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就拿今年入围奥斯卡的这些电影来说,大部分是要通不过我们的审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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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草民看来,自己遭遇的是覆盆之冤、奇耻大辱,不伸冤不足以告天地父老。但是在老爷眼中,自己克尽厥职、兢兢业业,实在不明白这些草民为什么要去京城告状,给自己找麻烦,添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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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这一次的事件会不会成为转折点。无论如何,如一位网友所言,还没等我们把病毒检测明白,病毒就先一步检测出了体制的优劣、干部的水平、商家的良知、专家的素养、医者的操守,以及民众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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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隔离,你可以给我搭个帐篷,哪怕在地里,在郊外,我不怕冷,但是不要把我跟确诊病例的亲密接触者关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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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台北飄著冷雨。我們臨時利用手中的材料在自由廣場搭建了靈台,紀念李文亮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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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幸存者的最后责任。用自己的语言而不是他们的语言记忆,拒绝使用符合他们道德审美的词汇比如“正能量”,不哼唱他们的旋律,唾弃他们诗歌朗诵的韵律。不主动遵守他们的规则,比如不主动把水杯交给地铁安检员。不被系统异化,也是一种抵抗的方式。用我的身体和我的语言作为记忆的载体。剩下的就是我的生命,我的经验,我全部的故事,都属于我自己,也留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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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婷回应称,回乡前,武汉看起来“一切正常”,很少有人戴口罩,人们正常逛街、购物。接触到的有限信息让他们对疫情没有一个清楚的判断,刘婷甚至听说,有人传谣被抓,“我们以为就只是单纯的肺炎,没放心上”,刘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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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好大喜功、把丧事当成喜事办的官员,还要在台上丢人献丑搞到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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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这篇“谣言”会埋没在众多“真正”的声音中,但是没有关系,李文亮告诉了我一句话。“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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