

少校翻译也抱住了我，他的泪水滴在了我的脸上，他只是紧紧地抱着我，一  

我说：“别为我担心。”  

黑龙江像是一条冻僵的龙，横卧在白雪皑皑的远东大雪原。    

  

江面的雪齐腰深，每走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我的身后是苏联，前面是  

前面有一个荒岛，那是一个有争议的岛，中国和苏联都把那岛划入自己的版  

坐在几棵树下，我才回头向苏联方向望去，我以为ＫＧＢ的官兵该开车回营  

可是，我的祖国比他们还专制，而且我这个被通缉的“要犯”又回到法律对  

月亮升起来了，风在树梢上呼啸，我划了十几根火柴，终于点燃了一支烟。  

我站起来，扔掉烟蒂，我发誓，决不让中共抓到我，我要和ＫＧＢ打这个赌！   

  

四个小时过去了，我仍然走不出这个荒岛，我原想从林子中间穿过去，没想  

我环视了四周，不知前面还有多远才能闯出灌木丛。那种感觉就像是民间传  

绕过了荒岛后仍然是江面。    

  

爬过江面后仍然是荒原。    

  

我知道，我现在已经踏入中国领土了，通缉令开始对我生效了。    

  

我不知道公路和村镇距离这里有多远。我又冷又累，最大的奢望就是能找到  

蓦地，我发现了一条十几米宽的江叉子，两岸是密匝匝的江柳，獐狼野鹿在  

路太窄，我不得不像时装表演的模特儿一样把脚走成一条直线。走了近三个  

我看了一下表，已是凌晨三点钟了，我离开ＫＧＢ上校他们已经十个多小时  

就在这时，我发现小路的前面有两盏绿灯一闪，我顿觉毛骨悚然，直觉告诉  

我和那只饿狼相距十几米，互相对峙着，谁也不绕路，但谁也不能前进一步。  

我决定把路让给它，我跳上“战壕”，爬上河岸，折断一只小杨木杆，那杨  

那狼见我让了路，大摇大摆向前走了几步后，又一屁股坐下了。    

  

我原以为它走过去，然后我好继续赶路，但这个无赖却不走了，我也只好有  

我们就这样对峙着，一直到天亮。我不能前进一步，它又不肯后退一步。而  

我在火堆旁睡着了。天黑之后，我吃了几口饼干和雪，在夜色笼罩下继续赶  

已近午夜，我终于走出了这个江叉子。前面是一片宽阔的江面，西边很远的  

果然被我猜中，在江面上走了一段路后，我终于发现了雪橇的痕迹和马的蹄  

鹅毛般的大雪在无声无息地飘落，陆地上的风比江面上的风小了很多，我的  

突然我发现了黑黝黝的房子，屋子上面还有蜘蛛网般的电视天线，我怀疑自  

欣喜之余，我又开始警觉起来，村子里有没有军队或派出所？    

  

我靠近村子，细细地观察，这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渔村，村边放着一  

村东头的路边上有一房舍的窗子里亮着暗淡的灯光，我跷手跷脚地走过去。  

“吱呀”一声，门开了一个缝，一个男人向外望了望，立即想把头缩回去。  

他开门出来，双手捂着耳朵，走到门前看看我：“你吓了我一大跳！哪疙瘩  

我说：“跑小买卖的，藉口水喝。”    

  

他把门开了，喝住要扑上来的凶犬，把我请进了屋。    

  

屋里烧得很热，火墙下的炉子里木头火烧得正旺。炕上盘着腿坐着一个年轻  

主人请我脱掉羽绒服，让我坐在一条白楂的木凳上，我一坐下就再不想起来  

主人烧开了一壶水，给我倒了一满碗，还加了白糖。我向他表示感谢，并拿  

我点头附和，从背包里拿出饼干给他吃，他不吃。我一边喝白糖水，一边吃  

他问我：“半夜三更从哪来，到哪里去？”我告诉他我是做小买卖的，卖衣  

他说，县城离这有两百多里的路程，你这样走怎么行？    

  

我说反正一边走一边卖货，衣服卖完了，还有些电子表。    

  

他要看看货。    

  

我打开破布包，从中拿出二十多块电子表任他挑选，那些表是我逃往苏联前  

这人挑了一块电子表，是戴项链的那种。他问妻子：“怎样？”    

  

他的妻子看了看说：“挺好的，买了吧。挂墙上挺好看的。”    

  

主人内行地说：“这表不能挂墙上，又不是闹钟。这要挂脖子上，吊在胸脯  

我忙附和：“对对，大嫂要是买我只收个本钱就行了。”    

