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共一直引以为傲的就是 经济的高速发展，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经济发展得这么好，GDP持续增长近三十年，为甚么大陆民众还有那么多的不满？社会反抗会有那么多呢？  

  

二零零八年八月九日, 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应美中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的邀请，在芝加哥华侨文教服务中心发表了题为『近十年中国为何進入社会反抗高峰期？』的专题演讲，详细地分析中国大陆社会反抗事件发生的深刻根源。下面就请您欣赏何清涟女士的演讲。  

我把一九九五年到二零零六年的『中国统计年监』的有关资料仔细算了一下。一九九四年中国财政试行「分税制」，一九九五年正式开始以后，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加 上预算外的收入，就占整个国家GDP的百分之二十多。那么这些年来持续增长，一直涨到现在是百分之三十多一点。这是讲的比例。绝对量因为中国的GDP总量 越来越大，因此政府也越来越富。但是整个国民的工资，这些年来就一直徘徊在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十四之间。但政府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左右是用来养人，叫做「吃饭财政」，就是给公务员提供工资和福利。那么公务员和党政事业机关吃财政饭的总共是七千万人左右,都是靠财政供养。因为中国有党、 政、 工、 青、妇，还有包括新闻媒体、 大学等等，所有的统称为党政事业机关。都要靠(靠)财政供养。  

  

大家算一下，七千万人耗掉了GDP百分之三十的百分之六十，其他的十二亿五千万人只能分享那百分之十二点多的GDP的财富。你想一下这个社会是何等的不平等！  

  

就在这个大背景下，又发生了很多问题。比如政府的高度腐败；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再加上失业问题非常严重。失业问题严重到甚么样子呢？中国政府创造了一个富有 特色的指标叫做「城镇登记失业率」。就是说农村的失业我不算，城镇来登记的我就算；不登记的我不算。所以它的失业率一直就没超过百分之四。但是后来使所有 的人都质疑这个数位，因此从前年开始它就说要和国际接轨。  

  

社会劳动保障部的前部长田成平，他在（香港）媒体上公开讲了中国的失业人口达到 二亿五千多万；城市里至少是五千万。中国十三亿人十六岁到六十五岁的劳动力年龄人口，也才七亿五千万到八亿之间，这样一算就等于是将近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 成年人失业。这种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像去年就有百分之七十的高校毕业生、 研究生找不到工作，今年据说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再一个问题就是「社会认同」。大家从这次奥运举办就可以看出来，跟当年申奥的时候中国人认为这个奥运是自己的事完全不同，这一次民众和政府对奥运的认识和肯 定，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应该说很多人得是盼着奥运出点甚么事；而且一些人要藉着这个奥运要制造一些事情，以便让全世界知道中国的人权有严重问题。那么 中国政府，把毛泽东时代那种由居委会发动人海战术来监控人，看见任何陌生人都盘问的监控手段，又再引入北京。  

  

实际上，中国的改革说穿了就 是一个利益的重新配置过程。那么当它重新配置的时候，就有些人得利，有些人受损。那么最大的得利者集团当然就是官僚集团，还有权贵集团，以及跟他们相联系 的个人。那么最大的利益受损者集团是谁呢？在农村里面这些年来就变成了农民。为甚么呢？就是为了「税费」。  

  

 当时按照中央的精神，「农业税」是由地方政府代征的。它是占农民收入的百分之五，说是不高于百分之五，但是 每年全国增收五百亿的农业税；而地方政府的乱摊派达到三千多亿。也就说是中央政府规定的六倍以上。所以前几年农民的抗争，主要就是为了「税费」的抗争。  

  

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分税制」以后中央和地方形成了不同的税收来源。对于地方来说，这些年来是「土地财政」，就是开发房地産。  

  

在美国出卖土地跟政府无关，政府只是法律的制定者，大家按法律办事就行了。但是在中国不一样，中国政府同时充当了两个角色。对农民来说，他成了「买家」，他 要从农民手里用很低的价格把地征上来；对房地産商，他又成了「卖家」，他用很高的价格卖出去。这一买一卖之间的价格就成了中国的地方财政税收的「支柱」。 那么大概占多少比例呢？多的 占到百分之六十多，像北京、 上海 ；就连房地産业不大发达的像西安这些地方，也占到百分之四十多。  