  

那只表我卖了他八块钱。我把其他的表收好，暗自庆幸总算找到了一个合适  

两大碗糖水喝下去，身子暖和多了，我的上眼皮和下眼皮开始打架，困意来  

主人告诉我，离村一里远有公路可到乌苏镇，镇上有旅店，睡一觉第二天可  

我谢了他。又开始向公路移动。公路像是鲤鱼背，中间高两边低，路面光滑  

我正逆风雪走着，发现前边的路旁躺着一个人，一架破自行车扔得很远，大  

按我的经验，他一定是个醉鬼，要不了几个小时，酒力一过，他就会被冻成  

我把他推醒：“大哥，醒醒；大哥，醒醒。”    

  

他翻身坐起，迷迷糊糊地骂：“他妈的，给钱！不够……哥们！”    

  

我说：“大哥，你这样会冻死的。”    

  

他酒有些醒了，跌跌撞撞地爬起来，去捡自行车，车子还没扶起来，脚下一  

我忙走过去，把他拉起来，扶正车子，我说：“大哥，你是去乌苏镇吗？”    

  

他打了个嗝：“嗯哪，咱是乌苏镇……镇民！”    

  

我说：“来吧，咱们一起走吧，正巧我也去乌苏镇。”    

  

他竟然会说谢谢。    

和他一起走，我有了“安全感”。    

  

  

  

  

这条边境的国防公路经常出现军队的车辆和巡逻的车辆，在这午夜时分一个  

那醉汉拉着我跌跌撞撞地走。冰雪常把他滑倒，有时连我和自行车一起被他  

他一边走一边叙述，我听明白了，他姓周，是油厂的工人，一个朋友从他手  

醉汉跟我说他真不知道回去跟老婆怎么交代。老婆很厉害，弄不好连屋门都  

我安慰他：老婆就是老婆，无论她怎么凶，还是心疼丈夫的。    

  

他点头称善，又开始述说他老婆的好处，他说他原来在县城里有一个很不错  

我们边走边谈，渐渐地接近了乌苏镇。乌苏镇靠黑龙江的一边矗立高高的大  

我问醉汉：“大架子上能有几个解放军？”    

  

醉汉说：“妈的，一个没有，那些狗小子早回热被窝睡觉去了，谁在那上边  

尽管如此，在经过大架子下时我仍提高警惕，但是，没有人过问我们，我们  

醉汉问我：“大哥，要不先到我家歇歇脚，明天再赶路，天也快亮了。”    

  

我顺水推舟，同意了，心里不由一阵狂喜，终于有一个可以躺一下的地方了。  

  

穿过一个又一个的小胡同，我们踩着嘎吱嘎吱作响的雪进了一家民宅，那是  

屋子里的灯还亮着，显然是女主人在等自己的丈夫。    

  

  

  

  

果然，当我们进屋时，我发现炕头围着棉被坐着一个俏丽的女人，她杏眼圆  

醉汉辩驳：“钱没要来，他说没钱，我有啥办法？”    

  

那少妇骂道：“钱没要来不会早点回家，死人呐你？这大冷天出个好歹的咋  

她突然发现了丈夫身后的我，停止了骂人，问：“这位大哥是……”    

  

我还没有自我介绍，那醉汉说：“要不是这位大哥，我可真喂狼啦，他看我  

少妇忙起来下了炕，一边把我请上坐，一边埋怨丈夫：“大哥来你咋不说？  

醉汉道：“你像机关枪似的，连气都不让我喘，还怪我……给我们弄点吃的  

我又饥又困，不想再等她去做菜了，便打开背包，取出两盒饼干和一瓶老白  

我发现醉汉的两个儿子已经被惊醒了，他们俩趴在被窝里，露出两个小脑袋，  

少妇给我们热了两盘剩菜，拿了一小碗辣椒酱，我边吃边喝，也顾不得和他  

吃完饭已经是早晨四点钟了，少妇把孩子往中间推了推，在炕头给我腾出了  

当我被叫醒时已是第二天中午了，醉汉摇着我的脚叫：“大哥，起来吃饭。”    

  

我睡眼蒙胧地爬起来，顿觉全身上下像针扎般疼痛，我挣扎下炕，洗过脸，  

我发现，醉汉原来是一个很英俊的小伙子，跟我年纪相仿，我们各自介绍自  

酒逢知己千杯少，我尽量多吃少说，那醉汉却滔滔不绝。无意中他说的一段  

我问他在那打猎睡什么。他说他们睡窝棚。在黑龙江江叉子上有一条野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