  

从一九九八年以来一直是这个格局。尤其是到最近 这几年的「土地财政」就更加明显。那么地方政府的官员为甚么热衷「土地财政」呢？除了政府利益之外，还有就是官员个人也要靠这个发土地财。  

  

国家审计署审计了很多部门的贪官以后，最后说了一个比例，中国的贪官腐败案件百分之九十都和土地有关。房地産就成了中国的龙头産业。各个地方都在建城市，把 城市建得很漂亮，但是这个城市建设确实使农民失去了土地 、家园，使城市的居民失去了房子。所以从一九九八年以来的民众的反抗主要是三个类型：  

  

第一，农村农民因失地而反抗  

  

过去十几年来，中国土地减少了近一亿五千几百万亩。农业部的估算是说每失去两亩土地，就等于一个农民没有了土地，因为中国的人均耕地是一点四亩。所以土地减 少了一点五亿几千万亩，就相当于是有八千万农民失去了土地。而中国的农民一旦失去了土地，他就是彻底的「三无」人员。叫做： 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因此这些农民的反抗就非常激烈。  

  

比如四川汉源要修水库而征地，给农民替换的地都是一些不毛之地。山上又没 有水，又是石头，就要人家往里面搬。而且官员又把补偿的征地款贪污了三分之二，每一家人只能得到一万多块钱的补偿。那么大家用完了这一万多块钱，他们喝西 北风都没地方喝，汉源农民就不愿意搬，所以才发生了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万汉源农民抗争的事情。  

  

第二，城市居民因强制拆迁而反抗  

 政府自己从来没有给过具体的统计资料，但是 瑞士有一家「住房与驱离中心」统计过，它公布说：从一九九五到二零零五年，中国总共有三百八十万户城市居民失去了住房。最近这几年别的地方它没统计，但是 它统计了北京，因为北京要办奥运，要「清场」，每个月有一万三千多人被从家园里赶出去。所以它从二零零五年开始一直到二零零七年，两度给中国政府颁发了一 个「严重违反住房权」的「人权奖」，把中国钉在这个耻辱柱上。   

  

大家知道城市里的拆迁户用的反抗方式非常激烈，二零零三年南京的邓府巷 的翁彪自焚，烧死八个人的事件震惊了全国。以后又有不少人选择这种方式。他们希望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引起中央政府的注意。他们有的到北京天安门去采用这种 方式，结果北京市颁布了一个『禁止自焚的条例』。它说这是用自焚、自残的方式来威胁党和政府，所以民众连选择死亡的权利都没有了。  

  

有一个安徽的朱姓农民，到金水桥上跳下金水河，当时没有淹死，他被抓起来，判了三年徒刑，罪名是他用这种方式要挟政府。中国人的处境真的是非常悲惨，这也是中国这些年社会反抗非常厉害的原因。   

  

第三，因环境污染而引发的环境维权  

  

地方政府在挨近城市的地方征地搞房地産开发；在偏远农村的它就引進污染企业，办工业区。所以现在全国到处都是污染。「环境维权」现在已经成为民众维权抗争的主要内容，其数量已经逼近了「土地维权」。  

  

在座的各位啊，你们真的是不了解中国的环境污染严重到了甚么程度。现在是七大水系，江、河、湖、海没有一条是干净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水都是三类水，根本不 能饮用。还有百分之三十的水都是五类水，就是毒水。像淮河流域的水流经哪里，鸭子遊到水里，立刻就死亡。严重时还有人的眼睛被熏瞎。中央政府财政拨款几十 亿来治理淮河，结果越治越污染，钱都不知道用到哪里去了？从二零零六年开始，中国每两天就发生一起比较大的水污染事件。  

近两年在厦门发生抗议的PX专案，在成都抗议的PX专案。它们一个是台商和中央部属企业联合投资的；另一个就是石化总公司在成都直接投资的。这些专案一投资 就导致整个成都市的环境严重污染，所以成都的人民和厦门的人民都集体抗议。这个PX专案在中国大概有十几个，而且都是在中国的好城市。  

中国制造为甚么低廉？中国的鞋子为甚么能卖那么便宜？就是因为鞋使用的原料- 苯是个高污染的原料，但是在中国，政府根本就对这类厂家徵收任何排污费。  

  

这方面，我认为要追究中国政府的责任。因为中国有一个《环境评估法》，其中环境评估的主题就是政府。中国的环保法律到现在五个立法渠道，一千七百部法律。全 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多关于环保的法律、 法规。中国有一个环境评估法，其中环境评估的主体就是政府。中国的环保执法机构，中央有环保局；省里有环保厅；地方都有环保局，县、市都有。  

  

那么环保局部门的职能其实就是两条：一个是企业投産前進行环境评估；另一个就是企业投産后环境监测。但是环境评估报告他们基本上都是做假的。环保部门有个说 法针对三种状况：一个叫做先上车后买票，就是企业先投産，投了産以后做个假的评估补上去；一个就是不补票，就是干脆逃票了；还有一个就是边上车，边买票。 就是一边建厂，一边申报。  

  

比如福建屏南，屏南那个地方本来是穷，但是山清水秀，非常美丽。结果有一个国家扶贫专案進去了，然后县政府成了 那个专案的大股东，占了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股份。在那里投産半年以后， 山上的竹子全部死光了，以后村里的村民得癌症接连死去的不少。村民要求化验，当地环保部门不给他们化验，他们就自己花钱千里迢迢找到别的地方去化验，但结 果当地法庭不予采信。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个教授，带领他的学生来做环保顾问，全国有五十多家媒体登了这个消息。结果打了三年官司。他们要求赔偿二千多万， 并要求这个厂搬出去。打官司就花了二百多万，最后赔偿多少呢？赔偿二十万元。而且厂里说，不搬出去，因为这是扶贫专案，你们很穷，还要继续扶你们。  

  

现在糟糕在哪里呢？糟糕在这个政府一点進步都没有，还停留在毛泽东时代、 邓小平时代那种强权政府的思维，习惯用政治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对付民众的维权要求。而民众倒是慢慢地有了纳税人的概念，有了维护权利的概念，希望通过法律诉 讼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政府有办法让当地的法院不接受他们的投诉，不给立案。就算是有法律教授愿意给这些村民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又找到一些NGO（非政 府组织）给他们提供钱，帮助村民打官司，但是打了几年以后，用在打官司上的钱比他们得到赔偿的钱还要多得多。  

  

因为中国政府是党管一切，就 是立法、司法和行政都是由党来管。像屏南那个专案政府有百分之三十的股份，每年在那里还拿一千多万的税收，他根本就不顾及那个地方老百姓的死活。我分析了 二十多个环境维权案例，最后发现地方政府都是元凶。不是官员在那些污染企业个人有股份，就是它（污染企业）是当地的税收大户。所以老百姓的死活他们是不管 的。  

二，环境污染造成使得中国的食物不再安全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导，全国现在有百分之十的农田已经受到了污染。这一亿五千万农田之所以受到污染，除了使用化肥外，还有污水排放；堆放固体垃圾等原因。更严 重的是这一亿五千万亩中间有百分之三十八的农田是重金属污染。农田被重金属污染以后是不可治理的，除非把表层的土翻了埋到地底下几丈深，要不然那个放射性 等有毒物质 都会上来。  

三，环境污染使得中国人的工作环境不再安全  

  

根据国家卫生部透露的资料，中国是世界上职业病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涉及有毒、 有害品的企业超过一千六百万家，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人数超过二亿人。其中有两个职业病集中的重点人群：一是一亿名在中小企业就业的农村的农民工；二是一 点三六亿名在乡镇企业从事工业劳动的农村劳动力。  

  

应该说跨国企业，包括台商投资的企业都有污染，但是确实没有成为污染的主体，主体还是中国人自己的企业。  

  

中国百分之八十三的乡镇企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职业病危害；百分之三十四的乡镇企业劳动者接触尘毒有害作业，职业病发病率高达百分之四点三七。中国现在每年增 加的尘肺病人是一万例，现有四十四万人患有尘肺病。这些人的肺早就已经结了一层厚厚的壳，必死无疑。环境污染造成中国人的工作环境不再安全。  

  

 四,中国人的居住环境不再安全  

  

 因为工厂的污染造成尘肺村、中毒村 、癌症村，这样的村在中国有很多，而且是遍布长江流域和几大湖区。河北、 河南、 安徽、 湖北、 浙江都出现了癌症村，这是由于他们的饮用水出了问题，附近有污染企业。像河北有一个叫做涉县的地方，癌症发病率是全国平均发病率的几十倍，被叫做「死亡之 区」。环境污染是严重影响了 民众的身体健康，导致这个死亡率上升。  

  

 在国内时我到过贵州，贵州有个地方采用土法炼铅，污染整个山，周围几十公里都已经是光秃秃的，树木都死了。当地人每年的收入倒是增加到一千几百块，但是他们不能喝那里的水，不能吃哪里生産的粮食，要花高价到外面去买。当地 乡政府官员还跟我说，我们穷啊，没办法啊，等等。但是当地乡政府官员都不住在那里，都住在县城里面去，所以农民在那里忍受污染。所以我认为，这么一帮子当 官的实在是丧尽了良心。就是为了他们的政绩，为了他们个人的利益，可以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哪怕是你今天活着明天要死，他都不管。   

  

大家可能要问：中国的官员为甚么不关心这问题？他不是也住在这个地方吗？我在回答日本记者和美国记者时说：你们一定要注意一个现象，中国的资本外逃率是世界上 最高的；中国的精英群体是最喜欢移民的。跨国企业在中国贿赂中国的官员，其中六种新方式中有三种都和移民有关。一种就是给他们的子女提供在海外留学的机 会；一个就是帮助他们的家属移民；还有一个就是海外的公司里面给他们设置股权。他们都是不打算在中国呆的。  

  

山西的煤老板跟官勾结在一起， 发了财以后，都不在山西住了，他们都到北京还有沿海的地方买房子了。我曾经到过山西的阳泉，那天他们阳泉煤矿的一些领导人请我吃饭，结果在座的八个人中间 每个人的子女全部都在英国或者澳大利亚读书，家里有的就移民了，他们自己并不准备住在那里，所以 那个煤矿怎么样乱采都跟他们没有关系。  

  

中国正因为有这些问题，所以中国贪官污吏才可以不对自己的国土负责。他们把这个国家就当作自己一个敛财的地方，纷纷到海外去在建设自己的新家园，贪污的钱几辈子都用不完 。  

  

第四,「洩愤型」反抗  

  

从一九九八年以来的反抗,除了农民因失地反抗;城市居民因拆迁反抗;民众的环境维权这三大类之外，还有了一类反抗就叫做「洩愤型」反抗。因为前三类维权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大家积累的怨恨很多，所以遇到一点事件就很容易形成一种突发性事件。  

  

比如今年（2008年）的贵州甕安事件，就是因为一个女中学生被害死，死因不明，最后导致当地民众几万人冲击政府、烧政府大楼，包括附近县城的人都赶来了。 这么大一件事，你要说这些人有一个统一的目标吗？他们跟这个学生无亲无故。『南方周末』去采访那个新上任的官员，他最后说了一句真话，他说其实就是长期以 来仇官、仇警、仇富这三个情绪的积累。「仇官」，就是仇恨政府；「仇警」，就是因为警察作为镇压工具，常常是在第一线去镇压民众，大家心里对他们积累了仇 恨；「仇富」，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些富人，尤其是那些边远地区的富人，基本上是依靠权势发的财，所以呢归根结底，就是仇恨现存的政权和政治制度。  

  

 一句话，就是中国的社会公共政策塑造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个经济增长模式又掠夺了老百姓的生存资源，所以 他们被迫反抗。那么这种反抗有没有退让的馀地？没有，民众的愤怒可是到了极限。  

  

大家都知道，杨佳是一个北京青年，在上海受到不公正待遇，去上海杀警察，一连杀了六个，结果中国的民众一边倒的称赞他是英雄、 大侠，没人同情那些警察，说警察是如何如何的该杀。有一个警察的妻子感到非常委屈，她开了一个博客，介绍他丈夫平常的工作，还有为人怎么低调。最后她说， 他们也捐过款帮助过贫困地区的人等等。她问，为甚么大家要对她的丈夫被杀叫好，她感到很受伤害。有人就写文章说：大家仇恨的不是你丈夫这个个体，而是仇恨 你丈夫代表的这个制度。这个话是说对了。  

信访部门和上访部门只能接受投诉，它没有处理的权力，还得发回地方政府处理。而 这些访民很多控告的就是地方政府，这就等于狼吃了羊，羊到兽王那里告状，然后兽王就把羊重新放到狼那里去寻求公正，让狼重新审理一遍。所以，这就是为甚么 中国的冤案那么多的原因。多到甚么程度呢？有一个调查统计，只有千分之二的访民经过持续不断的上访，最后得到了一个说以前处理错了的结论。还有千分之九九 点八的人，经过十年二十年家破人亡的上访，最后甚么也没有得到。所以上访就成了埋葬上访者的一个大坟场。  

他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再跪着求甚么公正了，永远等不到那一天。你们但凡还有一点血性，就去杀了给你们制造不幸的人。作为一个教授按道理不会这样讲，他也是因为看到太多的不幸、太多的冤案。  

  

《纽 约时报》一个叫杜斌的记者拍了一本摄影集，他拍了整整三年，记录了无数个冤案的故事，非常悲惨，这本图文集叫做《上访者：中国以法治国下幸存的活化石》 （The Petitioner:Living fossil under Chinese Rule by law，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年出版），萧瀚那篇文章就是为这本书所写的《序言》。  

  

我讲过一个政治笑话，这个笑话可能你们在座的人也知 道。这还是讲江泽民时期，江泽民不是喜欢去访贫问苦嘛，他到湖北去访问一个农民，跟老农民嘘寒问暖了以后问：你们还缺甚么呀？这个老农民回答说：「我们甚 么都不缺，就缺陈胜吴广」。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连反抗的心都有了，就缺一个人来带领我们闹事。  

  

现在不是冷兵器时代了。如果是冷兵器时代呢，官府也不过是拥有锋利一点的长矛大刀等十八般兵器。而民间就用刀子，菜刀甚么的对抗。现在中国有核武器等，全都「武装到牙齿」，老百姓根本就没任何反抗馀地。  

  

所以全国现在的群体性反抗，有的地方也真是拼了命来。就像最近新疆有两个穿着警服的人去砍警察，他们知道自己必死无疑，无非是希望新疆的民众，少数民族的一 些诉求被国际社会关注。因为遭到体制暴力的压力是每个人都承受到的，有的人承受力大一些，有的人承受力不大，加上一些个别事件，就导致很多人産生报复情 绪。但是这种报复是一种不定向的报复，像杨佳这样寻找施害者报复，这种人比较少。很多人就是随意发泄，祸及无辜者。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章，叫做《为甚么中 国暴力蔓延》，还有中国社科院一个教授姓唐的也写过一篇文章，分析了暴力蔓延的根源。  

  

我记得我在深圳时，有一个小青年在严打的时候被杀。 他就是因为从农村来找工作，到深圳来投靠老乡，没投靠到，钱用完了，走投无路就在街上抢了一个女的包，那个女的其实没带多少钱，身上大概就是几十块钱吧。 那个女的吓得尖叫，他一着急就拿刀子把那个女的杀了，正好碰到「严打」，因此就被判死刑。  

一个政府如果没有政治信任，就等于没有了统治合法性。政治信任包含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民众对自己所属国家的认同，就是爱国等；第二个层面就是对政府的认同，其中就包括对国家机构的认同等；第三个层面就是对领袖个人的认同。  

  

应该说共产党统治了五十几年，认同程度最高的时候就是四九年把国民党打到台湾去了那一段时期。那个时候的政治信任是三个层面都有。然后就是毛泽东以后就不断 地搞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后来又是大跃進、三年大饥荒、文革等。到最后，对领袖的认同到毛泽东去世以后差不多流失得没了，但是大家对这个社会主义制度还相 信。然后邓小平搞改革，邓小平就用「发展就是硬道理」；然后再许诺「先富带后富」，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让大家都觉得只要国家发展 了，我们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涓滴效应」──发展经济学有一个名词叫做「涓滴效应」，好比水如果不断的往下面流，一滴一滴往下渗透，土壤就湿润了。那么 发展也相同，尽管百姓这时候不受益，但是国家富了你们慢慢地也会享受到「涓滴效应」。  

  

但老百姓现在发现，富裕跟自己无关。国家是越来越富 了；官也越来越富了；但他们也越来越穷了。像农民现在不是被迫去卖血，就像河南的爱滋村；要么就是把自己的女儿送去做妓女。现在连苏州这种地方都有很多下 岗女工 被迫去卖淫，而且卖淫的价格低到了十块钱一次，是十块人民币，不是十块美元啊。他们这些人都是做人母亲、为人之妻的人，被逼到这个地步。苏州是甚么地方？ 苏州只要不发生战乱，在历朝历代都是中国寸土寸金的地方，居然被逼到了这个样子。  

  

从这个政府来说，它习惯了过去那种政治性控制的方法；它 不习惯考虑老百姓的生存权利。他认为我政府的权威很重要，我的利益很重要，还是那种个人利益需要服从国家利益的逻辑。中国的所谓「国家利益」跟「公共利 益」其实就是党的利益的两种表述，叫做：公共利益是个筐，甚么烂东西都往里面装。它要侵夺老百姓，就把「公共利益」这块牌子扛出来，要老百姓给它让路。  

  

十年前我的《现代化的陷阱》出版的时候，当时中国的人都认为我很悲观。现在我有时在国内的网站上看到一些讨论我这本书的文章，都说十年前看这本书的时候，他 们觉得悲观，现在才发现是惊人准确地预测了中国的现在。他们调侃说，其实中囯共产党就是按照她书中讲的那个路线发展下去的嘛。其实那个路线不是我提出来 的，我只是归纳并预测会是这样。还有人给我留言说，何女士啊，你当年看到的「陷阱」是越来越深，我们都爬不出来，怎么办呀。这确实是个大问题。  

  

我有一个很悲观的预测。共産主义革命实在是人类历史上一大悲剧。一个国家凡是被共産政权统治了多少年，这个国家要想恢复到共産统治政权以前的状态，或者是正 常的状态，可能也要花同样的代价。现在看到，原发型的共産主义政权，如前苏联，就是现在的俄罗斯，它不是也在反反覆复嘛。但是其他国家，像捷克、波兰，他 们就走出来了。我曾经去过一趟德国，你别看西德面积比东德大，西德当时也算是很先進的，但是统一了一个东德,，直到现在带来的矛盾和摩擦还是非常大，留下 的后遗症也非常多。从社会主义制度转型（到民主制度）是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我觉得有两个基础条件中国更特殊：一个是人口。没有哪个国家背 了中国这么大的人口包袱。还有一个就是资源短缺。以前毛泽东总爱夸口「中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这些年把「地大物博」删掉了，知道已经不「地大物博」了。 「人口众多」现在也变成了包袱。但是仅仅是经济危机还暂时不会促使共产党的倒台。因为共产党这个政府 确实是一个「全能」政府，它控制资源的方方面面。但是有一条，危机毕竟是危机，就算它不倒台，它也是面临危机。  

  

我在中国的一些朋友讲，中 国政府现在就成了一个危机处理者。你们大家去中国的网站看一下就知道了，从前年开始，中国政府就责令各级地方政府制定各种应急预案，如医疗事故应急预案； 环境危机应急预案；突发事故应急预案等等，还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办公室。就是因为各类社会反抗事件特别多。  

最后我问他，如果要选日本首相，如果你们日本首相的子女都拿了美国绿卡，随时准备开溜，你们会不会选这样一个人做你们的首相呢？ 他说，那我们不会选，我们要选一个能对我们负责任的人。我说，你们既然不选这样随时准备开溜，而且有贪污嫌疑的人做你们的首相，那为甚么要中国人忍受，中 国人也不能忍受这样的人做自己的国家领导人。  

  

我觉得中国人对这个政府确实不应该再容忍了。对海外华人来说，哪怕你再认同这个政权，至少应该知道腐败是不好的，在这一点上也应该反对现任政权所作所为。  

最新一期《了望》周刊发表记者的分析文章说，二零零九年有可能成为「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年。中共党总书记胡锦涛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在纪念中共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发言时，呼吁民众「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  

  

何清涟女士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说： 中国的未来，既不由当局者「不折腾」的意志决定，更不由一心想「告别革命」的知识精英们决定。被中共反覆「折腾」了几十年，如今又被挤压到生存边缘的底层 民众，对政府的失望，对生活的无望，以及对前途的绝望，使得他们不得不走上「折腾」之路。可以预见如果中共当局继续抱持「不折腾」的政治固守之僵化态度， 那么中国大陆最后必然陷入翻天覆地的大「折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